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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苏联的政治中心历来是在欧洲，因此，它在传统上被公认为是一个欧洲国家。
不管苏联洲国家。
亚非国家不邀请苏联参加亚非会议，是理所当然的。
早在十年前科伦坡五国筹备第一次亚非会议的时候，在联合国没有被邀请参加亚非国家集团，它也没有要求参加亚非国家集团。
——中国政府对待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立场，是有原则的，是一贯的。
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的首脑会议。
既然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它就当然不应该参加这个会议。
这是原则。
我们信守这个原则。
我们这种原则立场决不因了会，已经作了结论，达不成一致协议，不请联参加了。
如果苏联领导人对亚非国家还有一点尊重的话，那么，力图推翻这个结论。
——为了加强亚非团结，为了准备开好第二次亚非会议，亚非国家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们恳切地希望苏联领导人克制一些，不要把中苏争论强加在亚非国家头上。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苏联政府向中国送交了一个关于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的声明。
这一声明也发给了其他亚非国家，并且已经在五月四日正式公布。
苏联政府在这一声明中，对雅加达会议没有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一事横加指责，对与会国家特别是中国领导人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和无礼的谩骂。
中国政府不准备用同样的语言回敬苏联政府。
谩骂不能代替讲理。
苏联政府的声明讲出一点象样的道理没有呢？
很遗憾，文章不短，道理毫无。
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苏联是亚洲国家，一定要参加亚非会议；
如果不同意它参加，就是“分离”反帝力量，它就要进行“回击”。
这番话的出发点是错误的，逻辑是荒谬的，结论是可笑的。

苏联政府声明用很大的篇幅大谈苏联地跨欧亚两洲的事实，其精彩语言有：苏联“三分之二的领土位于亚洲大陆”；
苏联“是最大的亚洲国家”；
“苏联约占亚洲领土的百分之四十”；
“苏联的亚洲部分几乎超过整个中国领土的一倍”；
“在苏联的亚洲部分的广阔土地上，可以容纳得下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日本等所有这些亚洲大国”。
听起来真有点吓人。
可是，讲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因为苏联的亚洲部分可以容纳得下所有亚洲大国，它就具有压倒一切亚非国家的发言权了吗？

领土大吓不倒人，吓不倒任何一个亚洲国家或非洲国家，哪怕是最小的亚洲国家或非洲国家。
谁也不否认苏联地跨欧亚两洲的事实，苏联的领土是由欧亚两部分组成的。
但是，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
不能因为苏联地跨欧亚两洲，就说它有两个政治中心。
更不能因为苏联的亚洲部分比欧洲部分还要大，就说苏联的政治中心毋宁是在亚洲。
诚然不错，苏联三分之二的领土是在亚洲，但是，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将近四分之三的苏联居民是在欧洲。
尤其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苏联的政治中心历来是在欧洲，因此，它在传统上被公认为是一个欧洲国家。
不管苏联亚洲部分的领土多么大，都不能使苏联变成一个亚洲国家。

亚非国家不邀请苏联参加亚非会议，是理所当然的。
早在十年前科伦坡五国筹备第一次亚非会议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定论。
当时，不仅苏联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被邀请参加在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就是苏联的亚洲加盟共和国也没有被邀请参加。
万隆会议的发起国之一印度的前总理尼赫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在雅加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指出，“苏维埃亚洲部分未被邀请，因为在政治上它是一个欧洲单位即苏联的一部分”。
这是完全正确的。
当时，苏联政府并没有反对万隆会议发起国的这一决定。
苏联支持第一次亚非会议，但是，并没有要求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
苏联的这种态度无疑也是正确的。
第二次亚非会议是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继续。
苏联领导人究竟有什么理由认为第一次亚非会议可以不邀请苏联参加，而第二次亚非会议非邀请它参加不可呢？
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苏联领导人改变了态度呢？
难道苏联的首都已经从莫斯科搬到海参崴，苏联的政治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亚洲，苏联已经从一个欧洲国家变成一个亚洲国家了吗？
十年来，世界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是没有的。
同十年前一样，苏联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
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苏联在联合国没有被邀请参加亚非国家集团，它也没有要求参加亚非国家集团。
这些都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中国政府对待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立场，是有原则的，是一贯的。
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的首脑会议。
既然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它就当然不应该参加这个会议。
这是原则。
我们信守这个原则。
我们这种原则立场决不因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如何而动摇。
一九五五年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是很好的。
但是，当时我们并不因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好，就主张苏联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
现在，我们不赞成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也决不是因为中国同苏联的目前关系比较不好。
相反，即使在目前关系比较不好的情况下，如果苏联一旦遭受帝国主义的进攻，不论这种进攻先从欧洲部分开始，还是先从亚洲部分开始，中国人民一定会同苏联人民站在一起，肩并肩地对敌作战的。
而且中苏两国关系总有一天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好起来的，即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仍然不会赞成苏联参加亚非会议。
我们的立场是无可指责的。

要参加亚非国家的首脑会议，首先必须是一个亚洲国家或者非洲国家；
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什么都谈不上。
这是最起码的逻辑。
苏联既然是一个欧洲国家，关于苏联应不应该参加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任何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
可是，苏联政府的声明却用了很长的篇幅，诬蔑中国犯了什么“种族主义”、“分离”反帝力量、建立自己的“霸权”等种种罪恶。
苏联政府的声明竟然堕落到如此信口开河、语无伦次的地步，实在令人吃惊。

我们要问苏联领导人：你们说，我们“把种族特征提到首位”，“诉诸种族主义色彩的理论和思想”，“强调种族差别”，“煽动种族偏见”，你们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你们听谁说过，我们不赞成苏联参加亚非会议，是因为“苏联的大多数居民是白种人”呢？
我们还要问你们：我们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究竟是在提倡一种什么样的种族主义？
是黄种主义？
是黑种主义？
是黄种人和黑种人团结起来反对白种人？
你们应当知道，亚非国家不是一个种族概念，在亚洲和非洲也有白色人种。
参加雅加达会议的就有不少白种居民占多数的国家。
你们这种不顾事实的说法，是不能取信于人的。

亚非国家是各不相同的。
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有的参加了军事集团，有的没有参加军事集团。
但是，所有这些差别都不能抹煞这样一个根本事实，那就是：几乎所有亚非国家都有着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共同经历，都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各自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
这个共同点是亚非团结的政治基础。
在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已经把这个共同点肯定下来，成为有名的万隆精神。
第二次亚非会议就是要继续发扬万隆精神，使情况各不相同的亚非国家求同存异，以这个共同点为基础，加强团结，进行合作。

苏联不参加亚非会议，一点也不妨碍它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亚非国家团结反帝事业作出真正的支持。
无条件地支持亚非人民的团结反帝事业，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作出了这种支持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苏联政府声明吹嘘自己对亚非人民的共同斗争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并且断言，不同意苏联参加亚非会议，就是“分离”和“削弱”反帝力量。
这真是一种奇谈怪论。
支持亚非人民的斗争的国家很多，苏联领导人是不是认为只有所有这些国家都参加了亚非会议，才是不“分离”或“削弱”反帝力量呢？
但是，请问，如果都参加了，亚非会议还成其为一个什么亚非会议呢？
再说，不断鼓吹要同帝国主义头子合作的苏联领导人，究竟代表着怎么样的一种“反帝力量”呢？
苏联政府声明的这种自我吹嘘和虚声恫吓，既不能帮助苏联参加亚非会议，也不能为苏联领导人增加什么光彩。

雅加达会议根据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求同存异和通过协商求得一致的原则，对邀请苏联参加的建议，没有达成协议，这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更用不着暴跳如雷。
可是，苏联领导人说，中国和其他亚非国家不同意苏联参加，就是中国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亚非国家中建立自己的“霸权”。
中国对待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
中国代表团在雅加达会议上尊重所有与会国家、坚持和解和团结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建立自己的“霸权”等等帽子，是扣不到中国的头上的。
苏联领导人企图挑拨其他亚非国家同中国的关系，是徒然的。
你们这种诬蔑、谩骂和挑拨，不管重复多少遍，也都损害不了中国的一根毫毛。
可是，人们不免要问一问苏联领导人：你们这样疯狂地攻击中国，把事情说成好象雅加达会议是中国一手包办的，你们眼睛里究竟还有其他亚非国家的存在没有？
你们究竟要把中国以外的其他二十一个参加雅加达会议的国家置于何等地位？
二十几个亚非国家聚在一起开了会，已经作了结论，达不成一致协议，不请苏联参加了。
如果苏联领导人对亚非国家还有一点尊重的话，那么，就应该该先尊重亚非国家的这个结论，而不应该指手划脚，横加干涉，力图推翻这个结论。
苏联领导人应该冷静地想一想，你们这种态度同西方国家对待亚非国家的态度究竟还有什么差别。
你们的态度竟是如此，那么，你们硬要挤进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居心何在，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苏联政府在声明中气势汹汹地说，它要对不同意它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进行“回击”。
好吧！
把你们的“回击”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你们可能觉得你们自己很了不起。
但是，在我们看来，你们采取这种态度，最终只能使自己成为笑柄。
亚非国家虽然穷，困难很多，但是，亚非国家是有骨气的。
亚非国家听任旁人摆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们奉劝苏联领导人还是不要采取这种态度的好。

中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我们不怕同苏联领导人展开争论。
但是，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努力使这种争论不使亚非国家为难。
因此，我们等了一个多月，才回答苏联政府的声明。
我们的回答是迫于不得已的。
如果苏联领导人还是喋喋不休地重复过去一个月中说过的老一套，而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展，恕我们就不再答复了。
这样纠缠下去，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为了加强亚非团结，为了准备开好第二次亚非会议，亚非国家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们恳切地希望苏联领导人克制一些，不要把中苏争论强加在亚非国家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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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元帅，应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将于六月一日到达北京。
首都各界人民准备隆重热烈地欢迎也门贵宾。

作者：李天佑卞福生作义阮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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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团政治委员马海臣，在学习和推广廖初江的经验中，以身作则，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边学边做，改进了领导方法。

马海臣反复研究了廖初江“带着问题学”的具体经验，对照了自己的学习情况，深深感到：不带着问题学，就学不起来，就不能解决问题，就达不到学习目的，就不能坚持学下去。
要组织好部队的学习，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马海臣分析了本部队四好运动的情况，感到在领导方法上存在着一般化的毛病。
他反复学习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扎扎实实到三连蹲点。

三连连续三年没有评上四好。
过去，团里曾先后派过十二个工作组到三连帮助，马海臣和其他领导干部也到过三连，但是，三连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这次，他决心蹲在三连，实行“五同”，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了解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通过亲自实践，马海臣发现三连的根本问题，是把任务放到第一位，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二位。
接着他反复钻研《矛盾论》的有关章节。
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启示下，他积极培植三连的内在力量，帮助连队干部提高对坚持四个第一的认识，组织连队干部带着问题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使三连干部找到了连队的主要矛盾和薄弱环节，并引导他们抓活思想，把郭兴福教学方法运用到技术训练中去。

马海臣又总结和表扬了通信连和技师赵润起、副班长王书洪运用廖初江的经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事迹，进一步在全国推广了廖初江的学习经验，使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深入了一步。
后勤机关学了廖初江的经验，带着问题学习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人民服务》以后，主动送货下连，受到了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

马海臣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实际行动，给了全团干部、战士很大的影响。
最近，这个团举办了运用廖初江经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展览会，大家从马海臣的学习笔记中看到他刻苦学习、学以致用、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精神，深受感动。
（李天佑、卞福生、作义、阮沾）

作者：潘孟贤胡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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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团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中狠抓训练质量，防止图形式走过场的现象发生，取得了比较扎实的成绩。

第一季度训练开始不久，班长们在教学中曾一度出现讲得多、问得多、练得少等缺点。
团里发现后，立即召开会议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对郭兴福教学法的精神实质认识不深不透；
同时大评比搞得过多，而又没有侧重评过硬功夫；
还有班长们没有实战经验，领导上又缺乏具体帮助。
针对这些情况，团里重新讲解了郭兴福教学法的精神实质和学习郭兴福的目的，并且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1）少搞大评比，适当地搞些小评比。
（2）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具体指导。
从四月下旬以来，团长盖玉贤带头，各级干部有计划地下班跟班作业，发现问题就地帮助解决，发现“尖子”当场加以培养。
（3）加强分题教练，少搞综合作业，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过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力避做了一大段动作，再提出一大堆缺点的做法。
（4）结合“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发动新老战士预习新训练科目，使战士们带着一定的知识或问题进入操课。
（5）对待战士要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战士累了要适当安排休息，对体弱的同志要适当照顾。

这个团实行了这些措施之后，训练质量节节上升。
例如新战士学会对小坟包的利用，去年需八至十小时，现在只需四五小时，而且动作熟练。
第一练习射击，全国总评优等，投弹平均增长四米多。
（潘孟贤、胡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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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新华通讯社今天发表联合声明，严重抗议巴西当局非法监禁九名中国人员并且捏造罪证企图把他们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阴谋。
声明指出：九名中国贸易和新闻工作人员被巴西当局无理逮捕和拘禁已将近两个月了。
尽管这个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侵犯基本人权的罪行已经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巴西当局在美蒋特务分子的策划下，仍在进一步捏造种种荒谬的“罪证”诬陷中国人员，阴谋把他们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以便对他们进行更严重的迫害。

巴西当局本来应该立即释放这些清白无辜的中国人员，但是它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挑唆下，继续长期拘禁被非法逮捕的中国人员，力图无中生有地加罪于他们。

现在全世界都看到：巴西当局尽管长期以来找不到任何证明中国人员犯罪的证据，却在采取蹂躏正义和人权的、不能容许的手段，利用美蒋特务机关的低劣的假货色，硬要给中国人员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并且把他们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企图利用军事法庭的专断性质，使中国人员处于无法辩护的境地，而任意摆布他们，从而达到陷害他们的罪恶目的。

我们再次严重抗议巴西当局这种蓄意迫害中国人员的行为，并且严正声明，对中国人员的任何审判，尤其是军法审判，都是毫无根据的、非法的，对他们的任何无理的判决，都将是绝对无效的。
被非法逮捕的中国人员是从事正当的、和平的民间活动的，他们根本不是军人，也不是处在作战地区之内，更没有任何理由把他们交付军法审判。
任何这类审判都将构成对国际法准则和基本人权的严重破坏和侵犯，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巴西当局如果坚持这样做，就必须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必须指出，巴西当局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行动，不论它玩弄什么法律程序，提出多少荒唐借口，也绝对不能改变它们的非法性质，而只会暴露它置国际法律和正义于不顾、一意追随美帝国主义敌视中国人民的面目。

不容忽视的是，在巴西当局栽赃陷害中国人员并宣布对他们要进行军法审判以后，美国宣传机器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报刊却大肆渲染，制造迫害中国人员的空气。
合众国际社五月十三日的里约热内卢消息中还援用巴西当局人士的话说，“这些中国人如果被判犯有间谍罪，就将在这里服刑，或者特被引渡到福摩萨（台湾）去。”
蒋介石集团也公开扬言要把中国人员劫往台湾。
台湾报纸还刊登了蒋介石集团“新闻局”供应的中国人员在狱中的照片。
人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国际政治阴谋的背后策划者是谁，他们追求的是甚么。
巴西当局应该认真考虑它在美帝国主义这个敌视中国人民和破坏中巴两国人民友谊的阴谋中扮演甚么角色。

栏目：社论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孩子们的节日。
我们除了对孩子们表示衷心的祝贺而外，想着重和负责教育孩子的同志们，特别是家长们谈谈关于儿童教育的问题。

我国人民正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这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革命事业。
要完成这个事业，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仅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而且还需要我们的后代继续努力，把革命担子担当下去，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主席向我们指出了一条教育后代的正确的方针。
就是说，要把孩子们培养成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有坚定的立场，有很高觉悟的接班人；
热爱劳动，热爱集体，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的接班人；
努力学习文化科学，有专业本领，有创造精神的接班人，努力锻炼身体，有强健的体格，能吃大苦耐大劳的接班人。
只有这样的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将来才有可能继承和保卫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接班人，需要多方面的教育，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
树不修不直，苗不育不长，孩子们不教育，也不会“自然红”起来。
离开了教育，即使家庭出身再好，也不可能自发地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
离开了教育，父母是革命的英雄，儿女也未必就是革命的好汉。
在许多方面的教育中，家庭教育又占着一种特殊的地位。

家庭教育的作用，不是其它方面的教育所能代替的。
一个人的成长，首先受到的是家庭的影响。
孩子们的第一个“老师”，就是他们的父母。
孩子生活在家庭中，受家庭的影响最深，即使离开家庭，也仍然和家庭有着密切联系，仍然受着家庭的影响。
家庭教育搞好了，可以为孩子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可以巩固学校和社会教育的成果，可只有力地配合学校和社会的教育。
如果家庭教育不当，就会给孩子以不良的影响，甚至会抵消学校和社会教育的作用，既害了孩子，又不利国家。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不仅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革命前辈和革命后代的关系，做父母的不仅要抚养子女，更重要的是把他们教育成为革命的继承者。
每一个父母都应该看到自己的责任重大，积极正确地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教育。

家庭教育的目标，应当和学校、社会教育的目标相一致。
要在日常生活中，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孩子，也就是用阶级观点、革命观点、劳动观点、集体主义的思想、艰苦朴素的思想教育孩子。
应该让他们知道，旧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苦难；
让他们知道，为了求解放，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进行了多么艰苦、多么英勇的斗争。
这样，才能使他们懂得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才能使他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和毛主席，更加憎恨阶级敌人。
我们的同志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干部，自己的经历，就是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传统教育的活教材。
常常给孩子们讲家史、讲革命斗争故事，和孩子比比童年，这种现身说法的教育，对孩子会有更大的说服力和更深的感染力。
我们要从小就培养子女的革命思想，让他们从小就向往着做一个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伟大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伟大祖国的保卫者。

孩子们不仅听父母的“言”，而且仿父母的“行”。
因此，身教有更重要的意义。
不要以为只是同子女谈话，开导他们或嘱咐他们的时候，才在做教育的工作，父母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在教育着子女。
你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待人，如何律己，如何处理公私关系，如何处理家庭生活中的问题，一言一行无不在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作父母的言行一致，革命干劲很足，事事自己动手，艰苦朴素，刻苦学习，平等待人，那么在你的影响下，孩子就会养成热爱劳动、勤俭朴素、团结友爱、努力学习的好习惯。
如果自己落后于时代，又怎么能够担负起教育子女的任务，培养出革命的接班人来呢？
教育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自己首先就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因此，要教育好孩子，对自己来说，又是一个不断努力改造的问题。

部队的孩子不少是随着父母住在营房里，和工农群众接触很少，日久之后，对工农群众的感情会慢慢疏远起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应当有意识地让我们的子女生活到群众中去，接受工农群众的教育。
孩子们在生活上一定不能特殊，特殊了就会脱离群众，特殊了就会变色。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与劳动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下一代，也永远不能和群众隔开来。
应该从小就让他们和工农子弟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使他们更多地了解工人农民的生活，增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培养他们勤劳俭朴的习惯。
对孩子不要娇生惯养，应该让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这样，他们长大成人，就能更好地和工农群众结合，成为工农劳动者的一员，投身于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宏伟事业中去。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们，受到党和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党和国家也殷切地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
只要学校、社会、家庭的教育很好地配合，只要父母都负起教育孩子的严肃责任，我们的后代就一定能够成长为又红又专的，经得起风浪、挑得起重担的，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作者：李之熙过晋甫王少湘查荣桃任长水石锡玉梁丽成龙显成景桂栓史纪泽

学雷锋

去年底，雷锋班战士张兴吉、于泉洋、刘东明、于长合等正式担任了红旗小学少先队的校外辅导员。

同学们经常来驻地参观、作客，战士们每次都热情欢迎，并且给他们讲雷锋的成长道路和动人的事迹，鼓励孩子们象雷锋叔叔那样听毛主席的话，当毛主席的好学生。

一个星期天，同学们又一次来到雷锋班作客，看到战士们正在补衣服，缝被子。
回到学校后，他们也缝了针线包，衣服破了自己补，扣子掉了自己钉；
对学习用具也更加细心爱护了。

雷锋班的战士也常常到学校里去，从多方面了解孩子们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辅导。
当他们发现班里有些同学不够团结时，就把雷锋同志“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的精神讲给同学们听，树立了团结友爱的好风气。
郭秀芳因病住了一个多月医院，落下不少功课，李玲每天放学回来就帮助她补课，有时补到深夜，使她的功课很快赶了上来。
有一个叫王铁营的孩子，贪玩不用功。
战士刘东明就专门给他讲《毛泽东青年时代》，用毛主席幼年时刻苦读书的精神鼓励他。
王铁营问刘东明：怎样才能做到象雷锋叔叔那样？
刘东明说，就是认真地照毛主席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去做。
后来，这个孩子进步很快，不久就参加了少先队。
当刘东明亲自把红领巾结在他的脖子上的时候，王铁营微笑的脸上，滚下了两串泪珠。

雷锋班的战士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这个班的同学在老师的教育和雷锋班同志耐心的辅导下，半年来，学习、思想、纪律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李之熙、过晋甫）

看“红书”
成都部队五好战士标兵、模范共青团员徐厚康，被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某师范附属小学五年级聘请为校外辅导员。
他象辛勤的园丁一样关怀着每一个小朋友的成长。

有的孩子常看旧小说。
为了用革命的思想去武装他们，他就和老师们一起研究帮助同学们开展看“红书”的活动。
徐厚康买来了《红色少年》等十多本少年读物，连队送来了《志愿军一日》等一部分革命书籍，同学们也把自己的图书拿出来供大家阅读。
五年级同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徐厚康又给他们讲《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毛主席在群众中》以及《跟随毛主席长征》等故事，鼓励同学们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榜样。
（王少湘）

讲家史

济南市第二十五中的少年先锋队举行队日活动，有一位解放军战士给小朋友们讲他悲惨的家史，当他讲到祖父因为交不上捐税，被反动派活活逼死的时候，孩子们随着也都难过地抽噎起来了。
这个讲话的同志，就是济南部队雷锋式五好战士钱正康。

钱正康同志一年多以前就被这个学校聘请为校外辅导员。
在辅导工作中，他十分重视对孩子们进行阶级教育。
一年多来，他曾经多次给孩子们讲述雷锋同志一家的悲惨遭遇，倾诉自己家庭祖辈三代的苦情，并且帮助学校里开展了“访家史，讲家史”的活动。
七百多个少先队员曾访问过解放前的城市贫民和贫下中农，一百三十多个少先队员在学校里讲了自己的家史。
少先队员杨德福以前学习马马虎虎，他妈妈告诉他说，在他生下来的第二天，家里就没有米下锅。
她只得用篮子提着他到处讨饭，直到解放。
现在济南市阶级教育展览会上还陈列有他家的三件“宝”——一根讨饭棍，一只曾提过他的讨饭篮子和一件穿了十多年的破衣服。
听了母亲的讲述，杨德福痛哭起来。
他找到老师和钱正康，痛心地检讨自己的缺点。
从那以后，他努力学习，进步很快，上学期被评为优秀队员，今年五月已经光荣地参加了共青团。

不久以前，学校给予钱正康以“优秀校外辅导员”的光荣称号。
济南市少先队校外教育工作会议上，给他颁发了“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的奖状。
（查荣桃、任长水、石锡玉）

凿水井

驻五指山的某部迫炮六连和福安小学相距很近。
福安小学没有水井，吃的用的全靠门前流过去的河水，影响孩子们的健康。
六连同志们决心为孩子们开凿一口水井。
今年春天，连队派一部分人轮流利用课余时间去完成这项任务。

在学校附近，战士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砂石较少的草丛地，不料打下去还不到一米深，就遇到了暗藏的大石块，改换地方吧，离学校太远不方便。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石块搬走。
从此，战士们拿着铁锤、钢钎，有空就一块一块地凿石块，整整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凿出了清甜的泉水。
为了使井水更卫生，战士们又到十几里路外砍竹子，编篱笆做井盖。
小同学们站在新打成的水井边，个个心里充满了对解放军叔叔的感谢深情。
（梁丽成、龙显武）

旅途中

在许昌市火车站的茶社里，一群旅客围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那少年眼角噙着泪花，兴奋地讲说着他在旅途中的一段感人的事。

这个少年叫雷鸣梧，刚满十五岁，是武汉市青山民办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他是到河南南阳去探望祖母的。
坐火车到许昌，需要改乘汽车去南阳。
他下了火车，去买汽车票时，发现自己的钱包丢了。
这可把他急坏了。
他想到只有用口袋里仅剩的八角钱去拍电报，请家里汇钱来。
可是汇钱来得三四天，怎么办呢？
在邮电局里，小鸣梧急得哭起来。

就在这时候，走过来一位拍电报的军人同志。
问明了情况之后，军人同志替他算了一下，汽车票五元三角，加上路上吃用，得六元多。
随即慷慨地掏出七元钱，交给了小鸣梧，然后扭身就走了。

“叔叔，请您留个名字。”
小鸣梧赶上去问。

“我，解放军战士！”
回答十分简单。

听了这个故事，人们心情十分激动，一心想知道那位解放军同志是谁。
在营业员的帮助下，查出了这位军人的名字——俎长振。
遗憾的是他没有留下部队代号。
（景桂栓）

“我是一个兵”（木刻） 史纪泽作

作者：李民勇

吉林驻军某部的军官家属，都称赞曹海炳大校的妻子陈有恒同志教子有方，说她真是认真地培养孩子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陈有恒早在一九四四年就参加了革命部队，经受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
一九五五年因病复员后，她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一面积极做好街道党支部和家属党支部的工作，一面以革命精神，循循善诱地教育三个子女。

让孩子懂得爱谁恨谁

陈有恒重视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
从孩子三四岁的时候起，就开始给他们讲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讲革命斗争的故事，让孩子们懂得爱谁恨谁。
陈有恒的家庭曾受尽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逃过荒，要过饭，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是冻饿死去的。
陈有恒常常把自己的家史讲给孩子们听。
平常就是看完一场戏、一场电影，陈有恒也有意识地给孩子们讲解一些阶级斗争的道理。

陈有恒利用各种时机向孩子进行热爱党和国家，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尊老爱幼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警卫战士胡道德病了，陈有恒就带着孩子们去看他，临走时，她拿出一筒罐头，问孩子们说：“这罐头是我们自己留下来吃好，还是给胡叔叔吃好呢？”
孩子们都说：“叔叔生病了，应该给叔叔吃。”
陈有恒表扬孩子们说得对。
今年春节期间，陈有恒又带着三个孩子到当地敬老院去慰问老人。
回家的路上，她对孩子们说：“咱们的政府有多好啊，老爷爷、老奶奶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穿的是新棉袄，住的是宽敞暖和的房子，在旧社会里，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不知有多少冻死饿死在路上啊！”
她又说：“敬老院里的老爷爷、老奶奶，有不少是烈士家属，他们在战争的年代里，送儿子上前线，自己也积极参加运粮、抬担架的战勤工作，我们现在过着幸福生活，可千万不能忘记他们啊！”
这次参观，孩子们又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

处处做孩子的榜样

陈有恒体会到，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孩子都有很大的影响。
她经常给孩子讲节约的道理，养成孩子勤俭的良好品德。
一次，陈有恒买了一件浅色的衣服，后来觉得自己穿着不合适，让明娃同她一起到染店去染一染。
孩子回来就说：“妈妈让我不吃零食，让我储蓄，可你染衣服一下就浪费好几块钱。”
妈妈觉得自己做错了，就主动做了检讨。
从这件事中，陈有恒进一步体会到：作父母的一定要言行一致，做出模范，才能给孩子以良好的影响。

陈有恒处处给孩子做好样子。
她有好几种慢性病，仍然忘我地工作、学习，事事走在家属头里。
她每天都要坚持几个小时的读书、写日记，两年来她已经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及其它许多理论书籍。
她复员九年来，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过着俭朴的生活，吃普通饭菜，穿普通布衣，全部家务劳动都是自己去做。
这一切，对孩子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孩子们爱劳动，讲节约，自己洗衣服，天天打扫房间，不挑吃不挑穿，有点零钱就储蓄起来。
十岁的明娃学会了缝缝补补，她还常常给弟弟补袜子、补裤子。
有一次，妈妈看青松的一件衣服破的洞洞多，准备当擦桌布用，可是，明娃翻来复去看了舍不得丢，就细心地缝补起来。
妈妈看她补得很好，就建议把它留起来当做纪念品，教育孩子们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从多方面配合学校教育

孩子们受到社会上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对好的影响就鼓励他们发扬下去，对坏的影响就帮助他们预防和抵制。
陈有恒向孩子们提出了“三个一样”的要求：在学校和在家里一样；
在爸爸妈妈跟前和离开爸爸妈妈的时候一样；
想的和做的一样。
孩子回家说别的小朋友拾到东西送还原主，陈有恒就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孩子说向小朋友学习，以后孩子们拾到钱包、钢笔都主动送给失主。
有次，青松回来的时候说：“人家说我爸爸是首长，还盖那么多补钉的被子。”
陈有恒就教育他说：“正因为你是首长的孩子，所以更不能特殊。”
明娃和青松现在都寄宿学校念书，孩子入学前，她主动写信向老师介绍孩子的个性、缺点。
学习期间，还经常给学校写信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然后对孩子进行教育。
她抄了一些通俗易懂的领袖语录，让孩子们学习，以备将来能更好地去读毛主席的著作。
假期孩子们回到家里，陈有恒一方面引导孩子们看有益的课外读物，一方面针对孩子在一个学期中的缺点教育他们。
回校的时候，她坚持给孩子写假期鉴定。

在学校和家庭的培养下，她的孩子学习和品德都很好。
大女儿明娃先后得过六张奖状，十多件奖品，每一学期都评为五好学生，现在是少先队的大队组织委员。
青松第一学年，就因为劳动好、学习成绩优良受到老师表扬。

陈有恒常常说：“将来的共产主义事业要依靠孩子们来接班。
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按着党和国家的要求，和各方面配合起来培育革命的后一代。

济南部队无影山小学是出席山东省和全国文教群英会的先进单位。
为了培养孩子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几年来，这个学校坚持开展了“五爱”活动，使孩子们逐步树立起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品德。

爱祖国

爱人民

爱劳动

爱科学

爱护公共财物
===== 苏联领导人有什么权利向亚非国家发号施令；
-——评苏联《真理报》评论员文章《亚非人民的孤立对谁有利；
》

不久以前，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胜利地举行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
这次会议高举亚非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进一步发扬了万隆精神，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正当亚非各国人民为此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四月二十五日，苏联《真理报》公然站出来，对这次会议横加诋毁，说什么这次会议造成了“亚非人民的孤立”，“给反帝力量的团结带来了损失”；
并且对亚非国家特别是中国进行了粗暴的攻击。

苏联领导人对雅加达会议为什么这样恼火呢？
《真理报》毫不讳言，这是因为这次会议没有同意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苏联领导人的恼火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苏联要参加亚非会议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真理报》辩解说：“苏联的三分之二的领土在亚洲，它当然不只是欧洲国家，而且也是亚洲国家”，因此它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
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不错，苏联地跨欧亚两洲。
但是，任何国家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能因为苏联地跨两洲，就认为苏联在作为欧洲国家的同时，又具有亚洲国家的资格。
《真理报》拚命鼓吹苏联三分之二的领土是在亚洲，可是它忘记了苏联将近四分之三的居民是在欧洲。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苏联的政治中心一直是在欧洲；
国际公认，苏联在历史上、传统上是一个欧洲国家。
一个欧洲国家参加亚非国家的首脑会议显然是不伦不类的。
一九五五年，苏联就没有被邀请参加在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它也没有提出要求参加这一会议。
在联合国，苏联同样没有被邀请参加亚非国家集团，它也没有提出要求参加这个集团。
可见，不仅亚非国家，而且苏联自己也不认为它属于亚非国家的行列。

《真理报》举出苏联曾经参加一些亚非民间性组织的事例，来证明苏联应该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的首脑会议，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首脑，而民间性的组织却完全不是这样，怎么能够把亚非国家的首脑会议同亚非一些民间性组织相提并论呢？

还必须指出，苏联的亚洲加盟共和国也不能参加亚非会议。
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不可能有一个以上的中央政府。
苏联的亚洲加盟共和国是苏联的组成都分，而不是独立于苏联之外的国家，当然就不能够参加亚非独立国家的首脑会议。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在雅加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组成的时候曾经指出，“苏维埃亚洲部分未被邀请，因为在政治上它是一个欧洲单位即苏联的一部分。”
这是完全正确的。

《真理报》又说，苏联“一向站在亚非各国人民一边”，因此，就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
按此推论，许多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可以用这样的理由要求参加亚非会议，那么，亚非会议还成其为什么亚非会议呢？
何况事实上，近几年来，苏联领导人并不是“一向站在亚非各国人民一边”的。
《真理报》的这种自我吹嘘，既不能帮助苏联参加亚非会议，也不能为苏联领导人增加什么光彩。

雅加达会议经过讨论，由于没有达成一致协议，就否定了邀请苏联参加的建议，这是根据常识办事，是完全正当的。
雅加达会议是根据通过协商、求得一致的原则进行的，大家一致同意的事就办，不是大家一致同意的事就不办。
任何问题经过讨论而没有达成一致协议，就当然地被否定了。
关于邀请苏联的建议，正是这样处理的。
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最后公报明明白白地写着：“有人建议向苏联发出邀请。
有一些代表团支持，而另外一些代表团则反对邀请苏联的建议。
若干代表团声明他们需要向本国政府请示。
经过讨论，不能得出一致意见。
有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提交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去考虑。
另外一些代表团反对把这个问题提交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去考虑。
因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这就是说，关于邀请苏联的建议已经被会议否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结束了。

可是，苏联《真理报》却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硬要歪曲会议讨论的经过，力图推翻雅加达会议不邀请苏联的结论。
《真理报》说，中国代表团在会上进行了要挟，“如果印度和锡兰坚持自己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就离开雅加达”，“由于中国代表团反对邀请苏联，而一系列会议参加者却赞成邀请苏联，所以会议决定在这个（亚非）会议上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这是凭空捏造。
中国代表团进行要挟了吗？
连印度代表团团长辛格都说，他“不知道有任何这样的威胁。”
是一系列会议参加者赞成邀请苏联而只有中国代表团反对吗？
事实上，对于印度提出的邀请苏联的建议，反对者决不止中国，而公开表示支持者却只有一国。
至于说雅加达会议对这个建议作出了什么决定，那么，公报写得清清楚楚，把邀请苏联的建议提交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重新讨论的主张遭到了反对，会议对这个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也就是说，会议已经否定了这个建议。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真理报》究竟根据什么说，雅加达会议“决定”在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上“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真理报》有什么权利任意篡改雅加达会议一致同意的公报？
苏联领导人有什么权利向亚非国家发号施令，要它们在亚非会议上重新讨论邀请苏联的问题？

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是亚非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
雅加达筹备会议的成功是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真理报》却说：是中国在“策划”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以对抗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而许多亚非国家对于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抱着谨慎的态度”；
中国所以这样做，是企图在亚非国家中间“拼凑自己的集团”，实现“霸权的奢望”，建立“发布指示的中心”，等等。
我们从不讳言，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积极支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并且为此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
中国代表团在雅加达会议上尊重所有与会国家，坚持和解和团结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
苏联领导人制造了“拼凑集团”、实现“霸权”和“发布指示”等等一大堆帽子，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但是，这些帽子是扣不到中国头上的，这种诬蔑和攻击也损伤不了中国一根毫毛。
人们倒是不免要问：苏联领导人这样疯狂地诬蔑中国操纵亚非国家，他们究竟要把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倡议者印度尼西亚置于何等地位，把除了中国之外的参加雅加达会议的二十一个亚非国家置于何等地位，把热忱希望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几十个亚非国家置于何等地位？

对于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中国的态度也历来是明确的。
我们支持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
我们希望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也能够开好。
我们从来不认为第二次亚非会议和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是互相排斥的。
中国总理在不久以前出国访问期间，向许多亚非国家领导人充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如果这两个会议都能对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这有什么不好呢？
中国总理和阿联总统在会谈中，中锡两国总理在联合公报中，都表示了这种希望。
《真理报》硬说中国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是为了对抗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主张，这是彻头彻尾的撒谎。

其实，力图把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和第二次亚非会议引入歧途的，恰恰是苏联领导人自己。
《真理报》擅自为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规定了一个框框。
它说，“苏联支持召开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其出发点是这一会议能有助于进一步联合一切真正关心和平，为和平共处、为全面彻底裁军，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的力量”。
这就露出了苏联领导人的马脚。
因为按照这种说法，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筹备会议所通过的议程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周围，就被一笔勾销了。
不仅如此，苏联领导人还企图把这个框框强加于第二次亚非会议。
雅加达会议为第二次亚非会议规定的目标是：加强亚非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
但是，《真理报》却釜底抽薪，说什么要达到会议的目的，“就需要和平”，这就实际上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独立的内容。
事情很清楚，空谈和平而不反帝，这就是苏联领导人企图强加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和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的路线。
如果亚非国家不遵循他们的指挥棒，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就是大逆不道，就是不“珍视和平”，就是实行“特殊路线”。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真理报》的文章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话，装出一副维护亚非团结的样子。
但是，到了文章的结尾，却露出了凶相，那就是，苏联的支持是有条件的：一定要让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它才支持；
否则，它就要反对。
据它说，不让苏联参加，就是表明亚非会议“追求其他目的”，“分离”反帝力量，苏联要进行“坚决的回击”。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和要挟。
我们奉劝苏联领导人不要采取这样的态度。
亚非国家不赞成苏联参加亚非会议，丝毫不意味着拒绝苏联对于亚非团结反帝事业的支持。
苏联如果真要支持亚非团结反帝事业，不需要参加亚非会议。
苏联支持第一次亚非会议，受到了广大亚非国家的欢迎。
今天，如果苏联政府仍然采取这种正确的态度，亚非国家还是同样欢迎的。
否则，蛮不讲理，仗势压人，最终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
我们希望苏联领导人好好地想一想。

（原载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三十日讯 维也纳消息：奥地利共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刊物《红旗》四月间举行了第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谴责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背叛和分裂行为。

决议说，“苏联共产党过去是我们的榜样和指路人，现在修正主义集团夺取了它的领导”。
决议说，这一集团诅咒和诽谤苏联人民英勇的历史，把斯大林称作罪犯，把老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同时“正在系统地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原则。”
决议说，“赫鲁晓夫突然地撕毁了同社会主义中国签订的经济协定，甚至同英勇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断绝了外交关系。
赫鲁晓夫在古巴事件中允诺美国人视察古巴的权利，并企图将这些权利强加于古巴人民。
在印度同中国的边境战争中，赫鲁晓夫竟敢向资本主义的进攻者提供武器，反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决议说，赫鲁晓夫的这种政策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动摇的革命斗争团结遭到了破坏”。

决议指出，奥地利共产党领导追随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撤职和开除党籍来对付勇于表示自己意见、坚持共产主义原则和积极反对修正主义政策的同志。

决议驳斥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保卫和平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以及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
决议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政策“既不能导向和平，也不能导向社会主义”。

决议指出，修正主义者把每一个不是无条件地屈从于他们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积极分子和干部都说成是“反党分子”和“分裂主义者”，“事实上，只有修正主义才是反党和分裂主义的”。

决议要求在奥地利共产党内“就彼此对立的立场和观点立即展开列宁主义的，即公开而坦率的党内讨论”。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些不是站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的立场的材料应加以发表，并且不得采取威胁、制裁和报复等措施，前此所采取的制裁、报复措施都应取消。
决议说，“党的团结和未来将取决于这些要求的实现”。

出席《红旗》这次积极分子会议的有来自维也纳、下奥地利、上奥地利、斯蒂利亚和布根兰德各省的共产党积极分子和干部。

新华社三十日讯 苏联驻华大使馆四月二十五日交给中国外交部的一项苏联政府声明，全文如下：

苏联政府声明

苏联政府获悉，不久前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上，讨论了邀请苏联参加这次会议的问题。
亚非国家正在准备召开类似万隆会议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并且要使这次会议对巩固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各国人民完全摆脱殖民枷锁和巩固新兴国家的独立的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因此，这些亚非国家产生了关于象苏联这样的一个三分之二的领土位于亚洲大陆的欧亚大国参加会议的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苏联政府没有主动提出这一问题，但是它感谢一些雅加达筹备会议参加国的政府，因为它们把这一问题提出讨论，并且主张，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是要作出关系到各国人民的和平和自由的利益的决定，苏联就应当同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进行斗争的亚非国家在一起。

但是，参加筹备会议的许多国家希望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愿望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粗暴和无礼的阻挠。

雅加达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于今年四月十七日发表声明，他借助于一些十分荒唐的理由，企图替中国领导人破坏亚非国家同苏联合作的路线进行辩解。
中国副总理究竟以什么为借口要把苏联从亚非国家的家庭中“革除”呢？

实际上，他只搬用了一个理由：“苏联既不是非洲国家，也不是亚洲国家”。

至于这一理由的前半部分，它对苏联和对中国都同样是正确的和合适的，因为如所周知，中国也不是非洲国家。
而对于陈毅的说法的后半部分，即苏联不是亚洲国家的说法，值得更详细地谈一谈。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陈毅显然与地理格格不入，并企图把它略加修改，以适应中国领导人的特殊的分裂目的的需要。
每一个有文化的人都知道，苏联不仅是最大的欧洲国家，而且也是最大的亚洲国家。
苏联约占亚洲领土的百分之四十。
苏联的亚洲部分几乎超过整个中国领土的一倍。
而且在苏联的亚洲部分的广阔土地上，可以容纳得下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日本等所有这些亚洲大国。

访问过苏联的中国领导人，当他们坐火车快要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候，恐怕曾不止一次地从车厢内亲眼看到竖立在欧亚两洲分界线上的石柱。
欧亚两洲分界线的这种实物标志老早就已经在那里存在，而不是在雅加达筹备会议的前夕才运来专门用以妨碍中国代表做出下面这一“伟大的地理发现”的：把从里海和乌拉尔到太平洋的大片领土不知弄到世界的哪一洲去。
不，陈毅是得不到马可·波罗或麦哲伦的桂冠的。

也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苏联不是亚洲国家，而中国是亚洲国家，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长达七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是怎样存在的呢？
这条边界又是在世界的哪一洲呢？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地理学家，甚至连中国领导人自己都不否认，这条边界是通过亚洲的中部。

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何企图强奸地理，在苏联和其他亚非国家之间制造隔阂，都不能够把一切思维健全的人所洞悉的事实颠倒过来。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在执行着分离捍卫和平与民族独立的各个国家和人民的路线的同时，越来越频繁地把种族特征提到首位，并说应该由它来决定政治利益的一致性和在国际活动中共同行动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对于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有害和危险的观念。
在种族相近的借口下夹带着这样一种思想，似乎不同肤色的人们，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和面临共同的敌人，是不能够相互了解和一致行动的。
此外，还一步一步地灌输着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怀疑思想，仅只是因为他们是“白种人”。
但是，利用种族一致的口号进行投机，这就如同是试图在白种、黑种和黄种人民之间，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奔向民族复兴的亚非国家之间筑造一条“万里长城”。
而且诉诸种族主义色彩的理论和思想的这一做法本身绝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这里没有必要指出那些曾企图在这一仇视人类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政策的人们的名字和他们的结局。

把种族特征作为这一或那一个国家和人民能否对于讨论和决定各国人民所关心的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作出贡献的标准，就意味着完全忽视国际关系的全部经验，怀疑许多国家在国际会议上和在国际组织中，包括在联合国内已经进行了密切的有成效的合作的实践。

一些亚非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在一起，而另一些亚非国家则同帝国主义国家在一起，难道这种事实还少吗？
难道可以忘记，在某些亚非国家遭到有丧失民族独立的危险的紧急考验时刻，不正是苏联来帮助这些国家和以自己的全部威力来保卫他们的吗？
但中国政府现在竟然借口说苏联的大多数居民是“白种人”而不惜把它同亚非国家隔离开来。
另一方面，难道不是有些个别的亚洲国家同居住着白种人民的国家结成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宣扬的种族特征只不过是虚伪的掩饰它对于亚非国家的霸权目的而已。
而在实际上，强调种族差别，人为地煽动种族偏见并把它带到亚非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上，这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冲毁已经形成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战线，削弱正在为民族复兴或为巩固已经取得的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斗志。

当然，苏联很清楚知道，属于这些或那些地理区域的国家可以有而的确也有自己的因领土上的接近，历史的条件，已形成的经济联系、文化上的相似及其他类似原因而产生的特殊利益。
但是，这里所说的完全不是这个问题。

当世界和平和裁军，和平共处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等这样一些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谁能公然地说，苏联在这方面的呼声是多余的或者甚至是“不适当的”，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在雅加达声明中所做的那样。
不，不论是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策或者是苏联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事业所抱的坚定不拔的忠诚态度都不需要任何补充的评语。

如果在会议上把有实力为后盾的苏联的国际威望也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争取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斗争这个总天秤上的话，那么，难道这不是会加强第二次亚非会议各参加国的力量、加速和促成达到会议所面临的目的吗？
对于苏联来说，这些目的是亲切的和可以理解的，为了牵制侵略和制止对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的独立进行侵犯的行为，苏联作出了不小的努力，常常不惜作出一定的牺牲和不惜冒着可能被卷入十分严重的局势的漩涡中去的危险。

获得解放的国家的队伍愈团结，这些国家的可靠朋友愈广泛，它们的步伐就会愈坚定，它们的正义事业的胜利就会有更大的保证。
但是，就在亚非会议筹备阶段竟然有人玩弄诡计和制造阴谋来使这些国家互相冲突、使这些国家同它们久经考验的朋友们冲突。
而且，这一切都是为了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利益做出来的，这些领导人想充当一切亚非国家，而且不只是这些正非国家的引路人或者是永不犯错误的指导者。
分离是为了削弱，而削弱是为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时代以来就已熟悉的手法。

当人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企图把多民族的苏联从亚洲国家中勾除时，就会使人产生这种想法。

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提请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代表在雅加达所作的不负责任的声明。
苏联各族人民的命运同亚洲其他各族人民的命运是如此紧密相连，在反对外国奴役者的共同斗争中作了那么多的努力和流了那么多鲜血，使之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们所采取的类似的狂妄行为和所玩弄的政治诡计置之不理。

苏联政府在为争取和平、为使各国人民获得完全解放、摆脱殖民压迫、摆脱对外国的一切形式的依附而进行的斗争中将不放松自己的努力并将更顽强地为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同正在粉碎外国统治的锁链的新兴国家之间的友谊、合作和互相支持、为它们之间的团结一致而斗争。
因此，苏联政府支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果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奴役的力量，而不是为了追求其他目的——分离这些力量。
苏联作为亚洲的大国之一，准备尽其一切可能的力量使这一会议获得成功。
而对于那些想隔开亚非各国的人，应该给予回击，以显示在争取各国人民的和平、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的坚定不移的团结意志。
===== 苏联《真理报》评论员：《亚非人民的孤立对谁有利；
》

新华社三十日讯 苏联《真理报》四月二十五日刊登了署名“评论员”的文章，题为《亚非人民的孤立对谁有利？
》，全文如下：

不久之前，亚洲和非洲的二十二个国家的代表在雅加达（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会见。
讨论了筹备召开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
会见参加者在经过许多次会议之后发表的公报指出，第二次亚非会议应当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非洲举行。
具体会址将由非洲团结组织另行规定。

未来的亚非国家会议将探讨一系列极重要的问题。
其中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国际和平与裁军；
和平解决国际争执；
拒绝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威胁；
和平共处。
议程草案还规定要讨论当代的下列一些极为迫切的问题：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禁止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和热核武器、建立无核军备地区、取缔和销毁各种类型的核武器的已有储备。
经济问题将在未来的会议上占很重要的地位。
在会议之前将举行外长级的会见，在这次会见会上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亚非国家的经济发展任务和保证他们的经济独立方面。

看来，议程很广泛。
它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想起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所讨论的东西。
大家知道，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加强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加强了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
在它的诀议中，充分有根据地指出，重要的不只是争取自由和独立，并且要捍卫和加强自由和独立，要为达到经济独立创造前提。
要做到这点，就需要和平。

万隆会议在亚非的历史上占有光荣的地位。
“万隆精神”把各国人民团结在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奴役和帝国主义冒险行为的共同斗争中。
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这种精神。

十分遗憾的是，在亚洲的土地上竟然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从自己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利益出发，企图破坏爱好和平的力量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使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阶级隔离开来。
雅加达会议的进程就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为首的中国代表们就是这样一种人。

一切注视近几个月来中国外交人员加剧的猖狂活动的政治观察家都很清楚，在这种猖狂活动后面隐藏有贯穿着中国分裂主义者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行动的同一个愿望。

早在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非洲期间，就明显地加紧策划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来对抗预定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召开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
但是十分明显，许多亚非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对中国的这一如此肯定的倡议抱着谨慎的态度。
有人建议：这个会议只在明年春天召开。
许多亚非国家的现实地思考问题的代表都赞同这一建议。
北京也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中国代表团在雅加达竭力实现它的把亚非各国人民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争取和平的斗争隔离开来的计划。
为了达到他们的民族主义的和霸权的目的，他们是不择手段的。

当雅加达会议的参加者讨论了关于未来会议的参加者的组成问题时，印度代表、粮食和农业部长辛格建议苏联一定要参加会议。
印度部长提醒雅加达会议参加者注意，苏联是一个亚洲国家。
他令人信服地说明，如果赞同他的建议，就会给未来的会议带来莫大的好处。
辛格认为，苏联有这项权利，因为自万隆会议之后，历年来苏联一向站在亚非各国人民一边，一直给它们莫大的帮助。
辛格强调指出，此外，苏联早就参加亚非的许多非政府的组织。
锡兰代表阿马拉辛格也主张邀请苏联参加会议。

但是，印度的建议遭到了陈毅的疯狂攻击。
他说，中国反对这项建议，其理由是，苏联并不是什么亚洲国家，因此在未来的会议上没有苏联的什么事。
陈毅甚至还要挟，如果印度和锡兰坚持自己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就离开雅加达。

陈毅的“论据”的荒谬性是很明显的。
苏联的三分之二的领土在亚洲，它当然不只是欧洲国家，并且也是亚洲国家。
这是连任何小学的低年级学生都知道的。
顺便说一下，还不到六年之前，中国领导人也是相信这点的。
在这方面值得回忆一下亚非团结组织一九五八年在开罗召开的亚非经济合作会议的情况。
当时有些反对苏联的人，特别是巴基斯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国——的代表也曾经说，苏联不是亚洲国家。
当时中国代表怎么办呢？
中国代表团团长在筹备委员会的会议上以及在会议的全体会议上捍卫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苏联是亚洲国家，因此苏联应当参加会议。

不禁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陈毅一九六四年四月在雅加达要坚持当年巴基斯坦代表坚持过的同样的东西呢？
顺便说一下（这点是很值得注意的），陈毅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首都的会议上结成了一伙。

北京领导人滚到了公开的沙文主义的立场之后，决定不仅制定“自己”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路线，把自己同这一运动对立起来，并且企图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拼凑自己的集团，把它同一九五五年在万隆会议上建立的统一的反帝阵线对立起来。

十分明显，他们妄图把苏联同这一阵线“切断”，孤立那些争取加强本国独立和争取解放那些仍然处于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亚非各国人民。
北京领导人想使新集团（如果它能成立的话）在世界政治方面追随中国的路线，并力图使自己作为应当发布指示的中心：年轻的发展中的国家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
由此可见，这仍然是从中国分裂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方针而产生的对霸权的奢望。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代表团在雅加达是不择手段的。
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他动身前散发的书面声明中粗暴地进行诽谤。
他说，中国是为了反帝斗争的团结而来参加会议的。
实际上，从陈毅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国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主张把苏联同亚非国家“切断”，这又给反帝力量的团结带来了损失。

陈毅进行公开的欺骗，他说，雅加达会议的参加者“拒绝”印度提出的、受到锡兰代表支持的关于邀请苏联的建议。
实际上，从报纸的报道就可看出，情况并不是这样。
由于中国代表团反对邀请苏联，而一系列会议参加者却赞成邀请苏联，所以会议决定在这个会议上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没有达到自己目的的中国领导人企图迷惑世界公众。

北京首领们采取这种行动，曾经存心并且继续力图把第二次亚非会议同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对立起来。
一九六一年举行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在保障各国团结起来为和平与裁军，为反对核武器和核试验，为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次会议召开的事实本身表明，世界上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
凡是愿意加强反帝、反殖民主义和反新殖民主义斗争的人都不能不考虑这种变化。
出现了新的独立国家。
它们取得了自由，正在加强政治上的独立，于是它们提出了达到经济独立的问题。
为此，保持和平是迫切重要的条件。
没有这个条件，就不仅不能捍卫自由，建立民族经济，而且也不能使殖民主义者仍然企图挽救昔日最强大的殖民帝国残余的那些地区取得独立。
因此，凡是今天关心自由的人都应当关心和平、关心反帝力量的团结。
所以，召开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主张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不是偶然的。
甚至中国领导人要想不使自己在亚非和拉丁美洲各国和人民中陷于孤立，也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将在今年十月举行，会议的任何一个倡议者都不同意讨论它的延期问题，而北京看来曾力图达到这一目的。
苏联支持召开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主张，其出发点是这一会议能有助于进一步联合一切真正关心和平、为和平共处、为全面彻底裁军、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的力量，而赫鲁晓夫关于苏联缩减用于军事目的的裂变物质的生产的声明是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新步骤。
一切珍视和平的人都会同意这种立场。

中国领导人企图使第二次亚非会议同不结盟国家会议对立起来，这是反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破坏行为。
这些企图散发出不加掩饰的霸权主义气味。
从陈毅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滑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种族主义的立场上，在当代的问题上离开了阶级的立场，这次力图保证实现他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特殊”路线。
通过检验证明，这种“路线”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反对苏联、反对那些在亚非人民运动和争取在地球上确立全人类所珍视的自由与和平的斗争中支持真正革命路线的人。

这里产生一个完全合情入理的问题，而伟大的列宁每当他想强调某个政治步骤的实质和方向时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对谁有利？
的确，中国领导人的“特殊”路线对谁有利呢？
只是不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有利，而如果听听北京首领的言论，那他们倒是颇为这些人民操心的。
这条旨在把亚非国家人民同苏联隔开的路线只对帝国主义者、新老殖民主义者有利。
难怪国际垄断组织的报刊表示高兴，他们预感到北京的行动可以给他们反对各大州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带来方便。

雅加达的会晤再次表明，中国领导人想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作用的野心是多么可耻，他们离开亚非国家自己的真正民族利益是多么远。

苏联支持召开第二次亚非国家会议，如果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团结一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奴役而斗争的力量，如果它不追求其他目的，即分离这些力量的话。
作为亚洲的大国之一，苏联准备尽一切可能使这一会议获得成功。
而对那些想拆散亚非国家、使他们远离反帝共同阵线的人，应予以坚决回击，以显示对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自由和民族独立斗争中团结的坚定不移的意志。

争取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要求坚决地团结整个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和自由的人类的力量。
各国人民将扫清通向在这个共同斗争中巩固团结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作者：杨天卫伯钧王海晏
栏目：思想战线问题讨论

正确思想依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任何人要有正确的思想，一点也离不开实践。

这几年，我在领导机关工作，与文件打交道比较多。
在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凡是遇到过去自己实践过的、接触过的，也就是说，有过感性认识的东西，理解就比较深切一些，相反，遇到自己过去不曾接触过的东西，任你文件写得再好，总觉得隔着一点什么。
一九六○年，部队还没有普遍开展两忆三查教育运动，我在机关里看到一些先行单位的总结报告，当时虽然也意识到这是提高部队阶级觉悟的好方法，但是感受很不深刻。
后来，我到某团一连参加了两忆三查教育运动，同战士们一起经历了忆苦、挖根、思甜的全部过程，亲自感受到了战士在运动中表露出来的感情，这才使我真正认识了两忆三查是提高战士阶级觉悟的重要方法。

但是，我认为，不能因此就作出结论说，只要亲身实践，就能获得正确的思想。
要能在实践中取得正确思想，还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
我们天天读毛主席著作，就正是这个道理，就是为了指导实践，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正确解决实际问题。
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但它反过来又指导实践。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曾经指出：理论和实践，精神和物质，社会的意识和社会的存在等等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实践、物质、社会的存在等等，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理论、精神的东西，社会的意识，又有反作用，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只有这样认识才是辩证唯物论。

如果有人把听汇报、看材料的作用强调过分，说仅靠听汇报就可作出正确结论，那是片面的；
但是，认为仅仅依靠个人亲身实践，就能产生正确思想，那也是不全面的。
我觉得，为了取得正确认识，应该把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结合起来，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不能强调一面，否定另一面。
（杨天）

离开理论指导就没有正确认识

在个人取得正确认识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实践是第一位的。
但是，绝不能忽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是我们取得正确认识的根本途径。

当你通过实践，获得了大量的材料，你怎样来分析这些材料呢？
这就必须要有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
持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人，即使面对相同的材料，也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
一九二六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地主资产阶级大喊“糟得很”，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跟着叫过火了；
但毛主席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了“好得很”的结论，积极支持，并直接组织和领导湖南农民开展革命斗争。
我们通常讲对感性材料要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个改造制作工夫，不是一个什么技术性的问题，而是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才能完成的。

再拿郭兴福教学方法为例。
郭兴福所以能创造出一套完整的先进教学方法，首先固然是他长期实践和勤学苦练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认真钻研毛主席著作，认真对待和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林总关于训练的方针、原则，并从实际出发运用这些方针和原则的结果。
离开了正确理论的指导，个人的实践经验再多，也是不可能总结出这样好的训练方法来的。

总之，我们既要重视实践和调查研究，又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并把这两个方面紧紧地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做好工作。
（卫伯钧）

单凭直接经验难以“触类旁通”
有些同志在文章中认为，直接经验是接受间接经验的基础，只要有了直接经验，就可以起“触类旁通”的作用。
我觉得，直接经验对于接受间接经验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认为仅仅靠了个人的直接经验就能“触类旁通”，却不一定妥当。

任何一个人的直接经验，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个人实践的成果。
它的经验一般总是具体的，局限性很大的。
用这种经验分析判断在其他时间、地点、条件下出现的新的问题，新的事物，有时固然可以就某些相似之处，作一些简单的类比和表面的联想，“旁通”了某些方面，但却未必能真正作到准确和深刻，甚至还往往会发生错误。

“触类旁通”，要达到“通”，不能靠把旧经验同新事物作简单的表面的类比，而必须就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
要想把一时一地的个人的直接经验，变成具体分析其他时间、地点、条件下的新问题、新事物的锐利武器，就必须把这种局部的个人的经验系统化、条理化，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东西。
而这是只有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才有可能办到的。
炊事班长丰福生，有着很丰富的炊事工作的直接经验，但是，只有当他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之后，才真正认识了自己工作经验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才作到了触类旁通，灵活运用。

（王海晏）\\

作者：毛泽东
栏目：思想战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
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
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
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五二一——五二二页

栏目：思想战线答读者问

问：在《实践论》中，毛主席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这段话应该怎样理解？

7321部队 安维滨

答：这一段话，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品格”也就是“优点”的意思。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虽然理论同实践都具有普遍性的优点，但实践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而这是理论所不具有的，因而实践是高于理论认识的。

人们的实践活动，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活动，但是也有共同的规律性。
譬如，尽管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客观条件不尽相同，但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这乃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的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实践的普遍性的优点。
科学的理论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正确地反映了实践活动的普遍规律，因而，对于实践有着不同程度的普遍指导意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理论认识的普遍性正是反映了实践的普遍性。

除了普遍性的优点而外，实践还具有理论认识所不具备的优点，即它的直接现实性。
理论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
虽然正确的认识包含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但理论本身不能直接作用于客观世界，只有掌握群众，变为群众的实践行动，才能产生物质力量，转化为现实。
而实践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活动，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它直接作用于现实，改造客观世界。
做对了，就得到成功，做错了，就要失败。
毛主席讲的“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包含着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这一个道理。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引用列宁这一段话是要强调说明实践的重要性。
理论固然重要，但理论是来源于实践的；
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指导行动，才有意义；
而看理论之是否真理，看一个人是否真正掌握了科学的理论，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判定。

编者

作者：杨炳钰海清工侦
栏目：思想战线集思广益

对待“想”的两种偏向

要获得正确认识，当然离不开一个“想”字。
怎样对待这个“想”字，常常有两种偏向。
一种是：不调查，不占有材料，所谓“凭聪明办事”，主观臆测；
另一种是：埋头于事务，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这两种偏向，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正确地对待“想”字，前一种人过分夸大了“想”的作用，后一种人则降低了“想”的作用，结果都使思想脱离了实际。
（杨炳钰）

要善于吸取群众实践经验

就知识的总体来说，一切真知都发源于直接经验。
但就个人来说，直接经验却是具有局限性的，有了个人的直接经验，不等于就有了完全的知识。
只有广大群众的经验（对个人来说即是间接经验），才是无穷的。
从群众的斗争中吸取营养，就会使自己变得更聪明。
这也正是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意义所在。
（海清）

群众意见非听不可

有的人认为既然群众的意见常常是分散的，不系统的，而且有时还可能带有片面性，因此听也可以，不听也能照样工作。
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
群众的意见是非听不可的。
当然，群众的意见不会都是正确的、成熟的，否则，还要领导干什么呢？
领导的责任并不是把群众意见简单收集起来就完了，而是要将群众的意见加以整理、分析、概括，变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去指导工作。
但是，离开了调查研究，不愿意、不重视听取群众的那些零碎的无系统的意见，系统的意见又从哪里来呢？
又怎么能谈得上“照样做好工作”呢？
（工侦）

作者：金顶顺德立群启根
栏目：思想战线

二排的集合动作老是比一排慢，连长有心想批评二排一下，可是觉得光批评不解决问题，首先得弄清楚原因。
于是他就到二排和一排仔细观察。
结果发现一排战士们在晚上睡觉时，各样东西的放置都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在熄灯以后，班排长还要逐个检查，要是有的战士做得不好，他们就一面纠正，一面进行启发教育。
由于一排平时养成了这种好作风，因此每次紧急集合，都能做到动作快，有秩序。
二排就不一样，东西放得乱，一集合，常有人拿了这个忘了那个，动作自然就慢了。
这时，连长心中有了数，就告诉二排的班排长，去向一排学习，不仅要仔细观察他们的东西是怎样放的，而且要学习他们是怎样培养战士养成快的作风的。
事后，二排的班排长们高兴地说，这次虽然没有批评我们，却使我们找到了病根子，又给我们指出了榜样。
一排的同志则认为：连长的表扬不仅对我们是个鼓励，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总结了经验。
连长自己也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中尝到了调查研究的甜头。
他对人说：“调查研究就是管用，不仅能找出问题的原因，而且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件事例启示了我们，在群众实践中，不仅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也往往就有着解决问题的办法。
作为一个领导者，为了弄清问题，需要调查研究，要真正解决问题，更非得调查研究不可。

作者：政治学院
栏目：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小课堂

历史背景

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的一部分。

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以后，毛主席就积极地进行人民军队——红军的建设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建军的重要原则和措施。
毛主席首先在红军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这样就使我军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毛主席又在部队中进行了民主改革，组织了士兵委员会，确定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原则，制定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同时，又规定了红军要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后来改为主产）三大任务。

但是，因为当时红军建立不久，红军中的成员又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还有许多军官和士兵是刚从旧军队中分化或俘虏过来的，他们必然要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旧军队的影响带到红军和党内来。
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红军中有不少同志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主张军事领导政治；
认为红军的任务只是单纯的打仗，反对红军做群众工作；
在官兵关系上，主张军官可以打骂士兵；
不尊重地方的党和政府，不要地方武装，不遵守群众纪律，不愿做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这些错误思想，一开始就受到毛主席的坚决反对。
毛主席用极大的热情帮助他们，并且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
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党的多数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不高，在建军问题上又缺乏经验，因此，曾让这些错误思想一度占了上风，并且在一九二九年十月间，在错误的军事路线的指导下，使红四军远离根据地向广东出击，结果遭受了严重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绝大部分同志开始觉悟，认识到离开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红军就要打败仗，根据地就保不住，纷纷要求纠正错误的军事思想。

为了肃清这些旧军队的影响，把我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因为毛主席在会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所以会议开得很顺利，经过几天的讨论，一致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这个决议。

伟大意义

这个决议对于我党我军的建设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它给我军指明了建设的方向，奠定了我军的政治工作的基础，成为照耀我军前进的指路明灯。
过去，在这个决议精神的指导下，我军彻底肃清了一切旧军队的不良影响，建成了一支战必胜攻必克的新型人民军队，打垮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
今后，我们仍然要根据这个决议的基本精神，来加强我军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

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继承和发扬了古田会议的传统。
这个决议，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全面地总结了我军建设的丰富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它是我军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
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认真坚持和贯彻这个决议，我军的各项工作就会不断取得显著的进步，古田会议的优良传统就会继续在我们军队中大放光芒。

要着重领会的问题

我们学习这篇文章，需要特别注意研究和领会以下几个问题：

一、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是我军建设最根本的出发点。
从古到今，一切军队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工具。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必须为完成阶级的、党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为此，就要求我军全体人员，树立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奋斗到底的决心，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实际行动中坚决贯彻执行。

二、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建设军队，坚决在我们军队中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决议的基本内容，也是我军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根本保证。
毛主席历来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统帅。
林彪元帅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和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经验，提出坚持四个第一，抓活思想，开展四好运动等指示，这是对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贯彻这些指示，就使我军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
我们学习这篇文章，就要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坚决贯彻林彪元帅的指示，真正做到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宗旨。
热爱人民，尊重地方党和人民政府，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
当前，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支援祖国的建设事业，同时，要虚心向地方工作、向人民群众学习，把我军的各项工作更加推向前进。
在军队内部关系上，我们要永远保持和发扬官兵一致、紧密团结的传统作风，更好地完成我军所担负的各项光荣任务。

思考题

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对我军的建设有哪些重大意义？

二、如何继承和发扬《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基本思想，来加强连队基层建设？

三、我们应当怎样积极地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好地做一个人民军队的战士？

政治学院供稿

栏目：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会址——福建上杭县古田镇。

作者：子谦
栏目：资料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

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我们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主席领导了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的秋收起义。
十月进军井冈山，建立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林彪、陈毅等同志率领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主席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主席任党代表。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也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主席率领红四军主力转入赣南、闽西，建立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会议后，全国红军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九三○年六月成立了红一军团，下辖红四军、赣南的红三军和闽西的红十二军。
一九三○年七月成立了红三军团，下辖红五军、湘赣边的红八军和鄂南的红十六军。
一九三○年八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这就是后来的中央红军。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广西左右江地区成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
不久，红八军并入红七军。
一九三○年九月，红七军大部转到江西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其他地区的红军也有很大的发展。
湘鄂西根据地成立了红二军与红六军，一九三○年秋组成红二军团；
鄂豫皖根据地成立了红一军和红九军，这是红四方面军的前身；
赣东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闽浙赣根据地）成立了红十军。
另外在广东海丰、陆丰成立了红十一军，海南岛成立了红十三军，江苏北部成立了红十四军，但这些部队存在的时间都不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红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央红军先后组成了红五军团、红七军团、红八军团，红十军团，红九军团，共发展到十余万人。
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组成了红二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也有很大发展。
另外在鄂豫皖根据地成立了红二十五军，在陕北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
到一九三三年，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三十余万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除陕北红军外，各地红军都先后退出根据地进行了长征，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使红军受到巨大损失，红一方面军由十万人减少到三万余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才使红军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使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证。
（子谦）

作者：沈生华
栏目：思想战线

去年，接到上级关于民兵军事训练要贯彻“就地、分散、小型”的训练方针的指示后，我们开始有些顾虑。
究竟小型要小到什么程度？
面这么广，分散训练，能不能抓得起来？
这些，都心中无数，更提不出行得通的办法来。

后来，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到古城公社去调查和实践。
通过调查和实践，顾虑打消了，办法也有了。
小型训练，应该以生产队的民兵编班开展训练为最合适。
第一，领导方便，也合乎实践要求；
第二，生产和训练容易安排。
至于这样分散，如何抓的问题，也摸到了几条办法：第一，公社民兵营成立训练领导小组，由各片的教员组成，统一训练内容和要求，并负责培养各生产队的民兵训练小教员，每十天到十五天集中研究一次，解决训练中的问题；
第二，党支部和公社领导成员，到生产队检查生产的同时，检查民兵训练，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第三，组织几名军事技术较好的小教员，利用空闲时间巡回检查指导；
第四，边学边“卖”。
每十天左右，组织小教员学习一个课目，然后去领导训练。
这样做了以后，各民兵班的训练都搞起来了，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民兵和群众都非常欢迎。

由此我们深深体会到实践最为重要。
只有经过实践，才能深刻地领会“上头”的东西，才能找到行得通的办法。
实践，才能深刻地领会“上头”的东西，才能找到行得通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