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
（新华社北京08日电）苏共领导今年04月03日公布的苏共中央02月全会的文件和苏联《真理报》04月03日的社论，歪曲地透露了从1963年11月以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内容，企图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欺骗全世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中共中央在1964年05月07日的信件中通知苏共中央：
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
下面公布的是中共中央1964年05月07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以及在这以前中共中央在1964年02月20日、02月27日、0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02月22日、03月0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件。
中共中央1964年05月07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4年03月07日的来信。
你们在来信中口口声声说要“尽快地调整现存的分歧”，要“停止共产党之间的公开论战”，要“尽一切努力”来“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加强”。
但是，事实表明，你们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完全是骗人的。
在你们发出这封信之前和以后，你们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攻击。
你们在几个月来召开的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中，毫无例外地大肆宣扬和推行你们的错误路线，进行反华活动。
在03月07日信件的三个星期之前，今年02月中旬，你们就在有六千人参加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反华报告和通过了反华决议，要“大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国共产党。
所有这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了你们的03月07日的来信不过是玩弄两面手法的把戏。
你们在所谓“对克服分歧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深深的关怀”的幌子下，加紧准备掀起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新高潮，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
我们已经多次地向你们阐明了我们对于公开论战的一贯立场。
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多次劝告，顽固地挑起和扩大公开论战，对我们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大量的公开攻击，那么，根据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我们和其他兄弟党就有权利进行公开答辩。
你们攻击我们多少，我们就有权利答复多少。
直到现在，我们的报刊，对你们1963年0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
对你们在公开信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对几十个兄弟党攻击我们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我们还没有开始答辩，离答复完毕更远得很。
这样大量的决议和声明，这样大量的文章、书籍和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你们又没有公开宣布撤销，怎么能够要我们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呢？
你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包括各种国际会议，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违反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到处宣传和推行你们的那一套什么“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总路线，一心一意要联合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
你们硬要把你们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兄弟党，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
对于你们干的这许多坏事，对于这样重大的关系世界革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原则问题，怎么能够指望我们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默不作声，不公开揭露和反对你们的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不公开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呢？
你们过去说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发动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你们这次来信又说停止公开论战是“列宁的遗训”，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如果你们真的要停止公开论战，那么，你们的第22次代表大会是不是做错了呢？
你们是不是准备承认这个错误呢？
从你们在今年04月03日公布的苏共中央02月全会反华报告和反华决议中，以及在这以后的一连串事实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你们提出所谓停止公开论战，无非是要封住我们的口，好让你们放手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
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和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问题，我们在今年02月29日的信件中建议：
今年10月间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作准备；
在这之后举行十七个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为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准备；
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召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你们在今年03月07日的来信中不赞成我们的合理建议，并且攻击我们有意拖延。
你们要求中苏两党会谈在今年05月间举行，兄弟党代表筹备会议在今年六、07月举行，全世界兄弟党国际会议在今年秋天举行。
乍看起来，你们是多么热心、多么积极呵！
但是，你们提出这样一张紧迫的时间表，并不是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
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是你们阴谋加快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步骤。
你们早在今年02月12日，就背着我们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
你们在今年02月22日给我们的信件中透露，你们在那封反华信件中，号召对我们实行“反击”，并且要“采取集体措施”。
你们在今年02月14日和15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就决定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的行动”。
这就是说，你们已经把子弹推上了枪膛，准备发射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提出今年05月举行中苏会谈以“尽快地调整现存的分歧”，难道不是十足的伪善吗？
我们要问一问苏共同志：
你们为什么那么急呢？
你们是不是准备，在我们不同意你们在今年05月间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时候，就以此为借口，悍然片面召开国际会议，实行公开决裂呢？
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我们始终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和恢复团结而努力。
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的分歧，是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的严重分歧。
这个分歧，始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及其以后，又进一步加剧了。
对于这样长时期积累起来的原则分歧，显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
这里需要时间和耐心。
我们在今年02月29日的信件中提出今年10月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当时的主要考虑是要留下七个月的时间，作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例如，我们要得到你们今年02月12日给兄弟党的信件，了解它的内容；
我们要领教领教你们扬言要使出的法宝，也就是什么“公开阐明观点”、什么“公布文件和材料”、什么“最坚决的回击”、什么“集体措施”等等；
我们要对你们的攻击进行答辩，并且要对你们新使出来的法宝作出反应。
这些都需要时间。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虽然我们一再请求，你们仍然毫无道理地拒绝把你们今年02月12日给兄弟党的信件给我们。
要知道，那是一封攻击我们的信件，很多兄弟党都给了，为什么偏偏不给我们呢？
我们有权利要求你们送给我们。
现在，我们再一次请求你们把这封信送给我们，如果不给，一万年我们也要坚持这一请求。
至于你们的法宝，从今年04月03日起，你们总算抛出一点来了。
看来，你们正在劲头上，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
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你们究竟还有些什么法宝，还不知道你们的“最坚决的回击”啦、“集体措施”啦究竟是什么。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怎么能够开好呢？
有什么话好说呢？
还不是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吗？
或者是从此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吗？
难道你们决心要公开分裂吗？
同志们，我们是反对分裂的。
在你们扬言要抛出的法宝统统都抛出来之前，在双方的论点和意图都弄清楚之前，在准备工作充分做好之前，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国际会议只能导致分裂，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05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10月举行也太早了。
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05月较为适宜。
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
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什么时候举行，这要看中苏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
参加这个筹备会议的成员，可以同各兄弟党协商确定，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在今年02月29日的信件中提议的十七个国家，即：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的兄弟党参加筹备会议，是适宜的。
我们原则上不反对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
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你们来信提出的把参加筹备会议的成员从十七国兄弟党扩大为二十六国兄弟党的建议。
因为现在的情况同1960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你们提出的名单中，有些国家就有两个党。
例如在澳大利亚，就有一个以希尔为代表的党，还有一个以夏基为代表的党。
前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后者是修正主义的党。
在巴西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究竟由哪一个党参加，我们同你们显然是有分歧的。
又例如在印度，丹吉集团已经堕落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走卒，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
请问，怎么能够让丹吉叛徒集团参加兄弟党会议呢？
如果要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我们认为，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正在进行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兄弟党。
至于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认为，这个会议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而绝不应当成为一次分裂的大会。
为此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而不应当匆忙召开。
这是我们一贯的态度，也是全世界许多兄弟党，包括一些同我们存在着思想分歧的兄弟党的共同态度。
这个态度，过去曾经得到你们的赞同。
你们在1963年11月29日给我们的信件中，就曾经赞成要创造条件，使这个会议“不是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所有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真正团结和一致”。
如果不是急于公开决裂，你们就不应当急于在今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
我们劝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
现在没有第三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没有第三国际组织那样的有权召集国际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允许由任何一个党或几个党，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
这样做是非法的，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的。
对于这点，你们、我们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知道的。
如果苏共中央一意孤行，悍然不顾我们和很多兄弟党的劝告，一定要召集一部分赞成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的党，急急忙忙地开一个这样的会议，把它当作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话，那么，你们就将处于被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大声斥责的地位，你们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而把你们标榜的所谓团结的旗帜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你们愿意干这种事吗？
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
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我们认为，为了开好兄弟党国际会议，需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以及其他兄弟党的双边或多边的会谈，举行兄弟党的筹备会议并达成一致的协议，等等。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我们的这些意见，是从深切关怀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出发的。
我们希望，这些意见能够得到你们严肃的认真的考虑。
我们还请你们再一次考虑我们在今年02月27日给你们的信件中提出的建议，即：
中苏两党订立一个协定，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对方批评自己和自己批评对方的已经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材料。
虽然你们在今年03月07日的来信中拒绝了我们的这个建议，但是，你们并没有说出任何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
你们片面地发表许多诬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但又不让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看到我们的答辩文章，不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真正立场和观点，这才是蓄意煽动中苏两国人民的不和。
如果你们真正相信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也真正相信你们自己，那么，你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同我们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你们今年02月中央全会的文件和《真理报》今年04月03日的社论歪曲地透露了从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情况，企图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欺骗全世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即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02月22日、03月07日的信件，中共中央1964年02月20日、02月27日、02月29日、05月07日的信件。
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采取和我们同样的措施，在自己的报刊上，全文公布中苏双方的这些来往信件。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4年05月07日
中共中央1964年02月20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从许多方面获悉，苏共中央在最近向各国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
这封信，歪曲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的真相，制造谣言诬蔑中国共产党，并且进行煽动，要开展一个所谓“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派别、破坏活动的斗争”。
但是这封信没有送给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保密。
必须严重指出的是，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运动，明目张胆地进行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
近几年来，苏共领导总是阴一面，阳一面，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你们这种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完全破坏了1960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你们发动这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的新的借口是，中共对于你们1963年11月29日的信，还没有答复。
但是，请问：
为什么过去你们对于别的兄弟党，劝你们不要把兄弟党内部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和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可以长期拒不接受，一意孤行地自行其是，而中共就必须对苏共领导的来信奉为上帝旨意，必须迅速作肯定答复，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呢？
为什么你们可以对我们发表数以千计的连篇累牍的攻击，而我们却不能作弄清事实，辨明是非的答复呢？
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问题是要一个一个解决的。
你们的信，我们总是要答复的。
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得停，这种唯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
这次苏共领导进行的制造分裂的严重行为，又一次暴露了你们一直搞的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坚决捍卫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并且坚持在这个基础上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中苏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团结。
我们的这个立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我们只服从真理，决不会拿原则做交易。
中共中央已在02月18日下午，派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把我们的意见口头通知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
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各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交给我们。
我们将在研究你们这封信之后，作出我们的答复。
　此致
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4年02月20日
中共中央1964年02月27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你们1964年02月22日的来信。
你们这封信的特点，就是用满纸的谩骂，什么“不体面的”呀，“嫁祸于人的笨拙企图”呀，“粗暴的”呀，“可笑的”呀，来回避我们在1964年02月20日给你们的信件中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实在不成样子。
你们骂我们是“贼喊捉贼”，其实，这一次，正是你们的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分裂活动，被当场捉住，而且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因而才真是要用贼喊捉贼的伎俩，转移目标，蒙混过关。
可是，不管你们怎样支吾其词，强词夺理，赖是赖不掉的：
第1，你们确确实实背着我们，向各国兄弟党发出了一封专门反对中共的信件。
第2，你们确确实实背着我们，要采取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的所谓“集体措施”，进一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在02月20日的信件中，就指出你们“明目张胆地进行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采取“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你们有“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
你们的这封来信，证实了我们对你们的批评是完全合乎事实的，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改善关系，维护团结吗？
如果真有这种愿望，那么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还是老老实实的好。
这是唯一的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别的诀窍是没有的。
你们的来信，居然在一开始就说，对于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件“有权利根本不回答”；
而你们1963年11月29日给我们的信件，我们已经一再说明，总是要答复的，不过因为对你们大量的攻击还没有答复完，劝你们不必着急，你们就勃然大怒，好像我们犯了大罪。
请你们平心静气想一想，这是以平等态度对待兄弟党吗？
你们不但不根据列宁的教导，以郑重的态度，检查自己的错误，公开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却反咬一口，抹煞事实，颠倒黑白，诬蔑我们进行派别活动。
你们甚至扯出1960年06月的贝利绍娃事件，作为一个了不起的证据。
可是，你们正好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我们同兄弟党的负责同志交换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是光明磊落的，是完全正常的，无可非议的。
而你们在贝利绍娃问题上所作的勾当，却是见不得人的。
你们把贝利绍娃作为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工具。
阿尔巴尼亚同志已经揭露了你们的这个阴谋，正确地处理了贝利绍娃的问题。
如果说到“最真正反对另一个兄弟党的幕后的派别活动”，恰恰是苏共领导自己。
早在贝利绍娃事件之前五个月，即1960年01月，你们就派米高扬同志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策划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在1960年06月24日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谈中，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卡博同志当着赫鲁晓夫同志的面，指出了你们这种幕后的派别活动的事实。
你们在来信中还摆出“威武一时的骑士”的架势，说是要“公布文件”，要“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
1963年09月21日你们还宣布要对我们进行“最坚决的回击”。
其实，你们的这类把戏，玩得还少吗？
你们透露的东西还能算少吗？
要列举的话，我们可以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事实中，举出很多。
这是你们自己很清楚的，不必我们多费笔墨了。
现在你们又放这种空炮，老实说，它只有可能吓唬那些神经衰弱的人。
在我们看来，你们这样装腔作势，不过是纸老虎，是银样镴枪头。
你们的百宝囊中的所有法宝，什么“最坚决的回击”呀，“公开阐明观点”呀，什么对中共的“集体措施”呀，这样那样的文件和材料呀，还是统统公开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的好！
如果你们不怕真理，不怕群众，并且相信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是有政治水平的，是有辨别是非能力的，而不是把他们看作阿斗，那么，我们建议两党订立一个协定：
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对方批评自己和自己批评对方的已经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材料。
你们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要求”你们，而不是“请求”你们把02月12日的信件送给我们。
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词儿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大的区别。
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你们02月12日那封反对中共的信件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
我们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你们02月12日发给其他兄弟党的信件也发给我们，是为至盼。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4年02月27日
中共中央1964年0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这封信给你们，答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11月29日的来信。
中国共产党从来把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
各国共产党人的联合，不是俱乐部式的联合，而是以共同的理论为指南、为共同的理想而战斗的革命的联合。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只能以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学说为基础。
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
我们同苏共领导之间的分歧，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的问题。
要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加强中苏两党之间的团结，必须解决这一系列的原则问题。
我们在1963年0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及我们在此前后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中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完全符合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
在这封信里，我们愿意就你们来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说明我们的意见。
第1，关于中苏边界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认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苏两国边界问题，可以经过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在解决以前，应当维持边界的现状。
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如果苏联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双方在边界上本来可以和睦相处，保持安宁。
随着苏共领导反华活动的发展，近年来苏联方面不断地破坏边界现状，进占中国领土，挑起边境事件。
更严重的是，苏联方面还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公然通过报刊和广播挑拨中国各民族的团结，煽动中国的少数民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且诱骗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往苏联。
所有这些，不但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且从一般的国家关系来说，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现在，中国的邻国，只有苏共领导和印度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故意制造同中国的边界纠纷。
中国政府不仅同苏联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兄弟邻国，而且同印度以外的民族主义国家，如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等邻国，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边界问题。
我们两国政府的代表团已经于1964年02月25日在北京开始举行边界谈判。
尽管历史上签订的有关中俄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尊重这些条约，并且以此为基础合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将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同苏联政府进行友好的谈判。
如果苏联方面也能采取和中国政府同样的态度，我们相信，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决应当是不困难的，中苏边界是可以真正成为永远友好的边界的。
第2，关于援助问题
我们对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开始提供的友好援助，从来给予恰当的评价。
我们从来认为，苏联人民的友好援助，对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了有益的作用。
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经无数次地表示过感谢。
近年来，苏共领导惯常以恩人自居，无数次地吹嘘什么“无私援助”。
最近，在今年02月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十四周年的时候，你们的《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宣传机器，又在这个问题上大吹大擂。
我们至今还没有在报纸上系统地公开答复你们。
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
对于苏联向我国提供的所有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
还应当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
不只是中国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苏联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援助。
谁也不能认为，中国对苏联的援助，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
例如：
到1962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值二十一亿新卢布，其中重要的有：
大豆五百七十六万吨，大米二百九十四万吨，食用植物油一百零九万吨，肉类九十万吨，等等。
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值十四亿多新卢布，其中重要的有：
锂砂十万吨，铍砂三万四千吨，硼砂五万一千吨，钨砂二十七万吨，压电石英三十二点九吨，水银七千七百三十吨，钽铌砂三十九吨，钼砂三万七千吨，锡十八万吨，等等。
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必须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
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
朝鲜人民在抗美战争中负担最重，损失最大。
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民也承担了重大的牺牲，付出了巨大的军事费用。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地方。
长时期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它占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份额。
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
第3，关于苏联专家问题
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始终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欢迎、尊重和信任。
绝大多数苏联专家，工作是积极努力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帮助的。
我们对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向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至今还是怀念着他们。
你们应当记得，在苏共领导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我们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希望苏共领导重新考虑和改变自己的决定。
但是，你们却不顾我们的反对，背弃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一个月的短时期内，悍然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你们清楚地知道，苏联专家分布在我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二百五十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的任务。
你们强迫苏联专家中断自己的工作，撤回苏联，使我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学研究项目被迫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
你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你们的行为，充分说明了你们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相互援助的原则，把派遣专家当作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它们的内政，限制和破坏它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
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
中国人民刚刚治愈了你们撤退专家所造成的创伤。
往事记忆犹新。
在苏共领导采取反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不愿意上当了。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应当根据真正平等的、互不干涉内政的、相互援助的、国际主义的原则，来处理派遣专家的问题。
一切关于派遣专家的协议和合同，绝不允许片面地废止和破坏。
如果违反的话，应当按照国际惯例，赔偿对方的损失。
只有这样，中苏两国之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才能平等互利地相互派遣专家。
顺便说一说，我们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互相援助的国际主义原则出发，很关切苏联现在的经济情况。
如果你们觉得需要中国派专家在某些方面给你们以帮助的话，我们将乐于这样做。
第4，关于中苏贸易问题
近几年来中苏之间贸易额缩减的真正原因，你们应当是最清楚的。
这正是你们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结果。
你们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打乱了我国许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直接影响着我国进口成套设备的需要。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硬要我们买下这些东西搁在那里作为摆设品吗？
何况，你们从1960年起，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对中国进一步实行限制和歧视政策，在两国经济和贸易谈判中故意刁难，拖延或者拒绝供应中国需要的重要物资。
我们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大量给我们；
我们很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卡住不给或者很少给我们。
几年来，你们也利用两国的贸易关系作为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
这怎么会不影响两国贸易额的缩减呢？
一九五九到1961年，我国连续三年遭到特大自然灾害，我国不能再像往常那样向你们提供大量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
这是不可抗御的因素造成的。
你们利用这种情况进行攻击，责怪我国缩减贸易额，是毫无道理的。
老实说，如果不是中国方面的努力，中苏贸易额还要缩减得更多。
就以今年而论，中国方面已经提出一个从苏联进口二亿二千万新卢布、向苏联出口四亿二千万新卢布的货单。
但是，你们一直采取无理的拖延态度，一面继续把我们需要的货物卡住不放，一面又想把我们不需要的东西硬塞给我们。
你们在来信中说，“苏联在今后几年中可以增加向中国出口你们感到兴趣的商品”，但是，你们的言行是不相符合的。
你们经常攻击我们“单干”，而吹嘘你们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国际分工的。
但是，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兄弟国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济。
你们欺负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它们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们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你们欺负工业比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工厂。
你们还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弱肉强食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
你们公然把垄断资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你们的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主张中苏两国之间，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方面，实行真正平等的、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
我们的这个意见，希望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积极的反应。
第5，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
公开论战本来是你们挑起来的。
我们过去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
你们硬要把它公开化。
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你们破坏了1960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把公开论战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且说这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的。
你们是做了一件坏事。
你们给各国兄弟党造成了困难，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帮了忙。
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了，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
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在这场大论战中，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些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感到兴趣的人们，觉悟越来越高，眼睛越来越亮，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大大高涨，他们自己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
公开论战的结果，走向了你们原来愿望的反面，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摆脱指挥棒的错误影响，独立自主地考虑问题。
这样，它就必然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历次大论战一样，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序幕。
当你们要发动公开论战，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时候，你们就说这种公开论战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是“有利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
而当你们在公开论战中越来越暴露自己的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你们又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停止公开论战是“最明智的”，“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
你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在你们那里，还有什么真理，还有什么原则性呢？
你们究竟叫人相信你们的哪一套呢？
又叫人服从你们的哪一套呢？
讲到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看来你们是忘记了，越南劳动党早在1962年01月就提出来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我们当时就响应了这些建议。
但是，你们却把这些建议当做耳边风，不但没有停止，而且不断扩大了公开论战。
为什么你们一提出这个问题，别人就必须立刻接受呢？
看来你们又忘记了，我们在1963年03月09日给你们的信件中提出，停止公开争论问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
可是，你们一直不理会我们的建议。
1963年07月20日在中苏两党会谈结束的时候，我们又主张在会谈公报中，写上“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便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
我们的建议，再一次遭到你们的拒绝。
你们的来信说，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之间有分歧的问题上，把这些分歧放一放，等到炽烈的激情冷静下去，让时间去检验”。
看来你们又是忘记了，早在1960年10月10日，我们在二十六个兄弟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就指出：
“有些一时不能达成一致的问题，留下来比勉强解决要好……时间会帮助我们消除分歧”。
我们的这个意见，当时遭到你们的断然拒绝。
你们在1960年各国兄弟党会议期间散发的11月05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中说，“如果我们要等待‘历史的判决’，……那么，我们就要犯下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惨重后果的严重错误”。
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忽然说什么要把分歧放一放。
你们的居心何在呢？
老实说，你们不过是想在大骂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后，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剥夺我们答辩的权利。
你们不顾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当中苏两党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同它达成垄断核武器的协议，竟在1963年07月14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你们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苏联报刊从1963年07月15日到10月底就发表了近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领导，在你们的影响下，也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和材料。
你们来信说，“分歧和尖锐的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请问：
你们不觉得应当责备责备自己，应当反省反省，为什么一定要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多次发动这样大规模的诬蔑攻击呢？
你们来信又说，应当考虑其他兄弟党的困难。
对于其他兄弟党的各种困难，我们历来是充分关心的。
我们曾经多次劝苏共领导不要把争论公开化，也正是为了照顾其他兄弟党的困难。
但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例如：
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瑞士、丹麦、芬兰、瑞典、奥地利、西德、希腊、葡萄牙、英国、美国、加拿大、智利、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澳大利亚、锡兰、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党的领导，以及印度无产阶级的叛徒丹吉集团等，在他们追随苏共领导的时候，发表许多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文章，有的还通过决议，发表公开声明，发表告党员书，甚至在自己的党内，不择手段地打击和开除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同志。
在他们这样干的时候，考虑过自己有什么困难吗？
在你们支持他们这样干的时候，考虑过他们有什么困难吗？
这些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和材料，是那样多，但是，我们一直保持很克制的态度。
我们除了曾经答复过法共、意共和美共领导的一部分攻击以外，其余的都没有答复。
我们只保留答复的权利。
我们并没有扰乱他们，怎么会给他们造成困难呢？
他们如果有困难的话，那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就是在你们的1963年11月29日来信以后，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的反华宣传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你们《真理报》的《为什么要迷惑人》、《苏中条约十四年》，《消息报》的《重要文件》，《在国外》杂志的《世界一周》等等文章和材料，都是指名攻击我们的。
最近，你们还出版了《政治问题讲话》、《我们列宁主义的政党》、《使大气层……健康化的条约》、《关于党的列宁主义学说和现代共产主义运动》、《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对外政策》等等反华书籍，全面地、集中地攻击中国共产党。
你们还利用自己的驻外使馆和国际群众团体中的代表散发攻击中国的小册子。
至于你们的追随者在这个时候所发表的文章和材料，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在1963年11月29日以后，你们还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上，在世界工联执行局布拉格会议上，在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局柏林会议上，在国际学联执委会布达佩斯会议上，以及在其他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都提出了尖锐的争论性问题，挑起了争论。
当我们同其他国家的代表一起，在这些会议上，积极促进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号召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时候，你们却在那里，硬要通过支持联美反华的三国条约的决议，赞美美帝国主义，制造分裂。
所有这一切，完全证明了：
你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
你们叫嚷的停止公开争论，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
你们发表了那么许多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发表了七篇答复你们公开信的文章。
我们对你们在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其他反华文章中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答复。
我们的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怎么能够说，是“动摇着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削弱着反帝战线”呢？
用你们所说的这些话来评价你们的大量的、不讲道理的、造谣诬蔑的东西，不是正巧合适吗？
你们用一切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中国共产党，给我们扣了一大堆帽子：
什么“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新冒出来的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成一伙”，“有战争瘾”，“在美国‘狂人’、西德复仇主义者、法国极端分子的行列中充当着右翼的角色”，等等，总之，在你们的口中，中国共产党肯定地百分之百地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
那么，请问：
你们这些自封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好人，怎么能够同被你们当做比敌人还可恨的坏人讲团结呢？
你们究竟准备怎样收场呢？
你们是准备自己站出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你们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都是造谣诬蔑，把你们扣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帽子一律作废；
还是要我们承认你们的判决书，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向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屈膝投降呢？
事情已经十分清楚，我们同你们之间的分歧，是一系列的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是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是要不要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则的问题。
例如：
美帝国主义究竟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明智的和平使者？
美帝国主义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主宰吗？
什么是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保卫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
为了世界和平，为了革命利益，究竟是应当团结世界上各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派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进行共同斗争，还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美苏合作？
当印度反动派进攻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是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谴责印度反动派的挑衅，还是用军火援助印度反动派去打苏联人民的兄弟？
铁托集团究竟是叛徒，还是同志？
究竟是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南斯拉夫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究竟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
究竟在什么原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究竟是积极支持，还是不准他们革命，反对他们革命？
斯大林究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刽子手、强盗、赌棍？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用什么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等等。
这些问题，是绝对含糊不得的，必须弄个一清二白。
这么大的问题，怎么能够马马虎虎地混过去呢？
否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就没有区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就没有区别了，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就没有区别了，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就没有区别了。
你们现在经常拿“最坚决的回击”来吓人。
其实你们所玩的硬的、软的、苦的、甜的各种把戏，人们都领教得够了。
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军事、经济、政治压力，断绝邦交，撕毁协定，断绝贸易，是你们干的。
对中国毁合同，撤专家，断援助，搞颠覆，也是你们干的。
中国共产党和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既不会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也不会在任何压力面前低头，拿原则做买卖。
如果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发动什么像样的“最坚决的回击”，什么“公开阐明观点”呀，什么“公布文件和材料”呀，什么采取“集体措施”呀，什么别的东西呀，那么，就请按照你们要做的做吧！
尽管分歧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愿意为恢复和加强团结竭尽自己的努力。
你们在去年11月29日的信件中，只是空唤停止公开论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我们现在向你们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的建议，请你们考虑之后予以回答：
（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
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
我们提议，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4年02月29日
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以来，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公开阐明了他们对已经展开的争论中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所持的立场。
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对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本论点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我们不隐瞒，我们同许多兄弟党一样，不论他们所持的立场如何，都对下一事实感到严重的忧虑：
已经产生的分歧越来越加深，争论问题的范围越来越扩大，而且尖锐的公开论战采取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相互关系所不允许的形式。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具体政策方面，动摇着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削弱着反帝战线。
兄弟党的力量和注意力不能集中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任务，不能集中去进行反帝斗争。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情况使我们感到十分痛心。
我们不止一次地声明，而且再一次重申，中共和苏共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正在拆散共产党人的力量，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只对我们的敌人有利，他们正千方百计地力图利用矛盾来投机，利用现有的困难来达到他们的反共目的。
当然，像领导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的苏共和中共这样的党，就是在论战继续下去的情况下也能工作。
我们同意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两党来讲，正如你们对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所说的那样，天塌不下来，草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儿照样在水里游。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分歧和尖锐的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重大的损害。
我们也没有权利不去考虑那些不得不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进行反帝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
这些党公正地认为，他们既需要同苏共友好，也需要同中共友好。
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都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中吸取力量去克服困难。
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要求行动的一致。
他们是对的，因为行动不一致，我们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将会困难许多倍。
在目前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最重要的和迫切的任务是，防止事态不适宜地发展下去，使它从危险的界线转向正常化，加强所有兄弟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团结。
现在，列宁的下列指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现实：
每一个党都应该认识到自己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所负的崇高的责任，都应该准备好把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放在第1位。
苏联共产党坚定地遵循体现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中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一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尽自己之所能来加强团结。
当然，我们了解，为了消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产生的困难，需要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作出重大努力。
在这封信里，我们想谈谈关于我们两党对解决这一任务可能作出的贡献的一些想法。
我们同过去一样认为，尽管存在着严重分歧，对于改善苏共和中共之间以及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来讲，仍然有着客观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在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在支持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方面，在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任务。
不能不看到，除了那些有分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很接近的地方。
我们在下述一些根本问题上的立场有着客观上的共同性，如：
阶级斗争问题；
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胜利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正如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所表明，是为了粉碎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反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势力。
虽然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我们同你们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深信，如果平心静气地、没有偏见地弄清目前的争论，摒弃一切非固有的、偶然的东西，那么就会发现不仅可以保持而且可以发展和加强我们在许多方面合作的广泛的可能性。
现在，当苏共和中共以及其他兄弟党，都已阐明了各自对争论问题的观点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之间有分歧的问题上，把这些分歧放一放，等到炽烈的激情冷静下去，让时间去检验。
我们相信，生活将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性。
同时，我们可以在具备有利条件的领域中发展合作。
这种合作，不仅对苏联和中国，而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
具体地说，尽管存在分歧，我们建议以下述一点做为我们相互关系的中心：
发展合作，以利于加强苏中两国之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之间的友谊，协调在各种国际团体中的行动，以利于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的。
在经济、科学技术合作和文化方面，有着特别巨大的可能性来加强中苏两国间的联系。
在这封信里，我们愿意提出一些实际建议，实现这些建议会有助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的事业。
苏共中央期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将在这方面采取一些具体步骤，特别是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正如报刊上所报道的，在他不久前同外国活动家和报界代表的谈话中，曾经表示中国愿意发展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表示中国对发展贸易和其他经济联系很感兴趣，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说，中国方面将防止帝国主义利用现有分歧来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
这种看法是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多次声明相吻合的。
因为双方都感兴趣，可以作出结论：
现在就已经可以谈谈调整苏中合作的具体步骤了。
例如，在最近即可着手制定中苏之间的共同商定的初步换货计划。
苏联在今后几年中可以增加向中国出口你们感到兴趣的商品，也可以增加从中国进口我们两国经济都感到兴趣的商品。
大家知道，按照我们两国政府签订的1962年05月13日议定书的规定，明年就应该恢复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成套设备的谈判，这些成套设备的制造曾经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延缓了两年。
如果你们方面有兴趣，我们认为，可以商谈在建设工业企业方面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技术协助，例如可以讨论在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的条件下协助发展石油工业、建设采矿工业以及其他部门的企业的可能性。
我们再一次重申，如果你们认为必要的话，我们愿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苏联专家。
目前，苏联正在编制一九六六到1970年的五年计划。
中国也在制定第3个五年计划。
因此，现在就来讨论发展我们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和其他联系的可能性，并且为此在两国的国民经济计划中规定相应的措施是适宜的。
当然，加强苏中两国的合作这件好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为迟，但是最好现在就来着手进行。
毫无疑问，我们两国都会从扩大科学技术合作，以及从发展多方面的文化联系中得到好处。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成为苏中两国的有关机关之间彼此商讨和谈判的对象。
在提出这些建议时，我们自然准备认真研究你们对于扩大苏中两国间的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的一切意见。
我们当然注意到，如果你们认为这对中国是有利的，联系和合作才能得到发展。
我们方面确信，这无论对中国或苏联来讲都是互利的。
大家清楚地知道，经济联系是各国人民都特别关心的一种合作。
甚至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经济联系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种联系为实现和平共处原则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国家关系的改善。
因社会制度相同和目标一致而联结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各国更需要广泛的经济联系。
这种联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因素，是利用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优越性的重要因素，它有助于加强兄弟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获得新的成就，有助于联合一切革命的反帝力量。
发展这种合作，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苏联都有好处，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都有好处。
当然，我们了解，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首先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除了该国人民自己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在该国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同样很清楚，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有助于并且会加快每个国家的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
恢复和加强我们两国的经济合作，不仅将有助于加快苏中两国的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的发展，而且将有助于为其他方面的关系的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
对于发展苏中两国的合作，有着极其有利的前提。
我们两国拥有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
大家清楚地知道，苏中经济合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以及对苏联的经济发展给予了多么良好的影响。
所以，特别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近几年来不仅没有发展，反而越来越缩减了。
经验表明，贸易、经济和其他联系的发展会改善相互关系中的气氛，有助于解决其他一些决定我们两国关系的问题。
很遗憾，这样的问题是有的，需要加以解决。
你们大概会同意，近几年来苏中边界某些地段上形成的局势不能认为是正常的。
苏联政府已经建议就核定某些地段的边界线进行友好协商，认为这样作的结果会消除引起目前误会的原因。
最近你们也表示要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将向你们发出有关文件。
近来中国出现了一些关于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言论。
当然，我们不去为那些专横地划定同邻国的边界的俄国沙皇辩护。
我们也相信，你们也不打算为那些以武力侵占了不少别国领土的中国皇帝辩护。
但是，我们在谴责俄国和中国当时执政的剥削阶级上层的反动行为时，不能不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现在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边界。
任何忽视这一点的企图，都会成为误会和冲突的根源，而且不会导致问题的解决。
现在，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而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共产主义，它将使国界逐渐失去从前的意义，在这个时候人为地制造领土问题，简直是不明智的。
我们有一切可能完全消除边界上的任何磨擦，给各国人民做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友好关系的范例。
我们也应该创造有利于改善党的关系的条件，避免可能使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困难更加严重的一切。
我们清楚地了解，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需要重大的努力和时间。
但是，重要的是要在这方面一步一步地前进，对在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表现出列宁式的关怀，不允许能够破坏团结的任何行动，给派别分子和分裂主义者以反击。
在我们看来，甚至在目前的复杂情况下，也有可能不使已经扩大了的论战发展得不可控制，使事态向加强中共和苏共之间以及所有兄弟党之间的团结一致的方向发展。
苏共中央已经不止一次地表示主张停止公开论战。
1963年10月25日和11月07日我们又重申了这一建议。
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在这封信里，我们再一次呼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停止公开论战以及其他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行动。
我们不是建议根本停止就世界发展的原则性问题交换意见。
我们只是希望，这种意见交换应该采取1960年兄弟党声明所规定的形式，即通过彼此协商、会谈和交换信件。
苏共中央提出这些建议的出发点是，这些建议将有助于加强信任，有助于为准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最近，苏共和中共也同许多其他兄弟党一样，不止一次地表示主张举行这种会议。
现在，我们仍然重申自己的这一立场。
同时，我们要再三强调，所有党的义务是，促进创造能使这种会议获得成效的局面，以便使这一会议不是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所有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真正团结和一致。
这就是我们关于为了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的一些想法。
请你们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写这封信完全是出于关心加强团结。
我们对这些或那些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对社会发展中的个别现象的评价可以有分歧，而生活会纠正那些犯错误的人。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共产党人的崇高义务——团结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反对资本的整个战线。
各国人民信任共产党人。
我们应该不辜负他们的信任。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加强合作扫清道路，并在这方面采取具体措施。
苏共、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怀着友好的感情，愿意加强在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结成的兄弟情谊。
苏共中央决心尽一切可能使事态好转，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苏共一贯遵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坚决维护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则。
我们的列宁的党正在为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为和平、民主和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为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和整个反帝革命战线，为无产阶级革命，为国际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有历史意义的斗争，这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
苏共中央呼吁中共中央从自己方面采取实际步骤，以便在争取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兄弟党的团结。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尼·赫鲁晓夫（签字）
1963年11月29日
苏共中央1964年02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收到了你们1964年02月20日的信。
你们在这封信中对苏联共产党采用的粗暴的语调和不体面的侮辱性的手法，使我们在道义上有权利根本不回答它。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仍然认为回答你们是适宜的，那么，我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杜绝进行任何投机的可能性和杜绝把不明真相者引入迷途的企图。
你们对于苏共中央今年02月12日给许多兄弟党的信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事，装模作样地表示愤怒，并且几乎把这描写成好像是企图向你们隐瞒这封信的内容，说成是“苏共的宗派主义的”和
“派别的活动”。
事实真相如何呢？
我们没有把今年02月12日的信给你们，这并非偶然。
仅在最近几个月中，苏共中央就不止一次地向中共领导提出口头的和书面的建议：
采取共同措施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甚至不认为有必要答复我们的建议。
你们对苏共代表团在1963年07月于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中提出的关于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正常化的建议置之不理。
你们没有回答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的信，这封信中包含着消除现有分歧的具体行动纲领。
苏共领导人通过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刘晓同志和潘自力同志向中共领导不止一次提出的口头呼吁，也同样没有得到回答。
如果你们愿意读读上述文件和材料，那就会很容易确信，在这些文件和材料中所谈的问题，正是苏共中央在今年02月12日致兄弟党信中扼要阐述的问题。
你们没有回答我们的信件，同时却展开了一个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大规模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组织中急剧地加强了分裂主义的派别活动。
《人民日报》在今年02月04日的文章中，公开号召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并且表明中共领导不愿意回答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信中包含的积极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为了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并且希望阐明自己的受到中国报刊诬蔑攻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认为必须在中央02月全会上审议这个问题，然后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
苏共中央决定把这个情况通知给兄弟党。
我们当时应该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的建议没有得到中共领导人的任何肯定的反应，中共领导人继续加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的进攻，扩大分裂活动。
我们声明说，我们同意所有真正站在宣言和声明立场上的兄弟党的意见，即必须给予分裂主义者以反击，并采取集体措施来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我们曾再一次表示，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是适宜的，关于这点，你们以前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
我们的信谴责了中共领导要在自己的领导下建立拥有特殊政纲的派别集团的意图。
这就是苏共中央02月12日信中所谈的问题。
我们对于在02月12日信中谈到的所有问题的原则性的立场，在我们向兄弟党发出这一呼吁很久以前你们就已经知道了。
在给他们写这封信以前，我们不止一次地试图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而所有这些试图都没有结果，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
既然你们顽固地不答复我们的多次信件和呼吁，甚至把这些信件和呼吁说成是我们软弱的表现，那么02月12日的信给你们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没有益处的。
在这一切以后，你们声明说，似乎苏共“背着中国共产党”“在策动反对中共的新的运动”，实行“两面派的做法”……“进行分裂活动”，这只能使人惊奇。
不难看出，中共领导竭力夸张今年02月12日的信这件事和歪曲苏共中央这一步骤的真正意义，又是一个嫁祸于人的笨拙企图，即企图把完全由于中共领导的过错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困难的责任转嫁给苏共。
正如我们民间所说的，这意味着使用众所周知的“贼喊捉贼”的手法。
如果要寻找真正的两面派和“背着兄弟党”进行活动的分裂主义分子，那么应当说是那些许多年来进行派别活动的人，应当到那些公开论证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是必要的，甚至宣称分裂是“合乎规律”的人那里去寻找。
例如，有这样一个事实：
还在1960年06月，刘少奇同志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中就诽谤苏共，故意歪曲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企图唆使阿尔巴尼亚的活动家反对苏共。
中国领导的这种行动，引起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成员的理所当然的愤慨，他们向中国同志公开声明了这一点，并告知了苏共中央。
这正是最真正的反对另一兄弟党的幕后的派别活动。
可以举出无数事实，而且如果需要，可以公布文件，来揭露中共领导几年来进行的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幕后活动。
关于这一点，兄弟党的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已经向你们直接谈过。
至于苏共，那么我们不向任何一个兄弟党，其中也包括中共，隐瞒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我们不止一次地向中共代表解释了我们对所有重要问题的观点和立场。
苏共中央行使了任何共产党都享有的权利——就这些或那些它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的权利。
尽管你们在02月04日的文章中对我党及其领导进行了荒谬的毁谤，但是苏共中央不受这种挑拨，没有走上“针锋相对”的对骂的道路。
我们认为对你们的分裂活动必须给予反击，所以决定通过党的途径再一次同兄弟党的中央委员会商量，让它们知道我们预计采取的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步骤。
这是完全符合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和准则的。
苏共中央02月12日给兄弟党去信，是出于我们党对消除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不正常情况的深切关怀。
这样做反映了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利益。
至于你们玩弄像“大国主义习气”、“唯我独尊”、“蛮横无理”、“老子党的恶习”、“上帝旨意”等等字眼的企图，那我们应当告诉你们，采用这样的说法只能证明你们立场的软弱，证明你们希望以这种方法来掩饰你们自己的、企图加在我们头上的行为。
四年来，全世界的兄弟党都在呼吁中共中央从共同利益的角度对待事物，放弃把自己错误的“总路线”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企图。
但是中共领导不仅不倾听兄弟党的意见，而且抱着越来越大的野心把自己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唯一继承者，装成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最高法官。
要知道，不是别人，正是中共领导企图指使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什么时候应当开始革命和通过什么道路实现革命。
正是中共领导作出了不得上诉的判决：
哪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个不是。
正是中共领导给许多党戴上“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帽子，并且喜欢谁就称他们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其他人就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者”。
你们的大国主义习气还表露在你们最近的这封不长的信中：
你们要求苏共中央将苏共中央02月12日的信送给你们。
不是请求，而是要求。
请问，这是根据什么权利呢？
难道你们以为，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即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
这令人看来不仅是粗暴的，而且简直是可笑的。
你们的信和信中故意使用的粗暴腔调，使我们再一次考虑：
发出这封信的目的何在？
要知道，谁也不会相信，发出这封不体面的信，是像你们为了欺骗本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无休止地向他们说的那样，为的是巩固同苏共的友谊。
任何人读了这封信都会看到，这封信旨在加深分歧，加剧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
如果中共领导人真的关心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一致，他们就应当离开自己的错误道路，停止分裂活动，同世界所有兄弟党站到同一个行列中来。
苏共中央永远愿意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
我们党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表示愿意继续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做出努力。
苏共中央表示坚信，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克服现存的困难，将把自己的队伍更紧密地团结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旗帜下，将在争取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此致
热烈的兄弟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4年02月22日
苏共中央1964年03月0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收到了你们1964年02月27日的来信。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这封信。
应当坦率地对你们说，你们的信使我们感到很惊奇。
在信里，你们又慷慨地使用了诸如“分裂主义分子”、“派别分子”、“宗派分子”之类的词汇，企图借助这些词指责我们党进行什么反对中共的幕后活动。
近来，你们越来越经常地企图把产生分歧和斗争尖锐化的过错加在苏共身上。
所有这些企图的用意，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清楚的。
这就是：
你们把责任推给别人，想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加剧分歧。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声明，我们对既成的局面不负任何责任。
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过去和现在都竭尽全力，以便在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基础上克服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
苏共中央对你们党的态度，从来都是从不让分歧加深这一点出发的。
最初我们认为，几年前产生的分歧是偶然的。
不愿意相信我们得到的关于中国同志在我们背后进行活动并执行一条使斗争尖锐化的路线的情报。
我们始终力求使我们的关系成为最兄弟般的、最可以信任的关系。
苏共中央很好地理解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的意义；
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
我们不止一次地给你们写信，并且不止一次地向你们表示，就像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1962年10月离开莫斯科时所表示的那样，我们真诚地期望使苏共和中共的友谊能像1958年以前那样好。
这是我们最热烈的愿望。
但是很遗憾，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希望并没有实现。
中共中央02月27日来信的中心点，实际上是建议加强公开论战。
你们建议签订一个关于双方都发表相互批评的材料的协定，实际上是想使两党的论战把我们两国人民也席卷进来。
同志们，你们应该理解，如果发表你们的文章，而在这些文章中有那么多不公正的论断，对苏联的内外政策有那么多的诬蔑，直到硬说在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说它已经“同美帝国主义勾结”，那么，所有这些只会引起苏联人的理所当然的愤慨。
自然，苏联报刊不会对这些攻击不作回答。
这样就不是沿着加强苏中两国伟大人民的友谊的路线前进，而是沿着煽动他们不和睦、不信任、不友好的路线前进。
要知道，你们所进行的论战，早已超出了思想争论的范围，已经被你们变成了反对苏共、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工具。
你们大肆诬蔑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你们实质上是采取那些企图把人民同党分开、把党同领导分开的苏维埃国家的敌人所采取的策略。
这种行动是不能允许的，而同这种行动相联系的打算简直是幼稚的。
你们对拥有同托洛茨基分子、同右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拥有同国外敌人作斗争的经验的苏共的攻击，只能促进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体苏联人民更加团结在自己战斗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周围。
我们在向党说出你们的破坏活动真相的时候，从来都保持着克制，采用平静的语调，不允许对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进行任何侮辱。
现在，请你们想一想，假如我们也走上你们的道路，用你们骂我们的话来回答你们，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对自己的领导，那结果会是怎样呢。
如果我们走上这条道路，那我们还成其为什么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呢，还成其为什么负有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任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信徒呢？
共产主义不是煽起民族间的敌视，相反，是不分民族、肤色和语言把它们团结在一个兄弟的家庭里，为反对剥削者、反对帝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苏共中央正是根据这些考虑，才在自己1963年11月29日的信中再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并且提出了改善苏中关系、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正常化的建设性纲领。
同时，在苏联报纸杂志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所有兄弟党都把这些行动看做是苏共善意的表现，并且期待中共领导支持我们的倡议。
令人遗憾的是，中共中央采取了相反的做法。
你们有意拖延对我们信件的正式回答，实际上你们是用加剧论战、加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一步诽谤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回答了我们的信。
这个运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1964年02月04日的文章中达到了极点。
在这篇文章中，苏联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被宣布为人民中国的“主要敌人”，文章中包含着对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不能容许的诽谤。
02月04日的文章企图为分裂活动制造某种理论基础，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宣布为合乎规律的现象。
这个可耻的文件也和其他类似的材料一样，大量散发，并用俄语和其他语言向全世界广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应当说出中国领导的言论和真正做法的全部真相，以便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和衡量既成的局面，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
在讨论了苏共为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进行的斗争的问题以后，有六千名党的积极分子出席的苏共中央02月全会，一致赞同了中央主席团的路线。
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相互关系的原则，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义务通知兄弟党：
我们准备在报刊上发表全会的有关材料，对中共领导的分裂行动给予回击。
完全可以理解，把我们致其他兄弟党的信件寄给你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是没有益处的，即使是因为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苏共中央02月12日的信中没有任何秘密，没有任何早在此信之前我们没有向中共领导谈过的东西。
然而，你们却决定利用这封信作为指责苏共进行“幕后”“反华”活动的借口。
首先应该问一问：
难道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没有权力给它认为需要写信的人写信吗？
难道我们要求中共中央就它的信件来往提出报告了吗？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此。
我们已经向你们说过，这种指责，特别是来自几年来真地进行反对兄弟党的幕后颠覆活动的人的这种指责，是何等荒诞无稽。
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中共中央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及其领导策动建立反党分裂集团，企图把他们联合起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
中共中央丧失了现实感，试图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
要求把苏共中央02月12日的信寄给它。
当我们有礼貌地解释说，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应当允许自己使用最后通牒式的要求的语言同另一个党谈话的时候，你们竟然模糊这件事情的意义，声称在中文里“请求”和“要求”这两词之间似乎没有差别。
我们对于中文有高得多的评价。
中国人是具有古老文化的伟大人民，非常清楚地了解“请求”和“要求”之间的细微差别。
甚至常有这样的事，同一个词，却可以谱出完全不同的曲。
顺便说一下，当人们想要用“请求”这个词的时候，不是在中文里也找到了这个词吗。
我们希望，最后通牒式的语言，今后能够从我们的关系中永远排除出去。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兄弟党呢？
为什么你们02月27日来信以及在此以前的各次来信，都使用了极为粗暴的放肆的口气，满篇都是谩骂和侮辱人的词句呢？
莫非是为了激怒我们、迫使我们离开原则性的思想立场和共产主义立场而“在井边上互相对骂”吗？
看来，你们的意图正是如此。
你们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一直披着主持平等的“骑士”的外衣，同时却要使别人相信，似乎苏共硬要充当“老子党”。
我们不能不有这样一个印象，你们所以采取这些做法，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
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
早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这种角色就已经过时了，尽管他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由于他在我们党内和对于兄弟党滥用权柄，消灭了那些持有己见的人们，他丧失了人们的信任，毁掉了自己的威信。
在战时和战后，看来，斯大林自己也感到，不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各国党了。
这也是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之一。
我们党在斯大林死后老老实实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于这一切做了分析，采取了措施来纠正既成的局面。
苏共中央主动地纠正了斯大林的错误，恢复了同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平等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
我们从过去驻有我们军队的国家，包括从旅顺，撤出了自己的军队。
我们取消了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合营经济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
提醒以下一点并非多余：
过去中共中央曾经完全赞同我党的这些步骤，并且给了高度评价。
我们现在仍然站在这些立场上。
现在，局势已经不是，比如说，1919年那样了：
现在列宁已经不在了，而且现在活着的人中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
只能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集体地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
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而有的并且应该有的则是具有集体智慧的平等的兄弟党的家庭。
无视别人的意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且给所有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人戴帽子，这种企图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效果。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仍然呼吁你们反复地考虑考虑自己的立场，好好地权衡一下，这种立场会把你们引到何处。
正是因为如此，尽管你们不间断地攻击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表现出耐心，愿意尽一切努力，使局势正常化，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下述观点：
为了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利益，为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现在最好是停止共产党之间的公开论战。
我们再一次建议，让我们在各方面都从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出发，在兄弟党的会谈中，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上讨论争论问题。
在讨论中，要有分寸，不失尊严，要懂得自己的行动的全部责任，以便使争论不至导致分裂，不给最神圣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
我们没有权利忘记弗·伊·列宁的遗训，他告诫说，共产党人之间的不和有利于帝国主义者。
列宁说：
“有辩论就有争执，有争执就有纠纷，有纠纷就会使共产党人削弱，所以要抓住时机，趁他们削弱的时候压他们一下！
这已经成了同我们敌对的世界的口号。
这一点我们丝毫不应当忘记。”
（列宁全集，中文版，三十二卷，一五八页）
如果你们真正关心共产党人国际队伍团结的加强，那么你们早就应该接受我们的建议，倾听理智的呼声，考虑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意见。
你们越是顽强地硬要加剧论战，进行分裂活动，共产党人、一切进步力量就有越多的根据确信，中共中央遵循的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是被不正确理解的民族利益，实质上是民族主义的自私利益。
我们本来可以逐条地驳倒中共中央02月27日信中随意提出的对苏共的诬蔑指责，但是我们不认为现在这样做是有必要的。
你们不愿意认真地探讨问题的实质，相反地你们只是把一堆一堆的诽谤倾加在我们党的身上。
这样我们列举论据还有什么用呢？
我们不上任何挑衅的当，我们将同全世界共产党人在一个家庭中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
苏共中央再一次表示，它相信中国共产党早晚终将找到同这个家庭团结起来的正确道路。
这种情况出现得越早越好。
苏联共产党今后仍将为所有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的团结而斗争。
我们也收到了你们02月29日的信。
从这封对我们1963年11月29日的信的迟晚的复信中清楚地看出，你们拒绝了我们的旨在根本改善苏中关系，加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的一切建议。
信的整个精神表明，中共中央感到焦虑的不是改善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而是对苏共和苏联臆造种种指责。
我们坚决驳斥你们对苏共和苏联的一切诽谤性攻击。
苏共中央对你们的信将予以答复，将说明你们歪曲我们党的思想政治观点和它的实际活动的真正意义，并恢复真相。
但是，在这封信中，我们就认为有必要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感到不安的问题，即关于克服分歧、达到兄弟党团结一致的途径的问题，阐述自己的立场。
我们确认：
中共中央在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和耽搁之后，同意了我们的关于必须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
苏共中央对这个事实给予肯定的评价，并且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尽一切努力来在预计的会谈和讨论过程中，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加强，促进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团结。
同时，我们无法理解，你们把实行这些业已完全成熟了的措施的时间拖延这么久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共产主义运动由于你们加剧论战和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而蒙受的损失，已经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了。
需要讨论的问题已经完全确定了，会谈的目的也是完全清楚的。
此外，还不能不考虑，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越来越坚决地提出必须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
拖延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更是无法解释的。
第1次会谈已经过去八个月了，你们却建议将第2次会谈再延迟这么久。
然而，改善我们两党两国关系的事业，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民主和革命力量来加强共同反帝斗争的利益，却要求尽快地调整现存的分歧。
对我们两党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不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集中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去解决我们面临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事业中的巨大任务。
你们建议在1964年10月才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这实际上意味着推迟兄弟党会议，至少推迟一年，从而拖延分歧的克服，并且使分歧更加尖锐化。
我们认为，这只会给兄弟党，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害处。
我们也不理解你们在建议召开仅由十七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的代表参加的筹备会议时所依据的理由。
我们认为，由曾经参加1960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并共同准备了声明草案的所有兄弟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议，是适宜的。
这样的组成，包括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过去是所有兄弟党都赞同的，并且正如经验所表明，它帮助了1960年会议的顺利进行和会议文件的制定。
不言而喻，负有召开国际会议职责的我们党，将同所有的党进行接触，并且同它们协商。
根据这一切考虑，苏共中央建议：
一、1964年05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谈。
二、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1964年六、07月召开。
三、同兄弟党协商于1964年秋举行国际会议。
苏共中央着重指出，为了实现所有这些措施，必须停止公开论战，必须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任何破坏、分裂活动。
我们希望中共中央能够同意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并对准备和实行拟定的步骤作出自己建设性的贡献。
我们所建议的措施，是出于对克服分歧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切的关怀。
这些措施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工人阶级、各国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符合共产主义的利益。
　致以
同志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4年03月07日

下工厂车间　为基层服务
鞍钢改进机关工作压缩表报会议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
上海冶金局组织干部到第1线面对面领导生产取得成效
据新华社鞍山电
鞍山钢铁公司机关工作人员在解放军和大庆油田先进经验的启示下，深入生产第1线，为基层服务。
过去常常靠表报了解情况，靠开会解决问题的一些处室，现在都压缩了表报，削减了会议，使更多人有更多时间深入基层；
过去工作人员下基层较多的处室，也改变了在基层听汇报，到现场走马看花的做法，进一步深入掌握第一手情况。
为了及时解决问题，有的处室还增设了夜间、假日值班人员。
总动力室工程师颜世卿和技术员吕先恭到发电厂帮助解决供应各种保护装置和备用照明用电的蓄电池放电不足问题。
这个问题，发电厂去年春天就提出了，颜世卿和吕先恭也曾几次到厂，但因情况了解不透，没有得到解决。
这次他们到了发电厂，不是像以往那样找干部谈谈，在现场走走，而是同基层工作人员共同进行蓄电池充电、放电试验，亲自动手测量蓄电池里的硫酸和蒸馏水比重、温度、电压波动等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
经过一天一夜试验，发现蓄电池放电比过去好。
对照过去的记录资料分析原因，找出了硫酸比重、电流掌握等方面的问题。
为切实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又到供电厂蓄电池小组征求意见，请老工人介绍经验。
然后，他们向发电厂提出具体改进措施，使这个厂长期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
供应处材料员赵春甫在无缝钢管厂碰见产品打压试验用的水压机上面的胶圈坏了，人们正在着急。
他立即打电话给处里，材料员关鸿斌接到电话马上检查订货合同，发现这种胶圈还未到货，就同沈阳工业橡胶制品厂联系，当天晚上就乘车赶到沈阳。
第2天中午，他们便带着沈阳工业橡胶制品厂刚刚制出来的胶圈来到了无缝钢管厂。
在改革机关工作中，鞍钢各个处室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也留下一部分人员在机关处理日常事务。
为减轻基层负担，鞍钢各处室对文件、报表、工作手续一一进行审查，取消了可有可无的报表，精简了不必要的工作手续。
计划处先后削减了六十八种报表。
这些报表取消后，需要哪个厂矿的数字材料，他们亲自去了解。
过去各厂供应科请料单都得经过会计科签字盖章，由于会计人员少，领料量大，这道手续成为形式。
现在取消了这道手续，直接报到公司。
供应处还改变了每月05日前不发料、25日后不发料、星期三下午不发料等清规戒律，并设立专人在夜间、假日值班，不仅白天可领料，夜晚可领料，假日也可领料。
运输处有天晚上接到化工总厂电话，急需拨给车皮，否则沥青运不出去就要影响生产。
按照过去做法，必须先办理申请手续，一拖就是几天。
这次运输处接到电话后，立即同铁路部门联系，当天拨给了化工总厂七个车皮，第2天补办了手续。
鞍钢机关工作在短时期内能够发生巨大变化，很重要的原因是领导干部的坚决和以身作则，亲自带头深入基层。
公司几个经理坚决执行了上午不开会的规定，除个别经理留在机关处理必要事务外，其他经理都到生产第1线，有的调查了解情况，有的蹲点帮助基层解决问题。
各个处室的领导干部则以更多的时间到基层活动。
新华社上海电
中共上海市委最近通报表扬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号召全市各个方面的领导机关认真学习和推广这个局改进机关作风的经验。
上海市冶金工业局从02月以来，组织了全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干部，到工厂车间为基层服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今年，上海冶金工业一方面要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试制大批新材料，一方面要使一批产品赶上先进水平，并消灭仅剩的八种三类产品。
全局干部年初学习大庆油田的经验以后，革命精神大大发扬，强烈地感到要胜利完成这样繁重的任务，照老样子办事不行。
根据这一形势，全局除留下一个副局长和一部分干部在机关里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以外，其余四个局长和副局长以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干部，每周都以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到生产第1线面对面领导生产。
局长周璧率领一批干部，到新材料试制任务最繁重的一家钢厂蹲点，作调查研究，帮助这个厂工作。
局里的生产技术处、计划处、财务处等部门，也都组织力量，为这个厂试制新材料服务。
生产技术处还组织了其它钢厂的一批炼钢和轧钢工程技术人员，邀请了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的专家，协助这个厂试制新材料。
这个厂试制一项重要新产品，急需一笔流动资金购置一部分设备和原料，财务处处长立即下车间，同有关人员一起核算，确定所需的资金定额，直接同上级主管部门联系。
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事办妥了。
试制这种新产品缺少一种稀有合金，局供应处干部多方联系，在北京一个单位找到了。
目前，这个厂今年试制新材料的第1个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提前完成了第1批试制任务，有的已经开始生产。
为适应各厂今年追赶先进水平的要求，技术检查处组织了一些工程师和技术员到上钢一厂、二厂等六个单位，帮助提高产品质量，消灭三类产品。
由于产品品种的增加，质量要求提高，近来不少钢厂要求增加人。
劳动处干部就带着这个共同性的问题，到各厂摸情况，研究解决办法。
他们发现上钢八厂今年新产品试制任务也较重，原计划需要增添一批人，由于职工们开展技术革新，年初以来已有四十个革新项目运用到生产上，结果全厂省下了二百五十一人，立即帮助厂里总结了这个经验，并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广这个厂的经验。
上海市冶金工业局还有许多干部结合本身业务，按各人原来的业务分工，经常下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他们采取“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碰到大难题，当作‘碉堡’打”的方法，凡是可以当场解决的问题就当场解决，涉及其它部门的问题，就带回机关组织有关部门再到现场解决。
在机关干部开始深入基层的时候，冶金局领导上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了在基层工作得好的干部的做法，给大家树立了深入基层做好工作的样板。
冶金局领导上还强调，各部门业务干部和技术干部下去，不仅要帮助工厂解决生产业务上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抓活的思想。
上海冶炼厂为消灭三类产品，党委书记挂帅，从根本性的工艺和技术管理制度入手，扎扎实实做了许多“笨”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局领导便表扬了这种做法，为消灭三类产品的工厂树立了榜样。
上钢三厂技术检查科干部，在工作中坚持做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既是质量检查员，又当车间的质量参谋员、工艺检查员、事故侦察员和政治宣传员，同生产车间的关系很密切，积极地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高。
局技术检查处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很快在全局三千多名质量检查人员中推广了。

人民政府重视保护西藏古迹
布达拉宫修缮一新
噶丹寺藏王墓抗英炮台等同时进行了维修
据新华社拉萨08日电
西藏最古老的宫殿之一布达拉宫已经修缮一新。
这座雄伟宫殿的崇金厦、崇金龙、噶登吉贡三大殿和却吉扎布、怕布拉康等殿堂都进行了维修。
宫内全部安装了电灯，一些光线阴暗的殿堂，还将木板壁或毡帘改装成了玻璃窗。
壁画、浮雕和各种精致的图案，也按原样修饰得焕然一新。
十三层的布达拉宫始建于七世纪。
这次维修工程从1962年开始，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完成。
人民政府为维修这座宫殿共拨款十一万元，并且请来了西藏各地的能工巧匠。
在修缮布达拉宫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对西藏其他著名文物古迹进行了维修。
其中有明代永乐七年由西藏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修建的噶丹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和南宋时修建的萨迦寺，以及穷结县的藏王（松赞干布）墓，江孜著名的抗英炮台、八角塔以及热振、叶巴、扎隆、夏鲁、白居等古老寺庙。
人民政府对西藏文物古迹的保护极为重视。
被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列入重点保护的文物有一万二千多件。

北京专家和老农提出四项建议注意后期追肥；
松土保墒；
防治病虫害；
做好灌水准备
夺取小麦好收成当前需要做些什么？
北京专家和老农提出四项建议
注意后期追肥；
松土保墒；
防治病虫害；
做好灌水准备
新华社08日讯
北京地区的小麦已经拔节孕穗。
一些专家和老农认为，要夺取今年小麦好收成，目前需要抓紧以下几项主要管理措施：
一、注意后期追肥。
当前正是小麦穗分化时期，需要氮素多，及时追肥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对于过去没追过肥的旱地小麦，原来生长较好但返青后未追肥、有脱肥现象的小麦，以及过去追肥少和点片黄弱的小麦，应当赶快追肥。
二、继续做好中耕松土保墒工作。
一般还能进去人的麦田，都应当浅中耕松土，特别是旱地小麦，更要做好松土保墒工作。
一些地势低洼和新平土地生土较多的麦田，也要抓紧松土，以便通风透气，促进小麦生长。
个别积水的麦田，要加紧排水。
三、抓紧防治病虫害。
各地应当发动农业科学技术小组，逐块做好锈病和地下害虫发生情况的调查，然后集中力量，抓紧除治。
四、积极做好灌水准备。
今年虽然04月份雨多，但小麦孕穗时期需水也最多，如果今后不再下雨，一般麦田还需要注意浇水，不要因为04月雨多就放松了灌水的准备。
这是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最近邀请专家和老农座谈、经共同研究后提出的建议。
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北京市农业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
《北京日报》报道了这个消息。
消息中还说，北京郊区小麦长势普遍比去年同期好。
但能不能把丰收拿到手，还要看今后一个半月的管理工作如何，尤其05月份是决定小麦能否丰收的关键时期。

希夏邦马征服记（三）
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
一次风雪夜行军
04月14日。
在登山大本营的一幅巨大的天气图上，许多符号和标记表明：
适宜登高的好时机将在两天后出现。
登山队队长许竞坐在天气图前。
他一面把要点记在笔记本上，一面在沉思着。
按照计划，一支高山物资运输分队这时正在拔海五千八百米营地待命，他们要等着一旦出现好天气，便立即攀向拔海七千米以上，在拔海七千五百米和七千七百米的地方分别建立起第5号高山营地和最后的“突击营地”，并且完成物资运输任务，为突击主峰创造条件。
根据历次登山经验，在七千米以上的地段行动，必须巧妙地利用短暂的好天气。
因此，根据当前的气象预测，这支运输分队应当立即出发，先登达拔海六千九百米的第4号高山营地待命。
不巧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刻，无线电报话机的联络发生了故障。
已经是北京时间十三点了。
许竞站起来，合上笔记本，坚定地对同志们说：
“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必须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在天黑以前把行军命令传达到留在拔海五千八百米营地的分队。”
三分钟以后，藏族队员洛桑德庆和巴桑加布受命离开大本营，向拔海五千八百米的营地轻装进发了。
旅程曲曲弯弯，路面坎坷不平，汗水浸透了他们的内衣，他俩的头开始涨痛，两腿又酸又麻，但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快把命令送到。”
他俩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地前进，一分一秒也不轻易浪费，只用四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在拔海五千八百米营地的石坡上，登山队副政委王凤桐立即开会传达行军命令，并且做了周密的研究和安排。
北京时间十八点十五分，这支四十人的运输分队向冰雪世界进发了。
天正下着大雪，暮色又开始逼来。
能见度愈来愈坏，人们几乎连脚印都看不清。
队伍上升到拔海六千米的陡坡时，风渐渐停息，雪变得平静而柔和，但更稠密了。
没有月亮，没有星光，浓重的夜色遮盖着一切，只能看见手电筒射出去的条条微弱的光柱，前进方位、坡度和地形特点都隐没在光柱以外的黑暗里。
人们只好挽紧结组绳，一个挨一个，一步跟一步，主要凭着冰镐和两脚的触觉，谨慎地前进。
突然，一道光亮从人们的脚下闪过。
接着，冰镐的钢尖又吐出火苗；
手一举，手指竟然发出一种色彩；
口一张，连呼出的气流也散发着白光。
这些离奇的光亮在夜空中，亮了又灭，灭了又亮，使人目眩。
新参加登山活动的队员感到很惊奇，可是老队员们都知道，这是高山上常有的一种静电放射现象，虽然有一定的危险，但对于它，惧怕是没有用的。
04月15日北京时间零点，队员们跨上了雪坡顶部，从地形上判断，这里是拔海六千三百米的营地。
但是由于能见度极差，他们一直没能找到营地的帐篷。
雪还在下着，风又不断刮起来，温度降到零下二十度以下。
如果在这里露天过夜，将会发生危险。
王凤桐决定连夜返回拔海五千八百米的第2号高山营地，第2天再继续出征。
建成最后的“桥头堡”
04月20日，当这支高山运输队越过狭窄的冰雪走廊，登上拔海七千米以上的东北山脊，正赶上一个少见的晴天。
然而，道路比任何地段都更加艰难了。
右侧是险峻的山脊，左侧是直通山麓的几十丈高的雪坡，中间是一条四十度左右的“龟背”，参差突立的岩石上，复盖着点点白雪，滚动的石块和松雪使队员们每跨一步都有失足的危险。
在接近拔海七千四百米的高度时，一块巨大的岩石阻挡着去路，阎栋梁决定登上岩石顶端，固定一根尼龙绳，便于大队通过。
他用双手插进岩缝，用脚蹬住岩边，一点一点地向上攀登。
可是一连登了四次，掉了四次，四肢酸软了。
他望着背后队员们的行列，一只手竟下意识地伸进胸前的口袋里。
他的口袋里放着队长许竞交给他的一面五星红旗。
为了不错过希夏邦马峰为数极少的好天气，队部同意他们在完成既定任务以后，根据可能的条件突击顶峰。
阎栋梁一想起党的嘱咐，就又背着尼龙绳再一次向上攀去，顽固的岩石终于被他踩在脚下，大队又开始前进了。
背负着二十五公斤以上的物资，跋涉了十二小时以后，四十名运输队员全部到达了拔海七千五百米的地方，在那里建立了第5号高山营地。
第2天——04月21日清晨，三十名队员继续负重前进。
巨大的冰崩区在眼前闪闪发亮，连绵而陡削的尖锥般的石柱形成一脉“刀山”，坡度平均在五十度以上，两个开路结组不得不轮流在前面刨出冰台阶上升。
运动健将刘大义的结组以顽强的毅力，打通了许多极端困难的地段。
五个小时以后，队员们到达了拔海七千七百米的赭色石塔附近。
二十二名队员卸下物资，立即按计划返回拔海七千五百米的第5号高山营地；
另八名队员经过两小时的紧张劳动，一座进攻希夏邦马顶峰的“桥头堡”——突击营地，建立起来了。
04月24日，在山下大本营，突击队队员们和全体队员一道，热烈欢迎这支高山运输分队凯旋归来。
人们敲锣打鼓，边歌边舞。
就在这时，阎栋梁用双手把国旗交还给许竞，亲切地说：
“这面旗指引着我们上到了突击营地，希望突击队一定把它插上希夏邦马峰的顶峰。”
许竞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两个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本报有删节。
全文未完，待续）

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电贺捷解放十九周年
新华社08日讯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天打电报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
贺电全文如下：
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约·列纳尔特同志，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的时候，谨向你们和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捷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4年05月08日
新华社08日讯
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今天打电报给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瓦·戴维，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
贺电全文如下：
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瓦·戴维同志：
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的时候，请接受我热烈的祝贺。
祝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获得成就。
祝中捷两国人民深厚的兄弟友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陈毅
1964年05月08日

捷驻华大使为捷国庆节举行酒会
新华社08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瓦·克日斯特克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庆节，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酒会。
应邀出席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
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出席了酒会。

韩城推广棉花芽苗移栽法
棉田缺苗怎么办？
韩城推广棉花“芽苗移栽”法
据新华社西安08日电
陕西省韩城县推广棉花“芽苗移栽”法，为缺苗的棉田补苗。
“芽苗移栽”法，是晋南种棉“八仙”之一吴吉昌创造的。
韩城县副县长王效维曾经亲眼看过吴吉昌“芽苗移栽”。
今年韩城开始播种棉花的时候，王效维就在这个县的芝川公社东少大队蹲点作这项试验。
04月21日，这里棉苗一出土，王效维就和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起，按照吴吉昌“芽苗移栽”的作法，在他的试验田里试栽了一百七十多棵苗，效果良好。
当天下午，他就召集全大队各生产队的三十五名干部和技术员，亲自传授“芽苗移栽”技术。
第2天，他又向全公社各生产队的一百三十多名干部和技术员传授这种技术。
接着，他及时总结和推广了本公社陈村大队栽棉芽的经验。
这个公社各生产队采用这两种方法，只几天功夫，就给五百五十多亩棉田补齐了缺苗，成活率一般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今年韩城县种的十一万七千四百多亩棉花，已经陆续出苗。
各公社生产队都在运用“芽苗移栽”的经验，给缺苗的棉田补苗。

棉花芽苗移栽
棉花“芽苗移栽”技术，是山西省植棉模范、闻喜县东镇公社涑阳大队队长吴吉昌在1960年首创的。
这种技术简便易行，可以及时、迅速而有效地解决棉田缺苗补苗问题。
“芽苗移栽”，就是从苗稠的地方（本田外田都可以），拣还没有长出真叶的芽苗拔起来，放到水盆里（水晒热了，会烫坏毛根，得换换水）。
栽的时候，三人一组：
一人挖窝，一人浇水，一人栽苗。
苗子大，窝深些；
苗子小，窝浅些；
一般挖二寸来深就可以。
挖好窝再浇水，每窝浇水二三两，在水没渗完以前将苗栽上，用土埋好（要下湿上干，下实上虚）。
移栽后三天，浅中耕一次，以破除土壤板结，弥补裂缝，保墒，提高地温，促苗早发。
吴吉昌的“芽苗移栽”经验是：
“苗要小，窝要小，水要少，天要好。”
苗小毛根少，易活；
窝小水集中，水少温度高，也易活；
棉花性喜热，天气越热（最好是晴天中午），栽的棉苗越旺。
在几种情况下，棉苗不易栽活：
拔起来的芽苗没放进水盆里，毛根干坏了，不易活；
窝子挖得太大，浇下的水分散开了，把苗根栽在干土上，不易活；
栽上以后用手压得过严，土壤成了死块块，毛根伸展不开，不易活；
栽得过深，埋了苗头，也活不了。
因此，芽苗移栽，要细心掌握技术，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新华社）

毛泽东主席接见桑给巴尔客人
新华社08日讯
毛泽东主席接见以姆库贾·苏莱曼为首的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设拉子青年联盟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被接见的代表团团员有：
萨鲁姆·加比尔、苏莱曼·阿尔马斯、阿霞·哈马蒂、哈地佳·约瑟夫。
接见时在座的，有全国青联副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照华等。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姆库贾·苏莱曼率领的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设拉子青年联盟代表团全体成员。
左起第3人是姆库贾·苏莱曼团长。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肯尼亚政府代表团到沪访问
陈毅副总理等陪同前往
新华社08日讯
由肯尼亚内政部长奥廷加率领的肯尼亚政府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内务部长曾山等陪同，今天上午从北京乘专机到达上海。
在飘扬着中国、肯尼亚两国国旗的机场上，肯尼亚贵宾们受到了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张承宗、胡厥文等近千人的热烈欢迎。
少先队员向贵宾们献了鲜花。
欢迎群众敲锣打鼓，挥舞彩带和花束，热情地高呼：
“中国非洲人民友好万岁”、“亚非团结万岁”等口号。
今天前往机场欢迎肯尼亚贵宾的，还有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刘靖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熊应堂少将，以及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在上海的中非友协理事等。
奥廷加部长等贵宾离开机场后，由曾山和曹荻秋、张承宗等陪同，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
接着，贵宾们又来到上海大厦，登上上海大厦顶层，俯瞰上海全景。
代表团今天上午离开北京时，方毅、卢绪章、丁西林等有关单位负责人曾到机场送行。

“中国·日本版画交流展览会”在京开幕
新华社08日讯
“中国·日本版画交流展览会”今天下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展览会上共展出中国和日本两国艺术家创作的版画一百四十多幅，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反映两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情况的。
展览会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开渠和首都美术界著名人士萨空了、李桦、古元等，以及正在北京的日本朋友出席了开幕式，并欣赏了两国的艺术作品。
展览会是根据去年中日双方签订的“关于中日两国人民间文化交流的共同声明”由对外文协和美协主办的，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新闻社赞助。

中日友协举行电影招待会欢迎日本朋友
据新华社07日讯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今晚举行电影招待会，欢迎以平濑实武为首的日中友协第8次访华代表团和以木下友敬为首的日本地方自治友好代表团。

为我民族艺术团在巴巡回演出
我驻巴基斯坦大使举行招待会
据新华社卡拉奇电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06日晚间在这里为周巍峙率领的、正在巴基斯坦巡回演出的中国民族艺术团举行招待会。
在出席招待会的三百多位客人中有巴基斯坦高级军政官员、艺术家和各界著名人士。
中国艺术家为来宾们表演了歌舞，博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乌干达总理接见我临时代办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电
坎帕拉消息：
乌干达总理奥博特04日在坎帕拉接见了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的临时代办李钧，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出席国际记协执委会会议后
我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离阿尔及尔回国
新华社阿尔及尔07日电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周游率领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出席了最近在这里举行的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后，今天离开这里回国。
到机场欢送他们的有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指导委员会副主席梅格拉乌伊·穆罕默德和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参赞郭达凯。
代表团在阿尔及利亚期间，拜会了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指导和新闻委员会主席、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卢安契·萨拉赫和国家指导部的重要官员。
他们参观了阿尔及尔广播和电视台，阿尔及利亚新闻社和《人民报》，受到这些机构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他们还在奥兰和特累姆森参观了工厂、水坝和一些名胜。

卡鲁姆下令释放桑给巴尔一千名被拘留者
据新华社桑给巴尔电
据《坦噶尼喀旗帜报》01日报道，根据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第1副总统卡鲁姆的命令，04月30日在桑给巴尔释放了一千名被拘留者。
这些被释放者是在01月12日桑给巴尔革命之后被拘留的。

寮方电台谴责诺萨万要求解散老挝爱国战线党的狂妄声明
坚决粉碎美帝仆从的一切狡猾阴谋
贡勒部下一个连官兵声明反对右派利用中立力量发动战争
新华社08日讯
寮国战斗部队电台07日广播的一篇评论指出，富米·诺萨万06日在万象发表的声明，是沙湾拿吉集团根据美帝国主义的指示，阴谋“改组”民族团结政府，吞并中立力量，并进而吞并老挝爱国战线党力量的一个严重步骤。
富米·诺萨万在声明中要求“改变”民族团结政府。
要求老挝爱国战线党解散。
评论说，“这个声明的目的，就是阴谋破坏民族团结政府，通过假装把权力交给梭发那·富马亲王来破坏三方面的现状，进而盗用富马亲王的名义吞并中立力量，并且还妄图吞并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力量。”
评论指出，富米·诺萨万企图以“老挝人”的名义来破坏民族团结政府的狡猾论调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
评论说，富米·诺萨万所谈论的所谓“老挝人”，不是代表全体人民愿望的老挝三方面，而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的仆从，是反对人民的一方面或两方面。
评论说，富米·诺萨万的声明，完全揭穿了富米·诺萨万的“假仁假义”的面具，暴露了他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仆从来玩弄“抛石藏手”把戏的真实面目，也暴露了他是万象政变的幕后指挥者。
评论说，“老挝人民完全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党的正义立场，即坚决保卫民族团结政府，保卫日内瓦协议和三方面所签订的各项协议，坚决要求解散所谓‘革命委员会’，要求严惩库帕拉西和西何叛乱集团的首要分子。
要求立即取消它们的一切无理要求，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和沙湾拿吉集团的一切狡猾阴谋。”
新华社08日讯
据“老挝之声”电台07日广播：
老挝中立派部队总司令贡勒将军指挥下的第8营第1连官兵，最近发表声明，表示反对美国和老挝右派集团制造万象政变的罪行，并表示愿同老挝爱国战线党和真正中立力量合作，为保卫三方面的民族团结政府而斗争。
声明指出，右派集团最近宣布把沙湾拿吉派的军队交给梭发那·富马亲王，这实际上是要把中立力量附属于叛乱集团的一个新的阴险阴谋，企图用中立力量来作为它们发动战争的工具。
由这个连的副连长温乔少尉签署的这项声明说，“我们第8营第1连全体官兵，十分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富米·诺萨万和库帕拉西—西何集团制造战争的阴谋和行动，它们妄图把老挝变成美帝国主义的新型殖民地。
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从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到现在，美帝国主义和反动集团不断地干涉和侵蚀中立力量，极其野蛮地逮捕、监禁和杀害中立派人士，分裂中立力量的内部团结，分裂中立力量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团结。”
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和库帕拉西—西何集团发动政变，是为了推翻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破坏日内瓦协议和破坏老挝的中立。
声明说，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第8营第1连官兵一致决心同老挝爱国战线党和真正中立力量合作，以便共同为保卫民族团结政府及其和平中立路线、保卫1960年08月09日政变精神而斗争。”
声明呼吁中立力量官兵同这个连合作，共同奋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老挝卖国集团的阴谋。
寮国战斗部队电台在同一天广播了一篇评论，表示热烈欢迎这个连的官兵的这种爱国行动。
评论说，这个行动是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一个沉重打击。

尼雷尔总统接见何英大使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电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05日在这里的国家大厦接见了中国大使何英，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日本人民积极开展日中复交运动
许多地方相继成立日中友好协会
京都府知事主张日本独立行事促进日中关系
新华社07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各地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日本中部的长野县各界代表一百五十多人于04月29日举行大会，决定今年内征集七十万个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签名。
在岩手县日中友好协会的积极呼吁下，县内各界知名人士纷纷签名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其中包括共产党、社会党和各界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县知事和市长。
本州北部的山形县的共产党、社会党、日中友好协会、和平委员会和工会最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开展运动，征集五十万个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签名。
许多地方的人民相继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
邻近东京的崎玉县的日中友好协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迅速同中国恢复邦交。
据新华社东京07日电
日本京都府知事自由民主党的蜷川虎三03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日本必须自由地同中国贸易。
日本只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是不行的，这样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与和平。
他指出：
“日本经济必须摆脱殖民地的经济状况”。
他说：
“目前日本经济的发展只是美国资本同日本垄断资本的发展，而不是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
因此，日本人民应该展开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要求摆脱殖民地经济状况，并且必须同那些妨碍自由贸易的势力进行斗争。”
他主张日中两国发展贸易，促进两国的友谊并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
蜷川还说，他认为，维护亚洲和平的先决条件是美国从亚洲滚出去。
他说，美国在亚洲各地建立的基地是侵略性的基地而不是和平的基地。
他指出，美国企图把南越、南朝鲜、日本以及其它地方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他说，我们必须正确地认清美国的上述政策，并且使亚洲各民族携手合作，把美国从亚洲赶出去。
他说，特别重要的是，日本应当不协助别国进行侵略活动，而同中国紧密合作，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松村谦三在东京谈日中关系
指出日中互换常驻记者条件已经成熟
认为设立两国间贸易办事处是应当的
新华社讯东京消息：
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国会议员松村谦三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于06日晚乘飞机回到东京。
日本各界人士近二百人到机场欢迎。
松村谦三在机场候机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访问中国时同中国有关领导人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进一步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
松村指出，目前日中两国互换常驻记者的条件已经十分成熟。
互换记者将有助于促进日中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
他谈到设立廖承志和高碕办事处问题时强调说，日中两国间的贸易正在继续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两国间贸易的前途着想，设立拥有五名人员的贸易办事处，这是应当的。”

约翰逊又公开拉人下水扩大侵略南越
并宣布将再派麦克纳马拉到南越策划新的阴谋
叫嚷要继续干涉“盟国”同古巴贸易
新华社07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约翰逊0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表示，美国在越陷越深的侵略南越战争中，“期望得到（盟国的）帮助”。
约翰逊表明，美国继在东南亚条约组织马尼拉会议上要求“盟国”对南越战争作出“贡献”之后，又将在北大西洋集团部长理事会春季会议上要求“盟国”给予“帮助”。
约翰逊在回答问题时吹嘘，美国在胁迫“盟国”参加在南越的军事冒险方面已“取得了进展”。
他说，“我相信在国务卿腊斯克在今后几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会议以后会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他还扬言，他“认为许多国家正在认真考虑在这个地区作出贡献”，美国政府“期望得到这种帮助”。
有人要求约翰逊对侵越美军人员写信回国指出美国在南越不能获胜和美国议员就此要求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对南越战争进行“彻底检查”一事发表意见。
约翰逊在回答时极力避免谈到美国在南越遭到的惨重失败。
他闪烁其辞地说，“我们经常在研究南越的状况”，“负责进行工作的人员经常在研究这个问题，以保证做到尽可能有效”。
约翰逊宣布，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再次访问南越，以便获得关于最近的南越局势的“第一手报告”。
陆军参谋长惠勒、助理国防部长西尔威斯特和麦克诺顿将陪同麦克纳马拉到南越活动。
约翰逊说，麦克纳马拉将在08日离开华盛顿前往波恩，同西德国防部长哈塞尔讨论“共同防务问题”，然后直接从波恩前往西贡。
这将是自去年09月以来，麦克纳马拉第4次奉命到南越。
约翰逊在谈到美国同古巴的关系时重申，美国要继续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
他还表明，尽管一再碰壁，美国仍要继续干涉“盟国”同古巴的贸易。
他说，“我们将继续实行经济上孤立（古巴的）政策”，“我们将经常坚持我们的盟国也将这样做”。
他说，“我看到我们的任何盟国不认为它们能同我们全面合作，感到很遗憾”。

美国总统特使到土耳其进行阴谋活动
马卡里奥斯重申决心维护民族权利
据新华社08日讯
安卡拉消息：
美国总统特使、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在结束了他在伦敦和雅典的活动以后，昨天到达安卡拉，同土耳其政府领导人就塞浦路斯问题举行会谈。
富布赖特同土耳其总理伊诺努和外交部长埃尔金举行了会谈，他还把约翰逊的信交给埃尔金。
他在06日同希腊首相帕潘德里欧会谈时，也递交了约翰逊的信。
伦敦《泰晤士报》06日说，富布赖特在这些会谈中强调了塞浦路斯和中东地区“对美国具有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
在富布赖特到处活动的同时，土耳其总理伊诺努06日在土耳其国民议会的会议上再次威胁说，土耳其准备在塞浦路斯采取行动。
昨天，土耳其的陆、海、空军又在距离塞浦路斯只有一百英里的伊斯肯德伦港举行“联合演习”。
富布赖特的活动在塞浦路斯引起了不安。
在这位美国总统特使到达安卡拉的同一天，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在利马索尔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强调：
塞浦路斯人民“不会被干涉我们内部事务的威胁所吓倒”，他们“准备冒更大的牺牲来开展保卫他们权利的斗争”。

美国颠复古巴阴谋又增一确凿罪证
古巴查获一批美国偷运入境的武器
新华社哈瓦那05日电
据古巴报纸今天报道，古巴革命武装部队最近发现了大量来自美国的各种各样的军事装备和爆炸物，这些军事装备和爆炸物是用来进行暗杀、颠复和破坏活动的。
报道说，一位古巴渔民在古巴西部比那尔德里奥省比尼亚莱斯市北海岸拉斯乌瓦斯岛发现了九个沉在水里的长形金属盒以及用一根绳子扎在一起的八个圆筒。
革命武装部队人员打开这些金属盒和圆筒后，发现里面有武器、炸药、地雷、其它军事装备和大量古巴钞票。
今天，哈瓦那各家报纸都登载了这些武器和爆炸物的照片。
报纸说，经过调查后证明，这些武器和爆炸物是在美国制造和包装，并由美国间谍机构通过它们惯用的手段运到古巴的。
据新华社哈瓦那06日电
古巴首都报纸今天发表社论，严厉谴责美国最近运送大量武器和爆炸物到古巴的破坏活动。
《世界报》的社论强调指出，古巴革命武装部队人员最近在古巴西部海岸查获的大量武器和爆炸物上面附有的美国制造的标记和标号，以及关于使用这些军事物资的英文说明都证明，这些武器是在美国包装、并由中央情报局运送到古巴的。
这篇题为《有说服力的证据》的社论强调指出，这一切“再一次无可争辩地证明美国政府对古巴进行的干涉和侵略活动。”
《今日报》发表的社论说，“只有美国政府才能拥有这些军事装备和爆炸物，它们是由中央情报局运送到我国沿岸地区用于进行暗杀、恐怖和破坏活动的”。
社论强调说，“无可争辩的是，（美国）运送这些军事物资和爆炸物这一事实，是与菲德尔同志揭露的（美国）对古巴的空中海盗和挑衅行为有直接联系的。”

老挝国王在富马亲王陪同下到万象
新华社万象08日电
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今天上午乘飞机从琅勃拉邦到达万象。
据宣布，他将主持05月11日老挝国庆日的庆祝仪式。
昨天上午前往琅勃拉邦的梭发那·富马亲王今天陪同国王来到万象。

艾地主席谈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指导思想
号召武装部队同人民打成一片
指出绝对必须以纳沙贡为核心来建设国家
新华社雅加达07日电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闻局06日晚间发表的新闻公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04月29日在泗水印度尼西亚海军学校发表讲话，号召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同人民打成一片。
这篇讲话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印度尼西亚国家建设》。
艾地在讲话中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和武装部队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艾地说：
“武装部队只有执行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原则，才能在建设国家的事业中起积极作用。
这个原则应当成为我国武装部队指导思想的基础。”
艾地谈到了1959年08月发表的政治宣言。
他说，宣言所规定的印度尼西亚革命最主要的任务，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繁荣的印度尼西亚和发展印度尼西亚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
他还谈到了同旧有势力相对抗的新兴力量的观念。
他说，这一切应当是武装部队的指导思想的基础。
他指出，印度尼西亚的海军不应该成为棕色皮肤的“五角大楼将领”的牺牲品。
这些人背弃了新兴力量的观念，这个观念欢迎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印度尼西亚的盟友。
艾地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之后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在民族运动兴起的时候建立的。”
他继续说，当欧洲资产阶级兴起的时候，它利用了自由、平等、博爱这类的口号来团结民族力量，以谋求资产阶级的利益。
“但是在印度尼西亚，民族问题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问题，而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一个关系到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问题。
因此，这也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
他指出，绝对必须以纳沙贡为核心来建设印度尼西亚国家。

苏联男女击剑队到北京
新华社08日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和进行表演比赛的苏联男女击剑队一行十二人，由苏联击剑协会秘书长戈梁尼茨基率领，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郭雷等到机场欢迎他们。

越南人民军联络代表团致函国际委员会
谴责美国在南越使用磷燃烧弹
新华社河内06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06日报道，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联络代表团04月28日写信给国际委员会，谴责美国和他们的南越傀儡对越南南方人民使用磷燃烧弹和磷燃烧炮弹。
信件指出，这是继撒放化学毒药之后的又一新罪行。
信件说，03月中旬，美国及其仆从向广南省的美翠村发射了大量的磷燃烧炮弹。
03月29日，九架军用飞机向金瓯省的清富村投掷和发射了磷燃烧弹和火箭。
04月01日，十六架飞机向昆嵩以西的一个地方投下了三十吨爆炸物和凝固汽油弹，并发射了磷燃烧弹。
信件说，这是对1954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和其他国际协议的严重破坏。
联络代表团要求国际委员会对上述破坏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行动作出结论，并促使美国和西贡当局立即停止在越南南方使用化学毒剂，首先是停止使用磷燃烧弹和磷燃烧炮弹；
停止美国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撤走全部美国军事人员、武器和作战物资，严格遵守1954年日内瓦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