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会议指出，一定要把报纸办好，真正发挥指导行动和提高思想水平的作用。
报纸的宣传要把重点放在政治思想方面，用政治指导业务。
必须抓好两头，要抓得快抓得深。
必须贯彻全党全军办报方针，做到“三结合”。
要虚心学习兄弟报刊的经验。
党委和政治机关应加强对报纸工作的领导，经常指导部队读报用报。

本报讯 总政治部于三月二十六日到四月四日召开了全军报纸工作会议。
会议根据林彪元帅关于加强军队报纸工作的指示，总结了《解放军报》和军区、军种、兵种报纸的经验，研究了进一步办好报纸的措施。
会议期间，林彪元帅对办好军队报纸又作了两次重要指示。
贺龙元帅接见了到会同志，并和大家一起照了相。

总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亲自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总结报告。
解放军报社在会上作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提高〈解放军报〉的现实性理论性而奋斗》的报告，总政治部宣传部作了《坚决地、迅速地贯彻执行林彪元帅的指示，把军区、军种、兵种的报纸办得更好》的报告。

会议认为，近几年来，《解放军报》和军区、军种、兵种的报纸，坚决执行了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高高举起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军委和林彪元帅指示的精神，反复宣传了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等各项工作，大量反映了我军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单位的事迹，比较充分地发挥了报纸的“活思想”“活教材”“活领导”的作用。

会议指出，办好报纸对于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报纸是能够最经常、最大量地影响部队情绪、方向和工作方法的工具。
高级领导机关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联系群众、传播思想、鼓舞干劲、交流经验也要靠报纸。
报纸是“不见面的指导员”，“不见面的司令员”，如同“函授学校”，每天发教材，是指导思想和行动的多快好省的办法。
办好报纸，使报纸能够反映千百万群众脉搏的跳动，这是影响千百万群众灵魂的特别重大的事情。
必须坚决响应林彪元帅的号召，一定要把报纸办好，使它受到部队欢迎，大家抢着读，真正发挥指导行动的作用和提高思想水平的作用。

会议指出，军队的报纸是党对部队实施政治思想领导的工具，是党报，是政治报。
报纸的宣传要把重点放在政治思想方面，红为主，专为辅。
政治，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著作，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等等。
报纸要抓住这些根本的东西不放，经常抓，反复抓。
用政治指导业务，但又不能使政治脱离业务。

会议指出，必须加强报纸的思想性和现实性。
思想性，就是要旗帜鲜明，方向正确，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办报。
军队报纸对党中央、毛主席每个时期所作的指示和提出的全国性的口号，要随时跟上，反映要快。
军队报纸一定要登国内外大事，不登就会使人眼光狭隘，心胸不开阔，使局部和全局结合不起来。
现实性，就是要反映部队的思想动态和部队的现实活动。
报纸要按照林彪元帅的指示，抓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抓军委的精神，抓活的思想，活的典型，活的经验教训。
抓得要快、要深。
快，就是要及时，不要耽误；
深，就是提高到理论上和政治上，要更现实，更理论化。
报纸必须把部队的好经验吸收上来，要更好地反映群众的东西。
报纸从群众那里吸取力量，群众从报纸那里吸取力量。
报纸要办得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丰富多彩。

会议指出，必须贯彻全党全军办报的方针，做到办报的三结合。
第一，要把通讯网很好地建立和健全起来。
第二，要有一支通讯报道的突击队，包括报社的记者和各部队的专业报道人员。
第三，要建设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编辑部。

会议号召，报纸工作人员要更认真地重视和学习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报纸工作的指示，更自觉地掌握办报的经验，并且虚心学习《人民日报》和各兄弟报刊的经验，使我们的报纸在原有的基础上好上加好，精益求精，前进再前进。

会议认为，党委和政治机关应加强对报纸工作的领导。
原来重视的要更重视，不重视的都要重视起来。
要经常给报纸工作人员指出宣传任务、宣传思想和宣传重点，经常研究报纸工作，解决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要把读报用报作为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经常指导部队读报用报。

到会同志认真地学习讨论了林彪元帅的指示和几年来军队报纸工作的经验。
大家一致反映，林彪元帅对报纸工作所作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和亲切的关怀，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办报方针，提高了思想认识，鼓舞了革命干劲。
它是推动全军进一步办好报纸的巨大动力，也是推动全军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巨大动力。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总政治部宣传部、解放军报社、解放军文艺社、解放军画报社、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组的负责同志，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的军事记者，有军区、军种、兵种报社的负责同志，各大单位报道组的代表，以及解放军报社的全体记者等。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 毛泽东选集》第一三一八页

作者：温镜湖刘雁声殷茂溪欧阳群简朝海平江赵树智
版面：头版

总参召开经验交流会

总参谋部政治部于四月三日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
会上，有五个学习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介绍了学习经验和收获，总参政治部李副主任总结了总参各机关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基本经验，对今后学习提出了四落实的要求：（1）思想要落实，要反复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大意义，不断提高学习的自觉性。
（2）领导要落实，各机关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
（3）方法要落实，要采取短期轮训和业余自学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来组织学习。
（4）安排要落实。
今年学习的重点，是解决认识论、两分法、阶级斗争、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等问题。

王新亭副总长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做好机关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每个干部又红又专的必由之路，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
（温镜湖、刘雁声）

武汉某炮团机关干部下连讲课

武汉部队某炮团政治处干部利用业余时间，下连讲解毛主席著作。

他们每次讲课都事先到连队了解情况，然后根据各连的不同问题，有的放矢确定讲课内容。
他们针对三连三年没评上四好，对创四好信心不足的情况，就去讲“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论述。
他们到新兵连时，就讲《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帮助人家树立正确的服役态度。

三个多月来，政治处的干部已下连讲课五十三次。
在他们的影响下，各连队也普遍开展了干部讲、群众讲的活动。
（殷茂溪）

七一○六部队学习积极分子巡回报告

七一○六部队组织一批学习毛主席著作成效好的机关干部、基层干部和不同专业的战士，组成学习心得报告组，到所属单位巡回报告，大讲学习意义，交流学习经验。

报告只有组织干事杜泽焕、四好油库主任武云龙、五好战士无线电员冉永昌、五好信号员张民强等。
他们的工作虽然不同，但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特点相同：学习目的明确，是为了改造思想，改进工作；
学习方法好，能紧密结合思想、工作实际。
他们做到每天必学，持之以恒。

在报告组的影响下，各单位都组织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交流会，有的还组织了报告小组到连队传经。
（欧阳群）

某校开展学习互助活动

海军某通信学校第四学员队，开展群众性的毛主席著作学习互助活动。

学习互助是由同班的两个人自愿结合的。
开展这种活动有三点好处：一、便于活学活用。
根据两个人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可以自行决定学习哪些文章，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二、便于互相帮助。
两个人在一起可以经常谈心，既是学习互助，又是思想互助；
三、便于互相督促，抓紧点滴业余时间学习，做到天天读毛主席著作。
（简朝海）

一连指导员细心批阅战士笔记

三零七四部队机枪一连指导员李志成批阅战士的学习笔记，指导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
他把战士的心得笔记中，联系思想好的和认识深刻的句子，都划上红杠，并且每篇写上批语。
对学习较差的战士，他们笔记中好的地方也都给予表扬和鼓励。
战士们看到指导员批阅后指出的优缺点，得到很大鼓舞，学习劲头更大了。
（平江、赵树智）

版面：头版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以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今晚观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根据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剧《芦荡火种》。

演出结束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亲切握手，向他们表示祝贺。

左图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观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现代剧《芦荡火种》。
演出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舞台，同演员们合影。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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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任命黄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版面：头版

新华社巴黎二十七日电 法国政府今天任命吕西恩·佩耶为法兰西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栏目：社论
版面：头版

高度重视报纸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伟大作用，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林彪元帅根据毛主席历来指示的精神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对军队的报纸工作作过一系列重要的指示。
今年，他又号召把《解放军报》办得更好，把军区、军种、兵种的报纸办得更好，使报纸受到部队欢迎，大家抢着读，真正起到指导行动的作用和提高思想水平的作用。
总政治部最近召开的全军报纸工作会议，认真学习和研究了林彪元帅的指示，总结了报纸工作的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办好报纸的具体措施。
贯彻林彪元帅的指示和这次会议的精神，把报纸办得更好，是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全军同志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全军报纸工作人员的光荣任务。

几年来，军队的报纸，在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在各军区、军种、兵种党委和政治机关的领导下，在全军广大官兵的积极支持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宣传党中央和军委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宣传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和创造四好连队运动，宣传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报道各方面的先进典型，联系实际地指导部队的思想和工作，发挥了“活思想、活教材、活领导”的作用。
目前，全国一片大好形势，各个战线的比学赶帮运动波澜壮阔，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军队的工作一定要做得更好。
而办好报纸正是做好军队各方面工作的重要条件。

办好报纸，不仅是当前任务的迫切需要，而且对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的重大意义。
毛主席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又说：“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我们党提出的每一项任务，每一个方针政策，都必须通过群众来实现。
要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使群众自觉地执行党提出的任务，就要善于运用报纸这一锐利有力的宣传武器。
我军几百万人，高级领导机关不能天天和他们见面。
领导机关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传播思想、联系群众、鼓舞干劲、交流经验也都要靠报纸。
只有报纸是最经常、最大量的能够影响部队情绪、方向和工作方法的工具，只有报纸能够反映千百万群众心脏的跳动，影响千百万群众的灵魂。
办好报纸，就能使党的方针、政策和领导意图，最迅速最广泛地贯彻下去，一竿子插到底，使群众斗争中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最迅速最大量地反映上来，从而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活的领导。
因此，要做好领导工作，就要办好报纸，就要善于利用报纸保持方向，保证各项工作的落实。
要做好基层工作，也要依靠报纸。
广大干部战士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每天都要从报纸上领会领导意图，学习先进经验，寻找工作方法，接受教育和启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报纸好比“不见面的司令员”，“不见面的指导员”，又好比群众的函授学校。
由此可见，办好报纸，不是小事情，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特别重大的事情。

《解放军报》和军区、军种、兵种的报纸，都是党报，是政治报，是替党说话的报纸；
是高级领导机关对部队实施政治思想领导，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报纸。
要办好报纸，就必须按照林彪元帅指示的，要抓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抓军委的精神，抓活的思想，抓活的典型，抓活的经验教训。
抓得要快，要深。
快就是要及时，不要耽误；
深就是要提高到理论上和政治上，要更有现实性和理论性。
林彪元帅这些指示，不仅指明了我们报纸的根本任务，也指明了办好报纸的根本原则和方法。

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报纸最根本的任务。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一切宣传中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用毛泽东思想来回答和解决革命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是我们报纸党性的集中表现，是报纸的最高政治标准。
我们的报纸，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鼓舞他们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一切艰巨任务；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能够看得清、站得稳、顶得住，经得起任何政治风浪，经得起各种严重考验。
我们的报纸要及时而正确地宣传和贯彻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宣传和贯彻军委和林彪元帅的各项指示；
要把推动和指导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当作报纸宣传的经常任务，反复宣传“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宣传“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我们的报纸对于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的精神必须做到六个字：“坚信、紧跟、合拍”。
坚信就是对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军委和林彪元帅制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指示具有坚信不疑的态度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紧跟就是对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要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做到及时传达，认真领会，具体布置，狠抓落实。
合拍就是报纸宣传要同党中央、军委以及总政治部思想一致、口径一致、步骤一致，使报纸宣传紧紧跟上党中央，跟上毛主席，跟上军委和林彪元帅。

我们的报纸，应当把重点放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去做人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政治思想方面的宣传指导，而不是主要去解决业务技术问题。
必须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红为主，专为辅，以政治统率业务，宣传业务要讲政治思想，讲政治思想要结合业务，空谈政治就没有味道。
在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是什么？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
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就是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等等。
报纸就是要用这些政治的东西去统率业务的东西，就是要宣传和贯彻这一套，经常抓，反复抓，抓住不放。
在宣传中，报纸要根据情况任务的变化而变化，但这些政治上的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报纸宣传要做到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

我们的报纸，作为一张党报，它和所有的党报一样，担负着全局性的共同任务。
但是作为一张军队的报纸，一张军区、军种、兵种的报纸，又各自担负着面对自己读者的需要的具体任务。
报纸宣传必须正确地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使局部服从全局，部分服从整体。
我们报纸要随时跟上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全国性的口号。
要不断宣传国际国内的大事，阶级斗争的大事，全党全军的大事，人民的大事，使人们的视野广阔起来，胸怀广阔起来，用大问题管小问题，大道理管小道理。
报纸如果不讲世界革命的大事情，全国全军的大事情，只讲本单位局部的小事情；
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道理，只讲一时一地的小道理，思想性、政治性就会降低，党性就会降低，甚至走到邪路上去。

林彪元帅指示我们必须加强报纸的思想性和现实性。
思想性，就是要旗帜鲜明，方向正确，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办报；
现实性，就是要反映部队的思想动态和部队的现实活动，也就是说，要抓活的思想，抓活的典型，抓活的经验教训。
要把部队的好经验吸收上来，要更好地反映群众的东西，使报纸从群众那里吸取力量，群众从报纸那里吸取力量。
只有把上头的精神和下头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把报纸办得既有现实性又有理论性。

报纸要坚持以表扬为主的方针，大力宣扬好人好事。
通过宣传先进的典型，生动地体现毛泽东思想，有力地指导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为群众提供活经验、活榜样、活办法，鼓舞革命斗志，推动比学赶帮活动，促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落到实处。
我们的报纸，要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歌颂群众中的先进事物。
报纸工作人员应当成为先进事物的最积极的发掘者，最坚决的支持者，最热情的歌颂者，最忠实的宣传者。

办好报纸，一定要贯彻林彪元帅提出的又快又深的原则。
快，重要的是政治热情，政治敏感问题，不是一般的技术问题。
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关心兴无灭资斗争的胜败。
快，就是雷厉风行的作风，战斗的作风。
快，是新闻工作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发挥新闻战斗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快，是报纸影响部队作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报纸适应作战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离开了快，动作迟缓，指导不及时，新闻变成旧闻，就会削弱和丧失新闻的战斗作用，并且对部队工作发生不良影响。
但是快不能什么事情都快。
凡是涉及整个工作部署的，特别是属于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就要慎重，要加强请示报告，不要抢先。
快又要讲究质量，讲究准确，讲究效果，讲究步骤，防止粗糙马虎，防止形式主义。
深，就是要善于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和说明各种现实问题，善于结合群众的实践、群众的经验来阐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深，就是要善于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群众的具体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
深，就是要加强新闻报道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用活的理论、活的哲学来教育群众。
为了贯彻又快又深的原则，报纸必须办得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善于用简明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说明深刻的思想。
为此，报纸工作人员必须长期地扎扎实实地把毛主席著作学好，把党的方针政策学好；
要提倡研究政治理论，研究方针政策，研究实际问题，研究业务的风气。
报纸工作人员，要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高度的政治责任心，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高度的政治敏感。
办起事来，说干就干；
不干则已，干就干好；
办不完，做不好，心里就不安，睡不好觉。
要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向群众学习，深入调查研究，善于从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矛盾的焦点；
善于从新事物的苗头，看出事物的发展趋势及其普遍意义；
善于通过局部反映全局，从报道一个具体事件中，来体现党的方针政策。
要千方百计地去抓住群众中的新成就、新创造、新经验，抓住群众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提出的新问题，抓住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和最关心的事情。
只有这样，才能使报纸发挥指导部队行动和提高部队思想水平的作用。

办好报纸的关键在于加强党委的领导。
林彪元帅强调党委要抓报纸。
他说，原来重视的要更加重视，不重视的都要重视起来。
党委应当怎样抓报纸呢？
总政治部萧华副主任在一九六三年全军通讯报道工作会议上指出：一，党委要经常给报纸提示宣传思想；
二，要听取报社人员的汇报，检查他们的工作；
三，要审查报纸社论、评论、重大典型报道等稿件；
四，党委委员要分工专人管报纸工作；
五，督促指导部队运用报纸。
这五条要求现在仍然适用，要认真贯彻执行。
党委一定要把报纸工作列入经常的议事日程，把报纸工作认真地抓起来。
要关心报社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帮助报纸工作人员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帮助和指导他们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自觉地掌握办报经验，并针对薄弱环节，采取有效的措施，不断提高报纸工作水平。

毛主席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根据几年来的经验，要办好报纸，必须做到“三结合”：第一，要把部队的通讯网很好地组织和健全起来，这样，下面的好人好事才能很快反映上来，报纸才能做到丰富多彩，多样化。
政治机关要把管理通讯网，搞好通讯报道工作，当做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二，要有一支通讯报道的专业队伍，一支突击队，他们是报社记者和各部队的专业报道人员。
发现重大典型和重大问题，记者应当立即采写，或者和部队同志协作进行采写。
部队专业报道人员除了自己写稿外，主要是负责组织本部队的新闻报道工作。
第三，要建设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编辑部。
编辑部一定要抓好两头，把上头的精神及时正确地传达贯彻下去，让它在基层落实；
把下头的东西迅速广泛地反映上来，加以综合提高，使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真正起到“加工厂”的作用。
编辑部要精心写作社论，通过社论和各种评论，清楚地、具体地阐述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表达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意图，把日常事物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和政治高度。

要使报纸充分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还必须搞好部队的读报、用报活动。
政治机关要很好地指导基层干部读报、用报，要经常给他们提示读报的内容。
重要社论、文章和重要经验，应当在干部战士中组织学习讨论。
连队指导员要善于利用报纸作为自己工作上的助手，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许多连队已经有了很好的读报、用报的经验，例如：坚持天天半小时读报制度，形成自觉的习惯；
组织读报小组，带动大家读报，并把读报和讲报结合起来；
根据形势、任务和部队当前的感想情况选择读报内容，学习报纸上刊登的毛主席语录；
结合任务对某一篇文章或报道，组织专题讨论；
把有关文章集中张贴，进行专题展览，等等。
这些好的经验各个连队都可参考运用。
总之，必须使报纸能和每一个干部战士见面，使它真正在连队中成为“不见面的指导员”、“不见面的司令员”。

我们的报纸，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兴无灭资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团结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提高我军战斗威力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军委和林彪元帅的指示，在总政治部和各军区、军种、兵种党委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拿出更大的革命干劲，更自觉地掌握已有的办报经验，虚心地向《人民日报》和各兄弟报纸学习，使军队的报纸，在原有的基础上，好上加好，精益求精，前进再前进！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人民日报》二十七日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报告》的大字通栏标题下，以六版的篇幅（从第三版到第八版），全文刊登了苏联四月三日公布的苏斯洛夫二月十四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反华报告，和这次中央全会在二月十五日通过的反华决议，以及苏联《真理报》四月三日的反华社论。

在刊登上述反华报告和文件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加了按语。
按语的全文如下：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苏共领导公布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反华报告和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同时还发表了《真理报》社论。
赫鲁晓夫本人，从四月三日到十八日的十六天内，没有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接连发表了十二篇公开反华的讲话和声明。

苏共领导一直要两面派手法。
半年多以来，一面空喊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公开反华，并且大吵大嚷，要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什么“最坚决的回击”，采取什么“集体措施”，还要“公布材料，阐明观点”，摆出一副吓人的架子，好象手里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宝似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骗不了的，也是吓不倒的。
我们早就请他们把所有的法宝统统拿出来。
尽管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领教到什么“最坚决的回击”，什么“集体措施”，但是，苏共领导总算开始抛出一点东西来了。
这是值得欢迎的。

苏共领导的文件和讲话，彻底地暴露了他们大叫停止公开论战之时，正是他们加紧部署反华运动之日。

我们早就料到，以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是拿不出什么象样的货色来的。
果然如此。
苏共领导公布的文件，充满着陈词滥调，根本说不出为什么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对方是错误的，活象是泼妇骂街，实在不够论战的水平。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的妙处是，除了说谎还是说谎，除了诡辩还是诡辩，除了谩骂还是谩骂。
通篇用谎言、诡辩和谩骂，拼凑成一个六万多字的文件，也算是有一点本领。

文件中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造谣说谎的地方，据我们粗略的统计，就有一百四、五十处之多。

这些谎言，有许多早已被我们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八篇文章中，批驳得体无完肤了。
可是，苏共领导却置若罔闻，象驼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一味地重复那些破了产的谎言。
看来他们十分迷信“说谎哲学”，以为谎言重复多次，就会有人相信。
其实，谎话的腿总是很短的。
靠说谎生活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赫鲁晓夫讲话的内容也差不多，除了更加粗野之外，只不过增加了拍桌，跺脚，挥舞拳头，咬牙切齿等等表演而已。

这些文件和讲话在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或斩头，或去尾，断章取义，文不对题，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精神和实质。

文件和讲话是个人杂烩，七拼八凑，杂乱无章。
这正好反映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特点。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杂货摊子。
但是，它贯串着一根线，就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路线。
这条路线的基本点就是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这更加证明了我们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所做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确确实实是当代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文件和讲话暴露了赫鲁晓夫等人下定决心，要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分裂，而只同修正主义者讲团结；
要同一切革命者分裂，而只同反对革命的人讲团结；
要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人民大众分裂，而只同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讲团结。
这更加证明了我们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所做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确确实实是当代的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文件和讲话使用一切恶毒的语言，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破口大骂。
给中国共产党扣的帽子不胜枚举。
除了旧帽子之外，又加上什么“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苏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等等。
这正好反映了赫鲁晓夫等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阶级斗争，对于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苏共领导特别集中地攻击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攻击毛泽东思想，这也只能进一步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修正主义面目。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已经证明了的，是任何人也不可能抹煞的。
毛泽东思想受到全世界的革命人民的欢迎，他们从中国革命的经验中，从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获得了革命的武器。
这是很好的事情，只有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高兴。
苏共领导妄想诋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苏共领导大做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诽谤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新托洛茨基主义”。
其实，他们搬起这块石头只会打自己的脚。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很清楚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实质。
究竟谁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是很容易鉴别的。
我们愿意提醒一下：过去拥护过托洛茨基的反动主张，因为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而作过检讨的，是确有其人的。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同托洛茨基唱一个调子，发动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处于绝境中的各国托洛茨基分子大为嚣张起来的，是确有其人的。
现在到处勾结和收买托洛茨基分子进行破坏革命的卑鄙勾当的，也是确有其人的。
我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公布有关的材料。

苏共领导攻击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更没有什么新鲜。
这些论调，同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同我们国内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论调，一模一样。
可惜的是，在事实面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这种宣传早就破产了，而苏共领导又敲起这套锣鼓，并不能为这场反华丑剧增添什么舞台效果。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已经战胜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也战胜了由于苏共领导背信弃义的行为给我们造成的经济困难。
我们的经济情况已经全面好转，而且一年比一年好。
对于苏共领导的“关怀”，我们已经领教得够多了。
我们奉劝苏共领导，你们不必为中国人民“操心”吧，你们的错误政策把伟大的苏联人民折磨得够苦的了，你们还是多照管一下自己家里的事情吧。

苏共领导四月三日发布的三个反华文件，本报今天不惜篇幅，予以全文发表，并且把其中重要的地方，用黑体字标出，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
赫鲁晓夫各次讲话中的反华部分，也将全文发表。
同时，全国所有省、市和自治区的地方报纸，也都刊载这些文件和讲话的摘要。
我们除了在国内广播之外，还用各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
我们再一次劝告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再一次劝告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革命者和人民群众，决不要因为苏共领导的文件和讲话又臭又长，就不耐心地读它。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些反面教材来认识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提高自己的革命觉悟，而不要轻易把它丢掉。

我们再一次向苏共领导提出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我们全文发表了你们的反华文件和讲话，我们还将继续发表你们的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你们敢不敢发表我们答复你们公开信的八篇评论呢？
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
斯大林同托洛茨基斗争的时候，就敢于公布托洛茨基的言论。
因为真理在斯大林手里。
我们敢于公布你们的材料。
因为真理在我们手里。
你们不敢公布被你们称之为“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材料，因为你们害怕真理，害怕阳光，害怕人民群众识破你们的原形。

我们声明，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从今年四月三日到四月十八日，先后发表了十二次反华讲话和声明。

四月三日，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匈牙利解放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分裂主义纲领”，“这个纲领是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上集体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直接修正。”
他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关于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材料”，“阐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列宁主义的方针作了原则性的政治评价，指出了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破坏活动的严重危险”。

“勿庸置疑，在同分裂主义者进行的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谁也不能把它们推离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

四月五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米什科尔茨市车站举行的欢迎苏联党政代表团的大会上说：“历史经验明显地证明，共同团结起来，我们的人民可以更快地前进，走向实现新社会的方向。
只有愚蠢的人才认为，单独地建设社会主义比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持还容易。”
他说：“有人认为斯大林时期好，想复活斯大林。”
“想复活斯大林的人，就把他带走和他一道生活吧！”
四月六日，赫鲁晓夫在同匈牙利米什科尔茨市学院的师生会晤时说：“当帝国主义者采取直接的军事威胁，公开进攻社会主义国家时，大家都看得出和明白社会主义力量紧密团结以保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免遭帝国主义者的侵犯的必要性……当帝国主义者掐住我们咽喉的时候，我们就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回击，而现在，当我们消除了直接的战争威胁时，有人开始想，可以削弱友好关系了。
而且帝国主义者力图加强这种倾向，实行极为狡猾的政策，连经济手段也使用了。”
他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宣布，我们国家将继续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贸易联系。
我们从不拒绝贷款，当然，如果这种贷款对我们有利的话。
但是，我们也一直宣称，我们不会离开自己的政治立场那怕一毫米。”
四月六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包尔绍德化学联合工厂职工大会上说：“有些人批评我们说：你们老是考虑生活得好一些，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
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回答这种批评家说：我们为什么革命，我们进行斗争是为的什么？
我们进行斗争并不是为了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生活得更糟。”
“另一些批评家大致这样说：人们有一条裤子，就是说，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罪恶躯体遮盖起来，就足够了。
也许，在一些炎热的国家里有一条裤子就够了，可是在我们这些北方国家里需要更厚实的衣服，因为对于我们来讲，这个罪恶躯体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冻僵。”
“有人说：那么，世界革命怎么办呢？
你们准备牺牲世界革命的利益吗？
我们坚决驳斥这种杜撰。”
“我们驳斥这样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应该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发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

“而这具体地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应该同法国作战，同西德作战，同美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作战。
而作战就要打死人。
在这些国家里我们应该打死的究竟是谁呢？
帝国主义者吗？
可是难道法国光是由帝国主义者组成的吗？
难道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光是由帝国主义者组成的吗？
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绝大部分居民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呢？”
赫鲁晓夫说：“有这么一种人，他们批评我们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立场。
这些人说：你们怕战争。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回答了这些‘勇士们’：只有小孩子和傻瓜才不怕战争，因为小孩子不懂得什么是战争，而傻瓜则没有可能理解这是什么。
难道从桥上头朝下往下跳去自杀的人，就是表现勇敢吗？
可以说，这要么是个蠢货，要么就是生活上受到严重挫折以致对生活失去一切信心想同生活永诀的人。”
“中国领导人说：即使爆发世界战争，这有什么了不起，人类会死一半，可是另外一半却会剩下来。
他们说，再过一段时期，妇女又生育小孩，世界人口又会象战前一样，甚至更多。
对这种观点有什么可说呢，让人们自己去判断吧。”
“有些人唠叨不绝地说什么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向帝国主义者乞求和平。
这当然是诽谤。
我们从不打算也不会向帝国主义者乞求和平，只有那些自感虚弱的人才会乞求。
所以他们向某种玄妙的力量祈祷，向它乞求某种东西。”
“我曾经由于称赞肯尼迪的这个讲话而受到批评。
但是，可不能粗俗地对待事件。
可不能认为我们都是聪明人，而所有我们的敌人都是傻瓜。
可不能闭眼不看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变化所引起的现象。”
四月九日，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苏匈友好群众大会上讲话说：“最近的事件极其令人信服地表明，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中国领导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隐藏在‘左’的极端革命的词藻和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誓言后面，而实际上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滚到托洛茨基和大汉族主义泥潭里去。”
“中国领导人先是就现代世界发展的某些问题进行论战，以后就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引伸到国家关系中来，他们走上了动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道路，从而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带来了损失。”
“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了派别活动，把变节者、背叛者、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工人阶级利益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其他叛徒拼凑成各种集团。”
赫鲁晓夫说：“中共领导人企图以自己的冒险主义政策来瓦解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从而削弱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这一主要力量。”
“中国分裂主义者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方面用‘左’的极端革命词句作掩饰，同时，在对兄弟党的恶毒诽谤中，他们同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实际上结成一伙。
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诬蔑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帝国主义者没有做到的这些事情，现在中国领导人竟干了起来。
帝国主义者现在可以得意地搓手了，因为他们看到，自称为共产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中国分裂主义者正在怎样履行他们诽谤社会主义的职能。
还能有什么更卑鄙的叛卖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的行为呢！”
“中国领导人实质上离开了革命的阶级立场，用按肤色、种族和大陆原则联合起来这种错误而反动的论点来代替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他们居心叵测地把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的革命斗争割裂开来。
不能不看到，这种方针正在导致革命力量的分离，这只对我们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有利。”
“中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地玩弄千千万万人的命运，竭力阻挠各国人民反对世界热核战争威胁的斗争。
中国宣传用‘原子弹是纸老虎’，‘帝国主义者是纸老虎’这种迷惑人心的论断散布有害的幻想，麻痹各国人民在反对现代帝国主义这个狡猾危险的敌人的斗争中的警惕性。”
“中共领导人狂热地维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这一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现象，替个人迷信的局面产生的粗暴的专横行为和滥用职权的做法进行辩解。”
赫鲁晓夫说，“最近以来，中国领导人更进一步地加紧进行他们的破坏性分裂活动。
看来，中共领导人这样做是追求着特殊的目的——把自己的冒险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强加于兄弟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自己的领导权。”
“对于这种荒谬的要求能够说些什么呢？
只能说：中国领导人想使共产主义运动服从于自己的一切挣扎，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四月九日，赫鲁晓夫在他签署的《苏联匈牙利联合声明》中写道：“两党认为，在当前条件下，争取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给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分裂活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极重要的任务。”
“苏联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坚决地谴责中国领导人的派别活动，他们以口头保证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掩护，以玩弄‘左的’极端革命词藻为掩护，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现阶段的基本理论和政治方针进行了攻击。
中国领导人在所有主要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都离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两次莫斯科会议集体制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他们宣布了自己的把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融合在一起的方针。
实质上，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正滚到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
他们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组织派别，企图把自己的特殊纲领强加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苏联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在极为复杂的形势下，必须坚决反击中国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概念和颠复活动。
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利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以及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义务，要求对那些使用迷惑人心的团结词句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性以及在世界革命运动和国际局势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实际上持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的人展开公开的原则性的斗争。”
四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就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匈牙利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演说中，除了重弹“苏匈联合声明”中的一些老调外，还说：“苏联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对中国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主张和破坏活动必须给予坚决的回击。”
“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许多工作来清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和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
“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一点。
他们硬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扮演特殊的角色。
他们想在党与党和国与国的关系中恢复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那种制度和方法，但是那种时期一去不复返了。”
四月十三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为波兰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说：“我们两党之间，在目前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裂活动而遭到一定困难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问题上，存在着完全一致。
我们不怀疑，中国分裂主义者的路线将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在争取工人阶级伟大事业、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将把自己的队伍团结得更加紧密。”
四月十四日，赫鲁晓夫在波兰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时说：“最近，由于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活动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困难，帝国主义者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削弱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上面。
当然，这是高兴得太早了。”
“在我们运动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共产党人曾不得不进行长期和顽强的斗争，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流派，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维护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一致和团结。”
四月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波友好大会上讲话时，使用了种种恶毒的语言，对中国进行攻击和咒骂。

赫鲁晓夫说：“中国首领力图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并为此采用了从托洛茨基分子的武库中借用的手法，对这一点今天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
不，从他们方面说，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争论，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论战，而是图谋深远的分裂主义方针，这个方针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领导权强加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他说：“中国领导人批评我们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批评我们力求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福利。”
“如果我们召开党代表大会，在那里通过这样一项决议：经济发展得够了，你们要少生产一些，以免吃得太胖，这样来防止自己蜕化，防止向资产阶级蜕化，那么，我们的党、我国人民会怎样对待这种事情呢？
而那时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那时候要把我国的工业转向生产腰带，以便把腰勒得紧一些。
这也就是逼迫我们人民前进。
朝哪儿前进呢？
向坟墓前进？
不行，这不是我们的道路！
于是，他们就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他们是革命者。
呶，这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这是中国领导人这样说的。”
赫鲁晓夫咒骂说：“一条蛆虫爬到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的那个地方去了，蛆虫乱爬乱转，于是，他竟以为他在真正指导世界的发展了。
生活表明：曾经有过托洛茨基，他现在在哪儿？
烂掉了。
也曾经有别的人同列宁相斗，指责列宁是修正主义，说他犯了种种罪行，说他蜕化了。”
“结果是谁对了呢？
那些用革命辞句来反对列宁的人到哪儿去了呢？
他们完蛋了！”
赫鲁晓夫说：“任何，可以说，刺耳的……嗳……嗳……尖叫尖叫，似乎是革命的尖叫，但这是绝望的尖叫。
这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这个，这个是要转移中国人民对中国现在面临的迫切问题——发展经济、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使人们有吃有穿，建筑住宅和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可以说，提高文化——的注意力。
这是主要的。”
现在对完成了革命、取得了胜利的人民来说，主要的是，主要的政策是经济政策。
我们越迅速越高地提高我们的经济，我们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就会越大。
这是主要的。
“如果我们听中国人的话停止发展，开始乱嚷，现在要在所有党组织中谋划，在哪一个，在哪一个国家怎样制造革命。
谁来请我们到那里去，我们就去。
这就是说，嗳……呶……呶，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应当帮助法国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和夺取政权，我们要向法国宣战。
同样地，可以说，如果根据中国的方式推论，那么在这场战争中谁将死亡呢？
是谁？
是法国帝国主义者吗？
不！
死亡的还是法国工人，死亡的还是跟俄国人、乌克兰人、波兰人、中国人一样的工人。
这是不正确的道路，因而我们摒弃这条道路。”
他说：“我现在应当，把中国人宣传的东西，应当把工人、先进工作者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喂，你们怎么，你们赞成革命还是反对革命？
他一定会说支持革命，可是你们何苦，你们这么多的工资。
你们怎么了，你们，你们……知道，这是多么危险，你们在蜕化了。
你们听，除了令人发笑以外，什么也不会有，同志们。
难道，难道这就是对革命性的理解吗？
这就是说，你们知道，我记得，我仍然是记得的，有人说，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我，请原琼我用粗野的话说……这就是说，这就是说，‘资产者’说‘资产者’，‘这就是我们的肚皮，这就是我们的肚皮，他显露了他的肚皮！
’如果我们现在这样来确定，你们知道，自己的阶级立场，根据……根据规模来确定，这样，这样，这个你们知道，一些病人就会落到，你们了解，资产阶级蜕化中去。
可是，请原谅，我离开了，你们知道，这就是说，离开了讲稿，你们了解，但没有离开题目。
他们把这个说成是丧失革命的革命性，甚至非难我们是资产阶级蜕化。”
赫鲁晓夫攻击中国大炼钢铁，攻击中国领导人关于争取在短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言论。
他还诽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针，硬说“这一方针的用意是，跳过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建设的阶段。”
赫鲁晓夫说：“当，当有许多东西可以吃的时候，才解开腰带吃。”
“而那里恰好没有计算过这些东西有多少，就说：解开腰带吧。
呶，他们把腰带解开了，坐下来吃个精光。
结果就是这样。
我记得，扎夏迪科曾应周恩来的邀请到过中国。
就是说，据我想是在五八年或五九年，就是说，他们当时征求煤和冶金方面的意见。
而扎夏迪科，可以说，是个传统的矿工，是个十足爽直的煤矿工人，而他说话也是那样直出直入的。
他说，他后来向我介绍了他怎样同周恩来谈话。
我说：扎夏迪科同志，情况如何？
我向他说，请你听着，你们的母鸡在哪里，鸡蛋在哪儿，没有了。
他说，你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要知道，过去你们应有尽有。
我问，周恩来说了什么呢。
他说，而周恩来跟我说，他说，呶，当然我们的母鸡没有飞到哪里去，我们把这些鸡都吃光了。
现在我们没有鸡下蛋了。
同志们，的确如此。
因为我们自己知道，人们把农民请到公社里去的情形。
可是你们知道农民是怎样进公社的吗？
如果他们有自己的裤子，他们就把裤子藏起来，公社会发新的，公社会给的。
因此，如果农民有自己的母鸡，他就说，呶呶，让我们把它吃掉吧，以后我们就吃公社的共产主义母鸡了，于是每个农民都这样做，把自己的母鸡吃掉，不带母鸡进了公社，公社的母鸡从哪里来呢。
要知道，母鸡不……不……不……不是由蛆虫长起来的。”
赫鲁晓夫造谣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的这些冒险性的试验已经造成了什么后果，中国的经济已经紊乱，国内发生了饥饿。”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遭到失败以后，中国领导人便走到另一个极端——实际上放弃了国家工业化，这种作法是恶劣的、不正确的。”
“中国领导人放弃国家工业化、放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他们关于‘革命战争’的叫嚷，这不是什么‘理论预见’的结果。
这是中国领导人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不相信人民的力量的表现。
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克服他们国家里发生的困难方面遭到失败的反映。”
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都必须遵循人民的切身利益。

赫鲁晓夫说：“北京领导人许多年来对本国人民一直进行反苏教育，竭力散布和灌输对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情绪。
我们越来越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潮流占了上风。

“中国分裂主义者想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指导者。
他们阴险地以这些大陆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来对抗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在这方面也竭力进行分裂、不信任和离间的活动。
他们说白种人永远不会理解黑种人和黄种人，说白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的利益不同，这种反动思想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中国领导的现今立场显然使帝国主义者感到喜悦，这种情况是特别令人值得注意的。
资产阶级报刊竭力加油加醋地描述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并表示希望，中共领导人的分裂主义政策会削弱共产主义运动，并使其倒退。
看，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现在起着多么可耻的作用！

“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是奉行同样的分裂主义的瓦解政策。
当我们谈到帝国主义者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行动时，我们懂得，不能期待帝国主义者干出什么别的事来。
但是，对于那些自称共产党人、同时却违背社会主义体系根本利益，公开进行分裂的人的行动，又能作如何理解和怎样解释呢。
同志们，你们看，如果抛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罗盘，如果站在民族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就可能陷入怎样的泥坑中。”
四月十七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为他举行的授奖仪式上说：“我们党过去加强、今后还要加强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兄弟联系。
尽管某些党的领导人进行分裂活动，团结仍将加强，那些人进行的分裂活动必将失败，因为这种活动没有生活基础。”
“不考虑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不以建设性的工作加以充实的空洞而夸张的词句是毫无内容的。
这不过是海市蜃楼。”
“空洞的词句也是海市蜃楼，是骗局。”
四月十八日发表的、由赫鲁晓夫签署的《苏联波兰联合声明》中写道：“苏联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确认，中共领导在战略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背离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宣布了自己特殊的方针，反对在我们时代为人类揭示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并且为恢复共产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奠定了基础的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思想。
中共领导人攻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战略和策略的基础，攻击了兄弟党共同制定的对当代最重要问题的估价和结论。”
“中国领导人不仅拒绝了（停止公开论战）建议，而且开始在个别共产党内建立派别和集团，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对苏共及其列宁主义领导以及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展开无耻的和诽谤的运动，走上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行动的道路。
这种旨在反对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反帝战线的团结的做法，是极其有害和危险的。”

他谈到美帝国主义时语调温和，发表反华讲话时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美联社说他叫嚷反华时的某些姿态很象肯尼迪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据各方面报道：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最近在各种不同场合发表反华讲话时，一会儿放开喉咙，大叫大嚷，一会儿挥舞拳头，捶胸顿足，其神态简直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据报道，赫鲁晓夫四月初访问匈牙利的时候，在田间巡游或是参观工厂和向群众讲话时，不时显出疲倦和累极了的样子。
他的脸上变得一无表情，说话的声音疲软。
他常常用沙哑、单调的声音读着演说稿。
然而，当他讲到反华部分时，他又变成了一位街头鼓动者，他把讲稿放在一边，提高了嗓门，挥动两臂，握紧拳头。
有的外国记者说，“这时你看到的是另一个赫鲁晓夫”。

西方记者把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狠毒的言词，同他在历次讲话中谈到美帝国主义时所使用的温和语调作了对比。
例如，四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谈到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历次讲话时说，他“一方面公开对中国共产党人表示鄙视，一方面表现出重视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

据报道，从匈牙利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四月十五日在苏波友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也作出各种表演。
据报道，他在攻击中国共产党人的时候，不时愤怒地挥动拳头，提高嗓门。
他用一种特别带讽刺性的态度和假怜悯的语调，说什么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失败了”，说什么中国领导人想“生产腰带，以便把腰勒得紧一些”。

瑞典《每日新闻》四月十八日在社论中评论赫鲁晓夫在苏波友好大会上的反华神态时说，他在这次大会上“指名道姓地骂”，“拍桌子”，“使用威胁性的语调和顿足”，总之“几乎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所差的只是没有象在联合国会议上那样脱下他的鞋子”。

法新社驻莫斯科记者乌尔曼评论道，赫鲁晓夫这次“用急促的、愤怒的声调讲话”，他的反华言词“尖酸刻薄、咄咄逼人、野蛮残忍”。

美联社在报道中也形容了这位苏共领导人在这次大会上叫嚷反华时所表演的种种姿态，说他一会儿“皱眉头”，一会儿“挥舞臂膀”，“偶尔还使用了使人想起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姿势，把手指指向空中，用做作的声调谈中国人发表的言论”。

作者：程鹏来谭乃达赵显彤

本报讯 3124部队自行火炮二连连长陶永礼，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中，打消单纯依赖上级培养的想法，主动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向群众请教，自觉刻苦钻研、锻炼，成了装甲兵专业训练的郭兴福式的干部。

训练开始前，陶连长一心希望领导下连培养帮助，迅速学会郭兴福教学方法。
可是领导上选择了坦克一连为重点培养对象。
陶连长有些泄气：没有首长在场培养怎么能学好？
还是等以后上级专门来人培养再说吧！
团政委陈志强来到二连，了解到陶连长的想法，便给他指出，郭兴福能摸出一套教学方法，除了各级首长培养帮助以外，根本的因素是依靠党、依靠群众和自己艰苦努力的结果，没有这一条是什么也学不好的。
陶连长在陈政委的启发下，逐渐认识到，即使有首长直接培养，也只能领着走，不能代替自己，还得依靠主观努力；
何况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是为了提高战斗力，怎么能等待呢？
他从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看到“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便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陶连长首先加强了对毛主席著作、林彪元帅军事论述和有关条令教令的学习，努力吃透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精神实质，然后试用到教学中去，边学边用，逐渐摸到门路。

为了学好用好，陶连长象郭兴福那样，把虚心向群众请教，当成重要的一“招”。
每次操课前，他都发动群众献计献宝，操课后就认真组织评教评学，让战士给他的教学挑毛病找缺点。
有一次练待机地域的战斗准备动作，驾驶员解开炮口防尘套，便钻进车里坐在驾驶椅上，无事可干了。
可是装填手又要跳到车上协同炮长松开炮身固定架，又要钻进车里打开炮尾防尘套，还要准备好各种炮弹，忙得不可开交。
陶连长看到驾驶员先做完动作，便不加分析地表扬驾驶员动作迅速。
事后，车长赵洪军便向连长提出意见：“表扬不能光凭时间上断定。”
还提出：这样忙的忙，闲的闲，会影响战斗准备的速度；
建议松开炮身固定架的动作由驾驶员来做。
其他乘员也认为这样协作，动作会更快一些。
陶连长马上接受了这个意见，组织大家试着做一次，果然战斗准备的时间比以前缩短了，几个乘员几乎是一齐完成动作的。

陶连长认识到：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不能自己闷头瞎搞，应该注意吸取“尖子”的先进经验。
邻近一连排长赵录是本部队的“尖子”。
课间休息时，他便经常跑到那里观摩。
有一次，他发现排长赵录身教重于言教，话讲得不多，但效果很好，乘员练得很起劲；
对照自己一想：哇里哇啦地讲得口干舌燥，乘员们做起动作来还是别别扭扭。
他向赵排长请教了这方面的经验，回来就苦练基本功。
他还经常参观兄弟部队的教学表演，碰到疑难问题，有时就找上门请首长指教。
就这样，在没有首长当场培养的情况下，他依靠上下请教、左右求援，加上自己主观努力的办法，结合装甲兵专业训练的特点，灵活地运用郭兴福教学方法，提高了训练质量。
在一次教学表演中，他被评选为郭兴福式的干部。
（程鹏来、谭乃达、赵显彤）

作者：陶永礼

我们连有个炮长，叫王振海，刚到连队的时候，工作很积极，是个过硬的射手。
我打心眼里喜欢他，并且号召全连同志向他学习。
可是，我光表扬他的成绩，却忽视了他的缺点，忘了在表扬的同时，及时指出他不足的地方。
结果，这个战士骄傲自满起来。
以后，和同志们闹得不团结，课堂上不好好听课，还和排长顶嘴。
这时候，我又只看到他的缺点，不看他的优点。
认为得经常抓住小辫子狠狠批评他才行，可能对他刺激大一些，改正缺点就快一点，结果事与愿违。
王振海逐渐消极起来。
有一次，他向别的同志说：“唉！
我王振海算完啦！
一辈子也出息不了啦，”后来，在同志们的帮助鼓励下，王振海表现有了一些好转。
可是我还认为，他经不起表扬，五分钟热劲，一会儿又会凉。
因此他有了成绩，我装着没有看到，出了毛病就给他一顿批评。
没有过多久，王振海的热劲又消失了。
就这样，忽冷忽热，他的情绪始终不稳定。

以后，郭兴福同志来到我们部队作报告。
有一段话，打动了我。
他说：“我们看战士的缺点和成绩要全面，战士都想把工作干好，都愿意进步，即使是后进战士也有先进的地方，我们应该先肯定成绩，再指出缺点，不应该一下子全盘否定。”
我越想越觉得这话符合毛主席提出的“一分为二”的观点。
我就翻阅毛主席写的《矛盾论》。
毛主席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
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
毛主席的教导，句句说在我的心上，使我认识到，要想把事情办好，必须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全面地看问题，既看到战士的优点，也要看到战士的缺点，既看到错误的一面，也要看到正确的一面。
我感到头脑清醒了，王振海工作忽冷忽热，不正是和我忽视全面客观地看待战士的优点缺点有很大关系吗！
特别是当战士缺点较多的时候，自己往往是“一碗清水看到底”，把战士看“偏”了，认为他一步跟不上，步步都落后。
郭兴福同志说得好：“战士齐步走，把腿迈错了，其他动作不一定错，头部、胸部动作可能是对的。”
我的认识提高了，看待王振海就不同了。
我回忆了一下，认识到王振海的优点还是主要的。
刚来连队，他上进心很强，曾积极争取入团，一心想当五好战士，受了批评以后，也并没有始终消极下去。
于是我再作全面了解，发现他利用空隙时间修炉子、搞卫生、替同志们洗衣服，做了不少好事。
我对这些做了表扬，同时提醒他有了成绩要防止骄傲，把工作干得好上加好，再指出他不足的地方。
有一次，他主动搞卫生，为了一件小事和一个新战士顶了几句，情绪有些低落。
我找他谈心，先表扬他最近工作的优点和主动带领新战士搞卫生的工作精神，然后指出应该怎样和新战士相处等等。
果然，他工作情绪很快有了好转，训练劲头十足。
我看问题的方法变了，处理问题比较全面了，他的工作情绪也稳定了，现在他成了全团的专业训练标兵，还加入了共青团。

作者：刘开强麻振铎

本报讯 炮兵部队某团运输连读报员尤桂林，善于通过读报，宣传党的政策，讲解时事，抓活思想，大家称他是指导员的“好助手”。

尤桂林很注意运用报纸上的活材料，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
每次读报，他总是先读一篇反映阶级苦的文章，然后再读国际国内新闻。
他说：“重温一下过去的苦，会激发我们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增进对今天幸福生活的热爱。”
尤桂林把读报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紧紧结合起来。
有一次，他给大家读了关于美帝国主义策划南越政变、搞掉走狗吴庭艳的新闻以后，又读了毛主席的《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中的一段话：“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
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
战士们听完后都兴奋地说：毛主席真英明伟大，吴庭艳要完蛋早就预料到了。
大家反映，这样读报，既了解了南越形势，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

连队做什么，同志们有什么思想问题，尤桂林就读什么。
社会主义教育时，他读血泪家史；
训练中，他读郭兴福教学法；
外出野营，他读军民关系方面的故事。
有一次，老战士吴景堂领到“超期服役”证章，觉得自己军衔比一起入伍的同志低，佩戴证章显得自己进步慢，就悄悄地把它装进口袋。
尤桂林知道了这件事，就给大家读《前进报》上一篇《关喜好愿意戴证章了》的文章，吴景堂听了很受感动。
他把证章佩戴起来，对尤桂林说，“你真会开药方，一下子把我的‘病’治好了。”
战士郭魁声嗓门大，性子急，好为一点小事，和别人顶嘴。
尤桂林就找来报纸上的一篇《一针不补，十针难缝》的文章，读给大家听，郭魁声很受启发。
随后，尤桂林又帮助他学习毛主席著作，使他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缺点。
以后每当他犯老毛病的时候，一想起尤桂林读的文章，就立刻警惕起来。

尤桂林除了天天读报外，每星期还给大家作一次系统的时事介绍。
在俱乐部里，他布置了“学时事专栏”，剪贴报纸和时事问答，帮助大家学习时事。

现在，运输连的战士逐渐养成了天天读报的习惯，有些同志从外面执勤回来，连饭也顾不得吃，就找尤桂林了解国内外新闻，请他补课。
在尤桂林的带动下，连里培养了六名读报员，群众性的读报活动更加活跃。
上级机关几次来连里测验政治常识，战士们都能正确地回答，有的战士对重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趋势，也能说得头头是道。
（刘开强 麻振铎）

作者：李云生吴云龙

在大学郭兴福热潮中，六○一一部队红四连俱乐部将有关社论和重要文章，剪贴在专栏上，紧密配合中心工作。
图为大家参观学习时情形。
李云生、吴云龙摄

作者：尤桂林
栏目：读报用报

我担任读报员是在去年学习雷锋的光辉事迹以后。
当时我想：雷锋同志真了不起，走到哪儿宣传到哪儿，坐火车都给大家读报、讲时事。
我向他学习，也要做一个党的宣传员。

读了《关于重庆谈判》以后，毛主席说的“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这句结，对我的教育更深刻。
毛主席说的“种子”，不是一般的苞米种或高粱种，而是红色的种子。
红色种子，能在高山岩石中生根发芽，在暴风雨中成长，在集体中开花结果，在烈火中永生。
我决心按毛主席的教导，做这样的种子，当个好读报员。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指导员，立刻得到了他的支持。
第一次给全连读报，开始时我读得挺有劲，可是读着读着，人走得只剩下八个了。
这时候，我心里发急，继续读下去吧，又怕都走光了，不读吧，还有八个人。
我硬着头皮读完以后，心里很难过，对当读报员缺乏了信心。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雷锋日记里的一段话：“困难里包含着胜利，失败里孕育着成功……”我又想到读报员的任务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
过去有许多革命先烈，在监狱里，在刑场上，还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自己作为共产党员，怎么能碰到一些挫折，就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了呢？

我重新鼓起了勇气，虚心向同志们征求了意见。
我得出了失败的教训：要把报纸读好，就得自己先学好。
从此，我每天认真读报，细细领会文章的精神，常常读到深夜。
这样，第二天给大家读报就比较顺当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短新闻可以全文读，长文章又该怎么读呢？
这时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分析和概括能力差，思想水平低，抓不住重点。
领导上对我讲，要提高读报质量，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努力学习，从多方面锻炼自己。
半年多来，初步摸索了一套讲读结合的方法，把报纸读得有情有节，生动活泼。
过去我读报，别人走开，现在主动找我来读。

同志们爱听我读报，更鼓舞我精益求精，努力为大家服务。
去年冬天，部队分散执勤，我翻山越岭，读了一处，再到另一处，使每个人及时了解当前的形势。
有一次部队去野营，家里只剩下一个战士，我也象往常一样认真给他读报。
我出差住招待所，就给同房间的人读，在火车上就给群众读。
我觉得这样做，完全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栏目：编后怎样当好连长指导员

陶连长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哪一个连队的干部，不希望本连战士都是好样的？
但是一个连队百多号人，毕竟是参差不齐的。
怎样使这些先进的、中间的、后进的战士都能奋发前进，齐争上游呢？
“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战士的优点缺点，有很大关系。
处理得当，就可以促使先进的更先进，后进的变先进；
处理不当，就会事与愿违。
特别是对待那些后进的战士，决不能把他们看“偏”了，后进的也有优点的一面。
从炮长王振海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战士不论处于先进或是后进的状态，都具有上进的愿望。
请看，王振海受到批评以后，尽管嘴里说自己“一辈子也出息不了啦”，但心底里还是很要强，主动地干了不少好事。
只要领导上使他们既看到自己的缺点，又看到自己的优点，重视鼓励和教育，帮助他们增强信心，明确努力方向，他们一定会大踏步前进的。
王振海最后不就是这样成了标兵的吗！

作者：涂树祯陈超英潘金庄

本报讯福州部队某部七五炮连领导，“以笔当嘴，以信代人”，加强对外出人员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这个连近年来有许多同志外出执行任务，但是人人都完成了任务，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有的还受到了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表扬。

他们跟外出人员通信，做到了：

一、“人去信去”。
外出人员一到目的地，就能收到领导的第一封信，信上向他们表示慰问，并且再次说明完成任务的重要性；
要求他们一定经常读毛主席的书；
提醒他们遵守群众纪律和部队的各项规定。

二、“信来信往”。
外出人员不来信，领导就经常主动去信；
来了信，就及时回信。
信中向他们介绍连队新气象；
表扬他们在外执勤所表现的好作风，并且给他们解答提出的问题。

三、“期到信到”。
外出人员快要回队了，领导就发出最后一封信，要求他们按时回队，交代途中应注意的事项。

几年来，连里给外出人员写了两三百封信。
外出同志说：“首长的每一封信，都给我们增添了力量，使我们心里明，脚跟稳，干劲大。”
’（涂树祯、陈超英、潘金庄）

作者：韵芳张同廷邵崇永
栏目：思想战线

能离开自己的实践吗？

——和刘连清同志商榷

刘连清同志在《不要一棍子打死“听汇报”》一文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我都同意。
但是他说：“凭不可靠的间接经验，不能得出正确认识；
凭可靠的间接经验，就能得出正确认识。”
“间接经验的东西，是否都要经过自己的实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呢？
这也不一定。
有的要经过亲自实践……；
有的就不要经过亲自实践也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我觉得，这样说法是不全面的。
在这里，没有说到直接经验在其中的作用，因而就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离开自己的实践，离开直接经验，也是可以理解间接经验的东西的。

实际上，人们要理解任何间接经验的东西，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实践（这方面或者那方面有关的实践），否则，是不可能的。
就从刘连清同志举的例子说起吧：

刘连清同志说，许多同志都没有参加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但是，只要读了毛主席有关三大战役的文章，就能得出“三大战役完全正确”的结论。
我是没有参加过三大战役的，我读了《毛泽东选集》，确实认为“三大战役的方针完全正确”。
但是，这是不是说，这种认识同自己的实践无关呢？
决不是。
因为我参加了革命，有过一点革命战争的生活经验，因此，通过学习《毛泽东选集》，通过向那时参加过三大战役的同志学习，才得到了“三大战役的方针是正确的”的认识。
然而，我的认识，比起亲自参加过三大战役的同志，就有很大的距离，远不如他们深刻。
而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一般同志，又远不如当时参加指挥作战的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认识得深刻。
这都是事实，不承认不行。

刘连清同志还说，参加了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虽然你没有按他的教学法去实践过，也能得出“郭兴福教学法完全正确”的结论。
其实，无论谁人如果看了郭兴福的表演以后，就认为它完全正确，那可以肯定，他不是有过这个科目的训练实践，就有过那个科目的训练实践；
不是有当先生的实践，就是有当学生的实践。
至少，对于军事训练总是接触过的。
因此，他们看了郭兴福的表演，联系自己的直接经验想一想，才得出“郭兴福教学法完全正确”的结论。
而且在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由于每个人的实践经验不完全一样，有的丰富，有的不丰富，所以对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认识，也有深有浅。
如果是一个对军事训练和战术技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来看郭兴福教学法的表演，那就只能是看看热闹罢了，哪里谈得上得出什么正确的认识！

上面还只是说的一般的理解。
再进一步说，你要真正深刻懂得郭兴福教学法的正确性，那就还必须亲自把这个教学法付诸实践。
事实证明，很多同志在开始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时，学得并不很好。
只是到了后来，经过反复的实践，由机械模仿进到掌握精神实质，灵活运用，这才对郭兴福教学法有了真正的正确的认识，才真正深刻地懂得它的完全正确。
“一面之交”的参观，那种认识是很肤浅的。

由此看来，理解和接受间接经验的东西，一点也离不开自己的实践。
只有具备一定的实践的基础，才能理解它；
也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自实践，才能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它。
象刘连清同志所说：“因为这些东西的正确，都已为历史和事实证明，不必再经自己的实践。”
那是不对的。
毛主席指出过，学生的书本知识即是都是真理，“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因为“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
（见《整顿党的作风》）

正确认识和接受已经为历史和事实所证明的间接经验的东西，尚且不能离开直接经验；
要正确认识和运用下面的汇报材料，当然就更不能离开自己的直接经验了。
韵芳

为什么听汇报无动于衷？

我是后勤部门的干部，一般地说，领导和群众对我的工作还满意，惟独西山牧羊班的战士，对我总有意见，说不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什么实际问题呢？
他们班长几次从西山回来都汇报说：“山上荆条多，还有带刺的小树，战士们整天爬山追羊，棉裤都剐破了，开始还可以用线缝缝连连，后来就连都没法连了。
大家的鞋也都坏得不能穿啦。
这都需要解决。”
可是，他的汇报一直没有引起我重视。
我总怪他们不克服困难。
我常说：“哎呀！
这破啦，那坏啦！
你们就是能叫苦！
比起过去，现在不好得多了吗？”
一年多以后，我下连当兵，恰巧分到西山牧羊班。
我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到高山上去牧羊。
天很热，每天爬不到半山腰就热得头昏脑胀。
一去就是一整天，带去的水很快就喝光了，午饭只好干巴巴地吃几口干粮。
有时候，暴风雨又会突然袭来，大家都浇成“落汤鸡”。
山洪一来，我们就得同山洪搏斗，以保证羊群的安全。
羊病了，日夜得守在羊群身边；
羊跑散了，又得爬上爬下，跑东跑西地去追。
没有多久，我的衣服、鞋子也就破得和战士们的差不多了。
尽管生活这么艰苦，战士们个个情绪高涨，干得有说有笑，没有一个人叫苦。
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战士太可爱了！
他们为了增加社会财富，改善部队生活，在深山穷谷之中，这么吃大苦，耐大劳，个人的一切都不计较；
而他们的衣服、鞋子的问题，确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我过去没有及时帮他们解决，却说他们叫苦，是多么不应该呀！
于是我找班长作了检讨；
回机关之后，立刻清理仓库、挖掘潜力，把工作服和鞋子送到了西山。
自那以后，每季收旧发新时，我都是主动地把他们的工作服和鞋子给选好保存起来，还不断到西山去看他们，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这一来，战士们不但对我没意见了，而且更加关心羊群，遵守群众纪律，克服困难，热爱本职工作了。

这件事使我深刻地体会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实践论》）当你对那个事物没有接触，没有切身的感性体会的时候，听了汇报也往往是无动于衷的。

从“闭门造车”的教训谈起 邵崇永

去年春天，领导上要我起草一份一九六二年度冬季训练的总结报告，当时我感到心中无底，把握不大。
因为整个冬训期间，我只下过一次部队，时间只有五天，几乎没有抓到什么材料。
因此，颇有“无米难为炊”之感。
但是，由于起草前从各方面汇集了十八份材料（包括部队上报和本机关调查的），又听了一次由首长亲自主持的司、政两部关于冬训情况的汇报，信心便增强了起来，认为有米就能做成饭。
于是，便在这十八份材料和一次汇报的记录上，大作文章。
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初稿完成了。
自认为下工夫不小，观点和材料没有多大毛病，基本可以完卷了。
可是，首长审阅之后，下的结论却是：“闭门造车”四个字，说总结的部分观点和材料运用，有明显的错误。
我当时听了，脑瓜很热，嘴里不说，心里却认为：总结是以下面的报告和本机关的调查材料作基础的，又不是我自己凭空想出来的，怎么能说“闭门造车”呢？
以后，领导上见我思想上一时想不通，又确实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下去检查工作时，便把我带到部队的训练实践中，调查研究了近一个月，这才使我的脑瓜清醒多了。
再回过头来看那十八份材料，就感到有些是片面的，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可以选用的，有些是不能用的。
再看自己的那份自认为“满意”的初稿，便深深地感到“闭门造车”的结论下得恰如其分。
在此基础上，再动手写了第二次稿子，就真的基本上完卷了。

这件事我一直感到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但是，在正确的认识这过程中，我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究竟如何摆法，我却没有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理上搞清楚。
直到看了《解放军报》上《正确思想从哪里来？
》的讨论后，有所启发，才有了一些初步认识。

第一，一定的直接经验，是接受间接经验的基础。
如果你对所看的间接材料和听汇报中所涉及到的事物，没有有关的直接经验的话，你就无法领会它，无法分辨别人的看法是对、还是错，只能对就跟着对，错就跟着错。
要不，就是象我那样，凭想当然大作文章，乱下结论，错上加错。
假若你有了直接经验做基础，你就能够比较准确地领会它，判别其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不为别人的偏见所左右，不为各种假象所迷惑，并经过分析综合和推理判断的过程，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来。
直接经验越丰富，接受、辨别和运用间接经验的能力也就越强。

第二，在具备一定的直接经验的基础上，间接经验越丰富，就越能提高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速度和质量。
在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比较，虽然不是根本的，但却是大量的，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因为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
仅凭自己的直接经验来做结论，不要大量的间接经验，根据不充分，眼界狭窄，那结论就会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例如，我如果只靠自己下去一个月，而不要那大量的汇报材料，就怎么也写不出那份总结来。
因此，必须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大量接受间接经验的东西；
必须在亲自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去听取大量的汇报材料。
只要有直接经验做基础，你所获得的间接经验越大量、越丰富，就越能迅速、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得出正确的结论。

总之，在人们正确的认识过程中，间接经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但是，任何间接经验的鉴别、接受和运用，都需要有一定的直接经验做基础。
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
正因为这样，我们党所以一向重视报告制度，更一贯地强调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干部参加劳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
如果一个人很少接触实际，重要靠听汇报、看材料等间接经验办事，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
张同廷

作者：毛泽东
栏目：思想战线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二七六页

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
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八二○页

作者：龙飞唐远镜
栏目：思想战线

好报道从哪里来？

我是搞通讯报道工作的。
过去，我总认为只要弄清了报社的宣传意图，就不愁写不出有分量的稿件。
因此，经常向报社要点“内部消息”，然后拿着这个“宝贝”下连去抓问题。
可是，往往跑遍了所有连队，不是对不上号，就是没有过硬的材料，最后只好用了解到的材料硬往里塞，写出的稿子连自己也通不过。

去年五月，军区召开团代会。
修理连团支部是军区几个先进团支部之一，近年来工作一直搞得不错，很值得写一写。
于是，我和报社联系，要“意图”。
报社听我介绍了这个团支部的工作情况，提示说可以写一个比较全面的团支部书记。
根据这个提示，我到修理连去摸材料。
材料倒不少，但是用来写一个全面的团支部书记却又不够。
左思右想下不了笔。
没有办法，只好从实际材料出发来写吧。
根据调查的材料，团支书吴谦同志运用毛主席著作指导工作这一点比较突出，就写这件事吧。
稿子写给报社后，结果竟采用了，而且是四版头条的位置。

这件事，把我过去的想法给扭过来了。
原来要写好通讯报道，必须尊重客观实践。
单凭报社给个“意图”，拿着这个框框去硬套是行不通的。
而是应该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结合报社宣传要点，从实际出发，抓出问题来写，才能真正写出有些分量的稿件来。
龙飞

正确的讲课提纲从哪里来？

我曾给一个中队先后讲过两次关于阶级斗争的课。

第一次，我事先花了三天时间，钻在报刊和文件堆里，找到了五十八个在我看来颇为生动而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写成了一份近六千字的讲课提纲，一共讲了五个小时，但是，学员反映：没有解决问题。

第二次讲课，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用主要精力参加学员讨论和开座谈会，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有些什么问题和要求。
然后在中队党支部的领导和帮助下，跟骨干一起研究，写了一份五百多字的讲课提纲，只讲了一个半小时，但效果比前一次好多了。
学员中的一些疙瘩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一致反映比较满意。

讲课是要有提纲的，但是，一个好的提纲从哪里来？
从这两次讲课的经验教训中，我体会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调查研究。
不作调查研究，不懂得学员的情况和问题，光是从书本、材料出发，那样的提纲用处是不大的，用它讲课是不能收到好的效果的。
唐远镜

栏目：思想战线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

历史背景

毛主席为什么要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当时我们中国是个什么形势？

这篇文章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发表的。
那时候，虽然早已打倒了满清皇帝，但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没有完成。
大大小小的军阀各霸一方，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势力，照样压迫人民。
在革命阵营方面，由于共产党的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于是，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进入了高潮。
这个时候，那些表面上喊革命，实际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象蒋介石等人，就再也伪装不住了，渐渐地就露出了反革命的尾巴。
他们千方百计地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到处排挤共产党员，不准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想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们共产党该怎么办呢？
首先要统一思想：要革命，革谁的命？
谁来领导？
依靠谁？
联合谁？
然后，才能有正确的办法。
可是，对于这些问题，当时党内很多人都还很模糊。
特别严重的是，当时党内还有两种非常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以陈独秀为代表。
他们认为应该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
因为无产阶级还很幼稚，力量很小；
而农民呢，又太散漫，太保守，很难参加革命。
所以他们老是对国民党右派让步，跟在反动派后面委曲求全，压制群众运动。
还有一种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以张国焘为代表。
他们口头上也说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但是又看不起农民，不懂得和不愿意联合农民，这等于要让无产阶级跳光杆舞，使无产阶级领导，成为一句空话。

毛主席的文章，正是在这个时候，为了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而写的。

伟大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是最可靠的同盟军这样一个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
指明了我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发展方向。
从而批判了当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澄清了许多人的模糊思想，指明了道路。
它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社会阶级、制定党的正确战略策略原则的光辉范例。
直到今天，它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是我们不可缺少的锐利武器。

要着重领会的问题

我们学习这篇文章，要特别着重研究、领会这样几个问题：

一、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为什么毛主席说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呢？
这里面的道理值得我们好好想想。
拿一个革命政党来说，如果分不清敌友，就“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就会把革命领到错路上去，就会失败。
拿一个革命战士来说，如果分不清敌友，就会丧失革命的立场，就会迷失政治方向，就不能很好地团结自己的同志，同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阶级分析是认清敌友的根本方法。
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进了阶级分析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要看各阶级以至各个阶级内部的各阶层所处的不同经济地位，一个是看他们对革命的不同态度。
其中，经济地位是最主要的，是基础。
一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着这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对革命的态度，经济地位不同，对革命的态度就一定不同。
一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对革命的态度，是为本阶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但是，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不是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变而马上就改变的。
例如，剥削阶级在丧失了生产资料以后，他们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和敌视革命的态度，就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期。

三、怎样才能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首要的一条是学习毛主席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这是掌握阶级分析方法的前提；
没有这一条，那是一定不可能真正掌握阶级分析方法的。
其次，要时时刻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检查、指导自己的思想言行，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增强自己阶级分析的能力。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就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看问题，指导自己的行动。
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者的侵蚀，有很多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
如果缺乏阶级分析的能力，就会上当，就会使自己迷失方向。

思考题

① 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段分析方法？
它对一个革命战士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②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不是已经变化了吗？
为什么说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栏目：思想战线编者的话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

当前，一个波澜壮阔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正在全军中掀起。

为了适应广大连队干部和战士学习的迫切需要，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和领会毛主席著作，我们特在“思想战线”副刊增辟了这一个专栏。

在这个专栏里，我们打算根据连队干部战士经常学习的毛主席著作的一些文章和章节，进行一些理论知识的辅导；
同时，介绍大家活学活用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方法。
这两方面的内容，将交替发表，以便于大家阅读。

为了把这个专栏办得好，办得适合连队干部战士同志们的需要，我们热烈希望得到读者广泛有力的支持，介绍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方法，不断地提出改进意见和要求。

让我们把毛主席著作学得更深入、更有成效，让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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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农民参加革命的最多，为什么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领导力量？

——北京某部 李先祺

答：农民占我国人口大多数，他们在旧社会受苦很深，迫切要求革命。
再加上我国革命的发展是由农村到城市，先在农村广泛展开的，所以农民参加革命的最多。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说，农民是最广大最忠实可靠的同盟军，是革命的主力。

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第一，农民，是分别属于不同阶级的。
富农是农村中的中产阶级，中农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的。
革命态度坚决的，主要是贫农、雇农和下中农。
第二，由于农民进行的是个体的小生产，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由散漫、狭隘保守和私有观念等缺点，缺乏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正确的革命目标。
因此，农民可以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不能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比农民少，但是：第一，他们在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一无所有，也一无牵挂，既没有偏见，也没有顾虑和幻想，革命态度最坚决也最正确。
第二，他们在现代化的集体生产中，养成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思想先进，目光远大。
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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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组织发展的情况：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到会代表一百六十二人，代表一百多个工会的二十七万工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到会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的五十四万工人；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共五百零二人，代表四百多个工会的一百二十四万一千工人。

据一般统计，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却总共只占有土地约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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