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副主席周总理抵锡兰首都科伦坡
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各部部长、议员到机场欢迎
宋副主席、周总理拜会锡兰总督高伯拉瓦和夫人
新华社科伦坡2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和总理周恩来，应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邀请，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这里。
他们受到锡兰首都科伦坡市民的热烈欢迎。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内阁各部部长和议员都到机场欢迎。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夫人以及总理的其他随行人员也同时到达。
中国驻锡兰大使谢克西和驻锡兰的各国外交使节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旅居锡兰的华侨代表。
在机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周恩来总理在仪式上讲了话。
新华社科伦坡2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下午拜会了锡兰总督高伯拉瓦和夫人。
锡兰方面在场的有：
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众议院议长休·费尔南多，土地、灌溉和电力部长查·帕·德席尔瓦和财政部长伊兰加拉特尼。
中国方面在场的有：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宋副主席和周总理的其他随行人员以及中国驻锡兰大使谢克西。
新华社昆明2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应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邀请，前往锡兰进行友好访问，于今天清晨乘专机离开昆明去科伦坡。
昆明市各族各界一千多人，今天一早就举着红旗和彩旗，带着鲜花和乐器，聚集在昆明机场等候欢送宋庆龄副主席。
七时四十分，宋庆龄副主席由中共云南省委第1书记阎红彦，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于一川，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昆明部队首长秦基伟中将陪同，乘车来到机场。
当宋庆龄副主席走向欢送的人群前面时，身着民族服装的傣、彝、藏、景颇等各族男女青年，兴高采烈地敲响了象脚鼓，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宋庆龄副主席微笑着向欢送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
女青年向宋庆龄副主席献了花。
宋庆龄副主席在飞机前，同前来欢送的云南省、昆明市党、政府、军队负责人握手告别，然后登上专机，挥手向欢送的人们告别，人们热烈地挥动彩巾和花束，祝宋庆龄副主席一路平安，预祝她这次友好访问成功。
今晨到机场欢送宋庆龄副主席的，还有：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刘明辉，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郭超，副省长张冲、刘林元、王少岩、史怀璧，昆明驻军首长陈鹤桥少将、刘懋功少将、张力雄少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握如，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新远，政协云南省委员会副主席寸树声、龙泽汇、曲仲湘，中共昆明市委第1书记赵增益，中共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昆明市副市长黎韦，副市长经竹如，以及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省级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等。
新华社达卡2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和随行人员在应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邀请前往锡兰进行友好访问途中，今天上午曾在达卡机场停留。
当宋庆龄副主席走下专机时，在那里等候的数以千计的巴基斯坦人民向她欢呼，并挥手欢迎。
到机场欢迎和欢送宋副主席的有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法兹卢勒·卡德尔·乔杜里、东巴基斯坦省省长阿卜杜勒·穆奈姆汗、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和夫人以及巴基斯坦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
即将结束巴基斯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达卡2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陪同下，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这里前往锡兰，进行友好访问。
他们是应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邀请访问锡兰的。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夫人以及其他随行人员今天结束对巴基斯坦的友好访问。
他们在中国的友好邻邦巴基斯坦逗留了一个多星期。
当中国领导人的车队经过达卡街道时，他们受到站在街道两旁的人民的热烈欢送。
成千上万的人民聚集在机场上，向中国贵宾道别。
在乐队高奏中巴两国国歌后，周恩来总理在东巴基斯坦省省长阿卜杜勒·穆奈姆汗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接着，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同到机场欢送他们的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东巴基斯坦省长、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和他的夫人热烈握手告别。
周恩来总理走上专机扶梯后，站在机舱门口，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
专机在当地时间上午十时四十分起飞。
当飞机在跑道上徐徐移动时，聚集在机场上的人群向中国贵宾挥手致意。
到机场欢送中国贵宾的还有：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和夫人、巴基斯坦高级军政官员以及达卡的著名社会人士。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欢送。
（附图片）
宋副主席、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在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右二）陪同下步出机场。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巴国民议会议长盛宴招待周总理
周总理在讲话中向巴基斯坦政府领导人和全体人民告别
新华社达卡25日电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法兹卢勒·卡德尔·乔杜里今天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周恩来总理。
宴会是在达卡市最大的旅馆中举行的。
出席宴会的六百人挤满了两个宽敞的大厅和一个庭院，其中有两百人来自达卡东南一百二十英里的东巴基斯坦最大港口吉大港。
政府为热情前来欢迎中国总理的吉大港市民安排了专车。
大约有一千人为了欢迎中国总理在几天以前就到了这里。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由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东巴基斯坦省省长和省议会议长及两国大使陪同，在热烈的掌声中会见全体出席宴会的人们，其中包括东巴基斯坦省政府的部长们和议员们、达卡和吉大港的高级军政官员及其他著名的社会人士。
法兹卢勒·卡德尔·乔杜里议长致词说，给予中国总理的热情欢迎表现出巴基斯坦人民对伟大中国人民的善意和友谊。
他说：
“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是再也不能剥夺了，世界上不论什么地方有任何形式的对其他国家内政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干涉，都必须结束。
巴基斯坦中国联合公报是明确肯定这些原则的历史性文件。”
他表示希望克什米尔争端和亚洲其他争端将能够依照正义的原则和平解决，他强调指出：
亚非国家加强友好合作是保证它们的独立和进步的最好办法。
他表示希望第2届亚非会议能早日召开。
然后，他建议为中国的幸福和繁荣、为中国贵宾们的健康干杯。
他在欢呼声中说：
“为了世界和平，愿巴中两国的友谊万古长青。”
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向达卡和吉大港的各界人民、向巴基斯坦政府领导人和全体巴基斯坦人民告别。
他说，“我们带回中国去的，是巴基斯坦兄弟姊妹们对中国人民的心心相印的友谊，是我们同阿尤布汗总统阁下会谈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他说，“中国古话说：
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中巴两国的友谊，有着深厚的基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们的友谊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久的，是谁也破坏不了的。
中巴两国领导人的这次会谈以及所发表的联合公报，标志着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新的重大发展。
我们双方在这次会谈中所表现的相互谅解和相互信任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未来的岁月将会证明，只要本着这种精神辛勤耕耘，中巴友谊的大花园必将开出更加灿烂的花朵，结出更加美好的果实。”
周总理指出，“中巴两国的友谊是源远流长的。
从历史的黎明时期开始，我们两国人民就是好邻居、好朋友。
近代以来，我们两国人民同样遭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我们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长期斗争中，一向是同命运、共患难的兄弟。
在我们两国相继获得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希望巴基斯坦强大起来，巴基斯坦人民也希望中国强大起来。
中巴两国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繁荣富强起来，就能够加强相互支持的力量，就能够肩并肩地为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他的讲话不断为热烈的掌声和“好，好”的喊声所打断。
宴会结束后，宾主们一起看了文艺演出。

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罗工人党中央代表团将到中国友好访问
将就有关两党两国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结问题交换意见
新华社27日讯
关于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访华的公报。
根据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两党高级领导代表人将就有关我们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结问题交换意见。
为此目的，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将于1964年03月初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代表团将由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扬·毛雷尔同志率领。
代表团团员有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埃·波德纳拉希同志、尼·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基伏·斯托伊卡同志。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为团长。
代表团团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政治局委员彭真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同志。

达卡举行市民招待会欢迎周总理陈副总理
新华社达卡25日电
东巴基斯坦省首府达卡今天下午在这里的新城公园举行市民招待会，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新城公园园地广阔，绿草如茵，草地上点缀着一丛丛的芒果树。
今天它披上了节日盛装。
当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东巴基斯坦省省长阿卜杜勒·穆奈姆汗、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和其他巴基斯坦高级官员的陪同下来到公园的时候，受到在公园里等候着的各界人士约五千人的热烈欢迎。
招待会在两国国歌声中开始。
达卡市政委员会副主席赛义德·卡瓦贾·凯鲁丁致欢迎词，他对于有机会热烈接待中国客人表示高兴。
他说：
“我们两国人民在为自己建设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我们对天才而勤劳的中国人民在战胜贫穷、疾病和文化落后方面取得的成就印象很深。
巴基斯坦人民也在从事同样的斗争，他们正设法利用友好国家的援助和经验来加速自己的发展。”
他说：
“为了求得经济进步和社会福利，我国人民当然关怀保障世界和平。
中国七亿人民和巴基斯坦一亿人民之间的友谊能够对达到这个目标作出重大的贡献。”
他说：
“我国人民恪守万隆的崇高原则，希望所有各国之间保持友谊和互相合作，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国家之间。”
他表示确信巴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将进一步发展，周恩来总理的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两国间已经建立的睦邻关系。
周恩来总理在致答词中感谢达卡的兄弟姊妹们对中国客人热情和衷心的欢迎。
他说，中国和巴基斯坦人民之间存在着历史悠久的传统友谊。
早在五百年以前，著名的中国航海家郑和的船队就来到了东巴基斯坦。
这个船队的船员在吉大港及其周围作了友好访问。
我们祖先这种友好往来的故事一直在两国人民中间广泛流传。
周恩来总理指出：
“我们这一次访问巴基斯坦，同阿尤布汗总统举行了坦率、亲切的会谈，发表了联合公报。
在联合公报中，两国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关心的许多国际问题上表示了一致的看法。
两国领导人指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边界争端应该而且能够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两国领导人希望克什米尔争端能够像印度和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人民所保证的那样，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获得解决。
中巴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发展。
中国人民将同巴基斯坦人民一道，为不断加强中巴友谊而努力。
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深厚的基础，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这种友谊是永久的，不可动摇的。”
周恩来总理说：
“亚非各国人民有着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共同经历，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任务。
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在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促进亚非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方面，相互支持，密切合作。
这种互助合作关系的不断加强，对于亚非各国的独立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他说：
“我们高兴地看到，巴基斯坦人民决心沿着独立自主的道路前进，并且正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着国家。”
“我们相信，一亿巴基斯坦人民，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坚持独立发展的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够在建设国家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周恩来总理的话音未落，全场已经响起了一片掌声。
陈毅夫人在布托夫人陪同下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周总理的随行人员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夫人。
招待会在乐队再次演奏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国歌以后结束。

首都各界公祭周保中同志
彭真同志主祭　李富春同志致悼词
据新华社26日讯
首都各界两千多人今天上午在中山堂举行隆重仪式，公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前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同志。
灵堂里庄严肃穆，在周保中同志遗像前，陈放着周保中同志的骨灰盒，上面复盖着国旗。
灵台前摆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林彪、邓小平、董必武等送的花圈。
灵堂内悬挂着许多挽联。
上午十时，公祭大会在哀乐声中开始。
由彭真同志主祭，李富春、李先念、乌兰夫、薄一波、杨尚昆、郭沫若、李维汉、陈叔通、林枫、包尔汉、阿沛·阿旺晋美、蔡廷锴等同志陪祭。
主祭人彭真向周保中同志的遗像献花圈，全场默哀。
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致悼词。
参加今天公祭大会的有：
前东北抗日联军的负责干部和周保中同志生前战友冯仲云、李延禄、富振声、王效明、钟子云、朱光、孙山、伊俊山、彭施鲁、李荆朴、徐云卿等，吉林、黑龙江、云南等地的代表，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周保中同志的夫人王一知和亲属，以及生前友好。
公祭大会结束后，在哀乐声中起灵。
周保中同志的骨灰移置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
25日，首都各界人民五千多人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周保中同志。
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黄北等也前往吊唁。
新华社26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在公祭周保中同志大会上的悼词，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周保中同志，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64年02月22日逝世。
这是我党我军的一个损失。
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
周保中同志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人民革命的斗争。
在1927年以前，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
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吉东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第2路军总指挥等职。
在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司令员、吉林省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等职。
全国解放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
从1954年09月起相继当选为第1届和第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59年04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3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
周保中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他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特别是他在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指挥员期间，长期坚持艰苦英勇的游击战争，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他始终坚定地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他对干部热情关心，作风朴素。
他所具有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悼念周保中同志，要坚定不移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同心协力，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底。
（附图片）
安息吧，周保中同志！
在首都各界公祭周保中同志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致悼词。
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

严肃的方法
表扬，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的工作方法。
对同志的表扬从心底里发出来，充满了同志爱，充满了阶级兄弟的感情，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的赤诚。
表扬一个同志，是因为他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做了贡献，我们衷心地感谢他。
这样的表扬，一句话有千斤重，它能感动得人热血沸腾，自然而然地把心交给集体，交给社会主义。
会这样表扬，就会这样批评。
对所要批评的同志，同样充满了阶级兄弟的感情，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的赤诚。
批评一个同志，是因为他的缺点不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不利于他的进步，衷心为他着急，所以要把他拉到我们身边。
这样的批评，不管多么严格，也是热呼呼的，它能感动得人热泪盈眶，毫不犹疑地去同自己身上的缺点作斗争。
我们提倡以表扬为主，决不是放弃批评。
十里桥大队党支部热情地表扬了王泽仁，因为他帮助队委会抓活的思想教育，把集体生产和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他们也及时指出了王泽仁的缺点，因为他经不起表扬，开始出现了骄傲的苗头。
表扬和批评，都推动了王泽仁更快地进步。

传播革命思想活跃文娱生活
宝安农民热爱俱乐部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宝安县各地建立了二百七十多个农村俱乐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和社员，成为在农村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组织青年学习文化、开展娱乐活动的有力阵地。
这些农村俱乐部，大部分是在最近一年多来由青年们自动组织起来的。
它们一般以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为单位，每个大队建立一个或几个俱乐部，全县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村俱乐部办得比较健全和巩固。
一些办得比较好的农村俱乐部，已经做到有政治文化学习班（或业余学校），有业余演出队，有创作编写组，有读报组，有篮球队。
由于活动内容多种多样，许多俱乐部都吸引了当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青年参加。
政治方向明确，是宝安县许多办得健全的农村俱乐部的最大特点之一。
布吉公社去年曾经在全公社范围内举行过几次俱乐部工作的评比、奖励会议和现场会议，大大推动了农村俱乐部的发展和巩固，现在这个公社已做到村村有俱乐部，每个大队有一个中心俱乐部。
这个公社的人们普遍认为，俱乐部办起来以后，农村里的风气有了很大的变化：
关心政治时事、爱学习的人多了，安心农村生产、积极生产的人多了，唱革命歌曲、阅读革命书籍和讲革命故事的活动更加流行了。
各地农村俱乐部排演了许多紧密配合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的小型多样的文娱节目。
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县有三个农村俱乐部把《夺印》一剧改编成客家山歌剧、话剧、粤剧等，一共上演了三十多场。
更多的俱乐部演出了自编的节目。
坪山公社碧岭大队俱乐部根据本村村史编成了《不忘碧岭过去苦》一剧，使农民从舞台上再现的解放前的悲惨生活景象中，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横岗公社西坑俱乐部为了批判青年们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演出了自编的客家山歌剧《两姐妹》、《爱情的风波》。
这些自编的节目反映了当地群众熟悉的生活，针对群众的思想情况进行教育，并且用本地的方言演唱，因此就更加为农民所喜闻乐见，一般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宝安县大部分农村俱乐部都坚持业余的原则，参加俱乐部的成员都是利用假日和晚上进行活动，不占用生产时间。
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参加俱乐部的青年们在假日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得来的收入。
宝安县各地农村俱乐部的建立，不仅受到青年人的欢迎，而且得到广大社员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普遍赞扬。
许多家长还主动地劝说自己的子弟参加俱乐部的活动。
有些中年人和老年人还主动提出，要给青年人传授武术和舞狮子等技术。

全国广大地区下雪下雨
南方的雪和雨，对消灭越冬害虫、疏松土壤和蓄水有利；
北方的雪，对冬小麦和一些地区的春耕春播有利。
据新华社26日讯
江南地区持续十天左右的春雪春雨，到今天已经基本停止。
春节以来，我国南方和北方许多地区都下了雪或雨。
春节迄今，南方许多地区多雪多雨，长江流域各省偏北地区下雪，偏南地区先雨后雪，或时雨时雪。
近十天来，这个地区一般降雪降雨五十毫米左右，其中浙、赣、湘三省大部地区和鄂中鄂南、皖中皖南、苏南等地降雪降雨四十到七十毫米，部分地区七十到一百毫米；
积雪一般为三寸到一尺，部分地区有一尺到两尺。
滇、黔、川和闽、粤、桂等省、区也下了雪或雨。
赣、湘、黔等省还出现了冻雨。
春节期间，北方大部地区下了雪。
黄河到淮河之间地区，雪量有五到十五毫米，积雪一般有三四寸。
黄河以北地区和西北部分地区下雪三到五毫米，积雪一寸左右。
这场雪和雨，对南方一些地区消灭越冬虫害、疏松土壤以及塘坝水库蓄水等方面，带来有利条件，但是，由于降雪量大，气温低，又有冻雨，对浙、赣、湘等省有些地区的油菜、蚕豆、豌豆等作物的生长不利。
这次北方的雪，对冬小麦越冬和返青生长，以及一些地区的春耕春播有好处。

凭自己的双手
新华社记者　孙世恺
现在，有不少公路上奔驰的汽车，田野里耕地的拖拉机，纱厂里转动的纺织机，都用上了一种铁基粉末冶金的轴套。
粉末冶金，这是一种新技术，是在压力下烧结金属粉末制造特别硬和难熔的产品的技术。
用这种新技术生产出来的关键易损零件——轴套，能代替长期以来使用的铜轴套，为国家节约大量的有色金属；
它比铜轴套耐磨，使用寿命长得多。
谁能料到，这是小小的天桥粉末冶金厂，经过两年艰苦奋斗作出的贡献呢。
一
这个小小的工厂座落在北京天桥，一排低矮老旧的平房就是它的厂房。
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工厂里，职工们在去年一年内生产出六十多万件各种型号的铁基粉末冶金轴套，供应各地工业、交通部门。
不久以前，在武汉召开的粉末冶金技术经验交流会上，他们的产品质量名列全国第1。
在订货会议上，他们又接受了大批粉末冶金轴套的订货任务。
一走进这家工厂，就感到处处朝气勃勃，革命精神奋发。
在烟囱上、房檐下、车间里，张贴着“质量是我们的命根儿”、“产品要精益求精”等巨幅标语。
有些身穿工作服的妇女们，把轧钢厂的废料——铁鳞经过还原制成铁粉。
另一些工人又用这些铁粉压制成各种轴套，送进上千度高温的大窑里烧结。
有几个工人正在安装他们自己制造的一台电动清洗机，用这台机器代替手工洗铁鳞的笨重劳动。
这里现在拥有二百三十多名职工，三个车间，几十台机床，还有中心试验室、化验室、材料试验室、粉末试验室、耐磨性能试验室和金相试验室等一套科学试验的组织。
目前，正在展开技术革新，逐步更新设备，实行科学管理，向现代化企业迈进，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品种。
谈起目前的成就，这里的人们总要回溯他们走过的那段披荆斩棘的道路。
这正是他们至今还那样“吃大苦耐大劳”的缘由。
那是五年前，北京天桥一带的劳动群众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舞下，一股劲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添瓦”。
根据群众要求，当地党组织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号召，给大家指明了方向。
当时，有三个职工家属在一个大院里找到一间房，借一个烤白薯的煤球炉子和一口破缸，加工化工原料，为大工厂服务。
她们从附近一家汽车修配厂抬回废硫酸水，日日夜夜地试验，终于熬出第一锅硫酸铜。
不久，又利用另一家工厂的废铁屑和废硫酸制造出硫酸亚铁，供应了大工厂。
只要她们力所能及，大工厂需要什么，她们就做什么。
这样，生产一天天发展，资金一点一滴地积累下来，参加生产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她们初步建立了一个小工厂。
二
在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同时，她们逐步和大工厂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成为大工厂生产上的助手。
有个大工厂被她们勇于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所鼓舞，决定把用废铁鳞试制粉末冶金新产品一项计划交给她们。
她们一听很高兴，但又感到为难。
谁也没有见过粉末冶金是什么玩艺儿，更不用提缺乏设备和技术了。
上级党委知道了，鼓励她们：
“这是有前途的新兴工业，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要树立个雄心壮志，一定要搞出个名堂来。”
有了党组织撑腰，她们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信心倍增，接受了任务。
有人听了却大吃一惊，一边摇头一边问：
“粉末冶金制品这么复杂的东西，你们凭什么能试制得出来？”
她们就响亮地回答：
“凭我们自己的双手！”
这时，那家大工厂又伸出热情支援的手，派来专门研究粉末冶金的技术人员韩凤麟，帮助她们进行试验。
韩凤麟来到这个小工厂，立即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这里的妇女们都有一股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
有了这种精神，再加上党的支持和国家的帮助，什么事情能办不成呢！
他决心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在我国粉末冶金新技术这块处女地里闯出一条路来。
当时这家小工厂既没有一间宿舍，也没有一块床板。
这个青年技术员索性在一张桌子上，白天搞科学试验，夜晚铺被睡觉。
一天中午，他带着何花菊等两个女工跑到一家轧钢厂去找原料，看到那里遍地是轧钢机上飞出的铁鳞，十分兴奋。
他一边察看，一边对何花菊说：
“咱们就是要用这样的废料，制造出汽车、拖拉机上的关键零件。”
何花菊，这个围着锅台转了半辈子的家庭妇女，乍一听到这件事觉得格外新鲜，可是看见轧钢厂把那些铁鳞到处乱丢，心里又纳闷：
“这些‘黑渣子’怎能作出那些东西呢？”
在回来的路上，韩凤麟又讲起粉末冶金的生产方法和意义：
用这样的原料经过提炼还原，再压制烧结成各种产品，它比铜制品成本低，质量好，用途广。
这是一种现代化的新技术，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它搞出来。
何花菊她们几个妇女，在韩凤麟的具体指导下，从轧钢厂拉回废铁鳞，放在洗脸盆里搓洗，手里拿着一块磁石当磁选机，清除铁鳞里的杂质，再把铁鳞放到锅里像炒饭一样炒干，用球磨机磨成碎面，变成铁末，这才算完成第1道工序。
韩凤麟又和她们一道，把铁末放在窑里烧成还原铁粉。
这时已到隆冬季节，她们干活时眉毛挂上了白霜，双手被冷水泡出裂纹，铁末飞到脸上，大家又变成了花脸人物。
尽管这样又脏又累，她们却精神奋发，夜以继日地坚持试验。
她们奋发图强的精神感动了许多人。
第1机械工业部一位工程师也来参观了，并且热心地帮助她们解决试制中的一些难题。
经过两个月的反复试验，她们终于烧出第一窑还原铁粉，并把它压制、烧结成十几个轴承。
这些轴承还不能算是合格的产品，但是它向人们显示出有了成功的希望。
三
继续进行试制，需要增加设备。
买一台油压机或一台磨床，就要上万元。
小小一家工厂，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工厂干部中出现了争论。
这时，上级党组织坚决表示，这个新产品一定要试制下去，只要我们的投资不是白白浪费掉，将来总会收到成效。
于是，厂里决定采取以“老”养“新”的办法，利用已有的化工生产继续积累资金，支持新产品试制。
上级也拨出一批资金购买了急需的设备。
从此，试制工作加速展开。
有个时期出现了铁粉不还原的现象，有的铁末放到窑里连烧三次，长达一百多个小时，仍然不还原。
大家都十分焦急。
韩凤麟在党的支持下，决心依靠老工人克服这个技术上的难关。
他蹲在窑口一边观察一边苦苦地思索：
从窑温到操作都正常，难道是促进铁粉还原掺进的煤粉有问题？
把煤粉清洗后一分析，果然发现里面含的煤石过多，影响了铁粉还原。
他们选用纯洁的煤粉，改进了配料，立即解决了这个难题。
就这样，他们闯过一关又一关，不断取得了进展。
四
第1批铁基粉末冶金轴套诞生了。
他们把这个喜讯告诉有关单位。
上海材料研究所写信告诉他们，汽车零件钢板肖轴套是一种关键易损零件，消耗量很大，如果改用粉末冶金制造，能解决很大问题。
他们到北京市汽车配件公司了解了一下，知道北京市现在运行的汽车一般都用铜质的钢板肖轴套，每年需要二十万件，如果都换上铁基粉末冶金轴套，一年可以给国家节省八十吨铜。
这笔账一亮出来，大家决定试制铁基粉末冶金钢板肖轴套这个新产品。
试制成功以后，他们送给北京市运输公司一些汽车场试用。
一天深夜，汽车场通知他们，有一辆试用铁基粉末冶金轴套的载重汽车运货回来了，当天夜里要检修。
厂里的人员连夜赶到现场，观察运行效果，记录下新产品磨损的数据。
经过半年多的试验，取得了令人兴奋的结果：
安装上铁基粉末冶金轴套的二十部载重汽车和无轨电车，运行试验效果都很好，普遍受到车场职工的欢迎。
有个汽车保养场还提出一项报告：
过去用铜轴套，运行三万六千公里就磨损了，需要更换；
现在用粉末冶金轴套，根据实际试验结果推算，可以运行十五万公里。
另外有几辆无轨电车使用这种轴套代替铜轴套，已经运行二十一个月，至今还很少磨损，没有更换。
铁基粉末冶金轴套获得了人们的信任。
工厂举行了技术鉴定会，国家经济委员会技术推广局、第1机械工业部、交通部、北京市科委和北京市运输公司的许多汽车场都派人参加。
经过科学鉴定，大家一致认为这种铁基粉末冶金轴套完全可以代替铜轴套，为国家节约大量有色金属。
它比铜轴套耐磨，使用寿命长，成本低。
不久以后，在全国汽车配件订货会议上，许多单位都主动向这家工厂订货，要求成批生产这种新产品。
天桥粉末冶金厂全体职工奋发图强的事迹，从此传开了。
第1机械工业部一位主管工程师到这个工厂参观后，连连点头称赞说：
“这真是鸡窝里飞出了凤凰！”
后来，几个大学毕业生分配到这家工厂来工作了。
上级党委领导干部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天桥粉末冶金厂的这条路，是历经千辛万苦闯出来的。
今后还要靠我们发扬抗日战争时期‘小米加步枪’的精神来发展生产啊！”
不忘记过去，正是这里人们不断前进的动力，也是他们一种可贵的品质。
工厂创办人——三位家庭妇女，有的把当年被硫酸烧烂了的衣服精心地保存起来，收在箱子里。
她们说：
这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纪念品，将来好让他们看看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的。
（附图片）
天桥粉末冶金厂的工人们正在制造汽车上用的各种铁基粉末冶金轴套。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南北林区一批新伐木场投入生产
今年木材生产能力增加五十万立米
新华社讯
我国北方和南方林区最近有一批新开辟的伐木场投入生产，并有一批新建的森林铁路和公路通车，运输木材。
新投入生产的伐木场，将使今年木材生产能力增加五十万立方米。
新建的森林铁路和公路分布在东北和内蒙古的小兴安岭、大兴安岭、长白山以及福建、湖南、四川、浙江等南方十一个省的林区。
这些运输木材线路的建成，为今后开辟新的伐木场铺平了道路。
新近投入生产的伐木场和木材运输线路，都是1963年我国森林采伐工业基本建设的主要工程项目。
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去年我国林区共建成一百四十五公里的铁路、八百六十公里的窄轨森林铁路和一千八百公里的公路。
南方林区为便于流送木材和蓄拦木材，还筑起二百一十个山溪闸坝和四十六座河绠。
去年完工的林区建设项目中，还有一些林业化工厂、贮木场、发电厂、机械检修厂和林业职工宿舍等。
最近，林业部在北京举行全国林业基本建设会议，总结了去年林业基本建设工作经验。

国产影片“百花奖”即将开始评选活动
据新华社26日讯
第3届国产影片“百花奖”评选活动从03月01日起开始举行。
这将是比历届“百花奖”评选范围更广泛的一次群众性电影评选活动。
据这届评选活动的工作委员会宣布，参加第3届“百花奖”评选的，是1963年度上映的一百一十七部国产影片，其中包括二十七部故事片、五部戏曲片、六部美术片、三十部科教片和四十九部长短纪录片。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电影事业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
去年的国产新影片不仅在思想性、艺术性和技术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影片的题材、风格、样式也更加丰富多彩。
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和更广泛地听取广大观众的意见，以便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有关部门决定扩大第3届国产影片“百花奖”的评选活动范围。
“百花奖”评选活动从第3届起，不再由《大众电影》编辑部单独举办，改由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办。
参加评选的，也不限于《大众电影》读者，将尽可能使全国广大观众，特别是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有更多的人参加评选。
这届评选活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指出，国产影片“百花奖”评选活动，是电影工作者联系群众、听取广大群众意见和改进电影创作的一种好方法，而不是锦标主义的评选。
从第3届“百花奖”评选活动起，将原来故事片奖、编剧奖、导演奖、女演员奖、男演员奖、配角演员奖、摄影奖、音乐奖、美工奖、长纪录片奖、短纪录片奖、纪录片摄影奖、科教片奖、美术片奖和戏曲奖十五个项目的每项受奖名额改为一至三个。
第3届国产影片“百花奖”选票，将从03月01日起开始在各地征集，至05月15日截止。
这一届选票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分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和《大众电影》也将分别分发部分选票。
投票人可根据选票上指定的投寄地址投寄。

抓工作先抓思想
十里桥大队党支部关心人的思想活动，运用正面教育的方法，树立榜样，鼓舞干部社员学先进赶先进。
新华社郑州26日电河南省息县杨店公社十里桥大队党支部经常注意抓思想工作，坚持正面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各项工作中，他们都坚持思想工作先行一步，在讨论、布置工作之前，都要先摸摸干部群众的思想，听听各阶层的反映，然后有的放矢地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解除思想疑虑，使党员、干部、群众明白将要做的工作的意义。
为了做好思想工作，党支部还不断检查总结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培养典型，树立旗帜。
转业军人、大队民兵营长、共产党员王泽仁，分工在王帮庄生产队蹲点劳动，他运用在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帮助队委会抓活的思想教育，集体生产和各项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
党支部就总结、推广他的经验，使更多的党员、干部初步学会了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大队党支部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中，善于正面教育。
几年来，他们一直坚持紧密结合生产，开展群众性的“五好”评比，表彰先进，树立标兵。
去年，全大队共评选“五好”干部和“五好”社员一百五十多名，“五好”生产队八个，树立了“爱队迷”、“好管家”、“管得宽”、“好参谋”、勤俭持家标兵、生产能手等各方面的先进榜样。
在日常生产和工作中，党员、干部、社员办了好事，不管大小，一经发现，都要表扬，做到“一人办好事，人人都知道”。
社员全宁昌在一次下雨时主动帮助“五保户”李二娘挑水，收拾东西。
党支部书记李应香看到后，对他进行了表扬。
第2天，全宁昌又冒着雨到麦地撵猪，保护麦苗不受损害。
之后，党支部又在社员会上表扬了他。
在不长的时间里，全宁昌一连为集体办了七件好事，每次都受到队里表扬，使他很受感动，也教育了别的社员。
由于全宁昌热爱集体，去年被社员评选为“五好”社员。
党支部坚持正面教育，以表扬为主的结果，在党员、干部和广大社员中形成了人人学、赶先进，争当“五好”社员的新风尚；
出现了人人想办好事，多办好事，好事人人争着办，以进步为荣，不甘落后的新气象。
这个大队党支部还体会到，有些人能经得住批评，但不一定经得起表扬。
因此，他们对经常受到表扬的先进人物，也不放松教育。
民兵营长王泽仁有一段时间工作中表现不够虚心，党支部就向他说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使王泽仁及时克服了缺点，保持了先进旗帜。
十里桥大队党支部，一方面注意抓住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同时对个别人的个别问题，也注意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一个人。
他们采取九个支部委员分工包队，党员包人的办法，和群众交知心朋友，通过串门谈心，随时发现和解决思想问题。
李大庄生产队有个回乡知识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参加集体劳动不积极，党支部委员李友章就经常找他谈心，终于帮助他提高了觉悟，去年秋季被评为“五好”青年。
党员金洪瑞因为家庭不和睦，生产情绪不高，支部书记李应香就主动和他一块劳动，边干活、边谈心，并且抽空到他家串门，帮助他一家人放下思想包袱后，愉快地参加集体生产。
十里桥大队党支部委员会的委员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毛主席著作、党章和党的方针政策。
他们除坚持每月参加一次党课学习以外，还抽出时间单独学习。
他们学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是，做啥学啥，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学习什么。
由于他们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掌握了一些思想武器，加上干部经常参加集体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对问题了解得及时具体，某些思想问题刚一露头，就能及时发现解决。

浙江西北部增设看山员
据新华社杭州26日电
浙江省西北部山区在当前造林活动中，增设了许多看山员，专门负责看山护林。
目前，浙西北山区设立的看山员已有两千三百多人，仅长兴县就有四百三十多人。
这些看山员，大多是近几年来由当地社员民主选举出来的。
他们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做好护林工作。
安吉县和长兴县交界的龙山，过去经常发生火灾；
自从一年前设立了看山员以来，火灾就没有发生过。

湖南造林讲求质量广西城乡普遍种树
据新华社长沙26日电湖南省各地在植树造林中特别注意质量。
许多丘陵地区的林地经过垦复，做成梯土，然后挖穴植树；
山区一些坡度陡的山头，一般也经过带垦或穴垦后植树。
因此，栽植的树苗，死亡很少。
现在，全省已经完成今年的造林计划百分之七十左右。
今年湖南各地的植树造林活动，是在学习了岳阳县毛田区和祁东县等先进单位全面治山治土经验以后开展起来的。
全省各有关领导部门，因地制宜地建立了植树造林试验山。
这些试验山都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结合进行的。
种树之前，林地都经过设计规划，严格按照技术要求开垦，栽植树苗的质量也好。
这种做法对推动各地提高造林质量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种树以前，各地还对许多农民积极分子，进行了造林技术训练。
据四十五个县的统计，训练的林业技术人员每个生产队都有一至三人。
各地在造林中，加强了幼树的抚育管理。
许多地方的群众还订出护林公约，选出看山员看管幼林。
各级基层领导机关，也都指派专人具体领导护林工作。
新华社南宁电
广西僮族自治区各地开展春季造林活动。
和往年比较，今年造林规模大，进度快，质量好。
广西今春造林的特点是城乡人民一齐动手。
不久前，南宁市每天有上万人，在城市四周挖坑植树。
自治区党、政府和军队的负责人也扛着锄头，和群众一起到宜林地挖树坑。
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市，居民、机关干部、厂矿职工、学校师生和驻军军官、战士，在长达八千米的十条街道和七星岩、芦笛岩、老人山等风景名胜地区，栽种了许多桂花、柏、梨和松树。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大苗山苗族自治县、岑溪、武鸣等地，都有成千上万的社员在植树造林。
各地国营林场也在积极整地，为大规模造林做好准备。
目前，全区已造林二十多万亩，并在城镇房前道旁植树五十多万株。
广西春早，一02月间春雨较多，气候湿润，正是植树造林的大好季节。
各地早就进行植树造林的准备工作，共采得树种二百多万斤，育苗五千多亩，培训了很多植树技术干部，建立了造林领导机构。

绿化山区的知识青年陈亚江摄（桂林日报供稿）

中国艺术家的表演越看越迷人
巴黎报纸盛赞中国艺术团丰富多彩的演出
新华社巴黎26日电
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受到巴黎报纸的热烈赞扬。
一家报纸说：
“中国人已经使巴黎为之倾倒”，另一家报纸说，“这次演出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是理所当然的。
表演完美而精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和她的文化。”
在20日艺术团举行首次演出后，巴黎的许多家报纸都发表文章，对中国艺术团的表演给予高度评价。
《巴黎人报》认为“纯洁无疵”，《解放报》把中国演员誉为有魅力的“魔术家”，说他们的演出令人“百看不厌”，“越看越迷人”。
《法兰西晚报》在写到中国艺术团演出的情景时说，“整个大厅无时不沉浸在惊叹敬仰之中，全场观众自始至终屏息凝神，齐声叫好，掌声不绝。”
这家报纸说，“这就是整个中国，真正的中国。
这就是我们通过一百位杰出的中国艺术家而看到和感受到的六亿中国人及其有五千年历史的艺术、文化和文明。
他们是无与伦比的。”
许多报纸的文章都用比较多的篇幅交口赞誉中国京剧艺术的成就。
《巴黎新闻》报写道：
“一切都是高尚而富有传奇风趣的。
他们（指京剧演员）的一举一动不仅是行动，而且还表现一种思想、一种感情。
他们的艺术是如此细腻纤巧，非得深入了解之后才能全面欣赏。
你懂了就会爱上它，只有无知才会失望。”
《战斗报》写道：
“人们看到的是戏，是真正的戏剧，它以丰富多彩的表情，令人赞叹的服装、形象生动的脸谱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京剧的每一方面都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法兰西晚报》写道：
“所有观众都感到美不胜收。
远东专家们固然能从手势、眼神、以及身段中欣赏到比语言还准确的深意，一个普通观众也能从这种非凡的表演中同样深切地体会到艺术的感染。”
报纸特别称赞演员们精湛的武功技巧，欣赏《秋江》的诗情画意和《雁荡山》的雄伟激烈的战斗场面。
一些报纸也高度赞誉中国艺术家表演的音乐舞蹈节目。
《巴黎新闻》说：
“纯粹的舞蹈节目，如《红绸舞》，特别是《盅碗舞》，使我们为之倾倒。
它们的美妙比较容易领会。”
《解放报》认为，《红绸舞》是最美丽、最令人赞叹的绝艺之一。

中巴友谊万岁
新华社记者　刘政初　黄祖民
02月是巴基斯坦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风和日丽，气候宜人。
就在这个美好的季节，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分别应阿尤布汗总统和布托外长的邀请，来到巴基斯坦进行了友好访问。
从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踏上巴基斯坦美丽的国土时刻起，足迹所至，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盛大欢迎和热情接待。
凡是中国领导人访问过的地方，无论是在首都拉瓦尔品第和全巴最大城市卡拉奇，还是在巴基斯坦古老城市拉合尔和达卡，到处呈现着一片欢乐的节日景象。
在大街上树起了一座座用棕榈枝和各种彩锦扎起的彩门，悬挂着“中巴友谊万岁”，“亚非团结万岁”和“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好的朋友”的大幅横额。
在不少建筑物顶端，还挂着周恩来总理的画像。
在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人们对中国贵宾所表达的友好感情，是十分动人的。
0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来到这里访问时，这个城市的居民，不顾从喀喇昆仑山脉吹来的冷风，披着毯子，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倾城出动，载歌载舞，欢迎中国客人。
在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事先定购车票从外地赶来欢迎中国贵宾的。
在从机场到中国领导人住所——总统国宾馆长达一二十公里的马路上，数不清的人群，密密麻麻地站满街道两旁，形成一排排人墙，向中国朋友欢呼、鼓掌，招手致意。
在屋顶上，在窗口边，在阳台上和铁路过桥顶上，也挤满了想看一看中国领导人风采的欢迎者，有的甚至爬到树上，挥动彩旗，热情欢呼。
在卡拉奇，人们给予中国客人的友好情谊，也是使人感动的。
在市中心艾利福斯顿路上的欢迎人群中，有一个孩子用手举着比自己身体还高大的周恩来总理的画像，由亲属抱着，向中国领导人致意。
周恩来总理特意向他招手答谢。
在正在建设中的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迁入新居不久的居民，站在新居门前，热烈鼓掌，欢迎周恩来总理访问他们的新城市。
这些日子，西巴基斯坦省议会正在开会，人们听说中国总理来访，不少议员动议在02月24日周恩来总理离开拉合尔这天休会，以便前往机场欢送。
这个动议已为全体议员同意。
但新的动议又提出来了，新动议建议到机场欢送，但不休会，邀请周恩来总理到议会讲话，这个动议立即得到全体一致通过。
02月24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应邀在西巴议会讲了话。
他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受到全体议员的热烈欢迎。
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领导人所表示的这种深厚、友好的感情和诚挚的接待，不是偶然的。
早在近两千年前，两国人民之间就开始了友好往来。
在公元三世纪左右，当时在巴基斯坦地区的贵霜王朝即首先派出使节到中国进行过友好访问。
之后，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和唐代高僧玄奘，为了寻求友谊和知识，也先后跨过高山，越过沙漠来到巴基斯坦，访问了当时的白沙瓦、拉合尔和泰格西拉等地。
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的船队，也曾来到东巴基斯坦的吉大港，进行了友好访问。
中巴两国人民老早就有了贸易来往，著名的沟通欧亚贸易的“丝绸之路”，就是从中国的新疆，经巴基斯坦北部，通往西亚和欧洲的。
所有这一切，不只在中巴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上有所记载，而且代代相传，在两国人民中间传为佳话，为人民所乐道。
近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新的基础上两国友好关系，又有了新的迅速的发展。
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命运，使两国有着共同的事业。
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为了建设自己的国家，两国都需要友好合作，并肩前进。
而今天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领导人所显示的深厚情谊，正好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人民倾泻了他们的深情厚谊，同时，他们也对中国人民通过自己使者所表达的友情极为珍重。
中国领导人的一些讲话，高度概括了中巴两国的许许多多共同之点。
每当他们谈到两国在历史上都曾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时候，谈到两国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愿望和努力的时候，谈到两国对加强亚非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挑拨破坏的时候，谈到两国反对以大国沙文主义和蛮横无理的态度来处理国际纠纷的时候，巴基斯坦的朋友们都频频表示赞同。
当周恩来总理谈到巴基斯坦人民热爱自由，决心沿着独立自主的道路前进的时候，有一位巴基斯坦的新闻工作者对记者说：
“这是深切了解我们的心情的朋友的话！”
周恩来总理这次是第2次访问巴基斯坦。
从上次访问以来的七年间，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自己的国家的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
中国客人们看到，从卡拉奇飞机场到市中心区，一路上都是一幢又一幢的新楼房，在市中心，出现了巨大的多层楼房的构架，汽车、三轮摩托车、牛车和用骆驼拉的车子正忙碌地运送建筑材料。
中国客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正在拉瓦尔品第附近的一片荒野中，建设起自己的新首都——伊斯兰堡。
这显现出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建设国家的意志和毅力。
周恩来总理在02月21日来到伊斯兰堡参观。
这正是巴基斯坦植树的季节，他应主人的邀请，在远眺工地的一个山岗上种下了一株树苗。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对他说：
“我希望我们两国的友谊像这株树一样发育滋长，希望你再来我国访问，并且到这株树的树荫下乘凉。”
周恩来总理说：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十年树木，十年之后，这棵树成长了，那时，你们的新首都已经成为一个繁盛的城市了。”
布托外长和周总理的话，体现着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切、真挚的情谊。

为招待罗马尼亚“贝林尼查”歌舞团
我驻罗马尼亚临时代办举行酒会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6日电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栋25日举行酒会，招待曾到中国访问和演出的罗马尼亚“贝林尼查”民间歌舞团。
歌舞团演员和罗马尼亚外交部、国家文化和艺术委员会、演出公司的代表出席了酒会。

周恩来总理答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首席记者问
亚非国家团结反帝事业的发展不可阻挡
改善中美关系的唯一途径，是美国政府用行动表明它愿意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
——关于克什米尔的争端，希望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获得解决。
——中巴会谈将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中法建交不仅符合中法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
——只要印度方面同意无条件地回到谈判桌上来，进一步和缓中印边境局势以及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完全可能的。
——第2次亚非会议可以使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得到进一步具体化。
新华社达卡26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25日在这里接见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首席记者沙夫达·阿里·古莱希时，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问答全文如下：
一、问：
先生，阿尤布汗总统昨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在填平中美之间的鸿沟方面需要巴基斯坦的斡旋的话，巴基斯坦将乐于提供帮助。
你是否认为，巴基斯坦或者其他中美两国共同朋友的斡旋能够有助于导致中美之间的某种协议？
答：
巴基斯坦总统和其他朋友希望看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和缓，这种良好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一贯为和缓中美紧张关系而努力，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和耐心。
尽管美国武装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中国政府仍然争取和平解决中美争端，而不诉诸武力。
早在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我就代表中国政府建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包括和平解决美国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问题。
这个建议导致了已经历时八年半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会谈迄今毫无结果，是因为美国政府拒绝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中国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拒绝在原则上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武装力量。
中美紧张关系的根源是美国政府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
解铃还需系铃人。
改善中美关系的唯一途径，是美国政府用行动表明它愿意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
我们欢迎愿意在中美之间进行斡旋的朋友们朝着这个方向作出有益的努力。
二、问：
先生，巴基斯坦总统和外长大概曾经同你讨论过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人民也已经向你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你的反应如何？
答：
关于克什米尔争端，我们已经在中巴联合公报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希望这个争端能够像印度和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人民所保证的那样，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获得解决。
亚非国家之间的争端，都应当而且可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本着平等相待、友好协商的精神，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如果不这样做，而采取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那是行不通的。
三、问：
你同阿尤布汗总统会谈的积极成果是什么？
是否有可能签订两国友好条约以积极扩大贸易和其他方面的联系？
答：
我们同阿尤布汗总统和巴基斯坦政府其他领导人举行了友好坦率的会谈，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发展中巴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更充分的谅解。
会谈的重要成果，记载在已经发表的中巴联合公报中。
这次会谈没有涉及中巴两国缔结友好条约的问题。
但是，时间将会证明，双方在会谈中所表现的相互谅解和相互信任，将为中巴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四、问：
先生，你是否愿意就法国承认中国的意义以及你成功地访问非洲的意义作出估价？
答：
我们这次访问十个友好的非洲国家，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友谊，并且在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反帝的事业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这是帝国主义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它们没有力量阻止事态的这种发展。
至于中法建交，这是当前国际局势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中法建立外交关系，不仅符合中法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发展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而且有利于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有利于世界和平。
美国曾经极力阻挠中法建交，但是，它没有能够达到目的。
你所提到的两件事都证明，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企图孤立中国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那些千方百计想要孤立中国的人，其结果恰恰使自己陷于孤立。
五、问：
先生，你是否愿意到印度去同尼赫鲁总理解决中印边界争端？
印度政府曾经对此作出什么反应？
答：
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过去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今后还要继续努力。
1960年，我曾经亲自访问新德里，同尼赫鲁总理举行会谈。
此后，中国政府又曾多次声明，欢迎尼赫鲁总理访问北京，重开谈判，如果印度总理认为不方便的话，中国总理准备再一次前往新德里。
我们今天的态度仍然是这样。
遗憾的是，印度政府迄今还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
六、问：
你同缅甸奈温将军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中印边境局势已经得到改善，你认为局势改善的原因是什么？
你是否认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改善？
答：
中印边境局势得到和缓的原因主要是，中国政府采取了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等一系列的重大措施。
科伦坡会议国家的调解努力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目前，在科伦坡会议的建议的基础上，开始中印直接谈判的条件已经具备，只要印度方面同意无条件地回到谈判桌上来，进一步和缓中印边境局势以及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完全可能的。
七、问：
你是否可以比较详细地谈谈，你愿意看到第2次亚非会议讨论些什么问题？
答：
在我看来，第2次亚非会议可以在加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事业、争取和维护亚非各国的民族独立、增进亚非各国的经济合作和保卫世界和平方面进行广泛的讨论，使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当今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具体化。
至于会议将要讨论那些具体问题，这应当在筹备会议上商量和决定。
新华社达卡25日电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在这里接见了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首席记者沙夫达·阿里·古莱希。
周总理回答了这位记者提出的问题。

刘长胜电贺中刚（布）建立外交关系
新华社26日讯
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会长刘长胜今天打电报给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总理帕斯卡尔·利苏巴，就中国和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政府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刘长胜在电报中祝刚果（布）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刚（布）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加拿大一位学者到京
新华社26日讯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生物化学系主任、麦吉尔大学蒙特里奥神经研究所实验神经化学实验室主任、皇家维克多利亚医院生物化学顾问埃利奥特教授和夫人，25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是为“白求恩讲座”来我国讲学的第1位加拿大学者。
“白求恩讲座”是中国医科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为了密切中加两国医务界的友谊和纪念白求恩大夫而举办的。

卡拉奇报纸热烈赞扬中巴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
周总理访问有助于加强亚非团结大厦
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已使我们时代的政治革命化了
据新华社卡拉奇25日电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昨天在为欢迎周恩来总理访问达卡而出的特刊中发表了法里德丁·艾哈迈德所写的文章。
文章说：
中国作为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自由的国家的出现，实际上已经使得我们时代的政治革命化了。
文章说，中国一贯的政策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和平友好相处，以及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
文章说，“中国认为，要取得和平必须进行反对侵略的斗争，人们不应该等待或乞求和平而必须积极地为和平而斗争。”
文章抨击西方国家企图把新中国描绘成像一条想吞噬弱小邻国的巨龙这种喧嚣一时的宣传说，“这是一种完全无稽的卑鄙宣传。
除了自卫之外，找不到中国使用武力的例子。”
文章说，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也许会问：
1962年中印冲突的事又怎么样呢？
可是，正是印度在中印边界挑起了冲突。
文章接着说，中国宣布了单方面停火，并和平地后撤到它原来的控制线。
文章说，“中国人在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中，由于帝国主义侵吞他们的领土而饱受战祸之苦，他们为了摆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状态而需要有一个完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国家，因此他们是不会要战争的。
“新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这个方针付诸实施的光辉记载。
中国人除了给一些友好国家以无私的援助以外，还坚决表示他们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文章说，“看来，中国人是愿意和平解决它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争端的。”
据新华社卡拉奇25日电
巴基斯坦许多城市的报纸热烈欢呼中国总理周恩来对巴基斯坦的访问。
拉合尔的《巴基斯坦时报》发表社论热烈赞扬近几年来中巴关系的显著发展。
社论说，中巴边界协定培养了新的睦邻精神。
中巴贸易协定和航空协定，促进了两国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从而扩大了中巴合作的范围。
这些协定“为亚洲的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社论说，因为中国领导人的这次访问是他们非洲之行的继续，它将有助于加强亚非团结的大厦。
社论指出，亚非爱好和平各国所面临的共同威胁进一步促进了恢复亚非团结精神的必要性。
（附图片）
02月24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乘专机到达东巴基斯坦省首府达卡。
图为达卡市民热烈欢迎中国客人。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发出号召
建立广泛统一战线　争取恢复日中邦交
据新华社26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议员志贺义雄24日在名古屋的一个群众集会上号召日本人民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展开争取日本独立与和平的斗争，废除美日“安全条约”，争取恢复日中邦交。
他是在日本共产党爱知县委员会举行的“恢复日中邦交、报告国会情况讲演会”上发出这个号召的。
爱知县的工人、青年学生和妇女三千多人出席了讲演会。
志贺指出，美国所奉行的“遏制中国”政策，在东南亚遭到严重的失败。
目前的形势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而越来越有利于日本人民。
志贺强调说，争取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是同阻止美国核潜艇开进日本和粉碎“日韩会谈”的斗争分不开的，因为阻挠恢复日中邦交和这些阴谋都出自同一祸根。
日共另一位议员加藤进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他强调说，恢复日本同中国的邦交对于亚洲与世界和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加藤号召爱知居民响应日共中央的号召，展开爱国运动，促使日本政府立即采取措施，结束日中两国间的战争状态，粉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废除“日蒋条约”，进一步争取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同一天，日共京都府委员会在京都举行两次讲演会。
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铃木市藏和中央委员谷口善太郎、须藤五郎分别向听众发表了讲演。

结束在尼泊尔的友好访问
我国友好代表团离加德满都回国
新华社加德满都25日电
由胡愈之率领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应尼中友好协会的邀请，对尼泊尔进行了十一天的友好访问之后，于今天下午离开加德满都回国。
中国代表团在尼泊尔逗留期间，受到尼泊尔政府和尼泊尔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
代表团访问了加德满都、帕坦市、巴拉克塔普尔市、比腊特纳加尔市和达兰镇。
代表团每访问一个地方，当地的尼泊尔人民都向中国代表团欢呼：
“尼中友好万岁！”
“尼泊尔中国是兄弟！”
今天在机场欢送中国代表团的有：
尼中友好协会会长普尔纳·巴哈杜尔、副会长普雷姆·巴哈杜尔·堪萨卡尔和协会会员。
尼泊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普·克·塔库尔和尼泊尔—中国文化协会的代表也到机场送行。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世杰、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在尼泊尔的中国专家也都到机场为他们送行。
昨天晚上，尼中友好协会会长普尔纳·巴哈杜尔在这里为中国客人们举行了欢送宴会。
普尔纳·巴哈杜尔会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胡愈之在宴会上都热烈赞扬尼泊尔和中国的友谊。

美军用飞机侵入我广东省领空
我提出第二百七十九次严重警告
新华社26日讯
02月26日八时三十分至八时四十六分，美国军用飞机两架，侵入我广东省南澳东北地区领空。
对于美国军用飞机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二百七十九次严重警告。

肯尼亚一位客人到京
新华社24日讯
应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中尼安萨省支部总书记威尔·奥伦德，今天到达北京。

保加利亚建成一电话电报器材工厂
新华社索非亚24日电
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附近最近建成一座电话和电报器材工厂。
这座工厂的生产过程大部分都是自动化的。

朝鲜劳动党八中全会通过金日成同志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
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消除城乡差别
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斗争，是一场把落后贫困的农村变为具有现代化技术的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农村、加速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显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农村问题上的巨大生命力、显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制度的真正优越性的斗争
新华社平壤26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讯：
昨天在这里开幕的朝鲜劳动党第4届中央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经过讨论后，通过了金日成同志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
这个提纲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对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确定了今后解决农业问题的基本方针。
据这个提纲说，到1966年的时候，我国将完全取消农业实物税，农民将完全摆脱各种各样的赋税负担。
原来由合作农场用它们自己的资金进行的中小型基本建设，从今年起将由国家投资来进行（大型基本建设一向是由国家投资兴建），供农民住的现代化住宅也将完全由国家投资兴建。
这就是说，农民也将像工厂职工和机关工作人员一样由国家提供住房。
除了上述三项措施以外，将谋求一切可能的措施并付诸实施，来减轻合作农场和农民的负担，增加他们的收入。
提纲中强调说：
我们必须设法使我们所有的合作农场富裕起来，使我国所有的农民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我们应该进一步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不断提高工厂职工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并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同他们的生活水平更加接近。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
同时，有步骤地减轻合作农场和农民的负担。
现在我们的工业力量有了增长，本国独立经济的基础已比较稳固，我们就能够采取这些重要的措施。
我们应该在1964年至1966年的三年中逐步做到完全取消实物农业税的制度。
国家在战后时期已经逐步减少了向农民征收的这种实物税。
到1963年底，已有一千三百三十一个合作农场完全免纳这种实物税。
现在我国有二千四百个或者还要多一些的合作农场交纳这种实物税。
为了农民的利益，国家肩负起巨大的新负担，那就是：
原来由合作农场用自己的资金进行的基本建设，从今年起将由国家投资兴建。
这个新措施将大大减轻合作农场的负担，使它们能够大大提高社员收入，同时又能为农业生产拨出更大量的基金。
它还将增加农业基本建设的总投资，使得能够更有计划、更合理和更有效地进行农村基本建设，从而更快地巩固农村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
农村地区的住房条件已得到决定性的改善，过去住房条件问题是农民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之一。
农村住宅建筑将来也应大规模地继续进行，以便向全体农民提供现代住房。
国家不但应负担这个方面所需要的物资、基金和劳动力，而且应负担农村建筑队已兴建的现代房屋的建筑费。
在提出上述一些措施来减轻合作农场和农民的负担并向他们提供更大量的国家补助金的同时，提纲阐明解决社会主义下的农村问题的根本原则，谈到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和使命。
提纲说：
在社会主义下，农民和农业的问题归结为把农业生产力提高到高水平，使农民生活富足，消灭剥削社会遗留下来的农村落后状态，在不断加强已在农村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消除城乡差别。
提纲提出为了成功地解决农民和农业的问题在农村工作中必须坚决遵守的下列三项基本原则：
第1、应当在农村地区彻底进行技术、文化和思想革命；
第2、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工业对农业的援助，城市对农村的支援应在各个方面加强；
第3、应当稳步地使农村经济的领导和管理工作更加接近于工业中企业管理的先进水平，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之间的联系应当加强，应当稳步地使合作社所有制更加接近于全民所有制。
提纲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
它谈到农村技术、文化和思想革命，谈到对农村的支援和国家对合作农场的指导。
我们党在确定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是农村技术革命的首要任务之后为此作了巨大努力，已在这个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
水利化的任务大体上已经解决。
提纲提出扩大水利化的成就，并在两三年内把稻田面积增加到七十万町步（每町步合十五市亩）的任务。
提纲指出我国现在处于农业全面规模机械化的阶段，并强调说，必须把拖拉机增加到七万至八万台（每台以十五马力计算），把卡车增加到三万至三万五千台，并且在将来坚决地增加其他农业机器的数目。
提纲提出在今后两三年内向一切村庄和农屋供电、在今后几年内把用于每町步的化学肥料数量提高到五百公斤，并在将来提高到一吨以上的水平的任务。
提纲强调说，深耕细作是我党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方针。
提纲要求更广泛地推广深耕细作方法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
提纲说：
我们将通过大力促进农业技术革命减轻农民的劳动，基本上保证在农村实行八小时的劳动日，另外逐步缩小工农业劳动的差别。
提纲说明，农村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农民的普通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
提纲要求在最近的将来实行九年——十年的义务技术教育，在今后几年中使全体农民通过成年人教育能够获得高于初中毕业生的普通知识，向每个合作农场派五名或五名以上的工程师，向每个作业班派两名工程师或技术人员。
提纲强调说：
我们必须在农村中彻底地实行文化革命来逐步消除工人和农民之间在技术和文化水平上的差别，不断地把全体劳动人民的技术文化水平提高到技术人员或工程师的水平。
我们应当进一步缩小城乡在教育、公共卫生、住房、各种文化和福利设施以及其他一切文化生活的条件上的差别，并逐步消灭这些差别。
提纲指出，农村思想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消灭农民旧思想的残余，用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武装他们。
提纲接着说：
我们应当继续大力在农村进行思想革命，以便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武装农民并逐步消灭工农在思想水平上的差别。
提纲在提到对农村的支援时强调说：
通过不断加强对农村的支援，我们将有步骤地减轻合作农场和农民的负担，并在将来努力做到使农民像工人一样能够享受到国家和整个社会提供一切生产和生活的条件的保障。
提纲强调加强这一制度和改善国家指导农业合作经济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改善合作经济的管理，以及加强全民财产和合作社财产之间的联系方面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接着，提纲阐述了郡在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和任务。
提纲谈到郡的地位和作用时指出：
郡是加速农村技术、文化和思想革命的基地，是城乡联系和把城市对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支援送到农村去的基地。
提纲提出了进一步改善和加强郡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以及在全面地加速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工作中的具体任务。
提纲最后宣布：
成功地解决农村问题是我们的崇高而光荣的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斗争是一场把我们过去落后贫困的农村改变成为具有现代化技术的、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农村的斗争，是一场加速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的斗争。
这是一场把我们的革命基地巩固得坚如磐石，给南朝鲜农民和人民以更强有力的鼓舞和支持和加快完成祖国统一事业的斗争。
这也是一场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显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农村问题上的巨大生命力的斗争，是一场显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制度的真正优越性的斗争。
我们的党和人民在农业战线上将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一切战线上一样赢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古巴决定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
据新华社哈瓦那24日电
古巴全国体育运动文娱委员会召开的古巴体育运动志愿委员会第3次全会昨晚在这里闭幕。
全会总结了古巴人民在开展体育运动方面取得的成就，并提出今年在体育运动方面的任务。
去年，古巴有十四万八千多名运动员参加了各种比赛，比1962年增加百分之五十。
古巴今年将大力开展学校的体育运动、有组织的比赛和组织各种体育项目的全国性代表队，并且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普及体育运动，特别是要普及到埃斯坎布赖山区的农民群众中去。
在闭幕式上，授予去年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得最优秀的十名运动员以奖品，并发给在国际运动会上获得五枚金质奖章的优秀运动员恩里克·菲格罗拉和在同拉丁美洲国家比赛中获得冠军的古巴棒球队以奖金。

朝鲜影坛万紫千红
去年拍摄大批优秀影片深受观众欢迎
新华社平壤20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
1963年朝鲜电影事业获得丰收。
在这一年中，朝鲜故事片制片厂、新闻纪录片制片厂、科学教育片制片厂和“二八”制片厂共拍摄了近二百部各类影片，其中故事片增加了二点四倍，艺术片增加了约三倍。
许多影片都是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
如优秀的故事片《百日红》、《红花》、《火热的心》、《新的一代》等，生动地创造了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千里马骑手和党的红色战士的形象。
另外的一些故事片，如以阶级教育和祖国统一为题材的《恢复原名》、《回到祖国》，以革命传统为主题的《第1个兵器库》、《光荣的任务》，反映朝鲜人民军在祖国解放战争中的英勇事迹的《坚守一二一一高地的勇士们》等，也都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
在纪录片、科教片和儿童片方面，去年生产的纪录片《金日成首相在两江道进行现场指导》，反映社会主义农村迅速改变面貌的《黄金山》、描写朝鲜人民攻占六个高地的《伟大的胜利》、描写青年人劳动斗争的《青年的工作岗位》；
科学教育片《黑金》、《声音的力量》、《旱稻》；
向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儿童片《小气象站》、《我们的花园》等，也都是受到广大观众和少年儿童们欢迎的优秀影片。
（附图片）
朝鲜著名劳动英雄、平壤郊区梨岘里合作农场管理委员会委员长李信子（手持花者）和《红色宣传员》影片的演员们在一起。
坐在中间的是主角李善子（功勋演员宋英爱饰）。
　朝鲜中央通讯社稿　（新华社发）

本·贝拉强调决心摧毁殖民主义最后堡垒
和平的决定性条件是各国人民彻底解放
阿尔及利亚各地举行群众大会支援巴勒斯坦人民
新华社阿尔及尔25日电
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最近在几内亚康康城召开的非洲青年民主联盟代表大会开幕仪式上讲话时说，“只要我们的安哥拉、莫三鼻给、葡属几内亚、罗得西亚和南非的兄弟们还没有粉碎殖民主义的枷锁，我们就绝不应该松懈，我们要一劳永逸地根除剥削和压迫非洲人的现象的坚强意志。”
阿尔及利亚《人民报》今天发表了这篇题为《和平的决定性条件是各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讲话的全文。
本·贝拉说，“我们对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支援是其他各种事业能够获得胜利的条件，我们的牺牲不会是白白付出的，它将促进我们自己的发展。”
他指出，“我们应该使那些错觉地认为我们的革命动力已‘平静下来’的人觉悟过来，并向他们证明我们的争取进步的决心只能具有这样的含意——即我们决心摧毁殖民主义的最后堡垒。”
他又说，对上述殖民地国家兄弟的声援首先具体表现为各国政府在物质上、政治上和外交上作出的贡献。
他说：
“成立非洲统一组织的非洲解放委员会就是这些政府的一项创议。”
本·贝拉强调非洲统一的重要意义。
他说，“我们必须对外国干预关好大门，表现出我们的成熟性，履行我们的一切职责，我们自己解决非洲各国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
他说：
“依靠我们的团结，一切企图延长分裂、剥削和压迫的阴谋都将注定失败，因为非洲各国人民已经决心手拉着手将他们的事业进行到底。”
本·贝拉在谈到争取和平问题时说，“真正的和缓的实现，是不能单靠两个大国的和缓来实现，而是要靠各国人民都将从中受到好处的普遍进步的愿望的实现。
首先，非洲农民家里应该有和平，这就要求立即彻底消灭那些可恨的奴役制度。
热线不应该高架在各小国的头上。”
本·贝拉还指出：
“世界上的大国，如果它们愿意保证世界的真正和平，它们就应该从今天起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并且以光明磊落的态度行事。”
本·贝拉说：
“还在本大陆的某些部分看到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暴行的非洲人民，不能设想一种不受当前支持各国人民彻底解放的行动制约的争取和平行动。”
他指出：
“世界和平必须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这种基础是：
自由、正义和团结。
那种不允许我们的从所谓葡属几内亚到南非的所有兄弟享有争取独立权利的和平，只能是一种骗人的、虚伪的和平。”
新华社阿尔及尔23日电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组织的“巴勒斯坦周”今天在各地举行一系列的群众大会后宣告结束。
阿尔及利亚副总理穆罕默迪·赛义德在奥兰群众大会上讲话时，猛烈攻击殖民主义和以色列。
他说：
“那些自以为已经在阿拉伯人民的前进道路上设置了障碍的国家和政府只是在欺骗自己。
他们的盘算已经落空。”
他号召阿尔及利亚人民要像过去为自己的国家作出牺牲一样，来支援巴勒斯坦人民。
在君士坦丁，阿尔及利亚宗教事务部长陶菲克·迈达尼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时说：
“只有没有一个阿拉伯人处在殖民统治之下，我们才是真正自由的。”
迈达尼指出：
“阿拉伯解放的斗争要求一切阿拉伯人团结起来，相互支持。”
在过去一周中，阿尔及利亚各省每天都有群众集会、图片展览和电影放映会，介绍巴勒斯坦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和表示阿尔及利亚人民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
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21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
在过去一星期内，阿尔及利亚各地的报纸发表了许多社论和文章，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水利战线红旗招展
本报记者胡本英
目前，越南北方正是冬春生产期间。
广大农民在加紧插秧的同时，正在大搞水利建设。
水利建设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笑语朗朗。
一条条整齐的沟渠平展在田野上，一台台抽水机喷射出强大的水流。
这种景象告诉人们：
在越南政府会议关于今明两年大力兴修水利的决议的指引和鼓舞下，一个旨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水利建设高潮，已经开始出现于越南北方农村。
越南是一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农作物中一向以种植水稻为主。
越南北方每年的降雨量达一千八百毫米，最多的年份达三、四千毫米。
此外，还有一千零六十九条大小河流，这些河流每年的水流量达一千二百二十亿立方米。
雨水和河流对保证农田的灌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越南北方的雨量有八成集中在七、08月份，其余两成雨量分布在十个月里。
加上地势坡度高、幅员狭窄，大雨之后往往引起涝灾，雨后又易于形成干旱。
这就给农业生产带来困难。
根据这种情况，兴修水利，进行合理灌溉成为越南北方发展农业的重要问题。
解放前，越南北方修建的水利工程非常少，抗战期间，这微乎其微的水利工程又遭到严重破坏，和平恢复时能够得到灌溉的农田只有十二万多公顷。
广大的农田是无水灌溉的。
因此，过去越南北方的稻谷和其他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都很低。
以稻谷来说，平均每公顷产量只有一吨二到一吨三，北方每年都要从南方运进大量粮食。
越南劳动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农业生产，把农业看作是发展工业的基础。
1954年越南和平恢复后，党和政府就立即动员了广大人民迅速修复遭到破坏的水利工程。
越南劳动党三届五中全会指出“水利是发展农业的首要措施”，同时确定了水利建设的方针：
“蓄水、引水和治水相结合，民办小型水利工程和国家建设或国家与人民合办中型和大型水利工程相结合，迅速实现一个遍布各地的水利网”。
几年来，越南北方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改变农业落后面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积极投入水利建设，使水利工程的花朵遍地盛开，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材料，仅从1958年发展和改造国民经济三年计划开始，到1963年第1个五年计划第3年为止，越南北方就兴建了五十多项大型水利工程，一千六百多项中型水利工程和四亿多立方米的小型水利工程。
其中仅大型水利建设，就比法国统治的八十年间所建的水利工程的总和还多出一倍以上。
目前，越南北方可以获得灌溉的耕地面积达二百一十多万公顷，占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许多省份由过去只种一造而变为两造或三造。
因此，尽管最近几年越南北方连续遭到较重的旱、涝、风等自然灾害，但是每年的农业产量、其中特别是杂粮和经济作物产量仍然有了很大的增长，越南北方的粮食已经基本达到自给。
这是一个非常光辉的胜利。
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
1963年越南遭到罕见的自然灾害，这一年旱象延续八、九个月，受旱面积达二十二万五千多公顷，随后又发生连续的暴风雨，造成三十万公顷土地受涝，因而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损失。
这种情况使越南北方人民看到，要彻底摆脱农业落后状态，还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奋斗，而继续大力地兴修水利，则是促进农业生产稳步上升的重要保证。
今年元旦刚过，越南政府会议就公布了1964年和1965年两年内大搞水利运动的决议。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两年内北方人民要自办小型水利工程约三亿零八百万土方，国家修建的各项水利工程为九千七百万土方。
越南政府会议的这项宏伟的计划，犹如一声进军的号角，鼓舞着越南北方人民。
这些日子以来，北至中越边界的谅山省，南迄十七纬度临时军事分界线的永灵区，各地农业社一面纷纷制定两年兴修水利的计划，组织和健全水利专业队，一面毫不迟延地投入兴修水利建设的战斗，用实际行动响应政府的号召。
就在这到处沸腾着高涨的劳动热情、到处是千军万马奋战在水利战线上的时候，记者访问了距离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市七十公里的永福省。
在这里，记者深深为越南人民旺盛的斗志所感动。
永福省处于红河中游地带，省内山丘甚多，而平原地区土质又多酸性。
由于地形北高南低倾斜度大，雨水冲刷十分严重，土地相当瘠薄。
1963年，这个省不仅遭到严重的旱灾和涝灾，而且遭到雹灾和虫灾。
这种情况给永福省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困难。
但是，全省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在灾情严重时，老少下田，日夜战斗，终于在农业、畜牧、水利各个方面都较好地完成了国家计划，使粮食由减产变为增产，受到政府会议表扬，获得了流动红旗奖励。
今年，永福省人民的干劲更大，决心要保持已取得的荣誉，在农业上打一个更大的胜仗。
据省委负责同志告知记者，元旦那天，全省五十八万人口当中有二十一万人掀起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运动。
这天，晨曦微明，男女老少就荷锹肩铲，高举红旗，奔向田间大搞水利。
为了表示对祖国统一的坚强意志，这一天每个农业社动工修筑的水利工程都取名为“统一”。
在永福省，记者参观了全省正在兴建的十五项大、中水利工程之一的白鹤抽水机站。
这座水利工程位于泸江和底江汇合处，工程完工后可灌溉农田四万八千多公顷。
目前参加修建这座工程的共有三千多人，包括各农业社派来的一百多个水利队。
永福省现在已经组织了四百八十个水利队，有一万二千多人。
这些水利队的劳动效率，比过去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以白鹤抽水机站工程为例，开工仅仅一个多月，混凝土地基已经完成，水管和沟渠系统也正在加紧挖筑。
水利队的队员们都提出保证，一定要在今年雨季（五、06月）以前把本体工程建成，争取今年冬春生产期间使它发挥灌溉效益。
（附图片）

罗马尼亚今年第二艘货轮出航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4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加拉齐市造船厂制造的载重量为四千五百吨的货轮“勃拉索夫号”最近首次出航。
这是罗马尼亚今年以来下水的第二艘新货轮。
加拉齐造船厂拥有最新式的造船设备，它可以生产载重量四千五百吨的货轮和两千吨的摩托船。
去年，这家工厂还着手生产了载重量三千五百吨的木材运输船。

越南04月举行国会普选
新华社河内26日电
据此间报纸公布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的公报说，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越南民主共和国第3届国会代表的普选定于今年04月26日举行。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包括各党派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在内的选举委员会，负责这次选举工作。
越南民主共和国宪法规定，越南国会每届任期四年。
第2届国会是在1960年05月选出的。
《人民报》今天发表一篇社论，号召越南北方各阶层人民努力创造一切良好条件，作好第3届国会普选的筹备和投票工作，使这次普选获得圆满成功。

非洲国家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开会
巴勒瓦号召加强团结解放整个大陆
据新华社拉各斯24日电
非洲国家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今天在拉各斯国会大厦的会议大厅开幕。
尼日利亚总理巴勒瓦在热烈的掌声中致开幕词，他号召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加强团结和努力帮助其它仍在外国统治下的非洲国家获得独立。
他指出，“今天，千百万的非洲人都渴望着独立，在我们这方面，已经愈来愈认识到：
假如我们继续生活在恐惧和贫困之中，那么，所有这样的独立则将是毫无意义的。”
他主张在非洲统一组织内部解决非洲的问题，而不依靠导致产生复杂后果的外部帮助。
他要求会议“进一步致力于经常解决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国际性问题”。
他强调指出，“只有通过一起开发我们的资源，只有通过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有希望达到我们的伟大目的，其中包括恢复和保持我们大陆上的人的尊严。”
这是根据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规定而举行的部长理事会的第2次会议。
这个组织的宪章规定部长理事会每年举行二次，第1次会议是去年08月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的。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与关锋、林聿时同志商榷
孙祚民
最近一个时期，史学界就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这使大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获得不同程度的提高。
但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科学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
正确地领会和掌握了，也还不等于能够正确的运用。
因此，我认为在理论上继续深入开展讨论的同时，还有必要进一步把掌握到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运用于实践，来解决某些在历史研究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伴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在一些论文里，已经直接牵涉到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意见分歧。
其中，中国农民战争史就是比较突出和典型的。
比如，过去有些同志认为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出现过任意夸大农民起义领袖觉悟性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并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批评。
而关锋、林聿时同志则撰文批评了批评者，认为他们是“用自己的错误结论同非历史主义的或者实际上并非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对立”，是“跳到另一个极端，放弃了阶级观点”①。
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到底哪一种批评对呢？
哪一种结论是符合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呢？
关、林同志的批评，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看过之后，感到有一些论证是正确的，但更多的部分则值得商量，甚至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
不揣浅陋，针对四个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与关、林同志商榷，并希望大家讨论指正。
一、思想和理论思想活动
关、林同志援引一位同志的话，概括成如下的观点：
“历次农民起义，‘只是以封建的纲纪、封建的理论来反抗封建统治’；
起义农民领袖只能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然后他们批评道：
“否认农民有自己的思想，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而且它会引导到否认阶级斗争。
人们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支配下来行动的。
如果农民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怎么还会有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呢？”
无庸置疑，单就关、林同志概括的观点和他们所作的批评来看，前者的错误和后者的正确，都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我却不同意上面的批评，因为它是很不实事求是的。
只要让我们把事实摆清楚，就可以明辨是非了。
经过查对，关、林同志上面援引的话，见《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一文②。
原作者蔡美彪同志为了探讨封建社会的单纯农民起义和战争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问题，列举了如下一些具体情况：
“第1次起义的陈胜吴广，就是‘诈自称公子扶苏’‘为天下唱’，西汉末年的分散的农民军……‘共议立更始为天子’……，唐末黄巢所宣告的是‘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明末李自成起义发布檄文说：
‘明朝昏主不仁’、‘君非甚暗，……臣尽行私’”等等。
接着，蔡同志总括地说：
“秦朝以来的历次农民起义，各有其不同的具体的特点，却同样地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表现出他们只是以封建的纲纪、封建的理论来反抗封建统治。”
又说：
“实际状况是：
起义农民的领袖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的指南。”
非常明显，蔡同志只是就上面列举的史实进行分析，而得出结论。
他还在另一处强调指出：
农民“可以拿起锄头作为反抗地主阶级的武器，却没有反抗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无法摆脱地主阶级的思想支配”。
不言而喻：
“没有反抗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绝不等于说没有任何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思想，或“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
而“无法摆脱地主阶级的思想支配”，恰恰说明农民有自己的思想，只是在与地主阶级思想斗争中，还不可能占到上风而已。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必须弄清楚，即蔡同志说的是封建社会的起义农民，由于受到历史和阶级条件的限制，虽然能够起来英勇的反抗封建统治，但还不可能具有明确的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理论思想活动，亦即“没有反抗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这又有什么不对呢？
不是连恩格斯也曾明确地指出过：
农民“没有思想活动”“是封建主义和中世纪所特具的”一种现象③么？
但是，关、林同志却把“理论思想活动”说成一般的思想，从而得出“否认农民有自己的思想”、“农民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以及“会引导到否认阶级斗争”的结论。
这是一种断章取义、替换概念的办法，对被批评者是很不公允的。
为了批评一种认为封建社会单纯农民战争的“历史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的论点，蔡同志还进行过如下的分析：
“农民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局限性产生思想意识上
的局限性。……尽管恨地主阶级的残暴统治，不断地反抗
它，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地主看作一个阶级，也没有认识地主
阶级用以推行对农民的残暴统治的制度是封建制度，以消
灭这个阶级和推翻这个制度的思想来指导他们的行动。
当
然更谈不到以此作为他们的历史任务。
农民和地主阶级的
矛盾，农民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是客观存在，不是主观认识。
这种认识，只有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才有可能。”
上面这段话也受到了关、林同志的批评，而且同样是先经过了断章取义的过程。
比如，他们先从上面原文中抽出“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是客观存在，不是主观认识”这几句话，再把“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那句话中的“阶级”两个字删割掉，改成“农民和地主的矛盾”，然后进行批评道：
“我们认为，这里需要区别所谓‘主观认识’是感性认识
还是理性认识，是初步认识还是科学认识。
自然，封建社会
里的人们，没有‘阶级’、‘矛盾’、‘生产方式’、‘封建生
产方式’等等科学概念，对于‘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农民
和封建制度的矛盾’也没有科学的理论的了解；
可是，广
大农民却有相当深刻的感性认识，他们有贫富、贵贱对立等
等观念，农民起义军的某些领袖还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把这
些观念集中地表现了出来；
而且这种观念还随着封建社会
里阶级斗争的发展，特别是农民战争的发展而得到了发展，
尽管始终未能达到科学的认识。”
但这还是不能作为蔡同志“否认农民有自己的思想”的根据。
的确像关、林同志所说那样，蔡同志没有区别“主观认识”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是初步认识还是科学认识；
而且关、林同志所说“农民有相当深刻的感性认识”，也确属事实。
不过，综观关、林同志的批评，充其量也不过在于说明“农民有感性认识”。
即使“相当深刻”也好，后来“得到了发展”也好，但归根结柢却“始终未能达到科学的认识”，即始终未能达到理论认识。
这不也正是蔡同志所持的论点么？
蔡同志所说农民“恨地主阶级的残暴统治，不断地反抗它”，不正是不仅指出“农民有感性认识”，而且还指出农民有实际反抗行动么？
既然如此，那末关、林同志那样强调要区分感性认识或理性认识，初步认识或科学认识，以及力图证明“农民有感性认识”，其目的究竟何在呢？
是不是在关、林同志看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一回事，农民只要有了感性认识，就能够自觉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反对，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反对，从而也就能够提出“消灭封建制度的历史任务”呢？
否则，蔡同志上面的论证，又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呢？
这实在是使人十分费解的。
当然，如果按照关、林同志断章取义的作法，把“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句话，改为“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又与只是“客观存在，不是主观认识”联系起来，并且把“主观认识”再说成“感性认识”，说成似乎农民从感性上也不感到地主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之间完全是友爱互助的关系，那就会“引导到否认阶级斗争”，的确是十分严重的错误了。
可是，不难看出，这完全不是蔡同志的看法。
任何人硬要通过这样的歧解，把
“否认农民有自己的思想”和“农民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的错误结论，加给被批评者，显然都不能被认为是实事求是的。
二、自发性和自觉性
关、林同志又援引同一位同志、即蔡美彪同志的话，概括成如下的观点：
“历次农民起义，只是‘反对个别王朝、个别的皇帝和个别的官吏’，‘却不曾指向封建制度、地主阶级’。”
然后他们批评道：
“马克思主义是在科学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础上来理解国家的，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手段，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绝不能把国家机器同统治阶级分开，同阶级斗争分开。
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真理。
所谓‘王朝’，即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皇帝是它的代表，这个国家机器是维护封建制度、镇压农民的工具。
农民战争反对当时的王朝、当时的皇帝和它的官吏，怎么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呢？
只有把国家机器和统治阶级分开，才能得出农民战争反对王朝、皇帝，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结论。
而把国家机器和统治阶级分开，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
还说：
“否认农民革命战争是反封建的，是反对地主阶级的，也就是否认它的革命性，否认它向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性质。
我们认为，这是不能被认为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
无庸置疑，单就关、林同志概括的观点和他们所作的批评来看，前者的错误和后者的正确，也都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我同样不同意这种批评，因为它更是极不实事求是的。
为了弄清是非，也让我们查对一下原文。
这也是蔡同志在探讨封建社会单纯农民战争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论证时说过的。
原话是：
‘起义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却不曾自觉到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反抗，作为一整个的地主阶级来反抗”。
“起义农民缺乏阶级的自觉，……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指责归之于个别官吏、个别皇帝以至个别王朝，却不曾指向那个制度、那个阶级”；
“只是意识到反对个别的王朝、个别的皇帝和个别的官吏，而始终不曾自觉到反抗整个的封建制度和整个的地主阶级。”
非常明显，蔡同志所说明的是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由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觉悟，不曾自觉到把封建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反对，不曾自觉到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
不言而喻：
说“不曾自觉到反对……”，就是说曾经自发地反对，而不是“不反对”。
此外，蔡同志除了一再说过“起义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和压迫”的话之外，而且就在稍后还特地作了很深刻的分析。
他说：
“农民阶级的自发的认识和斗争的表现形式都掩盖不了农民起义的阶级斗争的实质。
这不仅是说起义过程中必然要打击以至消灭一些大地主。
而且从根本上说来，农民战争所打击的封建王朝，本来就是作为保护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机关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存在的。
正像地主阶级总是利用这个工具来镇压农民的反抗一样，农民战争通过对这个工具和统治势力的打击也就在事实上猛烈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这是统一的，而不是可以分割的。”
由此可见，不仅从蔡同志的原文里，根本找不到什么“把国家机器同统治阶级分开，同阶级斗争分开”的观点，而且蔡同志从理论上还是反对那样做的。
至于所谓“否认农民革命战争是反封建的，是反对地主阶级的，也就是否认它的革命性，否认它向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性质”等等，更不仅同蔡同志的论点毫不相干，而且恰恰暴露了关、林同志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问题。
因为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肯定起义农民没有
“自觉到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就等于说起义农民不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是“否认农民革命战争是反封建的”，是“否认它的革命性”。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因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本身的矛盾所决定的。
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这就决定了由这种矛盾所引发的农民的起义和战争，必然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和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性。
而起义农民是否“自觉到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则是说的农民阶级的觉悟程度问题。
觉悟程度低一些或高一些，只说明起义还处在低级阶段或处在比较成熟阶段，却并不决定农民起义和战争是否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
把它们的关系混淆了，就要发生错误。
不难看出，被批评者并没有这种观点。
三、农民向往什么？
关、林同志还批评了同一位同志、亦即蔡美彪同志如下的话：
农民“所追求和向往的则是发家致富，使自己也成为地主，或者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取得功名利禄”。
他们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
经过认真研究双方的论证，我认为蔡同志的论点是有缺欠的，但基本上正确；
而关、林同志的论点有正确的一面，但包含着明显的不妥之处。
为什么说蔡同志的论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呢？
这是因为，它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比如，他明确指出：
“农民阶级是个特殊的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同，在封建社会里，它是被剥削的劳动者阶级，又是小私有者阶级。
这是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这正是从农民阶级的生产地位、生活方式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论证了农民阶级的两面性，即主要的反抗的、革命的一面，和次要的落后的、消极的一面。
他还指出：
“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农民群众始终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
他们虽然能够“拿起锄头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但由于“缺乏阶级觉悟”，却“并不懂得把阶级利益摆在前头，而往往易于蒙受统治者的欺骗，力求使自己成为那个侥幸的人，成为那个极少数（指地主或官吏）”。
这种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出发进行的分析，不仅无可指责，而且也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同意。
比如，在肯定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主要的一面是反抗性和革命性的前提下，宁可同志说：
“农民的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的阶级地位及由此而产生的保守、狭隘、散漫、缺乏远见、私有观念等等阶级意识，还与同样根源于私有制的封建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
这就使得农民不仅不能避免封建思想的侵袭，而且他们的落后思想还常常和封建思想结合在一起。
因此，农民想发家致富，使自己成为地主，成为大小官员，光宗耀祖。
这是很自然的，不看到这点是不对的”④。
林甘泉同志也说：
“封建社会的农民有追求和向往发家致富的一面，这是事实，是由农民小私有者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⑤。
由此看来，蔡同志的话又有什么不对呢？
我认为，既然蔡同志清楚地说明农民这种思想是由于“蒙受统治者的欺骗”，是“不懂得把阶级利益摆在前头”，总之是一种阶级的局限性，那末根据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不应该把“发家致富、成为地主、官吏”是“农民的阶级本性”这样的结论，硬加给对方的。
当然，蔡同志的论点是有缺欠的。
那就是它忽略了作更细致的阶层分析，没有说明那种向往发家致富、使自己成为地主或官吏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中农、尤其是比较富裕的中农。
至于贫农，虽不能说绝对没有（因为他们的阶级地位究竟有私有者的一面），但由于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所以对他们来说，主要是从要求摆脱贫困交迫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而不是成为地主或大小官员。
这一点分辨不清，就容易模糊了中农与贫农的思想，以及他们在反抗封建统治斗争中的态度的界限，显然是不恰当的。
关、林同志正确的一面，就在于他们提出了应当从农民的不同阶层进行具体的分析。
但是，他们所作的具体分析，却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
首先，他们说：
“追求和向往发家致富、使自己成为地主等等，这根本不是劳动农民的思想，尤其不是贫农的思想，而是富农的思想。
无衣无食的贫苦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在他们谈不到追求和向往使自己成为地主。
说到中农，向往发家致富，也是它的一个方面。”
话虽寥寥数句，却存在着不少问题。
其一，如所周知，“富农”这个阶层，乃是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农村资产阶级。
正如列宁所说：
“富农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雇用雇农和短工。
富农像地主一样，也是靠别人劳动养活的。
他们像地主一样，想尽量要自己的雇农多做活、少拿钱。
如果广大的农民没有完全破产，没有被迫去给别人干活，没有被迫去卖力气做雇工，那也就不会有富农，他们也就不能经营了。”
⑥列宁讲得非常清楚：
富农阶层的出现，是以“完全破产”并“被迫得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农业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而这只是在基本上摧毁了中世纪等级制度和隶属身份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可是，关、林同志却要说中世纪已经有了富农，这显然不能被认为符合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
其二，关、林同志既然说：
“追求和向往发家致富，使自己成为地主等等，这根本不是劳动农民的思想”，又说：
“说到中农，向往发家致富，也只是它的一个方面”，这就不能不使人发生疑问：
中农，是不是“劳动农民”呢？
如果是的话，显然又同关、林同志“根本不是劳动农民的思想”的说法自相矛盾了。
究竟这应该怎样理解呢？
当然，关、林同志可以分辩说：
我们说的是中农只“向往发家致富”，但并不想“使自己成为地主”。
但这种辩解同样也不能成立。
关、林同志对上面这个论点是这样解释的：
“他们所追求和向往的，是牢固地占有一小块土地，自己不剥削别人，也不受别人剥削，而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
请看，“发家致富”就是“发家致富”。
不言而喻，这种论证只是有意回避问题，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
和关、林同志的意见相反，我认为对封建社会的农民来说，所谓“发家致富”，也就是指使自己成为地主。
因为家（家业）和富（财富），在封建社会主要就是土地；
致置土地而兴发起来，也就成了地主。
如果把“发家致富”说成只是“牢固地占有一小块土地”，而根本不想增置和集中土地，那末所谓“发家致富”，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关、林同志既然承认中农有“追求和向往发家致富”的一面，也就无法规避承认他们想成为地主；
而要成为地主，就决谈不到什么“不剥削别人”。
自然，就大多数中农说，他们不是剥削别人，而是“不得不去做雇工”；
但个别的却“竭力靠别人劳动发财，踩着别人脊背爬上富人地位”⑦。
关、林同志所说的中农“自己不剥削别人”，并不是由于他们不想剥削别人，而只是由于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一切中 农都想当业主，想做有钱的人”，只是“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很少很少”⑧。
一旦当他们占有土地超过了自己劳动能力所能承担的限度时，他们就要或者雇佣农工协助耕作，或者出租一部分，开始“剥削别人”。
这不仅是“想剥削”的问题，在现实生活里，富裕中农实际上总是“一般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⑨。
也正是这样 通过剥削，逐渐以其盈余，置买田产，最后才可能发展成地主。
不妨举几个例子。
清朝乾隆年间，云阳县谢大成“父子力农，勤苦成家”，逐渐购置田产达一千余亩⑩。
清朝道光年间，温江县王大成，兄弟力农二十余年，增置田产达四百亩？
。
毫无疑问，他们开始可能是“勤苦力农”，但其后增置田产至四百亩或千余亩，则只能是依靠剥削起家。
像关、林同志所说“靠自己劳动发家致富”，亦即不通过剥削农民的血汗而变成地主的情况，是现实生活里不会有的。
这种说法不仅背离事实，而且还隐蔽了地主发家的掠夺的实质，在客观上为地主阶级的“力农致富”、“勤劳成家”等谬论提供了理论根据。
总起来说，对于农民阶级的阶级特性，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他们的阶级地位出发，既首先肯定其主要的反抗性、革命性的一面，同时也指出其次要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和“对于财产的私有观念”？
的一面，并进行阶层分析，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
像关、林同志那样的作法，即把“发家致富”等说成“根本不是劳动农民的思想”，“只是富农的思想”，而在中世纪富农这个阶层又还没有诞生，这实际上就等于从根本上取消了农民阶级“对于财产的私有观念”等次要的一面。
尽管关、林同志可能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心想尽量把农民说得好一点，以便贯彻阶级分析法，但问题却在于善良愿望不能代替科学分析，美化也决不等于阶级观点。
恰恰相反，它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毫无共同之处的。
四、“农民政权”问题
关、林同志还就有关所谓“农民政权”的问题，批评了一些同志的论点“不合乎阶级斗争学说”。
但读过之后，却发现恰恰是批评者的论证，是既离开了历史主义，又离开了阶级观点的。
例一。
在谈到关于农民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的性质问题时，关、林同志说：
农民革命战争是“曾经建立过代表农民利益的短期政权”、即“农民政权”的，但是“把它概括为‘农民专政’”则“未必准确”。
我认为，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
我是不同意说什么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除了奴隶主政权、封建地主政权、资产者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之外，还有什么所谓“农民政权”的论点的（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论）。
但是，单纯从理论上把“农民政权”概括为“农民专政”或者“农民阶级专政”，却不是“未必准确”，而是十分准确的。
如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国家学说明确告诉我们：
国家政权“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
。
而“（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
。
列宁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强调指出：
“（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
”？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非常确切地指出，一切政权都是阶级的统治工具。
这一点也为关、林同志所承认。
比如，他们在前边就说过：
国家政权“是阶级压迫的手段，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
这就是说，任何一种性质的政权，都只能为某一个或某一些阶级所掌握，而统治另一个或另一些阶级。
比如，封建地主政权，就是由封建地主阶级所掌握，用以统治农民阶级。
这种情况，也就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简单说就是“地主专政”或“地主阶级专政”。
具体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既然承认有所谓“农民政权”，那末这种政权也就只能是由农民阶级所掌握，用以统治地主阶级，也就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专政，简单说就是“农民专政”或“农民阶级专政”。
关、林同志一方面同意“农民政权”的提法，同时却认为“‘农民专政’这个说法未必准确”。
尽管他们并未提出一个更“准确”的说法，但可以十分肯定，把“农民政权”与“农民专政”或“农民阶级专政”对立起来，亦即从理论上把“政权”与“阶级专政”对立起来，必然抽掉了政权作为暴力统治工具的阶级实质，显然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和国家学说不相符合的。
例二。
关、林同志还援引了蔡美彪同志的话，概括成如下的观点：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封建的经济基础，农民在经济上不占统治地位，所以农民革命从一开始就不能建立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权，否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并且反转来服务于这个基础。”
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其理由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并不排斥这样一种可能：
革命的阶级在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在经济上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条件下，可以建立与现存经济基础相对立的国家政权。
不仅是可能性，而且也是历史现实。
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
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也都是这样的。
这个历史事实表明：
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
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的地位是可以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可以对基础起着决定的作用。
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中最主要的东西，改变经济制度的斗争，必然要集中地表现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
被压迫被剥削阶级，首先必须夺得政治上的统治权力，才能成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说明的政治先行、国家政权是改造旧经济制度、建立新经济制度的杠杆，政治权力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等等，就是这个道理。”
诚如关、林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是并不排斥“革命的阶级在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在经济上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条件下，可以建立与现存经济基础相对立的国家政权”的可能性的。
巴黎公社以及此后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确也提供了历史的例证。
这都是无可辩驳的。
然而必须指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而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有这种可能性。
关、林同志正确地指出了“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的地位可以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可以对基础起着决定的作用”。
但是，在进行具体论证的时候，他们却恰恰把“一定条件”忘得一干二净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承认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第1次尝试，是第1个无产阶级政权。
可是，它是在什么样条件下出现的呢？
历史实际告诉我们，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晚期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当时的特点是：
不仅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衰朽阶段，革命无产阶级已经壮大，而且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总之，它是在无产阶级已经以自为的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任务已被提到日程上来的条件下发生的。
关、林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说明的政治革命先行、国家政权是改造旧经济制度建立新经济制度的杠杆”，正是就这些讲的。
可是，单纯农民起义的封建时代，尤其是前期和中期，当时封建制度尚未衰朽，生产力还有发展的余地，还根本不可能出现变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历史任务，而且，农民又是一个不代表新生产力的自在的阶级，因而，怎么能够设想由他们建成一个作为“改造旧经济制度建立新经济制度的杠杆”的国家政权呢？
显然，关、林同志在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建立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代表新生产力的、自为的革命阶级；
而单纯起义的农民，当时却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根本不具备明确的阶级觉悟，既不了解地主是一个阶级，不知道把它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也不能从阶级上认清封建皇帝与整个地主阶级的关系，不能认清国家政权作为阶级专政工具的阶级实质。
从而，即使他们反抗封建统治取得了胜利，但在推翻旧王朝之后建立自己政权的时候，他们依然只能采用封建王朝的“蓝图”。
比如李自成所建大顺政权，就是“官制一本于唐”？，
“百官礼乐，悉遵唐制”？
。
但是，关、林同志却全然无视上揭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绝然不同，片面抓住“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的理论根据，而把“一定条件”完全扔开不管，硬把中世纪的农民阶级同现代革命无产阶级相比，断言无产阶级既然能建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农民阶级也就能建成“农民政权”，至于他们究竟分别属于怎样的时代、属于怎样的阶级，和各自具有怎样的觉悟，都可以一概不论。
因此在我看来，这是既混淆了时代界限，又混淆了阶级界限；
既背离了历史主义，又背离了阶级分析的。
这是一种把古代农民战争现代化、无产阶级化的观点。
此外，关、林同志在提出以上批评之后，还提出了如下的质问：
“如果农民战争所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的，那么怎么还能说农民革命战争是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呢？”
不难看出，这个质问恰恰证明了关、林同志在看问题上离开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因为农民革命战争，是就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的整个过程说的；
而“农民政权”，则是在起义后期由农民军建成的国家机器。
我们说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的”，那是根据确凿的事实证明它的性质已经转化。
但即使如此，却也并不影响农民战争“是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原因是农民起义反封建斗争在前，而转化建成封建性政权在后；
显然是不能因为后来转化了，从而也否定了它在转化之前的反封建性质的。
比如，朱元璋转化后建成的明王朝，当然是封建政权；
然而却决不能因此否定朱元璋在转化前是农民起义领袖，不能否定由他领导的起义“是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反之，按照关、林同志的逻辑，倒是只能把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说成从一开头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的混战，显然是很不正确的。
＊ ＊ ＊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认为，在古代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曾出现过任意夸大农民起义领袖觉悟性等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一些同志对此提出的批评，是中肯的和必要的。
而关、林同志批评批评者“用自己的错误结论同非历史主义的或者实际上并非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对立”，是“跳到另一个极端，放弃了阶级观点”的说法，则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
它不仅把一些本来正确的论证，歧解成错误，混淆了是非，而且在客观上支持了非历史主义的倾向，这是必须加以澄清的。
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很不容易，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有一个艰苦学习和逐步提高的过程。
因此，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发生非历史主义和脱离阶级观点的倾向，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逢到这种情况，我很赞同关、林同志的如下意见：
“重要的是，开展同志式的学术批评，弄清错误所在及其原因，并抓住这个机会重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使自己提高一步”。
但是，我还愿意强调提出一点补充，即在进行这种“同志式的学术批评”时，应该严格保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有怎样的错误，就如实地进行善意的批评；
没有，就不要说。
限于水平，对问题的理解很肤浅。
倘有什么错误或与事实不符之处，请关、林同志和其他同志批评指正。
①　关锋、林聿时：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
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并见人民日报
1964年02月22日。
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另注。
②　蔡美彪：
《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载
《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另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六六六页。
④　宁可：
《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和觉悟性问题》，载《红旗
》1962年第7期。
⑤　林甘泉：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载《新建设》一九六三
年05月号。
⑥⑦⑧　《列宁全集》第6卷，第三四八、三五一、三五一页。
⑨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一
九五〇年08月04日政务院第44次政务会议通过。
⑩　《民国云阳县志》卷二七，第3页。
？
　《民国温江县志》卷八，第28页。
？
　刘少奇：
《人的阶级性》。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四九一页。
？
　《列宁全集》第29卷，第四三五页。
？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页。
？
　《列宁全集》第25卷，第三五七页。
？
　《国寿录》附录《逆闯始末》。
？
　《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北村游击队
〔越南南方〕向南
小船在阮文接运河里顺流而下。
河心印着岸边一排排碧绿的椰子树的倒影，思振坐在船后边掌舵，他轻轻地把船摇到椰子树下隐蔽起来。
突然间，远方传来了隆隆的发动机声。
思振闭着嘴，举目注视着辽阔的同塔梅地区的万里晴空……。
是敌人的飞机还是敌M·113型装甲车？
管他的！
反正这是敌人已经出现的信号。
思振把小船拴在一个事先安排好的秘密的地方，手里提着1963年01月13日在北村反扫荡战斗中缴获的一支自动枪，迅速地跑进村边的防御工事里，这时候，一阵阵急迫的警报梆子声响起来了。
梅麟同志和灿国同志早就来到工事里，随时准备战斗。
“你听出这是什么发动机？
思振同志。”
“很可能是‘毛毛虫’来登陆了……”
“打不打？”
“唉，有命令嘛！”
三个人都把子弹推上膛，把枪口对着同一个方向，眼睛直瞪瞪地注视着天上的动静。
梅麟、思振和灿国三人在一个对空射击小组里。
虽然他们成天忙着生产，但战斗观念很强，从未放松警惕。
他们也像北村的每个民兵一样，不论白天夜里，不论去哪里，不论干什么事情，总是把枪或手榴弹带在身边；
一有警报，就立即按照事先的组织计划返回战斗位置，准备战斗。
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听得越清楚了。
一架“毛毛虫”飞机和一架随行的喷气式直升飞机出现了。
庞大的飞转的螺旋桨在空中占了很大的一片。
风吹着大地，大风直入正在布置的对空射击小组的工事里，吹着游击战士们的头发和短衫。
“准备！”
思振迅速地向小组下命令，眼睛始终不离开空中正在移动的目标。
三支自动枪的枪口全都集中瞄向飞在前头的“毛毛虫”飞机。
“开枪吗？”
看到青年队员梅麟心急，想马上开枪，思振同志就微笑着轻轻地打了个手势，阻止下来。
思振原是一个出色的小组长，他不但有一手好枪法，而且勇敢沉着。
他从来也未误过战机或者打不中目标。
在这以前，他一个人就曾打下两架美制“毛毛虫”、一架“蜻蜓”，并打伤近十架美国的其他飞机。
这个农民游击队员已经在战斗中迅速成长，积累了许多打敌人、打敌机，尤其打敌“毛毛虫”飞机的经验。
小组长安然慎重的态度使梅麟的手脚更加发痒。
梅麟不是仰起头来看看飞机，就是望望思振。
至于灿国，他却仍然耐心地注视着目标，等待着组长的命令。
敌人的这架“毛毛虫”已经进入对空射击小组的火力范围了。
“射击！”
思振清越的喊声一出口，三支枪就立即响成一片。
透过正在枪口上扩散的烟气，梅麟清楚地看到中了子弹的“毛毛虫”飞机踉跄了一阵，接着就急忙升高起来。
他高兴得欢呼：
“打中了！”
梅麟想跳出去。
思振和灿国急忙把他按下来。
正在这时候，担任掩护的喷气式直升飞机就向对空射击小组的位置周围乱打机关枪和乱丢炸弹。
它继续掩护着受伤的“毛毛虫”一起向东北方飞去了。
同塔梅地区恢复了安静。
对空射击小组的三个同志坐下来检查，共同吸取经验教训。
思振批评了积极的青年队员梅麟的急躁情绪，也表扬了勇敢、坚强的中年农民灿国的组织性。
同两位战友分手以后，思振又跳上小船，顺阮文接运河往下撑，去装船往村里运稻谷。
在英雄的北村，战士们都像思振、梅麟和灿国那样在生活、战斗和生产着。
为了保卫生产，保卫家乡，坚守解放区，坚守祖先留下的土地，他们时刻在准备着打击敌人。
〔李来震　译〕

回答
——给喀麦隆同志
〔印度尼西亚〕达尔玛瓦第
你来到我这里，
问起：
要和平还是要独立？
我毫不犹豫地，
回答你：
要独立！
尽管为了它，
死亡在等着。
我懂得你的爱呵，
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说：
不可能，世界会和平，
而我这块土地，
却是监狱和饥馑。
对我来说，
只有这个选择：
举枪反抗，
还是举手投降？
我选择举枪反抗，
为了挣脱一切捆绑。
我懂得你的爱呵，
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与其为和平受屈辱，
不如为独立抛头颅！
〔居三元译〕

寄自朝鲜和中国的上空〔印度尼西亚〕塞迪阿旺一
飞机冲开苍穹，
引擎隆隆响起，
革命深入人们的心灵！
我越过的数千座大山，
好像横跨全国的革命战士，
浴血挺立在那里，
太阳把黄昏烧得通红！
这儿，金日成的战士们，
那儿，毛主席的队伍，
燃起了天边的青草！
机身追逐着光阴，
阳光普照着大地，
它照亮金日成的人民毛主席的战士！
二
飞机驱散山峰的团团白雾，
带着公社的微笑，
飞向碧蓝的天空。
它经受住飓风和那绿树丛林的考验，
带来了稻田里的笑声。
飞机隆隆冲破苍穹，
它呼啸地追赶时间有如你的觉醒，
也似你那坚定的心灵！
有如大无畏的精神，
也像你对未来的爱情！
1963年10月
〔陈霞如译〕

并不更高明
张化
去年12月28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电视谈话里说：
“如果今天人人都决定不去干预别人，让别人平静地生活和自行决定他们的将来，那么，我们是可以取得和平的。”
好像美国是不干预别人的。
那么，究竟是谁在“干预别人”呢？
远的不提，只看他讲话后的一个多月内发生的事情，就清楚了：
01月16日，桑给巴尔政府把干涉桑给巴尔的美国外交人员和记者驱逐出境。
据美联社报道，桑给巴尔总统卡鲁姆谴责他们说：
“你们干涉了我们政府的事务。”
01月23日，开罗报纸纷纷谴责美国负责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帮办阿历克西斯·约翰逊发表的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声明。
《消息报》的标题是《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的任何干涉》。
《共和国报》的一篇文章说：
“美国企图像以前它在刚果所做的那样，对中东进行干涉，像它在亚洲所做的那样，到处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以便在那里制造混乱的局面。
美国每天都在干涉拉丁美洲。”
01月24日，“老挝之声”电台广播：
老挝民族团结政府新闻、宣传和游览大臣、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的代表富米·冯维希，01月12日写信给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强烈抗议美国和它的仆从国家明目张胆地破坏日内瓦协议、干涉和侵犯老挝主权。
01月30日，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再次向报界发表声明，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北大西洋集团出兵干涉塞浦路斯事务。
02月01日，在希腊的塞浦路斯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标语牌上写着几个大字：
“美国人——不许干涉塞浦路斯！”
……
美国统治者常抱怨以造谣诽谤为能事的“美国之音”电台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好，以至美国佬说的话，人们都不大相信，使美国的声誉越来越低。
这回，国务卿亲自开讲了，这种“宣传”，比之“美国之音”又能为美国提高多少“声誉”呢？

求医记顾朴

美国佬的形象
刘宓庆
不久前，美国《新闻周刊》说：
“历史上也许没有任何国家在向全世界提供自己的形象方面比美国花过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图书、小册子、影片每天川流不息地从华盛顿的美国新闻署总部涌向一百零六个国家的二百三十九个中心。
‘美国之音’每周以三十六种语言广播八百小时。”
美国政府为了加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精神攻势”，正在把它的宣传中心转向这些地区。
《新闻周刊》写道：
“这种‘制造形象’的工作……现在转移了重点。
在过去两年半内，在非洲新设了二十个据点，拉丁美洲十一个，远东三个”。
美帝国主义者这样不惜血本，为自己“制造”了一副什么尊容，那是不难想像的。
“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节目描绘的美国佬如果不是和平的天使，就准是慈悲的圣徒。
有这样一些赞美词：
“和平的富强国家”、“友爱和人道的天国”、“拯救和平和自由的十字军”，等等，等等。
美国佬的这副形象也可能蒙蔽一部分人的眼睛，但是，金纸包起来的毒人砒霜，当人们吃了之后，就完全懂得它是什么东西，至于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人民的心里早已从无数事实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
在亚洲人民心目里，美国佬的形象究竟是什么呢？
是侵略者！
是横暴的国际宪兵！
今天的亚洲人民，谁不知道在南越杀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佬？！
美国侵略者残忍地把南越当作它那“灵活反应”以扑灭民族觉醒的“特种战争”试验场。
优美的热带田园的主人知道要怎么样缔造自己祖国的未来。
可是美国佬张牙舞爪扑过去，带着一万六千名侵略军、二百架军用喷气机、一百多艘各种类型的军舰、八百辆坦克、装甲车，凶恶地扑过去屠杀南越人民。
当年朝鲜战场上的败将哈金斯还在绞尽脑汁地制造湄公河三角洲的流血“扫荡”。
觉醒中的亚洲人民，愤怒地看到美国佬的皮靴践踏着南越的肉桂树、红叶林，蹂躏着老挝的晒谷场、居民点，看到美国佬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核武器强行运进日本，用原子大炮屠杀南朝鲜的人民。
旧恨加新仇，请问美国的形象制造家：
可听到亚洲人民人人喊打的怒号？！
在拉丁美洲人民的心目里，美国佬的形象究竟是什么呢？
是剥削者！
是贪婪的吸血虫！
今天拉丁美洲的人民，谁不知道拉丁美洲的掠夺狂是美国佬？！
美国剥削者狡猾地高举着“争取进步联盟”的招牌，向默然听命的独裁政府扔下几块美元，妄图遮掩他身后搜刮人民的钱袋。
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私人投资在1962年一年内就获得纯利九亿一千万美元。
据1961年的统计数字，墨西哥铅生产的百分之六十四、铜生产的百分之七十三、锌生产的百分之七十六、银生产的百分之四十一，都掌握在美国三家公司手里。
南美的油井有美国佬的吸血管、南美的甘蔗田甚至巴拿马运河的水都有美国佬的吸血管。
觉醒中的拉丁美洲人民，愤怒地看到美国佬在榨取智利铜矿工人的血，在榨取海地捕鱼人的血。
今天，美国佬为了维护他一年一亿美元的巴拿马运河收益，拉丁美洲人民又看到了死伤在美国枪下的三百多巴拿马人的血。
旧恨加新仇，请问美国的形象制造家：
可听到拉丁美洲人民人人喊打的怒号？！
在非洲人民心目里，美国佬的形象究竟是什么呢？
是奴役者！
是新殖民主义阴险的恶魔！
今天的非洲人民，谁不知道非洲的新殖民者是美国佬？！
美国殖民者在“联合国”旗帜的掩盖下，侵入了刚果，瓦解了刚果合法政府，杀害了民族英雄卢蒙巴。
当他恶毒地扼杀了刚果的民族爱国力量，扶植了俯首听命的代理人之后，又借用“联合国”的刺刀，并吞了加丹加。
今天，美国佬正用这把刺刀，对准了起而反抗“联合国”当局的巴卢巴人。
也正是这把刺刀，使美国的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得以控制刚果铀、锂、钨、镉等矿产的优先开采权和购买权。
觉醒中的非洲人民，看到被美国佬杀害的卢蒙巴的尸体，看到基伍省被美国佬的坦克蹂躏的兄弟，看到上加丹加的钨矿工人、撒哈拉的石油工人被套上了美国制的奴隶劳动的枷锁。
旧恨加新仇，请问美国的形象制造家：
可听到非洲人民人人喊打的怒号？！
侵略者、剥削者、奴役者可以为自己抹上“天使”的白粉，横暴的国际宪兵、贪婪的吸血虫、新殖民主义的魔鬼可以为自己加一道“圣徒”的灵光；
他们尽可以花去上万的美元，不惜血本地“制造”自己的“形象”，让“图书、小册子、影片”光怪陆离得令人眩目，让“美国之音”的词汇娓娓动听得令人惊讶，可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心目里，美国佬仍然只是美国佬：
侵略者、剥削者、奴役者。
英国《泰晤士报》不是说过西方是一切蠢事的走马灯吗？
美国佬花了“历史上也许没有任何国家”花过的那么多时间和金钱来“制造形象”，到头来赢得了什么呢？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贝宁的青铜雕刻
——非洲艺术丛谈
贝宁王国的青铜雕刻，是非洲艺术园地里一枝灿烂的花朵。
贝宁王国是中世纪的一个黑人王国，位于拉格斯以北，尼日尔河以西。
代表着贝宁文化的青铜雕刻在十三世纪就已达到了完美的境地，它是更古老的约鲁巴文化的一支。
有人根据与它相似的作品作过这样的臆测，贝宁艺术可能起源于古埃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
约鲁巴和贝宁的文化，几乎对于从尼日尔河到沃尔特河，甚至沃尔特河以西的几内亚湾沿岸所有民族的文化都起过影响。
青铜铸造品至今仍流传在几内亚许多民族之间。
十三世纪以后，贝宁的青铜雕刻就变成了一种宫廷艺术。
贝宁国王是这些艺术作品的唯一所有主，他供养着众多的艺术工匠。
当时的作品大都是装饰在宫廷梁柱上的小雕像、人头和浮雕。
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贝宁王国在这个时期的青铜和象牙雕刻比过去更富有现实色彩。
青铜浮雕是用来装饰宫殿大厅和回廊的。
在这些浮雕上可以看到帝王、随从、武士、欧洲商人的形象，以及狩猎和打仗的情景。
十九世纪受到了奴隶贸易摧毁的贝宁王国，很快就衰落下去，青铜艺术也就随之消失了。
到了1897年01月，贝宁王国就被英国殖民者灭亡了，宫殿和房屋遭到了炮轰，木制的艺术品悉被焚毁，遗留下的只是一些青铜和象牙雕刻。
这些艺术品虽然为数不多，却反映出了非洲人民的丰富古老的文化传统，为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贡献。
〔立　文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