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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和平共处问题，要算是赫鲁晓夫等同志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了。

苏共领导口口声声说，他们忠实于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他们把世界各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记在自己的“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苏共领导大肆宣扬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赞成和平共处，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和平共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甚至胡说什么中国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苏共领导把自己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的许多言行，说成是符合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但是，“和平共处”这几个字果真能够成为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护身符吗？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一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

另一种是反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赫鲁晓夫等人主张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而赫鲁晓夫等人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又是怎么样的货色。

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是列宁提出来的。
这个正确的政策，是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长期实行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
但是，早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根据对帝国主义所作的科学分析，列宁就预见到：“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某些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页。）这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之内，世界上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情况。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
列宁说过，“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
（列宁：《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三百零九页。）可以说，列宁的这种观点，是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
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一心想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
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了武装干涉。
面对着这种情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存在”。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二十八页。）

直到一九二○年，伟大的苏维埃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在苏维埃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相对的均势。
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苏维埃国家站住了脚。
苏维埃国家开始由战争转入了和平建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
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才被迫接受同苏维埃国家“共处”。

列宁在世的时候，这种均势一直是极不稳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
列宁多次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这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相处的局面，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是无法担保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还不可能规定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详细内容。
但是，伟大的列宁已经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根本违反帝国主义意愿的。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说“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
（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十页。）

列宁还说过：“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
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
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二十八页至一百二十九页。）

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要经常提高警惕。
他说，“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
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百二十一页。）

第二，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
这是苏维埃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帝国主义国家反复较量的结果。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说过：“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者老爷们说我们同意和平，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
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是一定不能实现了。”
（列宁：《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一百二十三页至一百二十四页。）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指出，“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愈来愈厉害了，团结愈来愈削弱了，而拥有十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反抗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加剧烈。”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词》，《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四百二十七页。）

第三，列宁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时候，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针。

列宁特别重视同受帝国主义欺侮和压迫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他指出，“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
他说，苏维埃国家的和平政策可以“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周围愈来愈多的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百四十五页至四百四十六页。）

列宁还说：“现在我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
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仇恨我们；
作为被压迫国家，它们又宁愿同我们讲和平。”
（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九十二页。）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列宁说：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
“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
象其他任何国家的资本家一样，美国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
（列宁：《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三百三十三页至三百三十四页。）

第四，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
他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
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列宁说：“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
（列宁：《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勤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至三百七十六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发布的和平法令中，在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同时，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的工人“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
（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百二十九页。）

列宁为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明确地规定，“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是党的国际政策的重要内容。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第五，列宁一向认为，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厄运了”。
列宁的结论是：“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六十三页。）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的所谓民族平等的虚伪性。
他说：“国际联盟和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到处加强了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加速了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幻想的破产，从而更清楚更尖锐地揭示了这个真理。”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二十六页。）

以上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斯大林在担任苏联领导的三十年中，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政策。
只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挑衅的时候，苏联才不得不进行卫国战争和自卫反击。

斯大林指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共处”。
“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负担的任务”。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二百四十六页。）

斯大林还指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
（斯大林：《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真理报》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

在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斯大林坚决反对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而放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
他曾经尖锐地指出，存在着两条对立的对外政策，“二者必居其一”：

一条是，“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进”；

另一条是，“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斯大林举例说，“美国要求我们从原则上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说什么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那末一切都好办了。
……我们也许可以做这种让步吧？”
斯大林接着回答说，不，“我们不能做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十七页至四十八页。）

斯大林的这番话，直到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善于识别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坚持列宁和斯大林的政策，坚决反对被斯大林痛斥的那种背叛的、投降的、不支持革命的政策，坚决反对那种把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策，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硬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诬蔑中国共产党反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不，当然不是这样。

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
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
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削弱，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
这种形势，为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丰富了它的内容。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
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七十页。）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方针，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以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地规定了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我国同亚非各国一起，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十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
他说：“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
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又说：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十四年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
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的原则。
我们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二，我们把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

民族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同。
但是，它们同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
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
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和现实的可能性。
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促进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我们一贯坚持巩固和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方针。
同时，对于那些违反和破坏五项原则的国家，例如印度，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第三，我们把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
对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是区别对待的。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力量日益削弱及其相互间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依靠本身力量的壮大，依靠各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依靠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依靠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有可能使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意建立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

在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我们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支持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是集中于一个目标，这就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同许多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发展了经济、文化往来。
中国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平友好条约或者友好互助和互不侵犯条约；
并且还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苏共领导制造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
他们的目的，拆穿了说，就是要掩盖他们自己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勾结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

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真正违反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他们的和平共处说得天花乱坠。
他们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一）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他们说，和平共处是“现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时代的无条件的要求”⑴。
他们还说，“和平共处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⑵，和平共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⑶。

（二）苏共领导认为，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愿意接受和平共处，已经不是和平共处的障碍。
他们说，“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现在主张和平与和平共处”⑷，“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⑸。
他们特别宣扬，美国总统“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理智性和现实性”⑹。

（三）苏共领导主张同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行“全面的合作”。
他们说，苏美两国“能够找到为了全人类幸福而协调一致地行动和努力的基础”⑺，“能够为巩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国家的真正国际合作而携手前进”⑻。

（四）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⑼。

（五）苏共领导还认为，“和平共处原则正在决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⑽，是当前“共产主义的战略基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要“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自己政策的总原则”⑾。

（六）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
他们认为，各国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条件下取得的”⑿。
他们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
⒀

（七）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⒁。
他们说，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
他们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的打击”⒂。
“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说：‘我们赞成共产主义！
’”⒃那时，就是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

请看，苏共领导的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究竟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的一个方面，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引伸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且进而引伸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应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用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
他利用和平共处的名义，背弃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得不成样子，篡改得面目全非。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目张胆的背叛！

三个原则性的分歧

苏共领导同我们，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而是究竟怎样正确对待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原则分歧。
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
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说来，没有任何困难。
和平共处的障碍从来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出的。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许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许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容许损害别国的利益和平等地位，不容许发动侵略战争。
而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性。
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
因此，就帝国主义的本性来说，它是绝不愿意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只要有可能，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

历史表明：只是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帝国主义才不敢冒险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或者被迫停战，接受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

历史也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即使在不发生热战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仍然不断进行冷战，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
帝国主义国家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
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对这种冷战的斗争，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表现。

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们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赫鲁晓夫却不顾这些铁的事实，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

在赫鲁晓夫看来，甚至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提出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屈辱性要求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是只有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步步退让，拿原则作交易，俯首贴耳地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处的胜利”。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原则，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有的时候也讲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但是，他是怎样看待这个斗争的呢？

赫鲁晓夫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⒄

在这里，政治斗争不见了！

赫鲁晓夫还说，“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
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
⒅

在这里，任何斗争都不见了！

赫鲁晓夫象魔术师一样，变来变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抹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抹煞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把两种制度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变成了“全面合作”。

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必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
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列宁说过：“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
（列宁：《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十二页。）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指针。

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
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只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相互遵守五项原则，绝不容许破坏兄弟国家的领土完整，绝不容许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绝不容许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内部进行颠复活动，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关系中违反平等互利的原则。
但是，仅仅实行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
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
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看待，这也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又应当怎样处理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呢？
难道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同还没有获得解放的阶级兄弟，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不是相互支援的关系，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
斯大林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
“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百四十四页，第三百四十七页。）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绝不能仅仅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这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也就是从对外政策中排除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任务。
这绝不是对和平共处政策的什么“创造性发展”，而是借口“和平共处”，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指的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
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引伸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和国家，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同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
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
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
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
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并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
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八十一页。）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
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反，苏共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混为一谈，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他们自己不革命，也要别人不革命，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讲话力图加以否认。
他们说，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
他们甚至装模作样地说，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你们直到最近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⒆呢？
你们要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把和平共处政策任意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
你们的这种说法，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
但是，怎么能够说，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苏共领导鼓吹什么依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
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领导要用所谓“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吗？

从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
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的；
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是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的。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遭到了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坚决拒绝，但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热烈赞扬。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欣赏。
他们把赫鲁晓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20〕，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行动象个美国政治家”〔21〕。
他们说，“对自由世界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国人最好的总理。
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处的”〔22〕。
他们公开表示，“改善苏美关系的这种可能性，使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23〕。

帝国主义一向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叫嚷“共处这个字眼是既可怕又可恶的”，“让我们把这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共处观念抛进垃圾堆”〔24〕。
为什么他们现在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
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看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是有利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消灭各国人民革命，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历来都是采取战争的与和平的两手策略。
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国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25〕。

肯尼迪上台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杜勒斯这一“和平战略”，并且大讲“和平共处”。
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比氢弹好得多的武器，……这种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26〕。

这是不是说，美帝国主义真的愿意接受和平共处，或者用苏共领导的话来说，承认了“和平共处的明智性和现实性”了呢？
当然不是这样。

人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的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说过：“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谋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话，它是能够结束‘冷战’的。
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冷战’也能结束。”
〔27〕

肯尼迪说过：如果要改善美苏关系，苏联就必须放弃“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计划，就必须“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并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条件下过美好的生活”〔28〕。

腊斯克说得更加露骨。
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
他还说，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和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风险抱有反感”。
他甚至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29〕。

这些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
美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结果。
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
可以的！
条件是你们绝对不能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并且要负责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起来革命。
这样，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就可以便利于他们放手地扑灭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之下。

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杜勒斯说过：“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30〕。
“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31〕。
“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32〕。

艾森豪威尔说过：美国将竭尽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让那些处在独裁暴政束缚下的人民，能够最终享有用自由表决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33〕

肯尼迪说过：“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苏维埃帝国以及各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带来世界和平”〔34〕。
肯尼迪还宣布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以便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所谓“自由选择”〔35〕。

这些话也是非常清楚的。
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独裁”和“暴政”，把资本主义复辟说成是“自由选择”。
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
可以的！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这也就是说，对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绝不甘心，它总是妄想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美帝国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含义是：一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统治的人民不许争取解放，一切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必须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全世界都要统一到美国的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人们不难看到，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讨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的需要。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帝国主义从来是最好的反面教员。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杜勒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说过的两段话抄录在下边。

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
“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象我曾经说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现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愿望、放弃了统治全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则行事的人们所统治的。”
〔36〕

杜勒斯还说：“长远的前景——说实在的，我要说，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
〔37〕

看来，杜勒斯的幽灵缠住了那些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以致他们简直对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着了迷，根本不愿意想一想，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多么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希望。

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苏共领导几年来开口“和平共处”，闭口“和平共处”，实际上他们对待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仅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苏共领导所以不断宣扬和平共处是他们对外政策总路线，说穿了，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们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苏美合作。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请看他们的妙论：

“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
〔38〕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资本主义阵营。”
〔39〕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
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40〕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约·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41〕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
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
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
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现在世界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难道苏美两国达成协议，这些矛盾就会消失了吗？

在苏共领导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个美国。
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苏共领导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弃至今还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兄弟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他们用尽一切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
对于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他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古巴牺牲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他们充当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教士，瓦解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
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露骨地充当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领导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费了这样大的力气，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他们究竟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捞到了什么呢？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赫鲁晓夫就对苏美两国首脑会晤着了迷。
他在这个问题上不知做了多少好多，散布了多少幻想。
他热烈赞颂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42〕，热烈赞颂肯尼迪“理解到这两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所负担的重大责任”〔43〕。
苏共领导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大肆宣扬维也纳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苏联报刊鼓吹说，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
这两个“大人物”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

但是，美帝国主义是怎样对待苏共领导的呢？
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
戴维营会谈七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
维也纳会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苏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条件，那就是：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维也纳会晤一年多以后，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喧嚷一时的“戴维营精神”、“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如此等等，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
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采取“慢慢来”和“不着急”的态度〔44〕。

究竟什么是“莫斯科精神”呢？
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

苏共领导为了进一步创造“苏美合作”的气氛，在莫斯科举行庆祝苏美建交三十周年的集会，同时又派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纪念活动。
可是，苏共领导的这种“热情”，得到了什么呢？
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拒绝出席莫斯科的庆祝会，美国国务院发出特别备忘录，要求美国公众抵制苏联文化代表团，并且指责他们是“最危险而可疑的人物”。

在苏共领导鼓吹什么“苏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却派出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
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
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美国高级官员对巴洪命运的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侦讯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了。

所有这些，难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吗？
如果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光辉名字，这个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景仰的光辉名字，今天竟然被苏共领导用来掩盖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的肮脏勾当而蒙受了奇耻大辱！

总之，为了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友谊”和“信任”，苏共领导向美帝国主义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情，向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不知发了多少脾气，施加了多少压力，向各国革命人民不知玩弄了多少花样，进行了多少欺骗。
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门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是屈辱，屈辱，还是屈辱。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酷的日子里，在卫国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什么时候在困难面前低过头？
什么时候在敌人面前下过跪？
今天，世界上是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强大，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困难，可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被美帝国主义欺负到这步田地，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誉竟然被苏共领导糟蹋成这个样子。
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怎么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诚恳地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
它疯狂地镇压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它公开宣称要东欧重新回到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你们怎么能够设想，按照美帝国主义征服全球的侵略计划，最沉重的打击只会落到别人头上，而不会落到苏联头上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能够设想，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可以实现什么“全面合作”呢？

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尚且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美国必欲把它们踩在自己脚下而后已，你们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会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融洽相处呢？

苏共领导同志们！
请你们冷静地想一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11日讯

祝肯尼亚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以及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据新华社11日讯

作者：李不闲
栏目：文化园地

11月27日，《解放前线》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说是某部五连的一位炊事员，名叫戴衣明，在全连同志都去看电影的时候，留在家里看家；
这时，房东的年青姑娘来了，递给他一张纸条，表示愿意和他“交朋友”，希望回信。
戴衣明同志经过一番认真考虑，觉得不能接受房东姑娘的美意，并且很快报告了组织。
他这种正确对待恋爱问题，自觉遵守革命纪律的精神，在全连同志面前，立刻受到了表扬。

这虽是一则平常的新闻，读了之后，还是给了我不少的启发。

这家房东，是一个贫农家庭。
年青的姑娘也是一位善良的姑娘，正在学校读书。
她之所以喜爱戴衣明，是看到他为人很好，平日真心实意帮助群众干活，和房东相处得亲如一家。
这反映了戴衣明同志能真诚地为人民服务，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

然而，真诚地为群众服务，获得群众的爱戴是一回事，进一步和年青的姑娘谈情说爱却又是一回事。
戴衣明同志在这一点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他深深地懂得“年纪青青的，考虑这个事太早了”，目前，正在为祖国服兵役，过早地谈恋爱，势必影响工作和学习。
况且，一个战士和房东姑娘谈情说爱，也不是一般的恋爱问题，它涉及到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涉及到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问题。
戴衣明同志说得好，“我们当解放军的，处处要注意影响。
如果这个和房东家姑娘谈恋爱，那个也和房东家姑娘谈恋爱，影响多不好！”
这种处处以国防事业为重、以军队影响为重的精神，很值得我们来学习。

这件事发生在全连同志都去看电影的晚上，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发生的。
戴衣明同志不仅能按照正确的原则进行正确的处理，而且事后当即报告了组织。
这不但表现了自觉遵守革命纪律的精神，同时也表现了他为人光明磊落，在心灵深处没有什么杂念，是一个情操高尚的人。
诚如刘少奇同志所讲过的：这样的人，“他无私心，……‘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
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这种能够“慎独”的优良品质，也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解放前线》拿出方寸之地，刊登了这则新闻，也给办报的人带来了一点小小的启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上，无疑应该指导工作、指导革命斗争，但是，广大读者除了关心革命斗争形势、劳动和工作之外，也还关心日常生活方面的许多事情，诸如：应当怎样对待恋爱、婚姻？
怎样教育子女？
怎样对待旧风习俗？
读哪些书是有益的，哪些则是有害的？
等等。
这些日常生活的许多问题，往往充满新旧思想、新旧习惯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完全是“生活琐事”。
列宁同志说：“我们还很少用生活各方面的生动的具体榜样和模范，去教育群众，而这正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
列宁所说的生活的“各方面”，我想，也应当包括工作、劳动以外的一些方面。

作者：章明
栏目：文化园地

阿妈醒来仔细听：

风声里有人传口令，

雨声里夹着马蹄声。

定是咱的解放军，

顶风冒雨夜练兵；

定是咱的子弟兵，

登山涉水夜行军！

娘叫女儿快起身，

燃起火把点亮灯！

村后山崖高又陡，

高高低低路不平；

村前雨过多泥泞，

马蹄打滑路难行。

灯笼火把照路口，

照亮亲人好行军！

作者：宋彦圣
栏目：文化园地

战地新年 （淮海战役组画选）

宋彦圣作

作者：刘帼君
栏目：文化园地

我们部队作家李英儒同志所写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一部为广大群众所熟悉和喜爱的长篇小说，并会被改编成各种地方戏曲上演。
现在，它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为影片，人们将以欣喜的心情看到该书所描绘的英雄人物活跃在银幕上。

影片和原著一样，歌颂了我党的地下工作同志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年代里，对日寇、汉奸进行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斗争情形。
在这支地下斗争队伍中，有深谋远虑、沉着果断的领导人杨晓冬，坚贞不屈的金环，一心向党的银环，和勇往直前敢于对敌斗争的韩燕来等。
他们面对着凶恶的敌人，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并争取了伪治安军团长关敬陶的起义，以达到瓦解分化敌人的目的。

可以看到，影片的改编者又着重刻划了金环和银环这两个人物，给人相当鲜明的印象。
她们虽然是亲生姐妹，年龄相差不大，但是，由于斗争经验、生活经历的不同，又具有不同的精神风貌。
金环是个政治思想比较成熟的劳动妇女，既精明干练，又刚毅果断；
银环则是个青年知识分子，以护士为职业，恬静端雅，感情比较脆弱。
但是，在革命斗争中，她们都有一颗忠诚、忘我的心，为党的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从影片的篇幅上看，对银环的描写份量较重，创作者尤其着重刻划了她在斗争中的思想性格的成长。
其中有几场戏是颇为动人的。
例如：

当胞姐金环英勇就义后，落在银环身上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但从姐姐的牺牲，她才更深刻地理解了一个共产党员在必要时应该为革命付出些什么，更激起了她对待革命工作的热情。
她压制了内心的悲痛，主动要求继续完成姐姐所遗留下来的对关敬陶的争取工作。
面对着犹疑不定、顾虑重重的关敬陶，她义正辞严地指出：“现在我们希望你的是要你拿出一个真正中国人的良心……”当关敬陶拿出一大笔钱，以表示对金环家属的慰问时，她鄙视地望着他手中的钱，随后双目凝视着关敬陶，激愤地说：“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
……从这里，我们深深感到了银环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思想感情和斗争精神。
对待关敬陶，她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指出他给敌人工作是毫无前途的，又告诉他只有回到人民方面来，立功赎罪，才是光明大道。
这说明银环在党的培养下，通过各种斗争的考验，已经能独当一面地进行工作。
但她还不够老练，对叛徒高自萍就缺乏细致的观察和警惕。
她在酒楼遇到高自萍，就说出了高所处心积虑想知道的事情：杨晓冬和她接头的秘密地点。

正是在如何对待营救杨晓冬出狱的问题上，我们看到银环显然是更加成熟了。
她亲眼看见敌人抓走自己所爱戴的领导人杨晓冬；
而杨晓冬之所以被捕，也是出于自己的错误。
这痛苦就象一把刀扎进了银环的心里。
但她还是竭力压制住这种感情，冷静地听着燕来对她的责备。
当燕来说要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杨晓冬救出，并向门口冲去时，银环急忙阻拦在门口，坚决地说，“我不同意。”
燕来痛苦地厉声问：“……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折磨死？”
这话，象针一样地刺痛了她的心。
她悲痛难忍地紧闭双目，泪水顺腮流下……继而，她又强忍住悲痛，慢慢地睁开眼说：“……我犯了错误，我请求处分，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从这十分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我们又进一步感受到：银环在斗争中成长了。
她已明确认识到：革命工作不能只凭热情，要掌握斗争的策略。
既要勇敢，也需要智慧。
她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为救出杨晓冬作了精心的安排，并把追捕杨晓冬的敌人，机智地引来追赶自己，而让杨晓冬能安全脱险。
影片最后，杨晓冬调往北平，将留下的工作交给银环。
这时，我们可以深信：她是能胜任这一新的工作的，并将在新的了作中，为党作出更大的贡献。

比较起来，影片中表现金环的篇幅不如银环多，但金环这一人物的色彩依然是强烈的、鲜明的。
而最能表现她临危不惧、遇难不苟的英雄性格的，则是在金环被捕后受敌人审讯这场戏中。
敌人把关敬陶和她安排在一起，想察看关敬陶的神态变化。
这时，关敬陶胆怯地说：“我不认识她！”
金环这时深知自己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他的命运，她稳重自持，胸有成竹地说：“我可认识你！”
日寇顾问多田大喜，关敬陶则颓然地低下了头。
紧接着，金环伸手朝关敬陶脸上打去，故意怒骂道：“上回捉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她就这样巧妙机智地掩护了关敬陶，使敌人不再引起疑惑。
金环这样做，正是为了避免敌人从他那里得到口实，同时，努力争取关敬陶今后能站到人民一边来，为革命付出一份力量。
金环正是这样一个品质崇高的人：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争取能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金环深知狡猾的敌人是绝不会放过她的，她从头上拔下了金簪向多田刺去……最后，壮烈牺牲了。
金环短短的一生，是无限光辉的、美好的一生，她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比起原著来，杨晓冬和杨母在片中着墨不多，但有些戏也是很感人的。
如杨晓冬被捕后，敌人想借杨母的力量让儿子屈服。
这里，我们看到了身在虎穴毫不畏惧的英雄母亲，也看到了这个威武不屈、坚定不移的共产党员。
他们都没有想到自己，而是首先想到对方，想到革命。
母亲觉得儿子还那么年轻，在人生道路上生活才刚刚开始，还能多为党和人民工作；
儿子也怜惜母亲的晚年还要遭受敌人的凌辱、残害。
看到这里，我们一方面因为有这样坚毅的儿子而更爱这位英雄的母亲，另方面也因为有这样一位值得敬爱的母亲而更爱她的儿子。
杨母因怕自己对儿子的感情有所牵连，毅然跳楼自尽……此刻，我们为这位英雄的母亲洒出了热泪，也更对敌人增添了无比的愤怒！

《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一部改编得比较成功的影片，它将我们带回到抗日战争激烈斗争的年代里，让我们接近了一批光辉的英雄人物，学习他们那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心向党、机智勇敢的革命品质。
这些无疑是值得赞赏的。

杨晓冬（王心刚饰）正在写信给伪这团长关敬陶，晓以大义，要他站到人民方面来。
坐在旁边的是银环

（王晓棠饰）

作者：古用
栏目：文化园地百战奇计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前三年）正月，吴楚七国举兵反对汉中央。
吴王刘濞一面亲率大军从广陵（江苏扬州）北上渡淮，会合楚军，攻打睢阳（梁国的国都，今河南柘城东北），一面派人潜伏在淆、渑地区（今河南灵宝、渑池一带），以侦察关中情况，阻挠汉军行动。
担任进击吴楚联军的汉军统帅周亚夫，由长安出发，准备出淆函险道，会师洛阳。
当大军行到霸上（在长安城东）的时候，谋士赵涉献计说：“吴王平日招纳了许多不怕死的人，他知道你的大军出动，必定秘密地派遣这批人预伏在淆、渑地区，以阻扰我军。
何不往右取道蓝田，出武关。
这条路虽然要多走一两天，但可以出敌不意，迅速到达洛阳。”
周亚夫采纳了这条好计，立即命大军出武关，走宜阳。
果然迅速地到洛阳，并占领了关东的战略要地荥阳，获得大量的武器和粮食，为以后击败吴楚联军取得有利的条件。

（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

作者：张建华彦克
栏目：文化园地

作者：朱育莲
栏目：文化园地新独立的国家

12月12日，在东非大陆上，又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
肯尼亚正式宣告在英联邦内取得独立，从而摆脱了英帝国主义七十多年的殖民枷锁。
这是肯尼亚人民经过长期英勇牺牲、艰苦奋斗而取得的重大胜利。
中国人民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东非土地上，肯尼亚人民点起的反殖民主义烈火正在燃烧。
目前，美、英新老殖民主义者仍在千方百计，企图保持对肯尼亚的控制和渗透，目前在肯尼亚境内还保有英国的军事基地。
在斗争烈火中锻炼过的肯尼亚人民，将在民族斗争的征途上，继续奋勇前进，彻底粉碎新老殖民主义者的一切阴谋诡计。

肯尼亚位于非洲东海岸，赤道横贯中部。
高耸入云、终年积雪皑皑的肯尼亚大山，巍然屹立在炎热的赤道之上，成为肯尼亚民族的光辉象征，也是肯尼亚国名的由来。
肯尼亚面积有五十八万余平方公里，人口八百六十余万，96％是班图族非洲人，其中以吉库犹族人、卢奥族人、马萨伊族人和卡姆巴族人较多，欧洲人仅占1％。
肯尼亚是个农牧业国家，90％以上的人民从事农业。
物产主要是咖啡、剑麻、茶叶、棉花。
矿业资源还未充分开采。
肯尼亚的轻工业较其他东非国家发达，有农产品加工、轮胎、烟草等工厂，但是工业完全由欧洲人控制。
肯尼亚首都为内罗毕，蒙巴萨是主要港口。

早在公元七世纪时，肯尼亚东南沿海地带就已形成一些中心城市。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欧洲殖民者相继侵入肯尼亚，并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1890年，肯尼亚沦为英国殖民地。
1895年，英国宣布肯尼亚为“东非保护国”，1920年又改称为“肯尼亚殖民地和保护国”，从此，肯尼亚一直是在英国总督统治下的殖民地。

英国侵入肯尼亚以后，用武力大肆掠夺非洲人的土地，霸占了沿海和高地上的全部肥沃的土地。
七百多万非洲人被驱逐到面积仅有一千三百多万公顷的贫瘠的“保留地”上，而仅占肯尼亚人口1％的“白人移民”却占有30％以上肥沃的可耕地，“欧洲移民”每人占有的土地平均达每个非洲农民拥有土地的四百七十倍。
因此，土地问题一直是肯尼亚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斗争风暴的一个深刻的根源。

几十年来，肯尼亚人民一直坚持为民族独立和收回被劫夺的土地而斗争。
早在1922年，肯尼亚的爱国群众奋起举行示威游行，英国殖民者悍然以机枪扫射，爱国人民的鲜血第一次洒在内罗毕的街道上。
此后，民族独立运动日益发展。
作为民族独立运动杰出领袖的乔莫·肯雅塔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就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数十年如一日，并赢得肯尼亚人民的广泛爱戴。

第二次大战以后，肯尼亚的群众斗争有了蓬勃发展。
1952年吉库犹族人和马萨伊族人首先揭竿而起，燃起了以“夺回白人抢去的土地”为口号的“茅茅”运动的火炬，组织了自己的游击队——“土地自由军”。
这支由广泛的无地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失业贫民和爱国知识分子汇合而成的武装斗争队伍，一直坚持了七、八年，大大地动摇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地位。
英国调来了大批军队进行血腥镇压，前后有十余万非洲人遭到屠杀和逮捕。
著名的肯尼亚民族英雄基马蒂兵败被捕，从容就义。
民族运动领袖肯雅塔于1952年10月被捕，被长期监禁和流放。
直到1961年8月，英国殖民主义者才在肯尼亚人民坚持斗争和世界公正舆论的抗议和压力下，被迫释放肯雅塔。

但是英帝国主义者的残暴镇压并不能阻止肯尼亚人民斗争的烈火。
就在殖民者高兴地宣布“茅茅”被歼灭的那一年，一个包括各民族爱国力量的政党——肯尼亚民族联盟成立了。
它团结了全国人民，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的大规模斗争。
在“茅茅”运动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斗争中，肯尼亚的民族解放力量同殖民者进行了较量，终于迫使英国政府在今年5月同意肯尼亚于6月1日成立内部自治政府。
今年9、10月间在伦敦举行的讨论肯尼亚独立问题的会议上，英国最后同意肯尼亚于12月12日独立。
独立后将是英联邦内的成员国。

中国人民和肯尼亚人民具有长期的亲密友谊。
早在我国明代，郑和率领的船队就曾经来到东非，访问了今天肯尼亚境内蒙巴萨以北的马林迪，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不断互相关怀，彼此鼓舞。
包括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在内的肯尼亚贵宾曾经频繁到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他们在我国不仅受到热情的接待，而且赢得中国人民对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的全心全意的支持。
我国周恩来总理在1961年2月曾经复电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副主席奥廷加，坚决支持肯尼亚人民和非洲人民当时进行的争取释放肯尼亚民族运动领袖肯雅塔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电文表示深信：“只要肯尼亚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胜利必将属于英勇的肯尼亚人民”。
周恩来总理的电文，表达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对斗争中的肯尼亚人民的深厚战斗友谊。

（新华社）

朱育莲绘（新华社稿）

作者：前驱/远明
栏目：文化园地寸铁集

约翰逊对于反动衣钵，的确有着很好的继承性。
这个新任美帝国主义头子，在爬上白宫的金交椅之后，立即衔哀发誓地宣布，他要“继续”肯尼迪的“步伐”，把肯尼迪的“思想和理想化为实际行动”。

其实，这也是向华尔街泣血顿首地表白，他将如何如何师法肯尼迪，为美国垄断资本尽忠尽孝，大效犬马之劳，去开拓所谓“自由新边疆”，建立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一言以蔽之，在全世界建立美国的霸权。
这说明，约翰逊死心塌地要充当全世界人民天字第一号大敌人。

“新官上任三把火”。
约翰逊在获得美国总统的肥缺之后，已经迫不及待地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于华尔街主子的忠实，是决不亚于肯尼迪的。
请听他杀气腾腾地叫嚷：美国“有勇气谋求和平，也有胆量冒战争风险”。
请看他“登基”甫定，就十万火急地发出了扩大南越侵略战争的指示；
并迫不及待地签署了增拨发展核武器费用的法案。
这股疯狂劲，多么酷似肯尼迪，实在继承得出色！

但是，约翰逊所继承的，决不仅仅是肯尼迪的箭和橄榄枝，以及疯狂、阴险等“优秀品质”，而且还更多地继承了他那外强中干、银样蜡枪头的可怜相。
就连约翰逊的“登基”演说也是那么灰心丧气，灰溜溜的：“我们国家的工作，在一千天以内，在本届政府任内，甚至或许在我们星球存在的时间内，都不能完成。”
这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录自肯尼迪的上台宣誓。
约翰逊继肯尼迪之后，要把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的野心“化为实际行动”，但连他自己也跟肯尼迪一样地毫无信心，当然更只能是一场黄粱残梦了。

一个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