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学奇/包同/钟乐周/徐增全
版面：头版

侦察连把罗盛教的革命精神当成传家宝，反复宣扬。
他们把罗盛教同志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思想品质，概括为忠于革命、蔑视困难、关怀同志、热爱人民，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要求全体指战员继承和发扬这种革命精神。

侦察连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对罗盛教思想品质的认识。
三年来，他们结合部队思想实际，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二十六次，学习《纪念白求恩》十九次，使大家深刻体会到，罗盛教所以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就是因为他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头脑。
侦察连还把学习罗盛教和学习雷锋以及学习好八连、硬骨头六连结合起来。
他们向战士说明，罗盛教和雷锋同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好八连和硬骨头六连又是集体的雷锋、集体的罗盛教，他们都是我们军队的优秀代表。
领导上还及时宣扬连队各个时期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说明这是罗盛教精神的新花朵。

时时刻刻想到罗盛教

用罗盛教的英雄事迹教育战士已经在侦察连形成制度。
连队布置了荣誉室，展览罗盛教烈士遗物、朝鲜金日成首相的赠品，有关罗盛教生平事迹的图片资料和本连继承发扬罗盛教革命精神的先进人物事迹。
平时连队点名时，都要呼点罗盛教的名字，唱《罗盛教》歌，朗读罗盛教的遗诗，教育战士永远不忘向罗盛教同志学习。

为了使罗盛教精神代代相传，连队还坚持了：

一，入伍第一课。
每年新战士入伍，第一课就是学习罗盛教的英雄事迹和连队的历史；
学习在罗盛教的革命精神鼓舞下，连队涌现的先进人物事迹。
新战士们反映：穿上军装是光荣，来到罗盛教生前连队是光荣上面加光荣。

二，罗盛教活动日。
从1960年1月2日纪念罗盛教牺牲八周年起，团支部确定每月安排一个团日为“罗盛教活动日”。
在这一天，大家以罗盛教为榜样，按照五好战士的条件，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三，罗盛教牺牲纪念日。
每年1月2日，罗盛教牺牲这一天，连队举行纪念会，给烈士敬献花圈，介绍烈士事迹，宣扬烈士崇高的革命精神，表扬在这一精神鼓舞下涌现的好人好事，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四，向罗伯伯拜年。
每年春节，连队选派五好战士，代表连队到罗盛教的家乡，向罗伯伯汇报一年来连队在罗盛教的革命精神鼓舞下，取得的进步和成绩，回连后传达讨论罗伯伯的期望和鼓励。

五，年年都有兄弟单位的首长、同志和群众来连参观访问，他们就借此机会，号召大家发扬罗盛教的革命精神，并且进行保持荣誉的教育。

六，老战士退伍的一课。
每到欢送老战士退伍的时候，连的干部都要组织他们重温罗盛教的英雄事迹，回忆他们自己在连队的进步，讨论今后在新的岗位上如何保持和发扬连队的光荣传统。

处处以罗盛教为榜样

“象罗盛教那样忠于革命”。
是侦察连战士们经常用来鼓励鞭策自己上进，正确对待个人问题的一句话。
1958年入伍的老战士杨尊富，考虑部队工作的需要，多次推迟婚期，几次调动工作，思想也很稳定。
他说：“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后来他调到炊事班，工作中处处带头，行军的时候抢着挑油盐担子，背大行军锅。
但每当上级和同志们表扬他时，他总是谦虚地说：“和罗盛教比，我还差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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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罗盛教那样热爱人民”。
侦察连在罗盛教爱民精神鼓舞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战士们外出，每到一地积极助民劳动。
在一次野营中，三班住在刘老大爷家。
半夜，老大爷病了，战士邓朝武主动烧水喂药，全班战士细心照料，感动得老大爷热泪盈眶地说：“你们比我的亲儿子还亲啊！”
今年8月，稻子黄熟了，连队到某地野营，一到驻地，战士们就去帮助社员打谷，夜间，又和社员们一起抢收庄稼。
社员们再三劝他们休息也不管用，最后只好搬走了禾桷，战士们才和社员一起收工休息。
因此，侦察连和社员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连队离村回营时，全村的社员和干部放着鞭炮，一直把他们送出村去。
社员们亲切地叫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郑学奇、包同、钟乐周、徐增全）

版面：头版

新华社金边27日电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今天会见了柬埔寨外交国务秘书胡森巴。

中国大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柬埔寨外交国务秘书表示，中国政府完全支持柬埔寨王国政府在它致1954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的信中提出的关于召开有关国家的国际会议以保证柬埔寨中立的建议。

柬埔寨外交国务秘书向中国大使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完全支持柬埔寨的建议。

作者：孟庆彪
版面：头版

新华社27日讯 毛泽东主席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陈伯达、康生、聂荣臻、杨尚昆，今天下午接见了出席全国化工会议、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学会工作会议、中国电子学会全国专业学术会议、中国微生物学会1963年学术年会、中国计量技术与仪器制造学会无线电专业学术会议、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术会议、中国动物学会全国寄生虫学专业学术会议、中国建筑学会全国建筑设备专业学术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干部工作会议、炮兵院校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

图为接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作者：牛炳谦/李树村/祁广左
版面：头版

本报讯 高炮6711部队最近到某飞行部队训练基地附近进行野营，利用空军飞行训练的机会，进行对空射击训练，重点突破了过去射击操作中捕捉目标、追随目标和协同动作上的各个薄弱环节。

这几天，高炮野营阵地上不断传出战士们克服技术难点的消息：昨天有人把搜索空中活动目标的距离推远了一千米；
今天又有人把追随隐显目标的误差减少了两密位。
墙报委员们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个个图案，报道每天出现的新成绩。
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说：“咱们这次是带着问题来练兵的，进步快，体会深。”
这次野营是在一次实弹射击以后进行的。
为了找出射击训练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他们在野营前，集中三天时间，召开了同类炮手会、干部会、支委会；
经过认真分析研究，确定以远距离捕捉目标，火炮追随隐显目标，各类炮手的协同动作等作为野营的训练重点。
接着，他们又发动战士找出自己技术上的薄弱环节，制订出个人的小计划，明确各自的突击目标，把克服薄弱环节的任务具体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野营训练开始以后，在“克服一个薄弱环节，就是为击落敌机创造一个有利条件”的口号下，战士们抓紧一切时机反复操练，不放过任何一次练的机会。
有时一天上空出现百余次目标，战士们就在炮旁吃饭，在炮旁喝水，从早到晚苦练不休。

为了提高远距离捕捉目标的本领，不少战士常常在吃饭喝水的时候也看着天空，琢磨搜索目标的要领。
迎着阳光捕捉目标是个难点，瞄准手黄洪儒抓住飞机迎阳光起飞的每一次机会进行苦练。
有时飞机不在阳光方向，他就把瞄准镜的检查窗打开对准阳光，这样就可以造成近似的条件。
还有不少时候飞机不起飞，他就干脆坐在炮上看着太阳顽强地苦练，终于突破了这个薄弱环节。
为了突破追随隐显目标这个难点，瞄准手周洪德经常在瞄准空中的飞机以后，马上闭起眼睛不看瞄准镜，默想飞机移动的路线和速度，只用手脚配合转动方向机追随目标，开始误差很大，但由于他坚持不懈地练习，现在终于练出了得心应手的硬功夫，每次操作都在良好以上水平。
为了练好协同动作，互不干扰，四炮手万陈忠练一次标示航路，就向瞄准手征求一次意见，再练时注意改进。
经过成百次练习，双方都摸到了规律，协同操作，配合得熟练自如，使操作速度精度显著提高。

在野营训练中，干部深入现场，具体帮助。
连排干部普遍根据个人的专长深入各专业组跟班作业，从早到晚毫不松懈。
部队操练的时候，干部们在炮上反复检查和纠正动作，发现问题就在炮旁领导大家研究。
有一天空中出现了四十余架次飞机，二连连长张四维跟着四班苦练了一天，傍晚检查时，发现进步不快，他就发动人家讨论。
战士们说：今天光忙着跟飞机，没有针对自己存在的问题认真体会要领。
张连长又引导大家研究确定了第二天各人练的重点，并布置其他班也这样作。
第二天果然提高了训练效果。
有时操作中遇到了难点，他们就召开同类炮手会议研究解决。
侦察员易桂芝捕捉目标的技术差。
指导员段巨宝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他搜索目标时，神情焦急，便和他交谈，告诉他要沉着，按要领搜索。
易桂芝按照指导员的话练习，果然获得了显著效果，有两次先于别人发现目标。
后来，段指导员又告诉他，练武要用心，苦练与巧练要结合起来，要练一次想一次，才可以找出搜索各种空中目标的规律来。
易桂芝听了这话以后，在每次练习中，都认真体会要领，进步很快，在一周多的时间内，他创造了十八次第一个发现目标的纪录。
连里领导总结了他的经验，向大家作了介绍。
战士们说，由于干部检查的细，大家研究的多，虽然攻的全是难点，但练起来容易开窍。
（牛炳谦、李树村、祁广左）

作者：王基宁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某团今年冬季野营训练的准备工作做得扎实细致，最近在连续五昼夜的山地长途行军中，全团无一掉队，军马也没有打背。

他们在野营前，狠抓各项准备工作的落实。
首先，政治动员工作做得深入细致。
通过大讲形势，启发部队带着敌情带着阶级仇恨和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投入野营。
为了更好地以毛泽东思想指导野营训练，干部们普遍学习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以及毛主席关于运动战、带兵方法、关心群众生活等论述；
战士们普遍学习了《愚公移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章和毛主席的一些语录，以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坚定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
各级党委（支部）还通过各种会议，反复讲明野营训练的意义，提出具体要求。
团里还分别召开了老战士、驭手、炊事员等各类人员的会议，动员他们认真学习硬骨头六连的作风。

在组织准备和物资准备上，他们根据去年野营经验和兄弟部队的试点经验，制订了周密的野营训练计划。
团长孙学文带领参谋人员深入各连摸底，找出各兵种分队训练的薄弱环节，确定训练重点，安排了具体的训练内容。
然后全团干部根据计划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学习有关理论原则。
如行军前各营都组织连队干部学习了行军警戒、宿营警戒、攻防战术原则和实施方法；
战士普遍学习了行军宿营的基本知识和执行勤务的要求。
部队出发前，团里组成了行军指挥组和训练指导组，分头按计划展开活动。
训练指导组在行军中，每天提前出发，根据预订计划选择场地，设置情况，指导各连进行训练。
因此，在三百多里的行程中，全国工作有条不紊，干部战士得到全面提高。

为了保证部队人马开得动，这个团在准备阶段对各连的武器装备和骡马，反复组织了检查和试验。
政委郭长僧亲自带领几个骡马炮兵连行军六十多里，到高山上试验，实际体验和研究通过山坡、险路和桥梁的方法，并且组织骡马炮兵事先进行了小野营，以适应野营环境。
团炮兵主任杨连成到各炮兵连亲自给驭手示范备鞍和根据不同马体调整鞍具的方法。
在这期间，团里召开了几次小型现场会，推广骡马行军的先进经验。
因此，在这次山地长途行军中，全国骡马分队翻越数座大山，通过了七十多度的陡坡，没有摔伤一匹骡马。
（王基宁）

作者：王俊文
版面：头版

某高射炮团团长王照和利用沙盘给战士上课，提高战士理解能力。

王俊文 摄

作者：大光
版面：头版

本报讯 6993部队后勤军械部门和修理所，在野营训练中，采取“跟下去”和“送上门”的办法，较好地完成了技术保障任务。

他们把现有人员分成两个技术保障组，分别由军械部门领导干部司大光和修理所长廖乘凤率领，不管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经常跟到各连火炮阵地和炮场，及时对火炮和器材进行检修，并帮助连队擦拭药筒和炮膛。
药筒在发射后，如不当场用水刷洗，日后擦拭就要费工夫，并且不容易彻底擦净。
他们看到实弹射击时，全连人员都紧张地投入“战斗”，不能抽人来擦，就主动到一百米以外的地方挑水，帮助连队把药筒一个一个地洗刷干净，包装起来。
当射击完毕后，他们又紧张地跟到炮场，指导和协助连队擦拭火炮。

在四十多天的野营训练中，他们对所属部队火炮进行了两次普遍的技术检查，修理好十一门火炮和一些光学器材，改装了二十三套方向盘的灯火插座。
对训练开得动、打得准起了保障作用。
（大光）

作者：姚德顺/章锦志/刘申章/郑德友/周英业/侯传海/吴显久
栏目：海岛短波
版面：头版

投弹场搬上山

某岛守备一连为了坚持天天练，在野外平地设置了一个投弹场，反复练习投弹。
后来指导员任广春觉得，海岛山多，练投弹也应从实战需要出发，要练出一套山地投弹硬功夫。
在他的建议下，连队把投弹场搬到山上，组织战士积极苦练山地投弹技术。
因而，全连在实弹考核时，第一、二练习取得了优等成绩。
（姚德顺、章锦志）

不丢掉一个空弹壳

某岛守备部队重视回收空弹壳。
许多分队在学习了“发扬一厘钱精神”的有关报道后，指定专人负责拣弹壳。
有的分队考虑到冲锋枪、重机枪跳壳远，就在一边扯起雨布遮拦，不使弹壳跳失。
现在，每次射击完毕，战士们能一个不缺地交出全部空弹壳，为国家节约了一批贵重的金属原料。
（刘申章）

分片负责训练民兵

某守岛部队根据民兵渔业生产流动性强和组织严密的特点，采取分片负责联防挂钩的形式，灵活地训练了民兵。
部队党委首先同地方有关部门制定切合渔民生产特点的训练计划。
渔民回港避风或返回基地修船补网时，部队就同有关方面商定，抽出半天或一天的时间搞些小型训练活动。
这样，今年先后训练了基干民兵八十多人次，其中有步兵、炮兵和其他专业兵，民兵们的军事技术进一步提高了，在最近一次考核中，各种科目总评都达到了优等水准。
（郑德发）

帮助渔民建立俱乐部

某岛渔民很早就想建个俱乐部，作为学习、开会和开展文娱活动的场所，只因他们习惯于海上生产劳动，不会盖房子，非常为难。
守备一连得悉这件事，立即主动帮助。
材料不齐全，战士们就想办法找来木料，四出收割茅草。
军民一齐努力，只用了七个午休和两个星期天的时间，一栋“渔民俱乐部”便建成了。
战士们还捐赠一批报刊图书放在俱乐部，渔民们非常感激。
（周英业）

扬帆过海登岛演出

沈阳部队空军政治委员黄立清少将，最近率领“雄鹰”文工团到海岛慰问演出。
文工团员们不顾扬帆过海和翻山越岭之苦，为守岛部队演出了独唱、合唱、相声《一封信》、山东快书《雷锋送钱》、数来宝《雷锋》和歌剧《刘四姐》等精采节目。
他们还到基层单位采访，把岛上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模范事迹，编写成演唱材料，广泛进行宣传，深受干部战士欢迎。
（侯传海、吴显久）

本报讯 云南边防某团在自然条件复杂的情况下，实行领导、卫生人员、群众三结合做好卫生防病工作。
三年来，部队昼夜发病率很低，保证了部队官兵身强力壮，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部队野营时常常要穿越森林河谷，翻过悬崖峭壁。
这里属亚热带气候，天气炎热，全年无冬季，但白天热，夜间冷，气温相差很大。
全年有一百五十天的时间为雾日，雨量集中，空气十分潮湿。

在这种条件下，能不能搞好卫生工作，预防疾病流行？
他们的经验证明：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关键在于领导重视，充分发动群众。
团政委高维岳常常教育部队说：“如果部队平时不能锻炼在复杂条件下训练，战时就不可能在复杂条件下打好仗，就有可能被恶劣的气候和疾病消灭的危险。”
郭团长也用亲身的经历，教育战士正确认识讲究卫生与训练、作战的关系。
团党委还宣扬了七连在高疟地区训练，由于做好了卫生防病工作，长期没有发生一名疟疾病人的先进事迹；
宣扬了三炮连在一次野营中，有时在摄氏十五度的冷水中训练，有时一日负重急行军八九十里，有时翻山越岭在山地练兵，前后紧张训练了八十六天，由于卫生保障工作做得好，全连没有一人因病缺勤。
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大家，不管条件再复杂，只要大家重视了，防病工作是一定可以做好的。
团党委又经常树立各行各业做好卫生工作的标兵，给各连指出具体学习的榜样；
经常奖励卫生工作有成绩的单位，推动这一工作的开展。

各级领导干部还亲自参加到卫生运动中去，带动全团人员做好卫生工作。
团党委把除害灭病工作列入了党委议事日程，并且分工副团长管理这项工作。
各营的副营长参加团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各连副连长亲自担任本连的除害灭病小组长，定期研究和检查部队的卫生防病工作。
有一次，高政委还亲自带卫生队的三名干部到二连、四连、八连蹲点，总结推广伙房卫生等方面的经验。
许多连的干部更是站在群众头里做好卫生工作，刷厕所自己带头干，扑灭蚊蝇领着打，服预防药自己先服，然后动员大家服。
五连指导员卢成，看到上卫生课时有五个战士因担任临时勤务没有参加，到夜晚就亲自给他们补课。
三炮连指导员钱光辉为了使大家回到驻地后能及时用上洗手器，他走了几十里山地把一根竹子扛回营房。
干部的模范行动是最有权威的号召，大大启发和教育了战士做好卫生工作。

全团卫生人员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勤勤恳恳做好部队除害灭病工作。
卫生队的干部经常深入连队，深入现场，调查研究，总结防病的具体经验。
比如，根据气候的特点提出“白天防暑，夜防寒”；
根据疾病的季节性特点，提出了“春防感冒，夏防痢，秋防疟疾，冬根治”；
根据抗疟经验总结了“挂好蚊帐服好药”。
他们还根据训练项目的特点，提出措施预防疾病事故。
比如水上训练，战士们容易发生头痛、头昏、痉挛等症状，提出了增加热量、劳逸结合、下水前上岸时做好保护等措施。
并且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这些经验、措施，保证人人健康。
团里的卫生人员，为了做好疾病预防工作，每年入冬就翻山越岭采回大量中药，保证防病需要。
有的药苦，他们又精心制成丸药、糖浆让大家服。
每到夜晚，卫生人员还坚持查铺，给战士赶蚊子、掖蚊帐。
炮连卫生员杨克昌坚持每夜两次查铺已成习惯，他说：“夜晚不到班里去看看，总象有什么事情没有做，躺在床上也睡不着。”
由于他们积极工作，全团有52.5％的卫生员被评为五好战士。

发挥卫生战士在连队卫生工作中的骨干带头作用。
团里每年都要拿出几十个小时来集训卫生战士，平时军医和卫生员又不断地具体帮助他们。
因此，卫生战士在班里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开展卫生宣传、实施卫生监督、反映卫生情况、及时发现传染病人、照顾病人等等。
七连的卫生战士看到有的战士劳动后，汗没有干就去洗冷水澡，就把报刊上登载的卫生常识告诉大家，使大家懂得劳动之后必须进行适当的休息方可洗冷水澡。
八二炮连的卫生战士看到新战士卫生习惯不好，就一边给他们讲卫生常识，一边帮助他们洗衣服，启发他们讲卫生。
由于他们积极工作，今年全团有40.54％的卫生战士被初评为五好。

（总后卫生部供稿）

作者：宁宝库/卜宪峰

某坦克团副团长宋瑄（前排中）与连队干部一起研究坦克电台在前进中怎样联系。

宁宝库、卜宪峰 摄

作者：福林/付田

本报讯 沈阳部队装甲兵各单位在冬训开始前夕，领导干部纷纷下连登车，同基层干部和战士一道进行换季检修工作，使每一辆坦克都处于良好状态，保证一声令下，立即开动。

为了迅速做好坦克的换季检修工作，各级党委除了向部队讲明搞好换季检修工作对保证完成冬训任务的重大意义外，许多领导同志都亲自上车与战士们一起检查。
某坦克团副团长宋瑄，在检查中发现有的车进度不够快，质量不够高，有的车进度快，质量也好。
什么原因呢？
据了解，这和车长的领导方法和组织工作关系很大。
根据这个情况，宋副团长要求连队干部帮助车长做好单车日计划，传授具体经验，提出严格要求，做到逐项检查，逐项落实。
某坦克营技术主任韩庆林在质量验收中，发现一辆坦克的垂直方键没有检修，就立即召集连队干部，指出方键磨损看来是小事，可是在训练中发生事故，坦克开不动，问题就大了。
他要求大家在换季检修中，一定要精心保养，细致检查，不漏掉一个故障，不放过一个可疑之点。
接着他还给大家作了示范表演。
（福林、付田）

作者：萧贞堂/张永和
栏目：教练员谈经验

一天，忽然接到团首长的指示，让我到“三手”集训队担任技术教练员。
任务是：在短时期内，把二级驾驶员唐孟寅、全玉文、韩如兴等同志训练到一级驾驶员水平；
并能在广州部队装甲兵比赛中，以优异的成绩向部队党委报喜。
当时我感到任务很重。
我虽然是个驾驶技师，但是，两年没搞训练了，这次集训时间短、要求高，再加上野营训练条件差，能完成任务吗？
但我又一想：我是共产党员，是党教养出来的驾驶技师，我应该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尽最大的努力。
结果，在原有的基础上经过短期突击，出席广州部队装甲兵“三手”比武的唐孟寅、全玉文、韩如兴等同志都荣获一级技术能手称号，并都晋为一级驾驶员；
唐孟寅还夺得“三手”比赛第二名。

要叫车听人的话，人要先听党的话

这次集训，全团集中坦克——自行火炮驾驶员五名。
开始时，乘员们也是觉得时间短、要求高，恐怕达不到要求。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同志不够认真，驾驶训练一搞得不好，就埋怨车辆有问题。
正在这时，我学了林彪元帅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脑子立刻开了窍。
我想：坦克发动机的故障不排除就不能发动，那么乘员思想疙瘩不解开怎么能驾好坦克呢？
这时，我就把“练兵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练兵就是为了打仗”的道理讲给乘员们听；
又讲了影片《英雄坦克手》中驾驶员的英勇事迹。
特别是经过党支部的教育和同志之间的谈心以后，乘员们的思想顾虑很快消除了。
说也怪，思想问题一解决，大家都自觉地苦练起来。
以前，唐孟寅练通过车墩时过不好，总认为是车的毛病；
现在，他一遍又一遍地苦练，很快达到了要求。
他激动地说：“萧助理员，这次我有个深刻的体会：要叫车听人的话，人要先听党的话。”
摸准难点 逐个突击

大家苦练的热情很高。
可是，时间这么短，内容又这么多，怎样使大家吃下去又能消化呢？
于是，我又反复地学习林彪元帅关于“少而精”的指示，和《解放军报》、《人民装甲兵》上登的有关选择重点和精讲多练的文章。
我遵照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教导，采取个别交谈、跟车观摩、现场座谈等方式，发现大家的难点是：通过障碍物不能高速接近、平稳通过、迅速离开，有了故障不能很快排除。
我便把这些问题交给大家研究，都说摸得很对。
于是，我们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突破。
如练通过土岭时，我就把高速接近、平稳通过和迅速离开三个动作分开，练好一个动作，再练下一个动作，然后再练连续动作。
乘员们很快都能熟练地通过了。

在练排除故障时，开始我还不明确怎样“破题”教。
我发现乘员遇见故障心情紧张，一着急就乱捅一阵。
于是，我就先讲检查故障的方法，再讲排除的方法，最后实际操作。
这样一步一步地练，乘员练的情绪很高，进步也明显。
唐孟寅练排除故障时，累得满头大汗，已下课了，大家劝他休息，他还要求说：“让我再练一次，现在过不了硬，打起仗来就完不成任务啊！”
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在这次“三手”比赛排除故障时，唐孟寅的成绩最好。

从小动作上抓“练为战”思想落实

在练通过限制通路时，全玉文轧倒了一根竹竿。
这时有的乘员就说：“轧一两根竹竿算不了什么。”
轧倒一根竹竿虽说是小事，却反映了个别同志“练为战”的思想还不明确。
于是，我就启发大家展开讨论。
经过辩论，大家认识取得一致：今天我们在驾驶场上是轧一根竹竿，明天我们在战场上如果过不好，那就不是一根竹竿的问题了。
这一来，大家练得认真了。
全玉文通过梯形壕时，第一次没过好，就把车倒回去再过；
第二次车辆勉强通过了，又倒回去重来。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练了不少遍，直到熟练为止。

在练通过断崖时，由于坦克颠震得很厉害，有的驾驶员就提出：“断崖太高啦，刮低一点吧！”
有的主张：“在断崖低处垫一层土，就免得坦克颠震了。”
又一个同志说：“这与轧竹竿是两码事，我看可以。”
当时我提问大家：

“打仗的时候，断崖高一些，敌人能等我们垫高一点再通过吗？”
“不能！”
几个同志都齐声说。

打这，大家按实战要求苦练技术的自觉性更高了。
设限制通路时，按教范规定宽度是三点六米，大家都本着从严从难的精神，设三点五米宽。
在沙地驾驶尘土很大，特别是顺风行驶时，车辆速度慢一点或停车，尘土立刻向车前飞扬，妨碍观察。
有的同志想要求顶风行驶，可是一想，这不符合实战要求：打仗时向敌人冲击，赶上顺风尘土很大，我们就不冲了吗？
大家终于想出了克服尘土妨碍观察的办法。

（张永和整理）

本报讯 广州部队政治部最近转发了炮兵政委谭文邦同志《关于炮兵某师野营中群众工作的报告》，要求各野营部队虚心学习炮兵某师野营中群众工作经验，认真抓好这项工作。

谭政委在报告中说，某炮师的两个团，在两个多月的野营中，光利用节假日和午休时间，就支援群众劳动四千多人日。
今年的国庆节就是在助民劳动中度过的。
他们帮助群众淘井、挖渠、舂米、修房屋等等，只要是对人民群众有利的事情，大家都争着去做，出现了许多爱民的感人事迹。
当地有位六十八岁的老人颜福安，当年参加过红军，他说：“这支部队和我们当年红军一个样。”
他在报告中还说，驻区群众都为部队的爱民事迹所感动，纷纷表示要积极生产，支援解放军。
广大官兵也深为群众的热情关怀所鼓舞，特别是经过农村访问之后，战士们的阶级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练兵情绪普遍高涨。
有的部队一连几夜很少睡觉，在山头上顶风冒雨坚持夜间操练。

炮兵师做好群众工作有三条主要经验：第一条是，以毛主席著作为武器，解决现实思想问题，不断提高对群众工作的认识。
他们在野营期间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其他有关群众工作的论述。
他们发现有些战士在做群众工作时怕累怕脏，就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文章以及雷锋、好八连的爱民思想和事迹；
有的对群众工作的意义理解不深，认为挑水、扫院子……没有多大意义，就组织他们学习萧华副主任在全军群众工作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有人认为野营中千军万马，违犯纪律在所难免。
领导上就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说明“难免论”是错误的。
随着这些思想问题的解决，群众工作就越来越好。

第二条经验是，把群众工作作为创四好的条件。
要求各级党委（支部）都把野营群众工作看成是进行政治野营，促进军事野营，创造四好连队，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看成是为战时群众工作打基础的工作。
因此，各级党委（支部）都把群众工作纳入四好（五好）条件，进行评比，并以此作为政治思想好和三八作风好的重要内容。

第三条经验是，干部带头干，党员做模范。
这个炮兵师强调各级干部在群众工作中做出样子，强调党员的模范行动，并且把这些要求作为党的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常检查。
因此，各级干部特别注意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广大士兵也就很快地行动起来了。

作者：任振超

海南岛驻军某部在野营训练间隙，帮助公社社员拉网捕鱼。

伍振超 摄

本报讯 6818部队在野营行军中，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沿途群众称赞他们是“战斗大军、劳动大军、宣传大军”，“象往年的红军”。

为了做好野营中的群众工作，部队出发前各级领导逢会必讲，反复动员，并分别召集设营、采购、炊事人员座谈，集训群众工作骨干，组织他们学习上级的有关指示。
野营中，领导上抓住沿途群众支援部队的动人事例和部队做群众工作的好人好事不断进行教育，及时讲评。
他们还组织干部、战士普遍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文章，干部带头，学用结合，有效地提高了部队做群众工作的自觉性。

野营中，各级领导能根据不同情况，及时提出不同要求。
练战术，便强调爱护群众青苗；
休息时，保证马不啃树皮，人不损坏庄稼；
住民房，强调不在墙上打钉、不乱搬群众家具等。
事前，设营人员对驻地民情风俗进行调查。
野营结束和野营过程中，各级检查组认真反复检查群众纪律，发现问题认真处理，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
六连战士夜间踩坏房东两块泥砖，第二天一早，指导员照样做了两块赔偿了房东。
部队夜行军请向导时，先与社、队联系，统一请用，小段交班，并热情关怀向导的生活。
沿途每到一地，还开展访问、助民劳动等活动，了解当地农业增产情况，进行活的阶级教育。

作者：蔡明兴/人可/绍清/福财/周万玲
栏目：训练简讯

学习英雄事迹

某坦克部队在冬训开始前，开展了学习英雄事迹宣传周。
从团到连，采取各种方式，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克服严寒消灭美国鬼子的英勇战斗精神；
宣传边防部队吃大苦、耐大劳、不畏艰险的硬骨头作风。
通过这一宣传，大大鼓舞了部队搞好冬训的热情。
（蔡明兴）

推广宣传鼓动经验

某团政治处最近在冬训宣传鼓动试点单位——五连召开现场会议，通过参观表演、座谈介绍和访问等方法，推广了五连冬训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经验：干部带头，做出样子；
培养骨干，加强组织；
发动群众，竞赛评比；
抓住时机，有的放矢。
（人 可）

卫生员制订冬防措施

为了迎接冬训，驻长白山地区某部卫生部门集训了连队卫生员。
通过上课和介绍经验，研究了长白山地区冬季气候变化的规律和对部队训练的影响。
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制订了预防人马冻伤的具体措施和卫生防治制度。
（绍清、福财）

构筑冬训场地

沈阳部队某部根据驻地旱寒的特点，最近专门组织人力构筑训练场地。
现在已经构筑好的场地有射击场和障碍场。
在构筑场地中，部队长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反复勘察，因此所选场地都合乎战术要求。
（周万玲）

作者：王予/钟乐周/西彤/董辰生

“爬山虎”
陡峭的石山，直插云霄。
仰头望去，云在流动，山象在云海里航行。
一个战士背着绳索走到崖前。
他要以侦察兵的胆量，首先攀上崖壁为同志们打开一条通路，然后将绳索由崖上垂下，让战友们攀绳上崖。

崖壁直上直下，黑森森，光秃秃，既无可攀的树枝，又无落脚的坑坎。
但这个勇敢的侦察兵，却钩着石缝、蹬着石棱向上攀登。
他的手脚那么灵巧，神色那么坦然，而崖下的人们却提着一颗心望着他。

按攀登原理，只要每攀一下使用一手或一脚，其余三点固定在崖上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可是当他攀到二十米的高度时，连可供抓、蹬的石缝和石棱也少了。
这时，他全身能用劲的只有指尖和足尖。
只要足尖触动一粒风化石，便会带着许多石粒象瀑布似地倾泻下来。

不久，他已攀到更险峻的地方。
这里崖壁突然鼓出一大块，好象傲慢的“大力士”挺着肚子向他示威。
年轻的侦察兵毫不示弱，只见他双手钩住突出部的顶端向上一按，两脚悬空了，人们紧张地望着他。
说时迟那时快，他一纵身，灵巧地跃上去了。
这时，险峻的山崖，似乎一下子变得矮小而温驯了。
于是，人们议论开了。

“这是谁？”
“六班长彭福文，外号叫‘爬山虎’。”
彭福文从三十五米处的一个石洞里扔下绳索，让崖下的战友们爬上崖来。
他望着正在攀登的战友，想起了自己初练攀登的情景。
三年前，他第一次攀崖壁，只上了十几米便失手了，保险绳将他吊在半空……。
这时只听崖上传来班长的声音：“彭福文！
壮起胆子，继续上！”
“壮起胆子，继续上！”
这好象是罗盛教的声音。
这声音成了鼓舞他上进的力量。
如今，陡峭的崖壁已经被他征服。
彭福文成了名副其实的“爬山虎”。
（王予）

游泳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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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随着游泳技术的不断提高，这个年轻战士的胆量更大了。
他第一个报名参加连里的武装泅渡测验，并决心达到上级提出的泅渡二千米的要求。
有的同志劝他别参加，因为老同志有的还游不到这样远。
但是，邓朝武却信心十足。
测验那天，只见他身负全副武装，悠然地划动着双手，破浪前进，江水始终温驯地伴着这个年轻的侦察兵，直到游完了三千米，他才被叫上岸来。
（王予）

水上司号员

湍急而深邃的江水奔腾着，穿过怪石嶙峋的峡谷，流向远方……。

激流中，一队全副武装的侦察兵正在奋勇泅渡，去袭击下游彼岸的“敌人”。
战士们在激流中前进。
随着排长一声命令，波涛中突然响起了洪亮的军号声，战士们随着号声，迅速变换队形，向“敌人”射击，冲锋。
一刹那间，枪声、喊杀声、军号声震动着山谷河川。

这军号声是怎样来的？
原来就在那泅渡演习队伍中，浮游着一个年轻的司号员。
他一边“踩”着水，一边精神焕发地吹着冲锋号。
他就是侦察连司号员萧中江。

这个只有一年“号龄”的小司号只是怎样掌握这套独特的本领的呢？

那还是今年5月间的事。
南国初夏刚到，侦察兵就开始了游泳训练。
萧中江想：一个司号员也应该学会这些本领，不然战斗一旦打响，部队泅渡过河了，司号员不能过去怎么行呀！
于是，他每天跟着部队去学游泳。

一天，副指导员问他：“小萧，你在水里能吹号吗？”
萧中江心想：是啊！
光会游泳不顶用，还要学会在水里吹号才行！
从此，他经常在水里练吹号。
开始，每当他举起号，刚一“鼓”气，人就下沉。
后来学会了“踩”水，他就在水里扶着一根木头练号。
以后身体能在水里完全直立了，呼吸也逐渐平稳了，吹号也更自如了。
于是，人们在水面上就经常能够听到他那准确而响亮的号音了。
（西彤）

“开路先锋”
侦察班长贺国民，身材矮小，却是全连行军中走得最快、耐力最强的人。
今年侦察连先后七次行军演习，共走路一千二百零五里，翻越过六十八座大山，大部分是在暗夜，走的是崎岖小道，可是他从来没有摔过跤。
在艰苦的行军演习中，连里总是叫他担任前方侦察组长，所以同志们叫他“开路先锋”。
他带领的侦察班也从来没有人掉过队。

“开路先锋”的本领是练出来的。
有一次，他带着几个战士担任连队奔袭的导演任务。
他半夜出发，全身负重四十多斤，一个劲地走了十七个小时。
路上吃不上饭，也喝不上水，肚子饿了，边走边紧腰带，口渴了，拔根青草放在嘴里嚼一嚼。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还遇到一座高八百多米笔陡的山峰，尽管两条腿象有千斤重，但他抖擞精神，咬咬牙就爬过去了。
他说：“腿劲是练出来的，天下没有生来的铁脚板。”
要练出过硬的腿劲，得有顽强的精神。
一次，部队顶着烈日爬大山，以每小时十二里的速度，走了九十五里路。
这一天，他担任前方侦察组的组长，跑在前面侦察路线，往返向指挥员报告情况，要多走不少的路。
部队休息，他得不到休息。
汗水湿透了衣服，手臂上的汗水被太阳晒干了，起了一层白白的盐迹，他却一点也不畏缩。
每当他向指挥员报告情况完了，同志们关切地叫他休息，他笑一笑，就又上前去了。
（钟乐周）

本栏插图：董辰生？

《人民日报》编者按：苏共中央在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曾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策划和支持”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
这封公开信指名攻击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诬蔑说“中共中央企图依靠前澳共领导成员之一希尔去组织反对澳共和澳共领导的分裂活动”。
现在我们发表的《宁主义者宣言》一文，便是希尔等同志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这种攻击和诬蔑的答复。
人们从这一答复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违反史弟党关系准则，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法，把修正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打击兄弟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制造兄弟党内部分裂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

新华社27日讯 《人民日报》28日全文刊载澳大利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11月11日发表的《澳大利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宣言》，并附有《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

《澳大利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宣言》在绪言部分说，这个宣言揭露了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精心策划的、要迫使澳大利亚共产党附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路线的阴谋”。

宣言首先驳斥了苏共中央7月14日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
它说，公开信说中共“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并且“企图依靠前澳共领导成员之一希尔去组织反对澳共和澳共领导的分型活动”，这些话是对事实的歪曲。

宣言指出，公开信对苏共领导人从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以来的实践没有作批判性的评价，因为这样做会暴露出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所造成的巨大损害。
这会暴露出他们是进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急先锋。
这会暴露出他们同铁托的关系是对莫斯科声明所阐明的理论和实践的直接背叛，同样，在他们同其他许多党的关系上，而且在当前的所有问题上——和平与战争，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也的确都是如此。

宣言说：“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恰恰是苏共领导人自己践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粗暴地违反了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
“的确干涉了澳大利亚共产党内部事务的是苏共领导人。”
宣言接着叙述了这种干涉的过程。
它说，1960年，苏共领导人对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和总主席狄克逊在八十一个共产党会议及其起草委员会上采取的立场非常关切。
在这两个会议上，澳大利亚共产党的立场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共产党的立场相似。
这种立场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关键问题上同苏共领导人对立的立场。
这是澳大利亚共产党政治委员会一致赞同的立场。
这一立场维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于是，苏共领导人就时而恫吓，时而企图收买和奉承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
夏基在这种种情况下动摇了，可是当时他基本上还是留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行列里。
当他在1961年回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肯定了支持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立场。
苏联党的领导人就在澳大利亚党内扶植了一个以劳·阿隆斯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被安插在澳大利亚共产党内的关键职位上。
苏共领导人同这个集团勾结在一起，命令、“说服”或者用各种肮脏的手段，要澳大利亚党的领导人把后来去世的罗伯逊调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
后来他当了书记处书记。
他们下令进一步突出劳·阿隆斯本人的地位；
他们下令把在苏联呆了大约十五个月的另一个党的干部调到悉尼去。
他们下令提升一个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者布朗；
他们作了特殊的安排来同在澳大利亚党内拥护他们的立场的人保持接触。
事实上，劳·阿隆斯、罗伯逊和稍后的布朗同苏联党保持非常密切的接触。
在1961年一年里，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中的修正主义分子逐渐得势。
夏基向他们投降：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下，领导人员有了许多更动。
1961年年底，指定了一个由夏基、培根（劳·阿隆斯的修正主义亲密同伙）和罗斯组成的出席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澳大利亚代表团。
在莫斯科，这个代表团也时而受到压力，时而有人企图收买它，奉承它，它成为无原则的人所使用的一切手段的对象。
在从苏联动身返回澳大利亚的前一天，夏基和苏联党的领导人们在一起有好几小时。
当夏基回到澳大利亚来时，他已经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的新观点得到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得到了以劳·阿隆斯为首、包括罗伯逊、埃·阿隆斯、培根、桑迪和高兰在内的修正主义核心的大力支持；
这种观点，同中央委员会以前的历次决议，同澳大利亚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八十一个党的声明，是不相容的。
在中央委员会上，爱·弗·希尔、鲁塞尔、米勒和马隆维护了中央委员会以前的观点、澳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八十一个党的声明。

宣言进一步揭露说：“在这次会议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在和苏联党领导人商量之后就着手一步一步公然抛弃他们从前的决议和八十一个党的声明了。
同八十一个党的声明中的原则背道而驰，他们公开攻击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他们抛弃了八十一个党关于修正主义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危险的论点，同八十一个党的声明相反，他们开始宣扬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和解。”
宣言谴责澳共领导人主张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勾消任何党派性；
主张在和澳大利亚工党的关系上以及在工会中都要和澳大利亚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妥协；
并且干涉妇女和青年运动，设法使它们失去党派性——总之一句话，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都得到苏联党领导人的帮助和出谋献策。

宣言说，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每走一步，都受到人数越来越多的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中有希尔，鲁塞尔·米勒，马隆和其他许多人。

宣言谈到在1956年，澳大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爱·弗·希尔在内）和苏共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很严重的分歧，在莫斯科和在北京（在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联代表团的会谈中）讨论了这些分歧。
双方所讨论的问题恰恰是由于苏共领导人的投降主义和姑息政策引起的。
后来，苏联党领导人开始特别出力拉拢爱·弗·希尔。
这又是企图直接干涉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事务。
同时，在这一年，澳大利亚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分歧。
在中央委员会内，贾·德·布莱克、埃·阿隆斯和威·布朗公开采取修正主义立场。
在兰·路·夏基、理·狄克逊和爱·弗·希尔的领导下，修正主义立场被击败了。
威·布朗被撤除了《论坛》周报主编的职务，贾·德·布莱克被撤除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但是，修正主义分子对这种失败是不甘心的。
他们潜伏着，重新集结。
他们着手策动时而隐蔽时而公开的斗争，来反对夏基、狄克逊和希尔的领导，鼓吹修正主义。
劳·阿隆斯通过阴谋诡计、谎言、卑鄙手段、在党的正规委员会以外窃窍私议、和苏联党领导人接触，他策动了推翻或击败夏基、狄克逊和希尔的领导的活动，并且抓住夏基害怕斗争这个特点而加以利用。
夏基1961年年底去出席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他在这个时候就完全跟从苏共路线了。
他回国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和狄克逊搞在一起，到1962年2月中央委员会会议时，狄克逊明白表示了（虽然当时还有许多保留）拥护苏共的路线。

宣言着重指出：“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破坏了澳大利亚共产党的。
在这当中，苏共领导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宣言指出，苏共领导人干涉兄弟党的“这种手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
鼓吹这种手法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变节者和反党活动的。
他们的行径完全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宣言接着强调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想干涉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内部事务。
诚然，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讨论，全部讨论都汇报过，并且作为一个独立和平等的党，对讨论的主要内容表示同意。
夏基和毛泽东会谈过，后来狄克逊和夏基又同毛泽东会谈过，发现观点是一致的，因为参加会谈的各方都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
夏基和狄克逊向修正主义者投降了，抛弃了他们原先的立场。
这样他们就在这种形势之下被迫转过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澳大利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
宣言郑重宣布：“澳大利亚共产主义的最优良的革命传统现在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继续保持着，这场斗争证明了他们是坚强的，他们有决心把革命斗争继续进行下去。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好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斗争变得更加坚强，垃圾渣滓将被丢弃掉。”
宣言还揭露说，修正主义者正在设法把爱·弗·希尔一个人孤立起来。
这只是暴露了修正主义者对人民的藐视，因为他们这样做是根据一种设想，以为许许多多的澳大利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受了希尔的欺骗，而事实当然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使他们和希尔联合在一起。

宣言指出，希尔为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服务已经差不多三十年了。
他和其他的人一道，有着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爱国主义的杰出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三十年代争取集体安全和争取民主权利的反战和反法西斯斗争中，在工会中，在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的时期中，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在1946—47—48—49年工人阶级的巨大斗争中，在击败主要公用事业法案的斗争中，在夏普莱皇家委员会中，在反对解散共产党法案的斗争中，在1951年的公民投票中，在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在彼得罗夫皇家委员会中，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托洛茨基主义、左倾、右倾——斗争中，在反对布莱克的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斗争中，而特别重要的是在从1956年直到今天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他在这个斗争中的杰出作用使他遭到了修正主义者的痛恨。
其他杰出的工人阶级领袖如奥谢、马隆、布尔、加拉格尔、威廉斯等，也是经过成千次斗争考验的。
已故的米勒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杰出的工人阶级报纸编辑，约翰逊、鲁塞尔、维达和李特尔等同志也有巨大革命功绩。
但是，在苏联党领导人的指引下，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被修正主义者“开除”了。
苏联党的领导人把这些人说成是“变节者”和“反党分子”，这就是在干涉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事务。
在澳大利亚的工人中，谁也不会把被苏联党诬蔑为变节者和反党分子的那些同志看作是变节者。

宣言向苏联党和澳大利亚党的领导人说：“请向我们交代交代看，你们怎样能够把你们目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立场和八十一个党的声明调和起来；
你们怎样能够把你们对所谓教条主义的斗争和八十一个党的声明中认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估计调和起来；
你们怎样能够把你们公开攻击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做法和八十一个党关于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调和起来；
你们怎样能够把你们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一片混乱和八十一个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论点调和起来；
你们怎样能够为苏联援助印度侵略中国辩解，等等，等等。
让我们来坦率地正视这些问题，而不要用谩骂别人是‘变节者’和‘反党分子’来把这些问题一笔抹煞。
因为正是你们企图在这种攻击的掩护下来掩盖你们对八十一个党的声明的背信弃义。”
宣言说，澳大利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保证以最大的决心，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澳大利亚而斗争；
为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而斗争，同时使它具有正确的依据，即估计到工党是在工人阶级中有巨大影响的资本主义政党；
为争取和平而斗争，首先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孟席斯政府的旨在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侵略战争计划；
为争取满足澳大利亚人民的日常需要和实现民主权利而斗争；
为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反对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为反对修正主义的奴婢——教条主义而斗争。

宣言最后说：“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的确因为和它一道在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自豪。
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坚强支柱。
全世界各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自己的力量感到欢欣鼓舞。
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巨大威望感到欢欣鼓舞。
在世界的这一地区，我们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伟大的新西兰共产党一道进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定胜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败它。
现代修正主义——不论是苏联牌还是澳大利亚牌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高举起！”

新华社河内26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人民自卫武装力量24日凌晨攻陷西贡附近的协和“特种部队训练营”，歼敌二百五十五人。
计：打死打伤一百九十人，其中有八名美国人和十二名伪军官，俘虏六十五人，其中有四名美国“顾问”。

协和“特种部队训练营”设在距西贡仅四十公里的堤岸省德和县。
它是这个地区最坚固的军事据点。
据点里驻有一连装备良好的“别动队”，有八名美国“顾问”长驻在这里指挥训练当地驻军。
距“训练营”一公里的地方，长期驻扎着敌军主力一个营。

人民武装夷平了“训练营”的碉堡和工事，缴获各种枪四百多支，轻重机枪二十三挺，迫击炮六门，数以十吨计的弹药和军事物资。

另据西方通讯社报道，驻西贡美军对人民武装力量这次神出鬼没的袭击表示万分惊恐。
合众国际社说，西贡美军发言人认为，这种“训练营”被攻陷，这还是第一次。
他惊叹人民武装力量的这次袭击是那样“突如其来”，“以致训练营的无线电报务员甚至无法发出呼救电报”。
他还说，这次进攻的规模是“不寻常的”。
美联社24日从西贡发出的一则消息谈到这次战斗时说，这是一次激烈的战斗，“他们（人民武装力量）在开火之前已渗到营地的最内脏部分”。
报道说，在这次战斗中受伤的一名美国军官事后说：“当我听到枪声的时候，我就跳出了帐篷，但是已经有游击队在我周围了。”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在这以前人民武装力量还袭击了其他一些地方的伪军。
美萩省人民武装力量拔除了同塔梅以南美福乡的一个敌军据点，歼灭“保安队”和“别动队”各一个排，缴获各种武器四十五件。

米市县人民武装力量19日晚和20日凌晨歼灭“别动队”一个排，缴获十多支枪。

边和人民武装力量11月12日下午炸翻敌人一列军用火车。

据这家通讯社报道，11月12日夜里和13日，迪石省绒姜地区军民进攻了玉祝乡丐德据点，并全歼前往增援的绒姜分区敌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新华社河内27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南越南部中区军民在11月初以来的十五天中，不断向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歼敌一千七百多人，俘虏二百零七人，击毁和迫使敌人放弃一百三十二个碉堡和了望塔，严重破坏了其它三十个碉堡。

在这期间，这个区的军民捣毁了三百一十八个“战略村”，解放了十三万人民，并把其中的一百零五个村变成“战斗村”。
此外，人民武装力量还完全解放了十七个乡。

人民武装力量还击落击伤敌人飞机二十架，击沉和击伤军用船只五艘，击毁军车十辆，炸毁桥梁三十四座，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

在这期间，敌军有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弃暗投明，还有大批伪军士兵开小差。

此外，数以十万计的人民以各种形式，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美伪当局停止“扫荡”和迫害人民，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要求享有民主自由权利。

新华社河内27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从11月6日到16日，南越南部十个省近十二万人，连续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取消南越军事独裁制度，要求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报道说，美萩市一万多人和美萩市附近各县的二万八千多人，16日分别涌到当地的一些市镇举行游行示威，群众高呼“解散战略村”、“实行民主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扫荡和迫害”、“美帝国主义滚出越南南方”等口号。

同一天，鹅贡市也举行了五千多群众的示威游行。

在槟椥市，也有五千多人于16日上午举行示威和集会。
他们还会见了伪省长和伪公安厅长，递交了抗议书。

与此同时，槟椥省的咸龙、竹江和巴知等县七千多人也举行了示威，并向当地伪政权递交了大批抗议书。

据报道，在11月6日到16日期间，新安、堤岸、茶荣、芹宜、木化、金瓯、薄寮等省的一些城镇人民也先后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据新华社27日讯 美国新总统林顿·约翰逊昨天分别接见了英国首相道格拉斯一霍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西德总统吕布克和总理艾哈德以及到华盛顿来参加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葬仪的其他外宾，同他们谈了话。

约翰逊同米高扬的会见历时约一小时。
米高扬会后对记者说：“必须说，我们对这次涉及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的交谈，是感到满意的。”
西德总理艾哈德昨天在同约翰逊谈话后说，“我打算在几个星期内再来作一次工作访问”。
英国首相道格拉斯一霍姆也将在明年初访问华盛顿。

约翰逊在25日同法国总统戴高乐谈话后曾经说，“我们决定他明年年初再到这里来谈谈更多的东西。”
戴高乐访问华盛顿的日期可能是安排在明年2月。

米高扬昨天还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举行了会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数千个四好连队中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是集体的雷锋，是保证走向共产主义的、集体的标兵。
本挂图是根据最近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会的基本内容编印的，共分五个部分：（1）保持高度革命警惕，出色执行警备任务；
（2）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四个第一；
（3）继承我军优良传统，艰苦作风代代相传；
（4）时刻关心国家利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5）鲜红的旗帜、学习的榜样。
全套挂图有领袖题字、语录、照片、实物、绘画、图表等共一百三十余件，具体、形象、生动地介绍了好八连入城以来十多年间的动人事迹（包括若干小故事），是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份好材料。
这套大型展览挂图共有对开二十四张，全部彩色精印，适合在人民公社、机关、部队、厂矿、学校、文化馆等张贴展览之用。
每套定价，道林纸印刷：六元；
招贴纸印刷：四元四角。
各地机关、部队可与当地新华书店联系订购。

栏目：简明新闻

中阿友好公社集会庆祝阿解放十九周年

北京和平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社员，二十七日晚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九周年举行了庆祝集会。

会前，公社党委书记马海水等负责人同阿尔巴尼亚朋友亲切地交谈，会后放映了阿尔巴尼亚故事片《特殊任务》。

文化部、对外文委举行阿尔巴尼亚电影招待会

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二十七日在首都剧场举行阿尔巴尼亚影片《光荣的五十周年》和《特殊任务》首映招待会，庆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解放十九周年。

我国防体协代表团抵阿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率领的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代表团，二十六日乘飞机到达地拉那。
代表团是应阿尔巴尼亚支援军队和国防志愿协会的邀请前来阿尔巴尼亚访问的。

中国民航和柬航空公司签署议定书

在二十五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航空运输协定之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柬埔寨皇家航空公司二十六日上午签署一项关于代理业务及相互提供服务的议定书。

代表中国方面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副局长沈图，代表柬埔寨方面签字的是柬埔寨皇家航空公司董事长胡森阿。

一柬埔寨民族叛徒被判死刑

柬埔寨民族的叛徒、“自由高棉人”的“政治委员”普雷尹已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由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军事法庭的判决指出，被告有权在十天之内上诉。

宣布：新运会代表会议成为新运会理事会代表会议；
通过新运会会章；
组成执行局；
成立常设国际体育组织；
在亚非拉欧建立新运会洲委员会；
委托阿联主办第二届新运会

新华社雅加达26日电 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代表会议25日晚发表了一项正式公报。

公报说，参加第一届新运会代表会议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巴勒斯坦、阿根廷、保加利亚、柬埔寨、锡兰、中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观察员）、几内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老挝、马里、摩洛哥、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索马里、突尼斯、苏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乌拉圭、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等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于1963年11月24日至25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会议上，在以“睦沙瓦拉”（协商）精神进行了坦率和诚挚的讨论后，本着新运会的理想，宣布以下决定：

一、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获得了巨大成功。
为此，向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博士阁下表示衷心的赞扬；
第一届新运会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的结果。

二、向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博士阁下表示感谢，授与他新运会倡始人和名誉主席的称号。

三、对印度尼西亚主办的、并于1963年11月10日至22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巨大成功，表示完全满意。

四、新运会代表会议成为新运会理事会代表会议。
代表会议的所有参加者全部均为理事会委员，并决定通过由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起草、并由筹备委员会提出的会章。

五、第一届新运会代表会议一致决定，原有的筹备委员会，外加两个拉丁美洲国家——墨西哥和古巴的代表，作为执行局进行活动。
这样，执行局的全部成员为：柬埔寨、中国、古巴、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马里、墨西哥、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阿联、苏联、锡兰、南斯拉夫。
执行局的组成如下：主席马拉迪（印度尼西亚），亚洲副主席黄中（中国），非洲副主席艾哈迈德·德·图尼（阿联），欧洲副主席卡·阿赫麦托夫（苏联），拉丁美洲副主席另行指定；
委员西梳瓦·埃萨罗亲王（柬埔寨）、拉斐尔·坎博（古巴）、西塞·福德（几内亚）、伊斯梅尔·穆罕默德（伊拉克）、博·库利巴利（马里）、路易斯·斯波塔（墨西哥）、古拉姆汗（巴基斯坦）、吴伦（越南）、朱利安·杰埃罗（锡兰）、佐·德拉戈米尔（南斯拉夫）。

六、成立一常设国际体育组织，以加强新运会，其常设总部和常设秘书处设在雅加达。

七、代表会议决定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建立新运会洲委员会，并在各会员国建立新运会全国委员会。

八、代表会议决定，将第一届新运会期间使用的会徽和会旗，作为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会徽和会旗。

九、委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主办第二届新运会。

十、同意名誉秘书——司库提出的关于第一届新运会筹备工作的总报告。

本报讯 由首都新闻单位联合举办的1964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将于1964年2月15日（阴历正月初三）上午九时举行。

本市举行春节环城赛跑是从1956年开始的。
它是本市一项传统性的群众体育活动，每年定于阴历初三或初四在天安门前举行。
到目前为止，已先后举行过五届，1956年开始第一届比赛时，就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一千四百多名运动员报名参加了比赛，其中包括有职工、学生、军人等。

举办这次比赛的新闻单位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体育报、新体育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等。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这次比赛的路线将比以前的路线短3000米左右，新的路线是由天安门广场出发，经过西单、丁字街、北海前门、景山前街、沙滩、东四、东单、然后回到天安门，全长约10500米。

凡是居住在本市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驻京部队的军官、战士，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经医生检查身体健康者，适宜于参加这项运动的，都可以报名参加。
报名办法是以基层单位持本单位机关介绍信集体报名，经区体委审查后于1964年2月5日上午八时至下午六时，到东长安街体育场报名。

获得比赛冠军者，奖给一个纪念杯，其他获胜运动员也给予个人奖励。

作者：钱小冬
栏目：思想战线

今天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诞生一百四十三周年。
恩格斯的战斗的一生，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这里，只是个人在学习中记录的一些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片断。

战斗的一生

恩格斯的一生，不仅是领导和组织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搏斗的一生，也是在工人运动内部团结马克思主义者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一生。
恩格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如同他整个战斗生活一样，始终是和马克思在一起的。
他通过大量的著作、书信和实际活动，无情地粉碎了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的进攻，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他就同马克思一起开始了对各种机会主义的不调和的斗争，1846年前后，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正义者同盟”中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展开了斗争。
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签署的著名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就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克利盖的彻底揭露。
“正义者同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后，1850，又曾对维利希、沙佩尔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
1864年，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以后，又在“国际”内部展开了反对企图保存现有社会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法国的蒲鲁东主义，以及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德国的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这时，恩格斯虽然远在曼彻斯特，不能直接参加斗争，但是他先后写了《普鲁士的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波兰和工人阶级有什么关系？
》等一系列论文，分别对拉萨尔主义和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1870年，恩格斯回到了伦敦，立即投入了“国际”的工作，和马克思一起继续向机会主义作斗争。
1870年至1872年，恩格斯亲自组织了反对继承蒲鲁东思想的俄国的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写了《论权威》等许多论文，并把巴枯宁从“国际”开除了出去。
后来，“国际”解散了，马克思致力于《资本论》的写作，反对机会主义的具体工作就更多地落到了恩格斯的肩上。
这个时期，恩格斯写了《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等不朽著作，继续反对了蒲鲁东主义，并对德国教授、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杜林的学说作了全面彻底的批判。
同时，恩格斯还反对了德国党与拉萨尔派的妥协，并和马克思一起发表了著名的“通告信”，反对“苏黎世三人团”——德国党内拉萨尔派的三个领导人赫希柏格、伯恩斯坦、施拉姆，批判了他们的投降主义观点。

1883年，马克思逝世了。
从此，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为止，反对各种机会主义、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重担和其他许多艰巨的工作，都由恩格斯坚决地承担了起来。
1883年前后，恩格斯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书信反对了英国的工联主义，揭露了英国反动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费边社”的本质。
接着，恩格斯支持法国党对改良主义的、主张只在可能范围内活动的“可能派”进行了斗争，支持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对改良主义者海德门等人进行了斗争。
1889年，当法国的“可能派”和英国的海德门等阴谋组织机会主义的“国际”时，恩格斯又立即积极地展开活动，联合了各国党的左派，建立了第二国际，从而粉碎了“可能派”等机会主义者企图篡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阴谋。
第二国际成立后，恩格斯领导“国际”继续进行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恩格斯在世的最后几年，还不倦地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先驱者德国党的领导人福尔马尔进行了斗争，并终于击垮了他。

坚定的态度

恩格斯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具有一贯坚定的、不可调和的态度。
早在反对机会主义派别“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卡尔·格龙的时候，恩格斯就表现了这种态度。
他写信告诉马克思说：“可悲的是我们还不得不出来反对诸如此类的荒谬绝伦的见解。
但是我们得忍耐，我不会放过这些英雄好汉的，我不击倒格龙，不把他们满脑子的垃圾清除掉，决不罢休。”
恩格斯晚年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等人的斗争，也是极生动的例子。
恩格斯为了批判他们继承了哥达纲领中不少拉萨尔的观点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毅然公布了马克思的《歌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原是写给党的领导者看的。
由于机会主义者不敢使它和工人群众见面，把它隐藏了十五年之久。
恩格斯不顾德国党的领导的反对，坚决地投出了这颗“炸弹”。
他说：“历史的批判不能永远保持恭敬的态度”，“我应该一劳永逸地肃清关于拉萨尔的神话。”
1879年恩格斯在他用自己的和马克思的名义所写的批评“苏黎世三人团”的“通告信”中，又一次表明了这种不可调和的态度。
他坚决宣称：“……我们决不能去和力求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起行走”，“……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异己分子。
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末我们应当就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让他们影响于党的领导工作……”。

恩格斯这种对机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当然不是象敌人所恶意攻讦的那样，是由于他的个性“粗暴”“好斗”，而是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基于对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严重意义的深切理解。
这种斗争的严重意义，正如后来列宁所说的：“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
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
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如此坚决地反对机会主义，自然会遭到许多非难和攻击。
然而，无论什么样的非难和攻击都不能丝毫动摇恩格斯的斗志。
1848年到1849年德国的革命风暴过去以后，为了让马克思安心地写《资本论》，不致被贫穷所累，恩格斯以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回到了他父亲的营业所当办事员，以便有较多的收入来接济马克思。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机会主义者乘机大吵大嚷，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孤立了，被大家抛弃了”，并且口口声声责备恩格斯做“生意”。
恩格斯却认为，只要他能帮助马克思安心写《资本论》，就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最大的贡献。
因此，他不但蔑视这些攻击，继续向机会主义作斗争，并且多方安慰被激怒了的马克思，让马克思安心致力于他的主要工作，即《资本论》的写作。

深刻的揭露

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恩格斯总是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机会主义的实质，特别是揭示出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本质。
恩格斯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精辟地指出，机会主义是“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
恩格斯在批评蒲鲁东主义时，尖锐地指出了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彻头彻尾渗透了奴隶精神”。
在批判杜林时，恩格斯同样尖锐地指出了杜林是个带有普鲁士色彩的反动的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除了揭示机会主义者的本质，恩格斯还进一步从灵魂深处揭发出机会主义者的丑恶动机。
恩格斯批评“可能派”时，就指出：“他们还是象过去那样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目的是为了取得小小的让步，主要是为了几个领导人找到肥缺（市政机关委员或职业介绍所的领导人员等）。”
在批评“费边社”时，恩格斯也深刻地指出：“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的严厉的统治才联合起来，他们并且准备用一切方法来制止这种危险，保障自己的领导权，即保障‘有知识的人’的领导权。”
“费边社所采用的一切手段同卖身求荣的国会议员的政策毫无二致：这就是金钱，阴谋，升官发财。”
恩格斯的这些对机会主义的分析，是具有很深刻的、普遍的意义的。

恩格斯的深刻的观察和敏锐的警觉，使他常常能预见到一些机会主义者的发展趋向。
恩格斯早在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就看出他带有学究气、经院习气，不善于运用辩证法，带有庸俗气，并指出了他在经济学上的不学无术的各种错误的观点，“……是一个纯粹的学究和经院哲学家，他不但不能把复杂的问题弄清，反而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
恩格斯逝世后不久，考茨基果然沦为修正主义者。
恩格斯生前对于还没有成为修正主义者的伯恩斯坦也曾感到不安。
伯恩斯坦极力要“摆脱”恩格斯的约束。
恩格斯曾经这样谈到伯恩斯坦：“他仍然没有做到他所应该做到的那个样子。
他现在热中于琐碎的问题，而且越来越象他那位在《国民报》工作的英明的叔父了。”
（伯恩斯坦的叔父是这家小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后来，伯恩斯坦果然在恩格斯逝世后立即举起了修正主义的旗帜。

乐观的信念

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机会主义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进一步掌握群众，各种机会主义必将被工人阶级彻底抛弃。
恩格斯以他英明的预见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从来都充满着高度的胜利信心。

恩格斯认为，既然机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斗争就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要觉得遗憾，不要怕斗争。
恩格斯有两封写给倍倍尔的信中就这样说过：“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
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
“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毕生与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做斗争，并且比反对任何别的人都要猛烈（资产阶级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阶级来看待的，几乎从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于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太遗憾了。”
1889年恩格斯更无比乐观地预言：“欧洲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将在全世界面前显示出它们的同心同德，而只有几个阴谋家会遭到摒弃，如果他们不服从的话……”。

历史正是沿着恩格斯的预见发展的。
1887年恩格斯在为《论住宅问题》写第二版序言时，曾回忆了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他说：“在作这次校阅时，我面前很明确地展现着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已有巨大进步的情景。”
那时，拉丁语系的工人在二十年内没有过任何其他的精神食粮，只有过蒲鲁东的一些著作以及巴枯宁的更加简化的说明。
“现在呢？”
恩格斯兴奋地说，“在法国，工人们已经完全抛弃了蒲鲁东”，“在比利时，……已把蒲鲁东主义撤销而把运动水平大大提高了”，“在西班牙，也如在意大利一样，七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汹涌来潮已经退落下去，并把蒲鲁东主义的残余随身带走了”，“在拉丁语系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所代替；
马克思的主要要求，即由已达到政治专权地位的无产阶级来代表社会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的要求，目前在拉丁语系诸国也已成了整个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了。”
恩格斯事后回忆反对杜林的斗争时，也有同样的情形。
1878年，恩格斯出版了《反杜林论》。
七年后，恩格斯在二版序言中就高兴地说：“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
又过了八年，恩格斯在三版序言中更加高兴地说：“我可以表示十分的欣慰，因为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于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而且是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度内。”
历史事实表明，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各个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和不断胜利，总是会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出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并企图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引向歧途的。
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和各种敌对思潮、在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过去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消灭以前，仍然是如此。
因此，学习恩格斯的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精神，对于我们每个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同志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张军
栏目：思想战线学习漫谈

列宁曾说过：“谁害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是要下功夫的，这种功夫也表现在反复地学习上。

我们都存这样的体会：初学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字是认得的，意思也似乎懂得，但当我们翻来复去地读，推敲过来，思索过去，领会就会越来越深刻；
有时看来看去没觉着怎样，可是一旦对文章的精神实质融会贯通，就会象发现一个新境界似的豁然领悟。
这是什么道理呢？
就是因为，一方面，毛主席以他卓越的才能将理论群众化，使人读起来觉得通俗易懂；
另方面，在这种平易、浅近的形式下，却蕴藏着极其丰富、深刻的内容。
就是说，毛主席的著作是中国革命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是中国人民革命智慧的结晶，它概括了人类多少世代认识的成果。
所以，要真正领会其精神，而且领会得正确、深刻，不认真地反复地学习是不行的。
只有逐字、逐句、逐节、逐段，反反复复地学，才能把毛主席著作中的智慧和精神最大限度地吸取出来。
三国时代董遇说过一句很老实的话：“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书都要读上百遍才能明其义，但一篇毛主席著作读上几遍、几十遍，甚至百多遍也不为多。
鲁迅在他译的《思想·山水·人物》中说：“更有功效的读书法，是再读。
……再读不但没有流弊，且有初读时未曾看出的原文的真意。
尤其是含蓄深奥的书籍，愈是反复地看，主旨也愈加分明。”
这说得是很中肯的。
学习毛主席著作如果缺少这种反复学习的态度，那么收效是不会很大的。

我们也存这样的体会，学毛主席对某一问题的论述时，有一些启发，但当现实生活中出现这个问题时，却会感到原来对这个问题学得并不深刻，颇有“书到用时方觉浅”之感。
这现时，如果静坐下来，重看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说的，就一定会有更大的启发。
因为这时有了切身的体验，是带着现实中的某一问题，去向毛主席请教的，所以，同样的字句，就会闪现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也就能更深刻地领会其内在的涵义。

毛主席说：“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
就是因为在使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是具体的、复杂的、变化的。
而只有结合实际中不断出现的新的问题，反复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才能一次比一次领会得更深刻。
雷锋和好八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比如，雷锋结合自己的思想，反复学习《纪念白求恩》，对于“人为什么活着”的理解，一次比一次更深刻。
好八连紧紧围绕连队经常发生的几个基本问题，经常地学，反复地学，从而根本上提高了干部和战士的阶级觉悟。
这就说明，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是一个在学用结合中长期的反复的学习过程，那种学过一次就不想再学的态度，往往正是由于理论不结合实际和思想懒惰造成的。

我们还有这样的体会，同一篇毛主席的著作，初学时有体会；
过一个时期，重读时，收获会更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次一次学下去，一次比一次体会深刻。
这是因为随着我们实践经验和思想修养的不断提高，对毛主席著作的理解能力也提高了。
政治生活经验较丰富的人，往往对毛主席著作的感受就会具体些、亲切些，就是这个缘故。
黑格尔曾说过这样一句很有见解的话：“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
黑格尔的这句曾经被列宁称赞为“唯物主义的”话，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玩味。
它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随着我们实践经验和各种素养的不断提高，有必要反复深入地去学习毛主席著作，以便进一步从中吸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如果说我们在若干年前学习过毛主席的著作，那么，今天再来学习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获得了丰富、深刻的实践经验。
结合这些经验不断深入地去学习毛主席著作，就一定能对毛泽东思想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且一定会从中获得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锐利武器。
===== 谁说好；
谁说孬；

作者：邱存平
栏目：思想战线

《人民文学》9月号刊载的一篇题名为《黄莺展翅》的小说，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

生产队长、共产党员万秀嫂坐月子了，生产队的“印把子”由“富裕中农根柢，走路不大隐当”的副队长田德庆掌了起来。
队里的牛鬼蛇神们看准了田德庆的“只听殷实户的话”的弱点，掀起了一阵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进攻的“偏风”：那个在旧社会到处抓捞撞骗，解放后仍搞投机倒把的富裕中农王驼背居然当上了验收员；
接着，又搞什么“发扬民主”、“轮班管粮”，并且大肆攻击一心为集体的老贫农老保管周么叔……。

万秀嫂一听王驼背当了验收员，马上警觉起来，问她丈夫老耿：“众人咋个说？”
丈夫回答：“人多口杂，有说好，有说孬。”
万秀嫂又紧钉住问：“哪些说好，哪些说孬？”
这一问问得好，问得实在有学问，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社会上固然是“人多口杂”，对同样一个人或一件事，评价往往很不相同，例如，明明是好人好事，有人说好，可也有人说孬；
明明是坏人坏事，有人说坏，可也有人说好，究竟怎样来分辨这些说法、弄清其中的是非呢？
问一问“哪些说好，哪些说孬”，用阶级分析的镜子一照，是非就立即清清楚楚了。

三十六年前，湖南农民在乡里“造反”，有人说“好得很”，有人却嚷“糟得很”。
到底是“好”是“糟”？
毛主席通过阶级分析告诉我们，原来说“糟得很”的，只是“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和受“糟得很”派影响的一些人；
而广大农民和真正的革命派却认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这是好得很”。
于是，也就从而得出了结论：说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是反革命的理论，“好得很”才是农民的革命派的理论。

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是大不相同了；
可是，只要阶级还存在，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从不同阶级利益出发的人，对同一事物、同一社会现象的判断仍然是绝不会相同的。
无产阶级认为“好得很”的，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剥削阶级就一定认为“糟得很”；
革命阶级拍手称快的事，反革命阶级及其一伙，就一定咒之唯恐不及。
面对着这种客观情况，共产党员万秀嫂的阶级观点是很明确的，并且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认识事物。
事情果然不出她之所料，说王驼背“好”的就只有王驼背那一伙；
而骂老贫农老保管周么叔的，仍然是“王驼背那一槽槽人马”。
为什么？
因为周么叔不同意王驼背当验收员，不同意挑粮烤酒吃夜宵，不同意多分个人粮、少上公购粮……。
这不很清楚么？
一心想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王驼背们，怎么能不骂对社会主义忠心耿耿的周么叔呢？
“狗嘴里吐不出金子”，要是他们也异口同声地赞扬起周么叔来，那才是天大的怪事！
好孬一经辨明，敌我界限一经划清，万秀嫂就立即召开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紧急会，向王驼背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揭开他们的“烂心肺”，“让众人都洗亮眼睛来维护集体”……

我真钦佩万秀嫂的阶级眼光和斗争魄力。
这种眼光和魄力，正是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具备的。
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每一项革命事业、革命工作，在得到广大革命人民和朋友的拥护、赞扬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招来敌对阶级和他们的追随者的咒骂与反对。
因此，无论我们干什么工作，在听取客观反映的时候，一定要象万秀嫂那样，不仅问一问：“众人咋个说？”
而且要问一问：“哪些说好，哪些说孬？”
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同志的督促与赞扬同敌人的咒骂与欺骗分开，这样才能认清正误、明辨是非，从而坚定地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军乐队作为部队文艺团体之一，除了要很好完成各种典礼任务外，还须深入连队为部队演出。
军乐艺术如何为兵服务，这是军乐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很多边防连队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的战士，他们是头次听音乐会，也是头次看到这么庞大的“洋鼓洋号”组成的乐队。
因此，不仅我们的演奏员担心军乐为部队演出，组织音乐会，能不能为战士所接受，欢迎不欢迎；
就是部队所说军乐队要下连演出时，也觉得稀奇。
有一个部队在欢迎我们的黑板报上写道：“在欢迎外宾的机场上，军乐声庄严激昂；
在阅兵的广场上，军乐声嘹亮雄壮，可在礼堂里听军乐，还是头一桩。”
事实证明，上述疑虑是多余的。
昆明部队军乐队，今年7月下旬至9月中旬，先后在贵阳、昆明以及边防地区，深入连队、为部队作了历时四十六天、共五十余场的演出，观众达四万四千余人，每演一场，都座无虚席。
多数节目听众都要求再来，有些节目，演员谢幕竟达六次之多。
节目演毕后，战士们纷纷递纸条、点曲子，要求加演，情绪热烈。
本来准备两小时的节目，竟因群众欢迎而延长至三小时。
演出后，部队的反映也是好的。
某部政委就说：“演出效果很好，受欢迎情况是少见的。”
有一位军官听说军乐队演出，认为没啥看头，除了吹还不是吹；
发给他票，他不要，只想在外面听听算了。
结果一直站在外面窗子下，听完了全部节目。
他感叹地说：“军乐队的演出不错呀。”
第二天领票又看了一次。
战士们也反映：“军乐合奏振奋人心，令人激动。
听了之后，不但轻松愉快，也增加了力量。”
看来，军乐队为广大官兵演出，是会受到部队首长和战士们热烈欢迎的。
这也鼓舞了演奏员开好音乐会的信心。

军乐艺术怎样为兵服务，并且服务得很好，通过实践，我们有这么四点体会。

军乐艺术必须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军委、总政提出的“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指示，严肃认真选择上演节目。
这就是说，在考虑带些什么节目下连的时候，需要注意在内容上是否反映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斗争生活；
是否符合部队的需要，并为广大官兵所喜闻乐见。
在带下去的节目中，我们力求做到战斗化、群众化、民族化。
大部分作品选自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作品，而且多数是大家熟悉的传统革命歌曲，如有《国际歌》、《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
也有部队队列歌曲组成的《军歌联奏》，歌颂好人好事和先进集体的《雷锋组歌》、《歌唱好八连》、《人人都来学习吴兴春》。
还有反映现实斗争的革命歌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高举革命大旗》。
在形式上，既要突出军乐艺术特点，充分发挥雄壮有力的合奏和短小精悍的齐奏、独奏的效果；
又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安排生动活泼、轻松愉快的独唱、表演唱、相声等。
总之，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只能根据广大官兵的需要和爱好去搞，而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去搞自己的一套。
这样，就充分发挥了军乐艺术的感染力的教育作用。
某部一位教导员说：“你们的节目政治性、战斗性强，没有软绵绵的东西，没有坏影响，战士们能听懂，对部队很有鼓舞作用，紧紧配合了社会主义教育。”
边防部队驻地分散，担负任务各不相同，执勤人员流动性大，要是只在一个中心地点演出，而不深入基层班排，那么，看演出的单位近者要跑几里地，远者甚至要跑几十里，并且不一定人人都能看上。
根据这一特点，强调“送戏上门，方便部队，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就十分必要。
部队在营房搞训练，我们进营房演；
部队在山上、在河谷里搞生产，我们就背着背包，扛着乐器上山、下河谷去演。
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不给部队增加麻烦。
有礼堂也演，没礼堂在食堂里也演，甚至在房檐下、大树下、草坪上、公路旁、球场上都为部队演出。
有凳子坐凳子，没凳子就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或者站着演。
不计听众人数多少，一千人以上也演，八、九个人也演。
为了方便部队，不耽误训练、执勤和生产，我们不硬性安排演出时间和场次，而是根据部队具体情况来订。
晚上有时间晚上演，晚上没时间白天演，中午、清早都不拘。
这种作法，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
有的战士给我们写信说：“你们作风好，没有架子，真是演戏给我们看的。
你们这种深入连队、为兵服务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
军乐队下部队也要放下架子和战士打成一片，帮助连队开展文娱活动。
每到一个部队演出，我们除了必要的排练外，都主动和部队挂钩，为战士抄写他们喜爱的歌曲、乐曲；
观看战士演出队的演出，帮助他们修改和排练节目，教歌，教乐器，教简谱。
没有安排上述活动的同志，也主动地为炊事班洗碗、擦桌子，做些勤杂工作。
这样，不仅推动了连队文娱活动的开展，也密切了和广大战士的关系，建立了感情。

通过艺术实践，下连演出，领导上要注意演奏员思想上锻炼和提高。
在下连演出前后整个过程中，党支部的领导要及时做好演奏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了解他们对文艺方针、政策，对深入边防为兵服务有没有正确认识。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关系到能否为兵服务和服务得如何的问题。
下连前，有的演奏员对下连演出缺乏信心，有的则认为文工团下连有歌有舞都不一定满足群众需要，军乐队更是成问题。
有的同志说：“部队队列歌曲单调、干巴，要搞点大型演奏曲。”
也有的同志容易为观众人数多寡、掌声热烈程度，影响到情绪，甚至影响到演奏质量。
了解了这些问题，党支部和行政领导便请部队首长给军乐队作了报告，传达了全军文化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澄清糊涂观念，提高了认识，坚定了信心，为下连打下了思想基础。
下连演出回来后，不少同志说：“下连演出的过程，是思想改造的过程，是提高如何为兵服务的认识过程。
这回，总算初步摸了摸如何为兵服务的底，摸了摸广大官兵的需要和爱好。”
从而改变了过去对曲目的鉴赏角度。
这对今后继续为兵服务是有好处的。

我们相信，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加强为兵服务的观念，练好过硬的本领，提高演出质量，军乐艺术在毛主席文艺思想光辉照耀下，在党和各级首长领导下，一定会和其他姐妹艺术一样，迈出雄壮的步伐，奏出高昂的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