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主席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
新华社31日讯
刘少奇主席今天晚间接见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加·富尔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张奚若、谢黎、吴晓达等。
（附图片）
刘少奇主席接见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富尔和夫人。
刘主席同富尔握手。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周总理接见罗伯特·威廉和夫人
新华社31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梅贝尔，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座的有唐明照、王明远、杨骥等。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梅贝尔。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哲里木盟重视牧业畜多粮多
1958年以来，大牲畜增加六十多万头，由于畜力足，粪肥多，耕作及时，农业连续五年获得较好收成。
农业丰收又为发展牧业提供了大量饲料饲草。
1953年到1962年，全盟向国家出售大牲畜四十八万多头。
新华社呼和浩特31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大牲畜发展得很快。
据统计，从1958年到1962年，全盟的大牲畜从八十四万多头增加到一百一十六万多头，其中牛九十二万多头，马十二万多头，其余为驴、骡、骆驼。
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八。
今年到06月末，又有三十多万头仔畜出生。
大牲畜的迅速增加，使这个盟有充足的耕畜从事农业生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哲里木盟的大部分地区是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
除扎鲁特旗和科尔沁左翼后旗有较大片的草原外，其他各旗、县都是农田与小片牧场交错。
这个盟的领导机关，根据这一特点，强调因地制宜地发展牧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在牧业比重大、或适合发展牧业的地区，坚持以牧为主；
在农业比重较大的地区，一般的以农为主，同时积极发展牧业。
这个盟还针对半农半牧地区容易重视农业、忽视牧业的情况，特别加强了对牧业生产的领导，从盟到生产大队，层层配备了专管牧业的领导干部，盟、旗有专管牧业的机构。
1958年以后，盟、旗有关部门还培养和训练了一批中级和初级牧业技术人员；
在各旗、县和公社普遍设立了兽医院（站）；
发展牧业的重点社、队，都设有配种站。
各旗、县还大力进行了牧场水利建设和棚圈建设，几年来在牧场共打井五千多眼，搭棚盖圈，六万多间。
由于认真地贯彻了发展牧业生产的各项政策，又采取了许多适合当地条件的有效措施，充分调动了蒙、汉农牧民发展牲畜的积极性，全盟大牲畜的纯增率由1957年的百分之六·四，提高到1962年的百分之十三·四。
哲里木盟的农业连续五年获得较好收成，为国家提供大批商品粮，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由于牧业为农业提供了充足的畜力。
从1957年到1962年，全盟耕地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二十，而每头耕畜负担的耕地面积，却从1957年的五十七亩下降到四十四亩。
这个盟人少地多，每个劳动力平均经营耕地四十亩左右，有的地方高达百亩。
但畜力充足，春耕播种、夏锄铲趟、秋翻等主要农活，绝大部分使用畜力，因而保证了耕作及时。
今年春季，这里遭到严重干旱，春耕前有三百多万亩耕地需要耙压保墒，开犁后又要抢墒播种。
在这种情况下，各人民公社出动了大批牛、马，半个月内把该保墒的土地耙压了两遍，十多天就抢墒播种了五百多万亩，占今年春播面积的百分之六十。
由于畜力充足，这个盟使用的新式马拉农具也比较多。
现在，全盟使用的畜力播种机、圆盘耙、双轮双铧犁和铲趟机等新式农具达十三万多台。
夏锄铲趟，全部使用马拉铲趟机。
1961年和1962年，全盟农村还增加了二千多部胶轮大车。
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此外，牧业还向农业提供了大量牲畜粪肥。
农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为发展牧业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农业每年为牧业提供大量饲料和饲草。
牧业建设，如打井、搭棚盖圈等工作，也是在农闲时期，由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协助完成。
这个盟的经验证明，凡是农业丰收的年份，下一年大牲畜发展就快。
过去五年中，1958年和1961年全盟农业丰收，1959年和1962年的大牲畜纯增率分别为百分之九和百分之十三，其余三年，农业是平均偏丰，下一年的大牲畜纯增率都在百分之五左右。
这几年各旗、县出现了许多农牧结合好，因而由穷变富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通辽市隆兴当公社温都花大队，1958年种四千九百多亩地，但只有大小牲畜一百多头，由于畜力和粪肥不足，粮食亩产量很低，粮食不能自给。
1959年以后，他们注意发展大牲畜为主的牧业，到1962年，全大队的牲畜达到了五百三十多头，其中大牲畜二百四十九头。
这样，畜力和粪肥充足了，水利条件也有了改善，1962年粮食产量比过去大大提高。
现在，哲里木盟不仅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产粮区之一，也是自治区大牲畜繁殖基地。
1953年到1962年的十年中，全盟向国家出售的大牲畜达四十八万多头。

大批冬季用品调往长白山林区
吉林省有关部门正把大批冬季生活用品和劳动保护用品调往长白山林区，支援冬季木材生产。
长春、吉林、延吉、通化等城市的上百家工厂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林业工人加工了大量的棉衣、皮大衣、棉手套、棉帽子、棉鞋以及皮坐垫等防寒用品。
到10月20日为止，百分之八十以上已经运到长白山林区的四十多个采伐林场。
这些防寒用品不仅数量充足，质量也好。
长春、吉林、延边、通化、四平五个地区还调给长白山林区五百八十多万斤蔬菜。
加上林区自产的蔬菜，今年冬季长白山林区职工和家属，平均每人每天可以吃到两斤蔬菜。
现在，大部分林场已经挖好菜窖，贮藏从远地运来的蔬菜。
商业部门还从青岛、旅大、营口采购了一批鲜鱼和干鱼，从省内各县采购来猪肉和牛肉，正向林区调运。
（据新华社讯）

富尔举行告别宴会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应邀出席
宾主讲话同祝中法两国人民友谊增长
新华社31日讯
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加·富尔和夫人，今晚在这里举行了告别宴会。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夫人，程潜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夫人等，应邀出席宴会。
富尔先生在宴会上首先讲话。
他说，我以法国参议员和前总理的身份，代表法国各方面的人士，表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愿望。
他说，法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对于今天和明天的世界都是很重要的。
他说，法中两国有着古老的文化和广阔的发展前途，我们两个国家都热爱和平。
富尔先生六年前曾经初次访问中国。
他说，我们在这次访问中看到了中国在我们上次访问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我们对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说，你们在最近几年所遭受到的困难并没有使你们失望，你们在克服困难以后比过去更强大了。
他说，中国今天正以坚定的步伐继续向前迈进。
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感谢富尔先生对中国的热情和好意的称赞。
周总理说，正如富尔先生所说的，中法两个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有着古老的文化。
不仅如此，我们两个国家在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都受过外国的占领，并且为反对这种占领而进行过长期的抵抗。
现在，我们两国人民都在为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而奋斗。
周总理说，这些就是我们的共同点，它是我们进行友好往来的纽带。
他说，富尔先生两次访华，为这种友好往来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富尔先生和周总理在结束讲话时，都建议大家为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增进而干杯。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曾涌泉、林海云、张致祥、李一氓、张执一、翦伯赞、杨蕴玉等各方面负责人。
（附图片）
富尔举行告别宴会，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应邀出席。
富尔陪同周恩来总理等步入宴会厅。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我国党政领导人致电阿领导人
热烈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
新华社31日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今天打电报给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总书记艾哈迈德·本·贝拉和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哈吉·本·阿拉，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
电文如下：
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总
书记艾哈迈德·本·贝拉阁下，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哈吉·本·阿拉阁下：
值此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谨向你们，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七年多的武装斗争，赢得了民族独立，这是当代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独立以后，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在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统的领导下，继续胜利地发展着自己的革命事业，在肃清殖民主义势力、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且在支持非洲人民解放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阿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又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
中国人民一向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胜利，看作是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有力支持。
阿尔及利亚人民完全可以相信，在维护独立、建设国家和发展革命的事业中，中国人民将永远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最可靠的朋友。
祝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
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3年10月31日
新华社3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今天打电报给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
电文如下：
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
阁下：
在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的时候，谨致热烈的祝贺。
祝阁下在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以及发展中阿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陈　毅
1963年10月31日

控制水土流失发展农业生产
甘肃泾渭流域大片瘠土变良田
粮食产量增长，许多荒山披上绿装，副业生产增添了门路
据新华社兰州31日电甘肃东部和中部泾河渭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各人民公社，这几年水土保持工作做得好。
不少昔日被称为“雨打水冲当日穷”的土地，现在变成了“保险田”。
这片水土流失的土地大约已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经过初步治理。
许多治理较好的农田，粮食亩产量比治理以前增长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有的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现在，渭河和泾河流域出现几百个水土保持典型治理区。
这些地区的自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七、八年前的许多荒山秃岭，如今生长着成片的树林和牧草。
许多沟壑里也长满了杨柳和草木樨。
在大部分典型治理区里，林木已高大成材；
一些生产队栽植的成片果树，最近几年收获了大批果品。
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还解决了当地群众缺草缺柴和缺木料的困难，并为副业生产开辟了门路。
结合水土保持工作，各地兴修了大批水窖、涝池和塘坝。
陇东合水县过去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畜吃水困难，每年要用很多牲畜专门驮水。
现在，这个县每个生产队有两个水窖，两三个队有一个涝池，人畜饮水问题得到解决，腾出不少劳力和畜力投入了农业生产。
甘肃境内的泾河渭河流域，植被稀疏，土地瘠薄，到处是荒山秃岭、深沟大壑，水土流失面积严重的有五万多平方公里，占这个地区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九十。
每年有大量泥沙流入黄河，不但对当地农业生产影响很大，而且对黄河下游危害也很大。
这两条河的上游两岸地区，是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的重点地区之一。
人民公社化后，这里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
仅公社成立后的最初两年完成的治理面积，就相当于公社化以前七年间治理面积的总和。
定西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华家岭山区，现在沿西安—兰州公路两旁山坳，梯田成片，梁峁牧草丛生，华家岭上长起一百多片幼林。
在天水市南面吕二沟流域的山区内，五十多条沟壑多数支毛沟里，也都长起了茂密的林木，对蓄水保土发挥了显著作用。

朱德同志接见阿尔巴尼亚同志
新华社31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今天下午接见以巴依拉姆·赛尔米亚为首的阿尔巴尼亚都拉斯市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冯基平、陈伯清、辛毅等。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华西尔·斯库洛伏蒂也在座。
（附图片）
朱德同志接见阿尔巴尼亚都拉斯市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朱德同志和巴依拉姆·赛尔米亚同志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鞍钢妥善安排防寒防冻工作
最近，一批批防寒物资不断运往鞍山钢铁公司所属工厂、矿山。
这个钢铁联合企业已经对冬季生产的防寒防冻和工人的劳动保护，做了妥善安排。
鞍钢今年的防寒工作比往年动手早，准备得好。
许多单位的蒸汽管道、水道，已经由检修工人检查修理，包扎上保温片。
厂房透风进雪的地方，正在由工人修整和安装玻璃。
运输部门清理了矿石场、煤场、装卸场和四十一条运输线路，为及时处理冬季积雪创造了条件。
工人的劳动保护用品，也已准备妥当。
今年，公司为露天作业的运输、装卸、矿山和检修工人准备下几万件崭新的棉大衣、棉手套，以及大量棉鞋和羊毛坎肩等防寒用品。
职工住宅区的取暖设备，也分批进行了检修、除锈和更新。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东南亚革命
艾地同志09月29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部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
本报讯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10月04日至05日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东南亚革命》为题，刊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09月29日在党总部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以我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名义和我个人的名义，对今天热烈欢迎我们归来的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和所有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看到同志们对我们这么热情和爱戴，使我们非常感动。
这次欢迎会的主持人，佩里斯·帕尔德德同志解释说，有几个党领导同志没有到会，因为他们在执行他们的任务。
从这个简短的报告中，就可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目前是处在什么样
的地位。
帕尔德德同志说，鲁克曼同志率领国会代表团出国了，阿斯穆同志到下层组织去搞灭鼠了，克雷尔·苏皮特同志随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阿吉托罗普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政治局候补委员雷旺同志在中爪哇举行的婚礼。
虽然我们党的副主席鲁克曼同志率领国会代表团出国了，虽然中央委员会书记克雷尔·苏皮特随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虽然我们党在政府中担任了各种的重要职务，我们并不是鼓吹“和平过渡”。
但是，不幸的是，有的共产党在鼓吹“和平过渡”，甚至鼓吹“议会道路”。
其实，它们在议会中的力量是很薄弱的，甚至有的在议会中完全没有代表。
正如我们的党章所说明的，走和平的道路或非和平的道路的问题，并不只是我们的问题。
如果这取决于我们的话，我们愿意走“和平过渡”，无产阶级一向是要和平的。
但是，如果我们受到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打击，我们当然要反抗的。
我们党在执行国外的任务的同时，继续加强同人民的团结。
例如，阿斯穆下基层组织去灭鼠。
在这同时，当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同志参加。
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团结是我们一切工作取得成就的最主要保证。
阿吉托罗普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雷旺同志的婚礼，说明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在我们党内继续推行。
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常批评雷旺同志，说他已经是个老汉了，还不结婚。
瞧，雷旺同志现在已履行了这个任务。
因此，我们的党员，有的结婚了，有的还没结婚，还在恋爱，有的成了家，这一切都是存在的，都同斗争有联系，也都是为了革命。
我们的党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
约多同志的欢迎词，反映了在我出国这段期间的党的各个方面的生活和我国的政治生活。
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为此，我对约多同志表示感谢。
我也向胡塔珀阿同志对我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祝贺，表示感谢。
我请求同志们不要称我为博士。
因为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最合适的称号就是同志。
在三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见闻
我们访问了五个国家，在苏联访问了三个多星期，在古巴一个星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个星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星期，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个星期，加上路途上花的时间，总共是十个星期。
我们在这些国家里进行了频繁的参观和多次的会谈，尤其是同这些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会谈。
当然，我们获得了许多经验、印象和结论。
在国外时，有个同志善意地对我说：
常听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在国外。
有时我们听到艾地同志在社会主义国家，有时在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是如此。
这是否会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国内斗争带来不良的结果？
我的答复是：
只要国内的条件还许可的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最好两三年出国一次。
我认为：
百闻不如一见。
例如，最初，我是没有这种想法：
应当把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
这次我到朝鲜访问后，并在那里经过参观和讨论后，使我确信，到底应当怎样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朝鲜在这方面应该成为榜样。
朝鲜把经济建设问题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结合起来。
朝鲜实行的政策是重视政治的。
朝鲜的农业和粮食问题比起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得最好。
朝鲜已经不再需要进口粮食，只是进口非常少的一部分供应工业的需要。
它所需要的机器，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制造的。
它也成功地创造了质量好的可以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的机器。
朝鲜农业每公顷的产量比起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最高的。
这是因为它的工农业发展是协调的。
能够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是因为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的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执行了正确的政策，那就是完全自力更生和依靠自己力量的经济政策。
由于朝鲜纺织工业迅速发展，特别是人造纺织品工业，纺织品年产量达到每人平均二十五米。
因此，朝鲜人民穿得很好。
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起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最高的。
他们的文化水平也是如此。
这点，不仅可以从这个国家的学校，无论是小学直到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多，得以证明，而且，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还在继续发展，完全摆脱修正主义的影响。
由于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即独立、自力更生和完全靠自己力量的政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来越坚定地行使它在政治方面的主权。
因此，它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对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又例如中国。
我从来不曾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能克服由于自然灾害（旱灾和涝灾）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因为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创造性的力量。
但是，我所亲眼看到的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由于高举了人民公社的旗帜，他们很快地克服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
中国确实还需要进口粮食，但这不是主要由于粮食不足所造成的，而是认为拨出一部分土地来种供应工业需要和制造获取外汇的出口商品的农作物更合适。
副食品，如蔬菜、水果等在中国获得大丰收。
例如，西红柿收获季节，在北京人们只要花一角钱，就可买到一大堆西红柿。
在工业方面，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他们创造了像大跃进运动时所创造的比较好的新机器和其它的新的成就。
要管理七亿的人民比起管理一千一百万的北朝鲜人民是困难得多。
这点我完全理解的。
中国的文化也发展得很快，并摆脱了修正主义的影响。
我经常听到古巴人民的英勇和革命精神。
但是我这次在古巴亲眼看到了什么呢，特别是，当我去参加庆祝“七·二六”的群众大会时，使我意料之外的，请想一想看，集会上的一百万古巴人民在欢迎卡斯特罗同志讲话时，举起手来，有许多手上握枪的也把枪口指向北方，指向美国，表示准备消灭来自美国的侵略者。
古巴共产党人完全相信，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革命将起很大的作用。
卡斯特罗同志说，不论是帝国主义者，或是修正主义者，谁都阻挡不了拉丁美洲的革命。
据卡斯特罗同志说，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命根子。
如果美国丧失拉丁美洲，它就会失去一切。
古巴的革命将继续向整个拉丁美洲喷发出革命的火花。
根据这一切，我的结论是，古巴是拉丁美洲的延安，是拉丁美洲的革命中心，而拉丁美洲的革命是世界革命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全世界革命的人民必须一心一意支援拉丁美洲的革命。
在苏联，我参观的次数不多。
但是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苏联政府对解决住房问题所作的努力。
我比较常去苏联访问，特别是莫斯科，每一次我到那里去，都看到一排排有着宽阔而美观的园地的新住宅。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对德国人民和人民军队对保卫这个德国的第1个工农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高尚精神表示钦佩。
他们为这座反法西斯城墙感到应有的自豪。
我也把这座城墙称为捍卫社会主义果实、防止美帝国主义者和西德复仇分子进攻的独立城墙。
我们所访问的五个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具有十分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都同印度尼西亚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
上述国家的人民都谅解和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粉碎“马来西亚”的斗争，并且支持新兴力量运动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选择、明朗化和巩固的过程中
我在国外时，不但同上述这五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也同正在访问这五个国家的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当然，我同这些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的中心最首要的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
在会谈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些兄弟党的所有意见提供了对我有用处的参考材料。
有的在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方面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每个共产党必须坚持独立和平等的态度，因此，只有采取这种态度的党，它的发展才不会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的坏影响。
但是，有不少的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看法不一致，他们首先是站在某个大的共产党的一边，此外，他们口口声声责怪这个党或那个党，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特别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意见分歧，看成是使自己的党衰弱的根源。
在我知道了上述的意见和情况后，我一方面自己在仔细思考，另一方面就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讨论，我的结论是，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四种类型的共产党，不管每个共产党愿意不愿意，都得面对这个事实。
第1种共产党，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
这种党从最上层领导人直到干部和党员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第2种共产党，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的共产党，党的领导受到修正主义者的控制，或者正在往修正主义方向走，但是在党内出现了强大的或较强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力量。
第3种共产党，也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共产党，这种党完全受修正主义者的控制。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已经被开除，被开除的这些党员同新的人或者由他们自己组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有的已经发展到出版刊物，有的还没有自己的刊物，但是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用口头积极地宣传他们的思想。
第4种共产党，新的共产党和旧的共产党并存，以致一个国家内出现了两个共产党；
建立新的共产党是为了纠正旧的共产党。
这个旧的共产党被认为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已经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属于第1种类型的，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从最上层领导直到干部和党员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要也不允许干涉其它党的内部生活。
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有权表示它的意见，那就是现有的意见分歧应当在党内进行争论，而不应当在党外。
当然，这种情况，对已经被开除的人是不适合的。
被开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有权在党外充分宣传他们的思想，成立团体，出版刊物，甚至建立新的党。
这些团体、刊物和新的党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真正要纠正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旧党，这还得加以考察。
如果它们真正是要纠正修正主义的旧党，真正地高举起被旧党所抛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那么它们是应当受到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欢迎的。
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的党的领导不进行斗争，那是非常糟糕。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应当以最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目前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正在发生的分化和选择。
它的准则已经很清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57年共产党宣言和1960年共产党声明。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面对上述的事实不可能采取消极的态度。
因为在共产党内出现的分化和选择的过程，正像一叶扁舟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飘流着那样，致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失去领导者、先锋队和参谋部。
比如说，印度丹吉集团是否还能称印度无产阶级的参谋部？
这个集团已经充当尼赫鲁的特务，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印度共产党党内再不能自由发言，他们配合尼赫鲁反动政府追缉、逮捕和把印度共产党人监禁。
当然，丹吉集团不能再称为印度无产阶级的参谋部。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只有同情和支持现在被关在尼赫鲁政府的监牢里或因为尼赫鲁—丹吉追捕他们而被迫处于地下活动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态度。
什么时候印度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先锋队和参谋部这一空额得到弥补，这完全取决于印度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意志和团结。
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深信，总有一天，印度无产阶级一定会取得正确的先锋队和参谋部的地位，因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在印度是足够强大的。
对于一个国家里出现了两个共产党即新的共产党和旧的共产党这个问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态度如何？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方面将不同旧的共产党断绝关系，只要那些旧的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国内的反动派。
对于新的共产党的问题，如果新的党真正是为了纠正修正主义的旧党，真正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57年共产党宣言和1960年共产党声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愿意同它们建立关系。
如果它们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冒险主义分子建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不欢迎的。
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采取最客观和最耐心的态度来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或者同兄弟党的双边关系。
但是，这种耐心不是消极的，不是无的放矢的。
我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目前应该表示态度，因为这个问题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事实了，已经成为实际的问题和日常的问题了。
我们无论在哪一天，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们本国内，都愿同新旧的共产党会晤。
有些同志必定会问：
目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共产党，这种发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不是有利？
当然，如果所有的共产党是属于第1种类型的、是典型的，从最上层领导到它的干部和党员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是最好的。
但是这是理想和幻想。
事实并不是如此。
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尖锐化，促使许多共产党发生分化，这些党的领导人有一部分已经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而另一部分要继续举起它。
在所有国家里，有的国家人数较多，有的国家人数较少，都愿意继续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
这当然非常好。
在所有国家里，修正主义者遭到了反对，有的已经成立团体，用刊物或别的形式来反对他们，有的是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起来反对他们，甚至有的通过成立新党的形式来反对他们。
比如说，如果不对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我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多么不幸。
比如说，在印度，所有没有被监禁的共产党人高呼“丹吉和尼赫鲁万岁”，是多么不好。
被尼赫鲁监禁的共产党人是那么多，如果单从这个角度看，确实不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是非常好的。
说它不好，是因为这些在监狱里的同志不能自由从事革命活动；
说它很好，因为它证明印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队伍是强大的，并且证明那里有不少真正和勇敢的共产党人。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从尼赫鲁—丹吉的牢狱里释放出来。
因此，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景并不暗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放射光芒，有的光较大，有的光较小，一点黑暗也没有。
所以我说，没有理由悲观。
既然看到目前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向前发展，我们就有充分理由乐观起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在衰退，而是处于选择、明朗化和巩固的过程。
在选择时期确实是会出现摇摆不定的阶段，因此，如果对一些同志来说，出现思想混乱，并不奇怪。
当他们明白了目前发展的实质和方向之后，这种混乱将会消失。
此外，在各个国家里已经取得巩固的稳定，已经在明朗化，同时，有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已经处于不断巩固自己的状态，其中有的像我们的党一样。
对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目前的处境是光明的。
对修正主义者和对反动派来说，目前的处境是暗淡无光的。
的确，只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者能够正确地了解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进一步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
对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来说，他们的处境将一直暗淡下去。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由于在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因此从来不曾由于这种意见分歧的发生而受到损害。
相反地，由于采取了这种正确的态度即独立平等的态度，拒绝不管来自哪里的指挥棒的态度，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意见分歧中得到进一步的锻炼。
同时，在我们党内也不得使用指挥棒。
不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或者在自己党内，应当采取说服的办法，而不是采取发号施令的办法。
假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我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可能尚未认真研究修正主义到底是什么。
由于发生了这些意见分歧，我们不得不认真研究它，从而，我们今天真正认识到这种病。
由于我们对修正主义有了真正的认识，使我们能够避免犯这种病。
要想真正弄懂修正主义是什么，只能是和自然是意味着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样，我们就会进一步懂得我们必须拼命维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
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使得我们能够把坏的变成好的，把消极的变成积极的。
但是，我们在彻底弄懂修正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起我们要做的还差得远。
因此我一直号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弄懂修正主义是什么东西。
我不久以前在印度尼西亚驻北京大使馆的讲话中曾说过，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大辩论是一所世界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须成为这个大学里的好学员。
必须研究兄弟党的文件，但是要很好地进行独立思考，不要尾随着人家走，不要成为没有主见的人。
如果一个共产党人是个不动脑筋的人，那是可笑的。
尾巴主义者和没有主见的人是个可悲的小丑。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进一步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
在反对新旧教条主义和新旧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
今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进一步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
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说来，这意味着：
第1、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更下决心来彻底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性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个性相结合，将更加坚定地推行建国五项原则、政治宣言、经济宣言和纳沙贡等的进步思想。
换句话说，将更下决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
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已经和将会继续指责我们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或者沙文主义者。
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这只能把自己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面目暴露出来。
的确，如果结合的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是，另一种情况是，像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者的附庸。
教条主义者一向就是反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愿意把群众创造性的实践成果去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也不愿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实践相结合。
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用不着去理睬那些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
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采取独立和平等的态度，就应当在党员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中大力发扬雄牛精神。
这种雄牛精神就是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坚定和敢于消灭敌人。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目中，这些都是雄牛的优点。
当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雄牛是红的，共产主义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色彩的。
黑雄牛，不论是全部或部分，也是好的。
因为据加诺兄说，黑雄牛也有它的优点和光荣。
我们的红雄牛不但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勇敢和坚定地反对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地主——而且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
由于高举了同雄牛精神、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个性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所作的努力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才能成为更有创造性的和更有战斗力的共产党，才能对印度尼西亚革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对世界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
第2、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继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采取最耐心、最客观和最宽容的态度来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继续举起国际共产主义团结的旗帜，同时也要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如果某个国家出现了两个共产党，而它们的分歧不怎么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努力发挥作用，以使这两个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接近和团结。
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共和中共的会谈不曾有过不切实际的期待。
例如，我们不曾抱有过这种希望：
苏共和中共在07月间的会谈将会解决两党的意见分歧。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对于这两个党的意见分歧的严重性是有着充分认识的，其实，这种分歧不仅是苏共和中共的问题，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共产党的问题。
这两个党在07月间的会谈符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它一些共产党所提出的倡议。
这次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表示今后还要举行会谈，这也是符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希望的。
那么苏共和中共这次的会谈好不好？
照我的看法，是好的。
因为双方在会谈中都是心平气和的，坦率的和在畅言而无阻的情况下进行会谈。
因此，如果双方发生了论战，显然不是误解的问题，而确实存在着真正的意见分歧。
我已经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了苏共和中共，希望双方履行联合公报载明将重新举行会谈的诺言，第2次会谈的地点希望在北京，即采取轮换的办法，至于时间由双方作出决定。
虽然我们认为苏共和中共的会谈是重要的，但是，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这两个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大党的会谈结果上。
问题不在于大党小党，也不在于掌握政权了没有。
问题在于保卫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队伍，争取世界各国的革命赢得胜利。
不管这两个党的会谈结果如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继续加强自己本国的队伍、必须继续加强国际团结。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选择、明朗化和大大巩固应当继续进行下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继续前进，夺取堡垒、取得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
第3、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继续加强正在成长的新兴力量，这个新兴力量包括新独立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资本主义各国的其它进步力量和反对旧有势力的力量。
目前，世界存在着四个基本矛盾：
第1、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第2、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的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第3、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第4、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在这四个基本矛盾中，有两个是主要矛盾。
这两个主要矛盾形成两股世界革命汹涌的激流，那就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
但是，目前，由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了日益成熟的革命形势，因此，目前，最主要的矛盾是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无可置疑的。
正如殖民地国家、附属国和过去原来是殖民地的国家那样，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本国的政治独立时，帝国主义者从来没有停止过阻挠这一斗争。
印度尼西亚人民完全相信，如果没有击败帝国主义，就不可能为建设独立的民族经济创造和平环境。
强调这两个主要矛盾，不意味着我们就忽视像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不意味着我们忽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在解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方面，印度尼西亚人民发现了一个策略方案，那就是以“新兴力量”反对“旧有势力”。
在这一方案中，已经包括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应该支援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斗争。
在这一方案中，也包括这一最主要斗争，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
因此，新兴力量反对旧有势力的斗争的实质是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
在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方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人民要真正认识到东南亚所处的地位是世界主要矛盾的地区之一。
在这个地区里，存在着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存在着薄弱的反动派政权，存在着具有两面性和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具有高度的民族警惕性和丰富斗争经验的人民，存在着具有武装斗争经验的人民，存在着至今还没有停止的武装斗争，例如在南越、缅甸、老挝，以及菲律宾和马来亚的小规模的武装斗争，存在着具有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对付日益高涨的人民斗争，帝国主义者就策划建立侵略集团，如美帝国主义控制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英国策划的和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的“马来西亚”联邦和企图把印度尼西亚拉入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内的“马、菲、印度尼西亚”邦联。
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东南亚地区及其周围部署了他们的战争基地。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国内反动派的残酷压迫，激起了人民的激烈反抗。
（共产党）可以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野蛮镇压。
总之，在东南亚，不论是客观条件——日益成熟的革命形势或主观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党都是很好的。
为了赢得东南亚被压迫民族斗争的胜利，为了击溃已经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堡垒，某个被压迫民族斗争必须同其它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密切联系，东南亚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革命团结必须进一步加强。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进一步加强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东南亚进行的反帝斗争。
为了实现这三项任务：
（一）继续彻底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二）继续加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三）继续加强新兴力量和反对旧有势力；
那么这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更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印度尼西亚其他的革命者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于自己能处在主客观条件那么好的世界主要矛盾地区之一的东南亚，一般来说应当是感到幸运的。
印度尼西亚人民应当在解决目前在东南亚存在的主要矛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站在这一斗争队伍的前列和更坚决地粉碎帝国主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要以不屈不挠的雄牛精神、相信自己力量的精神、自力更生的精神、坚定和勇敢、勇敢、再勇敢的精神，来展开这一光荣的斗争。

塔帕议长离南京到上海访问
据新华社上海31日电尼泊尔全国评议会议长比什瓦·班杜·塔帕和夫人，以及由塔帕议长率领的尼泊尔全国评议会代表团，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和夫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等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由南京到上海，受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副市长曹荻秋和夫人等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贵宾们是在30日由沈阳到南京访问的。
今天上午和下午，贵宾们在上海进行了参观游览。
晚间，柯庆施市长为贵宾们举行了欢迎宴会。

塞内加尔易卜拉欣长老离京回国
新华社30日讯
塞内加尔伊斯兰教信徒协会长老易卜拉欣·尼阿斯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包尔汉、副主任张杰、刘品一，中非友协副会长张铁生等。

庆祝日本工业展览会闭幕
南汉宸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31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今晚举行招待会，庆祝在北京展出的日本工业展览会闭幕。
日本工业展览团团长宿谷荣一和展览团全体成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李烛尘、茅盾、朱光、胡子婴、赵朴初、邓岗、杨煜、赵安博、曹孟君、乐松生等出席了招待会，同日本朋友一起欢聚。
南汉宸和宿谷荣一先后在招待会上讲话，热烈祝贺中日贸易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正在北京访问的以江口次作为首的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以吉田隆子为首的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部分成员，日本各友好商社的代表，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等日本朋友。

我共青团代表团离京去朝鲜访问
据新华社31日讯
应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的邀请，中国共青团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伟率领下，今天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等到车站送行。

朝鲜民青同盟代表团离沈阳回国
据新华社沈阳29日电
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元范率领的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今天乘火车离开沈阳经安东回国。
代表团是在27日上午乘火车从北京到达沈阳的。
28日，沈阳市各界青年一千多人集会，热烈欢迎朝鲜客人。

阿尔巴尼亚科技合作代表团离广州去越南
据新华社广州31日电
由阿尔巴尼亚农业部第1副部长伊利亚斯·雷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科技合作代表团一行三人，结束了在广州的参观访问以后，今天乘飞机离开广州经南宁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
轻工业部副部长罗叔章等陪送阿尔巴尼亚客人到南宁。
29日晚，广东省副省长罗天曾设宴招待客人。

富马亲王到达莫斯科
新华社莫斯科30日电
据塔斯社讯：
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夫人今天到达莫斯科。
到机场欢迎的有：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夫人，苏联其他领导人以及各国驻苏联的外交使节。
在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赫鲁晓夫和梭发那·富马亲王都讲了话。

就我国关于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函复周恩来总理
新华社31日讯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10月09日写信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3年08月02日关于中国政府建议召开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信件。
复信全文如下：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阁下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了阁下1963年08月02日关于中国政府建议召开各国政府首脑会议来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的信件。
阁下知道，锡兰政府一向同其它国家一起主张采取措施来达到长期以来所寻求的全球裁军的目的。
它像过去一样，欢迎其它国家随时采取主动促使这个目的实现。
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必须是任何现实和有效的裁军计划的一个主要方面。
这种恐怖的大规模破坏的武器，是对人类的进步和福利（如果不是人类生存本身的话）的空前威胁。
因此，如果要在取得全球裁军和保卫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就必须紧急地考虑消灭这些可怕的武器。
锡兰政府欢迎阁下政府所提出的建议的目的。
我注意到，阁下的建议已经致送各国元首。
我国政府认为，只有拥有核武器的主要大国都参加阁下建议召开的会议，并且一般同意阁下的建议时，这个会议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
尽管近几年来许多国家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作了各种努力，但事实仍然是，各主要核大国迄今只能够就一项有限度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协议，作为走向全面彻底裁军的第1步。
如果各主要核大国目前有可能就核裁军达成协议的话，那末，阁下建议召开的会议就真会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珍贵贡献。
我愿意声明，我国政府一向认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积极参加，导致裁军和世界和平的国际合作就不可能有效地实现。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完全参与导致裁军和执行裁军的谈判的各个方面。
我愿意向阁下保证，我国政府经常不断地关心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各大国为了实现彻底裁军和世界持久和平所可能采取的任何具体措施。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
1963年10月09日于
科伦坡

我代表团访问阿尔及利亚抗战根据地
本·阿拉接见我国党政代表团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30日电
应邀前来参加阿尔及利亚国庆日庆祝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国妇女代表团和中国青年和学生代表团，今天访问了阿尔及尔东面的著名抗战根据地之一——卡比利亚山区。
中国客人们在到达卡比利亚省首府蒂齐—乌佐时，受到大卡比利亚省省长阿里·扎穆奈、民族解放阵线大卡比利亚委员会联络人马祖齐、第7军区副司令阿布斯上尉、议员西·哈桑以及大卡比利亚的其他官员的欢迎。
扎穆奈省长设宴招待中国客人。
宴席间，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互赠礼物。
中国客人们还访问了离蒂齐—乌佐约三十公里的“阿博”农场，受到农场工人的热烈欢迎。
农场的大门口横挂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
“欢迎中国兄弟们！
阿中两国人民友好万岁！”
新华社阿尔及尔30日电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委员、党和全国性团体事务的负责人本·阿拉，今晚接见了由刘宁一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由方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团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
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的另外两位负责人奥马尔·本·马朱布和拉赫加勒，以及阿尔及利亚国家指导部长谢里夫·贝勒卡塞姆、社会事务部长奈卡希和国民议会第1副议长门杰利。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也在座。
接见时，本·阿拉同中国客人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交谈。
刘宁一还以代表团的名义向本·阿拉赠送了礼品。
（附图片）
10月27日，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在人民宫接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中国军事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左起：
刘宁一、本·贝拉、方毅、李志民。
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传真照片）

朝鲜《劳动者新闻》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
必须同修正主义进行更坚决斗争
如不同修正主义斗争，工人阶级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新华社平壤30日电
朝鲜职业总同盟机关报《劳动者新闻》10月1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反对修正主义而更加坚决斗争》的编辑部文章。
文章强调指出，修正主义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
换句话说，它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钻进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原则以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思潮。
文章举例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帝国主义不剥削、掠夺、侵略本国和他国人民就无法生存下去；
但是修正主义者叫嚷说，如今时代已经变了，帝国主义本性已经改变，不是侵略性的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教导说，要想在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必须同资本家斗争，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必须同帝国主义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他们的斗争；
但是，修正主义者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主张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应该同帝国主义保持良好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同帝国主义阵营保持良好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今天，为了防止战争，必须同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而修正主义者说，为了和平，不能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只能够进行经济竞赛，向帝国主义者乞求和平。
不仅如此，它们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
文章说，所谓修正主义，一句话，就是不要阶级斗争的思想，不要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思想，不要革命的思想。
金日成同志说过，修正主义者害怕革命、不愿意革命，为符合资本家需要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篡改这一理论的基础——阶级斗争学说。
文章强调说，修正主义者同其他机会主义者有所区别的地方就是：
它不是正面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表面上装成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
因此，修正主义比其他机会主义狡猾和危险好几倍。
列宁把修正主义者称为钻进工人阶级革命队伍里的帝国主义走狗。
如果不同这些人进行彻底的斗争，工人阶级就不能从帝国主义束缚下获得解放，就不能维护和平，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文章在叙述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时指出，无论是现代修正主义或是老修正主义，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重复着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
金日成同志说过，老修正主义或是现代修正主义，其本质是一样的，其目的也是一致的。
那就是在时代已经变了的借口下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要求抛弃革命斗争。
文章在谈到修正主义的危害性时说，这首先是因为修正主义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所以很容易进入我们队伍内部毒害我们革命。
由于修正主义者借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名字，用革命词句来掩盖自己原形，因而不提高警惕就会被他们蒙蔽过去。
文章又说，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性还在于它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样，是在执政党内发生的，它直接反映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应用到实践中，还要强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修正主义见解和政策。
文章强调指出，因此，现代修正主义比老修正主义更加危险，它的毒害性更大。
因此，必须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走狗——修正主义而进行更加坚决的斗争。
文章说，为了反对修正主义，我们面前的任务是：
第1、更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才能够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它的毒害性在哪里，从而能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2、必须更深入地学习我们党的政策。
只有当我们用党的政策彻底武装起来的时候，才能够辨别谁的话对，谁的话散发着修正主义的气息，才能够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
第3、必须彻底反对认为别国的什么都好、盲目地接受不符合本国情况的别国东西的高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用主体思想——朝鲜革命的主人是我们党和我们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人也是我们党和我们人民，用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把自己坚强地武装起来。
第4、必须反对洋气，俭朴地生活，反对腐化和安逸，树立革命的生活和工作作风。
文章最后说，我们必须像上述那样为反对修正主义而坚决斗争，使它在我们生活中找不到任何一个空隙可以钻进去。
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把我们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斗争。

燎原的星火
本报记者　冯之丹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是一首壮丽的革命史诗。
这首史诗不仅将永远传颂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心中，而且也将永远传颂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心中。
在自由的阿尔及利亚土地上访问，我听到胜利了的英雄的人民，还在追颂着他们光荣的斗争。
“给我们一头雄狮吧！”
1945年05月，阿尔及利亚的天空乌云密布，殖民者在酝酿着一场大屠杀。
05月08日，在塞蒂夫，阿尔及利亚人上街游行，庆祝二次大战反对法西斯的胜利，并且要求民族独立。
但是，殖民者连这样的和平游行都不容许，殖民警察用暴力取下了游行者的旗帜和标语。
枪声响了，又一批阿尔及利亚爱国者倒了下去。
示威群众英勇地用石块进行还击。
继之整个君士坦丁省的人民斗争沸腾起来了。
当时的法国政府派遣了巡洋舰炮击阿尔及利亚海岸，法国空军出动轰炸阿尔及利亚和平的村庄。
在这次大惨案中，四万五千名阿尔及利亚人遭到了屠杀，六千名阿尔及利亚人遭到逮捕。
05月啊，鲜红的05月，血腥的05月。
阿尔及利亚人民噙着热泪，掩埋好同伴们的尸体，重又开始了新的斗争。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机关报《圣战者报》在纪念1945年05月事件时写道：
“就在那一天，阿尔及利亚人民丢掉了一切幻想，懂得了只有他们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他们才能得到自由和受到尊重。……于是革命开始了。”
一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老战士，向我叙述了反映当时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情绪的一个生动的故事。
1947年，在离阿尔及尔约七十公里的巴力斯特罗山区，一批农民进入了丛林。
“人民党”的梅萨利之流根本瞧不起人民的力量。
他们厌恶地向农民说，“停止斗争，停止这种过火行动吧。
应该争取同法国谈判，不要刺激法国人。
要等待，否则只能自讨苦吃，会流血牺牲、失败的。”
但是，革命的人民没有听信这些投降派怯懦者的预言。
一支自发的农民游击队进入了丛林。
农民们讥讽那些投降派的领袖们说：
“在草原上有一群羊，如果有一头狮子出来领导它，那末，这群羊也将变成一群猛狮。
但是，如果有一群狮子，而由一头绵羊来领导，群狮也会变成毫无作为的绵羊。
你们懂吗？”
革命的农民大声疾呼：
“快给我们一头狮子吧！”
这个真实的故事反映了远在1954年阿尔及利亚武装起义爆发以前，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人民，尤其是革命农民由于殖民主义者残暴镇压而走投无路，早就迫切地要求拿起武器来展开武装斗争了。
而所缺少的只是领导。
于是，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终于成为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带头的雄狮，担当起了领导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反法武装革命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1954年11月01日，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一枪，在奥雷斯峻险陡峭的群山上打响了。
第一声枪响的地方
从阿尔及利亚东部到南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上，绵延着奥雷斯巍峨的群山。
这儿是层层峦峦的山，见不到苍苍郁郁的树木，它们像剃光了头一样，裸露出刚毅的嶙峋的石头。
奥雷斯山区老游击队员萨贡陪同我们去参观这战斗的群山，并向我们讲述起义开始时的经过。
在石林深谷中，有一小村名哈贾其，属阿利斯县。
奥雷斯山区的农民革命领袖本·布拉依德·穆斯塔法就在村里的一幢石屋里召开了部署武装起义的干部会议。
那一天晚上，约有四五十个革命的先驱者秘密地进入了这个村子。
萨贡也是其中的一个。
本·布拉伊德就在这个山村里号召起义，并且向战士们分发了武器。
早在起义发动以前，这一带已经有了革命的“特别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搜集了几百枝第2次世界大战中遗留在阿尔及利亚的意大利、德国和美国造的破旧枪枝。
还有一些猎枪、土枪和大刀等原始武器。
当时奥雷斯山区已经有了几百个游击队员，他们每十人左右组成一个小队，分散地隐蔽在深山和幽谷中，采取灵活的战术，打击殖民者。
离哈贾其不远，是塔吉夫特山村。
村边有一段公路背靠陡峭古怪的巨岩，面临着无底的深渊；
四周石峰森然林立，凝望这神秘的深壑，呼之则引来巨雷般的回响。
1954年11月01日清晨，阿尔及利亚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就在这里被点燃起来。
原来，塔村有一个法国殖民行政长官和一个阿奸，是当地人民所深恶痛绝的。
民族解放阵线决定采取革命袭击的第1个行动，来打击殖民者。
清晨，一支游击小队埋伏在这段险要的公路上的石岩后面。
这两个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敌人坐着汽车过来了。
游击战士们敏捷地打响了革命的枪声，代表阿尔及利亚人民处死了这两个敌人。
老游击队员萨贡指着这公路旁的古怪的巨岩说：
“奥雷斯的第一声枪响，向全阿尔及利亚人民宣布：
革命正式开始了。”
从高山上传来了自由的呼声
随着这位阿尔及利亚老游击队员的指点，我们的视线投向周围的山峦。
山脚下的盆地上，几乎所有的石头房子全都被毁坏了。
在这些颓瓦旁边还残留着殖民军的碉堡。
萨贡说：
在战争年代里，山上活跃着游击队，敌人不敢把岗哨设到山上去，而只是把哨位设在居民点附近，以便于他们在受到袭击时对和平居民进行血腥报复。
“他们确实是一伙残暴的胆怯者！”
远处的高山上好像显出了一条条清晰可见的山路。
萨贡指着远处说，“瞧，殖民者并不是为了我们奥雷斯人的方便才修建这些山路的，他们修这些路，是为了便于他们镇压革命。
但是，这些路对于我们惩罚那些殖民者，也是有用的。”
萨贡看着周围的山景，不时地流露出了一种亲切而自豪的感情。
“伏击战！
你们看，我们就在这一带伏击。
最使我们兴奋的是缴获武器。
每一次伏击都为我们带来丰富的收获。
敌人对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阿利斯县差不多已临近撒哈拉沙漠。
有些地方还能看到黄沙复盖的山，山谷中长满着高大的热带枣树。
阿马尔哈杜山有一片绿林。
萨贡说，这是奥雷斯的起义领袖穆罕默德·本·布拉依德战斗过的地方。
本·布拉依德在奥雷斯山区是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
他组织了奥雷斯山区的武装起义，并且领导了那里最初的游击战争。
1955年，他到国外去征集军火武器，在利比亚边境地区被法国殖民军逮捕，但是凭着他的机智和勇敢，在那一年的11月实现了一次惊人的越狱计划，回到奥雷斯游击根据地重又领导斗争。
直到1956年03月27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壮丽的生命。
本·布拉依德倒下去了；
但革命斗争仍在继续。
奥雷斯山区的革命游击队壮大着、发展着。
殖民者遭到了越来越沉重的打击。
1954年11月01日，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光辉的革命节日，也是对于非洲、对于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纪念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伟大的真理第1次在非洲大陆上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所证实了。
在1954年11月01日零时奥雷斯武装起义爆发的同时，君士坦丁、卡比利亚等地区也先后爆发起义。
当天，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府发表了一项公报，轻描淡写地提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这些历史壮举。
公报说，“夜间，在阿尔及利亚各地，特别是在君士坦丁东部和奥雷斯地区中，小股小股的恐怖分子犯了三十来起严重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
但是，殖民者大大估计错误了。
这不是“小股的恐怖分子”，而是阿尔及利亚全民武装起义的永不熄灭的火星！
经过七年半的战争，曾经在阿尔及利亚人民面前穷凶极恶、耀武扬威、并且得到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帝国主义集团支持的法国殖民者，不是最终被迫坐到谈判桌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了吗？
让我们不要忘记阿尔及利亚人民用鲜血和革命英雄主义所写下的这首壮丽史诗的序曲吧！
请再听一听当年响彻奥雷斯群峰的战斗的歌声吧：
“高山上传来了自由的呼声，
号召我们去争取独立，
争取祖国的独立。
我们像巍然屹立的山峰，
我们是保卫阿尔及利亚的铜墙铁壁，
我们是阿尔及利亚的英雄儿女，
我们是坚定的革命战士。
我们像猛狮一样，
赶走强暴的敌人！…………我们举起的火把，将永远不会熄灭；
奴隶们，起来，向非洲致敬！”

狄子才在亚非工人会议发起国会议上发言
高举反帝斗争旗帜加强亚非工人团结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建议亚非工人会议明年03月在雅加达召开
据新华社雅加达30日电筹备亚非工人会议的发起国会议29日在上午和下午都举行了全体会议。
中国代表团团长狄子才在29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发言。
他说，中国代表团同意印度尼西亚朋友提出的有关召开亚非工人会议的一些主张，并且愿意强调以下几点：
一、亚非工人会议应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社会进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高举亚非工人、全世界工人大团结的旗帜，动员亚非工人相互支持、相互鼓舞，为取得我们共同斗争的胜利而斗争。
二、亚非工人会议应该贯彻广泛团结、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不分政治见解、宗教信仰和国际工会会籍，欢迎一切亚非各国工会参加。
亚非工人会议应该由亚非工人组织自己来发起和筹备。
三、呼吁所有亚非各国工会组织加强合作，广泛宣传召开亚非工人会议的重大意义，共同为促进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而努力。
狄子才说，中国代表团非常满意地倾听了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书记处主席阿赫姆·埃尔宁普拉贾的开幕词和这个组织的朱义多的报告。
他说，这个报告为会议的讨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代表团也基本上同意达图克和苏特佐两位朋友就亚非工人会议本身和它的组织委员会所提出的原则。
他说：
“我们高兴地知道，印度尼西亚六个全国性工会提出的按照万隆会议精神召开亚非工人会议的倡议，已经获得了三十多个亚非国家的七十多个工会响应和支持。
这说明印度尼西亚工会的倡议是深刻反映了亚非工人团结反帝的强烈愿望。
中国工会衷心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倡议，谨向为亚非工人的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的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书记处表示深切的感谢，向给予我们会议以热情关怀和巨大支持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和苏加诺总统表示敬意。”
他接着说：
“事实证明，虽然旧的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但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特别值得严重注意的是，作为新殖民主义主要堡垒的美帝国主义，正在取代老殖民主义成为亚非人民的主要敌人。
“因此，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斗争。”
狄子才说，“摆在亚非各国工人和人民面前最迫切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亚非各国工人和人民只有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够取得彻底的民族独立，才能够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起自己繁荣富强的国家，才能够保卫住世界和平。”
他说，“我们的共同经验证明：
在没有实现本民族的解放以前，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不可能的，真正使工人的生活改善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工会组织的任务应当是首先为本民族的解放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同时，要坚决保卫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为争取改善工人的条件和保卫工人的民主权利而斗争。
我们亚非各国的工会运动正是由于把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同保卫工人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因而得到了蓬勃发展。”
狄子才说，“我们认为，亚非工人会议的召开可以进一步加强亚非工人和工会的团结，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推向前进，对亚非国家工会运动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现在，帝国主义正在千方百计地制造分裂和进行破坏活动。
因此，我们亚非工人和工会应当比任何时候都要加强团结。
只有加强团结，我们才能够战胜帝国主义。”
他指出，中国工人积极支援亚、非、拉美工人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独立平等、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友好团结的基础上，发展同亚非各国工会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团结合作。
他说，中国工人愿意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为实现亚非工人会议的召开、为促进亚非工人团结反帝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29日的会议上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员达图克代表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作了一个关于亚非工人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等问题的报告。
菲律宾代表也讲了话。
达图克说，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建议：
亚非工人会议在1964年03月中旬召开。
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首都雅加达作为开会的地点。
达图克建议：
会议的议程包括：
“一，关于亚非工人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争取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保卫民主权利、改善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的发展的报告。
“二，关于非洲工人为扩大和加强全非洲工人的团结而斗争、并以此作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走向胜利的重大步骤的报告。
“三，关于亚洲工人和人民为争取本国工人的团结和加强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

范文同接见我政府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河内31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今天上午接见了由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全体人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越南对外贸易部部长潘英、副部长李班。
中国驻越南大使朱其文、商务参赞王宝宣也在座。

锡兰总理离苏回国
新华社莫斯科30日电
据塔斯社讯：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结束了在苏联的访问，29日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回国。
班达拉奈克夫人是应苏联政府的邀请于21日到达莫斯科的。
在访问期间，班达拉奈克夫人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并且访问了列宁格勒等地。
赫鲁晓夫和班达拉奈克夫人28日签署了苏联—锡兰联合公报。

非洲四国首脑会议发表公报
阿摩将从明天起在边境停火
新华社巴马科31日电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四国首脑在这里举行了两天会议后，于30日发表公报说，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将从11月02日起“停止敌对行动和停火”。
这四个国家的首脑是为了讨论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的边境冲突而在这里举行会议的。
他们是：
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马里总统凯塔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
由他们共同签署的这项公报还说，四国首脑决定：
由四国军官组成一个委员会，“以确定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军队将撤出的一个地带。
埃塞俄比亚和马里观察员负责捍卫这一地区的安全和军事中立”。
公报说：
“尽快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非洲统一组织外长会议，以便成立一个特别仲裁委员会，其任务是：
（1）确定开始敌对行动的责任；
（2）深入研究（边界）问题，并向双方提出永久解决它们争端的具体建议。”
公报说：
“四位国家元首还决定：
（1）从11月01日（星期五）零时（明天星期四午夜）起，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停止一切对另一个国家的公开攻击或通过报纸进行的攻击。
（2）严格遵守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
（3）非洲国家之间的一切冲突应该通过谈判解决。”
本·贝拉总统和哈桑二世今天清晨离开巴马科回国。
塞拉西一世已在昨天晚上离开这里前往日内瓦。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荒唐
编者按：
两个月前，本报曾发表过一批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
自从那个时期以后，他们的反华言论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恶劣。
据不完全统计，从09月01日到10月27日，仅仅在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四百三十篇。
加上从07月15日到08月31日发表的二百八十六篇，总共是七百一十六篇。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苏联报刊转载的其他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和文章在内。
苏联报刊最近期间反华言论所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社论、编辑部文章、论文直到小品文、漫画、读者来信，无所不用。
他们的论点更加荒谬无稽，更加不像样子，除了谩骂还是谩骂，除了造谣还是造谣。
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更加恶毒，更加粗野。
他们更加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攻击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攻击中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他们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对兄弟党表现了“父道主义”，采取“分裂纲领”；
中共的意识形态“同托洛茨基的概念相吻合”；
中国是“好战的主观主义”；
中国“沉醉于渴望取得霸权”；
“中国政治家有一句口号：
‘打倒白人！
’”；
他们甚至谩骂“北京叛徒”，“像是放肆的决斗者”，“中国领导人的良心就如污水一样”，等等，等等。
这些反华的奇文，写得实在蹩脚，制造的谣言实在离奇，读来令人生厌。
但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难得的反面教材。
我们劝读者同志们、朋友们，还是耐心地看下去，把它研究一番，总会从这些反面材料中得到益处的。
本报在刊登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方面，从来不惜篇幅，不取分文。
无奈此种文章层出不穷，又臭又长，我们的篇幅毕竟有限。
为了使苏联报刊的反华奇文不致湮没，准备另外编成专集出版。
在报纸上，只能陆续刊登这些文章的摘要。
下面，就是最近一个时期苏联报刊反华言论的摘要。
说中共利用民族解放运动“争夺霸权”
“煽起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仇恨”
《真理报》09月17日发表布鲁坚涅次的题为《有损于各国人民的斗争》的文章说：
“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共领导人方面特别注意和特别精心玩弄花招的对象。
北京的活动家全力企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在维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愿望，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是熟悉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和问题的行家。
但是，事实说明，中国领导人如此喜欢使用的革命词句、他们的忠于解放斗争的誓言，同北京的具体行动，同中国领导人在世界革命运动中进行的分裂活动，同他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立起来的意图，显然是相违背的。”
“中共领导人，正如最近的事件所特别清楚地说明的那样，力图控制民族解放运动，以便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沙文主义的、争夺霸权的野心，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领导人的行动实践就是如此。
至于这种实践所依据的‘理论’基础，那么这种理论基础反映了他们思想的贫困、他们的好战的主观主义，这种好战的主观主义是由于力图把生活事实限制在自私自利的政治打算的框子内而滋长起来的。
中国领导人对待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现阶段的问题的态度鲜明地显示了这一点。”
“只有那些蓄意把自己同生活隔开或者想把生活置于自己臆造的公式内的人，才会否认这些事实。
中国领导人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在三年前同八十个其他共产党代表一道签署了声明，声明中指出：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说来，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
’而今天，他们却说只剩下五千万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之下的论点是‘错误的’，他们的‘根据’是：
帝国主义还在许多解放了的国家里保持着强有力的地位。
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立场暴露了他们对被压迫人民多年来的英勇斗争的藐视态度。
这种立场一概抹煞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目的在于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对自己斗争成效的信心。
这种立场导致不‘承认’进一步开展和加深民族解放革命，不去正确地估价这种革命的内容和它们在斗争现阶段的特点。”
“中共领导的立场的用意在另一方面，在于企图强迫整个民族解放运动在其现阶段把军事的途径当作主要的而实际上似乎是唯一有效的途径。
这显然是冒险主义的企图。”
“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仅是用理论上的捏造来支撑的，而且它令人不能容忍地违背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实际形势。”
“中国人士的立场在实践上导致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反帝斗争统一战线的分裂。
这种立场等于承认几十个解放了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
“中国领导人的方针是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迷失方向的工具。
他们不去开展民族解放斗争，而是缩小民族解放斗争。
中国领导人粗暴地违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从背后打击反帝战士。
这些人非难那些号召把反帝斗争推向新的高潮、相信民族解放运动的光明远景的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
《共产党人》第15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宣传家编造了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具有某种‘特殊的’共同利益的理论。
这一理论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共人士利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民族自觉的增长，经常强调只有这三大洲的人民的利益是共同的。
按照他们这样解释的亚非团结，与其说是反帝斗争的工具，不如说是使这些洲的人民同社会主义国家隔绝的手段。”
“中国人士不仅仅限于宣布不正确的观点。
他们现在企图在凡是有可能的地方，把上述三大洲的民主社会团体孤立出来，建立分裂性的、排他性的联合组织，实际上把它们同劳动人民的国际联合组织对立起来。”
“这种方针的基础不是对世界革命的关心，不是对进一步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关心。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特殊地位’的论调已经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这不过是企图用甜言蜜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那里赚取廉价的威望，建立对他们的领导权，利用他们为利己的、大国主义的目的服务。”
“当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挥舞着‘革命’旗帜的人企图煽起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仇恨、分裂世界反帝力量的时候，对于革命解放运动说来，有时这甚至比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更加危险。”
《真理报》09月11日发表格列泽尔曼的题为《当代的矛盾和北京可怜的理论家》的文章说：
“要了解滋育革命力量斗争的源泉、了解它们的相互联系，其关键在于正确分析现时代的各种矛盾。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集体制定的文件——共产党和工人党1957年会议的宣言和1960年会议的声明中，已经作出了这种分析。”
“但是，中共领导人竟违背这种分析，提出了自己关于现时代矛盾的观点。
他们篡改了宣言和声明关于时代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论点。
在自己的文件中把它推到次要的地位，或者同其他矛盾并列。
这种修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甚至被不知羞耻地说成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做法，没有严肃的理论依据，显然是为某种十分肯定的目标服务，即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辩护，掩饰他们拆散当代革命力量的真正的企图。”
“然而，中国领导人在声明和信件中企图证明，目前，这个中心转移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中国领导人走上了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现时代基本矛盾的道路。
他们借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地区居住着人类三分之二的人口，从而认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是最深刻的和最尖锐的。”
“这种从数量上确定时代基本矛盾的态度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共‘理论家’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焦点，实质上是把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环节同世界革命运动中心的概念混为一谈。
而这种混为一谈的提法在我们时代里是根本错误的。
当年俄国曾是帝国主义体系中的最薄弱的环节，于是，它的革命力量冲破了这个环节，成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
这证明了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和它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而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想把这种领导权转交给由各种社会力量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
他们篡改了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这一论点：
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共产党人》第14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宣传机关说什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有决定性意义，这种论点根本是错误的，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矛盾的。”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主张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用意深远的目的。
他们想对民族解放运动发号施令，想使它脱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脱离国际工人阶级。”
“因此，中国领导人把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同苏联、欧洲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的企图，对民族解放运动、对全世界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是极其有害的。”
“中国领导人使亚非人民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隔绝的路线、使亚非各种团体同各种国际民主团体以及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隔绝的活动，是一条有害的路线。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始终不渝地反对民族隔绝和种族隔绝，争取消除妨碍一切种族、一切民族以及各大洲的劳动群众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各种障碍。
中国领导人企图诽谤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把这种立场说成是一种仿佛要维护帝国主义的统治和维护所谓优等种族的统治的‘理论’，这真是对列宁主义的耸人听闻的恶毒诬蔑。”
《乌克兰真理报》09月28日发表布特凯维奇的题为《改头换面的种族主义》的文章说：
“‘东风压倒西风’，是中国发明的最新政治名言之一。
这句话不仅仅是自命不凡的华丽词藻，这里面有一种概念，并且是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中国的‘地理学’拒绝把在欧洲东部和亚洲延伸有九千多公里土地的苏维埃国家算作‘东方国家’，也拒绝把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算作‘东方国家’。
一句话，拒绝！
似乎这个社会主义的‘东方’绝不是‘东方’，原因只是因为它不符合中国领导人的地理政治原则。
他们是这样划分的：
白种人就是‘西方’，有色人便是‘东方’。”
“中国政治家有一句口号：
‘打倒白人！
’而美国种族主义者的口号是：
‘打倒黑人！
’怎样区别这两种立场呢？
出发点是相同的，同样都是种族主义，只不过是翻了个个儿而已。”
“谁是被压迫民族的朋友，而谁又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中国人士把一切都搞混了。”
《文学报》09月10日发表古利亚莫夫、穆斯列波夫和丘古诺夫的题为《阴谋活动的骑士》的文章说：
“中共领导人想在东方所做的和西方所做的中间筑起一道长城，其中包括文学艺术领域。
如果说到中国代表的‘文学爱好’，他们则倾向于吉白林的主张，而吉白林曾提出过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口号：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它们是混合不起来的’。
人为地把文学分为‘有色人的文学’和‘白人的文学’，似乎在它们之间有一条鸿沟，这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者”。
“事实表明，中国政客对亚非文学艺术的命运不关心。
他们利用作家会议来同苏联‘算账’，来宣传自己在国际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们在亚非文学运动中制造分裂，使作家不去注意发展民族文化的迫切问题。”
污蔑中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分裂主义”
说中共立场“同托洛茨基的概念相吻合”
《共产党人》第14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背离宣言和声明，因而越来越滚到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上去，他们力图强迫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接受他们的冒险主义路线，觊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角色，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而给那些不同意这一点的人扣上‘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帽子。”
“中国领导人篡改了总路线，从而一笔勾销了宣言和声明。
此外，他们意见的全部内容就是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一连串攻击，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观点的蓄意歪曲。”
“在苏共和中共两党初步交换信件的过程中，承担了义务不扩大论战，而要促成一种有利于苏共和中共关系正常化和有利于顺利进行1963年07月的谈判的气氛。
苏共严格遵守这个义务。
可是，中国领导人是如何行动的呢？
当需要集中一切力量来寻求克服已有分歧的途径时，他们却强迫苏共就一系列新的问题进行论战。”
“究竟怎样来理解这种步骤呢？
这只能认为是企图加剧分歧。
事态的发展进程表明，中国领导人需要的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加深分歧，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是它的分裂。”
“宣言和声明十分明确地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纪律的基本条件，宣言禁止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建立派别和集团，声明责成共产党不采取可能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任何行动。
派别活动有它的逻辑，它能使那些走上这条错路的人走得很远。
中共领导人越过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它们的党员中广泛宣传自己的独特观点、在国际民主组织中进行分裂活动、支持其他兄弟党内的反对派，这些都是派别活动，也都是粗暴地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纪律。
中国领导走上了这条道路，从而承担了严重的责任。”
“如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以宣言和声明为立足基础，那就不能容许一方面禁止兄弟党研究和运用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革命经验，宣布这是‘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又大骂它们本身的经验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同时强迫它们接受外行人从旁制定的行动纲领，说这个纲领是‘普遍真理’，也就是对兄弟党表现父道主义、傲慢和不尊重的态度。
这显然是违反列宁主义的。”
《共产党人》第15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编辑部文章说：
“北京利用现在家喻户晓的中国领导人同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分歧，展开一个规模空前的反对兄弟党的运动，这个运动，按其语调来说，是十分敌视的，按其手法来说，跟同志之间的辩论毫无共同之处。
参加这个运动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社会机构和人士、报刊、国内外的全套宣传机构和国家机构。
换言之，为了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斗争，调动了一个大国执政党所拥有的一切手段。
这使情况极端严重化了。”
“社会主义和整个革命运动的事业正在遭到巨大的损失，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他生活在哪个国家，不管他在怎样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都必须履行自己的国际职责，尽一切可能来制止事态朝着北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如果不及时做到这一点，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北京所创造的特殊纲领，其实际内容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在理论方面——放弃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阐述已经成熟的社会发展问题时表现主观主义和随心所欲地、断章取义地摘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在所谓适应民族条件的借口下（在这个场合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在国家的社会政治方面——个人迷信制度，利用广大劳动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在解决国内国际问题时把任意作出的公式强加于人。”
“在对外政策方面——以保持国际紧张局势为方针，认为紧张局势是实现用‘世界革命’的口号伪装起来的霸权计划的有利环境。
至于说到如果遵循北京所强加的方针就可能被挑起的世界热核战争，那么它对革命仿佛不是阻碍，而是福音。”
“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放弃把社会主义阵营当作当代世界发展主要力量的方针，因为这种方针的前提是要考虑使用这一力量的共同规律以利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中国人士现在‘不满意’社会主义阵营发展的规律。
因此他们缩减这个阵营内部的经济、科学、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破坏它的团结。
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反对国际社会主义分工，主张建立闭门自守的民族经济，借口‘平等’来作为这一切的论据。”
“企图利用什么方法把北京的思想纲领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呢？”
“根据中国领导人的行动来判断，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决定搞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造一个在他们保护下的新的运动。
他们认为，损害苏共的威信，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捷径。”
“北京捏造的诬蔑，还可以再继续列举，但是这里所列举的就雄辩地说明，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手法。
还应当指出，中国领导人一面把同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绝对不能相容的观点强加给它们，一面厚颜无耻地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和维护的观点——在昨天还遭到中国方面攻击的观点和结论据为己有。
例如在中共中央1963年06月14日的信件中可以找到不少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文件上逐字逐句抄下来的论点，尽管这封信件的全部内容恰恰是反对这些论点的。”
“总之，现在自北京散布的‘战略方针’和‘策略原则’是由下面的内容组成的：
“第1、把世界战争作为革命手段的方针。
由此产生了在国际关系中的冒险主义策略；
“第2、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
由此产生了分裂和诋毁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和制造在中国庇护下的新运动的企图；
“第3、‘推进’革命，实质上是‘输出’革命的路线，使斗争的仅仅一种方式——武装斗争绝对化。
由此产生了宗派主义的、假革命的宣传和策略。
“中共理论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概念在许多方面同托洛茨基的概念相吻合。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公开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分裂活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主义作法完全符合北京的‘理论’方针。
中国宣传机构在反对兄弟党的文章中使用了只有在对敌斗争中才允许使用的语调。
这再一次地着重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关心的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是追求截然相反的目的。”
《消息报》09月13日发表伊凡诺维奇的题为《分裂主义者正在结成同盟——第四国际托洛茨基叛徒的联盟》的文章说：
“被争取人类光明目标的真正战士作为毒害人的意识的垃圾和腐败物扔掉的东西，根据各种材料看来，大受现代左倾克里空和假革命分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欣赏。
因为，只要读一读他们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高谈阔论，就不难发现，它们显然有点像托洛茨基的理论；
它们对当前国际发展的根本问题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同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家的概念相似。”
《消息报》10月13日发表斯塔索娃的题为《寸步不离列宁主义》的文章说：
“从中共领导发表的许多正式声明中可以看出，目前的中共领导很好地掌握了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党斗争时期采用过的方法和手段的整个并不复杂的武库。
中共领导还觊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种特殊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总路线’，这同托洛茨基当时臆造出‘中派’的做法一模一样。”
“中共领导的‘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论点，是托洛茨基立场的翻版，托洛茨基在1918年提出了绝对错误和有害的‘既不和也不战’的论点。”
“我记得在1918年，托洛茨基似乎是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有丧失的可能性的论点。
可是现在，过了四十五年之后，中共领导人竭力在搞世界主义方面互相压倒，竟然落到这样的地步，即他们认为，为了‘整个阵营’的利益，可以在未来的原子战争中牺牲个别民族和国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
“熟悉党史和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党员们不用特别费劲就能断定，中共领导目前的方针是像托洛茨基主义那样，企图在国际范围内修正列宁主义。
我坚信，所有共产党员将给蓄意侵害现阶段最神圣的东西——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的中国修正主义者们应有的驳斥。
全体共产党员都应该坚持一贯地同企图加剧国际局势和把世界推入原子灾难深渊的中国分裂分子们斗争。
应当毫不留情和坚持不渝地进行这场斗争，就像弗·伊·列宁和我们全党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时期所进行的那样。”
《劳动报》09月08日发表朱努索夫的题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散布的民族主义毒素，正在造成毒化很多人的意识、妨碍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的国际主义团结的进程的威胁。”
“中共领导人的‘特殊’路线，就其本质来说，是以贯穿着民族主义精神的气候和地理比喻：
东风压倒西风来代替科学的定义。”
“中国教条主义者以滥用‘革命’词句为掩护，反对和平共处政策。”
“北京领导人以所有共产党的教师自居。
而实际上，这些脱离了现实生活的人，除了冒险主义地、不惜爆发使亿万人死亡的核战争来‘推动’革命以外，什么好主张也提不出来。”
捏造说中国在进行“诽谤苏联的运动”
中国的路线同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
《共产党人》第15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编辑部文章说：
“由于中国领导人把对中国人民的教育转到反苏的轨道上，转到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不友好和敌视的道路上，他们将要对本国人民、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人民和对整个国际解放运动负起大得无比的责任。”
“不能不考虑到，对苏共、苏联政府和兄弟党领导人、对他们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决定性问题上的政策进行的诽谤和虚伪报道，也就是中国宣传机关目前在全世界如此起劲地散播的这些不和的种子，可能长出最有害的和后果深远的幼芽。
这些幼芽可能会给极端民族主义的和极端反动的倾向的复活长出茂盛的庄稼。
到那时候再来证明说，我们中国领导人并不希望这样，就已经晚了。
共产党人不能够、也没有权利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从事反苏、反共的宣传。
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深思，他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对并且采用不能许可的方法，这对本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但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也是很大的。
当中国活动家的极有害的思想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扎根还不是太深的时候，只有共产主义运动才能阻止中国活动家在斜坡上继续滑下去。”
《消息报》09月29日发表克瓦索夫的题为《在危险的道路上》的文章说：
“曾经有一个时候，在一些中国城市里的公园入口处耸立着有这样的牌子：
‘华人不准入内！
’不难设想，这样的牌子只能在帝国主义强国作威作福的地方出现。
可是现在在大连，在根据苏中贸易协定进行维修苏联船只的地方——自然也有苏联的船员——在公园和俱乐部门前也出现了类似的牌子，上面用俄文写着：
‘外国人不准入内！
’。”
“中国当局的行动并不只限于高悬这种‘创作’。
回国的苏联海员及其家属介绍了大连马路上耍流氓的坏蛋们的令人气愤的狂妄行为。
苏联海员们强调指出，一切不能令人容忍地对待苏维埃人的事实都是中国当局作了相应的工作的结果。”
“中国宣传机构的论点和他们所用的术语同台湾国民党残渣所搞的反苏运动不谋而合这一点，甚至也没有使发动反苏歇斯底里的中国领导人感到难堪。”
“以反苏诽谤代替以无产阶级精神教育劳动人民和青年，就意味着做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反对中国人民的犯罪勾当。”
《新时代》第36期发表署名“现代人”的题为《毫无顾虑地蛮干》的文章说：
“北京开展的反苏运动就其恶毒程度来说可能超过了当年蒋介石分子进行的这种运动。
北京领导人忘记了他们不久前关于用‘讨论和协商’的办法来调解共产党之间的分歧的呼吁。
不可救药了！
北京开始的所谓‘讨论’很快就降低到最庸俗的诽谤水平。”
“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是应该受到蔑视和谴责的，他们为了适应自己的野心勃勃的计划，竟牺牲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企图消除中国劳动人民对苏联兄弟的自然的信任感情和对伟大无私的援助表示感谢之情。”
“北京给帝国主义者帮了大忙，帝国主义者四十五年来一直在不成功地诽谤世界上第1个工农国家。
中国领导人的全部反帝豪言壮语也冲淡不了这一事实：
实际上目前北京的路线同西方最猖狂的帝国主义集团的路线结合在一起。”
《红星报》09月14日发表观察家的题为《〈解放军报〉巡礼》的文章说：
“北京的宣传家们在卑劣的诽谤苏联的运动中开始广泛利用军事报刊。
每个人，只要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最近一个月的军事报纸《解放军报》，就会看到，来了一个怎样的大转弯。
以前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保证，统统忘光了，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用最不体面的手法作为武器。
不管是什么题目——对外政策也好，军事战略也好，还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好，《解放军报》的笔调都在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诽谤苏联。”
“《解放军报》的反苏捏造追求着完全肯定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军官兵中散播敌视我国的种子。”
《文学报》10月03日发表姆纳茨卡尼安的题为《他们为什么把水弄混》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的良心就如污水一样，把一切都带走了，只剩下用以打朋友的石头。
石块是事先准备好的——正当发誓忠诚的时候。”
“北京领导人已经好几年走着不正确的道路。
很难预料，在这条无视健全思想的道路上他们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还有危险的呢！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好像是特地为了为错误辩解而创立的。”
“现在问题是交换意见，而不是北京批评家奉行的诽谤，应该力求明确，而不是弄混水，当有人反对明确时，他就是在弄混水而走上诽谤的咒骂。”
“政策上的民族局限性，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在友谊中的不忠诚，使北京教条主义者达到了这样盲目的地步，他们现在只看到他们的脚底下的东西。”
《文学报》09月05日发表阿姆巴楚莫夫的题为《原则：
没有任何原则》的文章说：
“中共领袖企图用‘错误的三段论’给一切不赞成他们的人扣上最骇人听闻的大帽子。
他们把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称作‘两面派’和‘帝国主义者的帮凶’。”
“这类言论荒谬到如此地步，使人显而易见：
中国领导人狂怒得完全忘记了起码的分寸。
或许他们认为，在政治上需要根据这一臭名昭著的原则行事：
‘谎话说得愈多，人们相信得愈快’。”
“中国领导人用虚伪的帽子和骂人的话，把他们的那些声明和文章说成是‘参加辩论’。
如果在辩论中以起诉的形式发言，那真是奇怪的辩论，最好还是把它叫做使人无权上诉的判决。
苏联人民从亲身的事例中知道，中国领导人是把谁的‘辩论’方法当作典范的。
斯大林曾经宣布过，任何反对者、任何不同意他的某个行动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