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主席周总理分别接见阿联教育代表团
新华社30日讯
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接见了以阿卜杜·阿齐兹·赛义德为首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教育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杨秀峰、刘皑风、朱光、宫达非等。
阿联驻中国大使查卡里亚·阿德利·伊马姆也在座。
新华社30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以阿卜杜·阿齐兹·赛义德为首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教育代表团，并且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杨秀峰、刘皑风、朱光、宫达非。
阿联驻中国大使查卡里亚·阿德利·伊马姆也在座。
（附图片）
刘主席和阿卜杜·阿齐兹·赛义德团长握手。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广大职工艰苦奋斗六年　荒凉山区面貌逐步改观
江西垦殖场边建设边生产全面发展山区经济
今年各国营垦殖场的各项生产又获新成就。
与去年相比，粮食增加百分之二十七左右，棉花增加一倍多，油料增加百分之十，猪增加百分之十六。
并营造了十九万多亩林木和抚育幼林七十多万亩，木竹砍伐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新华社南昌30日电
江西山区的二百多个国营垦殖场，今年在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成绩。
与去年比较，今年各垦殖场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左右，棉花总产量增加一倍多，油料总产量增加百分之十。
各垦殖场今年饲养的猪、牛、羊和家禽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生猪增加了百分之十六。
今年以来，各垦殖场还营造了十九万多亩用材林和经济林，抚育幼林七十多万亩。
今年的木竹砍伐任务也基本完成。
由于农业、牧业和林业的发展，加之垦殖场充分利用山区资源开展了多种经营，各个垦殖场的现金收入也大大增加。
今年是江西国营垦殖场建设山区的第6年。
六年来，各垦殖场的职工一面建设，一面生产，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农副产品。
据统计，从1957年到1962年，全省各垦殖场上交国家的粮食达一亿多斤，肥猪九万二千头，家禽六十一万只，鲜蛋九十二万斤。
五年间向国家提供的竹木占全省竹木生产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七以上。
各垦殖场每年还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松香、纸张、药材、水果、茶叶等土特产品。
今年，各垦殖场的生产有新的发展，上交给国家的各种产品超过了往年。
江西各国营垦殖场的职工，六年来以创造性的劳动，开发山区，使荒凉的山区面貌逐步改观。
六年以前，人们访问井冈山时，翻山越岭，跋涉几天才能登上山顶。
如今访问这个革命老根据地，可乘汽车直达群山环抱的茨坪镇。
这里是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拥有一千多人口，后来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烧杀，到解放时只剩下了一百多人。
现在这里是国营井冈山垦殖场的场部所在地，拥有一千五百多人。
过去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成一片荒坡秃岭的地方，现在新树成林；
昔日荒芜的田园，今日生长着旺盛的庄稼。
建立在镇旁的水电站，每天把电力输送到新建的造纸、农具、酿酒、锯板等工厂。
傍晚，登高眺望，可见群山脚下灯火万千，茨坪镇俨如一座新兴的山城。
像革命摇篮井冈山一样，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江西其它山区，如今面貌也已大变。
过去山区交通闭塞，现在修建了二千多华里公路，到各个垦殖场都可以乘汽车。
在群山中间，各垦殖场还兴建了一百五十多座水力、火力发电站，不少山村点上了电灯。
江西省的山区面积达一亿五千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可垦荒地多，气候温和，雨水充沛，适宜发展农业和林业生产。
但是过去由于山区人力少，无力开发。
1957年冬季，为了加速革命老根据地的建设，江西省党和政府领导部门根据全面开发山区的要求，组织了五万名干部到山区建立了二百多个国营垦殖场，全面发展山区生产，从而使山区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附图片）
国营江西省黄冈山综合垦殖场在流放毛竹。
新华社记者　詹文良摄

日本工业展览会在京闭幕
董副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和首都一百二十多万人参观了展览会
宿谷荣一举行招待会宾主共祝中日贸易和人民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新华社30日讯
在北京展出的日本工业展览会，已于30日下午闭幕。
这次展览会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相互了解和发展贸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日本工业展览会是在本月05日开幕的，首都各界一百二十余万人参观了展览会。
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彭真副委员长、陈毅副总理等我国领导人，曾先后参观了展览会。
首都各界参观展览会的，有工人、农民、学生、教员、机关干部、技术人员、家庭妇女等各方面群众。
展览会的六个宽大的展览厅里和东西两个广场上陈列的各种展品，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人们的兴趣，每天观众络绎不绝。
各界观众对展览会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人们对日本朋友们不顾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种种阻挠，争取展览会顺利展出所作的努力，表示钦佩。
一批参观者在展览会留言簿上写道：
“日本工业展览会的开幕，为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揭开了新的一页。
中日两国人民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
展览会的胜利开幕，说明一切破坏中日两国人民团结的人最后必将彻底失败。”
一位姓王的观众写道：
“日本工业展览会的开幕，显示了日本人民要求中日友好、促进中日贸易的强烈愿望。
日本工业展览会的展出，对促进中日贸易及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起了良好的作用。”
许多观众还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正义斗争的积极支持，祝愿他们取得新的胜利。
丰台区铁路工人郭太里在留言簿上热情地写着：
“我衷心地祝贺日本工人阶级弟兄们在反对美日反动派的正义斗争中取得更大胜利，祝贺日本松川事件受难的日本工人弟兄们斗争胜利。”
他并且感谢展览会工作人员在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他们能把中国工人、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回日本。
一位姓刘的观众写道：
“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希望兄弟的日本早日成为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的国家。”
在展览会开幕期间，随日本工业展览团前来的日本技术人员，同中国各有关部门的人士举行了座谈会，并且相互访问。
中日两国的有关单位也进行了多次贸易上的接触，商谈了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等问题。
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日本工业展览会友好访华参观团，在展览会于北京展出期间，已有三批先后到达。
他们在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
许多团员在参观中热烈赞扬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表示回去以后，一定要把中国的成就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传达给日本人民。
在展览会展出期间，中日两国的工作人员合作得很好。
二百多名中国讲解员和日本技术人员密切配合，详细地向观众介绍了展品内容。
日本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展出结束后，展品将运往上海，预定在12月份在上海展出。
新华社30日讯
日本工业展览团团长宿谷荣一今晚在这里举行招待会，庆祝在北京展出的日本工业展览会闭幕。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以及茅盾、赵朴初、邓岗、萧鹏、赵安博、曹孟君、乐松生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应邀出席招待会。
正在北京访问的以江口次作为首的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以吉田隆子为首的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部分成员，以水户三郎为首的日本工业展览会友好访华参观团第3批人员，日本各友好商社的代表，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宿谷荣一和南汉宸在招待会上先后讲话，热烈地祝贺在北京展出的日本工业展览会胜利闭幕，祝贺中日贸易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断获得新的发展。

西哈努克亲王接见我国大使
陈叔亮大使代表刘少奇主席把访柬彩色纪录片送给西哈努克亲王
代表我国政府对柬要求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立场表示感谢
新华社金边30日电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今天上午十时在这里接见了中国驻柬埔寨王国大使陈叔亮。
陈叔亮大使代表刘少奇主席把刘主席访问柬埔寨的一部彩色纪录片送给西哈努克亲王，这次访问标志着中柬两国人民牢固的友谊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陈叔亮大使还代表中国政府对柬埔寨最近在联合国采取的要求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公正立场向西哈努克亲王表示感谢。
陈叔亮大使代表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向西哈努克亲王问候。
柬埔寨国家元首同中国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西藏物资交流异常活跃
西藏农村和牧区在目前的秋收季节里，物资交流异常活跃。
今年各地举行的传统性的物资交流会，交易额普遍比往年增加，交流会会场特别热闹。
在举行物资交流会的一些城镇和草原上，搭满了星罗棋布的帐篷，人群熙攘。
怀着丰收喜悦的藏族农牧民，驱赶着满载物资的驮畜，从几十里几百里外来到会场。
各个帐篷前，摆满了各种农牧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如牛羊毛、酥油、各种皮张、药材和镰刀、铁锹、木杈、竹筐、剪羊毛刀以及各种陶器、木碗、酥油桶等等，五光十色，丰富多样。
在当雄草原上举行的为期九天的交流会，参加的农牧民和手工业者共有两万七千多人。
在山南专区举行的物资交流大会上，成交额比往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今年各地的物资交流会上，还增添了许多耕畜和驮畜，农牧民们在会上购买到了犏牛（耕牛）、牦牛、黄牛、骡马和毛驴等。
耕畜、驮畜交易量的增加，反映了农牧民扩大再生产的热情。
民主改革前一贫如洗的贫苦农牧民，在交流会上十分活跃。
他们从一个货摊到另一个货摊，选购各种心爱的物品。
当雄县中嘎多乡的二百零二户藏民中，民主改革前有九十一户是赤贫户，无力购买任何东西；
现在这个乡家家户户牛羊成群，成为交易会上的常客。
过去乞讨度日的贫苦牧民多杰，在会上买了绒衣、绒裤、藏靴、礼帽等物品，他说：
现在他已有牛羊五十三头，四年来，每年都要添置几件新衣服。
各地召开物资交流大会期间，还举行了传统的跑马射箭、赛马或歌舞等文娱体育活动，人们尽情地歌唱自己的新生活。
（据新华社电）

进一步发展中国阿尔及利亚友好合作关系
中阿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阿尔及尔签字
阿外长布特弗利卡设宴庆祝并欢迎我国五个代表团
新华社阿尔及尔2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今晚在阿尔及尔签订。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方毅代表中国政府，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代表阿尔及利亚政府，分别在协定上签字。
阿尔及利亚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
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指导部长谢里夫·贝勒卡塞姆，社会事务部长穆罕默德·奈卡希，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塔哈尔·兹比里，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的两位负责人奥马尔·本·马朱布和拉赫加勒，外交部经济司司长拉亚希·亚凯尔，国民经济部办公厅主任阿赫鲁夫，大阿尔及尔市长哈米亚尼等。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
以刘宁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李志民上将为首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等。
签字仪式在人民宫的大厅里隆重举行，大厅的中央悬挂着阿尔及利亚和中国的两幅巨大的国旗。
布特弗利卡部长和方毅团长在签字后长时间地紧紧握手，所有在场的人也都起立，热烈鼓掌。
随后，宾主双方分别发表讲话，祝贺阿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布特弗利卡在讲话中说，“阿尔及利亚把这项协定看作是中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国人民关系史上的新的一页。”
他说：
这项协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规定（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二百五十亿旧法郎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长期贷款。”
他说，“中国的这种崇高的行为，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保证：
七亿中国人都站在我们一边，支持我们。”
他回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阿尔及利亚抗战的艰苦岁月里给予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援。
他说，“除了我们得到极为重要的物质援助之外，阿尔及利亚第1届政府——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成立，就立即得到你们的承认，一种发自内心的承认，这说明你们始终对我国人民及其前途有充分的信心。”
布特弗利卡部长说，“我愿意以这个国家的出自至诚的心意，以新生的革命——不管遇到怎样的障碍都一定要胜利——的活力的名义，对这种友谊和支援向贵国政府，贵国人民以及我们深深爱戴和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致以衷心的敬意。
当人民经历着艰难的时刻，就更能体会到最诚挚的友谊。”
“这种友谊过去和现在都是那么动人心弦，因此可以说我们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和兄弟。”
他最后说：
“在阿尔及利亚，每一所房子都是你们的家，每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的心里都把你们看作是朋友和兄弟，因为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因为我们从你们的经验中得到鼓舞，而且我们还要继续从中汲取教益，因为我们决心要使我们的根本性的抉择获得成功，我们彼此都决心走上了为我们两国人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谋求幸福的道路。”
方毅团长在讲话中对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的充满友情的话、对本·贝拉总统的接见以及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政府给予中国代表团的盛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
“中国人民一向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看作自己的兄弟。
在阿尔及利亚人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感到焦虑不安。
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欢欣鼓舞。
阿尔及利亚人民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不仅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而且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有重大的意义。”
方毅说：
至于外交部长刚才谈到的中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援助，我们认为，援助总是相互的。
首先，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自己的斗争援助了中国人民，也援助了全世界人民。
中国的援助是很有限的。
在方毅讲话之后，布特弗利卡部长再次与方毅团长热烈握手。
全场又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新华社阿尔及尔28日电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今天晚间在人民宫举行宴会，庆祝中国和阿尔及利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签订，并欢迎目前正在阿尔及利亚访问的五个中国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
由刘宁一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方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李志民上将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由吴全衡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和由钱李仁率领的中国青年和学生代表团。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也出席了宴会。
阿尔及利亚方面出席的有：
国务部长乌兹加尼，国家指导部长谢里夫·贝勒卡塞姆，社会事务部长奈卡希，游览部长哈伊德·艾哈迈德，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茲比里，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的两位代表本·马朱布和拉赫加勒，大阿尔及尔行政长官哈米亚尼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高级军官，议员和各全国性团体的负责人等。
宴会在极其友好和亲切的气氛中进行。

雅加达热烈欢迎阿中朝越体育代表团
马拉迪部长赞扬阿中朝越四国以真正友好行动支持第1届新运会
中朝越阿负责人赞扬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对新运会的卓越贡献
新华社雅加达29日电
雅加达市民今天高举标语牌，并敲锣打鼓在机场和码头热烈欢迎到达这里参加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第1批外国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中国、朝鲜和越南体育代表团。
几百名身着白衣和白裙、肩上挂着红彩带的男女青年，很早就聚集在码头上，等候客人来临。
码头上挂着“欢迎新运会参加者”的巨幅标语。
下午一时半，载着运动员的远洋巨轮徐徐靠近码头。
这时乐队连续奏起了欢迎乐曲，欢迎的人群高唱《新兴力量运动会之歌》，并且有节奏地高呼“万岁，万岁，新运会万岁！”
穿着整齐服装的我国男女运动员们齐集在甲板上，挥舞着旗帜，把彩带和彩纸撒向码头，高声歌唱，向雅加达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致意。
这时船上和岸上，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落，互相呼应。
今天到机场和码头热烈欢迎的有，印度尼西亚体育部长、总统府新运会办公室主任马拉迪和夫人，总统府新运会办公室副主任、部长阿齐兹·萨勒少将，体育部长第1助理朱科诺，以及印度尼西亚新兴力量运动会全国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等。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和先期到达这里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黄中也到机场和码头迎接。
当阿尔巴尼亚、中国、朝鲜、越南运动员乘车经过市区，前往运动员居住的新运会国际村的时候，沿途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两旁向他们欢呼致意。
晚上，在新运会国际村还举行了欢迎四国运动员的仪式。
新华社雅加达29日电
印度尼西亚今天为到达这里参加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阿尔巴尼亚、中国、朝鲜、越南体育代表团举行欢迎仪式。
体育部长马拉迪在仪式上对四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且指出，“新兴力量运动会是为了加强新兴国家的集体力量，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了在体育和其它方面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他强调指出：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要破坏新兴力量运动会，但是印度尼西亚将坚决前进，决不后退。
马拉迪在讲话中赞扬中国、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四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以派出最多的运动员的真正友好的行动来支持第1届新运会。
他说，印度尼西亚人民怀着幸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来欢迎第1批到达这里的客人。
这位部长说：
“我们现在面对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旧势力的威胁和它们破坏新运会的活动。”
他说，苏加诺总统曾经为新运会提出了一个口号：
“坚决前进，决不后退”。
“这意味着我们坚决举行新运会，继续不断举行新运会，在帝国主义对新运会的任何威胁面前决不退后一步。”
他说：
“印度尼西亚准备作最大的牺牲，来维护‘坚决前进，决不后退’这个口号。
我们相信，中国、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其它新兴力量国家，一定会和我们一道维护这个口号，维护这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战斗旗帜。”
在欢迎仪式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荣高棠、朝鲜青年体育代表团团长金基洙、越南体育代表团团长吴伦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篮球队领队萨米·科拉内齐致答词。
他们赞扬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对举办第1届新运会作出的卓越贡献，并一致指出，新运会是在万隆精神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下举行的，它一定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和胜利，新运会必将进一步加强新兴力量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
（附图片）
10月29日，中国参加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团到达雅加达，受到雅加达市民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刘长忠摄（传真照片）

雅加达热烈欢迎阿中朝越体育代表团
马拉迪部长赞扬阿中朝越四国以真正友好行动支持第1届新运会
中朝越阿负责人赞扬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对新运会的卓越贡献
新华社雅加达29日电
雅加达市民今天高举标语牌，并敲锣打鼓在机场和码头热烈欢迎到达这里参加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第1批外国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中国、朝鲜和越南体育代表团。
几百名身着白衣和白裙、肩上挂着红彩带的男女青年，很早就聚集在码头上，等候客人来临。
码头上挂着“欢迎新运会参加者”的巨幅标语。
下午一时半，载着运动员的远洋巨轮徐徐靠近码头。
这时乐队连续奏起了欢迎乐曲，欢迎的人群高唱《新兴力量运动会之歌》，并且有节奏地高呼“万岁，万岁，新运会万岁！”
穿着整齐服装的我国男女运动员们齐集在甲板上，挥舞着旗帜，把彩带和彩纸撒向码头，高声歌唱，向雅加达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致意。
这时船上和岸上，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落，互相呼应。
今天到机场和码头热烈欢迎的有，印度尼西亚体育部长、总统府新运会办公室主任马拉迪和夫人，总统府新运会办公室副主任、部长阿齐兹·萨勒少将，体育部长第1助理朱科诺，以及印度尼西亚新兴力量运动会全国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等。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和先期到达这里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黄中也到机场和码头迎接。
当阿尔巴尼亚、中国、朝鲜、越南运动员乘车经过市区，前往运动员居住的新运会国际村的时候，沿途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两旁向他们欢呼致意。
晚上，在新运会国际村还举行了欢迎四国运动员的仪式。
新华社雅加达29日电
印度尼西亚今天为到达这里参加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阿尔巴尼亚、中国、朝鲜、越南体育代表团举行欢迎仪式。
体育部长马拉迪在仪式上对四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且指出，“新兴力量运动会是为了加强新兴国家的集体力量，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了在体育和其它方面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他强调指出：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要破坏新兴力量运动会，但是印度尼西亚将坚决前进，决不后退。
马拉迪在讲话中赞扬中国、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四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以派出最多的运动员的真正友好的行动来支持第1届新运会。
他说，印度尼西亚人民怀着幸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来欢迎第1批到达这里的客人。
这位部长说：
“我们现在面对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旧势力的威胁和它们破坏新运会的活动。”
他说，苏加诺总统曾经为新运会提出了一个口号：
“坚决前进，决不后退”。
“这意味着我们坚决举行新运会，继续不断举行新运会，在帝国主义对新运会的任何威胁面前决不退后一步。”
他说：
“印度尼西亚准备作最大的牺牲，来维护‘坚决前进，决不后退’这个口号。
我们相信，中国、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其它新兴力量国家，一定会和我们一道维护这个口号，维护这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战斗旗帜。”
在欢迎仪式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荣高棠、朝鲜青年体育代表团团长金基洙、越南体育代表团团长吴伦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篮球队领队萨米·科拉内齐致答词。
他们赞扬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对举办第1届新运会作出的卓越贡献，并一致指出，新运会是在万隆精神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下举行的，它一定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和胜利，新运会必将进一步加强新兴力量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
（附图片）
10月29日，中国参加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团到达雅加达，受到雅加达市民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刘长忠摄（传真照片）

上海第3机床厂淬火小组发挥主动精神
自制保温设备节约生产开支
新华社上海29日电
上海第3机床厂淬火小组工人自制一种简易保温设备，使工厂节省了一万多元开支。
这种保温设备是用水泥、耐火砖、铁皮、石英砂制成的。
它所耗费的材料和工时，总共只值五十多元。
工厂付出这点代价，却可以少购买一只电炉。
新制的简易保温设备，是供搪缸机零件在热处理以后慢慢冷却用的。
它的使用效果很好，完全可以保证零件的质量。
在没有这种设备的时候，零件冷却是在电炉中进行的。
搪缸机是修理拖拉机汽缸用的设备，它的搪杆、蜗杆等主要零件都要经过热处理。
这些零件在电炉中进行高温处理以后，必须焖在炉子里慢慢冷却，每次需要一昼夜的时间。
今年，上海第3机床厂的搪缸机生产任务比去年增加了四倍，原有的电炉不够用，工厂领导就向上级申请添置一只电炉。
淬火小组的工人打听到买一只新电炉需要一万多元，就想节省这笔开支。
组长江志定看到零件在电炉里冷却的时间太长，影响了电炉的周转，他想如果零件能在电炉外边冷却，电炉的使用效率不就提高了吗？
他和车间技术员一起做了一个铁桶，铁桶里放个热水瓶胆似的圆铁筒，再在铁桶和铁筒之间放上石棉。
把零件放进铁筒里，果然收到了慢慢冷却的效果。
但是圆筒小，装不下多少零件，而且操作不方便，仍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
淬火小组的工人和车间主任、技术员，从这次试验中看到零件放在电炉外边冷却是可行的，就集体研究出一个新办法：
在地上挖个小床样的坑，里面铺上水泥和耐火砖，中间再放个铁箱子，铁箱子里填满石英砂，把零件窝在里边慢慢冷却。
他们花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砌了这么个“小床”，试验的结果很好。
现在，零件在电炉里热处理以后，马上就取出来放进“小床”逐渐冷却，电炉又可以趁热立即处理第2批零件。

为农轻重各部门提供更多效率高质量好的设备
沈阳试制成功九十多种新机械
武汉一批新产品供应市场，许多老产品增添花色
据新华社沈阳30日电沈阳市机械工业今年一至三季度试制成功的九十多种新产品，一部分已成批生产，有的已供应使用单位。
这些新产品包括农业机械、精密车床、煤矿和石油工业设备、轻工业机械等等，大部分是工厂自行设计的。
经过严格的鉴定，新产品全部达到了设计标准和使用部门的要求。
适合农村用的一种新型配电站设备，不久以前在沈阳变压器厂试制成功。
它由变压器、开关柜两大部分组成。
高压和低压控制装置、避雷器、仪表等都安装在开关柜内。
它可以同一万伏高压输电线通电，把高压电变为二二○伏或三八○伏的低压电，作为农业排灌、耕作和农产品加工机械的动力。
最近在辽宁召开的东北三省农村电气化座谈会上，各地的专家和农村电气化工作者们认为，这种设备结构简单，便于安装、移动，容易使用、维护和修理，价格也比较便宜。
除了配电站设备以外，为农村和农业机械工业试制的新产品，还有拖拉机厂用的车床、钻床，农业机械修理工具，农产品加工机械等许多种。
这方面的新产品占沈阳机械工业今年新产品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
沈阳第1机床厂为拖拉机厂试制的一种曲轴车床，能自动进刀、切削，自动退刀、停止，工作效率很高。
沈阳机械工业今年还为煤矿、石油、冶金、纺织、合成纤维、日用品等工业部门试制成功许多新产品。
不久以前，沈阳水泵厂为石油工业试制的一台裂化油泵，能把温度很高的裂化油原料输送到加热炉去提炼汽油。
这个厂为煤矿试制的一种多级耐酸泵，经本溪、淄博等煤矿试用证明，它排送井下酸性液体的效率比一般水泵高。
煤矿用的一种轻型挂式防爆荧光灯，最近也在沈阳市照明器材厂试制成功，它能代替笨重的手提灯和头顶灯。
第1批产品已经运到抚顺胜利矿，很受矿工欢迎。
沈阳重型机器厂试制成功一种薄板轧机，每年能轧制一万吨零点五毫米的薄钢板。
这些薄钢板可以加工成一千四百万个搪瓷面盆。
鞍钢无缝钢管厂用的轧辊，要求很精密，普通机床加工不了，过去是用进口的轧辊磨床加工。
现在，这种轧辊磨床已由沈阳机械工业职工制造出来。
据新华社武汉电
武汉市场上出现的几十种当地制造的新产品，引起了顾客们的注意。
熟悉武汉市场的人说：
近三年来，武汉工厂企业生产新产品，数今年最多。
已经上市或供应农村和工厂的新产品，有农业用的低扬程大口径水泵，化肥碳酸氢氨，塑料水车叶板和掀板，小型碾米机，电动轧花机；
有人民生活需要的灯芯绒，平绒，丝光卡叽，塑料台布、雨衣、窗帘等塑料薄膜制品，自行车内胎和外胎，弹子锁；
有工厂用的精密的光学曲线磨床，滚刀磨床，大型化肥设备，等等。
这些新产品中，有一些是去年试制成功今年成批生产的，有一些是今年试制成功随即成批生产的，还有一些是试产试销的。
据有关部门调查，仅是今年试制成功的比较重要的新产品就有二十多种。
还有许多老产品增添了新的花色，仅花布一项，今年印染成功的新花色就有四十六种。

全国体操和四单位技巧运动锦标赛结束
据新华社武汉电
1963年全国体操和四单位技巧运动锦标赛的技巧运动比赛，已经在27日晚结束。
至此，这次锦标赛已经全部结束。
在这次比赛中，安徽二十岁的刘宝慧和十七岁的丁照芳分别获得了男女单人跳跃（包括翻跟斗等动作）比赛的冠军。
其中丁照芳是自1959年参加第1届全国运动会以来，第3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全国冠军。
她这次的成绩是三十七点一五分。
获得这项第2名的是广东的龙履洁，成绩是三十五点六五分。
刘宝慧在男子单人跳跃比赛中表现也很出色，他的成绩达到了三十八点一五分。
著名男子单人跳跃能手、上海选手陈宏群没有参加这次锦标赛。
这次技巧运动比赛是在27日这天举行的，参加的有上海、安徽、江苏、广东四个单位的三十名男女选手，共进行了四个项目的比赛。
其中男子四人团体的冠军争夺赛相当激烈，最后江苏队以一五一点○五分的成绩获得这项冠军，上海队名列第2，成绩是一四七点七五分。
这次的另一项男子双人动作比赛的冠军，被江苏队的余忠培和步庆明以七十三点一分的成绩夺得（这项只取一名）。
据新华社武汉电
1963年全国体操和四单位技巧运动锦标赛的体操比赛，已经在26日晚结束。
解放军二十三岁的刘荣弟和江苏二十岁的朱佩兰分别夺得了男、女全能冠军。
这次锦标赛是从10月23日开始在武汉举行的，有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二十四个单位的二百六十五名男女选手参加。
著名体操选手于烈烽、廖润甜、冯代俊、阮国良、郭可愚、黄薇、佘淑勤等十六人因为要参加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所以没有参加这次锦标赛。
这次的体操比赛各个单项都只举行自选动作的比赛。
比赛结果，江苏选手获得四项冠军，解放军和广东选手各获得两项冠军，北京和黑龙江选手各获一项冠军。
参加这次体操比赛的运动员中，大部分是在1959年第1届全国运动会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比赛中的突出表现博得了观众的好评。
男女十二项冠军（包括男、女全能冠军），有四项被新手夺得；
在男女十二项被录取的总共七十二个名次中（每项录取前六名），有二十九个名次为新手所占。

同甘共苦十三年
——记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
新华社记者　余志恒
几乎每一个观看过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在北京演出的人，都深深被那朴素的来自民间的歌舞所感动。
有不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同志谈到，当他们观看日本艺术家的演出时，感到分外亲切，仿佛他们又置身于革命摇篮延安，观看当年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表演。
在演出的节目中，从鼓舞人们争取自由解放的八丈岛的鼓声、古老的《鬼剑舞》，到合唱组曲《村里的年轻人》，观众都可以看到这些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演出，鲜明地反映了日本人民长期以来在反动统治下争取民主解放斗争中，在生产劳动中，所表现的反抗精神，坚强不屈的意志，以及对自己民族的美好未来，怀着无限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
这些演出为什么具有这样强烈的感染力呢？
他们所走过的是怎样的道路呢？
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访问了歌舞团团长原太郎和副团长横山茂，他们说，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成立的十三年，是和日本工人农民同甘共苦的十三年。
他们像充满生命力的蕨草一样，在劳动群众中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可是，任何事情开头总是困难的。
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最早成立时，只有原太郎、横山茂等两三位音乐活动家。
他们像初出巢的海燕一样，勇敢顽强地在暴风雨中飞翔、斗争。
当时，战后的日本，百孔千疮，经济萧条，有许多工人成了半失业状态的临时工。
原太郎等就是为这些缺乏精神食粮而经济又很困难的临时工演出，给他们鼓舞和力量，激发他们阶级斗争的热情，使工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失业、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
原太郎说：
“那时，我们经常巡回演出于工人之中，从早到晚，一天要跑三四个地方。
虽然到处奔波，饥寒交迫，但是，我们一想到野坂参三同志提出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文艺方针而奋斗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全身都是力量，忘记了一切。”
他说，记得有一次，他们给矿工演出时，演出中途被资本家和反动工会头子所打断，并且把他们直接押解到火车站。
当时已经夜深人静了，末班车已经开走。
到哪里去投宿呢？
歌舞团的人想蹲在车站过夜，也被反动派撵了出来。
守在车站外的打手们乘着消防车，用水龙头吓唬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离开车站，在无边的黑夜里流浪。
但是群众向他们伸出了温暖的手，一家居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把自己盖的被子给他们盖，还有一个工人的母亲送米给他们做饭吃。
原太郎说，今天在北京舞台上响起咚咚的开场鼓声，就是十一年前“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和工人队伍在东京广场上示威游行时响的鼓声。
当时，英勇不屈的日本工人的鲜血洒在广场上，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鼓声震撼了广场的上空，召唤了更多的工人来到广场。
那时，日本警察想把我们抓走，我们不得不逃到北海道避难。
那激动人心的鼓声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横山茂向记者介绍了十年前一段值得回忆的往事。
1953年10月，已经有九个伙伴的蕨座歌舞团初到秋田县的一个偏僻的农村，那时，正是日本农民收获的季节。
但是，举目四望，田野里一片低矮、枯黄的稻禾在秋风里摇摆，严重的霜害使它没有结穗就枯死了。
他们看到这暗淡的情景，心里很难过，想到农民今后怎样过日子呢？
他们分散住在贫苦农民的家里，默默地同农民坐在地炉边，相对无言。
农民的心在哭泣、在悲痛。
他们多么想能分担农民们的一些痛苦啊！
原来决定当天晚上为农民演出，看到这些情景后，他们的心都冷了。
农民还有兴致来看他们的演出吗？
他们怀疑着。
可是，“研究日本民谣，继承民间艺术，创作新的民族艺术”，这是日本共产党的号召。
既然为农民而来，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也要为农民演出。
最后他们还是决定当晚演出。
没有想到，演出的效果非常好，村内外很多农民都来看他们的演出，每唱完一曲歌，跳完一个舞，农民们都报以极为热烈的掌声。
当横山茂在舞台上唱起了《秋田姑娘》和《八木小调》等民谣时，台下的农民观众也同他一起高声地唱起来，有些老年妇女还跑上舞台，同歌舞团的女演员一道跳起了民间舞蹈。
当时横山茂被日本人民这种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
横山茂说：
“没有想到，我们唱农民自己的歌，跳农民自己的舞，能够在沮丧的日子里，唤起农民对于明天的巨大热情。”
歌舞团在日本“民歌宝库”的秋田县，虽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困难接踵而来。
他们没有钱，吃饭、住房都成问题。
九个人就分散住在贫苦农民家里，白天帮助农民种庄稼和作家务事，晚上大家就聚集在一起学习讨论，或者制定工作计划。
他们先后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由一个工会工作者慷慨地把他的仓库捐助给歌舞团，歌舞团自己动手修盖了卧室和厨房，才有了个比较固定的地方。
他们演出的服装、道具也是非常简陋的。
在演出时，男舞蹈演员只是在衬衫上外加一件罩衣；
女演员只有一身白花布衣裳。
唯一的布景就是一块紫色的幕布。
他们没有照明器材，就在白天公演。
农民忙的时候，就免费送戏上门。
在农忙时，演员们还同农民一起播种、插秧、收稻；
在农闲时，他们向农民学习民间传统歌舞。
初期，农民不愿把自己的艺术传给外人。
农民们认为，如果把艺术传给别人，自己的村子就要遭受水灾，整个村庄就会变成汪洋大海。
他们说：
“我们的歌舞主要是献给神的，在舞台上演，神会不高兴。”
后来，由于演员们积极劳动，热情地帮助农民干各种活，农民就对演员说：
“可以把歌舞传给你们，你们靠得住，神不会恼怒的。”
农民不喜欢把民歌记成谱，演员就把它强记在脑子里，晚上躲在床上记。
在学习像《鹿舞》这样一些比较剧烈的舞蹈时，演员们连续几个钟头地学，累得脚抽筋，腿都站不起来了。
但那些六七十岁高龄的民间老艺人慈爱地把他们从地上扶起来，继续教，演员们也继续顽强地学。
演员们把这些歌舞学会以后，经过仔细研究，去掉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部分，吸取歌舞中健康的、积极的部分，然后再把这些经过整理加工后的作品，表演给农民看，请农民鉴定、提意见，并且根据农民的意见反复修改。
就这样，歌舞团积累了许多为群众喜爱的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又有充实的人民生活内容的节目。
文艺为工农服务，工农的实践又丰富了艺术，这是歌舞团感受最深的一点。
原太郎说：
“人民群众的生活是艺术的宝库，只要你去挖掘，那是取之不尽的源泉。”
在谈到倍受人们赞扬的合唱组曲《村里的年轻人》中的第1部分《从冬到春》，包括《山风歌》、《地炉歌》、《春》三首歌曲时，他说，十年以前，他在日本东北宫城县一个贫穷的山村里呆了半个多月。
那时正值数九寒天，山风呼啸，天空乌云弥漫，大雪纷飞。
村里的农民团结一起，抵御了这场狂风暴雪。
当时，他不仅参加了这场同暴风雪的斗争，还同农民们围坐在炉火熊熊的地炉边，促膝谈心，度过了十多个北国的漫漫长夜。
群众中的一事一物，当地的一情一景，都深深地打动了他，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终于写出了这样感人的歌，创作了这样一部战斗性强、民族风格鲜明、完美地反映现代日本青年农民生活全景的歌曲。
已经五十九岁的原太郎，还常同他的妻子、歌舞团演员原由子一起参加劳动，帮助农民插秧、收稻，从劳动的实践中，体会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不断地创作新的歌曲。
《村里的年轻人》的第3部分《从夏到秋》，包括《彩车》、《成熟》、《收割》三首歌曲，就是原太郎和他的妻子在参加劳动后共同创作的。
只有在深入农村以后，才能真实体会到农民心灵深处的感情。
横山茂说：
“日本民谣的特点，旋律单调，听起来比较悲哀。
但是，当你了解到日本人民有着一个伟大不屈的灵魂时，尽管歌调悲哀，你一定会带着力量来唱这些调子。
这样，你才能真实地表达出农民内在的情感。”
他当时就感情充沛地唱起了一首日本南部赶牛的歌曲。
他说，日本农民的现实生活是悲惨的，但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我们要用农民自己的歌，来唤起他们的民族觉醒和民族自豪感，以及为美好的未来而进行斗争的热情。
原太郎对日本音乐、歌舞的现状颇为感慨。
日本的广播、电视节目，充满了西方的爵士音乐和腐蚀人们斗争意志的黄色影片。
现在日本有一千多万台电视机，平均每八人到九人有一台电视机。
电视节目中百分之四十六都是充满恐怖、凶杀、色情的美国片子，靡靡之音代替了日本的民族音乐，摇摆舞代替了日本的民间舞蹈。
他说：
“可以这样说，日本人民自从处于美帝国主义军队半占领状态下，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了。
年青人更不知道本民族音乐的旋律”。
他希望日本文艺界有更多的人来恢复本民族的风格，创造本民族的音乐。
原太郎的这一席话，更加令人体会到，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统治的迫害下，在黄色文化包围中，蕨座民族歌舞团饱经风霜雨雪，苦斗十三年的经历，是多么令人钦佩。
现在，歌舞团在日本劳动人民的关怀下，它已由开始的三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一百一十一人。
他们的足迹走遍了日本东北的许多县市，并且还扩展到东京、大阪、横滨等各大城市，每年观众达到四十万左右。
歌舞团现在已经根深叶茂地在劳动人民中成长着，成为日本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日本反动派所扶植的黄色文化进行斗争的一个坚强堡垒。
蕨座歌舞团所走过的道路，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道路，是文艺为工农服务的道路。
原太郎说：
“我们是毛主席文艺思想的老老实实的实践者。”
是的，蕨座歌舞团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始终高举日本革命文艺的旗帜，鼓舞广大日本人民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从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我们看到了日本人民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正如诗人郭沫若在题赠日本蕨座歌舞团的新作中所赞美的：
“大和歌舞入幽燕，人自蓬莱胜似仙。
驱鬼插秧一条线，同甘共苦十三年。
谁言月亮花旗好？
敢信风骚本族妍！
群怨兴观观止矣，塤箎协奏造春天。”

广东海盐增产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到10月20日已超额百分之二十三多完成了今年的海盐生产计划，盐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三。
今年广东气候干旱，有利于海盐生产。
全省近百个大、中、小型盐场的职工，抓紧纳潮制卤，尽可能地扩大生产面积，上半年的生产面积就比去年同期扩大约百分之十。
广东省1958年以来建设的新盐田逐步成熟，产量提高。
占全省现有盐田大半数的老盐田，近年来不断增添设备，改善生产条件，现在的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比去年提高两成左右。
海盐的质量也比去年有所提高。
海南岛屿莺歌海和琼山盐场所产盐的质量，大大超过了计划指标，一等盐比去年成倍地增加。
（附图片）
左图：
辽宁安东市郊今年蚕茧丰收。
蚕农们正在装车，准备送到茧站出售。
郝永铨摄（新华社稿）

新产品
北京起重机器厂新制成的十五吨轮胎吊车，操作灵活，能载物行走，可以装换五种不同高度和形状的吊臂。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上海化工厂生产的九十毫米塑料水车管，适于北方农村深井使用。
新华社记者　顾松年摄
沈阳第3机床厂试制成功的六轴自动车床，是制造汽车、拖拉机、轴承等不可缺少的设备。
新华社记者　苗明摄

科学技术给农业生产插上了翅膀
东北旺公社粮棉畜菜连年增产
在推广新技术的过程中，这个公社注意从实际出发，坚持一切通过试验的原则，并根据新的生产条件和科学技术要求，规定了各项农活的操作方法和质量标准。
目前各项主要作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用机械代替了人力畜力。
据新华社30日讯
记者贺新创报道：
来到北京郊区东北旺人民公社的人们，会很快被一种景象所吸引。
农业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广应用，给这里的生产插上了翅膀，使得全公社的粮食、棉花、蔬菜和牲畜连年获得全面增产。
这个公社成立以后的头三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七以上，1962年平均亩产又比1961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今年，在一半土地遭受涝灾的情况下，据各生产队仔细估算，粮食总产量仍将比去年增长近百分之五。
1958年以来，这个公社集中人力物力进行农业技术改革，改变了过去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些较落后的耕作技术和习惯。
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新建的八道防护林带像一排排绿色的屏风，护卫着公社的土地。
两万多亩耕地按照机械化、水利化的要求，被整齐地划分为六十六个大田耕作区、蔬菜区和果树区。
各耕作区之间，纵横交错的渠道和电线，组成了灌溉网和电力网。
各个耕作区里都安装有电力带动的机械。
总长五十华里的十一条排灌干渠，使全社的耕地可以及时地得到灌溉或排出日降雨量达二百毫米的雨水。
电力水泵把平地水渠中的水引上了山坡，使山上的果园也得到充足的灌溉。
现在，公社生产中的各项主要作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已经用各种机器代替了人力和畜力。
由于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而使劳动力有了剩余，加上有足够的资金用来添置农药和药械，植物保护工作因此有可能被给予充分的重视。
现在这个公社对黄瓜霜霉病、玉米钻心虫等病害已经能较好的控制。
小麦、玉米、蔬菜、果树的良种，代替了世代相传的低产品种。
今年，玉米双杂交种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
公社在推广运用新的科学技术的过程中，首先注意了从实际出发。
每当决定大规模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来改革生产技术之前，公社就责成干部和技术人员先下去摸土地的“脾气”，向群众学习。
这些干部和技术人员在各个生产队里，和老农一起逐块调查各种地块和不同作物区的土地的特点，了解农民是怎样耕作和为什么这样耕作，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整理成一份推广科学技术的基础资料。
同时，他们还坚持了一切通过试验的原则，注意用“样版”来示范。
公社成立后不久，决定把原来高低不平的土地彻底平整一下，以便对符合现代农业技术要求的机耕耕作区、灌溉网和电力网作出全面规划。
这件大事，使许多干部和社员都很兴奋，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
他们担心这样大规模翻地会不会把两万多亩熟地变成生土，影响作物产量。
这时，公社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就一面在一块菜田里作小型试验，一面向农民请教生土迅速熟化的办法，后来的实践证明，由于加强了灌水施肥，蔬菜果然丰产。
在这个基础上，公社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试验。
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农在试验过程中共同出主意、订措施，使两千多亩小麦的产量比往年旱地提高了一倍多。
这样连续试验了四五年，1962年终于全面平整了土地。
东北旺公社还有一份技术操作规程，它根据新的生产条件和科学技术要求，规定了各项农活的操作方法和质量标准。
研究生产，检查生产，都按照这个规程办事。
每年秋后，社队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农，都要开会逐一讨论这一年大面积推广运用技术的经验，制订和修改一些操作规程，然后交给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讨论。
通过这样不断的讨论，让社员认识应用新的科学技术的好处，加深社员们对新的科学技术的认识。

辽宁蚕茧丰收
新华社沈阳30日电
我国柞蚕茧主要产区的辽宁省，今年秋蚕茧获得好收成。
广大蚕农踊跃向国家收购站交售新茧，在二十天中，全省全年的收购任务就完成了。
目前，各产茧社队还在继续向国家出售。
今年，辽宁省放养的七万多把秋蚕，普遍长得好，结茧多。
从当前各地摘茧的情况看，主要放蚕的岫岩、庄河、盖平、凤城等县，茧产量比去年增加很多。
历年单产较高的安东县，今年平均把产量达六万粒左右。
著名种茧基地的凤城县靉阳公社，今年放养的九百六十四把秋蚕，结茧的产量和质量都较高，种茧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今年各地收摘的茧，大部分是茧层厚、份量重、丝絮好的好茧。
据有关部门估计，全省每千粒蚕茧的重量，平均可比去年增加半斤以上。
为了实现丰产丰收，各地蚕农提出了“不丢一粒，粒粒还家”的口号，努力精收细摘。
岫岩、庄河等县许多公社生产队，还组织妇女、老年人和儿童等辅助劳力，上山复收。

加强亚非工人的团结合作　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亚非工人会议发起国会议在雅加达开幕
朱义多作报告指出亚非工会希望制订共同纲领反对共同敌人
据新华社雅加达29日电
亚非工人会议发起国会议在28日下午开幕，并在29日举行了全体会议。
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书记处主席阿赫姆·埃尔宁普拉贾28日在会议上致开幕词。
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副主席朱义多以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书记处的名义在29日的全体会议上作了报告。
朱义多在报告中详细论述了关于召开亚非工人会议的主张及其发展。
报告说：
“现时代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人民的时代，是‘新兴力量’的时代。”
报告说：
“虽然目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遭受沉重打击，但是它们还没有死亡，还没有被彻底消灭。
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决不会停止作恶，他们将继续破坏民族解放运动，他们从来没有，也决不会自愿把他们的统治地位转让给被压迫人民。
他们过去所做的和他们将来要做的总是通过实行新式的殖民主义来防止自己的毁灭。
他们通过经济干涉，企图保住他们统治和剥削亚非国家的地位。
新殖民主义实质上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技术方面进行间接统治。”
报告说，“这些事实表明，亚非工人和人民有着共同的义务，即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走向完全的胜利。”
报告说，亚非工会运动能为实现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为和平以及各国之间的友谊作出积极的贡献并给予国际声援。
根据客观的历史必要性，在目前，极端重要的是亚非各国工会之间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建立更紧密和有效的团结。
报告说，“亚非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表明，争取改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斗争和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政治斗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亚非工人和人民，不论是在那些仍处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完全统治下的国家或是在新解放的国家，他们都还必须进行斗争，来争取改善生活、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
争取就业的权利、争取消除各种形式的歧视等等。”
报告说：
“根据上述事实，在人们要求在反对共同敌人的联合斗争中团结一致的强烈愿望的鼓舞下，亚非各国各种工会联合会都一致表示希望交换意见和经验，以便根据亚非所有工会互助、合作、友好和团结的原则制订一个共同纲领和采取联合行动。”
报告在谈到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时说：
“威胁着世界和平的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在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仍然存在。
正因为这样，在维护和平和安全的活动中，彻底铲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是需要完成的最主要的工作。”
“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争取彻底取消核武器的生产、储存、试验和使用的斗争。”
报告指出，“种族主义是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者对被压迫民族的优越感的基础上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最标准的形式。”
报告说：
“亚非各国当前的事态发展越来越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必须组织行动和制订共同纲领，对亚非工人最主要的敌人，即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进行斗争。”
报告接着详细阐述了亚非国家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并且指出：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面临末日。
亚洲和非洲境内殖民主义的铲除已经不能避免了。”
报告说：
“亚洲和非洲当前总的形势和发展愈来愈要求一些亚非国家的一些工会联合会根据亚非国家所有工会互助、友好合作和团结的原则交流思想和经验，这种思想和经验的交流可以在亚非工人会议中进行，其目的如下：
“一、加强友好基础上的合作，扩大和加强亚非工人的团结，不问他们思想、信仰和组织关系的不同。
“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取得和巩固民族独立、保卫民主自由的权利，争取社会进步和保卫世界和平。
“三、按照1954年万隆会议和其他亚非各国人民会议的原则加强亚非工人的国际团结。”
报告说，“自从1954年以来，这个主张已经得到一些亚非国家的一些工会联合会的提倡并且在国际会议上一起反复讨论过。
1962年，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书记处发出呼吁，使这个主张更加具体了。”
报告说，“以往的经验教导我们大家，实现举行这样一个亚非工人会议的主张，并不像全体亚非工人所希望的那么容易，主要是由于需要面对和解决各种困难。”
报告说，但是，召开亚非工人会议的主张得到了亚非各地大多数工会非常具体的支持。
目前已有三十二个亚非国家中的七十多个工会联合会表示支持举行亚非工人会议。
在朱义多作了报告以后，大会进行了一般讨论。

北京市红十字会集会
欢迎朝红十字会代表团
据新华社28日讯
北京市红十字会一千五百多名会员今天下午在天桥剧场举行集会，热烈欢迎由朝鲜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朴信德率领的朝鲜红十字会代表团。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北京市红十字会会长严镜清等出席了欢迎大会。
严镜清和朴信德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宾主强调两国人民和红十字会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进行坚决的斗争。
李德全将一枚中国红十字会荣誉奖章赠给朴信德团长。

10月25日，陈毅副总理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
新华社记者　李远烋摄

对外文委和中蒙友协举行酒会
欢送蒙古国家交响乐团
新华社30日讯
对外文委、中蒙友协今晚举行酒会，欢送蒙古国家交响乐团。
中蒙友协会长范长江、对外文委副主任曹瑛以及张映吾、赵沨、王元方、丁波等有关方面人士出席了酒会。
蒙古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沙姆丹也应邀出席。
范长江和蒙古国家交响乐团团长达什敦道克在酒会上讲了话。
宾主不断举杯，祝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合作关系的发展。

巴基斯坦东方医学促进会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30日讯
应卫生部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巴基斯坦东方医学促进会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团长哈基姆·穆罕默德·赛义德率领下，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我党政军等代表团在阿尔及尔参观访问
刘宁一祝贺阿农场工厂赶走殖民者并取得生产成就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29日电
应邀前来参加阿尔及利亚国庆日庆祝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国妇女代表团和中国青年和学生代表团今天在这里访问了农场、工厂和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
他们到处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接待。
中国代表们在阿尔及利亚议员特杰尼·哈达赫、民族解放阵线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穆罕默德·萨拉赫·叶海亚维以及最近从中国访问归来的阿尔及利亚国务部办公厅主任玛莉卡·乌兹加尼小姐的陪同下，今天上午访问了布沙维农场。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表示祝贺农场赶走了殖民者和它在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
代表团向农场赠送了礼品，农场把一箱自己酿造的葡萄酒送给代表团。
中国的客人们今天下午访问了比图奈饼干厂和阿米鲁什上校面粉厂。
刘宁一团长说，你们从殖民主义者的手里接管了工厂，我们希望你们继续以战斗的精神把你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盛。
代表们访问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时会见了联合会的全国书记处书记沙菲·穆罕默德·塔哈尔和梅斯泰克。
昨天，代表团在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乌兹加尼的陪同下访问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著名革命堡垒——卡士巴，在这里发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中国代表团的成员。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28日电
由李志民上将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今天下午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受到了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
在访问时，阿尔及利亚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塔哈尔·兹比里上校接见了中国军事代表团。
李志民上将代表中国国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面军旗和一枚军徽赠送给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和阿尔及利亚国家人民军。
在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阿尔及利亚国防部以前，阿尔及利亚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兹比里曾设宴招待应邀参加阿尔及利亚国庆日庆祝活动的中国党政军妇青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我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举行追悼会
追悼日本专家池田亮一先生
陈毅副总理赞扬池田亮一先生为中日人民友谊服务的精神
新华社30日讯
国务院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日本专家池田亮一先生治丧委员会，今天上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追悼会，追悼池田亮一先生的逝世。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以及各界代表李初梨、罗俊、周而复、赵安博、孙平化、王晓云、庄涛、廖梦醒等四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池田亮一先生的遗体放在灵堂中央。
灵堂内陈放着陈毅、廖承志、南汉宸、楚图南以及我国各有关单位和人民团体赠送的花圈。
日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安斋库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其他日本朋友赠送的花圈，也陈放在灵堂内。
追悼大会在上午十时举行，乐队奏哀乐后，主祭人陈毅副总理向池田亮一先生的遗像献花圈。
陈毅副总理在追悼会上致词。
他说：
池田亮一先生生前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日人民友好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永远记在我们心里。
他赞扬池田亮一先生为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服务的精神。
他说，池田亮一先生的不幸逝世，使我们感到深切的悲痛。
罗俊在追悼会上致悼词。
他说，池田亮一先生十年来和我们朝夕相处，合作共事，结成了亲密的友谊。
他在工作中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帮助，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做出了贡献。
他说，池田亮一先生对待工作的忘我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曾经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第4卷日文版的翻译工作，他在这个工作中倾注了最大的热情。
池田亮一先生一向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他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像自己的事情一样感到无比高兴。
罗俊说，池田亮一先生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日本专家横川次郎介绍了池田亮一先生长期进行革命工作、支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为中日友好而奋斗一生的事迹。
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向池田亮一先生致告别词。
他说，今天，当你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保证尽全力为增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为争取日本真正的独立、民主，以及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进行斗争。
正在北京进行友好访问的日本朋友、在京的日本和其他各国专家等也参加了追悼会。
池田亮一先生治丧委员会还接到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总书记宫本显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日中友协等日本有关方面人士和团体的唁电，对池田亮一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29日讯
应全国妇联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团长、新日本妇女会中央常任委员、大阪府本部副会长吉田隆子率领下今天到京。

曹瑛在中越友协报告会上作访越报告
介绍越南人民的建设成就和斗争精神
据新华社30日讯最近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参加越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活动后归国的中越友协代表团团长曹瑛，今天下午在北京向中越友协的理事和其他有关方面人士作了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告。
曹瑛在报告中以生动的事实，介绍了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发扬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他们为反对美吴反动集团、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曹瑛在报告中还介绍了越南人民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盛况，并转达了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兄弟情谊。
他说，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是骨肉般的，有着悠久传统的，这正如胡志明主席所说的是“同志加朋友，朋友加同志”。
这种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万古长青的。
报告会由中越友协副会长孙晓村主持。
越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黄北及使馆其他外交官也应邀出席了报告会。
黄北临时代办也在会上讲了话。

朝鲜民青同盟中央扩大全会通过告青年书
加强阶级教育　反对修正主义
据新华社平壤30日电
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25日至27日举行了第17次中央扩大全会。
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洪淳权在全会上作了报告。
会议通过决议，在1964年05月间举行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第5次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提出把同盟的名称改为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的建议，会议通过了其他有关的决议。
会议还通过了“在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第5次代表大会前夕告全体民青盟员和青年书”。
告全体民青盟员和青年书中说，在青年中加强阶级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是民青同盟当前的重要任务。
民青盟员和青年们必须更加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旗帜，同时必须进行反对正在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民青盟员和青年们必须反对安逸和腐化，使青年队伍不受修正主义倾向的丝毫侵害。

桑给巴尔劳工联合会副主席到达北京
新华社30日讯
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桑给巴尔劳工联合会副主席卡米斯·马苏德，今天下午乘飞机到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天民等。

波兰四位客人到京
新华社28日讯
波兰钢琴家克拉拉·丹奈茨卡和小提琴家亨利·克什科夫斯基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们是根据中波文化合作协定1963年执行计划来我国访问演出的。
今天晚上，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曹瑛举行宴会欢迎这两位波兰音乐家。
波兰驻中国大使克诺泰也应邀出席。
新华社28日讯
波兰文化艺术部博物馆和历史古迹保护管理局局长米·普塔什尼克硕士及华沙历史博物馆馆长亚努什·杜尔科博士，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们是根据中波文化合作协定1963年执行计划来我国参观访问的。

越南第2届国会第7次会议闭幕
号召南越人民争取解放统一祖国
把北方建设成稳固基础以鼓舞南方同胞的斗争
新华社河内30日电越南民主共和国第2届国会第7次会议，历时三天，今天下午闭幕。
会议通过一项号召书，号召越南南方人民进一步紧密地团结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周围，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解放越南南方，进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号召越南北方人民不断地提高警惕，制止和粉碎美吴集团的一切破坏人民和平建设事业的阴谋。
胡志明主席、长征、范文同、阮维桢、黄文欢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的闭幕式。
会议通过的上述号召书指出，南越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集团的神圣爱国斗争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号召书说，最近，在南越人民英勇斗争的总的大发展中，南越各城市人民，特别是佛教徒和学生，起来反对压迫，要求信仰自由和自由民主。
吴庭艳政权极其残暴的镇压政策，不但不能阻止南越人民日益高涨的斗争，而且遭到了世界广大舆论的强烈谴责。
美国—吴庭艳制度正在经受着一次严重的危机。
很显然，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集团，越走向罪恶的道路，就越要遭到惨重的失败，南越人民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斗争，也就越来越强大，越会取得辉煌的胜利。
号召书号召越南北方人民忘我地劳动，大力开展爱国竞赛，争取胜利完成1963年国家计划和第1个五年计划，在北方勤俭建设社会主义，把北方建设成为争取和平统一祖国斗争的稳固基础，以鼓舞南方同胞反对美吴集团、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
号召书还号召越南的海外侨胞，为民族的共同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号召书呼吁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从各方面加强对南越人民争取自我解放的斗争的支持，以便对保卫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号召书说，“‘越南是一个国家，越南民族是一个民族’，任何残暴力量绝不能加以分割！
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坚决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把军队从南越撤出去，使关于越南问题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得到充分的实施，使越南得到和平统一。”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1962年国家决算的决议以及把鸿广特区与海宁省合并为广宁省的决议。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最后在会上致闭幕词。
他说，近几个月以来，越南南方的形势有了新的进展。
越南南方同胞正在大力击败斯特利—泰勒计划，从而使美国—吴庭艳集团制度的危机日益加深，并日益走向灭亡。
他说，“美国—吴庭艳集团在越南南方的每一个失败，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失败，也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和‘特种战争’试验的失败。”
越南人民在南方的每一个胜利，是人民民主民族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路线和保卫世界和平的胜利。
长征要求国会代表们回去后大力动员各地人民积极努力，为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取得新的胜利作出贡献。
他还要求国会代表们经常提醒人民提高警惕，帮助国家机关镇压间谍、别动队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及时击败美吴集团对北方的破坏阴谋。

阳翰笙欢宴日本客人
新华社29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今晚设宴欢迎前来我国访问的日本著名话剧演员杉村春子和导演长冈辉子。
出席宴会的有：
廖承志、夏衍、朱光、田汉、陈白尘、张颖等。
在京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夫人以及正在北京访问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主任白土吾夫也出席了宴会。

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
在外地参观访问后回到北京
据新华社30日讯
以本·杰迪德·沙德利少校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在我国东北和南方各地参观访问以后，今天中午在我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将陪同下，由武汉乘专机回到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潘振武少将、贾若瑜少将、彭施鲁少将等到机场迎接贵宾。
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在武汉期间，参观访问了军事学校、武汉钢铁公司等。

阿联教育代表团团长在京举行告别招待会
新华社30日讯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教育代表团团长阿卜杜·阿齐兹·赛义德今天晚上在阿联驻华大使馆举行告别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刘皑风，对外文委副主任朱光，中国阿联友好协会副会长张杰，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宫达非，以及教育、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著名人士。
招待会在友好气氛中进行。
宾主频频举杯祝贺中阿两国人民和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友谊日益增长。
阿联驻中国大使查卡里亚·阿德利·伊马姆和一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荒唐
编者按：
两个月前，本报曾发表过一批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
自从那个时期以后，他们的反华言论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恶劣。
据不完全统计，从09月01日到10月27日，仅仅在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四百三十篇。
加上从07月15日到08月31日发表的二百八十六篇，总共是七百一十六篇。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苏联报刊转载的其他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和文章在内。
苏联报刊最近期间反华言论所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社论、编辑部文章、论文直到小品文、漫画、读者来信，无所不用。
他们的论点更加荒谬无稽，更加不像样子，除了谩骂还是谩骂，除了造谣还是造谣。
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更加恶毒，更加粗野。
他们更加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攻击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攻击中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他们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对兄弟党表现了“父道主义”，采取“分裂纲领”；
中共的意识形态“同托洛茨基的概念相吻合”；
中国是“好战的主观主义”；
中国“沉醉于渴望取得霸权”；
“中国政治家有一句口号：
‘打倒白人！
’”；
他们甚至谩骂“北京叛徒”，“像是放肆的决斗者”，“中国领导人的良心就如污水一样”，等等，等等。
这些反华的奇文，写得实在蹩脚，制造的谣言实在离奇，读来令人生厌。
但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难得的反面教材。
我们劝读者同志们、朋友们，还是耐心地看下去，把它研究一番，总会从这些反面材料中得到益处的。
本报在刊登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方面，从来不惜篇幅，不取分文。
无奈此种文章层出不穷，又臭又长，我们的篇幅毕竟有限。
为了使苏联报刊的反华奇文不致湮没，准备另外编成专集出版。
在报纸上，只能陆续刊登这些文章的摘要。
下面，就是最近一个时期苏联报刊反华言论的摘要。
攻击我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污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苏维埃俄罗斯报》10月10日发表格拉宁的题为《共同合力还是单干》的文章说：
“‘自力更生’会延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社会生产发展的速度。
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北京理论家的方针不但对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主义利益是有害的，对中国人民自己也是有害的。”
“中国主席刘少奇不久前说，国际劳动分工和生产合作‘不能成为反对自力更生的借口，……为什么要拼命地加以反对呢？
’”
“不是别人、正是中国领导人在自己06月14日信中公开以‘自力更生’政策来同兄弟党共同制定的国际劳动分工路线相对抗。”
“试问，如果中国领导人否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那他们为什么‘那样卖力’地反对国际劳动分工。
为什么要用骇人听闻的攻击来反对苏联呢？
中国分裂者不但攻击自己理论上的对手，而且诽谤社会主义——消灭了一切剥削的社会制度，这种诽谤是只有共产主义最疯狂的敌人才作得出的。”
《劳动报》09月13日发表库德罗夫的题为《主要影响》的文章说：
“有这样的‘理论家’，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某种禁欲主义的组织，那里将没有完全富裕的位子，而所有的人将‘平均’分担不幸和灾难，例如中国教条主义者歪曲地描绘并庸俗了苏共对苏联经济的增长和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关心，他们认为把经济问题放在前位是不正确的，指责我们为‘经济主义’，忘记了革命的‘真正’目的。”
“中国教条主义者说，‘经济主义’以及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
没有比这种观点更为错误的了。”
中国领导人的特点，不仅在低估经济问题上，而且在经济领导的原则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领导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吸引广大劳动群众来管理生产，在科学的基础上作出计划和经营的决定。
中国领导人使用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运用的方法，在经济政策方面广泛地采用了‘意志’的手段，也就是忽视经济法则的行政领导方法，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成就’。”
《东方真理报》09月27日发表扎汉基罗夫的题为《他们的方针是有害的》的文章说：
中国所谓的‘大跃进’政策是建筑在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轻视人的基础上的，人被认为只不过是一架大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
“派遣苏联专家的条件迫使苏联政府决定，从中国撤回专家，使已经开始的大事业半途而废。
数十个工厂落得没有有经验的干部，许多工程停顿了下来。
摆脱了剥削者、外国垄断组织的统治的国家、具有一切前提迅速发展经济的国家，大大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经受着沉重的经济危机。
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发明的‘经济规律’导致的结果，这就是轻视普通人的需要和疾苦所导致的结果。”
《劳动报》10月11日发表加夫里罗夫的题为《兄弟互助的成果》的文章说：
“有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反对扩大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联系和兄弟互助。
这是指北京的教条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复制’，他们认为每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首先用自己的力量’，这实际上是建立经济上闭门自守的独特的民族经济。
不久前还付出不少力量来尽可能多地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援助的领导人竟然进行这种鼓吹！
现在，得到了广泛援助后，他们却千方百计糟蹋这种援助，用‘经济独裁’的诽谤来责难我国。
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经济建设中犯了许多错误后，又用‘自力更生’的‘理论’加深这些错误……”
攻击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和著作污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共产党人》第15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人士在其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还把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摊了出来，并试图重新把这个问题作为普遍辩论的对象。”
“中国人士断言，进行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就意味着丑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看来，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个人迷信所特有的方法的总和，即恰恰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
“中国领导人反对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言行，是反对集体领导方法的进军，是号召支持中国宣传机关目前正在加紧进行的神化毛泽东的做法。
若干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和在中国人民的广大阶层中积极进行着这种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说教。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以‘毛泽东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的企图。”
“诚然，现在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公开反对列宁主义是不可能的。
列宁主义已经在全世界，其中包括在中国，成了千百万群众的旗帜。
因此，谁要是公开地攻击列宁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使自己脱离广大群众。
正因为如此，中国活动家在口头上发誓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却企图用所谓民族的、或者‘民族化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的普遍的国际性质。”
《新时代》第41期发表署名“现代人”的题为《个人迷信的辩护士》的文章说：
“要解释苏共和中共领导人在个人迷信问题上的分歧，其原因不应当从往事中寻找，而应当从目前的事件中寻找，也许，应当从北京的某种未来的计划中寻找。”
“在斯大林和党、国家、人民之间划上等号，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功绩和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这恰恰就意味着表现个人迷信的思想。
这也恰恰意味着承认领导人、领袖具有某种超人的、非凡的品质，同时贬低劳动群众的作用，否认正是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他们推动历史前进。
而在《人民日报》和《红旗》的文章中，问题正是这样提出来的。”
“看来，中国领导人起来保护被苏联人民、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谴责的个人迷信，是有其国内政治原由的。
问题在于：
在北京的思想和实践中，同斯大林的坏思想与坏做法有共同之处的东西太多了。
人们很早就看到，北京并没有消除，而且害怕消除个人迷信所固有的那些制度。
那里没有对国家生活民主化表现真正的关心，连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字眼的本身也受到了怀疑，在中国最近的各种文件中令人奇怪地没有这样的字眼。
中国领导人醉心于建立庞大的国家机构，特别是强制机构，这也不是不受到注意的。”
“全世界也都知道这一事实：
中国宣传机构尽力围绕北京的某一个人制造他‘正确’、‘英明’和‘无所不能’的声望。
这种声望与其说适用于新中国的建设者，不如说更适用于旧中国的某个皇帝。”
“他们保护斯大林不受批评，粉饰和颂扬斯大林，实际上就是企图使他们自己今天的做法不受批评，颂扬自己今天的做法。”
“十分遗憾的是，正是在这种做法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的那些特征。
这首先就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的猖獗，而这些情绪采取了最意想不到的形式。
这里还美化中国过去的历史，竟然到了崇拜像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的地步。
这里对远在许多世纪以前的各种领土问题和领土要求，有着非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所有的那种过分的注意，热中于边境争端，不惜同友好的邻邦发生武装冲突。
这里还有病态地、与伟大中国革命不相称地斤斤计较‘威信’。
为了这种‘威信’，正在牺牲着中国和其他各国人民的真正重要利益。”
《共产党人》第14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只好这样设想：
要么是几年以前，要么是在今年06月14日的信中，中国领导人是不诚恳的和没有原则性的。
“他们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不体面的任务：
为斯大林的错误、歪风、甚至犯罪行为辩解，实际上把个人迷信所产生的可耻现象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分割的特征。
不能不看到，问题的这种提法只能败坏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名声，在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目中破坏社会主义理想的吸引力。”
《消息报》10月11日发表弗兰采夫的题为《北京理论家们的糊涂论断》的文章说：
“我们坦率地说，中国领导人把革命和战争混为一谈。”
“要想夺取政权，就得已经有强大的军队吗？
然而要知道，列宁曾说过直接相反的论点，而历史也是符合这种论点的。”
“所以，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起义被设想成依靠‘强大军队’的军事政变。
但是，10月革命是武装的工人和赤卫军实现的，苏维埃政权当时没有强大的军队，也不可能有强大的军队。
毛泽东写道：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
’（《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文版第535页）这里，他忘记说，无产阶级应当首先打破国家政权机器，而不是简单地掌握它，利用它。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这样做。
无产阶级只在随后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的新机器。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武装起义等于军事政变和战争。”
“毛泽东把革命和战争混为一谈，并作出如下的结论：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掌握这个真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文版第535页）不言而喻，这个‘真理’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指出的。”
“这一切表明，企图把革命理论建立在这个或那个政治家的名言上，把这些名言当作发现了新规律，并把它们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者列宁的经济、社会和哲学著作等量齐观，这是多么危险。
这些名言正在人们的意识中慢慢地排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原理，人们正在习惯于这种偷换。
长此下去不确切的东西就会越积越多，在流行的个别名言和准确的、有深刻科学根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之间的差别就会越来越大。
北京理论家们的情况就是这样。
而且，还挖空心思地把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系统化，人为地把它变成理论出发点，排挤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所阐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对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赝品。”
《乌克兰真理报》10月16日发表科佐沃伊的题为《比一切大喊大叫的人喊得还高》的文章说：
“中国教条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狂妄挑战，是对其原则的歪曲和否定。”
“北京现在醉心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甚至采用了‘毛泽东主义’的术语。”
《消息报》10月10日发表库德里雅夫采夫的题为《统一行列中的非洲》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力图使亚非人民的斗争同欧美国家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的斗争分开，这表现在他们企图建立孤立的泛亚非的记者、工会、妇女、青年组织上。
这种立场同国际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散发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臭味。
中国称这个论断是‘诽谤’，全力想证明，正是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国际主义者。
但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中的民族主义调子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有十分深的根源。”
“刘少奇同志1947年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信（刊登在《美国和亚洲》杂志06月号）中写道‘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的形式改造成亚洲的形式。
马克思和列宁是欧洲人，他们用欧洲语言写欧洲的历史著作，研究了欧洲问题；
他们很少涉及亚洲或中国……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或者说亚洲形式……东南亚其他国家有类似条件。
中国选择的道路将影响所有这些国家。
’”
“刘少奇同志的信中不是从国际主义立场而是从民族主义立场来论述马列主义，因为在信中断言，仿佛存在着的不是马列主义的统一学说，而是这一学说的某些形式，包括某种‘亚洲的’形式。
这岂不是企图利用马列主义奠基人的国际主义学说来满足民族主义的需求，其差别只在于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奢望比1947年在地理上扩大了，所考虑的不仅仅是东南亚了。”
“对马列主义学说的这种民族主义论述当时没受到中共内部的反击，如今产生着恶果了。”
《苏维埃吉尔吉斯报》10月06日发表卡热克巴耶夫的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强大的武器》的文章说：
“中共领导人口头上鼓吹列宁主义，事实上却禁止传播伟大列宁的思想，而马列主义的科学正在被毛泽东‘学说’所暗中代替。
在中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研究是没有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著作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出版过。
而如果发表一些个别著作的话，它们的发行额也超不过五万份。
而中国却有一千八百万党员和预备党员。
而注释，据说是多余的。”
《红星报》10月05日发表题为《没有根据的指责和诽谤》的文章说：
“在北京，……国庆之日依然成了中国领导人发表新的、不能允许的言论的机会。
例如周恩来总理说：
‘我们坚决反对少数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支配所有的人，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主义。
’”（人民日报编者注，此段引语和原文有出入）
文章说：
这是一种诽谤性的言论，其目的就是要公开地把上述与苏联的政策完全无关的罪名归咎于苏联，从而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放在一起。
说中国奉行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
主张在核战争中“牺牲全人类的一半”
《共产党人》第14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在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发展世界革命过程的条件和手段的问题上，采取了反列宁主义的立场。
不仅如此，他们还竭尽一切可能来丑化争取和平的斗争，攻击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旨在缓和‘冷战’和国际紧张局势，旨在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每一项措施。
“对中国领导人近三年多以来的言论加以分析，就可以说明他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论据的某种演变。
最初，他们不太注意利用一些关于和平及和平共处的好处的抽象议论来掩盖他们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相背离的观点，他们比较露骨地谈出这种观点。
后来，大概是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观点靠不住，他们便越来越多地说他们也拥护和平，也承认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
“但是，他们的观点在这几年里实质上并没有改变。……
“苏联人与全体进步人类一道把缔结禁止核试验条约看作和平共处政策的巨大胜利，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这仅仅是第1步，今后还要为巩固胜利，为进而禁止地下核试验，为普遍彻底裁军顽强地进行斗争。
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坚决地驳斥站在‘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立场上指责这个条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
实际生活告诉我们，裁军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因此向前迈进一步总比踏步不前或者倒退好。
袖手等待一举解决全部重要国际问题的时间到来，这在杀人武器充斥世界的条件下就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
“可见，中国领导人在当代的任何重要问题上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进行了篡改，都背弃了他们签过字的文件。”
“中国领导的立场是什么呢？
如果它声称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根本改变了，而又马上断言战争仍然不可避免，那末自然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它不排斥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率先发动的各国之间的‘革命战争’。
要知道，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把中国领导人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同他们的关于‘和平共处不能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总政策’的论点联系起来。
他们的《列宁主义万岁》文集中的一个有名论点很不光彩地传遍了全世界。
这个论点说，由于战争而‘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
“借助于世界大战而在其他国家搞革命，这是共产党人出于原则性考虑而不能接受的道路，因为它是以反列宁主义的从外部‘推动’革命的思想为基础的。
而且这条道路无视会用火箭—核武器来进行的世界大战的实际后果。
“在火箭—核武器战争之后会留下何种‘废墟’呢？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领导人是否认识清楚了？
“我们呼吁中国领导人严肃对待关于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问题，像现实的政治家应当做的那样，像国际主义者应当做的那样。
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人民的命运所采取的不负责任和轻视态度，不能不令共产党人感到吃惊。
使我们十分吃惊和痛心的是不久前《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编写的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并为其进行辩护。……毛泽东还声称，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领导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共产党人》第14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口头上表示支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原则。
但是像中国领导人那样解释和平共处，特别是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实际行动表明，实质上他们否认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实际可能。
他们仅仅把和平共处看作策略口号，而实际上执行的路线不能作其他理解，只能看作是指望国际紧张局势和‘冷战’的加剧。
“中国领导人的号召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
只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取帝国主义世界最冒险集团奉行的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战争边缘’政策。
这意味着接受帝国主义者的挑拨，走向军事冲突，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战争挑拨来回答战争挑拨。”
“对于苏联力求和缓‘冷战’，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加强同美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联系的任何尝试都使中国领导大为恼火的原因，只能够作这样的解释。
实际上，苏联在这方面采取的任何一个步骤都没有得到过中国领导人的赞同。”
《消息报》09月26日发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09月25日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说：
“现在中国领导人同阻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成了一伙，这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领导人反对禁试条约，实际上是同那些企图把世界推到最后导向战争的道路上去的人同流合污了。
他们公开地奉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方针。”
《真理报》09月06日发表爱伦堡的题为《良好的开端》的文章说：
“中国政府对禁止原子试验条约所采取的敌对立场，对亿万人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事。
虽然这个政府以列着‘第一……第二……第二十二’的清单的冗长文件来解释自己的立场，但是它与其说是讲道理，不如说是表示自己的愤怒。
尤其令人感到惊讶和痛心的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府说它具有国际主义，而且我们与之共事的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曾作出许多贡献、并按其传统是非常爱好和平的、从未患有宗教狂的伟大人民的代表。
“和平运动的参加者对中国政府的立场并不太惊奇，因为六年来，时而在主席团会议上，时而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我们一直同中国代表进行争论。”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对情况的了解不够，而不负责任的态度倒很十足。
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话来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1951年我同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曾到过中国。
他很喜欢许多卖儿童玩具的小贩摊上的纸老虎，并且买了二十来个满嘴鬚毛的老虎。
但是，数以千计的威力强大的氢弹，怎么也不能像儿童玩具。
把世界原子战争看成是像同蒋介石打仗一样，这是天真的，只有收到一个纸老虎的礼物并用一支纸箭射死纸老虎来玩的孩子才会这样想。
一位中国领导人说过，在原子战争后，有三亿中国人能保全下来，他们将是幸福的，因为永远消灭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可是，即使有三亿中国人保全下来，他们会在废墟上苟延残喘，受放射性之毒而死。”
“中国领导人指望原子战争，自然在公开场合是否认这点的。
他们说：
‘我们没有原子武器，怎么会想打原子战争呢？
’他们的打算是天真的：
他们想在原子浩劫中作旁观者，做幸免的‘胜利者’。
但是，原子战争并不是一种能够消灭帝国主义者而使中国伟大起来的妙药。
至于对苏联——它过去和现在都在保护中国人民按照他们的意愿生活的权利——进行的连篇累牍的、经常不断的、无礼的攻击，它们至少是轻率的。”
“中国政府声明，禁止原子爆炸是犯罪的，应该禁止原子武器。
原子战争比爆炸毒化大气更可怕，这是十分公道的。
但是，过去往往是，只有在战争之后才签订条约，而且它是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
协议总是意味着双方都让步，因为它应该为双方所接受。
禁止试验的协议阻止进一步完善可恶的核武器，保护后代免受毒害和死亡。
这是通向普遍和平的第1步，谁也没有说，这是最后一步。
这不是终结，而是良好的开端。
聋哑对话的时代已让位于谈判的时代，这很好。
就一个局部问题签订了一个局部协议，这很好。
这比高贵的警告和二十点或三十点最后通牒要好得多，这些警告和最后通牒不同于火箭和炸弹，的确只不过是一堆纸而已。”
《红星报》09月24日发表热尔吉科夫的题为《同核武器不能开玩笑》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已到了这种地步，他们宣布，他们准备在热核战争中牺牲三亿中国人甚至是全球人类的一半，看来，整个地球的命运都只操于北京领袖们的手中。
他们公开地说：
‘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也就是说在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结果中，‘人民将建设美好的未来’。
“中国领导人在主张战争的同时，不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且也背弃了他们从前所坚持的观点。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新四军第9次党的代表会议所准备的决定中就写道：
‘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不懂现有的形势，不懂在战后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的中国领导人，正是堕入了这种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在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中还有更令人奇怪的东西，例如，他们把核武器称为是‘纸老虎’但却又拼命想拥有这种武器。”
《苏维埃俄罗斯报》09月29日发表国际一周评论说：
“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兄弟党的鄙劣的诽谤，对莫斯科条约的恶毒攻击是想讨好谁呢？
这点不难看出。
患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痼疾的北京分裂分子是在‘狂人’的磨盘中注水。
在攻击条约时，他们和那十九个声称反对批准莫斯科协定的美国参议员站在一列”。
“苏联政府声明以平静、实事求是的声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的十分错误的冒险立场，这立场正在把他们引到和平的敌人的营垒中去。”
“看来，同志式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再一次没有被北京所理解。
中国领导人在这一周继续向10月革命国家（中国革命是10月的女儿）大放厥词。
他们的行动仍然像是放肆的决斗者，武器拆了他们的台之后，他们就在盲目的狂暴中开始向敌人扔出手旁的一切：
石头污泥……北京叛徒的这种分裂活动引起兄弟党理所当然的愤慨。”
《莫斯科新闻》10月05日发表卡里查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四岁了》的文章说：
“自1958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方面就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高自大。
沉醉于渴望取得霸权的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种同主张和平共处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相抵触的政策。”
“他们的政策正在损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
《红星报》10月25日发表米洛维多夫的题为《普罗米修斯的继承者》的文章说：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领导人关于去作毫无意义的和犯罪性的牺牲的这种不明智的号召，坚决反对他们关于革命者的“义务”是不要活而要死，以及关于为消灭帝国主义应当同意“必要的牺牲”的咒语。
从事物的逻辑看来，北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冒险主义立场同“狂人们”的立场结合在一起，他们也硬说热核战争是“可以容许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宣传的“特殊的英雄主义”或新出现的“人道主义”，同军国主义关于英雄主义概念的老调没有什么不同。
　（未完，明天续登）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雷云
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欧洲，英国人霍德文（一七五六至一八三六）、德国人施蒂纳（一八○六至一八五六）等是最早的倡导者。
但是，无政府主义形成为一种政治派别，则始于法国人蒲鲁东（一八○九至一八六五），他曾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
往后的无政府主义著名人物，有俄国的巴枯宁（一八一四至一八七六）和克鲁泡特金（一八四二至一九二一）等。
无政府主义生命期的主要历史，如果从1846年蒲鲁东发表《贫困的哲学》一书算起，到1917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止，总共约七十年时间。
这是无政府主义活动最猖獗的时期。
此后，它虽然也或隐或现、时起时伏地发生影响，但是，它的黄金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按照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理论和主张看来，无政府主义可以分为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此外还有所谓无政府工团主义。
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是施蒂纳。
施蒂纳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德国思想家，著有《唯一的人及其财产》等书。
他在哲学上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起初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其后则转而成为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的“自我”实际上被奉作现实界的创造主。
这种哲学世界观，使他在政治上以战斗的个人主义者面目出现，鼓吹极端的无政府主义。
按照他的意见，自由有三种，即政治上的自由、社会上的自由和人道上的自由。
他的自由是至高无上的自由，他要求无限制地享有自由和发挥自我。
因此，他不仅公开表示要向一切国家——甚至是最民主的国家——宣战，而且还公开反对任何纪律性和组织性，反对共产主义，主张建立以“独立的”私有者即利己主义者的大联合为基础的社会。
施蒂纳的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当时力图保护和永久保持自己的小私有制的德国小资产阶级要求的反映。
蒲鲁东是近代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著有《贫困的哲学》等书。
蒲鲁东主义的中心是：
不是用暴力革命，而是用和平的经济改良，使资本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
他坚决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工人政党，反对共产主义，妄想以互助制的原则，即通过某种合作社的组织及其发展，建立无政权的社会。
其具体办法是：
建立一个庞大的“互助社”（即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体系，并使它不断扩大和发展，最后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他主张组织专门的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由前者向互助社提供无息贷款，帮助工人筹办私有企业，使之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
由后者使互助社的劳动产品能够“公平”销售，使之不受剥削。
蒲鲁东认为，这就是未来社会的真正理想的制度——无政府制度。
它不仅可以消灭资本主义，而且可以消灭国家，从而使“本义上是正义的”小私有制永世长存，个人利益受到绝对保护。
巴枯宁也是无政府主义的著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著有《上帝与国家》等书。
巴枯宁的中心思想是：
国家与宗教一样，是权威与压制力的真正根源，必须予以废除。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巴枯宁所憧憬的未来社会里，“首先没有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是个绝对的祸害”，即使是“多数对于少数的支配权力也要终止”①。
“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并且他那种蒲鲁东主义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并不是资本，从而不是由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而却是国家。”
②因此，巴枯宁断言，消灭一切种类的国家和政治权力，是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而工人运动的首要方式，不是政治斗争，而是自发的暴动和恐怖行动。
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公然反对共产主义，宣称：
“我痛恨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就是自由的否定，而我想像不出任何没有自由而又属于人类的东西。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把社会的一切力量集中在被它吞没的国家中，因为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使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而我则希望取消国家。”
③巴枯宁不但在理论上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实践上肆无忌惮地进行宗派主义活动。
他虽然身为第一国际的成员，却在第一国际内部组织一个国际性的密谋团体——“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从内部分裂和破坏第一国际。
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恬不知耻地写道：
“我的祖国就是国际，而你则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我是你的学生，我以此而感到骄傲。”
④由于这一切，巴枯宁于1872年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此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成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国际”，同第一国际相抗衡。
这样，他就完全彻底地滚到无产阶级敌人的营垒里去了。
他甚至在临死的时候还攻击马克思，污蔑马克思主义为“反动的核心力量的代表”，号召工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不倦的斗争”。
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倡导者。
他于1876年起积极参加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成为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和主要理论家。
克鲁泡特金的论著很多，《互助：
一个进化的因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他修正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臆造出所谓生物界的“互助规律”，即认为相互扶助乃是生物所固有的本性，并把这一“规律”移植到社会领域。
按照他的意见，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也就是人类的相互扶助这一本性，只有极少数人出于自己的私欲，违背这一本性，蔑视多数人的意志，才制造出法律、国家和权力等等来，而任何形式、任何内容的国家、政府和权力，都是不合理的。
因此，他宣称国家机构乃是无产阶级的头号敌人。
但是基于人类的本性是“相互扶助”这一思想，他认为消灭国家的最好方法，不是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而是从精神上去感化剥削阶级及其政府。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在于，他不仅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国家，而且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公然声言：
“革命与政府是两不相容的；
一个存在，另一个必须消灭”⑤。
“不论用意如何良善的专政，它总是妨碍革命，不使革命更进一步的。”
⑥他宣称他所想要达到的理想社会，就是没有任何权威的“自由共产主义”。
这是一个自发地建立起来的、以完全的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
而在这个社会里，与政治上的没有任何权威相适应，经济上实行一切财富——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共产制。
这就是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制度。
克鲁泡特金由于固执于上述一系列反动观点，就把自己放在同马克思主义、同科学共产主义相敌对的地位，并在10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堕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
从以上所述可见，各派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论点和纲领是一致的，即：
（一）反对一切类型的国家政权，实行无政府制度；
（二）反对阶级斗争，提倡改良主义；
（三）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中制和权威，要求个人的绝对自由。
这三个共同点，集中地表现在蒲鲁东所说的如下一段话中：
“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这三句话，就是我们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忠实誓愿”⑦。
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理论和主张，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
首先，在国家问题上，他们不了解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阶级本质，笼统地抽象地反对任何国家政权。
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凡有政府，皆属万恶。
“任何负责统治人民的中央政府，由于政府的本质，……必然是革命的绊脚石”⑧。
任何政府“为善无力，作恶有余，所以它是没有存在的理由”⑨。
因此，如恩格斯所说，他们“要求一举而把政治国家废除，即要求在那些产生出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尚未废除以前就把它废除”⑩。
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毫无共同之处。
其实，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统治者压迫被统治者的工具。
因此，国家的内容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采取什么态度，取决于国家的阶级本质，而不是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在性质上混淆起来，一概加以反对。
同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前提是资本的统治。
因此，要废除国家而没有先行的以消灭资本为内容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
。
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口里咒骂国家为万恶，实践上却不去触动资产阶级国家所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本的统治，因而这种咒骂不过是无聊的废话。
再者，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如此。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伟大的历史使命是不可想像的。
当然，国家的消亡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消亡是有条件的。
当世界上还存在剥削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的时候，就想使无产阶级的国家消亡下去，这无疑等于断送无产阶级的全部事业。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在那些产生国家的社会关系尚未废除以前就把国家废除，是绝顶荒谬的。
其次，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道路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不外乎从精神上感化剥削者，建立互助社，实行罢工、恐怖和暗杀等等，这是不可能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
因为当剥削者还是剥削者的时候，它的阶级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
认为剥削者可以自动放弃剥削，这等于相信豺狼会被驯养成绵羊。
企图通过互助社使无产阶级免受剥削，也是十足的空谈。
马克思说得好：
把建立以无息信用贷款为基础的人民银行，“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庸俗的幻想”？
。
因为只要生产资料还是资本家的私有物，无产者就不能摆脱资本的羁绊。
至于罢工，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罢工充其量只能满足无产者的某些物质利益，促进他们觉悟和组织性的增强，不会也不可能直接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夺取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说到暗杀和恐怖，那更是极端的荒诞。
这种手段只能消灭资本利益的个别代表者，不可能消灭资本统治的本身。
历史的进程不是被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所决定，而是被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
如果不发动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只依靠个别“英雄好汉”的恐怖行动，不向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冲击，只单纯地去谋杀某些统治者，这种办法只能给无产阶级事业带来巨大损害。
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彻底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唯一的途径是进行阶级斗争，而不是实行个人恐怖；
是坚决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而不是修补和改良资本主义。
再次，在民主、自由与集中、权威的关系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组织领导、集中制和纪律，而热中于什么个人的“绝对民主”、“绝对自由”，宣称这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设想为一种只有民主和自由的“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这种观点也是可悲的空想。
第1，权威的客观基础是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组织下，总是要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的。
恩格斯在驳斥巴枯宁的时候指出：
“即使是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不要每人都牺牲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呢？”
？
因此，所谓“绝对民主”、“绝对自由”，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第2，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权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
因此，如果说在剥削者专政的条件下，广大劳动者与集中制、纪律等等权威有着根本的对立，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切社会的权威与劳动者的利益就有着根本的一致，其间绝无什么不可克服的矛盾和不可逾越的鸿沟。
劳动者服从组织领导、遵守集中制和纪律，正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民主自由权利。
第3，民主和自由乃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它是上层建筑，要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比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民主与自由的内容、形式和范围，就必须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
而那种所谓“绝对民主”、“绝对自由”，就是反对民主集中制、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如果依照这种意见去做，社会主义就将变成一句空话。
因为，没有领导，没有高度的集中、统一和纪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天也无法生存的。
所以恩格斯说：
“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
？
把权威说成是绝对坏的，把自治说成是绝对好的，都是十分荒谬的。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非常反动的。
这种观点和理论从初露头角时起，就在工人运动中发生极恶劣的影响，它对无产阶级是一服腐蚀剂。
因为，它会使他们意志麻痹，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从而起着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和保护资本主义的反动作用；
而在无产阶级革命业已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它要求立即取消国家和一切权威，这就无疑是在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大开方便之门。
所以这一切实质上“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
惟其如此，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了驳斥和粉碎无政府主义，还写了许多专著，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论蒲鲁东》（给施韦泽的信），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论权威》，列宁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等等。
在这些著作中，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批驳得体无完肤，从而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和理论，是以极端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为基础的。
“一切为了个人”，就是他们的口号。
所以，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中间横着一条鸿沟，……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他们的个人主义理论，他们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与社会主义直接对立的。”
？
“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
而这种世界观的社会根源，就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分散落后的生产方式，就是处于日益破产和绝望中的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
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生产者备受排挤和压抑，不满于现实。
但是，他们抗击资本主义，并不是向往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永远保持自己小私有者的地位，妄想把整个社会改造为适合他们脾胃的“独立自由”的理想王国。
所以，列宁说：
“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
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流氓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
？
正由于无政府主义是小私有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和破坏心理的强烈反映，因而哪里有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哪里就会有滋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土壤。
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的黄金时代虽然早已过去，然而迄今仍有其遗毒流传的原因。
但是无政府主义既然是小私有生产者的私有观念的反映，那么，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展，它的影响必将日益缩小，以至于最后被完全清除。
①②？
？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四六九、四六八、四六八、四六九页。
③④《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史料汇编》，上册，第六○、五七号文件。
布拉斯拉夫斯基编，1926年莫斯科俄文版。
⑤⑥⑧⑨《一个反抗者的话》，第二五○、二五八、一三九、一四○页。
平明书店1948年版。
⑦参阅《无政府主义批判》，下册，第247页。
中国人民大学1959年版。
⑩？
？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六一四、六一三、六一四页。
？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64页。
？
《列宁全集》第10卷，第53页。
？
？
《列宁全集》第5卷，第二九四、二九四至二九七页。

数量——质量——界限
史宇谦
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
“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①正确地了解这一段话，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改进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应当首先细心地体会“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这句话，才能正确地理解“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这句话。
例如煤的质量表现为所含灰分、挥发分的数量，铁矿石的质量表现为含铁量的多少，食物的质量表现为所含营养分的多少，棉布的质量表现为纱的多少（单位面积内纱的多少），人们身体的质量是由肺活量、力量等许多数量表现出来的，汽车、拖拉机的质量是由它的马力、速度、载重量、牵引量、能使用的年限等一些数量表现出来的。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的性质，需要从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主要工农业产品量、劳动生产率、现代工业的比重等一些数量上去检查。
从农业上看，要检查播种的质量，就要看施肥的多少、犁耙的次数、播种的时间等；
犁田的质量要看犁的深度、犁行的密度等；
耙田的质量要看平坦的程度与泥块的大小等；
耘禾的质量要看草的多少、泥烂的程度等；
栽秧的质量要看栽的行距与根数是否适度等；
农作物收割的质量要看作物的果实浪费的多少……。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毛泽东同志在同一段文章中指出要“胸中有‘数’”，要注意“数量方面”和“数量分析”时，是紧密地联系质量来分析数量的。
他强调要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并举出划分富农与富裕中农阶级成分的例子来说明。
他坚决反对那种把数量绝对化、片面化，抹煞不同事物之间的质量界限，把若干种质量不同的事物用一种数量加以分析分类的错误观点。
有些数量是能表现质量的，而有些数量却是不能表现质量的。
例如在划分富农与富裕中农的阶级成分的工作中，曾经有不少的人主张单纯根据土地的数量或财产的数量作为划分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3年就驳斥了这种观点，主张根据剥削的数量，即剥削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作为划分的标准，并亲自动手写成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重要文件。
并不是不管任何数量，只要抓到了数量就能表现质量的。
例如关于衡量理论学习的成绩问题，有人只注意看了多少本书，记住了多少。
毛泽东同志说：
“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1章到第10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还是不能算有成绩的。”
“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
②由此可见，问题在于强调能表现事物质量的数量，要善于分析与掌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
把上述道理运用到实践中是有很大意义的。
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应当经常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
例如，开水的质量在标准气压下应当是曾经沸腾到摄氏一百度的水，一百度是个界限，如果低于一百度，就不算开水了；
铁矿石中的含铁量如果太低，就不算铁矿石了；
种子的纯度和发芽率如果很低，就不能算种子了；
肥料中所含有的肥分（有机质和氮磷钾的含量）如果低于一般土壤中所含有的肥分，也就不能算肥料了。
假如我们不加分析地盲目地抓各种数目字，但不注意这种界限，那就必然会把不该算数的也算了数，成了“滥竽充数”、“鱼目混珠”了。
有的人在领导农业或工业生产时，曾经对数字抓得很紧，只追求多快，不注意好省。
后来工作上受了损失，就埋怨说抓数字抓错了，说是受了数字的害，以后就声明坚决不抓数字了。
其实他是想错了，这并不是抓数字不好，而是只抓单纯的表面的数量，没有抓表现质量的数量所造成的危害。
还有一些做统计工作的同志，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单纯限于调查统计事物的数量，因此就不注意、不学习和不理解事物的质量。
他们在作的表格和写的材料上，只提数量而不提质量。
这显然也是不对的，有害的。
通过统计工作，应当能够发现先进的与落后的单位或个人，发现薄弱环节；
只看数量不看质量，怎么能够发现与评价谁是先进谁是落后呢？
总路线的要求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是互相联系不能分割的，怎么能够只求多快不顾好省呢？
如果把这种思想和方法运用到公布生产结果和工作成绩上，运用到表扬与批评上，运用到评比竞赛上，其害处是很大的。
当然，对于数量的质量，有的是需要较多的专门知识的，有的是难以度量、难以通过表格去统计的。
但是也并非都是如此，其中有很多却是容易理解也能够统计的。
我们应当尽可能利用统计表或表上的说明栏、备注栏加以注明。
有些产品如钢材、生铁、煤炭、棉花等，应当尽可能根据不同质量分类统计，不要混淆在一起；
有些产品的质量不便或不需要全面统计的，也应通过业务学习和典型调查加以掌握。
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上面那一段话里强调要注意数量方面呢？
例如，这一段文章的标题就是“胸中有‘数’”，而且说：
“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
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这不但是因为“胸中有数”是我国古来的成语，不但是因为上面说过的人们往往没有认识到“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必须通过数量去抓质量；
而且也是因为人们常常没有认识到把质量表现为数量是提高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重要方法，人们又常常不注意表现客观事物性质或特征的数量方面。
人们把亿万种不同事物的质量表现成数量，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
把质量表现为数量，是人们加深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重要方法与重要标志。
它标志着人们的知识不断地由不完备到完备，由不确切到确切，由不深刻到深刻。
例如，人们对于各种土壤的肥沃程度，开始只能笼统地说肥的、较肥的、差的等等。
究竟肥到什么程度，过去是不会衡量与计算的；
现在则可以从含沙量、含水量，以及包含有机质及无机质氮磷钾的多少来计算它了。
再如对煤炭的质量，过去只是笼统地说好煤、一般煤、次煤；
现在则可以从它含有的挥发分、灰分的多少来计算和衡量它了。
人们就这样一环扣一环、一步深一步地把事物的质量变成数量，这标志着人们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入事物的本质。
人们对某些事物往往只注意它们的质变而不注意量变。
因为一般事物的量变是比较缓慢的、不显著的、不引人注意的，而它们的质变是比较急遽的、显著的、引人注意的。
例如水的温度在摄氏零度到九十九度之间的变化，都是量变；
到达一百度时发生质变，才突然沸腾。
人们对于很多事物常常只注意到它的某些明显的性质或特征，而不注意表现或决定它的性质的数量方面。
例如人们一般只注意声音的高低强弱，却没注意它的高低强弱是由于物体发声时每秒钟震动的次数（频率）和震动的范围（振幅）决定的。
人们一般只注意光线的颜色有红橙黄绿青蓝紫等色，却不知道这些颜色是由于光线不同的波长所决定的。
在领导工作中，在事物的质变到来以前就应当预见到它。
为了领导，就必须预见；
没有预见，就谈不上领导。
因此，就要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要“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统计”，“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
在工作中不能只注意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而不注意好事与坏事都会在一定的数量关系上互相转化。
例如农村公社的生产队抽劳力去修水利等基本建设，本来是一件好事，是推动生产发展的，但是如果搞得太多了，严重影响了当年的生产，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变成了坏事。
其他如稀植改密植、间作改连作、旱地改水田等等措施，再如分配中公积金、公益金的比重，集体收入与私人收入的比重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形，都必须有一个恰当的数量界限（有的是绝对数、有的是相对数），才能够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
我们常说的“政策界限”，都往往表现为一定的数量界限。
俗语说：
要掌握分寸，掌握火候，就是要胸中有数的意思。
但是要掌握这种数量界限，光靠熟读政策条文是不行的，因为大多数方针政策上的界限，党中央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在不同地区或不同的时期中都是不完全相同的。
例如上面所说的当前生产与基本建设在数量上的界限等都是如此，都需要根据党的政策的精神，对本地区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具体地确定这种界限，也才能具体地深入地贯彻党的政策。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胸中有‘数’”那一段的最后几句强调说：
“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一四四三页。
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语，皆引自此文。
②《整顿党的作风》。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五本新诗选
怀海
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李瑛的《红柳集》、张永枚的《螺号》、严阵的《琴泉》、雁翼的《白杨颂》和梁上泉的《山泉集》五本新诗选，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成为今年诗歌界一件盛事。
这五位诗人，差不多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从事诗歌创作的。
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胜利之前，他们有的是我们部队里的“小鬼”，随着解放军南征北战，身上留下了光荣的伤疤；
有的刚刚离开学校，参加革命工作，穿着新军装迎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随后，他们有的参加了地方工作，几年以后才转到创作部门，但仍和生活保持着联系；
有的至今还是部队的成员。
因此，可以说，他们都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奶汁喂大的，都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
他们的作品内容一般都结实而康壮，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感情炽烈，诗情旺盛，风格朴素而又多姿多彩，在革命现实主义的描写中，不时闪现出革命浪漫主义的火光；
这是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的。
打开五本诗选，我们可以身历其境地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的脚步声，新中国在恢复与建设时期跑步跃进的音响，国内外人民革命斗争与友好祝愿的回声，以及幸福生活的欢唱；
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团结一致、勤劳朴素，意气风发的雄姿。
辽阔广大的祖国河山，迅速地改变面貌，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眼前。
所有这些，都使人不能抑制地感到自豪，为我们的伟大人民、国家、党和时代而骄傲。
作为革命的歌手，这五位年青诗人用自己的心血，谱出了我们时代的回声。
五位诗人的作品，各有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成就。
雁翼的作品，以炽热而豪放的战斗生活的音响，深深地激动着人们的心弦；
李瑛的诗，开阔而优美，时代感特别强烈，尖新的意境和浓郁的诗情，感染着许多读者；
张永枚抒发战士情怀的诗章，真挚而朴素，他的作品以反映我们部队生活的“兵歌”居多；
严阵以如江南春水一样潺潺流响的抒情写景诗章见胜；
梁上泉反映高原生活的诗，使人喜欢。
他们初期的作品，虽然粗朴一些，但一般都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热烈的情感，近十年后读来，依然感得到当时斗争脉搏的跳动，闪射着动人的光采；
稍后的作品，艺术表现形式日渐精湛，但生活内容却没有紧紧跟上。
近几年来，诗人们又纷纷深入到生活斗争第1线，不断创作出许多新诗篇，表现着我们伟大时代的战斗精神，发挥着诗歌艺术为革命服务的才华，这是令人兴奋的。
在过去十多年中，他们都曾出版过若干本诗集，在各地发行；
经过这次编选，将各人比较优秀的作品集中一起，提供读者一批好诗集，这种精选出版的做法是好事情。
这批诗选的装饰形式也是具有特色的：
打开每本诗集，都有不同的环衬，每首诗天头都有一个图案，诗尾空处较大者都饰以不同的图画，给予读者一种赏心悦目的感受。
此外，每本诗选，都有一篇由另外的诗人写的序文，诗人谈诗，从来就是我国诗歌历史上的传统，现在，我们的诗友们，互相谈诗，有介绍、有鼓励、有分析、有要求，对诗人、对读者、对我们当前诗歌创作的发展，都是值得重视的好风气。

圣战者的故事
——阿尔及利亚见闻录之一
袁鹰
在阿尔及利亚，我们到处遇到了许多圣战者。
圣战者，是人们称呼前抗战人员的尊敬而又亲切的名字。
他们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流过血，坐过牢，经历过艰苦的战斗年月。
他们是一些平凡的人，但是无论过去和现在，他们都是阿尔及利亚的脊梁骨。
每个圣战者都有一支动人的故事，这儿记下的只是其中的几个。
阿穆里五兄弟
我们怀着肃穆的心情访问武装起义的圣地奥雷斯山区，在巴特纳第1个遇到的便是你，尊敬的兄弟阿穆里·德哈吉。
我们激动地记下了你们五兄弟的名字，你们使我们深切地懂得全民武装斗争的含义。
你们一家兄弟五个，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勤勤恳恳种田放牧，再编织点什么拿到集市上去卖。
这种日子，本来是应该平平安安过下去的。
可是，殖民者的吸血敲髓，逼得人们走投无路，兄弟五个就一个个走上奥雷斯山，拿起刀枪，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干起来。
奥雷斯山区的上空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声枪的时候，德哈吉，你就同一个哥哥一起走了。
离开住了几十年的家园，走向深山丛林，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
可是，灾难重重的生活教育了你们，殖民者的枷锁提醒了你们，不把那些强盗们统统赶出阿尔及利亚，谁也别想安安稳稳地活下去。
于是，你们毫不犹豫地告别了白发苍苍的父母，告别了妻子和儿女，告别了哺育你们长大的土地，毅然地上山去了。
三个兄弟留在家里，一边种地，一边常常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粮食去。
一年多以后，驻扎在附近的法国兵，发现了阿穆里家庭成员的变化：
五兄弟剩下三兄弟，就派兵来抓他们。
于是，那三个兄弟也上了山，拿起了刀枪。
那批没有人性的豺狼，并没有放过家里的两位老人。
他们被强盗们抓走，被残酷地枪杀了。
老人在临刑以前，默默地凝望远方奥雷斯的群峰，把五个儿子的名字，在心里挨个儿叫唤了一遍：
“查拉里，阿劳瓦，德哈吉，穆斯塔法，还有最小的穆罕默德，你们如今都在哪儿呀？
你们的身体好吗？
孩子们，要记住给爹娘报仇，给全阿尔及利亚受苦受难的兄弟姊妹们报仇啊！”
你们的家，被殖民兵烧成了灰烬；
你们的妻子儿女，只好去投靠亲戚朋友，从这个村子流浪到那个村子，从这个城市流浪到那个城市……
五兄弟里的两个——老二阿劳瓦和小弟穆罕默德，在战斗里先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穆罕默德上山时候才十七岁，在家里最得父母疼爱，到游击队里，也是大伙儿最喜欢的小弟弟。
他牺牲的那年，才二十一岁。
阿穆里·德哈吉，你在讲到父母亲惨死和小弟弟牺牲的时候，音调低郁，两眼望着窗外的梧桐树，望着天空飞翔的白鹤，仿佛从那儿又瞥见他们的音容笑貌。
此刻，失去亲人的悲痛，又一次在你的心灵上起着痉孪，使你手里的咖啡顿时也失去苦味。
独立以后，你曾经走过许多村庄，找寻自己的妻子儿女；
你又找到了牺牲了的兄弟的妻儿，把他们接回来，由你抚养。
政府分配你三间房子，安排你工作，照料你受过伤的身体。
而你，却总也忘不了殖民强盗们的血腥罪行。
你怎么能忘记呢？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强盗们，还在许多地方继续干坏事。
我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战斗下去！”
这是你的誓言，也是阿尔及利亚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
〔写于巴特纳〕
蓓尔·拉赫拉丝
你穿着黑色长袍，蒙着面纱、戴着口罩，轻轻地走进来。
你的睫毛微微地抖动一下，眼睛里闪烁着愉悦的光泽，透过口罩，轻轻地说一句“你好”，轻轻地坐下，就再不说什么了。
蓓尔·拉赫拉丝，年轻的姑娘，你在想什么呢？
在你走进这间屋子之前，前抗战军人协会的负责人，已经向我们说了你的名字。
根据他简略的介绍，我们都以为我们遇到的将会是一位健壮得像运动员似的女战士；
谁也没有料到来到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位瘦弱的、轻声细语的年轻姊妹。
但是，当我们听到你在战争时期曾经受过五次伤，我们不仅立即懂得你为什么这么虚弱；
而且也立即体会到，在你虚弱的身躯里，有一颗多么坚强的心！
六年以前，你跟哥哥上山参加游击队的时候，是个还不十分懂事的十六岁姑娘。
游击队教会你放枪，更教会你懂得：
要想自由地呼吸空气，就必须赶走压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头上的强盗，让独立的旗帜插遍祖国每一寸土地。
姑娘在战斗的队伍里，飞快地成长了。
1959年一个深秋的夜晚，在一次伏击中你又受了重伤。
你们的十个人的战斗小组，同一百五十名殖民军激战一个多小时，完成了战斗任务。
而你，却中了十一枪，六颗子弹在背上，五颗在双腿上。
秋夜的寒冷，把你从昏迷中冻醒过来，你立刻想起不能停在那小山包上，爬也要爬回根据地。
于是你爬呀爬呀，在树林里爬了三百米，才遇见别的兄弟，把你救回山洞。
兄弟们用草药、树叶为你治疗，省下粮食给你吃，让你早点恢复健康。
而当你稍稍能站起身的时候，你又拿起枪走上战斗岗位。
你说，你不能在后方安静地休息。
“我当时想，个人受伤，甚至于死掉，都没有什么，但是，我们的人一定要战斗下去，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赢得独立！”
“你现在在想什么呢？”
“敌人打了我十一颗子弹，大夫已经替我取出了十颗。
现在我想把那最后一颗也取出来，我不能让敌人的罪恶的子弹留在我的身上，你们说是吗？”
她今天到前抗战军人协会来，正是找大夫治病的。
这就是为什么她戴了口罩、说话又那么轻的原因。
我们向她再三致意，祝福她顺利地取出最后那颗子弹，用更健康的身体、更坚强的心迎接新的生活。
〔写于君士坦丁〕
费德烈的第一枪
老教师是用一种极有兴趣又极为自豪的口吻，向我们讲述费德烈怎样打出第一枪的。
他说，他讲的是一个不穿军衣的战士的故事。
1956年，他在塞迪夫城教中学，那儿有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秘密支部。
支部的工作，一是同游击队联系，供应装备；
二是营救被法国殖民军逮捕的兄弟；
三是在城市进行武装战斗。
他讲的就是一个青年人第1次参加武装战斗的故事。
初春的一个下午，他们决定要处死一个叛徒。
此人名叫雅克达，过去也参加过革命活动，后来向敌人投降了，当上了警官。
叛徒干的勾当，常常比敌人更无耻，更毒辣。
这个雅克达就是这样，他对付革命者，比对付仇人还狠。
所以民族解放阵线支部决定消灭掉这个为虎作伥的畜生。
狙击的任务交给一群经过挑选的青年人，在城外山沟里，他们学了半个月的射击。
最后，选定有集市的那天下午四点钟动手。
地点是集市附近的岗亭。
一点五十分，组长把手枪交给一个小伙子：
“费德烈，今天打雅克达的任务，由你去执行。”
费德烈当时是个中学生，他的功课很好，体育运动也不错，可是从来没有开过枪。
两点一刻，老教师去检查现场，远远地看到费德烈正在集市里徘徊，手插在裤袋里，脸色白里透红，小伙子显然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
老教师原想去劝他冷静些，继而一想：
让年轻人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吧，在战斗打响前一刻还去唠叨，只会叫青年人更加紧张的。
四点钟刚敲过，叛徒雅克达吹着口哨，晃晃悠悠地踱出警察局的大门，像每天一样走上回家的路。
才走到岗亭附近，费德烈就追到他后面，叫声“雅克达先生！”
叛徒才一回头，费德烈手里的枪就响了。
乓、乓、乓，叛徒的胸口连中三枪。
集市骚乱了，人们喊叫着，拥挤着，费德烈躲进人群。
一个铁匠正在烧火，一见费德烈跑过来，就叮当叮当地高声打铁，让那个青年圣战者从容走开了。
大队的军警赶来的时候，只能抬回一具尸体。
他们把这具尸体抬到医院里急救，可巧那大夫也是一位地下圣战者，他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伤口，郑重地对警察局的人说：
“三颗子弹都打进心口，没救了。
我敢保险，凶手至少经过十五年的训练，否则枪法决没有这么准。”
其实，他完全知道，“凶手”费德烈只有十七岁，而且学会开枪最多也不超过十五天。
老教师用微笑结束他的故事，又深情地说：
“这就是费德烈，一个不穿军衣的战士。
后来我就离开塞迪夫，再没有见到他，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阿尔及利亚有成千上万的年轻战士，他们在自己战斗起点上开响第一枪的时刻，大约都像费德烈一样地紧张，也一样地坚决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自己的神圣任务。
〔写于奥兰〕

在英雄的古巴（一）
　邵宇
哈瓦那，你的雄伟并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你的英雄行为和壮言豪语：
“誓死保卫祖国！
我们必胜！”
孩子们在马埃斯特腊山下
比那尔德里奥省的松树农场

靶子
天马诗江帆画
报纸消息：
南越人民武装在西贡以北一个丛林地区展开地道战，美吴集团出动四千余名海陆空军扑了空。
美军顾问哀叹美吴军队只有挨打，无法招架。
陆军、海军、空军，
蜂拥出动四千名，
天上飞，地上行，
慌慌忙忙到丛林。
开到丛林，
谨慎小心，
摆开架势：
靶子一群！
南越游击队，
辛勤练本领，
正愁没靶子，
有人送上门！
枪声多清脆，
发发中“红心”，
靶子不中用，
倒地便无声！
只听枪声响，
不见放枪人，
南越游击队，
是人还是神？
吴伪士兵胆寒，
美国顾问心惊：
祷告上帝保佑，
逃得这条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