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宝玉
版面：头版

“领导机关的一切工作都必须落脚于连队，扎根于基层。
领导机关的工作要通过连队这面镜子来检验。”
——引自连队建设基本经验十二条

广州部队出现了一个四好标兵政治处——6900部队某团政治处。
两年来，这个政治处坚决执行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指示，在上级政治机关和团党委的领导下，坚持实行面对面的领导，政治处的干部经常深入连队，扎扎实实地帮助连队解决问题，使连队政冶思想工作得到了普遍的加强。
1962年全团有九个连评为四好连队。
今年，从初评的情况来看，先进连队又有了增加。
尤其是，两年前的六个后进连队，已经有三个进入四好行列，两个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政治处全心全意为连队服务的精神，受到了连队一致的赞扬。
大家说他们帮助得及时，指导得具体，是“面向连队的政治处”，是“解决问题的政治处”。
广州部队领导号召各级机关向他们学习。

过去，政治处的工作并不是这样好的。
这两年中，他们才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们是怎样转变的呢？
他们又是怎样面向连队进行工作的呢？

明确树立为建队服务的思想要求做到“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1961年底，总政治部要求团以上机关在连队四好总评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整风。
政治处在整风中，展开了一场争论。
这场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为连队服务，怎么样为连队服务的问题。

根据团党委指示，他们采取了开门整风的办法。
不仅广泛征求连队意见，而且请了五位指导员来参加，进行面对面的，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的，指名道姓的表扬和批评。

整风之前，政治处的干部总觉得自己的工作还可以。
连队没少下，材料没少写，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还不都是为了连队！
没想到，连队指导员却向他们提出了那么多尖锐的批评。
虽然也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但对他们下连的普遍印象是：向连队要得多，具体帮助少；
抓干部汇报多，亲自调查少；
指手划脚多，一块干得少。
甚至有的指导员看到机关干部来了，就躲着走，生怕给自己添麻烦。
指导员们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连队里不少工作没有落实，不少问题没有解决，非常需要领导机关下来具体帮助；
而政治处的这种作法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他们恳切地希望政治处改变作风，面向连队。

连队指导员的意见，使政治处的同志受到很大震动。
经过反复的争论，他们才弄清楚了，机关工作有没有面向连队，不是看你口头上承认不承认这个道理，而是看你实际做得怎样，是不是给连队解决了问题。
机关为连队服务得好不好，评价不能由自己来做，而是要连队来做。
如果做法不对头，就是再忙再累，下去得再多，哪怕把连队的“门槛都踢破了”，人家还是不欢迎，机关工作还是没有做好。

机关工作的好坏，要以连队为镜子。
在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政治处主任李忠旺又向大家提出，今后要经常深入连队，帮助解决问题，做到“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该不该这样做？
能不能做到呢？
这又引起了新的争论。

有人说：机关力量有限，连队要求无边。
大家分析了过去的工作情况。
政治处确是人少事忙。
但看你是怎样忙的。
忙于开会、听汇报、要材料、搞文件，不给连队解决问题，这就发有忙到点子上。
正因为人少，就更需要从机关事务中解脱出来，用主要力量去帮助连队，把钢用到刀刃上。
连队是不是“要求无边”呢？
事实并不是这样。
连队干部总是：“无难不开口”，他们既然遇到了难题，提出了要求，我们不去帮助，谁去帮助呢？

有人说，政治处去帮助连队解决这样那样的具体问题，就会抓了小事丢了大事，而且容易造成连队干部的依赖性。
经过讨论，觉得这种看法不对头。
团政治处是直接组织进行连队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它的任务就是要抓政治思想工作在连队的落实，这就是大事。
不帮助连队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不重视“小事”，工作怎么落实呢？
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从中提高连队干部，而不是包办代替，这样是不会造成什么依赖性的。

有人说，有些工作，比如保卫工作和干部工作，在机关里办的事多，和连队中心工作关系不大，是不是也得和其他部门一样要求。
研究的结果，即使是这些部门的业务工作，主要出不是在机关做，而是要到连队去做，要通过中心工作去做。
拿干部工作说，只有深入下去，从当前的实际工作中，才能准确地了解干部，恰当地选拔干部，很好地培养干部。

这次整风，由于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和改进领导方法的指示，掌握了思想武器，不是纠缠于一些枝节问题，而是抓住了面向连队的根本态度问题；
不是不痛不痒地整一下，而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不是仅仅解决了一般的认识问题，而且还消除了为连队服务的具体思想障碍，因此，这次整风就成为政治处工作转变的起点。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创造四好机关的运动。

帮助连队解决问题主动热情地帮，反反复复地帮

政治处的同志们有了为连队服务的思想，就把连队的工作当做自己的工作，把连队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大事尽力去帮，小事主动去做，帮就帮到底，做就做出效果来。

三营机枪连老战士重机枪射击第一练习不及格，政治处派干事王文俊、黄若星去了解没有打好的原因。
事情弄清楚了，要在过去，他们就算完成任务，可以向机关汇报了。
但是，这时连队新战士射击训练就要开始，干部和战士都担心又打下好。
他们想，了解情况是为了解决问题，困难摆在那里也不能不管。
于是他俩就留下来，和干部一起研究怎样接受老战士没有打好的教训，把射击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教练场上去，鼓舞了战士的信心。
结果，新战士射击取得了良好成绩。

宣传干事杨仁灿到二连帮助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为了讲好阶级斗争这一课，他和指导员一起召开座谈会，又跟二十多个战士谈了话，具体了解战士的思想认识问题。
摸清情况以后，又几次和指导员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论述，帮助准备好讲解提纲。
指导员试讲了几次，他都听了，每次都提出改进意见。
还帮助指导员把毛主席的有关语录抄下来贴到课堂上，把参考材料汇集起来，按次序编好了，夹上纸条，供讲课时使用。
这种热情帮助连队的精神，在政治处的同志中是普遍的。
他们到了连队，不光是帮助指导员调查研究、抓活思想，就是布置俱乐部、办黑板报、编排节目、教歌、读报，也常常亲自动手。
甚至连队的其他一些工作，比如行军的时候检查装具，督促战士烫脚、挑泡，夜晚查铺查哨等，也都积极主动地帮助去做。
这些事看起来很小，但都是连队政治工作不可忽视的，做好了都有很大的作用。
机关干部这种细致扎实的作风，对连队干部有很好的影响。

帮助连队工作，不但要有很高的热情，而且要有很好的方法。
一营机枪连有一段时间骨干关系不够融洽，政治处派人去帮助解决。
当时机枪连的干部正苦于施工任务完不成，工作组就首先帮助他们搞好施工，提前完成了任务，然后再来解决骨干关系问题。
由于在搞好施工的过程中，骨干间的关系就已经开始密切，有了增强团结的愿望，再来开会，大家都能主动检讨，互相交心，问题就比较顺利地解决了。
象帮助机枪连一样，政治处在帮助其他连队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总是从帮助他们做好工作入手，在做好工作的过程中解决问题。

他们帮助连队，不是只帮一次，而是反反复复地帮，尽量彻底解决问题。
象帮助三连，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几年来，三连进步很慢，一直处于下游状态。
政治处决心帮助他们彻底改变面貌。
1962年一年中，就先后帮了五次，每次都解决了一个主要问题。
第一次，帮助他们加强党支部集体领导；
第二次，帮助他们抓活思想，做好老战士的思想工作；
第三次帮助他们改善管理教育方法，学会教育后进战士。
冬训期间，部队要举行一次行程三百多里的野营合练。
这对三连是一次考验。
政治处又第四次派人去帮助，加强了思想工作，鼓舞了苦练热情，使三连在四天五夜的连续行军演习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没有一个人掉队，受到了表扬。
年底，政治处的同志第五次来到三连，帮助他们总结经验，研究巩固提高的措施。
在政治处这样反反复复的帮助下，三连终于跃入四好连队的行列。
去年，政治处就是用这样的精神，帮助了六个连队。
其中有三个评上了四好。

帮助连队要做的事情很多 最重要的是培养提高指导员

政治处的同志深切感到，帮助连队要做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提高指导员的工作水平。
正象连队建设基本经验十二条中指出的，“指导员的强弱，对连队的政治工作，对连队的建设有着重大的关系。”
因此，他们从指导员的迫切需要出发，以政治工作条例为依据，拿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作活教材，采取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方法，一点一滴地培养指导员。
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短期集训。
以一两天的时间，解决个把指导员工作中普遍遇到的难点。
这些难点，有的是指导员提出的，有的是政治处同志下连发现的。
比如，怎样以四好为纲制订连队工作计划，怎样做好训练开始的动员工作，怎样开好支委会，指导员们都感到不好办。
他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或者到做得好一些的连队去总结经验，或者亲自下连试点取得经验，在集训中交给指导员讨论求得解决。

现场会议。
主要是及时介绍点滴的先进经验，由指导员自己来讲。
这些活人活事活道理，具体实际，很解决问题。
有的经验虽然不够完整，但因为是指导员的亲身体会，所以对大家还是很有启发。
现场会一般每次只用一两个小时，开的时间短，准备得却比较充分。
政治处总是首先抓到了问题，又认真帮助指导员总结好经验，有事实有分析，讲起来生动、具体。

业务讲座。
利用晚自习时间，讲一点有关政治工作的基本知识。
主讲人是政委、副政委和主任等领导同志。
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这种讲座是业余性质，自愿参加，工作忙了，也可以不来。
可是指导员们还是踊跃参加，一些连长、参谋长来听讲。
今年以来，这种讲座已经进行了五次。

组织自修。
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政治工作条例。
各人的学习重点和具体内容由自己来确定，缺什么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政治处不作统一要求，只是帮助指导员作出大体的计划。
由于计划是根据需要自己订出来的，因而多数同志坚持得好。
政治处和各营教导员还经常督促检查。

除了以上方法外，最大量的和最经常的还是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下连培养帮助。
比如，怎样搞调查研究，怎样作阶级分析，怎样走群众路线，怎样抓活思想等等。
有的时候，亲自示范，先作出个样子来；
有的时候共同实践，一块儿摸情况，一块儿想办法。
政治处还有一些联系连队，每个联系连有两个机关干部去经常帮助。
这种办法，很受指导员的欢迎。

一年多来，他们坚持这样做，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指导员们越学越感到学习的好处，越学越感到自己的不足，不好好学习就做不好工作，学习的自觉性越来越高了。

少添麻烦，多给方便让连队干部集中精力做好工作

为了让连队干部大部分时间在连队集中精力做好工作，政治处坚决执行了总政治部关于改进机关对连队领导的七条措施。
应该机关办的事，决不推给连队；
能够在下面办的事，就不搞上层活动；
能够分散进行的，就不集中来搞。
他们做到了：“多口进，一口出”。
上级布置的工作，不是来一件转一件，而是依照指示的精神，根据团里的情况，分清主次，有步骤地贯彻执行。
全团性的工作提请党委统一安排，政治处的业务工作也不条条下达。
今年3、4月份，上级相继布置贯彻全军政工会议精神，学雷锋，学好八连，学广州部队标兵等好几项任务。
经过认真研究，他们领会到无论是贯彻连队建设的十二条经验，还是学习英雄模范的光辉榜样，都是为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使四个第一更加落实，是应该并且可以结合起来进行的。
他们把这些工作捏在一起，把学习好人好事作为贯彻十二条的一个重要内容，统一作了布置。
这些就使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了，同时也避免了连队的被动和忙乱。

每月只开一个会。
去年以来，政治处每月只找指导员来开一次会，用半天或一天时间布置讨论全月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的准备会也包括在内。
除此以外，再不把指导员拉到机关里来。

一般不发文件。
今年上半年发了两份文件。
一份是嘉奖令，一份是训练政治工作要点。
这份要点，原是一次政工会议上，指导员们对怎样做好训练中政治工作的讨论意见，经大家再三要求，由政治处整理下发的。

连队确实只填写军委规定的一张表。
上级临时要的统计数字都是政治处去办。
部队集中的时候，由书记到各连去收集；
部队分散的时候，由政治处在下面的干部分头完成。
书面材料，去年以来更是一份也没有向连队要过。

不召集指导员集体汇报。
有什么事情要了解，机关干部下连去调查。
调查的时候，尽量先找战士谈，然后才和指导员交换情况。
指导员说：“过去机关干部下连，常常抓住我们不放，有时几个人排队等汇报。
现在，他们下连队总是先到现场去，自己作调查，有些问题比我们了解得还具体。”
工作送上门。
除了每月一次政工会布置工作以外，有了临时任务，他们都是分头到连队去当面交代。
部队分散的时候这样做，集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做。
去年部队分散施工，为了给干部上党课，主任李忠旺跑遍了百里工区。
分片去讲。
五连单独在一个地方施工，连里只有三个干部，他跑了三十多里，又专门给他们讲一次。
为了开展文化活动，干事们背着背包，带上器材，一个连一个地蹲点培养文娱骨干。
这样做，机关干部当然要辛苦一些，但给连队带来了很大方便。

政治处还建立了一套连队政治工作档案。
他们把平时的调查材料、经验总结、四好评比记录、报道稿件等，积累起来分连入档。
这样分析一个连队的工作发展情况，或是向上级提供一个连队的专题材料，都不用再去麻烦连队了。

贯彻总政治部的七条措施，他们还有两条做得不够好。
一个是给任务给时间，一个是保证连队干部70％在连队工作，还没有办到。
这两条，有的时候不是他们能完全解决的。
他们正在设法改进。

到群众中找办法，从实践中找经验

帮助连队解决问题，办法从哪里来？
坐在办公室里想行不行？
不和群众商量行不行？
不亲自做做行不行？
不行，都不行。
政治处同意的体会是一定要下连去，到群众中去找办法，到实践中去找经验。

有一个期间，多数连队指导员在订工作月计划的时候，不能很好体现四好为纲的精神。
组织股长很想帮助连队解决这个问题。
他到二连帮助指导员订了一份计划。
这份计划满满写了四张纸，内容很全面，措施很详细，向指导员们介绍时念了一个来钟点。
念完了，指导员们说：“这个计划1月份可以用，12月份也可以用；
哪个连队都可以用，哪个连队都不适用。”
“这种计划只有机关能写，连队干部就是文化水平高的，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写。”
后来发现七连指导员订了一份计划。
这份计划经过了连队骨干的集体研究，条条不多，只写了半张纸，却体现了四好落实的精神，工作的重点很突出，要抓的薄弱环节很明确，有要求，有分工，有完成的时间。
组织股长请七连指导员作了介绍。
大家都说，这个计划简单明了，好制定，好执行。
这件事给政治处同志的教育很深。
群众是高明的，凡事一定要向群众请教。

部队由训练转入施工，上下都缺乏经验，连队迫切希望给予帮助。
政治处副主任孙建华带着工作组到了先行施工的五连。
当时五连工作忙乱，干部顾了施工，顾不上政治教育、天天练和副业生产。
施工作业昼夜四班，这班起床，那班睡觉，这班睡觉，那班操练，互相干扰，休息不好；
一天要开十六次饭，炊事员十分疲劳。
工作组跟班劳动，跟白班，跟夜班，班班都跟，亲自体会，和群众商量，摸清了规律，跟连队干部一起制定了一张日程表，把施工、学习、生产、休息作了合理的穿插配当；
将十六次饭并成九次，饭同样能吃好，炊事员也好休息了。
这种办法介绍出去，使其他连队一开工就走上了轨道。

由于他们跟了班，抡了锤，参加了每个工序的劳动，找出了容易发生事故的七种情况（装炸药、接雷合、爆破、排除哑炮、支撑框木、疲劳困乏和交接班马虎的时候），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了切实的预防措施。
这些从实践得来的经验推广以后，起了很大的作用。
全团直到施工结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故。

这次蹲点，给政治处干部的教育也很深。
从“五同”入手，和群众一起实践，这样得来的经验，是最实际的，最管用的。

政治处的同志们尝到了下连的甜头，蹲点的甜点，和群众一起干的甜头，下连蹲点的自觉性越来越高。
去年，全处平均每人下连一百一十六天，其中70％的时间是蹲点，今年头七个月，虽然机关学习任务重，下连的时间仍然达到工作日的57％，其中蹲点的时间占了61％。

深入连队，也促进了机关工作，提高了机关干部

机关干部经常下连蹲点，会影响对全面情况的掌握吗？
会削弱机关的业务工作吗？
政治处一年多来的实践说明，事情完全不会这样。

经常下连，许多工作亲自看了，亲自摸了，亲自作了，对情况的了解更及时更准确，再不象过去那样若明若暗，对工作的指导更具体更有力，再不象过去那样一般化。
向上级机关反映情况也更主动更迅速，提供的材料有问题，有分析，质量高。
去年以后，他们写的报告，经军师转发的就有二十二份。

经常下连，并不影响机关的日常事务。
遇到重大工作，他们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机关人员分作“前方”、“后方”两个摊子。
机关里留两三个人，打破业务界限，统管日常工作，让80％以上的人员腾出手下连队。
在家的同志有一人把“门市”工作都包下来，在办公室的门口贴上“办行政介绍信在此”，“转党员关系在此”，“转团员关系在此”等等。

经常下连，业务工作不是削弱了，而是搞得更好了。
干部干事蔡炳坤的情况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他去年下连一百多天，今年全处为了抓好中心工作组织的九次下连蹲点，他参加了七次。
由于参加了连队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四好初评、党员鉴定，亲眼看到了干部的工作表现、思想作风，亲耳听到了群众对干部的反映，因而对干部的了解更全面更清楚了。
军、师工作组到团里了解干部情况的时候，他一个一个地作了详细介绍。
工作组下去进一步了解，和他所谈的情况是一致的。
他说：“开始我觉得干部工作在办公室里作的事情多，很难下去；
下去一段以后，觉得家里的事情也耽误不了，师里有什么事，转个电话也就办了；
现在觉得，要作好干部工作，就非下去不可了。”
政治处的干部经常深入连队，边作边学，不仅思想作风受到了锻炼，业务能力的提高更是显著。
全处除了两个股长和四个干事以外，其他的任现职都不到两年，现在都有了很大进步。
有一个干事是侦察参谋改行的，开始去连队了解训练中的政治工作，呆了一个多月，总结了三条经验，叫做“连抓天天练，排抓三餐饭，班抓业余时间”。
完全没有抓住思想工作，只是说了一些抓训练时间的方法，而且也是不恰当的。
一年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最近又去研究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他总结了一条经验：要树立训练为了打仗的思想，不能只作一般号召，必须体现在每个科目上，每个动作上，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这个经验，在团和师作了介绍，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原来由指导员调来当干事的两个同志，以前分析综合能力比较差，他们不断下连调查研究，学习整理材料，这方面的本事已经有不少提高。
他们说：“要是光蹲在机关里，看别人写，听人家讲写作方法，是不会进步得这样快的。”
下连的结果，连队工作加强了，机关作风改进了，干部能力提高了。
领导说，政治处的干部很得力。
连队干部说，政治处的干部是好帮手。

高度的政治热情和革命干劲是他们做好工作的根本保证

政治处的同志工作做得好，根本的原因只有一条：革命干劲大，政治热情高。

在机关，他们兢兢业业，在连队，他们不辞辛苦。
组织干事钟昌锡参加野营合练，四天五夜只睡了十几小时，在又困又累的时候，他替战士背着四个背包、四支步枪；
在缺水少粮的时候，他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干粮和水送到战士手里；
收容队的担架员脚坏了，他接过担架一直抬了三十多里。
青年干事萧熙胃病比较重，还象其他同志一样经常深入连队，今年1至7月就下连九十六天。
他常熬夜整理材料，带病坚持工作。
做家属工作的干事孙守元，为了减少连队干部的家务负担，从家属的思想工作，到油盐酱醋，什么都管，有求必应。
他常蹬自行车往返几十里去为家属转办户口。
有些家属孩子多，出不了门，常代他们买生活用品送到家来。
有的家属半夜生孩子，他也去帮助找车子，请医生。
连队干部说：“有老孙在，咱们就放心了！”
政治处不光工作做得好，军事训练也不甘落后。
每天早上，主任、股长、干事全部出操，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军事课也积极参加，认真学习。
今年打靶两次，半自动枪打了个优等，手枪打了个良好，成绩在司政后机关考第一。

政治处内部政治空气很浓厚，他们能够联系自己的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
他们党的生活很严格，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问题不积压。
上下之间，同志之间，能做到有事谈事，无事谈心，互相鼓励和帮助。
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检查下连的工作态度和思想作风，把面向连队艰苦工作，作为衡量革命斗志的重要尺度。
他们经常生活在连队里，连队干部战士那种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和教育着他们，使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力量。

“政治处领导对干部的生活很关心，同志之间也互相照顾。
干部下连蹲点，家里有了事，领导和同志们都是想办法帮助解决。
有一个干事的妻子三十五岁才怀了第一胎，夫妻都担心难产。
主任就请带过孩子的家属去介绍常识，做好准备。
产后母亲得病住了医院，孩子无人照顾，领导上马上动员有奶的家属给小孩喂奶。
这些，都使干部们受到感动。
有的说：“领导和同志这样关怀备至，再不把工作做好，就问心有愧了。”
首长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带出深入连队的好风气

政治处面向连队的作风，是党委培养出来的是首长带领出来的。
团的首长都经常往连队跑。
党委每次布置重大工作以后，接着就安排领导干部下连。
今年上半年，除了去上边开会、集训外，团长、政委、正副主任平均都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连队。
主任自去年以来先后到十个连队蹲过点。
团的领导同志在连队总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各项活动。
政委赵保立一有工夫就到他所联系的八连找干部战士们谈心，和大家一起劳动、娱乐。
八连每个战士和他都很熟悉，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说。
野营合练的时候，副主任一直跟着尖刀连，有一夜爬了二十九个山头，始终和战士走在一起。
副政委尹利勤在担任生产任务的六连蹲点三个来月，他脱鞋下田，翻地、插秧、施肥、除草，样样参加。
首长们的模范行动，给机关干部作出了榜样，他们下连以后，也都那样密切地联系群众，深入地调查研究，艰苦地进行工作。

团党委对机关干部下连的要求非常严格。
政委曾作了几条规定。
一条是，下连一定要蹲下来，不能乱跑。
一条是，了解情况要先找战士谈，不准一下连就抓指导员。
一条是，反映问题要准确，弄错了要向连队道歉。
一条是，下连回来，不光谈发现的问题，还要谈帮助解决的情况。
还有一条是，跟连队行动一定要背背包。
这些规定在全团公布，请连队加以监督，并且派书记每月到各连去征求一次意见。
看到执行不好的，立即纠正，一点也不马虎。
一次，三个干部跟连队去秋收，有人让他们把背包放在顺路的汽车上，政委看到了，向他们说：“不要这样做，还是背着好！”
领导对机关干部要求很严格，对他们的培养也花了心血。
党委每次研究工作以后，都及时向政治处的同志传达，使大家了解全局，明确方向，心中有数，知道部队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各项工作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上。
下连前，还要详细交代任务，给些方法，提出要求。
干部下连回来，领导总是认真地听他们的汇报，讲得好的仔细听，讲得不好也要耐心听下去。
下连蹲点调查以后，一般的要求写出材料，不能写大的就写小的，不能写小的就整理素材，慢慢学会写。
重要的经验，都经股或处集体研究，领导同志还亲自修改；
一般的材料，只要有一点可取也都加以运用。
一年多来，经过领导的培养和实际锻炼，政治处干部的水平普遍有了提高。
处的领导同志说：“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想到，大家已经想到了，我们想到的，大家已经做了；
领导的力量是有限的，工作主要还靠大家去做，干部能力提高了，我们就更能集中精力考虑重要问题了。”
某团政治处两年来的经验证明，把工作做好，归根到底，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实事求是，要调查研究，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他们体会到，贯彻执行军委总政提出的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切实做好面对面领导的要求，最重要的突破口，就是下连队。
下连队，才能使领导工作切合实际，克服一般化的毛病。
下连队，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就地解决问题，保证工作落实，不使问题成堆。
下连队，才能有效地培养连队干部，提高机关干部，充实领导自己。
下连队，才能纠正机关的“五多”现象，改变连队的忙乱状态，发挥连队干部的主动性，扎扎实实地创造四好连队。

6900部队某团政治处主任李忠旺亲自给一连同志讲了一次生动的政治课。

组织干事王文俊在三连蹲点，和连队干部战士一起操作，摸索训练中的政治工作经验。

胡宝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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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9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接见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

据新华社9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和夫人今晚举行招待会，欢送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和夫人。

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以及我国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的，还有日本工业展览会副总裁铃木一雄、川濑一贯，日本工业展览团团长宿谷荣一。

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和平委员会会长平野义太郎和夫人，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团长原太郎和夫人，以及在京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夫人等，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南汉宸和石桥湛山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一致希望不断增进中日友谊。

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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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部队6900部队某团政治处两年来经历了一个大转变。
他们的工作，从连队不大欢迎，变为受到连队的真诚欢迎，终于成了广州部队的四好标兵政治处。

据他们体会，转变的突破口，就在下连这个问题上。
过去，他们基本上是守在机关里做工作，政治处的干部虽然也下连队，多半是为了抓回一批材料，在连里蹲不住。
现在，他们不仅大部分时间离开机关，下到连队，而且主要是蹲在连里，参加连队的实践，老老实实地学习，扎扎实实地帮助连队解决问题，把工作做到连队里去。
政治处的一切变化，无论是工作面貌的变化，还是干部思想面貌的变化，都和下连这个问题密切相关。

两年来，政治处的同志真正感到了下连的好处，尝到了下连的“甜头”。

他们说，下到连队，和连队干部战士汗水流在一起，同他们有了亲密的感情，有了共同的语言。

他们说，没有切身感受哪知道连队的甘苦，有了切身感受才懂得怎样为连队服务。

他们说，经常下连队，情况了解了，主意好拿了，办法出来了，工作主动了，“本钱”越来越多了。

他们对照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心情说，过去光耽心下了连机关工作没有做，现在才知道非下连做不好机关工作。

他们形容连队干部的前后不同反应说，“过去见了我们躲着走，现在我们去了不让走”。

这个团政治处的经验和不少领导机关的经验都说明：机关干部深入到连队里去，进行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和帮助工作，不仅直接加强了连队工作的力量，而且给机关工作的改进带来极大的好处。
它可以大大密切机关和连队的联系，保证上下息息相通，使机关工作更加适应连队的需要。
它可以迅速发现机关工作中那些不切合连队实际的弊病，以便及时纠正，避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它可以减少许多文件、报告、会议、汇报，把一大批干部从这些活动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他们工作的主动性。
它可以取得各种第一手的经验和材料，克服工作一般化的毛病，加强对连队的具体指导。
它还可以让机关干部在连队这个大熔炉中受到最生动实际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
可见，机关干部深入连队，是改进机关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有效途径。
而机关工作的改进，其结果，又必然是进一步推动连队工作的落实。

机关干部所以一定要深入连队，是因为“领导机关的一切工作都必须落脚于连队，扎根于基层”。
可是，有些同志往往忘了这个道理。
他们以为，“起草指示是机关的事，贯彻执行是连队的事”。
要他们下连，他们会说：“忙得很呀，自己的事，还拨拉不开呢！”
不错，机关是要写指示、提方案、作计划的。
但是写指示，提方案，作计划，又是为了什么呢？
指示、方案、计划等等，都只有一个一个在连队落了实，兑了现，才能算数。
否则就等于零。
因此，这些东西下达之后，机关的主要力量，就要转到深入连队，进行督促、检查和帮助，了解执行的情况，发现和修正指示、方案、计划中的缺点或错误，解决执行中的各种具体问题。
机关工作也确实很忙。
但是，忙要忙在“点子”上。
这个“点子”，也就是连队。
连队是基础，是机关一切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连队的事，是机关必须全力关注的事。
决不能离开连队而孤立地看待机关“自己的事”。

机关干部所以一定要深入连队，还因为机关给连队的一切指导，一切办法，都只有从群众中来，从实践中来。
而实践的场所就是连队，实践经验最丰富的广大群众就在连队里。
有人说：“连队还不就是那一套！”
他们过分相信了自己的头脑，过分相信了自己的经验。
毛主席告诉我们，头脑只是一个加工厂，而原料只能来自群众的实践中和自己的试验中，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过去积累的一些经验，是有用的。
但是，如果不问新情况，光凭老经验办事，那就有碰壁的危险。
有人说：“在机关里也能了解情况，而且能了解全面情况。”
是的，在机关里通过听汇报、看材料掌握全面情况，也是必要的。
但是，满足于这种一般的了解，而不亲自到一两个连队去，通过实践，对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那就只能作出一般化的指导，而不能解决具体问题。
广州部队某团政治处的同志，要不是到一个施工连队跟了班，抡了锤，亲自摸索，虚心请教，他们就订不出那张合理安排施工、学习、生产、休息的日程表，提不出那些针对七种情况预防事故的措施，也就是说，不可能很好解决当时全团的两个迫切问题。

我们机关的同志，都是希望做好工作的。
问题是：怎样才算工作做好了？
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机关的工作究竟做好了没有，只有通过连队这面镜子来检验。
机关想要把工作做好，只有通过下连调查研究的办法来实现。
因此，机关的同志只有面向连队，深入连队，才有可能真正做好自己的工作。

下连，这是一回事；
下了连队采取什么做法，这又是一回事。
广州部队某团政治处有过这种教训：“如果做法不对头，下去得再多，哪怕把连队的门坎踢破了，人家还是不欢迎，机关工作还是做不好。”
应当怎样做呢？
应当和连队干部战士一块干，一块累，一块甩汗珠子，而不是光在旁边指指点点；
应当切实帮助连队解决一些问题；
而不是光了解一下情况就算；
应当通过实践，总结出自己有亲体验的经验，而不是光把人家的现存东西拿了就走；
应当虚心向连队的同志学习，而不是光相信自己：应当关心连队当前的工作，而不是光顾完成自己的任务。
要做到这些，就得在连队里蹲下来。
不蹲下来，不把自己看作连队的一员，不把连队的工作当作就是自己的工作，是很难做到以上那些要求的。
只有蹲下来，才能帮到底。
只有蹲下来，不是走马观花，不是东张西望，不是道听途说，不是搜集一些表面的、片面的个别材料去印证自己的主观设想，而是抱着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求知的渴望，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取得最基础的知识。

机关干部下到连队，蹲在连里，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还要调查研究，帮助工作，解决问题，总结经验，这是很光荣的任务，也是很艰苦的劳动。
我们不要怕艰苦，而要勇敢地迎接艰苦——生活上的艰苦，工作上的艰苦，思想上的艰苦。
艰苦，可以锻炼人的意志，换来丰盛的劳动果实。
不付出艰苦的代价，又怎么能尝到下连的“甜头”呢？

在广州部队某团政治处的经验中，最关紧要的一条，就是这个团的政委、主任等领导同志的决心大。
他们认准了下连是改进领导机关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要害问题，就抓住它，并且紧紧不放，贯彻到底。
他们对机关干部下连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经常下去，而且规定下去后要蹲下来，不能乱跑。
他们自己也以身作则，除了参加上级的会议、集训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连里。
这样，就从上到下造成了深入连队的良好风气。

许多机关干部都有这样的体会：起初，他们往往把下连和做好机关工作这两件事对立起来，以为下连就会耽误机关工作。
以后，经过几次下连和总结经验，才知道下连和做好机关工作并不是矛盾的，而且在时间和力量的安排上也可以做到互相兼顾。
再以后，经过反复的实践，特别是经过下连蹲点、代职、当兵和机关整风学习，才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下连对于连队建设和机关建设的重大意义，下连才成了他们做好机关工作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需要，一种自觉的需要。
这就说明，在下连的问题上，人们也要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而首先就是要实践。
实践是第一步。
下连的认识要到实践中去提高。

让我们迈开脚步，下连去！

本报讯 3010部队直属防化连生活管理好，从1960年以来，他们的食堂年年被评为五好，全连官兵体质健壮，精力充沛。
去年入伍的新战士体重平均增加了十八点一斤，今年补入的新战士，体重平均增加十二点四斤。
由于官兵体质增强，有效地促进了各项任务的完成，他们连续两年被评为四好连队，今年又初评为四好，而且成为这个部队生活管理好的先进单位。

防化连的生活管理，年年有具体计划。
领导干部除了有专人管之外，连长、指导员经常深入炊事班抓计划的落实工作。
1960年，连队伙食一度较差，党支部立即组织干部重温了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使大家认识到关心群众生活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切实抓好。
同时，派出干部深入食堂具体帮助，使支部抓生活的计划落实。
连长并细致地帮助伙房贯彻上级党委提出的改善生活的措施。
以后，军区公布了五好食堂条件，号召开展五好食堂活动，连长、指导员经常深入炊事班，逐条抓五好食堂条件落实。
这一年，他们在物质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搞好了伙食，被评为五好食堂。
1961年，全军开展了创造四好连队运动和五好食堂活动，党支部进一步把生活管理提到重要位置上，坚持有安排，有检查，有要求，有总结。
1962年，他们在农场担负生产任务，保证了部队天天吃饭吃好。
天冷时有酸辣汤，天热时有充足的开水或豆浆。
干部战士劳动热情很高，出勤率保持在97％以上，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
通过反复实践，干部们进一步认识到，搞好生活管理，保证部队有强健的体质，是加强连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不可缺少的因素，工作更加自觉，连队生活也进一步改善。

四年来，他们一直坚持着挑选优秀的战士担任司务长、给养员和炊事员工作，抓紧对炊事班的思想教育。
每次政治运动、时事政策教育，他们都能很好地为炊事迹安排学习时间。
连队读报时间与炊事班的工作有矛盾，连里就组织他们在晚饭后读，做到坚持经常。
每星期二、四都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
连的领导还十分关心炊事班的工作和生活，经常和炊事人员谈心，参加炊事班的班务会，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经常组织炊事人员学习四好连队条件和上级有关生活管理制度的规定、报刊杂志介绍的先进经验等，联系实际座谈讨论；
对炊事班的好人好事经常表扬，并且重视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入团，使炊事班真正感到做炊事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光荣。

炊事班在党支部和连队首长的培养帮助下，各项工作都过得硬。
一是物资管得好，人人都以主人翁的态度自觉负责，不论全班集中或分散外出，对主副食品都做到经常清点、晾晒，精心保管。
四年来他们经手管理的粮、油、菜和炊事用具没有发生损坏现象。
二是掌握供应标准严，做到计口下粮做菜，既保证部队吃饱吃好，又没有超支浪费。
三是人人学会了一套比较熟练的烹调技术，用现有的主副食品能做出二十一种不同的饭，三十多种不同的菜，会腌制各种菜。
有时，炊事班分三四个点随部队外出执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部队按时吃上可口的饭菜。

防化连的农副业生产几年来也搞得很好。
连队领导经常教育战士搞好农副业生产，是改善连队生活一个重要条件，因而大家参加生产的热情很高。
从1960年以来，蔬菜平均每年每人自给八百斤以上，猪肉生产每年都有增加。
生产虽然搞得好，但他们仍然本着细水长流的原则，根据供应标准、不同季节、任务轻重，统筹安排。
因此，部队伙食一直很好，粮食和菜都有节余。

防化连经济委员会经常保持组织健全，分散外出时都有临时经济组。
经济委员会长期坚持主副食消耗逐日登记、实物验收、检查仓库等制度。
账目做到日清旬结月公布。
连队干部、经济委员会以及司务长炊事员都能主动征求群众意见，改善伙食。
连的领导还根据经济委员会的建议召开军人大会，专题讨论如何在供给标准和现有条件下改善生活的问题。
为了照顾同志们的习惯，他们还组织了二十个会做家乡饭的同志进行烹调技术表演，订出几十种主副食品的吃法。
因此，连队的伙食管理，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大家都很满意。

（工作组）

作者：石流/刘朱
栏目：怎样当好连长指导员

炮兵某团六连毛成文，是一个朝气勃勃干劲十足的连长。
年初搞野营训练的时候，他在冰天雪地里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尽管自己患着严重的气管炎，讨厌的痔疮，弄得他行动十分艰难，但他仍然领着战士苦练不休。
开春，连队担任生产全团蔬菜的任务，他照样顶风冒雨同战士一起劳动。
天旱了，挑水抢种，他走在头里；
下雨地涝，排水抢收，他也走在头里。
战士没带雨衣，他把自己的雨衣披在战士身上；
雨下大了，他打发战士去避雨休息，自己却这一锄那一锹地干起来。

可是，毛成文有个最大的弱点是工作简单化，办事缺乏深思熟虑，常常是出发点很好，但是效果不好。
每当工作上出了点漏子，他就又心疼又后悔，埋怨自己的二虎脾气老改不掉。
去年春天，他在笔记了上端端正正写下这样一句话：“急躁，是无能的表现！”
他决心要把这个毛病连根拔掉。
一年多了，这句话从一个笔记本抄到另一个笔记本，从旧笔记本中央抄到新笔记本的首页，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头等位置上了。”
然而，急躁脾气还是有时按捺不住，工作中的毛糙现象，仍然时有所见。

今年4月，报上登载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他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如饥似渴地细细阅读，越读越来劲，最吸引他的还是好八连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中“干部肯用脑子，遇事都想一想”这一节。
他把这节读了又读，圈了又圈，脑子里渐渐开朗了，多好的经验啊！
想一想，就想出了问题，想一想，就想出了办法，想一想，可以避免工作中的错误，想一想，可以提高自己。
在学习讨论会上，他深有感慨地说：“这一条真打到我的‘靶子’上了！
以前我在工作上常出漏子，不正是少了这么个‘想一想’吗？”
他对好八连“遇事想一想”的经验，反复地进行了学习。

从拣到一分钱交了公，看到一个战士的共产主义品质；
从送一个针红包当纪念品，看到一个老战士留传艰苦朴素作风的愿望；
从晒衣服的一根背包带上，发现有些战士战备观念松懈；
从“南京路上风都是香的”一句话，看到资产阶级思想对部队的侵蚀。
“一滴露水见太阳”，好八连的干部看的虽然是小事情，想的却是大问题。
“小中见大”，这是多么值得自己深思的问题呀！
从这里，他发现自己在工作紧任务重的时候，处理问题往往就事论事，忽视了对战士的思想教育。
因此，对一些蕴藏在小事情里的大问题，常常视而不见，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有些问题总是解决不了。

打这以后，他遇事想一想，耐着性子分析，深入调查研究，再也不毛糙了。
这样一来，果然发现了问题，也找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在伙房的小仓库里，好些日子就多了五个新脸盆，毛成文是见过好几次的，但总没引起他的注意。
可是，这次他脑子里却多了一根“弦”：“伙房里不缺盆子，又没听说添置厨具，这是哪来的呢？”
一打听，果然不是菜盆，而是战士们私人买的脸盆。
“买了脸盆不用，放到仓库里干么？”
他认为这里头还有文章，再一了解，原来是几个超期服役的老战士，准备退伍悄悄置下的“家当”。
这一下，他从五个脸盆上发现了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老战士思想有波动，怪不得学习不带劲；
另一个是连队思想骨干队伍需要加强，不然，为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没有人向领导反映。
根据他的建议，党支部专门开了个会，对老战士和骨干分子分别进行了教育。
老战士工作积极了，骨干分子也都自觉地积极参加做思想工作和反映问题了。

遇事想一想，毛成文连长现在已经逐步养成了习惯。
因此，处理问题也就比较准确了。
不久前，连里搞夜间训练，只有班长是白天训练。
他发现有两个班长为了照顾炮手休息，都主动代班里的炮手站岗。
起初，他准备在晚点名时，把两个班长都表扬一下，但仔细一想，发现了问题。
其中有个班长代炮手站岗，为什么偏偏是在自己的学习时间？
深入一调查，原来这个班长产生了自满情绪，认为这是些老课目，没啥学头。
替炮手站岗是关心同志，这是好的，但借此自己不参加学习，却不能提倡。
因此，他在队前只表扬了另一个班长，对这个班长做了个别谈话，一方面表扬他关心战士这点好的行动，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的自满情绪，说得这个班长口服心服，效果很好。

现在，毛成文连长的二虎脾气确实改掉了，工作上注意调查研究，说服教育，有时发现别的干部工作中犯了急躁情绪，他还劝别人冷静地考虑考虑呢！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称赞说：“我们的连长变了！”

作者：童文
栏目：炊事佳话

海面上的晨雾还没有消散，我们捕蟹小组就出动了。
小船冲破平静的水面，驶向湛蓝色的大海。
晚间撒下的渔网，一直延伸到远处。

肥硕的大蟹，是我们这个小岛的特产。
城市的酒楼饭店，常用这里的大蟹做出各式各样的名菜佳肴。
我们连队的捕蟹小组，也趁着蟹正肥的时节，赶忙下海撒网，让同志们吃上鲜美的大蟹。

小船向深海划去。
昨晚撒下的渔网就在眼前。
开始收网了，手上沉甸甸的，不用看就知道今天准是个大丰收。
哟！
长长的网上，挂满了一只只大蟹。
好大的一只呀！
足有二斤多。
捕到的蟹越来越多，小船前进的速度逐渐慢起来了。
此刻，晨雾已经消散，红日正从东方升起，我们驾着小船胜利返航。

中午，在我们五好食堂的餐桌上，又多了一味菜——清蒸大蟹。
看到同志们大享口福，我们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

作者：李振冠
栏目：炊事佳话

秋天，草原上的景色是迷人的。
那欢蹦乱跳的香獐，穿着黄袍的山羊，别有风味的野葱、野蒜……都在强烈地吸引着人们。
就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驻守在草原上的骑兵健儿们，开始了愉快的野营训练生活。

这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三连经过一夜行军，越过一片弹簧似的沼泽地以后，连长马炳仁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做饭。
雨，下个不停。
能把饭做熟吗？
我有点诧异。
指导员宋金生好象看出了我的心事，一面帮我卸马搭子，一面对我说：“熟能生巧嘛！
骑兵不学会这一手可不行。
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追歼残匪，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在雨中做饭，结果不仅挨了饿，还差点儿让敌人跑掉了！”
我和指导员刚刚卸下马搭子，只见缕缕炊烟从四处升起。
指导员抖了抖雨衣对我说：“老李，走，到各班看看去。”
当我们来到几个班的野灶跟前，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
每个灶前都由两个战士扯着一块油布，遮着雨不让它流进灶内。
灶，简单得很，三块石头立在地上，锅放在石头上。
灶里的湿柴，被一张一合的皮火筒吹得噼啪直响，锅里的水正在上下翻滚。
指导员指着灶坑和皮火筒说：“这也是草原上的‘特产’，搭灶的瓦匠在这里恐怕要失业了！”
他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饭做熟了。
连部是米饭，野蒜炒肉。
我端起饭碗夸奖说：“伙食不错呀！”
通信员小刘摇了摇头：“哼！
我们还是最差的呢。
今天一班吃馒头，四班吃面片，七班……”他象连珠炮似地背完了各班的饭菜。
连长在一旁挑逗地说：“我们的‘万事通’又在广播新闻了！”
小刘说：“连长！
不信你到各班去看看！”
我有点疑惑：“吃馒头，没有蒸笼行吗？”
小刘怕别人插言，抢着回答：“用柳条编的，以土代洋！”
一句话，又引得人们一阵大笑。

全连做好饭菜，吃饱喝足，仅仅用了五十分钟。
集合号响了，骑兵健儿们又跨上骏马，沿着山边小路向指定地点前进了。

作者：潘真
栏目：炊事佳话

作者：王士民
栏目：炊事佳话

一场精采的篮球赛把我吸引住了。
我正在为准确的投球得分喝采的时候，忽然炊事班副班长周家明兴冲冲跑到跟前说：“副指导员，你看，香椿树已经发芽了！”
说着，他把香椿树的嫩芽递给了我。
我看了看又闻了闻说：“好香呀！
长得这么快，不到一个月就发了芽！”
我跟着他向香椿树跟前走去。
可不是吗？
这棵高高的香椿树果然长出了嫩芽，一股浓烈的香气不断地送进我们的鼻子里。

这棵树，是周家明同志栽的。
还在一个月以前，部队外出生产，周家明带领炊事班跟随部队给同志们做饭。
当时锅灶安在山沟里，没有柴禾就四处寻找。
凑巧，在找柴禾的时候发现了这棵香椿树。
炊事员们高兴极了，马上摘了一些叶子放进菜里，吃得同志们个个眉开眼笑。
都说炊事班“点子”多，不知谁说了一句：“香椿真开胃呀！
要是常用这玩艺调调味，那就太‘高级’了。”
这句话，引起了周家明的注意。
“是呀，怎样才能让大家常常吃到调味的香椿呢？
能把它迁到营房来就太好了！”
想着想着，他下定了迁树的决心。
在回营那天，他挖出这棵无主的香椿树，挑着上路，回到连里，就去刨个深坑，把树栽上了。

当天晚点名的时候，我在队前去扬了周家明。
我说：“现在我们营内的果园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又能经常调剂大家的口味。
这叫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据新华社南京9日电 今年以来，江苏省又新建和扩建了七百四十多座机电排灌站，新架设六百多公里农用高压输电线路。
至此，从洪泽湖畔到黄海之滨，从太湖流域到淮河下游，从平原洼地到丘陵山区，机电排灌站星罗棋布，高压输电线路纵横交错，初步形成了机电排灌网。
全省机电排灌设备的动力比1957年增加了五倍，70％以上的稻田的排水、灌水，已能使用机电设备了。

机电排灌事业的发展，使江苏省农业生产发生了很大变化。
原来只有牛车、风车、脚踏车戽水的地方，现在建设起了一座座机电排灌站；
原来一些十年九涝的低洼地区，现在已能及时排除农田积水，不少常年干旱的丘陵山区，现在也可以用机械电力灌溉。

据新华社武汉9日电 湖北省农村已有的六分之一以上的水田使用机电排灌，这是工业支援农业给农村带来的重大变化之一。

据湖北省排灌管理部门提供的材料，现在全省平均每七十亩水田已有一马力的机电排灌设备。
现在，无论在水网密布的江汉平原，还是在丘陵起伏的鄂东地区，人们都能听到抽水机的响声，看到从水泵口涌出的清泉。
以武汉、大冶为中心的电网伸向辽阔的农村。
今年这里新修的高压线路，新建和续建的五十多处电力排灌站，使十一个县的约十五万亩农田可以利用电力灌溉。

湖北是我国重要粮棉产区之一，省内河湖港汊星罗棋布。
但是解放前，这里的农民没有一台机电排灌设备。
现在的这些机电排灌设备，有一半是近两年以来发展起来的。

据新华社武汉9日电 今年先涝后旱的江汉平原四湖地区的一百九十多万亩中稻获得增产。
目前，即将成熟的晚稻、棉花又普遍生长良好。
这是最近几年兴建的排灌工程发挥作用的结果。

“四湖”包括长湖、三湖、白鹭湖、洪湖等四个大湖，都在江汉平原的中心地带。
1958年以后，这些地区的人民公社，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兴建了规模巨大的排灌枢纽工程。
经过几年来不断续建配套，这个工程日益完善，在排涝、灌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据新华社广州8日电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电力排灌网第四期工程，已在国庆节前夕基本建成。
新建成的小型电力排灌站共一千三百零三个，装机总容量五万五千多千瓦，受益农田一百五十四万多亩。

现在，东起东江上游的河源县，西至西江中游的高要县，北达北江中游的清远县，南抵南海岸边，纵横二百多公里的二十三个县（市）的辽阔的田野上空，高压输电线路交织成蜘蛛网一样；
装机总容量达十八万多千瓦的二千五百六十二个电力排灌站，星罗棋布地点缀在田间，控制着五百八十六万多亩农田的排水和灌溉。
这个巨大的电网，将使珠江三角洲变得更加富饶。

珠江三角洲电力排灌网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装备和兴建的。
珠江三角洲和邻近地区，过去有七百六十多万亩耕地经常受到内涝、碱潮和干旱的严重威胁。
现在，已有五百八十多万亩可用电力排灌了。
今年上半年，这里遇到严重干旱，由于有了电力排灌站昼夜抽水灌溉，仍然保证了90％以上的稻田用水，使早稻获得增产。

据新华社南京9日电 江苏省沙洲县德积公社十二大队第十二生产队，坚持发展集体副业，促进了农业生产，增加了社员的收入。

这个生产队的集体副业是从1960年春天开始发展起来的。
现在，全队经营的集体副业共有编纺、养殖、捕捞等十多项。
今年上半年，全队经营副业的收入达四千四百三十一元，比去年同期又有成倍的增长。

两三年前，这个生产队的农业生产搞得很好，由于人多田少，社员的经济收入仍然不高。
根据这种情况，生产队干部分头到一些贫农、下中农社员家去访问，征求他们对组织副业生产的意见。
贫农社员李扣生说：“搞副业增加收入谁不想，只是没钱买仔猪。
最好队里集体养母猪，繁殖仔猪，帮助我们。”
贫农社员朱士良也说：“副业门路多得很，捉鱼、放鸭都有好收入，就是一家一户人少力量小，办不好。
还是队里搞点集体副业生产好。”
这些话，对干部启发很大。
在组织社员讨论中，有人说：集体副业是讲讲容易，做起来难。
还是自搞家庭副业好。
但是，大多数贫农、下中农社员坚决主张办集体副业。
他们说：依靠集体力量，啥事情都能办得到、办得好。

队里根据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开始由小到大地逐步发展副业生产。

这个生产队坚持发展集体副业生产，给国家、集体、社员带来了不少好处。
三年多来，他们先后共出售给国家牛两头，一百二十斤以上肥猪八十九头，鹅鸭二千一百一十一只，鸭蛋六百八十多斤，鲫鱼二百七十多斤，杂鱼近一千斤，芦席一千一百五十三张，还为国家加工了石棉一千二百五十四斤。
由于集体家禽家畜养得多，肥料也多，单猪肥一项，每年平均就可积肥五千二百多担，平均每亩耕地可施四十担。
同时，还用副业收入增添了水车、牛车等农具，购买了化肥、农药、桐油等生产资料，对促进农业生产起了不小的作用。
集体副业发展后，社员的收入也增加了。
去年，社员平均分配的现金其中副业收入占一半多。

新华社9日讯 根据中、蒙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的协定”，1960年由我国派往蒙古的七百多名工人，今年工作期满，已于9月24日和29日分两批回国。
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劳动工资委员会代表团和我国劳动部代表团今天在北京举行了完成交接工作的签字仪式。
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和蒙古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沙姆丹参加了签字仪式。
签字后，刘亚雄设宴招待蒙古代表团。

这批工人在蒙古工作期间，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同蒙古工人并肩劳动，卓越地完成了所担负的各项生产任务，并且将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蒙古工人兄弟，为蒙古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蒙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蒙古人民对我国工人的忘我劳动深为赞扬。
在这批工人回国前，蒙古大人民呼拉尔和部长会议以及各有关企业，曾分别发给他们勋章、奖章、奖状或物质奖励。

新华社哈瓦那8日电 在古巴政府的领导下，古巴全国人民正团结一致地大力抢救因飓风袭击而遭到的损失。

古巴总理卡斯特罗现正在受风灾的省份进行视察，指导救灾工作的进行。

由工人、农民、军队、学生和其他阶层人民组成的抢救队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帮助灾民。
在受灾较重的奥连特省，政府已帮助受灾群众撤离灾区转移到安全地带。
在奥连特和卡马圭两省，许多工厂的工人决定发起捐献一天工资的运动来救济灾民，并且决定生产更多的产品送往灾区。

这次飓风是在5日到达奥连特省的，昨天晚上到达了这个省北面的卡马圭省。
据古巴全国气象台的报告，今天中午飓风已离开了古巴。

据古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主席罗德里格斯今天说，这次飓风袭击，使古巴的农牧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据估计，奥连特省可能损失四十多万西班牙担玉米，这个数字相当于古巴全国产量的一半。
受到损害的还有四千卡瓦耶里亚的稻米、一百卡瓦耶里亚的蔬菜和大片面积的甘蔗、香蕉等其他农作物。
奥连特省的棉花受灾面积达50％。
咖啡和可可亦受到了损失，因为奥连特省地区的咖啡种植面积占全国90％以上。

罗德里格斯说，古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正在制定玉米、蔬菜及豆类等主要食用农作物的紧急播种计划。
同时，还需要修改1964年的计划，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甘蔗和畜牧业以及居民日用必需消费品的生产。

据新华社9日讯 纽约消息：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昨天在讨论南越吴庭艳集团残暴迫害佛教徒的“违反人权”的行为的问题时，在美国代表的操纵和把持下，竟无视关于越南问题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决定派遣一个所谓联合国“调查团”去南越“调查”。

大会这一决定是在美国代表进行紧张的幕后活动后采取的。
这一决定，为美国假手联合国进一步干涉南越人民的斗争开了方便之门。

关于吴庭艳政权“违反人权”的议案是由锡兰等十六个亚非国家向本届联大提出的，并被大会接受列为本届大会议程之一。
大会全体会议从7日晚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

早在这次辩论之前，美国就指使吴庭艳傀儡政府派出一个“观察员”前往联合国进行活动，并且写信给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联合国的代表前往南越了解情况。
吴庭艳集团的这个“观察员”自己承认，这个企图逃避世界舆论谴责美吴集团迫害南越人民的花招，是他事先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商量好了的。

7日晚大会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时，美吴集团又竭力阻挠辩论的正常进行。
当第一个发言者锡兰代表刚刚讲完，大会主席就急忙宣读了南越“观察员”的“邀请”信，并且建议大会休会考虑南越的“建议”。

苏联代表费德林在7日会议上曾经表示反对大会主席的建议，并且提出一项反建议，建议大会要求1954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国家——苏联和英国——责成国际监督委员会前往南越进行调查。

但是，据美联社报道，经过7日体会后和8日开会前的幕后会谈，苏联代表撤回了他的建议。
合众国际社在一条消息里还透露，在幕后会谈中，还花了一部分时间来“劝告”柬埔寨等国家不要在大会发言，以避免美吴集团的暴行在大会上受到广泛谴责。

经过一系列的幕后活动，大会最后在8日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接受南越“观察员”提出的要求，授权联合国大会主席指派一个联合国代表团前往南越，对吴庭艳政权“违反人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于本届大会结束之前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

新华社昆明9日电 由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在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云南省副省长刘披云等陪同下，8日下午参观了云南大学，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三千多人极其热烈的欢迎。

在全校师生举行的欢迎集会上，阿马尔·乌兹加尼团长热情地发表了长篇演说。

阿马尔·乌兹加尼首先向全校师生转达了经过七年半残酷的战争终于获得独立的革命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问候，并且再一次表示感谢伟大中国人民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援助。
他说，这种援助体现了中间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

阿马尔·乌兹加尼详细叙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经过。
他说，阿尔及利亚是在1830年沦为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
从那时候起，阿尔及利亚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取独立的斗争。
他批评了那些对革命动摇的人以及反对革命的人，其中包括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
他指出，远在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初期，法共领导就认为可以不考虑阿尔及利亚的具体情况，可以随便指挥阿尔及利亚人怎么样去做。
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曾经要求阿尔及利亚亚采取和法国共产党一样的口号。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进行独立斗争是一种冒险，说什么阿尔及利亚工人和农民没有能力掌握政权，因此他们宁可不要进行民族独立运动。
他们只提出一些提高工资、争取休假、提高福利和家庭补助的口号。
这就是说，他们把原来使他们在人民中提高威信的那一些革命原则放弃了。
这样，革命的大旗就不能不落在阿尔及利亚真正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的手里。

他指出，在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幻想依靠美国的帮助取得独立。
他们认为有可能由美国政府出面来迫使法国政府给阿尔及利亚以内部的自治，而不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任何革命。
还有人认为，只要由阿尔及利亚议员参加到法国的国民议会中去，经过议会斗争就能迫使法国政府给阿尔及利亚以独立。
但是，残酷的事实，粉碎了所有这些幻想。
现实告诉阿尔及利亚人民，帝国主义不可能给他们任何自治。
一系列的事实使阿尔及利亚人民认识到，阿尔及利亚只有一个出路，这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进行暴动，而且坚持斗争，最后才能消灭殖民主义。
就是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提出了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问题，人民群众起来了，改良主义者在人民群众中失去了威信。

阿马尔·乌兹加尼部长说，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初期，他们凭借五百支猎枪对付着武装到牙齿的十万殖民军。
当时，某些政党的领导者认为，这是一种冒险，是“自杀的行为”，最多只能坚持三个月。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当时就发表了一项公报，谴责我们冒险，甚至认为这是法国秘密警察的一种挑衅。
但是这是假的革命理论家。
他们忘记了一点，就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已经唾弃了改良主义者。
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参加了战斗的组织，民族解放军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我们这场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我们在战场上牺牲了一百五十万人。
但是，阿尔及利亚士兵的士气是非常高的，他们宁肯战死，也不愿意在阿尔及利亚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象狗一样地生活下去。

他说，阿尔及利亚的战士和军官渴望得到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取得胜利的办法。
因此，毛泽东主席的革命思想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乡村、草原、游击区得到了传播，得到了实现。

他说，阿尔及利亚现在已经获得了民族解放。
但是，民族独立还需要进一步巩固，需要进行工业化，建立独立的经济。
因为阿尔及利亚继承的是法国殖民主义的经济体系。
同时由于我们选择了反殖民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要援助正在进行斗争的其他非洲国家的人民。
我们一贯认为，只要是在非洲土地上还存在一个殖民主义者，那么我们本身的独立就是不完整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理智、自由和独立最后一定会在非洲实现。
他说，本·贝拉当选总统以后，就派一个由国务部长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到中国来，就是为了向中国人民表示：阿尔及利亚人民是永远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阿尔及利亚人民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兄弟。
他最后高呼：“阿中友谊万岁！”
“毛主席万岁！”
“刘主席万岁！”
“周恩来总理万岁！”
阿马尔·乌兹加尼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也在集会上讲了话。
他表示衷心感谢阿马尔·乌兹加尼部长的友好讲话。
他说，阿马尔·乌兹加尼部长在讲话中，说出了一个真理：对革命动摇和反对革命的领导人，如果坚决不改，最后一定要为群众所抛弃。
阿尔及利亚革命中有这样的例子，中国革命中也有这样的例子。
只有积极参加革命，对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的人，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才能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对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贡献。

陈毅副总理对云南大学的全体师生说，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都同情我们，支持我们，我们必须用努力建设的实际行动，来回答他们的支持，同时也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

云南大学校长高治国代表全校师生员工感谢阿马尔·乌兹加尼团长发表的热情演说。
他感谢贵宾们带来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真挚的友好情谊，同时请贵宾们把云南大学全体师生的真挚友谊转达给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

在欢迎大会举行以前，贵宾们参观了这个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和动物标本室。
贵宾们受到全校师生的夹道欢迎。

据新华社昆明9日电 以阿马尔·乌兹加尼国务部长为首的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昆明前往雅加达。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云南省政府、军队的负责人以及各族各界一千多人到机场热烈欢送贵宾。

栏目：简明新闻

墨西哥城举行中国艺术品展览会

中国图片、绘画、剪纸和京剧脸谱展览会十月四日在墨西哥城的乡师范学院开幕。
展出的两百件中国文化展品是由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埃斯·恰巴博士等提供的。

巴基斯坦将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

据《黎明报》报道，巴基斯坦将参加今年十一月间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阿曼民族主义者打击英国殖民军

阿曼教长驻开罗办事最近发表声明说，阿曼突击队在距离阿曼首府尼兹瓦五十公里的内志马哈泽姆地区同英国殖民军队进行的一场战斗中击毁了一辆英国装甲车，打死了车上的一名英国军官、一名英国兵和一名雇佣兵。

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军事联盟

叙利亚革命全国委员会主席哈菲兹八日晚在大马士革电台宣读一项声明，宣布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建立军事联盟，这个联盟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所有武装部队。

声明说，伊拉克国防部长奥马希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
声明还说，叙利亚和伊拉克全国革命委员会向其他阿拉伯各国宣布，这个军事联盟将向它们开放。

美国会通过庞大军事拨款

美国国会两院八日通过在截至明年六月三十日为止的本财政年度“防务”预算为四百七十二亿美元。
合众国际社说，迅速通过这笔庞大的拨款，是为了“使美国处于备战状态之中”。

（新华社）

栏目：铁蹄下的台湾

台湾报纸透露，台湾遭受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灾民绝粮断炊，无人过问，蒋匪帮却催交捐税，哄抬物价，使得灾民叫苦连天。

台湾在9月11日遭受台风暴雨的袭击，受灾地区达十三县市，大片农田被水淹没。
据台湾报纸报道：灾后“居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者，更比比皆是”，但“未闻”蒋匪帮“有何关切表示”。
灾民急需的粮食、衣物等，“仅由附近居民捐助”，未见蒋匪帮“拨发救助”，以致台中、南投、桃园、苗栗等县的成千上万灾民陷于绝境。
仅在苗栗县的泰安等三个乡，断炊的灾民就有十万人。
尽管灾民多次要求救济，但“仍未见”蒋匪帮“付诸行动”。
台北市《征信新闻报》的一则评论说：灾民如果等“救济米下锅，怕都饿死光了！”
据《台湾新闻报》报道，台湾遭受水灾以后，控制台湾粮源的“省粮食局”，乘机抬高粮价，其他食品和建筑材料的价格，也随着粮价大幅度上涨。
蔬菜平均上涨一倍，鱼上涨50％，灾民重建被毁房屋急需的红砖上涨50％，红瓦上涨90％。
台北中《自立晚报》发表一个署名“小市民”的读者来信说，这次“水灾受害最惨的，大都是升斗小民，而食物涨价的结果，小市民的生活就越发难过了”。

据蒋匪帮《中央日报》透露，在台风过后的第二天，台湾“省财政厅”便发出通令，要台湾人民在9月14日以前将9月份的各种捐税交齐，过期要受罚。
台湾报纸说，到9月16日，不少欠税者接到了蒋匪帮“法院”的传票，上面有“不到即拘”的字样。

台湾报纸还透露蒋匪帮向灾民趁火打劫的罪行。
他们以“救灾”为名，在台湾发动了“一人一元，一户一物”的捐献运动，这种捐献“既无手续也没有收据”。
蒋匪帮过去对农民的贷款月息多在六厘左右，而这次发的“救灾”贷款，月息竟提高到一分二厘。

一向干走私勾当的侵台美军，在台湾受灾后趁机劫财也不落后，他们把大批“发生腐烂，不能食用”的罐头，高价抛入黑市。
台北市已发生居民因食用这种罐头中毒的事件。

（新华社）

作者：尖兵
栏目：铁蹄下的台湾

在台湾，工人们因患“职业病”而伤残死亡的情况，使人触目惊心。
据台北《公论报》透露：“台北县市共有劳工两万八千多人，其中竟有七千多劳工患有‘职业病’；
也就是说，在每四名劳工中就有一名劳工是生病的。
他们所患的疾病，大都是肺痨、肺炎、气管炎等传染性疾病；
且以二十岁至三十岁的青年工人为最多。”
基隆附近的瑞芳镇，是台湾的产金区。
据《公论报》报道，这个矿区的工人，据1960年的统计，在五千二百二十四个工人中，即有七百零一人患“矽肺症”；
1961年，在四千九百七十一个工人中，因患“矽肺症”而致伤病、残废和死亡者，竟高达一千九百七十七人，占总人数的40％。
这个矿区的“九分矿”由两千多工人锐减到不足六百人；
在这六百人当中，患染“矽肺症”者竟达三百人，即半数以上。

据台湾报纸透露，台湾工人普遍患病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工资低，营养差；
第二是劳动负担过分沉重。
工人们的身体本来就虚弱，但厂矿老板还经常要强迫工人干十小时甚至十二小时以上的重活，实在无法承受；
第三是资本家只顾赚钱，不顾工人死活，缺乏最起码的劳动卫生设备和劳动保护设备。
据蒋匪帮当局的统计，台北县的两百六十家工厂，“竟有70％的工作环境不合劳动卫生标准，25％以上的劳工生活在满布‘职业病’威胁的工作环境中”；
第四是工人不但在毫无劳动保护设施的条件下进行工作，而且工人伤病之后，不到临近死亡，还不准休息、治疗。
在美蒋统治集团和官僚资本家奴此残酷的摧残之下，台湾工人哪还有活命之路呢！

（尖兵）

作者：前台
栏目：铁蹄下的台湾

蒋匪帮为了防止退除役官兵到处流散，影响它已经十分低落涣散的军心士气，在台湾设置了所谓“荣誉国民之家”和“荣民医院”，收容蒋军老弱病残的退役军人，并且美其名叫“壮有所业，病有所医，老有所终”。
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据台湾报纸报道，蒋匪帮的所谓“荣誉国民之家”，提出什么“公共造产，自给自足”的办“荣家”的方针，强制收容来的年老残废的蒋军退除役官兵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压榨他们所剩无多的劳动力。
收容在“荣誉国民之家”里的蒋军退除役官兵，在生活上也很不自由。
除了“与军营生活相同”，每天有早点名、升降旗礼外，还要上“政治课”；
并且搞什么“家谱组织”，“分堂分房”，以加强控制。
更严重的是管理人员还残酷虐待和歧视些老弱残疾的蒋军退除役官兵，把他们当作“蠢物”，视为“猪马罪囚”，动辄以“开除”“管训”相威胁。
有的甚至被当作疯人，送进疯人院。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因不堪迫害和刺激而自杀了。
有一个在“荣誉国民之家”自杀的退役军人留下的遗书写道：“流血流汗没有死，到‘荣家’把我活活逼死了。”
蒋匪帮把伤残和有疾病的蒋军退除役官兵，送进“荣民医院”。
名为治疗，实际上是折磨压榨。
最近台湾报纸透露，在“荣民医院”。
这个医院的四周有高高的铁丝网，凡是被送进去的退除役官兵都要受到“学校化”的管教。
还要接受以“消耗患者体力”为主的所谓“治疗”。
就这样，这个医院里先后派出六百九十九个病人到台湾东部地区去开垦荒地，这些人占了全部病人的70％。

更大量的蒋军退除役官兵则是被蒋匪帮驱赶去开发荒山野林，最近，蒋匪帮就把大批的退除役官兵送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台东两县的山区去开发。
那里山峦起伏，地瘠民贫，历年来都是洪水泛滥，到处是乱石累累，杂草丛生。
退除役官兵“胼手胝足”，每天劳动在十个小时以上。

这就是蒋匪帮对蒋军退除役官兵的“壮有所业，病有所医，老有所终”的真相！

（前台）

栏目：思想战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来稿综述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生活问题上怎样划分荣与辱的思想界限，这是又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很多同志来稿来信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本报编辑部，也曾就这个问题组织了一次座谈会。
现在我们把这些来稿来信以及座谈会上的发言，综述如下，供读者参考。

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必须划清两种荣辱观的思想界限

在座谈会上和许多同志的来稿来信中，都提到，每个革命干部要作到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除了要从思想上划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两种享受观的界限外，还必须从思想上划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剥削阶级的两种荣辱观的界限，解决究竟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辱的问题。

李文义同志的来稿中说：在革命胜利之后，一个革命干部倘若对划分荣与辱的革命标准模糊、动摇起来，把享乐当成荣耀，对廉洁俭朴的生活就难以再有光荣自豪的感情，而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生活作风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划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种享受观的界限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划清两种荣辱观的界限，是十分必要的。

李唯真、章炳元等同志的来稿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都是以奢侈享乐为荣，以淡泊俭朴为辱。
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对于用旧荣辱观看问题的人，是格格不入的。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胸怀大志，不沉湎于个人物质生活的贪欲之中；
他们坚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全心全意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进行艰巨的劳动和斗争，因此能够以朴素为荣，以奢侈为耻。
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必须明确地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的荣辱观，并用它来观察处理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具有深刻的认识，并以此感到光荣与自豪，理直气壮，坚持到底。

无产阶级以勤劳俭朴为光荣，以奢侈浪费为耻辱

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荣辱观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优裕的物质生活已不再是剥削的结果，而是对劳动好、贡献大、进步快、职务高的革命干部和劳动人民的报酬，因此是不是就能推论说，生活越优裕越体面，俭朴已不再有什么光彩了呢？
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执行，是否就改变了无产阶级划分荣与辱的标准了呢？
许多同志的来稿来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王文山等同志的来稿中说：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依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并没有变成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荣辱观不会也不能改变。
假如有人以为自己已经翻身解放，成了社会的主人，或者当了“官”有了权，一言一行便都要另有一派才算光彩，那就是忘了本，是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谭仁理等同志的来稿中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发展的水平还不够高，物质条件还不够丰富等等原因，在分配问题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对那些劳动好、进步快、贡献大、职务高的人，给予稍高一些的待遇，这是完全正确的。
这种情形，不能改变革命干部的荣辱观，不能改变无产阶级在生活问题上划分荣与辱的标准。
在我们的新社会里，劳动好、进步快、贡献大的人是光荣的，但他们的光荣是在于他们诚实地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贡献自己的所有力量，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比别人优裕一些。
不能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较好的物质生活待遇一般总是与劳动、贡献联系在一起，而劳动好、贡献大又是光荣的，便认为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本身似乎也是一种荣誉的标志，是值得追求的东西了。
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以什么为理由，追求铺张浪费的物质生活，都决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即使是对自己的劳动报酬，任意挥霍浪费，也没有什么光彩的，相反，它只会在自己的光荣劳动上面涂黑。

李文、王建国等同志的来稿中还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情况存在着差别，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并非都是由于劳动好坏与对人民贡献大小的不同。
比如，在生活比较优裕的人们中间，就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拿定息的资产阶级分子及他们的家属等等；
在生活暂时还不很宽裕的人们中间，也有不少是劳动好、贡献大，但家庭人口较多，而负担较重的；
同时更有无数对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按制度规定今天应该有较为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革命干部，却自觉地过着与普通劳动群众一样的艰苦朴素的生活；
也还有越来越多的雷锋和好八连式的先进人物和集体，他们舍己为人，以苦为乐，自觉地过着俭朴的生活。
所以很显然，以个人吃穿好坏作为衡量劳动好坏、贡献大小、进步快慢、以至光荣不光荣的标准，那是十分不正确的。
有些同志的来稿中还特别着重指出：即使一些人比较起来说劳动能力差一些，贡献小一些，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个人收入也少一些，也不能就认为他们不如那些能力强、贡献大的人光荣，一个人的知识、本领和贡献是由许多条件造成的，并不全是个人主观上的作用。
一个人能力强，贡献大，这中间也有其他人的劳动与智慧的成果在内，光荣也应该有别人一份，光荣属于集体。
一个人虽然能力弱，但只要竭尽全力诚实地劳动，就是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也是光荣的。

林一民等同志来稿中还指出：一些人说自己生活上摆阔气是为了向那些劳动好、贡献大的人看齐，这不过是一种借口，目的是掩盖他们追求个人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已。
实际上有这种想法的人，着眼点只是物质享受，而不是劳动与贡献。
一个人如果真是努力追求劳动好，贡献大，也就不会念念不忘和孜孜以求个人的物质享受了。

在旧的习惯势力面前，要站得稳、顶得住，不要随波逐流

很多同志的来稿中还都认为，在生活问题上一般地明确什么是荣、什么是辱，固然十分重要，但这对于一个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来说，毕竟还不是十分困难的事。
而在实际生活中，面对社会上的旧荣辱观和习惯势力的包围进攻，毫无畏惧，不动摇不妥协，仍然坚持用革命的荣辱观指导自己的生活，这却需要有更大的决心，更坚定的态度，更自觉的革命精神。

栗光祥、郑坚等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解放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我国的社会风尚已经起了显著变化，革命的荣辱观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新人新事新气象不断出现。
但是，革命的荣辱观，从形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来说，它的资格比光宗耀祖、荣华富贵、衣锦还乡等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荣辱观，毕竟要浅得多，这种新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之后，很自然地要被一些人说长道短，甚至讥笑嘲讽。
这种现象不仅可以在城市里遇到，在农村中也会遇到，在自己的家庭中也不会没有。
把一件褪了色的军装染一下当便衣穿，别人看了可能说你寒酸；
老朋友多年分离，乍一见面，也可能要从你的衣着居住条件等方面估计你这些年来的所谓“进步”“发展”的情况；
你返乡探亲，不讲点排场，也会有人说你没出息，白白外出多年，等等。
面对这种情况，革命干部就要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坚持革命的荣辱观，不怕议论，不怕嘲笑，甚至也不怕遭到某些人的白眼。
要能顶得住，逆流而上，进行坚决斗争；
绝不能顺流而下，动摇屈服，作旧荣辱观的俘虏。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永远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活作风。

杨立人、郑坚等同志还认为：同社会上还大量存在的旧荣辱观的影响作斗争，实质上还是个进行自我斗争的问题，是跟自己思想深处的旧荣辱观的残余作斗争的问题。
不在自己的思想深处，用无产阶级革命的荣辱观战胜种种陈腐的非无产阶级的荣辱观，就谈不上抵抗社会上一切旧思想旧习俗的进攻。
有些人常常说，他不能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是因为周围有人用旧眼光看问题，使他感到压力过大，等等。
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用旧的荣辱观看人的人固然不少，但是革命的荣辱观同其他道德观念一样，既然已形成为社会的主流，并日益扩大着它的阵地，用革命的新观点看人看事的人就还是越来越多的。
自己思想深处旧荣辱观的根子过深，地盘过大，自己常常用旧眼光看人，便常常感受不到这种新的强大力量的支持，相反却极其脆弱，听到别人议论几句，便立即败下阵来。
因此，首先不断地在自己的思想领域中进行彻底清除旧荣辱观的斗争，是首要的任务。

革命干部应该以身作则，进一步巩固和发扬革命的荣辱观

在一些同志的来稿中指出：生活领域中两种荣辱观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中，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革命干部，在这场兴无灭资、除旧立新的斗争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应该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孟惠殊等同志的来稿中写道：新旧两种荣辱观的斗争，它的实质是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新兴的无产阶级，力图扩大自己的革命阵地，巩固自己的胜利成果，依照自己的面貌改造社会；
而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却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力图从思想领域中腐蚀溶化革命的无产阶级，保持和恢复自己的阵地。
让形形色色的旧的荣辱观在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成为指导人们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准则，就必然为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大开方便之门，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就会遭到腐蚀。
这是我们不能不严加警惕的。

王义、朱丹等同志的来稿中说：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两种荣辱观的斗争是深入广泛的，它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斗争中，革命干部的一言一行，常常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解放以后，我们的党成了执政的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崇高的威望，每个党员和革命干部，也常常被人民群众当做自己学习的榜样，人民群众把党员和革命干部的作风当作党的作风，从思想、工作到生活，处处学习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党员和革命干部，应该高度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作出榜样，移风易俗，推动社会风尚的变革。

作者：王家驹/裴心慧/于孝元/徐安
栏目：思想战线集思广益

7030部队

任何一个革命者都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而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尤其需要。
因为我们军队是一个革命的武装集体，是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战斗的队伍。
如果我们每个干部战士，都能够吃大苦，耐大劳，能过艰苦的日子，能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任何时候都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那么，我们军队就有最坚强的战斗力，任何时候都能过得硬，就能够战胜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的敌人，取得胜利。

王家驹

4691部队

强调艰苦奋斗，到什么时候才算到“头”呢？
艰苦奋斗是否有个到“头”的时候？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最好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幸福生活有没有到“头”的时候？
很显然，人们的幸福生活是不会有终极的。
既然幸福生活不会有到“头”的时候，那么，艰苦奋斗也是永远都需要的。
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
因为艰苦奋斗和幸福是成正比例的。
有一分艰苦奋斗，就会带来一分幸福。
艰苦奋斗创造幸福，要得到幸福，就有赖于艰苦奋斗。

裴心慧

某陆军医院

有人说：生活应该向前看，不应该向后比。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一个革命者，在生活上固然要向前看，看到将来无限美好的前景，从而鼓舞自己更好地工作；
另一方面，也应该经常向后比，比过去的生活条件。
想想过去，就能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使自己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并且以更大的努力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忘记或抹煞过去的人，一定也是不能正确迎接明天的人。
在生活上片面强调向前看，不愿意向后比，其实只是掩盖自己一意追求个人物质生活享受的一种借口而已。

于孝元

北京某部

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基础上的人，他在政治思想上一定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什么艰难困苦、惊涛骇浪都吓不倒他，只会被他踩在脚下。
相反，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人，他在政治思想上必然斗志衰退，萎靡不振，处于经常的无穷苦恼之中。
因为个人主义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它和革命事业的需要是对立的，和我们社会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这种人如果不自警惕和省悟，发展下去，必将落到一个极其痛苦的不场。

徐安

作者：吴承尧
栏目：思想战线

在机关里工作，接触和处理文件的时候很多，除了上面来的以外，大量的是从下面部队来的书面报告材料。
机关干部常常要对这些书面材料做综合整理和改造制作的工作，就是说常常要用这些材料写文件，做文章。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对下面来的书面材料进行加工制作的时候，如果事先缺乏亲身的调查了解，对情况不摸底，只是就现有材料写东西，就常常会碰到疙瘩，以致写不下去，硬写下去也一定写不好。
原因就在于：第一，这些材料是别人裁剪的定型在纸面上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割裂的和静止的东西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就限制了我们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的眼界。
第二，它是别人的主观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第二手材料”，由于人们的政治思想水平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能力往往有差别，因此，对同一个客观事物的反映也会不同，材料中的论断和事实是否准确，从材料本身是无法得到回答的。

如果，先有一番亲身的调查研究，对部队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有了较好的了解，也就是说自己有了感性认识，再去整理加工别人的材料，那就大不一样了，就有可能透过别人反映的情况看到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
就有可能从别人反映的情况和意见中看出哪些是基本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珠玑，哪些是糟粕。
这样，写好文件也就有了前提。
据说，总政治部《关于南京路上好八连政治思想工作经验的介绍》这篇文章，就是由总政治部工作组在好八连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研究了大量的口头汇报材料和已往总结的书面材料，而且许多重要的情况和线索是他们在和好八连的干部战士共同生活中，互相谈心中，通过亲自摸、亲自看、亲自谈，“第一手”抓到的。
这是他们所以能写好这篇文章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教导我们：“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
整理材料、写文章正是如此。
所以，我们每一个做机关工作的同志，应该十分自觉地经常到基层去，多调查研究，多了解情况。
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具备了对部队实际情况的基础知识，才有可能对来自下面的书面报告材料和其他方式反映的情况，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写出有实际意义的文件和文章来，才能在较高的水平上把群众中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作者：胡家模
栏目：思想战线

领导机关的干部，必须注意深入实际。
成天蹲办公室的人，必然感觉不灵，耳目闭塞，头脑空乏。
既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更不能很好地处理和解决问题。

要做到深入实际，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放下架子，甘心当群众的小学生。
否则，即使你下到了基层。
却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群众就会对你敬而远之，不愿讲心里话，你就仍然发现不了什么问题；
即使发现一些问题，也往往摸不清问题的实质，抓不住问题的关键。

这里举两个例子：

有一位处长，经常往基层跑，蹲机关的时间很少、看来好象是很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
但是，领导上要他汇报基层的情况，谈谈战士的思想动态、意见和要求，他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要他写材料、总结一下经验，他也只能浮皮潦草、隔靴搔痒地写一点，提不出什么问题。

另一个例子就不一样。
有一个连队反映战士在训练中有“怕吃苦思想”。
这种汇报，从连到营，从营到团。
最后，团长决定亲自检查一下，到底“怕吃苦思想”表现在什么地方。
这位团长一下去，就在连队“安家落户”，和战士一起训练，一起生活。
通过自己的实践体会和接触了解，他发现战士们为了完成训练任务，都是勤学苦练，并没有什么怕苦怕累的表现。
倒是干部对于战士的休息和生活安排，却注意得不够。
比如，暑天在野外作业时，战士没有一点开水喝。
有些战士提了意见，而连里有的干部却把战士的合理要求当成了“怕吃苦思想”。

从这两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位处长和那位团长同样都是下到基层，但一个没有发现问题，一个就真正发现了问题。
原因何在？
就在于前者虽然经常在下边，但却没有放下架子，真正深入到战士中去，深入到工作中去，而是“住在团部，吃在营部，转在连部”。
因为这样，尽管人到了基层，看上去也忙忙碌碌，但却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对群众的要求不了解，问题的关键不知道。
很显然，这并不是真正的深入实际。
要真正做到深入实际，就应当向那位团长学习。
只有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站在群众之中，同群众甘苦与共，才能与群众水乳交融，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
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深入到实际中去，了解情况，发现问题，从而提出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指导部队的工作。

作者：萧士云

收到了台风警报之后，在南海某岛上，再也没有比徒步通信员杨昌全更焦急的了。

杨昌全想，台风一来，没船出海，势必要被困在岛上。
任务不能按时完成，也影响回连参加学习。
自己是个共青团员，一定要争取按时归队。

小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同来的另一个徒步通信员孔柱深，两人的想法完全一样。
吃过早饭，两人就请有关同志向码头打电话打听有船过海没有。
打电话的同志告诉他俩，因为风浪越来越大，没船过海，劝他们在岛上暂住下，等风过了再走。
小杨却怎么也安定不下来。
他和小孔商量：这是一个大岛，湾子码头很多，船也多，下山去看看，也并能碰到过海避风的船。
于是他俩背起十来斤的邮包，匆匆忙忙跑下山来。
这时，乌云越聚越浓，风势越来越大，时而夹着阵阵急雨，越发叫人着急。
两人到了山下，先奔航管站。
站里的同志指着窗外说：“同志，你们看，二号风球都挂出去了，我们的船都要去避风，没有过海的。”
小杨一听很纳闷，望望海边还有不少的船没起锚，有地方的，也有部队的。
心里又产生一线希望：这许多船，也许有要过海的。
对小孔说：“走，咱们到别的单位去打听打听。”
出了航管站，阵雨又下了起来，他俩赶紧在一间草房旁边躲了一下。
雨势稍稍缓和，就决定先到驻岛的艇队队部去问问。
队部值班通信员小徐听了他们的来意，双手一摊说：“真糟糕，我们的艇都开走了！”
停了一下，啪地打了一下电话机子说：“等等，我来问问海军看！”
可是，打了两次电话，对方回答都说没船过海。
小杨马上把电话接了过来，边摇边说：“嘿，我来问问派出所，地方上的船他们都管的。”
谁知派出所的回答，也使他们大失所望。
这时，小徐霍地站了起来，悄悄地告诉他俩说：“嘿，想起来了，海军的舰艇出海，向来都是保密的。
也许在电话里面不便直说。
我看你们还是亲自走一趟。”
小杨一听，立刻转忧为喜，连谢谢都没顾上说，就扛起邮包往外走。
两人顶着大风，踩着滑溜溜的鹅卵石子，直奔海军队部。

海军队部的负责同志从电话中早就知道了他们，十分热情地把他们接了进去，但是告诉他们说：“出海的事，是个秘密，要到指挥所才能知道，在电话里我们也不便联系，你们不妨再跑点路，到那儿去打听一下。”
小杨是个刚参军才一年了陆军战士，对于海军的制度很不了解，没想到会有这许多周折，可他并没因为又扑了空而懊丧。
心想只要能搭船过海，把全岛跑遍也情愿。
匆匆问了问海军指挥所的位置，又向指挥所奔去。
谁知越着急越出岔儿，急急忙忙走错了方向，路上一个海军战士给指明了路，才又折转身，找到了指挥所。

指挥所的值班员对满头大汗的小杨和小孔说：“现在还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不过请你们再等一下看看。”
这当儿，小杨突然听到山下有突突突的马达声响。
这声响在小杨听来，比什么都亲切，可又觉得比什么都叫人担心。
要是过海的船，那多好！
可要是已经起锚了呢，那不白跑了！
他急得直往窗外望。
值班员也理解他的心情，没等小杨开口。
便向他介绍：“这是去本岛××湾的。
你不用担心，艇要过海我们会先知道的。”
小杨心里安定了一些，可又想，这可是最后一关了，要是等来等去，真的都只在本岛避风，那可真的走不成了。
他不意识地瞧了一眼邮包，心里陡然沉重起来，一会儿看天，一会儿看海，总也呆不住。
瞧着他那心神不定的样子，值班员也受了很大的感染，盼着电话铃马上大声地响起来。
可是电话偏好象故意叫人心急，迟迟没有声响，室内反而显得比平时更加寂静。
小杨忽然怀疑是不是电话出了毛病，经过一番检查，却是什么故障也没有。
值班员看见他俩急得不行，给出了个主意：“同志，我看你们干脆到我们停船的地方去等着，有过海的，你们就上去。
在这里等着，来了命令，艇上还要等你们下山。
先下去上艇不更快些？”
两人一听，觉得有道理，别了值班员，来到了海边。
也正在这时，上级来了命令，叫924艇开过海去，到××市去避风。
两人一听这消息，乐得什么都忘了，一个箭步，飞上了舱面。
这时，风已经刮到五六级了，浪也大了，雨还是时下时停，不过更斜更凶。
但在小杨心目中，所有这些都好象对他们没有什么威胁了。
这时候，只觉得肚饿。
这才知道跑来跑去，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
艇上早就开过午饭，他们觉得能把自己带过海去，已经是天大的好事；
再别麻烦别人做饭，耽误了开船，就什么也没有说。
直到艇上开晚饭，他们才算吃了中饭，也算吃了晚饭。

艇到××市，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
两人找了一家收费最便宜的旅店住了下来，并且决定：不管明天天气怎样，既然过了海，上了陆，就说什么也得赶回去。

第二天天麻麻亮，两个人就起来了，一看外边，还是刮着五六级风，雨也仍然时下时停。
本来，从××市到靠近驻地的××镇是有班船的，风虽不小，但这是内河，船也大，没多大关系。
但是班船要到下午八点钟才开。
小杨想，在这儿白等上十多个小时，岂不是浪费时间？
他对小孔说：“我从前听人说过，从××市到××镇，还有一条旱路，我看今天咱俩抄个近路，早点赶回去，也锻炼锻炼腿力，怎么样？”
小孔完全同意，并且赞佩地想：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早就知道杨昌全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干革命工作，是广州部队的模范团员，可怎么说也没这次和他一道出差受感动大。
现在，他对小杨是更了解，也更敬爱了。
说走就走，两人立刻上路了，紧赶慢赶，走了三个多钟头，过了两道渡口，才到了××。
过第一道渡时，因为风大浪大，河面又有一公里多宽。
船都避风去了，小杨小孔费了好人！
一番功夫，才说服了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答应把他们划过江去。
第二个渡口很小，过的十分顺利。
但是上岸走了一程之后，正好来到一座山边，天又下起大雨来了。
小杨小孔一看四周没个躲处，赶紧把军衣内的衬衣脱下，把文件信件拿出来包得严严实实，再放进帆布邮包里，两人再顶着风雨，往前赶路。
……当天晚上，他们终于赶回了连队。
台风，就在当天深夜狠狠地刮了起来，但是邮包中的文件，却已经提前一天安然地交到了上级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