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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在平壤宾馆回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
图为金日成首相和刘少奇主席亲切交谈。

朝鲜中央通讯社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平壤24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今天上午在平壤宾馆回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

陪同金日成首相回拜的有：朝鲜内阁第一副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一、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外务相朴成哲、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朴容国、外务省仪礼局局长朴麟根、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郑凤珪。

回拜时，中国方面在座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林枫，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叶剑英元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曹克强，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

回拜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平壤2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陪同下，今天上午在平壤参观了“工农业展览馆”。

上午十时，刘少奇主席、金日成首相来到展览馆时，朝鲜内阁各部门负责人和展览馆全体人员，在门口列队迎接，并且热烈鼓掌，欢迎刘少奇主席。

刘少奇主席一行首先参观了重工业馆。
里面的展品有各种精密机床，大型选矿厂模型，转炉和轧钢机模型，各种发电厂模型以及各种钢材、滚珠轴承等。

刘少奇主席仔细地观看了大型掘土机、七十五匹马力的拖拉机、二十二万伏特的特高压变压器、载重汽车和其他农业机械等。
这些产品都是朝鲜人民以自力更生精神和千里马气势创制出来的。

接着，刘少奇主席一行进入农业馆，馆内陈列着各种农作物，水果、蚕茧、亚麻、人参以及全国水利灌溉模型。

在轻工业馆，刘少奇主席一行参观了朝鲜中央所属轻工业工厂和地方工厂生产的各种产品。
里面有各种丝绸和布匹，食品，家庭用具，药材，教学器具以及手工艺品等。

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的林枫、叶剑英、伍修权、姬鹏飞、万里等以及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今天都参观了“工农业展览馆”。

今天陪同刘少奇主席参观展览馆的还有：朝鲜内阁第一副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一，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外务相朴成哲，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郑凤珪。
陪同的还有朝鲜内阁各部门负责人：机械工业委员会委员长玄武光，农业委员会委员长金万金，高等教育相金宗恒，保健相崔昌锡，交通相金会一，水产相姜渐求，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员会委员长许锡瑄，金属化学工业省第一副相金阳律，轻工业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金元彬，外务省副相金永南，电气煤炭工业省副相金文河，机械工业委员会副委员长金炳秀，林业省副相高容大，递信省副相金德七，内阁体育指导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德俊，内阁出版总局副局长崔水练，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黄凤九等。

新华社平壤24日电 刘少奇主席同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今天晚间在平壤大剧场观看了正在朝鲜进行访问的中国上海舞剧团员出的舞剧《小刀会》。

观看演出的还有：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人金一、朴金喆、金昌满、李孝淳、洪命熹、朴正爱、李周渊、金翊善、河仰天、韩相斗、郑准泽，外务相朴成哲，文化相朴雄杰，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平壤各界人士等。

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的林枫、叶剑英等以及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也观看了演出。

演出结束后，在全场两千多人的热烈掌声中，刘少奇主席同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等登上舞台，同演员合影留念。
演员合影留念。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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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9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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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落实 就得下连队

作者：袁良梁思贤胡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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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炮兵某团团长朱曰仁率领机关参谋人员下连队蹲点，通过跟班训练，认真调查研究，保证夜间训练指标内容、时间、人数和质量四落实。

今年第一训练期，因为领导干部下连队的时间少，训练中有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第一训练期结束时，团对各连的夜间训练考核，总评成绩很不好。
根据平时的统计，绝大多数连队参训人数、训练时间、训练科目都达到了规定指标，从表面数字上看，这些方面都落实了，但是训练质量却经不起考核。
最近，团党委专门开会作了研究，团长朱曰仁提出亲自带人下连蹲点，扎扎实实作一次调查研究。
他率领三个参谋到了训练较差的七连，除了亲自参加夜间训练的组织领导以外，每天都深入到班、排参加作业，各个参谋也根据自己的业务专长，钻到各技术专业班去和班长一起组织作业。
通过跟班作业，他们果然发现了不少问题。
比如，朱团长在炮班就发现瞄准手使用的标灯太亮，露光太宽，这样既容易暴露目标，又不能保证瞄准精度；
他到侦察班又发现侦察兵张主星夜间作业不注意灯火管制，毫无敌情观念，和白天训练没有多大区别。
丁参谋在炮班还发现战士们挖座盘坑的速度度超过了白天，但质量却很差，大小深浅都不合乎标准。

为什么没有敌情观念，为什么不能确保训练质量？
经过分析研究，朱团长认为首要的是思想问题。
他认为抓训练中的四落实，首先要从抓训练思想入手，否则，从表面上看，人员到场了，但思想却没到场；
时间达到计划要求了，但没有充分利用；
科目虽然进行了，但是走了过场，质量没有保证。
为此，他们提出首先要做到人人思想落实。
他们对夜间训练的重要意义，作了反复宣传，并且针对训练中发现的问题，结合以往战例，及时进行活的思想教育，果然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侦察兵张金星在以后的夜间作业中，每次都是蒙在雨衣里，尽管汗流如雨，也不肯暴露一丝灯光，炮班的战士们提出，越是夜间操作，越要精细，手到心到，不潦草，不马虎，做一动是一动，扎扎实实。

夜间监督和检查每个人的动作，光靠几个干部是抓不过来的，必须发动群众，互相监督互相检查。
他们把一个炮班分为三组：一、二炮手为一组，三、四炮手和五、六炮手各为一组。
这样，作业性质相同，操作靠在一起，便于监督检查，确保质量落实。

通过跟班作业，他们还发现以往的夜间训练，虽然按规定的时间实施了训练，但这些时间却没有被充分地利用。
如训练前缺乏充分准备，备课不熟不精，没有事先选好地形，有的训练场地较远，往返途中没有训练科目，实际上训练中使用的时间只有一半。
另外，他们还发现一、二炮手在练习夜间操作，其他炮手蹲在一旁复习理论，侦察班一人练习观察，其他人没事干，这样一来，就不是每个人都参加了夜间训练。
为了保证每个人夜间训练的时间落实，他们规定在夜间训练出发前，作好一切准备，包括场地、器材、目标设置等等，保证大家一到场地就练。
同时在较远的途中，也要安排好练习科目，不走空路。
为使人人锻炼夜战本领，每次都作出周密计划。
例如在分练中一、二炮手练瞄准，别的炮手就练夜间装引信，捆药包。

最近，这个团普遍推广了这些经验，各连的夜间训练质量都有显著提高。
全团举行的一次夜间侦察专业考核，也获得总评优等的成绩。

（梁思贤、胡尚科、袁良）

作者：夏国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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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部队某团采取典型示范方法，进一步贯彻内务条令，培养优良作风，效果很好。

今年年初，这个团曾对新颁发的内务条令作过突出的宣传和贯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没有做到条条落实。
团的领导上认识到，一项工作的贯彻，常常需要几个反复才能落实，因此，他们决定在冬季野营训练以前，再抓一次条令的贯彻，使之进一步落实，为搞好冬训和推动四好创造有利条件。

他们采取典型示范以“点”带“面”的方法，副参谋长刘九林到四连蹲点，跟四连的干部一起，结合中心任务，针对存在的问题，将内务条令作了进一步的贯彻，十天以后，组织全团的营、连军事干部和机关的行政管理干部到四连去参观。

参观进行得生动活泼，又看，又听，又演，又谈。
大家先后看了五班的夜间卫兵换班。
副连长倪尔海的晚点名、熄灯号以前十五分钟战士的就寝准备工作，和熄灯以后各人服装的放置方法。
第二天清早，大家又来到四连，看了战士的起床动作、集合动作和收操以后各班怎样迅速而合理地分工，整理内务，打扫环境。
早饭后，大家深入到班排、队部、伙房、仓库和饭堂等各处，看了内务卫生和连值班员的交接班，以及连值日员怎样进行了工作，看了一班怎样组织擦拭武器，五班怎样着装，还听了六个基层骨干的经验介绍。
参观的干部不仅听了看了，还仿效着做了一些演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家都赞扬这一次典型示范是一次生动的活的教育。
他们亲眼看到了条令贯彻后部队出现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面貌，又学到了贯彻条令的方法。
他们初步把贯彻条令的经验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贯彻条令是一件细致的工作，需要一条一条地贯彻，一款一款地落实，精心考虑，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大家参观的十几个项目，无一不表现了四连干部战士的煞费苦心。
以内务卫生为例，放眼扫视，只见处处整齐洁净；
细心察看，各个角落里看不见烟头、痰迹，各种仓库收拾得井然有序。
墙上挂的衣服，平直划一。
另如着装，子弹袋背带上的松紧环究竟位于何处为宜，经过反复试验，肯定位于上衣口袋的钮扣处最好。
这样不妨碍射击的抵肩动作，托枪时木托又不致与铁环相摩擦，既符合战备要求，又整齐一致。
种种事例说明，条令上简单的一句话，贯彻起来却要费很多心思，做很多工作。

第二，培养正副班长和战斗小组长等基层骨干，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参观的干部在四连听了六个经验介绍，介绍人都是战士。
一班班长陈良千谈了他怎样依靠积极分子把全班带起来；
一班副班长席文武谈了他怎样从思想教育入手，启发战士的自觉，使擦枪制度落实；
五班副班长孙培忠谈了他怎样做到眼、嘴、手“三勤”，多检查，多督促，多自己动手，让战士认真按制度规定办事；
战斗小组长向春林谈了他怎样以身作则，带动全组确实做到“有令就行，有禁就止”；
文书杨亨荣谈了他怎样大胆管理，把连部的“几大员”管好；
炊事班长姜启贵谈了他怎样模范带头，合理分工，改进了炊事班工作。
他们的叙述使参观者激情满怀，喜形于色，纷纷赞叹地说：“每个基层骨干都象这样，什么条令都能落实。”
第三，贯彻内务条令，应当消灭“死角”，也能够消灭“死角”。
连部和炊事班常常被视为贯彻条令的“死角”，“条件特殊”，不能一律要求。
可是，四连的连部和炊事班敢和战斗班比高低，内务卫生完全和战斗班一样，军容严整，作风正规，看不出他们是“连部的人”或“伙房的人”。
炊事班作员紧张，说干就干，动作迅速。
他们的工作虽然很忙，还能积极参加军事训练，有一些军事课目的考核还名列前茅。
问他们为什么能搞得这样好，他们说：反复同“特殊”思想作斗争，不甘心当“死角”。
这些话发人深思。
座谈的时候，很多参观的同志都联系思想检查了自己。

参观以后，各连再一次学了内务条令和有关三八作风的论述，全国立即出现了一个培养作风、条令落实的新气象。

（夏国珞）

作者：牛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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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团副团长邓科文经常深入炮兵分队抓训练。
他到连队后。
总是一门炮一门炮地逐个了解训练中的问题，遇到难题就和连队干部战士一起研究。
这是他和副连长刘应文、瞄准手刘景富一起研究装定分划要领。

牛德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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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24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同志和由他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今天下午参观了广州的革命史迹。

艾地同志、苏蒂斯曼同志和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陪同下，参观了毛泽东主席早年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和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并向烈士陵墓献了花圈，在花圈的红带上写着：“广州起义烈士们的英雄气概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不朽的榜样”
艾地同志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里遇到一群少先队员。
他招呼少先队员们同他一起合影留念。
少先队员们热情地向他问好，艾地同志用中国话回答说：“你们好！”
“少先队万岁！”
广州市今天举行文艺晚会热烈欢迎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全体同志。
艾地同志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陈郁，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广州驻军首长文年生中将、刘兴元中特等陪同，观看了广东话剧团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
晚会结束时，艾地同志和苏蒂斯曼同志等上台同演员们热烈握手。

作者：马国臣华星殷成国钟志刚张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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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祖国建设成就图画展览

国庆节前夕，三零八九部队二连，收集了大量反映工农业建设成就，显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优越性的图片和画报，开辟了图画展览室。
官兵们看到了十四年来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特别是看到了高举三面红旗取得的成绩，更加热爱党和毛主席，纷纷表示：“紧握手中枪，苦练硬功夫，提高警惕，保卫好社会主义祖国。”
（张戬）

赶排丰富多采的文艺节目

三零八九部队三连革委会赶排文艺节目迎国庆。
他们赶排的文艺节目，有歌颂建国十四年伟大成就的朗诵诗《光辉的十四年》、歌颂人民公社的快板《人民公社好》，有表扬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的快板群《赞标兵》。
此外，还有歌颂党、歌颂总路线、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以及学习好八连、学习雷锋和社会主义教育后的收获等方面的小演唱、四川花鼓、诗歌和东北民歌等许多节目。

（马国臣）

谈大好形势唱祖国颂歌

驻五指出某部三营开展“谈大好形势，唱祖国颂歌”的活动来迎接国庆。
教导员张明轩到各连作报告、读报，讲述了国内外形势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各连开展了唱革命歌曲的活动。
他们唱了《歌唱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东方红》，《高举革命大旗》等歌曲。
此外，还排演一些歌颂祖国的文艺节目。

（华星）

向社员宣传祖国伟大成就

二一三医院与驻地公社社员举行联欢会，向社员做了建国十四年来的伟大成就的报告，放映了电影《槐树庄》和幻灯片《祖国跃进十四年》、《军民一家》，向群众宣传了国内大好形势，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殷成国）

掀起施工劳动竞赛高潮

担负营建任务的某部，大力开展劳动竞赛，迎接国庆节。
各个连队、各个工种都互相提出竞赛条件，强调大干、实干加巧干，大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二营机枪连采毛石，每人每天超额百分之一百六十三，其它如筛沙、石等，也分别突破定额。

（钟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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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4日讯 9月23日二十一时十八分至二十一时二十七分，美国军用飞机一架，侵入我江苏省盐城以东地区领空。
对于美国军用飞机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二百六十次严重警告。

新华社河内23日电 越南《学习》杂志第九期发表一篇题为《和平还是暴力？
》的文章。

文章说，“任何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如何把国家政权夺到工人阶级手里，如何使无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来，这是每个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战士首先要关心的问题。
因此，夺取国家政权的方式问题，是共产党人要研究和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往往是共产党人之间热烈争论的题目。
钻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资产阶级的走狗们，经常在这个问题上提出错误的和反动的论调，企图使革命脱出轨道，因为他们知道，当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一旦接受他们的论调，接受由他们提出来的夺取政权的方式时，就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从而革命也就一定不能取得胜利。

“以铁托修正主义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在就夺取政权的方式的问题放出烟幕，千方百计地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原理。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大肆宣传和平主义，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
文章指出，“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阶级从来，统治阶级就组织了国家机器，以便压迫、剥削被统治阶级。
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一切反抗的暴力工具。
统治阶级用军队、警察、暗探、法庭、监狱等来对付被统治阶级。
一方面，统治的剥削阶级每时每刻都在采用暴力来镇压被剥削阶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使用他们的‘思想家’，散播和平主义思想并宣传‘非暴力’学说，使被剥削者甘于忍受自己的命运，不采取暴力去反抗统治的剥削阶级。”
文章说：“今天，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开口就是‘和平’、‘人道’，而不敢提到‘暴力’两个字。
对他们来说，暴力是不能提到的忌讳。
他们害怕暴力这两个字就象蚂蝗害怕石灰一样。
事实是，他们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
文章说，“共产党人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或者是提倡‘非暴力’学说的甘地的信徒。
共产党人也不主张‘为暴力而暴力’；
共产党人不象反动分子经常诬蔑的那样，是‘好战’、‘嗜杀’的人。
共产党人只是摆出一个事实：暴力是一种社会现象，暴力是人剥削人的结果，暴力是统治的剥削集团用来维护和扩大其统治的一种手段。
共产党人认为，被剥削、被统治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用革命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实行自我解放，并使人类社会按照历史规律发展。”
文章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是在旧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完全保留的情况下一般地替换政府中的人员、改变‘内阁’。
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保存主要用来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

（原有的警察、宪兵、军队和官僚机构等），而要打碎这个国家机器，并以完全新的国家机器去代替它。
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之一。
无产阶级革命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秩序，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实行各种主要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激烈的斗争过程。”
文章强调说，“‘放弃暴力革命’以便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空洞的词句——这就是改良主义者——从考茨基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特点。
改良主义者主张逐步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打碎其国家机器。
对于改良主义者来说，改革就是一切，至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则毫无意义。
追随改良主义就意味着放弃革命。
革命是一种变革，它摧毁旧秩序里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而不是慎重、缓慢、逐步地和破坏越少越好地重新建立旧的秩序。”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性质的区别，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飞跃发展；
资本主义可以按照进化论逐渐进化成为社会主义。
铁托集团还提倡什么‘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改良主义者不敢触动资本主义的一根汗毛，他们只乞求零碎的改革，而拒绝一切不合法的工作，企图使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准备工作遭到失败。”
文章接着指出，“现代修正主义和二十世纪初叶的修正主义一样，其实质是改良主义。
过去和现在的修正主义者，大力歌颂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
他们对通过‘议会道路’进入社会主义一事大加宣传。
其实，在资产阶级议会制中的民主权利，正如马克思曾经揭露过的一样，这只是‘每隔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人民和压迫人民的权利’。
列宁曾经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叫做是狭隘的、被阉割的、虚伪的和骗人的民主制，是富人的天堂，是对被剥削者和穷苦人民的陷阱和虚伪的骗局。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宣传‘议会道路’，他们在宣扬早已被列宁揭露无遗的资产阶级的‘虚伪的骗局’。”
文章说，“各个共产党的根本原则，是承认并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过程，归根到底是为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前）和实用无产阶级专政（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的过程。
无产阶级必须采取一切合法和不合法的、议会内的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从罢工、游行示威、政治总罢工，以至最高的形式即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革命运动越高涨，统治的资产阶级就越疯狂地进行镇压，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和激烈。”
文章指出，在反对统治的剥削阶级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能不使用武器。
文章说，“当然，共产党人对实行武装起义十分慎重，共产党人把武装起义看作是一种艺术，从来不加以玩弄。
武装起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具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
共产党人只在时机成熟时，在充分具备主观和客观条件时才发动武装起义，而发动起义后就坚决进行到底。
革命阶级必须拿起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用武器保卫它们的财产和特权。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并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本身的目的，而是一种自求解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
共产党人并不主张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都使用武器。
假如有一条可以减少死亡、流血以便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共产党人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条道路。”
“工人阶级采用武装斗争方式或是和平的政治斗争方式，这并不决定于工人阶级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首先使用武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程度。
由于统治阶级不会自愿让出政权，因此工人要使用暴力来推翻它们。
尽管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并不排除工人阶级在某些国家里通过和平的道路夺取政权的可能性。
工人阶级必须注意根据不同国家的体制、风俗和传统来制定夺取政权的适当的斗争方式。”
文章批判了那种企图把匈牙利1919年革命和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事件”当作“和平过渡”的范例的谬论。
文章说，“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在匈牙利工人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之前就被扑灭了，因此说1919年匈牙利曾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无稽之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一个时期，由于苏联红军消灭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粉碎了希特勒在东欧各国建立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因此，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在这些国家建立起来。
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这些政权在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之后，转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没有必要进行武装起义。
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事件也属于这一革命转变的范围。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政权采取了行政措施，同时结合群众示威游行，粉碎了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制造内阁危机’和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引导捷克斯洛伐克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有的人企图以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事件来作为他们‘和平过渡’论的论据。
这种是对历史的阉割，因为它把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事件同苏联红军消灭了德国法西斯、斯洛伐克地区人民1944年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1945年5月布拉格人民的武装总起义分割开来。
进一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事件，革命暴力的作用还体现于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采取坚决的措施来镇压资产阶有的叛乱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采取的行政措施而举行的武装示威中。”
文章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
过去被帝国主义奴役的许多民族，今天都取得了民族独立。
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有的民族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有的民族经历了各个武装斗争和和平政治斗争相互交叉进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中，把这两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有的民族不经过武装斗争也能够取得政治独立。
然而，从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到取得完全的独立，并从此走上社会主义，各民族还要走一段漫长的道路。
一些人用一些民族和平地取得独立来作为他们的“和平过渡”论的论据。
这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这些民族在取得独立之后，仍然是保持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因此，不能说这些民族已经实现了“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文章强调说，“迄今为止，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先例’。
即使人们点了火把去搜寻，还是找不出这么一个‘先例’。
尽管这样，共产党人从没有否认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这种可能在某些阶段或某些国家中会出现。
这种可能是极可贵和极罕有的。”
“今天，社会主义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
社会主义征服了千百万人的心；
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在许多国家建立起来，并能够卓有成效地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国革命的干涉；
这是工人阶级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正在统治着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
帝国主义高度地军阀化和官僚化。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随时准备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
在这种条件下，不经过武装起义而要以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来说，仍是极其罕有的。
认为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目前成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工人阶级的普遍可能性，过分强调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使工人阶级完全不作出充分的准备，来克服一切困难，来战胜剥削阶级、建立自己的专政。
这样就意味着无意或故意地解除工人阶级的思想武装，使工人阶级对剥削阶级在决定性时刻使用暴力来镇压革命的行动完全没有防备。”
文章接着批判某些人所鼓吹的在有核武器的条件下，各国工人阶级唯一的道路就是以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的主张，以及他们提出的夺取政权的和平方式——“结构改革”论。
文章说，“尽管核武装十分厉害，但它并不能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核武器只能改变某些军事战略和策略，却不能改变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
星星之火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蔓延成燎原的火焰。
在中国的内战，在朝鲜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越南、古巴的革命都是暴力革命；
这些革命是在核武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
因此，认为在核武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不能用暴力去夺取政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并且随时准备要用暴力来消灭革命的敌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暴力去夺取政权。
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只能在剥削阶级没有拥有可靠的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国家机器，或者是虽然拥有这个机器但是它已经丧失了使用这个机器来镇压革命的意志的时候才会出现。
要使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工人阶级就必须拥有得到严密地组织和领导的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是政治力量（群众的政治力量），也可能是武装力量，或者是政治力量与武装力量的结合。
因此，要争取实现和平革命的道路——痛苦最少的道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积极准备用暴力去夺取政权。
为了能够主动地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工人阶级一方面要准备好力量，以便用暴力去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必须随时随地准备在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出现的时候努力争取使它实现。
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只有紧紧地拿起武器，才能争取使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
文章谈到了越南劳动党在进行革命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中的经验，它说，“我们党在刚成立的时候，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来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
党还以马克思列宁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向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教育。
因此，党充分地给我们全党和全民进行思想武装，以便能够在激烈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消灭敌人，为祖国争取独立和自由。”
“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原则运用到我国的环境中来。
我们党一方面反对失败主义思想、投降主义思想以及主张不暴动、不拿起武器的理论；
另一方面还反对组织‘秘密社团’从事密谋的思想，反对暗杀个人的恐怖行动。
与此同时，党还对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思想，特别是对‘和平革命’理论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
“1945年8月，在日本法西斯崩溃的时候，我们党及时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武装总起义，夺取了政权。
越南的八月革命是一个暴力革命，它用暴力革命来摧毁殖民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的新的国家机器。”
“我国的八月革命所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是由于我们党能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我国的具体条件中，是由于我们党懂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精神，以马克思列宁的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思想来教育党员和人民。”
在几十年来的长期和艰苦的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党已经巧妙地把各种斗争形式——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在街道上的斗争与在议会里的斗争、武装斗争与政治和平斗争等等结合起来。

文章最后说，“人类社会是按照它的规律发展的。
谁也不能够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来指出社会发展的道路。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要掌握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根据这个客观规律来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取得胜利，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一个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制订出适合的斗争方式，以夺取政权。
进行暴力革命还是进行和平革命呢？
这只有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才有决定权。
但是，不论是采用任何方式去夺取政权，革命胜利的必要的条件是必须拥有一个非常壮大的群众运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有充分的决心和使得人民群众有决心去打倒敌人，不怕牺牲和艰苦，随时准备粉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以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
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阶级敌人和解放自己。”

作者：钟伯达江修惠吴明锵宁焕明

某部红三连的官兵，在当年八路军和日寇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土桥沟上进行战术实弹射击。

钟伯达摄

本报讯 在名震中外的平型关大战二十六周年（9月25日）前夕，当年大战的参加者、某部队首长萧应棠少将，率领一部分连队到平型关战地野营。
他们通过参观现场，讲战例，访问当年参加作战的老战士、老向导，广泛接触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以及组织现地演练、大谈体会等方式，使部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
参加野营的指战员们说：这次野营，给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上了丰富、生动的一课。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永放光辉

平型关大战，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第一次大胜仗。
在这次战斗中，我八路军——五师在林彪师长、聂荣臻副师长的正确指挥下，全歼日寇精锐部队三千多人，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粉碎了汉奸、反动派的“亡国论”，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野营部队在8月中旬经过原平、枣林、大营等地开赴平型关战场。
这条路，正是当年八路军——五师背负着民族的希望，顶着国民党军队溃逃的逆流，开赴抗日前线的道路。

当年曾给八路军运送过物资，现在担任原平县城关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王克敏同志向部队介绍了当时的情景。
他说：“当时国民党军队真是‘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一”，他们连日本人的影子还没有见到，就没命地逃跑，而且一边跑一边叫嚷：‘日本人厉害，打不得！
’就在老百姓心神无主的时候，开来了八路军，说要到前线去打鬼子。
我当时想：国民党军队枪好炮好还不敢打，八路军武器那样差，能行吗？
可是，就是这些穿草鞋、背土枪、拿大刀的八路军，在平型关一仗就消灭了三千多鬼子兵。
消息传来，老乡们都说：日本鬼子是能打败的。
人们信心增强了，到处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王克敏本人就在这一年参加了共产党，并在村里组织起民兵，积极地打击敌人。
战士们听了以后，更加鼓舞了搞好野营的积极性。
部队来到了平型关前的古长城下，萧应棠少将指着这一还蜿蜒、雄关险踞的长城向指战员们说：“当年这里有阎锡山四个师兵力防守。
国民党武器既好，弹药又足，而且扼守着有利地形，可是这些只会骑在人民头上吸吮人民血汗的家伙，在敌人面前连膝盖都吓软了，任凭敌人长驱直入，连一枪都不敢放。”
接着，他指着两座大山之间一条弯弯曲曲的深沟说：“就在那条沟里，林彪元帅指挥的八路军部队，把三千多个日军斩头断尾堵在沟里，用刺刀手榴弹把他们干净利落地消灭了，”为什么八路军在那样条件下敢和日本鬼子打，而且能够打胜呢？
萧应棠少将说：因为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真理和正义在我们方面，人民和我们一条心。
他最后强调说：“革命的力量有时从表面上看好象不够强大，但是它是不可战胜的。
革命的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敢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具有必胜信心，同时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因此，就一定能够胜利。
这次战斗，就是毛主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思想的伟大胜利。”
指战员们从同当地群众接触当中，听到对敌斗争的无数事实，更进一步认识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真理。
在关沟村边的一棵老杏树下，战士们围着眼睛失明的老共产党员王荣弟，听他述说当年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的故事。
他在抗战初期当抗联主任，坚决和敌人作斗争。
鬼子和汉奸对他恨之入骨，又抓不到他。
就残害了他的全家人。
但是，王荣弟并没有屈服，他掩埋了亲人的尸体，擦干了眼泪，又投入了更坚决的斗争。
他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和敌人拚，有我无敌，不能含糊。”
现在他已六十四岁了，还担任村的党支部委员，积极地为革命工作。
这位老人的坚强革命意志，给战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发扬敢于刺刀见红的战斗作风

在平型关战场上，野营部队请来了当年参加过大战的八路军老战士，和给八路军带过路的老向导，介绍当年八路军英勇杀敌的情景。
当年战斗时任八路军六八六团七连排长的田世恩，指着沟口的一座土桥说：“我们向老爷庙高地穿插时，就在这里遇到从沟里上来的一群日本兵。
面对面只有几米，打枪不方便，就动起了刺刀。
日本鬼子很顽强，我们比他们更顽强。
上来的日本鬼子都送了命。”
部队随他来到了老爷庙后的山坡上。
这里是当年争夺最激烈的地方。
鬼子为了避免复灭的命运，拚命抢占高地。
我军用刺刀、手榴弹、枪托，甚至赤手空拳与敌人扭在一起，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田世恩说：“因为我们和敌人扭在一起，日本人的飞机、大炮都没有用了。”
接着，野营部队在老爷庙附近，按照当时八路军六八六团的作战部署和战斗经过组织了实弹演习。
指战员们在演习中，都决心以八路军为榜样，发扬三猛战术，以实战要求来锻炼自己，动作做得十分认真。
两大信号称升上下空，部队从一条条隐蔽的沟壑里，丘亢般地跃出。
红一建担任从正面猛打沟里“敌人”的任务。
全连迅速冲到沟沿，用排子手榴弹向沟里猛打，然后冒着爆炸的烟尘，冲下沟去，分割围歼“敌人”。
八班冲到半坡，发现前面是六米深的陡坡，如果绕路下去，就要耽误时间，他们想到当年八路军奋不顾身的精神，就一起跳下沟去。
战斗模范连——红三连担任穿插的任务。
他们不顾一切地飞跃前进，许多在连日行军定脚上打满泡的战士，没有一个掉队的。
在通过土桥时，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他们记住田世恩讲的当年八路军在这里的搏斗情况，想着自己脚下踏的就是前辈们用刺刀杀出的血路，拼杀起来加赔地勇猛。
七连在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时，一路越过四条深沟，只用了二十分钟就占领了山顶。

经过参观访问和实地演习，指战员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发扬敢于刺刀见红的战斗作风和苦练二百米内硬功夫的重要性。
许多战士都这样谈论着：原子弹代替不了拚刺刀，二百米内的硬功夫是战士的传家宝。
五好战士刘安福说：平型关大战，是刺刀手榴弹拼出来的胜利。
这使我真正懂得了：在战斗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勇敢精神，还是二百米内硬功夫。”
排长刘德怀说：“今后，不管打仗用什么‘弹’，到头来还是要靠面对面的拚杀，才能决定胜负。”
怎样才能过硬？
大家体会到：第一是要有坚决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作无产阶级的硬骨头。
红三连英雄班班长罗正江说：“不论敌人武器装备多么好，就是一个不怕。
要不然有再好的本领也使不出来。”
第二是要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猛追的作风。
七连八班班长赵正贵说：“真正的二百米过硬，就是土桥头拼刺刀、抢占老爷庙制高点。”
第三是要把打近战、恶战的技术练精。
一连连长马传宝说：“只有思想、作风、技术都过硬的部队，才是有战斗力的部队。
平型关的战斗经验教育了我，必须进一步贯彻林彪元帅的指示，坚持四个第一，创造四好连队。”
学习灵活巧妙的指挥艺术

在野营期间，指挥员们联系实际，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林彪元帅的《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以及当年指挥员们写的文章、回忆录等有关资料；
并根据林彪元帅当年的作战部署，周密勘察了地形，组织了实地演练，因而对平型关战斗的指挥艺术有了较深的体会。

他们站在林彪元帅当年指挥作战的山头上，纵览整个战场，想到当时日寇板垣师团的三千多人，浩浩荡荡进入我预先布好的“口袋阵”，被我彻底歼灭的情景，禁不住赞叹地说：林彪元帅选择的战场真好啊！
具体负责组织这次演练的刘正昌上校说：“当时林彪元帅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心在这一带打一个大胜仗，给日本侵略军一个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振奋。
为了保证这次战斗的胜利，林彪元帅亲自到灵丘前线调查了敌我情况，反复多次地侦察了灵丘至平型关一带的地形，对作战当中每个细小问题都考虑得非常周到，经常思索到深夜，终于制定出了严密的作战方案，把敌人置于死地。”
一营营长朱文林说：“林彪元帅按照毛泽东思想，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这种周密组织战斗的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最好榜样。
就象这条长沟，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只有亲身到实地勘察才能发现。
如果我们在战斗中能象林彪元帅这样细致周密，保险也能够打胜仗。”
“机动、果敢、迅速、秘密”，这是当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对平型关战斗的评语。
野营部队的指挥员们，通过参观、访问，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平型关战斗中在指挥上的这些特点。
他们认为，林彪元帅当时拒绝了国民党要求我们把部队摆在灵丘正面，以阵地防御阻止敌人进攻的企图，而是把部队放在平型关东南上寨至冉庄一带，处于机动位置，乘敌不意，从侧后予以猛烈袭击，这是执行毛主席一般应不打驻止之敌，而打运动之敌这一方针的范例。
三营营长李森林说：“由于林彪元帅采取了以上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的主动地位和优势，把敌人抛入了被动和劣势，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这次野营，收获很大。
指战员们普遍认为，象这样结合重要战役的野营，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好方法，他们称赞平型关战场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军事博物馆”，是最好的“活教材”。
为了使所有部队都能受到教育，领导上将把这次野营的体会向各部队传达，组织广大指战员学习平型关战斗的经验。

（江修惠、吴明锵、宁焕明）

作者：陈明高夏健荣钟锡锵

“真不愧是老八路的接班人！”
两颗红色信号弹射向天空。
模范七连的战士们，在震天撼地的冲杀声中，飞也似地直向老爷庙制高点——烽火台扑去。

在演习开始之前，他们特地从灵丘县敬老院请来了平型关大战的参加者、原八路军六八六团七连三排排长田世恩，为大家讲述了当年争抢老爷庙制高点的经过。
当他讲到他们猛打猛插、不怕牺牲，与鬼子展开爬山“竞赛”，终于捷足先登，用手榴弹、刺刀连续击退敌人的反扑，消灭一百多名鬼子兵的时候，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把老八路的过硬思想、过硬本领学到手！

在演习中大家处处以老八路为榜样。
战士李根炎，在完成了送信任务之后，主动参加突击班，当上了红旗手。
他冲到山半腰的时候，累得几乎晕倒。
可是他想着田世恩讲的英雄事迹，浑身就充满了劲头，一鼓作气，很快就把红旗插上了烽火台。
战士张增山几天来一直拉肚子。
他为了参加演习，从没有和别人说过。
在冲锋的时候，他就象一只小老虎，第一个抢占了制高点。
登上制高点后，他发现右前方山凹里出现半身靶，就立刻卧倒，“砰”的一枪把它消灭了。
他说：“脚下的演练场就是当年的战场，眼前的靶子就是侵略者！”
攻如猛虎，守如泰山。
尽管山下的“敌人”奋力猛攻，他们还是把制高点牢牢地守住了。
目睹这次演习的田世恩同志和一些当年的老向导都说：真不愧是老八路的接班人！
（陈明高）

两战两胜

在老爷庙左侧山坡上，响着阵阵激烈的枪声。
这是演习的连队在进行对抗射击。

三连三班和一连二班正打得火热。
代表对阵双方兵力的靶子，都在继续减少。
可是，代表三班长罗正江和副班长赵志的靶子，却屹立不动。
这时候，罗正江瞄准了目标靶，正待击发，突然那个被瞄准的目标靶倒下去了。
他还没有弄清是谁支援了他，接着又听得“叭”的一声，副班长正面的目标靶也应声而倒。
罗正江抬头一看：啊，原来是新战士任喜全结果了这两个“敌人”。
任喜全入伍还不到一年由于平时加紧苦学苦练，因而在这次平型关战场的演练中开花结果了。

枪声停止了。
三班赢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当老爷庙主峰的阴影投射到靶场边沿的时候，三连的三班和五班又开始了对抗射击。

随着“叭叭”的枪声，三班阵地前面的靶标一个个地倒下去。
可是，到最后代表三班的靶标，也只剩下老战士董关有一个人了。
这时候，董关有很快调整好了半自动步枪的标尺，举枪对着一个四百米远的机枪靶射击，不料子弹没有了。
于是，他赶紧来了个大翻身，随手抓起一支枪：哎，也是没有子弹的。
情况十分危急。
董关有猛地窜向左边六七米的地方，抓起了一挺机枪，“哒哒哒”打了个短点射，没有打中。
他丝毫也不心慌，重新检查了标尺，屏住呼吸，瞄准目标，稳稳地扣动了扳机，“哒哒哒”，机枪靶终于被他打倒了。

至此，三班又赢得了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战地野炊

一弯新月挂在山头，满天繁星闪烁。
在熹微的星光月影中，隐隐约约地看到正在行进的队伍。

八连炊事班的同志，挑着油桶、铁锅，背着柴禾，紧跟在本连的后尾。
路，有时是地埂小径，大部分是布满嶙峋怪石的河床。
尽管极不好走，然而却听不到他们有什么磕碰之声。
看来，大家装束得是十分严整的。

这个班本来是九个人，部队出发演习时，一人留在家里，一人又出了差。
这样就少了四只手，给完成紧张的野炊任务增添了一定的困难。
可是，他们没有向领导上提出任何要求，大家开了个会，一致表示：我们这次是在平型关战地进行演练，一定要发扬老八路的光荣传统，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

他们说到做到。
当指挥员的命令一下，七个人就象一架机器一样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
一个人去挑水，其余的六个人分作两组，挥起铁铲挖灶。
怎么使烟囱既透气又无烟呢？
他们原打算用树枝和草来遮盖，后来考虑到树枝和草根潮湿，遇热会冒水汽，烤干了又会燃烧，不利隐蔽；
于是就改用土制，在一定距离上凿上许多小孔，这样就既通气又看不到冒烟了。
灶弄好了，水也挑来了，这一切仅用了十九分钟。
这时候，他们做饭的做饭，炒菜的炒菜。
锅底下火焰熊熊，但在二十米之外谁也看不到有了点烟火。
不一会，饭菜都熟了。
他们熄了火，挑上饭菜飞快地送到进行战斗演习的战士们面前。
饭是香喷喷的大米饭，菜是白菜粉条炒猪肉，外添一桶白菜汤。
战士们看到这些，个个乐得眉开眼笑。

他们在这次演习中，不仅饭菜做得好，而且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了二十分钟，还节约二十多斤烧柴，支援了兄弟连队，因而指挥部评他们为战地野炊第一名。
（钟锡锵）

右图 战士们在当年八路军与日寇白刃格斗过的土桥头进行刺杀练习。

夏健荣摄

新华社24日讯 墨尔本消息：据9月出版的《先锋报》创刊号报道，最近退出澳大利亚共产党和被澳共开除的共产党人最近在墨尔本市政厅举行集会。
参加集会的人保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会议一致通过了揭露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立场、揭露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骗局和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的三个决议。

前澳大利亚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爱·弗·希尔在会上讲话，强调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肮脏卑鄙的进攻。

希尔说：“大家记得，列宁曾经遭到当时的修正主义的攻击。
可是历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破坏不了的。
列宁业经证明是正确的，他一直能够教导人民分清是非。”
希尔说，现在修正主义又兴起了。
今天，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事与和平的概念。
这同老修正主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提出的理论没有什么不同。

希尔说，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对斯大林的攻击，从一开始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攻击。

他说，斯大林的错误应该加以分析，以免重犯这种错误。
这样做是正确的。
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却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借口清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希尔说，在澳大利亚，曾经出现过一个长时期的表面繁荣。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人的阶级觉悟变迟钝了。
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

希尔强调说，参加此次集会的人有进行坚决斗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巨大责任。
他指出，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机构中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已经背离澳大利亚共产党在八十一个共产党代表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谈到在莫斯科签订的三国条约时，希尔说，这个条约是直接背叛人民的。
它使得核武器合法化，并且准许继续进行地下试验。
从而使美国得到明显的方便。

他说：“当你向帝国主义屈膝的时候，战争的威胁就增加了。
在这方面，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教训。”
希尔号召与会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
他说，我们必须团结范围广大的能够辨别是非的人们。
这需要透彻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希尔说，他确信，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将在适当的时候成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以坚持工人阶级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华社24日讯 墨尔本消息：据新近创刊的《先锋报》9月号报道最近退出澳大利亚共产党和被澳共开除的共产党人最近在墨尔本市举行的一次集会上，通过了三个决议：一、关于揭露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立场和向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提出成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问题的决议；
二、关于揭露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决议；
三、关于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的决议。

第一项决议全文如下：

墨尔本共产主义者这次会议认为，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立场一致的修正主义立场。

这个修正主义立场包含着对唯一真正的工人阶级理论的背弃，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弃。
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原则现在已经过时了。
他们用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个修正主义理论，代替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
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观点。
他们虽然正确地指出世界和澳大利亚的和平力量有了巨大的增长，但是引导这些和平力量离开反帝斗争，不去指出美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以及它在澳大利亚的同伙孟席斯政府），把它们引进了和平主义的死胡同。
他们修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党是拥有工人党员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原则。
他们宣布列宁主义已经过时。
他们抛奔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八十一党声明的革命原则。
这些文件肯定了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来自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强烈谴责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号召继续进行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并决定不应该公开地断定党与党之间的争论问题（澳大利亚党的领导人违反这一原则，公开攻击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因此，本会议决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完全地、没有任何保留和毫不含糊地坚持1957年和1960年的国际文件。
会议决定向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成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坚持工人阶级原则，揭露自称共产党人但是背弃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
会议保证不懈地进行工作，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参加澳大利亚劳动人民的一切斗争，发展一个符合澳大利亚工人的真正传统并且经得起垄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其他一切敌对倾向的一切攻击的组织。

第二项决议全文如下：

墨尔本共产主义者这次会议要求孟席斯政府立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其他所有国家的政府接触，以便组织一次国际会议，来计划彻底销毁全部核武器和核储存，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建立无核武器区，其中包括太平洋无核武器区。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有利于澳大利亚人民，这是禁止核武器的唯一道路。

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事实上使核武器和核武器试验合法化。
它是玩弄澳大利亚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和平情绪的大骗局。
必须大力把它揭穿。

指出和平的敌人，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并同它进行坚决有力的斗争，才能保证和平。
向美帝国主义投降，接受它的要求，是必然引向核战争的道路。
我们充分认识到核战争的恐怖，因此号召全体澳大利亚人民加倍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揭露工人运动中那些把骗人的莫斯科条约说成是走向和平的一步、厚颜无耻地或者错误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人们。

我们祝贺新西兰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我们衷心欢迎周恩来1963年7月31日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议。

我们谴责孟席斯政府，因为它反对建立太平洋无核武器区，反对召开讨论禁止核试验及其使用的国际会议；
因为它继续执行侵略战争政策，干涉东南亚国家（包括目前的越南危机），并且在最近的国家预算中增加军事经费（这又一次证明了澳大利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

争取和平的斗争只有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成就。
我们保证要为这样一项正确政策而在各行各业人士中努力工作。

第三项决议全文如下：

这次会议从辽远的地方注视着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英勇的斗争，注视着他们清醒地拒绝为肯尼迪及其阶级合作者的空洞诺言所迷惑；
表示完全支持他们，祝他们在他们的英勇斗争——包括定在8月28日举行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中获得完全成功。
我们认识到，美国黑人的斗争是我们的斗争的一部分，他们的胜利将有助于挫败美国统治阶级推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称霸世界和战争的计划，他们的胜利将是对争取和平的斗争的不可估量的支援。

新华社24日讯 澳大利亚《论坛》周报8月28日一期刊登了前澳大利亚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爱·弗·希尔写给澳大利亚共产党副主席的一封信。
希尔在这封信里谴责澳共领导人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驳斥了澳共领导机构对他的指责。

同一期的《论坛》周报还刊登了澳共政治委员会的声明。
这个声明说，澳共政治委员会已经决定，在8月22日把希尔开除出党。
声明说，希尔的“罪行”是“违背党章，进行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嘲弄党纲和拒绝遵守党的决定”等等，

希尔在他的信里说：“我断然否认我曾经违反党章、党的决议和决定。
相反，二十七年来，我一直是维护它们的。
最近，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曾经发表了反对多数的意见，并相应地投了票。
我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尽管你们努力阻止我这样做。

“你们远不应指责我进行所谓宗派和分裂活动、嘲弄党纲、党章和决定等等，而应当指责你们自己恰恰作出了这些罪行，并且有意违反八十一党的决定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希尔引用1960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声明，谴责澳共领导人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辩护，并且在各党之间的关系上显然违反八十一党关于共产党团结的声明，主动地公开攻击了其它兄弟党。
希尔说：“你们特别应当指责自己在这些方面破坏了八十一党声明。”
希尔说：“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问题，它们表明你们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们歪曲民主集中制，企图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接受你们的这种背弃。
这种背弃致命地影响了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在重要问题（例如，统一战线问题，工党的性质，你们未能明确划分共产主义的思想及政策和工党的思想及政策这一情况，和平斗争的性质和你们剥夺这一斗争的党性的企图）上的日常实践。”
希尔说：“你们目前的立场是以谎言为根据的，你们进行了最无耻的捏造、诽谤和政治欺骗的运动，企图破坏人们的声誉。
你们这样做，就帮助人们来估计你们的真正特性。
估计所牵涉的问题的真正性质。

“你们向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不真实地叙述了促使我访问中国的情况（这次访问本身无疑使你们恼怒，使你们加紧进行把我开除出党的尝试，因为你们不能给任何人到这样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去的机会，你们对于真正的政治讨论的恐惧就是这样的）。
而以赫鲁晓夫（你们现在是同意赫鲁晓夫的政治立场的）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则称我为叛徒，我认为这的确是对我的一种恭维。
当背叛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人诽谤一个人时，这证明这个人是在正确的道路上。
当人民的敌人赞扬一个人的时候，那么很清楚，这个人是在不正确的道路上。
今天，人民的敌人（包括孟席斯、巴威克、肯尼迪和麦克米伦）赞扬赫鲁晓夫，而你们现在是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的。
而这一切也将有助于人民正确地估计情况。

“我尽可能强烈地断言，我在政治上不同意你们的背叛立场。
在目前的重要时候，当人类的前景空前光明的时候，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纯洁性压倒了其它一切考虑。
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
你们企图对它进行的修正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希望，而使各国人民注定要长期遭受剥削和痛苦。
但是请放心吧，就象资本主义肯定要死亡一样，注定死亡的是修正主义。”

据新华社24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政府以及印度官方宣传机构和各主要报纸连日来大肆宣扬苏联《真理报》19日发表的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华文章，竭力为苏联当局的更加公开和更加积极的联印反华言行喝采叫好。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21日在议会外交问题协商委员会的会议上说，“《真理报》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文章表明，苏联对印度的立场的认识有了意义重大的发展”
印度官方宣传机构印度新闻处21日通报所有印度收听单位“必须最大限度地宣传（《真理报》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文章全文”。
通报还说，《印度快报》21日已经全文刊登这篇文章，该报将立即送到那些无法收听广播的单位去。

它在20日的广播中播发了这篇文章的摘要。

印度各主要报纸26日和21日都以显著地位报道了苏联《真理报》发表反华文章的消息。
《爱国者报》20日在六栏的粗体字大标题《俄国支持印度》下说，“苏联今天放弃了它的‘兄弟的’沉默态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公开站在印度一边”。
《印度快报》20日的标题是《苏联全面支持印度反对中国》。
《印度时报》的标题为《苏联完全支持印度的立场，真理报说中国阻挠达成协议》。

《印度快报》21日发表社论说，《真理报》的文章“实际上是直接指责北京对印度进行侵略和在去年10月在喜马拉雅边境发动武装冲突。
我们印度人特别感到满意的是，莫斯科通过《真理报》支持我们的论点，即：北京拒绝了科伦坡计划……这种强有力的指责确实是印苏关系中的里程碑。”
报纸接着说，在中苏分歧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关于印苏观点一致的这种公开的表示可能证明是一种预兆，说明两国会在迅速发展成为制止北京在扩张主义道路上取得进展的这一共同目标方面进行合作。”
报纸在谈到华盛顿对于莫斯科和新德里之间的关系中的这种“新阶段”的反应时说，“在目前建立了热线，签订了核协定之后，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和缓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希望，西方将不会对印苏的这种友好表示猜疑。
尼赫鲁先生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莫斯科最近的路线给他的不结盟增添了光彩。”
《印度快报》21日刊登的发自新德里的消息说，“苏联谴责中国侵略印度的明确立场鼓舞了这里的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因为它（指《真理报》文章）无疑地会在外交上加强印度。”
报纸说，由于《真理报》是苏联领导集团的喉舌，这篇文章“受到各种不同政见人物的欢迎”。

据新华社24日讯 莫斯科消息：最近一个月来，对中国进行恶意诽谤和无理攻击，已成为苏联报刊的压倒一切的宣传中心。
它们的反华叫嚷越来越嚣张，风格越来越低。

在这一肆无忌惮的反华喧嚷中，9月6日出版的第三十六期《新时代》杂志公然通过胡乱摘引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公开指名攻击了毛泽东同志。
8月31日的《劳动报》和9月13日的《消息报》也用同一手法指名攻击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此外，苏联报刊还对中国其他一些著名人士指名进行了人身攻击。

这一时期苏联报刊上刊登的形形色色的反华文章和材料仍然有增无已，而且几乎苏联的每家中央报刊都刊登了这种材料。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9月1日到20日，单是苏联十家中央报纸，就发表了一百四十四篇反华的文章、评论、读来信和报道等，肆意咒骂中国共产党。
九种9月份出版的苏联中央杂志也刊登了二十篇反华文章。

这些文章都搞不出新名堂来，但是却挖空了心思去寻找谩骂题材和恶毒词句，扩大反华叫嚷的范围。
它们从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和禁止核试验等问题上的正确立场，到大骂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自力更生以及有关中国国内建设的其他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从反对中国代表最近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亚非团结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所持的正确主张，到攻击中国新闻工作者决定不参加国际新闻工作者第三次会见的正确态度，滥调连篇，无奇不有。
甚至中国人民学习雷锋的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的运动也成了苏联报纸的攻击和嘲笑对象。
苏联报刊最近还把攻击矛头指向一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报道事实真相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杂志及《少年报》等中国报刊，连连对它们进行“口诛笔伐”。

最近苏联当局反华宣传更加不择手段。
苏联报刊已不再满足于转载西方报刊的反华漫画，而直接刊登自己的漫画来辱骂中国。
苏联《鳄鱼》杂志还用反华的漫画做封面。
为了加浓反华的色彩，它们还组织了一些在中国工作过的“专家”著文诽谤中国“忘恩负义”，以及纠合一些访问过中国的人，以所谓“目击者”身份来大造谣言，对中国进行诬蔑。

苏联报刊的反华宣传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竟然认为住在中国的苏联侨民“没有选举权”、“不能做领导工作”也是中国“反苏”的罪状。
《共青团真理报》在9月20日刊登了一批新近从中国“逃到”苏联的苏侨的谈话，其中有一人居然说：在中国“特别是那些具有苏联国籍的人处境更是坏了。
他们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
没有选举权，不能做任何领导工作，禁止参加社会活动”。

苏联报刊对那些跟着苏共领导人指挥棒转的兄弟党的反华言论，那怕是只言片语，也视为珍宝，都予以刊载。

近来苏联当局还把反华宣传运动从苏联报刊引导到其他场合来进行。
它竟然在莫斯科主要街道高尔基大街上的苏联美术家协会的橱窗内张贴起大幅影射中国是对着莫斯科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狂吠”之“犬”的漫画。
甚至在莫斯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博物馆里举办的一个展览会，也被苏联当局用来反华。
它在那里公开展出了诽谤中国领导人的信件和材料。

苏联报刊在这期间特别卖力地为铁托叛徒集团翻案并且同铁托集团合伙，攻击中国共产党。
9月11日出版的苏联《新时代》杂志的社论漫骂“中国领导人疯狂地攻击”苏南关系中的“新的健康路线”，“完全成了个人迷信意识形态的俘虏”，“继续坚持十五年来的僵化公式”，“继续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
《消息报》9月4日在一篇题为《目标一致》的社论中把赫鲁晓夫最近访问南斯拉夫捧上了天，并且竭力宣扬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报刊最近还集中火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正确立场。
《真理报》9月11日在一篇题为《现时代的矛盾和北京的可怜理论家》的文章和9月1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胡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共领导人方面特别注意和特别精心玩弄花招的对象。”
它还诽谤中共领导人“力图控制民族解放运动，以便利用它达到自己的沙文主义的、争夺霸权的野心，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共青团真理报》9月13日的文章也造谣说，“中国领导人采用了各种手段，各种破坏方法，企图夺得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
《苏维埃俄罗斯报》18日的文章对中国揭露苏联领导人背叛亚非人民利益大为不满，它反诬“中国领导人”“完全颠倒黑白”，“完全失去了头脑，失去了辨别敌友的能力”。
《文学报》9月10日的文章硬说，“中共领导人想在东方所做的和西方所做的中间筑起一道长城。”
苏联报刊还搜罗了其他许多“罪状”来诬蔑中国共产党。
它们硬说中共领导人“宣扬”“用新的世界大战来‘强行推进’世界革命”；
中国领导人“满不在乎地谈论亿万人、其中包括一半中国居民死在热核战争中”；
中共“把世界原子战争看成是同蒋介石打仗，这是天真的，只有收到一个纸老虎的礼物，用一支纸箭射死纸老虎的孩子才会这样想”；
中国领导人同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结成了“同盟”；
中国领导人使用了“错误的三段论”，“企图给列宁穿上孔夫子的衣服”，等等。

最近二十天来，莫斯科报刊还发表了十多篇专门攻击和诬蔑中国的国内建设方针和政策的文章。
它们继续对中国共产党的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进行歪曲和诽谤。
它们咒骂中国执行这一方针“纯粹是不符合时代的东西”（《消息报》），“实际上是想建立独来独往的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是“挡住社会主义互助的道路”（《真理报》），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向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磨盘中注水”（《经济报》），等等。
9月14日出版的《经济报》和9月10日的《莫斯科真理报》还企图诿过于人，硬说是中国方面在过去几年缩减了同苏联的经济贸易联系，并且胡说什么这是中国“试图轻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经济意义”的结果，是“同中国同志提出的‘自力更生’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

《消息报》9月5日在一篇极尽歪曲之能事的文章中， 又诬蔑中国共产党似乎“不重视经济建设”，“不注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说什么“中国领导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由那些具有‘崇高理想’，然而胃里空空如也的人组成”。
文章还信口开河地说什么，“中国领导人”“对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缺乏信心，对于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物质生产的作用估计不足，对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把个人的当然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人为地对立起来，这就是中国领导人目前的路线”。

新华社24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华盛顿明星晚报》18日刊登它的特派记者从新德里发出的文章说，赫鲁晓夫在给尼赫鲁的密信中保证，苏联将继续给印度军事援助来反对中国。

文章说，6月下旬和7月初，尼赫鲁和赫鲁晓夫之间交换的一些信件“可以解答最近印度的事态发展”。

文章说，据通常可靠的印度人士说，据说最重要的信件是6月24日的那一封。
那封信坚定地保证苏联向印度提供答应要给它的那一中队米格21型飞机中尚未交货的那一半。
赫鲁晓夫还宣布加快修建拟议中由苏联承建的工厂，以便印度能够自己制造超音速米格式战斗机。

文章引述这些人士透露的信件内容表明，赫鲁晓夫为了急于帮助尼赫鲁来掩饰他的早已破了产的“不结盟”政策，在信中表示愿意代替西方国家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以对付中国。

文章解释赫鲁晓夫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时说，“因为印度已谋求并且接受了西方的武装援助，预定要在11月同美国和英国联合举行空军演习，而且几乎已经同意让美国之音在加尔各答附近建立一个广播台，所以印度所自称的不结盟政策似乎已经不再存什么意义了，虽然尼赫鲁曾坚持不渝地在议会中为这个政策辩护。”
据法新社前些时候报道，苏联驻印度大使在9月9日会见尼赫鲁时又递交了一封赫鲁晓夫给尼赫鲁的信件。
据报道，赫鲁晓夫在信中向印度政府保证苏联将继续帮助印度的经济发展。

作者：郑成均
栏目：思想战线思想讨论

在“艰苦奋斗”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把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个人幸福对立起来。
似乎要讲艰苦奋斗就不会有个人幸福了。
要按这种观点推论起来，一切为革命忘我工作的人，不会有个人幸福，一切在艰苦地区工作的人，也不会有个人幸福。
这种看法许多同志都不同意。
有的同志对我说：“你在西藏工作十一年了，整天乐呵呵的，你应该说说你的想法，参加讨论。”
我感到自己对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学习得很不够，要谈，也只能谈谈十一年来我在高原生活中的一些个人体会。

要革命就有艰苦

先谈谈我进藏工作的一段经过。

我是福建人，入伍后先在西南地区，后来调到了西藏。
这是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1952年，部队需要在西藏高原上建立一批气象观测站。
而这也是西藏高原的第一批气象站，没有先例，一切要靠从头开始。
任务是很艰巨的，但却是当时解放西藏伟大进军的迫切需要。
当时，我们气象训练班的同志们，都纷纷报名，争着要去担任这一光荣任务。
我也是积极要求到高原去的一个。
我想自己参加革命晚，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没有赶上，在解放西藏的伟大进军中，一定要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也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我的请求得到了上级的批准，我既感到光荣又很高兴。

我们进藏的时候，康藏公路还没修建。
我们背着背包，沿着牦牛走的山道，翻山涉水，忍饥耐寒，徒步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达第一个目的地昌都。
原先我们只从地图上看见昌都，以为这个险要而又闻名的地方，必定是个很不错的城市。
谁知到了一看，除了一座喇嘛寺筑在山上外，只有廖寥几间矮房，根本找不到房子住。
我们三个人，在山头上搭顶帐篷安了家。
高原气候，变化无常，多雪多风，所谓“一天四季”。
帐篷里白天闷热蒸人，晚上被头和头发眉毛上都结一层寒霜。
由于气压低，饭常常做不熟，走路也感到呼吸困难。
内地人一时很不习惯。
我虽然进藏的决心很大，可是对于这种出乎意料的艰苦也还缺乏思想准备。
别说以高原为家，能不能坚持三个月，自己也发生怀疑。

但是，后来还是坚持下去了，而且，一眨眼，十一年过去了。
这十一年来，我们多数时间住的是帐篷。
我的工作调动过几次，每当一个站建设好了，便又调到另一个地方去建设新的站。
那就又是从头开始，在一棵树也不长的荒山上，慢慢建设起新的家。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不仅要给自己盖房子住，还要给地温表等仪器挖地窖。
有时三个人住在荒凉的山区，白天不见人烟，夜晚狼嗥狐叫，闹得不能睡觉。
我们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除了工作，还要开荒生产。
工作上有很多困难自不必说，生活上也是牦牛送来什么，吃什么，送不来，就没有。
这种生活，后来随着西藏地区建设的发展，才有了改变。

生活的确是艰苦的。
但是能不能拒绝这种艰苦呢？
不能。
既然西藏必须解放，又必须建设，我们也就必须在这里，就不能回避这种艰苦生活的考验。

革命本来就是一件艰苦的事。
要干革命，也就不能回避艰苦。
革命的行业虽然很多，但总要有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担当最艰苦的任务。
因此，我们决不能只谈革命会给我们带来幸福，而不谈革命本身就有艰苦。
革命者要考虑自己的幸福，首先就不能回避革命的艰苦。

为人民不怕艰苦

其实所谓“艰苦”，也是相对的。
在西藏的同志们都会有这种体会：当我们跟内地城市里的生活去做比较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生活的确很艰苦；
但当我们和边防哨所的生活去做比较的时候，又觉得谈不上有什么艰苦了。
前几年每当我们跟藏族人民生活在一起，跟他们去做比较的时候，更感到我们的生活非但不艰苦，而且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们进藏的最初几年，是生活上最艰苦的时朗。
交通运输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自己的生产又没有打下基础。
那时部队一切物资靠牦牛运送。
有时风雪堵塞了道路，就要发生缺粮断菜的问题。
但那时候，也正是藏族人民还在农奴制度下生活的年代。
说我们生活艰苦，可是藏族人民生活却令人惨不忍睹。
我们经常看到，农奴们戴着镣铐为农奴主劳动。
他们终年赤身露体，吃牛马才吃的东西，常常冻饿而死。
还有那些瞎了眼睛，断了手，割了鼻子、耳朵的随处可见，全都是农奴主私刑拷打的结果。
看到藏族人民的这种苦难生活，你只觉得心里无比愤怒，痛恨农奴主，只盼望着早日进行民主改革，能把农奴们解放出来。
那时候，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只要打倒农奴主，我牺牲生命都愿意。”
客观现实成为我们最好的活教材。
在人民苦难深重的环境中，谁还计较自己生活上的艰苦。
不是没有艰苦，而是人民群众的苦难，激起我们的阶级同情心和革命责任感，使我们不再想艰苦，也不怕艰苦。
为农奴的翻身解放，自己受些艰苦，也是心甘情愿。

西藏解放后好几年，西藏人民仍然在农奴制度下生活。
直到西藏上层分子发动叛乱被平定以后，西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了民主改革，农奴制度才被推翻，农奴才真正得到解放。
他们得到了土地，生活大大改善。
在西藏人民庆祝平叛胜利、庆祝翻身解放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好象自己第二次得到了解放一样，无比高兴。
过去的农奴们，见到我们解放军，是特别亲切的。
他们一见面总是要对我们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大救星，解放军是大恩人。”
这些话我们听过千百次，每次听到都感到十分激动。

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使我们体会到，我们艰苦奋斗，正是为人民创造幸福。
我们受一分艰苦，人民就多了一分幸福。

要幸福必须艰苦奋斗

有人说，既要讲幸福，就要“少一点艰苦劳动，多一点物质享受。”
我认为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
物质财富会从天上掉下来么？
不会。
要吃饭，先要种地，要穿衣，先要织布，这是十分简单的道理。
同样，要改变生活环境，要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也要靠艰苦的斗争和劳动。

还以我们的生活为例。
我们现在的营地，几年前也是一片荒地。
除了石头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
但是，党号召我们，“战胜自然，改造高原”，“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
我们大家学习了南泥湾自力更生的精神，人人拿起工具，一边建设营地，一边开荒生产。
在海拔四千二百多米的高山地带，劳动一会儿就喘不过气来。
而要在那草木不肯生长的所谓雪线以上的地方，种出庄稼蔬菜来，又很不容易。
要防霜冻，又要防冰雹，还要防鸟。
没有水，我们修了几里路长的一条引水渠，那真是白天黑夜连着干了许多天才挖成功。
庄稼长了虫，又没有农药，大家用手去一条条地抓出来。
这种劳动当然十分艰苦。
但是，不这样又怎能改变生活环境呢？
一粒粮，一棵菜，要从内地运送到高原，不知要付出多大的劳动代价；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只依靠那个，必须自力更生，才能靠得住。
经过了大家几年的艰苦奋斗，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给自己创造了很好的生活条件。
营房有了，我们不再受风吹雨淋、冰雹的袭击。
农场、牧场也建立起来了，我们有了自己的牛羊，青稞、蔬菜连年丰收，萝卜长到十多斤一个。
我们还修起了一个小发电厂，工作便利了，宿舍里也不再用酥油灯照明。
我们的生活条件大大地改善了。

从整个西藏地区来看，也同样是如此。
在我们刚进藏的时候，那个只有一座喇嘛庙的昌都，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市面繁华，它成了名副其实的藏东重镇，跟内地许多城市相比，并不逊色。
象这样的变化岂止昌都一个地方。
林芝、黑河、日喀则……处处都是如此。
加里宁有一段话说得好：“凡是想创造自己个人幸福的人，应该作全体工人与农民的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当他成为一切人幸福的匠人时，他就会成为自身的幸福的匠人了。”
事实正是如此，随着西藏面貌的变化，西藏人民一天天幸福起来。
作为这一变化的经历者，想到自己在这一变化中也曾贡献过自己的一分力量，我们从心里感到极大的幸福。

当然，也还不能说，我们现在的生后就十分好了，我们的生活一般说还比较艰苦。
我们那里没有高楼、大马路、公园、电影院、自来水。
藏族农村还在大搞互助组，大多数藏族人民也只能青稞饱肚，羊皮裹身；
和内地农村比较，生活水平还相差很大。
但是，我认为，所谓物质生活上的“幸福”，也只能是比较而言的。
要用内地的眼光看西藏，西藏还是很艰苦，但是，要用西藏的眼光看西藏，西藏处处都是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而且更幸福、更美好的日子，还在前面。

艰苦奋斗，其乐无穷

上面只是从物质生活方面来谈问题的。
我还认为革命者的幸福，并不主要表现在物质生活上；
而更多的是表现在他的精神生活上。
十一年来，我感到最苦恼的时候，并不是在生活上最困难的时候，而是在工作最困难的时候；
我感到最愉快的时候，也不是在生活上得到满足，而是在工作顺利，并且有了成果的时候。

我是搞气象工作的。
西藏高原，是祖国的一块特殊地区，也是气象工作上的一个空白点，过去没有当地的气象资料，也没有可资参考的理论著述，一切都要靠我们从头摸索。
我自己只住过四个月的气象训练班，气象学基本知识差，上了高原，简直摸不到门。
那时候，我的心情，也象是高原上变幻无常的天气一样，一天要变几变。
想到肩上责任很重，耽心会出事故。
也想到自己的发展前途，认为无法学习业务，长此下去，岂不浪费了自己的青春。
生活上的艰苦没吓倒我，可是工作上的困难，却使我灰心丧气。
后来领导上及时给我教育，向我指出，高原气象学虽是个空白点，但这也正是我们高原气象工作者大显身手的地方，过去没有的东西，要在我们手中把它建设起来。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看到毛主席也这样教导我们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我们干革命，“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这些话使我心明眼亮。
我不再抱怨前人没给我们铺好道路，而是下定决心，在实际工作中，自己摸索出一条路来。
从此，我开始注意从日常工作中积累高原气象的资料；
积极访问群众，搜集高原地带的地形情况和气象变化情况，并且根据一般的气象理论和高原的实际联系起来，反复进行观察、分析、比较、订正。
几年来，我坚持用这种方法，摸索高原天气变化的规律，终于逐渐建立了一些高原气象的概念，在同志们的集体努力和帮助下，先后写出了《高原低压系统》、《副热带急流在高原上空的结构及其季节性活动》等文章，和在高原上缺乏天气实况情况下进行天气预报的一些经验总结。
去年，我们台集中力量又编写了当地的气候志。
过去没有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努力，果然有了。
这不仅增强了我们完成工作任务的信心，而且，也使我们对高原气象工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方面我们为自己能给祖国的气象事业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而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工作中不断地发现许多新的研究线索。
这真是，不管做什么工作，在没钻进去以前，会觉得它平淡乏味，一旦钻了进去，就会发现无限广阔的天地。

我在西藏工作的十一年，也是自己的思想情感不断受到磨炼和改造的十一年。
身体锻炼得能够适应高原了。
思想感情也跟高原融合在一起了。
过去的畏难情绪逐步打消，并且树立了红在高原、专在高原的志愿。
这次上级为了培养我，调我到内地来学习，我又被选为共青团员代表出席了空军团代大会。
有的同志问我，“学习完了，你是不是还要回到高原去呢？”
我说：“一定要回去，上级不让回去，我也要要求回去。”
我对高原气象工作已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头脑里还有不少命题，需要回到高原的实际工作中去进行研究。
我觉得在高原上去为气象工作艰苦奋斗，真是乐趣无穷。
要说幸福，这是我在高原上获得的一种最大幸福。

作者：尤全兴傅希恺蒋学飞
栏目：思想战线集思广益

7302部队

幸福，在无产阶级看来，它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而两者比较起来，精神生活又是第一位的。
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当然是需要的，但是，精神生活——理想、气节、情操，却是我们生活中的灵魂和统帅。
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即使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他也会时刻感到自己生命的充实和生活的幸福。

蒋学飞

广字301部队

一个革命者，他只有能够与群众平起平坐，同甘共苦，才能与群众共享斗争生活中的幸福。
相反，如果他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脱离群众，去追求个人的所谓“幸福”——名利、地位、物质享受等等，那么他必然会陷于不能自拔的无穷苦恼之中。
个人主义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个人主义者也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傅希愷

6308部队

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决不应该把干革命当作投资。
决不能够把前半辈子的艰苦斗争，作为后半辈子追求物质享受的资本。
如果前半辈子是红的，后半辈子却是黑的，那么归根到底他是黑的。
因为这表明他根本没有真心为革命，而是一切都为的他自己。

尤全兴

作者：王力
栏目：思想战线

人们的精神状态不同，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也不同。
有的人目光远大，胸襟宽阔，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成为创造新时代物质财富的主人；
有的人却被物质的东西牵着鼻子走，越走路越窄，直至陷入泥坑，不能自拔。

南京路上好八连，身居闹市，一尘不染；
有的同志进了城市，就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
许多同志坚守在艰苦的高原、边疆或海防线上，干得很欢， 数年、十几年如一日；
有的同志在同样情况下就难免叫苦，总是想着换班。
有的人见困难就上，组织上指向哪里就到哪里，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有的人总是挑挑拣拣，坐这山，望那山。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前一种人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的精神力量，处处、时时、事事把人民的、集体的、长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而，始终兢兢业业，不畏艰难，斗志昂扬；
而后一种人，则缺少革命的精神，多了个人物质享受的欲望，总是把个人的、眼前的、物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委委靡靡，怕苦畏难，干劲不足。
一句话，精神状态不同，在同样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结果完全两样。

我个人在生活中也有过这样的体会。
记得浙江解放前夕，我在中共浙东工委领导下的金萧游击支队。
那时住无定处，食无定粮，昼宿夜行，成天在深山密林里打转。
有时从这山爬到那山，数十里不见人烟，肚子饿了就跑到山涧去饮泉水，感到分外甜；
夜里睡稻草窝，有一次盖上一条被子，虽然那是一床百孔千疮的烂棉絮，而且是三个人蜷缩在一起，却睡得挺香。
那时，没有想到这是“苦”，也没有想到什么叫“享受”，一心向往的是配合大军，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
胜利后，由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又由中等城市到大城市，一呆就是十数年。
开始，每月发的几元津贴费，除了补助家用外，还有节余。
后来，每月数十元上百元的薪金，反而觉得不够用了。
过去进城下乡，扛起背包，拔腿就走，现在就非坐车子不可，外出遇到交通不便的情况，要走点路，就觉得苦了。
过去业余时间，主要用来学习政治，现在就有些坐不下来。
大部分时间忙于家庭生活琐事。
过去来了任务就干，不分日夜，无所谓假日和星期天，现在，工作有时需要超过八小时，就似乎是一件苦事了。

这原因，检查起来，不是别的，也就是精神状态有了变化。
近几年来，由于自己对思想改造抓得不紧，因而思想上滋长了一些东西，就是个人主义、贪图安逸享受的情绪，同时又失去一些东西，就是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因此，虽然这些年来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倒反而要求越来越高了。

事情很清楚，有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哪怕物质生活条件再艰苦，也会感到是愉快的、幸福的。
相反，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丧失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尽管物质生活条件再改善，也还是会感到不满足的。
认为生活改善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可以不必提倡了，那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实践证明，物质的东西越少，革命的精神的东西固然越要多一些，物质的东西多了，革命的精神的东西也还需要不断加强，而决不可减少。
反之，如果只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刺激，追求个人物质福利的享受，而把革命的艰苦奋斗精神置于脑后，那么，其结果就决不能增强革命力量，甚至还会引向反面。
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作者：王文江何光先
栏目：永远不忘过去时刻认清敌人

一

我父亲从小就给地主扛活，背驼了，犯了心口痛的病，不能再下地，只好摆个小摊，给人补鞋纳底，挣几个小钱；
母亲领着孩子耕种着全家唯一的二亩九分地，勉强糊住一家七口人的嘴。
但是，到了1910年，我九岁的时候，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卧床不起。
为给父亲治病，借地主十多吊钱，驴打滚的利息，一年多功夫，就滚成了三十多吊钱。
地主逼债，只好把一亩半地抵了给他。
父亲知道了，从床上滚下来拉着母亲的手说：“他娘，以后千万别再给俺治病了，留着这剩下的一亩四分地，好给你们娘儿生活。”
说完，老两口抱头痛哭了一场。

因为卖了一亩半地，父亲急得病更重了。
就在这年端午节那天早晨，母亲叫大哥文海领着我到地里去收回那几颗还没熟透的麦子，准备给全家做碗面汤喝，也算过个节。
我们刚出去，父亲就把母亲叫到床前对她说：“你去赊点雄黄酒来，今天端午节，让孩子们也开开荤。”
母亲以为父亲的心情好了，满心高兴地拿着小杯上本家哥哥的药店去了。
可是，她那知道，父亲让她出去是为了自己好寻短路；
等她回来时，父亲已经用大哥的腰带吊死在小草棚子的梁上。

母亲哭得死去活来。
人死了，总得买个棺材，烧点纸钱，家里又背上新债。
父亲想保留下来的这一亩四分地最后也卖掉了。
这时，家里什么也没有了，生活一天都无法维持下去。
两个姐姐早送给了人，现在又狠心把哥哥送进烟台蚕丝厂当徒工去，母亲带着我和小妹文英，佃了二大爷一亩多地；
九岁的我每天就跟着母亲下地劳动，成年野菜糠饽糊个半饱。

三年后，哥哥出师了，母亲指望他挣钱养家。
哪知哥哥到处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得离开家乡，奔东北去了。
从此，不见人，不见钱，也不见信。
母亲连急带累，身子也垮了，干不了活，家里连锅盖也揭不开。
我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就去给地主放牛。
白天整天劳动，晚上和牲口住在一起。
还时常挨地主毒打，忍受不了，只好走哥哥的老路，十四岁就进了烟台益丰缫丝厂当童工。

资本家的心跟地主一样黑。
进厂第七天，就跟老工人干一样多的活，干不完就得挨打。
好容易熬过了三年，哪知老板又不要我们童工了。
我只好又找到东北中兴绸厂招工人的报名处，请老工人李洪业担保，写了字据，打上手印，预支了十五块钱。
我年轻不懂世故，哪知这十五块钱的轻重，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自己留下五块钱作盘费，把十块钱给了母亲。
母亲想起大哥走时也曾给过十块钱，不禁抱头大哭。
我莫名其妙地问：

“娘，有钱了，为啥还哭啊？”
母亲泣不成声，当时没有回答我的问话。
她知道资本家的契约是不能反悔的，只好为我收拾行李，用父亲上吊死的那根腰带捆上一床破棉絮，塞上几个地瓜苗面饼饼，送我到渤海边上，哭倒在地。

我走后，送给人家的二姐饿死了。
母亲气疯了，又没饭吃，不到半年功夫，也死了。
小妹妹被好心的本家叔叔抱了去。
就这样，一家七口死的死，逃的逃，家破人亡。

二

我和一群穷孩子来到东北大孤山中兴绸厂。
这个厂有并多山东工人。
他们看见我就摇头说：“小兄弟，你可来到了‘宰牛锅，！”
“宰牛锅？
啥意思？”
我不明白地问。
老工人叹口气说：“用不了三天，你就会完全明白的。”
进厂后，我才知道资本家每天只给两顿饭吃，还尽是仓库底子粮，霉的都发了黑，吃到嘴里又酸又臭。
而且两天只给一顿烂白菜、萝卜条吃，长年不见油水。
住的更坏，根本没有宿舍，到了夜里，就在缫丝架上扫扒扫扒，摊开被子躺在地下，地下堆满了烂丝、死茧虫，又臭又腥，跳蚤满地，随便在腿上摸一把，再撒开手，就象炒米花一样乱蹦。
吃不饱，睡不好，工作定额还很高。
一天的活十四五十小时还干不完，定额干不完不准休息。
常常干到深夜三更。
就这样，还不许出一点点毛病，丝上有一点小疙瘩就要罚两毛钱，丝粗一点要罚，细一点也要罚，要是断了头就罚得更多了。
每月工资名义上是六块钱，实际上七扣八扣，发到工人手里只能得一块多，最多的也没超过两块五，有的干了一个月，月底还要倒找资本家的钱。
我拼死拼活干了一年多，才还清了入厂前预支的那十五块钱。
工人们悲愁万分，编着歌儿唱道：

“……二月里来龙抬头，缫丝的工作好心愁，四更起，三更休，一天缫茧一千头，吃不饱，睡不好，缫丝的工人不如牛。
……”
我这才懂得了什么是“宰牛锅”。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心想：别处也许要比这里好些吧！
就收拾行李来到安东，投奔义昌丝厂。
义昌丝厂的工人听说我要来这里找好生活，都禁不住苦笑起来。
告诉我：“我们这里不是工厂，是阎王殿！
老板是阎王爷，管家的叫活剥皮，有你好受的！”
我一听凉了半截，好容易逃出了“宰牛锅”，又进了“阎王殿”。
但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心想：总不会比“宰牛锅”更坏吧！

谁知资本家一个比一个狠。
到厂里一看，住的、吃的都更坏了。
每天两顿，吃霉米，没有菜，这些都不用说，饭里还尽是蛆，一见就想呕吐。
我一怒之下，端着饭碗骂了起来：“他妈的，真是杀人不见血，这饭跟大粪一样，怎么吃呀！”
这话被管家活剥皮听到了，抢过我的碗，把饭倒在地上喂了狗，然后凶狠狠地指着狗说：“狗都能吃，你怎么说没法吃！”
“我们是人，不是狗！”
工人们被气得脸都发了白，同声反抗说。

活剥皮见大家都起来了，把“罪过”都归到我头上，吼着说：“是你带头捣乱，我立即开除你！”
我当即被赶出工厂。
一时感到走投无路，自言自语地说：“奔哪里去呢？”
活剥皮在后面听到了，神气十足地把手往东一指：“去上你的元宝山！”
元宝山，安东市的人都知道，它现在是劳动人民游览避暑的风景区；
可在那时，它是葬身地。
工人年老不能劳动的，有了病的，或者象我这样触犯了资本家，被赶出工厂后无处求生，就来到元宝山，饿死、冻死、自杀在那里。
可我没去寻死，在工人兄弟的帮助下，凑了几个盘缠钱，奔向了西安（即今辽源）、哈尔滨……。
到处流浪，十三年后到了吉林市，碰到了从小分离的哥哥文海。
两人又悲又喜，抱头大哭，哥哥也是一无所有，连我的住处都安插不下，只好把我送到一个穷朋友家歇下了脚。

三

到吉林市还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早已失业的我，流落在吉林街头，出卖苦力。
那时，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到处是卖苦力的。
我几天难得找到一次活，卖不出劳力，没钱吃饭，常常只得到垃圾堆里去拣菜根、瓜皮填肚子；
有时卖上了一次劳力，也只能买几分钱“橡子面”充饥。
橡子面是柞树子、树叶、糠，加上少许谷子磨成的，吃了鼻子流血，全身发肿。
我那时刚过三十，就被折磨得不象人样，蓬头长发、颊骨突起，走起路来摇晃不定。

在日寇统治下的东北人民，除一些大资本家、大地主等以外，一般老百姓是不能吃大米的，吃了就犯死罪。
有一天，我看见鬼子兵开着汽车在大街上横冲直闯，轧死了一个男孩，肠子轧破了，血肉横飞，鬼子兵发现孩子肠子里有大米粒，竟把小孩的父母抓起来审问，灌辣椒水，上火刑，硬活活地打死了。

日本强盗的末日总算到了。
1945年8月15日东北解放。
老百姓心想这下该过太平日子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又把人民重新推进了火坑，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到处修建碉堡、战壕。
我又被牵着鼻子，拖着病身子，日夜服劳役。

四

1948年春，被国民党统治了二十二个月的吉林市真正解放了！
受了四十多年折磨的我，高兴得彻夜没睡，又洗衣又理发，换上干净的衣衫，去参加市里开的庆祝会。
穷弟兄们的生活很快有了安排。
政府帮助我们兄弟俩盖了四间小房，起初分配我当建筑工人，不久又分配我当了行商第一组组长，监督不法资本家偷税漏税，投机倒把。
在三反、五反中，我被评为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
后来又被选为民政组长。
而且第一次结了婚，这时，我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1950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点起了战火。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罪行，也激起了我无比的愤怒，想起当年日寇侵略中国的惨状，连饭都吃不下，找到政府坚决要求上前线。
政府拗不过，才把我介绍到部队，分配到空军某部负责机关干部的生活卫生工作，我高兴地想：“不能拿枪上战场，能为部队干点工作，也尽到了保卫祖国的一分责任啊！”
1956年10月8日，是我五十多年生涯中最庄严的时刻，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现在我已经六十二岁了。
同志们说，我该退休享几年清福了。
可我想：我上半辈子没为人民做到工作，下半辈子我得加劲补上。
不到最后一口气，你拿棍子赶我，我也不能离开部队。

（何光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