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声明
今年0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在07月19日的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06月14日信件的评价。
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人民日报和中国其他全国性报纸以及所有省、市级报纸，已经在07月20日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国的广播电台也全文广播了这封公开信。
自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全国性报刊上又发表了近三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
人民日报已经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
从今天开始，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3年09月06日
苏共中央07月14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
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谈怪论。
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
中共中央在0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经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
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
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分歧从何而来？
》（1963年02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这篇文章中，曾经概括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当时，我们对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识地作了保留，给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说明真相，弄清是非。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扯了许多谎话，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
因此，我们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
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
事实是最雄辩的。
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分歧是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语说：
冰冻三尺，非01日之寒。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说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1960年04月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
这是一个瀰天大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说，这是从1956年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1步。
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
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
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2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
我们在1956年0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
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
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
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
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
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
他说，10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10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说。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
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
他还说，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
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
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
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
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复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
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
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1956年04月，即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1956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
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
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
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1956年10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1956年10月01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8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1957年01月18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
这些错误主要是：
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
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
“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
1957年11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谈话中，还针对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
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1956年04月05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其后，又在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10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
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
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
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
因此，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则上阐明了我们对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立场。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8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
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8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
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
难道这不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态度吗？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贯的、正确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的、“虚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大概是他们以为，我们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赖账，可以用谎言来欺骗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
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虚伪的吗！
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结果”、“伟大的结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
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记得，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结果”或是“伟大的结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
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
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叫嚷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
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
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
“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
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
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
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
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
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1956年10月30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
11月0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
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1957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事实恰恰相反。
1957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1957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10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
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
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
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
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
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10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
我们对于苏共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
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第1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
第1，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
第2，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们对于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还是不满意的。
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们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们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这个提纲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
“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
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
（见附件一）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1957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
其中主要有：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
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
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
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们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
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
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种照顾大局的让步，竟然被苏共领导拿来作为借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分歧，制造分裂。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口口声声地把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1957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
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
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
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协议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
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
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1957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
特别是在1959年09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1957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
苏联同志在1960年06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1957年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讨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
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
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1958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
不久以后，1959年06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09月09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
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
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
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
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等等。
他从戴维营会谈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混乱。
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1957年宣言似乎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1957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1960年04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1957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
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
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攻击是站得住的。
我们要问：
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应当对盛行一时的错误观点和荒谬言论沉默不言吗？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1957年宣言吗？
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事件。
所谓“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
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但是，事情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
1960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1960年06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06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3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
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
我们积极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主张为了开好这个国际会议，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苏共的赞同。
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会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3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苏共领导竟然背弃自己的约言，把本来应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谈，是在06月24日到26日举行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0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
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围攻。
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
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许多兄弟党来说，也是一种突然袭击。
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的。
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绝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钉。
他们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说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吗？
不。
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1957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谈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1960年06月26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
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
（见附件二）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
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谈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下转第3版）
07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
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挥舞手中的指挥棒，纠合一批打手进行围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顺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
但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
妄想组织围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们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错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们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详细的论述。
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谈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竟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
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
1960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1960年下半年，围绕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进一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还是抛弃原则、制造分裂这两种方针的斗争。
在兄弟党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领导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
我们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许多努力，希望苏共领导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1960年09月10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06月21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
在这个答复书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驳斥了苏共领导对我们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积极建议。
（这五项建议，见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09月间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
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领导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错了位置。
中共代表团再三地劝告苏共领导改变这种错误的立场，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
但是，苏共领导根本无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一场尖锐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这个斗争首先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10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起草委员会中，苏共领导企图强行通过自己起草的声明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
由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的斗争，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作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修改。
起草委员会就声明草案的绝大部分达成了协议。
但是，苏共领导存心要继续争论，拒绝对声明草案中仍然遗留的几个重大分歧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以后，甚至把在有的问题上已经达成的协议也推翻了。
1960年11月，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苏共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的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竟然在会议的前夕，向齐集莫斯科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
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
苏共领导的恶劣做法，曾经使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
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
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苏共领导在会议中以及在会议之前，确实组织了不少兄弟党代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也确实企图依靠所谓多数来压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确实企图强迫它们接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
但是，无论在二十六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中，或者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苏共领导的强加于人的作法都失败了。
事实是：
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的许多错误观点都被否定了。
举例来说：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与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低估现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事实是：
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写到声明中去了。
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
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论点；
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论点；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论点；
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论点；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论点；
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论点；
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论点；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等等；
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的。
当然，也应当提到，在苏共领导同意删掉他们的错误论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见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作了一些让步。
例如，关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问题，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我们都是有不同意见的，只是为了照顾苏共和一些兄弟党的需要，我们才同意在声明中照抄1957年宣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文字。
但是，我们当时就告诉苏共领导，关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们只能再照顾这一次，以后决不能照顾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来的苏共领导的错误，较之前一时期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从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和在会议的发言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苏共领导企图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路线，在政治上是以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为中心内容，在组织上是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政策。
这是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根本相违反的修正主义路线。
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代表团，坚决反对这条路线，坚决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路线。
在这次会议中，斗争的结果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基本上被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会议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则，是全世界兄弟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这次会议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迫使苏共领导不能不接受兄弟党的许多正确意见，从而打破了那种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一点也批评不得、苏共领导说了就算的极不正常局面。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这不过是苏共领导打肿了脸充胖子。
这次会议，还体现了兄弟党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挫败了苏共领导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做法。
这次会议又一次表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系统化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中共领导人在1960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耍花招而已”。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不，恰恰相反，耍花招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在1960年兄弟党会议上，同意删改他们在声明草案中的错误论点，是迫不得已的；
他们接受兄弟党的正确论点，也不是真诚的。
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共同协议的文件放在眼里。
1960年声明签字墨迹未干，苏共领导就开始动手破坏它。
12月01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声明上签字，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同一个赫鲁晓夫，就在招待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违反兄弟党的协议，大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八十一个兄弟党会议以后，苏共领导越来越放肆地破坏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
苏共领导一方面把声明所宣布的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看作是朋友，鼓吹“美苏合作”，表示要同肯尼迪一起，
“动手架设信任、相互谅解和友谊的牢固桥梁”；
另一方面，把一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看作是敌人，急剧地恶化了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
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规模的公开攻击。
赫鲁晓夫在发言中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
苏共领导就是这样地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后，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苏共领导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抛弃宣言和声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集中地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说成是“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且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
苏共领导这样说，难道不感到太粗心了吗？
怎么能把1961年发生的事情，说成在1960年甚至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就“得到赞同”或者“得到反映”了呢？
这里姑且不谈这样荒诞的自我吹嘘，首先必须弄清楚的倒是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
只要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就不难看出，苏共领导提出的是一个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
在1960年兄弟党会议上被否定了的苏共领导的许多错误观点，又在苏共纲领中出现了。
例如：
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对外政策的总原则，片面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把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诬蔑为“单干”，等等。
这个纲领，把苏共领导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这个纲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宣布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谬论。
这个纲领，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纲领，是反对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进行革命的纲领，是反对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纲领，是保存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的错误。
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就申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后来在同赫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也坦率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完全拒绝中共代表团的批评和劝告，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
赫鲁晓夫毫不掩饰地表示：
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他们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
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表明苏共领导已经下定决心，沿着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走下去。
不管中国共产党怎样多次进行同志式的规劝，他们根本不放在心里，而且毫无悔悟之意了。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苏共中央公开信，竭力想使人相信，似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以后，曾经“作了新的努力”，谋求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谋求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
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事实上，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为了推行自己制定的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政策。
这就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下面就是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以来，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团结，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团结的主要事实：
第1，苏共领导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图用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代替宣言和声明。
他们把自己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友好共同体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
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它不接受苏共的错误路线和纲领，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苏共领导就把它当作敌人，就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反对它，攻击它，损害它，颠复它的领导。
第2，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断绝了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第3，苏共领导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
1962年02月22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责我们采取什么“特殊的立场”，实行什么与兄弟党共同方针不同的路线，并且把我们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算是一条罪状。
苏共领导还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完全符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路线，接受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接受他们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既成事实，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大肆吹嘘这个时期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1962年10月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讲了一些要团结的话等等，其实都是为着达到这个可鄙的目的。
第4，苏共中央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也拒绝了中共中央1962年04月07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积极建议。
苏共中央在1962年05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作为改善苏阿关系的先决条件，也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
第5，1962年04月到05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
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
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第6，1962年08月间，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说，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
这是苏美合谋垄断核武器，企图剥夺中国拥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国核威胁的权利。
中国政府对此一再提出了抗议。
第7，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一心一意要同肯尼迪结成反动同盟，不惜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苏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第8，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印度反动派，一心一意要同尼赫鲁结成反动同盟，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
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政府辩护。
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三分之二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
苏共领导甚至在1962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
第9，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心一意要同叛徒铁托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撕毁1960年声明，为铁托集团翻案。
第10，从1962年11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更加猛烈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掀起一个新的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几百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
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之下，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变成了反华大演出的舞台；
四十多个兄弟党发表了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是苏共领导无可抵赖的。
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以后所作的“新的努力”，并不是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而是恰恰相反，是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辩。
我们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03月08日，发表了七篇答辩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虽然由于苏共领导的过错，中苏关系已经处于严重恶化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并且为了在会谈中系统地交换意见，在06月14日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不但对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毫无诚意，而且利用中苏两党会谈作为掩护他们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烟幕。
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苏共领导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同时，还无理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研究生。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07月14日，也就是美英苏三国会谈前夕，苏共领导迫不及待地发表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击。
这又是苏共领导讨好美帝国主义者，给美帝国主义者的一份“珍贵的”见面礼。
紧接着，苏共领导公然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同美英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
苏印间进行频繁的接触；
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休假”；
苏联报刊上开展了一个疯狂的反华运动……一系列的事件，突出地表明了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联合帝国主义，联合各国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
这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大暴露。
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
赫鲁晓夫领导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运动，正在日甚01日地继续进行中。
七年来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我们在上面详细地回顾了分歧的由来和分歧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澄清被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歪曲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员和我国人民，也使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了解真相。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
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
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
这是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对革命的路线的分歧。
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的分歧。
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
苏共领导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
苏共领导的这条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使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七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为了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作了一系列的努力。
我们是非常克制的，是仁至义尽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对于伟大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一向是尊重的。
我们对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从来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
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
对于苏共领导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我们总是感到难过。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错误，不自今日始。
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
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
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
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缄默不言呢？
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
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
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我们还考虑到，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党，是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特别慎重，特别耐心，尽一切可能约束在中苏两党领导人内部会谈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够通过内部的讨论得到解决，而不要公开进行论战。
但是，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几十次内部会谈中对苏共领导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劝告，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
他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好意规劝的报答，是对我们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是对我们发动越来越粗暴的攻击。
苏共领导有一个坏习惯：
谁批评他们，就给谁乱扣帽子。
他们说：
“你们反苏！”
不对。
朋友们，“反苏”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
我们批评你们的错误，正是为了维护伟大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正是为了使苏共和苏联的威信不致被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
老实说，真正反苏的，败坏苏共和苏联的，给苏共和苏联抹黑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
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你们就一直不断地、无数次地干着这样的坏事。
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们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耻辱。
他们说：
“你们争领导权！”
不对。
朋友们，你们这种诽谤实在太不高明了。
按照你们的说法，好像有人在同你们争夺什么“领导权”。
这不是等于大言不惭地宣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什么“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是在你们手中吗？
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
这是完全非法的。
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明确规定，各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平等的。
根据这个原则，兄弟党之间根本不应当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更不应当有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
我们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挥其他兄弟党，也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挥其他兄弟党，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现在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不是由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来领导的问题，而是究竟要听从修正主义的指挥棒，还是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问题。
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正是他们企图凌驾于兄弟党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
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国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既然苏共领导对我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种种诬蔑，既然苏共领导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答辩，不辟谣，不保卫宣言和声明，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
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彻底底地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
当我们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苏共领导能够看到，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合作，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们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苏共领导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
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
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附件一：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1957年11月10日）
（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
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
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
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
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
因为：
1、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
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
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
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痹资产阶级的作用。
5、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
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7、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
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
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
列宁在02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
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
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
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
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
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
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
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
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1960年09月10日）
为了争取顺利地解决分歧，达到团结，我们诚恳地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的原则，是我们两党团结和所有兄弟党团结的思想基础。
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绝对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
（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争论，必须根据莫斯科宣言规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讨论，求得解决。
苏中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在一切重大的共同有关问题上，都应当充分协商，从容讨论，以便采取一致步骤。
如果中苏两党的争论一时不能在两党商谈中求得解决，就应当继续进行从容的讨论。
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把双方的意见完全客观地提供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以便他们经过认真的考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作出正确的判断。
（四）对于共产党人说来，分清敌我界限，分清是非界限，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两党应当珍惜友谊，共同对敌，而不应当有任何足以破坏两党、两国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五）我们两党应当在上述的基础上，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经过充分准备和协商，开好今年11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并且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一个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和1957年莫斯科宣言原则的文件，作为我们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
（1960年06月26日）
（一）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
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在两年多以来，完全忠实于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坚持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
这种分歧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能否保持世界和平，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四分之三土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继续取得胜利。
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以便取得一致的结论。
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
在这次会谈中，他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
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
我们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在罗马尼亚党的第3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有若干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莫斯科宣言的。
他这个发言是会为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所欢迎的，而且已经受到了欢迎。
今后我们准备在有机会时继续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就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的分歧观点，进行认真的讨论。
对于赫鲁晓夫同志这次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共中央将在仔细研究后进行详细的答复，阐明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和有关事实的真相，并且将同各兄弟党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同志式的讨论。
我们相信，无论如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最后总是会得到胜利的。
真理是不怕争辩的，真理最终不能说成是错误，错误最终也不能说成是真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三）我们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为维护各国共产党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而斗争。
我们主张，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真正的团结，为了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应当在分歧的问题上展开正常的讨论，而不应当在匆促的时间内，用非正常的方法，通过简单的表决来处理严肃的原则问题；
不应当把自己武断的、没有经过事实考验的、或者经过事实考验业已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强迫别人接受。
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的做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是完全不利的。
但是，不论赫鲁晓夫同志的做法如何，中苏两党的团结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终归是会要继续巩固和发展下去的。
我们深信，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我们队伍的团结一定会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四）我们上面所说的，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
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
我们相信，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将能够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
我们这样做，将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事业极其有利的。
（五）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会谈公报草案》声明确认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
但是，这个草案对于莫斯科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说明是不确切的、片面的。
这个草案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大问题没有表示态度，对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提到，这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草案。
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提出修改草案，建议予以讨论。
如果这次不能达到协议，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后，拟成一个为大家能够一致接受的文件。

中巴标界委员会第2次会议新闻公报
双方就地面勘测、树桩和航空摄影等任务达成协议
新华社卡拉奇05日电
09月05日在这里发表的中巴联合标界委员会第2次会议新闻公报如下：
中巴联合标界委员会第2次会议于1963年08月22日到09月05日在卡拉奇和莫里举行。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方面有：
首席代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副首席代表程之平，代表唐海光和张照勋上校，顾问唐本和刘海明；
巴基斯坦方面有：
首席代表、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少将，副首席代表凯塞尔·拉希德，代表拉赫曼，库雷希，阿斯拉姆·汗中校和费萨尔·阿拉姆汗，顾问阿·阿哈德，格·赫·汗，斯·格·哈桑和达乌德·沙阿·赛义德。
会议自始至终是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
双方本着合作的精神、通过充分的磋商就地面勘测、树桩和航空摄影等任务达成了协议。
根据这项协议，将在09月第1周派出联合勘测小组前往边境开始进行工作。
这次会议还研究和通过了中巴联合标界委员会专家小组在巴基斯坦工作期间所协议的关于航空摄影、地面勘测和制图的文件。
双方代表团对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十分满意。

为庆祝中锡友协成立一周年
锡兰驻华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05日讯
锡兰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沈里维勒拉为庆祝中国锡兰友好协会成立一周年今天举行招待会。
应邀出席的有张志让、楚图南、周叔迦、张彤、林林、王少鹏、徐晃、郭朋等有关人士。
来华访问的以爱德蒙为首的锡兰工会联合会代表团，锡兰和平理事会副秘书和锡中友协执行委员费尔南多、以及在京的锡兰专家、留学生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乔信明空军少将在南京逝世
据新华社南京04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空军后勤部原政治委员乔信明空军少将，因病今天下午在南京逝世，享年五十四岁。
乔信明空军少将1930年0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0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历任指导员、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军分区副司令员、南京部队后勤部政治委员等职。
他参加革命工作三十多年以来，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
乔信明少将治丧委员会由聂风智空军中将等组成。
治丧委员会已发出讣告，订于1963年09月07日上午八时在南京汉府街十八号礼堂举行公祭。

前来我国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活动
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到京
陈毅副总理接见代表团李德全会长欢宴客人
新华社05日讯
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第三事务局局长、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韩秀东率领的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是应中朝友好协会的邀请，前来我国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
代表团团员有：
朝鲜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安国，对外文委三局局长金斗星，功勋演员宋英爱。
中朝友好协会会长李德全，对外文委副主任曹瑛，以及武振声、黄家驷、欧阳竞、于是之、谢芳、狄辛、葛崇娴等各界人士和群众一百多人，前往机场热烈地欢迎朝鲜同志。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也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05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下午接见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韩秀东和团员崔安国、金斗星、宋英爱，同朝鲜同志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李德全、曹瑛、徐平羽、魏传统、曹克强等。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也在座。
新华社05日讯
中朝友好协会会长李德全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韩秀东为首的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
陈毅副总理出席宴会并致词祝酒。
他说，中朝两党两国和人民之间存在着最亲密的友谊和钢铁般的团结，在任何大小问题上没有分歧。
我们互相支持，互相依靠，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和战友。
我们的友谊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
陈毅副总理说，朝鲜人民的胜利经验为全世界人民树立了一个典范。
朝鲜人民不仅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而且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造成的废墟上建设好了自己的国家。
陈毅副总理建议为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为即将到来的朝鲜人民光荣的伟大节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干杯。
李德全会长，韩秀东团长和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也在宴会上先后致词，热情地祝愿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日益发展。
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极其亲切的友好气氛。
今晚同朝鲜同志一起欢聚的，还有曹瑛、徐平羽、魏传统、武振声、黄家驷、乐松生、欧阳竞、曹克强、司徒慧敏等各方面人士。
新华社平壤05日电
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内阁第三事务局局长韩秀东率领的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行四人，今天上午乘飞机前往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他们将参加中国人民为兄弟般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而举行的庆祝活动。
到机场送行的有：
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高等教育相金宗恒，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委员长康久永，科学知识普及协会副委员长黄凤九，外务省三局副局长刘成进等。
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和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前来参加朝鲜人民庆祝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活动的中朝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张际春和全体成员也到机场送行。

周恩来总理接见肯尼亚朋友
新华社05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接见肯尼亚下院议员、下院执政党议会党团首席督导约翰·戴维·卡利，和由他率领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成员：
下院议员、工程运输和电力部驻议会秘书杰雷迈亚·尼亚加，下院议员、农业部驻议会秘书詹姆斯·奥索戈，上院议员科伊南吉，下院议员卡毛，上院议员西杰约等二十人。
周恩来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张奚若、刘长胜、许广平、连贯、吴茂荪、孟英、吴晓达等。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时，同肯尼亚朋友合影。
前排左起第8人是约翰·戴维·卡利团长。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在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途中
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代表团到京
彭真同志和艾地同志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05日讯
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作国会副议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副主席鲁克曼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作国会代表团一行十四人，在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途中，今天下午由广州乘专机到达北京。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人大常委会委员张苏、蔡廷锴、胡愈之、武新宇，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连贯等，到机场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朋友。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迪·努·艾地、副团长苏蒂斯曼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苏弗雷·尤淑夫、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等。

在首都欢迎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大会上
刘长胜会长的讲话
今天，我们首都各界人民在这里隆重集会，欢迎来自战斗的非洲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给我们带来了七百万肯尼亚人民和全体非洲人民的友谊。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向肯尼亚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很高兴，肯尼亚人民已经在今年06月间取得了自治，并且将在今年12月间取得独立。
这是肯尼亚人民长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结果。
我们对英勇斗争并且不断取得胜利的肯尼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大家知道，近代肯尼亚的历史，是肯尼亚人民为反对殖民奴役和争取独立自由而英勇斗争的历史。
富饶美丽的肯尼亚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蹂躏和掠夺。
自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沦为英帝国主义的“保护地”以来，在这七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肯尼亚人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肯尼亚人民从来没有屈服，从来没有丧失对于明天的信心。
他们从斗争中越来越认识到，必须组织起来，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1921年，肯尼亚人民成立了“东非协会”，要求收回被殖民主义者夺去的土地，保证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反对降低工人工资。
1922年，肯尼亚人民为取消种族歧视的法律和争取平等权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这些运动迅速扩大到肯尼亚全国各地。
尽管英国殖民者进行血腥的镇压，肯尼亚人民并没有被吓倒。
他们前仆后继，再接再厉，运用各种方式坚持斗争，聚集力量，迎接更大的战斗。
1952年在肯尼亚全国爆发的规模空前的农民武装起义，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茅茅运动”，对肯尼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肯尼亚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只有拿起武器来反对侵略者和压迫者，争取自己的独立、自由和生存权利。
英国殖民当局曾经动员了大批殖民军警来镇压“茅茅运动”，并且大批逮捕和长期监禁了领导茅茅运动的干部和肯尼亚人民的卓越领袖乔莫·肯雅塔。
但是，殖民主义者的挑拨离间、逮捕、监禁或枪杆子不但阻挡不了肯尼亚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反而激起了肯尼亚人民更加高昂的斗志。
英国殖民当局被迫于1961年07月释放了肯雅塔，1963年03月被迫同意让肯尼亚人民组织自治政府，并且同意肯尼亚今年12月取得独立。
肯尼亚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强意志，步步取得了胜利，并且大大鼓舞了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为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肯尼亚人民的斗争和胜利有力地证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在内，才有可能逐步地赢得独立和自由。
殖民主义者同一切反动派一样，绝不会自动放弃殖民利益，绝不会把独立和自由恩赐给殖民地人民。
有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散布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可以同压迫民族和国家和平共处的谬论，散布帝国主义者可以用裁军节省下来的钱来帮助所谓“不发达国家”的幻想，这完全是替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者涂脂抹粉。
这只能麻痹和瓦解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意志。
这必然要遭到亚洲人民、非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严厉谴责。
朋友们，同志们：
非洲大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变化。
在非洲五十九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三十多个国家赢得了独立。
在那些还处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和地区里，也掀起了日益高涨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浪潮。
现在，民族革命的风暴正从西非和北非发展到东非和南非，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
非洲人民要革命，要独立自由，这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
觉醒了的两亿五千万非洲人民，不仅已经站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且已经形成一支巨大的力量，对世界的进程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这是当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不久以前，非洲三十一个独立国家的首脑会议，决议加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相互支持，并且积极支援那些还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这反映了广大非洲人民要求进一步巩固民族独立和实现非洲的彻底解放的共同愿望。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反帝的正义主张，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
非洲国家首脑会议还强烈谴责南非殖民当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并且指责美国政府迫害美国黑人的种族歧视暴行。
长期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一直对非洲人民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剥夺非洲人民平等自由的权利。
美帝国主义不仅公然支持南非当局的种族歧视政策，并且对美国黑人进行野蛮的法西斯迫害。
这充分表明了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斗争的重要意义，也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内外政策的反动实质。
不久以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
这个声明已经得到美国人民、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响应和热烈支持。
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站在被压迫的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一边的，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正义斗争，是一定会得到完全的胜利的。
非洲国家首脑会议要求核大国停止一切形式的核试验，宣布非洲为非核化的地区，销毁现存的核武器，并且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撤出在非洲的军事基地。
中国人民支持这些有利于非洲人民和世界和平的决议。
美英苏三国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危害世界和平的大骗局。
这个条约使核大国，特别是美国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合法化，并且有权继续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
这个条约显然不是走向禁止核武器的第1步，而是便于核大国特别是美国进行核讹诈和核备战的一个严重步骤。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大阴谋。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并且倡议举行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为实现这个建议而努力。
中国政府的建议和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决议，为禁止核武器、防止核战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中国人民愿意同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坚决斗争，迫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承担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义务。
我们相信，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世界和平是能够维护的。
尊敬的肯尼亚朋友们，中国人民和肯尼亚人民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友好关系。
十五世纪初叶，我国著名的航海家郑和曾经率领船队到达肯尼亚的要港蒙巴萨，从而揭开了中肯两国友好关系的第1页。
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统治，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人为地割断了。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肯尼亚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为我们两国人民大大发展久已存在的传统友谊，创造了新的条件。
中肯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亚非人民的共同利益。
当然，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对于中肯两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是十分仇视的。
它们一直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
最近以来，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力图通过制造“两个中国”的办法，来破坏中国同非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蒋介石匪帮仅仅是美帝国主义刺刀支撑下的一个傀儡集团。
美帝国主义要想诱使一些不了解真相的非洲国家，同这个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反动傀儡集团发生联系。
很明显，这实际上是要割断这些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识破了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这种阴谋诡计。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是割不断、分不开的，新老殖民主义者的阴谋诡计，一定是要彻底破产的。
我们满意地看到，中国和肯尼亚之间的友好来往正在逐渐增多。
每次肯尼亚的朋友们来我国访问，都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欢迎，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和肯尼亚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这次以约翰·戴维·卡利先生为首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的来访，必将为进一步发展中、肯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人民愿意同肯尼亚人民一道，同全体非洲人民一道，高举亚非团结的旗帜，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为争取和维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胜利，为争取世界和平的胜利，共同奋斗，并肩前进。
最后让我们大家高呼：
中、肯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
首都集会欢迎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刘长胜会长、约翰·戴维·卡利团长和其他肯尼亚朋友在会上讲话
据新华社05日讯
首都各界一千五百多人今天下午举行集会，热烈欢迎以肯尼亚下院议员、下院执政党议会党团首席督导约翰·戴维·卡利为首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会长刘长胜，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李德全等出席了大会。
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在北京的非洲各国外宾，应邀出席了大会。
大会在政协礼堂举行。
会场上悬挂着巨幅标语：
“中国肯尼亚两国人民友好万岁！”
“中国非洲人民团结万岁！”
主持大会的张奚若会长致开会词以后，刘长胜会长、约翰·戴维·卡利团长和代表团团员：
上院议员瓦松加·西杰约，上院议员姆比尤·科伊南吉，内罗毕妇女组织者查那布·萨利姆夫人，下院议员、农业部驻议会秘书詹姆斯·奥索戈，下院议员、工程运输和电力部驻议会秘书杰雷迈亚·尼亚加等，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刘长胜在大会上讲话（全文另发）时，他感谢代表团带来了八百多万肯尼亚人民和全体非洲人民的友谊，赞扬肯尼亚人民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
他说，肯尼亚人民已经在今年06月间取得自治，并且将在今年12月间取得独立，这是肯尼亚人民长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结果。
刘长胜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
约翰·戴维·卡利团长在热烈的掌声中应邀讲话（全文另发）。
他说，我们的这次友好访问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并且是随着而来的好事情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们将尽力保持我们同你们国家所建立的良好关系，我们希望并相信你们也会这样做。
团长说，我们政府的对外政策是积极的中立。
我们将同憎恨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以及同它们进行斗争的任何国家进行合作。
瓦松加·西杰约和姆比尤·科伊南吉在讲话中介绍了肯尼亚人民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
西杰约说，我们必须继续促进肯尼亚和中国的友谊。
让我们大家共同来谴责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科伊南吉指出，肯尼亚人民在帝国主义统治下所进行的斗争同中国人民过去所进行的斗争是相同的。
查那布·萨利姆夫人谈到了肯尼亚妇女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茅茅斗争中的英勇事迹。
她说，我们的母亲们和姐妹们同我们的兄弟们一起，并肩地在森林里作战。
她们之中许多人同男人们一样被投入监牢或被拘禁，许多人在农村、营地和森林里的斗争中受到折磨和牺牲。
她说，现在肯尼亚独立已经在望，我们又同男同胞们一起加入了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以保护和保卫得来不易的自由。
她说，我们非常高兴能访问中国这个美丽的国家，并且看看中国妇女是怎样同中国男同胞们一起并肩战斗的。
她最后祝愿肯尼亚和中国的战斗友谊日益加强。
詹姆斯·奥索戈说，这次访问中国使我们了解到帝国主义者直到今天不让我们知道的许多事情。
帝国主义者听到我们党的第1个庞大的友好代表团前往中国时，感到很震惊。
他说，我们到现在所看到的事情使我们理解帝国主义者为什么不让我们了解在世界这一部分的兄弟们的情况的理由。
他们不要我们了解我们的兄弟们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取得了经济独立，因为这将使我们决心采取你们成功地管理你们国家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国家，从而不给他们以吸取我们血液的特权。
杰雷迈亚·尼亚加讲话以前，介绍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同与会群众见面。
他们每个人都站立起来高呼：
自由、团结、肯尼亚中国人民友好万岁、亚非团结万岁等口号，向群众致意。
这时，场上掌声如雷，一阵接着一阵。
杰雷迈亚·尼亚加在讲话中谈到了肯尼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不懈的斗争。
他说，自由的肯尼亚的国旗和国歌将骄傲地正式地在空中飘荡，肯尼亚将在世界各国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他强调说，肯尼亚仍然存在着争取和维护经济自由的斗争。
我们充分意识到附有条件的外国援助的危险性，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力图避免这一危险。
他说，我们准备自己管理自己，不管外面的人愿意说我们管理得多么坏。
肯尼亚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殖民地或傀儡了。
他说，我们对于你们的自由的人民政府十四年来在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疑地是很感动的。
他还说，我们在中国已经看到并且会见了愉快的基督教和穆斯林领袖们，他们在社交聚会中同共产党领袖们自由相处，而没有丝毫不和。
我们将把这种情况带回国去告诉我国人民，以消除我们一向所听到的一切谎言。
刘长胜和所有肯尼亚朋友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大会结束的时候，全场一千五百多人热情地欢呼：
“自由，肯尼亚！”
今天的大会是由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
出席大会的还有南汉宸、吴德峰、朱学范、许广平、吴晗、赵伯平、张执一、朱光、张铁生、曹孟君、王照华等各方面人士。

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
首都集会欢迎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刘长胜会长、约翰·戴维·卡利团长和其他肯尼亚朋友在会上讲话
据新华社05日讯
首都各界一千五百多人今天下午举行集会，热烈欢迎以肯尼亚下院议员、下院执政党议会党团首席督导约翰·戴维·卡利为首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会长刘长胜，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李德全等出席了大会。
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在北京的非洲各国外宾，应邀出席了大会。
大会在政协礼堂举行。
会场上悬挂着巨幅标语：
“中国肯尼亚两国人民友好万岁！”
“中国非洲人民团结万岁！”
主持大会的张奚若会长致开会词以后，刘长胜会长、约翰·戴维·卡利团长和代表团团员：
上院议员瓦松加·西杰约，上院议员姆比尤·科伊南吉，内罗毕妇女组织者查那布·萨利姆夫人，下院议员、农业部驻议会秘书詹姆斯·奥索戈，下院议员、工程运输和电力部驻议会秘书杰雷迈亚·尼亚加等，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刘长胜在大会上讲话（全文另发）时，他感谢代表团带来了八百多万肯尼亚人民和全体非洲人民的友谊，赞扬肯尼亚人民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
他说，肯尼亚人民已经在今年06月间取得自治，并且将在今年12月间取得独立，这是肯尼亚人民长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结果。
刘长胜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
约翰·戴维·卡利团长在热烈的掌声中应邀讲话（全文另发）。
他说，我们的这次友好访问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并且是随着而来的好事情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们将尽力保持我们同你们国家所建立的良好关系，我们希望并相信你们也会这样做。
团长说，我们政府的对外政策是积极的中立。
我们将同憎恨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以及同它们进行斗争的任何国家进行合作。
瓦松加·西杰约和姆比尤·科伊南吉在讲话中介绍了肯尼亚人民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
西杰约说，我们必须继续促进肯尼亚和中国的友谊。
让我们大家共同来谴责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科伊南吉指出，肯尼亚人民在帝国主义统治下所进行的斗争同中国人民过去所进行的斗争是相同的。
查那布·萨利姆夫人谈到了肯尼亚妇女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茅茅斗争中的英勇事迹。
她说，我们的母亲们和姐妹们同我们的兄弟们一起，并肩地在森林里作战。
她们之中许多人同男人们一样被投入监牢或被拘禁，许多人在农村、营地和森林里的斗争中受到折磨和牺牲。
她说，现在肯尼亚独立已经在望，我们又同男同胞们一起加入了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以保护和保卫得来不易的自由。
她说，我们非常高兴能访问中国这个美丽的国家，并且看看中国妇女是怎样同中国男同胞们一起并肩战斗的。
她最后祝愿肯尼亚和中国的战斗友谊日益加强。
詹姆斯·奥索戈说，这次访问中国使我们了解到帝国主义者直到今天不让我们知道的许多事情。
帝国主义者听到我们党的第1个庞大的友好代表团前往中国时，感到很震惊。
他说，我们到现在所看到的事情使我们理解帝国主义者为什么不让我们了解在世界这一部分的兄弟们的情况的理由。
他们不要我们了解我们的兄弟们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取得了经济独立，因为这将使我们决心采取你们成功地管理你们国家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国家，从而不给他们以吸取我们血液的特权。
杰雷迈亚·尼亚加讲话以前，介绍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同与会群众见面。
他们每个人都站立起来高呼：
自由、团结、肯尼亚中国人民友好万岁、亚非团结万岁等口号，向群众致意。
这时，场上掌声如雷，一阵接着一阵。
杰雷迈亚·尼亚加在讲话中谈到了肯尼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不懈的斗争。
他说，自由的肯尼亚的国旗和国歌将骄傲地正式地在空中飘荡，肯尼亚将在世界各国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他强调说，肯尼亚仍然存在着争取和维护经济自由的斗争。
我们充分意识到附有条件的外国援助的危险性，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力图避免这一危险。
他说，我们准备自己管理自己，不管外面的人愿意说我们管理得多么坏。
肯尼亚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殖民地或傀儡了。
他说，我们对于你们的自由的人民政府十四年来在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疑地是很感动的。
他还说，我们在中国已经看到并且会见了愉快的基督教和穆斯林领袖们，他们在社交聚会中同共产党领袖们自由相处，而没有丝毫不和。
我们将把这种情况带回国去告诉我国人民，以消除我们一向所听到的一切谎言。
刘长胜和所有肯尼亚朋友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大会结束的时候，全场一千五百多人热情地欢呼：
“自由，肯尼亚！”
今天的大会是由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
出席大会的还有南汉宸、吴德峰、朱学范、许广平、吴晗、赵伯平、张执一、朱光、张铁生、曹孟君、王照华等各方面人士。

沈雁冰举行酒会欢送朝鲜话剧观摩团
据新华社05日讯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今天下午举行酒会，热烈欢送以导演、人民演员李丹为首的朝鲜话剧观摩团。
沈雁冰部长和李丹团长在酒会上讲了话。
朝鲜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应邀出席了酒会，并在酒会上祝酒。
出席酒会的有张致祥、曹瑛、夏衍、徐平羽、周巍峙、欧阳山尊、张泽易、石羽、邓至怡、夏淳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首都文化艺术界人士。

约翰·戴维·卡利团长的讲话
我和我的代表团给你们带来我们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主席乔莫·肯雅塔总理个人的祝愿和敬意，也带来我们党和肯尼亚人民的祝愿和敬意。
我也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感谢中国人民给予我们的真诚和热烈的欢迎。
你们的款待和愉快心情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在我们所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像对待兄弟那样地接待我们。
当我们回国后，我们将把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情况以及这个国家人民的慷慨态度告诉我们那些不明真相的兄弟和姐妹们。
我们的友好访问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并且是随着而来的好事情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们将尽力保持我们同你们国家所建立的良好关系，我们希望并相信你们也会这样做。
我们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同一切人交朋友，而不树立一个敌人。
我们的政策是积极的中立。
我们相信全世界的和平。
我们相信人类的爱。
我们将不承继我们的前帝国主义主子的恨和爱。
由于科学的成就，世界已变得太小了；
必须依靠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和诚挚的领袖们，来努力使世界成为一个供无辜的普通男女们居住的快乐和和平的地方。
我们将同憎恨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以及同它们进行斗争的任何国家进行合作。
非洲今天好像是一只沉睡了很多年的巨象，有些人在它的身上建造了他们的小屋。
当巨象开始醒来时，它将把它们全部推翻，并且把里面的任何人摔掉。
我们在肯尼亚将不会温顺地满足于一面国旗和一只国歌。
我们知道，没有经济的自由任何自由都是不完全的。
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商品价格由任何欧洲或美国的国际资本来决定。
在肯尼亚将要这样做。
我们的代表团已经开辟了我们两个友好国家进一步联系的道路，我们希望我们的良好关系在今后将继续下去。
女士们和先生们，我们再一次对你们的款待表示非常感谢。

美国军用飞机两架侵入我国领空
我提出第257次严重警告
新华社05日讯
09月05日十时五十二分至十一时零二分，美国军用飞机一架，侵入我广东省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地区领空。
同日十一时十四分至十一时二十四分又有美国军用飞机一架，侵入我广东省西沙群岛的东岛地区领空。
对于美国军用飞机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257次严重警告。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
不参加世界新闻工作者第3次会见
不赞成这次会见脱离当前世界人民反帝共同任务而只谈职业问题
新华社04日讯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今天发表声明，决定不参加将在今年09月下旬举行的世界新闻工作者第3次会见。
声明的全文如下：
国际新闻工作者合作委员会（总部设在罗马）发起的世界新闻工作者第3次会见定于今年09月下旬举行。
据合作委员会的公报，这次会见是一次有意避开当前全世界人民所面临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共同任务而只谈职业问题的会见。
筹备者为会见规定的三项议程是：
（1）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与职业条件；
（2）新闻工作者在人民交往中；
（3）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报刊和新闻情况。
会见的方式是：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开幕，然后乘船沿地中海港口旅行，在贝鲁特闭幕。
乘船旅行十四天，要求每个代表和某些参加国家担负乘船旅行的费用和供应船上铺张生活的物资。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不赞成第3次世界新闻工作者会见脱离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政治任务而只谈职业问题，也不赞成这次会见支出庞大的费用去进行游览。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认为：
1960年在巴登举行的世界新闻工作者第2次会见，曾经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通过了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决议。
第3次会见理应继承和发扬巴登会见的成就，反映当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新的发展，反映广大的民主新闻工作者在斗争中的成就和加强战斗团结的愿望。
但是，合作委员会中的一些人，却热中于组织一次脱离政治只谈职业问题的记者旅行，这显然是不符合广大的民主新闻工作者的要求和会见的历史任务的。
1963年02月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在雅加达举行主席团会议曾经讨论了关于第3次会见的计划。
当时已经知道有些国家的新闻界同业曾经表示：
会见的斗争目标不明确，而且，如果不能寻求时间短、花费少的办法，他们将不能去参加。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代表在会上曾建议增加一项议程，即：
“新闻工作者在报道世界人民斗争，特别是报道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
又建议会见到非洲国家举行，以表示对在战斗中的英雄的非洲人民的支持；
我们还指出：
应尽可能缩短会见的时间和减少费用。
当时主席团会议通过决议，赞成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建议增加的议程列入第3次会见议程；
并要求会见在地中海亚非地区举行，也考虑只在一个地点举行。
非常遗憾的是，合作委员会书记处既不重视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会议的合理建议，也没有即时召开扩大的合作委员会会议来重新研究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一直在积极推行它的原订计划。
据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负责人来信说：
合作委员会书记处准备在会见前夕召开合作委员会会议。
但这次会议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这从合作委员会书记克鲁依契（意大利）07月中旬写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信中不难找到答案。
克鲁依契在来信中说：
会见“既不能更改日程，也不能增加其他的东西”。
“我们想要组织召开的会议，是确定关于第3次会见的细节，因为日程是不能改变的”。
请看，这是多么的独断专行啊！
哪里像是一个国际民主组织负责人的应有态度？
07月30日，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麦斯纳（捷克斯洛伐克）向各会员团体发出通知，这个通知实际上是要大家按照合作委员会的计划去参加会见。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不同意这样作。
我们坚决主张实现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雅加达会议的决议。
对于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不努力实现主席团会议决议，反而积极推行合作委员会的错误计划，我们深表遗憾！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坚决主张第3次会见应该继承和发扬巴登会见的传统和成就，应该符合世界各国民主新闻工作者团结战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要求。
反对利用巴登会见的巨大影响来欺骗各国民主新闻工作者去参加实际上只是一次乘船游览的会见，从而把会见引上歧途，埋葬巴登会见所取得的成就。
为了维护巴登会见的传统，维护国际记协主席团的决议，反对第3次会见组织者的独断专横的不民主的作法，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声明不派代表去参加这次会见，也不承担这次会见的任何义务。

初步总结今年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制订明年计划
朝鲜劳动党举行七中全会
郑准泽作报告强调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路线
新华社平壤04日电
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第4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03日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的主持下开幕。
参加全体会议的有劳动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干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的负责干部，工厂企业和农村经济部门的行政和党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各群众团体的负责干部等。
这次全体会议的议程是：
一、关于1963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初步总结和1964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二、关于增加畜产品的生产。
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郑准泽、内阁农业委员会委员长金万金分别就第1项和第2项议程作了报告。
报告后，进行了分组讨论。
全会将继续进行。
新华社平壤04日电
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郑准泽03日在朝鲜劳动党四届七中全会上作了“关于1963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初步总结和1964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总结1963年成绩时说，由于全面建立了大安工作体系和新的农业领导体系，由于彻底贯彻了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新的大高潮。
现在可以断言，为完成今年计划而进行的斗争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据初步总结，工业总产值计划将超额完成，预计将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
他说，机器制造部门生产了七十五马力拖拉机和四立方米掘土机。
重工业部门正在顺利地进行江界青年水电站、降仙炼钢厂无缝钢管车间、黄海钢铁厂粗轧车间和化学车间等新建和扩建工程。
轻工业部门一方面巩固二亿五千万米纺织品高地的成就，一方面扩大了消费品生产，显著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他说，农业部门出现了新的转变。
增加农村劳动力、巩固农村阵地是当前农业发展中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我们党组织了全党全民支援农业的运动。
灌溉受益面积增加了四万四千町步（每町步等于十五市亩）。
今年虽然遭受水灾，但农作物全面生长情况良好，预计将获得历年来少有的丰收。
郑准泽在报告中指出：
“生活再次证明，我们党一贯坚持的自力更生和自主民族经济建设的路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路线。”
郑准泽在报告中提出了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
他说，1964年在七年计划中是新的转变的一年，中心的任务是：
进一步加强和合理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自主经济基础，大力增加消费品生产，划时期地提高人民生活。
从这点出发，我们要做的工作是：
（一）轻工业、机械工业企业和中央工业企业的生产生活必需品车间集中一切力量大力进行消费品生产；
（二）使重工业积极保障消费品的迅速增长，决定性地促进煤炭、矿业、林业等采掘工业的发展，巩固地建立工业的原料、燃料产地；
（三）增加粮食生产，特别是提高稻产比重，同时迅速发展畜产业和果木业，使轻工业原料和各种食品更加丰富。
他指出，我们要保障生产发展的高速度，争取在一两年内使消费品生产出现巨大变化。
郑准泽提出，明年工业总产值将比今年预定实际增加百分之二十一，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百分之十三，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百分之三十五。
他说，明年重工业的中心任务是先行发展采掘工业，继续为重工业贴补肌肉，迅速发展再加工工业，使重工业更有效地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
明年，电力预计达到一百零七亿一千五百万度，煤炭生产预计比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采矿部门将生产四百万吨铁矿石，并增加有色金属矿物生产。
黑色冶金工业预计生产一百二十七万吨生铁和粒铁，一百一十六万七千吨钢，八十万七千吨钢材。
明年计划生产九十五万吨化肥，三万四千吨化学纤维和七千多吨合成树脂。
明年将生产机床三千二百台，拖拉机四千二百台（其中大型拖拉机二百台），汽车四千多辆。
他说，明年轻工业部门将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占领三亿米纺织品高地。
文化用品及日用品产值将增长一倍。
明年水产部门预计生产水产品八十万吨，其中鱼六十一万吨。
郑准泽说，农业部门将继续巩固五百万吨粮食高地，特别是大力增加稻产，显著发展畜产业和经济作物生产，充分保障工业原料。
明年将扩大水田四万町步，使水田总面积达到六十二万四千町步。
明年将供应农村二千六百多台拖拉机、二千五百多台汽车、七十八万吨化肥，同时把二十万人以上的劳动力分配到农村。
他说，明年基本建设部门总投资为八亿四千六百万元，比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其中百分之八十将用于生产性建设。
他说，明年计划在平壤进行庞大的建设，使它成为更雄伟的文明城市。
他说，明年国民收入将比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职工实际收入将增加百分之八，农民的实际收入将增加百分之十四。

09日05日，首都各界隆重集会，热烈欢迎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左图是大会主席台。
右图是大会会场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作国会副议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副主席鲁克曼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作国会代表团一行十四人，在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的途中，09月05日到达北京。
图为在机场和欢迎者合影。
持花者是鲁克曼团长
新华社记者　刘长忠摄

把人间地狱化为地上乐园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　郭沫若
新华社05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应越南通讯社驻北京记者黎思荣之请，于09月02日以《把人间地狱化为地上乐园》为题撰文，表示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和佛教徒的正义斗争。
文章全文如下：
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吴庭艳集团在越南南方的血腥统治，完全是美帝国主义所一手扶植起来的。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发动了一场肮脏的特种战争，继承了日本法西斯所使用过的“三光政策”，甚至用毒剂来屠杀越南南方人民，制造了极其野蛮的大规模集中营——所谓“战略村”，把越南南方的部分地区，早就弄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最近几个月来，吴庭艳傀儡集团更加变本加厉，对越南南方人民和佛教徒进行着血腥镇压。
有几百名和尚已被打死打伤，几千名佛教徒和几千名大中小学校学生被逮捕，焚烧寺院，封闭学校，使用毒气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甚至宣布了全国戒严。
这一滔天罪行，激起了越南南方人民的无比愤怒，像风暴中的海涛一样的声势浩大的人民反抗斗争正在继续展开。
越南南方人民和佛教徒的正义斗争，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支持正义的人民广泛的支持。
08月28日，胡志明主席发表了声明，严厉驳斥了美吴集团，坚决要求美帝国主义撤出越南南部。
08月29日毛泽东主席同样发表了声明，代表中国人民全力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并号召全世界人民坚决站在越南南方人民一边，争取最后的胜利。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胡主席的声明，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号召。
我们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要作出最大的努力，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相信，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也都会坚决地站在越南南方人民的一边，迫使美帝国主义滚出越南南部。
吴庭艳的反动政权，在越南南方人民的大包围中，已经摇摇欲坠了。
这不用说，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的严重不安。
美国肯尼迪政府，为了保持在越南南方所夺取的利益，正在假惺惺地装出一个同情越南南方人民和佛教徒的面孔，企图推卸罪责，转移视线，以便进一步加强它的反动控制。
肯尼迪政府是惯会披上羊皮的狼。
我们相信，富有斗争经验的越南南方人民，是不会受它的欺骗的。
吴庭艳这条走狗，即使被美帝国主义换为另一条走狗，同样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已！
我们相信，身受苦难的越南南方人民是决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逃避责任的。
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瘟疫的传播者，它不撤出越南南部，越南南方人民便不会有幸福与和平。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周围，争取越南南方的解放、争取越南南北的统一吧！
像胡志明主席所号召的那样，彻底把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赶出越南南部，不允许越南南部有任何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存在！
越南人民的事务要由越南人民自己处理！
今天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的十八周年纪念日，北京有“越南争取祖国统一斗争美术作品展览”开幕。
我到展览会上曾亲眼看到了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争取祖国解放和祖国统一的斗争中的如火如荼的英雄业绩。
美吴集团的滔天罪恶，也活鲜鲜地呈现在眼前。
但尽管美帝国主义怎样灭绝人性地焚烧残杀、放射毒剂，吓退不了英雄的越南人民。
尽管有那么些恐美、亲美、崇美的卑鄙无耻者睁着眼睛扯谎，为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怎么能够欺骗得了受苦受难十分深重的越南南方人民呢？
我坚决相信：
越南南方的兄弟姊妹一定会踏着女英雄武氏六、英雄李子重的血迹，奋勇前进，使越南南北归于一统，使越南南方的人间地狱化为和北方一样的人间乐园。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西哈努克亲王为柬《民族主义者》周刊撰写社论
支持我国政府建议揭露三国条约骗局
指出疯狂攻击中国建议的某些国家，是决意要统制和摆布其他国家的命运。
条约倡导国想使各国签字，是为了推行卫星化的政策。
条约只是笼络人心的行径，其漂亮字句消除不了给人们的恶劣印象。
我们宁愿孤立而同中国站在一起，而不愿意反对中国而孤立。
新华社金边03日电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为最近一期的《民族主义者》周刊撰写的一篇题为《莫斯科条约和我们》的社论，表示支持中国政府关于召开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的建议，并指出美英苏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骗局。
西哈努克亲王说，中国政府的建议“能使那些对人类命运共同负责的领导人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他还说，这样的世界性会议“还会使大多数真诚希望和平的无核国家政府有可能对大肆扩军和发展核危险的负责人的俱乐部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结束他们的疯狂竞赛。”
西哈努克亲王在谈到疯狂攻击中国的建议的某些国家时说，“只能这样来解释：
某些大国决意要把世界的其余部分排斥在它们认为的只有它们才能独占的地盘之外，统制其它国家和摆布这些国家的命运。
这样一来，无原子的人类就只有赞扬它们耀武扬威的行径的权利和义务。
包括我国在内的某些国家要是采取小心翼翼和徒劳的保留态度的话，那就成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独立的表现。”
他说，“条约的倡导国想尽办法来使尽量多的国家在条约上签字，这表明，它们一方面反对各国平等参加会议，同时又坚持要各国表示赞同。
总而言之，这是在举行会议和签订条约方面推行卫星化的政策！”
西哈努克亲王在谈到柬埔寨对莫斯科条约所采取的立场时写道，有三个理由使柬埔寨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
这三个理由是：
“第1，我们要始终忠实于我们一贯为自己制定的行动准则：
我们决不在我们没有参加讨论和起草的国际条约或协定上签字。
这丝毫不是沙文主义或傲慢的表现，而只是出于谨慎。”
他说，“第2，柬埔寨现在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核国家。
它在这方面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性。
至于承担不让别人在我国的领土上试图进行核试验和核爆炸的义务，那么也显而易见，我们规定我国严守中立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正式遵循莫斯科条约的这个条款。”
他又说：
“第3，我们应该承认，莫斯科条约没有满足我们的希望，并且给我们留下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印象，感觉它是不完全的、未完成的。
不幸，我们可怜的人类也没有在我们的前途方面得到保证，因为条约（这是条约的一个缺陷）一方面正式地把目标局限在大气层的卫生上，而另一方面却为倡导国保留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泰然制造核武器的权利。
很难认为这是充满崇高的感情的！”
他还说，美国“急忙地让自己国内和它的阵营放心，说它将不会不增加地下试验，再说这种试验已经恢复了。
因此莫斯科条约对于毫无防御核危险能力的我们来说，就像是‘苏格兰的淋浴（一阵冷、一阵热）’。”
亲王说：
“事实上，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三个首要签字国拒绝缔结一项肯定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的条约。
而正是他们而且也唯独他们是核武器的主要生产者。”
他写道：
“（莫斯科条约）序言中的漂亮字句消除不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特别是条约第4条所引起的严重不安，第4条规定：
各方如断定与本条约内容有关的非常事件危及本国的最高利益，为行使国家主权，有权退出条约。”
他说，“预言自称本着和平愿望的一项条约会危及条约倡导国本身的最高利益，是一种令人不解的和无疑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放肆之举。
不过这只能加深我们的这种印象：
莫斯科条约只是对于未来的国际局势的缓和、世界和平和我们可怜的人类的命运没有多大价值的一个骗局和笼络人心的行径。”
西哈努克谈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最近在美国参议院的声明时说，“根据这项声明，美国必须发展地下试验的计划并且随时准备好一经在极短时间内的先行通知就恢复大气层试验。
因此，条约甚至没有引起那些拟订条约的人的信任，更不用说两个原子巨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了！
只要两个大国之一提出在第4条中载明的危险而中断大气层试验的休战，那么随之而来的国际紧张局势将给世界带来比条约缔结之前出现的威胁远为严重得多的威胁。
在这样的前景之下，如果任何一个大国（看来很有可能）撕毁条约——至少在法律上不会因而受到谴责，那么，签字的小国就显得太可怜了。”
他说，所有这些考虑，使柬埔寨“更加认真地、严肃地当然也是客观地来研究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
“两大阵营中的某些国家的宣传把这一建议说成完全是笼络人心的、甚至是对真正爱好和平的各国政府的侮辱。
至于我们，考虑到了我们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实在看不出，周恩来先生的政府提出的主张比其他国家政府就同一问题和同样的考虑提出的主张在什么地方更加笼络人心和更加不现实。”
西哈努克亲王在驳斥那些认为中国提出的召开世界会议的建议不如召开一次由有限的几国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现实的人说，“我们有权指出：
极有限的国家为谋求达成一项裁军协定举行的所谓工作会议，并没有获致显著的成果。
在这方面，没完没了的和极其令人失望的日内瓦会谈的例子是说明问题的！”
他最后写道，“对于那些因为我们赞同其符合我们愿望的建议硬要把我们说成是人民中国的顺从的和胆小怕事的卫星国的那些人，我只能再次向他们说，我们始终是完全独立地思考问题的。”
西哈努克亲王谈到由于柬埔寨拒绝在三国条约上签字有人把柬埔寨说成是“孤立”时说，“不知道有多少次，人们把我们保持中立和拒绝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说成是孤立！
很抱歉，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没有因此而受影响。”
他说，“无论如何，我们宁愿孤立而同中国站在一起，而不愿意反对中国而孤立，只有中国是准备同我们并肩战斗以保证我们的生存的国家，如果我们的生存遭到直接威胁的话，这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小国是极为重要的。”

金一接见中朝友协代表团
新华社平壤04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内阁第1副首相金一，今天晚上接见了由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率领的中朝友好协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宗恒。
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也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