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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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4日讯 今天北京一万多名干部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热烈地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和由他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全体同志。
艾地同志应邀在会上作了题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若干问题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长篇报告，他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等同志，以及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系统和人民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出席了欢迎大会。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场上悬挂四幅巨大红色标语：“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团结万岁！”
“中国、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友好万岁！”
上午九时，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蒂斯曼等同志，由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同志陪同走上大会主席台。
这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在主席台入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员，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委员苏吉约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东加里曼丹大地区委员会书记法赫鲁勒·巴拉克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北苏门答腊大地区委员会常务委员拉库特·森比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扎因·纳苏蒂安，艾地同志的秘书雅各布逊·吞让。

彭真同志在会上首先致欢迎词，他说，艾地同志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崇高声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袖，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杰出的战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卓越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和战友。

他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和战斗性的强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一个同印度尼西亚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全国性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突击队。
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外最大的共产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之一。”
彭真同志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光辉成就，是它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结果。
他强调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鲜明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反对分裂。
他们具有高度的原则性，绝不随风倒。
他们忠实于各国兄弟党共同的协议，同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教条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他们继续不断地揭露叛徒铁托集团充当美帝国主义别动队的罪恶活动。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表现出了无限忠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彭真同志最后说：“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在共同斗争的烈火中结成的，是久经考验的。”
他说，在今后的斗争里，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印度尼西亚人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艾地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作报告，他在报告开始时向大会转达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百五十多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和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最热烈的、衷心的问候。
他说，今天这个隆重热烈的集会，“是中国人民对正在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越来越高涨的声援大会”。

艾地同志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印度尼西亚社会和革命的几个问题”，在这一部分他谈到了五个问题：一、印度尼西亚的自然环境和居民；
二、印度尼西亚历史简况和民族运动的成长；
三、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
四、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
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权问题。

艾地同志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关于党的建设的一些经验”，他在这一部分中谈到了四个问题：一、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设成为既是群众性的党又是精干的党；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对党的建设的意义；
三、从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为强大的共产主义组织；
四、党的建设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

艾地同志在结束他的长篇报告时着重指出，他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不外是要进一步增强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亲密团结。
他最后高呼：“伟大、英勇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永恒友谊万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永恒的友谊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万岁！
在伟大的不可战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指引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万岁！”
艾地同志的报告结束时，全场发出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
彭真同志表示热烈感谢艾地同志给大家所作的报告。
这时，艾地同志在扩音器前热诚地用中国话高呼：“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友好万岁！”
彭真同志也高呼：“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友好万岁！”
艾地同志接着又用中国话高呼：“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友好万岁！”
这时，全场活跃，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艾思奇、贾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裴丽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外交部副部长黄镇，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徐光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马纯古，全国妇联副主席杨之华、书记处书记杨蕴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琦涛、王照华，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会长包尔汉、副会长萨空了。
出席大会的还有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塞，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等。

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

参加大会的同志们热烈欢迎艾地同志和他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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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4日讯 日本共产党访华团一行十二人，由团长、日共中央委员、日共中央机关报经理局局长竹中恒三郎率领，3日乘飞机从上海到达北京。
访华团团员有工藤四郎、田口俊郎、安井真造、石母田达、林田芳德、铃木松助、小山袈裟雄、濑户川元信、佐武弘、桑原信夫、三小田竹治等同志。
访华团在到北京以前，曾在上海、杭州参观访问。

今天到飞机场欢迎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张香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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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总参谋部最近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步兵侦察分队捕俘动作训练经验交流会议。

会议一开始，由几个部队侦察兵代表队表演了捕俘动作。
北京部队的一名侦察兵隐蔽而迅速地扑向对方哨兵，一个“掏裆”加一个“锁喉”，便将对方擒住。
沈阳部队的两名侦察兵悄悄地进入对方堑壕，将对方哨兵按倒在地，守下武器，捆绑起来，迅速抬走。
济南部队的一名侦察兵接近对方哨兵时，由于动作有了响声被对方发觉；
对方哨兵猛刺过来，他一闪身便将对方的枪握住，随即“踢裆”、“贯耳”、“别臂”，制服了对方。
福州部队一名侦察兵捉住对方一人，途中对方企图反把，他连打几拳便将对方压了下去。
广州部队的一个小个子侦察兵，紧握两拳，动作象猴子那样灵巧，斗得手拿首的对方步步后退，他虚晃一拳猛扫一腿，将对方绊倒，夺下匕首……。
人们看着这些侦察兵的精采表演，禁不住连声叫好。

现场会上，南京部队一个侦察班还表演了运用郭兴福教学经验的情况。
每练一个项目，班长都是边讲边示范，还不断地表扬苦练精神好或动作正确的同志；
演练告一段落，就进行评比；
总结归纳时，班长首先严格检查自己的缺点。
大家看完这个生动活泼的训练场面，无不称赞。

他们所以能练出这样好的成绩来，是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的。
如北京代表队的同志，每天都练拳打脚踢的基本功。
起初用拳打“千层纸”或打沙袋，大部分同志的拳都打出了血；
经过两个多月的苦练，普遍由一次最多只打五十拳，上升到一次能打五百拳甚至八百拳。
他们每天都练几十次擒拿格斗。
由于天天这样摔打苦练，他们不仅提高了捕俘技术，锻炼了顽强意志，还普遍增加体重五斤以上。
再如南京部队这个侦察班开始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有机械照搬的缺点，显得有些呆板；
以后他们研究了侦察兵执行任务的特点，边练边改进。
班长宋圣章看过一部战斗故事影片，就琢磨怎样用影片的故事来教育全班练本领；
在演练“搜索居民点”之前，他就去观察房屋、院落的具体特点。
在他的带动下，全班同志在训练中都能出点子，使训练既符合实战要求，又生动活泼。

通过互相观摩动作和广泛交流训练经验，会议明确了侦察兵捕俘技术训练必须贯彻几条指导思想：一、捕俘仍然是今后在战场上获取情报的重要手段之一。
因为从俘虏身上，能够直接了解到敌人军事情况和政治情况，为首长定下战斗决心提供有益的材料，这是任何现代化技术器材不能代替的。
二、以侦察兵捕捉敌人的需要为依据，本着少而精的训练原则，首先着重把基本功、基本动作练硬，然后结合侦察战术情况进行应用练习，反对形式主义。
三、从困难情况出发多准备几手，培养英勇顽强和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敢于同持枪拿刀的敌人搏斗，要有在主动时防止变为被动、在被动中能够迅即转入主动的高超本领。
四、大抓活思想，发扬军事民主，把练思想、练作风、练动作和练体力紧密地结合起来，使训练达到快、准、猛、狠、活的要求。
五、既要严格要求，勤学苦练，又要本着循序渐进的规律因人施教、耐心教练，以便既能打下牢固的技术基础，又能在各种情况下灵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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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4日讯 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接见由缅甸政府劳工局副局长纽丁上尉率领的缅甸劳工友好代表团，并且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顾大椿在座。

接见时缅甸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吴钦貌格礼也在座。

新华社4日讯 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接见缅甸教育部辅加秘书耶吞中校和由他率领的前来我国访问和进行友谊足球队，并且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在座。

接见时缅甸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吴钦貌格礼也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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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4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今晚举行歌舞晚会，欢送参加1963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锦标赛的各国代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将、副主任潘振武少将，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伟大校，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牟作云等，今晚和客人们欢聚一堂观看了演出。

晚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团演出了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的歌舞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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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任命耿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免去李一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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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3日电 2日莫斯科时间十三时整，二十余名苏联男女公民成群结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前进行了有组织的挑衅性反华示威。

这二十多名苏联公民手挽着手地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座落的“友谊街”上，从东北方向西南方沿着使馆的院墙走着，并且有节奏地齐声高喊：“我们不愿意死！”
“我们不要战争！”
“中国可耻！”
“中国人可耻！”
“可耻！
可耻！
可耻！”
其中还有人向着大使馆挥舞拳头。

这一批挑衅分子簇拥着走过中国大使馆，然后又折回到大使馆的领事部门前，气势汹汹地看着中国大使馆的值班工作人员，提出了一系列歪曲中国政府正确政策的问题：“你们要战争，还是要和平？”
“为什么中国不在莫斯科条约上签字？”
“你们知道，你们是和谁站在一起吗？”
“为什么中国政府声明反对同美国达成任何协议和妥协？”
“这一批自称是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生的挑衅分子们在大使馆门前逗留到十二时三十分才离去。

平时，中国大使馆门前只有一名苏联民警，近来已增为两名。
在这一事件发生时，有三名苏联民警在场，他们目睹了这一严重的反华挑衅行动的经过。

当天莫斯科时间十六时三十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提出口头交涉，指出这一行为是破坏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恶化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挑衅事件，中国大使馆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
中国大使馆要求苏联外交部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左图 九月二日，苏联男女约二十余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前进行挑衅性反华示威，并气汹汹地拉着中国大使馆的值班工作人员，提出了一系列歪曲中国政府正确政策的问题，在场的苏联民警目睹了这一严重的反华挑衅行动的经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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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9月2日，二十余名苏联男女结伙，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门前，进行有组织的反华挑衅性示威。
这批苏联人自称是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这是反华示威的挑衅分子为了怕人们照下他们的嘴脸，慌忙用手掩面，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破坏中苏人民友谊的行为。

（新华社发）

作者：孟虎戴彗

8301部队五连学习硬骨头六连有过一段曲折的路程。

五连和六连有着光荣的战斗友谊。
它们是在冀中敌后同时成立的。
日本投降以后，又肩并肩去保卫延安，后来又都参加志愿军，手拉着手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这两个连队都以刺刀见红、硬骨头闻名，曾一起打过很多漂亮仗。
两个连队的战友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互相支援，同生死，共患难。
目前，这两个连队又在同一个饭堂吃饭，同一个操场练兵。
可是，当领导上号召向六连学习之后，五连却走了一段弯路。
有人说，在向四好高峰前进的道路上，五连走了一段弓背，六连走的是弓弦。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有段颇有教益的故事。

路子不对——

表面上学先进，心里不太服气，学习收效很小。

早在三年前，师长徐文礼到六连当兵传作风，六连工作大有起色，进一步发扬了硬骨头精神。
团里就号召各连向六连学习，可是，五连有的干部说：两个连队都差不多，学六连没啥学的。
有些战士也说：六连不错，咱们也不赖，只是咱们的东西没有宣传出去。
一些排长问连领导上学六连怎样订计划，连长说：“学就行了，搞什么计划！”
接着，就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

团考核战术，六连成绩突出，评为第一。
不久，比赛投弹，营里让各连自划场地投了报成绩。
五连连长怕有蹊跷，趁六连投弹的时候，亲自到现场“参观”。
他先在起点看战士投弹踏线不踏线，又到落点看报的成绩确实不确实。
到处都找不出毛病，又怀疑六连场地不够长，作为意见反映到营里。
营里派人量了六连的场地，不仅不短，还稍长一点儿。
结果六连投弹成绩超过了五连。
可是，这并没有使五连有些同志服气。
他们决心要争口气压倒六连。
谁投弹投得远，赶上六连，就给予队前嘉奖。
经过一番突击之后，正赶上上级考核五大技术，五连成绩突出，先后在团、师五大技术比赛中得了总评第一名。
这时，五连有的战士就说：六连还得追赶咱们哩！

可是，事情总不象五连有些同志想的那么顺当。
五连第一次评为四好连队以后，各项工作却开始往下滑。
后来的几次比武，五连都落在六连的后边了。
最恼人的是一个月内接连发生了三次事故：走火、丢失手榴弹不说，连炮栓也丢了。

追根求源——

找出自满背后的问题，明确学六连就是要按高标准创造四好连队。

形势急转直下，全连都很着急。
问题在哪里呢？
团副政委薛存礼对五连的干部说：学习先进的目的不是比个高低，谁压倒谁，如果抱这种态度去学先进，怎么也学不好。
任何先进单位都是有缺点的，学先进是要学它的优点，取长补短。
过了几天，团政治处副主任姬仲超又专门到五连，向他们介绍了其他连队学六连得到不断进步的情况。
给他们指出：学六连是按军委、林总指出的建军方向前进的问题，也是怎样创造高标准的四好连队问题。
一席话，给了五连干部很大启示。

支委会上，大家首先学习了毛主席有关提倡谦虚谨慎、反对骄傲自满的论述，然后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分析、认识。
指导员张全玉说：“我们对学六连的意义认识不清楚，态度不对头。
不服气，豆腐里挑骨头，怎么学得好呢？”
支委、二排长常天宝说：“六连的优点很多，可咱们就是睁眼看不见。
咱们有点长处，人家就来学习。
二排训练成绩比较好，人家专门请我去报告。
五班在团里比赛五大技术得了第一名，六连当场就访问了五班，还请五班长给他们介绍了领导训练的经验。
再说，六连对我们的帮助也是实心实意的。
上次考核射击，六连先打，打完以后，连长张德胜腿上生疮，还拄着棍子带着七名优等射手，走好几里路，来咱们预习场帮助检查了两天。
人家多谦虚多热情呀！”
另一些支委也举出六连许多长处。
有的还说：“兄弟部队不远千里来学六连，我们相隔几步远，反而不愿意学，就这一点也说明我们的态度有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只有用自己的短处，比别人的长处，才能学到东西。
自满的问题不解决，学六连只能是句空话。
这时，指导员又问大家：“为什么我们有一点成绩就自满呢？
学六连没有学好是不是单纯自满情绪作怪？”
这一下可把大家问住了。

会开不下去了，大家就再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林彪元帅关于连队建设的指示，重读了《解放军报》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才挖出自满的根子来。
有的同志说：“我们是从比较低的标准创造四好，一评上就以为达到目的，不再努力前进了，而不象六连那样明确创四好的根本目的是提高部队战斗力，处处严格要求，提高标准，向四好更高的顶峰攀登。”
有的说：“我们搞训练主要为了争取好成绩，和六连比个高低，而没有象六连那样处处从打仗能否过硬着想。”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清楚了。
原来，在自满的背后还隐蔽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创四好的目的意义认识不明确。
这是“胜就骄、败就馁”的根子。
学六连也就是要学习他们按军委、林总的指示，高标准创造四好连队的经验；
学习他们平时一切工作着眼于打仗这个指导思想。
找到了问题所在，也明确了学六连的努力方向，党支部就做出虚心学六连创造高标准的四好连队的决议。
接着，召开了党团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动员教育。

奋起直追——

从连史教育中认识到硬骨头作风是恨敌人爱人民的集中表现，一点一滴学习六连压倒困难、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

从何学起呢？
党支部确定从连史教育入手，使大家认识到：硬骨头精神是我军的传家宝；
学习硬骨头精神，就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这一天，五连请六连连长张德胜回连讲连史。
张德胜说：“我是从五连调出去的。
在战争的年代，我和五连的战友们一起打过仗，感情很深。
以前两个连队有点隔阂，我要负责任，今天就来做个检讨。
将来打仗，我们要同生共死啊！”
接着，他向大家介绍了五连的一段历史荣誉。
五连在解放战争中出过著名的爆破英雄梁百树等模范人物。
宜川战役瓦子街战斗，五连打了一次出色的“掏心战”，受到纵队首长的表扬。
抗美援朝战争中，出现了一人坚守一个山头，用手榴弹炸死敌人一百一十多名、打退敌人轮番冲击的志愿军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赵积华，出现了一人以冷枪消灭八十多个敌人的二等功臣、特等射手刘学智。
一排是行军模范排，人称“铁脚板”。
五班是英雄班，二班是战斗功臣班，七班是冷枪歼敌的功臣班，八班是打坑道的功臣班。
张德胜鼓励大家继承和发扬五连的光荣历史。

五连的同志们听了，深受感动。
都说：硬骨头精神原来我们连里也有，只是过去失传了。
经过座谈讨论，大家进一步明确，硬骨头精神就是恨敌人爱人民的集中表现，学习硬骨头精神，就是要坚持敌我分明的阶级立场，发扬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他们在平时训练和日常工作中，一点一滴地学习六连，培养硬骨头作风。
冬天，北风刺骨。
两个连在一起射击预习。
休息的时候，六连战士练投弹，五连有的战士就找个避风的洼地躲起来了。
二排长说：“同志们！
学六连就要学他们压倒一切困难勇往直前的硬劲，来，咱们也投弹吧！”
于是，大家立即冒着寒风练习投弹了。
进行第四练习射击预习的时候，烈日炎炎，有的同志怕热，拿树枝挡阳光，有的戴草帽练习。
连领导就指出：这样练不出硬功夫，学习六连就要不怕苦不怕累！
大家立即改过来，把树枝扔掉，把草帽放下，冒着炎日，苦练不懈。
结果，第四练习射击成绩跃居全团第一。

五连干部们也以六连干部为榜样，处处带头培养硬骨头作风。
行军中，连的干部背着自己的背包，还帮助战士扛枪。
一次战术演习中，连长和战士一起滚爬，荆棘把手划破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他仍坚持作完示范。
劳动生产中干部也个个争先。
战士反映：干部有这股子硬骨头精神，咱们还有什么说的！

各班都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与六连的许多班挂钩，订了“互助公约”。
如一班有的同志团结不好，二班有的同志家庭问题多，他们都各在六连找了学习对象。
战士们还主动到六连访问、取经和联系，及时发现对方的长处和自己学习中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五连各班到六连访问学习已有一百多次。

五连面貌发生了变化。
原先要求探家的老战士，现在都互相推让。
今年，许多超期服役的老战士给党支部送了留队申请书，表示要坚决握紧枪杆子。
战士们牢固地树立了战斗队的思想。
目前，他们射击是全团第三名（六连第二名）。
全连有神枪手八十二名，五十米以上的投弹能手六十一名，全连平均投弹成绩达到了四十八点六米。
刺杀、战术、队列等课目的成绩也都接近和赶上了六连。
而他们从六连学到的那种勇往直前的硬骨头精神，就无法用数字来表现了。

作者：丁泳年傅仕伦李之熙冯志贤戴景山

本报讯 在解放战争时期荣获“爱民模范连”称号的3088部队八连，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的几年里，不管驻在哪里，都积极支援人民公社。

几年来，八连曾在两个县的五个公社驻防。
他们每到一地，便主动与公社挂钩，根据公社的需要大力进行支援，年年超额完成上级规定支援公社劳动日的指标。
今年春天驻地大旱，直到播种期末尾才下了一场大雨，八连自己正趁机突击抢种，但是当他们听到附近几个生产队因为人力少，抢种不及的时候，撂下自己的活计，立即帮助公社抢种，一直把几百亩稻田全部插上秧以后，才腾出手来连夜播种自己的土地。
黎树沟生产队一部分土地因人力不够准备撂荒，八连知道后，又主动拿起锹镐，迅速把它改成旱田，种上了晚秋作物。

当公社遇有灾害的时候，八连是全力以赴进行抢救。
有一次，民主屯生产队发生火灾，八连的战士们在火场钻进钻出，把队里三万多斤粮食全部抢救出来。
今年夏天，驻地连降暴雨，河水猛涨，甲黑大队东沟水库的堤坝有一处决了口，洪水汹涌而出。
战士们迅速赶到，站在急流中手挽手筑成一道道人墙，奋战了两个小时，终于把堤坝修复，保证公社的大片庄稼免受损失。

几年来，八连驻在哪里，宣传工作就做到哪里，鼓舞了社员生产的积极性。
他们组织宣传队演出节目，与社员促膝谈心，挨家挨户宣传党的政策。
个别社员对集体生产和家庭副业生产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好，战士们就向他们宣传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激励他们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
当他们看到解放屯生产队的评工记分制度不够完善的时候，指导员杨殿清又亲自和生产队长研究改进的办法，向社员宣传评工记分的好处，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

（李之熙、冯志贤、戴景山）

本报讯 济南部队某部修理营从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就积极以人力、技术支援驻地公社发展生产。
五年来共献出劳动日一万零四百五十九个，修理拖拉机、双轮双铧犁等大型农具和各种车辆三百九十四台，并修造了大量的小农具。

修理营党委把支援公社当作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
营的领导经常向公社干部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根据公社的需要和本身的可能制定计划，组织支援。
去年春耕紧张期间，他们根据公社的要求制作和修理各种大小农具七十多件。
秋耕季节，拖拉机站要求修理营帮助修好一部已损坏的拖拉机，营领导上派了一名副连长和四名有经验的修理工日夜赶修，经过反复试车，直到一点毛病没有了才交给机耕队使用。

农忙时，社员的小农具损坏较多。
修理营组成农民巡回修理组，到田间地头或社员家里修理农具。
有一次，修理小组从社员家里收集了七十多把损坏了的镢头和铁锹，带回连队。
锻工班增加了三盘炉，昼夜两班打铸。
当崭新的农具送到社员手里的时候，大家都从心里感谢修理营的同志。

修理营总是尽力满足群众的要求。
驻地附近岳而庄生产大队想利用修理营的电源安装一盘电磨，营的领导立即派了三个人帮助安装。
电磨安好后，马达发生故障，又派两名同志去修理，保证了电磨正常运转。
生产大队又请求在电磨上安装一个电箩，修理营的同志不会安，马上派人到地方工厂去取经，回来后立即帮助安好。
社员们说：“多亏修理营的同志来安了电磨，每天可以腾出三十个劳力参加生产。”
1960年修理营的驻地一百多天没有下雨，旱得地皮裂、井底枯，庄稼没法种，群众没水喝。
当时修理营一口深钻的水泵井和水塔继续出水，营党委决定关闭大部分水龙头削减生活用水，让水泵日夜抽水，供给社员灌田和饮用。
同时，他们还派出一百人帮助生产队挖水渠、浇地瓜。
岳而庄生产大队支书刁汝云感激地说：“要不是修理营的同志全力支援，地瓜栽不上，秋后的生活就成了问题。”
每年夏收季节，公社劳力紧张，营的领导总是尽量抽出人力帮助收割。
今年小麦后期多雨，麦粒容易脱落，岳而庄生产大队有小麦八百多亩，需要五天才能收割完。
修理营派人帮助抢收七百四十二亩，并出动各种运载工具帮助运麦。
结果不到两三，全队小麦，顺利收割完毕。

每年夏收和秋收以后，生产队要给国家送公粮。
修理营的同志经常利用回空汽车帮助运送。
几年来单帮助岳而庄生产大队运送的公粮就达二十一万五千斤。
1962年，这个生产队因为提前完成交售公粮的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

（丁泳年、傅仕伦）

作者：罗成青张铎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炮兵团首长，在分析两年来部队训练成绩下降的原因时，发现了干部训练落后这个薄弱环节。
他们细致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针对问题症结，想出解决办法。
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很快改变了面貌。

问题是从去年10月炮兵连实弹射击战术演习之后发现的。
这次实弹射击，良好率仅仅达到37％，比1961年下降52％，全团总评勉强及格。
团的领导及时发动群众分析这两年连队实弹射击成绩下降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主要是干部训练没有赶上去，干部的射击指挥能力不高，不能很好地组织指挥分队的训练。
因此，他们就决定把干部训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来。

但是训练进行不久，团首长在任教和跟班作业中，发现有些干部参加训练的积极性不高，钻劲不大。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在两个营召开了干部座谈会。
通过座谈看出一部分人对干部训练是有比较正确的认识的。
如榴炮三连的干部，由于认识到了干部训练的重要性，对待自修、练习和集训就积极认真，干部学习成绩好，分队的训练成绩也好。
另一部分人认识就不够正确，他们多抱着被动应付的态度。
如有的人说：“真正打起仗来，上级有保障分队，连队有指挥分队，怕啥？”
有的人还说：“连队工作忙，顾了工作，就顾不了学习。”
因而，他们参加训练的时候迟到早退，学习不专心。
这样的人本身学习成绩不好，所在连队的训练成绩也不好。

调查研究的结果是，虽然大家一般地了解了干部训练的意义，但是还有一些具体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因此还不能在思想上落实，这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主要原因。
他们顺着这根蔓，采取各种形式，扎扎实实地去解决干部们的思想问题。
迫击炮一连指导员罗玉茂，长期以来有个想法，他认为连队由于训练成绩不好没有评上四好，是连长的事。
因此工作中彼此不够协调，连队训练成绩不好的时候就相互埋怨。
政委范维祥找他个别谈话，向他阐述了军事训练好和党支部集体领导的关系，军事干部学习不好和军政干部相互协调的关系，使他从理论上认清了任何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道理。
认识提高了，罗指导员就主动同连长研究安排连队日常工作，保证连长参加学习的时间，他自己还积极钻研军事技术，亲自掌握炮手和指挥分队的训练。
“八一”考核的时候，他们连的干部和分队训练成绩，都占全团第二位。
干部能不能坚持经常练和天天练？
这在有些人的思想中也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炮团领导抓住了加农炮二连连长杨华忠这个活榜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
杨华忠是去年10月由军务参谋改任连长的，过去不懂射击指挥，但他下决心要掌握这种本领。
到目前为止，已经坚持射击练习近三百小时。
个人技术过关了，也把分队训练带动起来了，这个连参加“八一”考核，成绩是全团第一名。
他的经验就是：只有提高认识，才有坚持自修和经常练的毅力。
他们就这样，逐步消除了埋怨、依赖和“丢一头”的想法，为干部训练奠定了思想基础，也给解决工学时间矛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干部工作多、任务重是客观事实。
因此，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同时，还必须相应地解决工学时间矛盾。
在这方面，他们主要采取了两条措施：一个是抓住主要工作，实行合理分工。
连队工作虽然千头万绪，但其中有主要的，有次要的，把主要的工作抓好了，就可以把次要的工作带动起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的领导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根据连的干部主要是抓好四好的四个方面工作的精神，帮助一些连队干部调整了工作项目，并且建立了互相协作的关系。
这样，工作分出了轻重缓急，目的性也明确了。
第二是发挥骨干作用，克服干部包揽过多的现象。
有些连队干部包揽过多，是由于连队一部分骨干工作能力不强，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营连领导有计划地通过集训，培养教学和党、团、革委会的骨干，向他们讲解工作职责，交代工作方法。
一般性的训练由班长组织领导，读报也改为文书或读报员读。
党团组织和革委会的作用充分发挥起来，不仅解放了干部，而且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加强了骨干队伍。
工作比由干部全部包揽的时候做得还好。

到7月底止，他们已经完成年度训练计划所规定的指标。
通过“八一”举行的考核看出，一半以上干部的射击指挥能力有明显提高，其余的人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罗成青、张铎）

作者：任明福陈世基

曾以十七发炮弹击落击伤敌机两架的某部高炮四连，一直重视射击指挥训练。
图为蓝瑞明连长（右）在图上判断情况。

任明福、陈世基摄

作者：王尚午

本报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空军后勤部原政治委员乔信明空军少将因病久治无效，不幸于1963年9月4日十七时五分在南京病逝。
享年五十四岁。

乔信明同志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历任战士、班长、政治指导员、队长、团参谋长、团长、团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军分区副司令员、南京部队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等职。

乔信明同志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三十多年如一日，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
在敌人法庭上监狱中，英勇顽强，坚贞不屈。
工作积极，作战勇敢，艰苦朴素，联系群众，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

乔信明同志治丧委员会由聂凤智等同志组成，并订于9月7日上午八时在南京市汉府街十八号礼堂举行公祭。

乔信明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任委员：聂风智

委员：王辉球、王平水、王绍渊、韦祖珍、叶飞、包厚昌、石忠汉、江渭清、江腾蛟、成钧、刘先胜、刘飞、刘亨云、朱启祥、陈丕显、吴法宪、余立金、余光茂、李赤然、李果、周建平、张藩、张雍耿、徐深吉、高厚良、许家屯、梅嘉生、黄径深、惠浴宇、曾如清、顾前、廖政国、蔡永、赖毅、戴克林、聂凤智、谭肇之。

作者：张东明段培武

一天傍晚，刚撂下碗筷，侦察兵刘家成又和鞠顺言到了练兵场上，练起捉“舌头”的武艺来。
刘家成个头不高，身子骨却很灵巧；
他的对手鞠顺言长得又高又粗，胳臂一伸象一根杠子。
人们说他俩是“轻量级”对“重量级”。
他俩一“斗”起来，很逗人看。
这次一开始练，刘家成就想一个“踢裆”把鞠顺言弄倒；
可是鞠顺言身子一闪随后一扫腿，却把刘家成扫了个嘴啃地。
刘家成站起来，噗哧笑了，什么话没说，只是眼珠儿转了几转，又和鞠顺言较量起来。
这回刘家成没有冒里冒失地进攻，而是先拉个防御的架式，逗引鞠顺言进攻。
鞠顺言没有识破他的计谋，猛击一拳，想把他打倒，哪知刘家成嗖地一转身跳到鞠顺言的背后，一个“掏裆”就把对方撩倒了。

刘家成为什么专找比他又高又粗的鞠顺言作对手练本领呢？
原来他有个想法：今后作战要对付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就得找大个头练；
再说，如果能制服比自己个子高、力气大的敌人，对付一般个头的敌人也就不在话下了。

刚开始练捕俘技术时，刘家成光注意练劲，练动作。
他的对手、班长鞠顺言为了诱导他练功夫，也常常故意让他拳打脚踢而不还击，有时候还装着俯首就擒的样子。
这样一来，刘家成便以为自己的捕俘本领，已经是八九不离十了。
可是，有一天夜晚，刘家成刚匍匐前进去摸“敌人”岗啃的时候，却被背后扑上来的“敌人”卡住了脖子。
原来扮演假设敌的同志，老远听到他的脚步声，便把钢盔放在小土包上，人躲在另一处，刘家成上了当。
这件事，使刘家成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第二天，副班长李宝祥把刘家成叫到教练场，一动一动地教他接近敌人怎样又快又无声响；
接着又一边出情况，一边诱导他同敌人斗心眼儿。
刘家成不光努力练力气、练技巧，也很用心练智谋了。
他还同鞠顺言交谈了练格斗的体会。
鞠顺言告诉他个儿高、力气大的人的弱点，一般是身体的灵活性差。
于是他就反复地练习、琢磨“顺手牵羊”、“顺水推舟”的方法。
这样练果然有效，他只要瞅准鞠顺言动作的空隙，虚晃一着引诱鞠顺言使出实劲，紧接着来个“顺手牵羊”，便能叫鞠顺言的打击落空，并且一跟头栽倒。

现在，刘家成已经是4701部队侦察分队里公认的象样的侦察兵了。
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松劲，不仅经常找班长鞠顺言作练捕俘技术的对手，而且一练习就叫鞠顺言给他纠正毛病。
他决心把自己锻炼成有勇有谋的本领高强的优秀侦察兵，为保卫伟大的祖国立战功。

作者：洪炉

左：势均力敌

右：“体会体会”
捕俘技术训练速写 洪 炉作

新华社4日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努·艾地同志今天在北京一万多名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若干问题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报告。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艾地同志介绍了印度尼西亚的历史简况和民族运动的成长，阐述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权问题。

艾地同志说，1945年8月爆发的民族革命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之一。
1945年8月17日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以后，印度尼西亚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印度尼西亚人民在革命中为反抗他们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但是另一个主要的敌人——封建地主阶级并没有被推翻，而它是帝国主义统治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因此，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仍然是半封建性质的。

他说，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前还在继续进行。
帝国主义在政权方面或是在经济方面的影响还相当大。
目前美帝国主义已经代替荷兰帝国主义而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头号敌人。
与此同时，荷兰帝国主义仍旧是危险的敌人，而其他帝国主义如英国、西德和日本正加紧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渗透活动。
封建地主势力基本上还存在，而且是国内反动力量的支柱之一。

艾地同志指出，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及其政党——1920年5月23日诞生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同民族运动结合在一起，并且成为这个运动的左翼先锋队。
根据对印度尼西亚社会和革命的分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章强调指出：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是长期的和复杂的。
为了能领导这个革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采取稳扎稳打、逐步前进的策略，把人民革命斗争向前推进。
在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不断反对两种倾向，即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

艾地同志说，八月革命教育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使得我们懂得：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哪些阶级支持革命和哪些阶级反对革命。
八月革命教育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动摇不定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叛变革命的同盟军。
八月革命也教育了我们：在革命中，武装斗争是最重要的斗争形式。
八月革命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只有工人阶级掌握了革命的绝对领导权，印度尼西亚的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为了实现这个领导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必须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

他说，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主要对象（敌人），由于印度尼西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所以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革命的任务是，进行民族革命以驱逐帝国主义，进行民主革命以消灭封建制度。
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为帝国主义所损害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人士。
而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革命的。
印度尼西亚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族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资本主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以下的理论，即目前印度尼西亚有三种力量：进步力量，中间力量和顽固力量。
党对这三种力量采取的路线是：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和孤立顽固力量。
在团结中间力量的同时，党也进行了斗争。
党团结中间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是，如果他们要削弱党的独立性和劳动人民运动的独立性或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动摇不定，党就要同它进行斗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在1945年到1948年革命期间的武装斗争中那样，党不可以抄袭外国武装斗争的理论，而应该采取三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方法。
这三种斗争形式就是：农村的游击斗争（参加者主要是雇农和贫农），敌占城市中的工人（主要是运输工人）的革命斗争和加强在敌人武装力量中间的工作。
这个理论很重要，它是在象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个岛国赢得游击战争胜利的理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理论：为了赢得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胜利，应该用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来教育全体党员和劳动人民群众。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应该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

艾地同志说，为了能够引导政治形势的发展，党必须实行这样的总路线：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工作，以彻底实现1945年八月革命的要求。
换句话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应该高举党的三面旗帜：统一战线的旗帜、党的建设的旗帜和1945年八月革命的旗帜。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的总的路线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反封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统一战线。
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总的路线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45年八月革命方面的总的路线是：运用一切斗争的经验，动员广大的群众，教育他们做好应付一切可能的准备。

艾地同志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定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头等紧迫的任务。
大会指出：工农联盟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他说，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八月革命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供了有关这个阶级的动摇性的重要经验。
在一定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参加革命并采取明确的态度站在革命一边，正如在八月革命初期那样。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会动摇和叛变，象在哈达政府发动“茉莉芬挑衅事件”时那样。
民族资产阶级也向帝国主义投降，同意卖国的圆桌会议协定。
因此，无产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坚持不渝地努力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到革命方面来，但也必须防备他们背叛革命的可能性。

艾地同志说，从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斗争的传统来看，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有三大政治潮流，即民族主义潮流、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潮流和共产主义潮流。
因此，如果这三个政治潮流组成“纳沙贡”，那么印度尼西亚民族团结就可以说已经形成了。

除了工农联盟和“纳沙贡”团结之外，在印度尼西亚，民族团结也体现在苏加诺总统担任主席的民族阵线这一组织形式中。
民族阵线的副主席包括了“纳沙贡”三方面的代表。
民族阵线通过了革命的五点纲领，作为指导民族阵线活动的要求纲领。
这五点纲领符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目前的三项任务。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三项任务是：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克服经济困难和继续进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

艾地同志强调说，一切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仅仅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原理的正确，而且通过沉痛的经验教训，从实践中体会到它的正确。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1951年起，就已经提出建立民族联合政府的要求，要求民族联合政府由同意废除圆桌会议协定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

1960年11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批准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治宣言》（简称《政治宣言》），把它作为国家的方针大纲。
《政治宣言》是苏加诺总统1959年8月17日所作的一篇演讲。
《政治宣言》真正成了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完成革命的共同纲领。

1963年3月，苏加诺总统又发表了另一篇重要文件，即《经济宣言》。
“纳沙贡”三方面的人物在起草《经济宣言》中起了重要作用。

有了《政治宣言》和《经济宣言》，完成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进步的政治和经济方案实际上便正式地成为国家的方针。

艾地同志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介绍了关于党的建设的一些经验。
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问题是今后党的建设成功与否的极其迫切的和决定性的问题。
1952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展了几次大规模发展党员的运动，没有一次不是同开展对党员的教育活动同时进行的。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和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学习总结自己的经验和解决党内矛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他说，从党的建设经验可以得出结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具有三个特点：第一，用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
第二，在党的建设中，我们的立场是：组织建设重要，但思想建设更重要；
第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又能灵活运用这些原则。

艾地同志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建设和加强自己的党的工作不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相割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建设有很大影响。
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实质性的意见分歧是不好的。
假如没有这些意见分歧和公开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来说，情况会更好一些。
但是，最近几年里，任何共产党人都不能够置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严重的、实质性的意见分歧这一事实之外，也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能对这些分歧采取中立的态度。

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正确地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见分歧，所以党的建设并没有受到损失。
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日益发展和巩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精神日益提高和加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意见分歧，使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更认识到独立自主态度的正确性。
这是这一时期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忠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态度，是对主观主义、古典的和现代的修正主义以及古典的和现代的教条主义毫不留情的态度。

他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党的重要经验之一是有计划地进行工作。
从1951年起，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开始成为党内普遍采用的工作方法。
从1956年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始执行关于组织和教育工作的第一个三年计划，接着执行了关于教育和组织工作的第二十三年计划，现在我们党正处在关于文化、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四年计划的初期。

艾地同志强调说，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肯定是和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分不开的。
甚至可以说，党的政策的正确是党的建设工作得到进展的决定性因素。
反映各个革命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利益的正确政策，使愈来愈多的各阶层人民聚集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周围和参加我们的队伍。

艾地同志在结束报告时，高呼：

伟大、英勇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永恒友谊万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永恒的友谊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万岁！

在伟大的不可战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指引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万岁！

新华社4日讯 彭真同志在北京举行的欢迎艾地同志及他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干部大会上致欢迎词。
彭真同志说，艾地同志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悉和亲切的。
他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崇高声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袖，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杰出的战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卓越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和战友。

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向怀着极大的尊敬和钦佩。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和战斗性的强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一个同印度尼西亚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全国性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突击队。
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外最大的共产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之一。

他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光辉成就，是它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结果。

彭真同志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贯地高举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
在反对荷兰殖民主义、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表现了伟大的、英雄的斗争意志，受到世界革命人民的钦佩。
在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势力渗入了印度尼西亚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时地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最危险的头号敌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起，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经历过成功，也经受过挫折。
这些成功和挫折，都成为他们的无价之宝。
他们在斗争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勇敢，更加勇敢”，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宏亮口号。
既有斗争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
既有远大的目标，又有扎扎扎实实的当前的具体工作。
这种代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英雄气概和机智，正是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坚决斗争一定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他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鲜明的革命的旗帜。
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党中央，出色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印度尼西亚现阶段彻底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全面纲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印度尼西亚的实际出发，总结本国群众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在本国条件下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他们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所以他们党是这样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这样的生气勃勃，这样的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彭真同志强调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鲜明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反对分裂。
他们具有高度的原则性，绝不随风倒。
他们忠实于各国兄弟党共同的协议，同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教条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他们继续不断地揭露叛徒铁托集团充当美帝国主义别动队的罪恶活动。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表现出了无限忠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榜样，告诉人们：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坚持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抵制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坚决抵制和反对那种以外国指挥棒唯命是从的现代教条主义，一切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一切从本国人民群众的需要和要求出发，才能够引导人民革命斗争不断获得胜利，才能够使得党的队伍和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

相反，如果奉行修正主义，跟着外国指挥棒转圈子，不反对帝国主义，不革命，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不仅要使得人民革命事业遭到损害，而且要使得党的队伍和力量分崩离析。
艾地同志说得很好：“一个患有修正主义毛病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变得强大起来的；
相反，它将变得越来越软弱，它将日益丧失它的战斗精神，而它的内部分裂将变得越来越严重。
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修正主义并不动员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反对他们的敌人，而是把同人民的敌人妥协置于首要地位。”
他说，人类的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绝不能扭转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
不管怎样，世界人民总是要走自己的路的，总是要反对帝国主义，总是要革命的。
人民是多数，反对人民的是少数。
要革命的人是多数，反对革命的人是少数。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现代修正主义者越是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鼻孔出气，越是鄙视、仇视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只能使他们自己越来越孤立。

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这次访问中国，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团结，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
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在共同斗争的烈火中结成的，是久经考验的。
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亚非团结的共同事业中，一贯相互支持和合作。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进展，都感到十分高兴。
在今后的斗争里，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印度尼西亚人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新华社4日讯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打电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原则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复电全文如下：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阁下：

我们已经收到你最近的来电，并正在最认真地考虑你们的建议。
我们一贯支持和争取全面裁军，以消除世界性灾难的可怕威胁，使目前用于军备的巨额财富用来为人类、为世界的和平和幸福的发展服务。
目前，埃塞俄比亚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的。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对最近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协议给予了支持，并相信这是走向全面裁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原则上支持召开最高级会议，以就全面禁止所有的核武器和销毁现有的储存达成协议，可是很明显，这种发展取决于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今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一致同意。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些方面正在作的努力。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皇帝 海尔·塞拉西一世

1963年8月3日

于亚的斯亚贝巴

据新华社3日讯 惠灵顿消息：新西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8月28日发表社论，指出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迎合美帝国主义需要，是“对人民的和平渴望的一个骗局”。

社论列举事实，指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不妨碍美国试验和扩散核武器。
它说，三国条约签字还不到半个月，就发生这样一些事情：“美国进行了两次地下试验。
美国宣布向加拿大提供核弹头。
美国宣布这个条约不妨碍它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提供核武器。
法国宣布它将着手在太平洋岛上进行试验。”
社论指出，给中国在制造原子弹方面增添困难，是没有好处的。
社论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诬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的谎话，它说：“说什么中国希望通过一场核战争来在世界上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这样说过，而且一再否认他们有这种想法。”
社论还指出，在苏联拥有原子弹之前，当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的时候，人们也曾经散布过关于苏联的同样的流言，然而苏联的拥有原子弹并没有导致战争。

社论强调说：“导致战争的不是武器本身，问题在于能掌握这种武器。
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过是通过别的手段而已。
要理解战争威胁的根源，人们始终应该问一句：谁有兴趣在别国进行投资来谋取利润？
谁有兴趣利用金钱和武装部队支持被看中的当地的傀儡政府来保证投资有利可图？
谁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核武器掌握在美国大企业（帝国主义）手中是对和平的威胁；
而只要存在着原子弹，那么，核武器掌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手中，是有助于维护和平的。”
社论最后说，如果我们不做上述那些事情，“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象慕尼黑一样，是对人民的和平渴望的一个骗局。”
据新华社仰光3日电 缅甸《人民报》今天发表文章说：“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签订旨在防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在讨好美帝国主义。
赫鲁晓夫的这种行动不仅等于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而且是向它谄媚。”
文章说：“当希特勒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但不对希特勒进行谴责和抗议，反而赞成希特勒的侵略行动，认为希特勒的目的只是入侵苏联。
但是最后，英国也受到了希特勒的飞机的轰炸。”
文章说：“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教训。
赫鲁晓夫向企图吞噬全世界的美帝国主义投降，不是能治好病人的药而只会杀死病人。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挫败全世界的共同敌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
《曼德勒时报》8月31日发表社论说：“今天，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的焦点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如何进行革命斗争的问题，也就是世界工人阶级要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社论指出：“赫鲁晓夫及其集团不要继续进行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至于中国方面，他们正在和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一起进行着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他们在揭露帝国主义的备战活动。”

据新华社4日讯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今天发表声明，决定不参加将在今年9月下旬举行的世界新闻工作者第三次会见。

声明说，据国际新闻工作者合作委员会（总部设在罗马）的公报，这次会见是一次有意避开当前全世界人民所面临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共同任务而只谈职业问题的会见。
会见的方式是：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开幕，然后乘船沿地中海港口旅行，在贝鲁特闭幕。
乘船旅行十四天，要求每个代表和某些参加国家担负乘船旅行的费用和供应船上铺张生活的物资。

声明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不赞成第三次世界新闻工作者会见脱离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政治任务而只谈职业问题，也不赞成这次会见支出庞大的费用去进行游览。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认为：1960年在巴登举行的世界新闻工作者第二次会见，曾经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通过了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决议。
第三次会见理应继承和发扬巴登会见的成就，反映当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新的发展，反映广大的民主新闻工作者在斗争中的成就和加强战斗团结的愿望。
但是，合作委员会中的一些人，却热衷于组织一次脱离政治只谈职业问题的记者旅行，这显然是不符合广大的民主新闻工作者的要求和会见的历史任务的。
因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声明不派代表去参加这次会见，也不承担这次会见的任何义务。

新华社4日讯 《人民日报》今天在《一些兄弟党是怎样跟着指挥棒攻击中国的》的通栏标题下，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些兄弟党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声明、讲话和文章。

《人民日报》为发表这些材料所加的编者按说：

“从今年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来，有一些兄弟党的领导，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跟着苏共领导的指挥棒，人云亦云，采取发表决议、声明、讲话、文章以及其他方式，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
本来，只要看了苏共领导和苏联报刊是怎样诽谤和攻击中国的，就可以知道这些兄弟党的领导会说些什么。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选择他们的一部分决议、声明、讲话和文章，摘要发表，并且希望读者耐心一点，把它们读完，看看这种诽谤和攻击是多么不象样子。”
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19日发表的《捷共中央委员会对苏共中央致苏联合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的声明》；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8月1日发表的声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8月2日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8月5日在布达佩斯匈苏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德国统一社会党于7月29日至30日举行的中央全会的公报；
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7月18日发表的题为《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的社论；
蒙古人民革命党机关报《真理报》7月21日发表的题为《苏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的社论；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7月举行的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
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7月19日发表的声明；
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报》8月11日发表的丹尼尔·梅森的题为《中国的立场的实质是反对任何禁试》的文章；
巴西的共产党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在7月26日出版的巴西的共产党机关刊物《新方针》周刊上发表的题为《巴西共产党人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的文章；
智利共产党政治委员会7月20日发表的声明。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美共理论刊物《政治》月刊8月号题为《今天的极左派：“每月评论”》的社论。
这篇社论诬蔑《每月评论》5月号社论采纳“投降路线”。

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和铁托一再接吻的场面。

（新华社）

8月30日，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的煤矿中心维累涅被接受为维累涅煤矿的名誉矿工。
这是赫鲁晓夫在集会上穿起矿工服装。
并举起矿工铁镐的形象。
右边是铁托。

（新华社）

决议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14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公开信中企图回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6月14日信件中提出的论点的时候，指责中国同志策划和支持各种反党集团来反对‘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共产党’。
指名点出了巴西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成员。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指责，是极其荒谬的，缺乏任何理由，同革命运动的利益背道而驰。

“苏共中央依据什么作出上述指责呢？
苏共领导对我国共产主义运动自1956年以来所发生的事件了解得很清楚。
这些事件的结果是出现了两个党：巴西共产党和巴西的共产党。”
引起分裂的事实

决议叙述事件发展的过程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出现了强大的修正主义思潮。
巴西共产党大多数党员和中央委员会当时都反对修正主义的种种表现。
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也参加了这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
但是，在1957年6月苏共内部发生事件，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同志排除出这个党的领导机构之后，普列斯特斯突然来了一个似乎难以理解的转变。
从那时起，他便变成了修正主义狂热的维护者。
他成了巴西资本主义发展的狂热的辩护士，比1945年支持厄尔·白劳德的意见时劲头更大。

决议说，“1958年3月，普列斯特斯通过反党手段，让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的方针。
这一方针，除了严重地损害了巴西革命运动之外，还公开否定了党的斗争传统。

但是，这一新的政治路线，在中央委员会和党员中开始遇到越来越大的抵制。
修正主义者日益失势。
1960年，普列斯特斯和其他改良主义者在党的领导机关内部的地位并不稳固。
他们掌握的多数甚至变得相当不牢靠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其唯一目的在于把反对这一右倾政策的所有成员排除出领导机构。
他们企图以可以轻易取得选举胜利的前景来控制党，说什么洛特元帅的当选将能保证党取得合法地位，并保证取得政府中的位置。

“第五次代表大会是经过处心积虑的筹划的。
虽然在开会前的一个阶段在中央机关报的版面上展开了广泛的辩论，可是攻击反对修正主义的同志的谎言和诬蔑得到了传播。
对各级党代表会议和大会进行了不应有的干涉，使它们通过这一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挑选出同意这一路线的人当代表。
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就足够了，就是在报刊上展开的论战中，发表的文章有一半以上表示不同意普列斯特斯所持的意见，在代表大会的多次筹备会议上，大批党员反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论点。
可是，由于上述阴谋，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持不同意见的党员在代表中为数不多。
因此，代表大会并不反映党的意志。
第五次代表大会达到了其召开的真正目的，把总共二十五个正式中央委员中的十二个正式中央委员和好几个候补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尽管遭到了这种可恶的歧视，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们，还是有纪律地服从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但是，普列斯特斯及其追随者，继续进行其修正主义活动，最后着手破坏党的基础。
1961年8月，他们违反代表大会决议，以谋取党的合法地位为借口，决定创立一个新党。
巴西共产党被抛在一边，而代之以巴西的共产党。
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的规定，被从党章中删除了。
所提出的纲领还不如工党和社会党的纲领激进。

“不同意这样明目张胆地破坏民主集中制、以维护党的团结为重的党员，要求中央委员会收回所采取的立场，不然就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
他们表示永远不会赞成取消巴西共产党。
机会主义领导集团的回答是，采取惩罚措施，解散组织，开除久经考验的党员，掀起一个攻击正直共产党员的卑鄙的诬蔑运动。”
苏共中央的无理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革命者能够怎么办呢？
他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重新组织巴西共产党。
1962年2月，他们在圣保罗举行了全国非常代表会议，来讨论所出现的形势和决定将要采取的方针。
参加这一代表会议的有好几个州的代表，会议决定重新建党，通过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决议刊行党的传统机关报，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
留在巴西共产党里面的有原中央委员会的八位委员，一些工会和青年组织领导人和一大批从事党内活动连续二十余年的党员。
他们的领导人中间，有许多是在反动监狱中度过许多岁月的同志。

“在一年来的工作中，党由几百个党员发展到几千党员，在全国建立了组织，扩大了它在群众中的影响，加强了它的政治活动，并且大大增加了党报的发行量。”
决议问道，“既然如此，以赫鲁晓夫为领导的苏共中央怎么能够说，巴西共产党是一个反党集团呢？
怎么能指责这一正统的巴西工人阶级先锋队、指责这个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组织进行分裂活动呢？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能够举出巴西共产党有过哪些违反革命和巴西人民利益的行动来证明他们的攻击呢？”
决议说，“只能这样理解，苏共中央的攻击，是竭力鼓励把巴西共产主义运动导向了分裂的、以普列斯特斯为首的腐败的改良主义派，而企图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分裂的责任加于中国同志。

“这些攻击竟然来自列宁创立的、在其历史上无情地反对过机会主义并在任何情况下坚决支持过革命者的党的领导人。
这对于巴西革命者，确实是痛心的事。
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教导下的共产党人，一贯把苏联看作世界革命运动强大的基地。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居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地位，背叛布尔什维主义的光荣传统，并公开支持世界各地的修正主义分子。
不管苏共现任领导人多么蛮横无理和怎样歪曲真理，我们还是借这个机会，向进行了伟大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并在最残酷的一次战争中打垮了纳粹法西斯主义的苏联人民，表示我们的钦敬和感戴。
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离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斗争。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支持和助长普列斯特斯修正主义派，客观上就是反对我国的革命运动。”
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

决议接着批评了巴西的共产党在国内执行的机会主义路线。
它说，“他们改变了党的名字，破坏了党的原则，为的是争取在选举法庭登记。
可是已经过去一年多了，甚至连这个新改良主义党也没有获得合法地位。”
决议说，“许多事实完全证明了巴西的共产党奉行的方针的破产”。
而“苏共中央怎么能把这样一个党看作工人阶级的领导组织、而把真正表达无产阶级利益的党指责为反党集团呢？”
革命党和改良党

决议在对比了巴西共产党所提出和遵循的革命纲领和革命路线和巴西的共产党所执行的改良主义路线后指出：“巴西共产党是革命党。
而巴西的共产党是改良党。
巴西共产党为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而斗争。
而巴西的共产党则被统治阶级牵着走，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劳动群众。

“因此，在巴西不难区分究竟哪一派走革命道路，哪一派走修正主义路线。
一派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而另一派则采取典型的右派方针。”
巴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原因

决议接着说，“苏联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造成了巴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这只不过是一种完全违背真实情况的武断，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诬蔑。
事实充分证明，内部因素是分裂的主要原因。
分裂实质上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渗入到党内引起的。
随着资本主义在我国的进展并由于资产阶级使用诱惑的伎俩，这些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
分裂还由于以普列斯特斯为首的改良主义领导人的不克制态度，他们在进行思想斗争时采取了应加以最严厉谴责的手法。
同样不可否认，存在外来影响。
影响最大的是（苏共）二十大。
这一代表大会，由于通过了一些大可争议的论点和提出个人迷信问题，造成了混乱，鼓励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所有那些反对有一个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人。
同时，帝国主义大搞特搞思想攻势，也影响到党的队伍。

“苏共领导人在指责中国同志要对巴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负责的时候，流露了他们对巴西工人的能力和斗争精神的蔑视。
他们浸透了优越感，想象不到，在机会主义叛变的情况下，我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人，他们决心高举革命的旗帜，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继续对帝国主义和大庄园制造行无情的斗争，为社会主义在巴西的胜利奋斗到底。
在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开始讨论的时候，那些后来要求重新建党的同志们并不知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
以后，当他们了解到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的时候，他们也还不知道分歧的实际深度。
一直到今年，北京《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的时候，巴西共产党党员们才得以确切了解到存在多大的分歧。
到这时才了解到，分歧不光涉及中国和苏联两党，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

“上述文章以及中共中央今年6月14日致苏共中央信中所阐明的中国共产党的论点，不能不令巴西共产党的党员和领导人以及广大的工人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阶层感到欢欣鼓舞，感到十分满意。
这些文件，对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斗争，是一个极其宝贵的贡献。
这些文件中所捍卫的许多理论，都完全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问题，使我们看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问题不局限于巴西。
这些问题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现象。”
苏共中央的理论损害革命运动

决议指出，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也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这些斗争在整个世界局势中所起的作用的论点是正确的。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不能等待“和平竞赛”来实现他们的解放。
他们处于美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之下，美帝国主义日益明目张胆地干涉他们的内政，践踏他们的民族感情，加强对本大陆各国的残酷剥削。
因此，只有最有力的斗争，特别是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为本半球被压迫民族打开解放的道路。
古巴革命、委内瑞拉的起义斗争和其他各国日益扩展的游击队就证明了这一点。

决议强调说，“修正主义政策散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对它委曲求全、平息对美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斗争，这种政策严重地损害了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
“真正的革命者不能同意赫鲁晓夫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言论，反对他对肯尼迪的不断的颂扬。
怎么能同意说，帝国主义的最高头目对和平感兴趣呢？
怎么能同意说，他在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面前能明智地行动呢？
怎么能相信，曾经阴谋策划对古巴的入侵、在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在拉丁美洲组织军事政变、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军备竞赛的肯尼迪，是美国垄断资本家当中比较不那么侵略成性、比较不那么反动的集团的代表呢？
对拉丁美洲人说来，肯尼迪是和平和各国人民独立的最凶恶的敌人。
因此，我们大陆的广大群众明白赫鲁晓夫说的是假话。”
决议强调指出：“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在培养对美帝国主义幻想的同时，粗暴地攻击曾领导我们时代极其重要的一次革命、开辟了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
他说，中国希望热核战争，要在原子爆炸的废墟上取得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这种论调是对各国人民良心的侮辱。

“读一读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观察一下人民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可以容易地得出这一结论：中国人是真正的和平保卫者，中国领导人指出了阻止原子战争爆发的正确道路。
赫鲁晓夫通过他无原则地玩弄手法、对帝国主义让步、宣传原子恐怖、进行冒险活动、麻痹人民的警惕性和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使和平受到威胁。
为了避免战争，必须有力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让帝国主义欺骗群众，加强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最后要使各国人民把和平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和为保卫和平而斗争到底。”
决议说，象赫鲁晓夫和一些党的某些领导人那样断言中国领导人要把人类拖向一次热核战争，这是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行动。
它只会受到革命者和所有正直人士的谴责。

在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决议说：“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对其他国家革命者的激烈攻击破坏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分裂活动的一部分。”
它谴责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无理攻击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竭力博取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铁托的同情，并慷慨地援助对人民中国实行侵略和不断挑衅政策的尼赫鲁反动集团等恶劣行为。

决议说，“我们赞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包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我们认为，巴西共产党人只能在革命的政治方针的基础上求得团结，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需要保持团结，以对付帝国主义，保卫和平事业，并高举着革命的旗帜胜利前进。”
决议表示相信，“英勇而富有经验的伟大的列宁的党将找到一条最好的道路来清除它的领导机构对革命斗争造成极大损害的错误立场，同兄弟党建立正确的关系，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危险的倾向——修正主义。”
决议最后说，“巴西共产党认为真理应该说出来。
真理迟早要得胜。
我们不怕任何障碍，决心在我国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竭尽全力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新华社4日讯 里约热内卢消息：巴西共产党《工人阶级报》在8月16日至31日一期上发表了若泽·杜亚特写的题为《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保护机会主义》的文章，批判了巴西的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等在苏共中央7月14日公开信发表后竞相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攻击。

它说，“他们为了替修正主义路线辩解而提出的论点，是心怯理亏的。
他们声称是在反对教条主义，但是实际表明，他们是最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赫鲁晓夫理论的学舌者。
他们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成是适用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普遍规律。
在他们看来，列宁关于必须批判地分析其他国家和其他党的经验的指示是毫无价值的。
他们说，‘我们的路线以苏共二十大的理论为依据。
’因此，他们不是以现实、而是以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所宣布的东西为基础。
他们就这样主观行事，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
文章说，普列斯特斯在《新方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倒向现代修正主义一边。

文章说，“他异乎寻常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恶意颠倒黑白。
众所周知，是苏共首先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领导人公开发动了攻击的。”
“可是普列斯特斯却硬说是阿尔巴尼亚同志攻击苏共。
他竟然以当时即时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支持了赫鲁晓夫立场而自吹自擂。
但是大家知道，普列斯特斯及其追随者，除了苏联领导人供给他们的材料外，对阿尔巴尼亚的情况一无所知。”
文章指出，普列斯特斯支持赫鲁晓夫，一个腔调地重复苏共二十大的论点。
“他使用修正主义者所惯用的手法，把他脑子想的一套归在列宁身上。
例如他说，十月革命的天才领袖‘向来认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传播，不应当靠武力，而应该靠范例的力量’。
他没有说明究竟从哪里找到了这种思想。
诚然，列宁谈到过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对革命运动的影响。
但是列宁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指出这样一点，就是历史的原动力是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进展要通过革命。”
文章批判了普列斯特斯所醉心的和平道路的理论。
文章说，“他坚持要在现政权的框框内进行所谓积极解决和结构改革，断言争取这些目标的斗争将会‘削弱统治阶级的镇压机器，从而使它的很大一部分成员转到人民一边来’。
按照普列斯特斯的意见，为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服务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其镇压工具，可以转到革命力量一边。
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怎么可以同意，以迫害和镇压革命阶级为其任务的统治阶级镇压机器的很大一部分人可以转到反对帝国主义，大地主和本国垄断集团的势力方面来呢？
普列斯特斯根据这种思想，根据他的主观臆断，制造了‘削弱镇压机器”这一奇妙理论。
这不仅造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幻想，而且还造成了对警察本身的幻想。
这种‘理论’如果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势必导向全面的灾难。”
文章谴责普列斯特斯随声附和赫鲁晓夫对巴西共产党领导人的诽谤，给正统的革命者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
文章说，“他慑于这些革命者越来越大的成就，便在他的文章中攻击中国共产党。”
至于科尔巴兰，文章说，“他在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上发言中，气势汹汹地对中国同志展开攻击，同时却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俯首贴耳，唯命是从。”
文章还批判了科尔巴兰重复的所谓分歧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几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间”发生的这种滥调。
文章说，“他这是明显的存心不良。
这是企图在智利公共舆论面前，把勇敢地进行辩论的中国共产党描绘成在辩论中处于孤立。
在科尔巴兰看来，这一荒唐的胡话就是最有力的理由。
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与中国共产党思想一致的党和共产党人的数目愈来愈多。
而且，即使中国共产党人只是单枪匹马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居统治地位的主张，难道这就证明他们错了吗？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间，无疑是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的。
但是，这些分歧不仅仅存在于这两个大党之间。
在不同的党之间和在一些党内部也存在着这些分歧。
所以这样是因为，正在进行的这场思想意识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间的斗争。”
文章说，据7月21日《世纪报》刊登的声明，对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态度的后果感到恐惧的智利（共产党）领导人本着多数总是对的这种心情，谴责中国共产党信件的这一段：“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
这种看法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生活是怎样指明的呢？
古巴的例子完全证明，如果被认为是先锋队的组织在革命中不起自己的作用，那么就有其他力量起而代之。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在发动推翻巴蒂斯塔的斗争时，不属于共产党。
今天拉丁美洲发生的情况表明，凡是陷入机会主义的党一无成就的地方，就出现新的革命力量。
在我国也出现了这种战斗力量并正在成长和壮大，巴西共产党的存在就表明了这一点。

文章说，这个智利改良主义领导人企图恫吓他的党内的不同意他的修正主义的论点的党员。
他不愿他们阅读和讨论中国同志的材料。
他坚决禁止传播这些材料，而同时却蛊惑人心地谈论党内民主。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智利同志了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进行的大辩论并最终找到革命的真正道路。

共产党人队伍中展开的辩论有助于在拉丁美洲澄清立场和暴露那些直到不久以前还冒充革命者的机会主义者。
遭受帝国主义和大庄园制压迫奴役的劳动大众已开始认清，普列斯特斯、科尔巴兰、柯都维亚（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之流是什么一号领导人。

文章最后说，“拉丁美洲的修正主义者对辩论今后的可能发展特别关心。
但是这一辩论对革命运动只会有好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在我们大陆也必将胜利。
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我们各国人民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将锻炼出一支能够引导人民和劳动群众走向胜利的革命先锋队。”

新华社4日讯 人民日报今天在《美国“每月评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看法》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美国《每月评论》5月号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表的社论的详细摘要。

社论说，发生争执的问题虽然牵涉到战争是否不可避免，怎样把战争危险减至最少限度，或者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等等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
但是“归根结底，争执是关于世界正在经历的历史时期的性质的，是关于为了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和应当采取的行动的。”
“俄国人和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人（包括大多数亚洲以外的地方的共产党的领导）认为，我们时代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战争或和平问题，与此相比，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根据这种分析得出的政治路线主要强调三个目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裁军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例如，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纲领中，这些目标不仅被看作是适宜的，而且被看作是实际上可以达到的。
这是一个必须经常记住的极为重要的特点。
社会主义阵营中发生争执的并不是这些目标是否适宜，而是这些目标能否实现，而能否实现取决于现实，而不是取决于愿望。

社论引述了《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和《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两篇文章，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
它说：“中国人强调支持和平共处政策”。
“但是他们同样强调他们坚持认为，帝国主义并不赞成和平共处，帝国主义充满了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进行扩张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世界战争。
这些的确是列宁主义的一部分最根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已经为历史所充分证实。”
社论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更不意味着中国人认为世界将在一场热核浩劫中毁灭。
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是十分乐观的。
他们的推理实质上是这样的：正如头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丧失了大片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一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最后把帝国主义从地球表面上消灭掉。
如果能够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战争的力量有效地动员起来，并且使帝国主义者相信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自杀，就能够使他们不敢发动世界大战。
关于原子战争，中国人认为，既然‘核武器的秘密早已不能垄断’，因此，‘你有核武器，不能禁止其它国家也有核武器。
你有导弹，不能禁止其它国家也有导弹。
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因此，我们历来认为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
’……但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或禁止核武器的问题当然完全不同于完全禁止战争的问题。
完全禁止战争只能在帝国主义完全消灭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诚然，如果帝国主义本性改变了，或者如果帝国主义本性正处于改变过程之中，这个结论就不再是有效的了。
但是中国人认为，帝国主义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老的殖民帝国的衰落并没有改变这个野兽的本性。
美国继承了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衣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在全世界推行扩张的政策。
’”
社论在谈到“如何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一问题时说：“中国的答案是必须在各级以各种可以使用的方法来进行。
但是由于象我们所看到的，他们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是‘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因此他们自然得出结论，认为同帝国主义进行胜利的斗争的关键在于这些地区的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因此，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运动是十分重要的反帝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地领导这些运动，以防止遭受中国革命在1927年所遭受的那种严重挫折。
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左派必须了解和支持这些运动。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尽一切可能支持这些运动，这不仅是一个国际团结问题，而且也由于这是削弱它们的死敌的最好办法。
对于前途，中国人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曾在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劣势下成功地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进行了斗争。
他们认为，现在的条件已有利得多，世界上其他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是同样能赢得胜利的。”
社论在谈到备受现代修正主义者无理攻击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时说：“关于‘纸老虎’的论断实际上不过是从比喻说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最没有疑义的前提之一：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的没落及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都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卫士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是纸老虎。
这就是应当在战略上藐视的敌人。
‘战略上’这个字眼，在这里是指‘归根到底’、是指‘整个来说’。
因此，‘战略上藐视敌人’和‘纸老虎’这两个论断结合在一起，只是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所说的那番话的中国说法：不要被你们的压迫者的貌似强大的力量吓倒；
他们的命运已经由历史决定了；
现在就投入战斗，加速他们的灭亡和你们自己的解放。”
“可是这一切同实际上的战斗的进行——中国术语中的‘战术’方面——根本是两回事。
在这方面不存在要藐视的纸老虎。
根据毛泽东的理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
‘从本性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可是这仅仅是他们的本性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
’而这些真的吃人老虎是必需在日常战斗中与之搏斗的老虎。
因此原则是：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更具体说来这意味着什么，当然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可是这肯定不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的药方，而且历史表明，中国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同任何其他大国一样审慎。
他们坚持解放台湾的无可置疑的合法权利，他们没有为此采取军事步骤，甚至没有去占据沿海岛屿，尽管这些岛屿被用来作为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的根据地，他们容忍在中国国土上存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殖民地，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来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报刊一再指责中国在老挝和越南进行军事干涉，这种指责看来是毫无根据的；
对例如阿尔及利亚和古巴这样的远隔重洋的国家，中国人给予革命力量以道义上的充分支持并且提供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经济援助，可是注意避免采取会被认为是挑衅性的行动，与此同时，当他们感受到中国本身遭到了直接威胁或攻击，例如1950年在北朝鲜和1959年起在印度边界上，中国人就毫不犹豫地为自卫而猛烈反击。”
“那么在去年10月古巴危机时中国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难道不是挑衅性的么？
如果是中国而不是苏联同美国针锋相对，那么全世界不是就有被卷入一场热核战争烈火的大好机会。
了么？
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
首先，他们强烈反对把导弹运往古巴；
他们认为，这只是让美帝国主义抓住把柄的冒险主义行动。
对美国进攻古巴起遏制作用的真正力量必然是古巴人民誓死战斗的意志、世界舆论的谴责、拉丁美洲的愤怒；
而对于这些遏制力量，导弹只能起有害的作用而不是有益的作用。
其次，中国人肯定不反对撤走导弹。
他们反对不同古巴人商量而撤走导弹、反对同意由联合国进行单方面视察，总之，他们反对牺牲另一个国家的主权来同帝国主义做交易。
在这一切之中，没有一点表明中国方面奉行冒险主义政策或好战的政策。”
社论说：“在中国人和他们的对方的争论中还有另一个突出的争执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无产阶级革命对立的‘结构改革’的问题。
对凡是读过从前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大辩论’的文件的人，特别是读过列宁1917年和1918年写的《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两本著名的著作的人来说，这次新的交锋听来是非常熟悉的。
正如列宁当年认为在当时有十分急迫的意义的国家与革命问题上恢复和再次阐明马克思的真正学说是他的首要职责一样，今天中国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向‘现代修正主义者’提醒列宁本人所说过和坚持的论点，并且证明他们的‘新’思想实际上一点也不新，其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背道而驰，正如半个世纪以前考茨基的思想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背道而驰一样。”
社论认为，“中国在这些有争论的问题上的立场是严格的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
社论继续说：“的确，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说，在双方争执的所有问题上，中国人的论据在精神上是纯粹列宁主义的，即使说在形式上不总是如此的话。
相形之下，俄国人和他们的追随者毫无疑问就是中国人把他们刻划的那样的现代修正主义者。
这就说明了整个争论的最突出的一个方面。”
“由于一些我们在这里只能稍稍触及的原因，赫鲁晓夫和他的一伙非常需要披上列宁的意识形态外衣。
他们突然地贬黜斯大林的做法打断了苏联发展的连续性，并且在一定的意义上也使他们自己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受到怀疑。
因此他们需要往回头去想方法，而且确是这样做了，他们企图显示他们自己是列宁的真正继承人而斯大林是个骗子，借以确定一种更根本的连续性。
因此，赫鲁晓夫式的做法就是一有适当的机会就推崇列宁，而把斯大林贬到万籁无声的监牢里去，甚至在斯大林确是列宁的忠实门生的一些问题上，或者在斯大林的权威可能对赫鲁晓夫极为有用的问题上，也这样做。

“现在中国人站出来了，他们以万分确凿的证据证明：赫鲁晓夫的思想和以这种思想为依据的政治路线根本不是列宁主义的，而且事实上与列宁在苏维埃国家刚诞生前后所集中火力批判的那批人的思想和路线有更多的共同点。
赫鲁晓夫和他的一伙假如能够回答中国人，能够言之成理地证明列宁的真正解释者是他们而不是中国人，那是一回事。
但是要这样做，显然是毫无希望的：同中国人进行任何说理的辩论只能是害多于利。
结果是他们连篇累牍地曲解和歪曲中国的立场。
中国人被加上的罪名有要通过世界大战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鼓吹和实行冒险主义的外交政策，煽起还不成熟的暴动，对他们自己国家之外的情况无知，如此等等，诸如此类。
所有这一切指责都是虚构的，任何一个知道过去不久的历史和肯于读一读中国的有关文件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辨别出来。
因此，苏联领导方面为了不让本国人民知道事情的真相，就不得不把中国人对自己听受到的指责的答复压下来不发表。
中国的政策是发表辩论双方的材料，俄国的政策是只发表一方面的材料，两相对比就很能说明这场辩论本身。”
社论说：“中国人认为，所有的共产党都是平等的，任何一个党都不能擅自对其他党发号施令。”
“对所有党具有约束力的唯一路线是诸如大家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这些文件中所确定的路线。”
社论说：俄国人争辩说所有的党都应当接受多数的意见。
中国人说，重要的不是多数，而是真理；
采取坚持真理的原则立场的少数终于将成为多数。
在他们那方面，他们毫不怀疑，他们代表真理，时间对他们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