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主席接见缅甸朋友
新华社04日讯
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接见由缅甸政府劳工局副局长纽丁上尉率领的缅甸劳工友好代表团，并且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顾大椿在座。
接见时缅甸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吴钦貌格礼也在座。
新华社04日讯
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接见缅甸教育部辅加秘书耶吞中校和由他率领的前来我国访问和进行友谊比赛的缅甸足球队，并且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在座。
接见时缅甸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吴钦貌格礼也在座。

日本共产党访华团到北京
新华社04日讯
日本共产党访华团一行十二人，由团长、日共中央委员、日共中央机关报经理局局长竹中恒三郎率领，03日乘飞机从上海到达北京。
访华团团员有工藤四郎、田口俊郎、安井真造、石母田达、林田芳德、铃木松助、小山袈裟雄、濑户川元信、佐武弘、桑原信夫、三小田竹治等同志。
访华团在到北京以前，曾在上海、杭州参观访问。
到飞机场欢迎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张香山等。

朱委员长接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陈毅副总理接见并设宴招待肯尼亚客人
新华社04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今天上午接见了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团长、肯尼亚下院议员、下院执政党议会党团首席督导约翰·戴维·卡利，团员：
肯尼亚下院议员、工程运输和电力部驻议会秘书杰雷迈亚·尼亚加，肯尼亚下院议员、农业部驻议会秘书詹姆斯·奥索戈，肯尼亚上院议员科伊南吉，肯尼亚下院议员卡毛，肯尼亚上院议员西杰约等。
朱德委员长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张奚若、胡愈之、黄镇、许广平、连贯、吴茂荪、吴晓达等。
新华社04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肯尼亚下院议员、下院执政党议会党团首席督导约翰·戴维·卡利，和由他率领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成员：
下院议员、工程运输和电力部驻议会秘书杰雷迈亚·尼亚加，下院议员、农业部驻议会秘书詹姆斯·奥索戈，上院议员科伊南吉，下院议员卡毛，上院议员西杰约等。
陈毅副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张奚若、胡愈之、包尔汉、刘宁一、刘长胜、黄镇、武新宇、许广平等。
接见后，陈毅副总理设宴招待肯尼亚客人。

苏联一群有组织的挑衅分子
向我驻苏大使馆进行反华示威
我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指出，这是破坏中苏人民友谊、恶化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严重挑衅事件，要求严肃处理
新华社莫斯科03日电
02日莫斯科时间十三时整，二十余名苏联男女公民成群结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前进行了有组织的挑衅性反华示威。
这二十多名苏联公民手挽着手地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座落的“友谊街”上，从东北方向西南方沿着使馆的院墙走着，并且有节奏地齐声高喊：
“我们不愿意死！”
“我们不要战争！”
“中国可耻！”
“中国人可耻！”
“可耻！
可耻！
可耻！”
其中还有人向着大使馆挥舞拳头。
这一批挑衅分子簇拥着走过中国大使馆，然后又折回到大使馆的领事部门前，气势汹汹地看着中国大使馆的值班工作人员，提出了一系列歪曲中国政府正确政策的问题：
“你们要战争，还是要和平？”
“为什么中国不在莫斯科条约上签字？”
“你们知道，你们是和谁站在一起吗？”
“为什么中国政府声明反对同美国达成任何协议和妥协？”
这一批自称是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生的挑衅分子们在大使馆门前逗留到十三时三十分才离去。
平时，中国大使馆门前只有一名苏联民警，近来已增为两名。
在这一事件发生时，有三名苏联民警在场，他们目睹了这一严重的反华挑衅行动的经过。
当天莫斯科时间十七时三十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提出口头交涉，指出这一行为是破坏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恶化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挑衅事件，中国大使馆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
中国大使馆要求苏联外交部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附图片）
09月02日，苏联男女二十余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前进行挑衅性反华示威，并气势汹汹地向中国大使馆的值班工作人员提出了一系列歪曲中国政府正确政策的问题，在场的苏联民警目睹了这一严重的反华挑衅行动的经过。
　新华社发
09月02日，二十余名苏联男女结伙，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门前，进行有组织的反华挑衅性示威。
这批苏联人自称是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这是反华示威的挑衅分子为了怕人们照下他们的嘴脸，慌忙用手掩面，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破坏中苏人民友谊的行为。
新华社发

苏联一群有组织的挑衅分子
向我驻苏大使馆进行反华示威
我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指出，这是破坏中苏人民友谊、恶化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严重挑衅事件，要求严肃处理
新华社莫斯科03日电
02日莫斯科时间十三时整，二十余名苏联男女公民成群结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前进行了有组织的挑衅性反华示威。
这二十多名苏联公民手挽着手地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座落的“友谊街”上，从东北方向西南方沿着使馆的院墙走着，并且有节奏地齐声高喊：
“我们不愿意死！”
“我们不要战争！”
“中国可耻！”
“中国人可耻！”
“可耻！
可耻！
可耻！”
其中还有人向着大使馆挥舞拳头。
这一批挑衅分子簇拥着走过中国大使馆，然后又折回到大使馆的领事部门前，气势汹汹地看着中国大使馆的值班工作人员，提出了一系列歪曲中国政府正确政策的问题：
“你们要战争，还是要和平？”
“为什么中国不在莫斯科条约上签字？”
“你们知道，你们是和谁站在一起吗？”
“为什么中国政府声明反对同美国达成任何协议和妥协？”
这一批自称是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生的挑衅分子们在大使馆门前逗留到十三时三十分才离去。
平时，中国大使馆门前只有一名苏联民警，近来已增为两名。
在这一事件发生时，有三名苏联民警在场，他们目睹了这一严重的反华挑衅行动的经过。
当天莫斯科时间十七时三十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提出口头交涉，指出这一行为是破坏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恶化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挑衅事件，中国大使馆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
中国大使馆要求苏联外交部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附图片）
09月02日，苏联男女二十余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前进行挑衅性反华示威，并气势汹汹地向中国大使馆的值班工作人员提出了一系列歪曲中国政府正确政策的问题，在场的苏联民警目睹了这一严重的反华挑衅行动的经过。
　新华社发
09月02日，二十余名苏联男女结伙，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门前，进行有组织的反华挑衅性示威。
这批苏联人自称是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这是反华示威的挑衅分子为了怕人们照下他们的嘴脸，慌忙用手掩面，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破坏中苏人民友谊的行为。
新华社发

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友好万岁！
首都盛会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和代表团
彭真同志致欢迎词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贡献卓越
艾地同志作了题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若干问题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长篇报告
新华社04日讯
今天北京一万多名干部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热烈地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和由他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全体同志。
艾地同志应邀在会上作了题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若干问题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长篇报告（全文见第3、四版），他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1书记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等同志，以及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系统和人民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出席了欢迎大会。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场上悬挂四幅巨大红字标语：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团结万岁！”
“中国、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友好万岁！”
上午九时，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蒂斯曼等同志，由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同志陪同走上大会主席台。
这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在主席台入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员，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委员苏吉约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东加里曼丹大地区委员会书记法赫鲁勒·巴拉克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北苏门答腊大地区委员会常务委员拉库特·森比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扎因·纳苏蒂安，艾地同志的秘书雅各布逊·吞让。
彭真同志在会上首先致欢迎词（全文见第2版），他说，艾地同志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崇高声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袖，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杰出的战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卓越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和战友。
他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和战斗性的强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一个同印度尼西亚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全国性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突击队。
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外最大的共产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之一。”
彭真同志说：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光辉成就，是它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结果。
他强调说：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鲜明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反对分裂。
他们具有高度的原则性，绝不随风倒。
他们忠实于各国兄弟党共同的协议，同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教条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他们继续不断地揭露叛徒铁托集团充当美帝国主义别动队的罪恶活动。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表现出了无限忠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彭真同志最后说：
“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在共同斗争的烈火中结成的，是久经考验的。”
他说，在今后的斗争里，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印度尼西亚人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艾地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作报告，他在报告开始时向大会转达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百五十多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和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最热烈的、衷心的问候。
他说，今天这个隆重热烈的集会，“是中国人民对正在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越来越高涨的声援大会”。
艾地同志报告的第1部分是“关于印度尼西亚社会和革命的几个问题”，在这一部分他谈到了五个问题：
一、印度尼西亚的自然环境和居民；
二、印度尼西亚历史简况和民族运动的成长；
三、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
四、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
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权问题。
艾地同志报告的第2部分是“关于党的建设的一些经验”，他在这一部分中谈到了四个问题：
一、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设成为既是群众性的党又是精干的党；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对党的建设的意义；
三、从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为强大的共产主义组织；
四、党的建设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
艾地同志在结束他的长篇报告时着重指出，他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不外是要进一步增强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亲密团结。
他最后高呼：
“伟大、英勇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永恒友谊万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永恒的友谊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万岁！
在伟大的不可战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指引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万岁！”
艾地同志的报告结束时，全场发出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
彭真同志表示热烈感谢艾地同志给大家所作的报告。
这时，艾地同志在扩音器前热诚地用中国话高呼：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友好万岁！”
彭真同志也高呼：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友好万岁！”
艾地同志接着又用中国话高呼：
“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友好万岁！”
这时，全场活跃，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2书记刘仁，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艾思奇、贾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裴丽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外交部副部长黄镇，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徐光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马纯古，全国妇联副主席杨之华、书记处书记杨蕴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琦涛、王照华，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会长包尔汉、副会长萨空了。
出席大会的还有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等。
（附图片）
上图：
大会主席台。
左起：
康生、苏吉约诺、周恩来、迪·努·艾地、彭真、苏蒂斯曼、邓小平、法赫鲁勒·巴拉克巴、郭沫若。
右图：
大会会场一角。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中锡友协举行电影招待会
庆祝友协成立一周年
新华社04日讯
中国锡兰友好协会今晚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电影招待会，庆祝友协成立一周年。
锡兰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沈里维勒拉，以爱德蒙为首的锡兰工会联合会代表团，锡兰和平理事会副秘书和锡中友好协会执行委员费尔南多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中锡友好协会会长张志让、锡兰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沈里维勒拉，爱德蒙和费尔南多先后致词祝酒，庆祝中锡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过去一年中得到了加强，并祝中锡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出席招待会的有中锡友好协会副会长严文井、总干事郭朋以及首都各界知名人士和曾经访问锡兰的人士。
招待会上还放映了四部国产短片：
《紫禁城》、《在激流中》、《春花笼鸟》和《掌中戏》。

刘主席任命耿飚为我国驻缅甸大使
免去李一氓的我国驻缅甸大使的职务
国务院免去耿飚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
新华社0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任命耿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免去李一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新华社0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免去耿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

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代表团
在鲁克曼率领下赴朝访问途中到达广州
新华社广州04日电
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代表团一行十四人，在团长、合作国会副议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副主席鲁克曼率领下，今天下午从深圳乘火车到达广州。
代表团是途经我国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并将在访问朝鲜后访问我国。
今天晚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省长陈郁设宴招待印度尼西亚朋友们。
代表团今天到达广州车站的时候，受到了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广州市市长曾生，广东省副省长罗范群，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理事田心，广州市副市长李广祥、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副主席罗培元等人的热烈欢迎。
到车站欢迎的还有在广州的朝鲜友人韩荣日。
广东省外事处处长王景川前往深圳迎接并陪同代表团到广州。
代表团定于明天飞往北京转道前往朝鲜。
新华社雅加达03日电
由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副议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副主席鲁克曼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代表团，今天清晨离开雅加达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访问。
代表团包括十二个成员。
副议长穆萨林和许多议员以及中国大使姚仲明、朝鲜驻雅加达总领事永朋（译音）都到机场送行。
在启程前，姚仲明大使为代表团举行了欢送宴会。

右下图：
陈毅副总理09月04日接见了柬埔寨金边市警察局长史夏以及随行人员。
图为接见时合影。
左起第6人是史夏。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刘少奇主席09月04日接见了缅甸劳工友好代表团。
并和代表团成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上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09月04日接见了以肯尼亚下院议员、下院执政党议会党团首席督导约翰·戴维·卡利为首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全体成员。
接见后朱德委员长和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
前左起第6人是团长约翰·戴维·卡利。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右图：
陈毅副总理09月04日接见以肯尼亚下院议员、下院执政党议会党团首席督导约翰·戴维·卡利（左二）为首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在北京市欢迎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大会上
彭真同志的欢迎词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集会，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同志，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同志们。
并且请艾地同志给我们做报告。
艾地同志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悉和亲切的。
他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崇高声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袖，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杰出的战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卓越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和战友。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向怀着极大的尊敬和钦佩。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自从1920年诞生以后，经历了一条光荣的斗争道路。
四十三年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一直站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的革命斗争的最前列。
特别在最近十几年里，随着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和民主事业的节节胜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迅速成长和壮大起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和战斗性的强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一个同印度尼西亚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全国性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突击队。
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外最大的共产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之一。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光辉成就，是它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结果。
从1951年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形成了以艾地同志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中央领导核心。
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指引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贯地高举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
在反对荷兰殖民主义、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表现了伟大的、英雄的斗争意志，受到世界革命人民的钦佩。
在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势力渗入了印度尼西亚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时地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最危险的头号敌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起，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经历过成功，也经受过挫折。
这些成功和挫折，都成为他们的无价之宝。
他们在斗争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勇敢，更加勇敢”，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宏亮口号。
既有斗争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
既有远大的目标，又有扎扎实实的当前的具体工作。
这种代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英雄气概和机智，正是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坚决斗争一定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鲜明的革命的旗帜。
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出色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印度尼西亚现阶段彻底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全面纲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印度尼西亚的实际出发，总结本国群众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在本国条件下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因为他们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所以他们党是这样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这样的生气勃勃，这样的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鲜明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反对分裂。
他们具有高度的原则性，绝不随风倒。
他们忠实于各国兄弟党共同的协议，同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教条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他们继续不断地揭露叛徒铁托集团充当美帝国主义别动队的罪恶活动。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表现出了无限忠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榜样，告诉人们：
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坚持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抵制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坚决抵制和反对那种以外国指挥棒唯命是从的现代教条主义，一切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一切从本国人民群众的需要和要求出发，才能够引导人民革命斗争不断获得胜利，才能够使得党的队伍和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
相反，如果奉行修正主义，跟着外国指挥棒转圈子，不反对帝国主义，不革命，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不仅要使得人民革命事业遭到损害，而且要使得党的队伍和力量分崩离析。
艾地同志说得很好：
“一个患有修正主义毛病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变得强大起来的；
相反，它将变得越来越软弱，它将日益丧失它的战斗精神，而它的内部分裂将变得越来越严重。
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修正主义并不动员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反对他们的敌人，而是把同人民的敌人妥协置于首要地位。”
地球总是要运转的，人类的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正像蚍蜉撼动不了大树一样，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绝不能扭转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
不管怎样，世界人民总是要走自己的路的，总是要反对帝国主义，总是要革命的。
人民是多数，反对人民的是少数。
要革命的人是多数，反对革命的人是少数。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现代修正主义者越是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鼻孔出气，越是鄙视、仇视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只能使他们自己越来越孤立。
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这次访问中国，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团结，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
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在共同斗争的烈火中结成的，是久经考验的。
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亚非团结的共同事业中，一贯相互支持和合作。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进展，都感到十分高兴。
在今后的斗争里，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印度尼西亚人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塞拉西一世皇帝复电周恩来总理
原则上支持我国关于召开最高级会议的建议
以就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
新华社04日讯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打电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原则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复电全文如下：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阁下：
我们已经收到你最近的来电，并正在最认真地考虑你们的建议。
我们一贯支持和争取全面裁军，以消除世界性灾难的可怕威胁，使目前用于军备的巨额财富用来为人类、为世界的和平和幸福的发展服务。
目前，埃塞俄比亚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的。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对最近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协议给予了支持，并相信这是走向全面裁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原则上支持召开最高级会议，以就全面禁止所有的核武器和销毁现有的储存达成协议，可是很明显，这种发展取决于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今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一致同意。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些方面正在作的努力。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皇帝　海尔·塞拉西一世
1963年08月03日于亚的斯亚贝巴

我最高人民法院
提前释放五名日本战犯
据新华社抚顺03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准予提前释放在押的中井久二、杉原一策、相乐圭二、永富博之、大野泰治等五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战犯监狱长刘凤魁军法大尉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01日下午在抚顺战犯监狱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裁定书。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1956年07月20日判处中井久二、杉原一策以十八年徒刑，在1956年06月20日判处相乐圭二以十五年徒刑，判处永富博之、大野泰治以十三年徒刑。
他们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第6条的规定，准予将他们提前释放。
中井久二等领到提前释放裁定书后，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大处理不胜感激。
杉原一策说：
“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得到提前释放，更深切痛恨自己的罪过，今后将永远不忘中国人民的教诲，一定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维护和平事业作出自己的努力。”
宣布后，中井久二等即由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带领离开抚顺战犯监狱。

我解放军总政治部举行晚会
欢送参加友军篮球赛各国代表队
新华社04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今晚举行歌舞晚会，欢送参加1963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锦标赛的各国代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将、副主任潘振武少将，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伟大校，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牟作云等，今晚和客人们欢聚一堂观看了演出。
晚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团演出了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的歌舞节目。
“越南争取祖国统一斗争美术作品展览”在北京开幕
据新华社02日讯“越南争取祖国统一斗争美术作品展览”今天下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这个展览将在北京展出两个星期。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对外文委副主任曹瑛，中越友好协会会长杨秀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蔡若虹，以及华君武、力群、米谷、方成等美术界知名人士和各界群众数百人，出席开幕式。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陈子平，以孙光阀为首的越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阮氏萍，以及在北京的其他越南同志，也出席了展览会的开幕式。
这个展览会共展出招贴画、政治讽刺画、磨漆画、雕塑照片等美术作品八十多幅。
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以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为主题，作品具有很高的思想性、战斗性和艺术性，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赞赏。
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出席了开幕式。
这个展览是由对外文委、中越友协和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离京去昆明
新华社04日讯
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阮氏萍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昆明访问。
到机场欢送的，有廖承志、包尔汉、李德全、朱学范、赵朴初、巨赞、戚云、孙轶青、王明远等。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陈子平也到机场欢送。

陈毅副总理接见柬埔寨客人
新华社04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上午接见柬埔寨金边市警察局长史夏及其随行人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中柬友协副会长张天民、总干事毛大风。

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若干问题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努·艾地09月04日在北京市欢迎大会上的报告亲爱的同志们！
在我这次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邀请我在这个大会上作报告。
我自己选的题目是《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若干问题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我想这个题目是合适的，因为中国人民很关心印度尼西亚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国人民非常热爱印度尼西亚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我知道中国人民喜欢听任何有关印度尼西亚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情况。
正如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关心、热爱和喜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样，中国人民也是关心、热爱和喜欢印度尼西亚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
在这里，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转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百五十多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和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最热烈的、衷心的问候。
今天在这宏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热烈的集会，是中国人民对正在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越来越高涨的声援大会。
一、关于印度尼西亚社会和革命的几个问题
1、印度尼西亚的自然环境和居民
印度尼西亚是由一万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的岛国，其中三千多个岛屿有人居住。
这些岛屿散布在亚澳两大洲之间，并把太平洋和印度尼西亚洋两个大海洋联系起来。
它的陆地面积将近二百万平方公里，如果和中国陆地面积（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比较起来，就没有多大。
但是，这些岛屿分布得很辽阔。
从沙璜（在印度尼西亚的西端）到马老奇（在印度尼西亚的东端）的距离大体等于天山山脉的西端到上海的距离。
而南北之间的距离大体等于柏林到阿尔及利亚之间的距离。
从印度尼西亚将近一亿人口的数目来看，它是世界上第5个大国，仅次于中国、印度、苏联和美国。
人口分布极不均匀，每平方公里最少的只有七人，最多的达四百六十人。
爪哇岛人口密度最大，全印度尼西亚大约三分之二的居民居住在这个岛上。
印度尼西亚有一百多个族，有的族人数有几千万人，有的只有几千人。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语言，而且还有各种方言，他们的文化水平也极不相同。
但是他们都接受印度尼西亚语作为共同语，这非常有利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
印度尼西亚语是在马来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来语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人数较少的马来族所使用的语言。
远在荷兰殖民统治之前，马来语就在印度尼西亚各岛屿之间、各族之间的交际中起着“通用语”的作用。
因此，这种语言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就自然地成为共同语。
印度尼西亚语从未成为殖民者的语言，它的发展甚至受到荷兰殖民者的阻碍。
因此，印度尼西亚语是在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经过锤炼的语言，是解放者的语言。
除了各族公民以外，印度尼西亚还有几百万外裔公民，如中国人后裔公民、欧洲人后裔公民和阿拉伯人后裔公民等。
他们承认印度尼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文化是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此外，也还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
在荷兰殖民时代，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各族之间和当地各族公民同外裔公民之间实行分裂和挑拨离间的政策。
这种殖民主义分裂和挑拨离间政策的影响，甚至到目前还存在着。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鼓吹这种政策。
1958年爆发的分裂主义的叛乱和1963年05月发生的种族主义反革命骚乱，就是反映了这一点。
经验表明，只要有了坚决反对它的政策和印度尼西亚全民族团结一致，就能克服和消灭分裂主义和种族主义。
各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政策和全体公民不论是原居民或是外裔公民一律平等的政策，是唯一能保证印度尼西亚民族统一的政策。
印度尼西亚的土地非常肥沃，海洋资源和地下矿藏非常丰富。
因此，难怪人们经常把印度尼西亚称为“赤道上的一条翡翠带”。
但是，由于长期殖民统治的结果，印度尼西亚人民自己无法享用这些富饶的资源。
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极低。
印度尼西亚虽然在政治上已经获得独立，但是它的经济仍然具有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
在国家政权方面，那些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利益的势力仍占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运动，已经获得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在近十年里。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人数已达二百五十多万人，也就是说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五。
进步的革命群众团体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在大约四百万组织起来的工人当中，有三百二十万参加了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
目前印度尼西亚的工人约有七百万人。
农民运动的进展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成员在短期内（约一年时间）从四百六十万人增加到六百三十万人。
人民青年团拥有一百五十万团员，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协会有一百五十万会员。
此外，还有艺术家、文学家、大学生、科学家等进步组织，这些组织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虽然如此，如果认为革命运动的发展不会遇到阻碍，那是非常错误的。
困难还是很多，革命运动每向前进展一步，都要遇到反动派的新的阻挠。
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的确非常复杂，充满着各种矛盾。
一方面，据统计，印度尼西亚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信仰伊斯兰教，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影响不断增长。
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内外政策方案有积极和进步的方面，那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时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来发展“新兴力量”；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它消极和反动的一面，例如它在财政经济方面采取损害人民利益的措施，同外国资本妥协和勾勾搭搭。
一方面，已经建立了广泛的、日益发展的民族统一战线。
在印度尼西亚已经有了民族阵线的组织，它团结了所有的政党、群众团体、武装部队和个人，拥有二千多万成员，并有共同纲领，即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言》。
民族阵线领导机构的组成，从中央一直到基层组织，都反映出“纳沙贡”这三种政治潮流。
但是另一方面，虽然有了这一切，直到目前为止，却还没能组成有共产党人担任负责职务的互助合作政府。
的确，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并不简单，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道路不是一条笔直的平坦大道。
印度尼西亚是个群岛之国，海岸线很长，要抵抗外来的军事进攻和防止走私者的活动，都有困难。
再加上，印度尼西亚的周围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或是通过一些军事条约而成为帝国主义势力的基地的国家。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者从未气馁。
最近几年来，他们努力地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上述这一切事实推动印度尼西亚革命者在开辟自己的道路来完成印度尼西亚革命时，更加努力更有成效地学习世界革命运动的丰富经验。
2、印度尼西亚历史简况和民族运动的成长
荷兰第1批商人到达印度尼西亚以前，印度尼西亚经历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印度尼西亚的国土上兴起过许多封建王朝，其中著名的有以巨港（南苏门答腊）为中心的室利佛逝王朝（七世纪到十三世纪），第一马打兰王朝（八世纪到九世纪）和麻喏巴歇王朝（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
自公元初，首先在爪哇岛开始了封建主义的统治，而在整个封建时代，不断地发生农民起义。
这些起义削弱了封建制度，但没能把它摧毁。
封建时期的另一标志就是封建王朝之间的多次战争。
正是在封建主义四分五裂这种情况下，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
国家的商人从十五世纪起就来到了印度尼西亚。
荷兰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击败了它所有的对手。
荷兰商人的组织——东印度公
司的活动并不限于做买卖，他们还巧妙地和狡诈地利用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直接夺取殖民地。
东印度公司时期是荷兰国内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阶段。
荷兰商人用尽各种残酷的办法获得惊人的财富。
正如马克思说过：
“荷兰（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的标本国家）的殖民经济的历史展示了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杀戮和卑鄙行为的无法比拟的图画。”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九四九至九五○页）
十七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印度尼西亚，
从此印度尼西亚完全沦为荷兰的殖民地。
当时，荷兰进行的剥削是建立在印度尼西亚已有的封建剥削的基础上。
因此，荷兰殖民统治初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封建的生产关系。
当时印度尼西亚社会可以确认为封建和殖民地社会。
十九世纪末，当荷兰的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由于资本输出不断扩大的结果，资本主义势力远远渗入农村中去。
封建经济的关系受到破坏，经济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经济。
商品经济逐渐占了统治地位。
封建制度再也不能单独存在，而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才能生存下去。
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已经同在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生活中占决定地位的外国资本、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交织在一起。
封建的印度尼西亚已经变为半封建的印度尼西亚。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08月人民革命爆发时为止。
第2次世界大战时，荷兰殖民主义者几乎是不战而投降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在1942年03月占领了印度尼西亚。
为时三年半的日本殖民统治代替了荷兰殖民统治。
从而，印度尼西亚就从荷兰的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但是，除了日本的剥削更加残酷以外，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在上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印度尼西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
十九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企业的建立，印度尼西亚的工人阶级诞生了。
工人阶级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把本阶级的解放斗争同整个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
封建经济崩溃以及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结果，产生了另一个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外国垄断资本的竞争遇到严重障碍，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从事工业的人很少，大多数从事商业。
这就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软弱的原因。
这也就是说，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的诞生先于民族资产阶级。
这从两个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可以看到的。
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发动了大规模的殖民战争。
通过这种战争，他们把整个印度尼西亚统一在一个集中的殖民政府统治之下和一个殖民地经济生活之中。
上述政治、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也影响了印度尼西亚人民斗争的性质和形式。
统一经济的形成，工人阶级的诞生和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是现代印度尼西亚民族发展的基础。
过去，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它是地方性的，而且往往是由那些企图恢复自己统治的地方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所领导的。
现在，人民的反抗表现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参加斗争的包括了所有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损害的阶级。
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许多群众组织和政党，这标志着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殖民者的民族觉醒。
这种民族运动不同于过去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所出现的民族运动。
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及其政党——1920年05月23日诞生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同民族运动结合在一起并成为这个运动的左翼的先锋。
1926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爆发了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的第1次全国性民族起义。
这次起义虽然被荷兰殖民者镇压下去，但是这次起义教育了印度尼西亚人民：
荷兰殖民统治并不是千秋万世的。
第1次全国性的武装斗争是由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政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从未进行过像中国“辛亥革命”那样的革命。
1945年08月爆发的民族革命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之一。
1945年08月17日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以后，印度尼西亚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印度尼西亚人民利用这个政权采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各项措施，譬如，把外国企业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所有，结束了寡头政府，在各地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国民委员会，在各地直到乡村成立了人民治安机构，在一些地区把外资农场的土地分给农民，等等。
这就是说，印度尼西亚人民在革命中为反抗他们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但是另一个主要的敌人——封建地主阶级并没有被推翻，而它是帝国主义统治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那也就是说，没有把作为印度尼西亚革命主要力量的农民充分发动起来和争取到革命中来。
因此，印度尼西亚虽然通过那次革命取得了独立，但是它的社会仍然是半封建性质的。
1948年09月以哈达为首的政府发动进攻，企图消灭共产党人。
这个事件被称为“茉莉芬事件”或“茉莉芬挑衅事件”。
当时几乎所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杀害或逮捕。
当反帝国主义的中枢被摧残以后，荷兰便轻而易举地在1948年12月发动了旨在征服整个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战争。
1949年11月，哈达政府和荷兰政府签订了罪恶的圆桌会议协定。
通过这个协定，荷兰在形式上承认了印度尼西亚的主权和独立，但是荷兰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控制却完全恢复了。
这样，圆桌会议协定就确定了印度尼西亚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并没有停止斗争，圆桌会议协定签订以后，就开始了争取废除这个协定的激烈斗争。
1956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单方面废除了圆桌会议协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957年解放西伊里安斗争高涨的结果是，所有的荷兰企业，被接管而后又被国有化。
当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致表示要用武力收复西伊里安，而且派到西伊里安去的志愿人员和当地的人民游击队共同解放了一些城市和地区之后，1963年西伊里安重新归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版图。
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步人民的支持，对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譬如说，在立法方面，通过了《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前者是规定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收成分配比例，后者是关于有限度的土地改革的法令。
但是，为实施这两个比较进步的法令而进行的斗争遇到了重重障碍，首先来自目前仍旧盘据在国家机构内部的反动派。
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前还在继续进行。
帝国主义在政权方面或是在经济方面的影响还相当大。
目前美帝国主义已经代替荷兰帝国主义而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头号敌人。
与此同时，荷兰帝国主义仍旧是危险的敌人，而其他帝国主义如英国、西德和日本正加紧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渗透活动。
封建地主势力基本上还存在，而且是国内反动力量的支柱之一。
根据对印度尼西亚社会和革命的分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章强调指出：
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是长期的和复杂的。
为了能领导这个革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采取稳扎稳打、逐步前进的策略，把人民革命斗争向前推进。
在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不断反对两种倾向，即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
上面谈到的是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和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成长与发展的简单情况。
3、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
08月革命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这次革命中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一年的革命，等于几十年常年的发展”，这是千真万确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这次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工人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仅是积极参加了所有的革命活动，并且努力领导这次革命。
因此，08月革命的经验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后来得到发展也是由于有了08月革命的经验。
08月革命教育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使得我们懂得：
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哪些阶级支持革命和哪些阶级反对革命。
08月革命教育了我们：
为什么一定要有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动摇不定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叛变革命的同盟军。
08月革命也教育了我们：
在革命中，武装斗争是最重要的斗争形式。
08月革命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
只有工人阶级掌握了革命的绝对领导权，印度尼西亚的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为了实现这个领导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必须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54年召开的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一个完成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般纲领和要求纲领。
这些纲领体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革命中所执行的战略和策略路线。
这条战略和策略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们长期斗争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四十三年前成立的那一天起，特别是在1945年08月革命时期，我们对印度尼西亚革命本身认识过程的结果。
在制定和执行这条战略和策略路线的过程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深深体会到列宁下面一段话的正确性：
“只有客观地考察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的所有相互关系，因而也考察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察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先进阶级才能以此为根据制定出正确的策略。
而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静力学上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动力学上的状态，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静止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
（这个运动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
（列宁：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五六三页）
过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犯过几次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左倾毛病，而在08月革命时期却同时犯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所以还没有能够从自己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还没有总结这些经验。
直到1948年08月，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举行代表会议、纠正了那段时期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时，才开始总结这些经验。
那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的决议，总结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关于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的经验。
这个决议标志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始进入成年阶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1954年）解决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切重大和基本的问题，这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入了成年时期。
后来这些重大和基本的问题在1957年07月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印度尼西亚社会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著作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
这本著作阐明了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性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任务，以及革命的动力、性质和前途。
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主要对象（敌人），由于印度尼西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所以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革命的任务是：
进行民族革命以驱逐帝国主义，进行民主革命以消灭封建制度。
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为帝国主义所损害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人士。
而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革命的。
印度尼西亚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族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资本主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从上述对印度尼西亚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出发，加深了对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了解，并且提出了各种理论。
事实证明，要保证革命的胜利绝对需要领会和运用这些理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以下的理论，即目前印度尼西亚有三种力量：
进步力量，中间力量和顽固力量。
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
党对这三种力量采取的路线是：
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和孤立顽固力量。
在团结中间力量的同时，党也进行了斗争。
党团结中间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是，如果他们要削弱党的独立性和劳动人民运动的独立性或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动摇不定，党就要同它进行斗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理论：
在1945年到1948年革命期间的武装斗争中，党不可以抄袭外国武装斗争的理论，而应该采取三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方法。
1945年08月革命时期的游击战争是可以扩大和得到巩固、使08月革命的要求得以彻底实现的，只要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三种形式相结合的工作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三种斗争形式就是：
农村的游击斗争（参加者主要是雇农和贫农），敌占城市中的工人（主要是运输工人）的革命斗争和加强在敌人武装力量中间的工作。
这个理论很重要，它是在像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个岛国赢得游击战争胜利的理论。
现在，在印度尼西亚，没有敌人的武装部队，只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它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以及在具有民族民主性质的革命中迅速诞生的。
工人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建设这支武装部队工作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不是反动的武装部队。
从它诞生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和反帝的特点。
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责任便是密切人民和武装部队两位一体的关系，以便在任何事变中，武装部队或是它的大部分能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站在革命一边。
就像不久前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反对和击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集团”反革命的斗争中所证明的那样。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理论：
为了赢得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胜利，应该用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来教育全体党员和劳动人民群众。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应该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
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同1917年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现在正在迅速发展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分不开的。
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是世界进步力量的一部分，是全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理论：
为了能够引导政治形势的发展，党必须实行这样的总路线：
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工作，以彻底实现1945年08月革命的要求。
换句话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应该高举党的三面旗帜：
统一战线的旗帜、党的建设的旗帜和1945年08月革命的旗帜。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的总的路线是：
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反封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统一战线。
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总的路线是：
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45年08月革命方面的总的路线是：
运用一切斗争的经验，动员广大的群众，教育他们做好应付一切可能的准备。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出了上述理论。
有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长期积累的经验，才有这些基本总结。
这些经验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英勇斗争、成千上万的同志流血牺牲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勤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
我们已经把这些理论运用于实践，并在行动中继续发展它。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在工作和学习中的口号是：
“懂得马克思主义，熟悉情况”。
只有通过这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的道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才能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越印度尼西亚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人民群众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结合得越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越能够避免不管是古典的或现代的修正主义和不管是古典的或现代的教条主义的危险，这就意味着印度尼西亚革命越向前进。
4、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得出结论，1945年08月革命没有能够达到目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时对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同时不善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当时共产党人忽视了建立作为反帝民族革命武器的民族统一战线。
虽然后来他们开始认识到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但尚未真正懂得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方法。
这个总结推动共产党人更加积极地、不屈不挠地和踏踏实实地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定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头等紧迫的任务。
根据对印度尼西亚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统一战线应该包括一切革命的民族力量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同时，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指出：
工农联盟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因为农民还遭受着严重的封建残余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只有当共产党人积极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从满足农民的部分要求到满足他们的根本要求——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分配土地，工农联盟才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08月革命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供了有关这个阶级的动摇性的重要经验。
在一定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参加革命并采取明确的态度站在革命一边，正如在08月革命初期那样。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会动摇和叛变，像在哈达政府发动“茉莉芬挑衅事件”时那样。
民族资产阶级也向帝国主义投降，同意卖国的圆桌会议协定。
因此，无产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坚持不渝地努力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到革命方面来，但也必须防备他们背叛革命的可能性。
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是买办资产阶级。
它们直接为外国大资本家的利益服务，因而它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对象。
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官僚资本家，它也是革命的敌人和对象。
从它反动的本质来看，印度尼西亚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有相同之处的。
但是，印度尼西亚在目前还没有发展到像旧中国那样，官僚资本家主要集中在四大家族，形成了高度的集中。
印度尼西亚的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在荷兰企业被接管和收归国有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一般地说，这些人是利用他们在政权机关或是国营企业中的地位，或是利用他们和政权机关或是国营企业中的要员的关系而变为资本家的。
他们利用官僚势力，而在过去主要是利用紧急状态法令来获得和巩固资本家的地位。
他们通过各种狡猾的手段来破坏国家的经济，企图把国营企业“私有化”和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如上所说，他们起着非常反动的作用，他们反对民主，反对人民群众组织，反对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加紧同帝国主义勾结，并同地主合伙镇压农民。
他们成立了形形色色的“工会”和“群众组织”，实际上是资本家的团体和组织。
这些团体和组织建立的目的在于摧毁革命的群众组织，特别是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
但是，这些官僚资本家的团体和组织的真面目在劳动人民群众中已经是暴露无遗，并受到强烈的反击。
在建立印度尼西亚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应该站在全体人民斗争的最前列。
印度尼西亚是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所以我国的工人阶级在客观上就存在一些弱点。
第1个弱点是他们的人数要比农民少得多。
为了克服这个弱点，应该建立和维护工人阶级内部的牢固团结。
正如季米特洛夫同志所说：
“所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人数远远超过无产阶级人数的国家里，尤其重要的是竭尽全力建立起工人阶级内部坚强的统一战线，以便它在全体劳动人民的关系中能占据领导的地位”。
目前在印度尼西亚可以说已经有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
社会民主党和修正主义在工人当中的影响是微小的。
加入进步的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的工人占组织起来的工人的绝大多数。
除此之外，在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同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宗教影响下的其他各种工人组织之间还存在着组织形式方面的或是具体行动方面的统一战线。
当然，反动派将继续力图分裂工人战线，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当然也必须继续努力工作来加强和巩固已形成的统一战线。
第2个弱点是：
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年轻些。
因而它在工人运动方面的经验非常缺乏。
工人阶级只有刻苦学习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克服这个弱点。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并将继续竭力克服这个弱点。
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满，学习是无止境的。
第3个弱点是：
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比资产阶级要低些。
这个弱点应该克服，以便工人阶级能更善于在革命中领导所有的阶级。
工人阶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进步是巨大而迅速的。
甚至在一些政府部门和议会中，无产阶级的代表在知识领域方面，在了解和解决各种政治、经济问题方面也显示了他们的长处。
但是，从整体来看，工人阶级还需要作许多努力来赶上先进水平。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今年08月17日开始的、在文化方面的四年计划，将为达到这个目的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基本上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在农民中进行了艰苦的工作，研究了农村中的土地关系并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地主的斗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有了正确的、革命的、指导农民斗争的土地纲领。
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也已经建立起来。
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克服了自己队伍中的宗派主义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回到革命的一边。
同中国的经验一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应该贯彻两个不可动摇的原则。
第1个原则是又团结又斗争。
这个原则也反映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的历届内阁的态度上。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所执行的进步政策，批评它不坚定的政策，使它变为进步的政策，反对实行损害人民的政策的部长们。
第2个原则是保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这意味着：
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并不会妨碍无产阶级去组织革命，去发展党和革命的群众组织。
也意味着：
无产阶级有权利阐明自己的立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持这个独立自主的原则。
我们同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
在这期间，革命的力量不是越来越缩小，而是越来越发展。
而反革命的力量却受到多次的打击。
甚至连五、六年前公开进行的反共叫嚣，现在已正式被谴责为反对团结的恐共病。
在反对恐共病和加强民族团结方面，苏加诺总统起了重大作用。
当然，反共活动现在还有，而且只要印度尼西亚还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继续会有。
但是由于受到革命力量的打击，他们的力量已经大大的削弱了。
根据同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经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得出结论：
只要进步力量强大，不断发展并善于打击敌人，而党的政策和策略又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有把握地把资产阶级争取到革命方面来。
在发展进步力量时，应该首先发展工人和农民的力量。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表明：
我们应该首先清楚地了解统一战线的阶级内容，它的基础和领导阶级。
然后，把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贯彻到具体的政策中去，赋予本国政治生活中产生的特有的形式。
譬如说，在争取成立包括所有的革命阶级参加的政府的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初期是主张成立民族联合政府。
后来，由于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广泛传播和群众斗争的发展，于1957年02月产生了苏加诺总统关于互助合作内阁的方案。
这样，民族联合政府的内容也完全包括在希望建立互助合作内阁的要求里面。
而民族团结的内容完全能够用民族互助合作这一字眼来概括。
后来又产生了“纳沙贡”这一名词。
“纳沙贡”一词反映了以反帝为纲领的民族主义、宗教以及共产主义各政治潮流之间的广泛合作。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民族统一战线的意思无非就是指革命阶级之间的团结。
但是，各个阶级在政治生活中通过各自的政党反映本阶级的利益。
在印度尼西亚，情形也是一样，各个阶级，无论是反动的阶级或是革命的阶级，它们的利益都是通过自己的政党明显地表现出来。
从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斗争的传统来看，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有三大政治潮流，即民族主义潮流、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潮流和共产主义潮流。
因此，如果这三个政治潮流组成“纳沙贡”，那么印度尼西亚民族团结就可以说已经形成了。
这种说法是合情合理的。
在印度尼西亚目前情况下，提出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的口号不会模糊民族统一战线的阶级内容，因为这种团结是建立在明确的反帝并在一定程度上反封建的纲领的基础上的。
两个亲帝国主义和亲封建的党——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已经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
另一个也反映民族团结和“纳沙贡”团结的概念是建国五原则。
（五项原则是：
（1）神道；
（2）人道主义或国际主义；
（3）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
（4）民主主义；
（5）社会公平。）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拥护和坚持建国五原则，虽然其中的一个原则是神道原则。
因为建国五原则并不是代替它的拥护者的哲学，而是把存在于社会上的各种思潮联结起来。
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决反对有些人企图把建国五原则中的一个原则作为主要的原则。
建国五原则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接受，作为一个整体，它就是团结的手段。
建国五原则的创造者苏加诺总统也屡次这样强调，苏加诺总统并且说，如果把建国五原则压缩成一大原则，那么这一大原则就是互助合作。
除了工农联盟和“纳沙贡”团结之外，在印度尼西亚，民族团结也体现在苏加诺总统担任主席的民族阵线这一组织形式中。
民族阵线的副主席包括了“纳沙贡”三方面的代表。
民族阵线通过了革命的五点纲领，作为指导民族阵线活动的要求纲领。
这五点纲领符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目前的三项任务。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三项任务是：
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克服经济困难和继续进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
我上面所谈的经验说明，只要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已经扎下了根，同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屈不挠地进行艰苦不懈的工作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就会有许许多多加强和巩固这一战线的形式。
显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认识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之后，就会努力找到符合印度尼西亚特殊情况的、行之有效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民族统一战线是取得革命胜利的绝对条件。
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进展，大大有助于党的建设工作。
反之，党的建设工作的进展也使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5、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权问题
我上面说过，印度尼西亚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
只有很好地了解印度尼西亚政权的实质，才能理解这种复杂的局面。
一切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仅仅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原理的正确，而且通过沉痛的经验教训，从实践中体会到它的正确。
在1945年08月革命时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是在国家政权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当时曾经成立了一个由共产党人阿米尔·沙利弗丁同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政府。
同时，还有一些内阁成员也是共产党人。
内阁中也有右派分子。
反动派利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犯的政策上的错误，撤回了他们的部长，图谋推翻阿米尔·沙利弗丁内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右派的这一阴谋缺乏警惕。
由于对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缺乏认识，阿米尔·沙利弗丁内阁便自动解散，随后成立的、哈达领导的内阁就起而代之。
反动派十分懂得如何利用国家政权来为它们的阶级利益服务。
政权一离开了无产阶级的手，转到买办资产阶级哈达手中，这个政府便继续推行对荷兰调和的路线，同时进行反革命的准备工作。
正如我在别的部分曾经讲过的，最后哈达政府通过茉莉芬挑衅事件发动了这一反革命行动。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国家政权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就这样使我们付出了重大牺牲的代价。
但是这一错误的经验教训，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却是极其深刻的。
目前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政权是什么性质呢？
圆桌会议协定签订以后，当时成立的历届政府都是完全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利益的买办政府。
虽然那几届政府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但是他们成了反动派的俘虏，执行同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的政策。
根据1951年以来实行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宪法，苏加诺总统在政府中并不直接掌握权力。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1951年起，就已经提出建立民族联合政府的要求，要求民族联合政府由同意废除圆桌会议协定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
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回到革命方面来的正确政策取得了初步成效，结果在1952年成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韦洛坡政府。
在韦洛坡内阁中还有右派（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人物，但是这个内阁的政纲比较民主，所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它。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这个内阁的积极态度使顽固力量开始孤立和受到打击，而中间力量和进步力量开始更加团结和发展起来。
自韦洛坡内阁以来的历届政府，基本上都是比较左倾和进步的。
右派分子在政府中的作用愈来愈小。
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1955年08月成立的布哈努丁·哈拉哈普内阁。
（布哈努丁·哈拉哈普是马斯友美党的要人，后来成了反革命叛乱分子）这个内阁显然是反动的，因而遭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反对。
由于力量对比发生了向左摆的变化，由于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进展，因此这个内阁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它的寿命不到一年。
这个阁破坏普选没有成功，被迫举行普选，并不得不承受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联合所遭到的失败。
民族统一战线取得进展所造成的重大发展之一，是革命派同哈达、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之间矛盾的尖锐化。
这个矛盾尖锐化的高峰便是哈达辞去副总统职务和1959年07月05日总统命令的公布，这个命令宣布印度尼西亚恢复1945年宪法，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告成立时的宪法。
1945年宪法规定由总统直接领导政府。
事态发展得十分迅速。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国内反动派曾几次发动政变和谋杀总统。
他们在阴谋遭到失败以后，便于1958年发动了旨在搞分裂的叛乱。
政府在全体人民的敦促和大力支持之下，坚决镇压了叛乱。
1960年11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批准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治宣言》（简称《政治宣言》），把它作为国家的方针大纲。
《政治宣言》是苏加诺总统1959年08月17日所作的一篇演讲。
这件事是人民革命斗争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意味着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基本问题的概念已在国家的正式文件中被接受和体现出来。
这样就使印度尼西亚全民族对印度尼西亚革命重大的基本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正确认识。
这一国家方针大纲指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主要对象（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印度尼西亚的革命任务不是建立一个阶级、一个阶层或一个政党的政权，而是建立全体人民的政权，互助合作的政权，反对军事的或个人的专制和独裁；
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力量不是一个阶级、一个阶层或一个政党，而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以工农为基本力量的全体人民；
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
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因此，《政治宣言》真正成了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完成革命的共同纲领。
有了《政治宣言》之后，革命派反对反革命派的斗争便表现为《政治宣言》派反对反《政治宣言》派的斗争。
1963年03月，苏加诺总统又发表了另一篇重要文件，即《经济宣言》。
“纳沙贡”三方面的人物在起草《经济宣言》中起了重要作用。
《经济宣言》包含三个基本内容。
第1，《经济宣言》规定了印度尼西亚目前革命阶段的经济基本战略，即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是，彻底肃清和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
第2，《经济宣言》规定了克服当前经济困难所必须立即执行的短期措施。
第3，《经济宣言》规定了实施《经济宣言》本身所绝对必要的政治条件，即通过政府和有组织的人民群众之间在施政和行政方面的相结合，实现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
换句话说，要成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政府。
有了《政治宣言》和《经济宣言》，完成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进步的政治和经济方案实际上便正式地成为国家的方针。
但是为什么这些文件没有坚决地贯彻下去，甚至在执行中经常发生和原方案的精神相违背的现象呢？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当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权性质。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印度尼西亚国家政权包含有两个方面，即拥护人民的一面和反对人民的一面。
拥护人民这一面的产生是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行三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方法中所取得的成就分不开的。
拥护人民的一面愈来愈发展，并促使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各种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措施。
反对人民的一面，即代表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利益的一面，竭尽全力企图破坏所有的进步措施。
这一面至今仍占统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国家政权方面的斗争就是要促使拥护人民的一面日愈增强起来并占统治地位，而把反对人民的力量从国家政权中排除出去。
这就是人民关于改组（国家机构）的要求的内容，关于成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的要求的内容。
也正由于存在着这两个方面，印度尼西亚必须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革命。
自上而下就是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促使国家政权采取各种革命措施；
在人事上和国家机构中进行改革。
而自下而上就是说要发动、组织和动员人民来实现上述改革。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改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家、买办和地主同人民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
有的同志问：
这些进步的政治和经济方案难道不是资产阶级欺骗劳动人民的阴谋诡计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
但问题在于这些进步的方案是在进步力量发展了和积极参预制定之下才产生的。
有了政府正式的方案，便大大有利于进步人士教育、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坚决要求执行这些方案，并用来揭露一切背离这些方案的企图。
因此，现政府所采取的一切进步的方案和措施，首先是印度尼西亚进步力量斗争的结果。
整民族接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方案，便反映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另外一些同志又问：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在行政机构方面进行改组，成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这和“结构改革论”不是一样吗？
不，完全不一样！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确支持和促使国家机构进行改组，以便加强进步分子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
例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完全同意和支持成立反映“纳沙贡”的最高谘询委员会、互助合作议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等。
但是这只是达到战略目标，完全实现《政治宣言》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的局部要求或改良措施。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中明确说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只有人民民主政府，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政府，才能把印度尼西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改变成为完全独立的、民主的、繁荣的和先进的国家。
争取成立人民民主政府的一项重大步骤，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63年02月七届一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就是成立敢于改变国内社会制度，敢于牺牲城乡少数大剥削者即官僚资本家、买办和地主的利益，维护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
因此当前成立“纳沙贡”内阁的要求是为达到战略目标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情。
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认为，成立“纳沙贡”内阁的问题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就是说问题的实质是夺取政权问题，是革命问题，而不是“结构改革”问题。
只有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和孤立顽固力量，才能改变力量对比。
七届一中全会号召共产党人以“五更”：
更勇敢、更机智、更警惕、更坚决和更埋头苦干的精神来执行这一路线。
以上便是有关当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政权的一些问题。
二、关于党的建设的一些经验
1、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设成为既是群众性的党又是精干的党
在日本法西斯占领时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完全在非法状态下进行活动。
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年青的共产党人，他们分布在工人、青年、学生、农民等各种群众组织中以及日本军国主义者征募印度尼西亚青年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里。
在准备宣布独立、反对企图镇压我们独立斗争的日本军队和联军的斗争中，这些共产党人是积极分子。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中央领导，因为在1942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大批领导干部遭到日本人的逮捕和杀害。
正因为这样，在发动1945年08月革命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缺乏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由于组织、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弱点，便难于立即达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
在一九四五至1948年革命期间，成立了三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党。
由于这个缘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48年08月的会议上纠正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切错误时，首先决定合并所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党。
按照计划，合并将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中完成。
那次代表大会没能举行，因为事前发生了茉莉芬挑衅事件。
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声誉是破坏不了的。
1948年12月，当荷兰发动第2次殖民战争的时候，由于茉莉芬事件而被投入牢狱的共产党人有一部分被释放了，另一部分则破狱而出。
他们出狱后第1件事就是寻找武器，进行反对荷兰殖民军的战斗。
他们的行动使群众睁开了眼睛，识破哈达在茉莉芬挑衅事件中关于共产党人要推翻共和国的谎言。
组织遭到破坏的共产党人无法阻止妥协性的圆桌会议协定的签订。
但是事实证明，共产党人在任何地方都站在反荷斗争的最前线并直接领导游击队。
这对圆桌会议以后党的建设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面临着领导一个由成千岛屿组成、拥有将近一亿人口、而人口密度又极不平衡的多族国家的革命任务。
为了完成这一领导任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建设党的方式上就不能不考虑到本国的特点。
1951年，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人数不超过七千九百一十人，组织小、范围窄，而且主要只分布在爪哇和苏门答腊。
因此，如果不大规模发展党，就不可能负起党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因此，1952年初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次会议讨论了当时印度尼西亚人民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如：
对曾经大肆逮捕共产党人的苏基曼政府的政策问题，对伊斯兰教国运动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反革命匪帮的政策问题。
除此之外，会议还严肃地讨论了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来制定印度尼西亚革命自己的道路的必要性。
在这个问题上，会议作出了关于三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方法问题、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加强党的思想以及发展党员和组织等问题的重要结论。
特别是关于组织问题，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结论，认为必须克服宗派主义，并且同意政治局的发展党员的计划，争取在六个月内把党员从七千九百一十人发展到十万人。
这就是党的领导为了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设成群众性的党而采取的第1个步骤。
有些同志怀疑，共产党是不是应该成为群众性的党。
他们只强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是质量高的党，意思就是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党员应该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人”。
他们认为大规模发展党员只不过是追求数量而已。
这些同志忘了，质量不能离开数量，群众性的党也可以同时是精干的党。
群众性的党包含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有大量的党员；
其次，在群众中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的确，为了使党能够领导所有的革命阶级执行它的政策，第2点是最重要的。
不过，如果党没有足够的干部在社会各阶层中进行广泛的宣传的话，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更不用说去领导他们周围的群众组织。
那时许多干部必须兼任各种各样的工作，以致被人称为“万金油干部”或“无所不包的干部”。
因此，群众性的党的这两个方面，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而应该理解为统一的东西。
不同意群众性的党的提法的另一理由是，党员为数众多就会模糊先锋队和群众之间的区别，使党不能起新型的列宁式的党的作用，即不能成为先进部队和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等等。
同时，大量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新党员参加了党，他们会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带进党内来，并将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溶化掉或淹没掉。
当然，这种危险不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从第二国际的党看到这种例子。
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保持高度警惕，这种危险是可以避免的。
最重要的是在发展党员和组织的同时，必须不断地和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而且必须把这种理论教育同实际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结合起来。
也有些同志担心，建立群众性的党，会使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的特务、密探和间谍容易渗入党内来。
这种担心确是有道理的。
但是即使党比较小，他们也还是会进行渗透活动的。
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群众高度的革命精神，相信他们的忠诚。
我们党员群众的政治觉悟越高，警惕性也就会越高。
上述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发展党员的计划，实际上是超额完成了。
1952年底检查计划时，党员和预备党员已达到十二万六千六百七十一人。
就是说，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十五倍多。
为什么会增加得这么快呢？
一般来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在印度尼西亚能建立起群众性的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什么呢？
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群众性的党的有利客观条件是，各阶层人民具有旺盛的革命精神。
这种革命精神表现在1926年人民起义的传统、08月革命以及以后的反帝斗争中。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在所有的革命斗争中一贯站在最前列，起了重大的作用。
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享有劳动人民的保卫者的声誉。
国际条件也是有利的。
10月革命和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印度尼西亚人民更加向往社会主义。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特别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辉煌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更加广泛。
另一个有利条件是，由于残酷的殖民统治的结果，在工人中没有工人贵族，因此，印度尼西亚工人运动中没有改良主义的传统。
这样，工人统一战线就比较容易建立。
有了工人阶级的牢固的团结，就形成了团结其他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并使工人阶级能够处于先锋队的地位。
以上便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成群众性的党的客观条件。
从主观条件即当时党本身的状况来看，情况也是有利的。
1951年新政治局的成立，保证了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这是把党重建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首要条件和绝对条件。
第2个条件是，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章。
它成为健全党内组织生活的基础。
第3个条件是，党的正确纲领。
党的纲领在具体政策中规定了印度尼西亚人民所必须立即完成的迫切任务。
例如关于推翻极端反动的苏基曼政府的政策，关于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恐怖集团的政策，废除圆桌会议协定的口号等等。
这些正确的政策把越来越多的群众争取到党的周围来。
第4个条件是，在党内展开反对宗派主义、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斗争。
这样，党就能够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能够从各阶层人民中吸收最先进的分子参加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1959年）在总结中指出，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的建设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
因此，第6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的任务，“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同群众密切联系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的党。”
2、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对党的建设的意义
1956年07月召开的五届四中全会着重指出：
“只有在统一思想、统一意识的基础上，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党内的团结。
只有有了共产党员思想上的统一，才有共产党政策上和组织上真正的统一，才有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的行动的统一。”
这一简单的真理，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始要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党的时候，尤其适用。
而只有对全党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统一。
党的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清算了党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偏向。
但是，还有党员对有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印度尼西亚革命道路的问题，搞不清楚。
由于党员的发展非常迅速，新党员人数大大超过了老党员人数，因此，情况就更复杂了。
1954年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预备党员人数约占党员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
这些党员群众出身于各种不同的阶级，他们的家庭环境也是各式各样的，他们的文化水平和革命经验也极不相同。
因此，他们会把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带到党内来，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那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问题就成为了今后党的建设成功与否的极其迫切的和决定性的问题。
1952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展了几次大规模发展党员的运动，没有一次不是同开展对党员的教育活动同时进行的，特别是新党员要学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和党章，而老党员必须学习党的文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
譬如，1951年和1952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干部学习列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运动，这次学习运动在使党摆脱宗派主义毛病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学习刘少奇同志著作《论群众路线》的运动，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干部建设一个扎根于群众的党，帮助很大。
同样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和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学习总结自己的经验和解决党内矛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从1963年08月17日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始执行第3个计划，即为期四年的关于文化、思想和组织工作的计划。
这个四年计划是前两个三年计划的继续。
这个计划很重视文化工作，同时加强了思想和组织工作。
执行了这个新的四年计划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更能够和更熟练地去对待一切任务和工作。
从党的建设经验可以得出结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具有三个特点：
第1，用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
第2，在党的建设中，我们的立场是：
组织建设重要，但思想建设更重要；
第3，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又能灵活运用这些原则。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主要是从自己建党的实际经验中，自觉地认识到这三个特点并且把它变为自己所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建设和加强自己的党的工作不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相割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建设有很大影响。
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实质性的意见分歧是不好的。
假如没有这些意见分歧和公开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来说，情况会更好一些。
但是，最近几年里，任何共产党人都不能够置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严重的、实质性的意见分歧这一事实之外，也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能对这些分歧采取中立的态度。
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正确地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见分歧，所以党的建设并没有受到损失。
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日益发展和巩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精神日益提高和加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意见分歧，使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更认识到独立自主态度的正确性。
这是这一时期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忠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态度，是对主观主义、古典的和现代的修正主义以及古典的和现代的教条主义毫不留情的态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见分歧和公开论战促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更努力学习和更富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由于正确地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严重的、实质性的意见分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队伍就锻炼得更坚强，并日益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因此也就更加成熟。
这点听起来很奇怪，但却是一个事实。
3、从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为强大的共产主义组织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党的重要经验之一是有计划地进行工作。
从1951年起，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开始成为党内普遍采用的工作方法。
开始时，这些计划都是短期的，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
计划项目也不多。
随着经验的积累，愈来愈多的党的工作列为计划的项目，计划的期限也延长了。
像我在上面所说的，从1956年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始执行关于组织和教育工作的第1个三年计划，接着执行了关于教育和组织工作的第2个三年计划，现在我们党正处在关于文化、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四年计划的初期。
由于大规模发展党员的结果，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1954年）召开的时候，党员人数比1951年增加了将近二十倍，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的比例是三比一。
这样迅速的发展当然会带来某些缺点，例如：
许多新入党的预备党员没有按应有的方式组织起来，许多新建立的组织，像支部、区委、各种党团党组，缺少经验。
新党员虽然通过学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和党章，受到了初步教育，但是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还很不够。
因此，可以说，1955年初，在印度尼西亚已经有了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这一运动还应该变成强大的共产主义组织。
随着党的第1个三年计划的完成，这一任务也就实现了。
由于实施了这一计划，党的基层组织已经活跃起来，干部通过党校或党的训练班的学习，受到了理论教育。
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所受到的锻炼，对巩固党的组织有重要作用。
反对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恐怖集团的斗争，反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集团旨在搞分裂的叛乱的斗争，大大提高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战斗性。
正是在这些地区，党的建设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4、党的建设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
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肯定是和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分不开的。
甚至可以说，党的政策的正确是党的建设工作得到进展的决定性因素。
反映各个革命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利益的正确政策，使愈来愈多的各阶层人民聚集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周围和参加我们的队伍。
把这些政策具体化时，重要的问题是口号的问题。
例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1956年07月四中全会提出的战略口号“团结起来，彻底实现1945年08月革命的要求”，在普遍推广对印度尼西亚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1957年五中全会提出的策略口号“改变力量对比，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诺总统方案”，在团结革命力量、要求建立民族联合政府或是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党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进展，对党的建设的进展也有重要意义。
建立的民族统一战线越广泛、越强大，就能有越多的人民了解我们的党，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
在维护党的安全方面，三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也将保证党的稳步发展。
另一方面，党的建设的进展为执行党的政策准备了更好的条件。
因为在党的力量薄弱、党员人数很少的情况下，党的政策即使正确也不能实现。
同样的，党越强大，它就越有力量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如果是小党，别的阶级是不会加以理睬的，何况是建立作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的、巩固的工农联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应该在农民中真正扎下根。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几个问题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情况，我就谈这一些。
我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不外是要进一步增强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亲密友谊。
因此，我们需要更好地相互了解，这不是肤浅的或表面的相互了解，而是深入的、真正的相互了解。
这意味着，首先我们需要相互了解彼此的社会、革命和共产党的情况。
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进行这种了解的时候了，而且这种了解是非常必需的。
我们两国人民和我们两党必须为这一目的而努力工作。
最后，我高呼：
伟大、英勇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永恒友谊万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永恒的友谊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万岁！
在伟大的不可战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指引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万岁！
完了，谢谢。
（附图片）

帕多瓦的例子帮助不了苏共领导人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在回答中共的二十五点时对中共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诽谤，其中也谈到中共干涉兄弟党，特别是意共的内政，并举出中共同前意共帕多瓦省委若干干部的关系的例子。
我们很仔细地阅读了对二十五点的回答，并且注意到苏共方面的论战长期以来所特有和常见的那种论据上的贫乏。
苏共举帕多瓦的例子作为干涉兄弟党内政的证据，恰恰说明了这种贫乏。
我们在帕多瓦对于问题的真相了解得很清楚，而且我们也懂得，兄弟党之间，无论大小，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彼此进行会谈、讨论、磋商和帮助是完全合理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抹杀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的权利，即彼此联合起来，确立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纲领，当然也要考虑到各国的特点。
过去一直就是这样，而且今后还会这样，这毫不足为奇，尤其是现在当那些对全世界革命运动造成很大危害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得势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来看同站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的斗争的最前列的中共的友谊的。
根据这一点，我们驳斥了资产阶级和法西斯报刊和意共报刊的论点，意共的报刊把我们说成是头号敌人而资产阶级成了他们的朋友。
苏共对中共的二十五点的答复中有关帕多瓦的段落引起了全意大利的大哗，舆论界和意共基层通过报刊表现出这种反应。
意共的机关报刊对苏共中央提到帕多瓦事，当然不会表示感谢，这恰恰是因为苏共这样一提引起了基层的同志们的兴趣和好奇，他们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想了解中国同志的论点。
目前，意大利各城市正在出现新的小组。
起初，意共的报刊是绝对的沉默，对真相一言不发，但不久资产阶级报刊就大肆喧嚷，使意共不得不干预，但采用惯常手法，重复地进行造谣中伤、无视事实、恐吓或使用家长的办法、不暴露真相而偷偷摸摸地开除一批人。
然而意共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用这些手段来压制或阻挠讨论和争论。
我们深知，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以中国同志的论点为首的那些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论点是被无视和被掩盖的。
现在，由于一切事件，尤其是由于中共坚定而有力地进行斗争，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再也不能掩盖一切，甚至不得不发表某些表示抗议和要发表自己观点的同志的文章。
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尽管只有少数人阅读的专刊上发表中共的理论文章，并且最后不得不通过意共中央监委会发出一个通知：
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即将展开辩论。
他们展开辩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不这样做，而他们的意图是明确的：
粉饰逆境，并把辩论引向死胡同。
同时他们利用这一点来宣称：
你们看，我们是民主的，我们不怕那些批评我们和不同意我们的人的论点，我们不怕中国同志的论点，等等。
这一切是经过许多年的沉默、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时期以来在全意大利散发了载有中国同志的思想理论观点的几万份小册子之后才发生的。
总之，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在辩论中将采取以下做法：
（1）（中共的）二十五点只发表在《再生》周刊上，这一周刊是专供几千名大部分为干部和领导人的同志们阅读的，而这些人大部分是修正主义者。
（2）因此基层，即使拥护意共领导，也得不到二十五点及其他文章。
（3）因此，辩论只会有唯一的意义：
民主只是假的，而基层党委的领导人遵循着唯一的计划进行惯常的谴责，说什么中国同志要发动战争，说什么中国同志要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永远穿草鞋和布衣服，永远吃得很省，以免被谴责为“资产阶级化”，说什么中国同志要恢复所谓斯大林的方法，等等。
因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已迫使修正主义者展开思想辩论。
我们有把握说，通过这一斗争，我们将会争取其他同志拥护正义的事业，反修正主义小组将会得到加强，实质上是纸老虎的修正主义者将会开始原形毕露。
意大利　乔万尼　斯巴达科
07月25日于帕多瓦

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途
《火星报》第5期发表的题为《安特卫普会议和伊符里会议》的文章
本报讯
法共和比共党员联合主办的《火星报》第5期发表了题为《安特卫普会议和伊符里会议》的文章，摘要如下：
自从继《列宁主义万岁》而出版的《火星报》第4期出版以来，在比利时和在法国举行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重要会议。
比利时共产党在安特卫普举行了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法国共产党在伊符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在复活节期间，比利时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郑重地申明，它并不屈从于任何一个党，它也不是自动地支持苏联共产党的论点，更不是自动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论点。
它说，它完全独立地决定自己的立场。
为了具体地证明这一点，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大会宣布干脆开除四名毫无过失的党员，他们被控为犯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论点而没有维护赫鲁晓夫的论点的严重错误。
从1963年05月08日到10日举行的法共中央委员会会议说，它最恋恋于怀的愿望，是看到苏联和人民中国这两个兄弟党和国家和解，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支持它们愿意看到停止论战的愿望。
试举说明这种善意的例子吧，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重弹赫鲁晓夫所有的论点，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最无可指责的观点。
这是以真正论战的语调说出的，丝毫不是要缓和分歧，而是要使分歧扩大。
这些假革命的领导机构，把服从苏共领导机构的命令同权利平等的各国党之间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自由讨论，混为一谈。
在这些领导机构的成见面前，我们应该继续把情况告诉我们的比利时和法国共产党同志们。
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委员会，我们迁移到法国，今后便在法国出版《火星报》。
（一）
1963年04月中旬在安特卫普举行的比利时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提纲草案，这个草案纯粹是抄袭赫鲁晓夫为苏共辩护的论点。
和平共处被说成是“一个胜利”，因为它已被“强加给”帝国主义者了，而且打开了“通过一些非暴力的途径”通往世界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个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提纲”中，“革命”一词小心翼翼地被禁止使用了，提纲的修正主义是非常明显的；
所有那些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具体斗争的人，如中国共产党人，则被称为“冒险主义者”、“左倾主义者”或“极端宗派主义者”。
这个提纲还恬不知耻地佯称比利时共产党尊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1957年和1960年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佯称比共上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已证明是正确的。
人们忘记了1960年04月的提纲，那个提纲谴责修正主义是主要的危险，“南斯拉夫变种是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或者忘记了那个文件中揭露的共同市场是国际垄断组织猛烈进行战斗的武器。
1963年04月，修正主义便不再是一种危险了，南斯拉夫人便不再受到批判了，共同市场便成为“应予重视的一种现实，必须竭力对它施加影响”了。
其实，无论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还是共同市场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正是比利时共产党领导机构否认了它从前的分析、决议和庄严的义务。
它竟敢以被它践踏的原则的纯洁性为名，攻击那些仍然忠于1960年11月通过的莫斯科共同决议的人，甚至把那些仅仅指出这些矛盾作法的勇敢的同志驱逐出党。
竞选的笼络人心伎俩，往往同叫作“议会迷”的机会主义路线形影相依。
因此，人们在促使劳动者加强小小的比利时共产党，以便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时，人们是陶醉于一些早已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完全否定了的乐观主义估计：
“世界局势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为有利”，“资本主义正在后退，应当接替的时刻越来越临近了”，例如让·布鲁姆就是这样说的。
幸运得很，共产党员们并不作同样的推论。
例如，于克勒区委会的党员在他们的大会上，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政治局的提纲。
亨利·格利纳同志，勇敢地反对比利时共产党领导机构顽固地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一条道路的前景：
议会道路”。
德洛涅同志猛烈地反对以社会各阶级的组成发生了变化为借口，来抹杀无产阶级的作用的倾向。
尽管如此，由挑选的代表举行的第14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改良主义的提纲，并且认为应该用整整一章来驳斥事实上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中国论点”。
提纲第60节就特别说明了修正主义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歪曲：
“和平共处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建立和平竞赛，以便给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对福利、自由和幸福的问题，带来更好的解决办法。”
这即是说，资本主义这种人剥削人的制度，可以在给劳动者带来福利方面同社会主义竞争。
这种把“和平共处”不是看作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阵线、而是看作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的看法，是符合铁托的论点的，而他的论点曾受到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1960年会议的谴责。
对那些受到比共十四大制裁的同志来说，被政治局（它强令人接受类似论点）开除，并不是不光彩的；
这几乎是发给了他们一张他们尊重原则的证件！
（二）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05月08日、09日、10日三天在伊符里（塞纳省）举行会议，听取了副总书记瓦德克·罗歇作的关于04月间举行的莫斯科会谈的报告，当时派了法共代表团去同苏联领导会谈。
这一报告只是赫鲁晓夫论点的正式重新采纳，只有一点差别：
报告提到这些修正主义论点是莫里斯·多列士的发明。
多列士在争夺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小头目位置的斗争中，竭力阻止他的同伴、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
于是，他叫他的手下人摘引他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九、1950年的演说或向法共以前几次代表大会发表的讲话，以便证明多列士一向预见到了共产党的政策应该达到赫鲁晓夫先生引导这个政策所达到的地步。
会上通过了一份名叫“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这是说的反话，因为这本身就是进行分裂的重大努力——的文件，搜集了所有的修正主义版本、《真理报》阐述的全部论据。
假如法共领导机构要想取得奖赏迅速彻底服从赫鲁晓夫的行为的奖金，那末，可以肯定，它已差不多要取得了。
这个文件对八十一个党声明的解释，是曲解的典型。
人们从文件中可以发现一些同现实情况绝对格格不入的说法，例如：
“宣言和声明正确地强调指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当时是修正主义；
同时，它们指出，必须同可能变成主要危险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有力地进行斗争。”
由于1960年以来，国际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证明没有任何东西使人能够硬说修正主义已突然不再是主要危险了。
没有任何东西，只不过是比共和法共领导人已陷入修正主义，并在追随赫鲁晓夫吹捧本应受到揭露的铁托的同时，借口局势发生变化来否认他们签的字。
任何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转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今天都不能证明国际局势自1960年底以来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足以证明修改对这个时代的基本论点是有道理的。
因此，这些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今天都不能修订1960年11月庄严地通过的声明第6章。
所以，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策才引导这些领导人否认他们的签字和根据外来的命令而改变立场。
假如人们愿意承认，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人们从经济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得出立场，那末，由于必须服从起领导作用的党而改变基本立场，便是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否定。
在这种情况下，多列士便在修正主义中同陶里亚蒂合流了。
（三）
比利时共产党宣布有一万四千五百党员，而全国人口却大约有九百二十万。
我们认为，真理不会涣散斗志，因为正是假造的东西，在一时蒙骗了革命者和劳动群众之后被揭露时，才会涣散他们的斗志。
然而，必须指出，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委员会会议上，恰恰有一个党被提到是停滞、发展不够、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里完成它的使命的例子，这个党就是比利时共产党。
在这里，我们要指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研究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问题的部门，曾干涉比共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草案，要求在这个提纲里不要对比共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的能力作危险的过高估计，甚至建议比共承认在这方面有严重的政治缺点。
人们正是这样在比共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草案里加上了一段话，这段话里指出了比利时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提高之后补充说：
“比利时共产党既没有同它面临的任务相适应的组织，也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影响”。
第48点承认，政治局势的成熟同比共的发展之间的差距，是对比利时工人运动的严重障碍。
比利时共产党由于它先天的弱点，它在比利时帝国主义把刚果投入火海血泊之中时，无能履行它的国际主义义务。
一个党员人数少、干部政治质量差、不受人民拥护的共产党，只有一个办法前进、壮大和变得善于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这就是坚决站在革命的立场上。
跟在资本主义后面跑，是不能争取到群众的。
硬要参加像共同市场那样的资本主义勾当，或者主张一种通过资本主义的和平改良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就不能培养出共产党人。
列宁说过：
“重要的不是名称，而是内容。”
比利时同志们应尽力而为，使他们报纸的名字、比利时《红旗报》，配得上它伟大的同名杂志、人民中国的《红旗》。
（四）
法国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不幸现实。
法共领导干部同社会民主党的僧侣不再有任何区别了，他们害怕双方对抗的争论，毫不犹豫地使周围的人都是虔诚的、宠以一官半职的朋友，每当他们需要叫人喝采时，这些朋友就扮演捧场者的角色。
法共使用的词汇也社会民主党化了。
人们在谈论一种有多党共存的社会主义，忘记了列宁的关于各个政党都有社会代表性的论点。
当警察正挥舞大棒和进行屠杀的时候，人们却说党将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法共领导人，像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已经被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同化了，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表明他们对法国利益和对民族利益的关怀，好像这个“祖国”的政权形式是他们漠不关心的。
在法共罪恶地背弃国际主义原则、因而在阿尔及利亚革命面前丢尽了脸方面，法共所有的文件都说要“维护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共同利益”。
叫法共去当“资本主义事务的忠实管理人”，它倒是成熟了的。
（五）
在法国共产党和比利时共产党中出现了一些虚伪的调解人，他们言不由衷地说，他们非常希望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举行预定的会谈时，看到分歧得到消除。
这些调解人一向谈论的和解，仅仅是这种意义上的和解：
即中国共产党人要放弃他们的正确批评，而苏联共产党则绝对拒绝对它的理论错误和策略错误作自我批评。
因此，他们事先就表示，对他们说来，无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辩论怎样，他们甚至还没有研究双方对立的论据就预先选择好了他们站在那个“阵营”；
他们将作莫斯科要他们作的事情，如果赫鲁晓夫不得不屈服于基层压力，他们便说他有理解力，如果他坚持其修正主义立场，这些追随者便对中国共产党大肆讽刺。
当他们谈和解时，他们所理解的和解，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共产党屈服。
他们从自己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出发，证明未来的莫斯科会谈，将丝毫不能改变所争论的问题和所存在的分歧。
苏共领导人曾谴责斯大林主义，谴责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屈从于斯大林（中国人除外，他们的行动违抗斯大林的命令），如果这些领导人这样做是真诚的，那么他们就会承认，他们现在正在继续采用他们曾经谴责过斯大林的方法。
帝国主义者对斯大林比对今天的苏共领导人更害怕得多。
法国共产党和比利时共产党的这些虚伪的调解人在希望和解时，在向苏联共产党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和解的愿望表示致意时，是按照赫鲁晓夫的命令行事的。
他们事先就知道中国共产党不会在原则上投降，所以他们目前这一手段的目的在于事先证明，把莫斯科中苏会谈的失败归咎于中国同志是对的，其实这种会谈只有苏共放弃再走修正主义的邪途时，才会成功。
关于原则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论点问题，这些“调解人”完全了解，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
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保全苏联领导人或者苏联的威信，而是在于，共产党人是否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在于共产党是否把准备和领导这些革命作为使命。
列宁过去不能同社会党叛徒达成原则妥协，因为这些人要把社会党劳动者引向同帝国主义者实现神圣同盟，从而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中国共产党将不同意同修正主义者作任何妥协，除非这些修正主义者放弃他们的分裂观点，重新走上由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的革命道路。
中国代表将要维护八十一个党的声明，声明规定了揭露和反对主要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任务；
他们不能同意妥协，因为这将是支持那些违反自己签署的协议的人、反对那些守信用的人。
中国代表将坚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宪章的条文，它规定所有共产党，不论其人数多少，都是平等的。
他们将不同意召开任何新的国际会议，如果没有保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代表能在讲台上和苏联共产党代表一样长时间地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话，如果没有保证他们可以反击向他们发动的任何攻击的话。
人民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将问全世界共产党人，苏联以听从它的命令、甚至错误的命令作为它给予物质援助的条件，并且取消对一个敢于批评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甚至对这个国家实行禁运，这是否符合国际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相支持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在会谈中不可能和解。
（六）　
　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修正主义者不得不使用捏造和诬蔑。
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来的列宁主义者为维护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而斗争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所表明了的，而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同他们一起维护革命原则的所有其它党的修正主义类型的宣传中，得到了验证。
例如，在法国共产党内，人们以收到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一封信为借口，在《新法兰西》周刊（1963年03月13日一期）刊登一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中国外交人员从无优先向《世界报》提供消息的习惯，发表在当晚《世界报》上的这封信显然全系捏造。
一向宣传保持警惕的法共领导人知道不应当相信这些伪造品。
然而，他们得到这一明显的伪造信却很高兴，因为它对他们的修正主义阴谋极有好处，可以说太有好处了。
如果有人投寄了这种信，新华社巴黎分社是会得到消息的，法共领导人没有劳神给这个分社打电话，没有打算同人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联系，他们便重新反对中国共产党。
而在此前夕，杜克洛还在《人道报》上表示希望和解和结束争吵哩。
人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立即向《世界报》和《新法兰西》发出了否认信，然而尽管《世界报》立刻发表了这封否认信，可是《新法兰西》周刊过了一期才登，这就给予了以伪造为基础的指责产生作用的时间。
修正主义者迟迟才否认和没有道歉的这种伪造，究竟对谁有利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人们便不难找到伪造者是谁了！
比利时共产党说，雅克·格里巴同志在于克勒区委会和在共产党布鲁塞尔省委会组织了一个派别，以便散发反对党的路线的文件。
这是修正主义式的一个明显的捏造。
在准备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范围内，党章规定，对“任期届满的领导机构”提出的“提纲草案”应进行自由讨论，各级党员大会在通过提案以后，应指派代表到最高一级代表大会为这些提案辩护。
于克勒区委会多数人通过了比共党章修改草案的反提纲和反建议。
虽然区委会会议通过了，然而党的任期届满的领导机构禁止民主选出的于克勒代表在最高机构会议上维护大多数人所通过的议案。
人们用完全违反党章的办法改组了布鲁塞尔执行局和省委员会，以便清除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多数派。
他们借口格里巴（领导机构成员）已被中央委员会开除，禁止他参加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布鲁塞尔省委会和于克勒区委会的多数派代表，才印发了他们的提案。
他们并未组织派别，而是他们为了制止比利时共产党任期届满的领导机构对民主集中制的违反，不得不按自己的方法行动。
加于遵守党章的大多数同志的罪名，是违反党章的那些人蓄意捏造的。
在苏联人民群众的压力下，《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邀请赫鲁晓夫的信，这拆穿了说中国共产党“也”拒绝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讨论的捏造。
最后一个捏造表现在苏共领导机构一些时候以来给予日本共产党右派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上，这个集团是由作为分裂分子驱逐出党的春日庄次郎领导的。
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起指责春日庄次郎之后，现在发现他具有很大的反革命品质，他成立了一个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右派党，因为日本共产党的多数人赞成人民中国共产党所维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
说叛徒春日庄次郎得到“原则性”的支持，是修正主义者的又一捏造。
如果苏联共产党和它的其它党的仆从们的事业是正确的和保卫得住的，那它就不需要靠捏造来取得成功了。
（七）
　一位波尔多的读者研究了古巴问题，并给我们寄来了一封革命的声援信，这封信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位同志强调这一事实：
苏联像法国共产党一样，最初否认在古巴设置原子导弹发射台。
在公布那些揭露性照片之前，美国的指责都被说成是“好战分子的纯粹捏造”。
他说，在承认了设置这些发射台和火箭之后（如果这是极为秘密的基地，人们却没很好隐蔽和保护。
这位同志问道：
“犯这些错误，有谁受到制裁呢？”），
苏联的态度是一种“大国”的态度，它的卫星集团只能未经讨论就追随它。
这位同志说：
“美帝国主义要那些要求它给予经济援助的小国在政治上屈从于它的作法，同苏联在作出现在或将来涉及和平或战争的决定时都不征求受这种决定约束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意见的作法，在精神上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一个人民民主国家抗议或是表示不同意，人们就取消苏联给予的一切援助，而苏联给予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倒是永远享用的。
这是大国沙文主义，口头上说平等，实际上只容许卫星国表示赞成。”
这位同志说：
“赫鲁晓夫每一个报告都唠唠叨叨地强调苏联给予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但是，赫鲁晓夫始终略而不谈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给予苏联的援助，而且有时是未经这些国家人民的同意而给予的援助。
苏联得到匈牙利地下的战略物资，捷克斯洛伐克最好的工业产品，付给粮食——甚至中国大米——的价格，比付给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同类物品的价格更低。
苏联的供应，跟它的战略力量一样，很多都是仰赖人民民主国家的。”
这位同志说：
“有人谴责中国共产党曾经批评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面前逃避和退却。
一个党员自然是宁愿要和平而不愿意要战争；
但是，今天在帝国主义的要求面前退却，就等于准备明天在要么战争要么作奴隶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任何退却都将是对帝国主义者的鼓励，帝国主义者将把这种退却解释成一种软弱。
“于是，我就作了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同志曾经忘了去作的事，便把自己设身处地处在一个中国劳动者的地位，于是我对我这样说：
——人民中国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们的命运和它们的未来都是共同的。
如果赫鲁晓夫随意退却而不征求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他也可能在另一种场合下同样地决定他不退却，或者因而决定苏联进入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同社会主义阵营的联系，由于签订的条约等等，人民中国便不可避免地将同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站在苏联一边卷入战争，并在战争中丧失数百万公民。”
这位波尔多同志提出的问题不容忽视，我们应该考虑考虑，比如说，我们要问一下，铁托的南斯拉夫在一旦发生冲突时将采取什么态度。
假如苏联同美国之间爆发战争，铁托也许是“守中立”，他也许甚至站在帝国主义侵略者一边，帝国主义者向它提供美元并不是毫无报酬的。
人民中国为了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的物力和人力投入这场冲突中去。
但是，苏共领导人宁愿要“中立主义的”修正主义的铁托的恭维，却不愿接受中国同志们建设性的批评。
我们怀着向这位波尔多同志致贺的心情，请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上持有一些新看法和新论据的全体法国和比利时同志，向我们提出他们的这些看法和论据，并允许我们发表出来。
（八）
　法国和比利时共产党领导机构的修正主义论点，与意大利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论点相吻合。
如果苏联共产党反对这种集体蹂躏革命理论的行为，那末，这种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
邀请铁托访苏，《真理报》对陶里亚蒂的祝贺，对莫里斯·多列士的摇摇欲坠的领导的支持，都是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鼓励。
比利时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批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后，也制订了改良主义的纲领，而且仿效右派社会党人，大谈特谈什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有化、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新斗争方式（！）
、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假如人们在这方面追随他们，那就应该承认，王公贵族还驾着四马高车在伦敦街头闲逛的英国，便是一个几乎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在国有化方面，英国的资本主义远走在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之先，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它已经使银行、煤炭业、电气业、煤气业、国内运输业和很大一部分五金工业国有化了。
从1945年起，百分之二十的英国劳动者都是国有化企业中的“国家雇员”。
可是，他们当中谁也看不出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有利的变化，谁都不能硬是认为已生活在一个“几乎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中。
在奥地利，百分之九十八的钢铁生产和煤炭生产是国有化企业生产的。
国有化企业生产的压延金属占产量的百分之九十，非铁金属占百分之九十四，石油的开采和提炼占百分之九十一，还有三家主要银行是国有化的。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不害臊地硬说，“国有化会通过非社会主义的手段来废除私有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如果相信他们的说法，上面这些是否是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呢？
那些主张通过国有化走向社会主义这条和平道路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知道，资产阶级国家只是使经济亏空的部门国有化，以便确保资本家获得更优厚的利润，同时减轻资本家冒的风险和亏本。
过去的资本家还是在各地保持着他们的控制，而且得到由于没有收益而被抛弃的部门中最富于“生产力的”部分：
例如，卧车、餐车、租赁货车都带给前铁路业主以最大的利润，而铁路的亏本的部分则由纳税的人民来承担。
亏本的企业是以很优厚的条件，在人民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收购的。
收购价格高于其价值，给予的补偿使得“被国有化的人”能够建立其他有利可图的企业，同时仍然是他们的前国有化“部门”的享有特权的供应商人。
法国私营钢铁和化学工业在1947年到1960年间，通过它们同国有化部门的交易，就这样取得了三万亿法郎的利润。
（国有化的）营业是亏本的，而得到了优厚补偿的前业主的利润却比以往更大了。
是谁付了这些钱呢？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7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说：
“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使生产更加垄断化、更加国有化的措施，必然会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增加被剥削者反抗的困难，加强反动和军事专制，同时，必然会使大资本家靠剥削其他阶层而得来的利润急剧增加，必然会使劳动群众由于要向资本家缴付数十亿借款利息而遭受几十年的奴役。”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考虑国有化：
正是国家的性质决定着国有化的性质。
对资产阶级国家国有化的性质作错误的解释，是对资产阶级国家本身的性质也作错误分析的结果。
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国有化，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加剧的象征，它维护着资本主义的利益以损害劳动者。
领导着法国和比利时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者，跟意大利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者一样，追随着铁托叫嚷国有化具有社会主义化性质的同时，他们便符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便支持了它的计划。
全体革命的劳动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便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同反对修正主义为之效劳的资本主义的斗争配合着进行。
积极支持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立场，自然是这一革命斗争的一部分。
法国和比利时的共产党员们，你们组织起来吧，开展理论讨论吧，在你们党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吧。
让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同志们一起，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途，确保世界社会主义未来的胜利。

请看苏联报刊是怎样诽谤和攻击中国的
编者按：
0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领导人就开动了他们的宣传机器，发动了一个锣鼓喧天的反华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07月15日到08月31日，仅在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就刊登了二百八十六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社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
苏联的其他地方报刊也刊登了大量的这类材料。
这些对中国的攻击，同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样，采用了资产阶级政客的颠倒是非、造谣惑众的手法。
他们给中国共产党扣上了数不清的帽子，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啦、“教条主义”啦、“冒险主义”啦、“假革命”啦、“民族主义”啦、“种族主义”啦、“宗派主义”啦、“分裂主义”啦，等等。
他们污蔑中国要“借助世界战争推动国际革命”、“要把美苏推到核战争中去”、“要毁灭欧洲和北美的文明中心”；
他们污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同尼克松、戈德华特、戴高乐、西德复仇主义者等反苏反共魔鬼站在一条战线上”，“鼓动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对成吉思汗有“真正的个人迷信”，是“个人迷信的保护者”，等等。
他们放肆地攻击中国的国内政策，污蔑中国建立人民公社是走上了“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是“反科学的、民族主义的、最有害的”、“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等等。
他们攻击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他们甚至用转载帝国主义报刊的反动漫画的方式，来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
苏共领导人发动的这个反华运动，表面上非常嚣张，实际上恰恰暴露了他们理亏心虚，进一步暴露了修正主义者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丑恶面目。
这种诽谤和谣言的攻势究竟会有什么结果呢？
请他们想一想戈培尔的下场吧！
为了让读者看一看这些谣言和诽谤制造者堕落到什么地步，我们再一次不惜篇幅，选择其中一部分陆续加以发表。
《共产党人》杂志第11期编辑部文章
本报讯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11期发表题为《争取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
文章全文如下：
世界解放运动正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体系威力的增长、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为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劳动人民和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进一步展开革命斗争–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创造着有利的条件。
在我们时代，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增长了。
各国人民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同共产党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命运信托给共产党人的领导。
怎样才能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迅速、最没有痛苦的道路，让现在这一代人就有可能充分尝到社会主义的果实和共产主义的果实呢？
怎样防止毁灭性热核战争的威胁，不让帝国主义把亿万人带到坟墓里去呢？
历史把解决这些对人类切身重要的问题的责任放在共产党人的肩上。
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共产党人必须保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忠实，善于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则。
因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表现出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路线而感到严重忧虑，是可以理解的。
中共领导人顽固地拿自己特殊的纲领同这条路线相对立，企图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
它们错在哪里，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事业、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事业有什么害处？
苏共中央公开信和其他兄弟党的对中共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分歧的实质与原因作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材料，对这些问题作了答复。
“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
在谈到中共用来反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分歧的实质之前，应该追述一下中共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论战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哪些阶段。
这样做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了解分歧的经过情况，可以使人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同志对反映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展开斗争的动机。
中共领导论战的第1轮是在1960年春天开始的。
那时中国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
》这本集子，其中，中共领导在一系列当代根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同1957年宣言的结论和评价相对立。
出版这本集子的借口是什么？
也许，中国同志指的是使人对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政策的革命性发生怀疑的某些事实吧？
不，这种事实是没有的。
《人民日报》1963年02月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分歧从何而来？
》使这个问题真相大白。
在这篇文章中，中国同志直接把它公开反对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起因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共产党没有支持中国在印中边界冲突中的立场这一点联系起来。
可见，中共领导由于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在同印度边界争执中的立场这一点感到不满，因而拿起“意识形态的大棒”，出版了上述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了进攻。
正是中国同志是分歧的挑起者，正是他们要对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一定的困难负责。
在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上，中国同志企图捍卫他们的同1957年宣言分歧的错误观点。
会议没有同意他们的观点，并且肯定了1957年宣言的正确性，在声明中考虑到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发展了宣言的基本思想。
在会上通过的声明，有八十一个党签字，其中也包括中共在内。
因而，当时有根据希望，基本分歧已被克服，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无阻碍地集中努力来解决自己的任务。
可是声明通过之后不久，中国同志就开始了第2轮更尖锐的论战，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直接的攻击。
从1962年12月起，这种攻击特别加强，那时，中国党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尖锐批评各国共产党所协议的结论和决议。
这些文章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和现代修正主义》（原文如此。
应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译者注），《分歧从何而来？
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等。
上述文章是针对苏共以及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美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
这一些文章的全部内容证明，中国同志已经不是在个别问题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路线；
他们实质上是修改了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制订的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
中共领导开始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政策方面，使自己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尖锐化。
它在中国展开了广泛的宣传运动，按其内容和调子来说，这些宣传具有明显的反苏性质，并且还指望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恶感、甚至敌对情绪。
苏联共产党表现了最大的忍耐，来克服发生的分歧，这些分歧给共产主义运动，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失。
尼·谢·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6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并受到许多兄弟党支持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是证明苏共诚意的重要步骤。
根据苏共中央的倡议，同中共中央就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代表会谈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1963年03月30日苏共中央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陈述了哪些问题宜于在这次会谈时讨论的意见，强调指出努力克服分歧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在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基础上团结的必要性，苏共中央在这封信中，实质上叙述了宣言和声明的基本内容，我们党认为必须重申对这两个文件的忠诚，因为中共领导在自己的宣传中企图歪曲苏共的立场。
本来可以期望中共中央方面也表现出对克服分歧的关心。
但是中国同志不仅没有表现诚意，相反，在中共中央06月14日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相对立的全面纲领，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政策进行了粗暴的、诽谤性的攻击。
中共中央06月14日的信好像是完成了中共领导对取得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的全面攻击的一个周期。
同时中国领导在这封信中说到它将对中国报纸前几篇文章的每一个字负责。
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共领导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路线进行预谋的、故意加剧的进攻。
苏共中央这一次也表现了克制：
考虑到在两党代表会谈前夕加剧论战，会减少会谈成功的机会，决定不予公开答复。
然而中国方面继续加剧局面。
中国电台每天用俄文广播这封信的内容。
中国大使馆动员了住在苏联的中国公民，不择手段地在苏联居民中散发中共中央的信件，违反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最起码的准则。
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对苏共中央那时认为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中共中央信件是不合宜的真正动机进行诽谤性歪曲。
他们企图使苏联公民相信，苏共似乎是“害怕”让苏联人民知道信件的内容，然而大家都知道，当时不发表这个文件的真正原因是不希望两党代表在莫斯科会谈的前夕加剧论战。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认为必须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发表一封公开信。
同时也发表了中共中央1963年06月14日的信件。
中共领导在06月14日的信中提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要求–硬要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接受它的“总路线”。
中共领导用自己的信件明显地向其他共产党示意，仿佛它们大多数都不正确地理解宣言和声明，因此在这方面应该倾听中共领导的教训。
中国领导口头上宣称自己忠于明确制订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莫斯科会议的文件，同时却公然要把自己的所谓总路线强加给其他党。
但是，既要不背离这些文件，又像中国同志所做的那样提出重新制订总路线的要求，这难道是可能的吗？
中国同志不愿费神对现代局势进行科学分析，甘当那些泛泛词句和引文的俘虏，他们从左倾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下列所有基本问题上的纲领性文件进行全面修改，这些问题是：
现时代的性质及其主要矛盾，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战争与和平，革命进程的发展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经验，各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反对个人迷信等等问题。
我们看到了以“左倾”机会主义的精神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型例子，以及以“左倾”机会主义的假革命口号、教条主义地寻章摘句和宗派主义的分裂纲领。
显然，中国同志现在的路线，是同近几年来由于实行中共的一系列错误方针而在中国产生的困难相联系的。
中共领导人企图把群众的注意力从那些在中国国内生活中造成失败的真正原因方面引开。
为此，中共中央要人民相信，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是加速和强行推动世界革命。
中国同志就用这种手法，利用“左”的极端革命的词句，掩盖它对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力量的不信任。
抱着这种目的，开始在中国鼓吹民族主义、宣传民族的、然后是种族的独特性。
出现了所谓“腐朽的”和“软弱无力的”西方（或北方）与“年青的”和“强大的”东方这种大言不惭的说法。
中共领导还希望用自己这种徒有其表的革命性把一些不坚定的、嗜好革命词句的分子拉到自己方面去。
最大的共产党之一的领导的错误观点和分裂行动，不能不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定的困难。
这种情况决定了对“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特别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宣言和声明中强调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
同时那里指出了在两条战线上–既反对右的机会主义，也反对“左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五十年代的后半期，在揭露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无须说，苏共在揭露和击溃现代修正主义的事业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大家知道，我们党在批评南共联盟纲领的错误论点方面表现了主动性，积极参加了在思想上粉碎某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内的修正主义者的活动，在这些党内修正主义者成了危险。
可是到了五十年代末，由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共领导的活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越来越严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声明比宣言对它们做了更全面的评定。
在现代条件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和革命空谈越来越成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明显的威胁。
当然，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力图对工人运动施加影响的时候，对某些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不正确的。
但是，过去几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揭露和根除修正主义方面所做的工作无疑已经取得了成果。
但是，最近以来的事件，特别是1960年会议以来的事件表明，在某个阶段上可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越来越出现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
中国领导人自居为首的这一潮流的信徒，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企图修改共同协议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宣言和声明。
他们想把冒险主义方针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使国际局势尖锐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以及在整个世界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
当一个执政的兄弟党陷入“左倾”机会主义、力图把自己的不正确路线强加给其他党的时候，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已经不仅对一个党，而且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不亚于修正主义的尖锐危险。
正因为如此，在不放松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评与揭露的同时，必须加紧对“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政策上的冒险主义的斗争。
宣言和声明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强调指出，以中共领导为一方，同以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涉及到世界发展的迫切问题，涉及到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这些问题是：
–战争与和平；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和作用；
–反对“个人迷信”的意识形态和实践；
–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说，“这些问题是由生活本身、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动、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我们的运动面前出现的新的可能性提出来的。
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结合世界发展现阶段的条件和要求制定了总路线”。
与大家协议的和签字的文件中所规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相对立，中国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总路线”。
他们的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不考虑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不考虑当前历史阶段的特点而罗列工人阶级最一般的任务。
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是同这样一点联系在一起的，即它的总路线及时而充分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条件的改变。
列宁在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关于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句名言时，写道：
“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
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
就会破坏它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二二页）
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决定着它在争取达到工人阶级最终目标的斗争中所全力以赴的基本方向。
在制订总路线时的必要要求是，尽可能充分地考虑局势的特点、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正像宣言和声明所做的那样。
中共领导以它的文章和06月的信件表明，它无视争取解决一些对各国最广泛人民群众切身重要的任务–如防止热核战争–同争取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目的这两种斗争之间的联系。
中共领导人轻视争取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有意地不愿考虑：
从国际工人阶级基本的战略目的来看、从争取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斗争有着多么巨大的历史意义。
他们立誓忠于世界革命，但却又以自己的政策妨碍世界革命沿着现代局势中唯一正确的道路发展，沿着把争取劳动阶级利益的反垄断斗争同争取各国人民和平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道路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不考虑实际的局势。
实际局势表明，在我们时代，拯救人类免于热核战争的斗争任务有着头等的意义。
共产党人是首先把捍卫各国人民的和平当作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的人。
中国同志硬说，他们在06月14日信中所提的论点是以宣言和声明的原则为基础的。
实际上，这些论点同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有着明显的矛盾。
例如，中国理论家在谈论总路线的时候，完全不提声明中的如下论点：
“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
这不是偶然的。
一切在于，中国同志没有觉察或不愿觉察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在我们时代的具体条件下在如何发生变化。
他们把总路线归结为一般性的任务，从而使它失去了具体性、明确的目的性和真正的有效性。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制订总路线时，从具体分析在个别国家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的配置情况出发，考虑到了两个对立体系发展的特点和结果，考虑到了帝国主义已经永远丧失了它对大多数人类的支配权。
准确地估计世界发展的结果和倾向，使1960年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有可能制订对时代的极为科学的、真正革命的鉴定：
“以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共产主义运动所制订的战略路线的基本论点，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阐述如下：
–现时代世界革命过程的性质和内容，是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汇合成统一的反帝斗争洪流等确定的。
在反帝革命力量的联盟中，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以示范的力量和自己的经济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起着它的主要影响；
–由于业已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达到极点，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出现等等），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就成为当代反帝力量所面临的一切任务的中心。
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爱好和平力量来保卫和平和拯救人类免于核灾难；
–社会主义革命是由于每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内部发展而进行的，它的形式和道路决定于本国具体条件。
共同规律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政权和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是：
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可能性以采取和平的、不同国内战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同时又准备采取非和平的道路、准备对资产阶级反抗实行武装镇压；
一般的民主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目的，是把反帝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到底，是发展和巩固以同农民和爱国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民族阵线，是为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和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对共同制定的立场和估价的忠诚、对各党生活及其相互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忠诚，是顺利地解决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总结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中所阐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最重要的原则论点说，“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这一总路线的实质的概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实质上被中共领导所拒绝。
可见，现在所谈的不是在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在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命运、对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有原则性意义的根本问题的分歧。
现时代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体系，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决定性力量。
中共领导显然不同意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它纠缠不休地提出世界革命过程的震心的问题。
中国同志认为，这种震心，或是“风暴的主要地带”就是展开民族解放运动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同时，中国同志把次要的、附属的意义赋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对立体系的斗争，然而正是在这两者之间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搏斗，这场搏斗的结果决定着全人类的未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根据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垄断资本同垄断资本的矛盾虽然十分重要，但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决定性的矛盾。
弗·伊·列宁在苏维埃国家存在之初就写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全世界国家体系内的特点，就是少数帝国主义民族集团反对苏维埃运动，反对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二一○页）列宁指出在世界革命洪流中工人阶级的最大的革命可能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作用，同时认为必须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决定性意义。
列宁似乎预见到将来可能有不同意见，他指出，“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这个问题只关系到世界上某个最偏僻的角落。
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
（《列宁全集》中文版三十一卷二一○至二一一页）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巩固，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加有力地作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而提了出来。
不考虑这种矛盾也就不能正确地确定当代的其他矛盾。
在1960年的声明中指出：
“我们时代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两个社会体系的斗争，决定于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侵略的力量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的力量越来越明显地占优势。”
声明中作了一个极重要的结论：
“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中共领导违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模糊当代基本矛盾的问题，运用了所谓“在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隔着一条“中间地带”的概念。
它断言，“美帝国主义的不会改变的战略目的”是在这个“中间地带”进行侵略。
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中阐明，“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的环节，是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
“中间地带”包括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除外）、年轻的独立国家和殖民帝国的残余。
十分明显，“中间地带”的范畴用地理的分法代替了社会的分法。
没有必要证明，不发达国家不仅同美国，而且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有着最尖锐的矛盾。
而“中间地带”的理论实质上是把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除外）和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不久前摆脱了殖民地附属地位的国家和人民连成一个整体。
然而很明显，不发达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根本谈不上任何一致。
相反地，实际上存在着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上的一致（同时存在着矛盾）。
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它们捍卫和平的能力、世界社会主义对当代一切其他革命力量和解放力量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新生活方面的经验和示范力量–所有这一切对展开世界革命进程有着巨大影响。
两个世界体系在人类活动的决定性领域–物质生产领域，和在经济领域中的斗争，在现阶段具有特别的意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人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
新制度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同它能否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否在经济上打倒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锋芒也正在转到这个方面来。
弗·伊·列宁曾强调指出：
“……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
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地最终地取得了胜利。”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四二八页）
中国同志在自己的信中故意回避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成就的国际意义的问题。
这不能作别的理解，只能理解为不同意列宁的最重要的论点和1960年声明的结论。
这里表明不相信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会战胜资本主义。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十分明显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根本优越性。
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正在顺利地创造能够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完全社会平等、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准备必要条件的物质技术基础。
世界社会主义威力的增长导致了国际关系整个系统中的最深刻的革命进展，使得有可能按新的–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式提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为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为一般民主运动，从而也为顺利发展整个世界革命进程创造最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表现在这样一些头等重要的因素中，如：
–力量对比不断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而有损于帝国主义的变化；
同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政策相对立的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
形成了国际劳动分工的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破坏着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经济不平等、剥削和掠夺关系的基础本身：
–社会主义阵营制服帝国主义侵略者、防止反革命输出的可能性不断增长；
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影响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承认；
–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的条件在世界社会主义成就的影响下发生变化；
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在加强，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日益增长；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帝国主义者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年轻的主权国家进行直接武装干涉的计划遭到粉碎；
社会主义国家同这些国家的政治联系得到发展和扩大，同它们的经济、科学和文化合作得到加强并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复兴的斗争中给它们以支援。
和平的命运、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成就，取决于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力量的总对比。
与此相反，中国同志认为，亚洲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斗争“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他们甚至断言，“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斗争结果如何为转移，要以能否取得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的支援为转移。”
可是，否认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革命可能性，并且硬说什么世界革命的命运决定性地只取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局，这是根本不正确的。
看来，中国领导人在世界革命进程的主导力量的问题上，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态度，而代之以小资产阶级的态度。
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并论证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是在争取革命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的思想。
只有在工人阶级取得了领导权的条件下（而当代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首先表现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人民群众的反帝运动才能最终获得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完成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渡。
列宁关于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被历史经验所证实，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全面的阐述。
中共领导人完全违背列宁的指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而宣扬自己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应当成为世界反帝斗争的领导者。
这样做当然是不无用意的。
中共领导讨好民族解放运动，是想强迫它接受自己的领导权，把它同国际工人阶级，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隔离开来。
无须证明，如果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和国际工人阶级的联系被削弱，那么这对各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沿着进步的道路独立发展而斗争的事业来说，会是极为严重的威胁。
苏共一向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现在和将来所起的作用具有巨大的意义。
我们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提出和论证了这一结论：
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就其世界历史意义说来，是我们时代的第2个事件。
没有任何根据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只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才有革命运动的现实前景。
从一切条件看来很清楚，如果共产主义运动以只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才有革命的可能性的推测为出发点，而忽视在欧洲和北美洲各国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利益，那么它就会犯重大的错误。
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对整个解放运动的命运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自然同中国同志断言的“消极等待”和
“放弃革命”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
世界社会主义转为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决定性因素的过程，使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特殊的责任。
经济威力的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日益充分地发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主义联系和团结的加强，这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内部壮大的因素，并且也是它们对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解放全人类的事业的最有效的贡献。
战争与和平问题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共领导同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根本性的、原则性的分歧。
这些分歧的实质在于，在如何对待像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发展世界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样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采取了违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态度。
苏共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坚决驳斥所谓革命的道路必须通过战争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论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否定通过外部的军事干涉“推动”革命的理论。
我们的立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当苏维埃国家在经济和国防方面比现在薄弱得多，当它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而不得不单枪匹马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苏共也坚持了这种立场。
今天，当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对帝国主义不利的根本变化，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军事方面超过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也不放弃这个立场。
在探讨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当前具体环境的特点，首先是考虑进行战争的军事技术手段发生了深刻的质变。
1960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告世界人民书说，“面临着会引起巨大牺牲和亿万人死亡、会使世界文明的主要中心变为废墟的战争灾难的威胁，维护和平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动着全人类。”
据科学家的统计，早在六十年代初，储存的核武器就已经相当于二千五百亿吨三硝基甲苯，而用这些储存的百分之三就足以把像美国这样大的国家，或者与美国的幅员相等的国家毁灭殆尽。
由此可以清楚看到，防止世界热核浩劫是一切进步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是顺利地解决基本的社会、政治和民族问题的最重要的条件。
因此，在我们时代，在那些摆脱了资本桎梏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只能同争取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研究。
在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意识中，社会主义与和平成了不可分割的概念，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伟大的思想胜利。
中国同志持有另一种观点：
“原子弹是纸老虎”，它“并不可怕”。
他们认为，在争取消灭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中人类会遭到牺牲的问题是次要的问题。
在文章中和中共中央的信件里谈了那么多“不可避免的牺牲”，这并不是偶然的；
而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声称，在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中有可能牺牲一半中国人民，甚至牺牲人类的半数，这也不是偶然的。
中共领导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反帝的“革命”战争的论点。
苏联共产党人很熟悉为维护这种论点而提出来的论据，只要回忆一下列宁所曾经与之斗争过的托洛茨基和“左倾”共产党人的立场就够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不驳斥中共中央信件中所表达的观点。
这些观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中最人道的思想–是根本矛盾的，这些观点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并且可能给各国人民带来无法补救的损害。
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说：
“任何人，包括大国在内，都没有权利玩弄千千万万人的命运。
那些不愿作出努力把世界战争从各国人民生活中排除出去并防止人们遭到大规模消灭和人类文明的珍品受到毁坏的人，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防止世界热核浩劫。
我们希望人民群众自觉地对待这项任务，看到解决这项任务的途径和方法，积极为巩固的和平而斗争。
共产主义运动认为，“世界战争是能够防止的”，“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中国同志怀疑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提出的这个结论。
他们竭力用关于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论断来代替关于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的问题。
他们教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说，“把正义战争同非正义战争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一律加以反对，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但是，请问谁会同意这种观点呢？
世界上没有会采取这种立场的共产党。
至于苏共，那么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它一方面争取实现防止世界战争的各种可能性，同时一向认为每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和掀起反对压迫者的人民起义的权利是神圣的。
赫鲁晓夫说过：
“只要有帝国主义，只要有殖民主义，就会有解放战争。
这是革命的战争。
这种战争不仅是容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殖民主义者不会自愿地把独立赋予各国人民。
因此，各国人民只有通过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苏联一向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支持越南、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等一切为本身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中国同志一再利用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不变的这个论点进行投机，从而“证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不可能的。
勿须争论，帝国主义本质没有改变。
但是，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分布情况发生了有利于和平与社会主义，不利于帝国主义和侵略的变化，而且是根本的变化。
社会主义力量正在取得越来越多地在世界政治中限制帝国主义专横的可能性。
中国同志把列宁不止一次援引过的、克劳塞维兹关于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公式来论证他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
他们是这样解释这句引文的：
说没有战争就没有政策。
但是要知道从战争是政策的继续这点决不应该得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结论。
从“战争是政策的继续”这一论断中绝对不能得出任何政策在一切情况下都导致战争的结论。
弗·伊·列宁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个公式证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他只是用这个公式来确定战争的性质和产生战争的原因。
列宁的关于战争是政策的继续的原理现在也是正确的。
最近十五年来在朝鲜、印度支那、苏伊士、阿尔及利亚所进行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政策的继续。
如果一旦发生了新的世界战争，它也是帝国主义阵营政策的继续。
在苏共中央1963年06月全会的决议中说：
“必须考虑到，帝国主义的政策可能导致最富侵略性的和冒险的帝国主义势力发动世界性热核战争……”。
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
然而，在我们时代，帝国主义的政策已不在国际关系中占主要地位。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变成国际社会发展的日益有决定性的力量。
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在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行动的密切配合下，有一切理由取得对帝国主义阵营政策的优势，不容许发生新。
大家知道，列宁提出过这样一种假设：
将来，进行战争的手段会具有极大的破坏力量，以致使世界战争不再是政策的工具，使世界战争成为不可能的。
列宁是正确的，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
在我们时代，在帝国主义的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军事机器与实际利用这种军事机器以夺取世界霸权的可能性之间发生了极尖锐的矛盾。
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威力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对帝国主义说来必然意味着自取灭亡。
不能不看到，中国同志在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及其意义这样重要的问题上，离开了莫斯科会议的立场。
在1960年的声明里说：
“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
这一原则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中，在苏共第20次和第21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党完全和彻底支持这一论点，并始终不渝地贯彻这一论点。
中国同志在口头上似乎支持和平共处的原则。
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反对这个原则。
只要提一下中国领导人在他们06月的信件中恬不知耻的话就够了，他们声称：
“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这句话对于说明中共领导的现在立场，具有极重要意义。
这句话证明，中共不认为像宣言和声明中所说的争取和平的斗争是首要任务，也证明中共领导把这项任务同各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完全隔离开来了。
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提出自己的加剧国际局势的危险方针之前，去征求一下帝国主义统治着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意见，那末毫无疑问，他们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指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要问这样的‘革命者’：
你们有什么权利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也赞成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愿意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通过发动世界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志恰恰是在他们大大丧失在各国共产党人中间的威信的时候发动了一个推行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对外政策“总路线”的运动，并且千方百计地贬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意义。
他们同印度发生了武装冲突、同一个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发生了武装冲突。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同志是否忠于和平共处原则已发生了怀疑。
而中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采取的路线是怎样的呢？
在这个危急的关头，中国同志反对苏联政府和平解决围绕革命古巴发生的冲突的现实而又坚定的方针，提出了自己旨在加剧冲突的独特立场。
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把批评的火力与其说是集中在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身上，不如说是集中在苏共和苏联身上。
中共领导对苏联采取了批评家的立场，而不是战斗的同盟者和同志的立场。
中国领导人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保卫革命古巴。
但是他们显然企图加剧加勒比海地区本来就已经紧张的局势，往阴燃的冲突之火里添干柴。
中国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真正立场，非常明显地表现在他们极其低估、甚至故意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
他们竟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提出这个问题，千方百计地证明裁军是不可实现的和不必要的。
他们无视社会主义体系正在迅速变成世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是从引语中找论据，企图证明，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普遍裁军。
当世界被军备竞赛压得透不过气来，当帝国主义者在积储核武器，威胁着把人类推入世界战争的深渊的时候，共产党人如果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这将是在时代的威严命令面前不可容忍的无所作为，是对人类犯罪。
正因为这样，苏联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正在争取解放的国家的兄弟党的充分支持下，每时每刻都力求尽最大的可能，来争取实现普遍裁军和消除战争威胁。
苏联政府出于这种考虑，才同意签订禁止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核武器试验条约，这项条约已由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代表于1963年07月25日在莫斯科临时签署。
这个条约对各国人民是不是有利？
它是不是走向普遍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步骤呢？
毫无疑问，是的。
根据这一条约，三国有义务禁止、防止和不进行核武器的试验性爆炸和在对人们健康危害最大的范围内进行任何其他核爆炸。
其他国家也可以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因而它有助于限制核武器的扩散。
最后，特别重要的是，它使国际局势缓和下来。
全体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全世界公众都怀着深深满意的心情欢迎达成的这个协定，把它看作是重大的国际事件，看作是走向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和平纲领的一个现实的步骤。
当然，大家都懂得，而苏联政府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地懂得：
在普遍裁军和停止军备竞赛的道路上，还有重重障碍，上述条约没有消除新战争的威胁。
尼·谢·赫鲁晓夫在答《真理报》和《消息报》记者问的时候说：
“如果为取得的成就所迷惑并在今后争取解决关系着保障世界和平的问题的斗争中放松努力和意志，那当然是不正确的”。
在中国政府就莫斯科条约临时签署一事发表的声明中，对条约采取了强烈反对的立场，对苏联大肆诬蔑、歪曲它的对外政策的目的。
不管中国同志愿意与否，但是客观上，他们的立场在许多方面是同“狂人”–极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代表的立场结合在一起的。
说裁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群众争取裁军的斗争是没有前途的，实质上这是往“战争边缘政策”的帝国主义辩护士、主张无限制的军备竞赛的人的磨盘中注水。
给人的印象是，中共领导人认为保持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加剧苏美关系中的紧张局势是有利的。
中国同志指责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似乎把和平共处当做一本“天书”，他们完全错误地把和平共处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
其实，两个世界体系国家的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不是别的，而是当前条件下阶级斗争在世界范围内最集中的表现，当然，这得像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做的那样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阶级斗争仅仅归结为武装暴力和流血。
和平共处不是排除，而是为社会实现革命变革创造有利的形势，它不会延缓，而只会加速世界的革命进程。
苏联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读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中共中央06月14日信件之后，一致拒绝中国领导的冒险主义方针，并热烈支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上站在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立场上的我们党的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
苏联人首先制造了氢弹，首先成批制造环球火箭，因而他们了解火箭-氢武器的可怕的破坏力。
苏联人民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对待维护和平的问题。
我们有足够数量的热核武器。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说：
“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
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争取达到巩固的和平，不是向帝国主义者乞求，而是团结革命的力量，团结各国的工人阶级和为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威力。
关于资本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斗争
中国同志企图把如下一种荒谬的观点强加给兄弟党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
他们硬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是被压迫者同压迫者“和解”的路线，是“扑灭”资本主义世界阶级斗争的路线，硬说和平经济竞赛本身会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人歪曲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胜利，为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有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阶级斗争而奋斗的立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既拒绝帝国主义“自动崩溃”，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也拒绝革命运动中的冒险主义。
中国同志公然表示轻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的斗争。
于是，在这里，在估计现代国际革命运动的推动力量方面，他们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态度。
大家知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军事和政治力量集中的主要地区。
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是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它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为首的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
在这里，很自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世界革命进程的重要因素。
中国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和文件中忽视宣言和声明中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战略和策略的新因素。
例如在中共中央的信中甚至没有提到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没有提到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群众性一般民主运动在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国有化和当代反对垄断的阶级斗争中其他政治要求的意义等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
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中共领导人对待现代革命运动问题的教条主义的、经院哲学态度的表现。
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活动的共产党的出发点是，在目前情况下正在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群众的反垄断斗争开辟着新的更有利的可能性。
在和平与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输出反革命的可能性大大受到限制；
在这种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要在群众中煽起沙文主义情绪就日益困难。
劳动人民在投入争取和平的斗争时，意识到必须堵塞反动派、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道路，意识到必须消除战争的根源–垄断资本的统治。
既然在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歇斯底里加剧的情况下，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影响要加强，那么相反，在和平共处政策胜利的情况下就会为把群众争取到社会主义一边，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理论家不考虑这一点，暴露出他们对现代帝国主义，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的具体条件和任务的无知。
中共领导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展开破坏活动。
这一活动的目的可以从《人民日报》文章中以下的一段话中得到证明。
文章说：
“我们相信，在美国共产党的党内和党外一定会找到把这个党引到正确道路上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06月14日的信中，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这种想法发挥得更广泛了：
“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打的算盘是：
在同改良主义者作斗争的幌子下分裂各个共产党，在这些党内和党的周围建立对北京俯首听命的派别。
自从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党的斗争以来，革命工人运动的队伍中还不曾有过这样猖獗的派别活动的例子。
中国领导人企图“否认”意大利、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人有权利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由”仅仅是：
这些党希望创造性地运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寻找在本国具体条件下领导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正确的途径。
中共领导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道路的问题上，也离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协议的立场。
大家知道，1960年的声明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道路和非和平道路的可能性。
中共领导采取的是另外一种立场。
它口头上号召“掌握所有的斗争形式”，而实际上只给共产党人规定一条道路–武装斗争的道路。
中共中央企图证明，工人阶级和平夺取政权的提法是个幻想，在06月14日的信中硬说：
“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
但这是不正确的。
例如，1919年匈牙利的工人阶级不是通过和平道路获得了政权吗？
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不是发展得比较和平吗？
群众的革命实践是如此丰富，如此多种多样，以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打算仅仅把历史先例作为出发点。
只有空论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不能理解，各国共产党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形式，其中包括和平过渡的结论会动员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集团的积极斗争，有助于扩大无产阶级同盟者的队伍，有助于在反对财政寡头的斗争中反垄断联盟的团结。
共产党人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形式的多样性（其中包括和平的形式），乃是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根本变化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中得出来的切合实际的结论。
在口头上宣布这个或那个革命目的，同时又拒绝采用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来达到这些目的，就是犯了弗·伊·列宁称为
“革命空谈”的那种错误。
列宁曾经指出：
“……纵容那些唱高调的人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表面上‘格外’革命，但要从事那种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并估计到最困难过渡情形的坚韧革命工作，却无能为力。”
在妄图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下定义的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实质上丝毫没有谈到引导群众接近革命的途径。
而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策略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弗·伊·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号召各国共产党集中一切力量和注意力来寻找“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或接近的适当形式”。
（《列宁全集》第31卷中文版七四页）
中国领导人无视民主的和反垄断资本的改造对引导群众进行革命具有的意义，竟指责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犯了“议会迷和合法主义”，犯了“社会民主主义”等等罪过。
这种指责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先锋队争取巨大的民主改革，争取破坏和废除垄断资本专权的斗争的。
中国领导人企图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策略原则，只能给这些党造成严重的困难，破坏它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使它们处于可怜的宗派主义集团的地位。
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
中共领导对民族解放运动，对它在当代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对它的前途的见解不能不引起异议。
中国同志认为自己是被压迫人民民族解放斗争问题的唯一正统的理论家。
但是实际上他们看不见深刻的现象，无视生活中产生的新事物。
在中共中央的信中，一些从声明中搬来的正确的论点被说成是似乎中国同志的发现。
总的说来，在这封信中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作了不正确的概述。
例如其中忽略了1960年声明中的这样一些论点：
–10月社会主义革命唤醒了东方，把殖民地人民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洪流；
–苏联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大大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发展；
–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促进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际工人运动给民族解放运动以很大的支持。
从声明的这些论点中可以看出，正是社会主义的成就标志着被压迫人民解放纪元的开始，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力量，它保证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
列宁主义对世界革命进程的决定性力量的问题作过明确的回答。
列宁在1920年写过：
“……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
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
在我们的时代，在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候，这些论点显得特别有力量。
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解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摧毁帝国主义阵线的强大力量。
同时它的成功取决于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
因此，为了推进民族解放革命，有效地帮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斗争中的人民，必须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才能充分地显示出自己全部巨大的革命可能性。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显示出强大的革命力量和忘我的英勇精神。
世界历史进程的这个重要力量连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一道，对历史的整个进程起着巨大的影响。
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于：
不是把当代的这些伟大的力量彼此对立起来，而是看到它们利益的共同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密切地相互作用和相互帮助。
我们党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帮助沿着争取和加强民族独立道路前进的各国人民，帮助为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苏联过去和现在一直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神圣战争，一直给予民族解放运动以道义、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大力支持。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政策具有深刻的国际主义性质。
在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章中有着这样一些说法，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除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外，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也有敌人，说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轻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说它们“遏止”这种斗争，为维护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它所推行的新老殖民主义政策“辩护”。
这种说法不能看成是别的，只能看作是诽谤性的。
这种荒谬的指责目的在于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心目中日益增长的威信，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同年轻的民族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
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一种企图：
以所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地理政治和种族共同性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蛊惑民心的“理论”来代替列宁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民族解放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论点。
在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弗·伊·列宁同意的正确口号：
“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这个口号正确地把被认为是所有解放运动的首领和领袖的无产阶级提到首位。
而中国领导人鼓吹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同国际无产阶级孤立开来，这难道不是违背这一口号的实质吗？
是的，违背的。
在这方面，日本自由民主党著名活动家松村谦三的讲话很有意思，他援引他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把他们的意见阐述如下：
“……东方毕竟是东方，……亚洲人应该改变世界的历史。
我们应该成为一体，加强我们同文同种的联系”。
《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讲话，没加任何评论，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否认这篇讲话。
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对立的。
国际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中有着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内容，共产党人支持这种民族主义，认为它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正确的。
但是，共产党人应该永远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
列宁要求用铁扫帚把民族主义的垃圾扫出去，他警告说：
“谁说了一，谁就得说二。
谁拥护民族主义观点，谁自然会希望在自己民族的周围，在本民族工人运动的周围筑起万里长城，甚至明知城墙应该分别筑在每个城镇和村庄的周围，明知他的分崩离析的策略会把接近和团结一切民族、一切种族、操各种语言的无产者的伟大遗训化为乌有，也并不感到不安。”
那些把斗争中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同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人，既损害着民族解放革命事业，也损害着国际社会主义事业。
而且要知道现代殖民主义者最希望的就是分化为反帝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使民族解放运动同苏联、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分离，使它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分割开来。
中国领导人拒绝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就看不见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民族解放革命的巨浪冲垮了殖民主义的巴士底监狱。
五十多个国家的人民争得了政治独立，成了世界历史的积极创造者。
在这些国家里，提到首要地位的新任务是：
巩固政治独立，争取经济自主，消除贫困愚昧，吸引群众参与决定国家政策。
马克思列宁主义回答了解决这些任务的道路问题。
这条道路就是消灭外国垄断资本的把持，实现土地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实行其他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使社会生活民主化。
中共中央的信件回避了这些当代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
中国同志们力图把全部事情归结为必须开展武装斗争，然而，对很多已争得独立的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着新的、复杂的任务。
还在殖民主义桎梏下呻吟的各国人民，正在利用他们认为必要的一切形式，展开争取民族解放的神圣斗争。
支持这一斗争，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职责。
地球上不应该有任何一个民族被殖民主义所桎梏；
一切人民都应该是自由的。
当然，解放了的各国人民要保持警惕，给帝国主义者企图扼杀民族自由事业的阴谋以坚决的回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出发点是：
争得政治独立只是民族解放革命的开端。
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确定，年轻主权国家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发展是可能的。
在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代里，民族解放革命远远超出过去资产阶级解决了的民主革命的任务的范围，并给自己提出了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社会解放的任务。
列宁当时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四六九页）
帝国主义力求把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保持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把它们的不平等地位固定下来。
争取根除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统治的斗争，是民族解放革命现阶段的最主要的任务。
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有特殊的意义。
年轻的民族国家需要抵御反革命输出。
与此同时，经济、文化援助，传播在管理经济、实现文化革命方面积累的经验，有着越来越大的意义。
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职责是满足年轻的民族国家的千千万万群众要求掌握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志向，帮助他们理解并分析清楚，哪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哪里是假造的社会主义，帮助他们正确地决定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至于谈到中共中央的信件，那么，这封信对民族解放革命的发展前景的论述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这封信把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大大简单化，把所有国家都涂成一个颜色。
而实际上，民族解放运动包括着处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
有一些国家，那里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有着由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巨大的工人阶级队伍。
而另一类国家，还几乎没有工业无产者和共产党，最后，有相当多的国家根本没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
中国同志在自己的信中指出，获得了解放的国家的唯一道路是建立人民民主。
信件的作者没有明确地说明他们这个术语指的是什么。
如果所谈的是建立人民民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之一，那么这意味着超越未完成的阶段，从而导致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战线，削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比如，在那些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国家中，谁来领导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呢？
而这种没有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东西呢？
显然，这只有信件的作者才知道。
获得了解放的国家的发展过程是复杂的。
由于这些国家存在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群众的革命创造还会使他们在沿着社会进步道路发展的方式和阶段增添不少特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革命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确定，在当前历史形势下，在许多国家中正在创造着形成民族民主国家作为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之一的有利前提。
一系列年轻民族国家的共产党把建立这种国家作为自己的纲领性要求。
信件的作者是否知道这一点？
当然是知道的。
但是他们傲慢地无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无视更了解本国的具体条件并从这个经验出发确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的年轻的民族国家的共产党的经验。
中国领导人企图剥夺共产党的这个权利并且强迫它们接受死板的、不正确的、因而也是危险的公式。
这样，尽管中国同志自命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的”理论家和战略家，却既没有表现对这一运动现阶段的问题的真正理解，也没有提出对首先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成就和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运动的前景的明确观点。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国际经验
中国同志为了扩大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论战，不分皂白地批评苏共纲领关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性的最重要的论点，这些规律性是建立在我国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生活的检验并得到兄弟党的公认而牢牢地进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志在议论关于苏联的事态、关于其他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时，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事实；
他们不是诉诸现实，而是寻章摘句，不是诉诸生活，而是硬套公式。
经院哲学和教条主义精神、忽视事实、忽视群众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他们对苏共纲领的批评意见的总
“背景”。
中国领导人大谈特谈苏联的阶级斗争。
他们在我们这里找到了哪些敌视人民的阶级呢？
他们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
但是任何一个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理论基础的人都明白，把犯罪分子当成特殊的阶级，就意味着断然抛弃阶级划分的客观标准。
罪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并不构成一定的阶级。
这一点连小学生也知道。
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
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列宁关于阶级的著名定义是：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三八二至三八三页）
食客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占什么样的地位，寄生虫和流氓在社会劳动组织中起什么作用，以及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怎样区别所有这些分子？
只要提这些问题，就足以表明关于苏联有“敌对”阶级、关于在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彻底胜利条件下有“阶级斗争”的论调是凭空臆造的和没有生命力的。
中国同志在谈到苏联社会的阶级斗争时，机械地把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发展规律搬到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
但是，这种方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社会中的确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但是，当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当确立了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和产生这些阶级的原因时，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要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是不可能否认的：
苏联社会是由两个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友好阶级–工人和农民，以及人民知识分子构成的。
中国同志不想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苏联社会已经发展了将近半个世纪，并取得了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在顺利地实现着全面开展的共产主义建设。
中国领导人所以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所谓“新的”敌对阶级的论调，是为了使苏共纲领提出的关于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的结论受到怀疑。
他们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论，企图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完全胜利以前都是必要的。
比如，他们援引了卡·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
“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中国同志援引这段话写道：
“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相抵触？”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
苏共纲领关于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条件下的全民社会主义国家的论点，不仅不违背，而且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般国家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学说，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
至于上述马克思著作的引语，要加以正确地理解，而不应当利用它来投机。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列宁常常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来鉴定代替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其中也包括鉴定社会主义。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了这一点。
他写道，“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
十分明显，上面援引的马克思谈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话，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1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
列宁正是这样解释马克思的这一论点的。
他写道，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
列宁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才是必需的话，简直可以举出几十处来。
但是，看来，这对于诋毁苏共纲领、诋毁我们党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这件不光彩事情的中国同志并不有利。
他们无视列宁解释无产阶级专政所存在的历史范畴的问题的言论，编造了一大堆诽谤性的谰言：
所谓“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甚且还有“历史的大倒退”等等。
列宁的党不是第1次遇到这种诽谤性的指责。
托洛茨基分子就曾经说过什么党和国家的“蜕化”。
早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事业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散播这种提法。
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反共主义的宣扬者鼓吹这种提法。
而现在中共领导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
中国同志援引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
在存在敌对阶级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全民的国家，而得出的却是不正确的结论：
在已经没有对抗阶级，但是国家组织还有必要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可能有全民国家。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把国家的存在同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且以阶级的立场来对待国家。
当我们党作出结论说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变成了全民国家的时候，它正是以分析国内所发生的实际阶级变化出发的。
在苏联确立全民国家，是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结果，是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由于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
苏联的全民国家，这已经不仅是理想，而且已经成为现实。
中国领导人立场的教条主义性质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关于国家消亡的途径这一概念中。
他们断言，“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
可见，中国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及一般的所谓国家都是通过本身的加强而逐渐消亡的。
这很像托洛茨基关于国家消亡过程的提法，他把这种过程比作灯光的熄灭。
他说，灯光在熄灭之前总是突然明亮一下，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样，在消亡之前应当最大限度地加强。
这种观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列宁强调指出过，国家是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面发展而自行消亡的。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完善化，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成为多余，国家机关逐渐具有社会组织的特点，或者把它的职能转到公众的手中。
无怪乎，不管是中国同志的文章也好，不管是中共中央06月14日的信也好，都只字未提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否定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条件下发扬民主的必要性，这就是从中共领导人的不切实际的论断中得出的真正的政治方针。
中国同志不愿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激烈攻击苏共纲领关于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把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的论点。
中国同志说尽了响亮的词句和“致命的”问题，其目的是把一些人引入迷途，在另外一些人的心目中散布怀疑，并且恐吓第3部分人。
并且还硬说什么这“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是根本抵触的”，作出吓唬人的结论，说什么这“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最后是以修辞性问句的形式提出公开的指责：
“那岂不是等于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
。
不用说，用的全是可怕的字眼，响亮的词句。
只可惜它们没有任何根据。
那末，我们来看看目前遭到中国领导人攻击的苏共纲领的条文：
“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扩大了自己的指导作用”。
从苏共这一纲领性的论点可以看出，党成为全民的党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志或者主观的愿望，而是由于客观的条件，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由于苏联社会取得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一致。
中共领导以发问的形式提出这样的论断，说什么党成了全民的党以后，就不再是共产党了，这种论断的荒谬性只会使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感到惊讶。
如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
它是由两个社会主义劳动者–工人和农民的友好阶级以及人民知识分子组成并且他们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消除，如果社会中所有的社会集团都在工人阶级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为争取建成共产主义而奋斗，那么，共产党在这种社会中成为全民的表达者和代表，成为他们的先锋队、集体领袖和领导者，这是十分自然和合乎规律的。
这一客观情况在纲领中得到了反映：
苏共是全民的党。
只有那些闭眼不看苏联社会生活中正在完成的现实过程的人，那些不向前看，而向后看，站在教条主义立场上，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像对待死板的法典一样的人才怀疑这个结论，才认为结论中有某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相对立的东西。
至于党在变成全民的党以后，它本身的战斗性和它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明确清楚地谈到：
“生活表明，苏共在成为全民政治组织以后，加强了自己同群众的联系，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具有更高度的纪律。
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全体人民和他们的先进部分的意识形态。
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成为全民的目标。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只能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这种加强感到高兴。
我们可以说，在弗·伊·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党还从来不曾如此强大：
它能够解决与建立新世界相联系的最豪迈的任务”。
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
根据苏共的倡议而开展的反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恢复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的斗争，它的巨大意义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公认的。
在1960年的声明里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历史意义。
当时，中国领导人也承认了第20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历史意义和反对个人迷信的必要性。
在众所周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中国同志写道：
“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与以前的声明相反，中共领导现在却公开维护个人迷信，并且谴责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
中国同志不能不知道，对于世界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来说，个人迷信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活动的评价。
问题在于铲除在个人迷信条件下广泛流行的那种恶劣的领导方式方法。
个人迷信意味着贬低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违反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压制党内民主和滥用职权。
克服个人迷信意味着恢复和最严格地遵守列宁主义的党与国家生活准则，提高党的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创造积极性，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当在第20次代表大会上大胆和公开地谴责了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时，我们党对这一切都是很明了的，它考虑到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的。
虽然这也可能引起某些临时性的困难。
现在中国领导人正在试图利用这些临时性的困难来进行投机。
第20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党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和克服其后果的做法，完全证明是正确的。
自从苏共向恢复党和国家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进行急剧转变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
在这些年里，苏联社会在发展经济、提高文化与科学、在提高人民福利和执行和平政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我们的国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
它的强大是由于党和人民的团结。
它拥有强大的经济与国防潜力，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世界各国人民在争取和平与进步斗争中的可靠支柱。
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批判个人迷信、恢复列宁主义的准则和原则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共产主义运动达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正在顺利地解决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任务。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更加成长和坚强起来了，在工人阶级中和在劳动人民中间取得了新阵地。
难怪共产主义的敌人一再宣布开展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斗争，难怪他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影响的增长，承认这些政党政策的力量。
可以大胆地说，不揭露个人迷信，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就不可能顺利地发展。
只有抛弃个人迷信的思想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才能扩大它和群众的联系，提高它的战斗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于社会发展的进程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中国领导人重新提出个人迷信的问题，其目的何在？
也许，他们是想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用这样一种方法：
使某一个人像天神一样凌驾于各国人民之上，随心所欲地决定各共产党活动中的最重要问题？
没有一个党，没有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同意恢复个人迷信所固有的方式和方法。
中国同志的立场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是脱离生活和试图在理论上发号施令。
后者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领导人所固有的那种傲慢口吻、轻视其他共产党的经验和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面目看待事物。
无须证明，随着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集体创造的。
赫鲁晓夫同志在第22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中，曾经指出了各兄弟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体经验所作出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中国同志不仅不提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集体经验宝库所作的积极贡献，相反，却致力于寻找缺点，“揭露”其他党的活动中的“阴暗面”。
当然，一个共产党对于另外一个共产党活动中的这些或那些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事实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辩论和创造性讨论，是有益的事。
但是如果一个党在同其他共产党相处时，力图以检察官自居，妄想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居垄断地位，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而中共领导人正是这样做的。
近几年来，中国报纸一点不谈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情况，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除外，这个党的活动受到各种各样的赞扬。
中共领导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唯一的解释者自居，把所有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都从马克思主义中开除出去。
中共的一切宣传机构极力把情况说成是，在我们时代，中国领导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一创造性的理论家。
中共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宣布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活动家说：
“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革命和建设事业只有在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听了这话以及许多类似的话以后，即使把马克思主义的众所周知的论点说成是中国首先发现，也不足为怪了。
不，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经济规律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原理，不是在中国作出的，并没有中国领导人参加。
苏共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承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本国特殊条件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
但是在具体环境的具体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而像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企图创造“自己的”、同真正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把“自己的”这种马克思主义作为最终合格的真理而强加于所有的人，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从中国报刊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共领导盲目崇拜自己的经验，把它宣布为工人阶级革命理论中的新的高级阶段，妄想垄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中国的教科书充塞着种种关于中共领导的思想“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普遍意义”的言论。
结果出现一幅有趣的情景：
中共坚决反对在中国条件下利用其他国家的经验，反对其他共产党利用苏共的经验，而同时，却坚持要所有的党和人民把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当作适用于各国的不可改变的结论。
中共领导人宣布自己的党是世界革命运动理论遗产的唯一保护者，说自己是保卫真理的“少数”，而“多数”共产党似乎都陷入“修正主义”的网中，从而傲慢地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他们的错误提法提出的原则性批评。
当然，在中共所积累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中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也有一系列如果加以创造性利用也可能对兄弟党有益的方面，要否认（但是谁也没有否认）这一点是不正确的。
但是，大家知道，中国同志的目的绝不限于利用中共经验中宝贵的东西。
不，他们要把自己对当代迫切问题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
同时，中共领导人正好是把自己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有严重失算的方面推荐作为仿效的榜样。
大家知道（中国同志自己也不止一次这样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不过是试验。
可是中共领导人不等到这种试验在实践中受到检验，便立刻把它们捧为理论新发现。
中国报纸断言，似乎中国找到了“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和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人民公社”。
当生活表明，对人民公社的大吹大擂表现得过于匆忙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没有勇气公开分析自己的错误。
他们改变了农村政策，却继续保持并公开宣布已经不合时代的口号。
中共理论家想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保持威信，便“发明了”一条新规律–“国民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规律”。
这是为了追求某种目的–为经济领导中的错误辩护，来证明工农业发展速度的下降，不是缺点和错误的结果，而是客观的必需。
中国有名的经济学家许滌新在1962年第11期的《红旗》上写道：
“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的客观过程”。
大家知道，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或者说“波浪式”，这是资本主义的规律。
这种规律的作用即使是其变形，也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过，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有计划的、连续不断地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不会有任何波浪式的下落。
因而，这里所谈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仅仅存在于中国的事实。
但是，这谈得上什么规律呢？
大家很清楚，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波浪式，是经济政策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所造成的。
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给经济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表现套上客观规律的形式呢？
这是很危险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对个人迷信的保护，他们把自己经验绝对化的企图，对世界上发生的现象进行判断时的主观主义，这一切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分裂政策
中国领导人把自己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扩大到实际关系方面来，扩大到具体政策方面来。
近几年来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事实，可以作出这个结论。
这种倾向特别表现在，中共领导忘记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行动一致的原则，表现在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以及有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和加强的利益等问题上。
中共领导人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展开了思想斗争后，就走上了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以及减少政治方面的接触的道路，越来越多地在国际舞台上把自己的立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立场相对立。
实行这种政策，就促使中国同志寻找相应的理论根据。
中共中央06月14日的信件中宣扬的所谓“自力更生”的理论，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我们当然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个国家的内部潜力。
但是在什么条件下这种潜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呢？
只有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利用社会主义这一世界体系的优越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
这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管它们是高度发达的，还是继承了过去的落后经济。
第2次世界大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下实现了工业化。
这种互助有助于使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平衡。
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赛的任务，也是不能忽视的：
只有建立广泛而深入的生产合作，以便迅速采用新技术、赶上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水平，我们才能较快地赢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同时还不要忘记，正是在现在就要着手奠定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基础，这一经济体系依靠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科学根据的分工。
然而，中国同志却否定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必要性；
他们忽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存在的事实，蓄意摈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发展的和良好的合作所提供的优越性。
而且，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如果按照中国同志那样的解释，将会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产生不信任，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潜力的无信心。
这一口号非但没有中共中央信件中所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而且显然散发出民族主义的臭味。
近几年来的经验证实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人民结成紧密联盟的必要性，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和经济合作加速着它们经济发展的速度，能够最合理最有效地解决发展民族经济的问题。
反之，拒绝兄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会造成浪费资金，支出多余的开支和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受这种政策损害的，首先是那个其领导人采取孤立发展方针的国家的国民经济。
在中共中央的信件中，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其基本原则是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确定的）被描绘成为“把一国的意志强加于别国、损害独立和主权”。
（中共中央06月14日信件的原文为：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译者注）但是，人们知道，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完全自愿决定参加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这种参加的性质是由每个国家自身的利益和利害，同样也是由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害所确定的。
不管中国同志愿意与否，他们的政策动摇着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团结。
这一点在所谓阿尔巴尼亚问题和南斯拉夫问题上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
中国领导人不是采取一切措施来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以利于社会主义体系一切国家的团结，反而扩大现存的分歧，把它们提到思想斗争的前沿，歪曲事情真相，然后借此来攻击苏共、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
大家知道，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从1960年起就大肆展开分裂活动，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恶毒攻击苏共和苏联政府，这是不无外来影响的。
如果谈到阿尔巴尼亚人所阐述的观点，那末，它们同中国报刊上所宣扬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只不过是在方式上更加粗暴、更加放肆而已。
苏共使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关系正常化的一切尝试，都遭到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顽固的蛮横的抗拒，而举行会晤、讨论争端的同志式建议更是被他们拒之于门外。
中国同志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的一切分裂活动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如果不说得更厉害一点的话。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每一次反苏攻讦都得到北京的赞许。
中国同志不放过一次机会，强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因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越激昂，他们越受到赞许。
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是有了这种鼓励，阿尔巴尼亚分裂主义者才继续大肆攻击苏共和其他共产党。
关于所谓南斯拉夫问题，那么，同中国领导人的意见相反，根据1960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南斯拉夫的经济中，公有成分占统治地位，它的比重在最近几年来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南斯拉夫在国际关系的许多极重要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努力同它们接近和合作。
几年前，中国同志自己并没有否认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现在他们却把南斯拉夫“列入”资本主义体系，称它的领导人是“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这不能看作是别的，只能看作是预谋利用“南斯拉夫问题”来煽起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论战。
苏共忠于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批评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错误观点。
但是我们的批评一向抱着这样一个目的：
帮助南斯拉夫同志克服错误的概念、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
在中国作者的言论中，以及在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南斯拉夫领导人所说的一切，包括他们说的完全符合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声明的观点，都遭到咒骂。
中共领导人以自己的无根据的批评表明，他们抱的目的是，绝不让南斯拉夫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接近。
这是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一个珍视世界社会主义利益的共产党人都不能同意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分裂活动不仅仅限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范围。
中共领导人违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不顾宣言和声明中所阐述的原则擅自行动，企图使许多兄弟党屈从于他们的思想影响和政治监督，在这些党的内部拼凑反对集团。
在这方面，他们不惜利用各种托洛茨基分子、变节分子和其他渣滓。
中国报纸的言论竟到了这样的地步：
号召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建立派别。
中国领导人把他们同兄弟党的分歧还扩大到群众性的国际民主组织中去。
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运动、亚非团结运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许多其他组织，都因为中国代表的分裂活动而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各个国际民主组织中的中国代表，企图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同欧洲国家对立起来，把争取和平与裁军的斗争同民族解放斗争对立起来，从而给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民主组织在争取和平斗争中的活动带来严重的损失。
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性质、兄弟党相互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要求它们共同参加制定共同的路线，确定讨论迫切问题的形式和方法。
在这种讨论过程中，会出现不同观点，会产生争论和辩论，这是十分自然的，而没有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其本身的精神而论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根本不能发展。
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辩论应当在统一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种辩论是由志同道合的人进行的，他们竭力客观地剖析生活所提出的复杂问题，共同寻求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以便而后贯彻一致同意的路线。
以这种立场进行的辩论，既能涉及到国际问题，也能涉及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队伍活动的内部问题。
这种辩论可以采取双边和多边会谈形式，也可采取共产党代表会议、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交换信件和文件形式来进行。
但是，中国同志所采取的方法根本上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之间的互相关系原则的。
中共领导开始时宣称他们在较少问题上同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
后来就逐渐地扩大了争论的范围。
而在中共中央06月14日的信件里就对在苏联社会主义已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并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这一事实本身表示怀疑。
给人的印象是：
中国同志就像往炉火里加木柴一样，给争论“增添”新的主题，其目的是蓄意不让分歧消除，而使辩论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
不能不使人注意的还有中国同志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辩论时所使用的那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口吻。
在那种口吻里，口是心非同狂妄自大和无法无天的粗鲁言论，同企图污辱所有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交织在一起的。
只要说一下骇人听闻地指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关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命运”就足够了。
中国领导人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一致同意的路线的程度是多么严重，中共领导为追求他们自己的特殊目的、从左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攻击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活动能够带来多么大的危害，现在是昭然若揭了。
因此，中国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观点，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遭到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正当和严厉的反击。
为了完成自己伟大的历史使命，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是强大而团结的。
珍惜宣言和声明的伟大原则的共产党人，正在竭尽全力以使目前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里产生的困难和分歧得以克服，以便在原则基础上，即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苏联共产党高举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胜利旗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
它不倦地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反帝斗争的团结、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而斗争。
苏共中央委员会在其公开信中声明：
“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为了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在列宁旗帜下，为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国的团结，为了有效地援助正在同殖民主义斗争的各国人民，为了加强和平事业和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曾经尽了我们的一切力量，并且仍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
苏联共产党员，我国全体劳动人民一致赞同并热烈支持苏共中央公开信和亲爱的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