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阿富汗边界条约草案达成协议
两国代表团圆满完成谈判任务后发表联合新闻公报
决定分别报请本国政府审查以便两国委派代表签字
新华社03日讯
中国阿富汗边界谈判联合新闻公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富汗王国政府1963年03月02日公布的新闻公报，两国边界谈判代表团于1963年06月17日至08月01日在喀布尔就正式划定存在于两国之间的边界的问题举行了谈判。
参加谈判的，中国方面有代表团首席代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郝汀，代表、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程之平，顾问马叙生、刘海明、么景安；
阿富汗方面有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国际关系和联合国处处长查尔曼·马茂德·加齐亲王，代表团成员、民航局局长苏尔坦·马茂德·加齐亲王、制图局局长阿米尔·阿赫默德和古朗姆·拉苏尔、穆罕默德·拉非克·奥锡非、古朗姆·卡乌斯·瓦齐利。
在谈判过程中，双方代表团就有关会谈的程序性问题取得协议后，随即核对了双方在事先交换的标有边界线的地图，并就两国间边界线的位置和走向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然后又就边界条约草案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并决定分别将草案报请各自政府审查，以便两国委派代表签字。
谈判自始至终是在极为友好和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
双方对通过友好协商、迅速而圆满地完成了边界谈判的任务，表示深为满意。
中国代表团在阿富汗期间，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接见了中方首席代表郝汀大使和代表程之平。
阿富汗王国政府首相穆罕默德·优素福博士也接见了他们。
中国代表团还进行了参观游览。

十多万转业复员军人等艰苦奋斗九年
祖国北部边疆新建起一个粮仓
三江平原上的这三十六个大型国营农场已向国家上缴九亿斤商品粮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在我国东北角——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的三江平原上，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老战士，带领十多万转业、复员军人和参加边疆建设的青年，经过九年的艰苦奋斗，在这里建设起了拥有六百万亩耕地的三十六个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
这是祖国北部边疆上新建起的一个粮仓。
这些农场九年来已向国家上缴了九亿斤商品粮和许多副食品。
今年这些农场的大部分小麦比去年增产，大豆和玉米等秋熟作物也生长良好。
许多人认为，今年的大部分庄稼超过了过去的八年。
现在，从完达山南北到小兴安岭南麓，过去地图上的空白地区，已经建设起许多新型的村庄和小城镇，这些村镇上建立了许多学校、医院、电影院、托儿所和为现代化农业服务的工厂。
许多新村镇有了电灯。
转业、复员军人们在建设边疆的事业中发扬了老红军、“老八路”的优良作风。
1954年10月，铁道兵部队的转业、复员军人们第1批来到这里，他们在虎饶县西岗建设起了一个农场，然后派出几个踏荒小组，逐步对宝清、虎饶、密山、抚远等县的广阔荒原进行了勘察。
开荒时拖拉机很少，老红军战士余发清就带领着转业军人们用人拉犁和铁锹开荒。
八五二农场副场长匡汉球是个老红军，在部队当过副师长，他带领一批转业、复员军人在完达山北麓开垦荒地时，晚间总是和在部队那样，在窝棚里给下级盖被子，非常关心职工的寒暖。
在三江平原上建设起来的都是大型机械化农场。
目前共有五千七百多标准台的拖拉机、九百三十多台康拜因收刈机，以及大批机引农具，从种植、管理到收获，基本上是机械作业。
转业、复员军人们以顽强的毅力，学会了农业机械和农场管理的知识。
垦区转业复员军人的优良作风也在来参加边疆建设的大批青年中扎下了根。
有的农场编写了建场史，作为对青年职工进行教育的重要材料，使艰苦奋斗、勤俭建场的传家宝一直传下去。

印度尼西亚《东星报》说中国政府的建议是积极的
世界各国命运不能由美英苏三国决定
新华社雅加达03日电
印度尼西亚《东星报》03日就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发表社论说，世界各国的命运不能由这三个国家来决定。
中国政府就此提出的建议是积极的。
社论说，美英苏三个核国家之间的条约，“没有完全保证核试验不会再继续进行——现在核试验在地下进行。
在这项条约中也没有保证原子武器的储存将会停止，拥有这种武器的人将不会加以使用。”
报纸说，如果这项协定付诸实施，“那就是目前拥有核武器的人和有能力在这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将成为发达的核武器的垄断者。
自然，达到这一点的目的在于防止现在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拥有这种武器或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除了有关的三国之外，对于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来说，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社论指出，对比之下有积极意义的是：
中国政府的建议，以及许多亚洲和欧洲国家的舆论。
“那就是：
如果真正是防止使用核武器，那就必须规定禁止一切核试验，包括地下核试验，并要销毁现有一切储存的原子武器，然后就有关在全世界进行全面彻底裁军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
社论说，“这个问题关系到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因此，如果不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参加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那就是不正确的。
全世界和各国的命运不能取决于三个国家的决定和规定。”

应周总理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今日到京
新华社03日讯
索马里共和国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博士，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将于08月04日到达北京。
陪同舍马克总理前来访问的有新闻部长阿里·穆罕默德·希拉维和其他五位高级官员。
首都各界人民正在准备热烈地隆重地欢迎索马里贵宾。

我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
抗议印军越过中锡边界侵占我领土严正驳斥印方捏造我侵入锡金谎言
新华社0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07月31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对印军越过中国锡金边界上的乃堆拉山口侵占中国领土，再一次提出抗议，并且再一次要求印方立即拆毁在中国境内构筑的工事，立即撤走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度军队。
中国外交部在照会中驳斥了印度政府06月15日来照对印军越过乃堆拉山口侵占中国领土一事的狡辩，并且再次要求由中印双方官员就印军越境情况进行联合调查。
照会说，“在中国提出的大量确凿、有力的证据面前，印度政府在来照中不得不承认，印方确实在乃堆拉山口一带构筑了工事，而且这‘已经使锡金和西藏之间的正常贸易和来往中断’”。
照会接着指出，印度政府在来照中狡辩说，印方在乃堆拉山口所筑的工事是在“边境的自己一边”（实际指在锡金一边）的“防御工事”。
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印方自己承认：
按照1890年中英条约有关条款的规定，中锡边界是沿分水岭而行的；
乃堆拉山口位于当地唯一的一条分水岭上，一目了然，不可能有任何误会。
印方在乃堆拉山口所筑的工事，明明越过了这条分水岭，分布到山口的中国一边的山坡上，怎么能说是在锡金一边，是为了什么“防御”的目的呢？
照会说，“印度的侵略行径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1963年06月12日，即印方发出来照的前三天，大约五十名印军越过乃堆拉山口，趁起雾时平毁了印方非法设在中国领土上的一部分工事；
以后，印方又对在中国领土上的其余工事进行了加固和伪装。
这一事实说明，印度的侵略行径是如此地明显、露骨，以致它不得不想方设法在实地加以隐蔽，以便一面长期盘踞下去，一面继续进行抵赖。”
照会就印方06月15日来照中承认的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到中锡边境进行活动一事指出：
“这一异乎寻常的行动，恰恰发生在印方在中锡边界加紧侵略活动的时候，恰恰发生在印度加紧向美国乞求军援、美印双方宣称要分担对中国的‘共同防御事业’的时候，中国政府怎么能对之漠不关心呢？”
照会说，“鉴于印方来照采取继续否认事实和颠倒是非的无理态度，中国政府重申：
为了消除目前存在于中锡边境的紧张局势，辨明是非，印方应立即指派官员，会同中国官员就印军越过乃堆拉山口侵犯中国领土的情况进行联合调查。
印军修筑的工事究竟有没有越过分水岭，是在中国境内还是锡金境内，究竟是谁在‘混淆世界舆论视听’，一查便可分晓。
如果印方不是害怕真相大白，它就没有理由拒绝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
新华社0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07月31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严正驳斥印度政府07月05日来照中捏造的所谓中国人员越过乃堆拉山口侵入锡金的说法，并且断然驳回印度政府这种以谎言为根据而提出的无理抗议。
照会说，“印度政府在来照中胡说什么中国人员曾于1963年06月21日至23日期间越过乃堆拉山口侵入锡金，说什么大约二十五名中国人在深夜二十三时进入了‘锡金境内一百码处的色不拉’。
这纯粹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照会指出，“中国同锡金一直和平相处，中国军队从未越入过锡金境内，这是不容歪曲的事实。
印度政府1963年06月15日的来照也承认，印度军队在乃堆拉山口一带修筑了大量工事，致使西藏和锡金之间的正常来往已陷于中断。”
照会问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员怎么可能接连三天越过乃堆拉山口进入锡金领土呢？”
照会还指出，“事实上，正是印度军队越过了乃堆拉山口，并且在中国境内构筑了大量工事。
对此，中国政府已经向印方一再提出严重抗议，并且要求进行联合调查。
印度方面现在无中生有地诬蔑中国人员越过乃堆拉山口，显然是别有用心，企图以此来掩盖它对中国的侵略行径。
但是，不管印方使用什么样的伎俩，要使谎言变为事实，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日共中央书记土岐强说中国政府声明符合日本人民愿望
中国建议指出了消灭核武器道路
美英苏三国条约不能防止通过核战争讹诈来进行侵略
新华社03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土岐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政府关于各国宣布全面、彻底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建议。
土岐强认为这一建议指出了从地球上消灭核武器的道路，只要实现这项建议就能彻底消除核战争的危险。
土岐强指出，虽然美英苏三国缔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在美帝国主义储存着非常多的核武器，可以继续发展和生产核武器，把核武器扩散到世界各地去的情况下，核战争的危险继续存在，这项条约不能防止通过核战争讹诈来进行侵略。
土岐强说，我们的党同广大人民群众在全面禁止核武器和完全禁止核试验的旗帜下进行着反对美国核潜艇和F—105D型飞机进驻日本的斗争。
从这个观点看来，中国政府的建议也完全符合我们党的主张。
他说，这一建议也符合为禁止一切核武器而斗争的日本人民的愿望。
土岐强指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势，中国政府关于逐步实现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和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建议是及时的。
土岐强最后指出，为了实现这些目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反战力量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团结一致，以粉碎美帝国主义阻挠实现这些目的的阴谋。

欢迎来自“非洲之角”贵宾
索马里共和国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博士，应我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远涉重洋，定于今天到达北京。
这是索马里政府首脑第1次访问我国。
对于来自“非洲之角”的尊贵的客人，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索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
我国的古代史书有着关于索马里的详细记载。
五百多年前，我国明代的著名航海家郑和曾经数度访问了索马里共和国的首都摩加迪沙以及其他城市，促进了我们两国文化和贸易上的联系。
以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阻挠，使得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遭到了中断。
索马里共和国在宣告独立后不久，就和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此，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历史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短短的几年内，我们两国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和贸易支付协定，相互派遣了文化代表团。
今年05月，索马里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至于民间的来往更是络绎不绝。
索马里有句谚语说得好：
“广交四海朋友，也要善觅知音”。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索马里人民把中国人民看作是可靠的朋友，中国人民也把索马里人民当作是亲密的兄弟。
中索两国人民这种在新的基础上结成的深厚友谊，肯定地有利于推进我们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事业。
索马里政府对外奉行和平中立政策，积极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为维护亚非团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我们高兴地看到，索马里政府已经采取一些步骤对南非实行了抵制。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巩固政治独立，索马里政府拒绝了美国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
在舍马克总理的领导下，索马里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措施，如成立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协调委员会和工业发展公司，草拟了第1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降低了外国势力控制的石油、食糖、电力等价格。
对于索马里政府和人民采取的旨在维护民族独立和摆脱殖民控制的积极步骤，中国人民表示坚决支持，并且为索马里赢得的每一个成就而感到高兴。
目前，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正处于继续高涨的大好形势中。
在非洲广阔的土地上，占全非人口百分之八十七点六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赢得了独立地位。
在殖民主义者直接统治下的地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风起云涌。
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加紧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已经或正在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势力遭到很大的削弱，它们企图任意摆布非洲人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人们也不能不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仍然在进行着垂死的挣扎，妄图乞灵于武装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破坏非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阻挠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因此，为了巩固非洲各国人民业已赢得的胜利成果，把一切新老殖民主义势力彻底驱逐出非洲大陆，非洲人民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团结，高举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中国人民是索马里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中的亲密的战友。
在今后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各自国家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同索马里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相互支持，彼此声援。
我们相信，舍马克总理这次不辞辛劳，远道来访我国，必将大大促进中索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

毛主席接见约翰·马克斯
新华社03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接见了前来中国参加中国人民支持“南非自由日”大会活动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约翰·马克斯。
毛主席同约翰·马克斯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刘宁一等。

舍马克总理传略
新华社03日讯
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总理传略
索马里共和国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总理阁下1919年生于索马里中部哈拉德莱镇，现年四十四岁。
他幼年在家乡的古兰经学校读书，1932年迁居摩加迪沙，在当地就学，其后，曾数度在当地机关工作。
1956年进入意大利罗马大学，1958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舍马克博士早在青年时代就献身于索马里的民族独立事业。
1943年一批索马里民族主义者成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组织“索马里青年俱乐部”。
这个组织就是目前索马里执政党“索马里青年联盟”的前身。
舍马克博士是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此后，他曾担任青年联盟书记，一九五二——1954年任该盟主席。
1959年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
1960年07月01日索马里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他即出任总理，1961年07月又连任总理，直到现在。
（附图片）

从三好学生到五好社员
——记全国植棉模范曲耀离的儿子回乡一年
新华社记者　莎荫　运城县文教局通讯组
今年05月间，山西省运城县龙居公社南庙大队第3生产队评选了一次五好社员。
那天会上被大家最先提名为五好社员的，是年刚二十岁的回乡知识青年——曲子文。
社员们说他思想好，劳动好，学习好，和群众关系好，热爱集体好，所以都举手同意。
只有一个人反对，一个人弃权。
表示反对的是他自己，弃权的是他的父亲——全国著名植棉模范曲耀离。
曲子文是去年暑假初中毕业后，根据他父亲和他自己的意见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
到今年暑假恰是一年。
一个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的儿子，又是中学的三好学生回家参加农业生产，许多人感到意外。
一开始，队干部对他也有些另眼看待。
派活儿，总把他派到干净、轻快的地方。
这事，很快被曲耀离发现了，他把曲子文叫到跟前说：
“娃，你念的书多，懂得的道理多，不过，爸比你经得事多，有事还得说说你。
如今，你回来是当社员，不是当我的儿子，所以，不要叫大家照顾你！
你和大家一样，是个普通社员。”
曲子文是个不大爱说话的人，主意都在肚子里。
早在回来之前，他就想到过这事。
那时，他这样想，回去了，千万不要特殊，父亲是劳动模范，那是因为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贡献，人民给他的荣誉，这荣誉和自己是毫无关系的。
所以回来以后，生产队长派他什么活，他从不拖拉，总是一心一意去完成。
如今他父亲把这事说明了，他也就不打哑了，说：
“你是大队长，跟队长说说，往后，派活儿的时候，把一些难做的重活派给我，让我磨练。”
“对！
对！”
曲耀离听着曲子文的话，脸上挺严肃，心里却笑了。
从那以后，生产队长再不另眼看待他了。
干重活、脏活、苦活都有他。
他呢，总是一声不响地去完成。
去年秋天，棉花、粮食熟下一大片，大队要组织护秋队。
护秋是件苦差事，不管风雨，都得整夜地在地里巡逻。
曲子文找到生产队长要求参加护秋队。
队长觉得他刚回来，身子还没磨练好，怕熬坏了，就说：
“你顶不下！”
曲子文听了，却不以为然地说：
“看你把我说得娇成甚了！
我又不是泥塑的，只能摆着看。
再说，不磨练就多会也练不出来！”
队长见他要求坚决，就答应了。
队里的一些年轻人见曲子文报名参加了护秋小组，都不好意思拒绝，跟着干了起来。
一天夜里，下起大雨来。
护秋小组长李明章说：
“今晚雨大，出不了问题，大家回去睡一晚吧！”
曲子文觉得不对，又想应该服从领导，就回去了。
不想一进门，曲耀离就碰了他几句：
“为啥半夜跑回来？
麻痹大意，损失了集体财产你不心疼？”
说着，扔给他一件大衣，“去，守住自己的岗位！”
曲子文二话没说，又冒着大雨奔向漆黑的田野去了。
拔棉柴，这是又重又苦的活儿。
有人怕拔得慢，找了个“窍门”，把棉柴齐根折断。
曲子文想：
拔棉柴是拔，不是折，折了柴，把根留在地里，反倒给秋耕带来麻烦。
所以他还是一个劲地拔，两手都磨出了血泡，痛得连指头都弯不了，他还是拔。
生产队长检查生产时看见了，高兴得心里直想笑，私下里跟社员们说：
“人家曲子文就是实打实的好社员。”
一年来，曲子文在劳动中从来不讲价钱，不问轻重，埋头苦干。
据统计，从去年暑假回乡到今年05月底（最近一个时期的工分未统计在内），不到一年时间他做了三百八十个劳动日，夺得了全队的冠军。
曲子文在学校里，常听到老师讲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可是只听讲讲印象不深。
回乡一年，在劳动人民的大海里，他才发现自己还不够，还应该向老社员好好学习，学他们的好的思想品质。
他所在的三队有个五十六岁的女社员，叫张纹纹，担任作业组组长。
她年纪大干活儿一点不马虎。
一次，张纹纹见另外一个组的社员定苗定得特别快，就跑去学习，不想，这个社员的活儿干得很马虎，草没有拔尽，苗也没有定匀。
张纹纹当场就提出了批评。
这事被曲子文看在眼里，久久不能平静。
他想：
“当一个好社员，先得有好思想，不然，光凭文化、凭技术是办不好集体经济的。”
往后，不论干什么活，他都非常认真、细致。
总要问问自己：
我对得起老社员吗？
对得起那些辛辛苦苦经营过生产队的父辈吗？
在队里，曲子文勇于批评别人也勇于自我批评。
他常因自己作活质量不够高作检查。
有一次割苜蓿，他割高了，留茬多。
正割着，走过来一个老汉告诉他：
“牲口最爱吃苜蓿的下面接近根的一段，割高了，把牲口爱吃的一段就丢了！”
他为这件事懊悔得不行。
就这样，曲子文既向老一辈学生产技术，又向老一辈学习热爱集体的思想品质。
曲子文在集体劳动中成长起来了。
曲子文一直抱着继承父业的雄心，可是，他却低估了继承他父亲丰富植棉技术的艰苦性。
回到村里不久，他就东跑运城棉花科学研究所，西跑运城农业科学研究所，把那里所有总结他父亲植棉经验的资料都借来，又在家里找到了许多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介绍他父亲种棉技术的文章，贪婪地读起来。
中午，别人睡觉，他看资料作笔记；
深更半夜了，还点着灯翻阅着、思考着。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父亲的经验学会了。
但是，越学他越感到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
因为他没有更多的操作经验，不要说学会，有些连看都看不懂呢！
生活教育了曲子文。
他感到，急火做不出熟米饭，一口是吞不下大象的。
要继承父亲的丰富经验就得下一番苦心！
以后，无论耕地、耙地、浸种、下种，他常跟在曲耀离后面，看他父亲怎么做，不懂了就问，然后把看到的、问到的，再记在“技术学习日记”上。
今年棉花下种前，曲耀离跟他说：
“子文，把棉种用凉水拌一拌。”
曲子文一听，楞了，心想，所有的资料上都写着“温汤浸种”，为啥今年用起凉水来？
他不懂，就得问清楚。
曲耀离告诉他：
“种棉花不能有死规程，得看天、看地。
往年春旱地温高，温汤浸种，几天工夫苗苗就出土，今年老下雨地温低，温汤浸了种，种子发芽早却出不了土，容易烂种！”
曲子文听了才恍然大悟，务农要看天行事，不能死守书本。
这事，使他懂得了一个道理，继承父亲的技术，不能死搬，得学他怎样掌握天、地、庄稼的特点的本领。
受过初中教育的曲子文不仅精心学习父亲的植棉技术，还如饥如渴地学习、试验着一些新的科学技术。
曲耀离停止了的优良品种试验，曲子文一手接过来了，而且全部利用劳动空隙时间干，不要生产队记工分。
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运城棉花研究所总结起来的山西闻喜县东镇公社植棉模范吴吉昌的“秧苗移栽”经验，由他一手在曲耀离的丰产田里推广了。
有些新技术对于六十岁的曲耀离是陌生的，对他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他早就知道磷肥对农作物的作用，虽然他父亲和生产队干部们认为磷肥对棉花无用处。
今年，县农建局把南庙大队确定为磷肥试验基点，无偿地拨给他们一万斤磷肥。
队干部说不要。
曲子文知道了，就跟他父亲说：
“咱还是拉回来些试验吧！”
得到他父亲的同意后，又找队干部说。
队长答应他拉两千斤，而且要他自己拉、自己沤、自己试验。
这么大的事，他本来是担不起的，可是他不甘心。
就赶了辆大车，把磷肥拉回来，又用马粪和水把它沤起来。
过了些时，曲耀离的三十亩丰产田要追肥了，发现曲子文沤的那堆磷肥实在不错，就都拉到了丰产田。
曲子文经过短短一年的学习、劳动，他以自己一颗热爱集体的心，取得南庙大队社员们的爱戴。
社员们把他称为“我们的丑娃（曲子文的小名）”。
共青团员们把他选为团支部副书记。

各族人民隆重集会检阅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
鄂温克族自治旗欢庆成立五周年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03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各族各界人民五千多人，01日在旗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南屯集会，热烈庆祝自治旗成立五周年。
鄂温克族自治旗是1958年08月01日成立的。
旗内居住着鄂温克、蒙古、达斡尔、鄂伦春等九种民族共一万多人，其中鄂温克族有三千多人。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朋斯克代表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前来向自治旗各族人民表示祝贺。
前来祝贺节日的还有中共呼伦贝尔盟委书记、呼伦贝尔盟盟长杰热格拉，呼伦贝尔盟各兄弟旗、市和厂矿企业以及解放军驻军的代表。
01日，南屯广场上悬灯结彩，红旗飘扬。
天将破晓的时候，草原民兵、摔跤手和穿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牧民、农民、职工、学生，三五成群地骑着马或乘着汽车、马车，怀着喜悦的心情从四面八方来到会场。
庆祝会在国歌声中开始。
自治旗旗长乌尼满都（鄂温克族）在会上讲话时兴奋地谈到自治旗成立五年来，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朋斯克讲了话，并代表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把一面写着“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而奋斗”的锦旗赠给鄂温克族自治旗。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鄂温克族自治旗各族人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电。

好学生应当是好劳动者
《从三好学生到五好社员》这篇通讯，介绍了初中毕业生曲子文在参加农业劳动以后所走的道路。
这条道路是一切参加农业劳动的学生应当走的道路。
现在正值暑假，有一部分毕业生要参加农业劳动，读读这篇通讯，是有益处的。
我们的党和政府的学校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里所说的劳动者，是广义的劳动者，当然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内，不过主要指的是直接参加工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者。
这条方针执行得怎么样，单单从学校教育本身，还不能完全看得出来。
即使一个三好学生要成为一个好的劳动者，也要有一个实践过程。
这个过程很不简单，因为在课堂上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毕竟是不同的两个领域。
目前，我们的学校教育对于传授生产知识，还作得不够，一个学生要学会农活，不下相当大的功夫是不行的。
所以，一个参加农业劳动的学生，不论在巩固集体经济方面，不论在从事日常劳动方面，都需要经过一番严格的考验。
三好学生要得到教师和同学的承认，五好社员要得到群众和干部的承认。
曲子文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他被选为五好社员，证明他得到了群众和干部的承认。
当然，他参加农业劳动，刚刚一年，在未来的劳动当中，他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能保持群众给他的荣誉。
一个学生参加农业劳动，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这里有一个家庭“关”，或者说家属“关”。
过这一关，也要奋斗一番。
许多家长是积极支持子女参加农业劳动的。
曲子文的父亲、全国著名的植棉模范曲耀离，就是这类家长的代表人物。
有些家长的想法就不同了，一到子女毕业前夕，就显得十分紧张，为子女升学苦思焦虑，而不愿意子女参加农业劳动。
这就给子女设下一重障碍，一道关口儿。
对于一个初中毕业生来说，对于一个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年轻人来说，过这一关不很容易，因此也是很好的锻炼。
当然，过这一关的关键，在于家长。
作家长的，等到孩子要参加农业劳动了，究竟采取什么态度？
曲耀离的态度是模范的。
他固然把曲子文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同时又看成是一个年轻的公社社员，看成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他对儿子说：
“你和大家一样，是个普通社员。”
在劳动当中，他完全按照对一个青年农民的要求，来要求孩子。
这是曲子文所以从三好学生成为五好社员的原因之一。
我们所有的家长，都应当学习曲耀离。
当孩子在学校学习并且毕业的时候，要把孩子当作社会主义的劳动后备来看待，鼓励他们参加农业劳动。
特别是家在城市的更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今后城市的中学毕业生，有很大一部分要到农村参加劳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孩子参加农业劳动以后，要把孩子当作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来看待，帮助孩子好好劳动，成为模范的劳动者。

挤时间　巧安排
河北临漳县孙陶公社段汪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治明，自从1953年当上村干部以来，经常坚持参加生产劳动。
去年11月到今年06月就做了一百四十个劳动日。
他为什么能够经常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呢？
主要是，时间抓得紧，工作安排得当。
具体作法是：
一、分秒必争，抽空劳动。
刘治明常说：
当干部要想多参加劳动，就得挤时间。
例如去年12月公社通知他上午九点到公社开会，他看离开会还有一个多钟头，就拿起铁锨捣了一个钟头的粪。
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充分发挥各个组织和管委会的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财务、治安、保卫、调解纠纷、民兵、妇女等工作，都由有关干部负责。
包队的干部实行了三包一参加，即包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包了解生产情况，包了解生产队里的问题，参加生产劳动。
这样分工以后，放手让大家去干，该谁管的谁管。
如农活定额、农具管理、财务账目等，都由专管委员同社员商量去办；
凡较大的问题，如种植计划落实、征购、分配、采取重大生产措施等，都按照规定先后通过支委会、管委会讨论，然后发动群众研究解决。
这样做，既能充分发挥各部门干部的作用，又能保证干部挤出更多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
三、严格控制各种会议。
一是大队干部多利用晚上碰头，少占白天生产时间；
二是遇有特殊急事，临时碰头研究，然后分头帮助队干部同社员商量，具体安排。
这样可以少开会。
四、善于处理事务工作。
在生产劳动时间，有干部、社员找他解决问题，县社干部来访、谈工作，刘治明的处理办法是：
本队的事情就向干部、社员说清楚，一般放到晚上或者吃饭时间办；
对外来干部了解情况，分别不同情况处理。
不是很紧的，就争取来访人同意，等晚上或歇晌时间办。
这样既作到了上下左右都满意，也保证了劳动时间。
　张志英　蔡盛德

是思想问题，还是实际问题？
《人民日报》关于“怎样做到劳动好工作好”的讨论里，有人提出队干部只要决心劳动，就有时间。
这种说法，一般说来是对的。
但是，有多少时间，能劳动多少天，应该有个标准。
现在，各地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都有制度规定。
据基层干部反映，按照制度规定的要求参加生产劳动，在一般情况下，是能够做到的。
但是，有些生产大队的工作，确实很多。
长垣县翟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翟晋昌最近算了一笔账，他从去年06月到今年06月的一年中，先后参加省、专、县召开的各种会议六次共八十六天，公社不出五天就开一次会，全年又是七十二天。
这样，一年当中，光参加公社级以上会议就占了一百五十八天。
此外，还有碰头会、现场会、生产检查、评比竞赛等等各种会议。
平时，省、专、县、社等领导机关到村调查、访问和了解情况的更是应接不暇。
因此，他在今年麦收以前的十个月当中，只做了九十九个劳动日。
据公社党委介绍，大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翟晋昌是全公社最好的一个。
翟晋昌本人也说：
“我只要能够分身，就参加生产劳动。
可是，上级通知开会，不能不参加，上级派人来调查情况，也不能不理呵！”
可以看出，翟晋昌同志对参加生产劳动是没有多少思想问题的，但是，他参加生产劳动的天数并不多。
这是什么问题呢？
显然有实际困难。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再举一个公社干部改进作风的例子。
滑县城关公社在学习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后，领导干部带头改进工作方法，公社党委书记陈文义在杨纪屯大队“蹲点”工作，坚持参加田间劳动，其他干部也都固定到队“扎了根”，带动起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此外，他们还下决心减少会议，今年06月份，就没有召开过大队干部会，两次贯彻县委的指示，都是层层分头下去传达的。
大队干部把这种办法的好处总结为：
“省时间，贯彻快，作用大，效果好”。
公社的统计、表报减少了一大半。
基层干部反映，现在“五多”少了，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多了。
看来，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除了思想问题以外，确实还有不少实际问题。
希望各级领导机关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为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创造有利的条件。
河南安阳　王玉合

模范地遵守群众纪律　热情地维护群众利益
福建前线一批官兵受到表扬奖励
新华社福州03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在“八一”前后的群众纪律大检查中，根据各地人民的反映，对模范地遵守群众纪律并积极帮助居民办好事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扬奖励。
受到表扬的有许多是海岛守备部队的官兵。
他们在守卫海防的间隙，经常帮助岛上居民生产劳动和料理家务，军民关系亲如鱼水。
有些小岛上的社员们劳动时，常托战士看家，鸡下了蛋，战士给一个个捡起来放在桌上。
南日岛上的战士们，每天利用休息时间给几十户缺少劳动力的烈军属和五保户扫地、挑水、打柴、碾米。
一天深夜，雷鸣电闪，孤身老大娘陈亚莲的房子在狂风暴雨中摇摇欲倒。
正当危急的时候，驻在附近的解放军某连副连长乐正华赶来了，他一边说着：
“大娘受惊啦，快去避风吧！”
一边背起她就往外走。
这时，风急雨大，坡陡路滑，乐正华在泥泞中艰难地迈着步，终于把陈大娘背到驻地，又把自己的铺盖腾给陈大娘。
在大嶝岛上，流传着一个解放军纪律严明的佳话：
去年夏天，守岛部队二连九班副班长张启明推着手推车往阵地上走，路过村庄时，没留意把陈大爷家一只小鸡压死了。
张启明一面向陈大爷道歉，一面拿出钱来赔偿。
陈大爷说什么也不肯收。
张启明回到连部报告了指导员，指导员叫他把连里养的一只大母鸡悄悄地送到陈大爷鸡窝里。
陈大爷发现后，又叫儿子把这只大母鸡送到连部去。
连里就把这只鸡生的蛋保存起来送给陈大爷。
有些部队驻地附近的生产队，还派出代表到部队领导机关，给维护群众利益的官兵报功。
龙岩县有个生产队在06月下旬一个狂风暴雨的夜里，有四头耕牛被响雷惊跑了，一时找不到。
驻在附近的某部干部宣仲水听到这个消息，连夜带领四个战士出去寻找。
他们冒着风雨，翻山涉河，一直找了四个小时，终于把这四头耕牛找了回来，交还了生产队。
闽南地区在抗旱中，某团的官兵曾停止操课，和社员们一起，夜以继日地开山劈石，开渠挖塘，制服了旱灾。
夏收时，又遇到台风暴雨的袭击，官兵们又冒着大风大雨，一鼓作气帮助生产队抢收了二千多亩早稻。
各部队在进行表扬、奖励的同时，还对人民群众提出的批评和建议逐件作了认真研究，边检查边改进。
某部六连经过生产大队同意，在驻地附近荒山上开垦了十多亩荒地，插上地瓜苗。
后来当地生产队为了扩大耕种面积，希望把这片荒地收回自己耕种。
六连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把新开垦的荒地和种植的作物无偿地交给生产队。
（附图片）
某部修理连为了支援公社抗旱，组织了一个修理小组帮助驻地公社修理抽水机，很受社员欢迎。
图为修理小组的同志们在帮助驻地公社修理抽水机零件。
伯元摄

确实有不少实际困难
从杨正锁同志所提出的问题来看，除去属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的以外，确实有不少是实际困难。
一是来自上边的。
这个大队经常有县、专区以上的各部门各机关干部来调查研究或办理其他工作。
06月份是二十四人次，其他月份也不少。
这些上边下来的干部，不管什么部门，不管什么问题，都要找党支部书记。
有些地方的情况比杨正锁同志谈的还要复杂。
我就了解这样的事例：
有的县供销合作社下去推销商品，大队本来有供销社，可他们不找下级组织，非找党支部书记不行，一再说任务紧，时间短，要求党组织支持。
结果，党支部书记和队长等几个主要干部就忙着逐户调查、商量供应办法，甚至还帮助点货、过秤、收钱……一直到全部推销完毕为止。
大队里类似这样“突然袭击”的工作是很多的。
当然有些是应该找党支部书记的，但有些不该找的也要找他们。
要保证基层干部参加劳动，上级干部必须改变这种工作作风。
有些地方各种会议占时间很多。
据了解，忻县有些公社，每五天召开一次党委会，每十天召开一次大队支书联席会，像杨正锁同志既是大队支书，又是公社党委委员，这两个会议有时尽管内容重复，也必须参加。
另外，重要农时季节，县委都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每次少则两三天，多则五六天。
县里开过后，公社也得开一两天，回到大队，还得布置、下达。
这些会议常常集中在大队支部书记一人身上。
有些地方不只会议多，表报也多。
我在忻县一个公社听到，今春忻县计委发的表报就有：
春季作物播种定案表，生产进度07日报表，人口半年调查统计表，牲畜半年统计表，追肥数量、品种统计表，等等。
这些表报项目很多，每项都要计算百分比。
有些光会计、统计还应付不了，必须要大队的支书、队长等参加研究才能填报。
自从学习了昔阳经验，忻县县委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减少会议，压缩表报，为基层干部参加劳动创造条件。
但转变开始不久，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究竟哪些会议必须开，哪些会议可以不开；
哪些表报必须统计，哪些表报可以不要；
下乡人员应该如何工作，等等，都还需要研究。
二是本大队的。
大队工作安排合理，支部书记还可抽点时间。
不过据我了解，杨正锁本人的工作还是够多的。
这和他所处的环境、条件有关。
这里是城关区，社员成份较复杂，思想政治工作任务较重。
生产上，蔬菜、大田茬口很杂，大队还有一些小型企业和基本建设摊子，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来筹划安排。
俗话说：
吃不穷，穿不穷，计算不到一辈穷。
九百多户的大队，三四千人的生产生活问题，都要由几个主要干部来操劳，的确够忙的。
另外，有些事大队分工即使很明确，社员也还是要找支部书记。
我曾听说，有一对青年夫妇要求离婚，妇联主任几次劝说无效，有关干部劝解也不行，最后支部书记谈了半天，两人啥话没说，高高兴兴地跟着支书下地劳动去了。
有些事情你说不该支书管，社员还是非找他不行。
看来不是轻易就能改变这种习惯作法的。
基层干部这种工作状况，恐怕不只杨正锁同志一个，特别是大村大队、多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繁忙情况更甚。
这不是讲讲道理就可以解决的。
希望能再加以研究。
　蔚蓝

鄂温克族在前进的道路上
新华社记者　白树廉
在旧社会一直处于被分割和日趋衰亡状态的内蒙古鄂温克族，在实行区域自治的五年中，畜牧业经济和其它各项建设事业空前发展，历史遗留下来的那种贫困落后的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
最近，鄂温克族人民欢欣鼓舞地庆祝了自治旗成立五周年。
节日里，在美丽的伊敏河畔和辉河两岸的辽阔草原上，到处人欢马腾，牛羊成群，呈现一片人畜两旺、欣欣向荣的景象。
牧民们高兴地谈到，今年他们的畜牧业又获得了丰收，据06月末的统计，全旗牲畜达到二十八万六千多头，比去年总增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二，纯增百分之十五点五三。
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全国共有一万多人，其中有八千多人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盟，其余分布在黑龙江省。
解放前，鄂温克民族曾经长期被分割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三部分，受着历代反动政权的奴役，经济落后，生活极端贫困。
1957年底，政府根据鄂温克族人民的请求，统一了鄂温克民族的族称，并在1958年08月01日在鄂温克族的主要聚居区原内蒙古自治区索伦旗的行政区划内成立了鄂温克族自治旗。
在这个相当于县一级的自治地方内，居住着鄂温克、蒙古、达斡尔、鄂伦春、朝鲜、汉等九种民族共一万多人，其中鄂温克族有三千多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鄂温克族人民解放前主要以游猎为生。
自治旗境内有辽阔的草原，河流纵横，湖泊密布，牧草繁茂，适宜发展畜牧业。
解放以来特别是自治旗成立并建立了人民公社以来，以牧业为主的各项生产建设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现在全旗大小牲畜比1958年增长了十四万六千多头。
1958年以来，自治旗依靠国家支持和人民公社的力量，还为畜牧业装备了大批机引和马拉的打草机、搂草机以及一部分拖拉机，建立了一处机械化试验站，培养出了大批技术人才，从而使打草贮草、种植饲料及一部分剪毛、挤奶生产实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
自治旗各族人民受到国家支援和集体经济日益繁荣的鼓舞，积极向国家交售牲畜和畜产品。
从1958年到1962年底，各公社交售的大小牲畜有五万七千多头，皮子四万多张，牛奶一万吨，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58年以前，这里完全没有什么工业，现在旗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南屯和各人民公社已经建立起一批中小型的皮毛、铁木、编织、缝纫等工厂和手工业作坊，生产出各种农牧机具以及毡靴、马靴、毡子等产品。
自治旗的交通邮电事业和商业也发展很快。
目前从南屯到伊敏等主要居民点的公路线每天都有旅客班车。
邮电通讯网已经基本形成，邮政里程比1958年增加一倍，各公社同自治区及全国各地都能通电报电话。
从旗到公社都普遍建立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机构，百货店里各种商品齐全。
一向比较落后的文教卫生事业，近几年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自治旗现在有一所中学，小学由1958年的九所增加到二十三所，在校学生二千九百多名。
旗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公社所在地都建立了医院或卫生院、妇幼保健站等医疗保健机构。
各公社还结合流动放牧逐步实行定居，建立了大批定居点。
有着玻璃窗和火炕、火墙的土木结构房屋已大量出现。
自治旗成立后，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使各少数民族能进一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现在，自治旗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大都由鄂温克族和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担任，自治旗各级人民代表中，鄂温克族占百分之三十。
全旗各机关和人民公社的脱产干部中，鄂温克族和蒙古、达斡尔等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百分之六十以上。
　（本报有删节）

参加三国条约签字仪式
吴丹离纽约去莫斯科
新华社03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今天离开纽约前往莫斯科，参加将在08月05日举行的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字仪式。

尼赫鲁左右逢源大耍两面手法
在反华的名义下既从西方又从苏联获得援助
新华社03日讯
印度政府起劲散布的所谓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大规模集结”的谣言，破绽百出，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桩笑柄。
法国《震旦报》07月31日发表评论说，尼赫鲁“大叫大嚷”所谓“中国人的新的入侵迫在眉睫”的说法，“大概是毫无根据的”，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政府所以要“编造这个故事”，可能是印度企图刺激一下已被沉重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印度人的民族感情。
但是真正的原因在于：
“善于玩弄两面手法的尼赫鲁想从西方也从苏联获得更大量的军事和财政援助。”
英国《每日快报》也戳穿了印度政府的造谣伎俩。
这家报纸在02日社论中说，中印边界上“响起的战鼓之声”“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印度。”
社论指出，关于在中印边界上“中国人集结”的叫嚷“值得怀疑”。
社论说，“因为印度目前正面临着许多国内的困难，它无疑欢迎任何能够转移公众视线的事件。”
社论还指出，印度这次造谣不仅是印度国内的事情，“英国和美国也牵涉在内。
它们已经向印度提供了武器和空中保护”。
西德的德意志新闻社02日发自新德里的消息指出，“由于印度领袖不断地重申，共产党中国现在大概随时都会袭击次大陆，在印度气氛愈来愈紧张”。
消息说，除了国外政治的原因以外，“据认为，印度国内政治在反华运动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尼赫鲁的国大党“最近在各个邦遇到出乎意料的困难。”
消息还说，印度首都的人们深信，“边界争端的加剧是为了把人们的视线从国内政治舞台转移开。”
印度政府编造的谣言如此拙劣，以至美国国务院也难于为之掩饰。
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普斯07月3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美国没有得到表明中国共产党过去几天内在印度边界进行大规模集结的消息。”
印度宣传机器制造的这类谣言越来越荒诞无稽，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
例如，《印度斯坦旗报》07月29日在一条消息中竟然信口开河说，“大约有一千架中国飞机集中在离开东北边界不远的基地上，另外有一千架飞机驻扎在后方。”
印度报业托辣斯07月31日发出的一条消息，说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的两个据点“侵入印度领土”，但是这家通讯社后来又匆匆忙忙撤销了这则消息，承认这则消息“没有证实”。

戴高乐不买肯尼迪的账
坚持法国防务自主不作美国核附庸
新华社03日讯
巴黎消息：
美国总统肯尼迪0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法国是核国家，并且表示愿意向法国提供核援助以换取法国的支持的谈话，在巴黎受到冷淡的反应。
法国宣传部长佩雷菲特02日说：
法国政府“从来没有怀疑过肯尼迪总统或美国人民尊重他们的联盟的决心”，但是，“可能会发生某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民的利益并不一定同欧洲人民的利益一致，无论如何，不会完全一致，也不会在同时一致。”
他说：
“如果发生了美国同欧洲利益的不一致的话，如果在十五年的时间内发生这种情况，欧洲现在就有必要为自己作准备，逐步地使它自己拥有保证它的防务自主的手段。”
有影响的《世界报》02日说：
“看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法美之间没有任何可能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法国同美国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对立仍然像过去一样尖锐。”
《巴黎新闻》02日写道：
“肯尼迪并没有向戴高乐提供什么东西，将军是反对一体化的，他把这种一体化比喻做一匹马和骑马的人之间的联盟。”
法新社记者余伯尔02日从巴黎发出的一条消息写道：
“在美国总统肯尼迪昨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以后，这里有资格的观察家认为，法国大概不会同意接受美国的核秘密换取签署莫斯科部分禁止试验（条约）的交易。”
这个记者在提到传说的肯尼迪在他写给戴高乐的信中表示如果法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条约，美国愿意帮助法国发展核能力的这种说法后说：
“法国人认为，如果法国接受美国核秘密，它将处于同英国目前所处的地位相类似的那种在核力量上依赖美国的地位。”
这位记者接着写道：
“观察家们说，自去年年底以来，没有发生任何情况使得戴高乐改变他反对这种核‘一体化’的态度。
据悉他相信，一体化必然意味着美国控制法国的军事力量。”

拙劣的攻击变成了自我暴露
苏联报刊公然大谈什么“国际纪律”和少数服从多数并攻击自力更生原则
这不是想维持强加于人的指挥棒坚持损人利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又是什么
新华社03日讯
莫斯科消息：
苏联报刊继续用大量篇幅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仅仅08月01日这一天，《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等六家报纸就又发表了九篇攻击中国的长篇文章。
《消息报》01日发表的列伊勃戎的题为《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主义的运动》的文章，诬蔑“中共领导人……在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主要强调一个方面——自主性和独立性，完全避而不谈或只是形式上提到另一个方面——国际主义团结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每个党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纪律的责任。”
文章硬说，“中国领导人按照他们的意见列举共产党相互关系赖以建立的原则，却闭口不谈国际纪律。
更甚的是，他们以自己的论断的全部逻辑，对兄弟党的直接攻击表现出自己不愿考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
文章诽谤中国共产党破坏了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原则，文章说，“难道共产党人——列宁主义者能这样做吗？
难道这不是在伪善地保证自己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忠诚的掩盖下对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列宁原则的叛变吗？”
文章攻击“中国同志进行的争论的性质表明了他们不健康地和同国际主义不相符合地理解别人的意见和经验。”
文章竭力歪曲中国共产党在兄弟党相互关系中所坚持的原则立场，恶意诽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不真诚的，而是有深远的目的的，尤其是中国领导人认为，现代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文章固执地主张用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投票的方式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原则性分歧。
文章说，“现在没有国际性共产党组织，但是党不论在国内或者在国际计划的实践中，除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取得行动一致外，并没有别的什么方法。”
文章把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分裂主义者”。
文章说，“中共领导人认为‘不应该硬说谁是多数和谁是少数，不应该依靠这种多数来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
’他们甚至把对于多数的忠诚说成是宗派和分裂政策。
这就说明他们并不把颠倒黑白当一回事。
但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却认为那些破坏多数意志的人是分裂主义者。”
文章还诬蔑“中共领导人把争论变成了咒骂和争吵，并采用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工人运动中的破坏分子所采用过和采用着的方式。”
说什么“中共领导人在胡说八道地攻击一个又一个共产党的内部政策，用所有可能用的指责来骂他们时，却不允许对他们的任何同志式的批评意见。”
《红星报》01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发表了斯科塞列夫的文章，竭力吹嘘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然后就反诬：
“近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采取了破坏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缩小同苏联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方针”，说什么“这不能促进我们两国军队之间传统的战斗团结的加强。”
《劳动报》07月31日发表经济学候补博士布利巴写的题为《把努力结合在一起》的文章，歪曲地引用了列宁关于“现在我们主要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这一段话来攻击中国共产党。
文章说，“苏联共产党领导坚定地掌握了伟大列宁的这一遗训，只有中国同志作出决定说列宁不对”。
文章用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腔调责备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并颠倒是非地说，“中国领导人对以前签订的协定的破坏严重地损害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国本身的经济也从缩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受到了不小的损害”。
文章胡说，“中国领导为了力图在人民群众面前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不久前提出了自力更生的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种方针，因为这是要建立自给自足的、闭塞的民族经济”。

拙劣的攻击变成了自我暴露
苏联报刊公然大谈什么“国际纪律”和少数服从多数并攻击自力更生原则
这不是想维持强加于人的指挥棒坚持损人利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又是什么
新华社03日讯
莫斯科消息：
苏联报刊继续用大量篇幅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仅仅08月01日这一天，《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等六家报纸就又发表了九篇攻击中国的长篇文章。
《消息报》01日发表的列伊勃戎的题为《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主义的运动》的文章，诬蔑“中共领导人……在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主要强调一个方面——自主性和独立性，完全避而不谈或只是形式上提到另一个方面——国际主义团结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每个党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纪律的责任。”
文章硬说，“中国领导人按照他们的意见列举共产党相互关系赖以建立的原则，却闭口不谈国际纪律。
更甚的是，他们以自己的论断的全部逻辑，对兄弟党的直接攻击表现出自己不愿考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
文章诽谤中国共产党破坏了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原则，文章说，“难道共产党人——列宁主义者能这样做吗？
难道这不是在伪善地保证自己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忠诚的掩盖下对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列宁原则的叛变吗？”
文章攻击“中国同志进行的争论的性质表明了他们不健康地和同国际主义不相符合地理解别人的意见和经验。”
文章竭力歪曲中国共产党在兄弟党相互关系中所坚持的原则立场，恶意诽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不真诚的，而是有深远的目的的，尤其是中国领导人认为，现代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文章固执地主张用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投票的方式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原则性分歧。
文章说，“现在没有国际性共产党组织，但是党不论在国内或者在国际计划的实践中，除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取得行动一致外，并没有别的什么方法。”
文章把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分裂主义者”。
文章说，“中共领导人认为‘不应该硬说谁是多数和谁是少数，不应该依靠这种多数来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
’他们甚至把对于多数的忠诚说成是宗派和分裂政策。
这就说明他们并不把颠倒黑白当一回事。
但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却认为那些破坏多数意志的人是分裂主义者。”
文章还诬蔑“中共领导人把争论变成了咒骂和争吵，并采用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工人运动中的破坏分子所采用过和采用着的方式。”
说什么“中共领导人在胡说八道地攻击一个又一个共产党的内部政策，用所有可能用的指责来骂他们时，却不允许对他们的任何同志式的批评意见。”
《红星报》01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发表了斯科塞列夫的文章，竭力吹嘘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然后就反诬：
“近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采取了破坏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缩小同苏联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方针”，说什么“这不能促进我们两国军队之间传统的战斗团结的加强。”
《劳动报》07月31日发表经济学候补博士布利巴写的题为《把努力结合在一起》的文章，歪曲地引用了列宁关于“现在我们主要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这一段话来攻击中国共产党。
文章说，“苏联共产党领导坚定地掌握了伟大列宁的这一遗训，只有中国同志作出决定说列宁不对”。
文章用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腔调责备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并颠倒是非地说，“中国领导人对以前签订的协定的破坏严重地损害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国本身的经济也从缩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受到了不小的损害”。
文章胡说，“中国领导为了力图在人民群众面前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不久前提出了自力更生的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种方针，因为这是要建立自给自足的、闭塞的民族经济”。

美国防部长向阿登纳保证
三国条约不影响北大西洋集团“防务”
波恩政府对美国不削减驻欧部队感到满意
新华社03日讯
波恩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同西德国防部长哈塞尔举行两天会谈后在昨天发表一项联合公报说，会谈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加强北大西洋联盟、特别是美国和西德的军事手段。
公报说，两国将联合努力研究一种能够发射导弹的“未来的坦克”，这种坦克打算在1970年交付使用。
公报还说，双方高级军官将定期共同研究前沿防务问题，并同意由双方军官组成常设机构，处理后勤问题。
麦克纳马拉是在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酝酿就东西方关系作进一步“探索”的时候访问波恩的。
随同他访问的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和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尼采。
英国《泰晤士报》说，麦克纳马拉等此行是“在禁试条约问题上向波恩提出保证”。
麦克纳马拉还同西德总理阿登纳举行了两小时会谈。
英国《泰晤士报》02日从波恩报道说，麦克纳马拉向阿登纳保证，三国条约不会影响北大西洋集团的“防务计划”。
波恩政界人士说，上述会谈公报和麦克纳马拉向波恩提出的保证，即美国将不在美英苏三国莫斯科协议之后削减它驻欧洲的部队，使西德政府感到满意。
据报道，麦克纳马拉今天在波恩召集美国驻西欧部队高级将领举行秘密会议，研究美军在欧洲进行常规战争的能力。
他还视察了美国驻西德的军队以及西德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界上的一个装甲步兵师。

美机侵入我江苏东台以东地区领空
我提出第二百五十三次严重警告
新华社03日讯
08月03日十九时三十二分至十九时四十七分，美国军用飞机一架，侵入我江苏省东台以东地区领空。
对于美国军用飞机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二百五十三次严重警告。

美苏科学家同获美福特汽车公司主办的奖金
新华社02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福特和平利用原子能奖金董事会”07月30日宣布授予苏联科学院院士维·伊·维克斯列尔和美国科学家埃德温·麦克米伦1963年“原子用于和平奖金”。
据宣布，这项决定是为了奖励他们在发展高能物理学方面和在“组织交换国际科学情报”方面所起的作用。
金质奖章和奖金将在今年10月24日庆祝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一百周年时在华盛顿颁发给得奖人。
“原子用于和平奖金”是在1955年在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鼓励下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主办和美国一些科学组织参加建立的。

腊斯克同肯尼迪举行了“战略会议”
准备再同苏联政府作交易
新华社03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昨天晚上离开华盛顿前往莫斯科参加定于08月05日举行的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字仪式。
据西方记者报道，腊斯克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探索苏联的意图，为下一次交易作准备。
腊斯克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的谈话中说，他不能肯定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否能够导致东西方之间的进一步协议，“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
腊斯克说，“在访问莫斯科期间，我们也许能够发现”前景。
腊斯克在离开华盛顿前同肯尼迪举行了最后一次“战略会议”，对他的莫斯科之行作了“最后的检查”。
参加这次战略会议的有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以及随同腊斯克去莫斯科的美国军备监督和裁军署署长福斯特及美国前驻苏大使汤普逊等人。
华盛顿新闻界认为，这次会议说明了白宫对腊斯克将要同苏联领导人举行的会谈的重视。
腊斯克在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仪式之后，将作为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客人继续在苏联停留三四天，并同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等进一步会谈。
美新处昨天在一篇题为《腊斯克将探索苏联的目的》的评论中指出，他将在莫斯科探明“下一步苏联愿意采取什么行动来缓和世界紧张局势”。
美新处的评论说，“如果苏联准备继续向前走的话，它将发现美国是愿意合作的。”
但是，评论强调，美国将坚持“一步一步来”的政策。
路透社记者赫弗南昨天报道说，华盛顿权威人士认为，腊斯克准备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中“讨论赫鲁晓夫愿意提出的任何问题”。
但是，他的“主要的任务是试探苏联的意图”，而不会“承担任何义务”。
报道说，华盛顿人士认为，正式缔结一项赫鲁晓夫所提出的北大西洋集团同华沙条约国家之间互不侵犯条约“是非常不可能的，因为正式签订这样一部文件可以被解释为西方承认欧洲的永久分裂”。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次会谈“不可能产生某种互不侵犯宣言”。
至于裁军问题，腊斯克虽然准备谈但不想谈得太细致。
美国认为讨论这些问题的“合乎逻辑的地方是日内瓦裁军会议”。
新华社03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外交大臣霍姆今天乘飞机离开伦敦去莫斯科，去参加预定在08月05日举行的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仪式。
随同霍姆去莫斯科的有掌玺大臣希思和国务大臣托马斯。
霍姆在离开伦敦前对新闻记者说，“条约签字以后，将举行三方会谈，探讨和查明我们能取得进展的进一步问题和讨论这些问题的方式。”

苏联拉拢日本入伙
日表示不能肯定派代表去莫斯科
新华社03日讯
东京消息：
据共同社报道，苏联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罗扎诺夫02日向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岛重信表示，欢迎日本参加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并要求日本在这项条约正式签字时派代表团去莫斯科。
岛重信回答说，日本已经决定了参加这项条约的方针，不过参加在莫斯科签字仪式的问题，要加以研究，所以还不能肯定派代表到莫斯科去。
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已经决定准备参加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
02日，日本代理外务大臣福田一在内阁会议上报告说，日本政府已经在07月31日把这个决定通知美英两国。
但是，他又说，在正式参加这项条约的时候，将重新要求内阁作出决定。

苏联援印反华意味着什么
柬报质问苏联政府是否让印政府用苏联武器入侵中国
巴报指出苏联领导人谈的是马列主义关心的却是强权
新华社金边02日电
柬埔寨《礼貌报》01日就《印度时报》刊登的关于苏联同意向印度供应导弹、雷达装备和运输飞机而不限制其用途的消息发表评论说：
“这是令人震惊的”。
它说，我们要问：
苏联是有意要让印度用它援助的这些武器来“入侵同苏联缔结了同盟条约的爱好和平的中国吗？”
这家报纸还说，印度反动派正在利用苏联的军事援助作为“冒充不结盟的最后一层外衣”。
它指出，“在得到了苏联的军事援助之后，印度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勾结不是松了而是更紧密了。”
新华社卡拉奇02日电
《巴基斯坦时报》01日就印度经济和国防统筹部秘书布塔林加姆率领的印度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谈判由苏联向印度提供武器装备一事发表社论说：
苏联“竟然忘记了关心世界和平，开始和西方竞相增强印度的打击力量，这起码是一件离奇的事情。”
社论说：
巴基斯坦和其他亚非国家不能不带着深深的关切来看待关于苏联决定向印度供应导弹、雷达装备和米格式飞机的消息。
社论说：
苏联不可能不知道印度怀有野心，它从西方取得军火不仅是为了要和中国长期冲突下去，而且是为了要吓倒较小的邻国而使它们屈服。
它说，除了加剧目前的紧张局势以外，印度的备战还有可能使亚洲的和平陷入严重的危险。
社论说：
“尽管莫斯科一本正经地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看来苏联领导人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学说，而是强权。”
它说：
“对于苏联的言行不一致，亚非国家和其他国家只能作这种解释。”
据新华社01日讯
德意志新闻社记者07月30日发自靠近中印边界西段的列城的一篇特写，具体地描写了美国空军的飞机和人员以及苏联制造的飞机，正在把军火和其他军用物资紧张地运到中印边境前线。
他说，早晨六点钟，“装得重沉沉的”美国运输司令部的一些C——三○型四引擎喷气式飞机从新德里的巴兰军用机场起飞。
他所坐的飞机是一名美国中尉驾驶的。
他说，“我们坐在驾驶员座舱和非常大的货舱中间。
封得严严的大箱子和匣子把货舱装得满满的，里面是军火和筑路装备，是运给喜马拉雅山地区和中国军队相对峙的印度军队的。”
他说，飞机在拉达克的列城机场着陆后，“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紧靠在旁边的另一架飞机上去了。”
“它涂的是印度空军的标记，但是谁都认得这是一架苏联的安—12式运输机。”
“这架飞机也是在给印度军队运供应物资。”
这个记者描写了这番紧张的空运情景后，引述美国飞行员的话说，这使他想起了1948年的柏林空运，唯一的最显著的不同之点是，这一次苏联飞机成了增强印度反对中国的能力的“供应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这个记者说，列城这个市镇看来“实际上是一个军事活动的中心”。
从这里，通过一条用德国的设备和美国的援助修建起来的唯一的供应公路，“空运到列城的军事供应物资源源地运往全世界又一次在注视着的前线。”

西德提出入伙条件
要美英宣布西德有权并吞全德
新华社03日讯
波恩消息：
西德政府就美国要它签署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一事，要求美国和英国正式发表声明，承认西德政府是德国人民的唯一代表，并且宣布反对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解释为西方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西德政府发言人冯·哈塞0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西德政府已经向美英政府提出上述要求。
冯·哈塞说，美国总统肯尼迪01日重申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谈话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西德政府并不十分满意肯尼迪的谈话。
他说，肯尼迪的谈话只是继续接触的良好基础，西德政府要求美国和英国就此发表一项正式声明。
在谈到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冯·哈塞一方面表示西德政府不反对这个条约的目的和精神，另一方面又强调，问题在于如何找出一种西德参加的办法，这种办法要承认西德政府是德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他要求承认西德有“重新统一”德国的权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易！
新华社03日讯
华盛顿消息：
据西德的德意志新闻社引美国政府人士透露，美英苏“三个缔约国一致同意的程序”：
三国中任何一国可以接受新国家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缔约国对它的承认。
这家通讯社引华盛顿观察家的话说，这个问题必然已经在莫斯科谈判的最后阶段进行详细讨论。
这家通讯社引美国政府人士的话说，按照这个程序，民主德国政府可以把它加入的文件交给苏联，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或者英国承认这个政府；
台湾蒋介石集团也可以把它的批准书交给美国而加入这个条约，但这“不影响苏联不承认福摩萨的态度。”

这样的一个“集体农庄”！
全村三百二十户中间只有二十户是集体农民
市场、养蜂场和菜园成了生活的目的和内容
新华社03日讯
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06月12日发表的以《集体农庄土地上的农场主》为题的读者来信说，在苏联梁赞州的斯维努什基村“红色处女地”集体农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很随便地从管理委员会领到土地”。
“同集体农庄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能够在那里弄到大块土地。
在这个村子“有三百二十户，但是，其中只有二十户是集体农民”。
在那里，“对于许多人来说，市场、养蜂场和菜园成了生活的目的和内容。”
下面就是这封由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生扎宾写的信的全文：
他站在台阶上，撇开两腿。
在他整个魁梧的形象中渗透着信心。
“你们是怎么决定的？”
“留百分之二十五公顷。”
集体农庄党组织领导人科尔查金回答说。
“那我就不干。”
小伙子说。
“我们没有权利给你留百分之四十公顷。”
伊凡·科尔查金几乎是在求情。
“我才不管什么权利不权利。
请这样转告：
谢柳金不在乎！”
人们想知道，他，这个伊凡·谢柳金是谁，为什么法律管不着他？
小伙子一面不断地打呵欠，一面解释说他没有加入农庄。
他是电工，负责照管电线是否完好，电表是否正常。
有人苦苦请求他效劳。
好，他答应了。
而现在，他却委屈得要命。
只要想一想：
人们几乎打算把他的宅旁园地减少一半！
但是，他，谢柳金，不能忍受这个。
亲爱的乡亲们以前没有过过黑暗日子，现在却有得过了。
“哎，伊凡，看来，你完全昧了良心，”科尔查金伤心地叹气说，“你一个月赚六十个卢布，每昼夜给你另加○·七五个劳动日，我们还干了违法的事：
留给你百分之二十五公顷的地，而你还嫌少。”
“当然，少。
如果不喜欢，就另请高明吧。”
这次谈话证实了，斯科平生产管理局《红色处女地》农庄的一批集体农民在寄给编辑部的稿子中写出了他们斯维努什基村所发生的不成体统的事，这不是偶然的。
多年来，农庄一直是落后的。
这里，农作水平很低。
去秋，谷物收成每公顷只有六点五公担（每公担合二百市斤）。
一头奶牛产奶量一天不超过三公升。
饲料缺乏和照看不好，造成冬天牲口大批病死。
诚实的人和真正的劳动者渴望加强经济，使农庄摆脱完不成计划的现象。
但是，真倒霉，村里出现了许多懒汉。
大家的事他们不重视，他们拒绝在集体农庄里工作。
但是，奇怪的是，他们没有被管理委员会指责。
更坏的是，他们还利用农庄的土地，竭力多弄宅旁园地。
管理委员会有一本簿子。
显然，它应该记录农庄生活中的大事和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的决议，体现出法律，而且只能是法律。
簿子里记了好几行姓名。
几乎在每个姓旁边都有“非集体农民”的标记。
而稍右边是一个同样的数字：
“○·○一”。
“用来建筑房屋，”集体农庄副主席马克西莫夫解释说。
“一切都合法……”
真是这样吗？
只要你刚刚停在一个姓比留科夫的宅旁园地附近，你就不会再相信马克西莫夫话的诚恳性。
这是真正的庄园。
几十棵苹果树和樱桃树。
一串串的醋栗和藨子熟得水盈盈的。
蜜蜂在蜂窝旁边嗡嗡地飞。
原来，果园占了○点二八公顷。
试问，同集体农庄没有任何关系的比留科夫以什么方式弄到这样的大块土地的呢？
又是一个“○·○一”。
在卡特科夫的姓旁边。
他也不是集体农民。
不是工人，不是职员。
但是，他有大片的菜园，有新的、质量好的房屋。
“莫斯科人牌”汽车羞答答地藏在汽车房里，不让过路人看见。
又是一个“○·○一”。
又有……延伸好几米长的篱笆，后面果园发出苹果花的香味，这驳倒了某只不十分诚实的手所写的数字。
斯维努什基村有三百二十户。
但是，其中只有二十户是集体农民。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很随便地从管理委员会领到土地。
往往有人为集体农庄干了点小事而分给他园地。
而且用来偿付这些劳务的不仅是土地，譬如，农庄前主席萨维洛夫，慷慨地把公用干草送给他的熟人，前面提到的那个谢柳金去冬就领到五百公斤。
而总共挥霍掉了四十五吨饲料。
最近几年来，村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党和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最重要的决议，决议每行里都关心加强集体农庄的经济和提高福利。
但是，在离斯科平生产管理委员会和党委会非常近的斯维努什基村，对于许多人来说市场、养蜂场和菜园成了生活的目的和内容。
不久前，一位新任的主席、斯科平区委会前指导员日丹诺夫前来领导农庄。
集体农庄党组织由苏共区委会前工作人员科尔恰金领导。
本来以为，他们会坚决改变对农庄有害的传统。
但是，现在还没有做。
相反，最近管理委员会却拨给布洛欣零点一五公顷。
“为什么？”
集体农民完全合理地关心这件事。
“布洛欣答应把农村的墓地围起来。”
主席回答说。
看来，农庄是摆不脱完不成计划的局面了。

古巴副总理兼革命武装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
欢宴并接见我军事友好代表团
据新华社哈瓦那02日电 古巴副总理兼革命武装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今天为欢送以刘亚楼空军上将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举行了午宴。
出席宴会的有工业部部长格瓦拉，公共工程部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革命武装部副部长胡安·阿尔梅达和贝拉米诺·卡斯蒂利亚，副参谋长，作战部长，空军司令以及革命武装部的其他高级军官。
古巴驻中国大使皮诺·桑托斯和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也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哈瓦那02日电
古巴副总理兼革命武装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今天在革命武装部接见了以刘亚楼空军上将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参加接见的有古巴革命武装部副部长胡安·阿尔梅达和贝拉米诺·卡斯蒂利亚，副参谋长，革命武装部的作战部长，电影部长和对外关系部长。
接见时，古巴驻中国大使皮诺·桑托斯和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也在座。
劳尔·卡斯特罗同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进行了诚挚和友好的谈话。

在日本社会党和“总评”右翼领导人阻挠下预备会议未能如期举行
伊井号召力争禁止核弹世界大会的胜利
日共绝不能赞成“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的笼统主张
当前中心任务是粉碎美国核阴谋争取完全禁止核武器
新华社03日讯
东京消息：
原订于昨天开幕的第9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预备会议，由于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右翼领导人的破坏未能如期举行。
根据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常任理事会的决定，第9届世界大会将于本月05日至07日在广岛举行，在这之前，从02日到04日要举行预备会议。
但是，在这届世界大会的筹备过程中，社会党和“总评”的右翼领导人，一直坚持把“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的错误主张强加于大会，从而把它避免同和平的敌人进行斗争的错误路线作为这届大会的基本路线，同时他们还在协议会理事人选上进行纠缠，企图把持协议会并操纵这届世界大会。
因此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虽然先后举行了六次常任理事会，均未能就世界大会的方针等问题达成协议，致使世界大会的筹备工作迟迟不能进展。
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开好世界大会，日本共产党同社会党和“总评”的领导人到02日为止曾举行多次三方面会谈，也均未达成协议。
会谈在03日还将继续举行。
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02日对出席世界大会的外国代表说，由于日本共产党同社会党和“总评”未能就大会的方针问题等达成协议，预备会议不能召开。
在这以前，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曾于07月3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明了日本共产党对世界大会的态度。
伊井说，“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这一主张意味着把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相提并论，模糊和平敌人的界限并抛开同和平的敌人进行斗争，因此，日本共产党绝不能赞成。
伊井指出，日本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阻止美国核潜艇开进日本港口，拒绝F—105D型飞机进驻日本，粉碎美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阴谋，争取缔结完全禁止核武器协定。
伊井说，我党相信，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能够在这一点上达成协议，并据此召开世界大会。
日本共产党愿意不屈不挠地同全国和平运动积极分子一起争取世界大会的胜利。

在日本社会党和“总评”右翼领导人阻挠下预备会议未能如期举行
伊井号召力争禁止核弹世界大会的胜利
日共绝不能赞成“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的笼统主张
当前中心任务是粉碎美国核阴谋争取完全禁止核武器
新华社03日讯
东京消息：
原订于昨天开幕的第9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预备会议，由于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右翼领导人的破坏未能如期举行。
根据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常任理事会的决定，第9届世界大会将于本月05日至07日在广岛举行，在这之前，从02日到04日要举行预备会议。
但是，在这届世界大会的筹备过程中，社会党和“总评”的右翼领导人，一直坚持把“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的错误主张强加于大会，从而把它避免同和平的敌人进行斗争的错误路线作为这届大会的基本路线，同时他们还在协议会理事人选上进行纠缠，企图把持协议会并操纵这届世界大会。
因此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虽然先后举行了六次常任理事会，均未能就世界大会的方针等问题达成协议，致使世界大会的筹备工作迟迟不能进展。
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开好世界大会，日本共产党同社会党和“总评”的领导人到02日为止曾举行多次三方面会谈，也均未达成协议。
会谈在03日还将继续举行。
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02日对出席世界大会的外国代表说，由于日本共产党同社会党和“总评”未能就大会的方针问题等达成协议，预备会议不能召开。
在这以前，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曾于07月3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明了日本共产党对世界大会的态度。
伊井说，“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这一主张意味着把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相提并论，模糊和平敌人的界限并抛开同和平的敌人进行斗争，因此，日本共产党绝不能赞成。
伊井指出，日本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阻止美国核潜艇开进日本港口，拒绝F—105D型飞机进驻日本，粉碎美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阴谋，争取缔结完全禁止核武器协定。
伊井说，我党相信，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能够在这一点上达成协议，并据此召开世界大会。
日本共产党愿意不屈不挠地同全国和平运动积极分子一起争取世界大会的胜利。

布隆迪外交大臣强调亚非团结反帝斗争的重要性
在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问题上不能中立
马里总统夫人说非洲妇女要和平但不会被威胁和诡计所压倒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31日电
布隆迪外交大臣尼穆博纳说：
“今天对非洲的真正威胁是新殖民主义”，“我们必须随时警惕新殖民主义通过干涉内部事务在非洲成立傀儡政府、建立军事基地、垄断非洲国家的经济和非洲国家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从而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永远处于附属地位。”
尼穆博纳在新华社记者最近访问乌松布拉时向他发表了谈话。
他说，虽然布隆迪奉行不结盟政策，但是布隆迪政府认为，“在非洲的完全解放和世界和平的问题上，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不能采取中立（政策）”。
他指出，为了同新殖民主义作斗争，“必须同一切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不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援助和干涉。”
他说，所有非洲国家一致认为，安哥拉、莫三鼻给、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等非洲未获独立的地区必须解放，所有非洲独立国家必须给予它们以帮助，包括财政、外交和军事等方式。
他指出，虽然布隆迪政府的预算情况很困难，但是它决定向设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洲解放委员会捐献五十万布隆迪法郎作为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的一部分。
尼穆博纳还强调了非洲统一和亚非团结对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的重要性。
他表示相信，“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会同非洲国家合作”，并主张“必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权利”。
据新华社巴马科01日电
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的夫人07月31日在巴马科举行的庆祝“非洲妇女日”的盛大集会上说，非洲妇女将永远支持民族解放斗争。
非洲妇女要和平，但这并不是说她们将被各种威胁和诡计所压倒。
她说，非洲妇女将支持正在为了争取自由、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种族隔离、反对一切损害我们兄弟姊妹——不论他们是什么国籍或肤色——的自由和尊严的东西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她说：
马里妇女联盟正在全力以赴地展开斗争，只要这个斗争有利于我们葡属几内亚、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南非的姊妹，我们就将进行斗争。
这次集会是由马里妇女联盟组织的。

帆足计等离京去我国南方访问
新华社02日讯
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中尾和夫结束了在北京的友好访问，今天乘火车离开北京到我国南方继续参观访问后回国。
到车站送行的有廖承志、萧方洲、谢南光、吴曙东等各界人士。

张奚若欢宴哥伦比亚议员代表团
新华社03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哥伦比亚众议院议长何塞·安西萨尔·洛佩斯为首的哥伦比亚议员代表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等出席了宴会。
张奚若会长在宴会上讲话，向远道而来的哥伦比亚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他说，中国和哥伦比亚虽然相隔着辽阔的太平洋，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
两国人民过去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也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共同任务。
他表示深信，哥伦比亚议员代表团的这次来中国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中哥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往来。
何塞·安西萨尔·洛佩斯团长代表哥伦比亚议员代表团的成员向中国主人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接着，代表团成员、参议员多纳托·杜克·帕蒂诺代表议员代表团致词说，拉丁美洲人民和哥伦比亚人民为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感到高兴，你们终于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把命运和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祝愿哥伦比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不断发展。
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各有关方面人士吴德峰、胡愈之、王维舟、武新宇、连贯、冀朝鼎、郑为之、沈兹九、吴茂荪、王明远等。
（附图片）
08月03日，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举行宴会，欢迎以何塞·安西萨尔·洛佩斯为首的哥伦比亚议员代表团。
图为张奚若会长和何塞·安西萨尔·洛佩斯团长在宴会上碰杯。
右为陈叔通副委员长。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我代表团到达广岛
新华社03日讯
东京消息：
出席第9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今天中午乘火车由东京到达广岛。
代表团在车站受到平野义太郎等人的欢迎。
代表团团长赵朴初和副团长在住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日共出席第9届禁止核弹世界大会代表团长说
北京大会给日本人民巨大鼓舞
绝不能为美帝开脱和模糊核战争根源
据新华社03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出席第9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代表团团长松岛治重发表谈话说，08月01日在北京举行的支持第9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群众大会，对为争取独立与和平而斗争的日本人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
松岛说，“北京及时举行的这次群众大会表明了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的战斗团结。
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所采取的这一行动表示深切的感谢。”
他说，“我们将维护这次世界大会的团结，并将为消除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而进行斗争，以不辜负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期望。”
他强调说，日本共产党为世界大会的胜利召开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日本人民的支持，日本人民现在正在开展规模空前的签名运动并派遣为数众多的代表到广岛。
他说：
“我们的党决心满足日本人民要求为反对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和F—105D型飞机驻扎在日本基地而进行轰轰烈烈的斗争的愿望。
我们将使世界大会成为满足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这个要求的大会。”
松岛强调说：
“我们主张团结，但是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
我们的原则是，反对为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开脱并在核战争危险的根源的问题上含糊其词的错误政策。”
他表示，在会议期间，日本共产党将同来自国外的代表紧密合作，彻底维护正确路线。

老挝爱国战线党发表备忘录控诉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罪行
坚决制止美国干涉　维护老挝和平中立
新华社03日讯
据寮国战斗部队电台广播：
老挝爱国战线党在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订一周年（07月23日）之际就美国及其仆从破坏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发表了一项备忘录。
备忘录回顾一年来的情况说，美国在口头上声称将遵守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而在实际上却不断干涉老挝的内部事务、唆使和援助沙湾拿吉方面和其它的亲美分子破坏老挝的和平和中立，瘫痪三方面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的活动，企图消除掉老挝王国的中立，并把这个国家变成美国在印度支那和亚洲的军事基地。
备忘录举出了美国及其代理人在过去一年中破坏上述协议的最罪恶昭彰的事例。
一、美国加强非法留在老挝的军事人员
众所周知，从1959年到缔结日内瓦协议，美国在老挝挑起了战争的这段时期，美国把许多美国和菲律宾军事人员，以及泰国、南越和台湾的战斗部队运进老挝。
事实上，在美国派往老挝的一千六百多名美国“军事顾问”中只撤走了六百六十六名。
其余的“军事顾问”以各种方式伪装起来仍然赖在老挝。
其中有些人被安插在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处、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航空公司”等其他美国机构中。
例如隶属于拥有四百名工作人员的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就是以前的美国援外使团，这个机构竟拥有八十二名使馆秘书级的顾问，而其中二十人是军事情报处的军官。
“美国航空公司”——设在台北的中美航运公司的子公司——主要负责向富米·诺萨万的部队和苗族土匪提供给养，近几个月来还向查尔平原的贡勒将军的部队提供给养。
其它的美国军事人员被秘密地委派到沙湾拿吉方面的各军区和各部队，他们正在帮助沙湾拿吉方面在上寮、中寮和下寮修建秘密的军事基地，例如在更陶（沙耶武里省）、东丹顿（沙湾拿吉省）、孔塞东、富卡台、波罗文（沙拉湾省）、丰通、巴松、菲费（巴色省）、芒梅
（阿速坡省）等地。
美国把数以百计的泰国军事人员和数以千计的士兵，约三百五十名菲律宾的“军事顾问”和约六百五十名蒋介石残匪部队，以及数以百计的吴庭艳军队的军事顾问和军事人员，还赖在沙湾拿吉方面控制的地区，没有撤出老挝。
此外，美国还假借“移民”之名把三百名日本军事人员运进老挝，以帮助沙湾拿吉方面扩军和修建军事基地。
备忘录指出，上述种种事实证明，美国不但没有根据1962年日内瓦协议的规定，从老挝全部撤出它的军事人员和它的仆从国家的军事人员和部队，反而把其它增援部队运进了老挝。
二、美国竭力援助和唆使沙湾拿吉方面扩充它的部队、发动进攻和蚕食军事行动、制造紧张局势和破坏民族团结。
美国虽然在口头上赞成组成三方面的民族团结政府和缔结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可是它并没有因而放弃它的干涉和侵略老挝的政策。
因此，自从日内瓦协议签订以来，美国继续不断援助和唆使沙湾拿吉方面破坏和平、中立和民族和睦。
美国特别通过在泰国的华富里、乌隆和丰巴龙对富米·诺萨万的机动的正规部队进行轮流训练和把包括诺萨万部队的军官在内的一千名人员派往美国、泰国、南越、台湾和日本去接受军事训练来帮助富米·诺萨万将军增强它的拥有六万人的军队。
此外，美国还帮助沙湾拿吉方面加强它的沿泰国边界的军事基地，并在下寮和上寮的少数民族地区修建别动队的基地。
美国的援助使沙湾拿吉方面得以加强六个机场：
瓦泰、巴色、会晒、北汕、他曲和阿速坡机场，在中寮和下寮修建了十四个供达科他飞机使用的机场。
必须指出，在这些机场中有可供喷气式飞机使用的瓦泰和巴色机场。
仅在查尔平原和川圹地区，就有三个新建的机场：
芒番、芒昆和班梅。
根据美国的计划，沙湾拿吉的军队在他们控制下的地区不断进行扫荡，以镇压人民和扼杀一切和平和中立的愿望。
从民族团结政府组成到1963年02月这段时期，平均每个月有二十来次军事行动，出动的部队从一、二个连到二、三个营。
对于老挝爱国战线党所控制的地区，富米·诺萨万将军的部队派遣突击队和土匪进行破坏活动，并且明目张胆地破坏停火，一再对寮国所控制的地区发动进攻。
在川圹和查尔平原地区，贡勒将军和富米·诺萨万将军的部队曾发动多次进攻，企图消灭忠于和平中立政策、忠于1960年08月09日政变理想的敦上校和铁少校的部队，以及老挝爱国战线党的部队，并且企图重新占领查尔平原的战略阵地。
这是美国及其仆从在施展阴险的手段，妄图假中立派之手消灭中立派，从而逐渐削弱老挝爱国战线党和拥护民族和睦的集团，据此来得出日内瓦协议已告失效的结论，然后设法组成一个没有老挝爱国战线党参加的政府，并废除老挝的中立。
06月25日，沙湾拿吉方面凭着梭发那·富马亲王单方面的同意，就命令它的部队武装占领塞诺基地。
按这个基地只能移交给三方面组成的政府，而不能移交给三方面的任何一方，并且在移交之后，只能由三方面军队组成的老挝统一军队据守，在这支统一军队尚未建成时则由这三方面的军队据守。
因此，上述行动是对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第5条和三方面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一致协议原则的极其严重的破坏。
三、美国策划政治暗杀、百般施加压力、进行恫吓和收买、利用援助来控制民族团结政府和干涉老挝的内部事务。
美国和沙湾拿吉方面在把他们的无耻军事阴谋付诸实施的时候，还施展阴险的政治阴谋。
众所周知，在民族团结政府组成和日内瓦协议缔结以后，老挝三方面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停火规则问题，军队统一、警察部队统一和行政机构统一的问题。
在谈判一年以后，停火委员会召开了五十多次会议、军事委员会召开了将近四十次会议、行政委员会召开了三十八次会议，可是除了就停火日期、释放政治犯的原则、统一军队和统一警察部队的原则达成协议之外，没有取得其它结果。
实际上，沙湾拿吉方面甚至自己不得不接受的协议也从来没有履行过。
其原因是非常简单的：
沙湾拿吉方面，根据美国的命令，不愿意停火、不愿意承认老挝爱国战线党控制的解放区、也不愿意统一军队和警察部队；
相反，他们要进攻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地区，并把这些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要使在那里的土匪部队的存在合法化，原封不动地保持自己的军队，同时企图控制老挝爱国战线党的武装部队。
美国对老挝民族团结政府采取附加条件提供援助的政策，例如要求控制和利用这种援助。
另一方面，根据美国的计划，沙湾拿吉方面千方百计地在把各部门移交给民族团结政府的问题上一再拖延，并想方设法控制民族团结政府。
尽管老挝爱国战线党作出了建设性的努力，但由于处在沙湾拿吉方面的一些人的控制之下，民族团结政府一直不能执行自己的政治纲领。
美国及其仆从的极端阴险的手法是进行收买和恫吓来分裂民族和睦集团，纠合中立派中的坏分子、排斥其中的一切进步分子；
在分配援助物资问题上蓄意挑起争端，策划了谋害凯萨纳上校案而无中生有地反诬老挝爱国战线党，在老挝爱国战线党和中立派之间制造不和。
他们还把富米·诺萨万将军的军官、美国顾问、泰国顾问、南越顾问和蒋匪帮顾问放进贡勒将军的各单位和部队去。
同时，富米·诺萨万将军把十七个连并入贡勒将军军队的队伍。
除此以外，它们还把九个正规营和五十多名匪徒非法派往川圹和查尔平原地区。
接连策动政治暗杀。
始终不渝地致力于老挝和平、中立和独立的政治家，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就是这样惨遭毒手的。
首都万象处于沙湾拿吉集团的恐怖统治之下，使得三方面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陷于瘫痪、并且在老挝造成了目前紧张局势。
四、美国把大量军火和作战物资非法运入老挝
从1962年日内瓦协议签订以来，美国继续在万象、北汕、他曲、沙湾拿吉、会晒等地方把军火、弹药、作战物资秘密运交给沙湾拿吉集团。
其中有的是美国飞机从它在泰国和南越的基地运来的，有些是车队假道从岘港到会山的第9号公路运来的。
从1962年08月以来，美国运交沙湾拿吉集团十四架T—28型战斗机。
此外，他们以向“难民”供给“食物”为借口，向渗入老挝爱国战线党和爱国中立部队控制地区的沙湾拿吉集团的匪徒空投军火和弹药，用来进行破坏活动。
根据万象的美国新闻处1963年01月29日发表的材料，美国飞机每月向这些土匪提供一千多吨“食物和日用品”——这是指也包括军火和弹药在内的行话。
最近，美国采取了性质极为严重的行动，1963年05月12日，美国国务院的一项声明公开宣布，美国要向老挝运进武器、装备和配件，并且硬说“应老挝政府的要求”运入上述物资。
为了替这种行动打掩护，梭发那·富马亲王在1963年06月06日发表公报说：
“（关于接受美国的民用援助和军事援助的）决定是1962年09月01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作出的。”
他还说，中立派军队使用的“美国物资和武器是在万象提取的存货，或者是美国最近正式提供的”。
备忘录说，老挝爱国战线党认为应该澄清以下几点：
（1）美国应老挝政府的正式要求向老挝提供武器和弹药的说法，是对实情的严重歪曲。
因为三方面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一致作出决定。
（2）梭发那·富马亲王也承认：
上述美国武器和弹药是供中立派方面使用的，而不是供给由三方面军队组成的老挝统一国家军队使用的。
（3）这种供应根本不是出于1962年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为抵御外国侵略的国防需要，而是用来帮助一方攻击另一方，从而使笼罩着老挝的内战危险更大。
五、美国利用泰国和南越领土，并借助于东南亚条约组织作为幌子干涉老挝。
在组成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和缔结日内瓦协议以后，美国把1962年05月南塔战役后运进泰国的美国兵员中二千五百人留驻在那里。
最近，在“他纳叻”演习结束以后，美国在泰国又留下了两千美军，来支持沙湾拿吉集团，并且准备相机干涉老挝。
在美国干涉和侵略老挝的政策中，南越也起着同泰国一样的作用。
美国军火和弹药从广治、岘港、新山空军基地运送给富米·诺萨万将军的军队。
尽管老挝人民已经明确拒绝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尽管这个集团的一些国家也并不赞同，美国及其代理人始终执意要把东南亚条约组织作为干涉老挝的工具。
在美国的压力下，1962年09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以及1963年04月在巴黎举行的东南亚条约组织部长会议，都把“讨论老挝的局势”列入议程。
1963年06月11日到24日，美国纠集美国、泰国、英国和新西兰的军队，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幌子下举行了军事演习，以图威胁老挝并破坏为通过谈判使查尔平原—川圹地区的局势得到暂时稳定而作的努力，这再一次暴露了美国要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伞”强加于老挝的企图。
六、美国力图把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变成干涉老挝的工具。
自从美国及其仆从在老挝无耻地制造了紧张局势以后，它们执意要利用国际委员会不但为其违反协议的行为辩护，而且使之合法化。
一方面，沙湾拿吉方面和梭发那·富马亲王方面利用政府内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不在场，以民族团结政府的名义要求国际委员会违反1962年日内瓦协议条款而行事。
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及其仆从的计划，国际委员会中的印度和加拿大代表以梭发那·富马亲王的要求为根据，尽管波兰代表据理反对，还是干出了损害老挝主权的行为。
印度—加拿大多数还无耻地破坏了委员会内一致的原则，甚至于阻止波兰代表向一九六一——1962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提出自己的观点。
公众舆论不会不记得，在一九六一——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过程中，美国代表一再竭力主张把国际委员会变成一个凌驾于老挝政府之上的机构。
这种主张遭到了许多国家的反对，但是美国并没有因而放弃它的破坏日内瓦协议和赋予国际委员会以更广泛的权力以便把国际委员会变成一个干涉老挝的工具的图谋。
备忘录说，目前笼罩着老挝的紧张局势以及执行1962年日内瓦协议的状况要求全体老挝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特别是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各国人民，加倍警惕和协力行动，以便制止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的好战的魔手，维护1962年日内瓦协议和保卫老挝的和平和中立。
备忘录重申，老挝爱国战线党一如既往，将坚持不懈地为争取维护和正确执行日内瓦协议，为保卫以梭发那·富马亲王殿下为首的三方面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而努力，并且重申它真诚地希望同有关方面进行谈判，以便和平解决冲突，从而使老挝得以走上真正和平和中立的道路。
备忘录说，老挝爱国战线党呼吁参加了一九六一——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各国政府协同努力，来使美国及其仆从正确地执行1962年日内瓦协议。

艾地同志在离哈瓦那前夕发表声明
赞扬古巴革命经验和建设成就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从哈瓦那回到莫斯科
新华社哈瓦那31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访问古巴友好代表团团长艾地在离开这里的前夕发表声明如下，
我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友好代表团从1963年07月24日到07月31日在古巴逗留了一星期。
在这短短的时期里，我们直接了解了古巴人民和他们在最近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参观了学校、工人和农民的新的住房、一家国营农场和一家工厂，休养中心和休假地，并同一些不同阶层的人民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我们获得的深刻印象是，古巴人民的情绪很高涨，政治觉悟也很高，正由于这一切，保卫古巴民族独立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堡垒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令人钦佩的成绩。
当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其迅速的发展还由于欧洲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对拉丁美洲这个年青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帮助。
在我们逗留古巴期间，我们还访问了长滩和吉隆滩，我们亲眼看到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革命分子进行野蛮入侵的地方。
这使我们想起美帝国主义利用反革命分子企图推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几次未能得逞的活动，这一切加强了我们的信心：
美帝国主义及其反革命匪帮的力量并不是无穷的，在正确和英勇的领袖领导下的团结一致的人民是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友好代表团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参加1963年07月26日庆典。
我们很高兴地亲眼看到这次盛大的庆祝活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在庆祝活动的集会上发表了对于古巴人民和整个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极大重要性的演说。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指出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光明的前景和道路。
这篇精辟的斗志昂扬的演说对于拉丁美洲之外的革命者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了革命的道路是各国人民消灭帝国主义和为劳动人民建设新生活的唯一道路。
07月26日群众大会上所显示的古巴人民为粉碎任何帝国主义入侵和建设社会主义作好准备的情况使我们很受感动，并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以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为首的久经考验的领导集团领导下的古巴人民的强有力的团结是社会主义古巴的保证。
我认为，这样说不是估计过高，即：
古巴是拉丁美洲的“延安”（它曾经是中国革命的灯塔），古巴革命是继1917年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和1949年中国革命之后被压迫人民争取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和把它改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方面的第3个高潮。
古巴的革命经验非常有助于处在自己的革命前夜的各国人民。
我们同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领导人的会谈，特别是在1963年07月30日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会谈使我们对古巴革命及其在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友好代表团同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领导人的友好会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两党之间原有的相互了解，无疑，也将加强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古巴人民的友谊。
最后我要说，我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领导同志们在1963年07月30日我四十岁生日那一天对我的关切非常感动并表示感谢。
我能在社会主义古巴——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的灯塔——的首都哈瓦那过我的四十岁生日，感到非常高兴。
新华社03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访问古巴友好代表团，今天从哈瓦那回到了莫斯科。
代表团是应卡斯特罗总理的邀请前往参加“七·二六”攻打蒙卡达兵营十周年纪念活动的。
前往飞机场欢迎代表团的有：
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和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

在前进的道路上
方晓天
近几年来，直接上山下乡为社队演出，这还是第1次。
因为我们事先在思想认识上、艺术质量上、劳动态度和群众关系等方面，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所以工作上受到社员们极大的鼓舞和赞扬。
都说：
“这不像普通的演剧团，这是工作队，这是老八路，这些人爱劳动，待人和气……”。
在连续三个月的演出中，我们深深体会到：
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英明、正确和伟大。
文艺下乡不但是农村需要，同时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本身所迫切需要的。
通过演出、劳动、访问、交朋友……，我们和农民之间的互相鼓舞和启发，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
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在艺术方面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一）为艺术而艺术？
还是为群众而艺术？
当所谓“艺术的完整和统一”和观众的接受能力，以及喜闻乐见的习惯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是放弃我们的艺术观点呢？
还是照顾群众的需要呢？
这样的问题从我们下乡的第1天起，就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就以是否运用二道幕为例来讲：
过去我们是很反对用二道幕的。
认为这是艺术中最无能的一种表现。
它使演员脱离了规定情境，破坏了艺术的真实与统一。
可是这次为社队演出时，群众很不习惯闭大幕。
每关一次幕，台下便议论纷纷：
“这么会儿就完了？”
“怎么老等着呵？”
“唉！
这块大布（幕）就像一把菜刀，把故事给切断了……。”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
究竟怎样来看待艺术的统一和完整？
又如何来对待群众的欣赏习惯？
在分散的农村，在男女老少皆有的场子里演戏，到底怎样来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又怎样才能使他们感到是连贯的？
为什么我们认为统一的艺术他们却不能领受？
这难道还没有说明我们和群众之间有着距离和不了解吗？
另外，我们要好好想想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关大幕？
因为历来在看传统戏时，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关大幕的手法，都是一口气连到底。
他们认为这才够味，才统一。
而我们一会儿一关幕，反而使他们感到是被菜刀切断了。
这说明我们在编剧，以及导、表演的手法、风格等方面，都应考虑到农民群众的爱好和习惯。
绝不能用我们所熟悉的或喜爱的（外国的）习惯来强加于群众的头上。
又如我们刚到农村演出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观众很难来齐。
是什么原因呢？
经过和社员们的接触才知道，乡亲们不听打三通鼓，简直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看戏。
于是我们尽快地向地方上的业余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学习了打通，以后每场演出，果然社员们都随着打通的节奏，愉快而准时地来到剧场。
其次是观众看戏时不集中，常常视线停在乐队上，从每件乐器看到每个人。
特别是对指挥的手势，觉得很奇怪。
他们纷纷议论：
“这是洋胡胡，那是大三弦……”还有人指着指挥说：
“那个人前仰后合的是干啥的？”
后来我们经过研究后，也适应了群众的习惯，将乐队搬到台上的右侧角去了。
过去在城市里演戏，台上哪怕是一个人的戏，台下乐池里也是二、三十个人伴奏，这次下乡，乐队减到八个人，工作得也很好。
另外，为了照顾群众的习惯，让社员更好地听懂我们所演的内容，我们把一些台词作了适当修改。
这许许多多的改动，单纯从艺术的完整与统一，以及剧作的地方色彩来讲，可能是不及格的。
但有一点我们是明确了：
文艺工作者要为群众服务，首先就要有为群众服务的观点。
既然送戏上门，就要想一切办法使群众听得清，看得懂。
（二）歌剧艺术是经得起考验的
综合性的歌剧艺术，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
正像社员们在看过演出之后所谈的：
“有说、有唱、有表情、还有电光布景……，这可比袍带戏有意思。”
看来，只要我们决心长期为他们服务，在各方面熟悉他们的要求，真正创作并演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歌剧是不难受到欢迎并得到农民群众的批准的。
我们中央歌剧舞剧院二团，近年来因演外国古典歌剧较多，曾被称为“洋团”。
这次接受了深入社队的演出任务，感到又光荣又紧张，带着一种受考验、或试试看的心情下去的。
通过三个月的演出证明：
群众是欢迎的，演出效果是相当好的。
当然首先与选演的剧目有关（《夺印》、《朝阳沟》、《03月三》、《木匠迎亲》），另外，当我们接触到真正的群众后，在我们的观念、观点和要求上也立刻起了变化。
如在演唱上，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社员们听得清，如何作到先字后腔，同时也体会到字正腔圆及唇齿牙舌喉的灵活运用的重要。
在这里，我们感到一切从内容出发，从为观众服务出发，从而探求群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和表达艺术的手段的重要。
我们二团的声乐基础不同于一般地方剧种的“真声体系”，而是所谓的“假嗓子”或“洋嗓子”。
但经过为群众演出证明，只要我们创造性地将西洋发声法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来运用，而且在用的当中不断的加以修改和丰富，它就可以做到为我们的群众所需要和喜爱；
具体的讲，就是在发声方面努力避免颤音。
因为社员们曾形容我们有些人的唱“呜呜的，像哭一样”。
在语言方面：
我们从单字到句子，语气、语势及整个的语言风格等，都不断有所探求。
我们一方面发挥和运用了西洋发声法的持久圆润等特长，另方面也打破了口形不变和统一的共鸣位置等清规戒律。
在三个月的连续演出中，在社员们的监督和我们自身的努力下，群众认为我们的唱，不但听得清，听得懂，而且还好听。
他们说：
“就像戏匣子里唱的一样，刚中有柔，柔里又有刚，一点不带岔的。”
我们感到在声乐方面主要的收获：
首先还在语言和发声之间作到了统一，而且主要的是使发声服从于语言，服从于所表达的内容，不是为了声音而牺牲了内容（语言）。
其次是在吐词咬字、声音的表现力上有很大进展。
再其次是西洋发声法经过不断改进，是可以为我们的群众所接受的。
第4是我们在三个月的连续演出中，没有一个演员得职业病（即声带出毛病）。
这证明我们近几年来在声乐方面的训练是有成绩的。
在表演方面，我们感到群众的欣赏能力很强，他们讲究唱得要好听，有味儿，道白要有声有色，表情要动人……。
也正是我们要求的“唱、念、做、打俱佳”，手、眼、身、法、步要配合得恰当。
“有说，有唱，有表情”是群众给我们的评语。
但我们感到，如果我们的形体动作能再提炼一下，更舞蹈化一些的话，将会更受看，更得到群众的爱好和更有艺术上的效果。
另外，在如何与观众交流这一问题上，我们也有较突出的感受。
平时在大城市演出，只是醉心于“规定情境呵，想像的境界呵……”然而在农村，却往往是直接与观众打交道。
如果能把角色（自己）和舞台上的对方及台下的观众巧妙而有机地联系起来，就立刻能紧紧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而且立刻受到观众极大的欢迎。
由此种种使我们体会并认识到：
农民群众已习惯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已有一套欣赏艺术的习惯，因此歌剧如何在剧本和音乐创作上，演唱和导、表演风格上，更创造性地继承传统艺术，已是迫不及待的任务了。
只有当歌剧艺术在内容上能够表现我们的时代精神，在艺术形式上能够被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时候，我们的歌剧艺术才能在广大的群众中（特别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生根、开花、结果。
总之，这次上山下乡演出，对农村、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本身，作用和影响都是深远的。
我们的政治热情和劳动态度，以及群众纪律，能够做到坚持不懈，与领导思想及同志们的革命认识是分不开的。
但是，在艺术上我们认为还应当建立长远的服务决心和打算。
因为我们究竟不只是工作队，而主要的还是艺术演出团，因而我们的工作好坏，主要是通过艺术。
比如我们这次的工作已胜利完成了，那么下次将拿什么作品带给农民呢？
我们有多少为农民演出的保留剧目和独唱、独奏节目呢？
我们应该怎样准备呢？
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
要创造经验，积累剧目……我们要树立长期为农村服务的决心，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为歌剧艺术的民族化贡献力量。

编后记
歌剧、话剧、歌舞这些艺术形式，农民能不能接受呢？
像北京这些修养有素的艺术团体能不能在为农民演出中提高艺术水平呢？
这样的演出活动对演员们的思想改造会有哪些帮助？
这些问题，不少人在思想上是反复考虑过的，在理论上是一再讨论过的，而这次在实践中得到了确切的回答。
《送革命的新文艺下乡》一文告诉我们：
农民对这些艺术形式不但能够接受，而且十分欢迎。
社员们看了《夺印》，纷纷表示要同地主、富农分子划清界线，牢牢的握紧印把子。
看了《艰苦的岁月》，就以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相互鼓舞克服生产上的困难。
这些事例说明，农民不仅喜欢民间的、传统的艺术形式，而且对过去没有接触过或很少接触过的新的文艺形式也有很大的兴趣，关键问题在于这些艺术形式能不能很好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新生活，能不能给农民以社会主义的革命教育，还在于演出的剧目，有没有相当艺术水平？
事实证明农民观众的欣赏力和接受力都是很强的。
艺术下农村，把社会主义的新文艺送给农民，是一件非常艰巨的普及工作。
在这方面，大家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
但是，也有人因此这样想：
像北京这样的演出团体，这样水平的艺术家，到农村演出，对艺术的提高未必能够有所帮助吧？
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提高？
又如何才能提高？
是脱离群众生活、脱离现实革命斗争，闭门造车的“提高”呢？
还是扎根在群众的土壤里，呼吸着革命的空气，沐浴着革命的阳光来提高？
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让艺术家们的亲身经历来作答。
有人在城里跳了几年《采茶捕蝶》舞，不过是“照猫画虎”，随人比划。
这次到了安徽和茶农一起劳动后，才使自己的舞蹈动作有了根据。
歌剧演员为了要让农民看懂戏、看好戏，在演唱上下了不少功夫，因而在“字正腔圆”和唇、齿、牙、舌、喉的灵活运用上取得了新的经验。
话剧演员们吸取了群众的上百条的建议，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演出。
话剧《夺印》的编者因为不熟悉生活，在戏剧冲突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只能高呼“不能分稻种”。
而“不能分稻种”的语言是干瘪无力的。
到农村跟农民座谈之后，吸取了农民的语言，就使这句话变成了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艺术的心声：
“宁肯饿死爹娘，也不能吃种子粮。”
这样的台词，即使是修养有素的剧作家和演员，如果脱离实际斗争，恐怕也很难凭空“创作”出来。
文艺永远是人民群众生活与斗争的反映，因此，亲自参与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工农兵群众对艺术的创作和提高，有其不容忽视的发言权。
艺术家们必须虚心地向他们请教，才能为自己的艺术生命打开不尽的源泉。
这次到农村演出，不仅使这些艺术形式发挥了为农民服务、为农业服务的作用；
而且也使自己学习到很多东西。
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这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现在一般是没有人怀疑了。
然而，要真正收到实际的效果，毕竟还是要到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中去，同工农兵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斗争，和他们同冷同热，同甘共苦，才有可能。
这次到农村的艺术家们，不仅认真地为农民演出，而且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防洪抢险，一起割麦收庄稼。
他们都深深地为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为农民的革命和劳动热情所感染，所感动，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因此起了变化。
三个艺术团体的这些经验又一次证明了，一个艺术家，要想提高艺术水平，提高思想觉悟，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认识上，而且要通过艰苦的实践。
在实践中，艺术实践固然重要，而革命实践、农村工作实践尤其重要。
只有认真地进行革命实践，农村工作实践，才能有根据地提高艺术的水平，才能使艺术更好地为革命服务，为生产服务，才能使艺术具有伟大的生命力。
（附图片）
中央歌剧舞剧院农村演出队在河北沙河县高村公社演出《朝阳沟》（左图）他们在黑瑙生产队参加麦收劳动。
（上图）
范永祺摄
中央歌舞团农村演出队在安徽怀远县的田头小型演出（右一）。
演员们背上行李，步行到下一个演出点去（右二）。
谭嗣英摄

送革命的新文艺下乡
朱树兰
一
“把社会主义的文艺送到农村去”，是党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一个振奋人心的号召。
从今年春节开始，首都文艺团体积极响应党的这一庄严号召，有组织、有计划地把歌剧、话剧、歌舞等新文艺送到农村人民公社，送到生产队，送到社员家门前演出。
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三单位农村演出队的艺术家们，在河北、河南、安徽农村的巡回演出，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普遍赞扬，使他们又一次深刻体会到，毛主席的：
“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号召的英明伟大。
农民群众喜爱文艺，这一点是谁也不会怀疑的。
但是，对于那些不熟悉，或者根本没有听说过新歌剧、歌舞，尤其是既没有歌舞，又没有锣鼓的话剧等艺术形式的群众，他们愿不愿意看？
能不能听懂？
接受得了吗？
这一连串问号，都是农村演出队所担心的问题。
事实胜于雄辩。
农民不仅喜欢传统的、民间的艺术形式，他们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文艺也有很大的兴趣；
最根本的是他们迫切需要革命的、健康的文化。
演出队每到一个地方，人们争相传告，方圆二、三十里路的农民，扶老携幼地纷纷赶来。
有时，全家只买到一张票，就一家老小轮流着看。
河南睢县小关村四十五个人只买到十五张票，无法分配，最后只好决定三个人看一张。
从几十里以外，骑自行车赶着看演出的也不是少数。
在室内演出话剧、歌剧的时候，人挨着人，坐得没有一丝空隙。
能够在广场演出的音乐舞蹈，更是接待了众多的观众。
人们一圈一圈地坐着、站着，后面的大车也是一圈一圈的围着，楼梯般一层层的观众，自然形成了一座宏伟壮观的露天剧场。
有一回，中央歌舞团演出队到安徽怀远县龙亢公社的苏圩大队，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露天音乐会。
不巧，开演的时候，天下起了毛毛雨。
为了让农民听好演唱，演出队准备改期举行，可是观众坐着不走，坚持要听下去。
就这样，在雨一阵大一阵小的情况下，演员坚持在雨中表演，五、六百观众听了两个多小时，到节目演完，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有的农民说：
“你们能唱到天明，我们就听到鸡叫。”
演出队在农村，常常是按计划在一个地方演完了，还被群众挽留着不放，而下一个演出点的群众却又提前来接了。
生产队要公社想法子多买些票，公社要求县委、区委批准多演几场；
农民个个都希望看到中央派来的演出。
许多人反映：
就是看不全戏，看一看北京来的人也好。
二
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的农村演出队，各自带了一批优秀的剧目下乡。
其中，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
歌剧《夺印》、《朝阳沟》、《木匠迎亲》，话剧《夺印》、《李双双》，舞蹈《台湾同胞的斗争》、《雷锋在路上》和声乐节目等。
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歌剧有《03月三》，话剧有《三代人》，舞蹈有《艰苦的岁月》等。
此外，还有一批绚丽多彩，富有民族、民间特色的音乐、舞蹈节目。
这些节目，特别是反映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夺印》演出后，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请听听农民的评论吧：
河北沙河县蝉房公社一个农民说：
“看了戏心里亮堂了。”
河南睢县长岗区一个公社副社长（曾是大队长）说：
“这几年我虽然没有变的像戏台上那个大队长一样，可是革命警惕性也确实不高了，看不清敌人了。
敌人的花样把我的眼睛盖住，差一点没上敌人的当。
今后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和地主、富农分子划清界线，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
剧场门口，观众表决心的大字报说得好：
“我们要牢牢的握紧印把子。”
许多地方头一天演出了《夺印》，第2天便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气象。
有的人把自己积存的粪送到公社的田里，有的人把增产节约的大字报贴在公社门前，有的人到演出队找演员谈心，……还有人到公社，到县委要求给他们“派一个何支书来”。
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节目，对农民是最有力的革命传统教育。
看了话剧《三代人》以后，睢县河堤区一个下中农对儿子说：
“儿啊！
咱们的江山来之不易。
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拿出土改的劲头，要保住咱们社会主义的江山，再不能让坏人兴风作浪了。”
安徽怀远县的农民看了《艰苦的岁月》舞蹈后，也说：
这不是演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儿吗？
红军长征经过了千苦万难，我们生产上的一点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我们一定要学红军的精神克服困难。
农民普遍反映：
实事戏（指现代题材的戏）比袍带戏（指传统剧目）好，有意思。
演出队所到的专区、县、区、人民公社，各级领导都认为他们对农民和基层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三
广大农民群众把演出队当成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慰问团”，是“八路军的宣传队”，这给了演员们很大的教育和鼓励，使他们深深体会到群众对党、对毛主席感情的无比深厚。
一个革命的文艺战士，首先应该是坚决的、和群众共命运的革命战士。
演出队到农村，刚开始，并不是所有的群众都对他们亲如一家人的。
如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演员准备分散住宿在老乡家时，有的农民表示不欢迎。
当他们见到在邻家寄宿的演员，一进门，放下行李，就帮着挑水、扫地、磨面，手脚不停地干活，工作认真，作风朴实；
第2天一早便跑到公社去检讨，说这些演员像老八路，一定要给他家派个演员去住。
有的农民离家出外办事，把锁门的钥匙交给住在家里的演员看管，毫不见外。
演出队下乡，看到农村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以及农民群众的建设热情，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提高了阶级觉悟。
在河南睢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队到后不久，正遇上那里暴雨成灾，有的村子被水团团围住，有的堤坝被冲垮，公社立即组织了社员抢救。
演出队也编成四个小组参加抢险排涝工作。
趁休息时，还在地头表演小节目为社员鼓劲。
公社的威力和农民的忘我精神，激发了演出队员们的热情，他们主动地把节约下来的粮食和钱送给受灾的农民。
在河北沙河县，中央歌剧舞剧院演出队参加了当地紧张的麦收，还参观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峡沟水库，那是1958年到1960年期间修建的。
这座民办公助的水库如今能解决当地五万人口的用水问题。
那里的农民再也用不着走十里路挑一担水喝了。
安徽泾县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革命老根据地，中央歌舞团演出队，曾深入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和皖南事变新四军战斗激烈的茂林进行慰问演出和参观访问。
那里的每一位老人，几乎都能说出许多当年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对队员们进行了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巨大困难中，农村涌现了大批优秀的人物，他们的先进事迹件件都是活的教材。
演出队普遍反映：
现在让自己长期在农村工作也是心甘情愿的。
这种心甘情愿的想法，表明了农村演出队在思想上的重大收获。
四
为农民服务能够进行思想改造，也是一项重要的普及工作，这是农村演出队较普遍的看法。
但是，能不能提高艺术水平，在很多人头脑中，还是打着问号的。
经过三个月的演出，现在大家已经改变了这种想法，了解了农民不但是很可爱的观众，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
文艺团体必须派最优秀的演员，带最好的剧目和演出到农村去；
这样，才能真正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在群众的鼓励和帮助下，迅速地提高演出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
我国广大的农民长时期受着优秀的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的熏陶，又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和生产斗争知识，他们对文艺创作的评价，既重视政治内容，也要求艺术性强。
这一点，中央歌舞团演出队是有很深体会的。
在他们的舞蹈节目里，《台湾同胞的斗争》、《艰苦的岁月》和《工农是一家》，从主题思想来讲，都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可是演出后，农民座谈会上，观众总是一再谈论前两个节目，很少人提到后一个。
演出队请群众对《工农是一家》发表意见的时候，大家客气地表示印象不深，记不清楚了。
为什么会给人印象不深呢？
问题很明显，这个节目在艺术表现上是一般化的，没有特色，它不像前两个节目那样塑造了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有着感人的艺术力量。
这个事例并不是个别的，演员们在这方面有着很多感受。
再看看演员们的心得吧！
在《台湾同胞的斗争》中，有一个扮演美国兵的演员，他过去演这个角色，常是从外形上设计怎样丑化这个反面人物。
这一次听到农民讲到这个节目时说：
“美国兵什么心都有，就是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心。”
不禁引起了自己的深思，启发他必须进一步挖掘美国兵的灵魂，才能创造出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
有的舞蹈演员曾在舞台上跳了多年的《采茶捕蝶》等有采茶动作的节目，却从来没有见过茶树，根本不晓得茶是怎样采的，只是在舞台上做出一些学来的采茶姿势。
当她们这一回在安徽同茶农一起劳动后，再演出采茶的节目时，就不是在台上比划，而是有生活根据了。
还有不少舞蹈演员一向醉心于旋转、跳跃、跟斗等技术的高超，他们以演情绪舞蹈为满足，通过为农民演出，也渐渐明确了熟练的技术和技巧，应该为革命的主题思想和塑造鲜明的形象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
中央歌剧舞剧院演出队以前演的大多是外国古典歌剧，又是用所谓“洋嗓子”（即西洋发声法）演唱的。
在党的教导下，他们在歌剧民族化的道路上做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艺术趣味的影响。
例如，他们较少考虑到群众的欣赏习惯，不愿意在乐队中运用打击乐，也不愿意使用二道幕，总觉得还是外国古典歌剧的做法好。
这一次，在农村演出的头几场，每到一幕结束，关上大幕，台下就议论纷纷。
有的农民说：
“这么会儿就完了？”
还有人说：
“唉！
这块大布（指幕布）就像一把菜刀，把故事给切断了。”
他们在看到剧情发展得紧张时，光听到弦乐的伴奏，觉得很不过瘾，有的人说：
“要是来几下锣就更有味道了。”
要让农民看懂戏、看好戏的心愿，促使演出队作了不少改进。
他们使用了二道幕，也学会打击乐，感到要更好地向传统学习的重要。
特别是在演唱上，在这之前，演员为了不变口形和保持统一的共鸣位置，就只顾声音的圆润，常常咬字不清；
就像群众形容的，只听见“呜呜的在哭，不晓得在干什么”。
这一回，演员们在一定要让农民听清、听懂的思想指导下，打破了过去的清规戒律，做到了先字后腔。
这不但无损于声音的优美动听，并且在字正腔圆和唇齿牙舌喉的灵活运用上取得了新的经验。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队一直是担心他们这种光讲话不唱的戏，会不会受群众的欢迎。
事实证明，农民是非常喜欢的。
而且，他们是语言艺术的创造者。
《夺印》反映的是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话剧改编者不熟悉生活，在写到剧中冲突尖锐的地方，人们口中光喊着“不能分稻种，不能分稻种”，演员也觉得没有劲。
在一次座谈会上，演员们听到一个农民谈到这出戏时说：
“宁肯饿死爹娘，也不能吃种子粮”，非常兴奋，觉得找到了最有力量的语言。
一致认为：
如果没有深切的生活感受，演员是不能凭空说出这样生动的语言的。
演出队吸取了群众的创造，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演出。
他们下去才不过很短的时间，各地群众提出的建议，大大小小不下于二、三百条。
他们尝试用河南方言排练和演出的《李双双》，更是向群众学习，和群众一同进行创作的结晶。
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这一批下乡的艺术家们，在短短的三个月中，进一步明确了为农民服务是文化工作的方向问题，是社会主义新文艺到农村占领阵地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要终身努力完成的事业问题。
我们将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演出队，带着最新的剧目、最好的演员和演出，把社会主义的文艺送到农村去！

人心是秤
钟怀
有的农村基层干部这样想：
当了干部还劳动，这和社员有什么区别呢？
干部和社员是应当有区别的。
但是，首先应当考虑的还是和社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
干部和社员在一起劳动，这就好像有一条红线把阶级弟兄连结起来了，这就好像用一把钥匙把彼此的心打开了，这就好像拿一柄铁铲把干群之间哪怕最微小的隔阂都给铲除了。
如果干部和社员缺少这点最基本的共同的东西，只是站在上面发号施令或者站在一旁指手划脚，那就难怪社员们说了：
“看起来很不顺眼，听起来很不顺耳”。
这样，和社员之间的区别是有了，但是难道有谁真的需要这种“区别”吗？
不爱读书的人，总是没有时间；
爱读书的，就有时间，哪怕是开会前、工作后、等车、候船时的几分钟、十几分钟、几十分钟，统统都被利用起来了。
同样，不爱劳动的人，总是没有时间；
爱劳动的，就有时间。
你看，贵州安顺县有个“十处干活九处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熊少奇，“前些日子，他工作比较忙，就利用每天清早开会前的时间去拾粪。
他每次去公社开会，总是提个粪筐，边走边拾。……有的干部参加劳动喜欢干整天或半天，熊少奇就不讲究这些，能做多少时间就做多少时间，有时连会前会后半个多钟头也不放过”（见05月29日人民日报）。
这位支部书记今年五十三岁了，他担任干部十二年来始终和群众一道劳动。
为什么他能够坚持不懈地参加劳动？
原来他认为，一天不同大伙在一起干活，就像菜里没放盐一样不是滋味！
有一个公社的社员，对他们那里的干部作出了三种不同的评语。
对不参加劳动的干部，评语是：
“甩手掌柜”，“晃荡队长”。
对虽然参加一点劳动，但只是起个头接个尾、“影响影响”社员的干部，评语是：
“领导生产一靠计划，二靠嘴巴，就是不靠硬干！”
对一贯参加劳动、而且是踏踏实实参加劳动的干部，评语是：
“嘴说身到，说做合一，文武双全”。
人心是秤。
同样是干部，但是在社员的心中，他们的分量却各不相同，决不是半斤八两。
做哪一种干部呢？
让我们把群众的评语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吧！

以阶级感情进行阶级教育
——天津市越剧团演出的《杨立贝》简评
　李大珂
天津市越剧团演出的现代生活题材戏曲剧目《杨立贝》，采用的是王天一根据解放前浙江农村的一件实事所编写的剧本。
在该团的演出本中，杨立贝本是地主吴展成的佃户。
他因为不堪地主的残酷剥削，进山开荒。
但是，地主唯恐其他佃农也效法他的榜样，竟然撕毁了杨立贝的地契，摔死了他的儿子。
在一连串血的教训下，杨立贝对反动统治秩序开始产生了怀疑，出现了觉悟的萌芽。
在奔往天目山寻找参加新四军的儿子的时候，与吴展成狭路相逢，也敢于进行殊死的搏斗了。
最后，解放军解放了家乡，杨立贝的个人仇恨化为阶级仇恨，斗争了反动地主，这才开始走向了新生。
这个剧本塑造的杨立贝形象，是解放前的贫农中对反动统治和个人奋斗存有相当幻想的一种类型。
他们经过了残酷现实的教育，逐渐由幻想的破灭而产生对反动统治的怀疑，最后出现了觉悟的萌芽，这种认识过程和种种受迫害的事实，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教育意义的。
剧中所反映的杨立贝等人和地主吴展成之间的仇恨和斗争，不是个人间的仇恨和斗争，而是阶级的仇恨、阶级之间的斗争。
剧中的杨立贝起先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虽然受到地主阶级最集中的种种迫害，却仍然找不到真正解放的道路；
然而今天的观众，却能够从这一对旧社会的血淋淋控诉状中，重温解放前在反动统治下，劳动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事实，激发起阶级的情感，受到一定的阶级斗争教育。
特别是通过带有剧作者和演出者的鲜明爱憎态度，和具有阶级倾向性的舞台形象，从感性方面获得这种教育，它的效果更是深入人心的。
我们需要这样的演出，欢迎这样的演出。
这出戏所要表达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杨立贝这个人物由不自觉转化到产生觉悟萌芽的过程表达出来的。
可是，从演出本看来，对种种受迫害的事件的表现，似乎有些重于对这个人物的性格和精神状态的刻划，所以在这种过程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显得还不够突出、深化。
生活中的典型事物，和艺术中的典型形象不完全相同。
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是寓于具体的、鲜明的、不一般化的个性特色之中的。
我以为，如果能更多地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从具体事件中，着意刻划人物的具体性格和丰富的精神状态，更充分地挖掘杨立贝这个人物形象所蕴有的社会意义，这出戏所能达到的思想教育意义，有可能更深刻些。
其次，杨立贝的故事发生在1947年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浙江农村。
据剧本第7场交代，杨立贝的儿子杨立刚是投奔天目山上新四军去的。
可是，在剧本的前半部，却看不出我党我军的活动对这个小山村有任何影响。
这不仅使人感到剧本前半部的时代气息还不够浓厚，且关涉到对杨立贝这个人物的处理。
既然生活在解放战争时期，而附近又有我党我军活动的具体环境，像杨立贝这样纵然是一种缺乏觉悟的贫农，我以为也可以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有可能存在于他性格之中的自发反抗性的一面。
现在的演出本里是存在这种因素的。
如果能恰当地描绘出这一点，既可以丰富人物的性格，使他最后的开始觉悟得到合理的解释，也可以使这个形象具有更浓厚的时代感，适当提高艺术形象对观众的教育意义。
在剧本的结尾，仅把戏的重点放在斗倒地主上，没有着重展开在打神之后杨立贝思想状态上的重大发展变化，也同样使人感到有些不足。
比较地说，在越剧的传统剧目里，表现古代青年爱情题材的剧目较多；
表现起来，也更谐调、擅长些。
表现现代生活和斗争，对越剧来说，同样是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工作。
天津市越剧团演出的《杨立贝》，整个演出，使人觉得是严肃、认真的，以越剧表现新的生活内容，也做到了相当的谐调可观。
这种努力是可贵的。
我们欢迎这样严肃、认真的演出态度，欢迎这样的艺术革新的尝试和实验。
在越剧的传统剧目里，以小生、小旦为主角的剧目较多；
老生行当虽有，但以之做主角的戏并不多。
《杨立贝》不仅是现代题材，且以老生为主角，对剧种和剧团来说，这也是带有革新意义的尝试。
我们看到，老生演员邢湘麟扮演的杨立贝，在表现这个人物内蕴的情感方面，相当稳练、沉着。
她的声音比较宏亮，在唱腔方面有时还融化吸收了绍兴乱弹的曲调，能够饱满、激越地表达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心理活动。
她扮演的老一代农民杨立贝的形象，在越剧舞台上是立起来了。
在这个演出里，有些角色，像地主的狗腿子金三（章飞飞扮演），在表演方法和人物造型上，由于吸取传统方法比较恰当，戏虽不多，却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裘爱花扮演的杨妻，在几段重点唱腔部分，适当运用和发挥了越剧传统唱腔与唱法的特长，也能给观众以艺术欣赏上的满足，如果能更紧密地结合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思想感情，那么，对人物形象的创造来说，当会更鲜明、突出些。

暑假（水印套色木刻）周伟明

淮河风浪
贺羡泉
06月里淮河泛大浪，
层层大浪高过墙。
野鸭不敢落水面，
鱼儿忙往水底藏！
船家姑娘胆子壮，
把船儿驾在浪山上。
每一个大浪扑过来，
浪花都飞到她身上；
每一阵大风刮过来，
把船桅都刮得呜呜响！
姑娘稳在船舷站，
不怕那浪大与风狂——
防汛的器材装满船，
要连夜运往险段上。
你看她赶着“滚子浪”，
多像赶着一群羊？
你看她橹把握在手，
多像战士握着枪？
岸上人儿夸赞不绝口，
都问这是谁家好姑娘？
何必要问姑娘名和姓？
淮河儿女，哪个不敢斗风浪！

看了《燎原》以后
李立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大革命遭受失败后的困难时期——井冈山时期，曾用这句成语来鼓励同志们对革命的信心和斗志。
这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大革命经验中，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中，找出的一条重要的革命发展规律。
中国1921年至1923年第1次工人运动高潮，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一开始都只是“星星之火”，可是，为时不久，就燃起了烧遍全国的革命大火。
为什么呢？
我想，看了《燎原》的同志都可以领会到这个道理。
当时工人群众受着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过着无法忍受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一接触到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正好像“干柴着火”一样，自然就要燃起反抗压迫、剥削的熊熊的革命火焰。
中国人民，首先是工农群众也正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面，过着极端贫穷痛苦的生活，因此，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英勇的反帝斗争，“五卅运动”一爆发，很快就形成了烧遍全国的大革命运动。
革命是反动统治阶级自己制造出来的，反动统治阶级不被彻底打倒，被压迫剥削的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
而且条件一成熟，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这就是真理。
在大革命遭受暂时失败以后，有些只看一时表象，看不见实质的人，认识不到这个道理，就灰心失望，意志消沉，脱离革命队伍，有的甚至堕落成为叛徒。
毛泽东同志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了这个真理，就在当时极困难时期，也信心百倍地领导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克服暂时困难，终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真理，在今天还是有普遍意义的。
归根到底，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革命，对革命有没有信心，是能不能做一个真正的而不是口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能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根本标志。
是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星星之火”又是怎样点起来，怎样燃成熊熊大火的呢？
当然，这首先需要有善于点起群众革命怒火的领导力量。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由于有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并且在他的领导下，训练和组织了革命的先锋队伍——中国共产党，才点起星星之火，并使它烧遍中华，把腐朽了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大厦烧得一干二净。
《燎原》电影所描写的事实，也就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燎原》电影大概是以安源路矿工人在1921年到1922年间，怎样逐渐觉醒起来、组织起来，怎样取得大罢工的胜利为背景的。
1921年秋，我们党建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很快就到安源做了一段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同志当时是我们党的湘区书记，安源是当时湘区所属范围内最大的工业企业，工人群众最集中的地方，所以特别引起毛泽东同志的重视。
在1921年11月间，毛泽东同志派我们到安源去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他对于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是胸有成竹。
现在还模糊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们的话：
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
但是应当看到，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
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
因此，他要我们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安源去（关于这件事情，李六如同志在他写的《六十年的变迁》第2卷中，有比较详细的回忆）。
我们开始办的是平民小学，学生多半是八、九岁的工人子弟；
我们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开始在工人中进行工作。
开设工人补习夜校，已经是过了两三个月以后的事。
平民学校的建立，首先是两个原已和毛泽东同志认识，并有通讯联系的铁路工人帮助筹办一切。
为了使平民学校取得合法存在和公开活动的条件，设法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了当时在安源商会做事的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给以支持；
同时打听到当时萍乡县知事是一个喜爱古文、反对白话文的举人出身的人，因此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去请求立案，果然得到了他的“青睐”，很快批准立案，并把这篇“四六体”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在平民学校的门口了。
这样，我们就在合法的掩护下开始进行革命的工人运动。
后来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1922年05月01日）时，把章程中的宗旨一条写成“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也就是为了取得合法，更便于进行革命活动。
俱乐部成立后发展很快，不到三个月就有一千多工人加入。
特别重要的是，党的支部也发展很快，大约在1922年02月间才建立起六个人的支部，到07月间已发展到三十多人，形成了工人俱乐部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时毛泽东同志又到了安源，了解了各种情况以后，认为组织罢工的条件已在逐渐成熟，告诉我们要从各方面加紧准备。
毛泽东同志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
他在09月初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其中主要意思是：
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
我们正是根据这个指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这个口号既激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对于罢工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电影中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是合乎当时实际情况的。
据说有些看了《燎原》的青年，不了解过去工人遭受残酷压迫剥削的惨痛，认为“过去工人生活没有那样苦，影片中表现的工人悲惨生活，是影片作者‘臆造’，或者导演的‘夸大手法’”。
其实影片所反映的工人生活，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而且可以说只有描写不够，而决没有夸大的地方。
当时工人在各种残酷压迫剥削之下，真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因此“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个口号才激起工人群众这样坚决的战斗热情。
这也就是“哀兵必胜”思想的客观基础。
当时毛泽东同志特别关心的事情是加强领导，这样一次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罢工——在当时湘区还是第1次——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行的，因此，不久后就派刘少奇同志到安源来了。
刘少奇同志的到来，不仅使安源的同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增强了信心，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而且他亲上前线，直接领导罢工运动各方面的工作。
电影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场面：
雷焕觉到矿务局去进行谈判，在反动武装刀枪林立之中，表现出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工人阶级的坚强意志，就是反映刘少奇同志当时进行的一场与反动派斗理斗智的坚强斗争。
从上述几点事实，就可以看出安源罢工的燎原大火正是安源党组织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下点起来和燃烧起来的。
《燎原》影片对于这一点做了一定的反映，这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比起当时的实际来，似乎还有不足之处。
如果把这一点更明确地反映出来，便会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中一些个人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
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些主要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1924年，我们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运用了这些经验。
一开始在上海六个区办了平民学校或工人补习夜校，接着培养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
到1925年02月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的时候，又根据“哀兵必胜”的思想，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
正是这个口号鼓舞了工人的斗志，激起社会的同情，并通过商会的调解，逼迫日本资本家部分地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取得了上海工人罢工的第1次胜利。
因此可以说，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大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起了指导作用的。
“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不久，又是刘少奇同志到了上海总工会担负起领导上海工人总罢工的工作。
这就是我看了《燎原》电影以后的几点感想和回忆。
我想，把这些感想和回忆写出来，对于领会毛泽东同志后来更加系统地发展了的阶级斗争思想，阶级斗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即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团结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孤立打击敌人的思想等等，也许会有一些帮助。
究竟对不对，还请读者考虑和指正。
（本文曾在《北京日报》发表过。
现根据一些读者的意见，作了几点补充和修改。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