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训/詹健
版面：头版

在贵州省东南的兄弟民族地区。
流传着许多古代英雄战胜敌人的神话故事，它们象夏夜的繁星一样光灿夺目。
现在，在许多故事中又增添了一个最新最美的故事，讲述在风景秀丽的都柳江两岸，一个年轻的战士，怎样出生入死地帮助兄弟民族劳动人民战胜阶级敌人，建设起社会主义的新山区。
这个战士的名字叫吴兴春。
苗族、侗族群众亲切地称他“佧吴”（侗语：老吴），人们都争着把最美的赞语献给他，说他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干部，是苗家、侗家的好儿子。

决心在深山小寨安家落户

吴兴春现在是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武装部的民兵组织科长，到今年6月，他来从江县工作已经满十一年了。
十一年中，吴兴春做了许多工作，经过了许多斗争，他象一切优秀的共产党员那样，胜利地通过了一系列严重的考验。

贵州是个多山的省份。
而从江县山多山大在全贵州都是出名的。
正象民歌里所唱的那样：上山云里钻，下山到河边，两山能说话，相见得一天。
在层层迭迭白云缭绕的大山里，散落着一些苗家、侗家的荒村小寨。
有的地方根本没有路，行人要手抓着悬崖上的树枝、藤条，全身紧贴石壁，一步步横挪才能通过。
十一年以前，和吴兴春一块工作的战友，有的调到空军、海军去了，有人转业到城市去了。
吴兴春却被派到深山僻壤去工作，而且不是短时期，是要十年八年干下去。
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是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呢？
还是挑肥拣瘦讲讲价钱呢？
吴兴春采取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态度，他不光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而且在他回家结婚以后，立刻又把妻子从安徽老家带到了从江县山区，在那里安了家。
他决心在交通隔绝的深山小寨里干一辈子！

曾经使吴兴春感到困难和棘手的，倒不是山高路险生活艰苦，而是初到工作岗位时那陌生、复杂的社会环境。

解放前，贵州省东南山区是地主恶霸惯匪的天堂，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地狱。
单是一个从江县、东霸天、南霸天之类的土皇帝就有四五个，他们一家就有几千亩土地，白银可以船载马驮，他们拥有着上千的乡丁，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他们残酷的压榨下却牛马不如。
吃的是野菜、芒芭；
没有衣服穿，盖的是稻草编的“秧被”；
直到解放初期，人们还过着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贫困落后的生活。
由于长期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破坏，兄弟民族人民对我党我军还不很了解，吴兴春满怀热情地来到这里，群众却以猜疑和戒备的眼光对待他。
青年人、妇女一见他就躲开了，小娃崽一见他吓得啼哭，他笑容满面地想找老人谈谈，话刚出口，老人们摇摇头说声“盖窝”（侗语：不懂），就走开了。

在接二连三地碰了钉子以后，吴兴春苦恼过，当时他才二十一岁，还是第一次远离领导单枪匹马地工作。
他在野战部队里曾是出色的战士和模范干部，三年中受了三十多次表扬。
但是调到从江以后，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仍然一筹莫展，正如俗话所说：“老牛掉到枯井里——有劲使不出”。
吴兴春想：党派我到这儿来是让我开辟工作的，一点成绩没有，我拿什么向党交代呢？

吴兴春在痛苦思索时，一股强大力量推动了他，他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
共产党员八项标准第七条中的几句话，强烈地震动了这位青年共产党员的心：“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一切党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吴兴春想：我离这个标准还相差很远哪！
“先有妖，后有道”，正因为这里有困难，才要共产党员去工作，去克服困难，我怎么能遇到困难就灰心呢！

思想通了，克服困难的办法也就有了。
吴兴春从解放军光荣传统的宝库中找到了接近群众的钥匙，他回想起过去部队每到一地，总是认真执行毛主席手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帮助群众干活入手，消除群众顾虑，密切了军民关系。
吴兴春回到寨子里，没有忙着再去找人谈话，而是和群众一块参加劳动，每天天亮背上步枪和农具上山，帮助群分收割、砍柴、挖芒芭，傍晚回寨帮助群众舂米、挑水、喂猪。
和群众一起吃野菜野果，喝山泉水，睡破竹屋，盖“秧被”。
他不懂苗语、侗语，就下决心学。
老人，妇女，小孩都是他的老师，十遍百遍不厌其烦，一时说不好也不怕人笑话。
在劳动和学话中，吴兴春处处表现出一股可爱的“傻劲”、憨劲，群众的心渐渐向他靠近了。
一位好心的侗族老人凑到吴兴春身边说：“佧吴，我看你为人很好，是和我们一样的劳动人，可是……你能不能不穿军装呢？”
吴兴春笑了笑，心里想：国民党军队把坏事作尽了，所以群众不喜欢穿军装的人。
我穿着军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正可以扩大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吗？
从现在开始，就要让兄弟民族人民知道，世界上还有和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军队。

苗族、侗族和我国的其他民族一样，勤劳勇敢，正直强悍。
但是由于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在群众中还遗留着一些落后的生活习惯。
一次，吴兴春在龙图寨帮助石玉才老人干了一天活，回到家里，老人为了感谢吴兴春，便把准备过年过节吃的生鱼、生鼠肉、鲜猪血和“牛别”（牛胃中刚消化的牛食），拿来请他吃。
老人见吴兴春总不动手，以为是客气，就热情地夹起一大块生鼠肉往他嘴里送。
当时，吴兴春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吃吧，那生鼠肉实在难以入口，不吃吧，老人的盛情难却，如果当面吐出来，一定会伤老人的心。
他本想劝老人改掉吃生食的习惯，但又清楚地知道，这习惯延续了千百年，改变它需要时间，需要艰苦的工作，为了改变它，先要尊重它。
想到这里，吴兴春爽快地咽下了老人送到嘴边的生鼠肉，并且吃了生鱼、生猪血、“牛别”。
老人高兴地哈哈大笑，用手使劲拍着吴兴春的肩膀说：“佧吴啊！
你和我们侗族一条心，是我们一家人了。”
眼睛里时刻要有敌人

吴兴春曾把自己的切身体会归结为这样一句话：一个革命者，眼睛里时时刻刻要有敌人。

在吴兴春到从江工作以前，从江人民已经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剿匪反霸斗争，实行了土地改革，那场暴风急雨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这棵千年老树。
但是，地主阶级的余孽和其他一些牛鬼蛇神并不甘心死亡，群众斗争的浪潮过去之后，他们又从地下冒出头来兴妖作怪。
十多年来，吴兴春工作的从江地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就象七八月间的阴雨，一阵一阵，时急时缓，从未间断过。

1953年3月，吴兴春在贯洞区武装部当参谋。
他听说庆云乡德盘寨有个叫“五堂公”的组织，打死了贫农石卜专。
又听说，自从土改工作队离开以后，德盘寨的地主分子气焰十分嚣张，“五堂公”头目石贤才，居然闯到贫农石云松家中，持枪威胁不让他再当乡长。
这些消息象铁锤一样，敲击着吴兴春的心：我们是人民武装干部，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怎么能让敌人这样猖狂？

这时，区里决定派他到德盘寨把民兵组织整顿好，一定要把敌人气焰打下去。
吴兴春带着奔赴战场的严肃心情赶往德盘寨。
一路上，他重温了党和毛主席的教导：要紧紧依靠贫雇农，坚决贯彻阶级路线。
到了德盘寨，吴兴春和从前一样，先认两头家门（地富家门和贫雇农家门），然后就找贫雇农积极分子。
当时由于坏家伙的造谣煽动，部分群众不敢接近吴兴春，而一些坏家伙却设法拉拢他。
一天，“五堂公”的一个主要成员在村口笑嘻嘻地缠住他问这问那，还拍着他的肩膀叫他“侄崽”。
吴兴春没理睬他，马上去找民兵队长石光周商量整顿民兵组织的事，但石光周却说：“土改的时候我就当民兵，现在该换换班了，我还要搞生产呢！”
吴兴春说：“你想换班？
敌人可没换班！
石卜专是怎么死的？”
石光周不说话了，吴兴春就耐心地给他解释，告诉他土匪还没肃清，本乡本寨就有坏家伙造谣破坏，台湾还有蒋介石，现在还不是过太平日子的时候。
为了让石光周集中精力抓民兵工作，吴兴春就经常帮助他家干活。
很快石光周全家就把他当成家里人了。
通过石光周，吴兴春又团结了一批民兵骨干，并把民兵的枪支集中起来，组成了基干班，站岗放哨，监视坏人活动。

民兵组织加强了，坏家伙们不安起来。
一天，石贤才和几个地主偷偷跑到后山上去开会。
当天下午，“五堂公”成员就放出空气：“鬼师”说石光周的老婆“放鬼”，要把她打死。
吴兴春一听，知道敌人又进攻了，他想：决不许发生第二个石卜专事件。
“鬼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条狗腿，背后一定还有主谋人。
他把“五堂公”的活动作了分析：这些家伙专门打击贫雇农积极分子，听说还有旗有印，它的头目石贤才是恶霸地主，解放前当过伪保长，多年来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是德盘寨人民的一害。
吴兴春敏锐地觉察到，打着宗族旗号的“五堂公”决不是什么单纯的封建迷信组织，而是阶级敌人用来向人民反扑的工具。
他们的真正目的是阴谋在德盘寨恢复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吴兴春把自己的看法向群众广泛进行宣传，他首先把贫雇农积极分子找来交谈，启发他们想想：“五堂公”那些头目解放前干什么？
都是些什么人？
现在干了些什么？
他们打击的是什么人？
积极分子揭发了这些家伙的许多罪行，情况越摆越明，大家看清了“五堂公”的真面目，表示一定要和他们干！
会后，吴兴春又和积极分子们分头串连，很快就形成了一支贫雇农和下中农的阶级队伍。
紧接着召开了斗争大会，在群众严厉责问下，“鬼师”梁公金供出是“五堂公”几个头目指使他搞的。
群众怒火千丈，把几个坏家伙狠狠地斗争了一顿。

前哨战打响了，搞乱了敌人的部署。
他们惊慌起来，又鬼鬼祟祟凑到一块捣鬼。
吴兴春也把民兵和积极分子集合起来开会，并且派民兵严密地监视地主分子的活动。
敌我针锋相对，斗争形势十分紧张。
地主分子扬言要杀害吴兴春，群众知道，那些心毒手狠的地主，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劝吴兴春回区上去躲一躲。
但是吴兴春认为：如果让敌人的威胁吓跑了，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他对群众说：“我决不离开大家。
只要有大伙在，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定能把他们斗垮！”
吴兴春这种忘我的精神进一步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在斗争中，吴兴春发现“五堂公”内部有很大矛盾，主要成员石伦山，因为没有当上头目，对其他几个头子心怀不满，石贤才等几个地主被斗后，又怀疑是石伦山告的密，要对他下毒手。
石伦山十分恐慌。
吴兴春记起毛主席的指示：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就决定从石伦山身上突破，他把石伦山找来，交代了政策，指出两条道路让他挑。
石伦山见大势已去，才把“五堂公”阴谋组织暴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供出来。
不久，公安部门依法逮捕了反革命组织“五堂公”的首要分子，收缴了他们隐藏的太平旗、印、符和臂章。

反动残余势力的一次凶恶的反扑被打退了，人民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刀把子”决不能放松

残余的反动势力削弱了，孤立了，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老实起来，明目张胆的复辟活动失败以后，他们还想方设法钻到我们内部来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吴兴春象机智的尖兵，一直英勇地站在斗争最前列。

1962年，吴兴春到从江县平正公社去了解民兵情况，听高麻大队的干部说：第五生产队的被管制分子梁老弟，鼓动一部分民兵，捆打了贫农寡妇贺金狗的儿子，并且把她家的猪杀掉分吃了。
这个消息象深夜的一声冷枪使吴兴春感到震惊：民兵是刀把子，怎么会落到被管制分子手里？
吴兴春立刻赶到了高麻，深入到第五生产队去，按照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串门聊天，摸情况。
参加劳动的第一天，他一边收着“禾把”，心里出现了一个问号：我在别的生产队劳动，社员们总是有说有笑，为什么这个队的社员一个个闷头不语？
他曾多次和社员搭腔拉话，社员们都是冷冷淡淡应付几句。
吴兴春越发感到问题严重，他就个别访问了党员梁美健和贫农贺金狗，从她们口里才了解了一些详细情况。

第五生产队原来也是个很好的队，但是近年来队的几个主要干部光顾个人搞生产，队里的事不大管了；
民兵很久都不开会，不上课，阶级斗争也不常讲了，坏分子梁老弟就钻了空子。
掌握了一部分觉悟不高的民兵，为非作歹，成了队上的“小霸王”。
另一个被管制分子梁文金也和他们勾搭在一起，打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独吞了作业组共同生产的谷子，还鼓动大家拆散作业组。
生产队和民兵的领导权实际上让这些坏家伙抓去了。

情况十分复杂，群众痛恨梁老弟、梁文金这些坏家伙，同时对队的领导干部不负责任，不领头和坏分子斗争，也有不少意见。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吴兴春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且向党员进行了教育，使大家分清敌我，懂得了对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应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在全大队的党员干部会上，吴兴春发动大家摆情况。
大家揭发了坏分子的许多罪恶事实。
生产队长梁老甲，如大梦初醒，检讨说：“我光想过安稳日子了，忘了本，忘了阶级敌人还在打我们的算盘。
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下去，有一天连我这队长也会叫他们干掉！”
党员们听了干部检讨，说：“虫是虫，米是米，干部是为群众办事的，是自己人，有了缺点只要能克服还是好同志，跟那白脸黑心的坏蛋不一样！”
干部党员大会对全队党员是一次最生动、最实际的阶级教育。
酝酿成熟后，又召开了全大队的群众大会，斗争了坏分子梁老弟和梁文金，把违法乱纪的坏分子梁美华开除出了民兵队伍。
第五生产队的“刀把子”又从反动分子的手中夺了回来。

吴兴春在多年阶级斗争中，更加体会到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英明和正确。
他摸索出一条经验，敌人最怕两个东西：一怕群众诉苦，揭他们的老底子；
二怕群众组织起来，怕民兵。
因此，吴兴春越来越感到人民武装工作干部责任的光荣和重大。
敌人最怕什么，我们就一定要作好什么。
民兵是刀把子，要抓得紧紧的，一刻也不能放松。
每到一处，吴兴春都是先从组织群众诉苦和回忆对比入手，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建设和加强民兵组织。
十多年来，在吴兴春工作的地区都有了健全的民兵组织，单是在加鸠地区他就发展了基干民兵上千人，他在几个区组织的民兵连有不少是模范连。
下江区平正公社规林大队的民兵连，是吴兴春在那里帮助建立的，这个民兵连成分好，骨干强，立场鲜明，警惕性高；
民兵排长王文德五十多岁了，每年总报四十六岁，人称“老四十六”，别人劝他退队，他说，只要敌人一天不死，我就一天不退伍。
他正在教女儿学射击，准备让她做自己的接班人。
在规林寨，特务坏蛋不敢乱说乱动，无空可钻，人们称赞他们是“雁过拔毛”的民兵连。

甘愿为兄弟民族当牛当马

吴兴春在日记上写道：“我觉得给兄弟民族的劳动人民当牛当马，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光荣。”
十多年来，他一直遵循着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在带领群众向阶级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同步时，又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政策，帮助苗族、侗族兄弟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常言说：万事起头难，深山里的苗族、侗族群众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互助组合作社，就是加鸠区孔明乡的副乡长范银春，对互助合作的意义也不了解。
吴兴春和范银春常在一块劳动，在一块盖着“秧被”睡觉，就启发他回忆解放前苗族的悲惨生活。
吴兴春还常向他摆起自己解放前受的苦：从小流浪街头，帮人干活，睡茶馆，缺鞋少袜，象乞丐似的到处挨打受骂。
范银春听好朋友讲着讲着就哭了。
接着，吴兴春又给他摆寨里出现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告诉他：咱们要想永远摆脱贫困，过好日子，光打倒地主还不行，还要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
不久，就以范银春为骨干，团结一批积极分子，成立了孔明乡第一个互助组。

互助组一成立，吴兴春就东跑西颠，贪早睡晚地带领大家热火朝天搞生产。
他看到村村寨寨有许多肥牛闲着不犁田，一问群众，他们说牛是“神”，不能犁田。
吴兴春就苦口婆心地向人们宣传用牛犁田的好处。
群众思想打通以后，吴兴春又办了一个专门训牛犁田的训练班，并亲自给一些烈性牛扎上鼻圈。
为了训牛，吴兴春常常被闹得腿青脚肿，满身泥浆。
互助组刚成立是用刀刻木记分，很不方便，吴兴春就帮助他们建立了竹牌记分法，帮助他们清工分，算细帐。
互助组越办越好，第二年增产38％，成了全县的模范，受到县里奖励。

范银春互助组，就象报春的第一只燕子，很快，孔明乡和整个加鸠区，就成立起了许多个互助组。
1955年建立了合作社，1958年又实现了公社化。

公社成立不久，从江地区遭了大旱，溪水断流，田地龟裂。
田里没有水，多么急人啊！
吴兴春到处奔走寻找水源。
一天，他听杨老汉说，贯河西北山上的洞里有水，便带着十多个民兵奔去，到那里一看，只见高高的山崖上有一个黑黝黝的山洞，洞口是一人高的荆棘和一堆堆野兽的白骨。
显然这是毒蛇猛兽出没蜷伏之地。
但吴兴春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他背上绳索，一手提着手枪，一手提着马灯，首先钻进洞去。
在那阴森森、怪石狰狞的崖洞里，吴兴春一会弯腰前进，一会侧身爬行，当时，占领他整个心灵的只有一个念头：水！
兄弟民族需要水，大跃进需要水，人民公社需要水。
衣服被石头磨破了，马灯由于缺氧不亮了，吴兴春继续前进，他从太阳正午进洞，整整在洞里摸索寻找了七个小时，等他从洞里钻出来，已经满天星斗。
就这样，吴兴春一天、两天、三天……钻了一个洞又一个洞，终于在一个险洞里找到了水源。
那清凉的泉水欢唱着流出山洞，流进公社稻田，也流进兄弟民族人民的心里，他们兴奋地在洞口写上了两行大字：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用水不忘钻洞引水人。

十多年来，吴兴春把一颗心，完全系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伟大事业上。
他为兄弟民族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日夜奔走，而自己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大家都知道吴兴春有一床补了很多补钉的被子，这床破被子跟着他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温暖过多少苗家、侗家父老的心！
老人盖过它，小伙子盖过它，生病的妇女、孩子也盖过它，直到今天吴兴春还用着这床被子。
吴兴春下乡的时候，跟当地群众一样，很少穿鞋子，背着一个补钉摞补钉的袴包，抽烟用的是自己用竹节做的小烟袋。
吴兴春很早就是尉级军官，但他一直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生活在群众之中，毫不特殊，当苗族、侗族老大娘以母亲的口吻让他去砍柴、挑水的时候，吴兴春把这看成是人民的信任。

吴兴春把群众的困难，看成是自己的困难，把群众的欢乐，当作自己的欢乐。
1959年冬天，吴兴春忍着寒冷，把自己身上的一件上衣脱下，送给侗族老人石胜林御寒。
石老汉每次穿上这件衣服，就热泪滚滚地想起了吴兴春。
石老汉临终的时候，一再嘱咐老伴，他死了，不要给他穿侗族衣服，一定要用“佧吴”送给的那件汉族衣服做寿衣。
老伴照他的嘱咐做了。
十多年来，吴兴春帮助群众做的好事何止千百件。
在从江县的贯洞、加鸠、下江等地区，人们对吴兴春念念不忘。
有人会指着一口顶罐说，这是吴兴春给他买的；
有人会指着一所小学说，这是吴兴春帮助他们办起来的。
吴兴春光是用自己节约的钱帮助别人的事情就上百次，至于帮助群众砍柴、挑水、舂米，帮助寨子修桥铺路的事就更多了。

吴兴春开始在新安乡荣寨工作的时候，每天劳动回来，都要给孤老妈妈陆奶定坤挑捆烧柴。
老妈妈习惯了，每到傍晚都笑嘻嘻地站在门口等着。
一天，老妈妈病了，吴兴春马上请来医生，点燃火塘，烧好热水，按照医生的嘱托，给老妈妈服药、洗脸、洗脚，直忙到深夜。
吴兴春望着躺在床上的老妈妈，心里一阵阵酸痛：陆妈妈在她的一生中，经受了旧社会多少苦难和折磨啊！
今天她病倒了，我应当象她的儿女一样照顾她。
吴兴春毫不犹豫地从乡政府把铺盖卷搬到老妈妈隔壁的小黑屋，每天为陆妈妈熬药烧汤，端水端饭；
老妈妈转危为安想吃点东西啦，吴兴春就把自己的粮食做点好饭让老人吃。
老妈妈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吴兴春要离开寨子的时候，陆妈妈满眶热泪地拉着他，好半天才说出了一句话：“崽呀，你比亲生的儿女都亲，我该怎样感谢你呢？”
吴兴春说：“老妈妈，谢啥呀，这是我们共产党员解放军战士应做的事！
要谢，你就谢毛主席，是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这样做的呀！”
吴兴春与兄弟民族人民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风雨同舟、亲骨亲血的关系，吴兴春就是这样一个知冷知热具有强烈阶级感情的人。
他热爱兄弟民族人民，人民也热爱他。
吴兴春妻子怀了孕，龙图寨的梁妈妈象对自己的女儿一样，亲自跑了几里路找来鸭梨给她吃。
小孩满月了，贯洞寨的几个老妈妈，自动串连了几十个姑娘、媳妇，每人拿一块布一条线，选出手艺最巧的姑娘，连夜给吴兴春的小孩做了件“百家衣”。
就在同一天，龙图寨的几个姑娘，也代表全寨送来了两个“百家领”和一件“侗家衣”。
百家衣、百家领所代表的岂止百家，那千针万线联系着千万个侗族兄弟姐妹的心。

现在，从江县都柳江西岸，苗族、侗族的生活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十多年等于跨过了几个世纪。
过去他们是“刀耕火种”，现在也用上了新的农具，修了水库。
过去他们是“柴火当棉袄，芒芭当粮草，松明当灯照，赤脚满山跑”。
现在人人有了新衣服，有了鞋子，吃上了白米苞谷，在小木屋里，也可以看到花色鲜艳的暖水瓶和银光闪闪的铝制器具。
在最偏僻的村寨也建立了小学校，苗族、侗族的劳动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读书人。
每当月儿升上来的时候，姑娘和小伙子们便聚集在寨里，吹起芦笙，弹起琵琶，纵情歌唱幸福的新生活。

苗族、侗族人民生活面貌的巨大变化。
是贯彻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的结果，是向一切残余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
人民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也感谢吴兴春这样一些在兄弟民族地区工作的优秀干部。

说吴兴春好，他究竟好在哪里？
可以引鲁迅先生的两句诗作为回答：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吴兴春同志正是这样的人：他对敌人冷酷无情，不愧是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他对劳动人民俯首贴耳，不愧为最忠实的人民勤务员。

吴兴春每次下乡，都抓紧时间对民兵进行阶级教育。
这是吴兴春对苗族男女民兵讲解当前农村大好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

抽水机运来了！
吴兴春和侗家群众一起欣喜万分。
他一面向大家宣传党和政府对侗家的关怀，一面动员大家今后更要努力生产。

解放前，月亮山的苗族人民，没有一个识字的。
解放后，党和政府开办了学校。
1953年吴兴春在孔明乡工作时，积极支持筹办了苗寨第一所学校。
今年，吴兴春又到孔明乡，红领巾们都向他问好。

（本版照片都是詹 健、郑 训拍摄的）

过去刀耕火种的地区，现在变成了肥沃的梯田。
为建设山区辛勤劳动过的吴兴春，和苗家民兵一起展望着山区未来的美景，决心把它建设得更好。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敌人，忘记战斗。
吴兴春和贯洞龙圆公社武装部长（左）、人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中）一起研究地形。

郑 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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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5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下午接见最近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的新华通讯社布拉格分社社长黄振声（兼人民日报记者），记者张毓芬（兼人民日报记者）、陆郝庆。
周总理在谈话中对他们表示亲切的关怀，称赞他们工作得很好，在斗争中坚持了真理，表现了坚定的立场，并且勉励他们今后继续努力工作。

接见时在座的有吴冷西、朱穆之、胡绩伟、龚澎，徐明、邓岗、石少华、穆青、陈浚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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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为拉丁美洲各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深信古巴人民依靠自己的紧密团结和坚强斗争，定能挫败美帝的阴谋活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美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忠实和最亲密的战友，中古人民的战斗友谊经得起一切严峻考验。

新华社25日讯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天打电报给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
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周年。
电报全文如下：哈瓦那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欣逢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周年的光荣节日，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谨向英雄的古巴人民、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十年前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领导古巴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发动了对蒙卡达兵营的英勇袭击，为古巴人民指示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此后，古巴人民经历了艰巨的斗争，终于推翻了美帝国主义走狗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并且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美洲大陆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古巴人民又不断地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胜利地击败了美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的武装侵犯，这不仅保卫了古巴革命的果实、国家主权和尊严，而且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当代伟大的历史事件，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古巴人民用自己的革命经验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写下了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两个哈瓦那宣言，提出了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团结战斗的革命纲领，大大地鼓舞了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的信心。
我们深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洪流，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必将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者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决不会放弃对古巴的干涉和侵略。
我们深信，古巴人民依靠自己的紧密团结和坚强斗争，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战胜各种困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中国人民重申：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中国人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忠实和最亲密的战友。
中古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结成的战斗友谊是经得起一切严峻考验的。

祝古巴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取得更大的胜利。
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主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3年7月25日

版面：头版

郭沫若说，古巴的道路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道路，两个哈瓦那宣言是声讨美帝的战斗檄文。
不管美帝怎样玩弄“和平战略”阴谋，修正主义怎样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觉醒的各国人民是骗不了吓不倒的。

佩德罗苏说，古巴革命顺利地粉碎了帝国主义一系列卑鄙的阴谋，而越来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我们的革命是不会轻易被消灭的。
古巴对伟大的、慷慨的战斗的中国表示感谢。
古巴坚决支持中国收复美帝国主义所非法占据的台湾的合法权利，支持中国占有他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权利。

据新华社25日讯 首都各界一万多人，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盛大的集会，热烈庆祝古巴7月26日革命节十周年。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等，出席了大会。

古巴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佩德罗苏，正在我国访问的以莫斯明·费尔南德斯同志为首的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代表团，以胡安·布拉斯科同志为首的古巴工会代表团，以佛利斯·库尼拉同志为首的古巴青年学生代表团，在北京的其他古巴同志

下午三时，当周总理等我国领导人陪同古巴同志登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许多人挥动着古巴国旗，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中古友好协会会长刘宁一同志宣布大会开始，他在致开会词时向英雄的古巴人民，向以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致以崇高的革命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他说，中国人民把古巴人民的每一个胜利都看成是对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
中国人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将永远站在革命的古巴一边。
所有亚、非、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的人民，都将和古巴人民一道为埋葬帝国主义而英勇奋斗。

郭沫若副委员长接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论述了古巴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郭沫若在讲话中指出，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促进了拉丁美洲各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严重地惩罚了美帝国主义奴役和掠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罪行。
他赞扬英雄的古巴人民在凶恶的美帝国主义面前表现了无比坚强的革命斗志，英勇不屈地同美帝国主义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说，“不久以前，在美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加勒比海危机中，古巴人民坚持了革命的光荣传统，进行了全民动员，拿起武器，坚持斗争，终于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保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
郭沫若说，古巴人民的道路也就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道路。
两个哈瓦那宣言是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战斗檄文，它反映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心声。

他强调指出，古巴人民的革命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有力声援，也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措施。
他说，“和平不能乞求，必须用斗争来取得。
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扼制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
郭沫若在列举大量事实戳穿美国肯尼迪政府的所谓“和平诚意”之后指出，“不管美帝国主义怎样玩弄‘和平战略’的阴谋，也不管现代修正主义怎样在世界人民中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已经觉醒了的世界各国人民是骗不了，也吓不倒的。”
郭沫若强调说，“在当前，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一如既往，同世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为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而努力。
历史是公正的证人，凡是颠倒黑白、淆乱敌友，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人，一定会遭到失败。”
最后，郭沫若代表中国人民表示热烈响应今年3月在巴西召开的美洲大陆声援古巴代表大会关于在今年7月下半月展开大规模声援古巴的示威活动的号召，并祝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古巴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雷希诺·佩德罗苏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无论是在去年10月的那些日子里，还是在今天这个时候，我都感受到中国人民热爱古巴、热爱我国革命所表达出来的温暖的友情，慷慨的热情和火热的战斗精神。”
“古巴对伟大的、慷慨的、战斗的中国表示感谢。”
佩德罗苏说，“7月26日不仅是古巴民族历史上标志着忘我的英雄主义的日子，而且也标志着拉丁美洲人民的觉醒和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的开始。
这个日子是拉丁美洲两亿饥饿人民战斗抗议和希望的号角。”
他指出，帝国主义和反动的封建寡头势力无法逃脱必将使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获得解放的革命运动，这是历史规律所决定的。
他说，正因为如此，革命终于在距离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仅九十海里的古巴取得了胜利，并在古巴建设着社会主义。

佩德罗苏说，古巴革命顺利地粉碎了帝国主义一系列卑鄙的阴谋，而越来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我们的革命是不会轻易被消灭的。

他说，“美帝国主义知道这次革命对垄断资本利益意味着什么，因此把它看成最主要的敌人，对此我们并没有感到不安。
我们热爱和平，并且一向准备建立任何可能的正常关系。
但这种正常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不附带先决条件并以五项要求为基础。”
他说：“我们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准备好步枪，使军队始终装备精良并训练有素，使人民群众始终保持敏锐的警觉性，因为我们的革命领袖曾指出过，‘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好战和侵略成性的’。”
佩德罗苏重申：古巴革命声明它维护世界和平，主张制止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侵略活动。
古巴支持中国收复美帝国主义所非法占据的台湾的合法权利，坚决支持中国占有他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权利。

他说，古巴革命重申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团结的必要性。
正如菲德尔所说，“古巴主张团结”，我们坚决地、真挚地维护团结，主张通过各党之间领导人的讨论来消除分歧。
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是相互支持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代表团团员何塞·西蒙同志登台讲话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何塞·西蒙说，十年前的攻打蒙卡达兵营之役，向古巴广大人民群众指出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在古巴历史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道路。
他说，攻打蒙卡达的英雄们的榜样，证明了重要的不是武器而是人。

他说，“古巴是渴望摆脱帝国主义束缚的各国人民的榜样，因为它以客观的事实表明：一个真正准备牺牲一切的人民，准备保卫他们的自由的人民，在自己的理想上团结一致并有着正确领导的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何塞·西蒙说，“在庆祝‘七·二六’十周年的时候，古巴人民警觉地注视着美帝国主义的不断挑衅和进攻，擦好步枪，以进攻蒙卡达兵营的英雄那样旺盛的斗争精神，保持高度警惕，准备随时打退帝国主义者及其雇佣军的任何进犯。”
他说，“我们始终坚持着我们主权国家的条件，要夺走我们的主权除非把我们从地球上消灭掉。”
何塞·西蒙还强调说，我们的党和人民决心在一切必要的时候保卫自己的主权，正象吉隆滩事件所证明的那样。
他说，吉隆滩事件使拉丁美洲人民看到了地理宿命论和美帝国主义武装入侵不可战胜的神话的破产。
他说，“我们将不惜努力和牺牲来保卫以烈士的鲜血和英雄主义换得的主权。
为了保卫这种权利，我们将英勇地付出必须付出的代价。”
古巴青年学生代表团团长佛利斯·库厄拉同志在讲话中说，对古巴人来说，1953年7月26日意味着正义斗争的开始。
这一斗争把我们带上民族解放的道路，进而把我们带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佛利斯·库厄拉说，“在帝国主义敌人的面前，我们始终保持警惕、沉着和坚定。
七·二六纪念日使我们回忆起所有这些我国人民的光荣的战士，但是，我们不是以眼泪和哭泣来回忆他们，而是从继承他们为人民而进行勇敢斗争的决心来回忆他们。”

作者：张峻
版面：头版

罗总长说，今天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把我军的文艺工作推上一个更发展、更成熟的阶段。

本报25日讯 罗瑞卿总参谋长、杨成武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萧华副主任、刘志坚副主任、国防部办公厅萧向荣主任，今天中午接见了正在北京演出话剧《雷锋》的沈阳部队抗敌话剧团的同志们，和在北京圆满完成了演出任务，即将返回福建前线的某团业余演出队、某部七连演唱组的同志们，并且和他们作了长时间的亲切的谈话。

罗总长说，我军对文艺工作一向是很重视的，并且有许多光荣传统。
过去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部队的文艺工作也是很活跃的。
林彪元帅、罗荣桓元帅、聂荣臻元帅、我和萧华副主任等，都上台演过戏。
当时条件很差，不但没有电灯，连汽灯也没有，我们用松明火把来照明，进行演出。
今天的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了，因此你们应该更加努力，把文艺工作做得更好。

罗总长又说，雷锋是个伟大的战士，是在和平环境中产生的了不起的英雄。
中央领导同志都为他题了字，我们应该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来歌颂他，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培养出更多雷锋式的英雄人物。
你们的演出是好的，但是还要精益求精，不断提高质量。

罗总长接着说，近几年来部队战斗性、群众性的文娱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不少好的业余演出队，我在华东部队中也看过一个。
他们真正做到了兵写兵，兵演兵，结合战斗任务和工作任务，表现了我军光荣传统，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你们两个单位在北京的演出，都受到了各方面的称赞和鼓励。
你们千万不能骄傲，不要自满，骄傲自满就要落后。
用你们节目里的话来讲：“这种思想‘一艾艾弗来三’”（上海话，意为：有一点点也要不得）。
要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不断前进。

罗总长最后说，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把我军的文艺工作推上一个更发展、更成熟的阶段。
这是专业文工团和业余演出队共同的努力方向。
我们部队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要真正作到林彪元帅所要求的那样：起到枪杆子的作用，还要起到枪杆子所起不到的作用。

接见以后，罗总长、萧华副主任以及总参、总政的其他领导同志，和被接见的全体同志们合影留念。

今天陪同接见的还有，沈阳部队刘转连副司令员，福州部队张翼翔副司令员，总政治部青年部辛国治部长、文化部李伟、陈亚丁副部长等。

罗总长等接见沈阳部队抗敌话剧团的同志。

张峻摄

版面：头版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今天下午接见以印度尼西亚空军训练司令部司令苏班邦上校为首的印度尼西亚空军考察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萧向荣中将、何廷一空军少将等。

接见时，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玛多苏迪诺上校也在座。

版面：头版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印度尼西亚空军训练司令部司令苏班邦上校为首的印度尼西亚空军考察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吴法宪空军中将和潘振武少将、张廷发空军少将、何廷一空军少将出席了宴会。

印度尼西亚驻我国大使馆武官玛多苏迪诺上校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罗瑞卿大将和苏班邦上校先后在宴会上祝酒，频频为中国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共同斗争的胜利干杯。

宴会开始前，罗瑞卿大将接见了印度尼西亚空军考察团的全体成员。

宴会后，罗瑞卿大将等陪同苏班邦上校等印度尼西亚外宾观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演出的歌舞节目。

作者：欧阳群/丁星才/华林

本报讯 空军某独立大队李爱萍大队长，在飞行训练中注意抓活思想，作到了及时发现、确实弄清、正确解决，对提高训练质量起到显著作用。

大队中有个飞行员在进行攻击训练时，一连五次都攻击得不好，本人感到抬不起头来，但又无可奈何。
李大队长发现以后，就去耐心地启发他回忆进行攻击时的情况，寻找没有飞好的原因。
这个飞行员说：“主要是自己技术水平低，没有经验，操纵飞机的动作太粗。”
李大队长说：“这个课目你连续飞了五次，即使技术水平再低，每次摸索一条体会，也有五条了，完全可能飞好；
而且动作粗的缺点你早就知道了，为什么到时候动作还不能柔和些呢？”
“一进入攻击，心情就紧张起来，恐怕再得二分，动作也就粗了。”
李大队长说：“我们进行了飞行训练，为的是提高保卫祖国领空的本领，不是为了得个五分好看。
飞行员要胆大心细，准备时严肃认真，准备好了就大胆去飞。
飞好飞坏，回来再找经验教训。
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管飞好飞坏，都会有进步，有提高。”
这一席话，把这个飞行员说得口服心服。
他按照这样作，果然情绪轻松了，操纵也准确柔和了。
在以后的五个飞行日里，有了很大进步。

还有一次，有个飞行员平时训练成绩比较好，但是在一次攻击训练中也打了二分。
事后，他跟别人说：“这次使用的09号飞机不好。”
李爱萍发现后，便去问他：“你觉得哪架飞机性能最好呢？”
他说：“11号飞机好。”
为了把问题弄清，在下一次飞行时。
李大队长自己使用09号飞机，让这个飞行员使用11号飞机。
结果，李爱萍打了五分，这个飞行员仍打了二分。
这样，他无话可说了，并且主动检讨：“不是飞机不好，而是自己技术不高。”
李大队长认为，他还没有找到飞不好的主要原因。
于是，就进一步和这个飞行员交谈。
飞行员说：“开始，我觉得11号飞机好，瞄准有把握不在意，到了跟前才开始瞄准，结果时间不够，来不及了。”
李大队长严肃地说：“‘不在意’，这就找对了。
飞机再好，技术再高，思想麻痹大意，怎么可能飞好呢？
要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能真正接受教训。”
以后，这个飞行员克服了麻痹大意的缺点，在飞攻击课目时，再没有得过二分。

李爱萍大队长在组织飞行中，还善于抓住具有代表性的事例，组织大家进行讨论，把少数人的教训，变成大家的财富。
有一个时期，他们在进行编队训练时，常常发生掉队现象。
最严重的是在一次飞机机编队中，竟连续掉队三次，而且掉队后处置不当，产生了不安全因素。
事情发生后，当事的两个飞行员认为是协同不好，准备不细。
李大队长觉得这不是真正原因，而是在空中没有按照地面准备的工作，例如，准备时规定掉队后要向地面报告高度，可是却没有报告。
于是，他就在讲评时把这些情况摆出来，让大家讨论。
其实，情况一摆，问题就很明显了。
大家认为，这不是准备不细、协同不好，而是组织纪律性不强。
通过这次讨论，不仅使两个当事的飞行员接受了教训，其他飞行员也联系自己过去的类似情况作了思想检查。
从这以后，他们大队再没有发生过空中掉队的现象。
（欧阳群）

本报讯 空军某部队二大队李景玉政委，深入飞行现场大抓训练中的活思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大队最近进行了对海上活动目标的轰炸、射击训练。
经过带飞以后，多数人都进入了单飞，只有飞行员徐文凯因成绩不巩固还要继续带飞。
这天飞行回来后，飞行员们都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这个课目的特点和自己的感受，而徐文凯却坐在旁边低头不语。
李景玉政委看到眼里，立即找他进行个别谈话。
徐文凯说：“在海上飞行，航线很不好作，目标虽然好识别，但是距离不易判断，心里没有底。”
李政委觉得他还缺乏信心，就用毛主席教导的任何困难都是纸老虎的真理，启发他认识到：只有不被困难吓倒，才能战胜困难。
同时，又举出了他本人在从前的昼间复杂气象训练和夜航训练中，因为刻苦努力克服了接受能力差的困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受到领导表扬和奖励的事实，生动地证明了这个道理。
这样，他的信心很快就树立起来了。
在进行飞行准备时，李政委又告诉带飞他的教员对他的帮助更加有的放矢。
结果，到第二天飞行，徐文凯就取得五分的优秀成绩。

飞行中队长朱廷宝在飞行准备时，向飞行员们说：“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认真准备，飞得象个样子。”
可是到第二天飞行时，他自己却偏偏没有飞好，原定的第三次轰炸不飞了，改为专飞一次起落。
等朱廷宝下飞机以后，李景玉政委立即迎了上去，问他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朱廷宝说：“我昨天要求别人飞好，结果自己今天却没有飞好。”
李政委说：“你昨天严格要求大家是对的，今天上级这样严格要求你也是对的。
起落飞得好坏不是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证安全的大事情。
我们对待缺点，要有正确的态度。
你是中队长，现在就应该在克服缺点上给飞行员们作个样子。”
这些话，真说到朱廷宝的心坎上了。
他马上激动地表示：“对，我这次起落动作不稳，下次决不重犯。”
他立即认真地进行了飞行准备，只飞了一次，就完全克服了起落动作不稳的缺点。
（丁星才、华 林）

作者：李培育/吴恤民/邵健英
栏目：社会主义教育简讯

北京炮兵组织工作组下连

北京部队炮兵各级领导机关，最近抽调一百六十一名干部，在各级首长率领下，组成二十八个工作组，深入连队帮助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工作组出发之前，集中两天时间进行了专门学习，由政治部副主任作了动员报告，学习了有关文件，听了试点连队的经验介绍。
工作组的同志们表示，一定要集中精力帮助连队搞好工作，并使自己受到教育。
（李培育）

演出《我的家史》等节目

六八七三部队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抽调各连文娱骨干组成演出队，深入农村人民公社调查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到连队了解战士家史。
他们根据不同的素材，采用战士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编排了《血泪深仇》、《我的家史》、《两个旱年》等十二个节目，巡回演出配合教育。
（吴恤民）

工兵营干部参观地方展览

某部工兵营在连队社会主义教育中，组织营连排三级干部参观了地方举办的社会主义教育展览。
看到地主给他的后代写的“纸笔千年会说话，子孙万代要报仇”的漆书，还看到地主把被分的房子造成模型，准备“变天算帐”。
参观后，干部们对“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认识更深刻了。

（工作组）

八连教育形式多种多样

七八二六部队八连采用多种方式，进行阶级教育。
他们请公社党委书记报告了解放前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发家史”，以及解放后土改斗争史、集体化史；
到公社访贫问苦，了解阶级斗争实践；
请老贫农和战士“摆龙门阵”；
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
出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
介绍学习资料；
组织大家看电影《槐树庄》。
（邵健英）

据新华社25日讯 古巴“七·二六”革命第十周年前夕，中国各人民团体纷纷打电报给古巴有关人民团体，向英勇地战斗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最前线的兄弟的古巴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给古巴保卫和平和各国人民主权运动的电报说，1953年7月26日在蒙卡达开始的武装斗争，引导着古巴革命走向了胜利。
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在全世界革命人民中，特别是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及古巴人民为保卫独立、主权与尊严而同美帝国主义进行的坚决斗争，大大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斗志，并对保卫加勒比海和世界和平，作出了有力的贡献。

电报指出，从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美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古巴的干涉和侵略活动，始终没有放弃它卷土重来的野心。
最近，肯尼迪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模样，事实上却加强了对古巴的经济封锁，进一步胁迫拉美国家来共同干涉和孤立古巴，加紧组织反革命分子进行骚扰和颠复活动，大规模地训练雇佣军，积极准备对古巴的武装入侵。
肯尼迪政府已经明确说对西半球的共产主义是不能谈判的，肯尼迪在最近的记者招待会上又明明白白地说不能在和平的意义上与古巴共处。
这种种事实充分暴露了肯尼迪所鼓吹的“和平战略”，只不过是更大的侵略烟幕。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对肯尼迪狡猾凶狠的两手策略保持高度警惕，并予以坚决的揭露和反击。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给古巴全国保卫革命委员会的电报表示：中国人民一向把古巴人民的斗争和胜利看作自己的斗争和胜利，看作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支持。
我们全力支持古巴人民反对侵略、保卫祖国、保卫革命的正义事业，支持古巴政府的五项要求和两次哈瓦那宣言，并愿同兄弟的古巴人民一起，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而坚决斗争到底。

另外，中国古巴友好协会、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等团体也分别或联合打电报给古巴有关团体表示祝贺。

据新华社哈瓦那24日电 以金仲华为首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应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的邀请，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哈瓦那。
代表团将在古巴参加“七·二六”攻打蒙卡达兵营十周年庆祝活动。

新华社平壤24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为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十周年在23日发表文章说，全体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官兵，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警惕地保卫祖国，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把美帝国主义侵略军赶出南朝鲜和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而斗争。

这篇由朝鲜人民军大将崔贤撰写的文章，号召全体朝鲜人民、人民军官兵以及工农赤卫队队员始终保持动员状态，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加强革命力量，以便随时准备挫败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战争挑衅阴谋。

文章严厉警告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如果他们敢于轻率地向朝鲜人民发动进攻，他们将在英勇的朝鲜人民和军队的联合力量面前遭到失败。

文章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正在坚持进行侵略阴谋和战争挑衅，并把他们的侵略矛头指向远东和亚洲。
美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力复活和重新武装日本军国主义者，把日本变成核战争基地，加紧对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挑衅性的阴谋活动，不断地扩大在南越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并且疯狂地在老挝挑起新的战争。
美帝国主义者赖在南朝鲜不走，执行着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公然加紧进行新的战争挑衅阴谋。

文章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严重违反朝鲜停战协定。
文章说，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正在把南朝鲜变成他们的军事基地，正在继续不断地把更多的军事人员和大批的现代化武器运入南朝鲜，不断地加强南朝鲜的傀儡军队，不停地进行军事演习，并且对朝鲜北半部进行颠复和挑衅活动。

文章强调指出，一切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美帝国主义是主要的侵略和战争势力，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今天，以肯尼迪为首的美帝国主义者戴上“和平”的假面具来掩盖他们卑鄙的侵略本性，正在更加恶毒地策划侵略和战争阴谋。
今天，如果不坚决地进行斗争，以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挑衅阴谋，就谈不上朝鲜的和平、祖国的统一和独立以及社会主义的胜利。

文章指出，战后朝鲜人民武装力量已经用现代军事技术武装起来，壮大成为一支能够粉碎敌人任何侵略的军队。
文章说，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我们的陆、海、空防务，使之成为不可攻克的堡垒。

文章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意识形态，反对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反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失败主义，以及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散布的一切有害的思想，并且坚决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武装自己。

文章说，我们党的富有经验的领导，党与人民群众的钢铁般的牢不可破的团结，我国人民保卫祖国并赢得革命最后胜利的坚定的决心和高涨的革命热情，是比任何新式武器都更加强有力的、并能粉碎任何侵略者的伟大力量。

1956年底，革命者从墨西哥打回古巴，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
这是游击队战士在革命根据地行军。

1959年初，古巴起义军浩浩荡荡地从乡村进入城市，宣告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灭亡。

（新华社发）

栏目：简明新闻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到达哈瓦那

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24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哈瓦那。
代表团将在古巴参加“七·二六”攻打蒙卡达兵营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古巴人民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迎接“七·二六”
保持着“七·二六”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古巴广大工农群众正在热情洋溢地努力生产更多更好的东西，来迎接攻打蒙卡达兵营十周年。

为了庆祝攻打蒙卡兰达兵营十周年，古巴政府曾经向工人和农民提出了两项主要的生产指标：在7月26日前生产一百万双鞋和完成第一次甘蔗剥壳工作。
工人和农民热烈地展开生产竞赛来响应这一号召。
在本月的头二十二天中，已经生产了九十四万多双鞋。
全国蔗田的甘蔗剥壳工作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古巴政府没收美国大使馆财产

古巴革命政府决定将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建筑物，包括美国使馆中的所有动产和家具，收归国有。
这是作为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冻结古巴和古巴公民在美国的一切财产的措施所作的回答。

（新华社）

投机分子在莫斯科设有客栈和保管室，能够利用火车、飞机和邮局贩运成吨私货；
城市市场价格不是由商业部决定，而是由投机商操纵

新华社25日讯 苏联《经济报》在一篇题为《为什么投机分子能在某些地方自由自在》的文章中说：“看，投机分子在莫斯科市场上感到很自由！”
这篇刊登在7月6日出版的苏联《经济报》第二十七期上的苏联民警中校阿巴什金和该报特派记者米丘林合写的文章说，苏联莫斯科等地市场上水果蔬菜投机商活动猖獗。

文章说，一些人从塔什干、第比利斯等地把成吨成吨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然后用黑市价格卖出。
在这里，仅五天内就扣留了一百名来自阿塞拜疆的水果蔬菜投机商，他们绝大部分都以投机为业。

文章说，“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的条件”，致使这些投机商能够在莫斯科设有客栈和保管室，能够大肆利用火车、飞机或通过邮局贩运私货。

文章说，“目前，确定城市市场价格的不是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也不是商业部，而是常常由投机分子操纵。”
文章还说，有些商业部的领导干部认为：“调整市场价格是不可能的，自发势力是有无限权利的主宰者。”
文章说：“去年，莫斯科商业组织同集体农庄订了一百一十二个合同，而今年只订了七十三个。
蔬菜供应点减少了。
所有这种情况当然被投机商所利用了。
他们在卖青葱、莴苣、小红萝卜、黄瓜和西红柿的时候‘剥了’买菜的人七层皮。
至今情况还是这样。
至于价目表（买菜的人是看不到的），目前还没有产生效果。”
文章说，“我们在6月份的某一天曾到莫斯科的中央市场走了一遭。
这天，葱的最高的牌价是每公斤一卢布二十戈比（苏币名，一百戈比折合一卢布）。
但是，投机商却毫无顾忌地按每公斤二卢布的价格出售葱。
有个叫尤里达谢夫的人从塔什干运来了西红柿。
每公斤西红柿卖五——六卢布，而规定的价格是四卢布。”
“我们同分区的总负责人奇恩雅耶夫作了长谈。
他列举事实来说明投机分子在市场检查员的纵容下，高价出售蔬菜和水果，有人从塔什干、第比利斯和苏呼米等地，把成吨成吨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来，然后用黑市的价格卖出去。
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的条件：备有市场客栈和保管室等其他设施供他们使用。”
文章接着援引一位民警中尉的话说：“他们运来一袋苹果，就运走一袋金钱。
毫无办法！
大部分投机分子都有宅旁园地的证明书。
我们实际上甚至连检查证明书是真是假的权利也没有。
根据苏联前贸易部1954年4月份颁布的命令，并没有规定到市场来的人要带证明书，似乎这是为了增加运到市场来的农产品的数量。”
文章说：“一方面，这类命令好象也是正确的：没有必要去问那些到区的市场或者州的市场来的集体农民，他们的马铃薯、肉类或者白菜是从哪里来的。
显然，这是他们劳动的成果。
但是，例如，在格鲁吉亚的霍布兹区的一个叫基里雅的家伙，他从什么地方能够弄到好几百公斤的月桂叶——这就不是等闲的问题。
他把自己的‘商品’运到离开格鲁吉亚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和西伯利亚的其他州去贩卖。
在过去的一年中，他‘销售了’约一吨月桂叶，每公斤卖二十卢布。
一共卖了二万卢布！
一个到处跑的投机商竟获得了这样大的收入！”
文章又举例说：“最近，有个叫伊利亚·麦列欣的，他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运了三吨早白菜来莫斯科。
谁会相信这些白菜是从他自己的菜园子收下来的呢？！”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扣留了达拉德泽、塔伊德泽和他们的同伙，他们在格鲁吉亚的市场大量收购柑桔，然后运到其他城市去转卖。
这些市侩赚了好几万卢布。

“莫斯科郊区及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其他大城市的一些居民在自留地上只种花、蔬菜和水果，然后高价出售它们。
到市场上去做买卖成了他们主要的职业。”
文章强调指出，“证明书决不是总是可以作为准许商人在市场做买卖的文件的。
5月底，阿塞拜疆的调查机关的一批工作人员到莫斯科来调查，他们那里有些什么人到首都市场来做买卖。
在五天之内就扣留了约一百名水果和新鲜蔬菜的投机商。
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无所事事，以投机活动为业的寄生虫。
但是，他们全都有宅旁园地的证明书……”
文章指出，“重要的不仅是揭发投机商本人，而且是要弄清楚供给他们伪造文件的那些人。
投机商通常是在为他们创造了有利条件的地方滋生起来的。
实际情况是，要为一种紧急货物弄到车厢和集装箱有时得花费多少功夫和时间。
可是投机商却能有地方马上把它们弄到手。

“在一年中，仅仅西西伯利亚铁路这一条路线从国家南部运来的就有几十节货车车皮和集装箱，有一千五百多个位置是私人的水果行李。
行李的总重量就有二十一万一千公斤！
投机商塔拉巴泽和格尼阿什维利亚的三千五百公斤李子被没收了，他们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买来李子用铁路上的集装箱运到彼尔姆作投机生意。
纳希切万站的站长受贿后就向投机商提供了一百七十九个集装箱！
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北乌拉尔、南乌拉尔各铁路线上也有这种情况。
铁路、机场、邮局的某些工作人员的轻率和轻信是令人惊异的。
一个什么人把几吨水果装上飞机，而谁也不去过问：他是谁，水果是谁的。
一个叫哈尔别科夫的人于两个月内在高尔基市的邮局分局里收到二百件从费尔干纳来的邮包，而谁也没有发现这是个投机商。
列车员科西亚把一吨苹果和几袋月桂叶从祖格季季亚站运到乌里扬诺夫斯克，这似乎是纯属他个人的私事。
谁也没有去过问托运人是谁，也未过问行李装的是什么东西。”
文章说，“苏联政府给予消费合作社巨大的权利、无限的可能性。
合作社工作人员在每一个市场上都有足够的营业面积。
他们作什么买卖呢？
基本上是罐头和干果。
而合作社交易额计划不是靠收购农业产品，而是靠储备商品来完成的！
而结果是：消费合作社的营业机构按市场价格出卖的农产品，在1958年占市场总交易额的0.87％，在1960年占0.75％，在1962年占0.95％。
去年消费合作社在基米罗伏卖的马铃薯占市场总交易的0.4％，坦波夫为0.8％，彼尔姆为1.4％；
牛奶在彼尔姆为0.4％，高尔基为0.7％，坦波夫为3.4％。
肉、青菜和其他产品卖得也很少。
这一统计就很说明问题。”
然后，文章建议，“全苏应当有一个标准的规定，以确定收购产品的手续、范围和按地区计划分配这些产品的制度。”
而目前，“确定城市市场价格的不是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也不是商业部，而常常是由投机分子来操纵的。
他们竟猖獗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在已规定‘顶峰’价格的情况下，仍继续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东西。”
文章认为，“俄罗斯联邦商业部的一些领导干部的态度是令人惊奇的。”
文章说，“他们认为调整市场的价格是不可能的：说什么市场上的自发势力是有无限权力的主宰者。
无疑，市场终归是市场，它有它的、人们必须考虑的特点。
但是，让某些地方听由这种自发势力控制，那就等于在同寄生虫和投机分子的斗争中放下武器。”

新华社25日讯 罗马消息：在苏共中央7月14日公开信发表以后，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路易吉·隆哥接连发表演说并且在意共机关报《团结报》上撰写社论，恣意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诬蔑、诽谤和攻击中国共产党。

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意共副总书记路易吉·隆哥就在米兰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干部大会上猛烈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
隆哥在演说中，企图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责任，硬加在中国共产党头上。
他说：“对苏联提出的停止攻击和论战的建议，中国同志在口头上支持，但继而始终继续执行同样的路线，加强他们的指责，从而使分歧公开在所有的人的眼前。”
但是，隆哥接着又表示，“问题不在于要知道是谁发动论战的”。
他说：“更重要的是：中国方面以尖刻、敌视的语调进行辩论。”
他诬蔑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同志始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他们提出严重的指责，往往变成一味诽谤、侮辱兄弟党的领导人”。

隆哥攻击中共中央6月14日复信是“一份以进攻性和诽谤性的语调编写的真正的起诉书”。

他还就意共党员批评意共领导人不发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一事，诬蔑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一种派系活动”。

隆哥把当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的重大原则性分歧归结为下面两个问题：“（一）避免战争，从而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二）各国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遵循的革命发展道路”。
他诬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说：“1960年在莫斯科已经讨论了这两个问题，中国同志也同意了有关决议，然而今天他们却指责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不忠于当时的决议。”
隆哥还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论点并加以攻击说：“中国同志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同时他们又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中国同志就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同时又过低估计了和平的力量。”
7月21日，隆哥在《团结报》上就中苏两党会谈发表署名社论。
他攻击中国共产党使人们对中苏两党会谈的希望“破灭”，因为中共“加紧进行不可容忍的分裂活动，把包括二十五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加以发表并在各国散发，而使这种活动达到顶点”。

隆哥吹嘘意大利共产党制订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并且遵照苏共公开信的论调诬蔑中国共产党“歪曲”和“否定”莫斯科宣言和声明。
他说：“事实上他们只是重申我们的运动在其历史时期的过程中所制订的一般的方针和原则，而不考虑现实的特殊性。”
他还说：中国同志“在对原则、方针和共同决议冠冕堂皇地表示尊重之后，接着事实上就加以否定，他们谴责这些原则、方针和共同决议的任何实际运用，进行诽谤，把这种实际运用说成是‘出卖’世界革命的利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政治和道义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甚至‘发现’一些有巨大的不容置辩的革命功绩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人对帝国主义的所谓效劳。”
隆哥诽谤中国共产党“任意把理论和实践割裂，把一般和具体割裂”。
他说：“中国同志认为可以由他们徒劳无益地用重复革命词句和一再表示革命意向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教导以及这些原则和教导所启示的国际决议的正确运用，他们一点也不懂得把革命词句和革命意向真正地同有待改造的现实联系起来。”
隆哥竭力歪曲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他说：“他们不相信有可能束缚帝国主义集团、防止它们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
这样，他们就表明他们过高估计帝国主义的力量，尽管他们在‘纸老虎’的问题上大谈特谈；
过低估计工人和人民力量的动员和斗争的可能性，尽管他们为了论战的目的对工人和人民的力量颂扬备至。”
隆哥强调，鉴于意大利的形势和斗争的要求，“共处政策和缓和局势政策不仅应该是意大利国际政策的基础，而且应该是我们国内政策的主要因素。”
他恶意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段落妄加推论、加以阉割和作出错误的解释，据此同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包含的主要论点对立起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不同的党的内部进行分裂活动。”
隆哥歪曲中国共产党关于当前世界矛盾焦点的论点，并且攻击说：“中国同志们认为，这样来提出问题，就能够对这些大陆的各国人民施展影响。
但是，如果接受了中国同志们的这种立场，那么只能导致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既孤立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又孤立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
隆哥总结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说：“怎样来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关于我们时代根本问题的方针、他们的指责以及他们的派系活动呢？”
隆哥说：“脱离现实”、“对和平与革命的问题采取教条主义和学究式的态度”以及“不了解我们时代的具体情况”，“可能这些都是使中国同志们采取这种立场的因素”。
他又进一步诬蔑说，也可能是由于什么“古老的民族矛盾的残余”、“发展水平的差别”、“历史的特点”等等因素所造成。

《团结报》15日还刊载了它派驻莫斯科的记者的一篇通讯，说什么“中国人以各种方式千方百计挑起论战”，“导致按照派系斗争的最尖刻、最猛烈、最不调和的规律进行极端顽固的派系斗争”等等。

作者：王平
栏目：军事学术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战争上，就是认为“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对这个观点作了光辉的极其深刻的阐述，指出：战争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不是从来就有和永远存在的。
它是由于阶级的出现而产生，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毛泽东同志科学地预见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最基本的就是以这种无产阶级的战争观，从政治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本质地去考察战争。
战争是对立的统一体，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
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
敌我双方所进行的战争，都是由其阶级本性和所实行的政策所决定的。
中日战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侵略政策的产物。
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日本的财阀、军阀集团为了解决自身的固有的内外矛盾，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总危机，必不可免地要向外扩张侵略。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整个中国为其殖民地和独占西南太平洋的大陆政策、海洋政策是早就确定了的。
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必然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举行空前大规模的侵略中国的战争，实行公开的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是其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中国反侵略战争，则是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政策的继续。
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但是中国已经处于进步的时代，具有了进步时代的内容，即：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特别是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共产党，有了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为着全民族的生存和自由，必然要团结起来，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以实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和不会中止的，是一种“绝对的敌对”，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
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
帝国主义的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
日本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道路，就必然激怒中国人民，举行抗日战争，扫除这个障碍。
在这种政治基础上发生的中日战争，显然是不可能调和不可能中途妥协的。
要么，中国被灭亡，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要么，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舍此别无第三条道路。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指出：那些希望日本资产阶级中和派出来停止战争、和以为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种分析判断的正确。

毛泽东同志不仅从政治上观察战争，把战争问题首先看作是政治问题；
而且还把建立新中国、争取世界和平这一政治目的和抗日战争密切联系起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中日战争，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生的。
因此中国的抗日革命战争，不仅仅是为了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它是世界革命战争的一部分，包含着为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
“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
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
历史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的预言。

毛泽东同志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战争，加以分别对待。
他指出：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
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应当是：对于非正义战争坚决反对，极力阻止其爆发，战争既已爆发，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对于正义战争，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能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
凡属正义的革命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
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战争观，是在战争问题上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根本界线。

（二）

战争和其他一切客观事物一样，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互相联系和具有内部规律的。
研究战争的规律，从来就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方法。
一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方法，即只是根据战争的一点和一时的表现，加以夸大，并以此作为判断问题的全部根据。
另一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即全面地、客观地观察战争，既看到我方，又看到敌方，既看到军事方面，又看到政治、经济方面，既看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又充分估计到其他因素所起的作用，既从最困难情况着眼，又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等等。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实际情况出发，全面地、客观地观察中日战争的。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详细地分析了中日双方军事、政治、经济、自然地理、国际国内诸方面的条件。
着重指出：中国是个弱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比日本差，但是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战争具有进步性、正义性，在国际上是多助；
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是日本是个小国，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都感缺乏，它所进行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
从中归结出了敌我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因素，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
毛泽东同志对中日战争分析的这些特点，是客观上存在的；
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
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就是这些特点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规定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
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并为历史所完全证实的：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这个战争的基本规律，就是从这些敌我因素相互关系的全面分析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观察战争，寻找战争的规律，如果不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那就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犯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抗日战争中，亡国论者只看重敌强我弱这个矛盾，而没有看到敌退步我进步、敌国小我国大、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矛盾，并把前者绝对地加以夸大，以片面代替全面，所以他们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
速胜论者与此相反，他们根本看不到敌强我弱这个矛盾，只着重其他我长敌短的若干矛盾，并把后者加以夸大，只见局部不见全体，只见一方，不见另一方，所以他们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客观地、全面地观察战争，非常重视战争的特点，特别是时代的特点。
在《论持久战》中，他把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特点，即：“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作为全部问题的总根据，并从这个总特点出发，具体分析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诸因素。
研究战争所以要着眼其特点，因为战争虽然有其一般规律，但同时有其特殊规律。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战争，每一个战争都有其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
这种差别性，就是战争的特点。
指导战争的人，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把握战争的客观规律，找出战争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战争的本质，因而也就无法正确地指导战争。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日战争的时代特点指出：在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中，起领导作用的是战争本质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进步性与退步性这一主要矛盾。
它决定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一切非正义的战争都是反人民、反革命的，它必然遭到国内外人民的坚决反抗，不管它如何横行一时，但绝对不能横行到底，这是帝国主义也是一切反动派的致命弱点；
一切正义性的战争，都带有人民性、革命性，必然得到本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拥护和赞助，虽然他们开始是弱小的，但是不可战胜的。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时代特点，是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斗争的强大的理论和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客观地观察战争，既着眼其特点，又着眼其发展。
他在《论持久战》中，不仅从整体上全面地、客观地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对立的诸因素，找出了他们的特点；
而且还根据各个特点将依其本性发生变化的趋势，正确地推断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过程。
中日战争，敌强我弱是客观事实，但这种强弱是相对的，是可以变化的。
敌之弱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
敌强我弱的总的趋势，将随着战争时间的延续而不断变化。
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敌战略进攻，我战略防御；
敌战略保守，我准备反攻；
敌战略退却，我战略反攻，就是敌我力量发生变化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同志细致地刻画了这三个阶段中敌我从量变（局部质变）到根本质变的全部过程。
他认为，在战争中，中日双方力量都有两种变化：一种是向下的，另一种是向上的。
日本向下的变化是基本的，中国向上的变化是基本的。
在中国抗战的第一阶段中，向下的东西是旧的质和量，主要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质上。
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则是各走向反面，矛盾的主要方面易位，强弱优劣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即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
中日战争的实际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种从矛盾斗争、发展中分析战争所得出来的科学预见。

（三）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既明确地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又能动地运用这个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制定出相应的战争计划、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去实行战争，指导战争。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能够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
《论持久战》十分强调，必须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
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
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
在战争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归根到底是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反复强调实行人民战争，千方百计地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把90％以上的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全面的彻底的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
他把人民群众的自觉的能动性看成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他指出：“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观。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发展和实行变革的决定力量。
没有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依靠人民群众就能胜利；
相反，就只有失败。
亡国论者不认识这个真理，他们仅仅着眼于中国军力与经济力之弱，日本帝国主义军力和经济力之强，过分夸大武器装备等物质力量的作用，他们是唯武器论者，只见物而不见人。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毛泽东同志这个关于人与物正确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是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实行人民战争的根本指导思想。
也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初期，虽然只有几万人，武器装备很差，但由于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不仅打退了优势装备敌人的进攻，而且使自己逐渐发展壮大，转入进攻，收复了广大失地。
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同时也不敢武装群众，发动群众，甚至压迫和限制人民群众参加战争，所以，他的兵力虽然比我们多，武器装备也比我们好，结果却不可避免的要遭受惨败。
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丧师失地，一溃千里。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根据抗日战争的客观条件，在战略、战役、战术上提出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他提出在战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我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
在第三阶段，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这个具体的战略方针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制定战争指导规律的典范。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处于战略上内线的、防御的、被动的地位，蒙受着许多不利，但是我们在战役战斗上采取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变为我军在战役或战斗上对敌人的进攻；
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我军对敌军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方针，是以劣抵优，夺取主动和最后达到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精髓。

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和积极防御内战略方针指导下，毛泽东同志提出采取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并依据变化着的具体条件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关系，灵活地加以运用。
在抗战第一阶段，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阵地战为辅。
第二阶段，游击战升到主要地位，而从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
第三阶段，主要的战争形式仍是运动战，但阵地战提到重要地位，游击战仍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起战略配合作用。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三种作战形式，完全符合抗日战争的实际，是能动地指导战争的又一光辉范例。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略和战术的方针原则中，贯穿着一个极其突出的思想，就是打歼灭战。
他强调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在战略上我们必须“以一当十”，以寡敌众，以少胜多；
但在战术上，则必须坚持“以十当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坚决不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精确计算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在这个基础上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歼灭敌人，驱逐日寇出中国。
所有上述这些英明的作战指导思想，都是指导人们在战争中，既要严格符合客观现实，又要充分发挥主观的自觉的能动性，把革命热情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在战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同志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观察战争，全面地认识战争的诸条件，从战争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它的本质，正确地分析军事因素与政治因素、人与物、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既看到战争的现实状况，又预见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并且根据战争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出了战争的指导规律，引导人民争取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研究战争问题的这些军事辩证法，是万古常青的真理，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们要认真地进行学习。

毛主席亲临抗大授课

作者：李凤琪

和白兔结婚！
乙：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真有这种事。
美国有个作家写了个儿童读物《小兔的婚礼》，描写一只黑兔和一只白兔举行结婚典礼。
乙：是个童话。
甲：对。
可是有位美国议员一看：“呔，大胆！”
乙：（吓一跳）什么毛病？
甲：他火了！
乙：为什么？
甲：“黑兔怎么能和白兔结婚！
这符合我们美国的种族政策吗？”
乙：美国的种族政策是怎么回事？
甲：“黑的下贱，白的高贵。
黑人只配当奴隶，黑白不能混为一谈！
……”乙：不象话！
甲：有人说了：“议员先生，小兔的婚礼》是说兔，没说人。
既然不是说你，你火什么？”
乙：对，他说什么？
甲：“没说我？
那白兔就等于我，我就是白兔！”
乙：他成兔啦！
依他怎么办？
甲：“把书统统烧掉！”
乙：真新鲜！
甲：可别说，结果州议会正式通过一项法案，把书查禁了。
乙：真可笑！
甲：还有比这更可笑的。
乙：还有什么？
甲：有位议员发现一本书，叫《三只小猪》。
故事是：有只狼捉到三只小猪，一只白的，一只黑的，一只花的。
小黑猪聪明，趁狼不在逃走了；
其余两只没跑，被狼吃了。
乙：也是童话。
甲：对。
可是这位议员一看：“呔，大胆！”
乙：（吓一跳）又是什么毛病？
甲：他也火了！
乙：他火什么？
甲：“黑猪为什么比白猪聪明？”
乙：啊！
甲：“为什么偏让黑猪跑掉？
简直是颠倒黑白！”
乙：这词儿用在这儿啦！
甲：有人说：“议员先生，那书上说的是猪，没说人。
既然不是说你，你火什么？”
乙：对，他说什么？
甲：“那白猪指的是我，我等于那白猪！”
乙：好嘛，他成猪啦！
依他怎么办呢？
甲：“让狼把黑猪吃掉，留下我们白猪！”
乙：更不象话了！
甲：这事后来肯尼迪知道了。
他听了，一拍桌子……甲、乙：（同时）“呔，大胆！”
乙：我知道还是这句！
他说什么？
甲：“太愚蠢啦！”
乙：骂黑人愚蠢？
甲：不，他骂的是议员。
乙：噢，肯尼迪和他的议员态度不一样呵！
甲：不一样。
他说：“把猪和兔同我们拉在一起成何体统！
你们还不如小黑猪聪明！”
乙：按他的意思呢？
甲：“黑兔不必离婚，黑猪也不用让狼吃掉！
把它们送到我的总统府来……”乙：干什么？
甲：“让我吃掉！
乙：嘿！
他成狼啦！
甲：他本来就是狼嘛！

作者：阎树声
栏目：西方世界

纽约一机关要招聘一批享有较高薪金的职员。
由于严重的失业现象，以致有数千人前往应试。
他们中间每个人都要接受严格的考试。
有一个叫鲍伯的走到考试委员会面前受试。

“请说一下，”考试委员会主席提出问题，“雪是什么颜色的？”
“白的！”
鲍伯回答。

考试委员会的委员们都轻蔑地瞧了他一眼。

“二乘二得多少？”
第二个问题紧接而来。

“四……”鲍伯答道。

“谁想要毁灭全世界呢？”
“这样的疯子我不知道。”
鲍伯回答。

“谢谢，”主席说，“很抱歉，我们不能使用你这样的人。
请下一个应试者来吧！”
富立脱进来了。
主席重复提出了那些相同的问题。

“雪是什么颜色的？”
“柑桔色。”
应试者不加思索地回答。

“好！”
主席夸奖道

“那么你能说一下吗，二乘二得多少？”
“五！”
富立脱又是不加思索地说了出来。

委员们都以充满好感而又尊敬的目光注视着他。

“好啊！
那么谁想要毁灭全世界呢？”
“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们。”
“好极了！
好极了！
你是一个有学识的人，这样的人我们正需要着哩。
你被录取了。”
富立脱被派了什么职务呢？

充当了“美国之音”的评论员。

（阎树声编译）

寻尸

城里的法官失足落水淹死了，人们跑到下游去打捞尸首。
阿凡提走过去了，说：“你们还是到上游去捞吧！
咱们的法官生前拼命向上爬，死了也不会往下走的。”
野狗

阿凡提给财主当车夫。
一天，他拉着财主走到一条窄路上，对面驶来了县官的马车。
马车夫叫阿凡提退回去，阿凡提不服气，问：“你为什么应该我的车倒回去？”
县官的马车夫回答：“我车里坐的是县太爷！”
阿凡提回头指着自己车里的财主说：“你车里坐的是县太爷，难道我车里坐的是野狗！”
“你为什么应该我的车倒回去？”
县官的马车夫回答：“我车里坐的是县太爷！”
阿凡提回头指着自己车里的财主说：“你车里坐的是县太爷，难道我车里坐的是野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