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良
版面：头版

5月，南方已是盛夏。
我们来到了广州部队卫生标兵团——塔山守备英雄团。
进门刚坐下，战士就送来了黄橙橙的凉茶。
一口下去，一股清香沁人心脾。
我们正在猜想：大概是什么名茶吧？
团长张德福说：这是自己用草药金银花焙制的，现在全团都喝这种“金银花茶”。
他说：金银花在这里到处都有。
两年以前，卫生队长李敬文根据中药学配制了这种茶。
喝了它解渴、防暑，又防病，真是一举数得呀！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离团较近的四连驻地。
这是一个小村子，一条田间小路，直通战士宿舍，路面洁净得没有一片烂草叶；
门前一条小溪，流水清澈见底；
房前栽了两丛美人蕉，绿油油的十分可爱。
走进屋去，地上没有一点痰迹，桌上没有一点尘埃。
战士们的衣服、挎包，整齐地挂在木棍架上。

走出宿舍，通过明净的天井，来到了伙房。
伙房的地面，用水冲刷得可以照出灶台的影子，所有的食物和盆碗，都放在自己用竹子编制的防蝇罩里，放置厨具和食物的柜子下面，垫着四个碗，碗里盛满了水。
炊事员同志说：这是为了防止蚂蚁从柜脚爬进柜子里去。
我们还发现，在他们的浅水井里，都放了几条小鱼。
炊事员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水质‘侦察员’。
如果水里有了有毒的物质，那么小鱼就会死去。
这样就可以马上采取措施，防止中毒。”
参观了四连，我们又访问了五个连队。
这些连队除了房屋不同，位置不同以外，都是一样地整齐，一样地清洁。
卫生标兵团，真个是名不虚传。

他们的卫生工作为什么做得这样出色，而且能够保持五年之久呢？

党委抓得紧 思想教育深

1957年前，干部战士还不懂得搞好卫生对工作、对训练、对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作用。
上面讲一讲，下面搞一阵，所以生病的多，缺勤的多，卫生工作的状况并不好。
1958年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了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
团党委认真学习和研究了这个指示，认识了搞好卫生工作对增强官兵体质，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意义：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人的思想健康；
把卫生工作搞好了，人的身体健康，这才能练好本领打胜仗！
党委决定，从思想工作入手，首先向干部战士大讲除四害、讲卫生的好处。
并让大家根据本连本排的情况，讨论“卫生工作是大事还是小事？”
“卫生工作保证了训练还是影响了训练？”
大家一摆事实，恍然大悟。
有一个连发生了一次流行性感冒，很多人不能参加训练；
一个连野营卫生没搞好，大量病号发生；
生了病的同志，谈他们的苦恼，又受罪，又不能工作。
大家思想通了，随之就掀起了一个除四害、讲卫生的高潮。

1960年，部队离开营房，来到了一个荒僻的山区执行任务。
这里杂草丛生，蚊蝇横飞。
在新的情况面前，有人又不大注意卫生工作了，说：“条件那么差，卫生怎么讲啊！”
“在这里又不长期安家，凑凑合合，住下就行了。”
团党委认为，越是环境不好，越要搞好卫生。
关键仍然是解决思想问题。
团的几个领导同志到各连去转一转，看一看，发现有的战士中午不休息，自觉地清扫院子，扑打苍蝇。
有的连照样制作了“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的标语。
这说明，群众是有搞好卫生工作的强烈愿望的。
他们又选了几个驻地条件差的单位作试点。
结果，团直和九连清除了房前房后所有的垃圾，美化了环境；
水源最困难的八连，还设法建制了土自来水。
这又说明，群众是有搞好卫生工作的智慧和办法的。
“移风易俗，改造世界！”
团党委提出“变荒山为乐园”、“把营区卫生面貌搬到山区来”的号召。
很快就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全团驻地清扫一新，战士还移来了各种山花，种植在房前路旁，山村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团的领导同志，常常用自己的行动去教育干部关心战士的生活和健康。
有一回，部队又到了一个新的地区，全团营连干部普遍反映：洗澡是个大问题，可是洗澡堂不花钱就没办法解决。
张德福团长和其他领导同志，就利用上山看地形的机会，经公社同意，砍回来一些小竹子，自己搭了一个洗澡棚，然后请各营干部来洗澡。
营的干部一看，哪还好意思在这里洗澡呢！
赶紧回去动员布置，很快把洗澡的问题解决了。

群众齐动员 养成好习惯

年年都有新战士入伍，他们一到部队，就受到爱清洁、讲卫生的教育和影响。

一天起床号哒哒吹过，战士们都出操去了。
军医颜伟拿了个小瓶，从几顶蚊帐里抓了几个肚子鼓鼓的蚊子。
战士们出操回来，颜军医从小瓶子里夹出一只蚊子，当着大家面，用镊子一捏，拍！
爆出一些鲜红的血来。
大家嘁嘁议论，“这是谁的血呀？”
他就趁机向战士们宣传：蚊子不光是吸点血，它的大害是把虐疾和丝虫病传给人。
这一说，大家就深刻地记住了蚊子的害处。
对挂好蚊帐，消灭蚊子，就有了自觉性。

炮连新战士林秀龙下操回来，见吃糖包，双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就想去拿着吃。
班长看见了，马上叫他去洗了手再吃。
班长见林秀龙洗手洗得挺勉强，晚上就找他谈心，说明不洗手就吃饭容易生病的道理。
机枪连战士胡胜友，在去年夏天曾因吃生黄瓜拉过肚子，今年5月他见到新战士袁满文在菜地摘黄瓜，边摘边吃，就把自己的教训说给他听。
袁满文接受了意见，把吃了半截的黄瓜放下了。

连队坚持餐具煮沸消毒，不煮就不开饭。
一天四连燃料发生了困难，炊事班长刘士文发动人家拾柴来煮。
有的同志说：这一餐就算了吧，以后有了柴再煮。
他说：“不成，大伙吃饭依靠我们做，大队的健康我们要负责任。
如果不想办法，这餐缺柴不煮，那餐缺水不煮，这个餐具煮沸消毒工作还有什么作用呢？”
现在，这个团的同志劳动回来就洗澡，衣服脏了随时洗，吃饭前一定要洗手，吐痰一定要吐到痰盂里……。
衣、食、住、行，不论干部战士都有良好的卫生习惯。
这种习惯，正是靠了不断灌输卫生知识，靠了群众的互相教育、互相监督和帮助才形成的。

自己来动手 勤俭办卫生

在这个部队里，我们看见了许多土造卫生设备，什么洗手器啦，防蝇罩啦，土造自来水管啦，等等。
这些都是发动群众出点子，想方法克服了困难，制作出来的。
部队在一个山区执行工建任务，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水，给卫生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一天，八连副指导员李光前，望着对面山腰上一股小瀑布发呆。
这时七班长陈世彬走过来，他知道副指导员在打那股山泉的主意，就献了一个计说：用竹管子接接试试。
这话给副指导员很大启示。
星期天，他领着几个战士去劈荆引水，军医孙福聚得知此事，也来帮助勘察水路，并设计了过滤器和蓄水池。
经过一星期的劳动，在山间修起了一条七百余米长的竹管水道。
清洁的泉水，流进了伙房、饭堂。
战士杨常汤还把水引进澡堂内，搞了一副淋浴架。
全团各连不到半个月，都照样出现了自来水。

在山区居住，苍蝇多得不得了。
卫生队长算了一下，如果花钱去解决全团的防蝇设备，得千元以上。
可是，不几天，这个问题却被战士们自己解决了。
大伙从山上砍来竹子，自己动手编制出了防蝇食物单、门窗帘、苍蝇拍、扫帚等多种用具。
仅一营就做了一千八百余件。

医生下连队 防病搞在先

这个团的卫生人员，在战士们中间是很受欢迎的，他们被称为“人民的好军医”、“红色的白衣战士”。

1958年，军医们初次抬着药箱子下连，战士们高兴极了，有的说：过去只见过病人找大夫，没有看见大夫找病人的。
有的同志写兵歌歌颂医生：“医生看病找上门，满面春风笑盈盈，咱见医生心欢喜，还没吃药病减轻。”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军医坚持下连防病，而且在连队转得更多更勤。
所不同的是，不可需要带那么多药了。
因为他们坚持了“预防为主”的方针，连队已经很少发生病号。

哪里任务重，哪里就有医生。
连队把医生比作“及时雨”。
他们的工作，深入到各项中心任务里，深入到教练场、工地和宿舍。
二连射击场地潮湿，瞄准时间久了，对健康会有妨害，卫生队长李敬文就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通信连有线电排在架线时发生几名腹泻病人，卫生队马上派人跟班劳动，边找原因边治疗。
一天拂晓，部队演习要徒涉江河，据卫生侦察组报告：江宽五百米，水深到胸，水凉得刺骨。
卫生队长分析了这些情况，立即组织全队的力量，有的在河岸帮助烧姜汤，有的组成急救组，指导战士按摩皮肤、活动关节，渡过江时又督促擦干身子。
不管部队到哪里，一休息，卫生员就来问战士们，有没有打脚泡？
打了脚泡就给挑，并找出原因，提出预防办法。
确定要在那里宿营时，化验员就提前去检验水质。
需要消毒洁治的水，卫生队都提出具体的方法，交给各连去做。

由于贯彻了“预防为主”的方针，需要治病的比以前少多了，住卫生队的更是寥寥无几。
这样，团卫生人员也就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到连队搞预防。

坚持制度好 管理不放松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几年来，他们根据上级的指示、条例、条令和本部队的具体情况，形成了一套卫生制度。
譬如：每天一小扫，每周一大扫，过年过节彻底扫。
每天起床号一吹，卫生值日就拿起扫把，“洒扫庭除”。
无能是行军、野营，都是如此。
有一回，部队在一个村子里只休息了两个小时，也把环境扫得干干净净。
走的时候，老乡们反映：“解放军真讲卫生。”
每次行军前后，全国除了大早就派出卫生侦察组以外，还向大家提出些具体要求。
战士们都能记得：行军以前如果不灌满水壶、不整理好鞋袜、不扫净院子就不走；
宿营后不挂蚊帐，不烫洗脚就不睡。
这些事情，虽然大家都按要求做了，可是，定期的临时的检查评比，始终没有放松。
哪个连、哪个班作得好，就给他插上红旗。
这给大家很大的鼓舞，没有作好的，也就努力赶上去。

又如对饮食卫生，除了坚持碗筷餐餐消毒、分菜吃饭外，还加强了饮食卫生监督。
每次吃鱼吃肉，烹调之前，连的干部都要过过目，他们都懂得新鲜鱼、肉的鉴别方法。
每逢过年过节，连队干部和卫生人员，都要下伙房帮厨，团首长们也分头到各营去检查。
凡是在伙房工作的同志，每隔半年，就要进行一次体格检查，有传染病就及时调换治疗。

干部爱战士 阶级感情重

各级干部和医务人员对卫生工作的细致管理，是干部对战士高度阶级友爱精神的体现，这里只谈谈炮连干部对战士健康的关心。

今年过春节时，晚饭后，炮连指导员龙述云跑到伙房去对炊事班长说：一会多烧点开水把水桶灌满，准备晚上用。
炊事班长把开水准备得足足的。
果然半夜有许多同志起来找水喝。
由于开水准备充足，就避免了喝生水。
在炮连还流传着指导员教洗澡的故事：那是秋末冬初，虽然在南方，天气也已有些凉了，这时许多战士洗冷水澡，由于方法不当引起感冒。
龙指导员就亲自到河边给大家作洗澡示范：不要突然下水，先运动运动，摩擦皮肤，使血液增加循环，再用手蘸点水，先臂膀，后胸脯，再到肚子，皮肤对冷水逐渐适应了，然后再全身进入水中。
大家学会了洗冷水澡的方法以后，再没有因洗澡而感冒的了。

塔山守备英雄团的卫生工作好，不是一月两月，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保持了五年多的时间了。
最近三年来昼夜发病率都控制在千分之一以下，肠道传染病发病率也很低，而且年年减少。
部队干部战士的体质大大增强了。
去年一次演习，连续两昼夜急行军，白天顶着炎炎烈日，翻越两座大山，没有一个人掉队，部队经住了考验，体力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是战士们自己制的淋水洗手器。
吃饭前，大家拔开竹塞子，洗个痛快。

黄 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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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2日讯 《邓小平、彭真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新闻简报特号，已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23日起在北京放映，不日即将在全国各地放映。

影片报道了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团长邓小平同志、副团长彭真同志率领，于7月21日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五千多人热烈欢迎的情况。

影片中毛主席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机场与群众会见时的动人场景，充分显示出人们对敬爱的领袖的无比热爱。
===== 罗总长看望痛歼美蒋特务的一连官兵-勉励他们“打好仗；
完成任务；
继续努力；
保持荣誉”

作者：蔡寂夏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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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最近在福建前线看望了参加痛歼美蒋武装特务的某部一连官兵，勉励他们“打好仗，完成任务，继续努力，保持荣誉。”
一连长期守卫在福建前线闽南沿海，1953年7月蒋匪帮窜犯东山岛时，他们曾经和兄弟部队、民兵一道，狠狠地粉碎了敌人的袭扰破坏。
近几年来，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遵循着军委和林彪元帅的指示，在各项工作中坚持四个第一，连续两年荣获了四好连队称号。
今年6月22日，他们得悉有一股蒋匪武装特务出现在诏安县某地时，一连部分同志迅速奔赴现场，投入战斗，干部战士个个英勇顽强，不怕艰苦，在民兵、公安部队的配合下，一举全歼了敌人。

6月下旬一天的下午，罗总长来到一连看望他们。
同志们聚集在营房门口热烈地鼓掌欢迎。
罗总长热情地和干部战士们一一握手问好。
罗总长询问各个排的情况，战士的籍贯和生活情况，同战士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他勉励大家说：“你们打了个小胜仗，打得很好，以后就这样办，敌人来多少，就歼灭它多少。”
战士们都以热烈的掌声回答首长的鼓励和指示。

接着罗总长在部队负责同志陪同下走上山顶，视察了一连的阵地。
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地询问战士的生活情况，并一再叮嘱一连指导员，连队伙食一定要搞好，要经常搞好，使大家身强力壮。
临走时又和一连的全体同志留影纪念。

首长亲临探望，给一连的同志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当天晚上，同志们热烈地讨论了应当怎样贯彻执行罗总长的指示。
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加倍提高警惕，守好海防，继续努力，创造四好连队，坚决粉碎胆敢窜犯的任何敌人，以新的更大的胜利来回答党和首长的关怀教导。
（蔡寂）

罗瑞卿总参谋长在福建前线看望参加痛歼美蒋特务的战士们。

夏志明摄

作者：杜修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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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副总理说，捷政府的行动对你们的工作恰好是一个评价，说明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很有成绩。
捷政府采取这种办法来封锁真理，是不明智的，真理是永远封锁不了的。

新华社22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今天下午接见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无理要求召回的新华通讯社布拉格分社社长黄振声（兼人民日报记者）、记者张毓芬（兼人民日报记者）和记者陆郝庆。

陈毅副总理和陆定一副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陈毅副总理说：“我和陆副总理认为：你们为了增进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为了传播真理，做了许多工作，捷政府不喜欢你们，把你们赶走，他们的行动对你们的工作恰好是一个评价，说明你们工作得很好，很有成绩。”
陈毅副总理还说：“捷政府采取这种办法来封锁真理，是不明智的，真理是永远封锁不了的。”
接见时在座的有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梅益，新华通讯社副社长朱穆之、邓岗、石少华、穆青，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以及新华通讯社编委会的其他成员。

左图为接见时合影。
前排左起第二人是陆郝庆、第四人是张毓芬、第五人是黄振声。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作者：朱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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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徐来，碧波荡漾；
福建前线某地到处给人一种异常清新的感觉。
这天一早，我们把观察所里里外外打扫得格外干净。
多么令人高兴啊，今天罗总长要来看我们。

上午九点多钟，罗总长来到了我们的观察所。
他满脸含笑，跟同志们谈家常，首长关切地问道：“怎么样，前沿的生活单调吗？”
“不，我们这里的生活丰富多采。”
战士们争着告诉罗总长，我们这里有二胡，有象棋，还有扑克牌，样样俱全。

罗总长听了，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候，指挥排副排长林龙麟领着罗总长来到观察镜跟前。
首长听出了林副排长讲话的口音，问道：“你是福建人吗，什么地方的？”
“我是福建仙游人。”
“仙游，这是神仙常去游玩的地方呀。”
首长这么一说，引得所有的人都笑了，观察所里一片欢乐声。

“可是，”罗总长指着前沿一带说，“这个地方神仙是不会来的，只有我们解放军才能长年累月地守在这里。
这里是我们祖国的神圣领土，我们珍惜这里一草一木。
在这里为人民守大门，任务可不轻呀。”
几句简短而意味深长的指示，一下说到了我们的心里。
不是么，我们侦察班日日夜夜工作在这战斗的前沿，警惕地监视着敌人，生活的确是艰苦些，但是，我们的光荣不也正是在这里吗？

罗总长在观察镜前看了一阵，停下来。
我和顾志根站在首长身边，他侧过身来问道：“你们是哪里人呀？”
“上海的。”
我俩赶快回答说。

“噢，上海是个好地方。
解放以前，那里是资本家和反动派的乐园，如今是人民的上海了，建设得比过去不知好了多少倍。
今后还要更好。
你们从上海来，要继承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啊！”
说到这里，罗总长又转向林龙麟副排长，说：“你们福建人姓林的很多，有林则徐，林祥谦……。
林则徐烧鸦片有功。
林祥谦可是我们工人阶级的硬骨头，好样的。
咱们革命战士，就要发扬这种硬骨头的光荣传统，在任何敌人面前，英勇顽强，不屈不挠。
……”
首长知道我们两个是从学校里来的以后，对我们说：“现在部队生活都习惯了吧！”
一直没有作声的顾志根笑了笑，对着首长说：“我们在这里都锻炼得很好！”
“嗯，说得对！”
罗总长赞许地说，“学校的生活条件自然要比前线优越，但是青年人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部队里是最能锻炼人的。
……只要对祖国有利，越是艰苦越是光荣，每个人都应该有这股子劲！”
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首长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我心里一直觉得热呼呼的，还有什么时刻比现在聆听首长的教导更珍贵啊！

罗总长看看前面，问大家：“对面就是敌人，怕不怕？”
我们一致响亮地回答：“不怕！”
“他们若是上来了，怎么办？”
“交会！”
我的话刚出口，班里的同志都着急地望着我，好象是说：朱惠忠，你讲的什么呀？
但是，我心里明白：自己是侦察兵，敌人胆敢前来冒犯，我的职责头一条就是交会目标，报告上级，确定射击点，这没有说错呀！
不过，为了把意思说得清楚些，我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消灭它，坚决彻底地消灭它！”
“说得都对！”
首长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事，严肃地说：“敌人当真前来骚扰进犯，你们就一定要消灭它！
蒋介石是有名的运输大队长嘛，来多少，收下多少，一个也不让他们回去。”
罗总长走近墙边，看看我们贴的几张成绩登记表。
回转身来问林副排长：“你们学习雷锋学得怎么样？”
“都学了，大家有许多实际行动。”
“这很重要。
要以雷锋为榜样，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首长快要离开的时候，发觉在我们这群健壮结实的小伙子中，唯独顾志根瘦小一点，便很风趣地问他：“刚才不是说入伍后都长胖了吗，你恐怕没有吧，是不是？”
说得顾志根一时不知怎么好，后来还是副班长王福才替他解释：“首长，他也胖啦！
前年刚来时比现在还瘦哩！”
首长连连点头：“噢，是这样，以后要加强锻炼啊！”
这天，罗总长虽然跟我们相聚的时间并不太长，但是在每个同志脑海里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副班长王福才、顾志根、刘声辉和我，当晚就细心地把首长的指示一句句地追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第二天，我们专门开了一个班务会，讨论了如何在今后的实际行动中贯彻执行首长的指示，大伙一致表示：要努力学习，忘我地工作，警惕地为祖国守卫好大门，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创造四好班，争当五好战士，决不辜负党和首长的教导和关怀！

栏目：社论
版面：头版

做好卫生工作是增强部队体质，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各项工作任务胜利完成的一件大事。
平时训练、施工、生产，需要干部战士有强壮的身体；
战时行军、打仗，发挥二百米内硬功的威力，更需要干部战士有强壮的身体。
因此，军委把它列为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搞好生活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做好卫生工作，同时又是干部爱兵观点的具体表现。
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都是亲密的阶级兄弟，干部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革命热情，关心战士的健康。
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关于干部爱兵的八项要求中，就明确规定了这一条。
应该说，重视卫生工作，就是关心部队的战斗力，就是以阶级兄弟的感情对待战士。
任何轻视卫生工作的思想，甚至把它当做可有可无的事情，显然都是不对的。

塔山守备英雄团的卫生工作做得好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党委懂得了搞好卫生工作对部队建设的重大意义。
他们不是把这个工作看作是和执行各项任务相对立的事情，而是把它当作是完成各项任务的保证。
越是工作忙的时候，越是条件差的时候，越强调搞好卫生工作，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
他们没有把这个工作简单地看成是一项行政管理工作，仅仅提出一些要求，做出一些规定就行了，而是从思想工作入手，不断地教育干部战士和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自觉地讲究卫生，预防疾病。
近三年来，他们先后执行了战备、训练、施工、营建等各项任务，部队一直离开营房，驻地搬动了六次，虽然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昼夜发病率仍能控制在千分之一以下，传染病很少。
而且走一地，建一地，协助驻地群众搞好卫生工作，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如果不是坚持了四个第一的原则，政治挂了帅，没有党委对卫生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发挥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要想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卫生工作是一个群众性的工作，是需要大家行动起来才能搞好的。
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塔山守备英雄团的卫生工作所以搞得出色，正是因为充分发动了群众。
在那里，搞好卫生有利工作、有利训练、有利战备的思想深入人心；
“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形成了风气。
群众一旦认识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意义，懂得了卫生科学知识，就有了讲卫生的迫切要求，就会互相督促，就会想出很多好的办法，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既不要花过多的时间，也不要花多少钱，就能把卫生工作搞得很好，并且长期地坚持下来。

卫生人员是党委、首长在卫生工作上的参谋和助手，搞好部队的卫生工作，他们负有重大的责任。
因此，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真正树立“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观点，坚决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有了病及时医疗是重要的，但是防止疾病的发生，更加重要。
“预防为主”，是我党我军卫生工作根本性的方针。
它体现了我党关心群众的优良传统。
塔山守备英雄团正是这样做的。
他们总是教育和动员卫生人员到战士中去开展预防工作，到实际中去体会预防工作的重要。
卫生人员下到连队，宣传卫生科学知识，进行具体的帮助指导，无病先防，有病早治，干部战士欢迎他们，感谢他们，称他们是“及时雨”，也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
通过实践，卫生人员不仅懂得了预防工作大有学问，而且从群众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卫生人员和群众结合起来，形成了除害灭病的强大战斗力量，就使卫生工作的办法越来越多，效果越来越好。

塔山守备英雄团还发扬了自己动手，勤俭办卫生事业的精神。
他们这样做，是从实际出发的，也是有远大眼光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一、符合勤俭建军的原则，可以为国家节省开支。
二、符合战时的需要。
打起仗来，部队说走就走，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即使有齐全的卫生设备，有时也会带不了，供不上，只有自己的双手是最可靠的。
平时学会了一套搞好卫生的简便办法，战时就能用得着，就能解决问题。
三、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是我们人民军队的传统，他们通过卫生工作自力更生的锻炼，把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传了下来，有力地加强了部队的思想建设。

当前正是盛暑季节，各单位都应结合自己的任务，狠抓一下卫生防疫工作，尤其是积极消灭蚊蝇，做好饮食卫生管理，防止肠道传染病的发生。
如果所有的单位，都能象塔山守备英雄团这样，坚持四个第一，做好思想工作；
坚持群众路线，人人都来动手；
坚持勤俭办事的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
那么部队的卫生工作，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作出更大的成绩。
我们部队的健康就有保障，战斗力就一定会得到加强！

作者：吕烈洙苏焕雄朱喜滨房福顺赵我将
栏目：讨论会/该批评，还是该表扬

编者按

这里，发表几篇有代表性的意见，供大家研究参考。
对这两个战士的批评、表扬，事情虽然不大，但是，却关系着应当怎样正确地进行管理教育，怎样正确地进行表扬批评的问题。
我们希望大家尤其是连队的同志联系自己遇到的事情，通过讨论，得出全面的认识，更正确地进行表扬批评工作。

该批评

我认为两件事都该批评。

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必须迅速、准确、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
骑兵、运输兵执行运输任务，最忌翻驮子、惊马、逃马。
这在平时会造成伤马毁物等事故，在战时还会暴露目标，影响战斗任务。
因此，一定要求战士平时熟悉马的脾性，出发前，扎紧肚带、捆好驮子，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行进中要随时注意地形，千方百计防止事故。
原文中的前一例，正是事先准备不足，途中注意不够，才发生了翻驮逃马的事。
第二例也是这样，爱护武器装备是每个战士的职责，这不仅因为它是国家财产，而且因为会影响战时使用。
所以，这两件事都应该批评。
平时严格要求，正是为了战时需要。

事故发生之后，当事人奋不顾身地去避免和减少损失，这当然是积极的，领导也应看到的。
但是，这不等于没有发生事故。
因此，在批评的同时，指出他们的优点是可以的，却没有必要单独就这件事表扬，更不应该不批评教育而去给予表扬。
不然，就会助长战士的粗枝大叶的坏作风。
（吕烈洙）

该表扬

我认为该表扬，不该批评。

看问题要全面，不能只看一点，要看本质，不能只看表面。
牵马翻驮子，不小心丢子弹，这些事故都是偶然的，难以完全避免。
事情发生了，一个是扛起百多斤重的粮食，漫山遍野去追马，弄得汗流浃背；
一个是不惜来回跑六十里路，找到了子弹。
细想一下，这不明明表现了他们高度的责任心和公而忘私的风格吗！
这不是事情的本质吗！
怎么能批评呢？

在处理战士问题时，要有阶级观点，要有浓厚的阶级感情。
这两个战士吃了多大的苦啊，难道不该同情他们？
这样的战士不是十分可爱吗！

应当表扬，宣扬他们最本质最重要的优点。
当然，也可以指出缺点，提醒他们以后防止这些缺点发生。
如果只是批评，战士的积极性得不到鼓励，灰溜溜的，对别的同志也起不到教育作用，发生了事故，反正要受批评，不会再去积极设法补救了。
（苏焕雄）

循循善诱讲清优缺点

《该批评，还是该表扬》，确实提出了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前一个战士机动灵活地完成了送粮任务，我看应该表扬。
可以设想，这位青年战士单独外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他说来，不亚于一个领导同志处理某件大事那样地艰难。
如果对他不加体贴，简单批评发生了事故，实在不能算是慎重。
应当在表扬他机动灵活地完成任务的同时，指出他是否由于出发前检查工作做得不细，以致发生问题的缺点，会比单纯批评的效果为好。
如果确系意外之事，那么批评更是没有道理了。

第二件事，战士丢失一发子弹，主动向班长作了汇报，认识到这不是件小事，关系到四好班的荣誉，一急之下未经请假，不惜往返奔跑六十里，终于将子弹找回。
不消说，这个战士不经请假。
自动跑去寻子弹是有缺点的。
但以此批评战士“违犯了纪律，一天犯了两个错误”，而对战士的这种关心集体荣誉、勇于认错改错、不怕劳累的精神却只字不提，是不对的。
如果分清主次讲清优缺点，作到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批评与表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都是达到帮助教育战士的目的。
只要肯于用脑，善于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地去作细致的工作，那么通过表扬或批评，都会起到调动战士的积极性的作用。

指导员 朱喜滨

两件事不一样

《该批评，还是该表扬》中提到的两件事，情况下尽相同，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前一件事应当表扬，不应批评。
这个战士是一个人在野外执行任务遇到了困难，他扛着百斤重的粮食，把马追上了。
可见这个战士责任心很强，能勇于克服困难，觉悟是高的。
当然，翻驮子也是一个事故，可这事故是避免不了的，因为马不象人那样老实。
问题是万一出了事，能够正确处理，克服困难。

后一件事，那个战士确实应当受到批评。
因为：他一不请假外出；
二不是出于正确的动机会找回子弹，只是单纯考虑丢了子弹影响四好班的荣誉。
子弹是国家财产，应该十分爱惜。
四好班评不上可以以后争取。
这个战士却单纯为了争荣誉。
（房福顺）

要想想领导责任

《该批评，还是该表扬》一文中提到的两个连队领导，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都缺乏严以责己的精神。

发生了事故，应当承认是缺点，就这一点而论，应该批评，而他们也确实受到了批评。
但是，作为这两个战士的领导，如果分析一下造成缺点和错误的客观原因，看一看两个战士对待缺点和错误的态度，检查一下自己平时行政管理工作，想一想在战士执行任务前，自己向他们交代过什么，那么，是否需要批评，和怎样批评，就比较看得准确了。

应当看到战士在发生事故后，对革命工作、对国家财产负责的精神，不能抹煞最本质最主要的优点。
应当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赵我将）

作者：欧阳毅冯玉昌

本报讯 广州空军部队领导机关，于6月间组织所属部队飞行员进行了水上跳伞训练。
由于他们坚决贯彻四个第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因而圆满完成了这次训练任务。

部队党委对水上跳伞训练，作了专门研究，明确提出要把这次训练当作作战任务来执行。
党委分工黄炜华副司令员亲自领导，由司、政机关各部门抽调专人组成跳伞训练办公室，要求处处贯彻思想领先、严格要求的原则，把各项工作抓深、抓细、抓紧。
飞行员们集中起来以后，除反复进行动员教育外，还特别注意了三摸底：即摸思想底、摸技术底和身体底。
从摸底中发现，有个别人因不会游泳或曾在陆上跳伞中遇到过不顺利的情况，对这次跳伞存在着顾虑。
针对这种顾虑，他们除着重讲明，只要把动作要领在地面准备阶段练精练熟，就可以绝对保证安全的道理外，还组织了第一批参加跳伞训练的飞行员参观了教员的跳伞实施（以后是后一批参观前一批），从而消除了这些人的顾虑。
在地面苦练过程中，有的人觉得水上跳伞也没有什么，因而练的劲头不足。
于是，领导上就及时抓住这个功头，教育飞行员们既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又要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从而把地面苦练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大队长李洪存，除自己带头苦练外，还积极做思想工作。
有个飞行员跳出机门的动作接连六次测验未被通过，心情有些急躁。
这时，李洪存大队长就劝告他不要急躁，要扎扎实实地练。
结果，这个飞行员在第七次测验时被通过了。

在整个跳伞训练实施过程中，每个教练员不仅把理论要领讲清讲透，而且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作示范。
在空中，他们不仅反复地仔细帮助飞行员们检查伞具的佩带，而且还及时提示要领，进行鼓动工作，并第一个跳下去试风（风速风向），鼓舞大家胜利的信心。
参加跳伞训练的飞行干部们都反映：参加这次水上跳伞训练，不仅学会了新的本领，而且学会了一套工作方法，今后也要象教练员们一样地带飞行员，不仅教技术，更要教思想，坚持四个第一。
（欧阳毅、冯玉昌）

作者：伟民俊杰

广州空军部队进行海上跳伞训练。
这是飞行员安全下降胜利着水的情景。

伟 民、俊 杰摄

作者：张福民

本报讯 某工程学院自从开展向雷锋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学习活动以来，大兴节约储蓄之风。
到5月下旬，储蓄户数在今年1月底的基础上，增长了16％，存款总数上升了20％，其中定期存款占80％以上。

各教学班党支部都以雷锋和好八连艰苦奋斗的事迹为主要教材，对学员进行艰苦朴素教育。
学员们都说：党和国家给我们安排了这样好的学习环境，吃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每个月还发给津贴费，再乱花钱真对不起党和国家。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都重视了计划用钱，注意了节约储蓄。
一系六一二班不少学员做到了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可用可不用的钱不用，每当津贴费一发下来，除了留下一些必需的以外，都及时存入银行。
二系六一二班还形成了人人参加储蓄的局面，4月份储蓄额就达到了去年下半年储蓄的总数。

为了推动节约储蓄工作，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建立了一支义务储蓄代办员的队伍。
他们以雷锋为榜样，专门利人，给人方便，对推进储蓄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系六○三班的储蓄代办员顾惠玲，从1960年到现在积极为群众服务，经常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算帐，跑银行，进行口头宣传，曾先后三次被评为节约储蓄红旗手和优秀代办员，两次受到院节约储蓄推动委员会的奖励。
（张福民）

本报讯 守护在天（水）兰（州）线渭河五号桥的甘肃公安总队某部九连八班的战士们，在暴风雨的深夜里，不畏艰险，协同车上乘警和列车员，奋勇抢救几百名旅客安全脱险。
最近，公安部队首长通令嘉奖了他们，并批准记集体一等功；
同时给抢救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班长发祥记一等功，副班长王贵喜、战士李友章各记二等功。
铁道部、兰州部队、甘肃省党政机关以及兰州铁路局也表扬了他们。

6月4日深夜，风雨交加，洪水暴涨。
从西安开往西宁的二四三次直达客车，运行到渭河五号桥时，突然被迫停在桥面。
原来山洪把桥头路基冲了个大坑，桥墩倾斜，桥梁下沉。
哨兵李友章观察到这一情况，立即向班里作了报告。

列车前进不得，往后退，桥墩再受震动，可能出更大的危险，情况十分紧急。
八班长杜发祥赶到桥头，经过检查，立即向列车员、乘警建议，迅速组织旅客下车，保证旅客安全。
杜发祥随即让全班紧急集合，同时打电话向桥隧工区和连部报告情况。

为了稳定旅客的心情，保证安全，战士们到各个车厢说明情况，做好安排。
中间几节车厢里有的旅客要求打开车门赶快下去。
战士们考虑到：左边桥面上既没有栏杆、又没有便道，右边虽然有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但是在天黑、雨大、人挤的情况下是容易发生事故的。
他们耐心地向旅客作了解释。
为了争取时间，班长杜发祥与副班长王贵喜，和列车员、乘警同志们商定：六号车厢以前的往前走，从西头下去；
以后的往后走，从尾车下去。
就这样迅速地组织了全体旅客安全脱险，无一损伤。
这时候，班长杜发祥、副班长王贵喜又不顾个人的安危，跑上车去，把旅客丢在车厢上的一些东西都取下来。
杜发祥等刚下车不到两分钟时间，桥西头忽然“咔嚓！
咔嚓！”
连响几声，一孔钢梁落水，早已脱钩的四节车厢也随着落水。
从列车停车到抢救旅客脱险，前后只有二十几分钟。

雨还在下着，附近又没有村庄，战士们就把宿舍全部腾出来，让旅客中的老年人和带小孩的妇女避雨。
其余的旅客由副班长王贵喜带领，到附近的采石棚里休息。
战士们不管自己浑身湿透，却把自己包袱里的衣服拿出来，披在老年人和小孩的身上，并且冒着风雨，忙着把开水送给旅客。

清晨六时，东方开来了救援车。
战士们又扛着行李，扶老携幼，把旅客们送上车去。
列车开动了，旅客怀着感激的心情向战士们挥手告别。

作者：刘琼诚孝王倜立先

6月20日深夜，一艘庞大的跳伞指挥舰徐徐地驶入跳伞着水区；
随后，警戒艇、救护艇、摩托艇也一齐进入岗位。
一个梅花形的着水场组成了。

淡红色的朝霞出现在水平线上。
一颗绿色的信号弹从指挥舰上腾空而起，广州空军第三次水上跳伞开始了。

这时候，一架白色的运输机迎着朝霞，穿过朵朵白云，飞到了着水场上空。
指挥员发出了跳伞的命令，第一批跳伞的飞行员迅速地跃出了机门。
开始，人们只看到有六个小黑点急剧地向下坠落。
不一会，这六个小黑点就变成了六朵银花，穿过轻纱般的薄雾，安全而准确地降落在着水场上了。

正当摩托艇载着着水的飞行员们驶向指挥舰的时候，广州空军吴富善司令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美制蒋匪帮P2V型飞机一架，19日夜间被我空军部队击落！
大家听了，情绪更加昂扬，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保证安全，祝贺我军的伟大胜利。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第二架飞机又飞临上空。
于是，人们便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架飞机上。

“老姜，你的伞很好！
沉着就是胜利。”
跟在这架飞机上的教练员刘海金，帮助五好飞行员姜则洪擦去了额上的汗水，又这样热情地鼓励他。

“谢谢，我一定完成任务。”
姜则洪以感激的目光望了望刘海金，满有信心地回答。

原来，姜则洪是个不会游水的飞行员，加上他的身体很胖，因而担心跳伞时下降速度快做不完动作。
教练员刘海金就和他一同细致地计算了空中每个动作所需要的时间，然后告诉他：“只要在地面把一切动作都练熟了，我保证你水上跳伞绝对安全。”
姜则洪听了刘海金的话，把一切动作都练得娴熟。
现在，一阵急促的铃声刚刚停止，姜则洪的左脚就立即踏上机门。
刘海金伸出右手想帮助他一下，但是还没有用上劲，就听得“嗖”的一声，姜则洪已经跃出了机门。

姜则洪飞速地下坠着。
猛的，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把他向上一提，下坠的速度骤然减慢了。
他抬头一望：啊，降落伞张开了！
他熟练地调整好方向，又迅速地做完了一系列动作，随后，就解开橡皮船，把它充满气。
这样，不一会，他就顺利地着水了。

海风卷起波浪，摩托艇破浪前进。
这时候，指挥员又在指挥第三架飞机跳伞了。
这架飞机上有一个曾经击伤过蒋匪空军上校副大队长汪梦泉的岳崇新，他是刚从前线赶来参加跳伞的。
他说：“这是一次练思想、练作风，练技术的好机会，是党对自己的培养，一定要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在岳崇新的飞行生活中，水上跳伞还是第一次。
由于他比别人到得晚，因而五天的课程必须三天完成。
白天，他坐在高高的吊架上反复苦练空中操纵动作。
晚上，别人都入睡了，他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跳伞教材。
就这样，他很快完成了规定的课程。
可是在参加考核的时候，他的接地动作还不稳。
于是，他就苦练这一着，终于通过了考核。

功夫不负有心人。
跳伞这一天，岳崇新准确地落在着水场中心。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跳得好，真是“后来者居上”！

指挥舰上空升起了两颗绿色信号弹，水上跳伞任务圆满完成了。
（刘琼 诚孝 王倜 立先）

新华社哈瓦那21日电 古巴革命政府革命武装部昨天晚上举行招待会，欢迎以刘亚楼空军上将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中国方面参加宴会的有：刘亚楼空军上将、莫文骅中将以及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和夫人，以及中国使馆的其他官员也出席了招待会。

古巴方面出席招待会的，有革命武装部副部长华金·奥尔多基少校，革命武装部副总参谋长蒙塔内少校，战斗训练部部长费尔南德斯少校，坦克部队司令阿尔多·圣塔玛里亚少校，工程兵部队司令胡利奥·加西亚以及革命武装部的其他军官。

招待会开始，奥尔多基少校代表革命武装部致词，对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古巴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古巴人民和中国人民，古巴军队和中国军队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
这种永恒的友谊将继续得到发展。

接着，刘亚楼空军上将发表了讲话。

刘亚楼空军上将说，英雄的古巴人民和起义军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及其战友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武装斗争，打垮了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在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后开始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拉丁美洲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古巴革命的胜利，是拉丁美洲人民民族民主运动的一个光辉范例，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所有的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他说，英雄的古巴人民和起义军的战士们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活动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和革命立场，使古巴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特别是在去年10月美帝国主义制造的加勒比危机中，英雄的古巴人民充分地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坚持革命原则和五项正义要求，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卓有成效地保卫了古巴的主权、独立、尊严和荣誉。

他说，古巴人民的胜利对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对保卫世界和平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始终认为，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他们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并且把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当做自己的光荣的国际义务。
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将始终不渝地同兄弟的古巴人民和起义军战友站在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斗争到底。

招待会是在极其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据新华社哈瓦那20日电 以刘亚楼空军上将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今天上午在革命武装部炮兵司令佩德罗·米雷特·普拉托少校、卡巴尼亚堡驻军参谋长何塞·莫莱昂少校、革命武装部电影部部长雷内·罗德里格斯少校和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的陪同下参观了古巴起义军炮兵司令部和一所炮兵学校。
在参观访问中，炮兵官兵热情地向代表团讲述了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综合新华社讯 以刘亚楼空军上将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19日在哈瓦那瞻仰了中国烈士纪念碑，并参观了哈瓦那东部的一个海军基地。

宣传核时代战争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已经消失，说什么核战争意味着“人类毁灭”，帝国主义由于在理性上认识到“共同毁灭”而愿意接受和平共处等等，不过是为美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打掩护，欺骗人民；
只要帝国主义不放弃发动核战争计划，就必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防御力量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新华社22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7月9日和10日连续发表题为《防止核战争和修正主义理论》的文章，驳斥了修正主义关于核战争问题的谬论。

文章说：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新的伪装下，推行准备核战争的政策，使核战争的危险增大。
这种新的严重局势迫切要求全体和平力量起来揭露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欺骗性，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保卫和平的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防止热核战争。

文章指出：修正主义分子一面装着好象只有他们才全面地认识到核战争的破坏力量及其对人类的威胁，一面普遍地宣传种种错误理论并采取种种错误行动。
他们声称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战争已经不再是“政治手段”，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否认帝国主义核战争的阶级性；
他们声音核战争危险的根源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准备核战争的政策，而是美苏两国的“核武器竞赛的恶性循环”，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开脱罪责；
他们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旨在防止核战争的防御性的核军备和核试验，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
他们提出不把保卫和平的斗争矛头指向唯一的敌人——帝国主义而指向一切军事集团和核武器的中立主义的、绝对和平主义的路线，阴谋瓦解和平运动；
他们宣称，反帝民族斗争和革命有引起核战争的危险，而把民族独立斗争和阶级斗争同和平共处对立起来；
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优先考虑的不是人类的命运而是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胜利，而且，他们在（美国）侵略古巴事件发生以后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正在改而采取和平共处政策这种新的论点。
这样，他们正在完成他们为帝国主义辩护的理论体系。

文章说，上述这些理论不会有助于防止核战争的事业，恰恰相反，只能使帝国主义更加容易地推行它的核讹诈政策，使核战争的危险增大。
对日本的和平运动的发展来说，粉碎他们的反动理论，完全消除这种反动理论的影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文章指出，修正主义分子从核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和相对需要防止核战争这种观点出发，提出这样一种荒唐无稽的结论：在战争意味着“人类毁灭”的核时代，战争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已经消失。

这种谬论的犯罪性质的作用，在于掩盖美帝国主义准备核战争的事实和（核战争的）非正义性。

文章认为，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的惨祸增大，但并不意味着失去这样的阶级性：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的政治本质、战争的历史和经济的原因、进行战争的阶级和战争目的、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恰恰相反，核战争正是帝国主义目前进行的统治、压迫、剥削和侵略这样一些反动政治的最极端的手段的直接继续，核武器使帝国主义挑起的战争的残暴和非正义的程度达到极点，使战争的阶级性变得更加深刻，使它挑起的战争更加反动了。

文章说，修正主义分子假借马克思主义之名提出的。
上述那些论点，只会有助于掩饰帝国主义核讹诈的本来面目，欺骗人民。
它说：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的核武器，绝对不是为了进攻和侵略别国的政治手段，而只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阻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手段。
而且，万一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各国发动核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将使用一切手段，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继续，为消灭帝国主义而斗争。
不论这场斗争需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充满多少苦难，都要进行下去，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坚定的决心，就不能保卫住和平。
它说，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地打消这种决心的修正主义分子的理论，意味着让帝国主义者一手操纵世界的命运，意味着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

文章还驳斥了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谬论：核战争危险的根源不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而是美苏两国的“核武器竞赛的恶性循环”。

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粉碎帝国主义战争计划以前的一定的历史期间，只要帝国主义不放弃发动核战争计划，那么，继续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防御力量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上，是保卫和平所绝对必需的。

文章指出：“恶性循环”的本质是帝国主义的无止境的扩张军备和核积累，这个责任完全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恶性循环”的发动者帝国主义，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偶发性战争”和其它危险，也是从这里产生的。
如果象修正主义分子那样，把本质和现象混淆起来，在目前还没有禁止制造、试验核武器的条件下，为了停止恶性循环，即便使社会主义国家单方面停止核研究工作，也不能保证可以使帝国主义停止核研究工作，核战争的危险不但不能减少，反而只会增大，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负起保卫和平的责任。
停止“恶性循环”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斗争矛头集中在“恶性循环”的发动者——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

文章指出：反党修正主义分子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帝国主义也由于在理性上认识到“共同毁灭”而从避免全面战争逐步地实行和平共处。

文章指出：战后十七年间国际政治的全部历史以及我们每天看到的国际政治的现实表明，造成核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危险的唯一根源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奉行的侵略政策。
闭着眼睛不看非常明显的事实，散布有害而危险的幻想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言论，只不过起到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和辩护的作用。

文章说，最近国际形势中的各种各样的事件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文章引述大量事实证明，梦想霸占世界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政策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进一步加强了。

文章指出：肯尼迪政权正在准备全面核战争，即使已经对全面核战争的胜利失去指望的时候，它也不会选择和平共处，而是直接地挑起和进行同核战争恫吓相结合的冷战的加剧和各种有限战争。
总而言之，肯尼迪政府正在推行它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强有力的支柱——“核讹诈政策”，在这当中，丝毫不包含着它“意识到对人类命运的责任”和由于核竞赛困难而探求和平的作法。

文章强调说：因此，结论只有一个：防止核战争的事业的成败，取决于全世界和平力量同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进行的斗争能否获得进展和成功。
如果我们由于过分地忧虑核战争的惨祸，万一陷于惧怕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的状态，那就等于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给它以成功的机会和条件，而在这事实上反而会使核战争的危险增加。

文章最后详细论述了不需要，也不应该害怕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的各种论据后指出，如果各国人民不畏惧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并且不被它的新的和平伪装所欺骗，集中力量同它的战争政策和压迫政策进行斗争，那么，就能够孤立美帝国主义，防止核战争。

新华社22日讯 波兰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耶日·克诺泰今晚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九周年。

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郭沫若、林枫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中波友好协会会长沈雁冰，以及其他方面的负责人和首都各界人士，应邀出席招待会。

克诺泰大使在招待会上致词，提议为波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顺利发展干杯。

陈毅副总理也在招待会上致词。
他提议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繁荣、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世界和平干杯。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

新华社22日讯 柏林消息：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也开动起它的宣传机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大量报道了各方面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反应，一面吹捧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面诽谤和攻击中国共产党。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20日发表社论，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并且把这种诽谤和攻击扩大到对中国的国内政策方面。

这篇社论一开头就把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件说成是“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公开进行严重的诽谤”，说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莫斯科会议文件——1957年的宣言和1960年的声明的“攻击”。
它攻击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佯称保卫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
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又是怎样呢？
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就表示了同列宁主义学说不相容的看法。
在这些看法被各国兄弟党驳回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面临孤立的危险之后，他们才在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
今天已明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签署了莫斯科声明，但却背地保留了自己的错误看法。
他们今天公然企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
社论接着歪曲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
它把中国共产党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的立场，说成是“对苏联发出诽谤性的攻击”。
它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攻击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放过任何时机来说明，人们必须首先进行反对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而他们自己的行动又作何解释呢？
在美帝国主义把世界推向原子战争的边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让自己受人左右，而热烈表演反动势力所导演的同印度的边境冲突。
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这样的吗？
他们不是根据万隆会议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象解决一切争端一样去解决边境问题，而是同一个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国家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
社论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科学分析，它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是推行明智的政策，争取人民中的大多数支持争取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是违背莫斯科声明，硬说战争是‘一种本质的现象、是我们时代的规律’，也就是说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用下面这个公式来看待斗争的进程：‘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最后灭亡——就是帝国主义的逻辑。
’从这种原则性的表态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战争和内战是斗争的唯一的形式。”
“从今天世界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些看法不正好表明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力量吗？
这些看法不是说明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全世界一切其他的爱好和平力量的威力和强大吗？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说原子弹是‘纸老虎’，相信这样的思想，在一次原子战争以后可以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建立‘高千百倍的文明’和‘真正美好的将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想到如果发生一次原子战争，原子武器的破坏力——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能够毁灭人类的一半的时候，他们的良心不发跳吗？”
社论诬蔑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原则立场，它硬说，“1961年初，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同志向我们党的一个代表团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后若干年内只同那些支持中国的思想概念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以后事态的发展不幸证明了这种说法。”
社论学着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说法，攻击说，“中国政府废除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的许多条约。
我们的国民经济由于突然更改重要的进口货和已达成协议的出口货而受到损失。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减少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贸易。
这一切难道都是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也承担的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义务而必须作的么？”
社论胡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把中国特殊的经验冒充普遍有效的，象他们1963年6月14日信里所表达的这点和其他点一样，并且企图把这些经验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社论对中国的从“大跃进”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国内政策进行了放肆的攻击，它胡说“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议的困难和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急进的急躁情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企图通过‘持续大跃进’，在经过必然要的发展阶段的困难和出于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它说，中国共产党“试图只通过培养人们觉悟的道路来解决问题，而不正确利用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不利用经济杠杆，亦即物质利益”。
它攻击说，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一个字也没有说”，“也许这同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民主抱有一种特殊的看法有关。
例如我们记得，他们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进行过一个运动”。
“但是中共领导的这一口号，也只是有助于迷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中共领导本身作了相反的事，他们对于在过渡时期理应争取的部分知识分子加以歧视和施以报复。”
社论在谈到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时候，诬蔑中国共产党“低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和堡垒的作用”，“也低估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使这一斗争从属于民族解放运动”。
它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图把教条主义的和千篇一律的斗争方式强加给为自己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那些国家人民，从而企图为民族解放运动定下规章”。

社论胡说，“中共领导人强奸事实并僵硬坚持无益的教条主义”。
“中共领导想通过派系活动和颠复活动把他们的看法强加给其他的兄弟党”。
它攻击说，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意见分歧和不高明的攻击带到公众中去”，“这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新华社乌兰巴托21日电 社会主义国家友军军事三项（射击、通过障碍、投弹）比赛，经过两天紧张的争夺，今天下午闭幕。

中国选手谢荣章以3795分的总成绩，荣获个人全能冠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三项运动队获得团体第二名。

这次的团体冠军由苏联队蝉联，第三名为捷克斯洛伐克队。
其它名次为：罗马尼亚队、波兰队、匈牙利队、保加利亚队、越南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队、蒙古队。
朝鲜和阿尔巴尼亚未参加比赛。

个人全能第二、三名分别为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选手获得。

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在这次比赛中充分发挥了勇敢顽强的优良传统。
虽然在第一天的射击比赛中，他们的成绩不够理想，但在手榴弹掷远和通过障碍两项比赛项目中，进行得比较顺利，特别是通过障碍一项，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赢得了这个项目的最好成绩，不仅夺得了个人全能冠军，而且使全队的总成绩一跃超过了捷克斯洛伐克队和罗马尼亚队。

在发奖仪式上，中国选手谢荣章首先领奖，这时，会场上升起了中国国旗，乐队奏中国国歌，全场为中国选手的优秀成绩热烈鼓掌。

蒙古党和国家领导人桑布、拉姆苏伦、彭查格诺尔布和蒙古人民军事务部部长勒哈格瓦苏伦上将等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并观看了比赛。

新华社22日讯 索非亚消息：在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也跟着发动了一个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的新运动。

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各地纷纷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和“解释”苏共中央公开信。
到19日为止，仅在科拉罗夫格勒州就举行了二百多次集会。
保加利亚报纸和通讯社连续发表社论、文章等，竭力吹捧苏共中央公开信，并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立场。

《工人事业报》17日发表了题为《为社会主义、为和平的一贯的列宁主义政策》的社论。
社论吹捧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特别重要的党的文件”，并诬蔑中国共产党进行“旨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共同方针的、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和颠复活动”，“不恪守（莫斯科）声明的精神和文字”，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引伸到国际民主组织的活动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

这篇社论硬说，中国共产党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极为有害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任何共同之处”，他们的立场“正在解除和平战士的武装”。
社论武断地说，在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和方法的问题上和在民族解放运动、全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正是中国同志以自己的‘总路线”执行着错误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害，也对民族解放运动有害的方针”。

社论攻击说：“中共领导人在当代根本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同他们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连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的‘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这种理论竭力把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的错误观点强加于其他国家，并破坏世界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团结。
中国领导人的实践就是以这种‘理论’为根据的，他们忘恩负义地对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中国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援助”。

《祖国阵线报》17日的一篇文章，诬蔑中共中央6月14日信件的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符合实际的”。
它说，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指出了不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任务和道路”。

《人民青年报》17日的文章攻击说，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基本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决定着他们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伟大原则的实际活动。”
这篇文章还诬蔑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民主组织中一贯采取分裂活动”。

《工人事业报》等报纸和保加利亚通讯社还发表了大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的言论。
其中，保加利亚妇女委员会主席托多罗娃说：“中共领导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所有主要问题上的立场都是极端错误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
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书记托多罗夫攻击说：“中国的立场是学究式的，而且充满着危险。”
有的人甚至谩骂说，“中国领导人的行动有助于帝国主义者，他们想要分裂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同志现在并未帮助争取和平的斗争，而是帮助人类的敌人。

据新华社22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这几天来，美国总统肯尼迪和美国宣传机器反复表示，美国参加正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英苏三国禁止核试验会谈的用意，是为了“防止核（武器）扩散”。
这个在肯尼迪上台以前就正式提出、而近来越叫越响的论调，掩盖着肯尼迪政府以保持美国在核武器上的“实力地位”为基础来推行侵略性的世界战略的一个大阴谋。

在莫斯科三国会谈开始两星期以前，肯尼迪在那不勒斯大西洋集团总部发表的演说中说得很清楚：“我们为结束核试验进行的谈判和我们反对扩散核武器的态度，同我们对防务的注意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都是一个单一的和平战略的补充部分。”
从肯尼迪一贯的言论可以看出，所谓“防止核扩散”实际上就是：保持和加强美国的核武器实力，防止其他国家主要是防止除了苏联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拥有这种武器，以保证美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中任意进行核讹诈而不会受到抵抗。

美国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在1962年3月底发表的根据他同肯尼迪的谈话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根据“肯尼迪的总战略”，“美国必须永远维持足够的核攻击力优势”。
这种总战略的目标就是肯尼迪所谓的“帮助推进人类自由和世界秩序的事业”；
就是使“人类大家庭”变成一个打着华盛顿烙印的所谓“上帝领导下的‘一个羊群’”。
而肯尼迪本人不止一次地说过，美国的庞大的“核攻击力量”恰恰是推进这些战略目标的一个主要手段。

疯狂扩张核军备是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的一项主要措施。
1962年1月，肯尼迪在向美国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告在他上台以后的第一年中，“我们把以前的防务预算增加了15％”。
他说，这首先“为的是保证继续保持我们的核威慑力量的实力”。
今年1月间，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又说：美国“继续需要世界上最好的防御”，“这意味着今年单在核武器系统方面就要花一百五十亿美元以上，这个数目差不多等于我们欧洲盟国防御预算的总和”。

只许美国无限制地加强讹诈的资本，不许再有别国拥有抵抗美国核讹诈能力，这是肯尼迪政府一个阴谋的两个方面。

在肯尼迪上台以前，他就提出，必须防止“许多国家都可能成为原子俱乐部的成员”，否则，“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区别将越来越失去它的意义”。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核实力地位受到挑战，那么，美帝国主义就将不再能对那些拥有核武器的独立主权国家任意实行讹诈和摆布。
关于这方面的考虑，肯尼迪自己作了坦率的表露：“其他国家试验、发展和储存原子武器的能力，会根本改变力量均势的全貌，并用原子攻击来吓唬我们。”
换句话说，美国将丧失以“原子攻击来吓唬”其他国家的特权。

肯尼迪政府宣称禁止或部分禁止核试验必须同“防止核扩散”问题联系起来。
肯尼迪在今年2月21日的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没有限制核扩散的“效果”的话，“那么这项条约就会被废除”。

肯尼迪政府显然认为：签订这样一项关于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并不妨碍它通过“多边核力量”之类的办法把制成的核武器以及制造核武器的技术秘密扩散到受它控制的盟国，而另一方面，这项条约却可以首先把矛头针对着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
关于后一点，美国官方人士和报刊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就反复表明了他们的意图。

美新处7月12日在评论目前的三国会谈时说，如果签订一项禁止或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非签字国将完全凭自己的力量来发展核武器——这是一次耗费很大的工作。”
同时，这将形成一种“压力”，“迫使他们不进行试验”。

在美国目前的行动中，拉拢苏联来共同实现美国的上述计划，居于关键地位。
肯尼迪在6月10日向美利坚大学发表的关于“和平战略”的演说中，竭力宣传美苏两国在包括停止核试验在内的所谓“制止军备竞赛”问题上具有“共同的深刻的利益”。
美国官方人物不知羞耻地公开谈论：要利用目前的中苏分歧来从中渔利，以实现它一贯的阴谋：防止社会主义的中国获得抵抗核讹诈的能力。

参加莫斯科三国会谈的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在6月21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曾经希望我们能够同苏联和英国就禁止试验问题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是这可能制止扩散（核武器），我们能够合作来防止中国获得核能力。”
美国裁军署署长福斯特6月23日也说：“我们希望能做到的事情之一……是我们至少能对中国人施加压力——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以便使他们断了有这种武器的念头。”
美国官方在停止核试验问题上的如意算盘，国务卿腊斯克在今年3月11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讲话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
他说，签订“一项有效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军事上对美国有利”，因为“我们今天储藏着爆炸力相当于几十吨到几百万吨的烈性炸药的各种核武器，这种武器可以用于各种战略和战术用途。”
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到其他国家”“这种首要的危险”。
因此，正象美新处7月17日指出的，肯尼迪具有“炽烈的愿望”，要在今年实现这个计划。

归根结底，肯尼迪政府玩弄孤立地停止核试验、“防止核扩散”的阴谋，决不是为了他们口头上所宣传的“人道”和“和平”，更不是为了全面禁止核武器，而是为了扩充核军备，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
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禁止使用、制造、储存和试验核武器的各国人民，反对核战争的全世界人民，必须警惕和揭穿侵略和战争的主要策划者——美帝国主义所设下的这种圈套。

栏目：思想战线思想讨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解放军报》的《思想战线》副刊里，最近在讨论艰苦奋斗的问题中，有几位同志发表文章，主张让有功劳的老同志好好享受享受，这样他们的生活才有意义；
有的同志竟然主张年青的一辈好好熬个十年二十年，将来成了“婆婆”也好享受享受。
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在本月18日，特地组织了几位红军时代和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领导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座谈。
在座谈中，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文章，虽然有的反映了年青的同志一种对老同志尊敬、爱护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却向参加革命较久的老同志，和广大的基层干部和战士。
提出了一个必须十分严肃对待的问题，这就是为何革命，为谁立功，如何处理功劳与享受的问题。
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克服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发扬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意义是很大的。
参加座谈的同志用亲身的体会指出，老同志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决不能因为有过一点功劳就要求特殊的享受，把功劳看作享受的资本。
下面是大家谈到的几个主要问题：

对比今昔 永不忘本

大家认为，对于老同志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经常回忆回忆自己在旧社会里的生活。
想想自己当初是为着什么不辞艰苦不惜牺牲，参加革命的，把今昔的生活情况、思想情况对比对比，使自己永不忘本。
同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教育年青一代。
许多同志在会上都作了这样的回忆对比。
马平大校说：“我常用回忆对比来激励自己，教育子女。
参加革命以前，我家是一个佃农，自己只有半分多菜地，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压迫。
家里经常是水烧开了没有米下锅。
被压迫的牛马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才参加了革命。
参加革命后，在革命战争中，确实经过了许多艰苦的斗争。
单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我除了在贵州遵义作战因为负伤骑了一天马以外，都是两条腿走过来的。
而且当时当侦察员，为了执行侦察任务，跑的路就更多了。
但是，那时并没有嫌苦。
今天这样的衣、食、住、行的条件。
那时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那时只想打倒土豪劣绅，北上抗日，为人民求解放。
胜利后的今天，我们的日子比过去好了千万倍。
今天为了做好工作，党和人民给了我们多么优厚的待遇，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对我们老同志正确对待生活问题是有很大好处的。”
王希克大校说：“我过去是个穷学生。
那时，我读书在班里是最用功的，生活却是最困难的一个。
在北京念书时，交了学费没钱交饭费，每天到小胡同里洋车夫吃饭的摊子上啃窝窝头。
冬天房里没钱生火，每天晚上在图书馆里呆到半夜，回来把被子蒙着头混到天亮就上教室呆着。
相反，当时学校里有许多纨裤子弟，他们成天花天酒地，生活上要什么有什么，就是不读书，我看到他们就厌恶。
从这里产生了对旧社会不满的情绪，这是促使我参加革命的因素之一。
今天，党和人民给我们这样好的生活条件，要我们做好革命工作。
我们决不能忘本，决不应该去追求自己过去厌恶和反对的东西。”
想想你的前前后后 弄清功劳从何而来

大家认为，任何一个革命同志，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工作，对革命或多或少总是有功劳、有贡献的。
这些功劳、贡献是怎样来的？
一般地说，凡是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同志，都是能够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当一个人有了居功骄傲情绪的时候，他便会抹煞事实，把功劳完全归于自己。
所以，要防止居功骄傲情绪滋长起来，首先要经常想想自己前前后后的情况，弄清楚自己的功劳是怎么来的。

张明远少将说：“把功劳归于自己，而不是主要地归于党，归于人民，是亏理的。
拿我来说吧，过去出身在贫农的家庭，是雇工出身。
1923年，我的家乡甘肃省岷县闹灾荒，到处饿死人。
父亲因为参加向地主抢粮的斗争，被迫出去跑反，得了一身病，回来不久就死了。
当时我才十五岁，抱着复仇的思想，就出去当兵，想混个一官半职回来杀死地主恶霸，为父亲报仇。
当的是军阀吴佩孚的兵。
当了两年备补兵，到十七岁才算个正式兵。
受尽了污辱和打骂。
后来又当冯玉祥的兵，也是一样地挨打受骂。
当了几年兵，眼看着当官复仇的打算全是一场空。
后来经过江西宁都暴动，参加了工农红军，连队里来了共产党的指导员，搞诉苦教育，我这才知道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知道了要报自己的仇，就要革命。
很清楚，如果没有党，我连什么叫革命都不懂，连革命的路都找不到，哪里谈得上解放自己受压迫的父母兄弟，更谈不上对革命作出什么贡献！”
张和少将说：“1938年到1942年间，我们部队在冀中地区抗日，当时我任营长、团长。
要说那时部队能打些胜仗，首先是靠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好，其次，靠人民群众支援好。
那时，我们总是时时把毛主席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指示，如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记得牢牢的。
事实就是这样，凡是照它办的，就打胜仗；
凡是有一点违背它，就要打败仗，遭受损失。
离开了它，一天也活不下去。
同样，那时，我们一步也不能离开群众。
在1940年斗争紧张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庄子东头从墙上翻到老百姓家里休息，老百姓在门口放哨，敌人就住在庄西头。
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哪里活得了？
所以，要说哪个人有功劳，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党和群众丢了，把功劳记在自己一个人的账上。”
李战武大校指出：我们为革命做了一点工作，虽然包含自己的努力，但是不能不看到，如果不是党和人民花了许多人力物力，对你培养，给你锻炼，并且有无数革命的先行者流血牺牲，给你的工作创造了条件，那是不可能的。
他说：“我常想，参加红军前我是个雇工，有什么本领？
连一个大字也不识。
记得参军的时候。
指导员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李战武。
他问我战武怎么写，我说你随便写一个就行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很深的影响。
我是在1933年家乡（四川越西）农民暴动中出来闹革命，1935年参加红军的。
当时一齐出来参军的有一千多人。
胜利后的第九年，1958年，我回乡一次，找了县委书记，想了解一下过去一齐出来的同志们的情况。
他说，据已有的材料，那时出来当红军的一千多人，回去的只有两个，一个现在当军分区司令员，另一个就是我了。
其余的同志呢？
不用说，绝大多数都早已为革命牺牲了。
回想回想这些事，一个有觉悟的同志就决不应该夸大个人的功劳。”
总之，大家认为，个人的作用有大有小，比起党和群众的作用来，总是微不足道的。

资格不可卖 功劳不可居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正因为我们为革命立功的目的不是为了换取个人利益，不是为了争得一个“婆婆”的地位来追求永久的个人享受，正因为一切功劳都首先来源于党和人民群众，而事实上，党和人民群众给予每个对革命有功的同志，都是关心和爱护备至的。
所以，我们决不应该把功劳、资格等作为个人的资本，伸手去向党向人民要享受，要地位，要待遇。

王希克同志对这一点进一步地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我们应该时刻记着：凡是应该由组织上和群众去想和讲的事（例如自己的功劳），我们自己就不要去想和讲；
凡是应该由我们自己想和讲的事（例如自己的缺点），自己就应该主动地想和讲，不要等组织上和群众讲。
资格老，有功劳，党是重视的，群众是尊敬的。
但是，自己不应该讲，也不能想。
资格不可卖，功劳不可居。
越卖越不值钱，越居功越受人鄙视。
道理很简单，卖资格、居功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了功劳、资格就要报酬，不是资产阶级的雇佣观点是什么？
在无产阶级看来，为革命作出一些贡献，是应该做到的。
是自己份内的事。
实际上，我们的工作都还没有做得很好，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说不上有多少功可居。
革命者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为群众利益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牺牲自己的一切；
正因为这样，才受人尊敬。
不然还叫什么‘革命’呢！”
活到老 学习到老 改造到老

在座谈会上，大家还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尖锐的；
反映到党内来，党内的思想斗争也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尖锐的；
反映到个人的思想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也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尖锐的。
老同志虽然已经经过长期锻炼和改造，也不能例外。
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要防止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思想情绪的滋长，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对于老同志和每个同志来说，都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使自己的革命思想永葆青春。

王希克等同志还指出，在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中，对革命干部特别是老同志来说，最容易起侵蚀作用的，要算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思想了。
因为它表现在个人生活上，而且同正当的享受之间，有时很不容易划出明确的界限。
因此，最不容易注意它。
人们最容易不知不觉地接受它，并且在同志间有意无意地相互传播它。
这要引起我们充分的警惕。
与此相反，艰苦奋斗的作风和革命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一道极重要的思想防线。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抵制。

蒋述生大校等还进一步指出：老同志的不断学习和改造，对于全体同志的思想改造有着重大的意义。
老同志一般地位都比较高，一举一动影响比较大。
老同志在革命队伍里工作的时间较长，受党的教育较多。
正因为这样，就应该在工作、学习、生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等方面，起模范作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行动教育干部。
新同志要当好接班人，老同志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外，还要当好带班人和交班人。
怎样带班？
用什么交班？
决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交下去，一定要把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交下去。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供稿）

作者：章炳元
栏目：思想战线思想讨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读了《十年媳妇熬成婆》一文，感到荣志伟同志在这篇短文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在我们党取得了全国政权的今天，每个干部是要继续革命，还是做“官”？

荣志伟同志说：斗争历史长，对革命贡献大，地位高的老同志，在革命胜利后的今天，凭地位讲享受，他就是凭功劳、贡献讲享受，这自然是理所当然。
进而认为：“十年媳妇熬成婆，就是要一代接一代，今天年轻、资历浅的同志虽然刻苦一点，从自己说也是为了将来，并不吃亏的，你如果好好干，再过十年二十年，……不是也可以享受今天老同志们这样的待遇了么？
不是也可以少动点腿，多动点嘴，生活讲究一点了吗？
……我看这也可以算是规律。”
如此说来，“十年媳妇”的煎熬，是为了成“婆”。
“艰苦奋斗”的目的，是为了争得“高地位”。
一句话，为了做“官”。
而一旦熬成了“婆”，当上了“官”，“艰苦奋斗”的目的也就达到，于是便理所当然地该“凭地位讲享受”了。
这是什么“理”？
这算什么“规律”？
是很值得深思的。

当然，追求地位和享受，对于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来说，对于向往“考场高中”，以便将来学成之后混得一官半职、显亲扬名的小资产阶级来说，那倒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然而，对于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对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共产党员来说，那是可鄙可耻的。
革命者“好好干”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不是为了谋求个人享受去当什么人民的“婆婆”或“老爷”，而是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
毛主席说：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都应该“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的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正是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为了人民利益和革命事业，赴汤蹈火，百折不回，抛头洒血，万死不辞。
他们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把个人的苦乐安危完全置之度外。
假如按荣志伟同志说的什么离开具体的物质条件，光讲抽象的精神的东西，幸福、享受就没法落实了，那么象瞿秋白同志那样连生命都牺牲了，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谈呢？
然而，瞿秋白同志却认为：“为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这正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幸福观。
因为一个人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却换来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
倘若用利欲熏心的资产阶级自私观念去观察，那是永远也理解不了的。

当然，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个人能力的提高，党和人民会给予我们更高的职位，担负更重的工作；
同时，也会给我们相应的待遇。
但是，职位的提高，不是我们居功骄傲、按功领赏的“资本”。
待遇的增加，不能成为抛弃艰苦奋斗、贪图安逸享受的借口。
职位，是人民给予我们的信托和责任。
待遇，是人民给予我们的关怀和照顾。
职位提的高，表明党和人民对我们更大的信任，给我们更重的责任，因而更应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鞠躬尽瘁，艰苦奋斗。
反之，如果以功臣自居，认为身在“高位”，就理该“少动点腿，多动点嘴，生活讲究一点”，那正是“做官”思想在作怪。
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应该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
当然，对于年老体弱，有过革命功勋的老同志，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应该给以一定照顾，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重要的是，不能有半点凭地位、凭功劳、凭贡献讲享受的“当官”、“退坡”思想。
年岁虽大，却要具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当益壮的革命气概和旺盛斗志，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

是革命，还是做“官”，这是一个有关人生观根本问题。
只有牢固地树立革命的远大理想的人，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匡萃柏
栏目：思想战线让事实讲话

提起老红军马玉山处长，或许会有人说，一个曾经餐风宿露，历尽艰苦，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人民而战的老红军干部，在今天和平建设时期，条件许可了，该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安安逸逸地度过晚年了。
乍一听起来，似觉有理。
可是，我们红军老战士的回答却恰恰相反。

1960年，马玉山处长领导我们修建营房。
在工地上，从看不出他是一个领导干部，身穿工作服，和我们一起劳动，哪里任务艰巨，他就出现在哪里，干起活来，总是拣重的。
有时我们劝他说：“首长，你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应该好好休息，重活还是让我们年轻人干吧！”
可是，他却笑着说：“小伙子们，要明白，我们今天苦一点、累一点，正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工作、学习和生活；
只要能尽快地完成施工任务，让你们住上自己修建的房子，这比我在家休息愉快得多。”
“马处长的生活是非常俭朴的，他始终保持着老红军的本色。
衣服破了，补了又补，一年四季从未见他穿过呢料、绸服，总是穿着公家发的布服。
有人说，马处长是“傻子”，说什么“一个领导干部，连一套象样的衣服也没有，总是穿黄军服，或者穿件带补钉的衣服，太不象样了”。
难道马处长真是“傻子”吗？
真是有好衣服不会穿吗？
我们的老红军说得好：我们能穿上黄军装就是最大的光荣，穿上它既大方，又符合军风纪要求；
衣服破了，补补再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多穿几件补钉衣服，思想上就少生一些锈斑。

“今天苦一点、累一点，正是为了今后更好地生活”，“多穿几件补钉衣服，思想上就少生一些锈斑”，这简短的几句话，意味是深长的，特别对于我们年青的一代。
更值得深思。
象这样一个久经锻炼的老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贪图个人的生活安逸，始终保持着革命部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是值得我们青年一代学习的。

栏目：思想战线集思广益

八三三零部队孙之贵：

在兴无灭资的斗争中，人人都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
因为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是不分对象的。
缺乏锻炼的新同志，固然有堕落到资产阶级泥坑里的；
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也有被糖衣炮弹打倒的。
所以，艰苦奋斗这个武器，任何一个革命者都必须牢牢掌握。

北京某部王中晓：

我们常说，新同志是接班人。
相对来说，老同志是不是“交班人”呢？
我看，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新同志能不能接班，接班以后能不能干好，还要靠老同志的教导，老同志决不可一“交”了事。
所以更确切地说，老同志应该是“带班人”，要把着手教新同志，还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为新同志树立榜样。

三零九六部队刘湖地：

生活改善了，这是好事。
但若思想上缺乏警惕，以为有条件了，就一味追求吃穿，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俗话说：越呆越懒，越吃越馋。
久而久之，又懒又馋了，就再也吃不得苦，干不得革命了。
所以，生活越改善，越要注意思想上的改造才好。

六零二五部队耀华：

只要经济情况许可，添置点衣物也未尝不可。
但是，假使有的人千方百计地追求超出群众生活水平的“高、大、精、尖”——高质量、几大件、精致、尖端，那就难免令人怀疑：究竟是以改善生活为目的呢，还是以追求奢侈和炫耀为目的？

作者：施善玉
栏目：思想战线

前些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新华社记者的一则报道：4月20日下午，陈镜开征服了超过他体重一倍以上的、重达一百五十一公斤的杠铃，从而，第八次打破了世界纪录——次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

过去我总觉得陈镜开的世界纪录似乎是“绝对”的。
其实不然，他在1961年5月间创造的次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一百四十八点五公斤），美国次轻量级选手伯格，在同年同月里也举起了这个重量。
而且日本次轻量级选手三宅义信在去年和今年先后提高到一百五十公斤和一百五十点五公斤，两次打破了他的纪录。
在别人超过了他的情况下，他并没有丝毫的气馁，而是充满着战胜竞争对手的信心，更加刻苦地锻炼。
他在这次比赛后对记者说：“从知道这个消息那天起（指听到他的纪录被日本选手三宅信义打破那天），就一心想夺回这项世界纪录。”
他还说：“今天第一次试举一百五十公斤重量时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因此失去信心。”
看来，陈镜开之所以能夺回他已经失掉的世界纪录，这就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不怕水涨船高，敢于力争上游，有坚强的决心和信心。

陈镜开的经验，不仅对于打破世界纪录来说是有效的，做任何事情，要想攀登顶峰，作出更大的成绩，不运用和贯彻这条经验，也是办不到的。
但是，从生活实践中来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并且按此去做的。
在今年四好初评中就有这样的现象：有些一贯表现很好的四好连队，去年因某些原因没有评上四好，这次初评，其中有的连队已经迎头赶上，被评为先进单位，到年终大有荣誉重归的希望；
有的则趦趄不前，距离先进的行列越来越远，到年终仍然有“落选”的可能。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现象呢？
经我们调查研究，原来，同是失了“奖状”的连队，对于争四好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态度是对四好目的有明确的认识，从提高部队战斗力出发，他们以陈镜开那样的劲头，自从去年四好总评失去“奖状”之日起，就一心要在1963年重新创四好，他们召开了誓师大会，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总结了失败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努力克服薄弱环节，他们说：“水涨一尺，志高一丈”，真正做到知难而进。
另一种态度是在精神上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失掉信心，他们说：水涨船也高，今年的四好标准更高了，要达到四好根本不可能，跟上队就算不错了。
这样，当然，在工作上也就忽视了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教训。
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怎么能不造成两种不同的结果呢？

这里，值得引人深思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如何，对于一件事情的成败是多么重要。
古语说：“志不立无所成事”，又说：“有志者事竟成”。
这两句话就很好地说明了不同的精神状态。
会带来不同的实际结果。
我们在工作的发展和进步中掉了队，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于掉队或受到挫折而丧了“志”，失去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事实一再证明，如果一个人的斗志衰退了，即使他原来处在先进的行列，也终究要掉队的，甚至会越掉越远；
反之，如果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即使是掉了队，甚至是掉得很远，也终究能够赶上去的。
在今年的四好初评中不就发现这样的情况吗？
有些两年一直没有评上四好的后进连队，他们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鼓足劲往前赶；
他们对于自己的落后不泄气，迎着困难前进。
经过半年努力，有的有了很大进步，有的已经在最近初评时被评为先进单位了。

永远不满足现状的不断革命的精神，永远力争上游的革命进取心，是我们革命者的一种宝贵的品质。
陈镜开一心想夺回世界纪录的劲头，上面所举的有些连队力争赶上先进行列的劲头，正是体现了这种宝贵的品质。
正由于广大的革命者发扬了这种品质，才使我们的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当然，这种宝贵的品质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承认客观事物时时刻刻都在发展变化，懂得在客观事物面前“不进则退”的道理，因此革命者总是不断用先进的水平来衡量自己，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他们能够随着“水涨”而“船高”。
这种宝贵的品质还建立在认识和掌握思想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懂得人们在成功的时候容易骄傲自满，在失败的时候容易灰心丧气，因此革命者总是用“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时刻警惕自己，他们能够永远不停顿地向前迈进。

作者：常学正
栏目：思想战线

人每天都要吃饭，所以很容易把“吃饭”看作是日常生活的小事。
谁曾想到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条件下，吃饭里面还会充满着政治，充满着阶级斗争哩！

戏剧《夺印》里面篡夺了小陈庄领导权的坏分子陈景宜，为了破坏党的工作，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夺取小陈庄人民手中的印把子，为新派去的党支部书记、复员军人何文进摆了酒席。
由于何文进同志有明确的阶级立场，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没有上他们的大当。
陈家门楼这顿饭可非同小可，吃与不吃，实在是关系着革命大业，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当革命取得胜利，人民从反动的统治阶级手里夺取了“印把子”之后，阶级敌人绝不甘心死亡，他们时刻都在处心积虑地妄想把无产阶级的“印把子”夺回去。
怎么守法？
公开拿枪杆子干不成，于是就趁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尚待巩固的时候，把人们脑子里残存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当做他们的突破口，从思想上、意志上进行腐蚀和侵袭。
这种腐蚀和侵袭多是从生活方面下手的，从“吃”的方面下手是常用的手法。
坏分子陈景宜才摆酒席，正是敌人用酒肉毁坏对手的惯用手法之一。

可见，在充满着阶级斗争的时期内，一个革命战士不应当丧失革命警惕，包括吃饭在内，都必须提高政治嗅觉。
也许有人会说：敌人并没有摆酒宴请我，怕什么？
其实，缺乏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专爱讲究吃喝的人，他的革命意志就会逐渐衰退，资产阶级思想就会日益增长，以至蜕化变质，这难道不是可怕的吗？
在敌人的吃吃喝喝诱惑下，被敌人利用，以至叛变革命事业，不往往正是这样一些人吗？
俗话说：“为嘴可以伤身”，伤了个人的身倒是小事，伤了革命事业，丢掉了无产阶级的“印把子”——政权，可就成了天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