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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

七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
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一次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便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
其他全国性报纸和省市级以上的报纸，也将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还决定，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信虽然早在六月中旬广播了，那时可能有些人没有收听到，又很可能有些反对我们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们不愿意收听，现在我们再广播一次，希望上述两类人，特别是反对我们的人，耐心地听一听，以便这些人手中有材料，可以对我们作出象样的批判。
老实说，这些人过去对我们的一切批判，都是不象样子的，都是不能说服人的。
至于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
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恐怕世界上广大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当着苏联广播他们的这篇“奇文”时，不愿意和不耐心收听，我们奉劝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宜采取这种态度，而要耐心收听，好好研究，公开发表，以便将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和批判。
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
而要批判，就要掌握对方的材料。
苏共这次的公开信，正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终于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是值得欢迎的。
我们希望，苏共中央能够象中共中央对待苏共中央的文件那样，继续发表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包括我们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所发表的七篇文章，以及七月一日声明、七月五日声明、七月十日声明和这一次声明，以便让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全部观点。

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真理报》、《消息报》以及其他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从十五日起连续发表社论，并且用个人署名文章和读者来信的形式，为苏共中央公开信吹嘘，攻击中国共产党。
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报纸，以及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报纸，也纷纷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
这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凡是重要的，我们也将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并在必要时予以答复。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把要讲的话讲出来，是一个好现象，讲出来比不讲出来好。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重事实、讲道理的人。
真理愈辩而愈明。
如果尊重事实而下掩蔽真相和歪曲事实，如果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苏之间的分歧总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异口同声，夸奖苏共中央公开信，诋毁中国共产党。
这类言论很值得注意，我们将择其精彩者予以发表，让我们的党员和中国人民共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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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瓦那18日电 以刘亚楼空军上将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今天下午拜会了古巴革命武装部第一副部长阿尔梅达少校及革命武装部副部长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少校。

古巴方面在场的有工兵部队司令赫苏斯·加西亚少校，革命武装部电影部部长雷内·罗德里格斯少校和革命武装部外事处处长曼努埃尔·洛佩斯上尉。
中国方面在场的有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今天上午在雷内·罗德里格斯和革命武装部外事处副处长曼努埃尔·里奥上尉的陪同下参观了哈瓦那市容。
===== 强烈抗议捷政府无理要求召来新华社记者-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捷政府的行为；
是蓄意恶化中捷两国关系；
加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的严重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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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19日讯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无理要求召回新华社记者，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无理要求现在回国休假的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社长黄振声和记者张敏芬不再回捷，同时无理要求迅速召回该社记者陆郝庆，并且于7月17日通知中国驻捷大使馆限令陆郝庆四十八小时以内离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发表声明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于新华社布拉格分社记者采取的粗暴无理的行动是蓄意恶化中捷两国关系、加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的严重步骤。
继苏联政府无理要求召回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梅文岗等五人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间竟然又一次发生这种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事件，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它的无理行动制造了一些十分荒谬的借口。
捷政府首先指责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新闻稿刊登了中共中央6月14日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以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其他文件。
但是新华社布拉格分社作为中国国家通讯社的分支机构在新闻稿中转发了新华总社播发的中国党和政府已经公布了的文件，这有什么错呢？
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业务范围内应尽的职责吗？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通讯社都会这样做，不这样做倒是奇怪的。

捷政府大概也发觉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过了几天又想出一个新鲜的借口，说新华社布拉格分社记者不通过捷外交机关随意到捷各地旅行。
这同样是毫无道理的指控。
在捷国内根本不存在外国记者到各地旅行必须经过捷外交部同意的规定。
人们还要问：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社长黄振声和记者张敏芬在今年6月2日回国休假前，捷政府并未对他们在捷的旅行活动提出过异议，为什么在他们回国休假以后，突然对他们提出这种无端的指责呢？
显然捷政府对新华社布拉格分社记者采取的行动，并不是真的因为他们的旅行活动有任何可以非议的地方，不过是为了阻挠和破坏新华社布拉格分社履行它的正常职务而已。

新华社布拉格分社建立至今已十五年，一向为增进中捷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进行了积极的工作。
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新闻稿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党和政府的观点，如果捷党和政府真诚希望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本来应该欢迎新华分社的这种活动，现在竟然加以阻挠和破坏，这只能说明捷政府为了任意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决心不让捷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正观点。

中捷两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殷切希望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以及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通过平等协商和同志式的讨论来逐步消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使团结得到维护和加强。
捷政府的做法完全违背了这种愿望。
捷政府限令新华分社记者陆郝庆四十八小时以内离捷，这种只有用之于对待敌人的做法竟然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对待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不能令人感到极大的遗憾和愤慨。
捷政府的行动只能被认为是有意恶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以达到扩大分歧制造分裂的目的。
应该指出这正是美帝国主义、国际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期望的。
中国政府一贯维护团结、坚决反对任何分裂步骤。
对于捷政府对待新华分社记者的粗暴无理行动，中国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

作者：李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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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聂荣臻元帅、刘伯承元帅、罗瑞卿大将，十九日下午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二次共青团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陪同接见的，有萧华上将、杨成武上将、李天佑上将、李聚奎上将、刘志坚中将、徐立清中将、梁必业中将、萧向荣中将、崔田民中将等。

聂荣臻元帅、刘伯承元帅、罗瑞卿大将接见铁道兵第二次共青团代表会议全体代表。

本报记者 李书良摄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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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英国、苏联关于禁止核试验问题的谈判，正在莫斯科举行。
由于美国继续大量制造和储存核武器，继续准备核战争，继续执行核讹诈政策，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反对核战争的呼声愈来愈高。
一年一度在日本召开的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集中地体现了世界人民的这种愿望和要求。
因此，人们对于莫斯科三国会议寄予期望，是很自然的。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核战争，一贯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
我们主张禁止使用、制造、储存和试验核武器，并且销毁现有的一切核武器。
当前核战争的危险来自美帝国主义拥有大量核武器，日日夜夜地制造核放器，并且威胁使用核武器。
如果不制止这种情况，怎么能够消除核战争的危险呢？
因此，只有全面禁止核武器，才能真正防止核战争。

但是，几年来关于普遍裁军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谈判表明，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总是制造种种借口，设置重重障碍，千方百计地拒绝同意全面禁止核武器。
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把没有能够实现全面禁止核武器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
这是毫无道理的。

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是不需要核武器的，更是坚决反对核战争的。
核武器是美国先搞起来的。
为了抵制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必要掌握这种武器。
苏联一贯为争取全面禁止核武器而努力。
怎么能够把至今没有达成禁止核武器协议的责任推到苏联的身上呢？

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全面禁止核武器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
在世界人民越来越强大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更多地采用欺骗的手法来达到阻挠禁止核武器的目的。
他们把全面禁止核武器的问题放在一边，提出停止核试验和部分停止核试验的建议，来转移人民的视线。

美国已经通过两百多次核试验，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必要的技术资料，并且公开宣布已经储存了两万五千枚核弹头。
因此，即使停止核试验，一点也不妨碍美国继续制造核武器，继续进行核讹诈。
而另一方面，美国却可以借此来造成一种舆论上的压力。
阻止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试验，掌握核力量，使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加强抗拒美国核讹诈的能力。

所有这一切，美帝国主义都是直言不讳的。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今年三月十一日说，美国今天拥有的各种核武器，“可用于各种战略战术用途”，如果缔结停止核试验的条约，美国的“军事地位就可能更加稳固”。
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更进一步，他在六月二十一日说，美国“同苏联和英国就禁止试验问题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是，这可能制止扩散（核武器），我们能够合作来防止中国获得核力量。”
很明显，美国提出停止核试验的建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更严重的是，按照美国的建议停止核试验，可能在人民中产生安全的错觉，麻痹他们在维护和平斗争中的警惕。
一九六一年九月，苏联政府向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关于核试验问题的备忘录中曾经正确地指出：“很明显，在西方国家继续进行不明智的军备竞赛的情况下，单独缔结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只能使各国人民产生错觉，似乎现在正在为防止核战争作什么事情，而实际上，西方国家却正在为这种战争进行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在全面彻底裁军范围之外缔结停止核试验条约，只会在各国人民中间造成太平无事的错觉，这将在麻痹各国人民在维护和平问题上的警惕性方面起催眠作用。”
因此，美国的这个骗局如果得逞，核讹诈的推行和核战争的危险将不是减少，而是大大地增加。

最能暴露美国所包藏的祸心的，是它提出的把地下核试验排除在外的部分停止核试验的建议。
这个建议清楚地表明，它根本不想禁止核武器。

美国前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顾问贝特说，美国必须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因为这种试验是具有“实际军事效果”的。
大家知道，进行地下核试验，既可以改进战略核武器的性能，又可以试验和发展战术核武器，美国近期的地下核试验，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一些好心肠的人可能认为，停止核试验，不论是全部的还是部分的，都是走向全面禁止核武器的一个步骤，因此应该表示欢迎。
特别是美国在太平洋进行大气层的核试验，严重威胁这一地区的居民的健康甚至生命，人们要求停止这种核试验的迫切心情，是正当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不应当让帝国主义利用这种情绪来达到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相反的目的。

目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核试验，掌握了必要的技术资料，它们不仅已经储存了大量的核武器，而且还在继续制造核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现实意义的步骤，不是孤立地停止核试验，而是首先使这些国家承担义务，不使用和不制造核武器。
如果仅仅是停止核试验，而让这些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继续制造和储存核武器，继续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权利，那这种停止核试验究竟有多大意义呢？
停止核试验必须是普遍裁军和全面禁止核武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才有积极的意义。
如果孤立地停止核试验，就会掉进美国的圈套，同世界人民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防止核战争的愿望背道而驰。

我们赞成用逐步的办法来实现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目的。
可以在程序上，如上所说，分步骤地实现这个目的，也可以用建立和扩大无核武器区的办法来促进这个目的的实现，两者的关键均在于必须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切实的义务。
中国政府早就提出使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成为无核武器区的建议，这个建议明确地规定，美国必须包括在内，承担同样的义务。
我们认为，其他无核武器区的建立和扩大，也有助于缩小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活动范围，有助于防止核战争。
但是，在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发展到今天这种水平的时候，只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尊重无核武器地区，这些地区人民的愿望才能够得到保障。

美帝国主义拼命鼓吹停止核试验可以防止核扩散、减少核战争危险。
这也是骗人的鬼话。
核战争的危险来自美国。
只要美国拥有核武器，不管它是否向其他西方国家扩散，核战争的危险是始终存在的。
诚然，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它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核垄断地位，阻止它的盟国拥有独立的核力量，正在同它的盟国，特别是法国，进行着勾心斗角的斗争。
但是，绝不能因此认为美国就不会向它的盟国扩散核武器了。
相反，如果美国能够通过例如“多边核力量”之类的计划，把它的盟国置于其控制之下，它完全有可能不仅把核武器，而且把关于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给它的盟国，以便于它们制造和储存更多的核武器，加强帝国主义阵营对世界人民进行核讹诈的能力。
怎么能够说，有了停止或部分停止核试验的协议，就能够达到限制美国进行核扩散的目的了呢？
说穿了，美国的意图绝不是束缚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束缚社会主义国家。

全世界人民都在密切地注视着莫斯科三国会谈。
如果这次会谈不能对全面禁止核武器作出积极的贡献，至少也不应当产生消极的作用。
据报道，在会谈开始前，苏联政府已经表示愿意同美国就部分停止核试验达成协议。
这种情况使我们感到忧虑。
本着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一贯立场，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彻底揭露美国关于停止核试验和部分停止核试验的骗局。
我们希望苏联不要上当。

美帝国主义的核备战和核讹诈政策，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
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迫切地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制止核战争。
美帝国主义是狡猾的。
我们千万不能让美帝国主义利用我们的和平愿望，达到它的战争目的。
全世界人民必须对美帝国主义关于停止和部分停止核试验的阴谋提高警惕。
不管斗争的道路有多长，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遵循正确的政策，坚持斗争，我们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斗争的结果，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绝不可能是核武器毁灭人类。

（原载7月19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编者按：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
中共中央发言人已经指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这封信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

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
苏共领导人企图用这样蛊惑人心的说法，恶意地指责所谓“中国的好战态度”，特别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是光明磊落的，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那些诽谤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人，是心劳日拙的，除了使他们的肮脏目的暴露无遗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通过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
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十一月十八日的讲话中，曾经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的变化。
他列举战后世界十大事件，论证国际形势的发展在当时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超过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愈来愈有可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
就是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一再地说，我们不要打仗，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坚持不懈地揭露美帝国主义者的核讹诈政策，揭露他们散布核恐怖的罪恶目的，是要吓唬各国人民，企图奴役全世界。

毛泽东同志说，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如果帝国主义竟然发动核战争，强使人类遭受一次空前的灾难，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应该怎么办？
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要么坚决抵抗，埋葬帝国主义；
要么害怕牺牲，宣布投降。
但是，有人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人类就要全部死绝。
实际上，这种论调就是说，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只能屈服。
针对着这种投降主义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核战争，一定要把核战争强加给人类，以致可能使亿万人遭到牺牲，但是人类也绝不会毁灭。
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帝国主人企图毁灭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
毛泽东同志说：“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
问题就是这样。

又例如，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苏共公开信中说，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苏共领导人清楚，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二十大。
对苏共二十大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

苏共二十大以后，关于苏共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二十年间所起的领导作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向苏共同志提出过批评。
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到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就亲自同苏共同志谈过四次。
当时，我们就一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全面估价。
我们认为，苏共领导人的错误是：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在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用正面讲道理的方式，对斯大林作了全面的估价，婉转地批评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

同样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也多次向苏共提出了我们不同的意见。
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而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但是，当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照顾苏共和苏联的威信，我们在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上没有公开批评过苏共领导人。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二十大这种一贯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和“虚伪”的呢？

又例如，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事实是，一九六0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方面突然通知中国，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一千三百多名，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
这就给中国的经济、国防和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困难和损失，成为中苏经济贸易联系减缩的主要原因。
中国是受害者。
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反而责怪中国缩减了中苏经济贸易联系，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颠倒是非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本报按：

新华社19日讯 二十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据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讯：苏联《真理报》七月十四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同时，这家报纸还登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文如下：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写这封公开信，以便就中国共产党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来信阐述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立场。

苏联人很了解，我们党和政府表达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不遗余力地加强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兄弟友谊。
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斗争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有同一的目标、同一的愿望和希望。

许多年来，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
但是，若干时候以前，在以中共为一方、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破坏我们的党之间的团结和我们的人民的友谊的言论和行动，引起苏共中央委员会日益加深的焦虑。

苏共中央方面尽了一切可能来克服已经出现的分歧，并在今年一月份提出了关于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以便平心静气地和实事求是地讨论争执问题，在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
苏共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所有兄弟党的热烈支持。
随后达成了关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的协议，现在会谈正在莫斯科进行。

苏共中央曾经希望，中国同志也象我们一样，表现出诚意并促进会谈成功，以利于我们的人民，以利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我们遗憾的是，正当对苏共和中共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一事已经达成协议，当代表团已经委派，会谈日期已经商定的时候，中国同志不是把现有的分歧拿到这次会谈期间去讨论，而是突然认为可以公开在全世界面前不仅陈述旧的分歧，而且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提出新的指责。
这一点表现在发表中共中央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上，这封信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谈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两个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
在中共中央的信中包含有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的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

苏共中央主席团看了这封信后得出结论，正如你们从今年六月十九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苏共中央声明中所得悉的，认为那时候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是不适宜的。
发表信件，自然就要求我们方面作出公开的答复，这会使论战进一步加剧，煽起激动情绪，从而恶化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
由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会谈即将举行，当时发表中共中央的信件尤其是不适时的，因为我们认为，会谈的目的是，通过在同志式的气氛中研究现存的分歧来帮助我们两党在现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更好的相互了解，为准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气氛。

同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使苏共中央委员和全会全体参加者了解中共中央的信件是必要的，并且把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歧的实质告诉了大家。

中央委员会全会在自己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完全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进一步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力量方面的政治活动，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相互关系中所采取的一切具体行动和措施。

苏共中央全会责成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共代表的会谈中坚定地执行我们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被实际生活、被国际事件的进程完全证实的路线。
中央委员会全会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全会表达了我们全党的意志，声明自己准备和决心始终一贯地执行团结兄弟党和克服现有分歧的方针。
全会声明，我们党今后仍将致力于加强苏共和中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兄弟友谊，以利于为我们共同事业的斗争。

遗憾的是，最近的事件表明，中国同志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我们所表现的克制。
他们把我们避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论战的真诚愿望竟然说成是要向共产党员，向苏联人民隐瞒中国领导人的观点。
中国同志把我们的忍耐当作软弱，不顾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越来越纠缠不休地和顽固地开始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违法散发用俄文大量刊印的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
中国同志不以此为满足，开始在全世界加紧宣传和散发旨在反对我们党的这一信件和其他文件，不惜利用帝国主义的出版社和通讯社来达到散布这些文件的目的。

事情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严重：当苏联外交部提醒中国驻苏联大使注意这种粗暴践踏我国主权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时候，中国人民不仅没有停止这种行为，而且还以示威的方式说，他们认为在苏联继续散发信件是自己的权利。

七月七日，在莫斯科会谈已经开始以后，北京组织了人数众多的集会，官方人士在会上把由于违法散发攻击我们党和苏联政府的材料而被从苏联撵走向中国工作人员当作英雄予以欢迎，在会上，中国官方人士在兄弟的中国人民中煽动对苏联的不友好的感情和情绪，同时一再企图证明自己有权破坏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国际关系的准则。
七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一项新的声明，为这种行为辩解，并且实质上想赋予自己干涉苏联内部事务的权利，当然，这是苏联政府任何时候也不会允许的。
这样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只是导致关系的加剧，并且只会带来害处。

《人民日报》七月十三日社论又一再攻击我们党，歪曲地解释在苏联报刊上未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

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们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的顽固企图，对我们党的立场的明显歪曲，对我们暂时不发表的动机的不正确的解释，促使我们发表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并对这一文件作出评价。

读一下中共中央信件的每个人，都会在关于一致和团结的响亮词句后面看到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不友好的和诽谤性的攻击，看到想贬低我国人民争取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的企图。
还有什么对苏共和苏联的直接的和隐蔽的指责没有包含在这个文件中呢。
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论言，暗示“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 我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
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

一

几乎半个世纪以来，苏维埃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进行着斗争。
从苏维埃国家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当伟大的列宁还领导着我们国家时起直到今天，我国人民始终给予所有为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下获得解放、为建设新生活而斗争的人民以巨大的无私的援助。

一个国家以这样的规模援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科学和技术，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中国的劳动人民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无论是在为解放自己祖国而进行革命斗争的时期。
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都充分地感到了苏联人民和我们党的兄弟支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苏联政府就同人民中国的政府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是抵御帝国主义侵犯的强大手段，是加强远东和全世界和平的因素。

苏联人民把自己多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经验和科学技术成就慷慨地介绍给了自己的中国兄弟。
我国过去和现在对发展人民中国的经济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
在苏联的积极援助下，人民中国建成了用最新设备装备起来的一百九十八项工业企业、车间和项目。
在我国的协助下，中国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等新的工业部门。
苏联交给了中国两万一千套以上的科学技术资料，其中包括一千四百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
我们一直帮助中国巩固国防和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
在苏联的高等学校里，在我国的企业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
而且现在苏联还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十八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的建设给予技术协助。
我们讲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夸，而仅仅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并且我们也没有忘记，苏联也从中国获得了需要的货物。

还在不久前，中国领导人曾经对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对苏共和中共的团结说过很多公道话，曾经高度评价苏联的援助，并号召学习苏联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说过：“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
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
中国领导人开始忘记了这一点，对此只好表示遗憾。

我们党、全体苏联人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新生活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和骄傲。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盛大招待会上说过：“在自己的光荣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显示了，人民一旦掌握了政权，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现在大家都公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
亚非各国人民看到，应当走什么道路和采取什么制度才能真正地发挥出人民的才能和创造力，才能让人民全面地和充分地显示他们强大的创造力量。”
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没有开始离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以前的情况。

一九大○年四月中国同志公开地暴露了他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表了名为《列宁主义万岁！
》的文集。
在这本以窜改列宁的著名著作和断章取义地、不正确地解释其论点为基础的文集中包含的论点，实质上目的是反对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宣言（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在这项宣言上签了字）的基础，反对列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反对在现时代有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反对既利用和平的，也利用非和平的途径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
中共领导人开始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所有兄弟党。
一九六○年六月，当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
不仅如此，中国同志还把他们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

中共领导的这些步骤引起了兄弟党的严重不安。
考虑到这一点，在一九六○年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尝试同中共领导人讨论已产生的分歧。
五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对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呼吁他们根据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回到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合作的道路上来。
遗憾的是，中共领导藐视同志式的帮助，继续执行自己的错误方针，加深自己同兄弟党的分歧。

为了防止事态的这种发展，苏共中央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谈的建议。
会谈于一九六○年九月在莫斯科举行了。
但是，那时也由于中共代表团顽固地不愿倾听兄弟党的意见而未能克服已产生的分歧。
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举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绝大多数的兄弟党拒绝了中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和主张。
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

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耍花招而已。
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就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作为传声筒，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针。
他们背着我们党展开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运动。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中央作了新的努力谋求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弗·罗·科兹洛夫同志、阿·伊·米高扬回志同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以及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其他领导工作者举行了会谈。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代表团详细叙述了苏共中央对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原则性问题的立场，强调指出我们始终不变地致力于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友谊和合作。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和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件中提请中共中央注意，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削弱可能给我们共同事业造成的那些危险后果。
当时我们建议中国同志采取措施，不让帝国主义者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苏中关系中发生的困难。
苏共中央还建议在交换内部政治情报、在各兄弟党在国际民主组织和其他方面协调立场等问题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但是，这些信件和目的在于在一切方面改善同中共和中国关系的其他实际步骤，没有得到北京的反应。

去年秋天，在前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离开莫斯科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在这次谈话过程中，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再一次表现出在加强中苏友谊方面的主动精神。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请刘晓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转达我们的建议：“抛开一切争论和分歧，不去分辨谁对谁错，不要翻过去的东西，而是从新的一页开始我们的关系。”
我们这种真挚的呼吁甚至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中共领导人加深自己同各兄弟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
中国机构开始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贸易联系。
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国同苏联的贸易额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成套设备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十分之一。
这种减少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主动而产生的。
对于中国领导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我们感到遗憾。
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应该继续发展苏中联系、发展合作。
这对我们双方会是互利的，而首先有利于人民中国，它曾经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过大量援助。
以前，苏联曾同中国发展广泛的联系，今天，苏联仍主张扩大，而不是缩减这种联系。
本来，中共领导应该首先对发展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表现关怀。
但是，中共领导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行动，不考虑这种行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

中国领导人没有把由于谁的过错而使这些联系减少了的真相告诉本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员当中，甚至在居民当中，展开了旨在诋毁苏共内外政策、煽起反苏情绪的广泛宣传。

苏共中央曾提醒中国同志注意这些不正确的行动。
我们对中国同志说过，不要以所产生的争论和分歧为转移而促使人民时而赞扬、时而咒骂这个或那个党。
每个共产党员都明白，兄弟党之间的分歧，不过是暂时性的事件，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现在是永久确立的。

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苏共提出的同志式的警告每次都置之不理，而继续加剧中苏关系。

从一九六一年年底起，中国在国际民主组织中的代表开始公开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反对召开争取和平与裁军世界大会。
在一九六二年，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运动、亚非团结运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其他许多组织的活动都因中国代表的分裂行动而受到了威胁。
中国代表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团结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在莫希举行的第三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
中国代表团领导人对苏联代表说，“白人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做”。
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工作者会议上，中国代表实行的方针是以苏联……不属于亚洲国家为理由不让苏联的新闻工作者成为有充分权利的参加者。

令人感到奇怪和惊异的是，中国同志指责不久之前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的绝大多数人进行分裂活动和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而在通过告各大洲妇女书时，参加大会的一百一十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妇女代表投票反对。
这倒真是：爱好自由的妇女的整个亿万大军步调都不一致，而只有两个走得正确，遵守队形！

中国领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
它表明，中共领导人把自己的特殊路线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对立起来，力图把自己的号令、自己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极其错误的观点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

二

以中共为一方、同以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的实质何在呢？
无疑，每一个看了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的人都会产生这个问题。

这封信的许多论点乍一看来可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谁争论？
例如，难道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行反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职责的共产党人吗？
为什么中共领导如此纠缠不休地提出这种论点呢？

也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同意中国同志在他们的信件中所叙述的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立场呢？
就拿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来说吧。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件中说到和平与和平共处。

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同志在向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方针开始发动进攻后，第一，把苏共和其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表达过的以及同它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它们身上；
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针的办法来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
如果公开反对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反对裁军等等，那就意味着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眼前暴露自己的立场，并把他们从自己身边推开。
因此，论战越是进行下去，中共领导立场的弱点越是暴露，它就越要竭力采用这种伪装。
如果不考虑到中国同志这种手法，那么从旁看来甚至会觉得，似乎争论的性质是烦琐的，似乎谈的只是远离迫切问题的个别提法。

而事实上，争论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问题，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这些问题是由生活本身、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动、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我们的运动面前出现的新的可能性提出来的。
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结合世界发展现阶段的条件和要求制定了总路线。

各共产党一致认为，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开辟了新阶段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这一评价记载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各共产党集体制定的、规定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政治方针的文件中。

但是，中共领导人现在提出了同它相对立的另一种方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日益分歧。

这首先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在评价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对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不能有任何含糊不清和吞吞吐吐，要知道，问题关系到各国人民的命运和全人类的未来。

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责任十分坦率地告诉党和人民，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同我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
这些分歧的实质是，对防止世界

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各持相反的态度。

我们党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把争取和平与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头等任务向共产党人提了出来。
我们现实地估计世界力量的对比，并由此作出结论：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没有消除，但是在当前条件下，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为主要支柱的和平力量，可以通过联合努力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我们还冷静地估计到进行战争的手段有了根本的、质的改变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
这种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

只说一点就够了，即一个强大的热核炸弹的爆炸力就超过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以前所有战争中使用的全部战斗武器的爆炸力。
而这样的炸弹已经积累了成千上万个！

共产党人有权无视这种危险吗？
我们应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后果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
我们认为，毫无疑问是应该的。
这不可能象中国同志所断言的那样对群众起“麻痹”作用。
相反地，关于现代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在把群众的意志和精力动员起来为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危险的根源——帝国主义而斗争。

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各国人民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而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一项完全现实的和可以完成的任务。
我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在我们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有最伟大的意义的结论。
这一结论不是善良动机的结果，而是现实地和严格科学地分析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
它是以世界社会主义的巨大威力为基础的。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得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赞同。
声明中强调指出：“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在这个声明上也有中国同志的签字。

中共领导采取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它宣传这样一些论点：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消灭不了战争，和平共处是幻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
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这些论点能够表明什么呢？

这些论点表明，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同志违背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
他们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高，实际上是忽视动员人民群众同战争危险进行斗争。

可见，中国同志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国际工人阶级、一切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粉碎战争罪魁的计划，能够为我们这一代和后代谋得和平。
在中国同志响亮的革命词句的后面是什么呢？
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它的革命能力，既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不相信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胜利。
在争取防止战争的斗争中，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正在联合起来。
这些和平力量按其阶级成份和阶级利益来说是不同的。
但是，争取和平、争取防止战争的斗争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因为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它会消灭所有落进其破坏作用范围内的人。

走上中国同志所建议的道路，就意味着把人民群众推离曾经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和英勇的争取和平的斗争赢得各国人民同情和各国共产党。

现在，在广大群众的意识中，社会主义与和平是分不开的！

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战争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
他们断言，“原子弹是纸老虎”，它“并不可怕”。
他们说，主要的是尽快消灭帝国主义，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怎样的损失来达到这一点，似乎是次要问题。
试问，对谁来说是次要的呢？
是对一旦爆发热核战争时便注定要遭到死亡的亿万人呢？
还是对在这种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就会从地球上消灭的国家？

任何人，包括大国在内，都没有权利玩弄千千万万人的命运。
那些不愿作出努力把世界战争从各国人民生活中排除出去并防止人们遭到大规模消灭和人类文明的珍品受到毁坏的人，是该受谴责的。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说了许多关于似乎为了革命会有“不可避免的牺牲”之类的话。
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也说这在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人的可能性。
在中共中央赞同的《列宁主义万岁！
》的小册子中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试问中国同志：他们是否明白，世界火箭——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

苏共中央（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在这方面一致支持我们）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
这种观点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试问中国同志：为了消灭帝国主义，他们建议采取何种手段？

我们完全赞成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我们不仅相信资本主义必然死亡，而且正在尽一切努力，使这点能通过阶级斗争实现，而且能尽速实现。
这一历史问题应当由谁来解决？
首先是每个国家中以自己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首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中国同志提出另一种东西。
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换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结果，“将创造起美好的将来”。
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和平共处原则、争取巩固和平的斗争，的确用不着了。
我们不能走这种冒险主义的道路；
它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

大家都知道，在现代条件下，世界战争将是一场热核战争，帝国主义者决不想自动退出舞台，自动躺入棺材，而不使用他们所拥有的最极端的手段。

显然，那些把热核武器称为“纸老虎”的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武器的破坏力。

我们清醒地估计到这点。
我们自己在制造热核武器，并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热核武器。
我们对它的破坏力十分清楚。
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
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通过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而是通过团结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为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国防威力，来力求保障巩固的和平。

请问建议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的废墟上的中国同志：他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同帝国主义统治着的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商量过？
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一定会这样回答他们：难道我们请求你们，要你们发动战争，在消灭帝国主义者的同时毁灭我们的国家吗？
要知道，垄断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是比较少的一撮人，而资本主义各国居民的基本组成却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
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
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要问这样的“革命者”：你们有什么权利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也赞成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愿意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通过发动世界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

中国同志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理所当然的怀疑：这里已经不是用阶级的态度来看待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怀有某种完全另外的目的。
如果在旧世界的废墟下，既埋葬剥削者，又埋葬被剥削者，那么将由谁来建设“美好的将来”呢？

在这方面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同志不是采取表现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一口号中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态度。
而是顽固地宣传没有阶级内容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立场上，认为每个国家的革命都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实现，无需外来的军事干涉。

不言而喻，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竟然发动战争，各国人民一定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这是无可争辩的。
但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让可能造成数以亿计的人死亡的新的世界战争爆发。

任何一个真正珍视人民利益的党，都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在争取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争取保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中的责任。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表达我们党的路线时曾经说：“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只要存在着殖民主义，就会有解放战争。
这是革命的战争。
这种战争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殖民主义者不会自愿地给各国人民以独立。
因此。
各国人民只有用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苏联给予民族解放运动以最广泛的支持。
我国曾经向越南、埃及、伊位克、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人民、向古巴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提供的实际援助是众所周知的。

苏联共产党宣布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坚定地遵循这一原则。
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特别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的活跃程度大大加强了，它对国际关系的整个进程发生的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影响提高了。

中国同志把这样一种说法硬加于我们，似乎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不仅同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久前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关系的原则仅限于“和平共处”的概念。
他们清楚地知道，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首先宣布友好和同志互助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相互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则，并坚定地和始终不朽地遵守这一原则，我们正在给获得了解放的人民以大力的和各方面的援助。
可是，他们仍然出于某种考虑，认为把所有这一切加以完全歪曲对自己是有利的。

苏联为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争取全面彻底裁军，争取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残迹、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一切有争执的国际问题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获得了成果。
我国在全世界的威信比任何时候都高，我们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
这应当归功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威力以及它们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

苏共中央声明，我们过去奉行，现在奉行，将来仍要奉行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定国家和平共处政策。
我们党认为这是自己对苏联人民和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职责。
保证和平，就是要最有效地加强社会主义体系，从而加强它对解放斗争的整个进程以及对世界革命进程的影响。

苏共、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一方和中共领导人为另一方，在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的深刻差异，在一九六二年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这是一次尖锐的国际危机：人类从来没有象去年十月那样接近过热核战争边缘。

中国同志断言，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我们把火箭运到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后来我们从古巴运走火箭则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原注：这种断言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这种断言是根本违背事实的。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拥有确凿的材料说明，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装侵略眼看就要开始。
我们当时十分清楚地了解，为了反击侵略，为了有效地保卫古巴革命，需要最坚决的措施。
诅咒和警告——即使把它们叫做“严重警告”并重复二百五十次——对帝国主义者都是不起作用的。

从保卫古巴革命的必要性出发，苏联政府和古巴政府商定在古巴设置火箭，因为这是警告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现实的办法。
在古巴设置火箭曾经意味着，进犯古巴，就将使侵略的组织者遭到使用火箭武器的坚决回击。
苏联和古巴方面的这种坚决措施引起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震动，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一旦他们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他们本国的领土就会受到毁灭性的回击。

由于问题不简单地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的冲突，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会由局部性的变为世界性的。
产生了世界热核战争的实际威胁。

在当时的局势中有两条出路：受“狂人”（人们这样称呼美帝国主义的最富于侵略性和最反动的代表人物）的支配而走上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利用运进火箭所造成的可能性，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就和平解决所产生的危机达成协议，不许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侵略。

大家知道，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而且相信我们做得对。
我们相信，我国全体人民也都抱同样的看法。
苏联人不止一次用事实证明，他们善于捍卫自己，保卫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
谁也没有他们更清楚地知道，战争会带来多少痛苦和灾难，战争会使各国人民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和牺牲。

为交换美国政府作出不入侵古巴并给约束其盟国也不这样做的保证而达成的撤出火箭武器的协议、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支持，使得有可能粉碎准备蛮干的美帝国主义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
结果保卫住了革命的古巴，拯救了和平。

中国同志认为我们关于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明智和现实态度的说法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由于苏联的勇敢而有远见的立场，由于英勇的古巴人民和他们政府的坚定和刚毅，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证明，它们能够约束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强迫战争拥护者同意和平。
这是明智政策、和平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胜利，这是帝国主义力量、战争冒险政策的失败。

结果，革命的古巴过着和平的生活，并且在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人民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领导下建设着社会主义。

当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从而为消除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打下基础时，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的话是绝对信不得的，特别对苏联竭尽侮辱和谩骂之能事。

我们生活在存在两个世界、两种体系：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
如果认为这两种体系各国之间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切问题都应当只用武力解决，排除任何谈判和协议，那是荒谬的。
那样的话，战争就会无休止了。
我们反对这种态度。

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是绝对信不得的——他们一定要欺骗人的。
但这里的问题完全不是信不信，而是清醒的估计。
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个月，美国政府仍在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对古巴国境进行任何入侵。
我们也作出了从古巴运走火箭的保证，并履行了保证。

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也对古巴人民作了保证：如果美帝国主义者食言而入侵古巴领土，我们就要援助古巴人民。
每个思想健全的人都清楚地了解，一旦美帝国主义者入侵，我们象在古巴领土上援助古巴人民一样，在苏联领土上援助他们。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火箭飞得时间稍微长些，但是它们的命中率并不因此而稍差。

古巴革命领导人自己把苏联政府的政策看作是兄弟声援和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政策，为什么中国同志顽固地无视古巴革命领导人们这一评价呢？
中国领导人究竟为什么不满意呢？
也许是防止了对古巴的入侵和制止了世界战争的爆发这点使他们不满吧？

中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的行径是怎样的呢？
中国同志在这危急的关头提出自己的特殊立场，同苏联政府的现实而坚定的方针相对抗。
他们遵循某种自己的特殊概念，把批评的火力与其说是集中在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身上，不如说是集中在苏共和苏联身上。

在这之前曾经论证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发动世界战争的中共领导在最紧要的关头采取了批评家的立场，而不是战斗的同盟者和同志的立场。
在那些日子里，谁也没有听到中国领导人发表过关于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来保卫古巴革命的声明。
中国领导人不是这样做，而是显然企图使加勒比海地区本来就已经尖锐的局势更加尖锐化，往阴燃的冲突之火里添干柴。

中共领导的真正立场，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表现在它极其低估，甚至故意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
中国同志甚至反对共产党人提出这个问题，竟敢援引马克思列宁主义，千方百计地证明，裁军一方面是“不可实现的”，另一方面是不必要的。
他们引经据典来证明，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全面裁军。

当世界被军备竞赛压得透不过气来，当帝国主义者在积储核武器，威胁要把人类推入世界战争的深渊时，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当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不，在时代的威严命令面前，这将是犯罪性的无所作为。

一切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对各国人民的责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懂得这一真理。
他们若干年来一直进行、今后也将进行争取全面彻底裁军、争取停止核武器试验和禁止这种武器的顽强和坚持不渝的斗争。

在为和平而斗争，提出全面裁军的口号时，我们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到实际情况，没有闭目无视困难。\\

当然，帝国主义者尽力拖延和破坏关于裁军的协议，这对他们是有利的。
他们利用军备竞赛来发财致富，并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处于恐怖之中。
但是，我们是否应当随波逐流，听任帝国主义摆布而不动员一切力量来为保障和平、为裁军而斗争呢？

不，这样做，将意味着向侵略势力、向军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投降。
而我们认为，各国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能够迫使帝国主义政府进行裁军，能够防止战争。
为此，他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

对抗帝国主义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应当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组织起来的力量。
世界工人阶级现在拥有这样的优越性，即可以依靠同帝国主义相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实力和防御威力。
帝国主义独霸的时代已经过去。
比起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十年来，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时我国是单独一个国家，并且比现在弱得多。
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了。
因此，现在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就意味着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受绝望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

可以无休止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把这种观点冒充为自己“革命性”的表现，但是，实际上，这种态度只反映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

在帝国主义阵营中，还存在着反对裁军的强大势力。
但是，正是为了强迫这种势力退却，必须激发各国人民的愤怒来反对它们，迫使它们执行各国人民的意志。

各国人民希望裁军，并且相信，共产党人才是各国人民为达到这个目标而斗争的先锋队和组织者。

我们争取裁军的斗争，不是一个策略手法。
我们真诚地希望裁军。
在这方面，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
弗·恩格斯在上一世纪末就曾指出，裁军是可能的，并称裁军是“和平的保证”。
在我们时代，裁军的口号是弗·伊·列宁作为一个实际任务而首先提出来的，苏联关于全面的或局部的裁军的第一个建议，在一九二二年的热那亚会议上就提出来了。
这是列宁在世时的事情，而且关于裁军的建议也是由他拟定的。

争取裁军的斗争，是防止战争的最重要因素，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效斗争。
在这一斗争中，人类的绝大多数是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

中国同志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口号，用这一口号来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旨在缓和国际局势和停止“冷战”的政策对立。
这种口号实质上是往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中注水，给主张军备竞赛的人帮忙。
给人的印象是，中共领导人认为，保持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苏联同美国关系中的紧张局势，是有利的。
显然，他们认为苏联应该以挑衅来回答挑衅，走进帝国主义阵营的“狂人”所设的陷阶中去，应该接受帝国主义者的这样的挑战：在冒险主义和侵略性方面进行竞赛，也就是说，不是进行保障和平的竞赛，而是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走这条路，意味着使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胁。
珍视各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永远不会走这样的道路。

争取和平和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斗争，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他们正在准备的新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国家的侵略活动，反对帝国主义者在他国领土上设置的军事基地，反对军备竞赛等等的最重要斗争形式之一。
这个斗争符合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阶级斗争。

我们党、所有兄弟党都记得，并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声明的下列结论，不要等到落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才展开反对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斗争。
现在就应当进行这一斗争，并且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努力。
主要的是及时约束侵略者，防止战争，不使它爆发。
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奉行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愤怒，提高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组织性，不断加强群众保卫和平的积极行动，同一切对新战争不感兴趣的国家加强合作。

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削弱着帝国主义阵线，使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帮助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争取和平、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有机地联系着。
八十一个共产党在自己的声明中写道：“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现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有助于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
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
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因此，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割裂开来，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象中国同志所做的那样，就意味着把和平共处原则归结为一句空话，阉割它的现实的内容，实际上无视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这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指责各共产党，说它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
这是对领导无产阶级同资本进行阶级搏斗、一向支持革命斗争和正义的反帝解放战争的兄弟党进行的真正骇人听闻的臆造和诽谤。

中共领导人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斗争的论据是如此软弱无力，以致他们不得不采取种种诡计。
他们先是把他们自己臆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论点强加在我们头上，然后揭露这些论点，开始指责我们，同我们斗争。
他们硬说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放弃革命，用和平共处来代替阶级斗争的荒唐说法，其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任何一个政治学习小组都清楚知道，当我们谈和平共处时，我们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而言。
和平共处的原则当然绝对不能引伸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中，也不允许把它引伸到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本阶级的利益的斗争中，以及被压迫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
苏共坚决反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和平共处。
这是一切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现在都应当掌握的起码的常识。

三

中共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同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作斗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中共领导人扮演了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角色。
他们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
我们直率地说，这种角色是不令人羡慕的，它既不会带来荣誉，也不会带来光荣。
谁也无法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进步的人们走维护个人迷信的道路！

苏联人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确地评价了我们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在反对个人迷信后果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刚毅和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性。

大家知道，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解除束缚劳动人民强大力量的沉重压迫，从而加速苏联社会的发展。
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纯洁伟大的列宁遗留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清除玷污了这种理想的滥用个人权力和专横的行为。
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永不重演那些伴随个人迷信而产生的悲剧性事件，是为了使所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们从我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正确地理解和支持了反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及其有害后果的斗争。
当时中国领导人也赞同这样做，他们谈过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巨大国际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说：

“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
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
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
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

在刘少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这一评价得到了更加全面的表达：

“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
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迷信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
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也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过：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
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迷信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同志在《人民日报》众所周知的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写道：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情况正是这样。

任何一个客观的人，如果把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讲话同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中所说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们在对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但是在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上难道可以摇摆不定吗？
当然不可以。
二者必居其一：要末是中国领导人以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同苏共中央没有分歧，要末是所有这些话都是虚伪的。

大家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正是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实现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在我国生活中产生了多么出色的结果。
自从我们党向恢复党内生活中？

坚定地认为；
社会主义国家支援南越人民革命斗争是自己的国际义务；
绝不能采取消极否定的态度，更不能牺牲南越人民利益，同美帝国主义作交易

据新华社20日讯 中国各人民团体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南方、支持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祖国斗争的联合声明

在7月20日——“越南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越南友好协会并代表中国人民，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和平统一、保卫世界和平而英勇斗争的全体越南人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坚决的支持。

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已经九年了。
九年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为维护日内瓦协议、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提出过很多合理的建议。
但是美帝国主义却一贯背信弃义地破坏这个庄严的国际协议，对越南的和平统一横加阻挠和干涉。
特别是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更公开发动了侵略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
越南南方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完全是美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越南所以至今不能实现和平和统一，唯一的原因是存在着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与侵略。

中国人民怀着敬佩的心情看到，越南南方人民在美帝国主义这样残暴凶恶的敌人面前并没有被吓倒。
他们没有象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乞求帝国主义恩赐独立，他们自己拿起武器，进行了英勇的自卫战斗。
现在，越南南方人民在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已经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捣毁了成千个“战略村”，取得重大的胜利。
越南南方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

的热烈赞扬。
他们的胜利斗争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且为保卫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为维护东南亚地区和亚洲的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美帝国主义在其战争计划日益不利的形势下，勾结现代修正主义，妄图施展“和平战略”的阴谋，诱使越南南方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斗争。
以便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能“不战而胜”地继续保持它们在越南南方的统治。
但是，越南南方人民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丰富经验，他们既然能够胜利地坚持进行武装自卫斗争，也一定能够识破和粉碎美帝国主义的各种阴谋诡计。
美帝国主义的这种如意算盘，注定要和它的军事侵略一样，遭到彻底的失败。

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不仅符合越南人民的民族利益，而且完全符合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
我们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各方面支援越南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是自己的国际义务，绝不能采取消极否定的态度，更不能牺牲越南南方人民的利益，同美帝国主义作交易。
谁这样做，就是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损害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也必然危害世界和平。
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中越两国人民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和战友。
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把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吴集团反动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把全体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
越南人民在任何惊风骇浪中都永远可以指望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我们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7月15日声明和我国外交部7月18日声明的严正立场。
美帝国主义必须立即停止对越南南方的干涉和侵略，从越南南方撤出它的一切军事人员和作战物资。
只有这样，才能为越南的和平统一创造必要的条件。
中国各人民团体和中国人民深信，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在北方同胞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必将战胜艰难，壮大革命力量，把美国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赶出去，从谅山到金瓯美丽富饶的越南河山一定能够重新统一，三千万越南人民一定能够重新团聚！

1963年7月20日

捷政府对新华社记者的指责是完全捏造的，其目的是不让中国记者在捷各地采访，不允许和捷人民接触。
捷政府这种无理粗暴行动绝不代表要求团结的正直的捷广大人民人新闻工作者的意愿

新华社 19日讯新华通讯社就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黄振声、记者张毓芬、陆郝庆等三人的严重事件声明如下：

根据7月8日和13日捷外交部副部长拉·西莫维奇两次和中国驻捷大使仲曦东的谈话，捷政府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和两个记者的借口是新华社布位格分社新闻稿印发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答复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国外交部的几个声明。
捷外交部副部长拉·西莫维奇还指责新华社布拉格分社背离自己的使命，不向中国人民介绍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而集中力量在电讯稿及其它材料中散布中共的不正确观点，还说新华分社记者甚至不通过捷外交机关随意到全国各地去旅行。
这些借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新华社布拉格分社已建立了十五年。
分社记者一贯为完成总社交付给他们的报道、出稿、电务等新闻业务而积极工作。
他们为报道捷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增进中捷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绩。
新华社布拉格分社出版新闻稿已有十四年的历史，这是捷政府批准同意出版的。
在一个国家通讯社的新闻稿上，刊登本国党和政府的公开文件及声明，这是理所当然的。
分社记者一贯遵守捷政府的各项法令，积极进行采访活动。
凡是明确规定需要通过捷外交部新闻司的安排而后进行的采访活动，我们的记者都是严格按照规定办理的。
因此捷外交部的指责是完全捏造的，其目的不过是不让中国记者在捷各地进行采访，不允许中国记者和捷的干部和人民接触。

捷政府驱逐新华社布拉格分社记者的无理粗暴行动，是违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准则，破坏中捷两国人民友谊和中捷两国新闻界友好合作的恶劣行为。
我们对此表示最大的愤慨。
我们深信，这种行动绝不代表要求团结的正直的捷广大人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意愿。

新华社19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7月8日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社长黄振声（兼《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张毓芬（兼《人民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陆郝庆，经我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于7月13日提出强烈抗议并断然拒绝捷方的无理要求后，捷政府于7月17日下午竟提出限在布拉格的陆郝庆于四十八小时内离捷的横蛮要求，从而制造了破坏中捷人民团结、恶化中捷关系的严重事件。

本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长拉·西莫维奇约见我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仲曦东，发表口头声明，向中国政府提出两点要求：（一）现在中国休假的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社长黄振声及其夫人、新华社记者张毓芬不再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来；
（二）迅速召回新华社布拉格分社记者陆郝庆。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长西莫维奇提出这种无理要求的借口是：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新闻稿印发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答复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中国外交部6月29日关于苏联政府无理要求召回中国驻苏大使馆人员等五人的声明、中共中央7月1日声明和7月5日声明。
西莫维奇在口头声明中还威胁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保留采取它认为合适的措施的权利。”
仲曦东大使当场给予严词驳斥，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无理要求提出最强烈抗议，并且郑重声明，中国方面保留一切发言权。

7月13日，仲曦东大使约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长西莫维奇，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无理要求，奉命提出一项口头声明。
声明指出：“用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新闻稿印发中国党和政府的上述文件作为借口，要求中国政府把新华社记者召回，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根据中捷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缔约双方将鼓励对方国家的新闻社和报刊通讯社记者的活动。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行动直接违背这一协定的条文，因而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行为。”
声明最后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无理

要求中国政府召回新华社驻捷记者，是完全背弃中捷两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的。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所采取的这种不顾后果的严重步骤，中国政府感到极大的愤慨，提出强烈的抗议，并且断然拒绝捷克斯洛伐克政府7月8日向中国驻捷大使馆提出的两点要求。”
西莫维奇当场表示拒绝我国大使馆抗议，并坚持要求中国政府实现和满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要求。
西莫维奇在谈话中不顾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根本不存在外国记者到各 地旅行必须经过外交部同意的规定，作为要求召回新华社记者的补充“理由”竟说，新华分社记者不通过捷外交机关随意到全国各地去旅行。

7月17日下午，我国驻捷大使馆文化参赞徐平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史密特时，史密特声称：“我们对中国政府没有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要求，召回新华社记者陆郝庆同志一事表示惊奇。
不仅如此，新华社仍然继续进行着我们所抗议的活动。
现在我受权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将立即取消该记者的记者证，坚持要中国政府召回该记者的原来要求，并限定他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境。”
他还说：“我们保留采取一切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徐平参赞当时表示断然拒绝捷方的要求，并提出坚决抗议。

新华社19日讯 莫斯科消息：美英苏三国禁止核试验谈判代表18日下午发表第四次会议公报说，三国代表继续“讨论包括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的禁试条约的某些条款，并继续就共同感兴趣的其他问题交换意见”。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代表黑尔什姆在昨天会后对路透社记者说，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

合众国际社昨天从莫斯科发出的消息也透露，“会谈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

这家通讯社记者夏皮罗从“提供消息的人士”处获悉，会议取得的“进展”包括美国、英国和苏联“倾向于一致认为有必要关闭所谓的核俱乐部”。

这条消息说，“已经一致同意，不允许以任何方式以核武器援助法国和中国。”
“双方保留试验武器的权利，如果第四个国家、那就是说法国或中国危及签字国的国家安全的话。”
据透露，在昨天会议上，已经就“若干冷战问题”，包括老挝问题，“进行了探讨”。

昨天的会议比往常推迟了一个半小时才举行。
在这以前，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设宴招待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以外交部长博尔茨为首的民主德国代表团是在17日抵达莫斯科的。
据合众国际社援引民主德国人士的话说，“博尔茨来莫斯科是为了讨论同三国会谈有关的柏林问题。”
新华社18日讯 美国新闻处记者福特昨天从华盛顿发出的报道表明，美国心目中的莫斯科美、英、苏三国禁止核试验谈判，是为了达到“防止核扩散”，保持“核大国”的核垄断地位。

福特说：“目前在莫斯科开会的三个核大国探讨这个（核武器局势）问题已经够久了，它们认识到，如果它们要防止这种武器的扩散，它们必须马上行动。”
他说，“三个核大国非常知道，它们必须继续避免把核武器移交给任何其他国家。
大家知道它们就禁止核试验达成的协议将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有效办法。”
福特说，美国总统肯尼迪指示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里曼，“可以同意一项有限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其中包括除地下试验以外的一切试验”。
他说，“即使是一项适用于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的有限的禁止，也至少可以制止独立的核试验，因为允许进行的那种地下试验是很花钱的，在技术上是很困难的”，因此，“即使一项有限的条约也会使这种武器扩散的速度放慢。”

新华社18日讯 华盛顿消息：在昨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总统肯尼迪首先宣读一项声明，谈到莫斯科美、英、苏三国禁止核试验谈判的进行情况说：“在三天会谈后，我们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参加会谈的国家会达成一项停止核试验的协议，至少停止在大家一致同意的无需进行就地视察的环境中的试验。”
肯尼迪说，“谈判迄今是认真地进行的。”
他说，当然，“任何协议都要提交（美国）参议院征求意见和取得同意”。

他在谈到谈判中可能讨论的其他问题时安抚它的西方盟国说，“我们的盟国都知道，美英代表并没有在谈判影响到它们的权利和利益的其他问题。
如果讨论这类的任何问题。
将同盟国进行充分的磋商。”
肯尼迪在声明里最后表示，三国“这些谈判如果成功的话，应当导致其他国家之间更广泛的讨论”。
他说，“如果目前的谈判得到成功，那么，在全世界就核试验达成最广泛的协议将是很重要的。”
肯尼迪拒绝就他声明的这一部分作进一步的说明，而且不让记者们提出问题。
美联社记者海托华从莫斯科发出的消息说，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谈判发出了乐观的调子。
“对于更远的将来，他显然是指应当努力使其他国家同意参加禁试条约……法国和中国是这种努力的最重要的目标。”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如果莫斯科三国会谈进展顺利，他是否会接受举行首脑会议的主张的问题时，肯尼迪一方面表示“我会到任何地方去，只要我认为这是为达成一项有效协议所必不可少的”；
同时，他又说，“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已经成为必要的，或者是必需的。
现在似乎有一切迹象证明，如果我们能够取得一项协议，我们在各自的首都就可以达成协议。
因此，我必须十分坦率地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向我们提出来，如果向我们提出来，我就会参照当时的局势而加以考虑。”
肯尼迪在回答问题时，表示同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给苏共党组织和党员的一封公开信的说法，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旨在导致核战争的政策。
他说，“看来它（中国共产党）似乎是朝这个目的地前进的。”
他还说，“苏联自然不切望进行一场核战争来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可能制订的意识形态理论。
他们自然象我们一样，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国家由于这个原因而遭到毁灭。”
肯尼迪在谈到美国干涉南越的战争和美国同古巴的关系问题时又一次表示美国决不会改变它的侵略政策。
他强调美国不会从镇压南越人民的战争中撤退。
他说，“照我看，如果我们从那项努力中撤退，那将不仅意味着南越的垮台，而且意味着东南亚的垮台。
所以我们打算呆在那里。”
肯尼迪再次强调美国不能同古巴和平共处。
他说，“美国已经非常清楚地表示，我们不接受苏联在加勒比的一个卫星国的存在，并且不能在和平的意义上同它共处。
因此我认为，只要古巴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在这方面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
我希望局势有一天将会改变。”
在回答是否可以在把送人到月球的问题上实行美苏合作时，肯尼迪说，“我们对合作是很感兴趣的。”
他说，“要实现苏美为了共同飞上月球所需要进行的那种合作，就需要打破存在于共产党世界和我们之间的许多怀疑、不信任和敌视的障碍。
目前还没有迹象证明，这些障碍会被打破……显然，如果苏联象我们一样是个开放的社会，就可以进行这种合作，我将表示欢迎。”

新华社18日讯 纽约消息：提前出版的22日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就目前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在莫斯科的活动发表文章说，作为参加美英苏三国谈判的美国代表，哈里曼的使命“在为做成一笔买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当中，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是作为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代理人”参加一些“初步探索”的，他享有肯尼迪的“充分信任”，他受权“探索就东西方紧张局势作出全盘交易的任何可能性”。

文章认为，哈里曼这次的莫斯科之行及“其它正在采取的行动”，是去年10月“（古巴）危机的后果”。
在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以后，肯尼迪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建立了通讯联系，而肯尼迪6月10日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关于“和平战略”的演说，就“总结了两位领导人在私下通信中交谈过的某些观点”。

文章挑拨中苏关系，并且鼓励赫鲁晓夫“摈斥红色中国”。
它认为，“赫鲁晓夫有一切理由认真寻求同美国及其盟国的更为密切的关系”。
文章说，“美国的苏联专家越来越认为现在是同赫鲁晓夫谈判的时刻”。

文章列举了它认为美苏双方要谈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局部禁止核试验问题、古巴问题以及柏林问题等等。

文章在谈到美国对待老挝及东南亚的态度时，气势汹汹地说，“美国要俄国人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制止中国支持正在沸腾的游击战争”，“应该告诉俄国人更为积极地谋求老挝的和平，否则就要冒这样的危险，被中国赤色分子拖入一场同美国进行的真枪实弹的战争，也许是一场核战争”。

作者：新华社
栏目：资料

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7月15日在莫斯科恢复了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

三国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是从1958年秋天开始的。
这一谈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10月底到1962年1月底，美、英、苏三国在日内瓦举行了“不继续核武器试验会议”。
在此期间，断断续续共举行了三百五十三次会议。
第二阶段：日内瓦三国会谈无限期休会以后，禁止核试验问题被转交给联合国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继续讨论。

在三国关于禁止核试验问题的几百次会谈中，主要地讨论了两个问题，即：一、禁止核试验问题；
二、关于禁止核试验的监督问题。

三国禁止核试验谈判是苏联方面主动发起的。
早在1957年3月，苏联在伦敦裁军委员会会议上就第一次提出把禁止核试验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总问题“分开来”解决，并且呼吁拥有核武器的美英两国就这个问题同苏联达成协议。

1958年3月31日，苏联主动宣布单方面停止核试验。
这一天，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目前比较容易就停止试验核武器达成协议，因为只有苏、美、英三国拥有和生产这种武器，因此，只要这三个国家达成协议，问题就可以解决。”
他还说：“如果过一些时候，生产核武器的国家增多了，那么就停止试验和根本上停止扩充核军备达成协议将会更加困难”。

1958年4月4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又写信给美英两国政府首脑，重复上述论点，并强调停止核试验问题的解决再不能拖延。

美英两国没有响应苏联的行动。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4月间表示，美国无意停止核试验，他只愿意同苏联讨论“对停止核试验建立必要的国际监督”的“技术方面”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5月间写回信表示，苏联愿意同西方进行这种研究。

1958年7月和8月，美、英、苏等八国的核专家就在日内瓦开会讨论“侦察核爆炸的方法”和建立“监督系统”的技术问题。

日内瓦外交代表级三国会谈从1958年10月31日开始后，苏联代表又提出了一项协定草案，要求三国除了“保证停止任何类型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任何试验”外，并且“保证促使世界一切国家也承担义务”不进行这种试验。
苏联主张，这样一个条约签订以后，应当“无限期”地得到遵守。

经过讨论，美国代表表示，可以在每年检查一次监督制度是否有效的基础上，规定这项条约“无限期有效”。
同时，美国代表要求规定：“如果条约的条文和它的附带条款，包括规定及时地建立并有效地执行监督制度的条款在内，并没有实现和得到遵守的话”，缔约国有权退出条约。
苏联接受了美国的意见。

美国还要求在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中明文规定：缔约国保证“禁止和阻止在它管辖或者控制下的任何地区进行核武器试验爆炸”，并且“不引起、鼓励或者以任何方式参加在任何地区进行核武器试验爆炸”。
苏联接受了美国的这一意见。

在禁止核试验会谈开始时，苏联曾经主张全面禁止核试验。
美国在谈判第一阶段就建议缔结一项不包括高空核试验和地下核试验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后来又提议缔结一项不包括一定规模以下的地下核试验的条约。
苏联表示，苏联可以有条件地同意缔结一项局部禁试的条约。

1961年11月，苏联正式表示接受西方提出的只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宇宙空间进行核武器试验”的主张，同时它要求，各国在就地下核试验的监督问题达成协议以前，不进行地下核试验。
美英两国在1962年1月拒绝了苏联的这项条约草案。

在这一阶段，苏联同西方就监督停止核试验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苏联在谈判开始前，就在原则上表示同意对停止核试验建立“国际监督”。
在1958年夏天的八国核专家会议上，苏联同西方一致同意在全世界范围内，在陆地、岛屿和船只上建立一个包括一百八十个左右的“监督站”网。

日内瓦三国会谈一开始，苏联就表示同意建立“监督机构”，同意同这个机构“充分合作”，并且同意在苏联领土上设立“监督站”。

在监督问题上，苏联同西方主要地讨论了有关监督机构的表决程序问题和监督站是由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管理的问题。
苏联在开始时要求，监督委员会必须根据三国一致同意的原则才能对现场视察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西方则要求根据简单多数票就可以作出决定。
1959年4月底，苏联表示可以接受无需三国一致同意就可以进行规定次数的“就地视察”。
在这一年里，苏联代表又陆续地同意监督机构在就其他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决定时无需遵照三国一致同意的原则。

1960年1月，苏联又表示，每年可以允许在苏联领土上进行“大约三次”“就地视察”。
但美英两国坚持要求，监督机构每年可以在缔约国领域内进行“二十次”“现场视察”，在“其他领域中”也可以进行“现场视察”。

在“监督站”的成员问题上，苏联曾经要求这些“监督站”必须由本国公民管理，后来，苏联表示，这些“监督站”的工作人员的大部分可以由外籍人员充任。

1961年6月，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交给美国总统肯尼迪一份关于停止核试验问题的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改变了苏联过去要求把裁军和禁止核试验问题分开解决的立场，主张“从全面彻底裁军问题着手”来解决停止核试验问题。
此后，日内瓦三国会议一直没有进展。
1962年1月底，三国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

1962年3月，苏联又表示愿意在日内瓦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下面，同西方国家组成一个“禁止核试验问题小组委员会”，继续专门讨论禁止核试验问题。

同时，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3月写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信中强调必须“防止进一步传播核武器”，并认为，“各国之间达成下列协议是很重要的”，“根据这项协议，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当承担义务不生产这种武器，不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取得这种武器，并且不允许在自己领土上设置这种武器”。
信中还说：“苏联准备承担义务不把核武器以及有关生产核武器的情报交给其他国家”，并建议美、英、法三国同苏联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1962年3月14日，联合国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在日内瓦开始举行外长级会议，禁止核试验问题又被提交给这个会议讨论。

1962年8月27日，美英两国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提出了“全面地”和“部分地”禁止核试验两个条约草案。
第一个条约草案规定禁止“在一切环境中的核试验”，要求缔约国承担义务保证“禁止和防止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核武器试验爆炸”，并且“不促成、不鼓励、不以任何方式参加在任何地方进行的核武器试验爆炸”，同时，规定设立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查核条约执行情况，这个委员会可以任命执行官员组织小组到任何

一个缔约国管辖或控制的领土上进行“就地视察”。

第二个条约草案只规定在“大气层、大气层以上，领海或公海内”三个领域中不继续核武器试验爆炸。
这个条约没有提到禁止地下核试验。

这两个条约都规定了，缔约的一方如果认为其他一方没有履行条约义务，或者“没有履行同就地视察安排有关的义务”（第一个条约），或者某一“非缔约国”进行核爆炸（第二个条约），缔约的一方就可以退出条约。

美英代表要求苏联在这两个条约中任择一个。

为了满足美英代表在第一个条约草案中提出的“国际监督”和“就地视察”方面的要求，苏联代表在1962年12月10日在裁军委员会上提出一项建议，主张在各个“核国家本国”领土上设置无人管理的“自动地震观测站”（“黑盒子”），并表示愿意在苏联远东、中亚细亚和阿尔泰地区设立三个这种站。
苏联代表还表示，苏联准备同意让外国观察人员进入苏联领土来检查自动观测装置的记录。
苏联还要求，在各个核国家“边界附近的国家”设立这种站。
赫鲁晓夫去年12月9日在写给肯尼迪的信中还表示同意，“在认为必要时”，可以“在可能发生某种可疑的地层震动的地区一年进行二至三次视察”。

肯尼迪在去年12月28日给赫鲁晓夫的复信中表示，他认为设立三个地震观测站是“远远不够的”，他要求在苏联那些没有地震的地区也进行就地视察，并且要求在苏联的堪察加地区和塔什干地区设立自动地震观测站。
肯尼迪还要求在日本的北海道，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设立这种站。
肯尼迪要求增加“就地视察”次数，每年进行“八到十次”视察。

今年1月7日，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复信中，表示苏联将不反对在非地震区进行视察。

由于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交换信件的结果，今年1月间，首先是苏美两国代表在联合国，后来是苏美英三国代表在华盛顿，就禁止核试验问题举行了秘密会谈。

6月10日，苏、美、英三国政府宣布，三国政府首脑达成协议，将在今年7月中旬在莫斯科恢复禁止核试验的谈判。

7月2日，赫鲁晓夫在柏林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苏联政府“对当前局势作了仔细考虑后”，准备同西方“缔结关于停止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的核试验的协议”。
赫鲁晓夫同时表示，在缔结停止核试验协定的时候，还必须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华沙条约缔约国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新华社）

作者：陈荫
栏目：文化园地

尽管在长久不下雨的大旱天，前沿某小岛上的大水库里，仍是水波粼粼，清水满潭。
一股股泉水淙淙地流向田野。
灌溉着旱田的庄稼。
年青的姑娘、小伙子们在这里洗衣裳、挑淡水。
他们谈呀！
笑呀！
唱歌呀！
似乎丝毫没感觉到干旱的威胁。

看着这样一幅情景，我却想起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八年前，这儿的人们都把淡水看做宝。
岛上缺水，没有种庄稼；
渔民们喝的水，都得到大陆去运。
碰到刮台风，海上船只行驶不得，他们就要几天挨饿挨渴。
部队刚来岛上不久的时候，水库还没有修起，有一次，突然刮起了大台风，一连刮了十来天，部队和群众都没有水喝。
炊事班被迫用海水烧饭，没有几天，弄得这个拉，那个吐，眼看着生龙活虎的战士，一个个黄瘦下去，炊事班长李冬明看着十分难受。
一天傍晚，他看天刚下过一场小雨，就挑了两个铅铁桶，冒着大风冲出帐篷，踉踉跄跄地走到了海滩旁那个岩洞里，捏开手电筒一看，是干燥的，再往里面察看，发现石缝里有两小滴水在慢腾腾地滴着。
李冬明好不高兴！
把两个铅桶并排放着，水滴落在桶里发出咚咚的有节奏的响声，多美妙的声音呵！
他听着，竟仿佛是琴声一样。
听着、听着，躺在一堆草上睡着了。
等他一觉醒来，石缝里的滴水干了，两个铅桶里各装满了大半桶的清水。
心里高兴极了，一气奔回连里。
“啊！
多好的淡水！”
炊事班长把桶刚放下，同志们就围拢来高兴地喊着。
这时，指导员来了，他一见到两桶清水，顿时笑容满面，说：“炊事班长，你把这水挑到渔村王大伯家里去。”
看着有些同志惊讶的表情，指导员温和地说：“同志们，现在岛上最需要淡水的是王大伯，他的儿子要结婚，订的是明天的日子，吃的东西有了，就是没谈水，婚礼难进行。
改日子嘛，按他们的说法是不吉利的。
王大伯正在为难。
大伙说说这水该不该送去？”
“该送！
该送！”
指导员的话音刚落，大伙就同声赞成。

第二天早晨，炊事班长李冬明送水回来的途中，风势更大了。
他挑着的两个空铅桶，象纸一样轻飘起来；
他的心也象那铅桶一样，说不出的轻快。
刚才他送水到了王大伯家中时，老大伯是多么激动呵！
非要留住他喝杯酒不可。
好不容易才挣脱了出来。
现在，他想着、想着，心里竟象是真的喝了那杯酒似的，甜得醉人哩！
但是，一霎时他那愉快的心情又烟消云散了，他的脑际显现出了同志们那干裂的嘴唇和蜡黄的脸色；
特别是一班长朱海司，这几天来身体发烧，多么需要淡水呀，哪怕一小碗也好。
想到这里，李冬明停止了脚步，把铅桶放在路旁碉堡里，拿了一个军用水壶，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到左边那个小坳口里去找淡水。
岛的左边正迎着风势，突然一阵巨大的旋风扑来，早饭、午饭都还没吃、肚里空空的李冬明，便身不由己地滚了下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他从昏沉中醒来，只听海浪在身边呼啸着，震耳欲聋，就象自己躺在浪花上一样。
睁开眼一看，上面是嶙峋的岩石，下面是滚滚的大海，自己原来是躺在一块凸出的石崖上。
再动一动身体，全身象是酥软了，仔细一看，大腿和胳膊上被砸破了一道皮，流出了血。
他侧着身看了看身子底下的石崖，发现石崖中有个凹坑，凹里有些水，水里掺杂着一些砂子和发绿的东西。
“可能是从岛上淌下来的雨水！”
他伏在石头上，用舌头舐了舐，不咸，只是有点腥味，“啊！
——淡水！”
兴奋把疲劳、剧痛赶跑了。
便先用水壶在坑里灌了半壶，坑小水浅不能再灌了，便拿出一块还没有用过的干净的手帕，放在坑里沾湿，再用手把水挤到水壶里。
就这样一次一次地把坑里的水吸干了，装满了一壶水。
这时，风略小了些，他便连走带爬地回到连里。

这时已是下午两、三点了。
他把壶里水倒在纱布上过滤一下，便烧了满满一茶缸的开水，送到了一班。

一班长朱海司看着这一杯珍贵的水，又看看炊事班长全身的血痕和那蜡黄的脸，说啥也不肯喝，硬要留着给炊事班长洗伤口。
李冬明急了，突然心生一计，面对着大伙说：“同志们，你们评评，一班长瘦得眼眶子都快包不住眼珠了，要不是他心里使劲儿，哪里还能执勤？
早被大风给架下海去了。
依我说呀，事有缓急，病有轻重。
他是观察班长，要是有个好歹的，对作战影响可不小啊。
再说，我这点伤洗不洗还不是一样结痂长皮。”
说着把受伤轻的右膀子甩得溜圆。
“怎么样？
这可不是装的……”
他正要继续表白下去，忽然被朱海司打断了：“你算了吧，李班长，又把开晚会说评词的那套本事搬出来啦！
叫你一描写，我成了纸扎的人了。
你找镜子照照你自己，眼珠子都快瘪下去了。
大伙说说，咱小分队没司务长又没给养员，一个炊事班只有两个新同志。
能眼瞅着李班长倒下去么？”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指导员回来了。
他的手从裤袋里变马戏似地往外一伸，口里说着：“看，这是啥东西？”
同志们抬头一看，嗬！
原来是两个海鸥蛋。
这时，卫生员小王向指导员汇报了两个班长让水的“僵局”。
指导员听后，笑哈哈地说：“好吧，我给来个公平的‘判决’，开水给炊事班长洗伤，海鸥蛋给一班长喝。”
说着把手上的两个海鸥蛋交给了卫生员小王。
一班长和炊事班长同时看了看指导员那副慈祥而削瘦的脸庞，正当一场双方的“僵局”要发展成为三方面的“僵局”的时候，忽然，哨兵跑进来报告：发现海边有一艘翻了的小船，船上还有两个人。
指导员立即命令一排长带六个身强体壮的战士下去抢救，自己也带着通信员跑出去了。

没多久时间，一排长背着一个老渔民回来了。
这个老渔民脸色苍白，从口里、鼻里流出来的黄水，染满了一排长的军衣。
接着，两个战士扶着一个青年渔民回来了。
这位青年渔民虽然没有老渔民那样神态昏迷，大吐黄水，但也是脸色铁青，看得出是受了一场虚惊。
卫生员小王马上给老渔民做人工呼吸。
炊事班长拿了两套干衣服出来给他们换穿，当他走到青年渔民跟前时，不禁一怔，这不是上午送水到王大伯家里去看到的那个新郎吗？
这时，青年渔民先开口了，说上午收了部队送来的水后，王大伯一直把这事搁在心上，按本地习惯最上等的礼物是三条大鲜鱼，可是又愁海上浪大渔船无法出港口。
晚饭后，风略小了，王大伯由于答谢心切，便带着做新郎的儿子驾船出海，船刚出港口，冷不防一阵猛风巨浪压来，小渔船一下子就翻了。
翻了的船顺着风势从岛的东面漂到了西面，幸好被战士发觉，抢救上来了。

卫生员小王做了一会儿人工呼吸后，王大伯逐渐苏醒过来。
“水，水！”
他在蒙胧中喊着要水喝。
李冬明高兴地将那一茶缸推让了半天的淡水送到王大伯嘴边上说：“喝吧！”
一班长看王大伯喝了那一茶缸水，还是口渴的样子，就从床上爬下来，拿出瓷碗，把指导员给的那两个海鸥蛋打了，走到了王大伯床前说：“大爷，这点蛋水你也喝了吧！”
“爹，别喝！”
青年渔民指着一班长的脸说：“看他的脸色，准是个病人，他自己也需要水呀！”
“老乡，别看错了，我是好人，你咋说我是病号呢？”
一班长装得挺精神地说。

王大伯看了他一会，摇了摇头说：“就是你没病，我也不渴啦。”
可是，一班长端着瓷碗，站在王大伯跟前，坚持要他喝下去。

于是，在王大伯和一班长之间，又形成了一场“僵局”。
……

你有什么办法呢？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
而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僵局”可也颇难排解哩！

这时候，指导员带着几个渔民回来了，看到了这场新的“僵局”，笑着说：“我看咱们一劳永逸地来解决这些让水的‘官司’吧！
等台风一停， 咱们就军民齐动手，合力修它一座水库，好不好？”
……

于是，岛上就很快有了这座旱天不干、清亮亮的水库。

作者：青海陆帆
栏目：文化园地

我们的土地

敌人抢掠去耕种；

我们的房屋

敌人拆毁建碉堡。

哭泣怎能泄除心中的仇恨，

哀求哪是我们的前途！

我们并非为了炮弹而生活，

我们不是生来与战争为伍。

但是敌人点燃了战火，

强迫我们作奴隶，

难道我们只能忍受吗？

拿起刀枪奋勇站起来，

我们保卫我们的土地，

保卫我们的城市，

保卫我们的日子！

奸恶凶残的敌人，要知道，

你们砍下的头颅，

一定要用头颅来抵偿！

只要敌人继续在侵略，

卖国贼引狼入室，

蹂躏祖国的江山，

我们就要握紧手中的刀枪，

把他们粉碎，

象从前一样……

我们夜夜前进在椰树林下，

听到故乡转入反攻的时刻，

人民战士眼里喷射着怒火，

眺望满天的星星，

瞩望无边的天空，

步伐不停地迈进，

歌声不断地飞扬！

用我们的血肉保卫亲爱的家乡！

踏着歌声的节拍，

我们挺进在祖国的大地上！

（陆 帆译）
===== “不懂得剥削；
就不懂得革命！”
-——推荐《血和泪和回忆》

作者：肖亮
栏目：文化园地

“不懂得剥削，就不懂得革命！”
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生长在新社会的一些青年人，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痛苦生活，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斗争，所以对革命的成果不够珍惜。
他们不懂得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因而也就很少想到参加艰苦的斗争，争取更美好的明天。
如此说来，是否要每个青年，再重新经历一次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呢？
当然不必。
但是，他们又确实需要懂得什么叫剥削，什么叫压迫。
那怎么办？
只有请亲身受过剥削和压迫的同志来讲一讲。
这里，我愿向同志们推荐一本这方面的书——《血和泪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这本书里搜集了十二篇文章，除两篇而外，其他各篇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和亲眼看到的血泪史。
这里记叙了工人、渔民、奴隶们的痛苦生活，但绝大部分是记叙贫苦农民在旧社会的不幸遭遇。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了解，差不多每个作者的家里，都曾被地主、资本家逼死过亲人；
如果不是解放得早，连他们自己也会被那万恶的剥削阶级吞掉。
这本书不是用墨水写成的，是用血和泪写成的。

“富人为什么富？
穷人为什么穷？”
在这本书里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一个叫刘文采的大地主为了修建庄园，就害得三十几家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地主家只有六个人，可是服侍这六个人的，却有一百多人。
作者邓继明的家里欠了地主五斗租子，就被逼死了三个亲人；
白华同志的曾祖父给地主种地累死在地里，死后用了地主一块门板，竟三代给地主作牛马也没还清这笔债……这里记叙的每一桩事实都告诉我们：地主就是靠地租、高利贷的剥削，靠掠夺而发家致富的。
地主、资本家好象吸血鬼，他们就是靠吸劳苦人民的血汗而变得肥胖起来的。

有的青年人曾提出这样天真的问题：“地主这么凶，政府怎么不管呢？”
他们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旧社会的问题的。
关于这一点，在这本书里也写得清楚。
那时候的保长、甲长都是地主“指名安排的”，是地主的狗腿子，县长是地主的“八拜之交”，他们都是和地主穿一条裤子、一个鼻孔出气的。
有的地方地主就是官家，官家就是地主。
如大地主刘文采“在反动政界，他是川南税捐总局的‘总办’；
穿起军服，是‘清乡司令’；
在茶搂，则是‘公益协进社’的总舵把子。”
他私设刑堂，有弹簧钢鞭、脚镣、手铐、老虎凳等一套毒打农民的刑具，还有关押农民的水牢。
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到，旧社会的政权是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
他们所制定的法律，都是为了整治劳动人民的。
这样的政府怎么会去管地主呢！

“政府既然不管，那不会跑吗？”
有的年青人又提出这样的问题。
往哪里跑啊！
那时候全中国到处都有地主、资本家，逃到哪里都躲不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
这本书里所搜集的十二篇文章，就是发生在十几个省份的事情。
在《越逃越荒》这篇文章里写得很清楚，朱振昌同志一家十口人，从苏南逃到苏北，从深山逃到海边，始终没逃出地主、资本家和反动派的魔爪。
全家人死的死，丢的丢，到解放的时候，只剩下两口人了。

“这么说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不！
办法只有一条，——革命！
就象《血泪斑斑的罪证》里所写的那样，“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农民参加武装斗争。
他们扛起锄头，高举梭镖，扁担，破仓分粮，直闯公堂，打死伪县长……”在这本书里，每篇文章都提到由于解放，才得到活命，见到了青天。
这就是说由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起来革命，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斗争，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的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这样全国劳动人民才有了好日子过。

读了《血和泪的回忆》这本书，我们就能懂得什么叫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会使我们更加热爱劳动人民不再受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会使我们百倍提高警惕，防止已经被赶出大陆的蒋介石反动政权卷土重来，防止国内已经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复辟。
希望大家能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

作者：公敬之
栏目：文化园地

刘少奇主席访问我们兄弟之邦越南期间，曾在5月13日和胡志明主席同游了越南首都河内著名的风景区和避暑胜地西湖。

西湖也叫浪泊或大湖，位于河内市区的西北角及市政建设规划中的河内的中心，环湖一周约十七公里。

关于西湖的来历，有着种种饶有风趣和诗情画意的传说，其中有一个还反映了中越两国人民自古以来的深情厚谊。
相传古时有两位仙女偷偷下凡游玩，深为人间景物所迷恋，但又怕触犯天规而不得不返回天宫。
为了留个纪念，她俩在云端各自抛下了一面梳妆用的小镜子，分别落在中国的杭州和越南的河内，变成了两个名字一样的美丽湖泊——西湖。

作者：文羽
栏目：文化园地成语典故

《人民日报》观察家的文章《反华大合唱中的印度反动派》引用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两句诗，来警告异口同声痛骂中国共产党的反华合唱队，警告他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命力是无限的，不管他们怎样唱下去，骂下去，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不会完蛋、不会绝种的。

这两句古诗引自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第二首。
当时有些幼稚的人，瞧不起文坛上老前辈的文章。
杜甫特地写《戏为六绝句》，嘲笑那些不自量的人。

原诗写道：“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音审，讥讽）未休。
尔曹（你们）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是唐朝初期的著名诗人，号称“初唐四杰”。
杜甫这首诗的意思是：胸无点墨的人，竟在讥笑杨、王、卢、骆的诗文。
你们叫嚷什么，你们是要 身名俱灭的。
但是，被你们讥讽的诗文，却仍然象江河一样万古长流。
（文 羽）

作者：古用
栏目：文化园地百战奇计

对待投诚的敌人，要“丰其粮饷，厚其接遇”；
对待敌方的家属，也要示以宽大，不许干扰侮辱。
这样，可以瓦解敌人的斗志，更好地战胜敌人。
兵法上说：“彰吾大德，释彼战心，天戈所指，到处称降矣。”
（《草庐经略》卷七《招抚》）

公元219年（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10月，东吴大将吕蒙乘关羽攻打樊城的机会，袭取了江陵，随即下令，严禁将士索取老百姓的东西。
他又派亲信去访问年老有声望的人，有病的给医药，饥寒的送粮衣。
对蜀军的家属，他也派人去一一抚慰。
于是人心安定，秩序井然。
关羽多次派人去探听江陵的情况，吕蒙每次都厚待使者，让他们在城里游览，访问蜀军家属。
这些使者回去，暗中传播江陵城的消息。
蜀军将士听到家中平安，都很高兴，不想作战。
后来许多人散走，关羽寡不敌众，逃到章乡（湖北当阳东北），被吴将马忠擒获。

（见《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汉纪》六十）

作者：辰生
栏目：文化园地

天天练

辰生作

作者：邱存平
栏目：文化园地并非闲话

“蛋里挑骨”与“沙里淘金”
在一次关于增产节约的动员会上，一位同志说了这么个理：我们许多在机关工作的同志，在办公桌上都摆着红蓝墨水，而用完了，下班了，很少人有随手盖上盖子的习惯。
我看，不用三天就会干完的……。

于是，在讨论中就有同志发表异议说：“用了墨水不盖盖子的现象是有的，但是说一瓶墨水三天就干完却不是事实。
我就经常不盖瓶盖，可是用了两月多了，墨水还有大半瓶呢！”
批评，应该是客观的，中肯的，举例也应该是确实的。
然而，要求任何批评都要百分之百的准确，不然就吹毛求疵，“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那就无异于取消批评，把所有正确的批评都拒于门外了。
对待批评，与其“鸡蛋里面挑骨头”般地去考证“一瓶墨水三天能否干得了”，何不从“不盖瓶盖是否浪费”这点上去深思，更有助于理解批评者的本意，更有益于自己思想的提高与工作的改进呢？
即使有些批评委实不完全正确，倘有“沙里淘金”的精神，不也会从中发现正确的成分和有益的启发么？

学习要“举一反三”。
有高度自觉和谦虚精神的同志，常常是“闻过则喜”的：对完全正确的批评，乐而受之；
对不完全正确的批评，能“沙里淘金”；
对于那些看来完全不正确的批评，也能“举一反三”地乐而受之。
记得几年前，就广泛流传过这样一段佳话：一位团政委下连参加官兵座谈会，征求对自己与领导机关的意见。
于是，有位战士说了：“有一天我看见政委在大街上抽烟，很不雅观。”
可是另一老战士马上反驳道：“你看错人啦，我们政委根本不抽烟！”
而我们的这位政委却说：“刚才这位同志的意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虽然不抽烟，但是他为什么会看错人呢？
他来队时间不短了吧，却还不认识自己的政委，这说明我平时深入连队不够，与大家接触太少，有官气，须要引起我今后警惕。”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又岂止如何接受批评这一点？
批评者要与人为善，实事求是；
被批评者对别人的意见，却要“沙里淘金”，“举一反三”，而不应“蛋里挑骨”，吹毛求疵。

受之。
记得几年前，就广泛流传过这样一段佳话：一位团政委下连参加官兵座谈会，征求对自己与领导机关的意见。
于是，有位战士说了：“有一天我看见政委在大街上抽烟，很不雅观。”
可是另一老战士马上反驳道：“你看错人啦，我们政委根本不抽烟！”
而我们的这位政委却说：“刚才这位同志的意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虽然不抽烟，但是他为什么会看错人呢？
他来队时间不短了吧，却还不认识自己的政委，这说明我平时深入连队不够，与大家接触太少，有官气，须要引起我今后警惕。”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又岂止如何接受批评这一点？
批评者要与人为善，实事求是；
被批评者对别人的意见，却要“沙里淘金”，“举一反三”，而不应“蛋里挑骨”，吹毛求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