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公社集体力量战胜六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广东大部地区早稻获较好收成
据新华社广州08日电
广东省的二千多万亩早稻陆续黄熟，全省正由南而北进入收割大忙。
季节较早的海南岛和潮汕平原已经基本收完；
珠江三角洲、雷州半岛、粤北等地正在收割。
在夏收的日子里，广东农村中呈现出一片欢腾繁忙的景象。
在稻田里，在村道上，在晒场上，到处都是愉快劳动的人群。
每天清晨，广大社员就奔向田间和晒场，投入紧张的收打工作。
农村的各级干部，也纷纷深入夏收第1线，同社员一起劳动，同时协助生产队做好劳力安排，建立责任制，鼓舞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热情，大大加快了夏收的进度。
在收割中，各地社员对艰苦抗旱得来的劳动果实十分珍惜，普遍推行了收、运、晒、拾专业组包工责任制，使今年早稻收得细，收得净。
许多社员说：
今年丰收得来不易，一定要做到颗粒归仓。
广东今年遭遇到了近六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
广大社员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1958年以来兴建的水利工程的作用，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顽强不屈地与干旱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大大减轻了干旱带来的损失。
全省插下的二千六百七十多万亩早稻，完全被旱死的只有一百三十万亩，今年早稻实收面积只比去年减少二百四十多万亩。
据各地已收获的早稻来看，全省大部分地区今年仍然可以取得较好的收成。
海南岛、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等地区的早稻可望比去年增产。
但是，全省也有一部分社、队，由于干旱严重，水源缺乏，早稻因而保产或减产。
由于今年大部分地区的早稻获得较好的收成，广大社员都踊跃地向国家交售爱国粮。
不少社队实行边收边晒边送粮，未等夏收结束，就超额完成了夏粮交售任务。
收割较早的琼海、乐东等县已提前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
乐东县冲坡公社冲坡大队，在国家帮助下兴修水利，今年早稻面积从过去的九百亩扩大到二千五百亩，总产量比过去几年有了较大的增加。
社员们说：
今年的丰收与国家的支援分不开，要多售粮支援国家建设。
只几天时间，这个大队就交售粮食三十四万多斤，一次完成了全年交售任务的百分之八十四。
06月10日左右以来，全省大部分地区普降喜雨，旱象基本解除，为晚造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各地社员在前一阶段抗旱斗争胜利的鼓舞下，以更大的干劲投入晚造播种工作。
目前，全省晚稻播种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播种质量较好。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两个报告
批准国务院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和国家决算周总理作国内外形势报告，解答常委会在分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
新华社08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举行第一百零一次会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解答人大常委会在分组讨论国务院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和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
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李富春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
决议还批准了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
国务院组成人员列席了会议。

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
尼泊尔代表和中国代表团到达北京
全国妇联等人民团体负责人赴机场热烈欢迎
新华社08日讯
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尼泊尔妇女代表和中国妇女代表团，今天上午乘飞机由莫斯科到达北京，受到了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三百多人的热烈欢迎。
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和尼泊尔妇女代表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中有印度尼西亚第1副首席部长莱梅纳的夫人、印度尼西亚基督教妇女会顾问莱梅纳夫人，东爪哇省副省长的夫人、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协会东爪哇分会负责人之一、泗水妇女团体联合会主席沙特里约夫人，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妇女部领导人李全信夫人，印度尼西亚妇女会秘书长赫里努蒂女士，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协会东爪哇分会委员会委员慕宁加尔夫人，莱梅纳夫人的女儿卡塔丽娜·莱梅纳女士，代表团团长、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帕亚尼·普拉杜诺夫人。
尼泊尔妇女代表是尼泊尔作家夏希·克拉·夏尔马夫人。
今天，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杨之华、刘清扬、康克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帅孟奇、刘亚雄、罗叔章、胡子婴，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张致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马纯古，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王照华，全国学联副主席马娴华，政法学会副会长吴德峰、张志让、张友渔，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范长江，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朱穆之，书记处书记周游，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严文井，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荣高棠、黄中，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彭炎，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丽莲、张淑义，北京市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陈文润等。
清晨六时十分，飞机抵达首都机场，当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贵宾以及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杨蕴玉，副团长郭建、吴全衡和代表团团员走下飞机时，欢迎的人们涌上前去，热情地向她们鼓掌欢呼，并且向她们献花，同她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机场上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
今天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全国妇联主席团委员李贞、沈兹九、罗琼、曹冠群、郭明秋、曾宪植，书记处书记田秀涓、李宝光、胡耐秋、董边，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于立群、王子如、王光美、邓六金、朱霖、安性存，关瑞梧、李伯钊、李淑英、沈谷南、吴光、杜若、严仁英、林月琴、陶淑范、黄静汶、杨纯、雷洁琼、圆觉、廖梦醒、谢冰心，候补执委刘加林、杜平、陈伯仲，以及和大、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所属部门的负责人王明远、朱子奇、张则奋、李淑铮、汪志馨、张亦桦、柳勉之、戚云、黄慧珠、戚桂华、常征、郭淑文、刘革非、尹璋、左诵芬等。
先行回国的中国妇女代表团部分成员今天也到机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代表团副团长区棠亮，团员张洁珣将迟几天回国。
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的家属朱光润、杜干全、张文松、裘克安等今天也到机场欢迎。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吉甫多达梭诺和夫人，武官玛多苏迪诺上校和夫人，二等秘书法达宛，助理文化专员达丹·苏干达尔和夫人，三等秘书戛闸里·哈密和夫人，三等秘书哈桑·拉益夫等，也到机场欢迎。
（附图片）
下图：
中国妇女代表团和欢迎者在北京机场合影。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左图：
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和尼泊尔妇女代表在北京机场和欢迎者合影。
王为申摄（新华社稿）

北京火柴厂三下济南取“经”的过程说明
学习先进经验要虚心调查研究
推广先进经验要充分发动群众
新华社08日讯
本社记者余辉音报道：
北京火柴厂付出了三次远征和两次失败的代价，终于把济南火柴厂节约木材的“经”取到了手。
取到这个“经”以后，北京火柴厂消耗的木材指标已经有显著降低，同去年的平均消耗水平比较，今年全厂可以少用一千一百多立方米的木材，这些木材能做六千多万盒火柴。
去年06月份，北京火柴厂通过同全国同类型工厂作比较后发现，本厂的生产效率在同行业中最高，成本也最低。
可是另外一项指标——木材消耗，在同行业中只居中游。
与此相对照，济南火柴厂的木材消耗指标在同行业中却最低。
济南火柴厂的木材消耗为什么最低，它有什么好办法？
北京火柴厂决定派两个干部去取“经”。
去年06月底，北京厂派了两个干部去济南火柴厂。
他们在那里走马看花地看了四五天，回来向领导方面报告说，济南火柴厂厂房宽，职工多，设备好，有专门的机器处理质量差的木材，还有专人从下脚料中拣回可用的好木片，等等。
工厂领导听了他们的汇报认为，济南经验好是好，只是学不上，用不了。
第1次远征就以失败结束了。
为时不久，好些火柴厂学习济南火柴厂先进经验降低木材消耗的消息不断传到了北京厂。
济南厂的经验究竟好在哪里，本厂有没有一点用得上？
去年10月间，北京厂的党委书记张晓林和副厂长贺长春亲自出马，带领车间主任和几个老工人第2次到了济南。
他们在济南火柴厂听了一般的情况介绍以后，就到车间实地观察。
在那里，他们亲眼看到，工人们细心地劈开糟朽的木段，剔去四周的坏料，把剩下的一小部分好料取出来制造火柴梗和盒子。
像这样坏的零碎木料，在本厂早就被扔在一边不要了，人家却不怕麻烦，千方百计地加以劈旋利用。
他们从这些生动的事实中认识到，济南火柴厂的先进经验可贵的不是人多厂房大设备好，而是这种从上到下自觉地爱护国家点滴财富的崇高精神。
他们回厂以后，立即向全体职工提出了“学济南，赶济南”的口号。
同时，按照济南厂的经验，做出了不论木段质量好坏必须物尽其用、不任意退料的规定。
他们还给原木加工车间增加了磨刀工人和统计记录人员。
学济南的活动就这样展开了。
几个月过去了。
可是济南厂的经验既没有开花也没有结果。
北京厂的木材照样在高水平上消耗着。
原来，北京厂的职工只从领导那里得到了一般的号召，只了解了济南厂职工力求节约的精神；
至于自己工作岗位上的木材消耗率是高还是低，却全然不知道，济南厂节约木材的“经”到底是什么也不了解。
工厂党委会和厂务会议总结这一阶段工作的时候发现，第2次远征虽然下马看花了，但是因为深入调查研究不够，依然没有取得真正的“经”。
拿不到济南厂的真“经”，就很难找到本厂木材消耗高的根源，也很难向职工群众提出具体的奋斗目标。
于是，再次远征取“经”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今年02月，贺长春又带领各科室负责人和车间支部书记，第3次到了济南火柴厂。
这次他们是满载而归了。
他们从济南厂带回了各工序消耗木材的一整套经济指标和四十六项好经验。
他们回厂以后的做法也跟以往不同了。
这次，他们把济南厂各工序的木材消耗指标和具体经验都交给职工，让他们进行对比讨论，在每道工序上找差距，查原因。
一经对比，问题就发现了。
制梗工人发现，自己每生产一千盒火柴梗比济南厂多出零点八七公斤下脚料；
制盒工人了解到，自己每生产一千套火柴盒比济南厂多出下脚料零点二五公斤，每个火柴盒内的搭口比济南厂长出一点五厘米；
锯木工人看到，自己所锯的木段比人家多出了零点五厘米。
拿这些以厘米为单位的数字跟全年的总产量一乘，一笔笔可观的大浪费数字也被算出来了。
为节约一厘米木材和一根火柴而奋斗的口号也提出来了。
紧接着，各有关科室、车间、工段，又分别对济南厂的四十六项经验逐项做了反复讨论，然后又分别订出了推广这些经验的措施和步骤。
计划财务部门的干部到车间同工人一道推行济南火柴厂的经验，建立起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一整套原木加工统计记录制度，做到按机台准确地核算每日每班的木材消耗。
制梗工段运用济南火柴厂的先进磨刀、上刀操作法，使下脚料大大减少，每立方米木材平均多制造出四十八公斤火柴梗。
制盒工段旋制火柴盒木片的时候，在木段上装一种“活卡子”，使旋剩的木心由五点五厘米缩小到四点三厘米，每立方米木材也多制出七千九百个火柴盒。
就这样，从今年02月份起，这个厂的木材消耗量便开始逐步下降；
06月份每产一万件（每件一千盒）火柴消耗的木材，比今年01月份下降了四十多立方米，比去年平均下降了三十多立方米。
在降低木材消耗的同时，北京火柴厂的火柴的废支略有减少，火柴的抗潮力也增强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
艾地同志将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中国
新华社雅加达08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今天宣布：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已决定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派友好代表团去莫斯科和北京。
代表团将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率领。
代表团将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苏蒂斯曼，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一位副部长组成。
在政府或国家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一些代表团团员已经苏加诺总统同意可以为此目的出国。
代表团将在07月19日乘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飞机出发。

锡兰大使举行午宴招待周总理
新华社08日讯
锡兰驻华大使阿尔温·伯纳德·佩雷拉和夫人今天举行午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外交部副部长耿飚、部长助理韩念龙等，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附图片）
锡兰驻华大使阿尔温·伯纳德·佩雷拉（中）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一起谈话。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三次“取经”的启示
北京火柴厂为了降低木材消耗量，三下济南，学习兄弟厂节约木材的先进经验。
学习方法由不对头到对头，认识由不完全到完全，经过两次反复，终于取到“真经”，有效地推动了本厂的增产节约运动。
这件事情说明了，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是一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实践过程。
第1次，厂里派了两个干部去济南“取经”。
他们见物不见人，回厂后作了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汇报。
领导干部根据这种汇报，作了错误的判断：
济南经验好是好，只是学不上，用不了！
于是，这次学习失败了。
但是，第1次的失败并非毫无用处。
它促使北京火柴厂的领导干部想一想：
济南厂的经验究竟好在哪里，本厂有没有一点用得上？
他们带着这个问题，亲自到了济南。
这一次，他们不仅听了一般的情况介绍，而且深入车间实地观察，看到了济南火柴厂木材损耗所以低，主要不是由于厂房大、机器好，而是由于具有高度爱护国家财富的工人，在工作当中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想出许多节约木材的办法。
应该说，这一次他们确实学到了济南火柴厂的先进经验，但还不尽然。
他们确实看到了这一点，但还没有全部认识这一点。
所以回厂以后，只提出一般的号召，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而没有着力发动工人群众。
厂里仍然冷冷清清，大家还是按照旧的方法办事，跟没有学习几乎一样。
第2次的没有完全成功推动他们再一次去“取经”。
这一次，厂的领导人带了各科室负责人和车间支部书记，学到四十六项先进经验，并且带回一整套木材消耗经济指标，交给工人反复讨论。
工人行动起来了，增产节约运动真正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
由走马看花，到深入调查研究，由看到一点，到全面研究济南火柴厂的经验。
他们依靠一股钻劲，沿着这个认识深化的过程，从两次失败中取得了胜利。
这件事情也说明了领导干部亲自学习，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如果认为少数领导干部“学到手”了，只靠一纸命令，就能把先进经验推广开去，就不对了。
领导干部认识了的东西，工人并不一定也认识了；
某一措施在别厂群众中能够执行，在本厂就不一定能做到。
要使大多数工人接受领导干部学到的东西，要把领导的意图变为群众的行动，需要做许多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并且切实地帮助群众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
这样，上上下下都有了一致的认识，有了共同的语言，为节约一厘米木材和一根火柴而奋斗的口号，真正变成了全体职工的实际行动。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隆重开馆
新华社南昌08日电
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于07月01日上午隆重开馆，并且举行有四百多人参加的开馆仪式。
井冈山的农民、工人、学生、解放军官兵、机关干部和外地参观者共六百多人，01日上午参观了博物馆。
几十位当年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也兴高采烈地参观了博物馆。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建立在井冈山中心茨坪村。
全馆共分六个陈列室，用三百多件革命文物和各种图表、模型，以及数十件艺术作品，系统地介绍了毛泽东同志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亲手创建我国第1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29年01月带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历史。
陈列的展品生动地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唯一正确道路的历史意义；
介绍了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把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建立革命根据地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革命运动得以蓬勃发展的历史经验。
同时还突出地介绍了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红军制定的一整套建军原则，从而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红军成为一支与一切旧军队不同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战斗力量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介绍了毛泽东同志在频繁的战斗中，总结出一系列的游击战术原则，如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等。
毛泽东同志所创造的这些伟大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原则，不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且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极其伟大的现实意义。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筹备预展期间，前来参观的约有两万人次，其中有一些是外宾。

吉林割制鹿茸四百多副
吉林省各国营鹿场和人民公社鹿场开始割茸。
每天清晨，饲养员就把鹿引进特制的“吊圈”里，捆绑起来，把成熟的茸角砍下或锯下，然后送到加工室加工。
到06月10日为止，全省已经割制鹿茸四百多副。
近年来，吉林省的养鹿事业发展很快。
现在全省的大、中型养鹿场由六年前的七处增加到四十九处，鹿的头数比六年前增加了一点二倍。
割茸季节将一直持续到08月底。
这个期间也是母鹿的产仔期，是鹿场一年之中最繁忙的季节。

异途同归
本报记者　陈健
在河南省的农业科学学术讨论会上，五十多岁的老农、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作物良种栽培所特约研究员龚文生，谈起农业科学问题来很像知识分子；
年轻的知识分子、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张履鹏，谈起农业科学问题来却使用农民的语言。
他们的年龄、像貌、气质很不同，但人们总觉得他俩很相像。
他们两个，一个是六个优良小麦品种的培育者，一个是我国第1个谷子杂交种的培育者。
两个不同的起点
龚文生是豫南内乡县人。
他在个儿还没有麦秆高的时候，就跟爷爷在地里选种。
老人选种极为严格，麦籽不饱满不选，麦穗不够长或者长得不端正不选，甚至两头不一般粗也不选。
爷爷告诉幼小的龚文生说：
“母大子肥，这是祖辈选种的经验。”
龚文生的父亲也是选种能手。
临到龚文生，他家已是远近闻名的选种世家了。
然而在解放前，这个选种世家却连一巴掌大的土地也没有。
解放后，龚文生分得了八亩地，他首先挑出七分多最好的地作种子田。
土地改革后的第1年，他精选的良种抗住了虫害，获得了丰收。
县的领导同志去他家访问请教，说选种是门科学，鼓励他好好研究，选出又多又好的良种，让全县农民都获得丰收。
龚文生第1次听说选种也是一门学问，决心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2年，他从过去精选的一批农家小麦品种中，挑出二十八种最好的品种点播在自己的种子田里。
每天晚上，他向上中学的儿子学文化，他知道要掌握育种科学知识，首先要有文化呵！
张履鹏和龚文生的出身不同。
1950年，二十一岁的张履鹏，从一个农业专科学校出来不久，根据国家的需要，他选择了谷子育种这个研究课题。
在学校里，他就懂得，科学研究必须以丰富的生产经验作基础。
他下决心到农村去，到农民群众中去，吸取自己所缺少的营养，并把自己的知识献给农村，献给农民群众。
就这样，他背上背包到了农村，迈开科学研究的第1步。
一个向科学进军
在龚文生的种子田里，1951年，出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麦品种，是他从南阳农业科学研究所带回来的。
粒大，籽饱，产量高，群众叫它“大籽麦”。
一打下，你一把我一把就分光了。
第3年，内乡县种了十几万亩。
龚文生到群众中去收集反映，农民说，大籽麦好是好，不过还有难于脱粒、麦壳坚硬的缺点，问龚文生能不能选个比这更好的。
龚文生决心改造这个品种。
那时玉米人工授粉的新技术在农村开始推广，龚文生受到启发，便在自己的种子田里选出几个能弥补大籽麦缺点的品种，和它杂交试验。
龚文生的研究工作，急需科学理论的指导。
他儿子的文化知识已满足不了他的要求。
这时，他经常到县城的新华书店里去。
有一次，他买回一部《田间育种学》，靠他自己苦学苦钻和儿子的协助，居然读下来了。
米丘林关于遗传性和变异的学说，使他入了迷。
他反复地回味米丘林说的话：
人类不应该消极等待，而应该积极干涉植物的本性，使之依照人类愿望，发生定向的改变。
这些道理把龚文生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他大胆的向有关部门写了一封热情的求援信。
十五天后，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和省的有关部门派了四位种子专家来到龚文生家里。
专家们惊住了，原来大籽麦就是南大2419。
这是一种春性小麦品种，解放前，有些种子专家认为河南的农民有早播的习惯，只适宜种冬性或半冬性的小麦品种，不适宜种南大2419。
解放后，南阳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也曾试验了两年，但没有成功。
现在，龚文生竟试验成功了。
专家们对龚文生这项成功的试验作了很高的评价。
从那以后，他的研究工作，在专家们的帮助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1960年，经过杂交后的南大2419，已定型为一个新品种，大田推广后，每亩单产六百二十一斤，比南大2419每亩平均单产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四。
这年，中央有关部门向全国推荐了这个品种。
这就是“内乡五号”小麦。
之后，内乡十九号、二十号、三十六号和四十一号等五个优良小麦新品种也陆续诞生。
一个向实践学习
当龚文生随着自己的育种活动逐步向科学理论进军的时候，张履鹏却在另一个天地里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徒步跋涉，访问了豫北的二十多个县、上百个村庄。
为了搜集一个优良的谷子品种，他登上过王屋山、林县的蹯龙山，还去河北、山东等地访问过张希顺、董长生等种谷能手。
他和他的同伴收集了许多种农家谷子，记录了上百万字有关谷子丰产的经验资料。
这个青年人，沿途考察县志和碑文上有关谷子生产的记载，采集研究流传在民间的古农书……。
这一切为张履鹏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张履鹏和他的同伴，一面把一批经过试验的农家谷子品种向周围大队推广，一面又积极进行其他的杂交试验。
谷子粒小花小，杂交比较困难，而国内外关于谷子杂交育种的文献资料又很少，成功的杂交种当时还没有一个。
他连续试验了两年，都没有成功。
他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全掌握谷子的生物特征，还需要向农民学习。
于是，他背上背包又走了。
他到了温县马庄，找到河南省劳动模范、谷子亩产千斤的种植者张图书。
他跟张图书同吃同住一年多，白天一起劳动，学习锄地、匀苗和管理谷子的一套技术；
晚上，帮他搞副业，谈心。
就这样，张履鹏真正了解了农民的过去和现在，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在马庄，他用很高的政治热情和他的同伴合作，由他执笔写成第1本书——《谷子丰产经验》。
这本用浅显的科学理论总结出张图书种谷经验的书，一直在河南农村中广泛流传。
1955年，张履鹏和他的同伴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谷子杂交种的第1代。
但是，要使它定型为一个新品种，还要继续培育好几代，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六、七年。
张履鹏想起农民急需要谷子新品种的要求，决心缩短新品种的繁育时间。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
他想起了他的老农朋友，于是又背着背包上了山。
辉县井峪村的一位老农，向一心为农民培育新品种的青年人，献出一本祖传的古农书，书中转录了《畿亭全书》中“冬月种谷法”的原文。
大意说：
秋收后，久旱不雨，不能及时种麦；
直到过年01月，仍可种谷子，比麦子只晚熟二十天。
这段文字，使张履鹏联想到这个县赵窑村村头一块古碑上留下的另一段文字：
麦收后，久旱不雨，不能及时秋种，直到07月仍可种谷子，11月还有收获。
这是群众度荒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张履鹏反复琢磨，思想逐渐明朗起来，不是吗？
“01月到07月，07月到11月”，谷子一年可以两熟呵！
1958年，我国第1个谷子杂交种“新农冬二”缩短一半时间诞生了。
之后，张履鹏和他的同伴又培育出“新农三○”、“新农七二四”、“新农九四一”。
这些新品种有的已在河南大面积推广。
据一些地方的调查，这个杂交种比当地品种增产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
达到了同一个目的
为了使龚文生在更好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领导部门决定让他在内乡县良种繁育场专门培育良种。
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打开“全国小麦分布图”介绍：
“内乡五号”参加二十四个省区的区域试验情况和河南大面积推广他培育的几个新品种的增产数字。
龚文生看得很远，抱负很大。
他认为，“内乡五号”作为一个春性品种，适应程度还有局限性。
四年前，当这个品种在他的家乡大面积推广时，他就研究了河南的气候条件和土质情况，特别是群众麦播期的习惯，开始培育出一批冬性和半冬性品种。
现在，他的试验田里八十多个正在培育的小麦品种，有十六个已显出很好的适应能力和增产效果，被专家们认为是很有希望的优良品种。
十几年来，龚文生在科学理论上迈进了一大步，他经常收到北京、河南农业科学研究机关和有关部门的图书资料，也经常参加那里的科学讨论会。
1960年，他作为《中国小麦栽培学》这本书的审查人之一，在北京和许多国内知名小麦专家会聚一堂。
现在，他经常手不释卷地读着米丘林的遗传学，小麦栽培学等书。
而张履鹏呢，他一直是新乡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技术员，他在豫北几个村子里扎下了根，作为他科学研究和帮助社员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基点。
农民们都把他看成亲人，过一个时期不去，就到研究所来找。
他在科学理论水平上的提高更为明显。
十几年来，他写了《粟及其栽培技术》、《粟的杂交育种》等书籍和许多科学论文。
这些书和论文，都由北京、上海有关出版机关和刊物出版，有些已经列为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的主要参考书。

新疆核桃在河南结果
河南省栽种的新疆核桃，今年已经结了幼果。
这些核桃树是河南农学院、洛阳林业学校和伏牛山区卢氏县在去年栽种的。
今年04月，它们陆续开花结果，其中“十二号库车薄壳”和“库车丰产”两种核桃树，开花的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第1代幼果已长得和乒乓球一样大小。
河南省是我国核桃集中产区之一，但河南核桃品种一般栽种八年后才开始结果。
新疆核桃在河南生长健旺，病虫害少，而且保持了播种后第2年结果的优良特性，这对迅速发展河南核桃生产，扩大油源开辟了新途径。
今年河南又从新疆引进七个丰产核桃品种八百余斤，发给全省各地林业劳动模范试种。

湖北春木耳喜报增产
湖北省黑木耳产区人民公社喜收春木耳。
社员们把收起来的春木耳及时晒干、选净，卖给国家。
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全省春木耳的产量和收购量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湖北省是我国著名的黑木耳产地。
鄂西、鄂西北山区的许多县、社都盛产黑木耳。
今年全省生产黑木耳的耳棚比去年显著增加，各产耳社、队都固定专人负责耳棚培育管理工作。
春木耳是清明到立伏前收的黑木耳，耳大、片厚、发头大，质量最佳，历来产量占全年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解放军济南部队某被服仓库工作人员
用革命管家人精神管仓库
保管大批物资八年无霉坏丢损事故
处处勤俭节约节省大量费用和布匹
本报济南08日电
记者姜文品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被服仓库精心爱护国家财产，八年来保管的大批军需物资没有发生霉坏、丢损事故，同时处处勤俭节约，节省了大量费用、布匹。
不久以前，杨得志上将代表济南部队领导机关授予了他们一面奖旗。
记者访问了这个被服仓库。
宽阔的院子里，到处干干净净，库内库外井井有条。
官兵们对保管的物资勤查勤看。
特别是大风大雨天气，他们更昼夜不停地检查库房；
在潮湿季节，都及时翻仓倒垛。
他们不仅把物资保管得很好，不让国家财产遭受损失，更可贵的，是常常主动设法尽量节省物资、费用。
在一个储存旧物品的库房里，一边堆一些从部队收回的旧雨衣，一边整齐地垛着五千多条棉褥子。
仓库的同志告诉记者，这些棉褥子是利用旧雨衣做成的。
这些雨衣胶烂布不烂，利用这种卡其布做的褥子，至少也能用三四年。
过去，很多单位都把这样的雨衣作废品处理了。
去年，这个仓库收到一批旧雨衣。
仓库指导员张世昌舍不得把它们当废品卖掉，和保管员们多次试验，摸索出了一种用高温洗胶的方法，并利用洗出的卡其布做了八百条棉褥子。
济南部队后勤部的负责同志一看很满意，又把后勤部库存的旧雨衣运来两车皮。
今年他们又把这批雨衣洗好，用洗出的布做成了这五千多条棉褥子。
张世昌还常用这个事例教育大家：
处理每件物品，都要抱着革命管家人的态度，要不，做这五千八百多条棉褥用的六万多尺新布就省不下来了。
有一天，天刚放明，记者看到仓库主任马振河和指导员张世昌带领全体官兵来到库房。
他们把预先清点好的夏季服装等扛出仓库，搬上汽车，运到车站，卸到货场，准备运到部队去。
这些搬运、装卸工作，在1958年以前按规定都是雇装卸工人来做。
后来，张世昌想到，如果依靠本库的同志来完成这项任务，可以节省大批开支，他就第1个投入到装卸工人的行列里。
在他带头参加劳动的影响下，所有官兵都跟着扛起包来。
以后，他们就不从地方上找搬运工人了。
为了更好地完成棉军服拆洗任务和节省开支，他们经过刻苦研究，在1961年08月制成了一部洗衣机。
过去每年拆洗一次棉军服要雇用三百多个临时工，现在只用六个人就行了；
过去找人拆洗一套棉军服，要付出三至五角钱的拆洗费，现在洗一套棉军服只合九分钱。
去年一年，就节省了约一万一千元的拆洗费，同时节约了肥皂。
这个仓库里设有许多废品箱，官兵们随时注意从地上拣起钉子、钮扣等放在里面准备重新利用。
去年他们搜集起来的绳头、钮扣、棉球有二百六十多斤。
洗衣组去秋今春理出三百多斤布条，代替麻绳打包。
这个仓库勤俭节约的思想为什么能够这样巩固呢？
许多官兵在同记者交谈中都谈到这件事情：
1958年部队清理物资时交来一批物品，他们在整理入库时，发现了六条在抗战期间用粗布做的干粮袋和十几双前面带钩钩鼻子的破布鞋。
指导员张世昌把这些东西拿到课堂上，对大家说：
“这些东西是抗战期间，解放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遗物。
再看看今天我们的装备物资，情况是大不一样了。
可是，我们不能忘掉过去。
咱们给革命管家务，为国家看仓库，是极大的光荣。
这些劳动人民的血汗决不能从我们手里损坏一点。”
在这些遗物面前，官兵们受到很深的教育。
他们给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
“站在一个库，要看到全中国。”
“在仓库里当保管员，要像在医院里当护士一样。
护士经常对病员问寒问暖，我们对物资要勤看勤摸。”
这个仓库就是这样经常利用各种事例向官兵进行教育，使大家逐步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美德。

《释放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纪录片上映
中国宽待印俘事实俱在
印度政府妄想用造谣诬蔑来抵消我国宽待印俘的巨大影响，制造紧张局势，那是枉费心机的，只能更加暴露自己。
新华社08日讯
纪录我主动释放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这一友好行动的短纪录片，07日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影院上映。
这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释放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生动地纪录了被俘印军人员在中国西藏、新疆地方边防部队俘虏收容所里，受到宽大待遇和良好照顾的情形；
在释放和遣返途中，中国方面处处为他们提供方便和给予照顾的实况；
以及他们在回国时向中国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依依惜别的情景。
影片中有中国红十字会人员参观访问印俘收容所的镜头：
被俘印军人员在离开收容所返国前夕，同中国工作人员促膝谈心，亲切话别，一起聚餐，互赠纪念品和围着篝火亲切联欢的场面；
中国工作人员冒着风雪为载送印俘的车辆扫雪修路的情景；
中国工作人员背送被俘印军伤病人员登车的镜头；
以及被俘印军人员离开时，向中国工作人员献花环，送感谢信，同中国工作人员紧紧拥抱，高呼“巴依（兄弟）！
巴依！”
洒泪分手的动人情景。
影片还纪录了包括印度陆军准将达尔维在内的二十七名被俘印军校级以上军官，愉快地游览拉萨名胜古迹和在昆明获得遣返的情形。
这部由摄影师们在现场拍摄的短纪录片，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方面本着一贯宽待俘虏的政策，特别从中印人民友好出发，所给予被俘印军人员的待遇是极为宽大的，史无前例的。
被俘印军人员无论在收容所还是在遣返途中，都得到了在当地物质条件下最好的待遇和照顾。
前来接收被俘印军人员的印度红十字会人员，也对此表示满意。
但是，印度政府却以怨报德。
印度新闻处06月26日在一篇新闻特稿中，编造荒唐离奇的谣言，诬蔑中国“违背了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的好几项条款”。
印度国防部07月01日更无中生有地叫嚷说，中国方面交还印方的二十六名死者中的某些人，是“死于中国人的暴行”；
若干印度士兵在举起手来投降的时候，“被残酷地打死了”；
中国士兵向印度伤兵“身上浇上汽油并点起火来”等等。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钻出来帮腔，胡说什么中国方面“给予印度俘虏们的待遇似乎是不人道的。”
这完全是无耻的造谣。
中国方面善意而友好地对待被俘印军人员的铁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
《释放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的影片再次有力地揭露，印度政府妄想用造谣诬蔑来抵消中国宽待印俘的巨大影响，制造紧张局势，那是枉费心机的，而只能更加暴露自己。

阿城播种甜菜超过计划
黑龙江省甜菜主要产区的阿城县，已超额完成今年的甜菜播种计划。
目前，各生产队正在查苗补苗，防治虫害，加强甜菜的田间管理。
今年，这个县的甜菜绝大部分种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并有百分之九十施了肥。
早播的地区在小苗出土后，又及时撒药防治病虫害，缺苗的地块，也进行了补种，因此种植情况一般良好。
阿城种的甜菜，主要是为制糖厂提供原料。
社员们说：
种好甜菜不但增加收入，还能支援国家，我们一定要把它种好。
（新华社讯）（附图片）
河南固始县蒋集公社三里大队郭棚生产队的社员在砍收大麻
冯志华摄（新华社稿）

雨花台前的毕业典礼
新华社记者古平
07月06日早晨，阳光洒在庄严的纪念碑上，洒在孩子们鲜艳的红领巾上。
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二百多名毕业生在烈士陵前隆重地举行毕业典礼。
校长、教导主任和四个毕业班的班主任都来了。
过去，他们不止一次地带领着学生到这里来，站在纪念碑前——忆念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接受革命精神的教育。
今天，孩子们就要毕业了，教师们再一次地带领他们来向烈士致意。
孩子们献上他们用灵巧的小手做成的花圈。
一朵朵洁白的花，一枝枝鲜红的花，一颗颗金色的花心，孩子们把他们要对革命先辈表达的心意，全都凝结在这个花圈上。
孩子们整齐地排列在纪念碑前，手里捧着他们的誓词，捧上他们那一颗颗激动的心。
“我们是高小毕业生，
今天，站在烈士墓前宣誓……”
一个名叫牟承晋的学生，用洪亮的声音开了头，接着，二百多个孩子的声音，汇成了一个声音，在雨花台的山谷中响了起来。
“我们是革命的新一代，
红色的校园把我们锻炼，
今天我们穿新衣，
没忘掉长征路上红军的破衣衫；
今天我们吃白米，
没忘掉长征路上红军咽草煮皮带；
忘不掉，渣滓洞里铁镣响；
忘不掉，这洒满烈士鲜血的雨花台！”
孩子们在这个幸福的时刻，没有忘记过去的艰辛，没有忘记为了幸福的今天而光荣牺牲的革命先烈。
长眠在地下的烈士们，请再听听孩子们伟大的志向和决心吧：
“我们是红色的新一代，
今天，我们学好本领，明天要参加祖国建设。
如果种田，就像邢燕子，把青春献给农村；
如果当兵，就像黄继光，为祖国建立功勋；
如果做工，就像王崇伦，走在时间前面；
如果打球，就像庄则栋，为祖国增添光彩。
我们，在各种平凡的劳动中都要做尖兵。
不管祖国需要我们干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和你们一样——忠于革命事业。”
孩子们又一次在烈士遗物陈列室里，默默地观看先烈们遗留下来的东西。
《和爸爸一齐坐牢的日子》这本书，曾经在孩子们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天，他们又来到陈列着这本书的玻璃台前。
这本书是卢志英烈士的儿子卢大容写的。
卢大容十一岁就跟爸爸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了监狱。
在热得透不过气来的铁窗深处，大容坚持学算术，读英文。
他爸爸曾经对他说过：
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不好好学习，将来拿什么本领去建设祖国。
今天，这所小学的孩子们就要结束幸福的小学生活了，美好的未来在等待着他们。
他们今天在这里重温卢大容的经历，感到更加亲切。
郭纲琳烈士在狱中绣的枕头和手帕，吸引了许多女学生。
李庆莲早就听说过郭纲琳英勇牺牲的故事，枕头上绣的那只振翅欲飞的大雁，手帕上绣的“起来”两个字，还有那个用铜钱磨成的铜心，时常在她的小脑海中出现。
每当她胆小害怕的时候，想到郭纲琳在黑暗的牢狱中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自己就增添了力量。
今天，这孩子又一次站在郭纲琳留下来的这些小小的遗物面前，暗暗地下定决心：
我要永远向你学习。
离开雨花台的时候，孩子们踏着雨花石铺成的山路，一面拣拾那些自己认为最满意的石子，一面唱起了《踏着先烈留下的脚印》这首壮丽的歌：
“在波浪滔滔的赣江旁，
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
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
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
洒满鲜血的雨花台，
是你们英勇牺牲的地方……，
踏着先烈留下的脚印，
我们继续向前进，
向敬爱的先烈们宣誓，
你们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完成。”

为美国文化渗透开辟新途径
印美签署新的文化教育协定
据新华社06日讯
据美国新闻处05日自新德里报道：
印度和美国之间06月19日在新德里签署一项新的文化教育交流协定。
据美国新闻处说，这项被称之为“富布赖特协定”的新协定不仅继续了根据美国富布赖特计划所建立的美印两国“文化教育交流关系”，而且为增加两国间在“文化合作方面的新的和更大的联系”开辟了途径。
它将为美国在印度的“教育基金委员会”（美国利用文化活动在印度从事渗透的机构）“进行教育活动提供更加广阔和更加有伸缩余地的范围”。
这项新协定代替了原来1950年的协定。

作为援印反华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帮助印度在拉达克修建军用机场
并将修建通向中印边界西段的战略公路
据新华社07日讯
新德里消息：
《印度时报》从列城发回的消息表明，美国正在帮助印度在靠近中印边界西段的拉达克地区修建军用机场。
消息说，“美国军用飞机正在空运数千吨水泥、沥青和重型建筑器材前往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前哨。”
消息认为，这是美国援助印度反对中国计划的一部分。
消息还说，美国急急忙忙地进行这项工作，是为了“在喜马拉雅山严冬来到以前保证完成那里的一个简陋飞机场的二千七百英尺跑道的修建工程。”
这项工程预订在10月完成。
消息说，这个机场原有的钢板跑道不能适应这个海拔一万一千英尺的前哨的气候和满足它的需要。
消息说，这些情况是在美国驻印度大使加耳布雷思04日访问拉达克时透露的。
新华社05日讯
据印度新闻处05日报道，即将调任回国的美国驻印度大使加耳布雷思04日在列城进行“短期访问”后宣布，美国政府已经同意根据美国军事援助计划提供设备，修建通往中印边界西段的全天候战略公路。
列城在克什米尔的印度控制区，它是靠近中国边境的印度军事要地。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一批美国专家前些时候曾到拉达克地区活动，并向印度政府提出修建这条从克什米尔印度控制区首府斯利那加通到中印边界西段附近的楚舒勒的战略公路的建议，也提出了扩建在列城和楚舒勒的机场的建议。
这些工程主要将由美国资助。

凭空诬蔑我边防部队在印度境内设立哨所
印政府捏造的反华谎言被戳穿
这种替印方在中印边境入侵骚扰活动打掩护的行径，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关心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的各国和各国人民的严重注意
新华社08日讯
新德里消息：
印度政府最近捏造并大肆散布的所谓中国边防部队在印度境内设立哨所的谎话被戳穿，使它自己陷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印度政府06月17日照会中国政府，指责中国边防部队进入拉达克北部，在斗拉特别奥里地东南偏南的什么迪普桑拉附近设立哨所。
中国政府在06月26日的复照中，严正指出这是完全凭空臆造的。
复照指出，按照印度政府提供的经纬度，印方所指的地点是在拉达克境内。
中国边防部队从来没有越出国界一步，并且连实际控制线本侧二十公里以内的地区都已撤出，又怎么会在那个地点设立什么哨所呢？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06月28日向报界发表谈话时，硬说中国的复照“企图以无耻的否认来掩盖中国人的破坏行动”。
这个发言人由于举不出任何一点理由来支持他的荒谬说法而当场受到质问，他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什么“中国人大概在赶紧采取措施来掩饰他们的痕迹和把营地撤走。”
印度报纸也跟着报道说，中国的这个哨所“几天前不见了”。
第2天，06月29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为了堵漏洞，又改换了一种说法。
据《印度时报》报道，“他说，仍然不肯定知道中国人是否从他们最近在拉达克非军事区印度一边的斗拉特别奥里地东南建立的哨所撤退。”
他还说，“派出探查这个地方是否有中国人驻扎的印度巡逻队尚未回来报告情况。”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的这种说法却把印度政府置于更加难堪的境地。
他的话表明，印度政府在向中国发出了“抗议”照会的时候，实际上还不肯定是否有中国人驻扎在迪普桑拉附近而需要派人去探查。
印度政府的这种拙劣的做法连印度报纸也表示不满。
《印度时报》07月01日刊载的文章指出，“同一位发言人到第2天才迟迟采取了谨慎态度，说不知道这个军事哨所事实上是否已被撤走，尽管他早些时候作了乐观的解释。”
文章说，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关于中国人
“撤掉”哨所的说法，“这里面的逻辑是相当模糊的。”
印度统治集团最近利用这个在印度领土内忽然出现忽然又消失的哨所的神话，发出大量反华叫嚣。
在印度政府发表了它06月17日的“抗议”照会以后，印度报纸纷纷用大字标题在头版登出这个耸人听闻的谣言，有的还发表了中印边界西段的地图，上面标出这个虚构的哨所。
许多报刊还发表了煽动情绪的社论。
《印度斯坦旗报》说，去年10月中印边境冲突以来“没有比这次更为清楚和更为严重的侵略事例了”。
它叫嚷要对中国采取“有力行动”来使印度的“紧急状态精神真正付诸实施”。
《印度快报》06月27日发自华盛顿的消息赤裸裸地暴露出印度当局利用这个谣言去乞求美援，它说：
“据来自新德里的电讯引述有资格人士的话说，印度已经向英美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迅速运交大量武器和装备。”
“发出这个呼吁是因为中国人在斗拉特别奥里地东南建立了新的军事哨所，切断了在北面的大片印度地区。”
其它一些报纸透露，印度当局利用这个谣言来保持国内的“紧迫感”。
《印度快报》曾经承认，“在宣布紧急状态后八个半月，如果拒绝承认这种紧迫感正在消失的话，那就等于自欺欺人。”
《印度时报》在散布上述谣言时，主张利用这件事派印度军队进入中国领土
“进行紧张的巡逻”，制造紧张局势。
它说，“紧张局势不管多么令人不快，是必须有意识制造出来并加以保持的某种东西，直到边界局势得到印度完全感到满意的纠正时为止。”
它说，“西方国家常常说，他们的政策和援助将取决于印度对整个局势的估计和新德里对这种局势决心要做的事。”
印度财政部长德赛06月23日公开扬言“决心收复”中国领土“阿克赛钦高原和其他地区”之后，《印度时报》鼓吹“派装备良好的巡逻队到（中国边防部队）撤出地区去进行某种试探行动”，“完成逐渐占领撤出地区的工作”。
最近，印度军队和飞机又一再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侵犯中国领土和领空。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印度政府散布中国方面在印度领土上建立哨所的谎言，目的还在于替它继续在中印边境采取入侵骚扰活动打掩护。
这些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关心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的各国和各国人民的严重注意。

卡博团长作关于世界妇女大会的报告
指责一些人坚持错误路线
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得到一切进步力量的支持
新华社地拉那07日电
据此间报纸06日报道，阿尔巴尼亚妇女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在04日举行会议。
会议听取了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的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团长维托·卡博所作的关于世界妇女大会的报告。
卡博在报告中说，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参加大会是为了表达阿尔巴尼亚妇女的良好意愿。
阿尔巴尼亚妇女认为，实现妇女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保障妇女权利和儿童幸福的愿望，是同她们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紧密相联系着的。
我们原希望这种愿望能在这次大会的文件中表达出来，但是，国际民主妇联领导机构和大会筹备委员会中的一些人利用她们的职权力图在活动中实现她们那种违反妇女群众意愿的政治路线。
她们用各种办法企图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把全面彻底裁军和和平共处作为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和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
维·卡博说，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坚持错误路线的人使用了一切阴谋办法，从精神和物质上施加压力；
从破坏一切民主规章起直到使用投票机器，来达到她们形式上的胜利。
但是，捍卫革命原则、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斗争旗帜的人，得到了大会上一切进步力量、尤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代表的赞扬与支持。
卡博说，世界妇女大会再一次说明，坚决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自由、独立和各国人民权利而斗争的进步力量，将在斗争中成长壮大。
阿尔巴尼亚妇女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完全赞同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在世界妇女大会上的活动。
中央理事会表示，阿尔巴尼亚妇女在国际妇女运动中将继续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为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全世界妇女和儿童的权利而积极地斗争。
她们将同一切为国际妇女团结而斗争的进步妇女力量并肩地进行斗争。

印度和美国建立新电讯线路
新华社03日讯
新德里消息：
印度和美国之间已经用一条新的电讯线路连接起来，这条线路经过菲律宾。
据印度新闻处报道：
印度和菲律宾之间的这条新线路是在01日正式开始通讯的。
它认为：
“这条从加尔各答到马尼拉并伸延到美国的新线路完成了印度海外电讯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阶段。”
印度交通运输部长贾格吉凡·拉姆在给菲律宾有关当局的电报中说，这种电讯联系将有助于达到一个更为广泛的目标，即：
使得这两个国家“互相更加接近”。

国际简讯
马里朝鲜签订经济技术协定
巴马科消息：
马里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近在巴马科签订了经济合作和技术援助协定。
这项协定规定，“一方面使（马里的）迪亚法拉布的碾米厂得到改进并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在扬福利亚建设一个瓷器厂。”
蒙古和奥地利两国决定建交
乌兰巴托消息：
据蒙古通讯社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奥地利共和国政府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
缅甸将继续扩建拖拉机站网
仰光消息：
据缅甸广播电台广播，缅甸农业和农村发展公司根据农业机械化的纲领将继续扩建全国各地的拖拉机站网。
广播说，缅甸已建立了二十个拖拉机站。
年内将再建八个拖拉机站。
每个拖拉机站平均将停放五十台拖拉机。
沙捞越人口达七十七万多人
古晋消息：
据最近出版的沙捞越英国殖民地政府1962年度常年报告书的统计，到1962年06月止，全沙捞越的人口共有七十七万六千九百九十人。
在这个多民族的地区里，华人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五，海达雅克人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一，马来人占百分之十七点五。
内地达雅克人、马兰诺人、卡洋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共占百分之十九点九。
另据沙捞越报纸报道，在沙捞越人口中，农民占百分之六十五。
印度阿萨姆邦洪水泛滥成灾
新德里消息：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印度最东部阿萨姆邦洪水泛滥，大约有四十万人受灾。
据报道，部分受灾地区的稻子已被洪水冲毁。
印度又驱逐千名穆斯林出境
卡拉奇消息：
巴基斯坦报联社报道，印度军事人员在06月27日把印度特里普拉的拉纳马提村的一千名穆斯林赶到巴基斯坦库米拉县的提塔布米村。
这些穆斯林同早些时候被赶出特里普拉的穆斯林一样，是在刺刀尖下被迫越境的。
巴基斯坦已经对印度特里普拉当局提出抗议，要求停止驱逐穆斯林，让他们回去和归还他们的财产。
美海军作战参谋长到台活动
台北消息：
美国新任海军作战参谋长麦克唐纳，03日从琉球到达台湾进行阴谋活动。
这是继上月04日美国太平洋地区武装部队总司令费耳特之后，又一个美国高级军事头目在台湾叫嚷把核子潜艇调往太平洋地区。
（据新华社讯）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说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
反对殖民主义是最重要的问题
阿巴斯要求公众注意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危险
新华社雅加达08日电
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总主席、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议长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07日指出，当代国际局势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反对殖民主义。
阿里说，在观察世界问题的时候，人们首先注意当前各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这是很自然的。
因此，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若干多半是能够缓和紧张关系的问题上，如裁军、柏林问题、古巴问题和共同市场问题，等等。
“但是，他们经常忘记或很少注意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殖民主义问题。
西方世界认为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了，但是，实际上，它在新的借口下，依然健在。
它已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出现，它的危险正如给我们带来许多痛苦的老殖民主义一样。”
“我并不是说战争与和平问题、裁军问题或试验核弹问题等不重要。
但是，我要指出，当殖民主义及其一切表现形式仍旧在施加暴行的时候，人类是不可能过和平生活的。”
他说，因此，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完全支持印度尼西亚以反对殖民主义的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阿里是在纪念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成立三十六周年的会议上发表上述谈话的。
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机关报《印度尼西亚火炬报》今天发表了这篇谈话。
阿里说，从反对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看，加强亚非团结的斗争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因为新兴的和正在发展的国家以及进步的人民力量，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巨大力量。
他表示，希望尽快举行第2届亚非会议。
阿里说：
目前在亚洲和非洲，仍旧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在外国统治下呻吟。
安哥拉、莫三鼻给、西南非洲和非洲的其他地区在继续成为受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压迫的目标。
如果更加仔细地观察，可以看到仍旧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生活在新殖民主义的奴役之下。
所有这些便是战争的根本原因，必须予以消除。
他说，“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同全世界一切角落的进步力量的关系，以便组织和团结力量给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它们的一切形式和表现以打击。
因此，我们积极参加维护和加强新兴力量的斗争。”
据新华社雅加达07日电印度尼西亚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主席、白尔蒂党主席西拉朱丁·阿巴斯最近对印度尼西亚科学家协会会员发表讲话，要求他们注意在荷兰殖民主义在印度尼西亚被消除后，美国所推行的新殖民主义的危险。
阿巴斯说，目前在印度尼西亚有大量美国资本。
美国不仅进行投资，而且还通过破坏印度尼西亚民族文化，来传播其所谓美国“文化”以及通过所谓“经济援助”进一步控制印度尼西亚。
阿巴斯在列举了“美援”的一些数字之后说，美国的“援助”愈大，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就愈坏，因为事实上美国“援助”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加强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地位，而是有意使它恶化，从而使印度尼西亚不得不依靠美帝国主义。

约多强调保卫和平必须反对美帝国主义
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反对共同敌人
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会容忍分裂，最先制造分裂的人必须承担责任
新华社雅加达07日电
据雅加达《人民日报》05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2副主席约多最近在南苏门答腊发表演说指出，“今天对于斗争中的人民，不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上来看，为取得新成就而奋斗的条件一天比一天好。
“帝国主义到处遭到打击，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人民的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和作为这个团结的核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非常必要了。”
约多在谈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说，“打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产物——是确有现实可能性。
“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的宣传机器一向想把社会主义说成‘不如’资本主义。
他们想使人民产生自卑感，以便吓唬人民，进而进攻人民。
“不，形势对他们并不妙，对我们却很好！
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能够给帝国主义以打击，我们就必须予以打击。
如果我们放弃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那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必须有力地进行这场斗争。”
约多指出，“美国是头号敌人”，他说，“世界上如今还有哪一个角落，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还能够泰然自若呢？”
他在列举出大量事例以后说，从革命者到和平主义者，如果他们真是要保卫和平、民主和独立，他们就必须反对美帝国主义。
约多列举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造者之一的印度现在变得这样反动，甚至投到美国怀抱里去以及“东南亚条约成员国之一的巴基斯坦已经开始觉醒并在反抗美国的统治”等一系列事实，他说：
“斗争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笔直的，它向来就是曲折的。
挫折和成功，失败和胜利总是互相交替着。
但是，它的主流、它的基本方向是：
人民、独立、民主与和平定将取得胜利。”
他说“革命者必须要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所说的那样：
他们的‘政策必须是掌握具体情况和力量的对比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基础之上’。”
他强调指出，“特别是在‘马来西亚’计划问题上，种种迹象现在表明：
形势一天天更有利于我们反对马来西亚的人民：
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萨巴和文莱的中间阶层越来越敢于进行斗争，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当局彼此在倾轧，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尖锐化。
形势是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反对‘马来西亚’新殖民主义计划的斗争。”
约多说，“在目前的世界政治局势中，南斯拉夫扮演一个确实是特别的角色。”
约多在提到铁托05月18日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时指出，“在这篇长达三十二页的讲话中，至少有四十九个地方，他攻击了中国共产党，可是他一次也没有批评美国！
他确实在某一个地方提到了美国，而那句话是：
‘我们的政策是要同西方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建立良好关系……’。”
约多说，“在艺术领域，只是在过了很长的时间，而且由于人民群众的压力，看来铁托才终于在最近承认，在南斯拉夫，抽象派艺术占支配地位。
可是他怪谁呢？
他怪那些发艺术奖品的人！
责备作这一工作的官员并不难，责备艺术家和作家也不难。
可是难道不是环境使他们这样作的吗？
如果不是领导人应该对环境负责，那么谁该对环境负责呢？”
约多说，“铁托在05月18日作的报告中还说，他的联盟将‘最积极地参与澄清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
关于这一点，我能说什么呢？
爪哇人会说，‘自己想想看’。
“在起草《莫斯科宣言》的时候，南斯拉夫代表在场，可是他们不同意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
当然，在起草《莫斯科声明》的时候，南斯拉夫没有接到邀请。
他们以发行小册子的方式表明他们对这件事的反应。
他们说，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是‘后退’，可是现在他们突然将‘最积极地参与’。
他们有什么权利呢？
他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有什么权利呢？”
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约多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欣然欢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将从07月05日起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并且希望，各方将真诚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基础上寻求正确的解决。
“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而言，它将竭尽其力，首先是通过艾地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不久将前往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向我们的共同敌人展开我们伟大的共同斗争。”
他说，“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允许建设性批评、分歧以及任何其他东西的，可是不会容忍分裂；
当然责任必须由最先制造分裂的人承担。”
约多在谈到种族主义问题时说，认为美国和南非是种族主义的中心，是非常正确的。
他说，“因此，我们必须对印度尼西亚学它们的样感到羞耻。”
他说，“自然，两者是不同的。
在美国和南非，种族主义是由政府推行的；
但是，在印度尼西亚，种族主义却是由那些反共和国的分子推行的。
“种族主义的罪恶，只有法西斯主义能与之相比。
种族主义是世界上最残暴的东西。
不管它怎样用‘经济解放’、‘同化’或其他名堂来把自己伪装起来，种族主义仍然是种族主义，它的本质始终是反革命的。”
约多说：
在仅仅一个月期间，种族主义反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和痛苦，比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在十多年的时期中造成的损失和痛苦还要大。
同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或印度尼西亚统一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合谋，同样是罪恶的。
约多强调说，“对种族主义采取不坚定态度，将对我们共和国的继续生存带来严重的后果。”
约多最后说，在印度尼西亚，“最近，要求建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合作内阁的呼声日益响亮，这种呼声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这证明了爱国的觉悟的提高，而这是必要的。”
“各政党之间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包括同国家工具的团结，正在增强。
所有这一切都是加强政治宣言的攻势和给反革命以打击的良好条件。”

赫鲁晓夫在基辅接见斯巴克
新华社08日讯
据塔斯社基辅讯：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今天在基辅接见了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斯巴克。
双方在会谈中就迫切的国际问题有益地交换了意见。
谈话是在坦率的和相互理解的气氛中进行的。
斯巴克是在07日到达莫斯科的。

造谣者的拙劣伎俩
本报评论员
最近，新德里的造谣机器又开足马力，大肆捏造所谓中国“侵犯了印度领土”的谎言，企图煽惑印度公众，蒙骗亚洲和世界舆论。
印度政府根据凭空捏造的谎言，于06月17日提出所谓“抗议”照会，说什么中国边防部队进入拉达克北部斗拉特别奥里地东南的迪普桑拉附近“设立哨所”。
继之，印度反动报刊和印新处就连续不断地大加宣扬，并诬蔑中国“侵略”、“违反单方面停火的声明”、“违反科伦坡建议”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造谣者总是见不得阳光的。
中国政府06月26日致印度政府的复照，有力地揭穿了印方的无耻造谣。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真理面前只能支支吾吾地说：
“中国人大概在赶紧采取措施来掩饰他们的痕迹和把营地撤走。”
接着印度报纸便以大字标题宣扬“中国人拆除军事检查站”，中国哨所“几天前不见了”。
可是，印度报纸自己已经露出马脚来了，《印度斯坦时报》说，所谓中国入侵，而后又撤走的消息，只不过是“据假定”、“可能”而已。
请看，这些新德里的先生们是多么富于想像力，用他们想像中的“假定”和“可能”，一会儿就在某地“出现”了中国哨所，一会儿又忽然“不见”了。
简直是魔术师的玩艺儿，只可惜这些魔术师的伎俩未免过于蹩脚了。
不是吗？
这种拙劣谎话，连它的制作者也感到漏洞太大，需要堵塞一番。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第2天就赶紧改变口气，说中国人是否从迪普桑拉附近撤退，并不“肯定”，因为据说印度政府“派出探查这个地方是否有中国人驻扎的印度巡逻队尚未回来报告情况”。
但是，既然要“派出”巡逻队去了解是否有中国人，而印度政府还未接到这个巡逻队的报告，可见印度政府并不知道是否有中国人在那里。
印度政府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就向中国提出了“抗议”照会，诬蔑中国所谓“入侵”。
试问这不是凭空捏造的谣言，又是什么？
印度政府想要堵塞漏洞，结果只能是漏洞越堵越大。
怎么能够设想用一个谎言掩盖得了另一个谎言呢？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先生在谣言被戳穿之后窘态毕露，完全是咎由自取！
其实，印度政府最近对中国发动新的造谣和诬蔑运动，其真实的动机是明眼人一望便知的。
印度政府急于乞灵于“中国侵犯”的神话，来维持印度国内的所谓“紧迫感”、“危机感”，以便于继续勒索印度人民的财富，镇压印度人民的不满。
《印度快报》曾忧心忡忡地说：
“（印度国内）的这种紧迫感正在消失”。
正因为这样，印度尼赫鲁政府一提到中印谈判，简直谈虎色变。
印度政府害怕局势缓和，害怕国内“紧急状态”的瓦解，因此它必须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不断制造人为的紧张，以煽动战争狂热。
这正是印度造谣家们的一个不可告人的隐衷。
印度政府最近造谣的动机，也是为了向它的美国主子邀功，以便进一步卖身投靠，乞求更多美元的施舍。
据印度《闪电》周刊报道，自从印度宣布“紧急状态”的七个月内，印度政府已派出七个高级代表团去华盛顿乞讨美元和武器了。
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最近才从华盛顿乞讨美援回去。
要取得主子的施舍，自然就得做主子喜欢的事。
正如缅甸《镜报》不久前发表文章所指出，“只有疯子才会认为中国会侵占印度。
印度所宣称的中国进攻印度和中国威胁东南亚国家，只不过是为了向西方国家乞求更多的武器和金钱。”
《印度时报》在散布“中国侵犯”的谣言时说得很露骨：
帝国主义国家对印度施舍多少，“取决于印度对整个（中印边境）局势的估计和新德里对这种局势决心要做的事。”
这就是说，印度政府必须要按照华盛顿的意旨行事，才能得到某种赏赐。
这难道不是印度造谣家的一个赤裸裸的自供状吗？
当印度反动派大肆宣扬所谓“中国侵犯”神话的时候，人们还不能不注意到印度官方人士和反动报纸的新的叫嚣。
《印度时报》公开鼓吹要在中印边境进行新的冒险，以武力改变中印边界现状，要派兵侵入“非军事区”和“实际上由中国人控制的地区”。
印度财政部长德赛更狂妄地扬言印度“决心收复”中国领土阿克赛钦高原和其他地区。
不难看出，所谓“中国侵犯”的谣言，实际上也是掩护印度加紧扩军备战、制造紧张局势的一颗烟幕弹。
因此，事情很明白，印度尼赫鲁政府所以制造中国“侵犯”的新神话来危言耸听，完全是出于其内政外交上的特殊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适应于美帝国主义所导演的国际反华阴谋的特殊需要。
本来，中印边境的局势自从中国方面采取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等和平措施以后，肯定地是缓和下来了。
这种局势的缓和当然有利于中印双方重开谈判，以求得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随着局势的缓和，印度国内要求同中国谈判的呼声日益增长。
国际舆论，尤其是亚非舆论普遍主张中印两国政府坐到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
科伦坡会议的六个参加国也都表示要促进中印双方的直接谈判。
这种形势，不能不使顽固拒绝谈判的尼赫鲁政府处于极端孤立和狼狈的境地。
现在，尼赫鲁政府显然是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只能用一个又一个拙劣的谣言来支持它的拒绝谈判的无理立场了。
正是在印度造谣机器的一片紧锣密鼓声中，尼赫鲁不是又在叫嚷“不产生谈判问题”和仍然缺乏“适当的气氛”吗？
尼赫鲁心里的这种鬼胎，昭然若揭，怎么能够瞒得住天下人的耳目呢？
靠造谣吃饭，靠贩卖谎言过日子的政治掮客，没有一个最后不破产的。
印度的造谣家们及其幕后的牵线者，只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越来越暴露出他们卑鄙丑恶的面目而已。

中非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
英国被迫同意年底解散“中非联邦”
但仍拒不规定中非三国独立日期
据新华社04日讯
维多利亚瀑布城消息：
在中非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的形势下，英国03日被迫同意在今年12月31日解散它强加在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达十年之久的殖民主义结构“中非联邦”。
讨论解散“中非联邦”问题的会议03日在南、北罗得西亚边境的维多利亚瀑布城结束后发表的一个公报说，确定今年12月31日为解散“中非联邦”日期的条件是：
“到那时，像分担共同债务，其他债务和资产以及联邦共同事业前途等这些重要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
公报表明，英国仍然拒不规定给予这三国独立的日期。
公报说，会议同意，联邦军队应恢复到1953年以前的情况，那时南罗得西亚拥有自己的军队，英国实际控制了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军队。
参加这次为期六天的会议的有：
英国政府代表团、“中非联邦”殖民政府代表团、南罗得西亚殖民政府代表团和由非洲人部长卡翁达和恩坎布拉率领的北罗得西亚政府代表团。
尼亚萨兰只派了三名观察员参加。
据报道，英国在会议上强调“中非联邦”解散后“有关领土间”的“合作”，以便保持它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利益。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
参观我帮助建设的工厂建筑工地
据新华社科纳克里06日电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今天参观了中国帮助建设的“几内亚共和国火柴卷烟联合工厂”的建筑工地。
他对工程的顺利进行表示满意和祝贺，并且赞扬中国专家的工作精神及两国专家和工人之间的友好合作。
陪同杜尔总统参观的有几内亚国民议会议长迪亚洛·塞福拉耶，几内亚民主党政治局的委员们，部长们以及科纳克里各机关的领导人等。
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和中国专家组组长郭惠庭也陪同杜尔总统参观了工地。
杜尔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受到了工地上的几内亚工人和中国专家的热烈欢迎。
总统并详细地听取了各项工程进展情况的报告。

在“和平之港”
冯之丹
和平土地上的灾难
坦噶尼喀共和国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和平之港”。
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港湾，它像一个大口袋，盛满了一池碧蓝碧蓝的海水，它的边缘上装饰着挺秀的椰子树，白色柔软的沙滩、彩色的贝壳和卵石。
金光灿灿的阳光照得蓝色的海水更蓝了。
但是，在这“和平之港”的国土上，曾经是不平静的呵。
从1884年起，坦噶尼喀沦为德国的殖民地。
七十二年前，即1891年，在坦噶尼喀的伊林加地区，赫赫族的民族英雄姆克瓦瓦领导人民进行了长期反抗殖民者的英勇斗争，曾经一举歼灭过德国殖民军一千多人。
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在达累斯萨拉姆以南的鲁菲齐河流域，爆发了著名的“马及马及起义”。
这是一次伟大的自发性的人民起义，为坦噶尼喀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十世纪初，英德帝国主义争夺东非殖民地的剧烈斗争，也在这块土地上展开。
坦噶尼喀和整个东非殖民地被卷入第1次世界大战，成了英德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厮杀的战场。
非洲大陆上的战事早在1915年就基本结束了，而在坦噶尼喀及罗得西亚境内，英德之间的战争一直延续到1918年。
不知道多少坦噶尼喀人惨死在这场长达四年的战祸之中。
从这以后，坦噶尼喀陷入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名为委任统治或托管），一直到1961年12月09日，坦噶尼喀人民经过长期斗争，才取得了今天的独立地位。
一年以后，又宣布了坦噶尼喀共和国的成立。
今天，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市中心，一座独立纪念碑竖立了起来，见到这座纪念碑，不能不使人想起非洲这一块土地上的灾难深重的过去。
达累斯萨拉姆是坦噶尼喀最重要的港口，每年大约有八百多艘深水轮船进入港口，吞吐量达到八十多万吨，坦噶尼喀出口农产品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通过这个港口，其余的出口则通过坦加港和姆脱瓦拉港。
海港有三个深水码头，两个码头叫做“玛格丽特公主码头”，另一个码头叫比利时码头。
达累斯萨拉姆还有一条铁路中央干线，只通内地的基果马，长达九百零三哩，是德国殖民统治时期修造的。
港口和铁路一直由一个英国资本控制的所谓“东非铁路港口管理局”经营。
而海港的那个比利时码头，在坦噶尼喀独立前，一直被比利时殖民者用来作为镇压刚果人民爱国斗争的运输基地。
达累斯萨拉姆的码头工人曾经掀起过拒绝装卸比利时军事物资的斗争。
坦噶尼喀政府在独立以后曾提出了要在1964年收回这个“比利时码头”。
当然，谁能够怀疑呢？
这儿碧蓝的海水是属于坦噶尼喀的，这个美丽的港湾也是属于坦噶尼喀的。
坦噶尼喀的人民终将荡涤一切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残痕和创伤。
城市今昔
达累斯萨拉姆拥有十二万八千多人口，是坦噶尼喀最大的城市。
非洲人是这个城市居民的主体，约十万人，其余是五千欧洲人、二万多印度人以及其他亚洲人。
在殖民统治时期，这个城市被人为地分割成三个界线分明的区域：
欧洲人区、印度人区和非洲人区。
在殖民者的眼里，欧洲白人是这个城市的第1等人，印度人是第2等人，而非洲人是被列入最次等的。
海滨风光最好的地方是欧洲人独占的，一幢一幢精致的有小花园的别墅，是欧洲人的。
英国总督府在海滨，英国人的大医院也在海滨。
那白色柔软的宜于沐浴的沙滩，只准白人来享受。
殖民者把沿海地区的街道命名为“皇后大道”、“国王路”、“皇家禁区”、“皇后禁区”、“丘吉尔街”……
非洲区是同欧洲人居住区绝对隔离着的，中间是印度区和商业区。
外国的银行大厦、大旅馆、大商店、夜总会，所有这些高楼大厦都在非洲区之外，同非洲人毫无关系。
非洲人不许进入欧洲人的大旅馆，也不许走近海滨最优美的地方，更不许在海滩上沐浴和游泳。
今天的达累斯萨拉姆开始发生了变化。
我看到那块“国王路”的路牌已经被涂成了黑色，上面的字已经没有了，它显然是等待着新的命名。
在达累斯萨拉姆的繁华的市区，出现了一条宽阔的“独立大道”。
特别是在非洲区，这里新近出现了“乌呼鲁街”（自由街）和“卢蒙巴大街”。
独立纪念碑就竖立在乌呼鲁大街的边上。
这是达累斯萨拉姆的新的面貌。
海滨，现在可以看到坦噶尼喀的政府机关，有些别墅也住着政府的部长。
当年的英国总督府已变成坦噶尼喀的总统府了。
坦噶尼喀独立以后，曾进行了“干部非洲化”的工作。
一位非洲朋友告诉我，在全国的高中级官员中已经有一千几百人，也就是将近一半“非洲化”了。
“非洲化”这个字眼在达累斯萨拉姆似乎成了一个流行的名词。
达市的旧博物馆也在海滨地区。
博物馆外的空地上，正在搭起屋架子，要盖新的陈列室，准备改组扩大，正式成立坦噶尼喀的国家博物馆。
坦噶尼喀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这是迄今被认为人类最老的祖先“东非人”的故乡。
中央省和维多利亚湖区的岩穴中留有人类最古老的史前壁画。
博物馆里有一些零星的陈列品是与中国有关的。
一张地图上标着在这个国家的东南部发现了中国古代的磁器，一个玻璃柜里还放着明朝粗磁器的碎片，还有一些中国的铜钱，上面有“政和通宝”的字样。
可见中国和坦噶尼喀人民之间很早就有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了。
达市有一所大学学院，据加拿大籍的校长普莱特介绍，这个学院并不属于坦噶尼喀政府，而是属于一个名叫“东非大学委员会”领导的。
这里沿用英国的学制。
原来这个大学总部在乌干达，后来在怯尼亚办了一个分校，去年在坦噶尼喀也办了一个分校。
据这个校长介绍，学校财政的一部分来自西方国家的“基金”组织。
达累斯萨拉姆的学院只有“法律系”和训练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
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洲区，我参观了一所名为“椰子树”的非洲人小学校。
这里有六百九十名小学生和十二名教员，都是非洲人。
当我进去访问时，有些孩子正在院子里劳动，有的种花，有的在打扫院子。
一位坦噶尼喀的教员告诉我，他们在非洲小学里经常鼓励孩子劳动，这在那些外国教会办的学校里是见不到的。
这个学校里还教授斯瓦希里语的课程。
我走进一个地理课的教室。
孩子们站了起来表示欢迎。
我问他们：
“你们都知道中国吗？”
许多只小手举了起来。
一个较大的孩子站起来说，“我知道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还有一个小学生问，中国的土地上一年都长些什么庄稼。
每当我回忆起那些聪明可爱的非洲孩子来，总感到有一种热烈的美好的希望在我的心头跳跃。
达累斯萨拉姆只有一些小型的工厂企业。
它们是烟草公司、小型纺织、砖瓦、纸包、家具、面包、面粉、制冰、冰激凌、罐头肉等一类的加工企业。
我本来想参观一下工厂，但新闻局的官员说，工厂很难安排参观，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外国人的，主要是欧洲人的。
暂时还没有非洲人的工业企业。
这是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
坦噶尼喀政府已经成立了“坦噶尼喀发展公司”。
也许过些时候来，将可以看到坦噶尼喀自己的工业企业。
达累斯萨拉姆市郊，原来都是一些非洲人的旧茅屋，但现在出现了十幢小巧的平顶砖瓦房子。
坦噶尼喀政府通过群众的“自助计划”在全国修建房屋、道路、足球场、学校、诊所等等，而且已经取得了某些成果。
这个运动是从去年04月间开始的，到去年10月为止的半年内，已经修建了一百六十五所小学校和七千哩以上的乡村道路。
的确，“自助”是个有意义的名称。
这表现了一种新兴国家人民非常可贵的精神，他们愿意依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非洲区
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洲区，聚居着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非洲人，这里能够看到普通非洲人的一些传统的生活。
很难说，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洲居民是属于哪个族的。
瓦查拉摩族在这里定居的多一些，但各族人民之间已很难区分，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穆斯林，信伊斯兰教。
所以在非洲区的茅屋和平房附近，在并不宽坦的街道上，在一些小摊小贩和阿拉伯人杂货铺旁边，都能见到一些披着黑衫，蒙着黑纱的妇女。
卡里奥科非洲人大市场算是非洲区里最热闹最沸腾的地方了。
市场的棚顶下摆着一排一排的摊子，有卖牛肉的，卖廉价洋货的和彩色缤纷的蔬菜、水果摊。
达市郊外种植蔬菜水果，所以这里的摊子上五颜六色的，有木瓜、窝瓜、黄瓜、西红柿、小辣子、小萝卜、木薯、红薯、柚子、青皮橘子……市场上喧喧闹闹，扩音机传送着节奏鲜明的坦噶尼喀民族音乐，别具非洲风味。
夜幕在印度洋边的城市降下来了。
凉爽的海风吹拂着。
我们的汽车驶过非洲区。
非洲人的茅屋和铝板屋顶的平房里射出了灯光。
车过卢蒙巴大街，执政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党的总部就在这条街上。
转到了利文斯敦街上，忽然看到有一块灯光照亮着的牌子，上面的斯瓦希里文写着“本地医生姆温加塔诊所”。
司机告诉我，这是本地有名的土医。
据介绍，许多普通的非洲人都来此就医，这个小小的土医门诊所每天要接纳五十多个病人。
汽车又穿过几条狭窄的没有路灯的街道。
非洲司机沿途指点一些有特点的地方：
这儿是非洲人的酒肆，那儿是非洲人跳舞的地方。
要不是现在正值伊斯兰教的开斋节，白天和傍晚都能看到载歌载舞的人群。
车过乌呼鲁大街，前面就是印度区了。
印度区里立即出现了三四层楼的楼房。
然后，到了商业区，银行、汽车代理行、伊索和壳牌石油公司加油站、大旅馆，挨次地驰过。
一排排路灯整齐地亮着，黄色的灯光射向街道的尽头。
从这里一直到欧洲区，许多辆小汽车仍在灯光下穿梭而过。
海港上的灯塔在向从远方驶来的航轮放出一闪一闪的信号。
达累斯萨拉姆之夜，繁星密布；
夜潮涨，海涛在呼啸。
（附图片）
在坦噶尼喀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川流不息的人们拥向独立纪念碑前参观新华社记者　冀连波摄

巴西一作家到京
据新华社08日讯
应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巴西作家爱莱娜·西尔维拉夫人，今天乘飞机到北京。

我科技代表团抵河内
新华社河内08日电
参加中越科学技术合作执行机构第3次会议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团长武衡率领下，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河内。
越南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越南科学技术代表团团长邓曰珠，越南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裴公澄，农业部副部长潘文钊，重工业部副部长阮振等前往机场欢迎。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陆维钊，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代表、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副团长曹言行，经济代表处副代表乔贵元等也到机场迎接。

我解放军足球队在阿进行友谊比赛
阿党政领导人观看比赛
新华社地拉那08日电来阿尔巴尼亚作友好访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足球队07日下午在地拉那同阿尔巴尼亚“游击队”足球队进行了比赛，结果是阿尔巴尼亚队以四比零获胜。
观看今天这场比赛的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谢胡、巴卢库、马尔科、穆夫蒂乌、查尔查尼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中友好协会主席凯莱齐等。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士高也观看了比赛。
据新华社地拉那04日电应邀来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和友谊比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足球队，03日下午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发罗那城同阿尔巴尼亚“旗手”足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
这是他们来阿尔巴尼亚后的第1场比赛。
比赛结果阿尔巴尼亚队以二比一胜中国队。

方毅欢宴朝鲜成套设备技术代表团
新华社08日讯
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方毅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朝鲜机械工业省船舶工业管理局局长白成玉率领的朝鲜成套设备技术代表团。
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局长杨琳、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经理汪名震和有关工业部门负责人，以及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商务参赞金曰协都出席了宴会。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祝中朝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不断发展，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万古长青。

是何形象
尼赫鲁政府投靠帝国主义、破坏亚非团结事业的“形象”，早已原形毕露，但尼赫鲁最近拼命扭捏作态，慷慨激昂地表示，印度“充分支持”还没有获得解放的非洲人民的斗争。
可是，《印度快报》07月05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印度在非洲的形象如何》的文章，却打了尼赫鲁一记耳光。
该报记者钱德拉在非洲进行了长期采访后报道了非洲人对印度的“不愉快”的看法：
印度与殖民主义者“中非联邦总理韦伦斯基”相勾结，对“实行种族主义的南非”采取“温和”态度，在刚果作了新老殖民主义者的帮凶，“杀害了卢蒙巴”。
钱德拉无可奈何地承认，非洲人痛斥尼赫鲁政府为“新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走卒”。
非洲有句谚语：
“驴子即使配上金鞍，也总归还是驴子”。
尼赫鲁为了摆脱他在亚非地区日益孤立的处境，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打扮一番，以便改变自己在亚非人民心目中的丑恶形象。
可是驴子毕竟是驴子，“帝国主义的走卒”怎么能够变成反帝的战士呢？

楚图南欢宴日本舞蹈家代表团
新华社08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花柳寿应率领的日本舞蹈家代表团。
楚图南会长和花柳寿应团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共祝中日两国人民和舞蹈家之间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祝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日益繁荣。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阳翰笙、周巍峙、林林、王晓云、戴爱莲、盛婕、李少春等。
正在北京访问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白土吾夫也应邀出席。

沙湾拿吉军队又炮击爱国军队
美机继续向芒番等地空投军队和军火
新华社08日讯
据“老挝之声”电台今天广播：
老挝爱国战线党战斗部队最高指挥部今天发表公报说，07日，美国飞机继续向芒番、芒坑运送了大批武器、作战物资和军队。
公报说，07日上午，富米·诺萨万的军队和在富活的反动分子，向班谅的老挝爱国战线党战斗部队和真正中立派军队的据点进行炮击。
公报说，与此同时，在富溪的富米·诺萨万军队还接连向腊黄—川圹公路进行炮击，使当地人民遭受很大损失。
公报说，他们还在芒番、查尔平原、川圹等地加紧备战活动，妄图向老挝爱国力量发动新的进攻。

玻一经济学家回国
据新华社06日讯
应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玻利维亚经济学家古斯塔澳·恰贡，结束在我国的访问后，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罗马尼亚代表团两位成员离京
新华社08日讯
前来我国商谈中罗文化合作协定1963年执行计划和中罗两国科学院科学合作协议以及两院合作协议一九六三——1964年执行计划的罗马尼亚代表团成员、罗马尼亚外交部文化司司长尼·格内亚和科学院院士蒂·波波维奇，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
到机场欢送的有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陈伯清，对外文委一司副司长于梦尤，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司副司长朱明，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副主任华罗庚，对外联络局副局长简焯坡等。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自我安慰
戴高乐同阿登纳的会谈结束了。
这次会谈是在肯尼迪刚刚访问西德之后不久举行的。
西方的报刊把肯尼迪和戴高乐二人的光临波恩比喻为一场三角恋爱，说戴高乐的西德之行是为了抵消肯尼迪的影响。
这种说法，看来不无一些道理。
关于戴高乐和阿登纳会谈的结果，各方面的反应是很有意味的。
法新社宣传会谈“气氛极好”。
波恩的官方人士也表示对会谈感到“满意”，阿登纳还把戴高乐对波恩的访问称作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而美国的宣传机器则竭力渲染法国和西德的会谈并不成功，甚至发出所谓“法德蜜月正在迅速消逝”的“惊人之论”。
如果说巴黎和波恩方面是故作亲热，那末，华盛顿方面难道不是多少流露出一点妒忌的心情吗？
法国和西德的联盟本来就是一种互相利用的结合，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戴高乐同阿登纳的会谈当然也解决不了这些矛盾。
但是，不论从法国和西德会谈公报看，或从两国合作条约的提前生效看，都可以明白，肯尼迪亲自跑到西德一趟，想拆散巴黎—波恩联盟的企图并没有成功，他甚至没有能够使得阿登纳和戴高乐疏远。
美国宣传机器拼命宣传戴高乐西德之行的失败，也只能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苏发努冯亲王致电富马亲王
强烈反对沙湾拿吉军官控制民族团结政府
老挝各地七万多人集会号召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阴谋
新华社08日讯
据老挝之声电台今天广播：
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亲王，07月03日打电报给梭发那·富马亲王，要求他命令富米·诺萨万将军把他的军官立即从新闻、宣传和游览部、外交部撤走，停止派遣沙湾拿吉方面的军官来控制民族团结政府，立即停止一切违反三方协议的行动。
电报指出，在苏发努冯亲王和新闻、宣传和游览大臣富米·冯维希以及这个部的代理大臣昭苏·冯萨的多次抗议之后，富马亲王曾于05月30日写信给富米·诺萨万将军，让他取消对新闻、宣传和游览部的控制，并把由他派驻这个部的坎培·沙雅拉中校调走。
可是富米·诺萨万将军不但不执行这一指示，并且又采取了新的手段，使他的军官继续留在新闻、宣传和游览部。
同时他又建议成立一个三方面的混合委员会来监督该部的工作。
此外，他还以实现1962年06月12日查尔平原协议为借口，建议成立一个同样的混合委员会来监督外交部的工作。
苏发努冯亲王在电报中指出，在1962年06月12日查尔平原会议上，三方面所达成的协议规定：
内务、国防和外交三个部门的工作应由民族团结政府的三方面领导人取得一致，也就是说这三个部的大臣必须同民族团结政府中三方面领导人进行讨论，取得一致后才能去工作。
至于其他部门不需要有三方面领导人的一致，而是向政府会议提出建议，然后由各部大臣执行。
电报说，“富米·诺萨万将军的上述行动是企图利用沙湾拿吉方面的军事力量来控制和监督民族团结政府的各部，以便造成事实，使我们在难于处理的情况下低头。”
苏发努冯亲王的电报强烈反对富米·诺萨万的上述企图用武力违反苏黎世联合公报、查尔平原协议和三方面的工作原则的危险行动，并指出这种行动是为破坏民族团结政府、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政策、破坏日内瓦协议和三方面所缔结的各项协议，为沙湾拿吉集团的军事进攻、挑起内战创造条件。
新华社08日讯
据寮国战斗部队电台今天广播：
老挝万象、琅勃拉邦和沙湾拿吉等省的各族各界人民七万多人，在过去一周中分别举行集会，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干涉和侵略老挝的罪恶活动。
电台说，上述集会通过许多建议书，要求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的军队和军事人员立即全部撤出老挝；
要求沙湾拿吉集团停止扫荡，以及镇压、逮捕和杀害老挝爱国人士，停止向解放区进攻；
要求梭发那·富马亲王方面立即同老挝爱国战线党领导人举行会谈。
电台说，上述集会还号召老挝全国人民提高警惕，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干涉和侵略老挝的一切阴谋。

贾根谴责美国阻挠圭亚那独立
美国用经济封锁和颠复手段威胁贾根政府
美工会指使圭亚那反动工会头子煽动罢工
据新华社07日讯
乔治敦消息：
英属圭亚那总理贾根昨天在同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谈话时谴责美国阻挠圭亚那的独立，用经济封锁和搞颠复活动威胁他的政府。
贾根说，我的国家目前对独立有准备，但是美国不能容忍独立的圭亚那。
他说，当英属圭亚那反动工会开始反政府的总罢工以后，“美国像对付古巴那样，用经济封锁来压我们”，并且由一个名叫威廉·麦凯布的美国人驻在英属圭亚那帮助罢工者，从事颠复活动。
他说，这次罢工“显然是具有政治性的罢工。
它有三个主要目标：
把我们排出政府；
制造经济混乱，让英国人抓到一个口实来强行解散政府；
推延独立的日期。”
贾根最近一再揭露和谴责美国反对英属圭亚那现政府和阻挠英属圭亚那独立的阴谋活动。
美国报刊最近透露的消息完全证实了美国的这个阴谋。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06日报道说，“在肯尼迪总统的紧急呼吁下，英国政府正在作新的重大努力来防止圭亚那变成‘第2个古巴’”。
这家报纸说，防止发生这一情况显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英国再次推迟撤离英属圭亚那。
这家报纸指出阻挠英属圭亚那的独立正是“肯尼迪同麦克米伦首相周末会谈的一项任务”。
据报道，英国政府05日又从伦敦空运一百四十五名士兵去英属圭亚那支援英国部队“应付日益恶化的局势”。
据新华社06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国民前卫报》不久以前发表的文章透露，在英属圭亚那制造反政府罢工事件的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一直接受美国的指挥，并且从美国取得包括金钱在内的各种支持。
这篇文章说，“就在这次罢工发生的前一天，两名国际自由工联的官员乘飞机到达英属圭亚那同（当地）工会理事会的主席理查德·伊斯梅耳在伊斯梅耳所拥有的乔治敦旅馆进行了通宵的会谈，并随后离去。”
文章说，煽动罢工的反动工会头子“每星期从美国得到大约三万美元”的经费来维持这次罢工。
这家报纸还报道，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的执行委员安德鲁·杰克逊和克利夫兰·查伦曾经在06月10日到达纽约，要求劳联—产联给予更多的金钱，并且要求联合国制裁贾根”。

郭沫若院长接见两位朝鲜学者
两位朝鲜学者离京回国
新华社08日讯
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郭沫若，07日上午接见了应邀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的朝鲜历史学家李趾麟、考古学家金用玕。
宾主进行了热诚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张友渔、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牛兆勋等。
新华社08日讯
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的朝鲜历史学家李趾麟、考古学家金用玕今天下午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车站欢送的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牛兆勋等。

配合越南反对美吴集团斗争周
越驻华大使举行电影招待会
据新华社08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陈子平今晚在大使馆举行电影招待会。
招待会是为配合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吴庭艳、大力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争取和平统一祖国”斗争周而举行的。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姬鹏飞、赵毅敏、丁西林、曹瑛、李强、吴德峰、孙晓村、许广平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学习笔记
苏乐松
《共产党宣言》指出，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就是根据阶级斗争规律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只有进行革命斗争，才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使自己变为统治阶级，去镇压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反扑和复辟阴谋，并且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充满着复杂的、曲折的阶级斗争。
不是阶级斗争的熄灭，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
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
刘少奇同志1963年05月1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的群众大会上说：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内，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国际帝国主义总是阴谋消灭或者颠复社会主义国家。
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总是不甘心于灭亡，总是要勾结国际帝国主义，企图复辟。
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党和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及其他组织中，也还要产生一些贪污盗窃分子、投机谋利分子。
由于这些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才能最后地解决。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任务在于：
在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必须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以及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警惕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我国人民大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的十三年多来，经历了尖锐的、反复的阶级斗争。
这些斗争每胜利一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前进一步。
今天回忆起来，使我们深深感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决不能够忘记阶级斗争的。
解放初期，潜伏在中国大陆的反革命分子同帝国主义分子互相勾结，进行疯狂的破坏活动。
他们在一些地区不断骚扰，同人民政权作对。
美蒋的间谍特务分子在人民群众中散布谣言，破坏我们党和人民政权的威信，挑拨离间各民族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搜集情报，暗杀革命军民和革命干部，等等。
为了保护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当时我国人民曾经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严重斗争。
1952年，由于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五毒”兼施，全国人民又进行了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清除了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中的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就在1950年到1953年期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我们全国人民举行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上并肩作战，打败了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美帝国主义。
这些在经济恢复时期的国内外尖锐的、严重的阶级斗争，证明了列宁所说的：
“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1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
但是，在强大的人民面前，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面前，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我国就从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跨到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的，他们还是要组织复辟活动的。
1955年，在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在经济战线上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残余反革命分子在城市和农村的破坏，又嚣张起来。
当时，我们全国人民又一次开展了肃清反革命的斗争。
并且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
1957年，当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后，资产阶级右派乘我们党进行整风的机会，又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的反社会主义势力，配合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也进行了阴谋破坏活动。
为了击败这个进攻，我国人民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一场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斗争。
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斗争说明，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资产阶级右派在1957年的进攻中所表现的就是如此。
这次进攻虽然被击退了，但是以后一有机会，他们还会兴风作浪。
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必须准备进行长时间的反复的斗争，才能彻底解决他们同人民之间的矛盾。
1959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第2个五年计划的第2年，全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的时候，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竟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背叛祖国，发动了武装叛乱。
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在西藏爱国的僧俗人民积极协助下，迅速地平定了拉萨的叛乱，又迅速地荡平了叛匪所盘据的山南老巢，肃清了叛乱分子。
西藏经过民主改革，已经走上了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
这次西藏叛乱事件又证明：
反动派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总是企图垂死挣扎，一有机会就要制造叛乱的。
同时也证明：
国内反动势力总是要勾结国外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一起来同本国人民拚命斗争的。
蒋介石匪帮窃据台湾，不也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鼓励和支持，才敢于妄图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吗？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得很清楚：
“在反对无产阶级的时候，各个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更指明：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1次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仅仅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又因为在这个国家里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小商品生产者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自发地、不断地恢复和再生”。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蒋介石匪帮的妄图窜犯大陆沿海地区，都是在国际反动派策动下所进行的垂死挣扎。
它们的复辟阴谋又一次破产了。
上述尖锐的、反复的阶级斗争，完全说明了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是不会熄灭的。
正如列宁所说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这些斗争所表明的，就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就是国际帝国主义阴谋消灭或颠复社会主义国家的残酷斗争。
这种斗争，在国际范围内，在国内的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领域里，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
列宁在1919年讲《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时，曾经说到革命的历史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决心把推翻剥削者的事业进行到底，你就应当知道，你必须经受得起全世界剥削者的攻击；
如果你决心给以回击，不怕牺牲，坚持斗争，那你就是革命者，不然你就会被消灭。
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即使次等的革命，即只把政权从一个有产者少数转到另一个有产者少数手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如十九世纪初的法国革命，也并不如此。
近几年来我国就经受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攻击，也坚决地进行了胜利的回击，并且取得了不断的胜利。
近几年来，由于连续遭受到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因而产生了暂时的困难，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幸灾乐祸，组织了反华大合唱，并且阴谋挑衅、窜扰侵犯和进行颠复活动，而国内残余的反动势力，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等等，又乘机捣乱，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总是企图复辟，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
还有百分之几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却是混进革命队伍和各种经济组织的坏分子，即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以及由于反动阶级的影响和侵蚀而蜕化变质的分子，他们在农村中和城市中违法乱纪，危害人民的利益。
我们一定要同这些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严重的斗争，纯洁组织，清除混进党内和政府机关、经济组织里来的坏分子，防止和制止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1962年0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明确地指出了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
全会的公报说，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国人民遭遇过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演出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
美帝国主义还策动窃据台湾的蒋介石匪帮，妄想进犯大陆沿海地区。
国内的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也同样幸灾乐祸，并且妄图乘机活动。
但是，国内外的反动势力高兴得太早了，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在我国人民的团结斗争面前，它们的罪恶阴谋进一步暴露了，挑衅、窜扰和颠复等等的罪恶活动又一次被粉碎了。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仍然不能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了。
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还会兴风作浪，一再捣乱的。
毛泽东同志1949年就曾精辟地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这个逻辑注定了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
早在二十四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过：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
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
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到今天越来越证明是至理名言。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总是竭力企图掩盖、抹煞阶级斗争，麻痹革命人民，解除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以便于资本主义复辟。
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
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本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由于铁托集团的蜕化变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回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实行了“和平演变”的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革命的人民，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时刻警惕，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忘记阶级斗争，一定要认清阶级斗争的形势，加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无产阶级专政，坚决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任何捣乱、颠复和复辟的阴谋活动，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不腐不蠹的秘密所在
徐非光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古老的成语，是古代人根据对自然界长期观察总结出来的一条真理，很形象地反映了古代人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的确，不管是江、河、海洋还是涓涓细流，都是“不腐”的，只有静止的死水，才会成为藏污纳垢、蚊蝇孳生、细菌繁殖的场所；
经常转动着的户枢、木轴，“蠹鱼”是不易侵入的，而一动不动的旧梁、枯树却常常成为蚁蝼光顾的对象。
人的机体所以能保持其生命力，也由于它是始终不断地处在新陈代谢的运动中。
人的心、肺、肠胃、血管、皮肤等器官，都担负不同的新陈代谢的功能，它们一刻不停地运动着，把身体所需要的养分从空气、食物中吸收进来，又把这些营养输送到需要的部位去，把死亡的组织和废物排泄出去，从而能够抵抗各种病菌的侵入，维持人体的存在和生长。
新陈代谢发生了故障，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减弱，细菌就会乘虚而入，疾病就会随之发生；
新陈代谢的运动一旦停止，生命也就随着终止。
古代人虽然懂得“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个道理，但他们对它的解释却是比较粗浅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运动是一切物质存在的形式，世界就是运动着的物质，没有运动就没有一切。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解释自然界的现象，而且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现象和人们思想情况。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就借用这个成语来说明了在革命队伍内部、在共产党员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改造的重要意义。
他说：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
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这就赋予了这个古老的成语以崭新的内容。
现在，当我们在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先进事迹的时候，重新温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段话，感到十分亲切，对于“好八连”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十四年当中“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的原因，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个人民解放军的红色连队，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曾经受过敌人的“钢铁炮弹”的考验，他们不愧为英勇的革命战士。
在革命战争胜利后不久，他们就来到了曾经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罪恶的城市”的上海，担负了保卫南京路的任务。
从炮火连天的战场来到繁华富丽的南京路上，从形式上看，好像斗争已经结束了，和平环境代替了战争环境。
但是，实际上更激烈、更困难的斗争考验又在“好八连”的面前展开了。
拿枪的敌人在战场上被消灭了，而不拿枪的敌人还潜伏在南京路上；
敌人的钢铁炮弹被摧毁了，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又开始在考验我们的战士。
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另外一种场合、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在进行。
而且，潜伏的敌人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比战场上的敌人更加厉害。
战场上的敌人是看得见的，防止他们的袭击和打退他们的进攻还比较容易。
而潜伏在南京路上的敌人却不一样，他们手中有杀人的武器，却被巧妙地伪装起来，不易察觉；
他们用捧场来软化我们，用腐朽的思想和糜烂的生活方式来溶化诱惑我们，他们梦想用这些所谓“香风”把我们吹昏、吹倒，使我们“红着进来、黑着出去”，甚至幻想叫我们“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
但是，“好八连”经受住了这种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的考验。
他们警惕地注视着敌人，不让敌人的阴谋诡计得逞，他们保持了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他们不仅没有被南京路这座“大染缸”染黑，相反，还广泛地传播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了并且继续改造着这个旧社会的“大染缸”。
时光的流逝、人员的更替、名声的扩大，都没有使他们的革命纯洁性受到损害。
这个连队至今仍然以这种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集体的光辉形象屹立在南京路上。
事实证明，在新的考验面前，他们仍然不愧为英勇的革命战士。
用“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来形容他们的高贵品质，是非常恰当的。
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
是不是“好八连”对南京路上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细菌”具有特殊的免疫力，可以不受到感染呢？
当然不是。
他们生活在南京路，那里既有上海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良好影响，又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资产阶级思想“细菌”数量很多的所谓“染缸”。
他们和周围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天天都会受到周围世界的思想影响。
“好八连”的战士，并不是特殊的人物，他们和其他革命干部一样，有许多人从原来的阶级中就沾染了或多或少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和资产阶级思想长期接触的过程中，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
事实上，“好八连”“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只是从结果说的。
从十四年的过程来看，资产阶级的思想“毒菌”曾经不断地侵入“好八连”个别成员中的机体中来。
“好八连”之所以“不腐”、“不蠹”，并不是由于他们是与资产阶级思想绝缘，也不是由于他们具有特殊的免疫力，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唯一有效方法”，那就是“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
他们在不断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过程中，增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抵抗力。
当资产阶级思想侵入到自己的机体中的时候，他们能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不断“洗澡”、“打扫”，不断“打防疫针”，清除自己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灰尘。
他们正是像“流水”和“户枢”一样，是在不停的运动中才抵抗了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保证了自己机体的纯洁和健康。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
一个革命者取得革命胜利后，便骄傲自满和麻痹起来，看不到敌人还存在，斗争还在暗中进行，看不到前面要继续完成的革命任务，因此，革命的胜利，往往就是他们腐化变质的开始。
“好八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被革命战争胜利所陶醉，他们在不拿枪的敌人面前，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并没有睡大觉，没有在革命的道路上停顿下来。
他们懂得进入解放了的上海，并不是为了来欣赏黄浦江畔的风景，而是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这就是改造旧上海的战斗。
这样，在新的斗争面前，他们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保持了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高度警惕性。
因此，他们才能够从非常小的事情中，敏锐地觉察到资产阶级思想侵入“好八连”个别成员的“苗头”。
例如，有些战士第2次进入南京路后，在打扫宿舍的时候，不断到窗口看大街，连干活都忘了；
有的战士不打背包，将背包带用来晾晒衣服；
有的战士把布袜子丢掉，换上“时髦”的花袜套。
看起来这些都不过是“琐事末节”，顶多是沾上了一点点“臭气”和“灰尘”，似乎值不得“大惊小怪”。
但是，“祸患积于忽微”。
一切事物都有一个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
万丈大坝往往是从一个看不见的蚁洞开始溃决的；
一个人的腐化变质，也往往是从一点不引人注意的“灰尘”和一个“细菌”的侵入开始的。
“好八连”的干部没有放过这些“琐事末节”，他们从这些迹象中发现了问题，当错误的思想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马上敲起警钟，进行批评和教育，及时地“洗澡”、“洗脸”，防止了错误思想的滋长和蔓延。
“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这既是预防肤体疾病的方法，也是预防思想“疾病”的方法。
“好八连”在十四年当中能够做到“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正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在同资产阶级思想作不断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生过一次天花，一般说就可以获得终生的免疫力，不用再担心这种病毒重新为害。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一个革命者却不可能获得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终生免疫力。
“好八连”很懂得这个道理。
他们十四年如01日，经受住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考验，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很自然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重视和表扬。
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这种鼓励下自满起来，放松对资产阶级思想进攻的警惕性。
当他们受到表扬时，他们总是以再来检查一次工作做为回答。
当干部发现有些战士写信时在信封上写着“寄自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字样，就立刻提醒大家不要骄傲自满。
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一个革命者，只要注意不断改造自己，不断抵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是可以做到“不腐”、“不蠹”的；
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病毒”，它无孔不入，只要我们稍为放松了警惕，它就可能伤害我们。
人们思想改造的成果，不可能像积累钞票一样，只要把它存到保险柜里，就可以万无一失。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个革命者，无论他有多么长久的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经历过多少严重的考验，如果他满足于已有成绩不再上进，放松了自我改造，不经常进行自我批评，拒绝“洗澡”、“洗脸”，他就有可能重新蒙上资产阶级思想的灰尘，原来已克服了的资产阶级思想，又会死灰复燃，兴妖作怪。
“好八连”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仅在于他们积极地进行思想改造，而且在于他们是思想改造的不断革命者。
“好八连”的光辉范例，是值得我们每一个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认真学习的。
我国目前还是处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失败而放弃消灭我们、溶化我们的险恶阴谋。
帝国主义不仅想用武器来消灭我们，而且幻想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来颠复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好八连”的优良品质，学习他们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不断消毒，不断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精神，就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只要我们像流水、户枢一样，不断抵抗资产阶级的政治灰尘和细菌，不放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我们就永远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能永葆政治上的青春。

学话的辩证法
林曦
六一的晚上，参加了北京景山学校举办的外语演出晚会。
亲耳听到从一年级到十年级的儿童少年们的英语、俄语、德语等的朗诵、对话、唱歌、演剧，都演出得那么熟练、精确，真是令人高兴。
从自己的孩子的学习中知道，这个实验学校的外语教学是比较注重口语训练的。
拿英语教学来说，就不是从文字学语言，而是从语言学文字。
孩子先学会几百个词儿和一些短句子，又学会了一套帮助准确发音的国际音标；
然后用于会话和唱歌、朗诵。
堂堂听，天天说，这样到台上才能演得出，演得好。
这种学习外语的方法是进步的，别人不知，比起我自己小时候学“英文”那种先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背单字的方法就进步得多。
从文字学语言的方法，使很多人只能看懂外文，而不能灵敏地听，熟练地说外语。
真到应用外语的场合，比如说作翻译，就难免使自己和别人都急得满身大汗。
记得一位从英文翻译过世界名著的同志讲：
一次他坐在上海的电车上看英文报纸，旁边一位外国人见了，以为他一定会说英语，就找他攀谈。
可是他却听不清也说不出，只好装作没听见。
先学话而后学文，这是合乎学习语言的辩证法的。
从前有位学者说，语言的根本矛盾是懂和不懂。
到底是不是，还待研讨。
不过就学习语言来说，它的过程的确是经过不断的努力，逐步克服不懂而达到懂。
初步懂了以后还得继续努力，由词汇和语法、修辞知识的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而进入精通。
听话——说话，是一种很快的条件反射。
从童年就进行耳朵和嘴巴的基本功训练，才最有利于克服不懂的矛盾而达到真懂。
到口语能通后，再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训练，就容易得多也有效得多了。
学外语如此，方言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学习汉语普通话，也应当更加注重口语的训练，练好听和说普通话的基本功。
福建省是很重视普通话教学的。
但是因为用的是一般语文课本，对口语训练还不够充分，前几年在那里就常听到一些方言句法的普通话，也看到一些有方言味的作文。
学外语，我们肯让儿童花费几年的功夫学到能听，能说，能表演；
学我们自己的民族共同语、各民族间的主要交际工具，为什么不可以花费更多的功夫，采取同样的好方法来注重口耳的训练呢？
可是，现行的语文课本，只在第1学期中花费五六个星期的功夫，学了一点进行普通话口语训练的科学工具——汉语拼音字母，进行少许普通话口头训练，有些家长和社会人士却已经嫌多了。
少数人还留恋着过去的老办法，要从艰难的汉字来学起。
甚至有些教师也不完全明白学口语、学拼音工具的重要性，学生还没学到熟练能用呢，可就轻易地把这方面的练习放松了。
这就未免太可惜啦！
个人以为在方言区和少数民族区的语文课程中，不是应当减少而是应当增加些普通话口语训练和拼音的材料，更好地培养普通话说得流利的教师，多教出一些普通话说得流利的学生。
前几年举办过的普通话教学观摩会，还应该年年举行，分区举行。
要坚信学话的辩证法，先学好汉语再学汉文，一定会比先死抠汉字，用方音背课文等旧方法能得到更大的成功，使学生的语文表达能力真有所提高。

怪与不怪
叶秋
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和他的爱人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玮瑛，把没有考上高中的十六岁的儿子，送到国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
这件事在他们的亲戚朋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也有人表示惋惜。
然而，他们终于毅然把儿子送到了农业最前线。
毛泽东同志说：
“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
现在，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崭新的社会里，但是，诸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旧思想的残余，仍然盘踞在一些人的头脑里。
教授的儿子由小学而读大学，由大学而当教授，这自然是“不怪”的，而教授的儿子当农民，那便是大大的“怪”事了。
二百多年前，扬州有个郑板桥，他在家信中这样写道：
“我想天地间第1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
农夫……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
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
这位“扬州八怪”之一的县太爷对农民的看法，当时有些人便颇以为“怪”，其怪处在于，他竟把“治于人”的农夫看作“第1等人”，而“治人”的士大夫之流，反倒成了“四民之末”！
岂非颠倒乾坤？
其实，郑板桥的这种“怪”论，不过是对子女亲属的家训而已！
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农民是最受人鄙视的，农业劳动是一条被公认为最没有出息的道路。
郑板桥何尝真会让自己的子女去当“农夫”呢！
如今，乾坤果真来了个大颠倒。
从前人认为让子女务农“没有出息”；
现在，像侯仁之、张玮瑛这样认为务农“大有出息”的人却慢慢多了起来。
“怪”而逐渐变为“不怪”，“少见多怪”而变为“多见少怪”。
这不能不说，是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正在日益战胜旧的事物、旧的思想。
新的思想变成社会的物质力量，需要经过不断的实践过程。
早在七年前，毛泽东同志就说过：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吗？
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吗？
爱护子女的父母是要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的。
事实怎样呢？
一批批新型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伟大革命的熔炉里经受了锤炼，他们正在成长为一个能够经受狂风暴雨袭击的有大出息的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当侯仁之夫妇看到，自己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不过半年多时间，却已经“长了身体，长了知识，也长了思想”的时候，怎么不更加坚信他们为儿子选择的是一条祖国最需要的最有出息的革命道路呢！
然而，曾经被认为“不怪”的旧思想残余毕竟不会如此轻易地退位的，被认为“怪”的新思想，同样不会如此轻易地成长。
革命者有责任经常有意识地同社会上的各种旧思想、旧习惯进行不懈的斗争，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来影响子女以及周围的群众，使新的社会风尚，更加绚烂地突现出来。

武装斗争的颂歌
——漫谈影片《怒潮》
徐幼之
1927年，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狂飚年代。
在这一年里，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四·一二”的反革命叛变，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革命力量遭受很大损失。
为了挽救革命危机，发展革命力量，必须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影片《怒潮》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里发生的。
湖南，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湖南农民群众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火热斗争生活。
发动农民，教育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向反革命势力进行有策略的斗争，是当时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民主革命急需解决的根本问题。
影片紧紧抓住了这根红线，描述了敌我斗争，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斗争；
工农自卫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乡到县，从县到省，轰轰烈烈地建立并壮大起来。
影片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
一切反动派不打不倒；
武装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最激烈的斗争形式。
影片极为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各个阶级、阶层，对革命所持的不同态度。
影片中反面人物阎紫剑是反革命头子蒋介石的忠实走卒，和蒋介石一样，在民主革命的紧要关头，为了维护蒋家王朝的利益，挥舞屠刀指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
他庇护大地主刘瑞甫；
镇压南乡农民运动；
禁锢特派员王怀志。
王怀志是当时中央的特派员，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几乎葬送了南乡的工农自卫队。
可悲而又可气的是，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投降主义路线，反而认为抓武器、搞武装，是一种“过火斗争”。
影片中表现这个人物的场面虽然不多，但是他的软弱性、妥协性，比较真实地表现出来了。
影片中的正面人物农会主席丘金，也是真实可信的。
他是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者，踏上革命道路以后，是从幼稚的阶段逐渐成长起来的。
比如：
他认清阎紫剑的反动本质，是经过一番过程的。
在影片开始不久，阎紫剑私藏了大地主刘瑞甫，丘金昂首阔步进入阎的厅堂，向阎要人；
而阎施用口蜜腹剑的伎俩，丘金竟然轻信了。
这一场戏，揭示了丘金这个人物憨厚、爽直，还带有几分幼稚。
刘瑞甫杀了他的母亲，他闻言不由分说，抄起砍刀奔向刘瑞甫坐的轿子，想报仇雪恨，这又表现了他的鲁莽性格。
无论是轻信敌人，或者报仇雪恨，都是人物缺少斗争经验的表现，是同一思想水平在不同的规定情境中的两种性格流露。
在公审大地主刘瑞甫的时候，丘金的两句讲话，言简意赅，朴素地道出了革命的真理，他说：
“反动派要我的脑袋，我没有给他；
反动派还要你的（指工农群众）脑袋，你们给不给呀？！
”
这里表明了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者，只有接受党的领导，经过实际斗争，才能提高阶级觉悟，懂得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严重性。
在和王怀志据理力争，不同意放走刘瑞甫，不同意解散工农自卫队的问题上，又表现了丘金的革命的坚定性。
他不善于运用空洞的词藻，他嘴上说不过王怀志，但是，他相信群众的觉悟和农民的力量，于是，他猛然打开大门，让王怀志问问群众答不答应放走刘瑞甫。
这一动作既表现了他的革命思想逐渐成熟，也符合那个时期的人物特色。
对于王怀志，丘金不可能再有什么强烈动作，因为当时还没有彻底清算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王怀志是代表上级行事的，这也就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这部影片不仅表现了浑厚有力、雄伟壮观的群众场面，而且在导演的艺术手法上，又有纤细、深沉，独具特色的地方。
比如：
丘金和罗大成“惜别”的一组画面，表现了革命情谊的难舍难分。
影片的不足之处，表现在某些情节的安排上，偏于直接解释当时社会矛盾的诸因素，缺少尖锐的性格冲突和耐人寻味的戏剧场面，因此，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感人的力量也就薄弱了。
这部影片是一首悲壮颂歌。
愈是在炽烈的斗争中，愈能感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不流血的革命是从来没有的，只要革命者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对付共同的敌人，革命一定成功。
丘金（张平饰）挥刀大喊：
“同志们，冲呀！”

纺织女工（雕塑）〔朝鲜〕曹信梦

西江月
井冈山写怀之一
杨朔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毛泽东同志这首词，横写在一座朱红色的木碑上，竖在井冈山的黄洋界哨口高头，常年云雾漫漫，风雷纵横。
1963年初夏，当我爬上黄洋界，拂开云雾，念着这首词，我觉得，这不是写在碑上，而是写在天上，从那雄伟豪放的诗情里，我又觉得，词人的胸襟是可以把五百里井冈山都装进去的。
黄洋界坐落在井冈山的西北角上，经常漫着浓雾，白茫茫的，像海一样，所以又叫汪洋界。
那形势，真是气象万千。
透过漠漠的烟雾，朝前望去，一片缭乱的云山，厮缠在一起：
浓云重得像山，远山又淡得像云，是云是山，分辨不清。
有时风吹云散，满山满岭的松杉、茅竹和千百种杂树便起伏摇摆，卷起一阵滚滚滔滔的黑浪，拍击着黄洋界前的断崖绝壁。
一根细线从断崖绝壁挂下去，风一急，好像会吹断的。
其实不是线，是一条羊肠小道。
当年谁要想越过黄洋界，这是独一无二的绝路。
谁知道曾经有多少红军战士，下山上山，来来往往，踏着这条小路，脚底的汗水差不多把石磴都渍透了。
红军从黄洋界下山，多次是到宁冈去挑米，替根据地储备粮食。
天不亮下山，回来时，每人挑着两谷箩米，一百多斤重，颤颤悠悠挑上山，已经是暮色苍然了。
上山以后，每次总有人要在哨口附近一棵大槲树下卸了担子，歇歇脚儿。
当中常有一个中年人，看来是位忠厚长者。
如果你认不出他是谁，不妨去看看他的扁担，扁担当腰写着“朱德的”三个墨笔字。
红军战士作歌唱道：
朱德挑粮上坳，
粮食绝对可靠，
大家齐心合力，
粉碎敌人“围剿”。
到今天，那槲树依旧无恙地挺立在山顶上，枝干显得有点苍老，生机却是茁壮得很。
毛泽东同志那首西江月词，描写的正是井冈山军民齐心合力，打垮敌人进攻，保卫根据地的一场恶战。
可是，要不是我在当日战场上听人谈起当年的战绩，讲解着那首词，真猜想不到里头还那样富有喜剧色彩呢。
我们正站在黄洋界哨口最前沿的悬崖上，风云撩拨着衣襟和鬓发。
井冈山管理局的一位老金同志指点着山上山下残存着的壕堑说：
“现在让我领你们回到1928年间去，那时候，毛主席带着主力到湖南打茶陵去了。
只留下一个连守山。
敌人得到这个信儿，以为有机可乘，自然不肯放松，就连夜调来两个团，把黄洋界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敌人的前哨部队就扎在半山腰那一带红树林里，看得清清楚楚，气焰可高啦。
山上呢，一个连还得分兵把守几个哨口，实在空虚，真有点唱空城计呢。
不要紧，得想个法儿。
兵少，老百姓不有的是？
于是乎许多老百姓都上了山，分散在各个山头上，这个山头敲锣，那个山头打鼓，另一个山头又吹号。
只见满山都是红旗，搅得敌人也摸不清虚实。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西江月的起首两句：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
“老百姓还给红军送茶送饭，帮着修工事，运子弹。
年纪大的，不能上战场，就削竹钉，好让年轻人趁着黑夜布置到工事外头，敌人踏上去，脚心都给它扎烂。
军民那种劲头，真是‘众志成城’。
“像这样壁垒森严，敌人要攻黄洋界，是得拿出点本钱来的。
红军凭着天险，个个斗志昂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接连打退敌人好多次进攻。
半山坡摆满敌人的尸体，横躺竖卧，下决心赖着不走了。
“整整打了一天一夜，黄洋界还是黄洋界，‘岿然不动’。
敌人攻吧，攻不上来；
退吧，又不甘心。
正在进退两难的当儿，我们帮他下了决心。
“山上只有一门迫击炮，何不试试炮的本领呢？
就把那门炮拉到阵地上，对准敌人集中的红树林那一带，轰隆一声……这下子不要紧，敌人当晚上就偃旗息鼓，逃得无影无踪。
事后才弄清楚，敌人挨了那一炮，伤亡很大，以为红军主力回山，一刻也不敢多停了。”
老金同志说完这段有趣的故事，我忍不住笑着念道：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老金说：
“你也是诗人，也想写一首么？”
面对着这样壮丽的山川，沉浸在这样激昂的历史斗争里，我怎敢下笔？
诗的幻想却在我心里奔腾着。
我一时觉得，黄洋界前那条小路不只通往山脚，而是通往瑞金，通往延安，通往北京。
井冈山的主峰拔海只有一千八百米，我却又觉得，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峰，不愧称做“天下第一山”。
站在这高峰上，我清清楚楚望得见中国红军沿着黄洋界前的小路，迈着大步，走向更远更宽的道路，一直走进北京。
走在这个行列里的无数英雄是在进军，在战斗，也在写诗。
他们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在创造一部空前雄丽的史诗。
这部史诗有开篇，西江月便是伟大的序曲之一，但却永远不会有尾声。
人民永久不停地在斗争，在创造，也就永久不停地在写着这部空前雄伟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