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生伏郑继忠许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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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699部队高炮二连吴正如连长，从1948年3月参军到现在，十五年来生活在连队，工作职务虽然有了变化，但是普通一兵的态度却始终如一。

吴正如1955年当了副连长，仍然与战士同甘共苦，冬天迎着海边的风沙，夏天冒着南方的酷暑，坚持在阵地上。
特别是去年和今年两个夏天，部队成天顶着火热的太阳执勤和练兵，战士们反映：“当我们被晒得头昏眼花的时候，一见到晒得黑黑的连长站在阵地中央，顿时精神振作，再苦也不觉得了。”
每次移防构筑工事的时候，哪里最困难，他就到哪里与战士一起干。
今年5月构筑工事时，三班遇到了坚硬的土质，大家累得精疲力竭，进度仍然不快，眼看很难按规定时间完成任务。
这时连长光着脚，赤着背，扛着十字镐，参加构筑工事。
在他的影响下，驾驶班、连部的同志也一起来帮助。
三班的同志也忘掉疲劳，虎口震破了，手上磨起了血泡，也不愿休息一下，结果提前完成了任务。
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刮起了十级台风，风大雨急，连部、指挥所的帐篷被吹倒了，连长的衣服、被子也湿透了，但他没有顾这些，急忙顶着风雨到各班去探望，到村里去找房子，为战士们安排好住处。
新战士洪德衣服湿透了，没有干的换，他又把自己仅有的一套没有淋湿的军装，送给洪德换上。
战士们睡着了，他自己却穿着湿透了的衣服在阵地上坚持了一夜。
战士说：“连长天冷为我们盖被子，天热为我们放蚊帐，我们病了，他亲自端来病号饭，从他身上我们体会到连队的温暖。”
为了领导好训练，他一直坚持跟班作业，与战士一起摸一起练。
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连里训练计划上订着战术演习课目，晚饭时接到指挥所预报，当晚有九级台风。
改不改课目？
训练为了打仗，坚持执行计划。
连长与大家一起拉炮推车，迎风顶雨，弄得满身泥水。
战士们也象连长一样，严格地操作，毫不松懈。
他发现平时操作磨损武器较厉害，就与三班同志们一起试验，找出了一套避免武器碰损的措施，基本上杜绝了训练中损坏武器的现象。
由于吴连长在训练中坚持跟班作业，紧紧依靠群众，近年来，二连训练成绩一直居于上游，受到师团首长多次表扬。

休息时间里，吴连长和大家同娱乐。
集合看电影时，他总要指挥唱歌；
俱乐部排节目，他还当演员。
在连里排演的《休息十分钟》一剧中，他扮演连长。
这个节目在师团会演中得了奖。
吴连长当干部八九年来，一直和战士一起住在山头上，很少外出。
1960年休假回家结婚，第三天因为有紧急战备任务，就奉命回队了。
1961年休假回家住了六天，又因为要执行任务，赶回部队。

从娃娃兵到连长，吴正如同志生长在连队，成长在战士中间，和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侯生伏）

本报讯 驻首都某部四连指导员张信，和战士打成一片，战士们称赞他“既是领导，又是普通一兵”。

张信天天和战士生活在一起，去年五十二个星期天，除了休假探家和有的时候去营、团、师开会外，绝大部分全是和战士一起度过的。
星期天他干了些啥呢？
去年7月份有个星期天，他早起随部队一块翻红薯藤。
早饭后部队休息，他转到了伙房，把鞋子一脱、袖子一卷担水和泥，又和炊事员同志起修猪圈。
接着到生产组，一面拔草，一面跟生产组同志规划下茬菜的种法，然后帮一个战士作了一床被子，组织了一场球赛，和一个战士谈了心，了解到他母亲老病犯了，寄来了一个药单子，叫他买药邮回去。
张指导员安慰他不要着急，并设法替他办理。
谈完了话，又参加了一个班务会，张指导员这才休息了。

张指导员对战士的情况知道最早、最及时、最准确、最具体，谁的家庭过去和现在情况怎样，谁探家时做了些什么，谁跟谁洗了几次衣服、谈了几次话，谁有什么思想疙瘩，等等，他都一清二楚。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结合教育内容，顺便表扬了一个同志一个多月来修理了几十个脸盆、一百多条凳子，星期天还自动送开水给一排等先进事迹。
又一次，他运用了本连的材料，进行阶级教育，讲了战士石东兴家里一床被子盖了十四年；
刘吉庆的爷爷有件棉袄，破了补，补了破，补钉摞补钉，刘吉庆还穿了四年；
……。
大家听了，感到非常惊疑，指导员对我们的情况真是熟悉啊。
据张指导员说，这些情况，有的是与战士个别谈心时了解的，有的是与战士同劳动同娱乐时听到，有的是与战士闲聊时收集的。
战士们说：指导员这样熟悉战士，就是因为他每时每刻都和大家在一起。

张指导员是支部书记，他从来都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小组生活，定期向小组长汇报自己的情况，虚心接受党员的批评。
行政上是领导干部，他从来都是以普通一兵身份参加连里的一切活动，一点也不特殊。
一次支援公社劳动，部队住在社员家里，张指导员和同志们一样，打扫院子、马路，担水。
房东不让他这样费心，可是他还是非干不可。
房东实在过意不去，便问一个战士：“你们指导员是谁？
请他来说说这个同志，让他休息休息。”
那个战士听了噗哧一笑：“大娘，他就是咱们的指导员！”
（郑继忠、许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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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要跟战士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反对特权思想。
基层干部和到连队工作的干部都应一律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处处作战士的表率；
……

摘自《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作者：杨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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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边疆某地区武装部长、共产党员王贵元，给民兵讲解山地射击如何利用地形地物。

杨泽民摄

作者：张祝刘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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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团团长丁有年是位老红军战士，他一直保持着红军的本色，经常下连和战士“五同”，和战士们亲如手足。
图为他和某连机枪班的战士们在休息时比手劲。

张祝、刘寅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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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27日电 广东省第二次民兵代表会议，最近在广州闭幕。
这次会议检阅了三年来全省民兵在保卫祖国、抢险救灾和生产建设中的成绩，并且表扬了一批先进的民兵单位。

广东民兵在漫长的海防、边防线上，长年累月地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守卫着自己的岗位，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助手作用。
去年10月到12月，广东沿海地区的民兵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和公安部队，全部、彻底、干净地歼灭了从海上登陆和空投的美蒋九股武装特务。
广大民兵和群众村村设岗，处处放哨，使特务匪徒们无处躲藏，迅速就歼。
在战斗中，惠阳、海丰、惠来、潮阳、台山、阳江、电白等县的民兵，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机智果敢、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例，有十七个单位荣立集体功，并有两千多民兵和群众立功受奖。
惠阳县澳头公社飞帆大队基干连民兵，长期以来一面积极生产，一面保卫海防。
去年9月间，这个大队一艘渔船上的民兵，以勇猛果敢的行动，抓到蒋匪特务船一只，生擒五名武装特务，受到省人民委员会、省军区的通令嘉奖，荣立集体二等功。

从1949年起就担负护桥任务的龙川县佗城公社护桥民兵班，十四年来栉风沐雨，忠于职守，保护桥梁安全。
有一次，东江发生特大洪峰，激流卷着一批木排从上游滚滚而下，被桥墩拦住去路。
大桥在洪水和原木的冲击下剧烈地震动，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护桥民兵班挺身而出，展开抢险护桥斗争。
他们有的用绳索把自己吊在桥栏下，去砍断捆扎木排的绳子；
有的跳下水里，用长杆把卡住桥墩的原木一根根拨开，疏通洪道；
有的奋力把激流中的原木打捞上岸。
经过两小时的搏斗，大桥终于转危为安，还为国家抢救了一批原木。

活跃在农业生产战线上的民兵，处处带头搞好集体生产，并与自然灾害作顽强的斗争，成了基层党组织一支得心应手的突击力量。
去年电白县南海公社在建筑堵海水利工程中，运石任务重，时间紧。
晏镜大队民兵基干连出动六条小船，人停船不停地紧干三昼夜，完成了八十万斤石料的运输任务，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今年以来，广大民兵在党的领导下，以顽强的斗志同几十年罕有的干旱作斗争。
河源县兰口公社鹊坝大队的民兵，千方百计戽水、挑水灌田，挖通了一道六丈多长的水沟，把河水引向岸边，然后沿着一级一级的坡地，一桶一桶地把水戽上八丈多高的稻田。
在关键时刻，他们在河岸掏沙石，凿石头，挖通一条两百多米长的引水渠，使全大队三百二十亩稻田解除了旱象。

工业、交通战线上的民兵，在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生产任务中也起了积极作用。
有一次，广州天光化工厂牙膏车间的锅炉发生故障，这个厂的基干民兵一面坚持生产，一面抢修锅炉。
他们只用三个小时，就把牙膏的煮胶浆设备搬到肥皂车间，利用这个车间的蒸气继续生产。
职工称他们是生产上的“主力军”。

这些先进的民兵单位，这次都受到了表扬。

作者：杨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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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纪流杨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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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团以政治工作条例为依据，以连队工作中的活人活事作教材，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培养提高指导员的思想和工作水平。

今年以来，这个团不断以两三天的时间，举行集训、讲座、现场经验介绍以及组织自修，帮助指导员解决工作中的一个或两个问题。
年初，一些连队在制订四好计划时，文字冗长，面面俱到，抓不住薄弱环节，体现不出四好为纲的精神。
究竟怎样以四好为纲把工作安排好，指导员普遍感到不好办。
团里就以两天半时间集训指导员，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认真学习了有关的文件，又找出好坏两份四好计划来研究。
经过对比分析，大家明确了订四好计划主要是靠认真调查研究和统一认识。
四好为纲的思想明确了，骨干认识统一了，薄弱环节找准了，改进办法拿定了，计划自然切实可行。
经过学习，指导员们提高了认识，不少人回连后，修订出了更切实的四好计划。

训练开始后，怎样在训练工作中坚持四个第一、抓好活思想？
不少指导员觉得办法不多。
经过调查，团里发现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满场转，战士的思想了解得不深不细，抓得不准。
二是虽然抓住问题了，但鼓动工作只是几句抽象的口号，战士听了没味道。
于是，他们采用传经办法，除了由尹立勤副政委举办讲座传授经验之外，还请团长韩更作了现场示范。
练习投手榴弹课目，在一些指导员看来，没有多少政治工作可做。
但是韩团长在教动作之前，先讲了一段用手榴弹消灭敌人的故事。
讲得十分生动，这一次投弹训练大家也最有劲。
这使指导员们认识到，任何一个军事动作，不管它多么简单，都可以把它做得很有思想性，这就看干部会不会用对敌人的阶级仇恨，用我军几十年的战斗传统，用每个动作对战斗胜利的意义，去启发教育战士。
七连副指导员李富村，一天跑遍了射击预习场和战术演习场，抓不住问题，抓不住典型，做起表扬鼓动工作来，用喇叭筒一口气念出二十几个人的名字，然后说：“这些同志今天表现很好，值得表扬，大家应该向他们学习。”
至于哪个人好在哪里，谁也不清楚。
受表扬的觉得不疼不痒，群众也不知道要学习什么。
团里的干事就建议李富村改进方法，深入到一个班去了解情况。
他发现新战士李建国在缩小距离瞄准中，每次瞄三枪，连续三次都瞄在一个小点上，这很值得表扬。
于是就集中力量宣扬他操作精心的特点，组织学赶李建国的活动：赶上或接近了这个水平的，接着又表扬。
这样，预习场上情绪热烈，技术进步很快。
团里立即介绍了李富村的工作方法，指导员们改变了“满场转”的缺点。

师傅领进门，钻研在个人。
团里十分重视提高指导员的学习自觉性，组织他们在职自修。
政委赵保立、团长韩更曾经三次召集指导员、连长，通过讲形势，谈任务，摆事实，使他们懂得“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团里按照总政治部关于改进工作方法的七条规定，积极从各方面为指导员们创设自修条件：（一）每月除政工会、教育准备会两项占用半天时间外，不召集指导员到团开会、汇报，有任务下去传达，要情况机关自己下去了解；
（二）坚决不向连队要书面材料；
（三）帮助不善于安排工作、学习时间的指导员安排好工作，挤出时间自修；
（四）帮助制订自修计划，提示有关参考文件。
根据当前工作需要，因人、因连队而异地向指导员提出自修要求。

某团这种结合实际培养指导员的办法，很受欢迎，效果也显著。
（纪流、杨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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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7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中午接见了古巴科学院全国委员会主席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博士，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劲夫。

接见以后，周恩来总理同古巴客人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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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6月25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一件照会中，严重抗议印军又一次入侵中国西藏斯潘古尔湖地区。

照会说，“1963年6月12日中午十二时零五分，印度军用吉普车一辆，侵入中国西藏斯潘古尔湖西北地区。
印军三名从车上下来，向中国斯潘古尔民政检查站进行侦察约半小时，然后乘车离去。
对于印度方面的上述入侵挑衅活动，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照会说，“印方的这次入侵活动，是它自中国方面主动停火后撤以来对斯潘古尔湖地区的第十六次入侵，也是继1963年4月下半月印军四次侵入中国新疆空喀山口西北地区之后发生的又一次严重事件。”
照会指出，印度政府在1963年5月15日来照中硬说，它“没有做任何可能妨碍实施中国单方面宣布的停火和后撤的事情”，但是，印军对斯潘古尔湖西北地区的新的入侵又一次戳穿了这种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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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6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严正驳斥印度政府在3月9日来照中就中国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自己一边设立民政检查站一事颠倒是非，来掩盖印方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无理立场。

照会说，“中国政府从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二十公里的地区内撤出自己的边防部队，只在那里设立了二十六个民政检查站；
对于非军事区内中印双方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中国政府甚至连民政检查站也不设立，而把它们完全空了出来。
这是中国政府为了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也是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和平号召，所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
但是，印度政府的来照却把中国采取这种和解措施说成是完全无视科伦坡建议，是使科伦坡会议国家的努力没有成功的原因。
1963年6月12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中国在边界西段设立的民政检查站中有六个是在拉达克境内；
根据科伦坡建议，西段非军事区应该由双方民政点管理。
印度来照和印度发言人的这些说法完全是颠倒是非，其目的在于假借科伦坡建议的名义，来掩盖印方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无理立场。”
照会说，“中国设立二十六个民政检查站的地方都在中国新疆和西藏境内，其中在西段设立的，是七个民政检查站，而不是六个。
远在1959年11月7日以前，中国就在这七个地点设有边防哨所，印度人连到都没有到过。
印度发言人说，中国在西段设立的民政检查站是在拉达克境内，这完全是信口开河。”
照会指出，“印度政府说，按照科伦坡建议，中印边界西段地区必须由双方民政点管理，那完全是印度自己对科伦坡建议的片面解释。
要想把这种解释强加在中国身上是办不到的。
中国政府把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设立民政检查站的决定，不仅通知了印度政府，同时也通知了科伦坡会议国家，并且公诸于世。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和解行动产生了日益巨大的影响，科伦坡与会国家热烈希望中印迅速开始直接谈判。
印度政府害怕这种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歪曲和诬蔑中国的和解行动的办法来掩盖它不想谈判的实质，未免太不体面了。”
照会最后说，“中国从一开始就欢迎科伦坡会议国家推动中印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
中国不仅在口头上，而且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在原则上接受了科伦坡建议。
科伦坡会议国家一致赞赏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主动措施，认为它们有助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对科伦坡建议的积极响应。
印度装作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但是它做了些什么呢？
它一件积极的事也没有做，相反，却加紧反华、扩军备战和毒化两国关系。
究竟谁真正抱有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谁真正响应了科伦坡建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绝不是印度政府所歪曲得了的。”

作者：桂生树发合印光军辅志

本报讯 某部三连最近深入农村，通过参观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请干部和贫农下中农报告村史、家史等活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当前农村形势，增强了阶级斗争观点。

下农村以前，领导上组织大家再一次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教育大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问题。
到农村以后，干部战士分组调查访问贫农和下中农，他们边劳动边交谈，还参加了干部会和积极分子会。
全连在新南生产大队共访问了十四户贫农、下中农。
六十三岁的贫农刘连友，搬来地主家过去用的大斗，向人家介绍说：“地主刘照明就是用它剥削我们农民，大斗进小斗出。”
战士们围着看了又看，更形象更深刻地认识到地主剥削农民的残酷。
贫农聂权介绍了自己的家史：解放前，全家大小八口，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租地主的地种。
每年交租以后，要短七八个月的粮。
因为生活不下去，聂权的父母忍痛卖掉了亲生的二儿子和两个女儿。
最痛苦的还是1943年，这年他家租了地主十五亩田，因为大旱收成少，交不起租，地主就威迫他们退了田。
结果只得挖野菜吃。
全家连续两个月没有见到一粒米。
聂权的父亲、母亲、三弟和小妹一个接着一个饿死了。
战士们听在耳里，痛在心上，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最后聂权大伯擦干了眼泪，激动地说：“现在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今年遇到旱灾，照旧进行生产，不愁吃不愁穿。”
说完领着大家看了他养的肥猪和家禽，以及他家的新被子、新帐子和存着的一百多斤蔗糖。
战士们还看到黄月兴大娘在旧社会用过三十多年的蚊帐，刘献球大爷在旧社会盖了三代的破被子。
大家从贫农、下中农的家史里，了解了穷人在旧社会悲惨的日子，看到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他们还请大队党支部书记伍玉清报告了伍屋围村的村史。
在旧社会，全村一百五十五户中有一户地主、三户富农，可是地主、富农的土地却占全村八百七十亩的76.2％。
贫雇农只得靠租地主的地、当长工、挑脚过活，终年不得温饱。
1943年，是穷人最痛苦的一年，也是地主、伪保长敲诈勒索最厉害的一年。
这年一连四个月没有下雨，全村只有一百多亩插了秧（多数是地主、富农自种的地）。
地主、伪保长认为这是大发横财的机会，他们仗势欺人，合伙向农民派人派款“修渠”。
这一回被他们勒索去几百块大洋和几十担稻子。
这一年，全村饿死七十六人，十八户卖儿卖女，七十一户卖房卖地，二十一户流浪他乡。
自从1949年10月解放以后，农民才翻了身，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集体化道路。
特别是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社员生活更有了显著提高。
1958年，伍屋围村和所在的新南大队邻近的六个大队一起，修筑了木连坑、甘坑等水库，还修整了大小三十一个山塘。
伍屋围村的大部分稻田得到了灌溉，改变了过去“十天不雨小旱，一月不雨成灾”的局面。
今年，这里遭到了六十年未遇的大旱，八个多月没有下过透雨，可是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伍屋围村的稻田按期插秧98％，百分之百的保住了禾苗。
由于有了水利建设，伍屋围生产队社员再不要终日忙于抗旱，可以腾出劳力扩种经济作物。
今年，单是花生就比去年扩种了三十亩，甘蔗扩种了十五亩，所有熟地全部种上了蔬菜、杂粮。
大旱年间看不到灾情，这的确是了不起的奇迹。

三连干部战士还参观了1958年大跃进修起的甘坑水库。
他们沿着水库干渠走了八里路，所到之处，都有纵横交错的水渠，稻田一片油绿，禾苗生长茁壮，真是一派兴旺景象。
战士们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农民只有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三面红旗，依靠集体力量，才能变穷村为富村。

接着，三连又请公社党委何书记报告了农村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
干部战士在调查访问的过程中，也接触到阶级斗争的实际。
贫农、下中农坚决走集体化道路，对大家说：要不是集体化，哪里会有抽水机？
哪里会有水库？
可是有些地主、富农曾在背后说坏话，进行破坏活动。
战士们说：真是不同的阶级，说不同的话，抱不同的态度。
大家一致表示：坚决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三连这次到农村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受到的教育极为深刻。
干部战士普遍反映：“这次到农村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桂生、树发、合印、光军、辅志）

作者：黄林饶志忠

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部二连，通过今昔两个旱年的回忆对比，向干部战士们进行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使大家认清了当前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更加热爱党，热爱三面红旗，更加坚定了阶级斗争的意志。

在这次教育中，二连邀请了广州市郊区江村人民公社双岗大队党支部书记钟河律、广东省共和机引农具厂工会主席陈五根作了报告，并且组织干部战士参观了驻地人民群众举办的两个旱年对比图片展览。
双岗大队党支部书记钟河津在报告中对比了今昔两个旱年的情况。
他说，解放前的1943年大旱百天，禾苗枯死，物价飞涨，光他们那个村子，就饿死九十多人，三十多户家破人亡，二百多人外出逃荒，三十五户卖儿卖女。
他的一个姐姐就是那年被卖掉的，至今没有下落。
他说，今年的旱情比1943年严重，可是，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积极抗旱，依靠几年来的水利建设，今年做到了水足肥多，秧苗茁壮，产品丰富，市场繁荣，人心安定。
现在是丰收在望，农村里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这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三面红旗的威力巨大。
接着，他向大家介绍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
他说，在看到大好形势的同时，不要忘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要忘了今天的大好形势正是进行阶级斗争和坚持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
他希望子弟兵站稳立场，永不忘本，提高警惕，捍卫胜利果实。
共和机引农具厂的工人老大哥，向战士们介绍了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后工业战线上出现的大好形势，和工业支援农业的情况。
连队革委会还出了“三面红旗威力大，工业农业形势好”的剪报，和密切配合教育的墙报和黑板报。

战士们在座谈讨论中，越谈越热爱党和毛主席以及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加深了对旧社会、对阶级敌人的仇恨。
大家自然地联系自己家庭和亲人今昔的不同遭遇，进行了两个旱年的对比，愤怒地控诉了旧社会，控诉了阶级敌人。
据三排十七个同志的统计，在旧社会的旱年里，亲人中饿死的八人，卖孩子的八人（其中有两个战士本人被卖过），要过饭的七人。
战士杨治立的家乡在旧社会里遭到旱灾时，庄稼颗粒无收，而万恶的地主还逼租催债。
他的父亲被迫逃荒，连病带饿，回来不久就死了。
他自己被卖给了地主做牛马，直到解放后，才重见天日。
杨治立说：“我永远也忘不了吃人的旧社会，永远也忘不了万恶的阶级敌人。
现在国内的形势很好，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被打倒的阶级，不会甘心他们的灭亡，台湾同胞还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铁蹄下过生活，为了保卫我们的幸福生活，我要百倍提高警惕，练好战斗本领，坚决捍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劳动人民的胜利果实！”
在讨论过程中，战士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我国国内阶级斗争的论述，认清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道理，纷纷联系实际，自觉地检查了自己的阶级观点。
九班战士邝开龙说，从两个旱年的对比中，清楚地看到了今天的大好形势，是阶级斗争胜利的结果，是农业实行合作化，集体化的结果。
还有的战士自觉地检查了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错 误思想。
大家说，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本色。

通过两个旱年的对比，战士们认清了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提高了阶级觉悟，进一步端正了服役态度。
有些家在广东省的战士，过去 曾为今年出现的旱情担心，现在打消了顾虑，自豪地说：有了三面红旗，就是天塌地裂也不怕。
我们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全心全意为祖国站岗，做阶级斗争的锋利武器！
少数来自工厂、学校的同志，过去觉得当兵有些“吃亏”，通过两个旱年的对比，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
他们说：一想到过去的苦和今天的甜，就更加热爱党和毛主席，热爱三面红旗。
他们纷纷表示要百倍提高警惕，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胜利果实。

（黄 林、饶志忠）

旧社会闹旱灾：禾苗枯死，物价飞涨，卖儿卖女，

到处逃荒，地主压迫活命难。

新社会闹旱灾：依靠集体，积极抗旱，水足肥多，

秧苗茁壮，三面红旗显力量。

作者：王培树陈炳坤李一千郭效孺白硕彦王斌刘海文
栏目：政治教育简讯

社长介绍阶级斗争情况

塔山英雄团官兵们，邀请远道前来访问的塔山人民公社社长朱家武，向全国官兵报告了塔山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情况。
朱家武说，塔山解放以来，从土地改革、合作化到公社化，塔山人民不断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不断进行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
这几年塔山公社年年增产，社员们生活天天向上，实现了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
他要求子弟兵永远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苦练杀敌本领，紧握枪杆，随时准备打击敌人的冒险进犯，为塔山人民和英雄团增光。
（王培树、陈炳坤）

座谈《夺印》提高阶级觉悟

某汽车团一连在社会主义教育中，组织全连官兵看了《夺印》，并联系思想进行了座谈，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在座谈中，大家认为《夺印》活生生地反映了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实行反革命复辟。
战士们认识到阶级敌人进行复辟活动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明目张胆地破坏集体生产，打击积极分子，腐蚀干部，实行阶级报复。
战士们表示，一定要学会用鲜明的阶级观点，认识形势，分析问题，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永远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握紧手中武器，将革命进行到底。
（李一千、郭效孺）

增添阶级斗争教育课程

某政治学校四大队为加强阶级斗争教育，最近在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教学中，增加了“当前阶级斗争”的教学课程。
校党委为这个大队训练了教员和队的干部。
同时，辑录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有关阶级斗争的言论，汇编成册，发给学员。
图书馆还为学员准备了大量的资料。
校长深入学员队亲自做了启发报告。
他们还邀请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就当前农村阶级斗争情况做了报告，对学员启发教育很大。
（白硕彦）

举办兴无灭资展览会

某边防部队十连，在深入学习雷锋和好八连的基础上，举办了一次兴无灭资展览会。
展览会的第一部分是三百余件洋货。
这些东西是战士在开放口拣到的。
在学习雷锋和好八连提高了觉悟之后，同志们主动交了出来。
大家看到这些展品后大吃一惊。
一致表示，一定要提高警惕，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展览会的第二部分展出了三十五件实物：有用了七年的牙刷，有用了八年的脸盆，有穿了六年以上的衬衣，还有战士们自己动手制造的油灯、单杠、扫把、报纸夹等，同志们看到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王 斌）

参观社会主义教育展览

某部二连在社会主义教育中，组织战士参观了驻地县委主办的社会主义教育展览，使大家受到了极深刻的阶级教育，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
在展览会上，同志们看到了公社化以来农村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和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
展览会上大量的实物、图片和确凿的数字，向同志们说明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形势。
在参观后的座谈会上，大家都说，这次参观受到了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
（刘海文）

作者：张孔林

本报讯 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军革命传统，4694部队党委在学习好八连过程中，建立了部队历史展览室，各连建立了连史。

这个部队的部队历史展览，形象地反映了本部队发展壮大的概貌。
展出的各个战例图表，都显示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功臣单位和个人的事迹，都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建国以来部队执行剿匪、施工、训练和支援农业生产等任务，也有一定反映。
近几年来开展四好运动的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事迹，也都列为重要内容。
各连建立连史，不强调系统性，主要是把突出的事，突出的班和个人的事迹，记录下来。
有些就布置在连队俱乐部里边，作为平时进行传统教育的资料。

建立部队光荣史的活动，受到了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
教导员陈宝太说：“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们应该把我军的光荣历史，一直继续到共产主义。”
（张孔林）

作者：潘@

本报讯 正在北京作汇报演出的某团业余演出队和某部七连演唱组，22日下午，联合为驻京海、空军及公安部队等二十多个单位的共青团骨干和革委会的文娱活动积极分子两千余人演出了专场。

这次演出是由总政治部文化部和青年部联合组织的。
总政治部青年部辛国治部长在演出前讲了话，他勉励观看演出的共青团骨干和业余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好好向某团业余演出队和某部七连演唱组的同志学习，学习他们积极响应林总和总政有关活跃部队的号召，以共青团为骨干，积极配合革委会，发动全体青年，通过各种形式，把部队文娱活动进一步开展起来，使“处处有歌声，月月有晚会，经常做游戏，假日有活动”这四句话落到实处。
辛国治部长特别强调，共青团员应当在活跃部队中起骨干带头作用，团支部应当把活跃部队列为经常研究的工作之一；
做到林总所指示的那样：“部队到处一片欢腾，大家笑容满面”，“把活泼变成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因素”。

观看演出的全体同志，经常为台上的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充满了战斗气氛和生活气息的精采节目，报以热烈的掌声。
大家一致反映，这次演出对他们今后如何开展本单位的业余文娱活动有很大启发。
（潘汎）

作者：谢添水

福建前线某团业余演出队跟随“象山连”百里行军，沿途宣传鼓动，全连精神抖擞，情绪活跃，没有一人掉队。

业余演出队为前沿守岛连队表演。
这是演出小演唱《咱们光荣守海岛》。

作者：曹光第叶鲁风张峻
栏目：千万个雷锋在成长

王淑忠同志是沈阳部队通信总站的女话务员。
八年来，她从准确地接通第一个电话开始，到如今已接转、记录和配搭电话七十二万一千多次，还没有发生过一次差错。
她这种始终如一地热爱本职工作和高度的负责精神，使大家深受感动。

一

八年前，十六岁的王淑忠摘下红领巾来到部队，一心想当个女飞行员，不料却被分配当话务员。
入伍第一课就是记电话号码。
她觉得自己学过代数几何，几个号码还有什么了不起。
谁知道，号码本上的头一页还没记熟，脑袋瓜就象装满了一盆浆糊。
一个用户顶少有四个号码（代号、番号、总机号、自动号），军内、军外，几千家用户，几千个号码，记了这个，忘了那个。
第一次测验，她只得了二分。
当时，她直后悔到部队来，真不想干这个没“出息”的话务员工作。

站里的首长耐心地教育她：“革命工作，不论大小，都是有出息的工作”；
“打起仗来，飞机大炮重要，通信工作也重要。
通信工作好比是部队的神经，要是不能及时、准确地把首长指示、命令传下去，把下面情况接上来，就可能会影响到千军万马的生命，影响到整个战斗的胜利。”
这时，她回忆起在学校里的一次队日，那次队日是在锦州烈士陵园里进行的，那里长眠着解放她家乡英勇牺牲的战斗英雄梁士英和其他先烈。
辅导员站在烈士墓前讲述烈士们的革命精神，最后跟大家说：“为了我们的幸福，烈士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他们生前希望我们的，就是我们长大了能够成为革命的接班人，继续为千千万万人民的幸福去努力，去奋斗！”
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不也是默默地向烈士宣誓：一定要象你们一样，奋不顾身地做革命的接班人！
可是我是怎样一个接班人呢？
梁士英为了我们的幸福，不顾一切地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刘胡兰为了革命的事业，在敌人铡刀下视死如归，对于革命工作他们难道计较过什么出息不出息吗？
而他们这种为人民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精神，不是最光荣最有出息的吗？
想到这里，她跑去跟首长说：“我错了！
我一定要一辈子干好通信工作！”
真是思想通了，一通百通。
背起号码来，记一个是一个，越背越有味，连吃饭也叨咕。
不久，她在老同志的帮助下，记得又快又熟，成了一本活的号码本。

二

当王淑忠第一次坐到闪烁着无数红绿灯的长途台前时，心里真是高兴极了。
她觉得能够亲自用自己的双手，为首长，为同志接转万里长线，可不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吗？
可是，“看花容易绣花难”，长途台几十门电话，好多用户同时在线路上讲话，搞不清究竟谁讲完了，谁没讲完，哪条线路该撤了，哪一条不该撤。
讲完了不撤，浪费了电路，是差错；
没讲完撤了，影响用户联络，是差错。
越怕差错，越接不快，别人接了好几个，她连一个也没接完，电话单越积越多，急得她满头是汗，幸亏分队长过来帮助才接完。

下班以后，分队长鼓励她说：“我刚来还不如你呢，别着急，熟了就好了。”
她想，老同志为什么能接得快呢？
她就细心地看她们的操作，原来，她们能在一个时间内做两个以上的动作。
她就琢磨着练，一边跟用户讲话，一面拨号盘。
有一天，她看到两个小学生在作抛球的游戏，把小球飞快地抛着、接着，眼睛看着球，嘴里数着数，两只手又不断地接着抛着，她想，我也得把操作练得这样。
以后她就苦练手、眼、耳、嘴在一个时间内的协同动作。
“功夫不负苦心人”，她终于练出了一个时间内做五个动作的操作技术，使效率提高了五倍。
由于听得清，看得准，练得熟，所以没有发生早撤、晚撤、漏接、错接的现象，被评为全站第一个技术能手。

三

王淑忠时刻牢记着首长的教导：“我们工作一丝一毫也不能疏忽，一次差错的发生，有时可能影响到整个工作，整个战斗，造成的损失将是我们终生难以弥补的。”
她在工作中，总是高度地集中思想，集中精力，绝不放过一丝一毫的疏忽。

有一次，她要一个8154的用户，可是拨完号盘一听，却不是8154，原来自动电话跑号了。
从这以后，她接转一个电话，一定要向用户追问一下：你是××××吗？
来证实有没有发生差错。

又有一次，她刚接通一个591的电话以后，不久又在电话单上发现了一个591，她在电话单上仔细地看了几遍，才发现写的是597，因为记录员在匆忙中把7写得跟1差不多了。
从此以后，她总要仔细察看电话单上的号码，特别是对7和1，5和8等等。

在接转长途电话中，她还发现有的用户登记完电话，去忙别的事去了，有的甚至忘了要的电话。
等吧，电话不准多占时间，撤吧，没有完成任务。
她想，若是这时候能知道用户在什么地方，那有多好呀！
想来想去，她就想出个办法来，和同志们到用户家去访问。
了解用户前后、左右的电话位置，慢慢地，一张无形的电话分布图，就在她的脑海里挂起来了。
说也凑巧，不久来了一个要某军长的电话，她根据心里的挂图，首先挂高干招待所，可是招待所说首长到某某学校开会去了，她一想，某某学校开会的地方经常是小礼堂，可是小礼堂是没电话的，怎么办？
呀！
对了，靠近小礼堂不是教导处吗？
教导处的电话不是×××吗？
她就立即挂到教导处，请他们找某军长讲话。
某军长接完了电话，亲切地问她的姓名，表扬她说：“小鬼呀，你真有本事！”
王淑忠笑着说：“首长，电话跟人走，这是我们的任务呀！”
四

在工作中，王淑忠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干革命工作，要靠集体力量才能干好，光靠个人是不行的。
因此，她能够积极主动地和兄弟台搞好团结协作，热情地帮助周围同志。

她刚坐长途台时，由于用户多，电路少，双方都有压电话单子的现象，谁都想叫对方早一点接通自己的电话。
开始时，王淑忠也只顾自己的电话快点接完，就常常催对方快接，语气也就难免急躁，结果，引起了兄弟台“5号”的不满，搞僵了关系。

事后分队长跟她说：“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和兄弟台搞好协作。
自己首先要信任别人，体谅别人，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王淑忠仔细一想，可不是？
就主动地给“5号”写了一封检讨信，在值班时尽量给他先接，这样一来，对方反而给她先接了。
在电话中，她听“5号”跟他伙伴说，现在沈阳“46号”换人了！
不是以前那一个了！
她听了又高兴又惭愧，就插嘴说：“没换人，是换了思想了。”
说得对方笑了起来。
一次，她先请“5号”接作战处，后来匆忙中又叫他接后勤部。
“5号”马上提醒她：“你不是要作战处吗？
已经来了。”
她赶快把后勤部的电话撤了，又避免了一次差错。

以后，她被分配当“配搭员”，她虽然不亲自接转电话，但同样以高度的负责的精神，不让一张电话单送错。
取电话单时，每一张都仔细地看一遍，数字写得不清的要求记录员重写，发现差错就帮助改正。
一年功夫，她先后帮助别人堵塞漏洞十一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差错检查员”。

王淑忠在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千万次的准确是由每一次的准确组成的，要一辈子不发生差错，就要有一辈子的热爱本行工作，一辈子的坚持高度负责精神。
在八年中，她改行四次，每一行都干得很细心，很认真。
人家问她七十二万次无差错是怎么来的，她说：“是一个一个来的，做完了第一个，仔细检查一遍，确实没有差错，再做第二个。
要不，我的心总放不下。”
五好战士王淑忠 张峻摄

刘长胜说，胜利属于敢于拿起武器进行坚决斗争的人民，现代修正主义者阻挠民族解放运动的卑鄙企图必将可耻失败

约翰·马克斯说，南非人民决心用武装暴动来对付武装镇压，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军队正在成长壮大

新华社27日讯 6月26日是“南非自由日”，首都各界人民一千五百多人今天下午隆重举行集会，坚决支持南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

大会在政协礼堂举行。
我国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克斯参加了大会。
南非客人在走上会场主席台的时候，受到了首都各界人民热烈的鼓掌欢迎。

中非友协会长刘长胜和约翰·马克斯，在会上发表了充满战斗友谊的讲话。
刘长胜表示，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同过去一样，始终不渝地同南非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斗争。
他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阻挠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卑鄙企图，在日益觉悟的亚非人民面前，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约翰·马克斯在讲话中说，南非人民再也不愿做奴隶了，南非非洲人民现已决定用武装暴动来对付武装镇压。
南非人民斗争的军事部分正在成长壮大。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主持大会，他在开幕词中向英勇斗争的南非人民表示崇高敬意。

刘长胜在讲话中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南非残暴地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剥夺南非人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刘长胜赞扬说，英勇不屈的南非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独立、自由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南非人民的强大的反抗运动不断给殖民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

刘长胜说，现在，南非人民从自身斗争的经验中深深认识到，要完成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必需用武装斗争来对付殖民势力的暴力。
他说，最近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在非洲首脑会议上庄严地宣布，“南非人民已经决定用武装起义来反对武装镇压”。
这是南非人民多少年来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将使南非人民的斗争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他指出，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是被压迫民族争取彻底解放的最可靠的道路。
胜利属于敢于拿起武器进行坚决斗争的人民。

刘长胜强调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正在向南非维沃尔德政府提供大量武器，以屠杀非洲人民。
他说，事实揭穿了肯尼迪政府所谓同情南非人民和非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完全是虚伪的，事实说明了美帝国主义是非洲人民和南非人民的最阴险和最凶恶的敌人。

刘长胜说，我们还要指出，在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的时刻，要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为其效劳。
他说，现代修正主义竭力削弱和破坏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事业，为帝国主义搽脂抹粉，要被压迫人民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妥协，阻挠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他说，现代修正主义的一切卑鄙企图，在日益觉悟的亚非人民面前，一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马克斯应邀在热烈的掌声中登台讲话。
他首先向中国人民致意。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对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而进行艰巨斗争的非洲人说来，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他说：我国的形势已经到了严重的阶段，白人少数政府顽固地拒绝人民所要求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准备随时打击手无寸铁的人民。
他说：镇压活动现在变得日益残暴，非洲人现已决定用武装暴动来对付武装镇压。

马克斯指出，南非政府同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人民和平合作的大门全都被法西斯政权关上了。
他说：一千二百万南非人民再也不愿当奴隶了，现在我们进行战斗以争取自由，因为政府使我们不可能走别的道路来获得我们的天赋权利。

马克斯说，南非的法西斯统治结构，决不能靠任何和平谈判来改变。
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冲破帝国主义者三百年来造成的人间地狱，走上战斗的革命的道路。

马克斯说，南非解放运动的军队——民族之矛，已经向白人政府勇猛而有计划地发动了七十多次袭击。
这个军队还很年轻，但是已经组织起来了。
全国到处都有它的组织。
民族之矛正在训练着南非青年人。
他特别强调指出，南非妇女正同男人一起并肩作战。

马克斯最后表示深信，在已经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自由的各个国家的具体帮助和物质支援下，南非的自由战士们是能够迅速取得斗争的胜利的。

大会通过了支持南非人民斗争的电文。

今天的大会是由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和大、全国总工会、全国青联、全国妇联、全国学联、对外文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

作者：汪波清

这是崔庸健委员长访问中国的最后一个镜头：6月23日下午一时许，平壤来的专车载着崔庸健委员长，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缓缓地开上了鸭绿江大桥。
车头已经进入朝鲜境内，车尾还在我国一边。
聚集在桥头的成千群众热情送别朝鲜贵宾；
贵宾们也在最后一节车厢的窗口，探出身来，向人们挥手致意。
专车渐渐远去，桥头上发出的“万岁、万岁”欢呼声，还象滔滔的鸭绿江水一样滚滚不息。

崔庸健委员长等朝鲜贵宾已经回国。
他们在中国期间，无论在农村、在工厂，在烈日下、在骤雨中，各地人民都象欢度盛大节日一样，怀着激动而自豪的感情，向贵宾们倾注了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兄弟的情谊。
中国人民的心意，正如一首欢迎贵宾的诗所说：“六月的太阳啊最烈，六月的风啊最热，六月的水啊最暖，比不上啊比不上，欢迎朝鲜贵宾的沸腾的心，这心啊火一样红，火一样热！”
朝鲜贵宾的来访，使我国人民沉浸在强烈的国际主义友谊的气氛中。
6月8日，北京郊区的红星中朝友好公社社员，悬旗精彩，兴高采烈地欢迎崔庸健委员长前来公社访问。
社员们从来对朝鲜同志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这天崔庸健委员长前来做客，大家更是欢欣无比。
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七十四岁的老社员袁德义，他是当天清晨同他的五十五岁的儿子袁志明，从几十里以外的一个生产队步行赶来的。
袁德义在欢迎贵宾的彩门前，提一面小铜锣，欢喜得象年青人一样，领着一班年纪都在四十以上的老把式，用唢呐、大鼓和铙钹，吹奏起火热的民间曲调《吵子会》，向崔庸健委员长致敬。
一位朝鲜贵宾上前向袁德义问好，袁德义从人群中推出一个唢呐手，他正是老人的儿子袁志明，老人说：“我们父子都来了，这是我们的一份心啊！”
袁家父子正是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诚挚心意。

“崔委员长，您身体好！”
在长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一对中年夫妇举着酒杯，走到崔庸健委员长面前，亲切地问候。
崔庸健委员长高兴地说：“啊！
认得，我记得你们的！”
这一对夫妇，男的叫白生太，现在是人民解放军某部副处长，在抗日时期的1937年，作过崔庸健同志的警卫员；
那位女同志叫徐云卿，是前抗日联军的白衣战士，曾经是崔庸健同志的护士。
在抗日的艰苦岁月，他们得到崔庸健同志的关怀和教导，此刻，徐云卿同志一如当年，双手搀着崔庸健委员长，祝他长寿健康。
崔庸健委员长慈祥地看看他俩，又对徐云卿说：“看你也长老了些，不过，革命人是越活越年青的！”
崔庸健委员长当年同许多朝鲜革命者在一起，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在中国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度过他的青年和壮年时期。
这次崔庸健委员长来中国，当年在广州起义时同崔庸健同志一起战斗过的叶剑英同志，前抗日联军的周保中、冯仲云、李延禄等同志，都来热烈地欢迎崔庸健委员长，并且通过他向金日成同志问好。
他们和崔庸健委员长多次亲切聚会，共叙当年一起战斗的生活，满怀信心地瞻望美好的未来。
中国同志们还让自己的子女，会见了崔庸健委员长，他们谆谆叮嘱后一代，要他们永远珍视用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要以朝鲜革命前辈为榜样，好好学习朝鲜人民国际主义的革命精神。

那是在天津，崔庸健委员长会见了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杨连第烈士的父亲杨玉璞。
他们见面时紧紧握着手。
崔庸健委员长赞扬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是中国父老的好儿女，杨玉璞也深深地感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给了他们那么珍贵的荣誉。
著名的登高英雄杨连第烈士，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是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获得者。
1952年夏，他在朝鲜抢修清川江大桥时，不幸中弹牺牲。
七十七岁的杨玉璞告诉朝鲜贵宾，杨连第虽然不在了，但是后继有人，他们全家二十三口人，其中孙儿孙女十三个，他的长孙，也就是杨连第的长子，继承父业，为国效力，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士。
杨玉璞说，他们全家三代人都为中朝友谊而感到骄傲。

“我见了崔委员长，感到十分光荣！”
在东北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尉排长、黄继光烈士的弟弟黄继恕，同崔庸健委员长见了面。
黄继恕行军礼，崔庸健委员长端详着黄继恕的面庞，和他亲切握手。
黄继光烈士牺牲后，黄继恕秉承黄妈妈的意志，在1955年参加志愿军，背负祖国的希望到了朝鲜，继续坚守在黄继光烈士的岗位上。
黄继恕说：“我们革命军人在时刻警惕着。
我们要和朝鲜人民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崔庸健委员长这次访问中国，使中朝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亲密合作，又攀上了新的高峰，让我们为它欢呼吧！

新华社记者 汪波清

据新华社西安27日电 延安县各级干部一直铭记着毛主席的教导，保持着参加劳动的光荣传统。
他们说：这个传统是党中央、毛主席留下的，他们要把它传给下一代。

延安县的各级干部一贯就比较注意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最近由于党的号召，延安各机关的干部包括驻军干部，荷着锄头，背着行李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的更多了。
全县各人民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也比以前更好些。
据统计，全县（缺四个公社）的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和会计，去年平均每人实做劳动日二百二十一个，每人误工补贴只占全县总劳动日1.05％。
今年，这些大队干部已做的劳动日又比去年同期增多。

延安干部牢记着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延安地区的生产劳动情况。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使用过的每一件工具，现在他们都用来激励和鞭策自己。
在当年中央机关住过的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地，毛主席、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同志耕种过的土地，现在仍由延安干部继续耕种着，长着绿油油的庄稼。
毛主席在枣园期间曾动员中央机关干部给群众修了一条渠，现在枣园公社枣园大队把这条渠叫“幸福渠”，还在用这条渠的水种菜、种稻和栽树。
所有这些，延安的干部和人民都视为传家宝。

延安县老干部多，特别是基层干部中复员的老红军、老八路占的比例很大。
这也是延安干部参加劳动较多的一个原因。
这些干部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参加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
现在他们不仅自己保持着参加劳动的传统，还把这个传统传给延安县的所有干部。
曾经多次受到县、社奖励的河庄坪公社杨老庄生产大队支部书记王万年就是这样的人，王万年在旧社会当过十多年长工，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已经整七十岁了。
他现在儿孙满堂，可是仍然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集体生产。
有一次，队里给山上送粪，一些青年人赶两头毛驴还说忙不过来，王万年二话没说，亲自赶着四头毛驴上了山。
年轻的干部见他还参加一些集体劳动，又感动又惭愧，都不能不向他学习，不能不积极地苦干。

延安各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不但参加劳动较好，而且许多人还是遵守劳动制度的模范。
他们一般是队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无故缺勤。
梁村公社裴渠生产大队支部书记赵义法，今年2月的一个晚上从外村上党课回家，不小心跌在河里了。
他妻子怪他“为啥不明早回来？”
他却说：“队上派我明天送粪，今晚不回来明天要耽误出工。
咱是干部，不应该随便误工。”
在延安县老干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一些知识青年也很快就成了热爱劳动的人。
如1956年自愿到延安建设山区的浙江知识青年黄根品，枣园公社王皮湾大队回乡生产的女高中毕业生张君舍等，现在都成了生产队的好劳动力。
===== 印度代表在世界妇女大会上攻击我国-我国代表要求说明真相竟遭无理阻止；
许多代表对这种情境表示愤慨

新华社莫斯科26日电 今天上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印度妇女代表在她的发言中，就中印边界问题歪曲事实真相，对中国进行了诬蔑和攻击。
而当中国妇女代表要求在大会上发言说明真相时，却遭到大会执行主席的无理阻止。

今天是由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的第三天。
在上午的会议上，印度代表阿萨夫·阿里夫人利用大会讲台进行反华宣传。
她歪曲事实真相，将中印边界问题的责任推在中国身上，并攻击中国不愿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她竭力为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政策吹捧，她说：“我们的政府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表示，如中国准备全部接受科伦坡建议，我们将很高兴地坐下来和中国谈判。”
她在会上还说，“我们从世界一切国家，特别是伟大的苏联的同情和支持中得到了鼓舞。”
她说，“我们的心里充满着感激，因为在我们遭到最大危机的时刻，我们的苏联朋友帮助我们加强了不结盟和和平共处。”
阿萨夫·阿里夫人发言后，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郭建立即向执行主席要求发言，以说明中印边界问题的真实情况。
大会执行主席英国代表卡里特竟然专横地不许郭建发言，并不断按铃阻挠郭建发言。
同时，又有人跑到扩音器前面去阻挡郭建讲话，会场上的送话器也被切断。
但是，中国代表认为，这个大会讲坛既然已被用来作反华叫嚣的场所，中国代表当然不能保持沉默。
因此，仍坚持要求发言。

这时，执行主席又突然宣布休会。
可是，会场上的人们都不愿离开，大家都想听听中国代表对印度代表的挑衅的回答。
接着，会场灯光忽然关闭。
会场上引起了一片混乱，许多代表对于这种专横行为表示激愤，议论纷纷。
全非妇女大会秘书长、几内亚代表团团长珍妮·马丹和马里代表团团长阿乌阿·凯塔夫人都向郭建表示：她们代表她们的代表团，不同意执行主席的这种行为。
她们要求在下午会上给中国代表以发言机会。

当天下午，大会继续举行。
但是执行主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纳巴拉奥维（阿联）再次不让中国代表发言。

从6月11日到21日，美国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泰国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阴谋加紧干涉老挝局势。
演习动用的兵力约为二万五千人，其中美国军队就占了一万人。
图为美军直升飞机运载“小约翰”导弹进行演习。

（新华社发）

栏目：简明新闻

全国一级、健将级游泳通讯比赛揭晓我军选手获两项冠军

由国家体委举办的一九六三年全国一级、健将级游泳通讯比赛，五月一日到五月三十日分别在各地进行。
竞赛结果最近已经揭晓。
在男、女二十三个竞赛项目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选手获得两项冠军。

社会主义国家公安组织篮球赛前卫队获第二名

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第四届男子篮球赛二十六日结束。
北京“前卫”队获得第二名。
苏联队、保加利亚队获得第一和第三名。

南越人民五月间打死打伤四十四名美国侵略者

南越人民和人民自卫武装力量以及伪军中爱国士兵五月间打死二十九名和打伤十五名美国侵略者。
（新华社）

栏目：时事信箱

编辑同志：

我们在报上经常看到，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拼凑了四个地区性的侵略集团，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美澳新条约组织。
请问：有哪些国家参加了这几个侵略集团？
美国拼凑这些侵略集团的目的是什么？

3650部队战士 潘新信

潘新信同志：

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拼凑的这四个侵略集团，是它企图称霸世界的重要工具。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拼凑的一个最大量主要的侵略集团，于1949年4月成立。
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各成员国外交、国防、财政部长组成的理事会，每年举行会议二至三次；
最高军事机构是由各成员国总参谋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近郊陶芬门。
参加这个集团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卢森堡、加拿大、挪威、丹麦、冰岛、希腊和土耳其等。

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在1954年9月成立的。
参加这个集团的除美国以外，还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等国。
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
主要机构有：由成员国外交部长组成的最高权力机关——理事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
由成员国驻曼谷大使组成的理事会常设机构——代表理事会；
由亚洲成员国的总参谋长和西方国家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武装部队司令组成的军事顾问团等。

中央条约组织原名叫巴格达条约组织，是在美国策划下于1955年11月正式成立的。
它的成员国有英国、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
美国虽在名义上没有正式参加，但却参加了这个集团的所有委员会，并且担任该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实际上是这个组织的头目。
中央条约组织的总部原来设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过去伊拉克也是参加这个集团的，因此，叫做“巴格达条约组织”。
自从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爆发革命后（后来伊拉克于1959年3月宣布退出），这个集团的总部就于1958年10月迁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它的名称也改为现在这个名字。
它的最高机构是常设理事会。
常设理事会分为两级：（一）由参加国总理或外交部长组成；
（二）由参加国助理部长或大使级代表常驻理事会。
理事会下设秘书处和军事、政治、“反颠复”、联络四个委员会以及科学理事会和联合军事参谋部。
1960年1月又成立了常设军事代表小组。

美澳新条约组织，又叫美澳新理事会，1951年9月1日根据“美澳新安全条约”第七条成立。
参加国有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它的组织机构有：（一）由三国外长出席的理事会会议，每年开常会一次；
（二）由三国助理外长出席的理事会助理会议，会议日期不固定；
（三）三国军事代表会议，开会日期也不固定。
无常设机构。

美帝国主义拼凑这些侵略集团，是有着极为恶毒的目的的。
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日、意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
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包括美国的同盟在内，都置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奴役和控制之下。
美帝国主义拼凑这些侵略集团，正是它实现这个反革命总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
目的是利用这些侵略组织，疯狂扩军备战，积极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并且不断利用这些组织到处制造紧张局势，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和颠复活动。
另一方面，把这些组织作为它控制中间地带和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
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建立这些侵略集团，是为了反对所谓“共产主义侵略”的。
许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确实是利用这些集团在准备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
但是，自从这些组织成立以来，首先受到美国控制的是参加这些集团的国家。
因此，在这些侵略集团的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日益尖锐。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就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
其他侵略集团的成员国同美国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编者

栏目：时事信箱

（答8173部队李汉初、7566部队刘万学、6444部队杨小宁、6153部队仪臣名、开原公安部队杨井仁、6571部队刘发政、4704部队王振东等同志问）

你们来信询问我国外交部不断对美帝国主义侵犯我国领海、领空的罪行提出警告的意义。
《人民日报》1960年5月27日题为《第一百次警告》的社论中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领海、领空的每一次侵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下警钟。
它提醒中国人民：美帝国主义在威胁着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1958年9月间，正当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地区对我国进行频繁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的时候，毛主席就说过：‘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
’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每一次挑衅，每一次欺负，都必须一次不漏地、一笔一笔地记下来，丝毫不能含糊。
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所犯下的一切侵略罪行，有朝一日终要清算的。
美国对中国领海、领空的每一次侵犯，都是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债。
每一笔债都是必须偿还的。
我们已有警告在先，当债台高筑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只能怪它自己了！
中国人民是绝不会饶恕它的。
中国俗话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
美帝国主义绝不能逃脱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正义的审判和惩罚！”
《人民日报》1962年4月27日题为《严重警告美国侵略者》的社论中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我们绝不能对于美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罪行置之不理。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军事力量侵犯中国领空、领海所提出的严重警告已二百次了。
这是美帝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账。
欠账一定要还！
中国人民同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终有一天要清算美国侵略者欠下的血债。”

（答4740部队一分队高治平、王贵安同志问）

新老殖民主义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们对外都是侵略、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其他国家，都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各种势力范围，当作它们发财致富的源泉。
但是，在推行殖民主义的手法上，新老殖民主义者又不尽相同。
一般地说，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地采取旧殖民主义手法，即直接的政治经济控制和残酷的军事镇压。
美帝国主义者则主要地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法，即在形式上给予殖民地以某些政治独立，而在实际上则加强经济、政治、军事控制，实行间接而狡猾的统治。

美国所以要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法，是由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
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当它挤进帝国主义行列的时候，世界已经被老牌殖民主义者瓜分完毕，加之，在二十世纪以后，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兴起，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发现采取对半殖民地控制的方式比对殖民地的直接统治形式更加有利。
而且为了便于从旧殖民主义者手里取代殖民统治地位和便于欺骗殖民地的人民，因此，美国在推行殖民主义的时候，就更多地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法。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只用新殖民主义手法。
事实上，美国不但至今拥有象波多黎各、巴拿马运河地区等等直接受其统治的殖民地，而且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一直采取残酷镇压的政策。
同样地，老牌殖民主义者也常常采用新殖民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主义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
由于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的高涨，帝国主义被迫在继续使用旧殖民主义手法以维持其统治的同时，越来越多地使用新殖民主义手法，来建立或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
美国主要是靠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派出“和平队”、收买当地上层分子、搞“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大量输出资本来维持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如拉丁美洲、菲律宾等），并扩张新的势力范围。
英国主要是靠英国训练的大批土著文官、帝国特惠关税制度、英镑区机构以及大量资本输出，来巩固自己的联邦和殖民地体系。
法国则主要靠建立“法兰西共同体”、同当地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密切合作以及大规模资本输出，来维系所谓法郎区的稳定。

帝国主义殖民手法的某些变化，并不意味着它们的侵略本质有什么改变，而只是表明它们的侵略手段更加阴险毒辣，更加狡诈。
但是，不管新老殖民主义者采取什么样的殖民手法，它们都无法阻止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前进，无法挽救它们日趋灭亡的命运。

（答四六一九部队郭炳炎、四零二医院于普水、安徽宿县县委宣传部杨守宗、三八一四部队卢振和、六九九零部队舒位汉等同志问）

宣言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政府，单独或共同宣布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或态度的文件。
政党或团体有时也用宣言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或共同的主张，宣布总的政治方针和纲领。

声明是一国政府、一个政党，就某一或某些问题或事件，阐述本国政府、本党的立场、态度、主张而发表的正式文件或发言。
两国、两党共同发表的声明称联合声明。

公报是政府、党派关于某一重要事件或某一重要会议通过的决议的正式报道或官方报道。
两国、两党或数国数党举行会谈或会议之后所发表的关于会谈、会议结果的文件，也常叫做公报。

（答北京刘传美同志问）

由于南越人民的英勇斗争，南越解放区已经日益巩固和扩大。
根据今年年初的材料，南越人民已经夺回了美吴集团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所掠夺的六十五万公顷的土地。
南越解放区的面积占整个南越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六。
解放区人口约有七百万人，占南越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在解放区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正在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民主改革，积极改善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许多地方的贫雇农分到了土地。
在解放区里，每个乡都设立了医务所和接生站；
许多乡开办了学校、民众识字班以及阅览室等等。
大约有五十万学生在学校读书。
在南越解放区还建立了自己的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向全世界人民传播南越人民的胜利消息。

作者：王树生陈再道詹才芳
栏目：革命斗争回忆录

1927年11月，鄂东北黄安，麻城两县的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
起义武装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鄂豫两省黄、麻、光（山）三县边界，建立起鄂豫皖边区最初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1926和1927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
①黄、麻起义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黄、麻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
广大人民群众和反动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酝酿着一触即发的革命风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黄安，麻城两县即逐渐有了共产党的影响和活动。
最初传播革命思想的是在武汉读书的一些进步青年，其中有些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的教育和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以后，他们的活动逐渐加强，深入工农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发展了一些先进的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入党。
是年秋冬，两县分别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之后，更大力地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开办贫民夜校，宣传革命思想，加强了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1926年秋，北伐军攻占武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黄、麻两县革命运动的发展。
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均由秘密转为公开，并且猛烈地发展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一切权力归农会”、“劳农神圣”等口号，响遍了城镇和乡村。

农民运动兴起之后，首先就以暴风骤雨之势，向直接压在农民头上、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1926年冬和1927年春，两县先后逮捕惩办了吴惠存、李介仁、丁枕鱼、王子历等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数十名，麻城的革命群众，还粉碎了反动县长刘芳、商会会长李舜卿等组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
在这些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广大农民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他们怀着千百年的深仇大恨，拿起了锄头、扁担、刀矛、土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向封建地主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猛烈冲击。
斗争最激烈的黄安的高桥、七里、紫云等区，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区，地主的权力都被打倒，农民协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
农民们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他们兴奋地说：“盖子揭开了，革命就要革到底！”
“共产党是真正领导穷人革命的，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干到底！”
在镇压土豪劣绅的同时，两县农民还与地主阶级掌握的反动武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早在1926年冬，黄安县的共产党员吴焕先等，即在箭厂河一带，利用红枪会的旧形式组成了三支群众性的武装，进行革命斗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黄、麻两县的地主阶级，为了抗拒农民运动，纷纷扩大反动武装，向革命人民发动进攻。
黄安西南部的高桥等区的革命运动遭到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党的组织被迫转入了隐蔽斗争。
正在这个时候，部分外逃的土豪劣绅，以光山新集（现河南新县）为中心，勾结附近各县反动红枪会数万人，向黄、麻北乡的革命人民发动了疯狂进攻，侵入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大肆烧杀抢掠，并于4月底包围了麻城县城。
在此紧急情况下，两县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坚决抵抗，麻城党组织并派人到武汉搬兵。
当时中共湖北省委委员董必武同志是湖北省政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湖北省各界曾组成“麻城惨案委员会”，会同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听”武装学生三百余人驰援解围。
并令原在黄安剿匪的部队一个营，火速前往，协同作战。
这一有力支持，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农民的志气。
当学生军接近麻城城郊时，反动红枪会仓皇北撤。
革命武装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乘胜反击，一直追到新集附近，沿途摧毁了方家塆等反动据点，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取得了很大胜利。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军，在这次行动中，作战勇敢，纪律良好，积极帮助当地党组织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影响。
此后，两县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一些共产党员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桂步蟾等又先后返回黄、麻工作，在领导发展当地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与地主反动武装的斗争，黄、麻两县党组织深深体会到掌握武装的重要，同时也大大激励和锻炼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意志。
在斗争中，两县先后建立了脱离生产的农民自卫军，并在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群众中，普遍组织起农民义勇队，在黄、麻两县与光山交界地区，东西两百多里的高山上，形成了一条人民群众的革命防线。
每当敌人进攻时，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便从四面八方涌来参战，英勇地配合农民自卫军，打退敌人的进攻。
5月间，黄安北乡三千余武装农民，在木城寨抗击反动红枪会达七昼夜之久，最后党动员广大群众配合农民自卫军大举反攻，将敌击溃。
6月20日，麻城北乡又遭反动红枪会疯狂进犯，当地群众在杨泗寨、癞痢寨、破寨岗等地与敌激战三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其中破寨岗一战，守寨农民自卫军百余人，在六千余群众的配合下，击败万余会匪的进攻，追杀四十余里，毙俘反动会首十余名。
群众为纪念这次胜利，将破寨岗改名“得胜寨”。

正当黄、麻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惩办土豪劣绅和抗击会匪的胜利，进一步巩固、扩大革命力量的时候，汪精卫又继蒋介石之后，于“七·一五”叛变了革命。
曾一度成为革命中心的武汉，一变而为反革命的营垒。
国民党下令清党，到处解散农民协会，收缴农民自卫军的武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而且宣布“宁可枉杀三千，不使一人漏网”。
黄、麻两县潜伏和外逃的豪绅地主，更乘机而起，勾结光山的反动红枪会，从四面八方向革命基础较好的区乡大举进攻，妄想扼杀这个地区的革命运动。

在此紧急关头，黄，麻两县的党组织和基本群众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
过去混入党内的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变成了可耻的叛徒，但是，经过斗争锻炼并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多数共产党员，则更坚定地和群众一起投入火热的斗争。
受过革命洗礼的基本群众是毫不动摇的，特别是那些经过激烈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锻炼的人民，更是紧紧地抓住枪杆子不放手，他们说：“农民协会还是要！”
“不打不能安身！”
两县党组织，经过整顿之后，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继续领导着以农民自卫军为骨干、以农民义勇队为基础的农民武装和广大群众，抵制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粉碎了国民党的收编诱降和麻城农民自卫军内奸分子的叛变阴谋，打退了反动红枪会的多次进攻。
其中8月17日的北界河战斗，麻城农民自卫军在黄安农民武装一部和麻城的上万群众的配合下，打垮恶霸头子王芝庭率领的反动民团数十人和红枪会数千人的进攻，毙敌百余名，活捉了王芝庭，缴枪十五支，马六匹，刀矛无数，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凶焰。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
一条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对农民运动横加指责和限制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坚决相信和依靠农民，放手发动和武装农民的正确路线。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力地批驳了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热情地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强调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政府和农民武装，坚决镇压土豪劣绅。
现在回忆当时黄、麻地区的农民运动，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
两县党的组织，大力地发动和武装了群众，并领导这些革命的武装农民，和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掌握的反动武装，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粉碎了敌人多次的阴谋破坏和武装进攻。
就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险恶形势下，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仍然坚定地站在惊涛骇浪里，坚守着自己的岗位，领导革命群众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尽管这时两县党组织对革命斗争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策略路线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他们的坚持奋斗，却为以后黄、麻武装起义，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和一块发动起义的革命基地。

（二）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及举行秋收起义的号召，9月间传达到黄、麻两县，给正在坚持斗争的革命人民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同时，“八一”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的胜利，亦给当地党组织和广大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两县党组织迅速制定了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的计划，积极领导广大群众举行秋收起义，自9月26日起，便到处集会、示威，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不分昼夜地搜捕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打击反动势力，形成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但是，由于两县党组织，缺乏领导起义的经验，没有及时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政权，没有及时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军队，因而未能把这时的农民运动推进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
然而，这次起义的意义是很大的，它向当地农民揭出了党的土地革命的旗帜，进一步地发动了群众，组织了群众，武装了群众，严厉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复辟活动，基本上肃清了黄、麻北乡七、紫、乘、顺等地区的反动势力，为更大规模的起义行动准备了条件。

10月间，湖北省委鉴于黄、麻两县当时尚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和很好的群众运动基础，遂派吴光浩、王志仁等到黄、麻地区，建立了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麻等县的武装起义。
特委要求黄、麻两县党组织更加广泛深入发动群众，进一步整顿农民自卫军和加强群众武装，继续发动起义，并于11月初，在七里坪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武装夺取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决定。
这时，两县农民自卫军共有枪三百余支，以刀矛土枪武装起来的农民义勇队及其它形式的农民武装达三万人以上。

1927年11月13日，声势浩大的起义壮举开始了。
鄂东特委调集黄安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一部，及七里、紫云等区千余精悍农民义勇队，能成攻城部队，于当天夜间十时浩浩荡荡向黄安县城进发。
黄安七里、紫云、高桥、二程、桃花、城关等区成千上万的群众，积极响应，配合作战。
14日四时，攻城部队在城内人民配合下，一举攻入城内，全部消灭了反动警察武装，摧毁了反动县政府，活捉伪县长贺守忠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数十人，把土地革命的红旗，胜利地插上了黄安城头。

黄安县城的解放振奋了广大人民，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入城内庆祝胜利。
全城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到处贴满鄂东革命委员会的布告和鼓舞革命斗志的标语。
18日，黄安城内举行了万人大会，庄严宣告黄安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诞生。
大会选出曹学楷等九人组成农民政府委员会，曹学楷任主席。
农民政府宣布了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统治、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等为内容的施政纲领。
并发出通电和告民众书。
曹学楷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完粮饷送钱给大老爷，或是被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抓来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
但是今日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作起委员来了。
这证明了我们革命力量的强大，同时也证明了现在是劳苦人民的世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了。”
他的话，激动着每个到会的群众，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四起，充满了起义胜利的喜悦。

农民政府成立后，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也举行了隆重的检阅仪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黄安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一路，麻城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路。
潘忠汝为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为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司令，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
在检阅仪式上，潘忠汝响亮地号召大家：“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奋斗，直到打出我们的大路，打出我们的江山。”
黄、麻起义在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它以有力的行动，回击了反革命的屠杀和进攻，大大鼓舞了当地广大群众的斗争。
它在鄂豫皖边建立了第一个工农兵政权，用实际行动向当地人民指明，要获得土地和解放，不但必须而且能够自己起来夺取和掌握政权；
并且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组成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为这个地区以后开展革命战争的一支骨干力量。
这次起义的胜利证明：党的“八七会议”所确定的武装革命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②黄、麻党组织在鄂东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由于坚决执行了党的武装革命的总方针，而且组织严密，动员深入，行动快速，斗争坚决，因而保证了起义的迅速胜利，把当地的革命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

黄、麻起义的胜利，震撼了武汉等地的敌人。
当时，敌中央社惊呼：“黄安自被农军盘踞，其势比前更加蔓延，……组织工农政府，大倡土地革命，贫苦工农附从者已达万人。”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扼杀这个初生的红色政权，立即调动军队向起义的人民进攻。
12月5日夜，敌十二军一个师突袭黄安县城。
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英勇壮烈的搏斗，但终因众寡悬殊，被敌攻陷。
部队虽然最后突出重围，但却遭受严重伤亡。
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和许多优秀的革命志士光荣牺牲。
刚刚解放二十一天的黄安县城复陷敌手。
接着，该敌即对黄、麻起义地区疯狂进行“清剿”。
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委员刘文蔚等，亦相继被捕，英勇就义。
起义地区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中。

黄安失利的教训说明，要取得革命胜利，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苦于斗争。
当时总的形势是敌人强大，我们弱小；
起义虽然取得胜利，但敌人的反扑必定跟着到来。
在这种形势下，起义武装的中心任务，不在于长期保有城市，而在于依靠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和敌人进行长期斗争。
可是，当时起义的领导上，由于缺乏经验，对敌人反扑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同时还不懂得红色政权可以而且应该首先建立在农村，因而没有及时主动地把领导中心和起义武装的主力转移到农村，以游击战对付敌人的反扑。
结果敌人的大举进攻一到，便使领导机关和新建的革命武装遭到重大损失。
但是，黄、麻党组织和人民，并没有被这次严重挫折吓倒。
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吸取了黄安失利的教训，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探索着坚持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继续挺胸向前。

12月下旬，当地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的一些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在黄安北乡之木城寨举行会议，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决定留少数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将大部分人枪转移到敌后游击。
接着即在黄安北乡闵家祠堂集合了七十二人，长短枪五十三支，通过敌人层层封锁，胜利地转移到木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木兰山位于黄陂北部，当时那里没有敌正规军，仅有少数地方反动武装。
党在当地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还有一些社会关系可以利用。
同时与它靠近的黄安高桥、二程等区，党有着很大的力量，可以随时得到支援和掩护。
工农革命军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暂避敌锋，向这一地区转移，是个正确的抉择，也是开始农村游击战争，探索坚持长期武装斗争正确道路的起点。

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到木兰山后即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
吴光浩为军长，戴克敏为党代表，汪奠川为参谋长。
经过短暂休整，便在木兰山周围展开了积极活动，到处宣传、发动群众，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反动武装。
1928年1月23日（旧历元旦），攻克封建堡垒罗家岗，当即发动群众，开仓分粮，没收当铺，号召群众无偿取当。
一连三天，前来分粮取当的人群络绎不绝。
革命军的声誉大振。

敌人发现工农革命军在木兰山活动后，即调动部队前来围攻。
第七军机智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东进黄冈、罗田游击。
但是这些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第七军到处受到敌人追击“堵剿”，活动异常困难，遂于3月初重返木兰山。
在这一个多月中，第七军日夜与强敌周旋，餐风宿露，历尽艰辛。
但是大家坚忍地克服着各种困难，紧握着武器继续坚持斗争。
吴光浩同志不断地教育大家：“我们的枪丢不得！
有了枪，才能打倒地主阶级，才有工农的出路；
丢了枪，就不能胜利，不能生存！”
第七军返回木兰山后，为了便于活动，将部队编为四个队分头游击。
戴克敏、徐其虚率一个队北返黄安，廖荣坤率一个队东进麻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联系群众，了解情况，打击反动势力，准备接应部队重返黄、麻老区。
其余两个队分别由吴光浩、汪奠川率领在黄陂活动。
这四支部队，采取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方式，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在短短二十天的时间内，先后在去武汉的路上镇压了麻城福田河的反动团总彭汝林、黄安公安局长曹“屠夫”等。
4月初，敌十八军与十二军发生冲突，黄、麻地区的十二军部队撤回河南。
戴克敏、徐其虚率领的一个队于4月7日（清明节）消灭了紫云区上代家的民团，缴枪十余支。
随后，第七军按预定计划乘机全部返回黄、麻老区。

在工农革命军转战木兰山期间，黄、麻两县的土豪劣绅纷纷建立“清乡团”，和国民党匪军一起，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不少村庄被血洗，无数的革命战士和群众遭到剖腹、挖心、剁手、活埋等惨无人性的屠杀，甚至老弱妇幼亦难幸免。
但是经过激烈斗争锻炼的黄、麻人民，依然采取各种方式顽强地坚持斗争。
群众日夜盼望着工农革命军打回来报仇雪恨，他们坚信：“共产党是不会失败的。”
到处传说着“工农革命军就要打回来了”。
当第七军返回后，群众一见就热泪盈眶地向战士们控诉敌人的罪行，要求讨还血债。
群众的控诉，激起了部队指战员的复仇怒火。
第七军随即向土豪劣绅“清乡团”展开猛烈反击；
广大群众亦揭竿而起，闻声响应，每逢作战，人群就象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来配合。
数日之间，消灭和驱逐了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一些地主武装。
农民们高兴地把这次胜利称为“二次暴动”，并且编出歌谣，到处唱着：“党员游击转回还，先打清乡团；
铲土豪、除劣绅，一心要共产。
谁敢来抵抗，叫他狗命完；
只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
工农革命军返回黄、麻不久，敌十八军又加紧了对革命人民的进攻，到处安设据点，实行严密的控制和“清剿”。
虽然当时形势十分险恶，但第七军在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和掩护下，顽强地坚持着斗争。
为了摆脱强敌的跟追，部队经常活动于鄂豫边界，利用两省军阀行动不尽一致的空隙和矛盾，跳来跳去，辗转游击。
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光山南部的柴山保地区条件很好，该地处于两省三县边界，当时无敌正规军驻扎，湖北的反动军队越界活动，一般是朝发夕归，不常驻留；
而且这个地区与黄、麻两县的七里、紫云、乘马等区毗连，崇山峻岭，地势险要；
当地贫苦群众在黄麻起义胜利的影响下，积极要求革命，他们说：“七里坪、乘马岗打了土豪，不交租又分田！”
“我们为什么替土豪劣绅拚命？”
工农革命军到这里活动，既可以利用敌人的空隙得到较好的休整，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工作；
又可以保持与黄、麻老区的联系，支持老区人民的斗争。
于是5月间，当地党组织和第七军领导人决定在恢复老区工作的同时，开展柴山保地区的工作，以便在黄、麻、光三县交界的摩云山、羚羊山、木城寨、光裕山之间，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
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的萌芽，是第七军发展里程上的重要关键。

从黄安突围，经过以木兰山为中心的游击活动，到这回黄、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是当地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所经历的又一次严重考验和锻炼。
强大的敌人在占领黄安城后，企图以更残酷、更大规模地屠杀来扑灭革命的火焰。
当时第七军虽仅数十人枪，却怀着革命必胜的雄心壮志，发扬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了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因而保存了革命力量，鼓舞了群众斗志，扩大了革命影响，积累了斗争经验，挽救了当地革命的危局，并在经过近半年的游击活动之后，重返黄、麻老区，提出了开辟柴山保的计划，向着边界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

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进入柴山保之后，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方面采取了许多正确的措施。

这支革命武装进入柴山保不久，即在河南湾击溃了紫云区清乡团和国民党军一个营的进攻，俘敌两名，缴驳壳枪三支。
这一仗虽然缴获不多，但政治意义很大。
它树立了革命军的声威，震慑了反动势力，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开展边界地区的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
此后，第七军，一方面在老区群众的支援下开辟新区工作，一方面又利用新区的有利条件支持老区人民的斗争。
部队时聚时散，往返跳跃，南北配合，取得不少胜利。
同时每当战斗空隙，即全力进行群众工作，到处宣传革命主张，组织发动群众。
而且纪律严明，公买公卖，借物送还，损物赔偿，派饭给钱，给了群众以深刻的影响。
群众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队伍！”
为了在柴山保地区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党组织决定派曹学楷等负责地方工作。
首先深入群众，扎根串连，建立党的组织和秘密农会，发动抗租抗债等斗争。
对上层分子，除少数反动豪绅必须严办以外，争取一些较开明的分子保持中立。
对红枪会则派人打入内部，争取会众，进行改造。
对当地以吴文路为首的一股土著武装，则利用他们和军阀部队的矛盾争取他不与革命为敌。
这些措施都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因而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以后，党和工农革命军获得了当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群众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并且初步地组织起来；
上层分子逐渐分化；
红枪会变成了革命的红枪会；
柴山保变成了一块红色区域。
同时，还争取了驻紫云区来家河之敌十八军一个连七十三人，携枪七十五支哗变来归，其中多数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余则发给路费遣送回乡。

随着工作的发展，党和军队的力量也发展了。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7月间，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下辖四个大队，吴光浩为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为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原第七军参谋长汪奠川在木兰山时牺牲），陈定侯为政治部主任。
10月间又重组鄂东特委，王秀松任书记。
鄂东特委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
这时，柴山保地区的工作更加深入；
整个光山南区，及与其邻近的东区、西区的工作也逐渐开展；
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工作也有很大恢复和发展。
与此同时，许多被迫离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纷纷返回黄、麻老区，加强了革命力量。
这样，红军和当地党组织、革命群众汇成一股巨流，使新老区的工作迅速恢复、发展起来。
党和红军在黄、麻、光三县边界开始站稳了脚跟。

这时，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成为照耀各地革命斗争前进的灯塔。
鄂东特委，从黄、麻地区一年多来的斗争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弱小的革命武装，只有走井冈山的道路，在敌人统治薄弱和群众、地理条件有利的边界地区，实行固定区域的武装割据，才能胜利发展。
同时，邻近的豫东南和皖西党组织又都在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因此鄂东特委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并通过中央巡视员于12月15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要求把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区，以创造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
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说明鄂豫边的党和红军对于利用边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已经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1929年，鄂豫边的武装割据地区日益巩固和发展。
3、4月间，红三十一师乘蒋桂军阀混战之机，向外扩大游击，消灭了黄安县的禹王城、高桥河、麻城的西张店等地多股反动民团，缴枪一百四十余支。
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割据地区也进一步扩大。
黄安、麻城、罗山，孝感、黄陂的部分地区，建立了区一级的工农政府和游击队、赤卫队。
中心区域已初步分配了土地。
红三十一师也迅速扩大，发展到四百多人。
部队党政工作有了加强，此外还创办起小型医院、修械所和被服厂。

5月，鄂东北特委（原鄂东特委改称）又召开了各县县委和红军师委的联席会议，改选徐朋人为书记；
并根据党的“六大”决议，通过了“临时土地政纲”、形势与任务、扩大游击战争、政权建设等八个决议案。
在党的这些决议指导下，鄂豫边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业已紧密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鄂豫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与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的同时，豫南、皖西的党组织亦先后在商城南部和六安、霍山地区领导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和豫东南、皖西两块革命根据地。
并于1930年3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建立了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实行了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胜利地实现了创造鄂豫皖三省边界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的夙愿。
使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更大发展的新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发展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毛泽东同志所开创的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并最后夺取反革命根据的城市的道路，即以农村为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③黄、麻起义中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在走上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之前，曾经遭受过严重挫折，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当它经过艰苦曲折的探索过程，走上这条道路之后，便打开了一个日益蓬勃发展的局面。
今天回顾这段艰苦曲折的革命斗争，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指导革命斗争不断胜利的唯一真理，跟着毛泽东同志前进就一定胜利！

①《毛泽东选集》第5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3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629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稿）

作者：傅乃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