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本报讯 空军某航校信号班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七年时间内，为国家节省了十多副T字布，五个风向袋，二百多个小旗，约合两千多米棉布。
《空军报》最近用两版篇幅报道了这个信号班的事迹，并已发表社论，号召空军全体同志向他们学习。

信号班的任务是：观察飞机着陆时是否放下了起落架和襟翼，观察跑道上有没有障碍物，保证飞机安全落地。
他们使用的主要器材就是T字布。
机场上砂石草根很多，T字布面积很大，经常收卷铺放，很容易损坏。
一副用一百多米布制成的T字布，一般只能用半年就报废了。
可是这个信号班的同志却将一副T字布使用了七年，保证了一千多个飞行日的需要，现在还继续使用着。

1956年，信号班开始提出延长T字布的使用年限时，也曾有人怀疑过。
有的说：“我们一年发两套衬衣还不够穿呢！
T字布成天在机场的草根砂石上拖来拖去，风吹雨打，怎么能延长使用年限呢？”
可是班长李玉琐却说：“T字布能不能延长使用年限，就看我们有没有勤俭节约的精神。
在旧社会，我家一件棉袄穿了三代。
我祖父穿了一辈子，我父亲又穿了几十年，又给我和弟弟穿。
一件棉袄能穿这么多年，难道一副T字布就不能多使用几年吗？
现在虽然不同过去，但我们也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呀！”
全班同志都是受过苦的工农子弟，听班长这样一讲，大家都很激动，说：我们节约一副T字布，人民就可以多用一些布。
于是大家在一起订出了一个爱护T字布的“四轻”（轻拿、轻放、轻装、轻卸）、“四勤”（勤补、勤洗、勤晒、勤检查）的办法，决心把这副T字布的使用时间延长三年半。

打这以后，信号班的同志每人做了一个针线包。
每次飞行结束后，他们就抓紧时间缝补洗晒，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T字布。
1960年7月有一天，一架飞机着陆时，偏到T字布上，把布板撕成了几片。
收场后，大伙连夜把它补好。
还有一次，刘堂义吸烟时，不小心把烟灰掉到T字布上，烧了个小窟窿。
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当即把它补好了。
回去后，又要求班长开班务会，自己作了检讨，心里才宽慰了一些。
现在这副T字布，已经补了一千多个补钉，几乎完全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但战士们都把它视若珍宝，在旧的补钉上，不断地落上一个又一个的新补钉。
他们说：“一个补钉一片心，针针线线为人民。”
现在，在人们心目中，这副T字布已经不仅仅是为飞行员指示着陆目标的标志，它已经成了信号班战士发扬我军传统作风、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象征了。

七年来，信号班的战士已经换过几批。
但是，不论是已经离队的老战士，还是刚来到班里的新战士，他们都清清楚楚地记着信号班的“传家宝”。
他们通过T字布这个有形的“传家宝”，把艰苦奋斗这个无形的“传家宝”，一班接一班地传下来了。

在信号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的“仪式”：每当一个班长快要复员的时候，就把全班的同志召集在一起，把那副补钉落补钉的T字布，极其庄重地交给新任的班长，要他们把艰苦朴素的作风传下去。
1956年，信号班长、共产党员江恩保复员前，他把全班同志召集在一起，亲自把一副新T字布交给了新任班长李玉琐。
李玉琐在全班同志面前庄严地接过T字布，激动地说：“江班长，我们一定爱护好它！”
1960年，李玉琐同志复员时，又把全班召集起来，把那副已经用了四年的T字布交给了新任班长董少森，并且说：“勤俭作风是咱班的传家宝。
希望大家把咱班的老作风，永远传下去，为国家节约更多的棉布。”
以后董少森又把T字布传给张洪恩，张洪恩又传给霍昌禄。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传统作风，便在信号班牢固地扎下根来。

“决不让我们班的光荣传统，从我们手里失传”，这已经成了每一批信号班同志的共同意志。
每当新战士来到信号班的时候，班长和班里的老同志就向他们讲述那副补钉累累的T字布的历史，并且告诉他们：“这副T字布上不知道流了老同志多少汗啊！
我们应该象老同志一样，继承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
这样，艰苦朴素的种子，便撒进了刚刚跨进信号班门槛的战士的心里。
“一星星，一点点，要艰苦，要勤俭”，这是他们的口头禅。
去年，他们就收集了二百多个牙膏皮，卖了八元多钱，用这些钱买了些缝补T字布用的针线。
去年，信号班被评为四好班。
他们的事迹被当作佳话，在校内校外广泛流传着。

（转自《空军报》）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
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

作者：孙挽周
版面：头版

4582部队后勤直属队油料班，近几年来工作认真负责，成绩突出，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这是油料保管员张胖孩和班长胡锦祥在倒残油。

孙挽周摄

版面：头版

毛主席一向教导我们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我们部队涌现出不少艰苦奋斗的典型单位和人物，某航校信号班就是其中的一个。
由于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七年之中，就为国家节约了约合两千多米棉布。
这个事实说明，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牢固地树立起艰苦奋斗的思想，处处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就可以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财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信号班的同志们七年节约了两千多米棉布，正是他们一针一线、一个补钉一个补钉地辛勤缝补的结果。
也许有人看不起一根针、一条线、一寸布、一滴油，认为这个账不值一算。
我们说，不，这个账是值得大算特算的。
我们从全军看，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只要每人节约一寸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我们办一切事，都要和我国是一个拥有六亿多人口的大国联系在一起来考虑。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个人点点滴滴的节约，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意义。

艰苦奋斗的作风，对我们来说，过去是，今天是，将来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应当十分重视对接班人的培养，便艰苦奋斗的作风代代相传。
现在，我们处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各方面的条件较之过去都大大改善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必须经常地进行艰苦朴素教育，才有可能把我们的革命作风传下去。
信号班特别可贵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
在七年当中，他们换了五个班长，战士也换了好几批，但是，由于他们重视了对接班人的教育和培养。
艰苦朴素的作风一班一班地传下来了。
生活不俭朴的战士来到信号班，不久就学会了俭朴；
不爱护公物的战士来到信号班，就学会了爱护公物，不会针线活的战士来到信号班，也很快学会了缝补……。
这就是艰苦朴素作风的巨大力量。
这种力量不仅时刻熏陶着信号班的每个同志，而且影响了其它单位。

作者：卢心铭
栏目：愉快的星期天
版面：头版

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班长翟志民和班里的同志来到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战友张俊先。
班长去的时候，带着连首长写的慰问信，还有张俊先住院前刚换下来的衬衣、袜子和鞋，这些东西都由班长给他洗干净了。
班长和战方们还给他带去《毛泽东著作选读》、《志愿军英雄故事选》和《血泪仇》等书籍，还带了全班同志给他的一斤糖和几包饼干。
张俊先看到这些东西，心里热呼呼的，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同志们也感到这次探望战友，使他们学到了阶级友爱的老传统，也是很有意义的一天。
（卢心铭）

作者：书帛仁河庆新陈书帛彭庆新
栏目：愉快的星期天
版面：头版

营房的墙根下，每个星期天都有一个战士在那里修鞋。

他是新战士白振海。
一天训练中，他看到有的同志脚上的鞋破了，就决定学习修鞋技术。
一到星期天，他就跑进街上的鞋铺，一边看一边帮助干，钉钉子，剪皮子，使锥子，慢慢都学会了。
他从营部借来了几件破旧的修鞋工具，用自己津贴费买来剪子、修鞋刀、锥子……就修理起来。

最初给班里的战友们修，以后又给其他班排修，为了方便大家，他还钉了一个修鞋箱，建立起修鞋站。
同志们给他编了顺口溜：“修鞋站，真方便，不上街，不要钱，修得快，不误穿！”
（书帛、仁河、庆新）

白振海（右第一人）正在为战友修鞋。

陈书帛、彭庆新摄

作者：杜永金倪一三
栏目：愉快的星期天
版面：头版

4月的一个星期天，上海警备区战力文工团的演员们组成小型演出队，到了某医院，为伤病员演出了有关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节目。

在病房里，文工团员们向伤病员们宣传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先进事迹，并教唱了《颂八连》的歌曲。

演出结束时，文工团员们向伤病员赠送了他们亲手制成的针线包。
每个针线包上贴了红五星，还写了一首诗歌：“针线包是传家宝，送给战友把心表；
安心休养早健康，同把祖国江山保。”
病员们接到这份珍贵的礼物，都感激地说：一定要安心休养，争取早日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杜永金、倪一三）

作者：沈毅胡能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部指挥连在学习好八连的活动中，着重学习好八连同志的思想品质，并以好八连为榜样，认真克服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使艰苦奋斗作风落实到创四好、争五好运动中去。

这个连在学习雷锋的同时，迅速掀起了学习好八连的热潮。
他们经过领导讲课和学习了毛主席有关艰苦奋斗的论述，然后，以“好八连为什么这样好”、“我们主要学习他们什么”为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接着又用好八连当镜子，检查对照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从个人到集体，从班到排连，分别找出了薄弱环节。
党支部综合分析，认为连队的主要薄弱环节，一是抓活的思想有时不够落实，二是勤俭节约的风气还不够。
针对这两个问题，他们具体研究了改进措施，修订了四好计划。

为了抓好活思想，党支部首先研究了过去活思想抓得不够好的原因。
他们拿一件事情与好八连作了对比：前一时期，他们连接受了施工、生产任务，当时有个别战士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领导上只是简单地讲了一讲，不久有的战士就把背包带收藏起来，生活也不如以前紧张了，这时他们才着手解决。
可是好八连却不是这样。
他们看到有人用背包带晒衣服，就察觉战士的战备观念松懈了；
听到一个战士说“南京路上站岗比看电影还好”，就觉得不对头，抓紧进行解决。
这一对比，毛病找出来了。
他们又进一步学习连队工作经验十二条，发现过去对部队思想动态研究不及时，党支部当即召开了新、老战士座谈会，深入摸思想底，然后召开支委会专门分析了全连人员的思想情况。
针对发现的问题，分别对担负施工、生产和执勤的人员进行了教育。
党支部还分工支部委员对连里几个思想有疙瘩的同志逐个进行了调查研究，找出他们进步不快的原因。
例如测地兵张继武过去有时跟班长顶撞，工作不起劲，领导上以为他服役态度有问题，这次一深入调查，发现班排长光看他的缺点，动不动就批评，使他逐渐失去了进步信心，与领导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根据这个情况，支部及时对骨干进行了教育，要求大家用阶级兄弟的感情热情帮助他进步，班排长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主动找他谈心，互相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张继武的心情舒畅了，工作也积极起来了。

他们针对有的同志生活不够节俭，对公物不够爱惜的情况，用雷锋和好八连的事迹，教育大家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作风。
学习中，他们宣扬了本连艰苦朴素标兵李定华的事迹。
李定华从不乱花一分钱，1959年入伍时发的一双布袜子现在还穿着，上面有不少的补钉。
他对公物特别爱护，桌凳坏了，不声不响地修好；
一个小螺丝钉掉了，拣起来放好；
遇到刮风下雨，不管白天黑夜，总是围着房子走走看看，把门窗关好，把放在外面的器材搬进来。
大家听了都非常感动，说有了雷锋，有了好八连，本连又有了李定华当样子，学习目标更明确更具体了。
连里还举办了节约和浪费展览。
里面有半截毛巾特别引人注意，这半截毛巾不知道是谁交旧交上来的，另一半被撕去了。
在这半截毛巾的一旁，摆着许多崭新的毛巾，都是大家节省下来交公的。
这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着半截毛巾，指导员给大家讲了雷锋和好八连为了别人、为了集体慷慨无私的故事。
大家十分感动。
最后，指导员出了一道题叫大家讨论：“雷锋和好八连为什么能够这样？
比比自己，作得怎样？”
第二天，一个战士跑到连部，交给指导员一份检讨书，这个战士惭愧地说：“毛巾是我撕的，真叫我脸红，人家雷锋和好八连的同志，一心想着别人，想着集体，甘愿当‘傻子’，而我却干损公利己的事，我一定要学习雷锋和好八连的同志们那种大公无私，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伟大品质。”
这件事深深教育了每个战士。
大家都把好八连和雷锋作镜子检查自己的思想。
新战士于耀泽入伍后大手大脚，津贴费月月不够花。
领导上用他父亲过去给地主打活披麻袋片，一家人轮着穿一件衣服出门的事启发他的觉悟，又用雷锋和好八连的事迹教育他。
于耀泽沉痛地说：“我忘本了，我的思想有‘灰’了，好八连给我敲了警钟。”
他有条破裤子本来不准备穿了，星期天从床底下找出来，一针一线地缝好了。
他说：“过去我把老传统扔掉了，现在又拣起来了。”
雷锋和好八连艰苦奋斗的作风，已开始在大家的心头上扎根，勤俭节约的风气已逐步形成。
大家说：半条毛巾、一条裤子事小，思想有锈事大，忘掉了艰苦奋斗，就是丢掉了光荣传统。
班长傅俊安的一双布鞋已穿露底了，今年本该领双新的，学习了好八连，觉得为国家节约一点是一点，就从垃圾堆里找来几块破皮子修理了一下又继续穿，没有再领新的。
无线电兵练习抄报，计算兵练习计算作业，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写，用了正面，又用反面；
铅笔剩个小头头，还想法接起来再用。
全连人人都以艰苦朴素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大家决心时刻以雷锋和好八连为榜样，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争当雷锋式的五好战士，创造“好八连”式的四好连队。
（沈毅、胡能）

作者：蓝复民张哲明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到上海参加“上海之春”演出的战友文工团歌舞团，18日下午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同志们欢聚一堂，促膝谈心，演员们还为八连干部战士演唱了许多精采节目。

当歌舞团同志来到八连时，受到了全连干部战士的热情欢迎。
歌舞团副团长唐江同志激动地说，我们离开北京时，北京部队首长再三叮嘱我们要来看望好八连同志们，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八连王经文指导员代表全连同志，对于北京部队首长的深切关怀和歌舞团同志的深情厚谊表示感谢。
接着，演员们为大家表演了独唱、独奏、合奏等，荣获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的歌手马玉涛，在同志们热情要求下，一而再地为大家唱了《雷锋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等歌曲。
演出结束后，举行了座谈，好八连的节约标兵罗大大、顾炳仁、李祖根等同志，为客人们介绍了他们在连队党支部的教育和老同志的帮助下，养成艰苦朴素作风的过程。
演员们说，前些日子看了好八连的事迹报道，今天又听了介绍，回去后一定要更好地学习好八连、演唱好八连。
（张哲明）

6450部队最近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到各分队巡回宣传好八连的模范事迹。
他们利用时间编排了小演唱《唱八连学八连》、数来宝《针线包》、洋片《夸八连》、湖南渔鼓《火红的鲜花开满园》以及相声、合唱等，并且制了一套介绍好八连的图片。
宣传队深入连队、工地，人多演，人少也演，没有房子在露天，下雨就搬到宿舍，走道当舞台，床铺当座位。
他们爬山越岭，一天要演出六七场。
在演出过程中，他们还搜集了本部队好八连式的事迹，编写了新的节目。
（蓝复民）

版面：头版

新华社19日讯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耳科克斯同志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于今天到达我国。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等。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讯 福建前线部队，在福建东南沿海地区遭受严重春旱的时候，出动大批人力，帮助人民公社抗旱。

据前线部队领导机关不完全统计，抗旱期间，各部队支援公社的劳动日近二万七千个。
厦门前线一支陆军部队，在春旱期间停止了操课，由领导干部带领赶往受旱地区，帮助公社找水源、打水井、挖渠道，引水灌溉。
当龙海平原各人民公社决定横堵九龙江引水灌田的时候，驻漳州地区的一支部队，赶到工地，参加了艰巨的封江截流工程。
担任挖渠的官兵常常通宵奋战，工地指挥部劝他们休息，他们说：抗旱如救火，引水保丰收，哪里还顾得休息！
在很短时间内，战士们把一段渠道挖成了。
社员们感激地说：子弟兵的汗水滴在渠道里，就象滴在我们的心上，我们一定要努力生产，争取好收成。

在晋江地区，某部政委徐文卿深入部队向全体官兵讲解抗旱的意义，号召大家以雷锋热爱集体、热爱人民的精神作榜样，为争取农业丰收贡献力量。
官兵们一呼百应，组成了车水队、挑水队、修渠队等，投入了抗旱斗争。

许多部队的机械修理、运输部门等也抽出力量，为公社修理排灌机械和农具。

作者：郭超

最近，我们部队各个团都在开会，传达贯彻全军政工会议的精神。
如何通过会议，使上级的指示在连队干部身上落实，在连队落实？
参加会议中有一些体会，提出来供大家研究。

抓重点

人们常说：“上面一大片，下面一条线。”
上面布置工作，管的时间较长，涉及的问题较多，如果把上面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下去，就会象一个连队指导员所反映的那样：“脑子记不住，记录记不全。”
因此，向连队干部传达上级指示和组织讨论时，都要抓住重点。

某团在传达贯彻全军政工会议总结的十二条基本经验时，从检查四个第一在连队落实三条标志入手，运用连队各种好坏典型事例，说明坚持四个第一与否的不同结果。
这样，既突出了四个第一这个核心问题，从根本上提高了认识，又联系讨论了其它十一条的主要内容。
比如，检查“是否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到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时，就谈到了认识和处理四好之间的关系，谈到训练、生产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等等；
在检查“是否一切工作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认真贯彻中央、军委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时，就谈到抓两头，贯彻条令、条例，以及生产部队怎样一切从战备出发等问题。
通过讨论，大家感到，从检查四个第一在连队落实的三条标准入手，是给连队贯彻全军政工会议精神选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用这一条线，把十二条经验都串起来了。

抓活思想

思想通了，一通百通。
上面的指示，连队干部首先要在思想上搞通，才能自觉地行动。
在传达上级指示中，如何能抓住连队干部的活思想，使他们真正领会上级指示的精神呢？
某团政工会议上，开始有的领导总想“抠观点”，急于要大家把问题拿出来。
结果，大家感到压力很大，很拘束，谈不出观点。
后来，领导和大家一起，摆情况，说事例，有的还讲讲传统。
这样一来，大家谈得很随便，畅所欲言，谈了很多情况。
从这些情况中，抓住一些比较典型的，启发大家谈谈当时的看法、想法，观点便很自然地出来了。
比如，谈到培养三八作风，有的同志提出：“上面抓得紧，就好一阵，过问得少，就松下来。”
原因是有的干部认为生产中要培养紧张作风不容易，有的认为自己年龄大一些，处处带头有困难，这就放松了抓作风。
又如讲到抓两头，有的说自己“老是跟着问题跑，出什么问题就抓什么，抓了这个丢了那个”。
细谈原因，就发现过去认为“抓上头比抓下头好办，一传达就行了”，结果，对上头并没有真正抓住，实际工作中还是凭经验办事。
正是通过这样摆情况，逐步分析，抓住了连队干部中的活思想，解决了思想问题，大家感到受的教育很深，回去后一定要用自己的感受，帮助其他同志提高。

反复深入

上级指示精神，连队干部不可能一下子领会，所以，在讨论问题时，要根据连队干部水平，采取适当的方法，帮助他们逐步深入。
某团采取了两个办法：一个是抓两头，即：用连队干部谈的实际情况，来验证上级指示的正确；
用上级指示的有关章节，来回答他们提出的实际问题。
比如，有的同志谈到一年到头十分忙累，但是问题仍然很多。
这时，领导干部就把全军政工会议报告中指出的“干部再忙，抓得再多，如果不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把四个第一变成四个第二，其他工作就做不好，甚至要出问题，出乱子”，读给大家听，大家感到这段话真是“说到心坎上去了”。
另一个办法是每谈一个问题，领导干部及时小结，小结后再让大家谈收获，从谈收获中了解其领会程度。
谈得好的，就把这些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推广，使之变成大家的体会。
如有不足之处，就进一步帮助提高认识。
某团在讨论当中，指导员们越讨论越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也就越愿意摆自己的认识，决心把问题弄通，不象过去一样，对上级指示只满足于一知半解了。

研究措施

认识提高了，就要认真解决具体措施。
某团注意了把全军政工会议精神具体体现到当前的工作安排当中。
讨论时，在检查了过去的情况之后，就紧接着研究回到连队如何贯彻落实，并且学习了标兵指导员的先进经验。
另外，团还召开了一个连队支部大会的现场会，让大家看看连队党支部如何按照全军政工会议精神总结报告上月份工作和计划下月份工作。
指导员们看到了活样子，学到了具体办法，因而信心倍增，感到大有奔头。

运用上述这些办法，不但可以把会开好，使上级指示落实到连队干部身上；
也是向连队干部作了领导方法的示范。
这几条要做好，需要领导干部首先很好领会上级指示的内容，并且要能放下架子和连队干部一起研究问题，要十分虚心地倾听他们的发言，切不可嫌他们罗嗦，讲不到点子上等等。

当然，只靠一次会议，还不能使连队干部全部地透彻地领会上级指示精神，更重要的还要在他们回到连队之后，从实际工作中发现那些贯彻执行得好的，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
同时，在今后工作中，也一定还会遇到一些困难，产生一些缺点，这就需要领导上具体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真正按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报告所说的那样：“反复落实，逐步提高，打下牢固的基础。”

作者：陈宗敏任元锐曹北星吕鸣乡

缝缝拼拼 节约新布

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军工厂被服车间，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三个月来为国家节约了大量新棉布。

被服车间的职工常说，高楼大厦是一砖一瓦砌成的，我们节约也应该注意一点一滴。
他们处处精打细算，提出了许多节约办法。
今年为部队制作护肩、护胸、垫背等物品中，他们利用旧雨衣布和胶布代替帆布使用，利用布片拼接做垫背里子，利用旧蚊帐纱布做衣领内层，省下了新布。
在修补棉衣时，他们做到先量破损部位大小而后裁布，避免浪费布料；
裁蚊帐顶时，剩下的布头布尾接连起来，作蚊帐门的帐边。
他们还大力改进裁剪方法，裁剪组的职工研究出简裁后拼法和采用套裁法、改进样板等先进剪裁法，提高了棉布利用率。

这个车间为了实现节约，经常不断地进行思想教育，职工们树立了爱惜一分一寸、一针一线的节约观念，人人都制订了节约计划。
（陈宗敏）

常用药品 自采自制

本报讯 3146部队卫生科药房，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自制常用药品。
几年来他们节约了大量医疗费用，去年被评为四好单位。

开始自制药品的时候，没有经验，他们就找书本，请教别人，不断摸索；
没有器械就找代用品。
他们先后共配制了各种针药二万七千五百余支（六十三万余毫升），满足了部队医疗需要。
为了解决药材不足的困难，每逢采药季节到来，就请地方有经验的药师来部队传授采药技术，不辞辛苦进山采药。
几年来，先后采挖草药四十多种，三万五千多斤。
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改善草药的使用方法，提高医疗效果。
比如，开始他们把黄柏制成黄柏汁给病员喝，许多病员尝不惯那种苦味，他们就设法把黄柏磨成碎粉，浸泡过滤，提取黄连硷制成药丸，受到病员的欢迎。
（任元锐）

器械损坏 自己检修

本报讯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疗器材修械室，是连续两年被评为四好的单位。
他们处处为国家节约财富，今年又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年初，修械室的同志们在寻找修配零件时，发现医疗器材废品仓库里存着一些日久年长、尘土复盖的破旧器材。
他们想：这都是国家的财富呵！
经过反复试修，终于修好了手术床、婴儿保温箱、牙科椅、血压计等多件器材。

他们还派出一个修理小组巡回为兄弟单位检修，修好了X光机、电冰箱、光电比色计等较复杂的贵重医疗器材。
有时为了修好一部器材反复十几次拆卸安装，有时为了寻找一个零件跑遍了全市五金店，但困难都被他们克服了，顺利地完成了维修任务。
（吕鸣乡）

旧品升级 废品复活

本报讯 连续两年被评为四好单位的1046仓库，凭着几把简单的工具，一年来为国家节约大量财富。

有一次，他们要完成一批爆破和扫雷工具的配套任务。
很多配套的零件没有，他们就想出了许多办法。
制扫雷绳缺乏材料，就用破伪装网上的麻绳拆下来加工代替。
排除地雷用的金属保险管没有，就找来一些小铜管锯开在石头上磨平自己做。
他们还采用旧品升级、废品复活等办法节约材料。
地雷探知机内的漆皮信坏了。
这项器材精密度很高，要修理又是一个难题，他们就派人到无线电厂学习，回来后又反复试验，获得成功，共修好了库存的一百多部探知机。
仓库里有一批破烂的导电线，乱成一团，按质量检查，完全可以作废品处理。
他们说：我们是管家人，不能大手大脚，于是就动手检查修复，该接的接，该包缠的包缠，该上胶的上胶，逐条鉴定，修复了三千多米线。
象这样把废品变成堪用品，先后一共做了二百二十多件。
（曹北星）

作者：邓梦耀李保恩

本报讯 连续两年获得四好的4605部队特功四连，今年又被初评为四好连队，在成绩面前，他们戒骄戒躁，注意抓问题苗头，克服缺点，不断提高四好连队质量。

初评四好以后，赞誉纷纷而来，不少单位派人到四连学习、取经，全连同志个个欢欣鼓舞。
就在这时候，司务长曹成良向党支部汇报了这样一件事：挖菜窖时，一个战士看到本连的萝卜没有坏，拿起一个得意地说：“不但四连过硬，四连的萝卜也过硬。”
党支部从这个苗头意识到：在成绩面前，往往容易自觉不自觉地产生自满情绪。
目前，很有必要让同志们冷静下来，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存在的缺点。
于是，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针对发现的问题苗头，统一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然后，发动群众，以连队建设的十二条基本经验为尺子，衡量本连工作，找薄弱环节。
这样一找，大家看到，本连的确有薄弱环节。
对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但是还有落实不够的地方，任务重的情况下思想工作跟得紧，完成任务以后或任务较轻时，思想工作就有些放松；
对大多数人的思想工作抓得紧，对个别人员的思想工作就不够经常。
结合训练，有重点地培养作风不够，在管教方面个别干部有时方法简单。
针对这些问题，他们又组织干部战士重新学习连队建设十二条基本经验的有关部分。
指导员李锁子说：“过去虽然做了不少思想工作，但由于对四个第一理解不深，有时是被任务压着去做思想工作。
今后，要自觉地经常地去做，充分发挥精神原子弹的作用。”
连长冯增启在管教方面有时方法简单，表示今后一定要克服这个缺点，团结和带领好全连，更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

在这之后，虚心谦逊的风气发扬起来了。
战士张云林是部队有名的刺杀标兵，在师刺杀比武中获得个人第二名。
可是他仍不满足，说：“我的技术还不够全面，动作不够熟练，还没有练出过硬的功夫来。”
炊事班也到兄弟单位伙房参观、学习，改进了工作。
（邓梦耀、李保恩）

本报讯 一个成绩拔尖的四好连队——4562部队二连，在全军工会议精神的启发下，找到了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

二连是连续两年的四好连，今年上半年，又有许多新的成绩。
单兵和班战术都是全营数一数二的，实弹射击第二练习的成绩继续名列全团前茅；
投弹成绩平均比去年提高了三米多；
刺杀也是全营之冠。
因而在今年的四好初评中，指导员李贺州就说：“我们连薄弱环节，不大好找啊！”
连的其他干部，也有同样的看法。
在二连干部心目中认为，衡量工作有无薄弱环节，以成绩是否排在前面，评比是否第一，作为主要标准。

当干部们学习了全军政工会议文件以后，他们的认识扭转过来。
政工会议报告中有一段话对他们启发很大，这就是：“尤其是在成绩比较显著的时候，更要看到缺点，看到薄弱环节。”
连长说：“这话好象就是对我们讲的。”
有的干部说：“我们的成绩是明摆着的，上级看得很清楚，咱们自己要特别注意薄弱环节。”
大家都认识到，以为成绩好了就没有薄弱环节是不对的。
于是，便发动群众来找薄弱环节。

薄弱环节的暴露，是从伙房问题开始的。
二连食堂是连续两年的五好食堂，炊事员全部是五好战士，但是今年上半年却连续发生问题：有的炊事员对班里战士发脾气，伙食时好时差，特别是野营回来以后，下面对伙食意见更多。
还烂了一千五百多斤萝卜，先后死了十头小猪。
为什么发生这些问题呢？
下面说：司务长工作不积极，要好好检查。
领导干部开始只是笼统地认为是，“领导抓得不够，今后要好好注意。”
这时副连长说：“司务长工作不好是事实，支部对他一直迁就，责任更大。”
这一下子，接触到问题的主要方面，引起了干部们的深思。
原来，司务长对现职工作不够安心，情绪忽高忽低，工作不够积极。
连的领导对他的问题不加注意，迁就了他，使他的缺点越来越严重，跟给养员、炊事班长和副连长的关系都不够好，这是炊事班工作下降的主要原因。
司务长的问题暴露了连队支部对干部的管理和教育是很不够的。
过去群众对领导也有反映，说支部管理干部不大胆，但是，因为看成绩多，对这一点没有引起重视。
为了提高认识，干部们又对照连队建设十二条经验来检查。
十二条中讲“对各种不良倾向，要进行思想斗争，决不能一团和气，自由主义”，这句话对大家启发很大。
大家还看到，不光是对司务长，对其他个别同志的缺点，没有严肃地帮助克服。
这样一来，大家认识到，从领导上看，党支部管理干部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对连的工作已经发生了不良的影响。
支部决定迅速采取措施克服它。
通过找薄弱环节，已使一些同志受到教育，今后要抓紧对干部的管理，充分调动每个干部的积极性，把这一条作为四个第一在连队落实的一个重要内容。
（工作组）

作者：路进

本报讯 广州炮兵领导机关在炮兵某团驻地召开了炮兵侦察专业训练现场会议，来自各部队的九十多名炮兵侦察干部、战士，通过现场表演、比赛，认真检查了前一段的专业训练质量，总结交流了侦察专业训练经验。

会议就侦察专业中的重点和难点科目，组织了现场表演和比赛。
各个项目都有技术精湛的个人或分队：有白天交会十四个目标十一个优秀、夜间交会十个目标八个优秀的某部指挥排；
有用比优秀标准还提前一半时间调制好导向炮射击图，精度不差一密位的技术能手黄祥贵；
有仅用三十一秒钟就算出七个多位算式，求出目标方向、距离和高低的某部计算能手林秋炳；
有目测八个目标八个优秀的某部侦察兵王金陵，等等。
看过这些精采的表演以后，大家深刻地体会到这些同志的专业技术之所以过得硬，主要是基本功练得好。
会议除广泛交流了先进的作业方法以外，着重总结了练好基本功的两条主要经验。

第一是扎扎实实地从基本动作和手法练起，一定要掌握由浅入深逐步提高的原则，绝不能盲目地贪多图快。
某部测地排在专业训练中就是这样，他们先从查对数表、写阿拉伯字码和加减运算等基本功练起，每天都练，定期检查，先求整齐清楚，再逐步提高速度。
结果使作业既准确又迅速又整洁。
某部指挥排在各训练阶段，根据战士的实际水平和不同难点，采取分散难点逐个突破的方法组织练习，并且逐步提高精度和速度的要求。
比如练习夜间交会目标时，他们先练在短距离上捕捉比较容易看清的单个目标，掌握基本要领以后，再逐渐扩大观察正面，增加目标数目和侦察距离，使成绩稳步上升。

第二是一定要坚持天天练、经常练。
技术能手侦察兵黄祥贵对调制导向炮射击图的作业，所从能那么熟练，就是由于坚持了天天练的结果，他除了正课时间练以外，每天还挤出一点时间来练，从而在作业精度速度上达到了惊人程度。
计算能手林秋炳两年来从没间断过苦练笔算、心算，终于摸熟了简易运算规律，练出了不用列算式就能很快求出射击诸元的本领。
（路 进）

作者：曾光军缪郁中

一场精采的表演

夜里，整个天空被黑压压的乌云笼罩着，没有一点儿星光。

某炮团二营指挥排仓卒占领了新的指挥位置，首长就命令他们要在半小时以内开设好交会观察所，并且要做好一切侦察准备。

地形生疏，天空又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然而，排长刘振皇和往常一样镇静，他立刻叫来侦察班长何盛凡，两个人根据地图，迅速选定了侧方观察所的位置，并且规定了连测的方法。
一声令下，全排便开始了紧张的作业。
有的插标杆，有的拉卷尺，有的在敏捷地架设侦察器材。
不一会，一条捕捉目标的交会基线，就在静静的黑夜中完成了，刘振皇清脆地向首长报告：“侦察准备完毕！”
这时，离战斗开始时间还有五分钟。

天空愈来愈黑，呼啸的寒风带来阵阵冷雨，扑打在战士们的脸上。
然而，侦察兵们个个精神抖擞，睁大眼睛，警惕地监视着“敌方”，生怕跑掉一个目标。
因为在“敌方”一千多米的正面上，正隐藏着许多火力发射点和迫击炮阵地，哪怕稍有疏忽或者动作稍微迟缓一点儿，瞬间出现的目标，便会消失在冥冥夜色中，叫你再也找不着它的踪迹。

“哒哒哒！”
“敌人”的机枪突然开火了！
侦察班长对着早已握紧了的电话筒，向侧方观察所下达了“机枪，交会！”
的命令。
虽然“敌人”只打了三个点射，侦察兵们便将它牢牢地抓住了。
很快，目标的位置便精确地定在计算兵的射击图板上。

火力点一个又一个被侦察兵抓住了。
但是，一会儿，“敌人”的机枪、迫击炮从几个方向上一齐射击。
只见东西两翼，“敌”机枪火舌闪闪，中间阵地炮声隆隆。
在这么多目标的复杂情况下，侦察班长非常沉着地指挥着，他迅速而又明确地下着口令，简单的几句话，就清楚地指出了目标的特征，交代了交会目标的顺序，方向盘和炮队镜，在侦察兵手里飞快地转动着，目标刚一出现，就套在镜子里。
不到两分钟，左、中、右三个目标，都被妥妥当当地定在图板上了。

这次夜间侦察作业，先后交会了十个目标，八个在精度和速度上，达到优秀标准。
二营指挥排这手硬功夫，博得人们的同声赞扬。

万丈高楼平地起

二营指挥排的硬功夫，是怎样练成的呢？
说起来话长。

一年前，二营指挥排的训练成绩，是不突出的，那时，开设一次交会观察所，总要四十多分钟，目标交会率，只能达到45％，特别是夜间侦察，精度、速度都没有保证。
他们在讨论如何创造四好连队的时候，有的同志就说：“咱们连一半的目标都抓不到，怎么能完成战斗任务呢？
创四好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应该借此机会，好好研究一下怎样练好技术的问题。”
这个意见，立即得到全排同志的赞同，于是，在那几天大家便热烈地争论起训练问题来了。

他们针对自己的弱点，找了很多技术不过硬的原因。
其中，大家感受最深的是基本功没练好，基础打得不牢靠。
比如夜间交会，目标出来了，由于侦察兵操作器材不熟练，待转过镜头去，目标已经找不到了。
又比如开设短基线，卷尺拉得不快、不直，也影响了交会的速度和精度。
类似这样的例子，每个人都能列举出许多来。
接着大家又进一步分析了基础没有打好的原因，主要是对基础技术训练认识不足：有的侦察兵把插标杆、拉卷尺，看得很简单，认为不学也去做；
有的对操作器材看成是“老一套”，不想精益求精；
有的计算兵认为自己是中学生加减乘除十年前就学会了，没啥练的，他们总想尽快学会整套的专业技术，不愿在基本功上多下功夫。
所以，基础技术练得不细、不扎实，要求也不严格。
结果，作业中却常常是在插标杆、拉卷尺、加减乘除这些看来很简单的问题上，出了差错。

经过这场讨论，二营指挥排的同志们深深懂得了打基础的重要性。
大家说：“从现在起，咱们别再贪快求多了。
‘万丈高楼平地起’，打下扎扎实实的基础，再去盖高楼大厦。”
决心苦练基本功

打这以后，同志们的确下了决心苦练起基本功来了。

连测观察所和指示目标，是交会观察的关键。
他们就把完成这两项作业必需的基础技术，作为打基础的重点，一项一项地反复苦练。
就以拉卷尺这个小动作来说，侦察兵们为了练熟练精，先在一般地形上练习，在各种不同的复杂地形，研究如何拉得快，拉得准的经验。
白天的问题解决了，再练夜间操作，多少个山头摸来摸去，终于把这手功夫练硬了。
现在，不论白天、黑夜，他们都能在拉一次卷尺的规定时间里，反复作两遍，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排除误差。
所以，每次作业，他们测量的基线、精度都是优秀标准；
练习捕捉目标，也是先练基本功，逐项突破，步步提高。
起初，大家着重练习操作器材的手法，直练到一次转动器材，就能抓住目标。
这一手练好以后，再练镜内精确标定目标，并且迅速报出目标分划。
夜间，他们先练习捕捉固定的灯光；
然后捕捉活的手电光，再练捕捉打火机瞬间即逝的微弱光亮。
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始终不倦地坚持练下去，捕捉单个目标的本事熟练了，再练同时捕捉多个目标的技能。

基础技术看起来很简单，精通它却非下一番功夫不可。
这一点，计算兵周尚斌体会得最深刻。
他操作图板和指挥仪，主要是靠数字运算的能力，一次作业，常常要运算五个以上的多位数字。
过去他全靠笔算，所以需要的时间长。
在苦练基本功的过程中，他下狠心锻炼自己的心算能力。
从两位数、三位数的加减法，练到多位数的乘除法。
起先，由于摸不到规律，常常把个脑袋闷得嗡嗡响，夜晚躺在床上硬是睡不着。
但是，他坚持练习，走路、吃饭，也在心里“打算盘”，到底练成了。
他整理交会成果的速度比一般人要快一倍多。

经过一年来的刻苦努力，指挥排每个同志的基本功，都练得很好。
在这个坚固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协同训练，终于练成一个技术上过得硬的集体。

作者：杨泽民

云南边疆山峦起伏，江河交错，气候多变。
边防某部骡马运输连为保证军需供应，常年不断地奔走在一千二百余华里的运输线上，圆满完成了各种运输任务，练出了过硬的运输本领，培养了优良的战斗作风，两年来连续被评为四好连队。

本报特约摄影记者 杨泽民

运输连的马队跋山涉水源源不断地把物资送到边疆。

他们坚持四个第一，发动群众做思想工作，做到人散心齐干劲足。
这是被连里誉为好党员的副排长李在恩，在运输途中利用休息时间读报，帮助同志们学雷锋。

遇到江河急流，为保障牲口安全、物资不受损失，战士们不辞辛苦，自己先把重驭扛过去，然后再牵牲口过江。

发扬勤俭建军的光荣传统，自己动手检修鞍具。

作者：李文荣

好八连那位换盆底的副班长杨光品，1960年2月离开了自己的连队，退伍到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工作。
在工厂，他保持和发扬了好八连的作风，对国家财富哪怕一根铁钉、一寸橡皮，都非常爱惜。
他常讲：“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表扬王国藩‘穷棒子’办社精神，我们办工业也要有穷棒子精神才对。”
杨光品在仓库工作时，把东西整理得有条不紊，发料时总是精打细算，用铅笔画了又画，算了又算。
同志们都称赞这位新来的小伙子挺精明。
有次，一位同志拿着供应科开的发料单，到仓库要领取十二张大橡胶板，准备裁成一百八十块椭圆形的垫板。
杨光品心想能不能节约一些呢？
他拿着垫板样子在橡胶板上横摆竖摆，左比右算，初步认为不需要十二张。
于是对领料的同志说：“同志，再等一小时，我亲自送去好吗？”
本来，供应科开的发料单，发给他算了，还算什么呢！
可是，杨光品认为：“橡胶是贵重物资，一公斤要值十三元，要是我们一个月节约十公斤，就是一百三十元。”
经他再三计算后，确实只需六张橡胶板就够了。
杨光品把橡胶板送到车间，还亲自告诉他们如何裁剪。

平时，杨光品经常从外面拣一点锈铁钉、废铜片等东西回来。
有时，还拾回一根断掉的三角活络带。
有的同志见到就问：“你拾这东西干什么？”
他乐呵呵地答道：“皮带虽然没有什么用了，带子上的螺丝钉还可以用。”
他在锯料车间工作时，每当锯条有了裂纹，工人们照例都向供应科报废，领取新锯条。
杨光品就盘算起来：“一条锋钢锯条十二元，要是磨一磨，能再用几天，不是节省了新锯条吗！”
于是他磨起锯条来了，在裂纹的地方磨个大牙齿。
果然，不仅延长了旧锯条使用时间，节省了新锯条，而且工效还有了明显提高。
近两年的时间里，杨光品就先后磨了二百多根锯条。

杨光品还利用空余时间，粉刷仓库的房子，帮助同组工人易庆延家里砌墙。
仓库的发料台，原来是用库存的一块薄铁板搭成的。
发料时，东西往上一搁，吱吱咯咯直响。
杨光品想：“薄铁板虽然不会坏，但对仓库里的东西，我们只有保管好发出去的责任，没有使用的权利。
如果薄铁板发完了，我们的发料台不是也没有了吗！”
于是，他用业余时间，找来了废木料，自己动手修发料台。
工厂里有木工组，为什么要自己动手呢？
不是自找麻烦吗？
杨光品认为：“能够自己动手的还是自己动手来干，让木工组多做一点别的事儿。”
在他的辛勤劳动下，不几天，一座结实耐用的木质发料台就做好了，原来的那块薄铁板也派了用场。
（李文荣）

作者：徐文勤张良凯

同志，你看过《“好八连”的故事说不完》这篇文章吗？
在那四十个故事中，有两个事是出在战士张继岳的身上。

张继岳同志1962年8月退伍，回到了他的家乡——安徽省肥西县岗集区夏店公社高圹大队。
最近，我们有机会到他家乡看了看他。

张继岳和他母亲、弟弟三口人住着两间房子，他穿的还是部队发的黄衣服，盖的还是部队发的黄被子。
他洗脸用的毛巾两头补了两个大补钉，有一头又出了窟窿。
他的针线包还珍藏在自己的箱子里。
他在县里办完退伍登记手续回乡的第一天，先到了姐姐家，放下背包就帮助砍收高粱。
回家后更是积极从事生产。
去年10月，他又干起三年前在家的老本行，担任沈小圩生产队的会计。
今年1月，他被选为本猪场生产队的会计。
他也象雷锋那样，一般帐目都是放在晚上处理，白天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
前些天为了赶种高粱，他发动社员们用人拉犁，并亲自带头干。
今年以来，他们队里最强的劳动力彭国民做了一百三十多个工分，张继岳和他十九岁的弟弟两人也各做了一百三十多个工分。

张继岳不仅保持了好八连的艰苦作风，而且不忘政治学习，不忘首长的教导。
他退伍回来后，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
他从部队带回来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毛泽东选集》第四巷及《实践论》、《矛盾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单行本，是他经常学习的内容。
单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他就从中学习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七八篇文章。

最近，张继岳家乡的民兵组织开展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活动，他把好八连的艰苦作风事例，向民兵作了介绍。
同志们听了之后，都表示决心要搞好生产，多增产粮食卖给国家，勤俭办社、勤俭持家，以实际行动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
张继岳也表示一定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把它传给民兵，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徐文勤 张良凯）

珍惜半克料

为北京墨水瓶厂加工墨水瓶盖的太原塑料厂工人们，最近从节约一克半克料着手，又进一步降低了瓶盖材料的消耗和成本。

塑料瓶盖，是用电木粉压制的。
按照质量要求，压出的瓶盖有一点缺料，就算废品。
过去，成型小组的工人们为了保证不出废品，往模子里加料的时候，总是宁多勿少，浪费了一些料。
按照定额，每个瓶盖消耗材料四点五克，这本来是个不太先进的指标，可是有的人还往往达不到，最高的消耗四点七克，比定额多耗零点二克料。
这一点点小数目，从来没有被人放在眼里。

最近，成型小组的工人们从报上看到了北京墨水瓶厂的职工，在瓶盖上那样千方百计地节约一厘钱，使他们不由得想了一想，自己在生产这个产品时，还有没有浪费？
他们拿着去掉了毛刺的瓶盖称了称，每个净重三点八克，比消耗定额少零点七克。
这个发现，使大家吃了一惊。
他们细细算了算，如果想尽办法，把毛刺和抛撒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每个瓶盖少耗半克料，上半年计划生产的瓶盖，就可以少用电木粉三十五万克。
多做瓶盖八万七千多个。

经过这样一算，小组的工人们就从节约一克、半克料着手，积极行动起来。
他们把天平拿到机器眼前，逐步减少每个产品加料的重量，作了反复试验以后，证明只要细心操作，每个加料三点九克左右就行。
他们根据试验结果，换了新的料勺，使产品毛刺大大减少，原材料消耗量很快降了下来。

接着，小组工人们又学习减少粉末飞扬的经验，减少了电木粉的抛撒浪费。
他们这样从一克、半克料上打算盘，3月份生产的瓶盖，平均每个消耗的材料比定额降低了零点四九克，共节约电木粉一百五十多公斤，用它生产瓶盖，可做三万多个。

锯缝里的文章

木器厂用的锯条有厚有薄，厚锯条锯的木材缝宽一些，薄锯条锯的木材缝窄一些，这在一般人眼中，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是，苏州平江木器厂的工人们在这上面打主意，节约了木材。

增产节约运动开展以后，这个厂锯料车间主任朱听泉、配料工郁伯英和汤良宝等人作了一次试验：用一块木料，在圆盘锯、直条锯等各种锯条上各锯一条缝，再加以比较，发现圆盘锯的缝最宽是十毫米，一般是四毫米，而直条锯的缝只宽二毫米。
他们计算了一下，一块同样大小的木料，用厚锯条锯，下四块料有余，下五块料不足；
如果用二毫米宽的锯条锯，刚好下五块料。

看到这个差异，大家纷纷说：“可省的木材我们为什上不省呢？”
他们说改就改，便作出了一项规定：圆盘锯只能锯边角零料，凡是锯大料，一定要用直条锯来锯。
别看节省这么一条细缝，用同样多的木料，他们一个月内就增产了五只五斗橱。
工人们兴奋地说：“一条锯缝省下的木材，想不到竟有这么大的成绩！”
毫厘之争

广东佛山市粮食局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从零点零八九四分钱开始的。

局里提出了一个合理流向的方案，其中有一条是要把从外地调运进来的大米，不经过仓库中转，直接运到粮站去。
这样，运程缩短五百米，既方便群众，还可以节约一些运费。

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佛山市粮站有些人把账一算，五百米能节约的运费有多少？
每斤才不过零点零八九四分钱，还不够一厘钱。
相反，粮站的工作却要因此增加不少，要编制进粮卸接计划啦，要移堆米包啦，有时候深夜还得等候运粮车到达。
于是，有些人说：算了吧！

大多数职工可不同意，他们认为，工作多一点，辛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几毫钱，也是国家财产。
大家争论了好大一会，最后算了一算，如果全市推行这办法，减少运输环节，一年节约的运费就以万元计。
这使大家大吃一惊，争论才停止下来。

接着，全市各粮站都指定专人负责编报要粮计划，忙着安排人力，整理仓库，开始实行从外地调运进来的大米，不经过仓库中转，直接运到粮站去。
到目前已经节约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运费。

（新华社）

新华社19日讯 据“老挝之声”电台18日晚上广播，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亲王，18日打电报给梭发那·富马亲王，再次建议他和中立派的其他领导人到康开共同研究解决当前局势问题。

电报说，富米·诺萨万将军的军队勾结驻在腊坡周围的反动分子，17日上午向驻在这一地区的中立派军队和老挝爱国战线党武装部队进攻，这两支爱国力量被迫进行自卫，击溃了它们的进攻。

电报说，从17日下午八时到18日清晨六时，富米·诺萨万将军的军队还配合中立派中的反动分子，向驻在腊黄和东丹的中立派军队据点进行炮击。

电报说，“目前，中立派中的反动分子和富米·诺萨万将军的军队日益加强军事进攻，妄图使局势日益复杂和紧张。”
电报说：“为了制止上述事件的发生，我建议您和中立派的其他领导人前来康开，以便共同研究解决上述问题。”
新华社19日讯 寮国战斗部队电台18日晚上广播：美国——富米·诺萨万集团的飞机，17日在富溪空投了二十七个降落伞的武器和弹药，支援它们在这个地区的军队。

电台说，同一天上午六时，富米·诺萨万集团的一架侦察机侵入班法上空进行侦察。

电台说，17日，富米·诺萨万集团的军队还配合驻在富卡波的中立派中的反动分子，向川圹市进行炮击。

电台要求美国——富米·诺萨万集团停止这种行动，否则，他们要对一切后果负责。

新华社19日讯 首都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下了大雨。
郊区雨量一般有三、四十毫米，这是今年的第一场大雨，对冬小麦灌浆和春播、春播作物苗期生长都很有好处。

据从中央气象台了解，18日到19日在华北和西北东部一带有一个降雨区。
雨区中心的陕西南部，山西中部、南部，河北中部、南部，以及山东北部等地，雨量一般都有三十到五十毫米；
保定雨量最大，达一百一十多毫米。
雨区中心以外的地区，除甘肃东部雨量有八到十五毫米以外，一般都不足十毫米。

这次下雨，华北北部的北京郊区和保定一带，旱情有很大缓和或解除；
河北北部、山西北都和内蒙古东南部，降雨少，对缓和旱情作用不大。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华北和西北东部一带的降雨区，将逐渐南移。
在未来几天内，多雨的江淮流域一带又将有大雨或暴雨，这一地区应予以必要的注意。

新华社哈瓦那18日电 古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主席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昨天晚上在首都附近圭内斯城的群众集会上说，古巴“政府和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的领导委员会已经宣布，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农业的增长是加速我们祖国工业发展的基础。
如果农业没有增长，农业停滞不前，工业将不会繁荣。”
圭内斯城昨晚的集会，是为庆祝土地改革法公布四周年而举行的。
古巴全国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庆祝集会。

罗德里格斯说，“首先，农业是居于我国出口工业首位的制糖工业的主要基础。
农业必须为我们提供原料以发展消费工业，象纺织工业和制鞋工业。
此外，农业还应当为我们提供资金，我们将不仅可以用这些资金去购买外国产品，而且可以用于国内生产，这些资金是发展我国工业的物质基础。”
他号召人民努力发展农业和很好地完成第三个榨糖季节的各项任务。

罗德里格斯强调指出了土地改革对革命的重要意义。
他说，“菲德尔一直认为将土地交给农民是农民支持革命的基础，这使胜利得到了发展。”
他说，“工农联盟是我们革命牢不可破的基础。
帝国主义将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破坏小农、中农和革命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

据新华社雅加达19日电苏加诺总统今天指出：最近在直葛、万隆、茂物等地发生的骚乱事件是印度尼西亚国内反革命分子和外国颠复分子煽动的，目的在于推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苏加诺总统本人。
他号召印度尼西亚全国人民起来消灭反革命分子。

苏加诺总统是在印度尼西亚党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妇女”在雅加达举行的妇女大会上发表这番讲话的。
参加大会的有妇女、青年和各界人士约一万人。

苏加诺总统说：他在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大会上已经说过，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属于反革命性质的，是反革命。
“这个反革命最后是要对付我。
因为我被看作是革命的头领，一个在印度尼西亚创造了使反革命分子不高兴的局面的人，一个被外国报纸说成是‘非常可怕的人物’的人。”
苏加诺总统说：他被认为是对帝国主义做了坏事，例如组织纳沙贡（民族主义者、宗教信仰者、共产主义者），结成亚非人民的团结，而且还要把亚非团结扩大成新兴力量的团结，甚至扩大到体育运动方面，要举行新兴力量运动会。

苏加诺总统说：他们用政治手段没有能够推翻我，用流言蜚语也没有能够推翻我。
于是他们就想暗杀我，一共尝试了五次。

苏加诺说：“现在是他们第四次采用煽动人民的手段，用反革命煽动来挑唆，寻找能够激起人民愤怒的理由，什么衣食问题，什么人民不喜欢华裔印度尼西亚公民等等，他们利用这些作为证明印度尼西亚人民不喜欢苏加诺政策的证据，特别是苏加诺最近的政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密切关系。
现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不喜欢中国人，恨中国人的证据来了，最近的事件是用这样一些手法煽起来的：说中国人的生活阔绰，说中国人这，说中国人那；
然后又说苏加诺和他的政府，他的一派人反对‘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他们说——事实上是用来阻挡中国人，而不是用来包围我们的，而苏加诺却反对‘马来西亚’。
他们于是煽动印度尼西亚人民，借以证明印度尼西亚人民恨中国人，这样就好使得苏加诺也恨中国人，使苏加诺支持‘马来西亚’，或者他们至少也可以向公众表明，苏加诺反对‘马来西亚’的政策没有得到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支持。”
苏加诺说：“我并不想说，在中国人阶层的某些人中间没有确是使印度尼西亚民族感到不高兴的事情，这种事是有的”。
“但是这种情况不能让反革命分子利用。
我们不能为这种煽动所激怒。”
他说：“要记住！
这些种族主义的人们，这种行为已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荣誉扫地了。”
苏加诺总统说：“你们必须知道，这实际上是要推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从根本上说来，这是要推翻‘可怕人物——苏加诺’。
兄弟姐妹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印度尼西亚反动分子干的，不是的，其中还有外国颠复分子参加。
前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分子，前马斯友美党分子，前‘印度尼西亚革命政府’分子，前‘全面斗争约章’分子——这些反动分子是同外国颠复分子一道干这些罪恶活动的。
现在轮到我们了。
（群众高呼：打击他们！
打倒他们！）我听到了你们的喊声。
我的回答是：唯一的道路是，我们继续站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道路上；
唯一正确的道路是，不要堕入反革命的圈套；
唯一的道路是，就象我在临时人民协商会议说过的那样，粉碎反革命。”

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等地爆发的美国广大黑人群众反对种族主义者的迫害、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的斗争，是最近几年来高涨中的美国黑人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美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歧视和猖獗进攻，是在美国政府公开或暗地的支持下进行的。
这不但暴露了美国政府及其附和者所标榜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的欺骗性，而且也使得肯尼迪不断吹嘘的所谓他一直在“保护人权”的神话遭到进一步的破产。
事实上，自从肯尼迪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约两千万黑人的境况不但没有什么改善，他们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形形色色的歧视和侮辱反而更加厉害。

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

肯尼迪曾经不断宣称，他要“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他并且说，“任何一个美国公民都不应以种族和肤色的理由而被剥夺世界上最宝贵的和最强大的权利，即在美国的自由选举中投票的权利。”
但是今天美国活生生的政治现实却是：就在这样一个披着“民主”、“自由”的伪装的政治制度里，大部分的黑人至今仍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千百万黑人选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
据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统计，在厉行种族歧视的美国南部十一个州里，参加投票登记的黑人人数只占人口很小的比例。
例如在密西西比州，黑人占全州人口的42.3％，然而登记投票的黑人人数只占总登记人数6％，在亚拉巴马州，黑人占总人口的30.1％，而登记投票的黑人只占总登记人数9％。
另据美国官方的一次调查，在南部五个州的二百多个县里，已达投票年龄的黑人只有不到15％进行了选民登记。
美国报刊承认，即使是那些有幸能够进行投票登记的黑人，也有大批人不得不在选举时弃权。
因为从登记到实际投票的过程中，他们不仅要遭到种族主义当局的各种刁难及阻碍，而且还要遭受各种报复，甚至要冒生命的危险。
美国官方设立的“公民权利委员会”在今年4月16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那些要求登记投票的黑人经常“遭到枪击，受恶犬袭击，被殴打或者受到恐吓”。
此外，要求登记投票的黑人还要遭受其他各种报复，其中包括：夺佃、解雇、逼债等等。
黑人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正是他们在目前奋起要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不平等现象之一。

在经济上备受剥削和压榨

广大的黑人们不但在政治上被剥夺权利，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备受剥削和压榨。
肯尼迪曾经吹嘘说，他在内政方面的施政纲领之一就是要使每个美国公民“都有平等就业机会的权利”，但是今天美国经济生活的现实却依然是：广大黑人劳动者仍然是“最后受雇而最先被解雇”的人，他们的家庭收入菲薄，处于社会收入的最低层。
据美国报刊统计材料，由于雇主随意解雇工人，黑人的失业率往往比白人高一倍以上。
例如今年1月份，白人的失业比率为5.9％，而黑人竟达12.7％（2月份又再升为15.3％）。
在全部失业青年当中，三分之二是黑人青年。
同时， 在那些有机会找到工作的黑人当中，大多也只是从事一些收入低微的体力劳动和其他贱役，很少得到提升的机会。
据统计，今天一个黑人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一个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也只等于白人家庭平均收入的一半。
在南部一些大庄园里，黑人劳动者实际上更是处于奴隶地位。
单单靠着对黑人的残酷剥削，美国资本家每年就多获得四十亿到五十亿美元的利润。

在教育和社会生活方面种族隔离制度风行各地

在教育方面，尽管在1954年5月间美国最高法庭已经裁决取消美国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肯尼迪也曾经口口声声表示支持这个裁决。
但是在九年后的今天，美国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仍然是风行各地。
这也是美国黑人深感不平和坚决反对的歧视之一。
据调查，在南部十一个州的公立中、小学的二百八十多万黑人学生中，今天只有一万二千多人，即千分之四的人被接纳进入白人学校，而在黑人人口最集中的密西西比、南卡罗来纳及亚拉巴马这几个州，一个黑人学生也没有能进入白人学校。
在北部诸如华盛顿、纽约、芝加哥、费城这样一些大城市的公立学校里，今天也仍然存在事实上的种族隔离。

黑人群众在社会生活方面受到的歧视更是触目皆是。
这种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例如在亚拉巴马州，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和住宅区都是实行种族隔离的。
在佐治亚州的首府阿特兰大，种族主义分子甚至在白人区和黑人区之间筑起了一堵钢筋水泥的墙来保持白人同黑人的隔离。
黑人越过这些种族壁垒，就会被当局指为犯罪。
应当指出，在盛行种族歧视的南部各州之外，在美国北部地区，黑人的处境也不见得好多少。
《纽约时报》记者布德就曾经在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就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隔离状态的社会”，纽约的黑人同样“享受不到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他们在求学、就业、住房等方面仍然受着歧视。
其他一些报纸还指出，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里，黑人实际上是被视作“黑鬼”或者“二等公民”。
而一些为反对种族隔离而进行斗争的黑人，则横遭种种迫害，包括纵火、暗杀、殴打、逮捕、投掷炸弹、使用水龙和警犬以及变相私刑等等。

一浪高一浪地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斗争

英国当局和种族主义者对黑人这些歧视和迫害，最近几年来正在激起黑人群众日益强烈的反抗。
他们正在一浪高一浪地为争取平等自由而斗争。
例如在1960年在二十多个州举行的“静坐”示威中，在1961年发展到好几个州的“自由乘客”运动中队及最近的伯明翰事件中，黑人们都前仆后继地进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并表现出顽强的斗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种族主义当局的暴力镇压下，越来越多的黑人已开始觉醒到，只有对这些暴力进行反击，才能找到出路。
在伯明翰事件中，赤手空拳的黑人示威者为了自卫，就勇敢地拿起石头、砖块、玻璃瓶对镇压他们的带有警犬的全副武装的警察和种族主义暴徒进行了反击。
对于黑人的斗志，最近一期的《新闻周刊》不无惶恐地说，黑人“在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已经更加气势逼人。
不论在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或者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他们会不顾警犬和巡捕，不顾一定要坐牢，还是向前进军……他们越来越多地情愿把自己的谋生之计，甚至情愿把生命孤注一掷……这种情绪是一桶炸药。”
越来越多的黑人也开始明白，他们的斗争不能限于局部地区和局部问题，他们所需要的是取消美国各地形形色色的种族隔离。
《国民前卫报》1月10日说：黑人们“冒丧失职业和生命的危险去坐牢，并不只是为了要使南方变得象北方那个样子。”
据《进步劳工》月刊指出，现在许多黑人，特别是一些劳动人民现在已要求黑人要作为一个民族而被尊重，他们决心要为取消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而斗争到底。
黑人们这些斗争，得到了不少正直的白人的支持。

“他们的斗争也就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为美国黑人的斗争提供了鼓舞。
《进步劳工》说，目前正在发展中的一个黑人运动组织黑人穆斯林运动“宣布他们的斗争也就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黑人学生领袖们则把非洲人的口号“乌呼鲁（自由）”列入自己的斗争口号中。
另一方面，美国黑人运动也在亚非新兴国家中得到强烈的同情和支持。
《加纳时报》5月9日社论谴责种族主义的美国当局对伯明翰美国黑人的无人道的暴行说：“我们同全世界的黑人一起要求结束种族歧视。”
社论说：美国黑人“争取黑人尊严”的斗争“是加纳每一个儿女，非洲每一个男女的斗争”。

美国黑人运动高涨的国内和国际上的含意，使肯尼迪政府和美国统治集团感到严重不安。
为了对付这种爆炸性的局势，肯尼迪政府一方面妄图用一些欺骗性的言词缓和黑人的斗争，麻痹他们的斗志。
另一方面，它却正在增派大批武装部队去弹压伯明翰的黑人，从而暴露了自己的真正嘴脸。
可是肯尼迪政府的伪善手法，却骗不了多少人。
正如黑人报纸所指出的，“坦率地说，我们不相信这一套”。
而对于美国政府和种族主义者的暴行，许多美国黑人提出的口号是：“我们决不后退！”
千百万黑人正在这样勇敢地坚持斗争。

（新华社）

美国南部大城市伯明翰的黑人连日来举行反对种族歧视的大示威，当局竟使用最野蛮的手段进行镇压。
这是五月三日警察在街上公然放出警犬咬示威的黑人。

新华社

作者：刘俊林
栏目：思想战线报刊文摘

一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必须根据党和人民的需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
这就是说，既能够脱离生产由工人、农民变为国家干部，由在基层工作到在领导机关工作，由做一般工作到领导工作，也能够由国家干部变为工人、农民，从工作岗位走向生产岗位，从领导机关走向基层单位，由做领导工作到做一般工作，由在大单位工作到在小单位工作。
这是每一个党员干部，对待革命工作应该具有的态度。

能“上”，这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
革命和建设都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员脱离生产，在各种革命组织中担任工作，其中还需要成批的人担任各级领导工作。
无论是党的领导机关、政权机关，还是经济文教事业机关，没有足够数量的干部都是不行的。
特别是党在全国执政以来，一方面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各项事业都需要有大批人员进行工作，需要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选拔一部分人当干部，并且根据革命和建设工作发展的需要，把一批干部从基层单位调到领导机关，把许多一般干部提拔为领导干部；
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的原因，干部中的新血液，也要不断地接替一些老的血液。
今后，干部的更替和选拔，也仍然是需要的。

能“下”，这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
为了加强生产战线，党需要经常派大批的干部到基层单位工作或回到生产岗位上去。
有时为了加强基层工作，也需要从领导机关派一部分干部到基层去工作。
此外，为了锻炼干部，改进干部思想作风，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把一些干部放到基层工作和生产劳动中去经受锻炼，也是必要的。
总之，有了由“下”到“上”这条路，还必须有由“上”到“下”这条路，这两条路都必须畅通，党才能根据革命和建设工作的需要，根据各项工作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有计划地配备和调动干部，或者充实与精简干部队伍，合理地安排和使用干部。

既然能“上”能“下”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作为一个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来说，能“上”能“下”就是我们的党性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每一个党员干部必须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参加党，参加革命究竟为了什么？
是从党和革命的利益出发，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做党的驯服工具？
还是从个人的私利出发，把参加党、参加革命当做自己向上爬的阶梯，在党内追求个人的地位和待遇？
这是衡量一个人能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最根本的也是最起码的尺度。
共产党员只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能是人民的老爷；
只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做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而不能一心一意为自己服务，把党当作自己的工具。
在任何时候，共产党员都应当首先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而不应该首先为个人的得失着想。
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把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是考验他是否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标准。
因此，他就应该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需要为转移。
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党和人民有时需要我们去做这个工作，有时需要我们去做那个工作，有时需要我们到领导机关工作，有时需要我们到基层单位工作，有时需要我们脱离生产当干部，有时需要我们回到生产岗位从事生产劳动有时需要我们担任领导职务，有时需要我们做一般工作等等。
共产党员不论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都要以党和人民的需要为依据，服从党组织的分配，党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决不应当从个人利益出发，对工作挑挑拣拣，讨价还价。

既然共产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就应当把自己所担任的职务当做是党分配给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职务，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又有不同的职务，这都是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职务不同是革命分工的不同。
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一样地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所负的责任有大小，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贡献也有大小。
但是，共产党员所考虑的应该只是怎样在党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最好地尽自己的责任，尽可能地做出最大的贡献，而不应该计较自己的地位的所谓高低。
雷锋同志和许许多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都是把自己看做是革命事业的一颗螺丝钉，无论在什么岗位工作，都力争做出最出色的成绩。
这是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采取的态度。
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把当干部看做是作“官”，只愿当“官”，不愿为民，甚至当了干部以后就高高在上，官气十足，在群众面前作威作福，那他就不能继续做共产党员。
这种“作官”思想，是剥削阶级的官僚政客的思想，是和我们党的性质根本不相容的，是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根本不相容的。

有的人不愿意到基层，不愿意去生产岗位，主要理由是生活条件差，工作困难多，等等。
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
革命者的责任是革命，而革命就要不畏艰苦，战胜困难，而不能图安逸。
共产党员是革命干部中最先进的分子，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员，对于艰苦和困难更应该采取勇敢的主动迎上去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知难而退的消极态度，应该抢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抢着挑最重的担子，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列，而不应该追求安逸的生活，逃避艰苦的工作，甘居下游。
现在我们在具体工作或生产劳动中所遇到的艰苦和困难，比起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和困难不知要小多少，这么一点困难和艰苦就能使共产党员后退吗？
再说，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就是要通过克服一个个困难来实现的；
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万里征途比较起来，我们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生活上暂时的艰苦是很小很小的。
如果，这样一点点小困难都不能去克服，那怎么还谈得到为共产主义奋斗呢？
想想过去的革命传统，看看将来的伟大前途，我们就会乐于走上最艰苦、最困难的工作岗位。
（原载北京《前线》杂志1963年第九期，本报略有删节）

作者：颜平聪
栏目：思想战线

下连队，我接近最多的是两种战士：一种是后进战士，一种是先进战士。

每当发现后进战士时，由于责任感的驱使，总想用各种办法去接近他，和他交朋友，了解他思想上的疙瘩，从而帮助他。
在和后进战士交朋友中，使我感到，并不仅是我帮助了他们，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却帮助了我。
他们使我发现了工作中的不少问题，对改进我们的领导工作，有很大帮助。
于是，久而久之，在脑子里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后进战士是我们了解连队领导工作的一副显微镜。

举例来说，有一次，我在一连。
连里有一个后进战士工作不安心，总想调离这个连队。
我就和他一起打柴、劳动，出操、上课。
人熟了，什么话也就讲了。
有一个早晨，他病了，没有起床。
连长到寝室里看望病号，走到他床前说：你又病了。
这个战士过去躺过，不出操课，这一阵已有好转，但他一听到这个“又”字，思想又乱了，觉得领导对自己的看法是永远也改不掉了，一定要求调动。
他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我。
他在“又”字上做了文章，使我也从“又”字上去找问题。
从中了解到：这个连的领导对待后进战士的管教方法，的确注意得不够，还缺乏强烈的阶级兄弟的感情。
事后，我给连长提出了这个意见，他感到意外，也很受启发。
此后，他不仅对后进战士，而且对所有同志都注意态度，改进了工作作风和方法。

又有一次，我在四连。
这是一个先进连队。
连里也有一个常受批评，心情不舒畅的战士。
我去时，他正因为丢了一个帽徽受到第三次批评而闹情绪（第一次是丢了一根腰带，第二次是丢了一副领章）。
我和他交上朋友后，他告诉我，第一次受批评后，他决心改进，好好工作，可是工作劲头刚起来，又碰上第二次第三次的批评，所以就想，再干也得批评，就这样下去算了。
他还曾告诉我：他三岁失去父亲，五岁失去母亲，无依无靠，从五岁起要饭到解放。
解放后没有上过学，开始还是给人放牛，合作化后才独立生活。
这样，我了解到：他所以常丢东西，确实不是故意的，而是从小缺少人们的关心教育，脑子比较迟钝的原故。
显然对这样的战士，不能主要靠批评，而是要多给帮助，如行军演习中，班排长就应该经常提醒他，帮助他收拾东西。
从这里，我发现连的领导积极性很高，工作抓得紧，对战士要求很严，这是对的，是好的；
但是对战士的缺点，调查研究少，批评指责多，具体帮助差。
于是给连的领导提出了这个意见，他们很快接受了。
此后管教方法改进了，这个战士也积极起来了。

每当我发现先进战士时，心里总是感到高兴，也总是有意的去接近他，从中了解：他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他碰到了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
许多先进战士的思想和事迹，使我了解到了一个战士能看多远，能走多远。
久而久之，也就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个认识：先进战士是我们观察战士思想行动的望远镜。
他们不仅使我常常受到鼓舞教育，而且常常给予我解决问题的最好钥匙。

有一次，还是在一连。
连里有一个1961年入伍的从城市来的战士，因为父亲生病，母亲想他也病了，所以他要求请假探家。
一般情况下本来是可以准假的，可是当时连队任务很紧，不可能批准。
怎么说服他呢，实在有点为难。
这时我了解到：连里有一个1959年入伍的老战士，他在1960年，曾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弟弟急病死了，父亲眼睛病瞎了一只。
这个战士不仅没有要求回家，而且领导上主动批准他探家，他也没有接受。
他是这样想的：弟弟已死了，回去也看不到了；
父亲眼病，主要是治疗，自己回去也不能解决；
回一次家，得给国家增加开支，自己也得费一些钱，不如把这钱支援家里；
部队工作忙，回去影响工作。
这个战士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想得实在是很宽很远的。
连里就让他在战士中做了现身说法。
那个战士听了，很受感动，思想也通了，说别人能做到，自己也一定做到。
最后只要求连里给家里去封信，安慰安慰他的父母。
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

又有一次，这个连执行修房子打墙的任务。
第一天我参加一个平时工作比较差的班。
一天劳动，大家也很累，没闲过，可是不出活。
别班一天有打十五板墙的，这个班只打了八板墙。
能不能提高，怎样提高呢？
我自己是外行，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第二天，我就参加最先进的一个班，从早上开工到晚上收工一直和他们一起劳动。
在这里看到了另外一种情景。
他们的打墙锤是选来最粗最重的，下锤时，不仅双手使劲，而且全身都使劲；
一夹好墙板，就坚持打完，不打完不下来；
收工时，不把第二天的准备工作做好就不走。
这一天从开工到收工打了十八板墙，他们是走得多远啊！
于是在全连宣传了他们的事迹和经验，结果，全连工效普遍提高，最少的都达到了十五板墙。
最高的这个班还达到了二十四板墙。
一栋房子，十一天的任务，七天就完工了。

每个单位都会有先进，中间和后进三部分人。
先进人物所想的；
所做的，通常都走在一般群众的前面，他们往往代表着发展的方向。
我们认真地去调查它、发现它、认识它，它就起了观察人们的思想行动的望远镜的作用了。
一个单位，有落后群众，这不是好事，但也是客观存在。
而他们所以落后，固然有其主观上的原因，但领导上往往也是有责任的。
一般说，领导的言行是更容易为后进战士所注意。
他们感受到的，看到的，往往是别人感受不到，看不到的。
因此，我们认真地去了解他们对领导的看法和意见，也就起了领导检查自己工作的显微镜的作用了。
因此，如果每个领导干部都能自觉地注意运用这副显微镜和望远镜做工作，及时地发现自己微小的缺点加以克服；
经常地看到群众中的积极因素，加以发扬，是一定能有助于把工作搞好的。

作者：欧@
栏目：思想战线锦言集

既要干革命，无论多么严重的考验都应该经得起，作为一个军人更应该这样。

除非我停止了呼吸，失去了知觉，我是不会让我的脚停下来的。
（注）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要辛勤的劳动，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一个在工作上爱挑拣的人，是不会真正爱上工作的。

在生活中最令人感到愉快的就是尽量地工作，帮助别人。
只要是对别人有一点点益处，不管它多么微小，你诚恳地做好它，那你就会觉得有价值。

（王孟筠：《病床上的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

（欧晹辑）

注：青年女战士王孟筠两腿瘫痪，两耳发聋，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多，由于她坚持锻炼，严格要求自己，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学会了走路，能继续为人民工作。

作者：阎家泰
栏目：思想战线

威信，对于任何人都是重要的，而对作领导工作的人就更加重要。
一个有威信的领导人，在群众中就能有号召力，群众就会由衷地服从他的领导，听从他的指挥。
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韩瑛同志就是一个享有极高威信的领导人，因此，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有她在或者提起“韩书记”来，群众就增加了胜利的信心，增强了斗争的勇气。
可见，一个领导人的威信具有怎样巨大的作用。

一个革命者，应当是把个人的威信，同党的、革命事业的威信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首先把后者放到第一位。
他们绝不只顾个人威信，不顾革命整体威信，或者不惜损害革命整体威信，来建立个人威信。
王若飞同志在这方面曾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他说：“我的行动关系党的威信和影响，不能使社会上留下一丝不好的印象，哪怕是误传的印象，也不能留下。”
因此，在他过着极艰难困苦的监狱生活的时候，当无耻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引诱他，说什么只要放弃革命，就可以“无条件”释放，还可以做“官”的时候，他严正地表示：“宁愿老死在囚笼，或死于断头台上，也不愿不清不白地出来混饭吃。”
不仅如此，他并且在狱中大无畏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领导全体难友向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提高了党的威信，使一些落后的群众，到后来也承认：“共产党是人民的夜明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是把个人威信和党的事业的威信联系起来的典范。

常常可以看到许多连队干部，他们在战士中间有很高的威信，深受战士尊重和爱戴。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能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原则，勇于向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
他们积极工作，认真学习；
能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作战士的表率。
对战士象兄长和慈母那样的关怀，与战士风雨同舟，甘苦与共。
但是，也有少数干部并不完全这样，或者与此相反，他们对待个人的威信抱有一种错误态度，把个人的威信不是看成是积极工作的结果，而当成工作的目的和出发点，认为先有“威信”才能干工作。
所以只强调领导上“照顾”他的“威信”，替他培植“威信”，他自己为了树立个人“威信”，则摆“架子”，拿“派头”。
这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这样的领导者，他们的真正威信是不高的，也是不可能高的。

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样，一个人威信的高低，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一个人不论过去有多么高的戚信，倘若后来斗志衰退，革命事业心不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脱离了群众，那威信也会随之下降；
反之，因某种原因开始威信不高，群众不太信任，但仍能勤勤恳恳地工作。
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任劳任怨，不谋私利，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则会逐步提高，会重新得到群众的信任。

归根到底，是不是能有威信，是不是能保持威信，决定于你的思想、工作，决定于你的一切言行。

作者：李延甫
栏目：思想战线革命斗争回忆录

孟良崮大捷之后，我们仍辗转于沂蒙山区，想找机。
会再敲掉几万敌人。
一天正在行军，听说和蒋介石的王牌——整编十一师相距不远了。
后勤首长把我叫去，劈头一句话：

“又要打仗了，你到支前司令部去领民工担架队，后天一定要赶上我们。
快！
，

任务非常紧迫。
我立即转身出来，跑着上路。

跑到支前司令部驻地一看，那所办公的小房已经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包围。
先来的挤在屋里，后到的堵着门口，那些挨不到门的人在院里来回踱步，搓手着急。
这样等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领到担架？
一旦战斗打响，伤员又怎能及时转运？
越想越急，我便侧着身子挤进屋去，把公函塞在办公桌上：

“同志，我的任务紧急……”
“到这里来就没有一个不急的，可问题总得挨个解决呀！
，”那人白了我一眼，继续和两个穿军衣的同志谈话。

我耐着性子等了一阵，那个同志才拿起我的公函，看了一眼，飞速地批了几个字，说：“藏马民工担架队全部拨给你们，快领去吧！”
我拿着批条，箭步穿了出来。

村外几里方圆，旗帜飘扬，人喊马叫，到处是整装待发的支前民工。
一路上，不断有人拦路问我：“同志，你找谁？”
当我作了回答，他们又失望地走开。
正走着，突然一只大手抓住了我的胳膊：“你是藏马担架队的？
跟我走！
，我回头一看，此人五十开外，留着两撇小黑胡。
原来他就是藏马民工担架队的，姓王，只因为大家等得发急，才派他出来打听消息，恰好遇到了我。

来到藏马担架队集合地点，王老汉把我介绍给李队长。
这是个膀宽腰圆、年轻力壮、办事干脆俐索的小伙子。
他看完批条，大手一挥说：“乡亲们，马上出发！”
7月正是三伏天，没有一丝风，没有一块云，火辣辣的太阳晒得皮肤发痛。
我们好象钻近密封的匣子，喘不过气来，口干舌燥，头也昏昏沉沉。
尽管不住挥帽扬凉，汗水仍象泉水般地往外涌。
身旁的王老汉象个汗人似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我真为他耽心，怕他支持不了，就说：“老大爷，以后再有任务，让年轻人来吧！”
老汉听了很不服气：“打老蒋难道没我的份？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你瞧吧！”
说着，他大步赶了上去。
民工们都和王老汉一样，虽然都感到又累又渴，但一听前方传来隆隆的炮声，谁也不肯落后。
离战场越来越近了，大伙的脚步也越来越快。
第二天下午，终于赶到了师部的伤员收容所驻地。

“你们来得正好。”
收容所负责同志兴奋地说：“山那边豆腐圩的部队天黑就要转移，还有五十几名伤员没有运下来，你们马上前去，一刻也不能耽搁！”
本来·我们打算赶到这里好好休息一下，喝点水、吃点东西再走。
然而，眼前的情况使我们只得放弃原来的计划。
天，很快就要黑下来了，山那边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部队似乎在做转移前的反击。
如果延误了时间，五十名伤员和二百多民工无疑会遭到意外。
是的，一刻也不能耽搁！

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民工，人群里立刻吵嚷起来，“休息啥！
走，抬伤员要紧！”
“同志们为咱流血牺牲，咱累点渴点算啥！”
民工们在李队长率领下，朝枪响的方向跑步前进。

太阳不象先前那样烤人了，只是山路崎岖难行，荆棘漫腰，棱石满道，走来十分吃力。
走着走着，山谷里猛然卷起狂风，空气里夹杂着潮湿气味；
滚滚的乌云直往头顶压来，闪电一闪，震耳的雷鸣压过了前线的枪声。
行列里有人喊叫：“要下雨！”
话刚落音，瓢泼似的大雨兜头而下。
这雨来得又猛又急，一会儿，那混黄的山水从山峰倾泻下来，漫着山坡从脚下流过。
我们就象在水面行走似的。

本来队员人人有件蓑衣，捆成小卷背在身上。
昨天他们还夸耀这是宝贝：睡觉当褥子，天冷当皮袄，下雨是雨衣，哪用就哪到。
可是现在，宁愿任雨淋浇，谁也没用。

好容易翻过山到达豆腐圩村时，天已黑了，村里鸡不鸣，狗不叫，一片寂静。
雨仍在下着，空中星月不露。
我们好象掉进了染缸一样，眼前一片漆黑，只是借着闪闪的电光，才看出好多房屋被敌人炮火摧毁了，有的还冒着缕缕的白烟。
部队已经开始转移，他们不言不语，一个个从我们旁边擦身而过。

我正想向他们打听一下情况，有人压低嗓子在问：“干什么的，谁负责？”
我赶上去答话。
那人把我拉到路旁，悄悄告诉我：“我们最后的一批掩护部队就要撤完了，你们动作要快，跟上我们。”
虽然天黑看不见他的神色，但从他那低而短促的语调里，我感到敌人就在跟前。
情况严重，我急忙带着担架队进村。

在一所没有完全坍塌的大房子前面，遇到了照护这批伤员的卫生员，他把我带进屋里。
伤员们没有呻吟，没有埋怨，静悄悄中，只有扎在身上的白色绷带在黑暗中移动。
当卫生员宣布我们来到的消息时，异口同声的叹息打破了沉寂。
听得出来，这叹息声里包含着无限的期待和欣慰。

我告诉李队长：保持肃静，动作要快，迅速把伤员抬上担架，跟上部队。
他完全理解当前的处境，二话没说，就领着队员们一齐动手。
外面又是一声沉雷，我猛然想到，如果伤员的伤口淋了雨，不仅会腐烂化脓，而且可能被破伤风菌侵袭，遭致生命危险。
而敌人很快就要窜到这里，又不能等雨停了再走。
听着外面哗啦啦的雨声，内心万分焦急。
正在这时，王老汉在一旁催我：“李同志，都收拾好了，走吧……”我踌躇地说：“雨大，伤员的伤口怕淋！”
“不怕，你摸摸！”
我伸手一摸，每个伤员身上都盖上了蓑衣。
难怪刚才他们宁可淋雨，不动蓑衣，原来早就准备好这一手了。
多么细心的人啊，我不由心头一阵滚热，便满怀信心地说：“出发！”
民工们抬着伤员，冒雨离开村子。
走不多远，前面的人突然不动了。
我急得跑上去一看，人们都在弯着腰找路。
四周漆黑一团，辨不清东南西北。
部队呢？
部队到哪里去了？
一种不祥的预兆立刻在我脑海里闪过：失去了部队的掩护，一旦敌人上来，我们这支手无寸铁的队伍用什么抗击……“砰，砰！”
恰在这时，豆腐圩里响了两枪，紧接着一阵人喊马叫。
敌人分明已经进了村子。
不能再迟疑了，我和李队长商量后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敌人从东边来，我们顺山沟往西走，离开这里再说。

此刻，雨虽然小了一些，但却缠缠绵绵的，看不出休止的样子。
道路比来时更加泥泞难行，民工们一步一滑地向前摇晃。
慢慢的，枪声听不见了，估计离开豆腐圩有四五里路，我的心情才镇静下来。
这时才发觉，我的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泥路拔去了一只，棱石划破脚板，隐隐作痛。
半天半夜水米没沾牙，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湿淋淋的衣服贴在身上，只觉得浑身发冷。
我不免又想起身边的王老汉，他年纪那样大，又抬着伤员，不定怎么艰难呢！
我抬头向前面望去，行列里静悄悄的，想必王老汉和大家一样，正小心翼翼地抬着伤员，在和困难作顽强的斗争！

对这些不怕艰险、不畏困难的民工，我只有暗暗敬佩，并且希望早些脱离险境。
谁知走到山沟尽头，奇峰突起，挡住了去路。
山沟原来是个“牛犄角”，担架队不得不停下来，在雨中休息。
我怀着侥幸心理爬上山来，想寻找一条出路。
刚爬几步，听到前面有人嘁嘁喳喳地说话，有人在吸烟，豆粒大的火光刚刚熄灭又亮了起来。
我看见那些人都戴着大沿军帽，青天白日的帽徽也隐约可见。
糟糕，是敌人！

我急忙爬下山，对李队长说：“敌人占了山头，赶快往回走！”
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队伍仍然十分镇静，悄悄地又往回走。
摸到离豆腐圩只有三四里路的地方，一拐弯，朝大山插去。

这里的山坡更陡，上面复着一两寸厚的稀泥，走一步回半步。
人们抬着担架，拉着树枝杂草，吃力地向上爬着。
不断有人跌倒，担架也不时摔在地上，然而伤员和民工都咬牙忍痛宽慰对方。
二百多颗心一个信念：翻过山去，摆脱敌人。

爬到山腰，天色微明，地面依稀可辨，走路再不象盲人瞎马那样摸索了。
但天亮以后，敌人很容易发现我们，于是大伙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

山峰象被神奇的巨斧砍去半边，两丈高的悬崖，严严实实地堵住了去路。
崖壁峥嵘笔直，寸草不生，担架却难以通过。
敌人来得也真快，我们尚未想出办法，他们已经赶到山脚下乱吵乱叫了。
前有悬崖，后有追兵，我们陷入了绝境。
大伙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敌人的喊叫声逐渐靠近，气氛益发紧张起来，一个伤员躺在担架上说：“老乡们，你们为我们吃了千辛万苦，不能再为我们遭到敌人的毒手，把我们放下，攀山走吧！”
别的伤员也附和着说：“对，你们走，我们掩护，敌人上来就跟他拚了。”
李队长赶忙说道：“要走大家走，要拚大家拚。
你们负伤流血，还不是为了我们！”
王老汉一旁插嘴：“我倒有个主意，不过伤员同志们要受点委屈。”
他提议把伤员绑在担架上，再用绳子往上拉。
再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只好让大家立刻行动。

天已经大亮。
人们身上插满了伪装的树枝，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自报奋勇爬上悬崖，垂下几条绳子，套在担架上，然后用力往上拉。
底下的人一手托着担架，一手攀着崖缝，往上送。
崖壁太滑，不时有人失足，担架即悬空摆动，碰到石崖，震痛了伤员的伤口。
他们咬着衣服，脸上的汗珠和雨水溶在一起……

担架一副一副地吊了上去。
敌人仍在下边喊叫，幸好四外阴云缭绕，细雨迷蒙，给我们军上一层天然的伪装。
令人烦恼的雨，这时变得如此亲切，以致人们默默叨念：“可别停啊！”
上午十点钟左右，全体人员爬上了崖顶。
上面是一片平坦的空地。
山那边，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不远处就是师部收容所住的村子。
我和李队长清查了一下人数，伤员和民工一个不少，这才松了一口气，坐下来歇息。

这一夜，如同进行了一场恶战。
民工们个个面容憔悴，浑身是泥，许多人的衣服被荆棘撕破，脸上、手上留着血迹。
可是，他们仍然很平静，仿佛没有经过这场风险似的。
王老汉见我走来，高兴地说：“李同志，来，抽袋烟再走，这下我们快到家了。”
当天上午，我们就回到了师部收容所。

和民工分手以后，每当想起这次雨夜抢运的情景，我就思念这些共同战斗了一夜而又不知名字的战友们。
记得在另一次大战前夕的傍晚，我又遇到了这支民工队。
李队长高举着一面红旗走在头前，旗上的“集体一等功”五个金色大字，在夕阳照耀下分外灿烂夺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