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汇报“跃进号”失事的情况，讲他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就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同周恩来交换意见。

5月10日-1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作多次修改。在决定草案稿的十个问题的前面，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段话。其中指出：“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这段话的主体部分后来作为一篇哲学短文，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编入一九六四年五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34)

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即：（一）形势问题。（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五）依靠谁的问题。（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问题。（八）“四清”问题。（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以上十个标题，都是毛泽东加上的。毛泽东对这十个问题的内容作了修改，其中，对第十个问题加写了一段话：“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34) 1965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版，也编入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

5月上旬

再阅《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将标题改为《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这个材料和中央三月二十三日的批语、山西省委一月二十九日的批语，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六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