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05月04日
上午，同肖芜同志在淮海路走了很久，买提包一只，牙刷一把。
提包价七元八角。
十一点回到家里，罗荪同志来了。
闲谈了几句，然后取出一通总会来的加急电报给我。
说，得唐山铁路医院来电，我的儿子病重，现住该院，云云。
这真叫人莫名其妙，也叫人着急。
这天我算认识了罗荪同志的作风：沉着、周到、热情。
他立刻代我打电话找总会张僖同志，要他向唐山铁路医院问明真相。
一点，电话来了：是吕一鸣！
他参加了铁道工程队，在唐山患胃出血，于是冒称我的儿子。
因为他知道他家不会，也不可能给他帮助……
这场虚惊真是又气人又笑人。
但是转而一想，他不找我又找谁呢？结果我放不下心。
于是我又去电张僖，请求照顾。
随后还给了洪钟一信，要他恳求亚群同志，打电报给铁道部的胡峻祥同志。
午睡根本没有睡好，老是罩念着吕一鸣。
四点钟，李济生兄和出版社另外三位同志来了。
一道坐到四点，让另外三位走了，又约济生到我房里闲谈。
随后，巴公夫妇来了，济生才走。
说是已经约好去川剧团。
五点在白羽房里吃了点面食，然后一道前去车站，到杭州去。
坐了三个钟头火车，也一气闲谈了三个钟头。
可以说举行了一次愉快的座谈会。
到车站来接我们的，有方老、俞仲武等同志。
我们被安置在杭州饭店，面对西湖，原是凤林寺旧址。
从车站到杭州饭店的途中，虽然二十七八年没有来了，一路所见，恍如当年，其实变化已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