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04月20日
上午回了玉颀、菡子和济生的信，共三封。
下午又拍了一通简单的电报，也是给济生的。
我在给济生的电报和信上，讲的都是一个内容；同意他们的意见，不必用《恐怖》换《土饼》了。
实则我有自己的看法：为什么不能用“不革命的人”作主人公呢？既名《恐怖》，而且是暴露敌人的残暴的，就无所谓过火！
而且其中提到的传单，被杀者的振臂高呼，分量尽管不多，却自有其积极意义，不能一概谓之为调子太低。
角度不同，取义不同，这是应该得到承认的吧？然而，既然编者如此顾虑，且确为作者着想，也就只好由它去了。
我觉得这反映了当前创作上一种简单化倾向。
拍发电报后碰见翰老。
他告诉我，从他看来，我至少得有一年的休息。
他已经向亚群同志谈了，要亚群向杜书记提出建议。
他显然看出了我的苦衷，自己不愿提出请求。
因为他正在审改文件，旁边又有人等他，简单谈了几句，我就匆匆忙忙走了。
下午六时，同方老、罗荪一道去曲园。
主人曹禺、而复已先到了，还有巴公、定一同志等五六位。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多人，但上席以后，又来了方纪、杨朔。
这一来，把一张圆桌塞得满满的了。
我感到拘束、闷气，很少发言，也很少吃菜，只是不断地喝啤酒……
饭后，陆续走了几位，人少了，同杨朔、方纪简单谈了谈创作上的问题，随后万家宝就派车送我和方老回来了。
路上，我真有点为家宝难受，这些应酬太耗费精力了！
……
因为时间尚早，心绪又不宁静，真想去参加作协的晚会；但只是去街头逛了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