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动农业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农业技术改革实现农业发展纲要
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胜利结束
会议制定了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要求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广泛调查研究我国自然资源及其利用情况，在农林牧副渔各方面开辟新的资源；
应用我国丰富的精耕细作传统和现代化科学技术措施，大幅度提高现有耕地、畜群、森林、水域和副业生产水平；
全面研究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利用问题；
加强基础农学的理论研究，开辟缺门学科和发展薄弱学科；
研究和发扬祖国农业遗产；
加强农业技术经济的研究。
新华社05日讯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从02月08日开幕以来，到03月底已结束了最后几项专题的讨论。
至此，这次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史上空前盛大的集会，已经胜利完成了它的重大使命。
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从各地科学研究机关、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来到这里的涉及几十个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教授和工程技术专家们，同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人一起，制定了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提出了三千多项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需要进行的科学研究课题。
首先着重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并从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范围内全面考虑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发展，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农业现代化为目标，是这次会议所制订的规划的指导思想。
规划要求全国农业科学技术人员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研究工作：
广泛地调查研究我国的自然资源及其利用情况，无论在农、林、牧、副、渔各方面，都要开辟新的资源，并且要研究合理利用资源的方案；
应用我国丰富的精耕细作传统和现代化科学技术措施，大幅度地提高现有耕地、畜群、森林、水域和副业的生产水平；
全面研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利用问题，如适当扩大耕地面积，利用广大山地、草原和水域，治理沙漠，防治和合理利用盐碱土，等等；
加强基础农学的理论研究，开辟缺门学科和发展薄弱学科，运用基础学科和技术科学的最新成就；
研究和发扬祖国农业遗产；
加强农业技术经济的研究。
会议回顾了过去几年来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成就，检阅了当前的状况和已经达到的水平，展望了美好的远景。
在修订规划的基础上，与会代表们着重对下列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提出了当前的工作方案。
这些问题是：
山地的利用和水土保持，土壤盐碱化的防治，草原的改良利用，海滨湖滨河滩地的利用，沙漠的治理以及热带资源的开发。
与会代表们对于农业区域规划、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在不同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先后步骤、氮磷钾三种化学肥料的生产比例等直接关系着农业生产的重大问题和技术政策，提出了很多建议，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见解。
会议对于其中有些问题已经有了一致的意见，有些问题尚待今后进一步讨论研究。
会议还分别座谈了地方科学技术委员会如何推动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以及地方科学技术协会如何开展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普及工作问题。
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周恩来总理和谭震林、聂荣臻副总理向会议作了报告，使大家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示。
一些年逾花甲的老科学家表示要制订个人的十年工作规划，力争在晚年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培养更多的接班人。
许多壮年的科学技术专家都觉得自己正处于能够充分发挥才能的大好时机，要轰轰烈烈和踏踏实实地大干几十年。
年轻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表示决心努力学习，迅速掌握近代科学技术，为祖国的富强贡献出毕生的精力。
代表们都认为，这次会议，在调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提高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无疑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他们感到，党提出的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伟大任务，给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
他们都表示有信心为实现祖国农业现代化提供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促使这一光辉的远景早日到来。

冷空气继续南下　长江以北将有霜冻
新华社05日讯
由西伯利亚进入我国的冷空气，今晨其前锋东段已到达淮河流域；
西段已到达秦岭和青海南部一带。
渤海和黄海北部出现了七到八级的大风；
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东北南部及西北地区出现了五到七级大风。
山东和辽东半岛出现了大雨和暴雨；
淮河流域出现了中雨和大雨；
黄河下游出现了小雨和中雨。
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冷空气将继续南下，五六两天，长江流域将有五到六级（局部地区七级）的偏北风；
黄海、渤海、东海和台湾海峡将有六到八级的偏北风。
七八两天南海北部将出现五到七级的东北风。
07日晨或08日晨，长江中下游以北大部地区将有霜冻出现，对已拔节的小麦将有较大影响；
06日开始江南地区将维持两三天的低温阴雨天气，对已播种的早稻可能有一些影响。
有关方面提出：
上述可能出现霜冻和低温的地区应即注意防霜防冻。

图尔西·吉里就任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主席
周恩来总理致电祝贺
新华社05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致电图尔西·吉里博士，祝贺他就任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主席。
电报全文如下：
加德满都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主席图尔西·吉里博士阁下：
值此阁下就任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主席之际，谨向阁下表示祝贺。
祝尼泊尔王国在马亨德拉国王陛下的领导下，在维护民族独立、坚持和平中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日益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3年04月05日

我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驻华使馆
驳印方对印军入侵乌热地区的狡辩
指出印方显然是为自己破坏中印双方关于都不向乌热地区派遣军队的协议和蓄意侵占中国领土、制造紧张局势的行为辩解。
新华社05日讯
中国外交部03日就印度方面违反中印双方关于都不向乌热地区派遣军队的协议，于去年派军侵入中国乌热地区一事，再次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
这个照会是答复印度政府外交部1963年01月17日的来照的。
照会说，“印度政府在来照中不敢公然否认印度军队侵入中国乌热地区的事实，但是它又重复了它在1962年08月27日的来照中的狡辩，说什么印军只是在乌热‘较远的后方’设有一些哨所。
显然，印方这种说法是企图把乌热地区的范围加以缩小，来为自己破坏中印双方关于都不向乌热地区派遣军队的协议和蓄意侵占中国领土、制造紧张局势的行为辩解。
但是，这完全是徒劳的。”
照会说，正如中国政府所指出的，乌热地区的面积约为一百五十平方公里。
印方硬说，中国官员曾把乌热的面积说成是三百平方英里，这完全是捏造。
照会说，“不难看出，印方之所以这样不顾事实地编造谎言，无非是为了掩盖自己任意缩小乌热地区范围的做法。
最有意思的是，尼赫鲁总理1963年03月16日居然也在印度人民院说，中国政府关于乌热的说法‘经常变来变去’。
据他说，乌热的面积只有一点五平方英里。
但是，人们还清楚记得，正是尼赫鲁总理自己在半年以前，即1962年08月28日，在印度联邦院说过，乌热地区有六平方英里。
请看，‘经常变来变去’的到底是谁呢？”
照会接着指出，“中国方面在两国官员会晤中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证据，证明乌热地区历来属于中国西藏的达巴宗。
印方无法一手推翻这些证据，只好挖空心思地力图贬低其意义。”
照会列举事例说明了印度方面任意曲解历史文件、歪曲事实的一贯做法，揭露了印方在过去的通讯和官员会晤发言中的有关说法的前后矛盾，又一次证明“经常变来变去”的不是别人，正是印度自己。
照会指出，“乌热地区历来是中国领土，在中国管辖之下，而且是在1959年11月0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中国这一边，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在完成从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全线主动后撤二十公里的计划的同时，已经宣布并且通知印度政府，决定把乌热地区也列为停火安排中的四个争议地区之一空出来，连民政检查站也不设立。
这又一次充分表明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
照会最后说，“只要印度方面也不进入上述四个争议地区，已经和缓的边境局势就不会重新紧张起来。
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方面能对中国的主动措施作出有利的响应。”

把农业科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已经闭幕。
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关于农业问题的指示，根据我国农业生产在目前和将来发展的需要，根据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经验，对如何开展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宝贵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且对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
这次会议对今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为农业生产服务，是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根本目的和指导思想。
所有同农业有关的学科部门和科学技术人员，都要明确地树立这一思想，把研究工作的方向摆正。
还要根据本学科的特点，从各个方面来考虑如何直接地或间接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并且要发现和抓住本学科为农业服务的中心环节，以便集中力量，解决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国农业科学在现阶段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就是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服务；
为实现我国的农业技术改革服务；
为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水域，促进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面发展服务。
农业发展纲要的中心要求，是把我国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新的水平，在三种地区分别实现粮食亩产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标。
我国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不高，增产的潜力很大。
只要采取必要的增产措施，就可以大大地增加我国的粮食作物和其他作物的产量。
因此，我国农业生产首要的着眼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首要的着眼点，当然是努力挖掘现有耕地的潜力，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期在比较短的时期内使我国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毛泽东同志总结出来的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是我国农业增产措施的纲领，也就是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研究的中心。
通过对增产措施的研究工作，找寻最有效最经济的技术途径，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贡献自己的才智，这是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当前的首要任务。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单是经营现有的耕地，是很不够的，必须考虑全部国土和水域的开发利用问题。
我国国土十分辽阔广大，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计一百四十四亿亩。
在这辽阔的土地上，现有的耕地和宜农荒地，仅约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十几。
另外有几十亿亩山区，有几十亿亩草原，几千万亩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可资利用，还有淡水面积几亿亩，有一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可以开发利用的海洋渔场面积也很大。
因此，毛泽东同志不仅早就提出了农业方面的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的多种经营的方针，而且提出了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方针，给我国农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我国农业生产的着眼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着眼点，固然首先是现有耕地，但又必须着眼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全部国土面积；
我们固然首先要着眼于增加粮食产量，但又必须着眼于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面发展，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土地和生物资源，包括广大辽阔的山区、草原、水面，不仅大大地发展植物生产，而且要大大地发展动物生产。
这也就是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全面观点。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农业先进国家，畜牧业产值大约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甚至更高一些，而我国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则太低了。
我们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畜牧业，把畜牧业提到更重要的地位；
同时要用更大的力量发展水产业。
在畜牧业和水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为我国人民逐步地提供更多的动物性食品，逐步改变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
动物性食品增加了，粮食的消费量自然就会减少，而人民的营养状况则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畜牧业和水产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一方面，而且是肥料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来源，特别是有机肥的重要来源。
因此，绝不能把畜牧业和水产业同农业对立起来看待，应当使之密切结合起来。
所以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国的全部土地和生物资源，开辟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技术途径，是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在这方面，科学技术工作者有着广阔的活动天地。
例如，山地利用和水土保持的研究，草原的开发、利用、管理、改良以及提高载畜量的研究，沙地的利用以及防沙固沙的研究，防治土壤盐碱化和酸土改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热带资源的研究，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将为开发和利用广大国土和生物资源，扩大耕地面积，利用山地、草原、水面，多方面地解决我国的农业生产问题，提供各种科学根据。
我国农业生产对农业科学技术工作提出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包括了将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农业科学技术战线的主要力量，当然首先要集中到当前问题的研究上。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迅速地收到效果，并且给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如果忽视当前农业生产的需要，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也不能忽视为解决将来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工作。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虽然不能马上见效，却是必须及早动手的，否则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顿下来，不能继续前进。
我们要把当前需要和长远需要密切地结合起来，作出适当的安排。
由于当前的问题比较地容易看得清楚，而长远的将来的问题容易被忽略，所以对于长远性的问题，有必要特别注意加以安排。
例如，可以考虑把七八分的力量用于当前问题的研究，二三分力量用于长远问题的研究。
总之，为近期、为当前农业生产服务的研究工作，我们要加以安排，给以积极的支持；
为长远的农业生产建设服务和探索自然界基本规律的研究工作，我们也必须加以安排，给以积极的支持。
党和政府已经规定在二十年到二十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我国的农业技术改革，即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
目前世界上的农业先进国家，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直接为农业服务方面，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就和经验。
对于国外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我们必须充分地加以利用。
但是同外国比较起来，我国在农业上有许多特点。
例如：
我们有精耕细作等优良的农艺传统；
按人口平均，耕地较少；
农作物品种繁多；
而且地貌、土壤、水文、气候等等的自然条件也十分复杂。
这就要求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必须创造性地进行工作，独立地解决我国农业技术改革所遇到的一系列的新问题。
最重要的是努力把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同优良的农艺传统结合起来。
以肥料来说，我们肯定要大量地生产和使用化学肥料，但我们同时也要大量地发展我们的传统肥料——有机肥料，以便逐步形成为更加完整的综合性的肥料体系。
只有这样，我们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结果，才能一方面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又能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根本改变我国的农业面貌。
科学研究工作是为了改造自然而去认识自然。
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在生产中的推广运用，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目前，如何推广已有的科学技术成果，包括国内的，国外的，现在的，过去的，还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随着农业技术改革工作的发展，这个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因此，必须从上到下地建立起一套关于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制度和组织，把推广工作切实开展起来，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否则就可能发生科学研究和推广工作脱节的现象。
推广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还必须进行大量的区域试验。
只有通过这些试验，才能判明一项科学技术成果推广的条件和范围。
推广的试点应当选择在国营农场和技术条件比较好的公社或生产队。
因为这些地方科学技术力量比较集中，有可能进行周密的科学观察。
至于有关土壤盐碱化防治、低产田改良、草原利用等等的科学研究成果，还应当组织必要的技术力量，建立试验基地进行试验。
推广工作要和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工作结合进行。
比方化肥的推广，就需要向农民讲明什么样的作物和土壤，需要什么样的化肥，用量多少，施用方法如何。
否则用法不当，就会造成损害。
使用剧毒农药，还需要宣传安全知识。
普及工作的对象不仅是农民，也包括干部。
领导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不懂得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是困难的。
因此在干部中要提出这样的号召：
“大家都来学点自然科学”，并且给他们提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条件。
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人口众多、科学比较落后的国家，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卫生等部门都要把自己工作范围内有关的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任务担当起来；
各级科学技术协会则应发动和组织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积极地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普及活动。
必须知道，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来武装五亿农民，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武装农民一样，是一个严重的战略任务，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加以重视，把这项工作持久而普遍地进行下去，才能收到巨大的效果。
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以来，中央和省市的领导机关，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经过这次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任务和发展方向，都已经作出明确的规定。
农业科学技术战线上的全体同志们，应当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知难而进、埋头苦干的精神，为完成党和国家所付予的使命而不懈地努力，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实现我国的农业技术改革而奋斗。
我们深信，只要实现了这个会议所制定的规划，就能够把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把我国的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集体的雷锋　四好连队的典型
萧华要求全军推广“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经验，永远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本色
新华社05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03日召开会议，听取“南京路上好八连”前任指导员刘仁福和现任指导员王经文的工作汇报。
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在听完汇报后指出，十四年如01日艰苦作风代代相传的“南京路上好八连”，是集体的雷锋，四好连队的典型。
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干部、战士的头脑，顶住了资产阶级的各种“香风”臭气，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全军各部队都应当广泛宣扬他们的模范事迹，认真总结和推广他们的经验，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作为对部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使全军永远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本色，出现更多的雷锋，更多的好八连。
萧华上将说，我们人民军队要经得起两种考验。
一种是战争的考验，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我们是经得起这种考验的。
另一种是和平环境下的考验，这种考验，看起来容易，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困难一些。
因为在我们取得了全国胜利以后，阶级斗争仍然是长期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解放前帝国主义曾经把它叫做“冒险家的乐园”，是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最强大最顽固的堡垒。
而八连能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不但没有倒下去，而且巩固和扩大了无产阶级思想阵地，保持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劳动人民的本色，在南京路上树立了一面光辉的红旗。
特别可贵的是，他们不是一时保持了这个传统，而是十四年如01日，人换了，作风传下来了，传开去了。
萧华上将说，为什么好八连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够代代相传，永不褪色？
最根本的就是他们始终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了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1、政治第1、思想工作第1、活的思想第一），特别是抓活的思想抓得好。
在好八连，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当毛主席的好战士，已成为干部战士的共同行动。
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重视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他们善于抓活人活事，抓好坏评比，抓今昔对比，对干部战士进行阶级教育，不断提高阶级觉悟，使他们学会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
他们善于发动党、团员骨干，人人做思想工作，老兵带新兵，先进帮落后，不少问题不等领导知道，下面就自动解决了。
八连的干部，模范作用很好，言行一致，关心和爱护战士，生活上和战士“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处处做战士的榜样。
他们还善于向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请教，学习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和高贵品质。
正是由于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干部、战士的头脑，把思想工作做到了家，做到了每个人心里去了，真正发挥了精神原子弹的威力，从而顶住了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萧华上将指出，在我们的部队里，雷锋和好八连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
归根到底，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是工人农民的军队。
这样的军队是撼不动的。
同时，也是由于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
他指出，雷锋是五好战士的一个典型，好八连是四好连队的一个典型。
他们都是对部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我们有几千个四好连队，几十万五好战士，每一个四好连队，每一个五好战士，都有他们突出的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经验，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一个一个地一点一滴地总结他们的经验，推广他们的经验，树立各方面的典型，大力宣扬他们的模范事迹，把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推向新的高峰。
在这次会议上，剧作者沈西蒙还谈了他们以好八连为背景创作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体会。
萧华上将指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一个反映现实斗争的好剧本。
它证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士的光辉事迹是丰富多采的，是写不完的。
他号召部队的作家，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到生活中去，到连队中去，到战士群众中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全国烟草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交流经验
据新华社济南04日电
一批能直接用于烟草生产的研究成果，最近在山东潍坊召开的1963年全国烟草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被肯定下来。
最近几年，各地烟草研究单位共取得了七十六项研究成果，有的已在生产上应用。
目前，全国各烤烟产区采用的优良品种，有许多是由各地烟草研究机构选育出来的。
这些良种一般比原来推广的品种增产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高的达百分之四十以上。
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选育的优良品种“金星六○○七”，在山东烟区种植结果，证明能比原来推广的良种“大黄金”增产百分之二十，质量属中上等，抗黑茎病能力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感染烟草普通花叶病的程度较轻，并能耐旱耐涝。
这个品种目前在山东已种植了十多万亩，近年来在贵州、云南、安徽、辽宁等省进行区域试验中，种植情况良好，证明是一个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的高产良种。
其他如河南的“许杂一号”、“许杂二号”、“许杂三号”，安徽的“凤阳一号”、“凤阳二号”，贵州的“黔福一号”等都是由本省烟草研究单位选育成功后提供生产应用的。
在烟草的栽培技术方面，几年来各地通过调查研究，都找到了播种期、移栽期和种植密度的适宜范围，因地制宜肯定了一些先进栽培技术，对提高烟叶产量和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这次会议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主持召开的。
到会的有吉林、辽宁、山东、河南、安徽、福建、贵州、云南、广东等省和轻工业部烟草工业科学研究所的烟草专家、农学院教授和烟草研究工作者四十多人。
会议讨论交流了近几年来的烟草研究工作的经验，对今后的烟草研究项目作了具体安排。

南方各省开始采摘春茶
据新华社05日讯
清明节前，南方各省著名产茶区已开始采摘春茶。
清明前几天是杭州西湖采摘龙井明前茶的旺季。
环绕西湖的狮峰山、琅珰岭和白鹤峰一带连绵起伏的龙井茶园里，春雨刚过，新芽旺发，三五成群的采茶姑娘腰系茶篓，忙着采摘龙井新芽。
西湖公社的十个生产大队都已采摘了不少质量最好的“明前”茶。
明前茶是龙井茶中的极品，一芽一叶，叶如雀舌。
现在，龙井茶区的各个炒茶工场里，也正轻烟缕缕，随采随制，争取新茶早日上市。
接连几场春雨之后，四川省大巴山和雅安专区等地的山区也开始了采摘春茶。
四川省所产的著名的川红，主要供应西藏，是过去的所谓“边茶”；
蒙顶茶（即产于蒙山顶上的一种云雾茶），国内也很著名。
现在，这些名茶产地的茶农都正在忙碌地采制。
据宜宾、城口和万县等地检查，今年这些地区采茶的时间比去年早，一批批初制的春茶正陆续运往茶厂揉制加工，准备外调。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著名的“普洱茶”产地，现在，自治州各地的傣族、哈尼族和布朗族妇女，也正起早摸黑地采摘春茶。
由于采茶力量组织较好，产量逐日上升。
勐海县03月下旬以来的平均日产量比中旬的平均日产量高一倍以上。
这几年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有了较大发展。
1962年全州茶叶产量达到了一百八十多万斤，比自治州建立前的1952年增加了两倍多。
质量也有提高。
此外，安徽省六安、祁门，湖南省安化、洞庭湖，湖北省阳新，江苏省太湖洞庭山等著名产区都已开始采摘春茶。

各地人民清明节祭扫革命先烈墓
据新华社05日讯
今天是清明节，各地党和政府的负责人，以及工人、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学生、机关干部和解放军官兵，祭扫了革命先烈墓。
北京成千上万的工人、干部、学生、解放军官兵到八宝山祭扫革命烈士墓。
许多人在任弼时、林伯渠等革命先辈的墓旁栽了花木。
上海各界人民三万多人到龙华等地的革命烈士墓地扫墓。
江苏省和南京市各界人民以及人民解放军驻南京地区部队官兵二万多人，到雨花台祭扫了人民革命烈士墓。
广州市各界人民，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举行了祭扫仪式，然后又祭扫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等。
还祭扫了“六·二三”沙基惨案烈士墓、马口烈士墓和向秀丽烈士墓。
沈阳各界人民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扫烈士墓。
瞻仰了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和黄继光、杨根思、丘少云、孙占元、杨连第等烈士的遗物陈列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人民，在乌鲁木齐市南郊燕儿窝革命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悼念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烈士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民、乔国桢、林基路、吴茂林等革命烈士殉难二十周年。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界人民前往大青山下的哈拉沁烈士陵园扫了墓。
哈尔滨、长春、长沙、福州等地党和政府的负责人以及各界人民今天都前往祭扫革命先烈墓。
吉林省通化市各界人民祭扫了杨靖宇烈士墓。
湖南省长沙县铜官镇和开慧公社各界人民祭扫了郭亮、杨开慧、杨开明烈士墓。
福建省闽侯县各界人民祭扫了林祥谦烈士墓。
福州市各界人民祭扫了空军英雄杜凤瑞烈士墓。
抚顺市各界三千多人，今天祭扫了雷锋烈士的墓。
各地党和政府的负责人以及各界人民这几天还广泛慰问了烈士家属。
有许多青少年在烈士墓前举行了入团、入队仪式。
许多工厂、学校、机关这几天举行了纪念革命先烈的集会，人们在会上纷纷表示要学习革命先烈忠于祖国、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崇高品质，学习烈士艰苦奋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附图片）
清明节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步兵学校官兵拜谒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大夫陵墓。
官兵们在墓前学习了毛主席《纪念白求恩》一文，决心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党对人民赤胆红心的革命战士　郑希周摄

探索天山冰川
1959年设立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冰川研究站的科学工作者，在乌鲁木齐河源头海拔三千五百米的冰海雪原上，寻找利用天山冰川水源支援农牧业生产的途径。
目前正是大地回春的季节，但这里却依然是冰雪世界。
科学工作者们在这四季皆冬的冰川地区，坚持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关于天山冰川发育和演变的科学资料，为进一步对冰川的利用提供依据。
天山冰川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冰川，广达四千八百平方公里，储水量相当于二千个十三陵水库。
下图：
科学工作者们外出考察
科学工作者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克服在考察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科学工作人员在野外收集有关天山冰川的科学资料
新华社记者　徐邦摄

是科学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侧记
本报记者　吕新初　顾迈南
党中央和国务院首次召开的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已经胜利结束了。
参加会议的一千多位科学工作者，肩负着国家委托的重任，陆续回到自己的岗位，加紧向着农业现代化这个伟大目标进军。
万水千山在招手
我国农业的出路何在？
根本出路是现代化，农、林、牧、副、渔要全面安排。
这次农业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正是本着这个原则，从各门学科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当前农业生产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到会的科学工作者，从聂荣臻副总理指出的“不仅要考虑现有耕地的多种经营、全面安排，而且要在全国辽阔的土地上全面安排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这样宽广的视野出发，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各项指标的实现出谋献策，制订了数以千计的研究课题。
在会议的几十个会场上，来自田头、海滨、湖滩、山林、沙漠、草原和实验室、显微镜旁的几十个不同学科的专家们，如数家珍地谈论着祖国富饶的大地和丰美的资源。
他们用自豪和乐观的语言告诉人们：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一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处处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农业资源。
除了已有的十六亿亩耕地和大面积的森林以外，还有五分之四的领域正在召唤人们去开拓。
“发展海洋农业！”
“打开湖泊这个‘聚宝盆’！”
这是水生生物科学工作者的愿望。
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曾呈奎，多年来一直在探索海洋植物的生活规律，寻找繁殖的方法，为人们向大海索取食物和衣料。
每当他伫立在青岛海滨，了望着锦缎般的波涛的时候，吸引着他的不是那美丽的景色，而是那水晶宫里千千万万的生命。
他深深感到，海洋生物学的前途，正像海洋本身一样辽阔！
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发展“海洋农业”的创议中说道：
“我国解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海带人工养殖，从播种、分苗到养苗、留种，都引进了人力的干涉。
这是海洋农业的开端。
海洋中的鱼、虾、蟹、贝、海参等等动物资源，目前我们还只是用‘打猎’的方式捕捞。
将来可以进化到以‘畜牧’为主的生产。
那时，产量就有可能成倍地、数十倍地提高了。”
在讨论发展水产事业的小组会上，许多科学家抱着和曾呈奎同样的见解。
他们都把海水养殖业看成是人们向大海索取食物的一条康庄大道，都想在这项世界上最年轻的生产事业中显一番身手。
同海洋媲美的是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纵横交错的江河。
全国可以养殖鱼虾的淡水面积有两亿多亩，现在还利用得很不充分。
这也正是科学工作者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
他们在设想着各种各样养殖捕捞鱼虾的新方法；
估算着这两亿多亩水面充分利用以后可能达到的产量……。
同鱼类打了四十年交道的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举出许多科学根据来论证水域的生产力比陆地更高。
根据他的调查，我国农民对池塘养鱼有丰富的经验，如果管理精细，施加饲料，每亩产量可以达到八百斤到一千多斤，而所化的劳动力，不过同种一亩水稻相仿。
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根据他们调查的材料估算，全国一千万亩池塘，只要因地制宜，推行增产措施，平均亩产就可以在目前的水平上提高一倍。
他们说，淡水渔业还应该从单一的养鱼发展为渔、牧、农混作轮作，就是既养鱼虾，又种水生作物，还可以用水草、螺、蚬、小虾等等饲养水禽和家畜，湖滨则可以植树造林。
所以，他们觉得人们把湖泊称为“聚宝盆”是再恰当不过的。
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聚宝盆”打开，让它献出更多的财富。
科学家们的雄心壮志不仅寄托在辽阔富饶的水面上，也寄托在那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我国草原总面积达数十亿亩。
怎样让它为我们养育更多的牛羊，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大专题之一。
几位草原学家和畜牧学家勾画了一幅令人神往的图景：
在绿色的原野上，骠悍的三河马尽情地奔驰；
细毛羊和三河牛悠闲地寻觅嫩草；
黄羊、麋鹿、野驴出没在深邃的草丛中……。
草原学家把草原夸奖为天然的巨大的肉、奶和毛皮的仓库；
那儿还藏着熊胆、麝香、鹿茸、冬虫夏草、大黄和甘草等名贵的中药材。
引起草原科学工作者注意的一个事实是：
国外优良的草原平均每亩可以养一头羊，而目前我国的草原一般要三四十亩才能养一头羊。
这说明我国草原有巨大的潜力。
我们有没有可能使草原的载畜能力达到每亩一头？
北京农业大学草原教研组主任贾慎修教授的答复是乐观的。
这位曾经在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踏遍许多草原的专家，用实地调查试验结果来证明他的看法：
1952年，他们在西藏试种苜蓿，每亩鲜品产量有三千多斤，足够一只羊吃一年。
他发现新疆、内蒙古东部和东北部分地区的草原完全有条件加以改良，栽培苜蓿等优良牧草，都可能达到每亩草原养一头羊的水平。
会上还谈到，开发草原，提高草原的生产力，还有很多科学问题需要各门专家去研究解决。
水，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有了水，牲畜才能活命，草才能长得好。
在这一眼望不见边的草原上，水从哪里来呢？
地质学家知道，有些草原的地下几十米到一百多米深的地方有。
要把这样深的地下水引上来，就需要研究设计高扬程的水泵，这又是机械工程专家的任务了。
在会议上，我们访问了热带植物学家蔡希陶。
他是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主人。
这个植物园设在一个清溪环绕、形似葫芦的小岛上。
岛上的土地是紫色沙岩，肥力极高。
在那里，一株木瓜可以结出一百八十多个果实而成为“木瓜王”；
芭蕉长到三四人高，亩产七八千斤。
在我国的西南和南部，类似这样肥沃的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有五十多万平方公里。
那里稻谷一年三熟，生长着食品中热量最大的可可、号称“世界油王”的油棕、味美多脂的腰果和油瓜、硬质纤维的剑麻，还有漫山遍野的野果野瓜。
一位科学考察队长有过亲身的体验：
在云南南部不见人烟的深山密林中长途跋涉，即使空手出门也不会挨饿。
这些地区资源丰富的程度可想而知了。
我国大陆上有三分之二的面积是山区。
其中除了一小部分属于热带地区以外，大部分布在我国中部和北部的广大温带地区。
这次会议集中了地理、植物、农牧、水利、土壤、气象等多方面的专家，研究山区的综合经营和水土保持问题。
科学工作者对发展山区木本油粮植物寄以很大的希望。
有人算了一笔账：
如果每年开发二百万亩山地种木本油料，二十年后可以生产五十万吨食油，相当于两亿亩花生的产油量。
山区的森林，更是珍贵的资源。
专家们还看到，在我们的国土上，还有面积跟耕地一样大的沙漠，以及大片的沙荒地和盐碱荒地。
一旦除害兴利，加以改良，它们的生产力将是难以估量的。
人们的视野一经打开，就会看到祖国的锦绣河山处处在向科学家们招手。
对于勤奋的人，大自然从来是不吝啬的，它期待着科学家们去探索去开发去利用，只要有决心，有办法，就一定可以驯服它们。
千方百计夺丰产
如何提高现有耕地的产量，是会议的一项中心议程。
在棉花、粮食、肥料、土壤、植物保护和农药药械、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业气象等许多专业的小组会上，各方面的科学家都在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寻找增产的途径。
农学家和畜牧学家都主张农牧结合。
畜牧专家张克威正在为许多作物的茎叶不能充分得到利用而发愁。
他说，如果有可能通过牲畜这架“活机器”，把茎叶转化为动物蛋白，对人民的贡献就大得多了。
他认为当前发展畜牧业的主要问题是饲料，而解决饲料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农牧结合。
畜牧业的发展，既可提供大量有机质肥料，从而提高作物的产量，同时又为农业提供了畜力。
水稻专家们主张在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实行相应的合理轮作，通过豆科作物和绿肥来固定氮素，提高土壤肥力，单位面积产量就能显著增加。
这都是些在近期内可能见效的增产途径。
在化肥专业组的会场里，大家静听着化工冶金专家叶渚沛解释他的一项重要建议：
发展钢铁化肥联合企业。
他根据自己在研究所里的试验结果作出估计：
举办这样的联合企业，每炼一吨优质钢，可以同时生产一吨氮肥和半吨磷肥。
小组会上热烈讨论了他的建议，都觉得这是今后发展我国钢铁化肥工业的一个方向。
采用农业机械也是发展生产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著名的农业机械史专家刘仙洲、机械专家唐有章、内燃机专家潘承孝等都参加了这方面的讨论。
他们论证了农业机械化对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作用，认为农业增产，尤其是大范围内成倍地增产，必须把“农业八字宪法”八个方面的措施全面运用上去。
如果没有机械化，就很难做到在大范围内增产。
机械化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解放出大批劳动力来从事精耕细作和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
在一个多月的讨论中，专家们针对我国农民有精耕细作传统和地形复杂等特点，想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方法。
内燃机专家钱仲鲁主张研究制造活塞二冲程柴油机，因为它功率大、结构简单、份量轻、维修方便，适用于农业排灌。
在高原地区工作的专家们提出，我国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的地区很大，一般内燃机在那里要降低功率百分之五十，电气设备和仪器到了那里就容易失灵和缩短寿命，所以他们主张研究专门适用于高原低压地区的内燃机。
争论已久的拖拉机选型问题，在这次会上也得出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为进行拖拉机的设计制造提供了前提。
研究植物病虫害防治的科学家们举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每年因病虫害损失的粮食达三四百亿斤，如果消灭了这些病虫害，就等于增产了数百亿斤粮食！
这就难怪参加植物保护小组的植物病害、虫害、农药药械、昆虫、微生物等方面的专家们，全都那样兴致勃勃地讨论着这个问题。
研究农药的专家们满怀信心地说，采用化学防治方法，有可能从病虫、杂草的危害中夺回上百亿斤粮食。
植物病害专家们预计在若干年后，有一些病害肯定可以消灭。
解放以来研究棉蚜防治已有显著成就的昆虫学家朱弘复，正在考虑进一步研究有关消灭各种棉花害虫的理论和方法。
多年来研究消灭飞蝗成果卓著的昆虫学家马世骏，将继续探求根治蝗害的方法和揭示粘虫、棉铃虫等其他害虫的生活规律。
植物病理学家裘维番考虑的是如何摸清全国植物病害的种类、寄主范围和分布状况，把国外防治病害的经验和理论同我国农民经验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新技术、新理论。
农业昆虫学家曾省和毒理专家龚坤元正在思索的是怎样才能消除棉花红蜘蛛抵抗农药的能力。
化学家和机械工程师们想的是应该创制一批效力高而又对人畜安全的新农药和施药器械……。
许多植物保护工作者满意地指出：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要消灭的八种农业害虫中，有好几种害虫的防治方法和控制危害的技术措施已经为科学工作者所掌握了。
改良利用耕地中的盐碱土和红壤，是会议很重视的一个专题。
著名土壤学家马溶之、研究南方红壤改良方法已作出贡献的李庆逵、研究土壤盐碱化问题已有三十年经验的熊毅，以及其他许多农学、水利、水文地理、地理植物等学科的专家们，在会议期间汇聚一堂，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他们相信，我国现有耕地中的一亿亩盐碱地加以改良，若干年后每亩产量有可能提高一百斤，总计就可增加一百亿斤粮食。
政府有关部门的二十多位领导干部，分别主持了研究提高现有耕地产量途径的各个小组会、以及开发草原、治理沙漠等许多专题的讨论。
他们倾听专家们的意见，和专家们一起，提出了当前具有迫切意义的许多研究课题。
我们旁听了这些小组会以后，深信这些研究课题的完成和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将把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豪情壮志看今朝
在今年春节举行的一次科学家们联欢会上，刘少奇主席表示了党和国家对科学家的殷切的期望。
他说：
“我们国家的进步，我们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都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依靠科学家的努力，尤其需要老科学家的带头。”
党和国家这种热切的期望，在这次会上又一次得到了热烈响应。
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促进我国农业的现代化。
那些在旧社会历尽无数艰辛的老一辈科学家，抚今思昔，更是奋勇当先。
七十多岁的水稻专家丁颖，是这次大会的主持人之一，他体弱多病，在会议期间仍然不倦地为农业现代化出谋献策，领导着专家们认真地研究制定有关农业科学技术的各项长远规划。
小麦专家金善宝，已到了六十八岁的高龄，他在认真设计国家的各项长远规划的同时，还在考虑个人今后十五年的科学研究规划。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也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在会议刚结束的时候，就率领科学考察队踏上了征途。
这些老一辈科学家和度过多年研究工作的教授们，为什么具有这样深厚的爱国热情？
为什么这样辛勤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只要了解一下他们在旧中国所走过的坎坷的道路和辛酸的经历，便不难找出答案。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的小麦专家金善宝，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往事：
一年暑假，他和另一位小麦专家蔡旭冲破重重阻拦来到川北的平武县，收集地方志和古农书中的农学遗产资料。
傍晚，在崎岖的山道上忽然被一群奉了政府命令的国民党爪牙拦住了，这群家伙张牙舞爪地一面恫吓，一面搜查，最后虽然没有在他们身上翻出一点“犯法”的东西，然而竟诬蔑他们说：
“抄录地方志是汉奸！”
并且吩咐沿途的旅店不许留他们过夜。
同这种遭遇成为鲜明对照的另一件事，发生在解放后的1953年。
那时，金善宝是南京农学院的院长。
有一天，江苏省的一位负责同志特地从苏北打长途电话给他，邀请他立即带一些人到苏北淮阴一带看看突然遭受霜冻的小麦。
那位负责同志笑着告诉他：
“我知道你们在解放前不可能看到这种情况，所以请你们来亲眼看看，同农民商量商量，对你们今后的研究工作也许有好处。”
那一天夜里，他想了很多很多。
金善宝同老农座谈以后，吸取了老农的经验，不仅抢救了受害的麦田，还通过科学上的验证，总结出了一套至今在全国各地普遍应用的小麦预防霜冻的有效办法。
不久以后，金善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多起来。
著名的小麦优良品种——“南大二四一九”诞生以后，立即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金善宝不用像过去那样费尽周折地亲自去推广，这个好麦种就迅速在长江流域、云南、贵州和青海高原的七千万亩土地上安家落户了。
痛苦的回忆和鲜明的对比，使得科学家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环境。
赶上世界水平，群策群力，自力更生，迅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是这次前来参加大会的专家们的共同心愿。
现在，一幅幅实现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都已经编制出来，科学家们雄心勃勃地表示，一定要让它们尽快地变成现实。
专门研究劳动模范陈永康先进经验的水稻专家杨立炯，会后准备立刻同陈永康一道下乡，把他们经过四年试验连年获得水稻丰产的经验，推广应用到更大的范围中去。
被四川广大农民誉为“泥巴医生”的土壤肥料专家陈禹平，会后准备同其他的科学家一起，到农民出身的土壤学家李驷富的家乡去，帮助李驷富撰写论文，然后就地召开四川省土壤学会年会，吸引和培养更多的农民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辐射育种专家徐冠仁，近年来利用新的育种技术培育成的杂种高粱，经过试验，证明比农家品种增产百分之十七到百分之四十四。
“让现代科学的新技术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威力，迎头赶上世界水平！”
他的这一誓言，受到了到会的人热烈响应。
在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这一伟大事业中，我们相信，这支强大的农业科学技术大军，将在党的领导下，同人民群众一道，为子孙万代树立不朽的功勋。

重庆上海对开直达客货轮
据新华社武汉05日电
两艘满载着旅客和货物的大型客货轮，04月01日同时从上海港和重庆港启碇，向对方港口驶去。
长江上下游水文条件相差很大，过去在上游行驶的船不能到下游来；
下游的船又不能到上游去。
旅客与货物都必须在汉口中转。
最近，长江航运管理局根据旅客和货主的要求，挑选出江阳、荆江、夔门三艘内燃机客货轮作为直达航运的船舶。
这些客货轮都具有马力大、载重量大、抗风力强的特点，能适应长江各段不同航道、不同气候的复杂条件。
这些轮船都设有软席和硬席卧铺，适合长途旅行。
往返班期为十五天，全线停靠十三个港口。

陈嘉庚先生纪念堂举行奠基典礼
据新华社福州05日电
陈嘉庚先生纪念堂奠基典礼今天在泉州市东郊华侨大学举行。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代理主席庄希泉主持奠基典礼。
福建省副省长陈绍宽和广东省副省长、广东省侨联副主席黄洁都讲了话。
他们指出，纪念陈嘉庚先生要发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勤俭办教育的精神，把华侨大学和一切归侨学生的教育事业办好。

陕西和黄陵各界祭扫黄帝陵墓
据新华社西安05日电
陕西省和黄陵县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工人、机关干部和学生共两千多人，今天冒雪祭扫了黄帝陵墓。

三言两语
尼赫鲁竟把中国释放被俘印军人员的又一次和平努力，说成是什么“改进它的宣传地位”。
他还说，“现在该由我们来改进我们的宣传地位”了。
是在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上，向中国急起直追吗？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却是：
不！
他说，印度政府不会因而“改变”它的反华的“基本政策”。
也就是，企图再一次以怨报德，以恶报善。
但是，如果印度政府决心不想使自己走出反华的死胡同，认为它投靠美帝国主义备战反华的“宣传地位”是如此之美妙，那又要“改进”什么呢？
中国努力促进中印和解，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因而得到国际公正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中国的地位根本不需要什么“改进”。
而印度反动派的反华宣传呢，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甚至不惜散布中国“重新集结军队”、可能“重新发动进攻”之类的谎言，来煽动“紧迫感”；
同时，公然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反华急先锋，奔走华盛顿的要员，络绎于途，哀号乞求，丑态百出。
但印度反动派的“地位”，每况愈下，确是急需“改进”。
得帝国主义之欢心，必失天下之人心，新德里又怎能例外。
正告尼赫鲁先生，你不是在“改进”自己的“地位”，而是在推轮滑坡，越“改进”就越近深渊！
尼赫鲁指挥反华“宣传”的幕后丑事，连英国《每日电讯报》也掩盖不住了。
这家报纸在谈到尼赫鲁捏造中国“进攻”的弥天大谎时说，“印度政府为了讲给国内和国外听，必须断言中国重新发动进攻‘很可能’迫在眉睫”。
在国内，这个谎言，“对这样一个国家的斗志是有好处的，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对捐献黄金和国防基金的呼吁的响应已经减少到寥寥无几的程度了”。
在国外呢？
为了乞求美援，“一些部长们”哭丧着脸，“发表一系列隐约表示悲观的讲话”；
“能说会道的帕特奈克和其他印度政治家到美国进行访问”；
印度驻外使馆还找了记者，对他们进行许多“内幕情况的汇报”；
印度议员高希向所谓“主张削减对印援助”的参议员薛明顿求取“同情”……
够了！
对人民，抽筋刮髓唯恐不狠；
对美帝国主义，卑躬屈节唯恐不及，这就是尼赫鲁“改进宣传地位”的真实画图。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擂起战鼓
我国女子队首战威尔士队旗开得胜
新华社布拉格05日电
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今天上午在这里的伏契克公园体育馆揭开战幕。
这次两年一度的世界锦标赛，是以女子团体赛和男子团体预选赛开始的。
在上午举行的女子团体赛中，上届世界冠军日本队、世界亚军中国队和另一名种子队匈牙利队，首战都以三比○击败了各自小组中的对手。
这三个队在她们的第1仗中，都排出了坚强的阵容。
第2小组种子队中国队上场同威尔士队比赛的选手是上届女子单打世界冠军丘钟惠和第3名王健。
两盘单打和一盘双打的结果都是二比○，中国队占上风。
第3小组的种子日本队报名参加团体赛的四名选手全部上场同澳大利亚选手对阵。
澳大利亚选手采用了短打的打法，代替以往的稳削紧守。
日本选手松崎和关正子以凌厉的攻势取得了两盘单打的胜利。
接着，伊藤和第1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山中教子合作，又取得了双打的优胜，从而结束战斗。
第4小组种子队匈牙利队由世界女子单打亚军福尔迪妮
（高基安）、卢卡奇妮（玛特）和后起之秀海里茨（赫维希）上场，她们的对手是意大利队。
匈牙利选手在三盘比赛中也没有丢失一局。
女子团体赛共有三十多个队参加，分为四个组先经过循环赛争夺小组的第1名。
其中第1小组的种子队罗马尼亚队的第1场比赛，原定今天十四时对希腊女子队。
由于希腊女子队宣布不参加这届锦标赛，所以这场比赛没有举行。
截至今天十六时（北京时间二十三时）为止，在已经举行的十六场女子团体赛的分组赛中，没有出现特别激烈的战斗，其中有十二场是以三比○结束的。
只有荷兰胜巴西、南斯拉夫胜瑞典、法国胜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胜丹麦的四场比赛结果是三比一。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男子团体预选赛中，第1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印度尼西亚队打得很出色，以五比一战胜了泽西（位于英吉利海峡）队。
男子团体赛预选赛共有二十多个队参加，分六个组举行循环赛，小组的优胜者将获得参加明天开始的男子团体赛正式比赛的权利。
新华社布拉格05日电
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女子队，今天上午十一时在团体赛中首次出场，以三比○战胜了第1个对手——威尔士女子队。
中国队第1个上场的是王健。
她以凌厉的攻势连赢两局，击败了右手横握球拍的对手菲利普斯，为中国队取得了第1分。
接着，由中国队的丘钟惠对威尔士另一名横握球拍的选手斯·摩根。
第1局丘钟惠首先发球连得四分，接着又紧逼对方的两角，不断得分。
直到十比○以后，对方开始得分。
在比分一直领先的情况下，丘钟惠以二十一比五顺利地取得了首局的胜利。
第2局时，丘钟惠依然打得主动，但有时也因抽杀出界而失分。
最后，这一局丘钟惠以二十一比九获胜。
第3盘双打，双方的选手都没有变动，但看来威尔士队的选手对中国选手的打法还不太适应，打得比较拘束，所以又连失两局败给了中国选手。
比赛结束以后，丘钟惠、王健同威尔士队队员们热情地握手。
中国女子队教练庄家富还热情地把一枚纪念章赠送给威尔士队教练。
当中国女子队比赛时，罗马尼亚女选手亚历山德鲁和皮蒂卡等都特地跑来观看。
中国女子队取得第1次胜利后，将在今晚十九时三十分
（北京时间06日四时半）同加拿大女子队交锋。
加拿大队今天第1战以○比三败给了苏联女子队。
中国女子队同威尔士女子队各局比分如下：
王健胜菲利普斯——二十一比十四、二十一比十三
丘钟惠胜斯·摩根——二十一比五、二十一比九
王健、丘钟惠胜菲利普斯、斯·摩根——二十一比十一、二十一比十。
（附图片）
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04月05日在布拉格伏契克公园体育馆举行。
图为比赛馆内景，十六个球台同时进行比赛　新华社记者
　张家骅摄（传真照片）

亚洲报纸欢迎我国决定释放被俘印军人员
中国为缓和中印边境局势采取又一步骤
缅《人民报》质问印政府领导人要使中印关系恶化到什么程度
尼《新社会》说尼赫鲁不应拿科伦坡建议作为阻挠谈判的幌子
据新华社卡拉奇04日电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政治记者今天在评论中国宣布释放全部被俘印军人员时说，这是中国为了缓和中印边境局势采取的又一个步骤。
他说，“除了疯狂反华的一些外国人之外，这里的政治和外交界一致认为：
在中国的这种和平、友好态度的背景下，印度加紧进行的所谓北京准备对印度进一步发动军事进攻的宣传，已完全暴露出实际上是为了从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得到越来越多的军事援助的一种险恶的阴谋”。
据新华社仰光04日电
缅甸《人民报》在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质问印度：
它要使中印关系恶化到什么程度？
文章说：
“印度每天都在叫嚷战争。
印度的领导人也在进行战争准备。
印度的广播电台和报纸一直被用来诽谤中国”。
文章说：
“中国表现了极大的克制，我们不能不问一句：
印度要使中印关系恶化到什么程度”。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03日电尼泊尔《新社会》周刊02日发表社论指出：
“中印边界争端是可以通过和平途径得到解决的。”
社论希望尼赫鲁政府不要拿科伦坡六国会议的建议作为幌子来阻挠直接谈判。
社论说：
尼赫鲁政府奉行延长争端的政策具有反对中国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原因，这是逐渐清楚了。
社论说：
“对尼赫鲁政府的花样进行深入研究，就可以看清楚它现在有两个主要目标。
第1，从西方国家取得武器并向中国发动进攻；
第2，要强大起来并以它的扩张主义来威胁它的一切邻国。”

亚洲报纸欢迎我国决定释放被俘印军人员
中国为缓和中印边境局势采取又一步骤
缅《人民报》质问印政府领导人要使中印关系恶化到什么程度
尼《新社会》说尼赫鲁不应拿科伦坡建议作为阻挠谈判的幌子
据新华社卡拉奇04日电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政治记者今天在评论中国宣布释放全部被俘印军人员时说，这是中国为了缓和中印边境局势采取的又一个步骤。
他说，“除了疯狂反华的一些外国人之外，这里的政治和外交界一致认为：
在中国的这种和平、友好态度的背景下，印度加紧进行的所谓北京准备对印度进一步发动军事进攻的宣传，已完全暴露出实际上是为了从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得到越来越多的军事援助的一种险恶的阴谋”。
据新华社仰光04日电
缅甸《人民报》在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质问印度：
它要使中印关系恶化到什么程度？
文章说：
“印度每天都在叫嚷战争。
印度的领导人也在进行战争准备。
印度的广播电台和报纸一直被用来诽谤中国”。
文章说：
“中国表现了极大的克制，我们不能不问一句：
印度要使中印关系恶化到什么程度”。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03日电尼泊尔《新社会》周刊02日发表社论指出：
“中印边界争端是可以通过和平途径得到解决的。”
社论希望尼赫鲁政府不要拿科伦坡六国会议的建议作为幌子来阻挠直接谈判。
社论说：
尼赫鲁政府奉行延长争端的政策具有反对中国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原因，这是逐渐清楚了。
社论说：
“对尼赫鲁政府的花样进行深入研究，就可以看清楚它现在有两个主要目标。
第1，从西方国家取得武器并向中国发动进攻；
第2，要强大起来并以它的扩张主义来威胁它的一切邻国。”

女子团体赛05日战果
新华社布拉格05日电
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分组比赛截至十六时
（北京时间二十三时）为止的比赛结果如下：
上午
女子第1组：
波兰胜奥地利：
三比○
丹麦胜苏格兰：
三比○女子第2组：
新西兰胜卢森堡：
三比○
苏联胜加拿大：
三比○
中国胜威尔士：
三比○女子第3组：
保加利亚胜挪威：
三比○
荷兰胜巴西：
三比一
日本胜澳大利亚：
三比○
南斯拉夫胜瑞典：
三比一女子第4组：
西德胜印度尼西亚：
三比○
朝鲜胜越南：
三比○
法国胜比利时：
三比一
匈牙利胜意大利：
三比○
下午
女子第1组
奥地利胜苏格兰：
三比○
波兰胜美国：
三比○
捷克斯洛伐克胜丹麦：
三比一
（男子今天仅举行预选赛，分组比赛尚未开始）。

朴成哲电唁奔舍那遇害
新华社平壤05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04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成哲04日打电报给老挝王国政府代理外交大臣坎苏·高拉，对老挝王国政府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遇刺逝世表示哀悼。
唁电说：
“惊悉贵宁·奔舍那阁下遭到受美帝国主义唆使的国内反动派暗害逝世的噩讯，谨致深切的哀悼，并向贵宁·奔舍那大臣阁下的亲属表示衷心的慰问。”

约多在群众大会上阐述世界形势
美帝国主义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头号敌人
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破坏亚非团结的活动
谴责帝国主义策动成立　“马来西亚”的计划
新华社雅加达04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2副主席约多最近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雅加达委员会和棉兰委员会分别举办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到了世界形势、美帝国主义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头号敌人、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和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在04月02日发表了这两篇讲话的要点。
约多在讲话中阐述了各国人民革命对世界的影响。
他说，在第1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的世界显得疲惫、憔悴、衰老和苍白。
在革命巨人列宁的领导下，第1次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赢得了胜利，建立了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次革命恢复了世界的青春——它的脸上呈现出红润和愉快。
10月革命给苏联人民带来了面包和玫瑰，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说：
“既然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它也会在我国取得胜利。”
当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世界又显得老了。
但是，1945年东欧爆发了革命，在越南、朝鲜以及印度尼西亚也爆发了革命。
这样，世界又变得年青了。
接着，中国的伟大革命取得了胜利；
之后，又发生了惊人的古巴革命，我们的世界正在变得日益年青。
约多说，今年02月份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世界形势对于人民正在越来越有利，对于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反动派越来越坏。
有人说：
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直说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人民——难道形势对人民从来没有变坏过吗？
当然，斗争中的人民一定会遇到困难，甚至失败。
但是总的说来，形势的确始终对人民有利，而且越来越有利。
这里，革命者和那些在观察国际形势时总是轻率和失去希望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之间，在估计上存在着分歧和对立。
他说，在回顾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的时候，我们应当客观，而不应当主观，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不应当从幻想和愿望出发。
约多接着谈到了在斗争中谁包围谁的问题。
他说，看看南越吧。
美国把什么东西都运到了那里，似乎美国包围了南越。
但是美国只能用直升飞机来部署它们的军队，它的士兵一离开自己的哨所和营房，就要遭到危险。
事实上，南越人民包围了美国军队。
看看阿尔及利亚吧。
这个国家曾给铁丝网包围起来，它确实被几层通上电流的铁丝网包围起来。
但是人民没有投降，他们继续进行斗争。
帝国主义者最后不得不撤退。
包围者被包围了。
看看马来亚吧。
在那里，不是整个国家而是各村庄和各地区被铁丝网包围起来，并受到严密的监视。
这是英国在它的仆从的帮助下干的。
人民给打败了没有呢？
只要看看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多么惊慌就够了——如果他没有被人民包围，他就不必这么惊慌。
看看古巴吧。
吉隆滩的入侵者逃走了，丢尽了脸，比猪还不如。
肯尼迪最近吹牛说，他打算在古巴周围筑起“围墙”。
但是，既然他一直说：
“古巴正在威胁美国”，那就是说美国处于守势；
那就是说实际上被包围的是美帝国主义者。
现在问题是：
我们是给帝国主义喘息的机会呢还是我们继续追赶他们。
约多继续说，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肯定，美帝国主义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最危险的头号敌人？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客观，应当从实际出发。
是谁曾经打算使它的军队在北干巴鲁（在苏门答腊——编者注）登陆来挽救“印度尼西亚统一共和国”（美国支持的一个叛乱集团——编者注）？
是美国！
在“全面斗争约章”起来叛乱的时候，是谁轰炸马鲁古人民？
是美国！
是谁派U—2间谍飞机——如朋加诺所指出的——达七次之多？
是美国——是谁用各种黄色音乐和其他麻醉精神的东西来毒害我们的青年？
是美国！
我们还能够讲下去。
是谁支持反对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西亚？
是美国！
是谁敌视北加里曼丹的革命？
是美国！
是谁停止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籍，是谁反对新兴国家运动会？
是美国！
他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能够讲下去。
约多说，有些人问，同英国有矛盾的美国为什么支持马来西亚？
美国同菲律宾也有矛盾。
看来美国认为，如果它支持菲律宾，它顶多只能打入萨巴（即“英属北婆罗洲”——编者注）。
但是如果不支持菲律宾而支持马来西亚，那么它就能打入文莱、沙捞越、新加坡和马来亚。
约多说，怎样对待美孚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等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资本呢？
有些人说，“这些美国资本对我们是有利的”。
这些资本是有利的吗？
在什么情况下？
是不是说它们造了公路，把旧汽车卖给高级官员？
这种论点等于说“荷兰人带来了文明”，等于说“荷兰人造了学校、医院等等”。
这些是卖国的论调！
正如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所说的，荷兰人实际上欠了印度尼西亚的债。
据普拉莫迪亚·阿南塔·托尔（印度尼西亚著名作家——编者注）计算，这笔债达五十八亿荷盾。
我们的爱国经济学家应当算一算美国欠印度尼西亚多少债。
约多说，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是客观的一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人的态度也是客观的。
像印度尼西亚人民对美国的态度取决于美国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态度一样，印度尼西亚人民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态度也取决于他们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态度。
约多说，我们对南斯拉夫的批评不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的范围。
全世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强调要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并规定这样做是一种义务。
假定莫斯科声明中没有规定这个义务，印度尼西亚革命者也还是要批判他们。
为什么？
因为如艾地同志所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南斯拉夫的批评决不是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
具体地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正在破坏亚非工人的团结。
具体地说，他们曾企图破坏“科伦坡会议”。
具体地说，他们正在鼓励马来西亚。
（南斯拉夫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说，南斯拉夫愿意同马来西亚建立关系，如果后者建立的话。
如果不收回这番话，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在鼓励马来西亚。）
具体地说，他们正在同印度尼西亚的右翼社会党分子进行合作。
这种证据还能举出一些来。
约多说，南斯拉夫领导人一直用列宁来同斯大林对抗，他们一直说他们是在对斯大林进行各种批评和责骂。
但是他们所谓的“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曾写过一本《列宁主义基础》的书。
只要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不能够正面地解释他们所谓的“列宁主义”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就无需认真看待他们的一切理论。
约多接着讲到了马来西亚问题。
他说，朋艾地说，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同前“东苏门答腊国家”的曼苏尔没有什么不同。
事实上，他们是不同的——东古比已经很坏的曼苏尔还坏。
东古使朋加诺和朋艾地在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文莱和萨巴的人民中间有了名声，有了很大的名声，从这一点来说，东古也是好的，也许没有一个成年人、甚至没有一个小孩子是不知道独立英雄苏加诺和艾地的。
他说，最近英国大臣托马斯爵士视察了英国一直把它看成为自己殖民地的北加里曼丹。
托马斯说，成立马来西亚“不能再推迟了”。
很明显，成立马来西亚的钥匙，不是在东古的口袋里，而是在英国人的手里。
成立马来西亚的计划得到美国、蒋介石、“印度尼西亚统一共和国”残余分子和其他罪恶匪徒的完全支持。
我们能够对托马斯爵士回答什么呢？
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的确不希望推迟成立马来西亚，他们要想使它不能成立。
东古喜欢穿马来亚民族服装。
但是爱国主义的标志并不是服装，而是对帝国主义的态度。
东古只不过是一个穿着马来亚民族服装的仆从，即使他穿的是马来亚民族服装，他仍然是个仆从。
即使他能说英语，他还是个仆从。
朋加诺和朋艾地曾经提出过忠告：
首先要使马来亚独立，而不要吹牛。
马来亚的防务到现在还是掌握在英国人的手里！
如果东古像他所说的是在为独立而不是为殖民统治而努力，他应该首先举行民主的选举；
英国军队应该首先撤出，东古的警察不应采取疯狂的行动。
英国在沙捞越、萨巴和其他地方也是不敢举行选举的。
在文莱，他们已经被击败！
是的，不论英国和东古，两者都害怕民主，而只喜欢殖民主义武力手段。
约多说，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荷兰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其他帝国主义，还对包括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内的一切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批评，有些人就说：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采用两种标准——它处理国际政策是严厉的，而处理国内政策是温和的。”
约多指出，这种指责是不真实的。
他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帝国主义及其他反动派是严厉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对他们严厉，那么我们对他们怎样办？
他们对各国人民，对所有的进步人士是严厉的。
我们也对他们严厉，因为我们不愿把自己卖给他们。
他接着说，关于国内问题，那么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民族主义者、宗教信徒和其他民主人士和爱国者采取友好和团结的态度（这也许可以叫做“温和”），因为他们属于人民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力量。
在国内，它对待“伊斯兰教国运动”、“南马鲁古共和国”、“印度尼西亚统一共和国”和“全面斗争约章”，对待破坏者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事务的篡夺者，也是严厉的。
约多说，同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于那些脱离革命路线，有成为害怕彻底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者的倾向的人，对于想跳过民族民主革命阶段而要“在目前实行社会主义”的冒险主义者，采取严格批评态度。

美国高级官员罗斯托等同尼赫鲁政府会谈
策划印度备战反华长远部署
据新华社03日讯
新德里消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和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私人顾问克罗默01日到达新德里，同尼赫鲁和印度官员讨论印度为了反华所需要的长期的财政和军事援助问题。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美印双方讨论的问题包括克什米尔问题、所谓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以及印度的“防御需要”和印美关系。
据新华社04日讯
新德里消息：
据《印度时报》03日报道说，罗斯托在同印度政府的会谈中，将要求印度政府按照美国政府的意愿，来制定它的政策，美国将根据印度政府对美国意旨遵奉的程度来决定给印度的援助。
这家报纸举出了美国政府对印度的一系列的“愿望”。
它希望确实看到印度是在动员它自己的物质资源来反华。
它说：
“华盛顿对最近的预算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动员必要的卢比资金用于国防的果敢的尝试。”
这家报纸说，肯尼迪政府还希望看到印度政府采取眼前的和长期的反华的政治方针的决心。
它又说，“美国期望印度的防御努力和外交活动能够安排得不仅对印度人的心理而且对亚洲各种各样的非共产主义的思想都能发挥强大的影响。
美国并不打算把它对印度防御努力的援助同美国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地区中更广泛的军事责任连在一起，但是美国希望看到印度为亚洲其他地方树立丝毫没有幻想地对付中国的步调。”

苏发努冯谴责外国人出钱谋杀奔舍那的罪行
杀害奔舍那是对老挝人民的挑战
老挝政府追授奔舍那以最高勋章我临时代办慰问奔舍那夫人
新华社万象04日电
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今天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杀害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是一件由外国人出钱蓄谋已久、同外国人密切勾结犯下的政治罪行。
苏发努冯亲王说：
“这次极恶的罪行，是同自去年11月以来直到目前不断在川圹挑起的骚扰相配合的。
所有这些由外国机构准备的罪行，都是旨在分裂中立主义力量，离间中立主义者和老挝爱国战线党。”
他说：
“外国人组织的杀害奔舍那的这次罪行，是对老挝人民的挑战。
他们企图消灭老挝中立主义者。
政府应该用行动还击这种挑战。”
苏发努冯亲王宣布，他已要求政府成立一个拥有一切司法权力的包括三方面代表参加的全国性的调查委员会，对这个谋杀案进行调查，从而使整个真相大白。
亲王强调指出：
贵宁·奔舍那的逝世是老挝的一个重大损失。
他说：
贵宁·奔舍那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一个献身于民族、献身于国家的和平中立和独立事业的政治家。
他是一个十分勇敢和俭朴的人。
他为维护1960年08月09日政变的成果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说，“国王陛下已经把王国最高勋章颁发给奔舍那，同时政府还一致通过为他举行国葬”。
苏发努冯亲王说，“然而，在辛司令发表的凶手的供词中，却包含着一些别有用心的、诬蔑奔舍那的言论。
这是反政府的行动。
谁授权他发表这篇供词呢？”
亲王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供词是下午一点交出的，‘美国之音’在下午四点、西贡电台在下午六点就广播了，而在查尔平原的各通讯社直到下午近六点钟才从新闻人士那里得到这份供词。”
苏发努冯亲王说，某些外国人正竭力通过反对中立派人士来控制查尔平原，而且最近在那里已经发生好几起骚扰事件。
他说，“在康开，有人进行挑衅行动，并且一再向寮国战斗部队开枪。
我们有死者和被焚毁的房子为证。
他们竟然说是我们向他们进攻，这是贼喊捉贼。
如果说至今我们一直采取忍让态度，这是为了表明我们的良好愿望。”
亲王最后指出，“从所有这些罪行和挑衅行动的事实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外国机构和反对老挝中立、和平和独立的破坏者的阴谋。”
新华社万象04日电
官方公报《老挝新闻》今天宣布，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富马亲王04月02日在政府追悼故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的仪式上，把国家的最高级勋章——“万象与白伞大十字勋章”追授给了贵宁·奔舍那。
《老挝新闻》还宣布，负责筹备贵宁·奔舍那国葬事宜的内阁委员会在03日举行的会议上决定，葬礼将在04月08日下午举行。
新华社万象04日电
中国驻老挝大使馆临时代办戴路今天下午前往老挝故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的住宅，慰问正在治疗的贵宁·奔舍那夫人。

阮友寿电唁奔舍那逝世
新华社河内05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今天报道：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打电报给老挝民族团结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及贵宁·奔舍那的家属，对老挝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被刺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唁电中说：
“我们对于老挝王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南越人民热诚的朋友、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遭到无耻的杀害感到愤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赴新西兰
据新华社地拉那04日电
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法迪尔·帕奇拉米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03日离开阿尔巴尼亚前往新西兰。
代表团将参加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大会。

李富春副总理接见越南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05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今天下午接见了越南重工业部部长阮文珍和由他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方毅、常彦卿、曹克强、乔贵元。
越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黎新也在座。
（附图片）
李富春副总理和阮文珍部长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　郑小箴摄

罗亚说争取和平斗争同反帝反剥削斗争不可分
巩固和平取决于制止和平的顽固敌人
《今日报》指出拉美人民决不许帝国主义干涉古巴
新华社哈瓦那04日电
古巴外交部长劳尔·罗亚说，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同反对帝国主义和人剥削人现象的斗争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
罗亚是在为国际政策委员会创办的第1期《国际政策》季刊撰写的“引言”中发表这些话的。
他写道，“古巴革命政府希望同所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相处。
以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不干涉原则、国家的尊严和主权以及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古巴的独立对外政策是与它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的国内政策紧密相关的。”
罗亚说，在卡斯特罗总理提出的五项要求中所包含的最起码的保证正式地付诸实现以前，古巴人民应该进行创造性的努力，并且通过加强生产的协调、巩固国防和提高人民觉悟来克服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困难。
罗亚说，“即使是在这些最低保证得到实现以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应该继续提高警惕。
和平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止和平的顽固的敌人。”
罗亚表示，“古巴革命政府和古巴人民准备在一切方面，包括在思想方面、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为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战斗。”
据新华社哈瓦那03日电
古巴《今日报》今天发表评论说，“美洲大陆声援古巴代表大会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次胜利”。
评论说，“尼泰罗伊宣言是支持古巴的一种激动人心的表现。
这个宣言揭露和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政策，揭露和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不断侵略，它在美洲国家组织玩弄的阴谋，以及它在最近的圣约瑟会议上为了孤立我国和在我国周围建筑起一道围墙而进行的各种活动。”
评论说，这项宣言“是拉丁美洲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声援古巴、保卫自决权和不干涉原则的一面旗帜”。
《今日报》又说，“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决不允许帝国主义者干涉古巴。
他们决不允许为了垄断集团的利益而驱使拉丁美洲人打拉丁美洲人。”

美吴集团在同塔梅地区“扫荡”遭到惨败
南越人民武装歼敌七百名
美国利用一股蒋介石残匪参与镇压南越人民
据新华社河内05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
美国—吴庭艳集团从03月12日至25日在同塔梅地区发动的“扫荡”，遭到了惨重失败。
近七百名吴庭艳军队和美国顾问被打死打伤。
人民武装力量缴获了各种枪支近一百支以及大量弹药。
报道说，同塔梅地区人民武装力量仅在03月25日一次反“扫荡”中，就歼灭了美吴集团军队一百五十名，缴获二十六件武器，其中有六挺机枪。
报道说，03月25日这天的上午六时半，美吴集团军队别动队约二百五十人向北村地区附近丐礼县新富、新会、美杏东等三个乡发动闪电式“扫荡”。
敌人分两路推进到县刚村和教洞村时，遭到了人民武装力量的伏击，敌人一个连全部被歼灭，随后前来增援的敌人一个营的别动队也被击溃。
新华社05日讯
台北消息：
在美国军事人员指挥下的一股蒋匪军残部，参与屠杀南越人民的罪行，最近再度为蒋匪帮的《中央日报》所证实。
据这家报纸03月14日至17日连载的一篇访问记供认，这股共约一千五百人的蒋匪军残部，在1959年侵入南越以后，长期盘踞在金瓯半岛的平兴村，在美国军事人员的指挥下，经常对南越人民进行“扫荡”，抢掠粮食和其他物资，残害当地人民。
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01月，这股蒋匪军残部在“扫荡”中，就杀害了南越人民二百九十二人。
几年来，他们还先后抓了六百多人为他们修筑公路、机场和营房。
目前，在平兴村蒋匪军残部的监狱里，还关着七十六个当地人民，其中有男子五十五人，妇女二十一人。
据报道，这股蒋匪军残部在平兴村修建了飞机场，由侵越美军的飞机给他们空投武器、弹药和给养，还在西贡设有“后方办事处”。
这股蒋匪军残部的头子是阮洛和张法养，他们在蒋匪军中是中校和少校军官。
美国《纽约时报》去年03月26日从南越平兴村发出的一则消息就曾经透露：
美国正在使用这股蒋匪军残部对付南越人民爱国力量，供给他们大批“美国新式卡宾枪、M—1步枪和自动武器”等军事装备，并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陪同这支部队进行战斗巡逻”。
这家报纸还称赞这股“戴着美国钢盔和佩带美国子弹带”的蒋匪军残部，在镇压南越爱国人民方面“表现得很出色”。
去年10月中旬，蒋匪帮“台湾省政府”机关报《台湾新生报》也证实，这股蒋匪军残部的武器、给养和无线电通讯器材都是美国供给的。
他们经常配合美国侵略军和吴庭艳集团进入南越的丛林、山地，袭击南越爱国人民。

美吴集团放毒罪行不容抵赖
美吴集团的放毒罪行，遭到全体越南人民和全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
美国国务院在03月11日虽然不得不承认在南越施用化学毒药，但又说什么“对于人畜是无害的”。
但是铁证如山，美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罪行是绝对抵赖不了的。
（上）槟椥省雍钟郡人民集会愤怒抗议美吴集团放毒罪行
（中）槟椥省竺江郡安庆地区居民老定中毒倒于路上，乡亲们闻讯赶来抢救
（下）槟椥省竺江郡阮文波所养的猪中毒倒毙

美国“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挫折
席林生
继美国总统特使麦钱特去西欧兜售“多边核力量”计划之后，最近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史蒂文森又仆仆于西欧各国首都，为美国的计划进行游说。
虽然史蒂文森的西欧之行皮包里装的什么妙策还难于知晓，但是从不久前麦钱特到处碰壁的情况来看，史蒂文森也不会有多大幸运。
麦钱特和史蒂文森在西欧推销“多边核力量”的困难，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核武器问题上控制与反控制的错综复杂和不可调和的矛盾。
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是肯尼迪在去年年底的美英拿骚会谈中正式提出的。
这个计划实际上是美国为了保持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核垄断，吞并英法核力量、阻止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的一个圈套。
由于西欧国家力量不断增长，它们要求打破美国核控制，发展本国独立核力量的趋势已难以遏止，美国就利用西欧国家对核军备的渴求，提出愿意向“盟国”提供“北极星”导弹，诱使它们放弃自己的独立核武装而建立一支实际上由美国控制的大西洋“多边核力量”。
美国企图借助于这种北大西洋集团的军事“合作”来促进西欧的一体化，以便重新加强美国对西欧的控制。
但是美国的计划遭到了法国的断然拒绝，戴高乐坚决要发展法国的独立核力量。
至于英国、西德和意大利，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原就都希望利用“多边核力量”为自己捞取好处：
英国想借此作为打开“共同市场”的敲门砖，保持它在西方阵营中二号盟主地位；
西德、意大利企图从“后门溜进核俱乐部”，因此它们对美国的计划有一定的兴趣。
不过，它们对美国掌握“多边核力量”的控制权也很抱反感，特别是拿骚协议规定“多边核力量”主要以美英的战略核武器和核潜艇组成，非核国家只能居于从属的地位，更使西德、意大利十分不满。
它们要求美国澄清拿骚协议，改变“多边核力量”组织形式，以便让它们占得西方核力量中的“前排席位”。
正是美国看到“多边核力量”计划在西欧国家中有着一定的市场，当法国拒绝了拿骚会谈中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之后，它就转而利用其他西欧国家，特别是西德、意大利对核武器的向往，建议组织不包括法国在内的“多边核力量”来“包围和困住”法国。
虽然“多边核力量”缺少了法国就会失去它原来的意义，但是既然目前美国在阻止戴高乐方面无能为力，肯尼迪就企图借“多边核力量”来分化巴黎—波恩轴心，孤立法国。
华盛顿当局的算盘是：
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联合压力下，法国有朝01日也将不得不参加进美国“多边核力量”中来。
麦钱特和史蒂文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前往西欧的。
为了诱使“盟国”上钩，肯尼迪政府特地为麦钱特准备了一项所谓“多边核力量”的“新建议”。
配合这项“新建议”，华盛顿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美国在建立“多边核力量”方面出现了“新的面貌”，使西欧国家“在核武器方面有较大的发言权和控制权”。
究竟麦钱特向西欧“盟国”兜售的“多边核力量”的“新建议”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就是由美、英和法国（如果法国参加的话）的装有美国“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加上西德、意大利和其他西欧国家的也装有美国“北极星”导弹的常规海面舰只联合组成海上“多边核力量”。
这支核力量的核潜艇部分用的核弹头将由美、英、法自己提供，而海面舰只用的核弹头则由美国掌管。
另外，海面舰只还将由多国海军人员“混合操纵”。
整个核力量将接受一个包括四、五个国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控制，一切有关发射导弹的决定均须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参加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自己的核武器撤走。
显然，美国的“新建议”大大修改了美英的拿骚协议。
根据拿骚协议，“多边核力量”应该主要由装载“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组成。
拿骚协议接受英国的倡议：
考虑到英国一时还不能制造出核潜艇，规定在建立海上“多边核力量”之前，先组织有美国核潜艇、英国V型战略轰炸机和其他国家战术核部队参加的、核武器由本国掌握的“多国核力量”。
现在美国撇开“多国核力量”，竟主张以海面舰只代替原来规定的核潜艇，来组织“多边核力量”，其目的正是为了提高西德和其他非核国家的地位，让它们“更快地实际参加多边核力量”。
而且美国的“新建议”表示同意跟西欧国家建立“共同控制”机构，赋予“盟国”对使用核武器的否决权。
这从表面上说多少是美国对西欧国家的一种“让步”，肯尼迪政府满心希望这种“让步”能够诱使西欧“盟国”落入美国的圈套。
但是，尽管美国为它的“多边核力量”披上了漂亮的外衣，在最重要的控制权问题上，它却坚持对它“所提供的核武器的任何决定，拥有最后的否决权”，加上核弹头仍由美国掌握，“多边核力量”的实际支配权也完全操于美国手中。
肯尼迪政府正是想以虚有其表的“多边控制”来限制和阻挠西欧国家发展本国的独立核力量。
从美国控制这一点上说，这是一付换汤不换药的把戏。
因此美国计划再次遭到法国“明显的冷淡”固然不在话下，即使在波恩、罗马和伦敦，麦钱特的“新建议”也引起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肯尼迪讨好西德、修改拿骚协议，首先激怒了英国人。
英国同意美国“多边核力量”计划，本来是在美国撤销供应“闪电”导弹的要挟下被迫作出的。
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麦克米伦曾经在拿骚会谈中力争两点：
在建立海上“多边核力量”前先组织“多国核力量”，参加这种“多国核力量”的国家有权在必要时撤回本国的核武器。
由于英国最早要在1968年才能制造出核潜艇，如果目前首先组织一支以美英核武器为主力的“多国核力量”，英国也就能在这支核力量中居于特殊的地位，而且核武器可以自由撤出，英国的独立核力量也不致受害。
英国正是借此压低西德和法国，保持英国在西欧的核大国地位。
但是现在拿骚协议墨迹未干，美国却又改变主意，要英国参加由海面舰只组成的“多边核力量”，这不仅抹煞英国作为第二核大国的作用；
而且由于费用浩大，使英国处于要末放弃建造核潜艇的原计划同西德一样在美国的控制下充当一名“二等核公民”，要末使西德先于英国取得美国的“北极星”导弹，在“多边核力量”中占据有利地位。
这是美国继撤销“闪电”导弹后，想给英国吞下的又一颗苦药丸。
英国不接受美国的计划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当麦钱特携带“新建议”前往伦敦游说时，英国当权人物一面公开表示
“不准备考虑任何不符合拿骚协议的东西”；
一面又坚持首先建立“多国核力量”来同美国的“多边核力量”对抗。
西德对于参加美国“多边核力量”分享北大西洋集团核武器控制权，抱着不小的希望。
美国片面修改拿骚协议，以海面舰只代替核潜艇，不仅使西德绕过了由于国际条约束缚不能制造核武器的困难，而且使它提前得到战略核导弹；
更重要的还是政治上使它逐步摆脱对战败国的限制，为西德今后直接掌握核武器创造有利条件，这自然符合西德统治集团的利益。
显然，阿登纳并非不知道，美国给它这些“甜头”，目的是要在军事上控制西德，分化西德同法国的关系。
但是，美国提供的这些“甜头”既然有利于西德逐步得到核武器，因此西德也就一面赞同美国的计划；
一面又竭力利用美国对它的倚重逐步提高价钱，要挟取得更大的军事利益。
就在麦钱特和史蒂文森访问波恩前后，西德先提出把使用导弹时必须“一致通过”的原则逐渐改为“简单多数”或“四对一”原则，以限制美国对使用导弹的否决权。
继而又以海面舰只缺乏“军事价值”为由，改变原来的态度，要求“多边核力量”在一定时期后以潜艇替换海面舰只。
西德的这种出尔反尔甚至使美国感到“吃惊”。
意大利像西德一样，企图通过“多边核力量”在北大西洋集团核武装中插上一手。
但是意大利看到，有美国的否决权在，也就“不会意味着意大利将第1次获得核武器”。
而且参加美国“多边核力量”就得分担巨额的费用，这不能不使意大利裹足不前。
尽管最近时期来肯尼迪政府曾经对意大利多方拉拢，可是麦钱特在罗马的会谈始终没有超出“试探的范围”。
意大利的《晚邮报》并非无意地说：
“要是美国政府不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的话”，建立“多边核力量”将是无益的。
正是美国和西欧国家在“多边核力量”计划上的同床异梦，麦钱特和史蒂文森的西欧之行就不可能带回任何值得夸耀的成绩。
无论是“多边核力量”的舰只组成问题、“否决权”问题，还是财政费用问题，华盛顿和它的“盟国”之间留下的都是一连串难以解决的问号。
看来美国利用“多边核力量”来“包围和困住”法国的打算又将落空，这当然使戴高乐有恃无恐。
法国对于任何美国控制的“多边核力量”早已坚决反对，而且戴高乐知道没有法国，欧洲是不能搞出什么结果来的，因此当美国积极策划组织不包括法国的“多边核力量”时，法国一直冷眼旁观。
戴高乐既未接见美国总统特使麦钱特，也未欢迎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史蒂文森。
法国在北大西洋集团的代表甚至还拒不出席讨论“多边核力量”问题的常任理事会。
法国的故意冷落使美国既恼火，但又无计可施。
事实表明，美国的“多边核力量”的“新建议”并没有为美国统治西欧带来希望。
英国《每日先驱报》甚至说，美国的计划现在“看来越来越像一只死鸭”。
帝国主义国家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美国而利于西欧国家的发展趋势，日益冲击着美国的核垄断地位，迫使它不得不让西欧国家分享一定的核武器发言权。
但是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和它力图保持西方领导地位的努力，又使它不敢真正给予西欧“盟国”任何核武器控制权。
这就注定美国的“新建议”决不能缓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相反只能加深这种矛盾。
麦钱特西欧之行以后，美国的一些官员已经哀叹：
“整个麦钱特计划也许产生不良后果，使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陷于比以前更混乱的状态”，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况。
但问题是，戴高乐中断布鲁塞尔谈判，给了肯尼迪沉重一击之后，美国挫败戴高乐称霸欧洲和控制西欧的希望主要就是寄托在这支“多边核力量”上的，因此它是决不能听任其失败的。
麦钱特不久之后重访西欧，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不论美国统治当局怎样花样翻新，由于美国同西欧之间在核军备问题上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它们在这方面的“合作”前景是黯淡的。

越南外交部谴责美吴集团在南越的放毒罪行
美吴集团必须立即停止在南越放毒
越驻华临时代办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美国把南越作为“特种战争”试验场
新华社河内05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集团在越南南方撒放化学毒药的野蛮罪行。
声明再次要求美国政府和吴庭艳当局必须立即停止这种罪恶行为，要求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美吴集团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并要求越南国际委员会立即进行现场调查。
声明同时呼吁全世界所有国际组织、社会人士，所有科学家以及爱好和平和公理的人士，继续严厉谴责美吴集团的这一野蛮行为，迫使它们立即停止这种行为，同时停止美国正在南越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的这项声明，是由越南外交部新闻司代理司长黎庄今天上午在河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布的。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在声明中列举大量事实，严正地驳斥和揭露了美国国务院和吴庭艳集团企图掩饰他们在南越撒放化学毒药的罪行的阴谋。
声明援引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的报道说，1963年头几个月，美吴集团在槟椥、鹅贡、美萩、西宁、嘉定、富安等省所撒放的化学毒药已使近两万人中毒，有的人已丧失生命，许多耕牛、鸡、猪等牲畜死亡，几万公顷农作物遭到毁坏。
声明说，这些铁的事实粉碎了美吴集团所谓他们“只使用一些除草的普通药物”的胡说。
声明指出，美吴集团还竭力辩解，说他们撒放的只是使树叶脱落的化学药物，目的在于使“游击队”无处藏身。
但是事实十分明显，美吴集团使用这些化学毒药，为的是对南越人民进行报复，破坏庄稼和树木，把人民推入贫困的绝境从而强迫他们进入所谓“战略村”。
声明接着说，美帝国主义早就有把化学毒药用作战争手段的整套主张，因此它们在以哈金斯将军为首的西贡美军司令部里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研究和执行撒放化学毒药计划的机构。
还在1961年，当开始执行所谓“斯特利—泰勒计划”的时候，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就曾经连续不断地在南越各省撒放化学毒药。
美吴集团在遭受越来越大的失败，特别是在美萩省北村战役和今年初以来在许多战役中遭受失败以后，它们就更加疯狂地和更加大规模地撒放化学毒药，甚至还把毒药掺拌在食品里卖给那些反美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的人民。
声明说，美吴集团利用科学成果来为它们在越南南方进行武装侵略的阴谋服务，同时为了在各地区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而把南越作为“特种战争”试验场的罪行，是绝对不容抵赖的。
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吴庭艳当局的这种野蛮行动和阴谋，不仅悍然违反了关于越南问题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和有关禁止把毒性化学药物和细菌武器用于战争目的各项国际公约的条文和精神，而且是为进步人类所绝不能宽恕的一种血腥恐怖的罪行。
声明说，美吴集团在南越使用化学毒药作为战争手段的罪行，激起了从南到北全体越南人民的无比愤怒，使他们愈加坚决地和美国侵略者、吴庭艳卖国集团展开斗争。
不管美吴集团在越南南方使用什么武器和手段，他们绝不能逃脱遭受惨败的命运，英勇的南越同胞一定要在自求解放的斗争事业中，在全体人民按照日内瓦协议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取得光辉的胜利。
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同时展出了许多说明南越人民和他们的牲畜、农作物遭受美吴集团撒放的化学毒药毒害的惨象的图片，这些图片也有力地驳斥了美吴集团企图掩盖他们的这种滔天罪行的卑鄙伎俩。
据新华社05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黎新今天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吴庭艳集团在越南南方使用化学毒药的滔天罪行。
黎新临时代办向首都各新闻单位的记者说，美吴集团灭绝人性地在南越撒放化学毒药的行动，正说明他们的脆弱和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
在英勇的南越人民宁死不屈的强大斗争下，美制的飞机、大炮正显得无能为力了。
即使它们继续使用任何新武器或玩弄什么阴谋，也无法改变南越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祖国和平统一的坚韧意志。
黎新临时代办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使用化学毒药，就是把南越作为“特种战争”的试验场，以便它们在其它地区镇压民族解放运动。

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黎新
为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宴会
新华社05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黎新为以重工业部部长阮文珍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今天晚上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出席了宴会。
在友好的气氛中，黎新临时代办和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方毅先后讲话，共同祝贺两国经过友好协商，就经济技术援助协定执行中的有关问题所达成的圆满协议，并祝愿中越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杨秀峰、姬鹏飞、王光伟、徐驰、汪道涵、李苏、李强、曹鲁、常彦卿、李平等。

郭沫若接见英国歌唱家劳伦斯
新华社05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今天上午接见了英国男低音歌唱家马丁·劳伦斯。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周而复等。

阿尔及利亚和也门代表团发表联合公报
为反帝和支持解放运动而共同努力
阿代表团和叙当局就阿伊叙统一问题的会谈交换意见
据新华社开罗04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阿尔及利亚和也门代表团今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发表一项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要为“消灭世界帝国主义，支持非洲和亚洲的一切解放运动而共同努力”。
这项联合公报是由以国防部长布迈丁为首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和以萨拉勒总统为首的也门代表团在萨那举行会谈后发表的。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03日电
今天下午这里发表了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和叙利亚当局的联合声明。
声明说，双方就阿拉伯事务和阿联、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进行的有关统一问题的会谈交换了意见。
由国防部长布迈丁率领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在03月31日到达大马士革。

阿尔巴尼亚两客人到京
据新华社05日讯
根据中阿文化合作协定1963年执行计划来我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工作者、新阿尔巴尼亚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编剧尼科·科列加，导演恩德里·吉戈今天下午到达北京。
客人在机场受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钱筱璋等人的欢迎。

北京市历史学会举行第2届年会
北京市历史学会在02月24日到03月10日，举行了第2届年会。
会议分成八个小组，分别讨论了大会收到的四十八篇论文。
现在，就中国古代史组和中国近代史组讨论的两个问题，介绍如下：
关于唐宋庄园制的问题
中国在唐宋两代是否存在过庄园制呢？
邓广铭认为，最初把唐宋两代的地主经济形态称做庄园制，是从日本人加藤繁开始的。
他把欧洲中古时期存在过的庄园制，套在中国的历史上，说中国唐宋两代的地主经济形态就是庄园制。
稍后日本人森谷克己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中，也持这种意见。
后来尚钺又在《中国历史纲要》中作了详细的阐述，此说才得以盛行。
邓广铭说，中古时期欧洲庄园有五个特征：
①土地归大小领主所有，一层一层由分封而得来；
②每个领主对其领地内的农民，进行劳役剥削；
③直接生产者的身份是农奴；
④任何一个庄园都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
⑤领主对领地内的农民进行残酷的榨取，却不向任何人或机构交纳课税。
这些基本特征并不存在于唐宋两代的封建生产方式之内。
郑昌淦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有没有庄园制，不能以欧洲五个特征为准。
在唐玄宗时的奏稿中曾提到庄田，有官庄也有皇庄。
中国也有大片土地毗连集中的，有的甚至很大。
可见不符合欧洲五个特征的也可以是庄园。
王宏均认为，中国从东汉以来就可以看到一些庄园的迹象。
南朝孔灵符占田三十里，水陆二百六十五顷。
朱励、蔡京有田数十万亩。
他认为在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庄园，不一定要以领主经济作为前提。
胡如雷认为，中国在唐宋两代如果有庄园存在，也绝不是普遍的。
在唐代可以找到欧洲庄园制崩溃后类似的迹象。
如果这种迹象在欧洲称为崩溃，那么唐宋两代就不能是庄园制。
关于庄园制的性质问题。
邓广铭不同意尚钺在《中国历史纲要》一书中所说的，庄园制由中唐到北宋“已成为土地所有制的绝对支配形态”。
他说，封建土地所有制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形态，但怎样也不能把庄园制列作其中之一。
因为庄园制只能表明农田的经营方式和耕作方法，而不能表明土地归谁所有和归谁使用。
有的对此提出怀疑，他们说，历史上有很多材料提到庄田，如果庄田就是农田，何必又称庄田呢？
关于洪仁玕的评价问题
洪仁玕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
吴雁南认为，洪仁玕的思想基本上有唯物主义倾向，尽管他把上帝驾凌于一切之上，但一接触到实际，他就联系到阶级斗争，上帝不过是用作鼓动人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而已。
吕翼祖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洪仁玕的世界观基本方面是唯心的。
他的所谓“天”，不是自然的范畴，而是“天命”。
洪仁玕还认为“灾难福寿”都是利欲熏心的原因。
在宗教观上，他认为上帝是万能的。
这都说明洪仁玕的思想是唯心的。
彭久松也认为，从哲学观点来看，洪仁玕一贯认为上帝是第一性的，自然规律是上帝掌握的。
可见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关于《资政新篇》的评价。
吴雁南认为，《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建设资本主义的方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最进步的纲领。
《天朝田亩制度》作为一个政治纲领来看，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而《资政新篇》则不同，它代表了新的方向，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吕翼祖、刘守贻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资政新篇》只想建立资本主义，但不想打破封建主义，因而《资政新篇》是缺乏革命性的，它没有反映农民的要求。
彭久松认为，《资政新篇》是洪仁玕在香港时画出来的资本主义图画，《资政新篇》和《天朝田亩制度》比较，《天朝田亩制度》的作用要比《资政新篇》大得多。
关于洪仁玕的政治立场。
刘守贻认为，洪仁玕到天京以前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到天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生活问题。
他的转变是来到天京以后，才坚定下来的。
洪仁玕曾经说他到天京来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他到天京后要求洪秀全允许外人来天京传教，被洪秀全拒绝了。
这些都可以看出他来天京前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沈元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洪仁玕从头到尾，从接受洪秀全的思想影响以后一直到死，始终是一个革命者。
他是上帝教最早的宣传刊物的作者之一，洪秀全写《救世歌》时就是和洪仁玕一起写的。
他还参加了《原道觉世训》的著作。
他回到天京时能得到洪秀全的信任，正因他是早期的一个活动家。
洪仁玕后期在军事上、文化上都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主张。
（苏双碧）

论康有为的《大同书》
戴逸　李文海
一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杰出代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他的《大同书》精心地设计了一个未来美好社会的蓝图，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进步精神。
康有为的这个大同理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大同书》共分十部，开宗明义的第1部是“入世界观众苦”。
在这一部里，康有为历数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他写道：
“耳闻皆勃溪之声，目睹皆困苦之形。
……号为承平，其实普天之家室，皆怨气之冲盈，争心之触射，毒于黄雾而塞于寰瀛也。
若夫民贼国争，杀人盈城，流血塞河，于万斯年，大剧惨瘥，呜呼痛哉！
生民之祸烈而救之之无术也，……苍苍者天，抟抟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
《大同书》里尽情倾诉了人生的各种苦难，这无非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黑暗现实所进行的揭露和鞭挞。
这种揭露和鞭挞为当时政治改良运动的合理性提供了根据，也和康有为设计的未来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大同理想更加增添了诱人的光彩。
在其余的九部里，康有为具体地勾画了大同世界各个方面的图景。
这里是一个“人人极乐”的幸福天堂，“安乐既极、忧虑绝无”，“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人性止于至善”。
一切都合乎理性，一切都合乎人道。
康有为谈论得津津有味，甚至对未来社会的家具、食物、沐浴、丧吊等等细节也作了周密的设计。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给人们指引通往这个幸福天堂的道路。
但是所有这一切在当时的实际生活里并没有实现的条件。
因此，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生活细节描绘得愈是细致详尽，他对通往大同的道路议论得愈是严肃认真，就愈使人感觉到这个幸福天堂只是存在于康有为脑子里的海市蜃楼，只是他自己主观愿望和荒诞呓语的复杂混合物。
二
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虽然是一种幻想，但作为一种思想潮流来说，它对当时的政治运动曾经有过积极的意义。
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把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要争取的政治改革，和一个尽美尽善的远大政治理想联结在一起，给戊戌变法运动提供了一个虽属虚幻、但却美丽动人的远景。
康有为声称：
自己所致力的改良主义运动，只是“救今世”的权宜措施，“其事只在小康”。
“小康”对于当今的“据乱世”来说，是一个进步；
对于未来的“大同世”来说，则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梯。
有“小康”才能言“大同”，“小康”之世愈早实现，“大同”之世也才能愈早到来。
很显然，康有为给当前改良主义运动所加上的这顶“大同”桂冠决不是不关重要的。
大同世界愈被描绘得美丽动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必要性也就愈加得到充分的证明。
康有为以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们，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何启、郑观应等人，对于黑暗腐败的现实社会曾经作了卓越的剖析和有力的抨击，并且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提出了进步的改革主张。
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没有回答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
实行了这些改革的后果是什么？
中国社会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些思想家的精力完全被吸引在当前的具体问题上，忙忙碌碌地提出一个又一个救急方案，却很少注意到前途，几乎忘却了未来。
康有为思想的一个特出之点是：
他不仅如以前的思想家那样，猛烈地抨击现实社会，提出当前的改革措施，而且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学术和理论领域中，他的目光开始注射到实现改革的社会后果上去，努力为改良主义运动构筑一个未来世界的乐园。
虽然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从酝酿到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公开传布更要晚得多，但实际上，在戊戌变法以前这种思想已争取到一批虔诚的信徒。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记载：
当他和陈千秋等听到康有为演述大同思想以后，“喜欲狂，锐意谋宣传。
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
“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
梁启超又说：
谭嗣同原来“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
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并且自许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
大同思想把贴地爬行的改良主义运动提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也使普通学人康有为跃登上救世教主的宝座。
在他周围团聚起最早一批维新派骨干，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到来。
应当指出，以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很少提到中国的未来，这决不仅仅是出于偶然的疏忽。
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过程的反映。
因此一定阶段思想发展的程度总是受制约于该阶段社会变革的程度。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外来的侵略虽已十分严重，但还没有出现后来那样紧迫的瓜分之势，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虽已诞生，但其力量和影响极为微弱，社会的阶级结构几乎还没有什么变化。
统治阶级还在大吹大擂“洋务富强之道”。
中国近代社会还处在变革的初期，不成熟的思想正和当时矛盾尚未进一步展开和进一步激化的社会状况相适应。
以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虽然预感到了社会变革的必不可免，但是还不能认识这场变革的严重性和深刻程度。
对于他们来说，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救急方案，似乎已经足够应付他们所能预见的中国社会变化的各个方面了。
他们的任务是为旧世界补缺修漏，根本没有想到旧世界会全部崩溃，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当然也不会有对新世界的描绘。
康有为同样是一个为旧世界补缺修漏的改良主义者。
但是他的思想酝酿和发展已经临近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
这时，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紧，瓜分之势已迫在眉睫；
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从封建阶级中愈来愈多地分化出一批进步知识分子。
他们愈来愈多地扪摸到中国社会这场变局的各种征候，模糊地感觉它空前未有的激烈程度。
但是客观矛盾的发展还远没有成熟到足以显示这场变革后果的清晰轮廓，他们仍然不可能认识中国社会的行进方向和未来世界的确切性质。
刚从封建阶级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欢呼和推动这场社会变革，宣称“缓变不可，必当速变；
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并积极投身于争取实现变法的政治斗争；
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变革的后果感到迷惘，无法掌握自己在大变革中的命运，甚至对变革的激烈、深刻程度怀着恐惧心理。
康有为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这样说：
“天下民性可静而不可动也，一动之后，如转石于悬崖，不至于趾不止也”。
他用法国革命的“可怕后果”警告皇帝“莫若立行乾断，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
改良主义者刚刚开始和封建顽固派进行实力较量，就发现了投射到自己背后的革命阴影。
他们既要和顽固派斗争，又要防止这场斗争所可能带来的可怕结局。
《大同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酝酿、成熟的。
它一方面以历史进化的观点宣称变革的不可避免，借用知识分子所熟知的儒家大同学说，给这场变革涂抹上神圣的光彩，用美丽远景和传统力量来鼓舞知识分子参加斗争；
另一方面又同样用历史进化的观点制造了到达未来美好社会的无穷阶梯，把大同世界的诺言推到遥远时刻，用幻想来抵制一场可能引起的革命灾难，为这场不可捉摸的大变革戴上一副温情脉脉的面纱。
因此，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来看，丝毫没有现实生活的基础，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幻想；
而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思想潮流来看，它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反映了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面目。
幻想是弱者的表现。
康有为对中国前途的幻想，正是刚刚诞生的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他的大同学说可以说是集中和概括了当代知识界的憧憬和追求，迷惘和苦闷，恐惧和愿望。
三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任何为人类的长远未来设计方案的企图，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测字算命式的臆想。
康有为大同思想中大量的荒诞呓语是不足为奇的。
奇怪的是这个资产阶级代言人，这个极端害怕革命的“救世主”，竟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颜色。
且看他是怎样描绘大同世界的：
①大同之世，“必去人之私产”，“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
“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
“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
②大同之世，生产力高度发展，“电汽极精，飞船满空”，“机器日精”。
因此，人们劳动时间将大大缩短，每天“仅三、四时或一、二时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
在大同世界里，劳动“不惟无苦而反得至乐”。
③大同之世，实行计划经济，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各自为谋”，“不能统算”，“销售与否，多寡孰宜，无从周知，无从预算”的盲目状态。
④大同之世，没有国家机器和阶级镇压的各种工具，“亦无帝王，亦无君主”，“刑措不用，囚狱不设”，“无国之争，无家之私，无军兵之拥”。
⑤大同之世，“太平之道，人人无苦患”，“人人极乐，愿求皆获”，“人皆有乐而无忧”。
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描绘，包含着多少有意思的想法！
当然，这些想法很难说是出自康有为的独创和发明，因为在西欧国家，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早已风起云涌，上列《大同书》中的想法也大多为西欧的思想家所表述过了。
康有为所描绘的大同世界，与其说是一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蓝图，倒不如说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
事实上，《大同书》中曾一再指出：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略近升平”，但仍然有种种苦难，“比之大同之世”，“邈如天渊”。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必须加以解释的问题。
在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不仅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问题，而且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向上发展和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
资产阶级制度还是没有成熟的果实，康有为本人就是浇灌这个果实并等待着摘取它的园丁。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由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提出这样一种带有主观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理想，这显然是很不调和的矛盾。
他在实际争取的正是自己所批判的；
他所努力鼓吹的却是自己不可能达到的。
全部问题在于：
康有为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不是在别的历史时期、别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资产阶级，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产生的资产阶级。
在英国和法国等资产阶级革命发生较早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面临的任务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
他们借助于人类思维的理性来反对封建特权和封建压迫，反对迷信和偏邪，他们相信所谓“永恒的正义”，宣称人权产生于自然，因而是神圣的、尊严的，宣称人们的自由和平等是不可侵犯的。
这些原则在打扫封建主义的肮脏马厩时已经足够有用了。
但是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理性王国”完全走到了它的反面，“人权”变成了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特权，“自由”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失业、破产的自由，平等只有在老板经理饥饿的鞭子下的平等。
资本主义的贪婪、残酷和吃人本性已经暴露无遗。
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阶级，为推翻现存的吃人制度而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殖民地人民为摆脱奴役地位、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正在进行着英勇不屈的反抗。
和启蒙学派所作的光辉约言相对照，“理性”胜利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乃是一幅极度令人痛心失望的讽刺画。
在这样的历史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进步思想家就不可能简单地重复西方启蒙学派的“理性王国”方案。
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之久。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人民受尽了折磨和苦难，任何一种美化资本主义，把西方国家说成“永恒正义”化身的说教，都将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唾弃。
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里，那些真诚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既要割除封建主义长期溃烂的脓疮，又希望防止在西方国家已经发作起来的资本主义痼疾。
这样，西方已经盛行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就成了他们重要的借鉴，他们从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库里拖来了称手的兵器。
这里，我们不免要联想到孙中山。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代表康有为在提出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的同时，提出了大同理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代表孙中山在提出民主共和国政治纲领的同时，提出了民生主义。
孙中山说：
民生主义是鉴于“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的不合理现象而提出的。
目的是“不愿少数富人专利”，使“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
康有为和孙中山，一个改良，一个革命，同样都提出了批评资本主义的主观社会主义。
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对于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同样带有主观社会主义的印记，这种印记丝毫没有妨碍他们争取资产阶级制度的实现。
这里最最重要的是他们怎样改造从西欧借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以适合面临的任务，怎样填平在长远目标和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怎样为达到理想社会而制定自己的行动纲领。
正是这一些，划清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原则分野，表现了康有为和孙中山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
孙中山的行动路线是：
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同时，就设法防止住资本主义灾难的泛滥，这就是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这种不畏惧巨大变革，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积极态度，促使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行动起来，为立即实现美好的未来而坚决斗争。
康有为的行动路线是：
把大同世界推到遥远的未来，甚至其“绵远以千数百年计”。
实际上，大同世界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
他谆谆告诫人们，千万不要把大同理想误认为可以立即实现的政治纲领。
他说：
“夏葛冬裘，各有时宜，未至其时，不得谬援比例”。
这种无限期地推迟以至取消大同世界的消极态度，表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畏惧行将到来的大变革，畏惧积极斗争的人民群众。
改良派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仅仅剩下向统治者叩头上书，乞求恩赐，就仅仅是一枝一节、一点一滴的改革。
这条廉价的道路，终于使他们滑进反革命的泥塘里。
结果，他们变成了投靠权门的走卒和一心维持现状的反动派。
四
毛泽东同志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真正的大同世界，只有在无产阶级成长壮大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专政，才能够到达。
当然，康有为形成大同思想的时候，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
既然实际生活的发展，还没有准备好一条通向大同世界的途径，康有为就只好依靠头脑来“创造”它，“发明”它。
他和其他的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家一样，乞求人类“本性”的帮助，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不忍之心”。
人类靠什么走入大同世界呢？
靠“人人皆有此不忍之心”。
这个“不忍之心”发挥着奇妙的“吸摄之力”，使得人们像磁铁一样“吸摄”在一起，相互关怀。
梁启超介绍康有为的学说时写道：
“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则其救国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已”。
康有为面向着主观世界而背对着客观现实。
在他的头脑里，整个宇宙都以“不忍之心”为轴心而围绕着旋转。
巍峨的大同殿堂也就建筑在这像散沙一般的唯心主义基础上。
康有为以仁慈的“不忍之心”关怀着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的大同之路是一条普渡众生的路。
他甚至像一个吃斋修行的痴心老妪一样，把动物界的鸟兽虫介都列在自己所要超渡的行列之内。
在这个抽象的“不忍之心”所主宰的世界里，当然不允许有阶级斗争，不允许有对于剥夺者的剥夺。
苦难的人类呀！
忘掉仇恨，相互“吸摄”，丢弃“私心”和“争心”，不分贵贱贫富，彼此拥抱吧！
彼此亲吻罢！
这就是康有为这位自命不凡的“救世主”严肃认真地给芸芸众生所指引的大同之路。
我们看看这位“救世主”慧眼中所观察到的世间苦难，也许是不无意思的。
在这里，他也表现出对劳苦人民的同情。
他说：
“哀彼农民，劳种而无少获。
举家勤动，终岁不休，而八口嗷嗷，粒食不得。”
“农夫失收而狼顾，工人罢业而家食，主吏追租而锒铛，室人交谪而远适。”
但是，康有为的这种同情是廉价的。
他根本不想一想造成劳动人民苦难的根源何在，当然也不会把同情导引到对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痛恨。
相反，这些廉价的同情被湮没在大量的对于一般的“人”的普遍同情的呓语之中，或者说，对于劳苦群众的同情只不过是对于一般的“人”的同情所偶然举出的若干例证。
《大同书》一共列举了三十八种人生苦难，其中涉及社会问题的只有将近一半，另外一半完全是谈的自然现象，例如生老病死、水火疫疠等等。
在康有为看来，只要是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逃不脱这些苦难。
在另一半接触到社会问题的有关人生苦难的叙述中，《大同书》也总是“不偏不倚”地把怜悯普遍地施舍众生。
这部书里甚至还辟出专门章节来讨论“富人之苦”、“贵者之苦”和“帝王之苦”等等。
康有为所观察到的人是抽掉了阶级属性的人，是丧失了社会基础的人，这样的人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存在的。
真实的人不是作为剥削阶级而存在，就是作为被剥削阶级而存在，剥削阶级的欢乐正是建立在被剥削阶级苦难的基础上。
对立的阶级不会有共同的苦难和共同的欢乐，也永远不可能同时解脱苦难，同时得到欢乐，除非阶级斗争的发展达到了从根本上消灭阶级的对立。
康有为偏偏要大家相信他的抽象说教，要大家抛弃“过激”的阶级斗争，要人们彼此相爱而不要彼此仇恨。
毛泽东同志说：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
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康有为既然避开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当然他就既看不到造成人生苦难的真正根源，也看不到解脱人生苦难的真正动力。
他在解释苦难的原因时，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各个方面拼成一只替罪的九头鸟，这就是他所说的“九界”，包括国界（国家），级界（等级），种界（种族），形界（男女），家界（家庭），产界（财产），乱界（政治），类界（动物），苦界（生活需要）。
他说：
“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
康有为抓来了这只九头鸟，也就算找到了大同的捷径。
这位救苦救难的圣人就像和风车搏斗的唐·吉呵德一样，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和这只不祥的九头鸟厮杀起来。
在康有为看来，妨碍人类到达大同世界的尤其是“九界”中的“家界”和“国界”。
因此，《大同书》里着重阐发的就是“去家界”和“去国界”，即所谓“欲至太平独立性善之美，惟有去国而已，去家而已”。
据康有为说，到达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消灭一切私有财产，“其事甚易”，这里不需要严重的阶级搏斗，不需要剥夺剥夺者，只需要“去人之家”就行了。
他写道：
“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行之六十年，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无有夫妇父子之私矣。
其有遗产无人可传，其金银什器皆听赠人。
若其农田、工厂、商货皆归之公，即可至大同之世矣。”
康有为认为，有了家庭才有私有财产，家庭消灭了，私有财产也就跟着消失了。
这真是近便得无以复加的大同捷径！
在《大同书》里，走向大同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去国界”。
康有为认为，人类有国之后，“各私其国”，于是“养成争心，养成私心”，结果是大吞小、强并弱，兵连祸结，争杀无已。
那末，怎样才能“去国界”呢？
说来可笑，他的办法是：
“盖分并之势乃淘汰之自然，其强大之并吞，弱小之灭亡，亦适以为大同之先驱耳。
而德、美以联邦立国，尤为合国之妙术，令诸弱小忘其亡灭。
他日美收美洲，德收诸欧，其在此乎，此尤渐致大同之轨道也。”
这就是说，由于国界的存在，就产生了强大吞并弱小的不合理现象，所以必须“去国界”；
而“去国界”却仍是通过强大吞并弱小的办法，甚至还指定德国和美国为了“实现大同”而去并吞欧洲和美洲。
当弱小国家都“亡灭”，而且“忘其亡灭”不再反抗的时候，大同世界也就到来了。
这种露骨地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立场，实在是对大同世界的恶毒讽刺。
我们巡历了康有为的主观世界，看到这位“救世主”挥动“不忍之心”的慧剑，破除“家界”和“国界”，为人类打开了走向“大同世界”的两条最重要的途径。
至于他怎样冥心思索去破除其余次要的“七界”，就未必再有必要去详加观察了。
康有为从“不忍之心”的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抹煞客观存在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使他堕落到保皇主义的泥潭里去。
其实，当康有为勃然作色，喝令革命派结束革命、停止斗争的时候，他恰好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向人民群众进行着最猛烈、最残酷的阶级斗争！
假使说，康有为大同思想曾经起过积极作用，那也只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一个短暂时刻内，因为那时候大同思想的锋芒还针对着封建旧制度。
历史在汹涌地前进，大同学说像一块顽石一样，躺在历史的激流中。
时间的推移逐渐磨光了它的棱角，改变了它的原来位置。
在一九○一至一九○二年大同思想完全成熟和《大同书》最后定稿的时候，它已经成了“昨日黄花”，不能适应历史的潮流。
到1913年，康有为第1次公开发表《大同书》的前两部，它就成了一个恶意地嘲讽革命的反动作品。
1935年，康有为已死去八年，《大同书》才全部公开发表。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暴风雨中，康有为构筑的大同殿堂，这时已经全部坍塌下来，只剩下一片瓦砾堆。
大同思想的破产和康有为的堕落，再一次证明了客观历史的严峻和无情。
任何一个企图抹煞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派别，任何一个用“不忍之心”
“普遍人性”自欺欺人的“救世主”，任何一种妄想把历史纳入主观框框的思想体系，其结果总是要从历史的前进列车中远远地抛出去，摔成一堆齑粉。

听战士朗诵
韩笑
我听过多少
迷人的朗诵，
哪一次像这样
深受感动？！
讲技巧，
他并不高明，
甚至能听出，
乡音很重！
他一站起来，
还有点脸红，
过了一会儿，
却严肃庄重！
这哪里是念诗，
是在宣誓！
是捧着红心，
向祖国请缨！
他扬起手臂，
像展翅的银燕，
满含深情，
看柳暗花明。
他迈开大步，
像出征的火龙，
一声呼啸，
行动如风！
巍峨的青山，
纷纷列队；
奔腾的绿水，
匆匆集中！
激怒的刀枪啊，
豪光闪闪；
起伏的心胸啊，
战鼓冬冬；
我真想
猛然立起，
和他一同
去陷阵冲锋！

校园抒情
杨苡
就在不久以前，这一片校园寂静得仿佛树上的叶子都想跟你私语似的；
就在不久以前，那几株最大的雪松还像一只只未下海的绿色的帆船趴伏在地面上。
那时候多静啊！
那些苍绿的松柏也都屹然不动。
偶尔走过一两个佩着校徽的同学，虽是不认识，可总想笑笑说：
“你的家在这儿？
你在这儿过年？”
元宵节欢欢喜喜地打着灯笼来了：
兔子灯、蛤蟆灯、金鱼灯、莲花灯、飞机灯、坦克灯，还有那转呀转的走马灯……孩子们的眼睛都给照亮了！
跟着，校舍大楼的各房间的电灯也全都亮了，现在，开学的日子到了！
仿佛什么都沸腾起来，仿佛春天就这样悄悄地躲在这些年轻人的背包里走进校园来了！
到处人们紧紧地握着手，说：
“家里好么？
年过得好么？”
不知多少声“好极了！”，
那一声声的“好”把那还在发黑的草地也唤醒了，它陡然翻个身，闪出一点绿色的光彩来，柳树一边伸着懒腰，一边迸出嫩芽，那些垂柳摇摆着向走进来的年轻人说：
“你们好！
新的学期开始了！”
早上七点钟。
一个抒情女高音从音乐楼的窗子里飘出来：
“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您……”跟着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又压过了这支曲子，他在唱什么？
是不是《老饲养员》？
另一个琴房里有人在弹钢琴，对！
一定是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
多充沛的琴音啊，几乎感到有满台的交响乐团在为他伴奏着。
瞧，一群年轻人唱着《波兰圆舞曲》走过来了，两个同学在前面拉着手风琴，就这样热热闹闹地走进了音乐楼。
嘘！
别闹！
这里有两个年轻人在树下面支起画架来了，他们在心神专注地写生呢！
画笔在纸上抹出了一轮红日，刹那间阳光把这片校园全都淡淡地洒上了金粉。
坐在那边台阶上的一个学生抬头望望天空，又望望远处的树，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又低头看起手中的书。
隔不多远，总有一个学生在对着课本朗读。
瞧，这里有一个年轻人，他正在小路上来回踱着，他在作着什么手势？
他用右手愤愤地向空中劈着，嘴里大声用外语诉说着；
是背台词么？
不，这里虽然有音乐系、美术系，却并没有戏剧系。
原来这是外语系的一个学生，他正在朗诵一首诗，那是十九世纪英国一个诗人为雇工写的诗，他在控诉着那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那里一切归于富人，而工人一无所有！
在画廊下面有几个年轻人在默默地读着纪念雷锋同志的专刊，是啊，这不正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么？
戴着红色校徽的人走过，这几个人回过头来，微笑地叫了一声：
“老师”！
老师！
一个光荣的称号，它的份量够多重啊！
它包含着亲切的问候，尊敬的感情和无限的信任。
人们喜欢写诗歌颂着灯下批改作业的老师。
他们说，别人的窗子都黑下来了，可是老师房间的灯还亮着，老师在灯下辛辛苦苦地批改着作业……可是他们更该想到的是课堂里的老师，数不尽的昼夜苦思才能换上几堂精采的课！
被称为老师的人知道他不止是在教书，却也是在教人！
他用他所有的知识一点一滴地传授给这些年轻人，犹如用水一点一滴地灌溉着花草。
老师毫不倦怠地讲着、讲着，年轻人静静地听着，贪婪地吸取着知识……
啊，如果说多像一群孩子在沙滩上弯着身拾着贝壳，这比喻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呢？
可是，瞧他们的眼睛！
当他们猛地领悟了什么时，不正是像忽然拾到一个闪着彩色光芒的贝壳，眼睛里也闪着孩子气的喜悦的光辉？
这个大学生的确像个孩子，当他忽然理解出老师的问题应该如何回答时，他几乎手舞足蹈起来，赶忙举起右手……
说吧！
说吧！
回答得对！
但他并不骄傲！
他知道“骄傲使人落后”的名句，他也知道雷锋的日记上写着：
“骄傲的人，其实是无知的人！”
知识，正如雷锋所说的，真是个宝碗，永远永远也盛不满！
学习！
学无止境！
我们捧着这只宝碗一步步向前进，而前进也就意味着必须迈过一个个无法避免的困难障碍！
一群穿着绿色运动衣的姑娘跑到篮球场上，她们说好久没练球了，今天要大练一场！
一个高个儿的青年人举着一卷才到的《人民日报》跑过去了；
喂，快一点，你的同班都等着看呢！
那个戴着老花眼镜的老教师在过道慢慢走着，她手里拿着笔和本子，在每一个教室门前停下来核对着上课表。
这是这里记性最好的人，她为每一个班级安排着恰当的教室；
任何时候她都能够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什么系哪一班在哪里上课！
一个清洁工在弯着腰扫着大楼外面的小径。
她总是戴着口罩，穿着护袖，不停地在这里那里打扫着。
铃响了，这时她直起身来，望着那一群群蜂涌而出的年轻人。
多幸福的一代啊，她想。
是的，多么幸福！
这个字眼我们用起来毫不夸张。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每个人都懂得如何勤于学习、每个人都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
吴敏　高山画
⑤在那黑暗的年月里，雷锋的父亲身遭国民党、日寇的残害，1945年，吐血而死。
那年雷锋才五岁。
⑥雷锋的哥哥十二岁就进工厂当徒工，患了肺痨病，被资本家解雇，悲惨死去。
迫于生活，他母亲后来也自杀死了。
⑦父亲、哥哥、弟弟、母亲四个亲人，相继死去了，七岁的雷锋便变成了孤苦伶仃的孩子，他只好到山上打柴维持生活。
⑧1949年，雷锋的家乡解放了，农会主席彭德茂找到了雷锋说：
“孩子，要记住，咱们的救命恩人是共产党啊！”
　（待续）〔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由“吃蜂蜜长大”想起
唐小丁
黄连是最苦的，蜂蜜是最甜的。
人们知道什么味苦，什么味甜，要靠感觉器官。
怎么区分社会生活方面的苦和甜，要靠社会主义教育和自我的阶级觉悟。
苦和甜，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要认识它们，自然要有实际的对比。
成都市文武路中学的学生，听了老工人、老干部、老教师、老校工和翻了身的奴隶的报告，参观了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
地主的“发家史”，“百罪图”，毒打农民的刑具，关押农民的水牢等等，都看到了。
有的学生便说：
“我们是吃蜂蜜长大的，不知道什么是苦。
现在才晓得旧社会这样黑暗可恨！”
小学的、中学的以至有些大学的同学，完全是或者基本上是在新社会长大的。
他们尝着生活的甜味，并不怎么了解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不晓得什么叫恶霸，什么叫抓壮丁，什么叫保甲长。
要不讲给他们听听，让他们看看，他们是无从比较的。
也就是说，对他们进行教育，不仅需要抽象的说理，还要通过具体的形象。
雷锋在解放时也不到十岁。
他是“吃黄连长大”的。
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什么该恨，什么该爱，对雷锋来说，是最明白不过了。
这是他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的基础。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轻朋友，都有雷锋那样的经历，应该说，大多数年轻朋友没有那样的经历，这又怎么办呢？
通过具体形象向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有效办法之一。
有个同学，叫亢益发，在成都市第4中学学习。
新年前，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叫《新年前夕》。
他写的什么？
写的是父亲曾经给他讲的一段经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年关，他的爷爷、奶奶和父亲贫病交加，地主逼租，保长抓人，爷爷被打死，寡妇孤儿在地主家的爆竹声中离乡流浪的悲惨情景。
这往事会在孩子的心灵上“投下阴影”吗？
不，孩子会获得比较“黄连”和“蜂蜜”的能力，使心里明亮起来，头脑充实起来。
让孩子记起雷锋，记起老一辈走过的路；
懂得“吃黄连”的苦，懂得“吃蜂蜜”的不容易，懂得不能“坐享现成福”的道理；
还有，懂得现实的阶级斗争，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学习和生活，怎样去同困难作斗争，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怎样保卫红旗，紧握红旗。
这是做父母的、做教师的和每一个革命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得用革命的精神教育年轻一代。
为着这，我们要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烈火，烧灭想要复活的资本主义鬼魂；
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火炬举得更高，照着年轻一代昂然迈进。
拿“吃蜂蜜”来说，不仅要营养和滋补他们的身体，尤其重要的是要营养和滋补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真正“长大”，成为战士。

“老妈妈”留在雪山上……
——看辽宁儿童剧院演出的《小红军》有感
袁鹰
两个小红军，跟随着红军长征，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部队。
五幕话剧《小红军》在嘹亮的号声中结束了。
全场观众，一面鼓掌，一面站起来。
只有一个女孩子还痴痴地坐在座位上，对着垂下来的丝绒幕，自言自语地说：
“‘老妈妈’还留在雪山上哩……”
跟孩子们一起看戏，情绪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
他们的反应，直接而又明朗，迅速而又强烈。
他们时而拍手大笑，时而跺脚发急，时而高声赞美英雄，时而大声呵责坏蛋。
即如此刻，这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当人们都在为小贵和小虎子回到大队继续参加战斗而兴高采烈的时候，她却没有忘记那位为了保护这两个小红军而身受重伤、终于倒在雪山上的老事务长，说话的神情，好像别人已经把那位“老妈妈”忘怀了似的。
细细想来，她说的不是蛮有道理么？
老事务长忠心耿耿为革命，在白匪包围村子时带领群众上山突围，在大队过金沙江后带领两个小红军和一个新战士沿着脚印追赶，终于伤重不支，在雪山上停止了最后的呼吸。
这个英雄形象，不仅在红军后代的心上永远留下了学习的榜样，他的遗言“永远革命到底”，成为战士们的终身誓言；
他也教育了台下的成年和少年观众。
没有“老妈妈”他们的流血牺性，艰苦奋斗，今天的幸福岁月又从何而来？
没有成千上万革命烈士、革命前辈们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我们的铁打江山、我们的鲜艳的革命红旗又从何而来？
话剧《小红军》正是在这个思想意义上，给少年观众以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它告诉人们：
天下受苦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走，才能找到解放的道路。
它告诉人们：
不把反动派打倒，不把白匪、地主老财消灭干净，斗争永远不会停止。
它告诉人们：
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革命的接班人，应该永远保持一颗赤胆红心，永远革命到底！
这种教育，正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也是少年观众迫切渴望着的。
这也是《小红军》这个戏最成功、最动人的地方。
剧本的结构也还有不够紧密之处，人物的刻划（如小虎子）也有可以加工、丰富的余地，但这都无损于这个戏在目前的现实教育意义。
演员都很努力、认真。
“老妈妈”、小贵、小虎子、连长、周大奎都有成功的表演，能够打动人心。
辽宁儿童剧院建院两年多以来，排演了不少革命传统教育的剧目，如《儿童团》、《枪》、《以革命的名义》、《红岩》等，也演了些歌舞神话剧和外国剧，同近七十万观众见过面。
这是值得祝贺的事。
他们来京演出，是受到首都少年观众的欢迎的，剧场的热烈反应，就可以证明。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到广西僮族自治区巡回演出去了，辽宁儿童剧院又到北京来，一来一去，都是为了丰富少年儿童的文化生活，使他们从舞台上得到更多的革命教育，都是值得鼓吹的好事。
（附图片）
在雪山上，老事务长对小虎子、小贵、周大奎说：
“孩子们，你们追上大队了！
快朝着红旗的方向，进军吧！”
　〔王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