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巴基斯坦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
新华社0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
为了确保边境上存在的和平和安谧，同意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精神，并且基于万隆会议所阐明的十项原则，正式划定和标定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
坚信这不仅充分反映了中巴两国人民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而且也有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此，决定缔结本协定，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派外交部长陈毅；
巴基斯坦政府特派外交部长佐勒菲卡·阿里·布托。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各条：
第1条
鉴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双方同意，这段边界以传统习惯边界线为基础，并参照自然地形，本着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精神予以划定。
第2条
一、双方根据本协定第1条所述的原则，确定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全部边界线走向如下：
（一）自西北端的5630米高地（参考座标大约为东经74°34′、北纬37°03′的一个山峰）起，边界线严格沿流入塔里木河水系的塔什科老干河诸支流为一方、流入印度河水系的洪札河诸支流为另一方的大分水岭，大体向东转东南行，穿过基里克达坂（达旺）、明铁盖达坂（山口）、卡前乃达坂（仅中方图上有此名），并且穿过木子吉里阿达坂（仅中方图上有此名）、帕尔皮克山口（仅巴方图上有此名），直到红其拉甫（尤特尔）达坂（山口）。
（二）边界线穿过红其拉甫（尤特尔）达坂（山口）以后，沿上述大分水岭大体南行，直到该达坂（山口）以南的一个峰顶；
然后离开大分水岭，转沿一条大体东南向的山脊而行；
该山脊系以阿克吉勒尕河（巴方图上的一条相当的无名小河）为一方、塔敦巴什河（吾甫浪河）和克里满河（吾甫浪吉勒尕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
根据中方图，边界线到此山脊东南端后，系沿克里满河的一小段河床中心线而行，然后到该河与克勒青河汇合处；
根据巴方图，边界线离此山脊东南端后，即连接什克斯干河或穆斯塔格河的锐角弯曲处。
（三）从上述地点起，边界线溯克勒青河（什克斯干河或穆斯塔格河）的河床中心线而上，至其与消尔布拉克代牙（星峡尔河或布拉尔杜河）的汇合处（参考座标大约为东经76°02′、北纬36°26′）。
（四）从上述两河的汇合处起，根据中方图，边界线升上一条支脉的山脊，顺山脊而行，在一个峰顶（参考座标大约为东经75°54′、北纬36°15′）接喀喇昆仑山脉大分水岭，该图标明此峰顶属消尔布拉克山；
根据巴方图，边界线从上述两河的汇合处起，升上相应的支脉，沿其山脊穿过6520米（21390英尺）高地，直到约东经75°57′、北纬36°03′接喀喇昆仑山脉大分水岭。
（五）自此，边界线严格沿划分塔里木河水系和印度河水系的喀喇昆仑山脉大分水岭大体先向南后向东行，穿过东木斯塔山口（穆斯塔山口）、乔戈里峰（K2）的峰顶、布洛阿特峰的峰顶、加舒尔布鲁木山（8068）的山顶、因地拉科里山口（仅中方图上有此名）和特拉木坎力峰的峰顶，至东南端终点喀喇昆仑山口。
二、本条第1款所述的全部边界线，已标绘在比例尺为一百万分之一的中方的中文图和巴方的英文图上，该图由双方签署，附入本协定。
三、鉴于双方图上所显示的地形不尽相同，双方同意上述第1款所叙述的边界线位置和走向，应以实际地形为准，并将尽可能地由联合实地勘测加以确定。
第3条
双方同意：
一、凡是以河流为界的地段，以河床的中心线为界；
二、凡是以达坂（山口）为界的地点，以分水线为界。
第4条
一、双方同意尽速成立一个联合标界委员会。
每方将指派主席一人、代表一人或数人、顾问及技术人员若干人。
双方责成该联合标界委员会共同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具体商谈和实施下列任务：
（一）对本协定第2条所述的边界地区进行必要的实地勘察，以便在双方认为合适的地方，树立界桩，并且在联合制作的精确地图上画出边界线。
（二）草拟一项议定书，详细载明整个边界线的走向和全部界桩的位置，并且制印出标明界线和界桩位置的详图，附入该议定书。
二、上述议定书经两国政府代表签订后，即成为本协定的附件，该项详图将代替本协定的附图。
三、在上述议定书签订后，联合标界委员会的任务即告终止。
第5条
双方同意，两国间实际存在的边界划定以后，如果发生任何边界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
第6条
双方同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议获得解决以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就本协定第2条所述的边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本协定，该主权当局如系巴基斯坦，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将签订的正式边界条约中，应该保持本协定和上述议定书中的规定。
第7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协定于1963年03月02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外交部长陈毅（签字）
巴基斯坦政府全权代表外交部长佐勒菲卡·阿里·布托（签字）

中巴友谊的胜利　万隆精神的胜利　亚非团结精神的胜利
首都盛会庆祝中巴签订边界协定
彭真市长说，这个协定有利于中巴人民的和平建设和友好合作，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所欢迎的。
指出中巴签订边界协定，丝毫也不影响巴印关于克什米尔归属问题的谈判和解决。
布托外长说，这个协定标定的边界将成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界线。
呼吁印度同中国举行谈判解决边界争端，并指出这是解决争端的唯一方式和唯一途径
据新华社02日讯
首都各界一万多人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签订边界协定。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以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佐·阿·布托为首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大会。
中巴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的签订，是继中国同缅甸、中国同尼泊尔、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之后，又一次本着平等合作、互谅互让精神，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彭真市长今天在会上说，这是中巴友谊的胜利，是万隆精神的胜利，也是亚非团结精神的胜利。
大会充满了热烈友好的气氛。
主席台上并排悬挂着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国旗。
会场上高悬“中巴两国人民友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的巨幅红色标语。
三时三十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彭真市长同布托外长等贵宾走上主席台，这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一群少年儿童跑上台去向巴基斯坦贵宾献了鲜花。
大会开始后，乐队奏巴基斯坦和中国国歌。
彭真市长和布托外交部长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全文均见第5版），热烈祝贺中巴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
彭真市长首先讲话，他说，中国人民完全拥护中巴签订的边界协定，这个协定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和友好合作，符合中巴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亚洲人民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所欢迎的。
彭真市长说，有一小撮人对此很不高兴。
在中巴谈判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一直施加压力，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破坏，企图阻挠中巴两国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
但是，他们的阴谋落空了。
中巴两国政府排除障碍，终于签订了两国之间的边界协定。
他说，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去不高兴吧！
我们中巴两国人民是很高兴的。
全世界人民也是很高兴的。
彭真市长说，中巴签订边界协定，丝毫也不影响巴印两国之间关于克什米尔归属问题的谈判和解决。
印度政府借口克什米尔问题来反对中巴签订边界协定，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印度政府自己不想解决同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还想不让邻国解决它们之间的边界问题，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利。
彭真强调说，我们主张中巴要友好，中印要友好，印巴也要友好。
我们深信，我们这种光明磊落的立场是符合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彭真市长说，只要印度方面愿意，边界谈判可以立即举行。
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对内、对外政策上的需要，一时还不准备谈判，中国也愿意耐心地等待。
彭真市长强调说，中印边界问题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边界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中印两国人民、亚非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战略性问题。
彭真市长问道：
中印两国人民、亚非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究竟是谁？
他说，我们的共同敌人难道不是帝国主义吗？
难道反而中国人民是印度人民的敌人吗？
印度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吗？
或者别的国家的人民是中国人民或印度人民的敌人吗？
他呼吁中印两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亲密团结起来，手携手地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粉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的阴谋。
彭真市长还赞扬了巴基斯坦近年来在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他祝愿巴基斯坦人民在独立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成就。
他说，不断加强中巴友谊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任何外来势力阻止不了的。
在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进行国家建设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巴基斯坦人民的忠实朋友。
布托部长在热烈的掌声中应邀讲话。
他首先以巴基斯坦人民的名义，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敬意和问候。
他说，今天巴中两国签订的边界协定，标定了约三百英里长的边界，这条界线将成为中国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之间的和平的界线。
布托外长追溯了巴中两国人民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
他说，在悠久的时日里，巴中两国人民生活在友谊和谅解中，不顾生活的各种变迁而互相合作。
布托外长在谈到巴基斯坦人民在阿尤布元帅领导下取得的建设成就时说，由于我们同印度在克什米尔前途问题上的悲剧性的争端，我们没有能够把我们的全部努力，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投入建设性的和有益的事业中。
他说，这个问题有待解决、必须解决，这个争端关系到基本的道德原则。
这场争端牵涉到亚非国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决权原则的根源。
布托外长说，中国也像巴基斯坦一样，迫切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它同印度的争端。
作为中印的邻国，我愿向印度政府提出呼吁，呼吁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能使争端得到解决的唯一方式和唯一途径。
他还说，我们希望中印之间的争端获得解决，正如我们希望巴印之间的争端获得解决一样。
布托外长最后强调指出，今天的联合国不成其为联合国，因为有六——七亿人民被排除在外。
他说，为了实现彻底的世界和平，你们的伟大的国家必须起充分和应有的作用。
彭真市长和布托外长的讲话，不断引起热烈的掌声。
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外交部副部长耿飚，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中巴友协副会长张杰，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吴晗、程宏毅、乐松生以及首都各方面人士。
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在京的巴基斯坦朋友都应邀出席了大会。
大会结束后，首都文艺工作者演出了精彩的歌舞京剧节目。

刘主席周总理接见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02日讯
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接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佐·阿·布托，以及由他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被接见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成员，有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巴基斯坦政府新闻、广播部秘书库·夏哈布，外交部司长哈拉斯，测绘总局局长阿·拉·库雷希，外交部处长安·哈克。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耿飚、方毅、林海云等。
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也在座。
新华社02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接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佐·阿·布托，以及由他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被接见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成员，有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巴基斯坦政府新闻、广播部秘书库·夏哈布，外交部司长哈拉斯，测绘总局局长阿·拉·库雷希。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耿飚、方毅、林海云、章文晋、程之平、葛步海。
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也在座。
接见以后，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巴基斯坦贵宾。
（附图片）
右图：
刘少奇主席和布托外长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刘主席周总理电贺摩洛哥国庆
新华社0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打电报给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祝贺摩洛哥王国国庆。
电文如下：
拉巴特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陛下：
值此摩洛哥王国国庆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向贵国人民和贵国政府，表示祝贺。
祝陛下和摩洛哥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建设自己国家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祝中摩两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基础上的友好关系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3年03月02日

反映两国发展睦邻关系的愿望　符合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中国巴基斯坦关于边界问题协定在京签字
刘主席周总理参加隆重签字仪式　陈毅和布托外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字
新华社0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根据协定的规定，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隆重签字仪式。
下午三时二十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陈毅和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部长佐·阿·布托，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定上签了字。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陈叔通、林枫，国务院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蔡廷锴，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方毅，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林海云，对外文委副主任丁西林，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章文晋、副司长程之平，新闻司司长龚澎，礼宾司副司长葛步海，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邵天任，国家测绘总局副局长张国器等。
巴基斯坦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成员：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巴基斯坦政府新闻、广播部秘书库·夏哈布，外交部司长哈拉斯，测绘总局局长阿·拉·库雷希，外交部处长安·哈克，以及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
签字以后，双方热烈握手，举杯祝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5次会议曾经决定，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陈毅为全权代表签定这个协定，并决定这个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就我完成全线后撤和设立民政检查站
我外交部照会印度大使馆
希望印度政府对我国和平努力作出有利的响应
新华社0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03月02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一件照会，把中国边防部队已按中国政府声明完成全线后撤计划以及中国地方当局在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二十公里地区内若干地点设立民政检查站一事，通知了印度驻华大使馆，并且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方面的和平努力，作出有利的响应。
照会说，“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为了停止军事冲突，隔离双方武装部队，并为中印双方重开边界谈判创造条件，曾于1962年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采取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和设立民政检查站等三项措施。
中国边防部队按照中国政府的上述声明已经在1963年02月28日完成了他们全线后撤的计划。”
照会说，“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地方当局已经遵照中国政府的命令，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的1959年11月0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二十公里的地区内的若干地点，设立民政检查站。”
照会接着列举了这些民政检查站的数目和位置，即东段十六个，位于西藏地区的勒、肖、曲拿、共那、陇、马及墩、塔马顿、来果桥、南伊、鲁霞、地东、得儿工、布宗、呷枪、察隅、沙马；
中段三个，位于西藏地区的什布奇、波林、西兰塔；
西段七个，位于新疆地区的神仙湾、天文点、温泉和西藏地区的空喀山口、尼雅格祖、库尔那克堡、斯潘古尔。
照会指出，西段的这七处位置是中国方面于1959年11月07日以前就已设有边防哨所的地方。
照会说，“必须强调指出，以上各民政检查站没有一个是设在中印双方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四个地区的，即东段的扯冬地区和朗久、中段的乌热、西段印度曾经设立四十三个军事据点和中国为了抵御印度的入侵而增设边防哨所的地区。
中国政府为了响应科伦坡六个亚非国家会议的和平号召，决定把这四个地区空出来，在中国边防部队后撤以后，也不设立民政检查站。
这是中国方面继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之后在和解的道路上所做出的又一重大努力，同时也是对印度的荣誉和自尊作了极大的照顾。”
照会最后说，“只要印度方面不挑衅，不进入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那么，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努力而和缓下来的中印边境局势就不会重新紧张起来。
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正确理解中国方面的和平努力，并对此作出有利的响应。”

布托外长设宴招待我国政府领导人
周恩来总理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布托外长和陈毅副总理热烈祝贺中巴签订边界协定
据新华社02日讯
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佐·阿·布托今晚举行宴会，招待中国政府领导人。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贺龙，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蔡廷锴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和夫人，以及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其他成员出席宴会作陪。
布托外交部长在宴会开始时讲话（全文见第5版）。
他表示欢迎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参加今晚的宴会。
布托部长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共和国的关系中有了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发展，它的标志就是对我们的共同边界达成的协议。
这象征着我们两国人民如此珍视的友好和相互合作的精神。
布托部长说，我访问贵国的目的已经达到。
我会见了贵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我们所达成的谅解，将加强我们这一地区的和平。
他说，我们巴基斯坦人坚定信奉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和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社会制度不同，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和相互合作。
我们双方都决心冲破贫穷匮乏的障碍来提高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了达到这些崇高的目的，我们需要世界和平。
我们今天缔结的边界协定，就是在这方面的有意义的一步。
布托部长称赞中国经济和工业建设的成就。
他说，看到我们的邻邦——一个伟大的亚洲国家——取得这样大的进展，是令人满意的事情。
他对他们在中国受到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表示感谢。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宴会上讲话（全文见第5版）。
他首先热烈祝贺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今天签订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
他说，这个协定的签订，是中巴友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也是对亚非团结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
它又一次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地解决相互关系中的问题，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
陈毅副总理说，中巴之间的边界问题能够这样顺利解决，这是因为双方都把维护中巴友谊和亚非团结的共同利益放在第1位，照顾到历史上的和现实的情况，采取了互谅互让、平等合作的态度，而不是蛮不讲理、损人利己的态度。
在谈到中国政府对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时，陈毅副总理说，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向采取不介入的立场，一向希望这个问题能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姊妹国家之间求得和平解决。
中国同巴基斯坦签订边界协定，对于克什米尔归属未定的特殊情况，作了必要的和适当的照顾。
我们这样做，既有利于确保中巴边境的安谧、加强中巴友好和亚非团结，也有利于巴印两国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
我国愿意同巴基斯坦友好，也愿意看到巴基斯坦同印度友好。
陈毅副总理还谈到中印边界问题。
他说，在最近一个时期内，中国政府为推动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又进行了重大的努力。
但是，从许多迹象可以看出，印度方面对于举行双方官员会晤，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好像一点不感兴趣。
恰恰相反，印度方面却热中于反华叫嚣和战争准备，还继续公然为此乞求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
帝国主义也正在煽风点火企图让亚洲人自相残杀。
他指出，这不仅危害了印度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给亚洲地区的和平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他说，我们希望，印度方面能够顾大局，改弦易辙，对中国政府的和平倡议作出积极响应。
我们随时准备同印度方面进行直接谈判。
陈毅副总理赞扬巴基斯坦政府不顾外来压力，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
现在又毅然同中国签订了边界协定。
他说，这种明智果敢的行动，体现了巴基斯坦政府坚持维护民族独立和中巴友谊的政策，我们表示钦佩和欣赏。
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同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一道，为不断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而努力。
我们深信，通过部长阁下这次访问，中巴友谊将会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布托部长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讲话以后，乐队奏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国歌。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叶季壮、耿飚、黄镇、张彦、林海云、方石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等。
各国驻华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
全文刊登我《红旗》编辑部文章前三部分
新华社地拉那02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02日于第2、三、四版，以两整版又五分之四版的篇幅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红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前三部分。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广播电台01日晚上也用阿尔巴尼亚语全文广播了这篇文章的前三部分。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二续）
红旗杂志编辑部
五、国家与革命
陶里亚蒂同志所谓“结构改革论”的“积极贡献”是什么？
陶里亚蒂等同志，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基本路线”，说成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①；
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论点，“作为目前形势下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②。
看来，陶里亚蒂等同志不仅要把“意大利道路”，加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身上，而且还要强加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上。
因为他们把自己提出的所谓“意大利道路”当成目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似乎是唯一的道路，而不能有旁的道路。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是很自负不凡的。
为着把问题弄清楚，我们不妨把他们提出的“意大利道路”、“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首先介绍如下：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打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个最根本的观点，在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③。
他们说，“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
③
二、“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
④这是陶里亚蒂同志在1944年04月间说的，在意共十大的报告中，他又重申这是“具有纲领性”的意见。
三、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⑤。
四、意大利宪法，“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准许和规定了若干结构改革”⑥。
“争取赋予意大利民主以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的斗争在宪法中有了广阔的发展场所。”
⑥
五、“我们可以谈论充分利用合法途径、甚至利用议会以实现深刻的社会改造的可能性。”
⑦“必须赋予议会以充分的权力，使它不仅具有立法任务，而且具有它所应有的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职权”⑥，“要把议会权力确实地扩大到经济方面”⑧。
六、“建立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新民主制度是同形成新的历史集团紧密地联系着，这个新的历史集团，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为改变社会结构而斗争，而且是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
⑥
七、“摧毁这个最落后和最累赘的意大利社会结构，走上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不能够也不应该推迟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夺得政权以后”⑤。
八、意大利的国有化经济，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⑨，可以“代表人民群众”⑨，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⑩。
通过国有化，就能够“粉碎和废除巨大的生产力量的垄断所有制，并且把垄断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⑤。
九、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能够“保证经济的民主发展”②，能够成为“反对大资本权力以打击、限制和粉碎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④。
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能够接受“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④。
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团结力量，充分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自主来参加计划政策方针的制定和计划政策的实施”⑥，能够使计划政策“成为满足人们和全国集体的需要的工具”⑥。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意大利道路”，所谓“结构改革”，就是：
政治方面，在保存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议会的“合法途径”，“逐步改变国家内部均势和结构”，“使新的阶级强行进入国家的领导”⑥。
至于什么是“新的阶级”，他们的说法总是含糊不清的。
经济方面，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国有化”、“规划化”、“国家干预”，逐步达到“限制”、“粉碎”垄断资本。
换句话说，就是在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可以经过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必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他们的这类思想，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
可惜，这类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很古老很陈旧的东西，是马克思、恩格斯老早就无情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如果说陶里亚蒂等同志有什么“积极贡献”的话，决不是什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发展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他们把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种“发展”，实际上也是铁托集团老早提出的，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铁托集团的“经验”作了“研究和深入了解”之后接受过来的。
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在资产阶级专政没有被推翻以前，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建立的时候，能不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争论的最根本问题。
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熟知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两部伟大著作中，列宁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保卫了和发展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彻底揭露了和批判了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实际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所谓“改变国家内部均势”等等，都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批判过的考茨基的观点。
陶里亚蒂同志说：
“中国同志要吓唬我们，他们向我们提到考茨基，我们的政策同他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
是不是我们在吓唬陶里亚蒂等同志呢？
是不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政策同考茨基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呢？
我们也“请他们允许我们提醒”：
好好地再读一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吧。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愿意理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究竟有什么基本的区别。
列宁说：
“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
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
。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为着保护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一定的生产关系。
正如列宁所说，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
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必须有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为它服务，为它扫除发展的障碍。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或者是资产阶级，为了使它们的生产关系成为统治的生产关系，为了巩固和发展它们的生产关系，都必须使它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阶级，都必须掌握国家政权。
剥削阶级进行革命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不同的根本点，在于三大剥削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它们还没有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已经存在着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的甚至已经是相当成熟了。
而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却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道理是很明白的：
新的私有制能够在旧的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却永远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
可以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纲领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同列宁主义相反，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能够逐步出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认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可以不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意大利道路”，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究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呢，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呢？
究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缺乏实际感”呢，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纲领“缺乏实际感”呢？
让我们来了解了解意大利的实际吧。
意大利是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
据统计，在和平时期，这个国家里，有官吏几十万人，常备军队四十多万人，宪兵近八万人，警察约十万人，有各级法庭一千二百多个，监狱近一千所。
秘密的镇压机器和武装人员都没有包括在内。
此外，在意大利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驻军。
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中津津乐道意大利的什么民主、宪法、议会等等，却对意大利现有的军队、宪兵、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不做阶级分析。
这些暴力工具究竟保护谁、镇压谁？
是保护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镇压垄断资产阶级呢？
还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呢？
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谈论国家制度的时候，都不应当回避这个问题，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再看看意大利的这些暴力工具究竟是在干什么的？
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来说：
在1948年到1950年的三年中，意大利政府在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中，就打死、打伤三千多人，逮捕九万多人。
1960年07月，塔姆布罗尼政府在镇压意大利劳动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中，打死十一人，打伤和逮捕各一千多人。
在1962年范范尼的所谓“中左”政府成立以后，05月在切加诺，07月在都灵，08月在巴里，10月在米兰，11月在罗马，连续发生政府镇压群众罢工和示威的事件，仅在罗马事件中，就打伤数十人，逮捕约六百人。
尽管这里举的是一些例子，但是，所谓“意大利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不是充分暴露出来了吗？
难道在一个具有为镇压人民而建立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强大国家机器的意大利，在那里，所谓“意大利民主”，能够说不是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即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吗？
在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吹嘘的“意大利民主”制度下，难道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能够参加制定意大利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吗？
如果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是能够参加的，那末，你们能不能对现在意大利政府镇压人民的种种罪行负责呢？
能不能对意大利政府让美国在意大利建立军事基地、对意大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行为负责呢？
当然，你们会说，你们不能对意大利政府的这些对内对外反动政策负责。
可是，你们既然自称能够参加政策的制定，为什么又不能丝毫改变现在意大利政府这些最根本的政策呢？
对于民主的阶级性质不加任何区别，而笼统地吹嘘“民主”，这是第二国际英雄们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唱烂了的调子。
而现在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却把这些烂调子当作自己的“新创作”，这岂不是一件怪事吗？
陶里亚蒂同志或许想把自己同社会民主党人划一条小小的界线。
他认为，就“抽象的道理”来说，可以承认国家的阶级性质，也可以承认意大利现在的国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但是，要“把道理说得具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他认为，就“具体的道理”来说，
“从现行国家结构出发”，“实现宪法规定的深刻改革”，就能够“改变当前权力集团并且为形成另一个有劳动阶级参加和获得他们应有的职能的集团创造条件”，使意大利“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
。
把陶里亚蒂同志这些暧昧的话翻译成人们能够看懂的话，就是：
用不着意大利的人民革命，就可以使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逐步发生“质的改变”。
陶里亚蒂同志的“具体道理”反对他的“抽象道理”。
他在说“抽象道理”的时候，接近了一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当他说到“具体道理”的时候，就又远远地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大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算是“教条主义”吧！
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具体道理”来估量一番，那末，他们同社会民主党的小小界线就看不见了。
当现在有些人竭力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的时候，当现代修正主义者假借列宁的名义猖狂地进攻列宁主义的时候，我们想提醒人们读一读列宁在1919年共产国际第1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下面两段话：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基础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外，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
幻想走第3条道路，这是小资产者的反动的悲叹。
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更证明了这一点。
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商品经济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没有别的阶级，只有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所发展、扩大、团结、巩固起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
“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不懂得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
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
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1次由少数剥削者手里转到多数被剥削者手里的现象，能够在旧式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
请看，列宁在这里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根据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全部经验，根据10月革命的全部经验，得出了这样明确、这样肯定的结论。
列宁认为，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不可能使政权从资产阶级的手里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不可能实现人类历史上这种最深刻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
从列宁在1919年说这些话的时候到现在，世界上一切陆续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经验，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阐明的这些具体真理吗？
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领导的10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吗？
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不是在重申各国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吗？
当然，各国工人阶级是经过和平的方式还是经过非和平的方式，“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
。
但是，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不是从意大利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而是从现有的意大利宪法出发，认为意大利用不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
他们所说的“新民主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扩大”。
这就难怪，他们的所谓“具体道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真理，是多么的不同。
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意共十大提纲这样写着：
“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经过建立宪法所规定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和目前的制度是大不相同的）和经过新的领导阶级进入这个国家的领导。”
⑥
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说法，意大利的宪法简直是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一、共和国宪法“是意大利大多数人民自由缔结的团结公约”⑤。
二、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标记的根本改革”⑦。
三、共和国宪法“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⑥。
四、共和国宪法“宣布国家政权‘以劳动为基础’”？，
它“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⑥。
五、共和国宪法承认了“劳动者享有进入国家领导的权利”⑤。
六、共和国宪法“肯定必须进行为革新我国社会、并推动它走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造”？
。
七、共和国宪法已经解决了“在民主法制的范围里走向社会主义的原则问题”？
。
八、意大利人民“能够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⑥。
九、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⑤。
十、“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共和国宪法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⑤。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意大利现有的宪法是有一些美妙的词句的。
但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把资产阶级宪法所写的某些美妙词句，当作真实的生活呢？
意大利现行宪法一共有一百三十九条。
但是归根到底，最能够表达这个宪法的阶级本质的，还是第42条关于“法律承认并保障私有财产”这一个规定。
从意大利的现实生活来说，这个规定就是保障垄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
在宪法中有了这个规定，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他们的私有财产就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企图掩盖意大利宪法的这个实质，把这个宪法说得天花乱坠，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陶里亚蒂等同志说，意大利宪法“带有工人阶级参与的标志”，它“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承认劳动者的若干新权利”⑥。
陶里亚蒂等同志在谈到这种所谓“原则”和“新权利”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意大利宪法和其他资产阶级宪法比较一下，再做出论断呢？
应当知道，“主权属于人民”，这是从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宣言”发表以来，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的宪法都有的一条，并不是意大利宪法所特有的东西。
“主权属于人民”这个口号，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朕即国家”的革命口号。
而在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以后，资产阶级宪法中的这个条文就成为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空洞词句了。
应当知道，并不是只有意大利宪法有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
几乎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都有这类的条文。
但是，有的宪法在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利之后，接着就做了限制或取消这类权利的规定。
正像马克思评1848年法兰西宪法所说的：
“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
。
有的宪法虽然没有在每条之后都接着做出这种限制或取消的规定，而资产阶级政府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和手段，来达到他们的这种目的。
意大利的宪法属于前一种情况，就是说，它更是一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宪法，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
的宪法。
列宁说过：
“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法是虚假的；
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
？
意大利现在的宪法正是包含着“虚假的”和“不是虚假的”这种两重性。
所谓“不是虚假的”，就是公开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那类实质的东西；
所谓“虚假的”，就是那些用以欺骗人民的美妙词句。
陶里亚蒂同志在1948年01月意共第6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国政治的前途以至于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因为进步力量与保守反动力量之间将发生严重的冲突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前者要以我们宪法的一部分为依据，而后者却要利用宪法的另一部分来作为自己进行抵抗的武器。
所以，如果局限于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
‘现在一切都写在宪法上了；
让我们实现宪法上的那些规定，到那时人民的一切愿望就会实现了。
’那就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的行为。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如果没有公民的觉悟、他们的力量和他们制止反动派任何阴谋的能力来保卫自由的话，那末任便哪一种宪法都不可能拯救自由。
如果劳动群众中的有组织有觉悟的力量不善于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民主进步与社会进步的道路，不善于粉碎反动势力的反抗的话，那末任便哪一种宪法的章则本身也不可能保障我们有这种进步。”
或许，在1948年说的这段话里，陶里亚蒂同志还保留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承认意大利政治的前途和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承认意大利宪法有保守反动力量可以利用的和进步力量可以利用的这种两重性。
当时他认为，对于意大利宪法的迷信，“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的行为”。
在1955年01月间，陶里亚蒂同志在一篇演讲中又说：
“很清楚，我国的宪法包含着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一种政治的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的纲领的要点”？
。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陶里亚蒂同志已经把意大利宪法当作“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宪法了。
这样，1955年的陶里亚蒂起来反对了1948年的陶里亚蒂。
从此以后，陶里亚蒂同志就急转直下，简直是把意大利宪法完全神化了。
1960年，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9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
“我们在宪法范围内行动，而且对一切问我们执政时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我们请他们看看宪法。
我们在我们的《纲领声明》中写过，我们现在重说一遍：
可以‘在完全符合宪法法制的情况下实现必要的结构改革，以便打垮垄断集团的权力，保卫全体劳动者的利益不受经济和金融寡头损害，把这些寡头排除在政权之外和使劳动阶级进入政权’。”
就是说，陶里亚蒂同志要求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都要在完全符合资产阶级宪法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依靠资产阶级宪法，去“打垮垄断集团的权力”。
1962年，在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又重申他们这种意见是“坚定不移的”。
他们说：
“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经过建立宪法所规定的新国家和经过新的领导阶级进入这个国家的领导”⑥；
是要“遵循宪法来要求和强制进行国家的变革，在国家内部夺得新的实力地位，以及推进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⑥；
是要形成“能够在合乎宪法法制的条件下实现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政治集团”⑥。
他们还说：
“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进行广泛的、协调的行动，这种行动旨在把国家推上一条能够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进步民主道路”⑥。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是要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宪法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而根本忘记了：
即使意大利宪法有一些词句美丽的条文，但是，在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条件下，在垄断资产阶级拥有全副武装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在一有机会的时候，就把宪法宣布为废纸。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需要揭露资产阶级宪法的虚假性，同时也应当利用资产阶级宪法的某些可以利用的条文，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
在普通的情况下，如果拒绝利用资产阶级宪法进行可能的合法的斗争，这是错误的，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左”倾幼稚病。
但是，号召共产党员，号召人民去迷信资产阶级宪法，宣传资产阶级宪法能够给人民以社会主义，并且把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资产阶级宪法说成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⑤，这就不简单是什么“幼稚病”，而已经是如列宁所说的，在精神上做了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
当代的“议会迷”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也承认实现社会主义要有斗争，要经过斗争。
但是他们把人民的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并且把议会的作用放在首要的地位。
陶里亚蒂同志在叙述意大利今天的宪法是如何产生的时候，说：
“这是由于共产党人在1946年拒绝采取破坏法制来拼命试图夺取政权的道路而选择了参加立宪议会的道路”⑦。
陶里亚蒂同志就是这样把“议会的道路”，作为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多年来，陶里亚蒂等同志反复地强调：
“今天，已经普遍提出有可能采取民主法制形式、甚至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论点”？
。
“这个论点就是我们在1944年到1946年的那个论点”？
。
“可以利用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
。
这里，我们愿意同陶里亚蒂等同志讨论：
利用议会形式能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应当把问题说清楚。
我们从来认为参加议会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应当利用的一种合法斗争手段。
在应当利用议会斗争的时候拒绝利用，而玩弄革命的儿戏，玩弄革命的空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坚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阐述的全部理论。
有人故意曲解我们的观点，说我们一概否认议会斗争的必要性，否认革命发展的曲折性，说我们认为各国人民革命可以在一天早上到来，或者如陶里亚蒂同志今年01月10日答复我们的文章中所说的我们要意共同志“只限于宣传和等待革命的伟大时刻”。
采用这种歪曲对方论点的办法来讨论问题，在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成了那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对付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得意的伎俩。
现在要问：
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问题上，我们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分歧何在呢？
首先，我们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包括意大利现在的议会在内，都有它的阶级性，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
正如列宁所说的：
“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的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
。
资产阶级的“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就愈能操纵资产阶级议会”？
。
其次，我们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但是反对散布“议会迷”的幻想。
也正如列宁所说的：
工人阶级政党“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情地揭露‘议会迷’，即无情地揭露认为议会斗争是唯一的或者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的信念”？
。
又其次，我们主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讲坛，来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脓疮，揭露资产阶级议会的欺骗性。
资产阶级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在他们的议会中容纳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同时，他们也正是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欺骗、腐化以至收买某些工人代表，某些工人领袖。
因此，在进行议会斗争的时候，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并且随时坚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
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陶里亚蒂等同志根本抛弃了列宁主义的观点。
他们把议会看成是超阶级的东西，毫无根据地夸大资产阶级议会的作用，把议会看成是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意大利的议会，完全着迷了。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有了什么“公正的选举法”，“在议会中形成符合人民意志的多数”？，
就会“实行深刻的社会改革”？，
“改变当前生产关系，从而也改变大财产制度”⑧。
事情真能够是那样吗？
不。
事情只能够是这样：
在保留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可靠的同盟者要在通常情况下，按照资产阶级选举法，取得议会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根本不可靠的。
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议会中都占有议席，有的党还占有相当多的议席。
但是，资产阶级总是采取种种手段，或者是宣布选举无效，或者是解散议会，或者是修改选举法和宪法，或者是宣布共产党非法，不允许共产党的议员成为议会中的多数。
法国共产党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个相当时间内，获得选票最多，在议会中也是第1大党，但是，当垄断资产阶级采取修改选举法，以至修改宪法的手段以后，就剥夺了法国共产党大量的议席。
只是依靠选票，能不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呢？
历史上任何一个被压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都不是依靠选票的。
资产阶级宣扬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代替封建主而成为统治阶级，也都不是依靠选票的。
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更不可能是依靠选票。
正如列宁在《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中所说：
“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
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
历史告诉我们：
当“工人政党”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御用的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暂时多数的议席，并组织政府。
像英国工党就是这样，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若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
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
英国工党1924年以来曾经三次执政，但是，帝国主义的英国照旧是帝国主义的英国，英国的工人阶级的无权状态照旧是无权状态。
我们要问：
陶里亚蒂同志是不是想步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后尘？
意共十大提纲说：
必须赋予议会以立法、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充分权力。
我们不知道意共的一些领导人所渴望的这种议会的权力，究竟将由谁来赋予？
是由资产阶级赋予，还是由陶里亚蒂等同志赋予？
事实是：
资产阶级议会的权力，是资产阶级赋予的。
资产阶级赋予它的议会的权力的大小，是由资产阶级根据它的利益来决定的。
不管资产阶级赋予它的议会的权力有多大，议会总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真正权力机关。
资产阶级用以统治人民的真正权力机关，是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
共产党人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光指望通过投票，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取得多数，并等待着被赋予领导国家的权力，这同考茨基的议会道路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考茨基说：
“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
。
列宁批评考茨基的道路说：
“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
。
陶里亚蒂同志在1956年03月谈到利用合法途径和议会途径的时候说：
“我们现在所做的，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这会是像我们当时所说的纯粹机会主义。”
⑦
有什么根据可以说，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东西，到了现在就成为既正确又可能的东西呢？
有什么根据可以说，过去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现在忽然成为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陶里亚蒂同志的话，实际上承认了他们现在所走的路，同过去机会主义者所走的路是一样的。
但是，当别人说他们走的就是议会道路的时候，陶里亚蒂同志在1956年06月却又改口说：
“我要纠正这样的一些同志：
他们说——仿佛是无可怀疑的事——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大利道路意味着议会道路，仅此而已。
这是不真实的。”
③他又说：
“把这个斗争降低为议会竞选和等待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那将不只是幼稚，而且是幻想。”
④陶里亚蒂同志争辩说，他们不仅是主张“必须有一个起作用的议会”③，而且还主张必须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③。
很好，要求有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是应当高兴的。
同时，应当承认，现在意大利有相当规模的群众运动，意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就的。
可惜，陶里亚蒂同志只是从议会这个框框来看待群众运动。
陶里亚蒂同志认为，开展群众运动，“在全国提出要求，然后可以由一个人民力量得到充分强大的代表权的议会来满足这些要求。”
③
群众提要求，议会来满足，——这就是陶里亚蒂同志的群众运动的公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策略问题上的根本原理是：
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同样，在议会的斗争中，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把运动的现在利益同将来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的运动同工人阶级斗争的全部进程和最终结局联系起来。
如果忘记了和违背了这个原理，就会陷入伯恩斯坦主义的泥坑，而在实际上接受“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
试问，陶里亚蒂同志关于群众运动的公式，同伯恩斯坦的公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国家垄断资本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吗？
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路易吉·隆哥同志在1963年01月04日答复中国《人民日报》社论的一篇文章中说：
“我们的第10次代表大会也有力地重申，我们所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坚定不移的一点，就是承认：
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条件下，即使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今天也已经有可能和有必要消除垄断组织及其经济和政治权力。”
他们认为按照他们制定的办法，就能够改变意大利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大财产制度”。
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制定的“结构改革论”在经济方面的办法，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
实现“某些国有化的要求、规划化的要求、国家干预以保证经济的民主发展的要求等等”②；
就是：
“通过规划化、甚至若干生产部门的全部国有化等等来扩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⑥。
也许陶里亚蒂等同志还会想出更多的办法。
当然，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权想些什么，说些什么，谁也无权干预，我们也不想干预。
但是，既然他们要别人也跟着他们想，跟着他们说，我们也就不能不继续就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先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问题说起吧。
从国家产生的时候起，各种性质的国家，如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究竟有哪种国家没有干预过经济生活呢？
当这些阶级处在上升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以采取某一种形式；
当这些阶级处在没落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又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
同样性质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度里也会有不同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形式。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奴隶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也不说封建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单来说说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政策，如争夺殖民地的政策，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或者自由贸易的政策，或者保护关税的政策，等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为保护资产阶级利益而老早实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这类国家干预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所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不是现在的意大利才出现的新鲜东西。
或许，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不是前面所说的资产阶级老早就实行过的政策，而主要是他们所说的“国有化”。
好吧，我们就来谈谈“国有化”的问题吧。
实际上，从奴隶社会起，各种性质的国家都有它们不同的“国有化经济”。
奴隶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封建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资产阶级国家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有了它的国有化经济。
所以，问题是要弄清楚国有化的性质，弄清楚它是什么阶级的国有化。
像陶里亚蒂同志这样老的共产党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有下面这些话：
“无论如何，不管有托拉斯或没有托拉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式代表的国家总是不得不负起对于生产的领导责任的。
这种转化为国有财产的必要性，首先是表现在大规模交通工具方面：
表现在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
对这一段话，恩格斯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解：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工具真正发展到超出股份公司管理范围，而其国有化已成为经济上必不可免措施的场合，国有化——即令它是由现代国家实行——才是经济上的进步，才是在社会本身掌握一切生产力的道路上又向前进一步。
可是近来，自从俾斯麦力倡国有化时起，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伪社会主义，它在有些地方甚至蜕化为一种自愿的奴仆行为，直截了当地把生产资料的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式的国有化，都宣布为社会主义。
如果说国家烟草专卖制算是社会主义的话，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一定是应该算作社会主义创始人了。
比利时政府为了极平常的政治上财政上的计较，自动去建造主要的铁路；
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转归国家所有，目的只是要使铁路更便于战时利用，为的是把铁路官员训练成一群忠顺投票拥护政府的猪仔，而主要是为了要造成一种不依赖于国会的新的收入来源——这一切无论如何都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
否则皇家海上贸易公司，皇家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队，或是甚至三十年代在弗利德里赫·威廉第三统治时由一聪明才子认真建议过的……妓院国有制，也都应该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
随后，恩格斯又着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国有财产”的性质问题。
他说：
“但是，无论转入股份公司与托拉斯手中，无论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不会使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消灭下去。
关于股份公司与托拉斯，这点是十分明显的。
至于现代国家，那末它也不过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个组织，用以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外部条件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侵害罢了。
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合资本家。
它把生产力愈多地拿到自己手中，它转化为总合资本家的程度也愈加完备，它所剥削的公民人数也愈加众多。
工人仍然还是雇佣工人，无产者。
资本主义关系非但不会因此而被消灭，反而要达到极点，达到顶点。
可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
生产力的国有制不会解决冲突，但它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可能性。”
？
恩格斯这几段话，是在垄断资本开始出现的时代写的，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开始变为垄断的时代写的。
恩格斯所写的道理，到了垄断资本占完全支配地
位的时候是否已经失效了呢？
能否说这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已经变革甚至消灭了“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呢？
能否说这个时候由资本主义国有化或其他形式所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了呢？
也许在别的国家不能这样说，而在意大利可以这样说吧？
在这里，我们只好来探讨一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来探讨一下意大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
资本的集中产生垄断。
从第1次世界大战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向一般垄断前进了一步，而且从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前进了一步。
在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各国都有了新的发展。
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在战争中谋取高额利润，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家垄断资本。
战后，在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支配力量。
在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当中，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基础是比较薄弱的。
为了集中资本的力量，攫取最高利润，同国际垄断资本竞争，扩大市场，重新瓜分殖民地，意大利早就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到了1914年，意大利政府成立了工业企业贷款银行团，给大银行和工业企业提供贷款和补助。
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时期，国家机构和垄断资本组织进一步地结合起来。
特别是在1929年到1933年的大危机中，意大利政府以危机前的价格大量收购陷于破产的银行和企业的股票，把许多银行和企业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组织工业复兴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组织。
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作为法西斯政权基础的意大利垄断资本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不仅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且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起来。
目前，意大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企业以及国家垄断资本同私人垄断资本合营的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已经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的比重。
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能不能像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所说的那样，在意大利，国有化企业，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⑨，可以是“代表人民群众”⑨的，而且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⑩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
它充分利用国家的权力，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紧压榨劳动人民，加紧吞并中小企业，加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兼并，并且加强垄断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和扩张。
它打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垄断”的幌子，用“国家”的名义进行欺骗，以隐蔽的巧妙手段，把大量的利润转移到垄断资本集团的手里。
国家垄断资本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主要方式是：
第1，利用国库资金，利用人民交纳的税款，来承担资本家投资的风险，保证垄断集团可靠地获得巨额利润。
例如，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垄断组织工业复兴公司系统，为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债券，就一律由国家保本付息，年利一般高达百分之四点五到百分之八，在企业盈利时还能再分得红利。
第2，通过国家的立法和预算，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垄断资本组织的重新分配，来保证垄断资本集团获得大量利润。
例如，意大利政府1955年向私人垄断资本集团采购、订货等费用，就占了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3，通过国家收购企业和卖还企业这两种相互交替的形式，在一定的时候，把亏本和破产的企业，或者把国有化以后有利于某些垄断集团的企业转到国家手里；
在一定时候把赢利的企业转到私人垄断资本集团手里。
例如，据意大利经济学家季诺·隆哥的统计，从1920年到1955年，意大利历届政府为收购破产银行和企业的股票，共用去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亿里拉（1953年价格），相当于1955年意大利资产在五千万里拉以上的全部股份公司名义资本的二分之一以上。
又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工业复兴公司从建立到1958年止，就先后把价值达四千九百一十亿里拉（1953年价格）的赢利企业的股票，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组织。
第4，利用国家权力加强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剧垄断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吞并。
例如，控制着意大利国家经济命脉的十家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从1948年到1958年的期间，名义资本总额增加到十五倍。
其中，菲亚特公司增加到二十五倍，意大利水泥公司增加到四十倍。
意大利十家最大的公司，在意大利的股份公司总数中只占百分之零点零四，但是，它们所直接掌握和控制的私人股份资本占意大利的私人股份资本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
同时，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破产数字不断上升。
第5，通过“国家”的形式和外交手段，在国际上进行剧烈的争夺市场的斗争，并且作为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有利的工具。
例如，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仅在1956年到1961年期间，就在阿联、伊朗、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苏丹、约旦、印度、南斯拉夫、奥地利、瑞士等国，取得了勘探和开采石油，或者销售石油，或者修建油管和炼油厂的权利，为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夺得了阵地。
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大量利润的互相配合的两种形式。
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加剧了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绝不是像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那样，能够“限制和摧毁大垄断资本集团的权力”⑥，能够改变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在意大利的一些人中间流行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今天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五十年前的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
这些人把意大利现在的资本主义叫做“新资本主义”。
他们硬说在这种所谓“新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新阶段”，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根本原理都没有用处了。
照他们看来，这种所谓“新资本主义”似乎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即利用“规划化”、“技术进步”、“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等办法，并且通过“国际结盟”，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在意大利，拥护和传播这种“理论”的，首先是天主教运动和社会改良主义者。
陶里亚蒂等同志实际上也就是从这种“理论”中为他们的“结构改革论”找到了一种新的根据。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今天被越来越广泛地讨论和接受。”
④
陶里亚蒂同志的意见是：
第1，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够这样；
第2，在资本主义的意大利，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为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必要并且能够对于国民经济采取某种调节的政策。
我们前面引述的恩格斯的一些话，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
在垄断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调节作用，主要是为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种调节，有时甚至可以牺牲某些垄断集团的利益，但是，绝对不会损害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而恰恰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
列宁说得很好：
“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根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来断定，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
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尽管托拉斯有一点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资本主义”？
。
可是，某些意共同志认为，在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意大利，实现什么“计划化”，就可以解决意大利历史上形成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⑥。
怎样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呢？
陶里亚蒂同志说：
“列宁说过，在几乎所有大国中，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现代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阶段，越过这个阶段前进，就是社会主义。
但是从这一客观的需要中，必须产生一种自觉的运动。”
④
我们都知道，列宁说过，“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一般垄断已经发展为国家垄断。
这一切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
。
在别的地方，列宁也还说过同类的话。
列宁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就是：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的言论”？
。
而陶里亚蒂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和他的所谓“自觉的运动”，恰恰像改良主义者一样，都是用暧昧的语言，来回避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且力图粉饰意大利的资本主义。
记住伟大列宁的教训
从前面叙述的一系列的问题中，可以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革论”，是在国家与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彻头彻尾的总修正。
陶里亚蒂同志在1956年就公开地举起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总修正的旗帜。
在这一年06月间意共中央全会上，他说：
“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然后是列宁，在阐述这个学说（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本刊编者注）的时候说：
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能用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必须由工人阶级来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也就是工人阶级自己领导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
这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的观点，而是他们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所主张的观点；
这个观点特别被列宁发展了。
这个观点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呢？
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当我们肯定说，不仅可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而且也可能利用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
陶里亚蒂同志在这里装作好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但是，根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请看这些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所写的《共产党宣言》里面，就已经极其显明地提出了，“工人革命的第1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
正如列宁所说明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说的那样）的思想”？
。
在总结1848年到1851年的经验以后，马克思提出了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
正如列宁所说明的，“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
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列宁说，“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
根据1848年到1851年的经验，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革命将不会像以前的革命那样，简单地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
至于应当用什么来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那时候，马克思还没有具体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
马克思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推论，而是严格地根据历史的经验？
。
在1852年以前，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1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
？
由此可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这是两个问题，而马克思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先后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陶里亚蒂同志说，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才主张的。
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陶里亚蒂同志也像考茨基一样，“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
。
认为可以保留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利用这种现成的国家机器，就可以达到无产阶级的目的。
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同志不妨看一看列宁是怎样一再批判考茨基的。
列宁说：
“考茨基不是根本反对国家权力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就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让他们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用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替它。
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议论，考茨基背弃马克思主义和投降资产阶级的事实，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十分明显的。”
？
当陶里亚蒂同志吹嘘他们的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的时候，必须知道，所谓“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正是考茨基首先发明的。
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说：
“不言而喻，我们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统治地位的。
革命本身要求先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斗争，这些斗争就定会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可见考茨基老早就已经企图用“结构改革论”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陶里亚蒂同志不过是继承考茨基的衣钵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们两人的论点，那末，就可以看出，陶里亚蒂同志比考茨基还跳得更远。
因为考茨基承认
“我们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统治地位的”，而陶里亚蒂同志却恰恰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他们能够取得统治地位。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意大利要向社会主义前进，需要按照意大利那部十分奇妙的宪法，建立一个“新民主制度”，同时需要形成一个“新的历史集团”，或者又叫做一个“新的社会和政治领导力量集团”？
。
他们认为，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是这个“新的历史集团”？，
而不是意大利的无产阶级。
至于这个“新的历史集团”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谁也不理解。
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时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
有时又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本身就是“领导力量集团”。
这样的集团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还是各个阶级的联盟组织？
究竟是工人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别的阶级领导？
这些也都只有天知道！
归根到底，他们这类异想天开、使人难以捉摸的提法，无非是为了避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个根本思想。
陶里亚蒂同志所想的是，第1，不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第2，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因而他就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断地阐明巴黎公社的经验，始终认为巴黎公社的经验对于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说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列宁不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同巴黎公社的经验分开，而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成是巴黎公社经验的继续和发展。
列宁认为苏维埃是“再造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
认为巴黎公社在粉碎旧国家机器这条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1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2步”？
。
陶里亚蒂同志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就不能不使自己的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对立起来，并且也直接地否认了10月革命的经验，还否认了10月革命以后各国人民革命的经验，把所谓“意大利道路”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道路对立起来。
陶里亚蒂同志说：
“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
？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1956年意共第8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声明大纲说：
“用在苏联获得了胜利的那种革命方式来夺取政权，在紧接着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代内已经表明是不可能的”。
问题的实质也在这里。
陶里亚蒂同志在提到中国革命经验的时候说，中国人民在争取政权的斗争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03月至10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丝毫不相符合的”①。
这也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
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说明的，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制定的。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伟大10月革命的继续，当然也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续。
在打碎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一个国家与革命学说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同10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一致的。
正如毛泽东同志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
陶里亚蒂同志为了辩护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修正，或者像他们自己所说的“修改”，而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同10月革命的经验说成是“丝毫不相符合”的两件事，这种歪曲对于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革论”能够有什么帮助呢？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和平过渡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通过民主与和平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⑥。
他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纲领，充满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平”的赞美，根本没有什么“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内容；
只有阶级的“和平”，丝毫没有什么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在革命的实践中，它是不断发展的，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不由适合新历史条件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
但是，不能因此而抛弃和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绝不是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所得出的根本原理。
抛弃和修改了这个根本原理，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里，我们也愿意向陶里亚蒂同志“敬奉”一点忠言：
不要自己高傲地声称不干俄国10月革命干过的事情，而是应当谦逊些，记住伟大列宁在1920年所提到的这个教训：
“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
拥护或者反对列宁所提出而为伟大10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这就是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的根本分歧。
①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
②　陶里亚蒂1962年04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③　陶里亚蒂1956年06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④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⑤　1956年12月意共第8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意大利共产党纲领声明大纲》。
⑥　《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提纲》。
⑦　陶里亚蒂1956年03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⑧　《意大利共产党第9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提纲》。
⑨　见意共《再生》周刊1962年05月19日安·培森蒂：
《是结构还是上层建筑？
》。
⑩　见《再生》周刊1962年06月09日安·培森蒂：
《国家干预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
？
　陶里亚蒂：
《让我们使讨论回到它的真实限度》。
？
　《俄共（布）第7次代表大会》。
《列宁全集》第27卷，第78页。
？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列宁全集》第32卷，第71页。
？
　参看陶里亚蒂在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共产国际第1次代表大会》。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1页。
？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四页。
？
　陶里亚蒂1956年12月在意共第8次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争取劳动阶级的民主政府》。
？
　《1848年11月0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88页。
？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4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共产党人争取自由、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
？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
《列宁全集》第一五卷，第309页。
？
　见苏共《真理报》1956年03月07日陶里亚蒂：
《议会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
　《国家与革命》。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0页。
？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8页。
？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
《列宁全
集》第10卷，第321页。
？
　陶里亚蒂：
《议会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
　《列宁全集》第三○卷，第四○页。
？
　见《新时代》1912年第46期考茨基《新策略》一文。
？
　《国家与革命》。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6页。
？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47页。
？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48页。
？
　《国家与革命》。
《列宁全集》第25卷，第四二九—四三○页。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7次全国代表会议（04月代表会议）》。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11页。
？
　《国家与革命》。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30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
？
　《国家与革命》。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9页。
？
　《国家与革命》。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3页。
？
　参看《国家与革命》。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6页。
？
　《国家与革命》。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9页。
？
　《国家与革命》。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66页。
？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42页。
？
　参看《意大利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提纲》。
？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47页。
？
　《共产国际第1次代表大会》。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3页。
？
　见陶里亚蒂在意共第10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一四七六页。
？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全集》第三
一卷，第一二页。
（未完待续）

上图：
周总理接见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
右起：
罗查大使、佐·阿·布托外长、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下左：
首都各界集会庆祝中巴签订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
当佐·阿·布托外长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登上主席台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首都少先队员向布托外长献花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下右：
周总理、贺龙副总理、陈毅外长、彭真副委员长等在巴基斯坦外长佐·阿·布托陪同下步入宴会厅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在巴基斯坦外长举行的宴会上
布托外长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阁下，陈毅夫人，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欢迎你们来参加今晚的宴会。
今天晚上，我们荣幸地能有周恩来总理阁下和他的政府中的其他官员和我们在一起。
周恩来总理阁下是当今的一位杰出政治家。
我们巴基斯坦人还记得他对我国的访问。
二、今天下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共和国的关系中有了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发展，它的标志就是对我们绵延三百多英里土地的共同边界达成的协议。
我们共同边界的划定，象征着我们两国人民如此珍视的友好和相互合作的精神。
我们边境上的山峰，属于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之列。
因此，标定这条界线，将需要进行勤劳艰苦的工作。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预祝联合标界委员会工作成功。
三、我很高兴，我们能在新疆厅举行这个宴会。
我们的边界同中国的新疆接壤。
因此，在这个厅里聚会是有很大意义的。
四、在我们访问贵国期间，我们看到了你们的经济和工业成就。
这些成就的确是值得称颂的。
看到我们的邻邦——一个伟大的亚洲国家——取得这样大的进展，是令人满意的事情。
五、一个幸福繁荣的中国，无疑要在消除国际紧张局势中起稳定的作用。
中国在它的领袖的指导和影响下，正在改善它过去长期受苦的人民的生活。
六、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巴基斯坦人坚定信奉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和保持友好关系。
这种愿望代表着我国人民的意愿。
我们社会制度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和相互合作。
我们的方法可以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是相近的。
我们双方都决心冲破贫穷匮乏的障碍来提高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了达到这些崇高的目的，我们需要世界和平。
我们今天缔结的边界协定，就是在这方面的有意义的一步。
七、在此之前，有最近在卡拉奇签订的贸易协定。
这一切，都是我们日益发展的关系中的不断增长的具体象征。
在今天下午的群众大会上显示出来的热情，就是这些和平发展必然达到的高峰。
八、我访问贵国的目的已经达到。
我会见了贵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我们所达成的谅解，将加强我们这一地区的和平。
九、我国代表团和我在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你们的好客，使我们深受感动。
你们对我们盛情招待，你们不嫌麻烦地使我们的居留舒适，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我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
十、在我结束我的讲话之前，我要说一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先生阁下率领的中国谈判小组的态度是一贯公平合理的。
我们巴基斯坦人还清楚地记得他，他当中国大使时对发展和巩固巴中友好关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一、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请允许我请大家同我一起举杯，
为毛泽东主席阁下的健康和幸福，
为刘少奇主席阁下的健康和幸福，
为周恩来总理阁下的健康和幸福，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阁下和夫人的健康和幸福，
为在座的各位大使阁下和代办以及他们的夫人的健康和幸福，
为中国人民日益增进的幸福和昌盛，
为中巴友谊，
为世界和平，
干杯！

在巴基斯坦外长举行的宴会上
陈毅外长的讲话尊敬的布托部长阁下，尊敬的巴基斯坦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庄严地签订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我国首都各界人民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这个协定的签订，是中巴友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它不但标志着中巴友好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也是对亚非团结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
我愿意借此机会，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这个协定的签订和布托部长阁下这次访问的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时，我们再一次对所有为签订中巴边界协定作出积极贡献的巴基斯坦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特别感谢阿尤布汗总统阁下对于友好解决中巴之间的边界问题的亲切关怀，感谢布托部长阁下不辞辛劳前来我国签订边界协定，感谢罗查大使阁下和他的同事们在工作过程中所表现的友好合作精神。
朋友们，同志们！
中巴之间的边界问题能够这样顺利解决，绝不是偶然的。
尽管中巴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两国之间实际存在的边界也从未正式划定和标定，而且包含着相当复杂的情况。
但是，双方都把维护中巴友谊和亚非团结的共同利益放在第1位，照顾到历史上的和现实的情况，采取了互谅互让、平等合作的态度，而不是蛮不讲理、损人利己的态度。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双方才能够克服实际上存在的困难和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障碍，坚定地达成了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协议，实现了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先后同缅甸联邦、尼泊尔王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现在，中国政府又同巴基斯坦政府签订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
我们从自己的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
亚非国家之间的问题，特别是亚洲邻国之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只要有关双方具有诚意，是完全能够通过直接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的。
中巴两国边界协定的签订，又一次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地解决相互关系中的问题，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
这是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的事情。
这里，我想谈谈中国政府对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
在座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向采取不介入的立场，一向希望这个问题能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姊妹国家之间求得和平解决。
中国同巴基斯坦签订边界协定，对于克什米尔归属未定的特殊情况，作了必要的和适当的照顾。
我们这样做，既有利于确保中巴边境的安谧、加强中巴友好和亚非团结，也有利于巴印两国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
我国愿意同巴基斯坦友好，也愿意看到巴基斯坦同印度友好。
我们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也是始终一贯的。
朋友们，同志们，在最近一个时期内，中国政府为推动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又进行了重大的努力。
中国政府不但表示原则上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作为中印双方直接谈判的基础，并且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了科伦坡会议的号召。
现在，中国边防部队已经完成了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的计划，把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空了出来，并且再一次建议，双方迅速就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开始直接谈判。
我们的这些努力已经创造了符合双方尊严和自尊的一切必要条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友好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但是，很遗憾，从许多迹象可以看出，印度方面对于举行双方官员会晤，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好像一点不感兴趣。
恰恰相反，印度方面却热中于反华叫嚣和战争准备，还继续公然为此乞求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
帝国主义也正在煽风点火企图让亚洲人自相残杀。
这不仅危害了印度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给亚洲地区的和平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所有珍视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国家和人民，对此不能不感到忧虑和不安。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印度方面能够向前看，顾大局，改弦易辙，对中国政府的和平倡议作出积极响应。
我们随时准备同印度方面进行直接谈判。
我们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部长阁下，中巴两国是友好的邻邦。
自从中巴建交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不断发展的。
这是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自从阿尤布汗元帅担任总统以后，巴基斯坦政府不顾外来压力，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
现在又毅然同中国签订了边界协定。
这种明智果敢的行动，体现了巴基斯坦政府坚持维护民族独立和中巴友谊的政策，我们表示钦佩和欣赏。
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都能理解，中巴友谊的加强是一件好事。
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同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一道，为不断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而努力。
在部长阁下访问期间，中巴两国政府不仅签订了边界协定，而且我们双方还对两国关系和其他有关的问题，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的了解。
我们深信，通过这次访问，中巴友谊将会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我提议：
为巴基斯坦共和国的繁荣和人民幸福，
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好，
为亚非各国的友好团结，
为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元帅阁下的健康，
为布托部长阁下和全体巴基斯坦贵宾们的健康，
为罗查大使阁下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各国朋友们，各国驻华使节和他们的夫人的健康，
干杯！

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巴签订边界协定大会上
布托外长的讲话外交部长先生，总理先生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各位成员，市长先生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们：
我以巴基斯坦人民的名义前来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敬意和问候。
我愿意代表我们代表团的成员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我们逗留这个伟大的国家期间给予我们的非常热烈和亲切的款待。
这种莫大的慷慨和友谊使我们深为感动。
我们无论到哪里，都受到隆重和热烈的接待，我们对此表示感谢，因为这不仅是对我们个人和作为代表团成员而且是对巴基斯坦人民的友谊的标志。
昨天我们到达了北京——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城市，北京的城楼经历了好多个世纪的变迁，而我们在这里受到热烈的欢迎。
今天，我们签署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边界协定，这项协定标定了约三百英里长的边界，这条界线将成为贵国人民和我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界线。
我所来的次大陆的人民和这个国家的伟大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联系。
你们的伟大学者和旅行家在好几百年前就访问过我们的次大陆，他们是在我们两种伟大的文明之间建立接触的第1批先驱者，在这几百年中，有文化的交流和对非常重大和根本性问题的一致态度。
我们巴基斯坦人特别感到自豪地注意到，这些来自贵国的同次大陆建立接触的早期的先驱者，主要是去到了今天构成巴基斯坦的地区。
构成巴基斯坦共和国的这个次大陆的这些地区是佛教文明生存和发展的摇篮，是继之而来的阿育王朝和克尼希伽王朝（译音）的黄金时代的所在地，你们早期的先驱者首先同这些地区有了接触。
在所有这些年代里和悠久的时日里，我们生活在友谊和谅解中，不顾生活的各种变迁而互相合作。
这些就是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接触。
但是就巴基斯坦而论，它同你们的文明有着另一种非常重要的和不能磨灭的接触，那就是，大约在一千三百年以前，我国有一位先驱者曾访问贵国，居住在这里，同贵国人民一起工作，留下了兄弟般的情谊。
现代的巴基斯坦，像新中国一样，希望同世界各国友好和平相处，以使我们像你们一样能有机会和权利来不断地工作，竭尽所能来从我们的国土上根除掉贫困的烙印和祸根，因为并不是自然的法则或历史注定我国人民要在匮乏、贫困、冷漠和恐惧中生活。
因此，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争取独立的一种推动力就是力求在人世间过美好的生活；
在这个期望日益增长的时代里，亚非国家的领导人的职责所在就是和平相处，从而能为各自国家的人民的最高利益服务。
由于我们希望和争取和平，我们一直力求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作为我们的友谊以及我们希望在正常的情况下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的证明，我们一直设法同我们的所有邻国标定和划定我们的边界；
我们成功地划定了我们同伊朗的边境，今天又同你们的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国家划定了边境。
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有信念来奉行依据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依据我们自己对生活的价值的看法和依据我们认为是神圣的意识形态的政策；
而且我们也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权利依据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来过他们的生活；
而且，为了促进同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共同合作，必须有谅解的精神，必须抱和解的态度，必须耐心和容忍，因为如果我们要兄弟般地相处——虽然有着不同的政治生活——，上述那些就是重要的因素。
但是，要使这种做法、这种态度有成效，人们就不能对生活采取傲慢的和沙文主义的态度，就不能认为，什么东西都只属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
只有本着谦逊的精神，只有本着自力更生和不干涉其他国家的人民的事务的精神，才能实现这样一项政策。
我们认为，我们两国人民的这种态度的最好和最完全的证明，就是今天签订的边界协定，这不容置疑地表明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上，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国人民为之作出英勇牺牲的巴基斯坦的目的是，让我们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根据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自己的概念和对社会的价值的看法来生活；
为了保卫这个目的，我们将不惜作出任何牺牲。
在阿尤布元帅的领导下，最近几年来，巴基斯坦在国内生活方面跨出了巨大的步伐。
我们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改革和其他许多经济改革，以及我们的劳动法的改革和我们的司法制度的改革。
而上述种种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让老百姓享有美好的生活，享有富裕的生活，使他们不致被剥夺对所有的个人来说都是基本的东西。
不幸和可悲的是：
由于我们同印度在克什米尔前途问题上的悲剧性的争端，我们没有能够把我们的全部努力，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投入这些建设性的和有益的事业中。
这个问题使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十五年中处于紧张状态。
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同意了在平等和谅解的基础上，在和平和体面的解决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尝试。
这个问题有待解决、必须解决。
因为引起争执的远非仅仅是领土问题。
这个争端关系到基本的道德原则。
这场争端牵涉到亚非国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决权原则的根源。
目前，我们已同印度政府举行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愿望和祝祷是：
为了这个次大陆的和平的利益，为了亚洲和平的利益，这个问题能用体面与和平的方法来求得解决，因为这是文明的国家所应当采取的唯一正当的途径和唯一正确的方法。
我得悉印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争执。
我也得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像巴基斯坦一样，迫切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它同印度的争端。
作为你们的邻国和印度的邻国，我愿意向印度政府提出呼吁，呼吁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能使争端得到解决的唯一方式和唯一途径。
请相信我，我们不是因为你们和我们都同印度有争执而成为你们的朋友，那样将不是正确的态度，那样将是不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的生活原则的。
我们呼吁两国政府进行谈判来求得体面的解决，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亚非国家的和平和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之间的争端获得解决，正如我们希望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争端获得解决一样。
生活像一部交响乐。
这里和那里可能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节。
但是重要的是，归根到底，终极的事实是：
在体现和平的生活的交响乐里，尽管可能有不和谐的音节，但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作出努力，来使这部交响乐的最后效果是崇高的，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
我们在贵国的短暂逗留期间，看到你们渴望和大力争取和平，这同我们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你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正在从事伟大的建设工作，但是首先，最使我们得到深刻印象的是你们人民的微笑和精神；
先生，因为这是对贵国政府从事的建设工作的最大的赞扬。
我们不是像你们或印度那样的大国，但是我们也不是小国。
我们是一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国家，我们愿意同你们以及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合作，来消除贫困，来使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也像贵国人民那样面带笑容，来使我们能让大家不再伤心落泪。
为了增强世界和平事业，迫切需要的是维护亚非的团结，使联合国得到加强，但是今天的联合国不成其为联合国，因为有六——七亿人民被排除在外。
为了实现彻底的世界和平，你们伟大的国家必须起充分和应有的作用，同世界上所有其他伟大的国家协力友好合作，来实现和维护世界和平和世界秩序。
在结束讲话之前，我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你们大家再一次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使我们在你们伟大国家的逗留那么愉快，充满了精神振奋的感觉。
我们将带着最可珍贵的回忆回到巴基斯坦去，我们希望在回去之后能把你们对我们——在实际上是对巴基斯坦人民——所表示的深厚情谊告诉我们的全体人民。
中巴友谊万岁！
亚非世界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谢谢你们。

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巴签订边界协定大会上
彭真市长的讲话尊敬的布托部长阁下，尊敬的巴基斯坦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中国和巴基斯坦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已经签字了。
这是中巴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首都各界人民在这里举行庆祝大会。
以布托部长阁下为首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的各位贵宾们，也参加了这个大会。
请允许我代表首都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向布托部长阁下和巴基斯坦其他贵宾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巴基斯坦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友好的邻邦。
中巴两国之间实际存在着一条长达四百八十公里的边界。
这条边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正式划定。
为了确保边境安宁和发展两国的睦邻关系，我们两国政府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很快达成了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协议。
从今天起，中巴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就开始生效了。
中巴签订边界协定，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和友好合作，反映了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人民完全拥护这个协定。
大家知道，中国同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政府就一贯主张本着平等合作、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谋求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我们同缅甸之间的边界问题解决了。
我们同尼泊尔之间的边界问题解决了。
我们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界问题解决了。
现在，我们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问题也解决了。
这些边界问题的圆满解决，符合中国和有关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符合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共同利益。
这是中国人民、巴基斯坦人民和有关各国人民所欢迎的，也是亚洲人民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所欢迎的。
但是，也有一小撮人对此很不高兴。
在中巴谈判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一直施加压力，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破坏，企图阻挠中巴两国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
他们的目的是破坏中巴友好和亚非团结，保持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以便从中取利。
但是，他们的阴谋落空了。
中巴两国政府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巴友好的立场，密切合作，排除障碍，终于签订了两国之间的边界协定。
这是中巴友谊的胜利，是万隆精神的胜利，也是亚非团结精神的胜利。
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去不高兴吧！
我们中巴两国人民是很高兴的。
全世界人民也是很高兴的。
正如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所一再指出的，中巴签订边界协定，丝毫也不影响巴印两国之间关于克什米尔归属问题的谈判和解决。
印度政府借口克什米尔问题来反对中巴签订边界协定，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印度政府自己不想解决同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还想不让邻国解决它们之间的边界问题，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利。
我们主张中巴要友好，中印要友好，印巴也要友好。
我们深信，我们这种光明磊落的立场是符合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中印边界问题至今未能和平解决，反而演变成一场边境冲突，责任不在中国方面，这是举世所有立场公正、态度客观和对中印边境纠纷的实际情况稍微进行过研究的人，所不能不公认的。
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是印度反动派蓄意挑起的，是中国人民绝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作了仁至义尽的努力。
中国方面在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以后，采取了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的史无前例的措施。
中国用自己的行动对科伦坡会议和它的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响应。
现在，中国边防部队已经在中印边境全线完成了主动后撤的计划。
中国方面还决定把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空出来，不在那里设立民政检查站。
中国方面的主动努力缓和了中印边境局势，创造了中印直接谈判的有利条件。
只要印度方面愿意，谈判可以立即举行。
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对内、对外政策上的需要，一时还不准备谈判，中国也愿意耐心地等待。
不管谈判能否举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依靠武力绝不能解决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
我们坚决相信，不管拖到哪一天，中印边界问题终究是要和平解决的。
中印两国人民终究是要友好相处下去的。
举世共知，尼赫鲁先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之一。
他一向标榜亚非团结，一向标榜不结盟政策，一向标榜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
但是，他的实际行动如何呢？
我在这里不愿意多讲。
但是，我们愿意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他所标榜的这些主张，不光是说说而已，那么，他就应该言行一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表现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诚意。
特别是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用实际行动表示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以后，他就应该响应中国方面的积极行动，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不应该再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进行这样或者那样的刁难。
我们愿意在这里真挚地提出希望和呼吁：
不仅中印边界问题，而且我们同所有邻国的边界问题，都应该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必须指出，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边界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中印两国人民、亚非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战略性问题。
中印两国人民的敌人究竟是谁？
亚非各国人民的敌人究竟是谁？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究竟是谁？
我们的共同敌人难道不是帝国主义吗？
难道反而中国人民是印度人民的敌人吗？
印度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吗？
或者别的国家的人民是中国人民或者印度人民的敌人吗？
谁都知道，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
中印两国人民，亚非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应当亲密地团结起来，手携手地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手携手地共同来粉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的阴谋。
我们应当共同努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相互间的一切争端，恢复和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加强亚非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这是符合中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是符合亚非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也是符合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
我们真挚地希望，印度领导人赶快放弃无益的刁难，回到谈判桌子上来。
印度领导人何去何从，已到了应该作出最后抉择的时候了。
朋友们，同志们，我们亚非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历史任务。
尽管我们新兴的亚非独立国家，在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和具体处境等各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我们都需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起来，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继续同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作斗争。
当然，实现这个任务，并不是容易的。
目前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推行它们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老殖民主义正在加紧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利益。
它们公开采取“特种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办法，来镇压亚非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
同时，它们也阴险地利用亚非国家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内部纠纷，进行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以便继续控制和奴役这些国家的人民。
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铲除殖民主义的祸根，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斗争。
亚非各国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了争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顺利进行自己的各项建设事业，都要加强亚非团结，加强互助合作。
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都不能挽救它们必然失败的命运。
亚非各国人民一定能够在广阔自由的土地上，创造自己美好的新生活。
布托部长阁下，巴基斯坦的贵宾们，巴基斯坦是一个拥有将近一亿人口的亚洲大国。
巴基斯坦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自由、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曾经进行过长期的英勇的斗争，并且继续保持着这种光荣的传统。
巴基斯坦有着勤劳智慧的人民和富饶的物质资源。
独立了的巴基斯坦完全有条件来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
同所有亚非新兴国家的人民一样，巴基斯坦人民强烈地要求摆脱殖民统治的恶果，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
这种愿望是一定要实现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巴基斯坦的建设事业，取得了不少成就。
中国人民决心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也愿意看到自己的邻国一天天好起来。
我们衷心地希望，巴基斯坦人民在独立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成就。
许多世纪以来，中巴两国人民一直和睦相处。
帝国主义的侵略，曾经中断过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但是，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各自取得独立以后，特别是在历史性的万隆会议以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又在新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不断加强中巴友谊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任何外来势力阻止不了的。
在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进行国家建设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巴基斯坦人民的忠实朋友。
我们相信，中巴两国人民，同亚非各国人民一道，在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携手合作，一定能够对加强亚非团结、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巴友好万岁！
亚非团结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中国帮助老挝筑路是根据协定　凯萨纳被刺同寮国战斗部队无关
富马首相的谈话揭穿了美国诬蔑宣传
丰萨万谴责美国煽风点火制造紧张局势
据新华社01日讯
华盛顿消息：
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在访问美国时曾两次对记者发表谈话。
梭发那·富马首相在谈到中国帮助老挝修建丰沙里公路一事时说，中国是应他的“请求才这样做的；
目的是要使北部的彼此隔绝的村民能有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
在此前一天，梭发那·富马首相曾对记者说，中国在老挝北部修建公路的活动并未超出他的政府同北京之间订立的一个协议的条款的范围，所谓中国的修路活动已经超出原来计划的消息，“是不确实的。”
他还说，“同中国之间的协议已经在老挝国内广泛公布了。”
梭发那·富马首相在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立派第2军区司令凯萨纳上校最近遇刺的事件是包含着“个人报仇——个人妒忌的因素”。
他认为这个事件同寮国战斗部队无关。
据新华社万象28日电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内务大臣方·丰萨万02月23日向报界发表谈话时谴责美国在老挝问题上“煽风点火”，散播谣言和制造紧张气氛。
他首先驳斥美国在中国帮助老挝修建丰沙里公路一事上散播的谣言，说什么中国的军事技术人员负责这项工程，并通过这条公路把武器运入老挝，违反了日内瓦协议。
方·丰萨万说，“这完全是捏造，中国是根据富马亲王政府的要求和所签订的协定帮助老挝建设这条公路的。
因此根本不违反日内瓦协议。”
丰萨万还提到，至于要求把这条公路延长到南塔，是副首相富米·诺萨万将军在访问北京时向中国方面提出的。
方·丰萨万在谈到中立派第2军区司令凯萨纳上校被刺事件时说，他刚从川圹回来，那里的局势是平静的。
来自西方的消息说，川圹的局势非常紧张，极有可能爆发战争；
西方一直在企图煽风点火。

印度反华分子勾结美帝国主义策划可耻阴谋
发动“德里—北京友谊进军”进行反华
尼赫鲁声言与“友谊进军”无关但又发给护照
新华社02日讯
新德里消息：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以印度国大党前总书记香卡·拉奥·德奥为首的所谓“德里—北京友谊进军”的十三人队伍01日晚从新德里出发。
这支队伍包括了两名美国人、一名英国人、一名奥地利人和一名日本人。
这支进军队伍01日在新德里举行了告别仪式。
印度最反动的政客、反华急先锋、前人民社会党头子贾·纳拉扬出席了这次仪式。
据报道，这支进军队伍在新德里动身前，还曾向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驻印度大使馆递交了所谓“和平呼吁书”。
据新华社02日讯
新德里消息：
一批印度反动分子勾结美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一次所谓“德里—北京友谊进军”。
参加这个“进军”的除了印度人以外还有美国人。
“进军”队伍计划自新德里起程，步行经过东巴基斯坦和缅甸，由中缅公路进入中国。
印度总理尼赫鲁02月27日在印度联邦院宣称，这个“进军”同印度政府“毫无关系”，但是印度政府将发给他们“必要的护照”。
据报道，“进军”队伍已于03月01日晚间从新德里出发。
据报道，这个“进军”是由“全印服务社”和“印度和平队”具体策划的，并得到“世界和平旅”联合主席之一、美国人莫斯特的积极支持。
这个“进军”的策划者们打起的旗帜，是所谓“在中印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和“敦促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任何争端”。
但是，组织这次进军的头目之一、“印度和平队”负责人纳拉扬，02月26日在印度北方邦的亚格拉发表的一篇谈话，却道出了它的反华意图。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纳拉扬在这次谈话中说，印度政府“目前的防御努力不足以对付中国的威胁”，除了这种“防御努力”外，还“应当发动反对中国侵略的非暴力斗争”。
他强调这种“非暴力斗争”不仅“很合适”，“而且也非常有效”。
“全印服务社”是受到印度比拉财团支持的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在组织这次“德里—北京友谊进军”以前不久，即去年11月下旬，就针对中国政府所发表的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的声明发表一篇“关于中印冲突的声明”，大肆诬蔑中国。
这个声明说什么中印边境冲突是“强加于印度的”，说中国“企图用武力强行其决议，这就是一种侵略行动”等。
这个团体在声明中还说它“是充分同情印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附图

巴总统谈中巴关于边界问题协定
任何人不必对协定担心
新华社卡拉奇02日电
据《黎明报》今天报道：
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昨天说，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对签订中巴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感到担心，因为我们进行的是光明正大的事情。
阿尤布总统是在卡什莫尔对记者们说这番话的。
有记者请他评论美国国务院对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前往北京签订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的使命表示的“不安”。
阿尤布说：
在巴基斯坦的政策中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引起任何人对“我们的动机”发生误解。
他又说：
布托已被派往中国签订中巴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这项协定是巴基斯坦谋求同邻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的必然结果。
他说，印度一九六三——1964年度的国防预算已经增加到八十六亿七千万卢比。
看来，印度的企图是想建立一支反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军队。

我和大发言人就所谓“友谊进军”发表谈话
痛斥印度反华分子的恶毒反华勾当
臭名昭彰的反华急先锋的阴谋活动是骗不了人的
新华社02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发言人今天就印度反华分子策划所谓“德里—北京友谊进军”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从最近收到的印度和平队和全印服务社以及世界和平旅的来信中，和从消息报道中得知，一小撮印度反华分子正在策划所谓“德里—北京友谊进军”，并且企图诱骗一些亚非人士参加这一反华的阴谋活动。
这一小撮反华分子自称他们的“进军”目的是为了“在印中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和“敦促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任何争端”。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
策划这次“进军”的首脑人物之一，就是臭名昭彰的、为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印度反动政客纳拉扬。
他一贯仇视中印友好，主张印度完全倒向西方。
他是印度和平队的主席，也是世界和平旅的联合主席之一。
正是这个纳拉扬，在三年多前，曾叫嚣印度是英国对西藏的“垄断权利的继承者”，支持西藏农奴主的叛乱，主张干涉中国内政。
他还在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政府的指使下，导演过所谓“亚非西藏会议”的丑剧。
正是这个纳拉扬，反对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争端，早在1959年他就公然叫喊印度应该使用武力来对付中国。
人们还注意到，参加策划这次“进军”的全印服务社在1962年11月22日，即中国政府宣布在中印边界采取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的重大措施的第2天，曾发表声明诬蔑中国使用武力进行侵略，把冲突“强加于印度”等。
现在，这批坚决反华的急先锋，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为维护中印友谊的和平使者了，这是值得人们深刻玩味的。
举世皆知，为了争取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方面一再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和让步，印度政府却仍然顽固地拒绝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
印度政府还在依靠美国援助，继续扩军备战，进行战争叫嚣，加紧实行各种反华措施，煽动反华情绪和破坏中印之间的传统友谊。
如果纳拉扬之流真有维护中印友好和亚洲和平的愿望的话，他们就应当敦促印度政府改弦易辙，立即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和平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
他们不这样做，却要向一贯坚持中印友好、坚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中国方面搞什么“友谊进军”，这就充分暴露了这批反华分子的真实意图不过是在“和平”、“友谊”的幌子下进行更恶毒的反华活动。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印友好，主张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并且为此已经作到仁至义尽的地步。
对于任何方面为推动中印和解所作的真诚努力，我们都给以积极的支持和合作。
但是，我们决不会受纳拉扬之流的欺骗。
同时，我们相信，印度人民和亚非国家的有关人士也都不会受他们的欺骗。

朱德委员长电唁阿里芬逝世
新华社雅加达02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今天报道，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蔡努耳·阿里芬今天上午在这里的陆军中央医院病逝，享年五十四岁。
新华社0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今天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作国会议长蔡努耳·阿里芬逝世发出唁电，电文如下：
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作国会副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先生阁下：
惊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作国会议长蔡努耳·阿里芬先生阁下不幸病逝，谨致深切的哀悼，并请向阿里芬阁下的家属转致诚挚的慰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1963年03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