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09月

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称：“一九五九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精神，检查我在军队中各个时期所犯的错误，这对我来说是再一次的深刻的教育……不过事情经过了三年，事实真像也逐渐明白二特根据我党一贯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某些不合事实的，申诉我自己的看法。”一、所谓“篡军”问题。“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一定要我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以及它的组织、名单、纲领、计划和目的。当时，我再三申明没有这种组织，也没有想过：，我认为当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推测，给我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今天还需再次申明我没有‘篡军’的野心和阴谋。”二、所谓“篡改军史”问题，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军事科学院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总政治部竟将我那次漫谈发言，截头去尾地印发到会（军委扩大会）同志，作为我‘篡军’或‘篡改军史’的证据。”这个发言，“对于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讲得不充分，不完全，不条理，缺乏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具体分析”；“把平江起义看作革命来潮的信号，把平江起义另写一章，我认为也是可以这样讲的。即或有估计不恰当之处，也不是什么‘篡改军史’的大阴谋和有意降低南昌起义的历史价值。”三、对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我在军事科学院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同志是个人，他在历史上有一定作用，在关键上起决定作用，但对整个历史不起决定作用。’这话是有毛病，也就是有错误的，但不能得出什么‘篡改军史’或者‘篡军’的结论。”此外，还就加诸他身上的另外几个所谓“问题”，一一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