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07月21日
李部长陪友欣来谈了一整上午。
中间去叫过安，但安开会去了。
主要是谈机关工作问题。
我提了几条建议：像我，专业作者，文代会时，可以不参加党组了，重要讨论，可以列席，这是一；其次，培养工农业余作者，要对拔尖的采取更多具体措施。
我说，这问题提了好久了，得做，得下本钱！
并且举了上海的例子。
其实，这也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还谈了些创作上的问题。
当谈到人物的刻画时，我以《红岩》为例。
我说，人物的动作、语言，它们的内在含意，应该比表面丰富，应该联系到人物的性格与当时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活动来写。
而且在平常观察人时就要有这个习惯。
说到这里，因为联想起一些人事关系，我转个弯说：“从创作说，这是对的。
如果工作中对人接物也这样，麻烦、摩擦就会多起来了！”
……
接着我又用检讨的口气谈了谈自己，他们两个人都笑了，虽然有点感慨，但倒是实心实意的话，也可以说是我最近以来反省的结果。
我记得，井丹同志曾经相当温和的、用暗示的方式批评我这点。
的确，如果处处认真，这个工作不大好做的。
当然，我也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那么严格，只是对少数人如此。
因为一则他们自命不凡；二则又是骨干，要求严格也并非苛求！
这中间也有感情成分，他们对我那样吹毛求疵，有时伤了我的感情。
我说他们，是不当的，实际只是个别同志。
但并未向李部长和友欣说明，仅仅说出了一个结论：我不善于搞组织行政工作！
我们还谈了些当前的财政经济情况。
我顺便想起了少言的意见：搞创作的最好少知道些消极的东西。
我补充说，这个意见有它好的一面，但一个革命作家，应该锻炼成这样：在最坏的情况当中，也能发现出希望和鼓舞人的东西。
午睡照旧不好，由于上午的谈话，思想就又陷在一般机关工作当中去了。
这样是不行的！
一定得按原先的想法，少想机关的事，不问机关的事！
晚上，为了运动，为了睡好一点，照例去街上走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