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07月17日
上午忙着校《记贺龙》，因为书店既然准备重排，总得认真加一加工。
校改中，我想起了在北京开会时，书店转给我的那个河南读者——显然是个文化干部——的信。
而且考虑了好久，但却无法接受那些意见。
因为好些意见非常“冬烘”！
既然忘记了贺龙元帅早年的经历，也没有说明他所提出来的所谓不妥的话的真正含义，而且把它们孤立化了。
更没有注意到主人公说这些话时的语调，心理活动。
可是这个读者的派头却不小呢！
这样的新式“冬烘”，目前是不少的。
虽不能说这是文学创作的灾难，但是毫无疑义，他们是给发展、繁荣创作带来阻碍。
在他们看来，既然是个那样受人尊敬的领导同志，就该经常严肃认真，按照党章和党的理论政策教条式地行事、言谈。
目前创作的缺点之一，正在于连一位党支书也没有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话！
……
我在校阅当中发觉排错了的和应该加工的并不多，但我仍看得相当仔细。
有的地方，我还用新“冬烘”的眼光反复斟酌，希望能改动一下。
有的朋友认为我写文章是认真的。
但是，如果是有根据，海明威那才叫认真呢。
他的《老人与海》修改了两万多次！
午睡后，傅先慧来了。
说干部处来电话，杜书记想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传达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这弄得我很紧张，因为我请了病假，只是读了文件，听了大章同志的总结，而这个总结的记录，昨天重看一遍之后，我又照例烧了！
这怎么传达呢？
我要傅向干部处回复，表示不好传达。
于是等候指示；但傅一直没有再来！
我没有办法静下去。
打电话给傅，无人接；带信去省委要她来，没有音讯；晚饭后亲自去找，她出街去了！
晚上考虑传达问题，并做了些准备，因为我有这个责任。
睡前服了安眠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