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06月03日
正准备将中篇残稿的一段改好，寄香港还债，《成都晚报》的肖青来了。
原来《工农兵文艺周刊》已经快出完两百期了，他们打算8日开一个座谈会，要我谈谈创作上的问题。
我向她追问一般作者需要解决的有些什么问题，我好准备，而且可以避免无的放矢。
她提出来的还是那两个老问题：如何深入生活和怎样反映生活。
这两个问题，我已经谈过两三次了，当然也还有可以谈的。
但是，久已不看他们的刊物了，既无具体例子，实在很难谈出新的见解。
我将我的意见告诉了她，她说，编委会已经做了研究，要我谈谈《你追我赶》的创作过程，另选一篇也可以。
这自是一法，但谈自己的作品，也是很无味的。
记得1959年那次谈话，谈自己的创作就谈得太多了！
但我也毕竟想到了一个题目。
因为她在谈话中提到1960年所谓“暂时困难”，已经在各方面暴露出来了，为什么我还能写出那样感情充沛的东西？而且抱怨他们经常联系的作者近年来写得太少，而且都感觉越来越不好写了。
这的确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值得一谈！
下午，什么事也没有做。
但是有件值得高兴的事，刚齐来信，说是领导上确定保送她入学了！
而且毕业后即留校工作。
并已给了她准备功课的时间。
晚上，给白羽一信，谈了谈我的身体情况、写作计划，只是情绪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