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04月20日
上午在两位张老房间里谈了很久，主要是谈知识分子问题。
这个问题，近来对我是有不少吸引力的，这同总理的报告，同我的长篇创作计划，都有直接关系。
张老同我谈了一些1940年抢米事件前，他在成都工作的经历。
在谈到抢米事件时，他对当时成都党的负责人提了不少批评，认为他太麻痹大意了！
他不该按时去办公；更不该同变了节、做了特务的旧相识来往；他同那位妇女同居，组织上是批评过的，但是照旧和她相好。
因而他的秘密、住址，让敌人知道了。
抢米事件发生以后，他要旁人撤退，而自己却留下来……
我问起他对杨伯恺、王干青的印象。
他说见面不多，只觉得王为人刚直；杨呢，却太书生气了。
于是，我谈起我对这两人的认识，以及同他们交往的经过。
在革命道路上，两个人都经历过不少波折，特别是伯恺。
他们可以说是两种类型，前者旧知识分子的气质是主要的，绵竹起义失败后虽然一直都靠近党，拥护党的主张，但是始终没有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
而杨呢，虽然曲折多些，有过失误，主要是把叶青搞到上海。
但是，中间他也同叶进行过不少斗争，而最后仍旧成为共产党员……
午睡后的时间完全是在扯乱谈当中过去了的。
有时感觉腻人，就独自跑出车厢，向窗外瞭望一阵。
庄稼不怎么好，好多洋、土、群的炼铁炉都烟消火灭了，看来下马的时间已经不短。
回想到1959年在泸州所见那种大轰大擂，到处都在炼铁的忙乱情景，以及自己的振奋不免有些歉疚。
夜里没有睡好，因为老是翻来覆去考虑上午的谈话和几个熟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