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04月19日
这几天真忙得呛人，不少应该记上一笔的事，都记漏了！
17日晚，我曾同康农长谈到十一点钟，内容相当丰富，我就没有记上。
他曾经说到他的出身，他的妹子和妹夫的牺牲，还谈到邓演达给他的印象。
当然，我最感兴趣，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他在云南的经历：如何离开联大；到马坚的家乡去办中学；以后又如何回转昆明。
而他的这段经历，仿佛替我解决了不少问题，而且他谈得多么具体、生动啊！
19日，这天夜里，我就要离开北京了，但还有好多事需要办理。
吃过午饭，巴公出街了，我给立波打了个电话，要他代我问候灵扬，并且谈到我对周扬同志的印象。
想起上海时期的情形，真有隔世之感。
时间过得多么快啊！
可是电话上好多话都无法谈，因为要说的太多了！
所以，最后还是只好怅怅然放下电话。
康怡泰送药来后，《人民文学》的涂、周也坐车来了，要我去编辑部谈一谈。
但是心乱如麻，不知说什么才好。
所以上车时，我有意坐在司机旁边，以便冷静地想一想。
因为同车的还有艾芜，坐在后面，我们是会谈起别的事情来的。
这件事，他们已经约过我几次，我都拒绝了。
昨天周又空跑了一趟，留下一个字条，所以只好答应下来。
这可能是一种冒险，因为在这样忙乱的情况，肯定讲不好的，但也说不得了！
看来，编辑部的同志全都参加了座谈，连白尘也来了，已经调到《文艺报》的沈承宽也在座。
从语言问题谈起，我一共讲了我对创作和批评的七点意见。
白尘不时插一两句，给了我不少帮助，否则很难一气讲下去的，因为我的思路相当的乱。
但是，讲了一点多钟以后，我真有点继续不下去了；好在老赵闯了进来，于是兴高采烈地谈起他在“长影”改编山西戏的经历。
他越谈兴致越高，最后还忍不住作了表演，这个人真太可爱了。
有了老赵这个插曲，我总算把任务完成了。
午饭是在丰泽园吃的，因为金铃今天过生，白尘的兄嫂又刚从家乡来，他早就把座位订好了。
同座的还有他的侄儿、侄女，以及侄媳，此外还有柯灵夫妇。
饭后回前门继续整顿行李，一直搞到三点半钟，竟连午睡也牺牲了。
接着就同巴公、令儒一道坐车去人大会堂福建馆参加《诗刊》的座谈会。
因为这个会总司令、总理和陈总都将参加，葛洛又一再邀约，否则是挤不出时间来的。
可惜总理因事没有出席，只是听了总司令和陈总的讲话。
他们的讲话，有一个共通精神：如何继承传统。
在这一点上，总司令还谈到家庭的作用，陈总的讲话不时引起一阵笑声，他说得多生动有趣啊！
而含义又是多么深刻。
他曾转述过一个揭了帽子的右派分子对他的谈话，并且加以引申：“是呀，现在就是想‘告地状’也不行了，警察会来干涉！”
郭老也讲了话，郭老讲话后就去外面摄影，接着就到餐厅里去了。
晚饭后同光年谈了谈“达吉”的问题。
我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意见，供我们作继续讨论参考。
他提了三点意见：对于冯牧，不必有对立情绪，应该克制一点；应该就已有的讨论文章归纳几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不能老说重皮子话；注意培养这次讨论中出现的新生力量。
我们正谈得起劲，座谈又继续开始了，只好草草结束。
在继续座谈当中，我一直都在看表，因为七点钟我必须赶往车站，否则将有掉车的危险。
至七点差五分时，我同坐在一起的天翼、文井分别握了握手，就悄悄溜走了。
赶到车站时，同行的人都已到齐，我的行李也完全运到了。
来站送行的很不少。
陈其通也来了，他是来送宗林和书舫他们的，同我也应酬了几句。
他似乎很惊讶我也来开会了，多少带点难为情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