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04月15日
北大那个姓黄的研究生来访。
他来过两封信，我都没有回复，结果，他自己跑来了。
我在等候电梯的地方同他交谈起来，准备快一点送走他。
他正在写一篇研究我的作品的文章，是来要我谈一些有关的问题的。
他开始诉说了一通找我的经过，先去民族饭店，然后才到了这里。
我逐渐为难起来，所以当巴公走了，出街去了，我就把他请进房间，一一回答了几个简单问题。
这时，又来了两位《人民日报》的记者，都是妇女同志。
于是我们又从《红岩》谈了些其他的问题。
我觉得谈得来很有趣，她们说：“这写来就是文章呀！”
可是我拒绝了。
记者们走后，我又向黄谈了谈我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看法，不同意给所有的作家都简单地戴上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帽子。
随后，黄又谈了谈他自己的经历：印尼的华侨，1951年回国的；参过军，现在是北大的研究生。
关于研究我的作品的论文，他已经写好了，带来了，要我看看；我没有同意，但是留他一道吃了午饭。
午睡后去怀仁堂照相。
我恰恰站在茅公背后，当看见他的头发竟是那样稀少的时候，心里不觉感到一阵难过。
然而，他却兴致勃勃，一边向坐在他侧面的傅作义谈着坐得远远的高士奇的病状，治疗经过以及目前的情况。
我也偶尔插上一句。
直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来临，他的谈话才被雷鸣般的掌声淹没掉了。
照相后，在离开的途中碰见郭老，他停下来同我和艾芜扯了几句，叹息自己老了，说我们还是壮丁……
和艾芜一道坐车去人大会堂河北馆参加文联、文化部召开的座谈会。
这个会是座谈“八条”的。
座谈开始时，位子移动了一两次，最后，我才和君武、默涵坐在一道。
在一些文不对题的发言当中，我私下向默涵就新发的“文艺八条”提了三点意见。
大家的希望显然都在陈总身上，红线女发言后，他就开始讲了。
他的讲话，是从会议的估价开始的……
晚上，很想去东总布，因为想到是星期日，不好破坏同志们的家庭生活，只得作罢。
代表们都去看杂技去了，很清静。
一个人在家里看了梁思成、冯友兰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