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04月14日
天气更暖和了，连大衣都穿不住了，但在会场里却很凉爽。
发言逐渐变精彩了。
正同其他各届的发言一样，梁思成的发言照旧不错，问题谈得深，又有文采，有时措辞还相当幽默。
可惜因为时间关系，改成了书面发言。
下午休息时候，我同夏康农在一处不当道的地方谈了很久。
题目呢，仍然是知识分子问题。
他向我谈了一些闻一多的为人。
闻的关心赵枫和拒绝离开杀机四伏的昆明，回转到北京去。
当时清华已经在北京开课了。
他也谈了些他自己的经历。
他十四岁离开家到湖北，完全靠自学考上大学，并到法国去的。
他当过图书馆员，办过平民夜校。
在上海时，党内同他联系的是艾寒松，艾去香港时又把关系转给一个年轻女同志。
他们向艾要求过入党，但他至今却还在党外。
谈到这件事，他曾经用过“机缘”二字，又说自己缺点甚多……
我们也谈到会上的发言。
他对我们组卫的发言是不满的，认为他在撅尾巴了。
对冯沅君的发言，他也感不足，觉得整个发言的精神有点自我吹嘘的味道。
他判断，“脱帽”“加冕”问题引起的思想动荡，还得两三年时间才能平静。
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一致的认识。
这天他又向我表白：“不能再含含糊糊过日子了！”
他准备整理他的讲义，同时也想认真钻一钻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
关于后者，我力劝他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活动和变化的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因为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都接触了很多。
经过几次谈话，我对康农的印象更明确了：热情、锋利、爽直。
但是有点偏激……
晚上，在白羽家里谈了很久，也谈得很热烈。
在座的有文井、光年、罗荪、以群和红线女。
光年、文井来得较迟。
在谈到川剧时，红提出了一个建议：川剧演员的唱腔，太高昂了，有点像喊叫，这不能持久。
可以在不破坏唱腔风格的前提下把唱腔放低一点，这于保护演员的嗓子是有利的。
随后，当我们谈到川剧的喜剧时，文井回家取了本《川剧喜剧选》来，送给了红。
这之后不久，光年同志来了。
光年是同他爱人一道来的。
谈了一阵川剧，不知怎么一来，话题又转到《红岩》，他对《红岩》非常赞扬。
但是话题忽又跳到《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讨论。
他认为履冰的文章太教条了，但又承认履冰是能够写的，并且用过功夫。
我同意了他，但又提出了一点请他注意：不少批评家把剧本忽略了！
一直从小说跳到影片，这是不公平的，必须对小说、剧本和影片加以区别。
随后，话题又转到一般批评上来了，于是我同光年的争执，也就更加剧烈起来。
我以李健吾为例，对当前的批评工作谈了谈自家的意见。
并且侧面举了前天夜里从文的话：“按照批评家的意见，是写不出东西来的！”
这时，文井忽然插嘴：“啊！
他敢说这个话？”而且他显然感觉得很高兴……
我们走的时候，已经十二点了。
但，若果不是巴公提醒、催促，谈话也许还会继续下去。
这晚上，我真也喝得多了点，大曲光了，我又自动喝完那半瓶白葡萄酒。
但是，直到回到家里，由于巴公的提示，我才清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