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04月13日
上午在会场上打了两次瞌睡，感觉疲倦极了！
下午决定请假。
巴公走后，睡得正好，《诗刊》编辑的电话来了，通知我们座谈会已改期在星期日下午。
这样，我们可以不必担心赶火车的问题了，能够放心参加完座谈会。
正上床睡下，水华同志又来了电话，准备同田方来看我。
我索性不睡了，起来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等田方他们来。
他们来时已经四点钟了。
他们是来谈改编、拍摄《红岩》的。
但是他们显然相信了传闻，以为我在“峨影”负责，而且相信我会抢着拍摄《红岩》。
当然，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能在这件工作上出一点力。
最后，我们商定了三点意见：由我负责向重庆市委提出，请作者从电影的角度考虑考虑改编的问题；同意他们同作者直接通信，经常交换改编意见；到必要时给作者一定假期，前来北京讨论剧本提纲。
他们随又提到改编五四的创作问题，要我推荐一些作品。
我提出了《子夜》《上海屋檐下》《包身工》和《石青嫂子》供他们参考。
送走田方。
水华才发觉已经六点了！
去食堂一看，只有几个服务员挤在一堆闲谈。
上楼后，那个矮小、善良的服务员同志，自动跑来问我，是否端上来吃？我同意了，并取出酒来。
这一餐吃得很好，酒也喝得痛快，我好几天没有这样喝过酒了。
晚上，仰晨来后不久，从文也来看我们来了。
他精神、情绪都好。
刚一坐下就说：“三姐派我来请你们去吃炸酱面呢！”
随即问我们哪天有兴，喜欢喝什么酒？他所谓三姐，是指他爱人说的。
我们随即闲谈起来，从创作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扯到批评，以及作家之间的关系。
他一再问到我四川有些什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
直到九点钟了，巴公才从一个华侨代表那里转来。
从文又提到我们吃饭的事，但是，巴公也婉谢了，随后我们就去楼下喝酒。
在去楼下之前，从文还提出这样的意见。
说我最好是写短篇和中篇。
但是巴公反对他这个意见，认为我是可以写长篇的。
我问从文看过我的长篇没有？他说没有。
于是巴又概括地谈了谈他对我的长篇的意见……
喝酒当中，我们又谈了些创作上的意见。
但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文对电影剧本的看法，认为写电影剧本很偷懒。
这个看法，跟我一向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我也谈了不少。
我们的共同意见是：青年人最好是多写小说、散文和诗，少写甚至不写电影剧本，因为写小说和诗歌比较能够锻炼写作本领。
喝到十点钟，我们又一道乘车出去，目的为了送从文和仰晨，并去从文家里看看三姐。
我三年前同巴公去过他们家里，感觉两间屋子都小。
这晚上感觉得更小了，挤满了东西。
因为三姐已经睡了，开始，我们在外面一间屋子里坐下。
一个青年人应声从床上撑起来，看来相当结实。
从文说：“他是个工人呢，像吧？”我怕他受凉，要他依旧躺下。
这时，里面一间屋子的电灯亮了，于是我们随着三姐的招呼走了进去。
直到坐了一阵，我才发觉屋子里多了张床，上面同样躺着一个青年，笑嘻嘻地望着我们。
这是他们的又一个孩子，同样长得茁壮。
三姐泡好茶后，我们又谈起创作，谈起鲁迅的作品。
因为多喝了点酒，我谈得特别多，而且提到《忆韦素国》中的某些具体情节。
巴公说：“你读书真比我仔细呀！
……”
从文要我们喝点酒，我婉谢了，而且坐了半个钟头就告辞出来。
在回家的路上，巴公向我谈了好些从文过去同徐志摩的关系，这对我了解从文颇有帮助。
他又谈到，曾经有一个时期，尽管那时以前他同从文仅有一面之缘，他曾经在从文家里做了一个月食客。
因为感觉自己学问不够，他曾力劝他的妹妹学习外文，而结果发疯了……
回到家里，一直到上了床，我们仍不停地谈着从文和他过去的作品。
在谈到某些作品中的色情描写时，巴公说：“是他自己的苦恼的反映。”
原来据巴公说，从文曾经为爱情痛苦万状，有时候，甚至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