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02月26日
照旧很冷。
看见宣传部烧了一大盆火，使人感觉冬天又到来了。
会前，杜书记又谈到检查问题，还提起前年批判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的事。
我作了些说明，并认为自己有一定责任，因为我曾经作过布置。
虽然是请示过，而且再三叮咛，不可一哄而起，不要轻易发表文章。
但杜书记却有意把责任归之于宣传部，指明我的责任不大。
开会时，李力众同志发言占的时间最多，显然有些激动，因而也就不免偏激。
他有好些看法，我是不同意的，我曾经零碎地把我的看法告诉了坐在我侧面的丹南。
而当李的发言告一段落时，丹南催促我接着谈，但我担心会造成针锋相对的形势，致使空气紧张起来，对于展开讨论不利，颇为犹豫，后来就拒绝了。
其实，时间也快到了，因为李的发言太长。
下午只写了两封信，其余的时间，全用来看那天“联欢会”的座谈记录，以及为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召开的座谈会的记录。
而主要还是后者，编辑部准备发表这篇记录。
而且，好像非发表不可。
但是，看了以后颇为失望，因为只有半数谈得不错，其余的不是简单，就是一般化。
还有一点，就是各说各的，既非针锋相对，也非互相启发，互相补充。
因而以整个记录看，呆板、单调，缺乏生动活泼、谈笑风生的格调。
感到有些为难，不知道怎么提意见的好，既不要泼冷水，但又不能任其滥竽充数。
因为我们不能用草率的态度来纪念毛主席的《讲话》。
而且，如果是五月了，又无别的稿子，这还情有可原，现在是准备三月号刊发啊！
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心找友欣谈谈自己的看法。
友欣不在，又去找安旗，她又睡了，结果同戈交换了意见，他也赞成不发。
回家时又顺路去友欣处，他出街回来了，我们总算取得了一致，不发表了。
回家后已经十一点过了。
准备做点事，但是有点闷气。
因为我想到，自己似乎又陷入具体工作了。
这样下去，怎么行呀？搬出城吧，但是困难不少，至快也得明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