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02月10日
差点起不了床，昨夜太睡晚了，上床时已经十二点过。
洗过脸，一看闹钟，十点半了！
东西都没有吃，即刻去05月文化服务社听李部长作报告。
这是文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时间是一整天。
中午，在耀华聚餐。
到达05月文化社时，茶厅已经坐满了人。
我想进去，但有人告诉我，李部长已到了，在书场里。
于是我又去书场，坐在李部长、张老那一桌闲谈。
有不少人在玩“扑克”。
劼人来后不久李部长就开始作报告。
这时一位在郊区养病的教授来了，一来就坐在我身边嘀咕，不住调换话头……
这位教授今天的神情特别使人感觉异样！
他可能受了“刺激”了。
他没有接到通知，车子也没有接着他——他早进城了。
对此我们已经作了补救，但他还是那样激动！
当然，另外还有件事：他那篇关于杜甫生活的文章，北京有人在反驳了。
他一坐下就提出准备卖自行车，偿还文联的钱，说他平生“一戒不与人，一戒不取诸人”。
我有点火了，说：“你这么说把对象弄错了，是组织照顾你！”
但我没有同他深谈。
他交给我的信，我也没有全看，就搁下了。
这信是洪钟给他的，说要买他的自行车。
自行车是他儿子用的，现在在南充读书，不需要了。
我不看信，不愿深谈，一半是李部长正站在我们侧面作报告，一半担心自己也会激动起来。
看见我冷冷淡淡，他又找张老谈，找劼人谈，可是，他们并不比我热心！
而挨近他坐的五六个人，他都一个个扯谈了几句。
大约无处发泄，这更使他不快，李部长报告还没作完，他就走了。
起初是去厕所，最后借口青年路他父亲家里约他吃饭，这是肖然告诉我的。
肖然问他何时回去，好派车送，他说要到四五点钟才走。
我听了很难受，也很不快。
去耀华途中，我把经过和看法对劼人说了。
他也感觉他神情异常，说是精神病初期的情形正是这样。
这一来，我更加不安心了。
我们又谈到另一位因患精神病去世的熟人，真不知该怎么才好。
耀华的露天餐厅里挤满了人，都是依轮子吃盖浇饭的……
好容易挤上了楼。
但是，刚才坐下，一眼看见友欣坐在我对面桌子上。
我走过去，请他到中间一张空桌边，告诉了我对那位熟识教授的担心。
随即建议，要肖然饭后去青年路，找找他，说明准备叫老曾送他回去，这才算稍稍心安了，可是吃得并不愉快。
三元一餐，一菜一汤，一杯“草咖啡”，在这两三年应该说是很不错的。
我对面坐着一个身穿窄窄的棉紧身的胖孩子，面前搁着一只三件的菜盒，来一样菜，他就倒一样菜。
我问了问，是那位盲音乐家的用人……
因为不愉快，又很疲倦，喝完咖啡，我就忙着同劼人挤出去了。
因为车子已经修好，我就要老曾顺便先送我回去。
在车子里，我又提起那位神经异样的熟人和我的担心。
据劼人说，前天在统战部开座谈会，他就感觉他有些异样，老说话，很兴奋。
他曾向劼人诉苦：养病得太久了，成天住在家里，什么人也看不到！
可是，现在丁书记已经答应他每周上点课了。
不！
不是上课堂讲，是带少数学生做研究工作，他还夸口他能够上课……
午觉睡到四点钟才醒，但还是很疲倦。
本来没有精神去会场的，后来还是去了。
因为感觉不去不好。
我首先找到肖然，他告诉我：车子送李部长转来，他就去青年路，可是那位教授已经坐三轮走了！
实在很不痛快！
彼此年龄都不小了，为什么还要这样来浪费自己和旁人的精力呢！
真有点不愿同他来往了。
在散文组也有点闷气，因为发言不太热烈，最后大家要我谈题材的多样性问题，因为情绪不好，谈得很不上劲。
晚上回王觉信。
我有些不愿意由我“代”作协分会通过总会给谭剑啸请两三年创作假。
因为就我已经读过的初稿和二稿看，作者确有生活斗争基础，但还不知道怎么组织它们和表现它们，这样就请创作假太早了。
还该搁一搁，多听听旁人的意见，多做些酝酿，多读点书，然后再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