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01月11日
天空一直昏蒙蒙的。
上午，翻出一件别人寄来的小说稿，其中好几页，已经叫耗子咬得残缺不全了，看了有些内疚。
决定看看，是否有修改基础，可惜写得太一般化了。
但是也可看出，作者是有一些斗争经验的。
翻阅五次，没有找出作者的姓名、地址。
下午，谭兴国来，我对他们拟的1962年一年度的理论、批评工作计划，提了一些意见：不要只搞全面的、系统的，但是容易空洞的大文章。
理论、批评文章也要讲究文风、风格，人云亦云的话不如不说。
我一再强调：最好不要发表那种宽皮大脸的文章！
晚上，在锦江剧场看《御河桥》。
不知怎的，总觉得不如小时候看过的精彩，但杨淑英的确唱得不错。
休息时候，决定不要看后半部，提前回来。
因为这个后半部，我一点都不满意。
特别《圆会》那场，看了很不舒服，始终感觉有些像“赶团团转”。
而奇怪的是，多少人以为蛮有味呢！
《木荆钗》《哭灵》一场也同样拙劣，有点像“拉洋片”……
在剧场门口碰见雷部长，他现在西南局工作，1959年曾经在长寿同我谈了一夜，为我提供了不少解放前地下斗争的情况。
还有一位是重庆市委组织部的，瘦削、矮小、精干，姓名记不得。
我们站着谈了一阵《红岩》的出版和谭剑啸的长篇。
回家的路上，我记起雷的这句话：“你帮罗广斌他们修改过嘛。”
我没有作什么声明。
因为事实上我只提过一些建议，并未动笔。
到了家里，一想起这件事，就感到一点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