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作孚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在全国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鼓舞下，西藏军区部队农副业生产领导抓得紧，部队干劲足，新开垦荒地七万二千多亩，种植面积比去年增长一倍。

军区部队不仅驻地固定的单位大搞生产，担负执勤的分散部队以及驻在高寒山区的部队也搞得热火朝天。
驻藏北和帕里的部队在每年只有七八十天无霜期的环境下，去年试种蔬菜成功，今年又扩大了蔬菜种植面积，增加了品种，还试种了数百亩早熟青稞。
许多执勤部队走到哪里种到哪里。
某部六连在拔海五千米的高寒地区，克服了风大、寒冷等许多困难，种出了蔬菜，并且利用执勤的空隙打猎，每人每天可以吃到半斤兽肉，改善了伙食。
某部驻地因不适宜农业生产，同志们就驯养了两千多只野鸭。
各医院、运输站除作到自己的肉菜自给外，还大量开荒生产解决病员和过往人员的部分用菜。

部队养猪也发展很快，生猪数量迅速增加。
日喀则警卫部队达到一人一头猪。
某汽车团上半年平均每人吃到十八斤鲜肉。

目前，西藏军区部队正进一步加强蔬菜等作物的田间管理和家畜的饲养管理，争取蔬菜、饲料、肉食自给。
（侯作孚）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
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毛泽东选选集”第1185页

版面：头版

发扬南泥湾精神！
自己动手搞好农副业生产
===== 一支南泥湾部队近况如何；
请看；
-新疆塔里木的新天地-沙漠里渠道成千上万机械化农场盛产粮棉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28日电 当年把南泥湾开垦为“陕北江南”的英雄部队，现在正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部塔里木河西岸开辟着新的天地。
他们已经在塔里木盆地建立起了四十五个机械化农场和六个养畜场。

塔里木河横穿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部。
这条河虽然年径流量在一百亿立方米以上，但绝大部分集中在夏季。
汛期洪水泛滥成灾，平时经过沿途大量蒸发渗漏，却水量很少，有时人畜饮水也发生困难。
因此，它一直被当地认为一条很难驯服的内陆河。

开发塔里木最初的六、七年间，部队节衣缩食，购买生产工具，然后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步步向塔里木河两岸深入，披荆斩棘地建设农场。

在征服塔里木荒原的过程中，生产部队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水利建设工作。
他们除把阿克苏河、开都河、孔雀河、塔里木河的河水引进新垦农田外，还在灌区内兴修了成千上万条渠道，组成渠系纵横的农田灌溉网等。
其中的大渠连接起来有八百多里长，不仅灌溉农田，还可以通航、发电和发展水产养殖业。

经过几年辛勤的劳动，塔里木荒原变成了粮棉产地。
粮食，棉花的总产量一年高过一年。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牛、羊、马、骆驼等家畜和鸡、鸭、鹅等家禽也大量发展了，并且营造了成千上万亩防护林。
拖拉机修配网、化肥厂、农产品加工厂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那南泥湾时代的生产能手们，现在绝大部分也是开发塔里木的骨干。
他们把革命的优良传统给了新一代的荒地建设者。
南泥湾时代的老模范王金山，从新疆解放以来，已先后率领战士建立过四个农场，每当一个新场投入生产、走上轨道以后，他就又踏上征途，去执行新的建场任务。

某守岛部队战士们在海边开荒种菜。
韩荣志摄

作者：高一鸣
版面：头版

作者：刘世儒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济南部队“八一”水产养殖场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已发展成为年产一百五十万斤干海带，一百多万斤鱼虾和几千斤海参的大型养殖场。
产品除供给本部队，还支援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兄弟部队。
目前正是海带收获季节，一百多只舢舨在养殖区里来往如梭。
由于分苗早，管理好，又获得大丰收。

这个场是济南部队后勤部在1958年秋季建立的。
当时场里从领导到工人对海上生产都是生疏的，但是在上级大搞副食品生产，减轻国家负担的号召下，同志们决心大，信心强，刻苦钻研，努力锻炼，很快就熟悉了养殖海带的基本知识和海上作业技术。
这个场为了供应部队更多的海产品，前年秋天成立了捕鱼队和潜水捞参队。
起初由于业务不熟练，往往出海一二十天找不到鱼群，后来场长赵峰五亲自出海摸情况，研究捕捞技术，大家的技术很快提高了。
去年春天捕加吉鱼时，一次出海可捕七八万斤。
今年5月，四只渔船遭到八九级大风袭击，同志们和风浪搏斗三四天安全返回后，修好网具又继续出海。
6月份几次出海都获得了高产。
（刘世儒）

作者：马泽民金群文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云南边疆某部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大搞农副业生产，做到肉类自给一部分，蔬菜全部自给，伙食改善，节约粮食四万五千多斤。

部队党委一直把艰苦奋斗作为革命家风教育干部战士。
进驻边疆以来，就在“以边疆为家”的思想指导下，自己动手修建营房，利用训练间隙大力开荒生产，减轻国家负担。
战士们提出：“面对荒山一座，手持镢头一把，让荒山翻 身，向荒山要粮。”
他们不避风雨，不顾高山严寒，不怕深谷闷热，挖倒灌木造良田，修渠筑坝治恶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开出荒地一千六百多亩，播种了各种蔬菜和木薯、芭蕉芋、花生、稻谷等。
去年以来，已收获芭蕉芋、红薯七十多万斤，稻谷、包谷七万多斤，花生、黄豆二万多斤。
今年的早包谷、红薯已经收获，还有蔬菜四十二万斤。
现在地里的芭蕉芋生长良好。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大量养猪和饲养家畜家禽，他们利用芭蕉芋，除淀粉可供人食以外，把粉渣制成酒，又用酒糟和芭蕉芋的叶和杆饲养了九百多头猪。

他们把发展生产和绿化营园相结合，营园内桃、李、香蕉成林，葡萄、洋瓜高攀成架，瓜果满园，肥猪满圈，一派富饶景象。

由于农副业生产发展，伙食显著改善。
除自给一部分猪肉外，蔬菜全部自给。
战士们说，边疆荒凉的山野转眼变成南泥湾了。
（马泽民、金群文）

作者：景占才
版面：头版

本报讯 7495部队利用水库旁的河滩空地种植春小麦，获得好收成。

这块地，在8、9月份水库水位上涨时有受淹危险。
他们就在今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在这里种植了一千二百亩春小麦、四百多亩蚕豆和一千多亩早玉米等作物。
经过三个多月的辛勤管理，各种作物长得很好，现在春小麦已经收获，其他作物也可在大雨到来之前收割完毕。
（景占才）

作者：彭炳炎
版面：头版
===== 章汉夫代理团长据理驳斥美；
泰代表发言-中国坚持必须取消东南亚条约-取消这个条约和对老挝的所谓保护是日内瓦会议的关健

版面：头版

新华社日内瓦28日电 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今天上午举行第七次限制性会议。
中国政府代表团代理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会议上发言。
发言全文如下：

主席：

我想再对废除东南亚条约对老挝的保护问题讲几句话。

前天美国代表讲了一通，无非是说东南亚条约是防御性的，老挝政府不邀请，东南亚条约组织不会对老挝的事务进行干预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代表总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老挝人不要你们保护，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保护呢？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老挝王国政府代表贵宁先生的发言。
他引证苏黎世公报，重申老挝三种政治力量不承认任何军事同盟的保护，并且呼吁有关国家拿开这把保护的伞，让老挝人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过自己的和平生活。
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冯维希先生完全支持贵宁先生的立场。
我们相信，不要东南亚条约的保护，是老挝人的一致呼声。
印度代表拉尔先生在他的发言中有力地论证了，这种军事同盟的保护伞只能对和平事业带来坏处，而决不能带来任何好处。
缅甸代表巴林顿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这种保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认为是同老挝的独立和中立相容的。
他并且诚恳地指出，只要具有承认和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诚意，实际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可以找到的。
波兰代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用大量的事实和雄辩的逻辑驳斥了美国和支持美国的代表们的论点，完全赞同苏联草案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

主席，我的确感觉到问题是同黑白分明一样地清楚。
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怎么能够把黑的说成是白的，把白的说成是黑的呢？
在我们的会议室里，坐着有老挝人和其它十三个国家的人。
老挝人说，我们不要你们的保护，但是我们十三个国家中却有人说，我们一定要保护你们。
怎么能够说这种保护是正当的呢？

说到这里，我想回答一下泰国代表的发言。
我本来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因为他两次点了我的名，我不能不说一说。
中国有句成语，“来而不往非礼也”，不回答是没有礼貌的。
首先我愿意指出，泰国代表作这样的发言是可以理解的。
泰国代表说，泰国政府的参加东南亚条约是泰国主权的行使。
但是，我不了解，为什么泰国珍视自己的主权，却不尊重人家的主权。
老挝人说不要保护，泰国人却说一定要保护，难道老挝没有自己的主权吗？
泰国代表振振有词地向我们朗诵了东南亚条约集团部长理事会1961年3月29日的公报，企图证明东南亚条约集团是一个维护和平的组织。
但是，这种企图是可笑的。
人们要问，究竟谁赋予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以这样的权力，在什么“当时的情况下”对老挝的内战采取什么“适当的任何行动”呢？
这是赤裸裸地干涉老挝内政的行为，这是黑的，决不能说成是白的。

主席，中国代表团认为，取消东南亚条约及其对老挝的所谓保护，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不能容许1954年以来东南亚条约集团干涉老挝内政的悲剧继续下去。
我们不能容许我们这个会议口是心非，一方面声称承认和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中立，另一方面却容忍老挝的独立和中立遭到蔑视和破坏。
我们决不能睁着眼睛自己欺骗自己。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必须取消，中国代表团坚持这样的立场。

主席，谢谢你，我的话完了。
===== 怎样从实际出发确定训练重点；
-某工校反复调查研究找到途径

作者：王敬贤张秉诚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某工程兵学校经过校外校内的调查研究，根据部队和学员的实际需要，找出了训练重点，采取了切合实际的措施，使少而精方针进一步落实到“练”字上。

这个工校训练的对象，是工程机械部队的初级指挥员，对这样的学员，基础训练的重点究竟是什么，他们曾经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探索。
去年下半年，校的领导干部带领一部分教员和学员，到工程兵部队，通过实习进行了调查研究。
当时了解到，部队许多连排干部在领导作业和训练中，一般都能组织指挥，还能亲自动手操纵机械，但是排除故障的能力比较低。
根据当时调查研究的情况，校党委决定，技术训练的重点，除了继续搞好机械使用原理课和操作课以外，又增加了机械修理课。

经过几个月的教学实践，校长、政委和副校长又分别带工作组到三个学员队进行调查。
经过多方面的了解，认识到一个工程机械部队的初级指挥员，在技术方面不仅要有驾驶机械的技术，更需要掌握保证“开得动”的技能，就是检查、调整、保养和排除故障等。
于是，校党委重新制订了训练大纲，确定了以检查、调整、保养和排除故障为技术训练的重点；
驾驶操作由于学员都有一定基础，就作为辅助的方面。
为了使训练内容更加切合部队需要，学校又派出调查组带着新训练大纲，分别到军、师工兵分队和工程兵团进行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
根据调查研究情况，又把大纲作了修改：增加了必要的电工学知识课；
并根据实战要求，强调了夜间和风雨等复杂情况下的训练。

训练重点明确后，校党委又发动群众对训练计划、教材内容和教学组织等作了改进：

第一，把天天练的内容和经常性的技术课目训练结合起来。
具体做法是：每次作业都贯彻“三次检查（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一次保养”的制度。
这样不但直接保证机械“开得动”，有利于教学，而且由于学员经常和机械打交道，对机械的“脾气”摸得越来越透，以致能够达到测量间隙不要厚薄规，检查故障不用拆卸零件，凭感官就可以判断机械的“病因”，并能“对症下药”。

第二，教材内容是以机械经常使用、容易发生故障和必须经常维护保养的部队为重点。
并将机械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要求深知的知识，第二类要求熟练运用的技能；
第三类只要求懂得一般常识。
教学时间主要用于一、二类。

第三，采取车下多练、车上精练的办法。
车下多练，就是充分利用器材和模型反复练反复琢磨，为车上练打下基础；
车上精练，就是使车下练的本领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提高。
不论车下练或车上练，都是个人练和集体练相结合，这样，既便于根据个人的难点有重点地练，又能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共同提高。

第四，每星期六组织一次车场日，使学员通过实践，提高对各种机械的综合检查、调整和保养的技能，同时也锻炼了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

第五，在作业中有计划地组织学员轮流担任作业排长，使学员在提高实际技能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作业锻炼组织指挥能力。
（王敬贤、张秉诚）

本报讯 5089部队五连的战士们在学习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以后，加强了组织纪律观念。

原先，这个连队松松垮垮的现象比较突出。
许多同志对这种现象是不满意的。
为什么这种松松垮垮的现象能够在这个连队存在下去呢？
在学习条例的时候，大家通过具体分析，找出了答案：除了干部在管理教育工作上的缺点以外，从战士方面来讲，主要是有些同志对“革命军队必须有严格的军事、政治纪律。
它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保障”这一根本道理，认识不足。
他们认为，打仗的时候需要纪律，平时管这么紧干啥？
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
侦察班长宋志久举了一个事例：“我们班有两个同志，在操作器材时，为了抢时间，没有按要领操作，结果因为用力过猛过急，使炮队镜和方向盘都出了毛病，只得停止两天学习。
这说明平时没有纪律，也是完不成训练任务，搞不好工作的。
平时不听招呼，习以为常，打起仗来，一定也不能很好地完成战斗任务。”
四班长赵心才说：“缺乏战争观念的人，不会有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
我曾经想：现在是和平环境，又没有战斗任务，因此几次递假条，要回家探亲。
上级不批准，就不高兴。
这是非常不对的。
军队应该有高度的集中和统一，官爱兵，兵也要尊干，服从管理，把个人利益摆在集体利益下面。”
战士李崇维说，“自己有时对班长顶撞，这样就影响团结，不能同心协力地完成训练任务，学好杀敌本领。”
他表示今后要处处尊重班长，服从管理；
班长有缺点，自己要象对待亲兄长那样诚恳地帮助，决不当面顶撞，不说二话。

通过座谈讨论，大家还深刻地认识到：把纪律看作是“麻烦”，实质上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习气和极端民主化的反映。
因此，大家决心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思想改造，不断提高组织纪律观念，自觉地遵守纪律，作个毛主席的好战士。

现在，连队松松垮垮的现象，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
全连官兵共同制订了“爱兵尊干公约”，干部更加关心爱护战士，积极改进管理教育工作；
战士对干部更加尊重，更加服从管理了。
个个心情愉快，积极创造四好连。

革命军队必须有严格的军事、政治纪律。
它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保障。

——摘自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第三条

作者：曹春风

本报讯 某步校勤务营坦克连三班副班长马振起是个尊干标兵。

马振起处处服从命令听指挥，对于上级交给的每一个任务，不论多么苦、多么累，他从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去年冬天，在一次山地夜间驾驶训练时，他被分配在一个很陡的山坡三岔口上，负责指挥车辆。
那天雨雪交加，双脚完全冻木了，他一直坚持了四个小时，直到车辆全部返回基地后才回去。
对于日常工作，即使是上级没有分配的，只要工作需要，他也积极去做。
比如，他不是经济委员，但是，他非常关心伙食改善情况，经常征求大家意见，向领导提出改进的建议。
在劳动中，为了推动同志们爱护工具，就向领导提出意见，实行大工具集中管理，小工具由班或个人负责的办法，结果工具保护得很好，没有损坏过。
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下达后，他每周都要找几个同志谈心。
三班一个战士与二班一个战士，因为一点小事争执起来，他就主动给他们讲团结的道理，使他们很快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解决了问题。
排里新调来一位副排长，对技术训练不太熟悉，马振起处处尊重他，主动帮助他搞好技术训练。

马振起把关心体贴首长看作是自己的职责。
帮助连队干部打扫整理内务、洗衣服，是他几年来一直坚持经常做的事。
有个新战士问他：“你又不是通信员，为什么做那么多？”
他说：“同志之间应当互相帮助、互相照顾，连长不是也常给战士洗衣服、洗袜子吗？
他工作忙，咱们应当帮他做点事。”
有一次排长病了，五六天不能起床，马振起天天为他端水端饭，还用自己的津贴买糖给排长冲水喝。
副连长去某地执行任务，夜深还不见回来，他一直放心不下，主动请示领导，去把副连长接了回来。
战士们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对干部也十分尊敬和爱护。

马振起把干部看作是自己的阶级兄弟，他常对同志们说：“干部都是经过党长期培养出来的老同志，经过斗争考验。
要当毛主席的好战士， 除了向书本上学习外，还应当向干部学习！”
他对干部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注意，从中学习干部的优点，接受教育。
他看到连长和指导员有一次在一件小事上没有协调好，两个人马上都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十分感动。
以后遇有问题，也总是首先检查自己。
连队干部的民主作风很好，事事注意征求大家的意见，马振起在工作中也学习了这种好作风。
副业生产栽大葱时，班里有江苏人、河南人、山东人，各有各的种法。
他就和大家一起商量，到公社访问，根据本地情况，又吸取了各地经验，改进了栽种方法。
（曹春风）

作者：郝建国

云南边防某部三连，不久前在“四好”初评中，被评为先进单位。
他们个个干劲十足，人人争当五好战士和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全连决心为创造四好连队而继续努力。
这个连的各个分散单位，除做好民族工作外，还坚持了天天练武，积极搞好农副业生产。
这里刊登的几张照片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片断。

三连驻等戛民族工作组的同志们，天天抓紧时间，苦练刺杀等作战本领。

五好战士杨大荣从自己果园里采回成熟了的芭蕉。

五好战士杨春民把家乡的喜信读给同志们听，鼓舞人家更加积极争当五好战士。

作者：傅长礼梁澜光

连里号召每人栽种八棵瓜苗。
这天，三排战士许金才看到兄弟连队菜地里培育了许多瓜苗，便拔了几十棵栽在本排的地里。
当时三排有的战士说：“拔人家的瓜苗也不说声，这怕不好吧！”
三排长王志孔知道以后，认为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坚持要把瓜苗送回去。
他对大家说：“拔人家的瓜苗绝不是小事，这是个作风问题。
难道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可以损害别人吗？”
接着王排长向大家讲了前几天的一件事：他们栽了许多白菜，地很干，没有水车车水浇地。
这时，只听兄弟连队一个同志对另一个同志说：“指挥连菜地很干，不浇不行，把水车让给他们吧？”
那一个同志说：“好。”
排长讲到这里，问大家：“同志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我们这样做对吗？”
许金才立即说：“排长，我错了，今后一定向兄弟连队学习。”
王志孔和许金才一起，把从兄弟连队地里拔来的瓜苗一棵棵移植到原处，培好了土，浇上了水，然后到兄弟连队去道歉。

作者：林兆义

本报讯 空军某部机务三中队，紧紧按照空军领导机关的指示，大力培养机务人员勇于负责、严格要求的作风，进一步提高了飞机维护质量。

三中队党支部非常重视培养机务人员在维护工作中勇于负责与严格要求的精神。
他们一方面经常利用安全检查、讲评等活动，从正面反复进行教育，说明做好机务维护工作对保证飞机开得动和绝对安全的重大作用，一方面又在实际工作中大抓活人活事，树立活的榜样，进行活的教育。

领导常头，来自检查，发动群众互相监督，这是他们搞好机务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一次，中队的一架飞机飞行回来后起落架出了毛病。
在地面检查时，怎么也找不出原因来。
这时，分队长彭其昌和机械师彭达芳，带头领导着大家苦干，对每一个小地方都一丝不苟地进行严格检查，经过两天两夜的工作，最后终于找到了原因，排除了这个故障。
中队的其他干部也是这样。
平时，即使是发现一个很小的问题，也绝不放过，总是严格追查，直到彻底纠正为止。
在发动群众互相监督方面，中队始终坚持了“安全监督岗”的活动。
监督岗的成员，都是群众中最积极的分子。
他们不仅随时宣传支部对维护工作的要求，带头遵守，而且严格要求别人，不放过任何不安全因素。
有一次一架飞机刚装好起落架，已经拉到起机线准备起飞。
这时，有个岗员发现在这架飞机刚工作过的地方有个机件，他想这一定是忘记装了，就飞快地跑到起机线，报告了这件事，从而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中队党支部还认为，每个人的责任心高不高、作风好不好，主要表现在是否严格遵守条令和工作是否经得起检查上。
因此，他们始终坚持了事前预想会、事后回忆会、进出座舱登记、工作后检查等制度，保证使条令规定落实。
今年以来，这个连续保证了九年安全飞行的机务中队，在保证飞行中，又没有发生任何责任事故。
（林兆义）

作者：罗昆禾李辉珍纪小城

兰州部队某部党委在组织部队深入学习“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的时候，树立指导员谭绍海为爱兵标兵。

谭绍海从1949年以来，先后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六次，受各种奖励九次。
他的爱兵模范事迹，成了连队基层干部的活榜样。

谭绍海经常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军委扩大会议决议，钻研党的方针、政策。
他把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关于政治指导员工作任务的内容，逐条逐句地抄下来，经常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
在他最近剪辑起来的七本厚厚的剪报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关调查研究和管理教育的材料。
他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官兵关系的论述和林总关于管理教育工作的指示，从思想上认识到，管理教育方法不好，是个根本态度问题。
因此，他一方面向干部们解释：只有以阶级兄弟的态度，事事从“爱”字出发，对待战士的思想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管理教育方法。
另一方面，他又启发有了错误的同志自觉检查缺点错误。
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这些同志都有了很大的转变。
比如一个超期服役的班长想复员，不安心工作。
谭绍海经常和他谈心，启发他认识带好新战士是老战士的责任，鼓励他继续保持和发扬过去的光荣，还让他阅读毛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让他边看边想，终于使他解决了思想问题，工作的自觉性加强了，对战士也处处关心爱护。
现在，这个班长的工作比过去更好了。
班长支坤江，过去也有些缺点。
去年8月调到六连后，谭绍海对他进行了热情的帮助，使他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今年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他激动地说：“我的进步是和指导员的帮助分不开的。”
谭绍海经常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生活在战士中间。
经常参加各班的学习讨论会和班务会，随时随地注意观察大家的思想情绪，听取战士们各种各样的反映。
利用各种机会和大家拉家常。
因此，他对每个战士的经历、家庭状况和思想变化，都摸得清清楚楚，真正做到了“胸中有数”，对症下药。

有一个时期，他发现二班露出了不团结的苗头，经过进一步了解，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他首先从解决班长戴学士对待战士的态度入手。
一天晚上，他去查哨，正下着雨，发现班长站在临时搭起的雨布棚里，战士站在外面淋雨。
第二天，他耐心地对二班长说：“管理教育要以身作则，越是关心体贴大家，全班就越能团结好。
昨晚站哨，当班长的就应当先让战士站到棚里呀！
……”这件事深深教育了二班长。
他想到指导员遇到这些事，正和自己相反，比如有一次，指导员冒着大风去查哨，看到战士周士树在哨位上肚子痛，就接过枪，让周士树回家休息，自己替他站完了这班哨。
二班长用指导员这种阶级友爱的精神，对照自己，在班的谈心会上虚心地作了检讨。
并且积极主动地团结副班长，对班里同志也关心了。
战士们也都自觉检查了自己的缺点，鼓起了干劲，全班拧成了一股绳，工作由后进一跃而变为先进。

谭绍海指导员担负着七口之家的生活费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他仍精打细算、节约储蓄。
战士家庭有了困难，他就尽力帮助解决。
3月，在支援群众春耕最忙的时候，他见战士王世亮和冯生志的鞋子后跟快磨透了，便把自己的两双新布鞋给他们穿；
战士周帮海天一冷肚子就痛，他就把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给周帮海穿。
周帮海穿上指导员的毛衣，总感到过意不去，除了暗暗在工作中加油以外，想来想去，又把自己那件穿旧了的绒衣洗净，连同家里寄来的一双袜子，送给指导员。
指导员不收也不行。

在紧张的连队生活里，谭绍海同志很关心连队的娱乐活动和同志们的文化生活。
有一个星期天，他听说张德勤想进城买点东西，但没有人替他喂猪，就主动去替张德勤喂猪。
有一次，部队放映舞台纪录片“三滴血”，他知道班长石有田是陕西人，爱看秦腔，便替石有田值班，石有田看上了盼望已久的电影，高兴得不知说啥才好，他还经常在半夜起来查铺查哨，给大家关门窗，盖被子。

六连的干部们常常以谭绍海为镜子，改进自己的管理教育工作，战士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人人心情舒畅。
他们爱连队，爱同志，爱他们的指导员，他们亲切地说：“指导员是我们真正的知心人！”

作者：刘才德陈世基

本报讯 空军某部各级机务干部分别与各机组挂钩，对改进机务工作的领导起了很大作用。

今春以来，这个部队的各级机务干部都分别和一个机组挂钩。
这样做以后，有很多好处。
首先是把住了质量关，发现和排除了一些过去不易发现的故障和缺陷。
如大队无线电主任史忠，发现有一架飞机的全罗盘调谐指示表不是逐渐增大，经进一步研究，终于把毛病找出来了。
同时也改进了机务维护作风。
有一次，副大队 长王谅在检查飞机时，发现前起落架旋转臂间隙过大，经过了解，原来是机械师在测量间隙时，没有把飞机顶起来。
他就通过这件事对机械师进行了教育。

通过经常深入挂钩，各级 干部还摸清了机务人员的思想情况、个性特点，加强了思想领导。
对新机械师的帮助也更具体了。

由于这样做的结果，近几个月来，这个部队的飞行一直保证了安全。
因此，他们决定把这一作法当成制度长期坚持下去。
（刘才德、陈世基）

作者：蒋学飞

在空军某部机务大队里，只要一提起机械师黄宣伟来，就没有不称赞的，大家都说他是机务人员学习的好榜样。

黄宣伟自1957年10月任机械师以来，从没有因维护不当而影响过一次飞机出勤或发生返航事故。
因为工作出色，他曾先后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还荣获技术能手称号，记三等功两次。

他为什么能够长期地保证了飞行安全呢？

不放过一个小问题

他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机务工作是没有小问题的，松动一个螺钉，打反一根保险丝，都可能招致严重事故的发生。
因此，他在工作中从不放过一个小问题。
有一次，有个机械员在打减速板电磁开关收放结头保险丝时，因工作马虎，打得不紧。
他发现后，就叫他重打一根。
但这个机械员为了图省事，就打了一根不合规格的保险丝，接着又被他发现了。
于是，他就一面批评这种做法不对，一面又亲自换上了一根保险丝。
此外，他还非常重视听取飞行员对飞机空中飞行情况的反映，遇有疑问之处，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
有一次飞行员反映起落架收放有些紧，由于机组找不出原因来，经过领导的允许，就拆下来送厂检查修理，最后终于排除了这个故障。
1958年上半年，他们新接收了一架飞机。
从事先了解中发现这架飞机的液压系统不好，导管经常在飞行中爆破。
他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由于他把工作做在前头，因而这架飞机在以后的飞行中，没有发生过一次导管爆破的现象。

认真执行指示和规定

黄宣伟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工作中不叫困难，贯彻上级指示和条令规定坚决认真。
为了防止丢失工具，上级指示每次取工具都必须放牌子，他就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因而从没有发生过丢失工具的现象，条令上规定：每次飞行前拉飞机应带方向舵来，他们机组也执行得最好。
此外，中队或大队干部只要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不管有什么困难，都坚决去完成。
因此，他们维护的飞机彻底实现了“四无”。

计划严密周到

黄宣伟在工作中很注意抓计划。
他在工作日记本头页中写着：“工作中计划调到否，是一个人政治责任心强不强的表现之一。”
他在每次订计划时，不仅根据工作的内容做到分工明确，严密周到，而且还做到了“三交代”，即工作前向每个人详细交代任务，交代方法，交代注意事项。
因此，这个机组在工作中从未发生过损坏器材和返工的现象。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工作，他就叫机械员来做，做完后自己再仔细检查，如果故障比较复杂，他就亲自动手排除。
他对工作重点抓得也很紧。
每次工作都有两套计划，一是主计划，这是必须完成的重点；
一是备份计划，这个计划是否施行，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
这样，他们就掌握了主动，工作速度快，质量高，而且还可以帮助其他机组。

虚心学习别人经验

不管哪架飞机出了什么故障或创造了什么好经验，黄宣伟都亲自去访问。
为了把问题了解得更清楚，有时他还动手帮助干，如有一次别的机组一架飞机协调活门工作不好，他帮助检查，发现是活门的垫子坏了。
他们立即把自己的飞机也做了检查，结果也发现同样毛病，及时修整好了。

由于他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不自满，不骄傲，在今年的工作中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最近，部队进行上半年工作评奖时，他又再次被评上了“五好”，他所在的机组也被初评为“四好”。

作者：刘萍

作者：徐向前
栏目：革命斗争回忆录

（一）

围攻与反围攻，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
当时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敌人，总是把弱小的红军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因而红军作战采取了反围攻的形式，“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注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从诞生那天起，就和敌人的围攻作斗争。
1927年11月，鄂东北党组织领导黄安、麻城地区工农起义，占领黄安县城，建立起工农政权，同时组成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严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统治。
这支幼小的工农武装成立不到一月，就遭到国民党军队一个师的围攻。
当时由于缺乏依靠农村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对可能到来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因而在敌人突然袭击下受到挫折，几百人剩了七十多人。
但是这支红色武装，发扬了无产阶级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继续挺胸向前，并从挫折中开始懂得依靠农村进行游击战争。
1928年春，在粉碎敌人多次“清剿”和围击之后，逐步走上了“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开始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鄂豫边黄安、麻城、光山三县交界，依靠起义地区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势，建立了自己的阵地。
同年7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
从此这支红军的游击战争，就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割据地区里，群众逐渐组织起来，建立了游击队和赤卫队，红军作战有了坚强依托和得力助手。
1929年间，红三十一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兵力由一个团到数个团的三次“会剿”，并乘周围军阀不断混战之际积极出击，消灭了大量反动地主武装，发展了自己，扩大了割据地区。
同年夏到次年1月，党又在商（城）南和六（安）霍（山）工农起义的基础上，相继组成红十一军的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创建了豫东南和皖西红色区域。
于是这三支红色武装，在大别山构成犄角之势，此呼彼应，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1930年3月，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红军统一了领导，集中改编为红一军，鄂豫皖区的革命斗争，开始了一个新局面。

是年5月，爆发了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军阀大混战。
根据地周围，敌人兵力大力减少。
红一军乘机大举出击，驰骋于京汉线南段、皖西地区和淮河两岸，攻克过霍山、英山、罗田、云梦、光山、罗山六座县城，和花园、杨家寨、信阳等车站，歼灭了敌人成连成营以至成团的正规部队，迅速壮大了自己。
到10月间，全军已达五千余人，军事、政治、后勤工作，有了进一步加强；
作战形式也逐步向游击性的运动战过渡。
这就为粉碎以后敌人大规模的围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一军这一时期所以取得这些重大胜利，是由于它的行动符合了毛泽东同志的“在统冶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注二）这一论断。
但是，这时正是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
它的方针，不是利用当时极为有利的形势，很好地发展和巩固农村根据地，而是要在敌我力量仍然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因此曾命令鄂豫皖区红军配合友邻地区“准备夺取武汉”。
基于这一目标，地方武装大量被编并；
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工作也都集中服务于攻打城市；
同时在根据地内又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
虽然后来并未实现打武汉的计划，而且当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利用良好形势取得许多重大胜利，但是在这一错误路线影响下，红军的活动不是有阵地的波浪式的推进，而是偏重在敌人占据的城市周围和交通沿线往返跳跃，以致占领许多地方不能巩固，根据地周围的游击战争遭到削弱，内部许多反动势力也未乘机肃清。
这就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时“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注三）的原则，使革命根据地在大好形势下，未能得到本来可以取得的更好的巩固和发展。
不过这一错误路线，很快就被纠正了。

毛泽东同志说：“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
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
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
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
（注四）鄂豫皖区红军三年来的斗争，就反映了这个规律。
过去的各次围攻，都是在敌人内部暂时稳定的时候发生的。
1930年10月，随着蒋、冯、阎等军阀混战的结束，蒋介石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暂时稳定了反动统治之后，便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围攻。
鄂豫皖区连续四次大规模反围攻斗争，从此也相继展开。

（二）

鄂豫皖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围攻斗争，开始于1930年冬，迄于1931年春。
围攻前敌在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之下，专设“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调集兵力九个多师。
其计划：第一步造成“围箍式”的包围；
第二步控制我要路、集镇；
第三步分区“清剿” 。
10月间，敌即在根据地周围安设据点，逐步推进。

我军得悉敌之围攻情况，先向南线敌人反击。
11月上旬，红一军猛攻姚家集、黄安，两地敌军遭我沉重打击，仓皇退走；
下旬，奔袭黄安东南的谢店，消灭了立足未稳的夏斗寅十二师一个营；
接着转向敌人侧后，打敌弱点，30日夜袭新洲，又全歼郭汝栋二十军一个混成旅。
待何成浚慌忙调兵堵击，我已突然东去攻克罗田。
以上几仗，给了敌人的围攻当头一棒，树立了我军声威，胜利地揭开了反围攻作战的序幕。

12月初，敌全力向鄂豫边中心区围攻。
此时红一军已转向皖西，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对付优势敌人：一面把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在敌侧后游击，使敌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一面以蔡申熙同志率领的由黄梅、广济地区转移来的红十五军，突击敌人弱点。
后因敌人大举深入我腹心地区，特委乃率十五军转至外线，准备会合红一军，转 移敌之合击目标。
我鄂豫边区地方武装，则结合广大群众，对深入之敌展开广泛袭扰——摸岗哨、割电线、除奸细、散传单，瓦解敌军，截捕敌之零散外出人员和马匹辎重，先后歼敌数百名，缴枪五百余支。
敌人陷入我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海洋里，心惊胆战，行驻不安，终于黯然退走。

在东线，12月中旬，红一军由罗田出发，远程奔袭皖西笉据地中心金家寨的敌人，先后歼灭范熙续四十六师两个营及反动民团千余；
继出麻埠、独山，直逼六安城下。
敌忙调兵一旅分三路反扑，其中路一个团，被我大部歼灭，其余两路也被击溃。
接着我军回头西向，又在商城二道河击溃敌三十师一个旅，歼其一团，缴山炮一门。
至此，敌人对皖西根据地的围攻，又被我痛快淋漓地粉碎，根据地周围敌军乃均转守势。

1931年1月上旬，红一军、红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同时在皖西成立了教导第二师。
此时特委鉴于敌取守势，便确定以主力突击敌人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消灭，并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扫除敌人孤立据点。

根据上述作战方针，红四军主力于1月下旬，围攻麻城磨家楼夏斗寅部一个营。
敌以四团兵力前来解围，经三日激战，被全部击溃，我缴枪千支。
接着，光山南部敌人的重要据点新集，经我围攻并进行坑道作业，于2月10日炸开城墙，我军乘势冲入，把腐集在该地的千余反动武装一网打尽，拔除了根据地一个心腹大患。
其他地方武装，也相继打下敌人围砦二十余处。
下旬，我军乘胜奔袭京汉路之柳林车站，歼灭袁英新十二师一个营，援兵两团大部被歼，敌旅长侯祥甫也被活捉。

以上各次战斗，打得敌人手忙脚乱。
驻花园、小河溪一带之岳维峻三十四师向我反扑，3月上旬进至双桥镇。
我军乘敌立足未稳，从五十里外奔袭，一举歼其一团，占领外围阵地。
岳维峻着慌，亲率两团，在飞机掩护下拼命反扑，战斗极为激烈。
待我迂回部队抄敌背后配合正面猛攻，敌乃全部溃乱。
我军和赤卫队将敌团团围住，纵横穿插，捕捉俘虏，满山遍野，红旗挥舞。
不到一天，敌三十四师全部复灭，岳维峻也当了俘虏。
敌人的第一次围攻，遂告完全破产。

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鄂豫皖区红军歼敌一万三千余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这次反围攻所以能获得如此重大胜利，主要是由于当时特委和红军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力军的运动战和群众性游击战相结合，避实就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反围攻作战的指导原则。
攻作战的指导原则。

（三）

第一次围攻被我粉碎后，敌人紧接着布置第二次围攻。
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限5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区红军。
围攻兵力增加到十一个师，并改用“追堵兼施”的战法。
即以三十师组成“追剿部队”长驱直入，寻我主力作战；
其余八个师分布四周扼要固守，堵击“清剿”。
我之反围攻作战，仍然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

4月下旬，当敌工布置对鄂豫边区合击之际，我军主力即迅速东进，反击皖西敌人堵击部队五十七师和警卫旅，经过五日激战，于独山等地全歼敌人一个团另一个营，此时，敌之“追剿”部队，分别自光山、罗山、黄安向新集、七里坪合击。
我十师二十八、三十两团和警卫团，结合地方武装，对敌展开侧击、尾击，并在七里坪以北擅树岗给以痛击。
敌人合击一无所得，并不断遭受打击，5月2日西绕宣化店退回罗山、潢川。

敌“追剿”部队结束了对鄂豫边区的合击，待转向皖西时，我军主力却已突然乘胜西向。
5月9日于浒湾，给敌北线堵击部队李韫珩五十三师以惨重的打击。
28日我军又南下，进击黄安。
宋埠间敌人供应线上的桃花据点，守敌肖之楚部一个营在我军猛攻下伤亡殆尽；
黄安敌一个旅驰援，被我预伏部队大部歼灭。

一个月来的反围攻作战，我依靠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对付敌人“追剿”部队；
红军主力则寻找有利战机对敌堵击部队实行各个击破。
这就使得敌人的“追剿”不过是一趟提心吊胆的“武装游行”；
各线堵击部队处处挨打，被歼六千余人。
蒋介石梦想5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区红军的第二次围攻计划，又告失败。

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已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4月，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区来。
5月12日，鄂豫皖区成立了党的中央分局。
第二次围攻粉碎后，四军领导同志便同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并在以后成为党的叛徒的张国焘，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发生了重要争论。

当时，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在鄂豫皖区暂取守势，这正是我军转入进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
因此，四军领导同志建议：以主力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十五军所在地区，威逼长江，配合中央区反围攻。
但是张国焘借口所谓“巩固苏区”，一再否定了四军的正确建议。
直到7月间，周围敌人仍无进攻迹象，同时由于援助中央区反围攻任务所迫和四军领导同志的一再坚持，他才同意了向外发展的意见；
但却又从右倾保守转向“左”倾冒险，竟限令红军一个月，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

7月中旬，军部率六个团南下，8月1日一举攻克英山，全歼守敌一团。
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当前情况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
援助中央区，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牵制其兵力，而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
如以六团兵力，通过四百余里的白区打安庆，无论敌情、地形，特别是群众条件，远不如南下浠水、广济、黄梅地区为好。
而且这一地区恢复之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联成一片，便于巩固。
因此，四军乃一面报告分局，一面举兵南下。

战局发展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四军行动方针的正确。
我军西克罗田，南占浠水，并在曹家河全歼敌新编第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进占广济，威逼黄海、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震动九江、武汉。
何成浚除急调海军舰艇巡逻长江外，并派十军军长徐源泉率四十一、四十八两师各一个旅前来堵击。
于是我位于广济、英山的部队南北夹击，9月1日，与敌战于洗马畈，歼敌近千。
至此时仅一月，我连克四城，消灭敌人七个多团，缴枪四千，俘敌旅长以下五千余名。
黄、广、英地区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
农民纷纷起来斗争，分配土地、组织武装、肃清反动势力，大力支援 红军作战，形势对我极为有利。

正当四军大力开辟当地工作，寻机再行歼敌之际，张国焘竟借口四军“违抗分局命令”，强令北返。
四军除执行分局指示外，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及其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进行了抵制。
但是，张国焘无视四军南下的正确方针和胜利事实，竟将军政治委员曾中生同志撤职。
接着又借口肃反排除异己，对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进行了罪恶的宗派主义的打击。
此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领导，便在鄂豫皖区红军中逐步占了统治地位。

（四）

1931年秋，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抗日反蒋空气弥漫全国。
敌人内部不少地方派系，也表示同情抗日或借机反蒋。
而在8月间，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又遭惨败。
这时，鄂豫皖区经过两次反围攻的胜利，根据地进一步扩大；
红军已发展到三万人，并于11月7日，组成了红四方面军（辖第四、第二十五两军），战斗素质进一步提高，已经能够以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成旅成师的敌人；
游击战争也猛烈发展，建立了许多独立营、团，赤卫军发展到二十多万；
群众拥军参战的热情更形高涨，当时在黄安就曾流行着这样的歌谣：“小小黄安，人人称赞，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这一切，为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造成了极有利的形势。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且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
但是，丧心病狂的蒋介石，无视我党和全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和要求，虽在国家命运千钧一发之际，仍然不放弃对革命的进攻。
早在9月间，蒋贼就亲自到武汉布置对鄂豫皖区的第三次围攻，并将嫡系刘峙部队数师以及南京警卫师等调来。
敌人兵力增至十五个师。
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形势上的重大变化，敌人的围攻计划受到严重影响，而给了我们主动打破敌人围攻计划的良好机会。
因此，我军趁敌尚未布置就绪，便开始出击。
为蒋介石卖国政策进一步激怒了的根据地军民，决心以反围攻的实际行动，痛惩卖国贼！

我军主力于11月22日首先围攻黄安，将守敌赵冠英六十九师压缩城内，转入围城打援。
12月中下旬，麻城、黄陂两处援兵均为我击溃。
城内守敌待援无望，23日乘夜突围，我军将其全歼，生俘师长赵冠英以下五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
是役，我之飞机“列宁号”（1930年2月缴获）曾参加作战。
战后群情振奋，青壮年踊跃参军，原黄安独立团遂扩编为独立第一师。

黄安大捷之后，我军挥戈北上，直逼潢川城下。
1932年1月19日，在亚港地区击溃敌二、十二两师的五个团。
随后南围商城，再行吸打敌人援兵。
2月2日，狷集豫南之敌二、十二、七十五、七十六四个师二十余团沿潢、商公路南援。
这时，敌人兵力虽大大超过我军，但敌正在运动之中，且不少已遭严重打击；
我则连战连捷，士气高涨。
于是我就在豆腐店地区布好阵地，迎击援敌。
我军冒着漫天大雪，踏着遍地泥泞，正面冲击，侧翼包抄，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北逃，两千多人当了俘虏。
困守商城之五十八师见援兵溃败，亦恐慌南窜，我军乃不战而收复商城。
接着东围固始，北占三河尖，给戴民权匪部以沉重打击。

3月，皖西之敌四十六师图犯我麻埠、独山等地。
我军闻讯，立即由豫南兼程东进迎击，22日渡过淠河，将敌军六千余人团团包围于苏家埠、青山镇，同时集结主力待机打敌援兵。
伪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见所部被围甚急，忙调驻霍山的警一旅驰援，但迅速被我军击溃于骑龙铺；
接着以四十六师留驻六安的一个团和警二旅再行增援，除被歼灭两团外，其残部和青山镇突围的敌人又被我围困于韩摆渡。

苏家埠、韩摆渡两地敌军经我近月围困，粮食断绝，飞机空投无济于事。
我军乘机加强政治攻势，敌军士气更为沮丧，携械投诚者络绎不绝。
陈调元智穷力竭，频频向蒋介石告急。
4月底，敌以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七、十二、五十五、五十七四个师十五个团共两万余人，自合肥大举增援。
5月2日，当敌进入苏家埠东之戚家桥我预定地区，我军立即发起猛攻。
此时恰值河水暴涨，敌军在我突然打击下，阵容大乱，人马拥挤，自相残踏，中弹落水者不计其数。
经过两日激战，除少数漏网外，援兵全部就歼，厉式鼎也被活捉。
困守苏家埠、韩摆渡敌军，到此已山穷水尽，遂被迫接受最后通牒，于5月8日全部投降。
这一战役历时四十八天，我以三个师十多个团的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先后歼敌十九个团另两个警卫旅，毙伤俘敌三万，内生俘两万，缴长短枪两万余支，机枪五十挺、炮四十三门，击落敌机一架，为我鄂豫皖区空前大胜利。

战后，我乘胜北克淮河重镇正阳关，继下霍丘；
东面前锋抵近合肥，接着主力横扫豫南固、潢、光外围敌军，再歼张钫两个旅。

此时，鄂豫皖区红军和根据地获得了猛烈发展。
主力部队已组成六个师，达五万人。
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海、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座县城，建立起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
红军威震江淮；
信阳、安庆、合肥等地敌人，均惶惶不可终日。

这次反围攻中，“围城打援”战术，得到了充分运用和发展。
这种战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
（注五）对某一据点采取阵地战的形式进行相当持久的围困，主要是为在运动中给敌人以速决的歼灭性的打击创造条件；
而要点的夺取，则是这种运动、速决、大量歼敌的必然结果。
当时，红军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战斗力日益提高；
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敌人一些城镇据点陷于孤立；
而形势也容许我军可以用较长时间对其进行围困，逼敌就范。
此次反围攻，就在这些具体条件下，实际上遵循了上述毛泽东同志的原则，取得了巨大胜利的。
但是这时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贯彻和张国焘路线的出现，不仅在根据地建设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而且在军事上提出了与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相反的、极为片面的所谓“坚决进攻”的战略。
这一错误方针，在当时有利形势下虽然还未充分暴露其危害，但终于带来严重恶果。

（五）

鄂豫皖区第三次反围攻的空前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恐。
但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
蒋介石在出卖了上海爱国军民“一·二八”抗战之后，便调动主力，于1932年6月间向鄂豫皖区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围攻。
蒋贼坐镇武汉亲自指挥，并组成左、中、右三路军，除左路专对湘鄂西区外，中，右两路二十四个师另五个旅，对鄂豫皖区布成包围形势，陈继承、卫立煌、徐庭瑶三个纵队为其主力：在战术上采取稳扎稳打，并进长追，企图逐步压缩，“聚歼”我军于长江北岸。

敌人这次围攻，情况虽然比过去严重，但粉碎围攻的条件是存在的：我军取得第三次反围攻的巨大胜利后，士气高涨，部队壮大，械弹充实；
根据地猛烈扩展，使我们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特别是有广大群众作依靠：而敌人屡遭挫败，心有余悸。
因此，主观指导上如果正确，粉碎敌人围攻是可能的。

但是，张国焘这时却为第三次反围攻的胜利冲昏头脑，对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
早在2月间就提出“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将由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偏师”；
要红军准备“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
苏家埠大捷后，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
总之，他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和围攻与反围攻长期反复的规律。
因此，他对新的严重围攻的到来毫无准备，仍然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
这种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就种下了第四次围攻不能粉碎的根苗。

6月25日 ，红军胜利出击京汉线。
归来之后，方面军领导同志因部队已转战七个月之久，亟需休整，建议进驻适当地区待机。
这一建议如被采纳，认真进行反围攻的准备，使红军养精蓄锐，以逸待劳，那未第四次反围攻的结果将会有所不同。
但是张国焘竟加以拒绝，坚持“不停顿的进攻”，错误地决定红军主力围攻麻城。

围攻麻城作战始于7月上旬。
我军于外围先后歼敌三十一师之九十二旅和另一个团。
敌人乃收缩外围据点，依城凭坚固守。
我军屯兵坚城之下，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不仅消耗疲倦了自己，而且使敌人得以从容部署围攻。
还在围攻麻城作战之初，敌徐庭瑶纵队便陷我霍邱，东、北两线敌军开始步步推进。
8月上旬，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全力向黄安、七里坪猛扑。
在此紧急情况下，张国焘才被迫决定撤麻城之围，但又不知诱敌深入待机反攻，却令疲倦的红军仓促应战。
这就使我军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撤麻城之围后，方面军总指挥部以十二师先行出发拒敌，12日于黄安西红石儿与卫立煌纵队遭遇，将其先头第十师击溃。
待我主力赶到，敌已据地固守。
我因强攻不利，星夜转移七里坪打击陈继承纵队。
我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冲杀，浴血苦战，反复与敌展开肉搏，又给敌第二师以惨重打击。
以上两次战斗，共毙伤敌十师副师长王劲修以下五千余名。
但是当面敌人恃众固守，战局形成对峙。
我军遂又北转，9月3日于胡山寨迎击进犯新集之敌。
敌人遇我军主力，仍然采取凭坚固守待援的战术，战局复成对峙局面，而南面敌人又跟踪逼进，于是我军乃转战皖西，但未得手。
10月初经英山、罗田地区西向，于团被歼敌一个骑兵营；
继出河口，击溃敌堵击部队胡宗南第一师一个旅。
至此，我军已苦战两月，虽多次击溃敌人，但终因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未能扭转战局。
10月15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四个师，被迫越过京汉路转至外线。
应该指出：这时如有照顾全局的战略计划，打破围攻仍有可能。
然而，张国焘此时已由恃胜轻敌一变而为右倾恐敌，并无重返根据地的决心；
只是张皇失措，盲目西进。
这就使得第四次围攻终于未能粉碎。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以及张国焘路线的指导下，“左”倾向形势估计、错误的战略方针，是这次反围攻失利的主要原因，而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一系列的错误，也是重要因素。
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区，是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重大恶果。

但是，围攻没有被粉碎，这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挫折。
蒋介石亲指挥的这次大规模围攻，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并未达到他彻底摧毁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聚歼红军的狂妄目的。
红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英勇转战，于当年底进入四川北部，接着在那里大大发展了自己，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留在鄂豫皖区的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英勇斗争；
直到全国解放，大别山上的革命火炬，一直在熊熊燃烧。
这正如无数革命实践

所证明的：尽管反动派穷凶恶极，尽管历史道路是艰苦曲折的，但是革命必然胜利这个客观规律，绝对不可抗拒。

（六）

鄂豫皖区的四次大规模反围攻，有着许多经验，也有着严重教训。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革命和革命战争要获得发展和胜利，必须依靠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正确的路线会使我们充分发挥有利因素，避开不利因素，从而获得胜利；
机会主义的路线，不但不能克服不利因素，而且还会把有利因素变为不利因素，使群众的英勇斗争不能获得应有的结果，使已经获得的胜利遭到破坏。
我党我军铁的史实已经证明：唯一正确的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路线，鄂豫皖区红军前三次反围攻的胜利，就是由于当时的主观指导，自觉或不自觉地符合了毛泽东思想，因而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威力得以充分发挥，使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第四次反围攻，虽然情况严重，主要还是由于机会主义的指导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结果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惩罚。
从这“三胜一负”之中，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这样一个不可辩驳的真理：

走毛泽东的道路就是胜利！

（注一）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86页

（注二）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59页

（注三）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59页

（注四）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53页

（注五）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29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稿）

红军与赤卫队（雕塑） 曹凤池

六安大捷（油画） 张合作
===== 日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的纲领-纲领指出；
日本当前革命的性质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新民主，人民的民主革命

据新华社28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7日通过了日本共产党纲领。
纲领指出，日本当前革命的性质“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一两个敌人的统治的新的民主革命，人民的民主革命”。

纲领首先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局势和国际形势。
纲领指出：虽然美国帝国主义对日本的全面占领统治自从1951年缔结了旧金山“和约”以后变成了半占领状态，日本政府的统治权比以前扩大了，日本在形式上总算被当作一个享有主权的国家了，但是，它的民族主权实际上却受到明目张胆的侵犯，真正的独立并没有恢复。
美国帝国主义在日本的外交、军事、金融和贸易等方面仍然拥有重要的控制力量。

纲领在谈到目前日本国家性质时指出：“现在，从根本上统治着日本的是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在屈从它的情况下同它结盟的日本垄断资本。
我国虽然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实际上却是一个被美国帝国主义半占领的附属国。”
纲领谈到日本当前的革命性质时说：“日本当前的革命，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两个敌人的统治的新的民主革命，人民的民主革命。”
纲领说，“通往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通过一场粉碎阻塞着社会主义道路的、以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势力的反民族、反人民统治，并且实现真正独立和对政治、经济、社会实行彻底民主改革的革命，才能确定不移地开辟出来。”
纲领规定：“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反对以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卖国反动势力的战争政策、民族压迫、复活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治反动、剥削和掠夺，努力去实现包括工人、农民、渔民、劳动市民、知识分子、妇女、青年、学生、中小企业家在内的全体人民为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和提高生活水平而提出的要求，发展他们的斗争；
而且，在这个斗争中组成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统治的人民的强有力而广泛的统一战线，即组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建设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日本的人民政府、人民民主政权。”
日本共产党当前的行动纲领是：

党要为废除“安全条约”等一切卖国条约和协定，为日本收回冲绳和小笠原，为促使所有的美军撤退和撤除所有的军事基地而斗争。
党要进行斗争，要求采取使日本和平、中立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内容是：摆脱同美国帝国主义结成的侵略性军事同盟，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同所有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党要废除“旧金山和约”中的卖国条款，并且采取其他行动，从根本上粉碎旧金山体系，为日本真正的独立而斗争。

党要进行斗争，争取实现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
党要要求禁止核武器，并且要为全面裁军而斗争。
党要为使日本同一切国家的邦交正常化，为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为扩大日本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亲善关系而斗争。
党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我国卖国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准备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亚非各民族进行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

党要同全世界一切努力实现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实行合作，并且同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联合起来，展开斗争。
党要本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精神，努力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始终支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以及一切人民群众为争取人类进步而进行的斗争。

党反对一切企图剥夺日本人民的民主权利的反动阴谋，反对改坏议会制度、地方制度和教育制度等等；
要进行斗争，反对改坏宪法，要求完全实施宪法所保障的和平民主的各项条款。
党反对加强“自卫队”和实行核武装等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动，要求解散“自卫队”；
要克服天皇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思想，并且进行斗争，阻止它们复活；
要要求取缔卖国反动的暴力团体、军国主义团体，要求根绝右翼恐怖行为；
要争取撤消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强加在人民头上的一切镇压法令和镇压机构，并且为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实现各项制度的民主化而斗争。

行动纲领还包括为争取和维护工人、农民、渔民、青年、学生、妇女、知识分子、劳动市民的生活权利和民主自由，反对和消除垄断资本和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斗争；
党要为摆脱美国资本对日本经济的控制而斗争。

纲领说：“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我国当前的革命，它本身就有奠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基础的任务，我们必须接着就迅速地使这个革命发展成为争取废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革命必然会从一个以实现独立和民主的任务为中心的革命，不间断地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

作者：苏联海军上将戈洛夫柯

7月30日，苏联劳动人民将在全国以新的劳动成就热烈迎接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气氛中， 庆祝苏联海军的节日。

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日，在我国已经成为苏联人民热爱海军的鲜明表示。
隆重地庆祝这个节日，充分地说明了共产党、苏联政府和全国人民对国防问题的关心，说明他们对海军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国家利益的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及伟大功绩的无比重视。

在庆祝海军节的时候，苏联人民对永远忠于祖国，热爱海洋和英勇善战的历代俄罗斯水兵，表示深深的敬意。

苏联海军继承了俄罗斯海军一切优良的传统。
在完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日子里，在国内战争的战斗中，苏联陆军和海军又创立了新的、优良的战斗传统。

深信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的正义、热爱苏维埃祖国以及保卫祖国的无限忠心，激发了苏联军人群众性的英雄主义。
苏联水兵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他们对海军、对自己的舰艇的热爱，表现为他们对我国海军军旗的赤胆忠诚。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年代里，苏联海军光荣的战斗传统更进一步发扬了。

伟大的卫国战争，是对苏联最严重的考验。
为党所建立和教育起来的苏联武装力量，不负人民的期望，经过残酷的战斗，消灭了法西斯德国的主要兵力。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各个阶段中，苏联海军坚决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它们从海上可靠地掩护苏联陆军的战略侧翼，协同陆军进行防御的和进攻的战斗，破坏敌人海上的运输，保证苏联海上交通的安全。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年代里，我担负了北海舰队的指挥任务。
舰队在北极严峻的条件下作战。
风暴、浓雾、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和经常的水雷威胁，要求舰队全体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精神和战斗的素质。
成千上万名军人参加了保卫苏联北极地区的战斗，他们都表现是真正的苏维埃爱国者，人民忠实的子弟。
北海舰队群众性的英雄主义就是证明。

北海舰队有数以千计的水兵因作战勇敢而获得了政府的奖励。

当年严酷的生活是令人难忘的。

在战争初期，我国在北极地区只有少量的军队，为了抵抗和击退敌人的进攻，无论在人力或物力上都很缺乏。
因此，北海舰队和驻扎在科拉半岛的部队在战争一开始，就处在严重不利的情况下面。
那时，法西斯侵略者在陆、空、海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兵力，它们的军队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充分的准备，掌握了发动背信弃义的进攻而取得的优势。
但是苏联陆军部队和北海舰队共同奋力作战，消灭了敌人。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年代里，北海舰队无论在卡累利阿战线的海区协同陆军作战，或者单独执行专门的任务，都光荣地完成了对祖国应尽的义务。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太平洋舰队以及各江河区舰队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在战争的年代里，苏联海军军人表现了勇敢顽强，积极善战的高贵品质。
苏联人民，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给了海军士兵、军官和将军的英雄主义以很高的评价。
由于英勇善战，高度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而荣膺近卫军称号的舰艇、部队和编队，共有七十八个，荣获战斗勋章的，共有二百三十八个。
在战争的年代里，苏联海军士兵、军官和将军一共获得了三十五万多枚勋章和奖章，有五百一十五名军人荣膺苏联英雄的称号，其中有七名两次荣膺这个称号。

战争结束后，苏维埃国家又经历了一段伟大而光荣的道路。

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一贯坚决执行列宁的和平外交政策。
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现在还存在这样的势力，它们为了攫取利润，竟企图将人类推进新的、极其危险的战争深渊里去。
因此，苏维埃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必须拥有完全现代化的军队，保持最高的革命警惕。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不断的关怀下，在苏联人民发展经济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在科学技术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苏联军队已经飞跃地向前发展了。
她现在拥有强大的火箭武器，能够给战场上和地球任何一点的敌人以杀伤，她无论在技术装备方面，或者在人员的训练和教育方面，都完全适合军事上的要求。
而苏联海军也完全是现代化的军种，她能够完成海军特殊的任务。
苏联海军装备着在海上进行战争的一切最新式的武器，她拥有装备着现代化武器的优良的潜水艇、水面舰艇以及海军航空兵正在进行战斗训练和远海航行，以便不断地熟练新式武器，提高现代化战争所必需的战斗素质，随时打击敢于发动战争的侵略。

苏联海军和苏联陆军共同担负着保卫苏联人民和平劳动的任务，可靠地守卫着社会主义祖国神圣的海防，捍卫可爱的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
苏联水兵在刻苦地学习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学习它们的使用方法，并不断地巩固自己队伍的纪律，提高警惕性和战斗准备。
苏联水兵正和全体苏联人民一起，以新的战斗和政治训练成绩，迎接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苏联陆军和海军是苏维埃国家忠诚的保卫者。
有着光荣胜利史绩和战斗经验的苏联军人，正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人紧密合作，可靠地保卫社会主义成果，保卫世界和平。
（苏联大使馆供稿）

军舰就要启航了。
水手长符·鲁斯塔（左二）向战士们讲航行前的准备工作。
塔斯社稿（新华社发）

新华社日内瓦28日电 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龚澎在今天的日内瓦会议限制性会议结束后，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代表团对会议没有能够就苏联方案中提出的废除同老挝的独立和中立地位相违背的东南亚条约问题达成协议，感到遗憾。

龚澎指出，与会国家已经在原则上协议承担不把老挝拉入同老挝中立地位不相容的联盟的一般义务，接着来讨论废除同老挝的独立和中立的地位发生冲突的东南亚条约，这正如缅甸代表巴林顿指出的，是合乎逻辑的延伸。
这本来是不应该再发生什么争论的。
而且，老挝三亲王苏黎世会谈公报已经明确宣布“不承认任何军事联盟或联合的保护”。
因此，我们的会议就应该不只是停留在一句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中立的空空洞洞的话上面，而应该就此达成相应的明确具体的国际协议。
老挝代表在会上非常明确地一再表示不要东南亚条约集团的所谓保护，并且要求在宣言里作出明确的规定。
但是，美国以及它的一些附和者却无视老挝人民的意愿，坚持继续要把东南亚条约集团的所谓保护强加于老挝，以致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

龚澎说，老挝人民的代表，苏联、中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的代表以及缅甸和印度的代表，在讨论中都严正谴责东南亚军事集团。
而出来替这个军事集团辩护的只有东南亚条约的几个成员国和南越的代表。
美国代表哈里曼在他的第一次发言遭到驳斥后，也没有再作他原来表示要作的第二次发言。
在三天来关于东南亚条约的讨论中，美国和它的一些附和者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完全孤立。

龚澎强调说，废除东南亚条约问题终究是必须解决的。
因为，东南亚条约是对东南亚和平的威胁，是老挝内战的祸根，这个条约是同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正在讨论的尊重老挝独立、主权、统一和中立的原则绝不相容的。

龚澎最后说，为了保证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中立，中国代表团坚持，必须取消东南亚条约及其对老挝的所谓保护。
中国代表团希望，在今后会议的讨论中能够解决这个关键问题。

综合新华社日内瓦电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在27日下午和28日上午举行的限制性会议上，有更多的代表强烈谴责东南亚条约组织。
老挝合法政府代表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表示了老挝人民要求取消把“保护”强加于老挝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坚强的意志。
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缅甸的代表都明白地表示了他们的要求：应当将取消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规定列入中立宣言中。

作者：新华社特派
栏目：日内瓦通讯

日内瓦街头的报摊上一清早就摆着从欧美各大城市刚航寄来的报刊，上面印着这样一类的醒目的标题：“肯尼迪危机”、“一个失败加上另一个失败”……。
从日内瓦到华盛顿，从巴黎到伦敦，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着肯尼迪政府的外交政策。
西方的一些大报连续发去了许多文章，总结它们形容为美国一百年来任何新总统所没有经受过的“最使人伤脑筋的六个月”。

由于失败而产生的烦恼情绪笼罩着华盛顿，而幸灾乐祸的心情却流露在西欧一些报刊的字里行间。

参加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代表们，聚集在国联大厦和“记者之家”的新闻记者，在瑞士度假日的外国游客们，一面读着报纸，一面纷纷议论：美国的外交，究竟错在那里？

有人说，美国在古巴的冒险失败是肯尼迪政府最大的灾难。
也有人说，美国在老挝栽的跟斗比在古巴的失败还要惨重。
但是，几乎人人都同意，“古巴”和“老挝”是肯尼迪上台以来受到的最深刻的两次震动。

美国人自己也在纷纷“检讨”，互相埋怨。
有人说，肯尼迪在古巴问题上未免太冒失，在老挝问题上又过于胆怯心虚。
有的责怪美国政府机构臃肿庞大，运转不灵，中央情报局情报错乱，总统府耳目不灵，国务院自从杜勒斯死后不起作用。
有的埋怨国务卿腊斯克谨小慎微，没有定见；
副国务卿鲍尔斯主意很多，但不着边际。

五角大楼攻击国务院，国务院埋怨总统府。
而最后有人把一切过错都推在肯尼迪的身上，不是说他少年得志，轻举妄动，就是说他优柔寡断，偏听偏信。
还有人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肯尼迪要学乖，还得亲自多摔几跤。

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却很少有西方人士的评论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对美国来说，古巴近在咫尺，而老挝远距万里。
然而在这两个地方看到的美国的政策和处境却大同小异。
在古巴，美国企图用武力消灭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
在老挝，美国想用武力消灭老挝爱国战线党领导的爱国力量。
正是这种非要干涉他国内政、压制别人革命不可的错误政策，才是美国到处碰壁的根本原因。
有些美国记者在他们的文章中也一再肯定，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在作法上可能不同，但是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没有什么两样。

美国在老挝战场上的失败，在美国对古巴进行军事冒险之前已成定局，但是美国在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的连续挫败又发生在“古巴事件”之后。
据美国记者赖斯顿透露，美国政府原来也想在老挝再来一次军事冒险，只是在尝到了“古巴”的教训以后才悬崖勒马，改变作法。
“古巴”和“老挝”交错发生，相互影响，使得美国佬抬不起头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代表团灰溜溜地呆在日内瓦，他们在会上的表现是，一面坚持干涉政策，一面又理亏心虚，举棋不定。

他们害怕老挝战场会发生新的变化，造成美国更大的失败。
因此，暂时停火免战是美国佬的迫切需要，是他们来参加会议的短期目标。

他们害怕老挝走上真正中立的道路。
因此，在会上坚持要在老挝实行国际托管，企图通过国际委员会把老挝的“中立”，甚至老挝每一个口岸，每一寸土地，每一项主权，都“保护”和看管起来。
这是他们的战略目标。

关于与会各国尊重老挝中立的问题，美国佬认为并不重要，不需多谈。
纵使要谈，也要先把老挝托管起来再说。
最近在限制性会议上，美国被迫同意从老挝中立问题谈起。
但是，美国代表很少发言，他们也不参加关于中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老挝三亲王苏黎世会谈公报要求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得到尊重，反对外国军事集团的所谓“保护”。
这些主张恰好是美国所害怕的。
美国佬心里十分反对苏黎世公报，而美国代表口头上又不便反对，好象哑子吃了黄连。
当会议把苏黎世公报全文作为有关文件分发时，美国人也只好不声不响地把它收在公文包里。
只是在中国代表批判了美国搞的东南亚军事集团的侵略性和指出老挝三亲王公报也反对这个集团的“保护”时，美国代表哈里曼才不得不吐露真心，坚持东南亚条约组织有“保护”老挝的“权利”。

为了探讨老挝问题的根源，应该算算1954年以来的历史总账，看看究竟是谁破坏了日内瓦协议，是谁干涉了老挝的内政，是谁点起了老挝的战火。
但是，美国人最怕听这些事实和道理，听了就头痛。
美国代表公开主张最好不谈这些，谁要谈谁就是“宣传”。

在讨论这些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的时候，有几个星期美国代表连话也懒得说，光坐在会场上挨批评，采取了“笑骂由他笑骂，坏事我自为之”的态度。
而一个美国记者密德尔顿却把美国代表的这种姿态写成是“有耐心”的“典范”。

前几天，美国代表曾经在一次限制性会议上在会议记录上耍花招，企图偷梁换柱，把会议上没有同意的美国意见，作为会议已经达成协议的意见载入记录。
这样事情当场被揭发，以致美国代表团人员被迫承认错误，当场道歉。

美国代表在会上制造了许多困难。
一会说停火不稳定不开会。
一会说美国反对老挝爱国战线党的代表参加会议，否则就不开会。
一会说要进入实质性讨论，必先解决国际委员会的权力扩大和器材需要问题。
一会又说要先讨论了监督问题，才能讨论中立问题。
由于美国的这些阻挠，会议长期拖延，几度陷于僵局，甚至濒于破裂。
但是每次走到边缘，美国人还是自己收场，坐下来开会。

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遭遇，正好说明了美国无可奈何的处境。
一个欧洲国家的代表私下感慨地说，美国代表在这次日内瓦会议上处境的困难和他们的一些表现，在七年以前是不可设想的。

美国人在老挝的赌博，正如在古巴一样，是输定了。
但是，失败是一回事，能否取得经验教训又是一回事。
从最近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肯尼迪外交政策所作的“检讨”看来，它们只承认失败却没有得出应该改变美国侵略干涉政策的结论。
相反地，肯尼迪和其他华盛顿的决策人正在绞尽脑汁，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来推行和加强美国的侵略和干涉政策。
在日内瓦会议上，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干涉老挝的方案。
在会外，他们正在加紧进行军事准备，加强对老挝内部政治谈判的干涉。
但是从古巴，到老挝，到柏林，人民的力量，后浪推前浪，正在汹涌前进。
美国的侵略、干涉政策只会被历史的巨浪所淹没，美国极右派的冷战专栏作家艾尔索普也泄气地写道：肯尼迪今后的时运如何，这个问题必须留给算命的去解决。

（日内瓦27日电）

据新华社28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7日在听取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的作证后，迅速通过了肯尼迪在26日向国会提出的动员二十五万后备役人员服现役一年和为美国陆、海、空军购买飞机、舰只向导弹拨款九亿五千八百万美元等加强扩军备战的措施。

兰尼兹尔在作证中叫嚷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要求迅速加强其军事地位”。
他还说，美国的拥有“强大武装”和“受过高度训练”的战略部队“随时准备出发”到世界“遥远的地区去”。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资产阶级政客们在肯尼迪演说后也发出好战叫嚷，表示支持肯 尼迪的疯狂扩军措施。
参议院共和党议员举行政策会议后宣布，他们将与民主党议员合作以加速通过肯尼迪要求增加军费与扩充军队的法案。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德克森27日发表声明叫嚷说，那些“认为美国不会尽一切力量——包括进行核战争——来履行它在欧洲承担的义务”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前美国副总统尼克松27日也发表声明支持肯尼迪加速扩充军备的计划。
尼克松除了赞成增拨大量军费外还要求肯尼迪政府赶快恢复核武器试验，并采取行动推翻古巴革命政府。

栏目：在夏收夏种的日子里

为晚造备足肥料

广东省澄海县溪南公社下岱美大队，夏收工作结束以后，即召开会议总结今年早造生产经验，挖掘晚造增产的门径。

下岱美大队属平原地区，河渠纵横，泥肥储量很大，去年下造水稻获得好收成，就是与大量施用河泥有关。
根据这个经验，大队在开展晚造积肥运动中，即着重发动群众大挖河泥。
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谁挖归谁施用；
各生产队挖河泥所支出的工分，由大队统一支付。
各生产队一方面积极安排船只、人力，一方面根据河水深浅，挖掘难易，和工具好坏，航路远近等情况，具体定出各种定额。
并展开船与船、人与人之间的劳动竞赛。
大队组织专人验收，每天按各人完成定额实绩，评工记分。
社员们积肥的热情很高，从7月1日到9日的九天时间，全大队就已挖积河泥八万多担，并已部分施放下田，对力争晚造丰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夜战西南洼

山东城武县孙寺公社侯楼大队党支部书记牛玉孔，正在睡梦中，忽然被震耳的雷雨声惊醒。
他翻起身推开门一看，大雨下得很急，院子里已经积满了水。
他立即想起了西南大洼那片正在旺盛生长着的数百亩秋苗，下这么大的雨，准被积水淹没了。
他慌忙穿起衣服，拿起锨，赤着两只脚，扑进雨林中去。

他冒着急雨、踏着泥水，挨门叫起党支部委员张培光、张金法、陈洪合和大队会计丁元文等十多名党员干部。
他向大伙说，“西南洼恐怕要积水了，咱们党员干部出马去完成排水任务吧！”
大家一声赞同，直奔西南洼。

数百亩的西南洼，果然一片汪洋，四处的雨水还在不停地往里流着。
经过一阵商量，他们立即挥动铁锨，在西北角开沟排水。
正挖着，忽然从雨声中传来嘈杂的人声。
原来这是侯楼生产队的社员，听说牛支书带领一伙干部来排水，也自动地赶了上来。
干部、社员汇聚在一起，排成一条长蛇阵，和风雨战斗得更激烈了，雨声、人声响成一片。

不久，一条约半里长二尺深的排水沟挖成了，大田里的积水滔滔地流往干渠。
可是过了一会儿，沟里又积起了一层泥浆，堵住了流水，泥浆又稀又滑，用铁锨挖不上去。
牛玉孔看到这种情形，马上放下锹，跳下沟去，扒起泥浆来。
大伙一见，也一个跟着一个跳了下去，扒的扒，挖的挖，又是一阵紧张的战斗。

经过大半夜的奋战，终于战退了积水，抢救了五百余亩秋苗。

柳老汉烧火粪

公鸡报晓，天色微明，湖北黄梅县大河公社百门楼大队党支部书记老赵刚起床走出门来，忽然看见柳老汉家里燃灯大亮，屋上在冒青烟。
老赵惊疑地跑去一看，只见老两口一个劲地在家里烧火粪。
老赵向柳老汉一打听，原来是这么回事情：昨天队里召开社员大会，传达了上级关于开展超产运动的号召，柳老汉回家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心想：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要想超产首先要有肥料，肥料从哪里来呢？
老汉对队里的家底是知道的，前些天消灭落后苗，火粪、水粪都用完了，他越想越睡不着，就把刚才想到的事都向老伴说了，并且还说：“队里不超包产，我们也得不了增产粮。”
老伴经他这一说，劲儿也来了，老两口点燃煤油灯，把从1958年积存起来的、堆在楼上的二十箩干牛粪和一些渣屑放了下来，然后两口子拿起锄头把三间屋的地皮土挖了起来，边挖边烧火粪，一直搞到了天明。

老农献计救秧苗

干旱正在威胁着禾苗的正常生长。
四川阆中县沙溪公社一大队四队刚栽下的三十八亩水稻，已经大部分脱水，有的裂口了。
生产队长邓洪均跑遍周围的沟渠，都没有找到一点水，心中焦急得很。
怎么办呢？
队委会决定发动群众想办法。
老农邓洪兴说：“抗旱保苗办法多。
快断水的田要立刻薅秧，结合采集青草树叶踏田，或者在田里撒小麦、豌胡豆糠壳。
这样，施了肥，又能减少水气蒸发，防止开裂。
已脱水的田，泥巴如果是湿的，可以用脚封裂口；
泥巴干白了的，就用锄头中耕填缝，傍晚再用淡粪水灌秧窝，减少水分蒸发，防止太阳晒伤秧根。”
队上运用了这些办法后，二十五亩多受旱秧苗都救活了，长得很好。
干部、社员都高兴地说：“干旱不可怕，发动群众就有办法。
今后要多找老农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