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
毛泽东说：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
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
第1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第2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1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
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03月份春耕来了。
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
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
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
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
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49）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
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
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
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
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
1959年0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
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
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
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
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
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
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
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
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
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
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
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

去年七08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
“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11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

“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
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有去动。
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
一、二类不去触动，
“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
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
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
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
整风，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七年，一直整下去。
要搞四个工作，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坚决退赔，冤枉的人要平反。
比如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他完全正确，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要改过来，要恢复名誉，仍当地委第1书记。
今年03月的广州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搞了个“六十条”，但是解放得彻底吗？
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有些别的问题，没有解决；
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山林问题，没有提到。

这次北京会议，我看大有收获，把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事情搞清楚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大为深入了。
可见，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认识的，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
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不教育干部我们毫无出路。

我看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城市也要搞若干条）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关于学习材料，我看就是“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斯大林的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
我最近又看了三章。
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讲成了道理的，还是这一本。
他讲客观规律，第1章就讲客观真理。
他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我建议下次在庐山开会，就要讨论斯大林这本书。

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共产风”一刮，大多数干部就不懂得了。
我希望今年能够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今年能有点成绩，不能打五分，四分、三分也好。
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
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
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
这是一种设想。
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
是不是能够缩短？
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
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
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你们回去以后，农村工作的事情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去搞，今年就把精力用来搞城市工作。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今年08月在庐山开会，搞城市整风、工业问题。
今年我觉得有希望，感觉有希望。

本日会议上，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还先后讲话。

李富春谈到计划安排要首先满足农业、满足市场需要时，
毛泽东说：
陈云同志过去讲过要以市场第1，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我也没有开腔，现在看，还不是回到那个轨道？

李富春谈到削减基建投资时，
毛泽东说：
过去批判马鞍形，现在我们也搞马鞍形了，大马鞍形。
要逐步配套，逐步前进，现在退一下，几年之后可以在那个基础上又上去。

李先念谈到收购食油问题时，
毛泽东说：
要先留后购，不留就没有。
两头猪购一头，不要只留十三斤肉，结果十三斤也没有。

李先念谈到出口问题时，
毛泽东说：
出口第1，内销第二；
市场第1，基建第2。
这个办法我看不能推翻。
在大家发言之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公社西铺大队的那个文件，请你们好好看一下。
这个大队是粮食、牲畜、猪并举。
他们说，有了肥料就有了粮食，有了粮食就有了牲畜；
倒过来，有了牲畜就有了肥料，有了肥料就有了粮食。
因此，西铺村就年年增产，没有刮过“共产风”。
猪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
这个文件，你们可以当作一个教育材料，在三级干部会上学习一下，当然各省总可以找到个把王国藩这样的大队。
你们还要到马克思那里去问？
马克思是德国人，那么远！
到列宁那里，列宁是俄国人，也不近。
而我们河北省遵化县有个王国藩，为什么不可以去学习他的具体经验？
粮食年年增产，
过去每年都要国家救济，
而这四五年内，每年都向国家提供了粮食，国家的征购粮增加了，卖给国家的猪也增加了。

（49）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批判，
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补】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要用《农村六十条》教育干部时讲到：‘城市也要搞几十条。’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中央李富春、薄一波等组织了东北工业调查。
与此同时，6月下旬，陈伯达、田家英也组织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参加的调查组，做天津工业调查和城市人民公社调查。

调查组6月26日晚离京，
27日凌晨到天津，住市委交际处大理道招待所。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先于我们到达，住另处。
当日，天津的同志分别介绍了天津第一钢厂、天津工程机械厂和城市人民公社情况。
田家英与会听取情况介绍。

调查组分成两组。
28日，
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马仲扬为组长，到第一钢厂调查；
另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高禹为组长，中央办公厅的人在戚本禹的带领下参加本组，本拟到工程机械厂，临时接到通知改去天津机床厂。
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柴沫带一两个人做些面上的了解（不长住天津），并管两组的事，有时负责上传下达或同市里联系和沟通。

参加天津机床厂调查的人员，除了政治研究室的高禹和我以外，都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有戚本禹、王刚、杨旭章等。
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参加这个组的调查，直接向田负责。
七月下旬，调查组开始撰写调查报告。

7月29日调查组向田家英汇报情况，直到晚上。
晚12时，田听完汇报后对大家谈话，并就撰写调查报告的问题谈了意见。

调查组按照专题分工，按八个问题起草报告，另加一个前言，共9个材料。
我（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张作耀）负责起草了《天津机床厂基本情况》的材料……（其他）材料的题目和起草人，已经记不清了。
但有一个，因印象特深，所以忘不了，就是戚本禹起草的反映工厂管理制度问题的材料。
他为这个材料题名《竭泽而渔》，文中语言特别尖锐。
根据当时的指示，所写上报材料或报告，都要和工厂领导‘见面’，要得到他们的认可。
显然，这个材料很难被工厂领导和管理干部通过。
高禹和我商量把文字改得缓和点，最后高禹商得戚本禹同意，改了题目（已记不清改了个什么题目）。”
我负责调查组的事务工作，代表调查组请天津市排印材料。材料共印了每份90套。
当时，田家英催得很紧，

8月22日，由中办一位同志直送中央办公厅每份20套。

我们写的9个材料，在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全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近来看到邓力群的回忆，他说参与搞《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时曾经参考中央政研室的天津调查材料（大意）。

在我们送出调查材料的同时，中办的同志带回了田家英交下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初稿）》，让我们立即组织工人和干部讨论。

8月23日上午、下午和晚上，调查组分别召开机床厂老工人代表、厂级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座谈会。
大家很兴奋，积极发言……
座谈会后，高禹命我做了文字汇总，并让中办同志送中办即转田家英。

8月25日开始，调查组根据田家英的指示做了几天城市人民公社的调查……

9月7日，调查结束。当晚8时回到北京。
前后历时70余天。

29日，参加天津工业调查的两个组的全体人员，在京开了一次总结性的座谈会，调查组宣布解散。

摘自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张作耀回忆材料，题为《天津工业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