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二次郑州会议，北戴河会议，我还是小学程度。到了广州会议和这次会议，才到了初中程度。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在退赔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讲不算旧账，到了上海会议就改正了。我是坚决主张退赔的，等价交换也是坚持了的。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反右倾时，搞到了县以下，发生了问题，出了毛病。食堂问题，那时只主张搞百分之三十，首先遇到河南的抵抗，我们也没有坚持搞百分之三十，结果普遍搞开了。供给制三七开的办法，也是不能搞的。管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你们、伙夫、马夫讲的，拿到群众中行得通才行。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过去中央苏区搞AB团，湘鄂西、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杀了不少人。延安整风有点经验，虽然出了毛病，但未杀人。后来把王实味(47)杀了，不应当杀。对张国焘(48)应该反，但抗大反得过火，使四方面军的同志低人一等，混不下去，我应负主要责任，这恐怕是执行中发生的问题。现在的“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钢铁，我也满腔热情，劲也大，北戴河会议也很有点来头。你们在座的，大区的同志，如果四六开，你们也有四成吧！（陶铸：还是我们这些人搞的。）我这话一直讲他几年，你们作好思想准备，听厌了，我就不讲了。湖南见事迟，抓得慢，我听了心情有点那个。要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三十五年的总结。我们才十一年，写不出政治经济学来。这本书里，斯大林讲了两个经济法则：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会上，毛泽东针对不能剥夺农民问题，读了斯大林转述的列宁的一些论述。他说：这里讲的是给农民东西，不是剥夺农民。对于价值法则的作用问题，毛泽东又读了斯大林的一些话，其中有：“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法则的。”“这好不好呢？这并不坏。”“糟糕的并不是价值法则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法则所发生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

(47)王实味，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1942年底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被关押。1947年7月，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后进行转移的战争环境中被处决。1991年2月公安部的决定纠正了王实味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对其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48)张国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