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08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1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谈到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毛泽东说：
第1、二次郑州会议，北戴河会议，我还是小学程度。
到了广州会议和这次会议，才到了初中程度。
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
在退赔问题上，第2次郑州会议讲不算旧账，到了上海会议就改正了。
我是坚决主张退赔的，等价交换也是坚持了的。
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反右倾时，搞到了县以下，发生了问题，出了毛病。
食堂问题，那时只主张搞百分之三十，首先遇到河南的抵抗，我们也没有坚持搞百分之三十，结果普遍搞开了。
供给制三七开的办法，也是不能搞的。
管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你们、伙夫、马夫讲的，拿到群众中行得通才行。
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
受了惩罚，就要检讨。
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
“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
过去中央苏区搞AB团，湘鄂西、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杀了不少人。
延安整风有点经验，虽然出了毛病，但未杀人。
后来把王实味(47)杀了，不应当杀。
对张国焘(48)应该反，但抗大反得过火，使四方面军的同志低人一等，混不下去，我应负主要责任，这恐怕是执行中发生的问题。
现在的“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
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
钢铁，我也满腔热情，劲也大，北戴河会议也很有点来头。
你们在座的，大区的同志，如果四六开，你们也有四成吧！
（陶铸：
还是我们这些人搞的。
）我这话一直讲他几年，你们作好思想准备，听厌了，我就不讲了。
湖南见事迟，抓得慢，我听了心情有点那个。
要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三十五年的总结。
我们才十一年，写不出政治经济学来。
这本书里，斯大林讲了两个经济法则：
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
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
会上，毛泽东针对不能剥夺农民问题，读了斯大林转述的列宁的一些论述。
他说：
这里讲的是给农民东西，不是剥夺农民。
对于价值法则的作用问题，毛泽东又读了斯大林的一些话，其中有：
“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法则的。”
“这好不好呢？
这并不坏。”
“糟糕的并不是价值法则影响我国的生产。
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法则所发生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
(47)王实味，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
1942年底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被关押。
1947年7月，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后进行转移的战争环境中被处决。
1991年2月公安部的决定纠正了王实味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对其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48)张国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
1935年6月红军第1、第4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
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2中央，随后与红军第2、第4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
1937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
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