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

晚上，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陶铸、胡乔木出席。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主要谈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毛泽东回顾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的情况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山东、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根据调查，在农村主要的是个领导问题。他问：今年我们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周恩来说：三月份我们准备日产量搞到三万吨，以后三个季度准备平均日产量搞到六万吨，如果这个水平可以达到，还是有希望的，如果不行，还可以改指标。毛泽东说：我看今年一、二月比去年一、二月要好，虽然今年一、二月比去年一、二月少一百亿产值，因为实在了，会上去的。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研究组，目前他们来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的工作条例，初稿已经起草好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让他们带回去广泛征求意见，研究讨论是否可行，然后再提交四月会议(27)。针对会上有人对社、队规模划小和起草工作条例还存在种种顾虑，毛泽东进一步阐述社、队划小的必要性。他说：我的家乡湘潭，原来是二十一个都。以前对那个都还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全县也要二十一个公社，但现在只有十三个公社。你们看，湖南只有一千二百个公社，浙江只有六百个公社，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二百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十一个生产小队，这十一个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每年有那么几篇就行了，就像少奇同志批的河南灵宝纪登奎那一类的文件(28)有一些就行了，不要多了。我就不信，每年批了那么多的文件你们都看了，各省的同志都看了。肯定有许多没有看。关于人民公社划小的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至于调整是不是全国都一样，那还要看，调整先不要去惊动全国。工业也有大中小，太大了也不行，大了就不好管。农业不比工业，公社大了就更不好管。公社划小不划小、分不分，不要听干部的，主要听群众的。干部他肯定不愿意分的，他会找出许多理由来，说什么没有房子，有什么困难等等。我们只要得到了群众就得到了干部。我们把生产指挥权下放了有什么不好。如果按干部的意见，自留地也不能留，平调的东西也不要退赔，生产指挥权更不能下放了，这样我们就得不到群众了，就不能取信于民。毛泽东还谈到商业问题，说：“三反”以来，将近十年了，商业上的问题也不少，这个问题秋后再搞。会议决定，在广州、北京分别召开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南方三个中央局的会议在广州召开，北方三个中央局的会议在北京召开。

(27)指原计划1961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改在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

(28)1961年1月10日刘少奇对中共河南省委批转洛阳地委第一书记纪登奎《关于灵宝县大王等公社层层召开“兑现会”的经验报告》作了批示。批示中说：“看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政策，首先是认真退赔刮‘共产风’的财物，就是在一、二类社队的许多干部还是有很大的抵抗的。必须省、地、县、社四级下最大的决心，并且派工作队下去督促，真正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冲破抵抗，使中央政策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