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总理复信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建议-赞同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制止美国变本加厉地干涉和侵略活动；
迅速恢复老挝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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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1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复信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表示赞成他所提出的为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和恢复老挝和平的途径而召开一个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
西哈努克亲王曾经在1月1日给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内容相同的信件中提出这一建议。
周总理的复信内容如下：

刘少奇主席和我荣幸地收到并且仔细地研究了殿下1961年1月1日的来信。

诚如殿下在来信中所指出的，老挝内战正在剧烈地进行着，局势是很危险的。
这种严重局势完全是美国政府粗暴地干涉老挝内政的结果。
几个月来，美国政府不顾富马亲王合法政府的屡次抗议，悍然以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支持富米——文翁叛乱集团，挑起并扩大了老挝内战，公然进行颠复主张和平中立的富马亲王合法政府的活动。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积极组织追随它的泰国政府直接出兵参与富米—文翁叛乱集团进攻万象和其他老挝地区的军事行动；
而南越军队和盘据在老挝泰国边境的蒋介石残余匪帮也在美国指挥下参与了这一行动。
目前，美国政府更变本加厉地进行这种干涉活动，竟然派出装载火箭的战斗机帮助富米—文翁叛乱集团作战，并且命令盘据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武装力量处于紧急状态，准备对老挝进行直接侵略，把老挝局势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美国政府的这些干涉和侵略行动，使老挝王国的独立和主权遭到蹂躏，使1954年关于老挝的日内瓦协议遭到彻底破坏，使印度支那地区和亚洲的和平受到严重威胁，这不能不引起印度支那地区各国、亚洲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关切。

正如殿下所知道的，中国政府一贯关心和维护日内瓦协议和印度支部地区的和平，并且坚决反对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和干涉老挝内政的行为。
中国政府一贯尊重老挝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和平中立的愿望，并且始终认为，老挝问题应该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任何外国都不应加以干涉。

为了迅速制止美国政府对老挝的干涉和侵略，中国政府曾经建议再次召开1954年日内瓦会议参加国的会议，并且吁请一切关心印度支那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为维护日内瓦协议和重新恢复老挝的和平而作出积极的努力。

中国政府高兴地看到殿下在1月1日来信中所表示的对老挝局势的关切和所提出的积极建议。
中国政府赞成殿下所提召开一个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并且认为，这个会议，如果能够召开，必将有助于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和恢复老挝和平的途径。
为了促使这个会议得以迅速召开，中国政府正分别致函1954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国苏联和英国，请它们对殿下的这一建议采取积极措施。

殿下，请接受我最崇高的致意。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致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信见四版）

栏目：昨日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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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外长就老挝问题，再次写信给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建议他们对于西哈努克亲王关于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给予有利的考虑，并采取适当步骤，使这一会议能早日召开。

周恩来总理复电范文同总理，支持越南政府为解决老挝问题的积极努力。

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协会举行招待会，欢迎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李先念副总理和科列加副主席在会上共颂中阿友谊牢不可破。

陈毅、罗瑞卿副总理访问挥邦。
缅甸挥邦邦长欢宴中国客人，藻昆卓邦长和陈毅副总理在会上作了亲切的谈话。

刚果太斯维尔军队发生哗变，反对蒙博托叛国集团的反动统治，叛国集团头目十分惊慌，赶往进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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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许多进行两忆三查的先行单位，在忆苦的基础上深挖苦根，进一步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

在忆苦之后，有些战士弄不清苦从何来，如说：“苦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地主也有好坏，苦是坏地主给的”，“苦是命定的”等等。
因此，只有深挖苦根，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阶级觉悟。

为使战士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苦根挖深挖透，许多单位组织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章，使战士们掌握了理论武器。

在挖苦根中，许多单位采取了“学、算、议”的方法，步步深入地深挖下面两条苦根：

一是挖深挖透阶级剥削、生产资料私有制度这条苦根。
许多单位利用忆诉出来的苦事，着重算了地租、高利贷、雇工等剥削账。
空军某部机务六中队牟发恩算地租剥削账时说：“我家租了地主四亩地，每年打粮一千斤，就要交给地主七百斤。”
海军某舰还算了一笔综合苦难账：全舰家被地主剥削得成年挨饿受冻的有一百一十七户，有十四户饿死了人，有三十名战士自己要过饭……。
许多单位还算了资本家的剥削工人的账。
几笔账一算，阶级剥削的真相大白。
许多战士说：“原来穷人的血汗都被地主、资本家剥削走了；
穷人的苦不是命定的，也不是祖辈传下的，全是地主、资本家给的。”
“天下的地主，资本家通通是吸血鬼、吃人的狼。”
这样，纠正了宿命论观点，弄清了阶级剥削的道理。

在弄清阶级剥削之后，接着引导大家弄清生产资料私有制度是产生阶级剥削的根源。
0979部队工兵营先启发大家回忆，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地主、资本家霸占着大量的生产资料。
三连四班还算了这样一笔账：六家当长工的共五十三人，有地五十四亩；
而六户地主六十一人，却有地一千八百八十亩。
接着以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剥削的根源的论点为依据组织讨论。
战士们说：“原来私有制度是穷人受苦的根子！”
从而，使战士们认识到：穷人要真正翻身，必须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不让资本主义复辟。

二是挖深挖透三大敌人这条苦根。
沈阳空军某部导航一队以本队司机袁世忠家的事实为例，算了地主、资本家的靠山账：他家土地被地主霸占，跟地主打官司，从乡打到县，从县打到省，结果被地主和反动政府害得倾家荡产。
使战士们明确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是地主、资本家的靠山。
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警察、法庭都是为地主和资产阶级保镖的。
某部二连三班算了一笔账：他们家乡的甲、保、乡长，90％是地主、恶霸，10％是它们的狗腿子，当大官的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
战士们说：原来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是剥削阶级的代表。
同志们认识到：地主、官僚资本家靠国民党反动统治撑腰，保护剥削制度，国民党反动派靠地主和官僚资本家支持，维持反动统治。

不少单位还引导大家搞清国民党反动派跟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关系，组织大家算了美帝国主义扶蒋侵华四笔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美帝国主义扶持蒋介石，发动内战；
抗日战争中，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
解放战争中，美帝国主义出钱出炮，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
美帝国主义至今还盘踞台湾。
几笔账一算，大家便深刻地认清了美蒋狼狈为奸的关系。
战士们纷纷说：“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就是穷人受苦的根子。
它们勾结在一起，压在穷人头上，使穷人世世代代受苦受难。”
战士们说：“帝国主义就是靠侵略‘吃饭’的，它的本性永远不会改变，一定要跟帝国主义坚决斗争到底。”
一致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积极练好本领，随时准备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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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海军和昆明部队领导机关，认真贯彻军委和总政开展两忆三查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紧紧掌握运动的目的，抓紧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的教育，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

海军政治部于1月13日晚，召开了电话会议，段主任作了在海军舰艇、连队普遍开展两忆三查教育运动的报告。
他说：两忆三查运动的重点是两忆。
挖根是整个教育中带关键性的一环，必须抓好。
谈甜思源和算账对比阶段的工作比较复杂和艰巨，整个教育运动能否落实到解决当前部队的主要思想问题上，主要看这个阶段搞得怎样。
对比主要是搞好两个对比，一个是解放前后对比，一个是公社化前后对比。
要发动群众大摆公社化以后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文化提高，以及人民公社在战胜去年特大自然灾害中显示出的巨大威力。
同时，也要组织大家学习党的政策和报纸杂志上的有关文章，丰富对比材料。
算账主要是算好六笔账，即生产发展账、政治翻身账、生活提高账、文化提高账、战胜灾荒账、海军建设事业发展提高账。
要善于诱导群众认清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要全面地算、全面地比，不只是算个人和家庭收入增长的账，更要算公社集体财产的账，算国家生产建设发展的账。
这样全面地算账，就会清楚地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甜，今后必将更甜，对未来充满信心。

昆明部队领导机关根据试点经验，对各级领导如何搞好运动，提出了五条要求：（一）在整个运动中，必须自始至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毛主席著作和他的指示精神为武器，来回答和解决运动中的实际问题。
（二）强调运动的每一步骤，都要狠抓活的思想，及时掌握思思想情况，打有准备有把握的仗。
（三）切实做好提高思想觉悟的工作，使运动由浅入深，出现象到本质，由感性到理性，步步解决问题，使部队从根本上得到提高。
（四）为了在总攻方向上打好歼灭战，在谈甜思源对比算账之后，要求紧接着进行一次关于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的教育。
（五）运动中要紧紧围绕教育目的和重点，处处讲求实效，步步作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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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15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今天晚上会见了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会见后，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设宴招待夏基同志。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央委员刘宁一，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熊复。
夏基同志是在苏联参观访问后于12日到达北京的，将取道我国回国。

孟庆彪

刘少奇副主席和夏基同志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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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电 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罗瑞卿副总理和夫人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部分成员，在结束了对友好邻邦——缅甸联邦的访问后，14日下午从东枝乘专机越过和平友好的边界回到昆明。

同机到达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有：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

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飞机，接受了少年儿童的献花，并和前来欢迎的省、市负责人亲切握手。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于一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马继孔、孙雨亭，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副省长郭超、刘卓甫，副省长吴作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昆明部队首长陈康中将、金如柏少将、陈鹤桥少将，中共昆明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昆明市副市长郭少川，政协云南省委员会副主席刘林元、寸树声、刀京版，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等。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以姚仲明为首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代表团的代表和顾问。

缅甸联邦驻昆明总领事馆副领事吴拉吞也到机场迎接。

据新华社东枝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在结束了对缅甸的友好访问之后，14日上午乘专机离开缅甸挥邦首府东枝回国。
他们带回了缅甸人民的亲戚般的深厚友谊。

在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月9日回国后，陈毅副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应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上将的邀请，继续在缅甸进行访问。
在这几天中，他们在缅甸西部沿海城市仙道卫作了愉快的休息，在挥邦进行了访问。

14日，陈毅副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在奈温上将和夫人、挥邦邦长藻昆卓、掸邦议会议长苏辟、缅甸驻中国大使叫温、掸邦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当地的主要文武官员陪同下，乘车在拔海四千英尺的高山上往下行驶三十多公里，于当地时间上午十一时到达平原上的火荷机场。

当汽车队到达披着节日盛装的火荷机场时，大约有一千名穿着节日盛装的掸族人聚集在那里，他们热烈高呼“中缅友谊万岁”，挥动两国的国旗。
并向中国贵宾招手。
穿着美丽的民族服装的掸族姑娘向客人们献花。

陈毅副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在奈温上将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乐队奏起两国国歌。

陈毅副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以及其他中国客人们同奈温上将、缅甸掸邦邦长藻昆卓以及缅甸其他主要官员和高级军官一一握手告别。
在登上专机之前，陈毅副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同奈温上将和掸邦邦长藻昆卓在机旁互相拥抱。
然后，飞机在群众的热烈掌声中起飞。

13日晚上，奈温上将和夫人在东枝陆军俱乐部的美丽的花园内，为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和其他中国客人举行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掸邦邦长藻昆卓和掸邦政府重要官员和高级军官约二百人。
宾主们亲切地交谈。
陈毅副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到处同到会的著名人士碰杯。

在招待会结束时，中国客人们观看了缅甸武装部队业余艺术家表演的优美的民间舞蹈。

吕华昌

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罗瑞卿副总理和夫人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部分成员十四日回到昆明。
图为陈毅副总理等和欢迎者热烈握手。
新华社记者吕华昌摄（传真照片）

作者：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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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空军在1960年开展创造安全部队（学校）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空军党委决定在1961年继续深入开展这一运动。

为了使群众经常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各部队和学校开展了“五好飞行日”、“安全红旗评比”、“四灭”、“民主订计划”等活动。
并且以活人活事不断进行活的教育。
使得人人兢兢业业，处处谨慎细心，彻底保证安全。
如某航校二支队由于充分发动群众，机务维护工作做得细致认真，因而他们的飞行安全就得到可靠的保证。
某部队电气员张行奎，有一次排除了反流割断器的故障以后，回到家又想到某些地方可能还有问题，第二天一清早又冒着寒风脱下棉衣，钻进气道中进行检查，一直到证明机件切实良好，才放了心。

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的同时，一定要大抓措施落实，坚决按规章办事。
连续保持六年八个月飞行安全的某部队，突出的经验就是把政治思想工作和大抓措施落实、按章办事结合起来。
为了把住单飞的关口，他们明确规定：夜间放单飞，要由部队首长考核，仪表和昼间复杂气象放单飞，要由支队首长考核。
同时，还规定新指挥员必须经过见习、实习、考试合格后，才能担任指挥任务。
在指挥时，事先必须熟悉通信设备、了解飞行员的情况、参加飞行员的飞行准备，并做出指挥方案。
同时领导上还要经常进行检查，如有不合要求的地方，就及时进行批评教育，这样就使保证安全的措施件件落实。
在机务维护工作方面，许多单位坚持了“一上三化”的规定。
一上是干部亲自上飞机进行检查。
三化是：检查飞机量具化；
仪器、量具、设备标准化；
各种检查、操作、试验规程化。
这样，就提高了维护质量，推动了一丝不苟作风的树立。

领导干部深入安全工作第一线，对保证飞行安全具有重大作用。
某部队党委负责同志每月都亲自带领工作组检查一至二次安全工作，通过解剖麻雀，用第一手材料对其他单位进行指导。
有一次他们检查了一个单位被认为是很好的三架飞机。
就在这三架飞机上却发现了二十多处缺陷。
他们用这一事例来警惕各个单位，使各单位更加重视安全工作。
某部队党委经常有两名常委委员，从始至终地参加大队的每个飞行日活动，并且每四个飞行日就和群众总结一次经验；
某部队党委经常集体审查飞行日计划，在飞行日中分头了解情况，遇有关键性问题，情况允许时还集体讨论解决。
这样就加强了飞行安全工作的领导。

在飞行训练中，经常分析形势、掌握规律，也很重要。
许多单位的经验证明，飞行事故的发生是有一定规律的。
例如，当看到别的单位飞在前面、本单位落在后面，或者当月末岁尾没有完成训练任务，或者和别的单位比赛等等，这时就容易产生急躁情绪，容易发生事故。
当遇到困难或受到批评，或者当飞行顺利受到表扬时，也容易发生事故。
对于这些情况，就要经常进行分析，抓住时机进行教育整顿。
有些部队和学校，在开展安全运动中，采用了“飞飞整整、整整飞飞”的做法，结果事故征候刚一出现，就被消灭了。

曹宏煊/伍铁祥

空军某部第四十一号机组认真负责，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机务维护工作，去年全年保证了安全飞行。
被评为五好组，荣记了集体三等功。
曹宏煊、伍铁祥摄

作者：某舰队政治部宣传部

本报讯 某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两忆三查运动中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回忆旧社会的阶级苦，挖苦根，对比今天的幸福生活，学习党的政策，大大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当前的大好形势，增强了克服暂时困难的信心，更加热爱三面红旗，更加热爱党和毛主席。

两忆三查教育运动开始后，党支部十分重视忆苦的思想动员工作，并且为挖苦根、找甜源，做了充分的准备。

当干部战士普遍忆苦之后，党支部立即引导大家算了几笔账，深入挖苦根。
第一笔是血债账。
全舰共有三十六个同志的五十三个亲人被地主、反动派杀死或逼死，有三十五个同志的一百三十九个亲人因受残酷剥削而饿死，有六十八个同志的亲人遭受过地主、反动派毒打，其中有二十九人被打成了残废。
此外，还有四十九个同志本人或是兄弟姐妹被迫出卖抵债，有二十七个同志要过饭，九个同志的母嫂被逼改嫁。
这笔账以血淋淋的事实，揭出了地主阶级、反动派穷凶极恶的嘴脸。
第二笔是地租剥削账。
战士吴兆裕家租种地主四亩地，好年成可收一千八百斤谷。
地租要交九百斤，公粮、种子、租牛谷要交三百多斤，逢年过节还要给地主送礼约合二三百斤，结果全家人辛苦一年，贴上肥料和农具，最多只能得到三四百斤谷，过的是糠菜半年粮的悲惨生活。
第三笔是高利贷剥削账。
第四笔是雇工剥削账。
这几笔账使大家认清了剥削关系，认清了“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

算清了剥削账之后，党支部就相信大家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然后讨论“地主阶级人少，穷苦人多，为什么地主能够无法无天地进行各种剥削？”
引导大家挖苦根。
经过讨论，大家明确了原因是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并有它们的反动政权、军队撑腰，认清了三大敌人和它们所依附的私有制度是穷人受罪的根子。

认清了过去的苦，才知今日的甜。
在广泛忆苦挖根的基础上，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时，党支部又引导大家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
在对比中，他们按照土地改革、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等几个阶段，特别是人民公社化的前后，算了翻身账。
第一笔算的是经济翻身账。
大家清楚地看到了解放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和生活的巨大变化，真是越算越高兴。
就拿战士黎泗玲的家来说，解放前，全家靠父母做工养活，一年到头拼命干，最多收入八百斤谷。
按全家人口分配，每人只有一百六十斤。
土地改革时分了十亩地，还分了房子、家具、农具，每年收入三千三百斤谷，每人平均五百一十六斤。
高级社时全家有五百个劳动日，收入二百二十元钱，折谷每人有六百三十斤。
人民公社化以后，哥哥、妹妹进了工厂，父亲母亲在社劳动，收入增加到八百四十元，每人有一百六十元。
黎泗玲同志在军人大会上算到这里的时候说：“解放前，我家每人有一百六十斤谷，人民公社化以后是每人一百六十元钱，提高多少？”
同志们回答说：“一百六十元可买两千多斤谷子，提高十多倍了！”
第二笔是政治账。
黎泗玲同志说：“解放前，哪有穷人说话的权利。
可是，解放后，我母亲被选为乡的妇女代表，父亲是生产队队长、乡的人民代表，妹妹是工人代表，我当了光荣的人民海军。”
第三笔是文化账。
许多同志都列举了解放后，兄弟姐妹上了小学、中学、甚至专科学校的事实。

苦有苦根，甜有甜根。
大家清楚地看到，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打倒了三大敌人，消灭私有制度，领导我们走集体化的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哪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有的同志在对比过程中，情不自禁地写诗歌颂道：“共产党，毛主席，好象人间红太阳，照得祖国万年春，遍地开放幸福花。
永远听从党教导，永作毛主席好战士。”
苦根甜根都找到了，党支部就给大家讲当前的大好形势和党在农村中的政策，组织参观访问，看“以革命的名义”等电影，引导大家正确对待当前的暂时困难。
家在灾区的一些同志回忆了新旧社会受灾后的不同情景。
廖茂汀说：“我家在祖父死后还有三亩地。
父亲是种田好手，母亲能织布，本是个小康之家。
但是后来遇上天灾，田里颗粒无收，布价跌落，父亲向地主借了米，就被逼着卖了一亩地。
第二年又受灾，父亲只好带着全家逃荒。
在逃荒中我父亲丧了命。”
全舰作了一个统计，有三十八个同志在解放前因天灾逃过荒。
接着，大家再看看今天的灾荒。
1960年虽是特大灾害，有几亿亩土地歉收，但是生活安排得好。
不少同志在1960年到过广东1959年遭受特大水灾的地区，已经看不到灾荒的痕迹，反而到处见新村。
张海恩说：“困难吓不倒我们，我们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只要大家努力，困难很快就能克服！”
大家展望将来，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景，精神更加振奋，坚决表示要听党的话，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克服暂时困难，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某舰队政治部宣传部）

本报讯 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多搞夜间训练，抓紧射击和驾驶技术，扎扎实实地培养部队打得准、开得动的硬本事。
这是炮兵某团八连去年训练取得优良成绩的重要原因。

八连在去年训练中始终贯彻了从难从严，扎扎实实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指导思想，重视加强夜战训练。
但是开始有的人认为：“现代战争是天上地下一齐出动，炮兵又是车又是炮，轰轰隆隆一长串，白天晚上还不是一样。”
电话班长和另一些人则认为：“白天练好了，晚上一样打仗。”
支部针对这些错误认识，一方面通过大讲战例，由连长陈文彦和有实战体验的同志，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事实，教育大家认识夜战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体现了扬我之长、击敌之短的战术思想，在现代战争中仍然是我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一个法宝。
一方面抓住典型事实，进行活的教育。
一天夜晚，连长命令电话班长带领全班，按方位角行进，把线架到基地，结果由于天黑迷失方向，本来一公里的距离却架了四公里的线还没完成任务。
支部运用这些活教材，组织全连讨论，大家都受到深刻教育，认识到只有多搞夜间训练才能练出真正的夜战本领。
炮手分队嫌夜间操作时间少，白天有的同志还用毛巾蒙住眼睛练习分解炮闩等动作。

在夜间训练中，八连紧紧抓住射击、驾驶两大技术，采取从易到难的方法，扎扎实实打好基础，逐步提高分队的战斗技能。
如单炮对活动目标射击练习，开始设置的坦克靶是在平坦直线的航路运动，大小也按标准规格；
在掌握基本要领后，就将坦克靶缩小，并且沿着曲折起伏的航路运动，或者任意改变运动方向。
以锻炼炮手灵活捕捉目标、精确瞄准射击的技能。
训练场地的选择也是先平地、后丘陵、最后进到复杂的山区。
又如对驾驶训练，由于平时出车较少，连里就注意抓住时机，选择一些复杂道路来锻炼司机的驾驶技术，并设置一些战术情况培养司机的处置能力。
在一次夜间行军中，突然遭到敌机“轰炸”，车轮被“炸坏”，但司机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在炮手的协助下，只用了几分钟就换上备用车轮，保证继续牵引火炮前进。
在冬季野营训练中，他们还进行了夜间闭灯驾驶的训练。

夜间训练带来了许多新的困难，支部就发动群众想办法，突破技术难点。
如夜间视度不良，练习打活动目标时，从瞄准镜里很难判断坦克靶的航路角，提前量掌握不准，几次内膛枪射击都不及格，支部就派支委深入各炮，和大家一起找窍门，鼓励大家不泄气，后来果然想出了办法，用备复瞄准镜绑在炮身上，就可以检查纠正各炮手的动作，使瞄准精度迅速提高。
夜间闭灯驾驶，火炮上没有杀车信号灯，前车一停，后车就有撞上前车炮身的危险。
后车采用在炮口绑件白衣服的办法，解决了问题，保证了安全。

八连支部在领导训练中，强调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哪怕是一个细小动作，也必须符合实战要求。
有的同志认为：“炮兵嘛！
一颗炮弹杀伤面积那么大，差个一星半点没关系。”
三炮手瞿小亮，在拉火时不按要领，副连长立即召集大家，当场叫他表演，说明不按要领拉火，炮身会产生十多米位的误差，战时就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支部接着在全连提出开展操作无差错活动，号召人人争当无差错标兵。
他们还重视在各种恶劣天候和困难条件下，严格锻炼部队，把培养部队的优良战斗作风，作为提高部队夜战能力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去年冬天，大雪把火炮都盖住了，他们仍然冒着刺骨严寒，坚持夜间操练。
有时连里还把安排在白天的防原子、防化学课目，穿插到夜间进行，把各种困难条件集中起来，使部队得到更多更严格的锻炼机会。

八连还充分估计到战时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从最困难处着想，多准备几手，因而特别抓紧了一专多能训练。
现在，各炮班长都能代替排长担任指挥，炮手也能代替班长工作，各炮手能够换手互代，这样就能在减员的情况下，继续战斗。
在一次炮兵连进攻战斗演习中，调理员突然宣布，一炮“遭敌炮击”，班长和老炮手都负重伤。
去年入伍的新炮手王群立即挺身而出，指挥战斗，保证了“射击”任务的完成。

八连由于在训练中一切着眼于提高战斗力，因而取得了打得准、开得动、扎扎实实的成绩。
去年单炮夜间对固定目标和活动目标射击，炮炮命中，全连获得满堂红；
炮兵连进攻战斗，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实施射击，也取得全团第一名。
（团政通讯组）

孟庆林

0977部队某连五班是战术标兵班。
这是他们在进行夜间战术作业。

孟庆林等摄\\

作者：张艺学/邓伟

某连战士雷明贵经过忆苦以后，觉悟更加提高，积极要求入党。
这是他在和党支委谈心，请求组织帮助他克服缺点。
张艺学、邓伟摄

作者：李华德/李觉序/蔡伯俶
栏目：跃进短波

创造四好连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某部红五连最近召开各种人员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创造四好连的意义。
在漫谈中，八班长余能勤说：“要实现四好，第一好最重要，只有政治思想好了，其他三好才有保证，今后自己一定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特等射手石立成说：“我在今年一定更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射击方面争取新的荣誉，为四好连队贡献一份力量。”
（李觉序）

帮助联系连队制订具体措施

最近，北京部队炮兵李人林政委带着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到直接联系的九连传达军委指示精神，并深入到班，听取战士讨论。
然后，帮助连队订出了具体措施。
措施中特别强调在政治思想好的基础上，搞好射击训练，大力搞好以射击为中心的“优秀射击指挥员”、“优秀专业分队”、“技术能手”等评比活动和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
（李华德）

确定评比制度

重庆某技术学校政治部召开政工会议，对创造四好连队作了具体研究，确定了评比制度。
他们决定党支部先订出具体计划，开展经常性的小型竞赛活动，连队每月检查一次，大队每季检查评比一次，校半年检查评比一次。
现在全校已经掀起了一个你追我赶、争取四好连队的热潮。
（宣传科）

广泛宣传深入人心

二七七七部队某连党支部为使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深入人心，首先组织全连人员对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
同时，革命军人委员会把四好连队的内容写成大字报，在各处张贴，还编制幻灯，在放电影前放映，编排节目，到各食堂巡回演出。
目前，创造四好连队的意义已经逐步深入人心，提高了大家的思想，鼓舞了斗志。
荣记三等功的谢良俊说：“我坚决要求超期服役，决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创造四好连队献出自己的力量。”
（蔡伯俶）

本报讯 一个轰轰烈烈的冬季打猎活动已在山西全省展开。
由数十万民兵和老猎手组成的上万个打猎队（组），在东起太行山，西至吕梁山，北达长城内外，南到黄河之滨的广大地区，到处奔波。
有的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有的踏着没膝的积雪，在高高的山岗上，在密密的树林里，和凶禽猛兽搏斗。
他们采用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的方法，运用了大量的土枪、土炮、土办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消灭了大小山害近百万只。
不仅保证了人畜安全，而且有助于改善群众生活。

入冬以来，晋东南地区组织了三千七百多个打猎队（组），参加的民兵和老猎手共二十六万二千多人。
他们根据土洋并举、以老带新的方针，采用打、熏等十三种方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打大小山害六十万零四千九百多只。
襄垣县夏凉公社党委提出了向山害要肉、要油、要皮毛的口号，十五天就消灭大小山害二千八百六十四只，获肉一千四百七十七斤，油七十八斤，制化肥二百五十一斤，各种兽皮一千五百多张。
山害繁多，又有常年打猎习惯的晋北地区民兵，从去年10月召开打猎现场会议，总结成绩，交流经验以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消灭各种山害二十九万四千六百多只。
晋中地区在领导重视，人民武装干部亲自出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合理报酬，广树标兵的情况下，去年11月份也打山害八万八千多只，获肉十七万九千九百多斤，油三万八千四百多斤。

在打山过程中，各地民兵大力贯彻了三八作风，发扬了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机动灵活、英勇顽强的光荣传统。
离石县小神头公社打猎队火药不足，他们就自制火药二百五十三斤，改造瞎火子弹一百四十八发，改造土枪十四支，大大加强了打猎的力量。

民兵开展打猎活动的结果，不仅保证了人畜的安全，增加了社员的收入，而且有助于改善群众的生活。
著名的打山英雄、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代表、蒲县民兵郭黄锁同志所领导的打山队，两个月打山猪八只，山羊九十一只，狐狸、麝子等九十三只，获肉一千四百八十六斤。
汾阳县万宝山公社龙兴生产队基干民兵武占成去年九个月打山害二百八十八只，使全食堂一百余人，平均每人吃到三十多斤肉。

春节将临，各地民兵和老猎手们正加紧活动，力争打获更多的山害，供给人民更多的肉食和保证人畜安全，以利农业增产。

作者：邓国屏

本报讯 某部八连伙食办得好，每餐保持两菜一汤，主食花样多，人人吃了心情舒畅干劲足。

去年，八连党支部指定副连长王小黑和副指导员（支委）侯心连掌管全连伙食，加强对炊事班的思想教育。
支部又专门挑选了一些政治思想好、工作积极的同志到炊事班工作，为搞好伙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这个前提下，八连支部很重视抓农副业生产，按季订出计划，作出安排。
去年8月以前，他们共种蔬菜三亩半。
在学习党中央关于大种秋菜的指示以后，全连干部战士又在房前房后，见缝插针，增种了一亩半。
最近，副连长又利用假日，带领战士出去打猎，增加了肉食。

在抓生产的同时，八连还注意了节约。
领导上特别抓紧对炊事班的节约教育，帮助他们养成节约的习惯。
去年，他们先后改灶十九次，使节约煤的数量日益增多。

八连也十分重视发扬经济民主，健全了经济委员会，建立了必要的制度。
经委会半月开会一次，研究改进伙食的办法，每月月终公布一次账目。
每周周末，经济委员都要普遍征求一次意见，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订出下周的食谱。
全连战士对伙食都很关心，经常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帮助领导上管好伙食。
他们根据大家的意见，轮流派人到伙房值班，协助伙房掌握就餐人数，用粮、用油数量，一同做好饭菜，使伙食越办越好。
（邓国屏）

本报讯 2369部队党委重视从实战需要出发，培养后勤人员的紧张作风。

在去年上级组织的数次进入一等战斗准备和夜间演习中，他们都紧张、迅速地圆满完成了供应保证任务。
去年4月间，飞行部队进行了一次紧急转场演习，部队首长受领紧急转场的供应保证任务后，立即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进行布置，从上到下很快地行动了起来，在几十分钟内就做好了一切供应保证的准备工作，保证了供应的及时、准确、优质和安全，受到上级的好评。

部队党委和首长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都严格要求部属要有紧张作风。
经常强调各连队要严守作息时间，吃饭要集合，集会、看电影都要列队，每天早操的集合动作要求紧张、迅速。
现在，各单位早操集合时间已经比过去缩短了一半。

为了结合作战需要，进一步锻炼部队的战斗作风，部队党委于去年12月18日组织了一次夜行军。
深夜三点三十分，张德耀副参谋长在外场值班室的电话上，接连向场务连、导航连等单位下达了紧急转场命令，各单位人员立即摸黑打起背包、携带武器，紧急集合赶到指定地点，全体指战员跑步前进三华里，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时，前后只用了二十分钟时间。
经过这次夜行军，又一次锻炼了全体人员严格执行命令、吃苦耐劳、行动敏捷的优良战斗作风。

作者：廖国卫

作者：姜曙光/侯清德

在汾河的源头，管涔山的主峰——芦芽山的脚下，有一支出色的民兵打猎队。
打猎队的组长是个基干民兵，名叫王定娃。
组员有五好民兵高双仁、王来贵、王禄禄和复员军人任兰套。

芦芽山的冬天，积雪在阳光下闪射着耀眼的光芒。
猎手们走在山坡的冰雪上，就象水手漫游在海里，轻快而自如。

“瞧，那儿有一群山鸡！
打一只吧？”
猎手任兰套请示了组长，王定娃答应了。
于是任兰套便离开队列，沿着塄坎，弓着身子，向右前方落满山鸡的阳坡上跃进。
他那动作就象一个接近敌人前沿的战士一样。
接着“呼”的一声枪响，只见任兰套把身上的羊皮大衣一甩，不管雪深雪浅，向一只被打断了翅膀在雪上逃窜的山鸡追去。
“这真是一个开门红！”
大家齐声赞道。

猎手们来到了马仑山。
这山昂首耸立，头顶云端，山顶上白雪皑皑，山坡里森林稠密。
民兵打猎组长王定娃给大家划分了任务，猎手们开始分路前进。
刚刚踏上山粱，老猎手王来贵突然发现王定娃组长和撵坡能手张存正追着两只狍羊。
猎手们从这个山坡，赶到那个山坡；
从这个陡壁，赶到那个陡壁。
尽管善于爬坡的狍羊，不要命地在山坡上飞跑；
但是，只要上了猎人的眼，就很难逃脱猎人之手。
立时，“砰！”
“砰……”几枪，猎手们就高喊道：“打住了！
打住了！”
这天，当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们已抬着猎获物满载而归。

民兵们的打猎本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
1958年，当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大办民兵师的伟大号召，传到王定娃所在公社时，正是秋熟季节。
民兵们为了消灭山害，保卫庄稼，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为生产打猎，为国防练武”的活动。

一天，基干民兵王定娃和民兵们商定了一个生产、练武、打山三合一的办法。
他们把练武场搬到山上，上午下午劳动生产，出坡收坡劳动空隙，就练武打山。
于是，王定娃跑到他舅舅老猎手张来娃的家里，借支枪就出坡了。
可是因为没有经验，第一次就放空了。
回来后定娃把情况告诉舅舅。
他舅舅把瞄准的要领给定娃反复地讲了又讲，又教他作了实际操作和练习。
并且说：“这和打敌人一样，要有勇有谋，机警灵活、讲战术。
这就跟民兵训练时一样，要善于利用地形地物。”
王定娃记住了，从这以后，他有空就练，有机会，就提枪出坡。
有一天，他寻见一只狍羊，便根据舅舅告诉他的经验，慢慢迂回接近狍羊，一枪就打中了。
从此，凡在民兵练武的日子里，高桥窳公社学打山害的民兵就越来越多。
打猎活动也慢慢地从分散逐步地走上了集体并且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
到去年8月，这里民兵的打猎活动与练武就结合得更紧了。
一次，社的二十二个参加实弹射击的民兵，在完成修路任务以后，分成三组，奔向深山密林打猎练武。
这一天民兵们共打死狍子、山鸡、兔子四十九只。
回来后各小组按照打死两只为优秀，打死一只为良好，打伤一只为及格的标准，进行评定。
结果，二十二个人就有十八人获得了优秀、良好的成绩。
其中成绩最好的是王定娃和任兰套。
他们都是用五发子弹打死三只狍子。
当这个消息传开后，人们都说：高山就是大学校，民兵武艺能提高，练好枪法保国家，消灭山害保庄稼。

就这样，王定娃民兵打猎小组，去年共消灭各种山害一千三百三十只，不仅改善了社员生活，卖给国家一百一十张兽皮，增加了社员收入，还为公社培养了四十二名猎手。
难怪群众称赞他们说：“这样的民兵，不仅保卫了生产，而且也培养了保卫国防的后备力量。”

栏目：短评

组织民兵群众开展打猎活动，有着重大的意义。
因为它不仅是广开副业生产门路，改善群众生活，增加收入和消灭害兽，保卫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
同时也是在民兵中培养三八作风，提高民兵射击技术的良好机会。
入冬以来，不少人民武装干部，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深入高山密林，认真领导民兵开展打猎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目前正是冰封地冻、雪盖山野的大好季节，各地人民武装部门应抓紧时机，发动民兵群众进一步开展这一工作。
除根据需要，分配专人负责和解决打猎工具与弹药等问题之外，还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时刻关心打猎民兵的生活。
因为打猎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
猎手要早出晚归，爬山越岭，顶风冒雪，到处奔波，体力消耗较大，甚至遇到较大的禽兽还要展开搏斗。
因此，狩猎中，领导上需要做好民兵的思想动员工作，注意打猎民兵的生活，鼓舞打猎民兵的积极性。
同时也必须注意打猎人员的安全，制定打猎纪律，并教育民兵严格执行，避免事故的发生。

打猎活动要开展得好，各地人民武装干部还应当很好地向全体民兵进行狩猎政策的教育和妥善解决产品分配问题。
在打猎政策的教育方面，要使全体狩猎民兵，懂得“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道理，让人人都了解对野生动物要有计划地猎捕利用，不能不加分别地乱捕乱杀。
比如哪些是有害的，哪些是无害的，或者哪些是害大利小和害小利大的，都必须分清之后，才能决定捕打。
尤其是一些稀少、珍贵又有重大科学研究和经济价值的禽兽（如大熊猫、金丝猴、梅花鹿、丹顶鹤、水獭、扫雪等），还应加以保护。
在产品分配上，要在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前提下，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要使那些成绩大，捕获猎物多的民兵，真正得到应有的奖励，以促进打猎活动开展得更好，获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叶剑英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
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敌人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
在这个期间，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
在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八个旅左右。
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的数目，已经是三十八个旅了。
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胜利。
战略决战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整个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认真研究三大战役的丰富经验，将帮助我们全面地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全面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科学。
本文想从几个方面来阐述三大战役中所体现的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

及时地抓住决战时机，正确地确定决战方向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到1948年8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人；
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

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
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质量、军事技术和战术。
解放区的翻身农民继续踊跃参军，坚决进行保田、保家的斗争；
被俘的蒋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也纷纷自愿地参加人民解放军，从而使解放军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
这个时候，各个主要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
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
人口增至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解放区内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使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
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虽然还比人民解放军的好，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非正义性，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
这时候，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全面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
敌人为了避免遭受歼灭，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
同时，裁并“绥靖”区、扩大兵团、吞并杂牌、裁减机关，以求增大机动兵力；
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抓丁，扩充二线部队，以便整顿和补充力量，进行垂死挣扎。
但是，在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他们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
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五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南线和北线的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
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四十八万余人，分布在长春（当时，该处敌人已被围困两个月）、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
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共六十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在人民解放军绥察战役后，归绥与张家口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上的归绥、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各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
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围困。
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六十余万人（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未计算在内）。
这个国民党军集团在我军进攻济南时，迟迟不敢北援，当济南被解放后，即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的陇海线上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南下。
中原战场为白祟禧集团，约七十五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
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三十万人，被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
除上述五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军队仅有三十六个旅，约二十三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动。
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完整的战线了，除某些地区还有一部分兵力可作战略机动外，大都处于徘徊麻痹、被动挨打的状态。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
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
就在这时候，国民党1948年8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
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东北战场的我军指挥人员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1）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
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
（2）他还指出，在一个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3）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以后的情形也是这样。
国民党军队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他们的危局，曾经进行拚命的挣扎，企图用“重点防御”的办法，来摆脱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形势，妄图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我们的形势，在一定时机向我们举行反扑。
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力图发展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大量地消灭敌人，务求发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于我军极为有利的形势，务求不让敌人实现他们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计划。
这种主观能力的竞赛，当时首先表现在时机的选择上。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抓住时机，进行决战；
对于敌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
1949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误，就是择时不当。”
敌人在战略撤退上的犹豫不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捕捉决战时机的英明。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性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
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
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博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
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
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
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
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
地区狭小，补给困难；
长春被围，无法解救；
或撤或守，举棋未定。
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
广大地区，联成一片；
土改完成，后方巩固；
关内各区，均可支援。
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
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
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
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
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
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针对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才有利于战役发展，才有利于全歼东北敌人，才有利于全国战局，是战役指导的关键问题。
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以解除我后顾之忧。
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敌军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
我作战方向如首先指向长春，就会中敌人的诡计；
而攻克长春，又会将沈阳、锦州的敌人迅速吓跑，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
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敌人的兵力比长春多，周围并有若干据点；
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增援，敌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克锦州，就会陷我军于被动地位；
而且我军主力，远由北满南下作战，会有一定困难。
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
在北宁线上作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
还可分割敌方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
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点，就等于关收了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即成“瓮中之鳖”；
而且控制了北宁线，更有利于我军根据战局发展，向两翼机动作战。
基于上述分析，锦州才是东北敌军的真正弱点、致命弱点。
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4）如长、沈之敌敢于增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5）同时又指出，攻克锦州是全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
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6）东北人民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歼敌四十七万，取得了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
加上当时其他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此就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于国民党军也转入了优势。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同志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济南战役胜利以后，又组织了淮海战役。
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集于涂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
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
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挡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
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裁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
当时黄伯韬兵团位于东接连云、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东的陇海线上，是刘峙集团右翼劲旅。
如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则使刘峙丧失一臂，并可吸引徐州敌人东援，在运动中歼其一部。
同时可将我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切断徐（州）、海（州）联系，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
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
（7）为了全歼黄伯韬兵团，毛泽东同志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
“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
（8）毛泽东同志对战役尔后的各阶段也反复地强调了这一部署原则。
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同志却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为战役的尔后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以后由于黄维兵团北援，徐州敌人西逃，使战役发展方向不是东向新（浦）、海（州）、连（云港）及两淮地区，而是向西歼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这就使淮海战役大大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
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恰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同志又组织了平津战役。
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
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战略上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傅作义集团。
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
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
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
敌人或撤退或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
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
毛泽东同志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9）“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
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10）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11）为着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又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
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博作义集团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
“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
“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而为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
由于我军执行了上述方针，傅作义集团即被我军斩头去尾，一截一截地被各个歼灭。
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取得了华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各战场的具体情况，抓住了不同的关键问题，正确地确定了决战方向，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
（12）抓住了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组织决战中，初战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从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出发决定初战，初战的胜负又对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的胜负有决定意义。
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
因此，初战必须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同时，初战的胜利又必须有益于全局的发展，这是照顾局部和全局关系中最吃力的问题。
总之，没有全局观念，就没有好的初战计划。
历来的军事家虽然也慎重初战，但初战的指导艺术，毛泽东同志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
三大战役的首战东北，以及辽沈战役的首攻锦州，淮海战役的首歼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
三大战役的三个作战方针，都是初战与全战役计划密切联系的体现。
因此，初战胜利之后，就势如破竹地分别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
三大战役的初战胜利，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必须打胜；
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
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13）的初战原则。
在战争指导中如何照顾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中去找出和掌握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

全面地运用十大军事原则，高度地施展作战艺术

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长期以来敌人战略上围攻我军的情况，改变为我军战略上围攻敌人的情况。
毛泽东同志从最后消灭敌军主力，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并与敌人强大机动兵团作战的情况出发，从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必须夺取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的情况出发，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歼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起来，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密切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军多年来丰富的作战经验概括而成的“十大军事原则”，在三大战役的指挥中，得到了全面的运用。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人民军队达到化劣势为优势、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敌人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它抛入劣势和被动。
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
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
（14）这个正确的指导就是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
我军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作战方法，不仅在中国革命战争过去的实践中，而且在三大战役的决战的实践中，都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对敌人实施战略包围的同时，进行了战役和战术上的分割与围歼。
在战略上将敌人分隔在几个战场上，而在各个战场上又把敌人的强大集团肢解为若干孤立部分，集中优势兵力，逐次予以歼灭，以至迅速地消灭全部敌人。
我军在辽沈战役中，利用东北敌军分散孤立的态势，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攻歼了锦州的敌人，继而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由沈援锦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残敌，卫立煌集团遂全军被歼。
我军在淮海战役中，首先割断了黄伯韬兵团与徐州敌军的联系，继而包围了黄维兵团，阻止了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使敌军不能相互支援，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之后，逐次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
我军在平津战役中，把敌军分割包围在平绥、平津线上的各点，逐次歼灭。
通过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我军在四个月零十九天内，就把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三大战略集团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迅速全部地予以歼灭。
这是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和发展，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歼灭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城市和地方。
由于攻克锦州，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该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迫使长春敌人的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而解放了长春，并为全歼卫立煌集团打下了基础。
由于黄伯韬兵团被歼和黄维兵团被围，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陇海线东段南北地区，而且迫使徐州敌人弃城逃跑，解放了徐州，并为全歼刘峙集团打下了基础。
由于新保安、天津被攻克，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两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为全歼傅作义集团打下了基础。
总之，在三大战役中，不但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很多城市和地方。
这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15）“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16）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战。
辽沈战役开始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大量的炮兵支援下，于三十一个小时内，攻克了敌人坚固设防的锦州。
同时，在锦州以南的塔山地区，以近三个纵队的兵力，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敌人九个师在海、空军配合下的增援；
在黑山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住了廖耀湘兵团十二十师的增援。
攻克锦州后，我军又转用兵力，迎击从沈阳西窜的敌军，以八个纵队，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在运动中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
淮海战役开始时，我华东人民解放军以十一个纵队，在运动中以侧击、攻击、截击的方法，将西撤的黄伯韬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圩附近地区，同时以强大的兵力在徐州以东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十二个师的东援，将野战阵地防御中的黄伯韬兵团九个师全部歼灭。
在围歼黄伯韬兵团的过程中，我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六个纵队，密切协同，以运动战将北援的黄维兵团中途包围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附近地区。
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中原人民解放军在华东人民解放军配合下，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黄维兵团全部歼灭。
当黄维兵团被围攻时，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企图沿津浦路增援黄维兵团，合力南逃。
我军以八个纵队之兵力，展开了大规模的阵地阻击战，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因此，杜聿明集团遂弃城西逃，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则以十个纵队的兵力，展开了平行追击，在运动中将敌人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
黄维兵团被歼灭后，我军集中十一个纵队的兵力发起攻击，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杜聿明集团二十四个师全部歼灭。
同时，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共八个师由蚌埠的三次北援，亦为我军所粉碎。
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都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开始，以大规模的阵地战结束。
平津战役中，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强大的炮兵支援下，于二十九个小时内，攻克了由十个师十三万重兵坚守的现代设防的天津市。
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要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战争的不同阶段，适时地转换作战形式。
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曾一再地进行过这种作战形式的转换。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我军曾以运动战为主歼灭和消耗了敌人；
在敌军从“全面防御”被迫转入“重点防御”以后，阵地战的形式特别是攻坚战就被提到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指出：“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17）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已经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在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时期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特点，使我军只能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能以保守和夺取城市与地方为主要目标；
只能在战役、战斗范围内集中优势乓力，围歼敌人的一路或一部，而不能全歼敌人的强大兵团；
只能在必要的方向和时间，以阵地的进攻和防御来辅助运动战，而不能打大规模的阵地战，特别是大规模的攻坚战。
到了三大战役的时候，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经改变为我强敌弱的形势，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和夺取地方，已成为继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密切联系的问题。
在对敌人的强大兵团实行战役分割的同时，实行战略包围，力图全歼；
在攻歼敌人重兵坚守的城市的同时，从运动中歼灭敌人增援的强大兵团。
这些都是在三大战役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可能和必须完成的任务。
“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
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18）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灵活的战略指导，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循了和灵活运用了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战略战术原则，因而使我们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19）毛泽东同志在三大战役中，不但对我军指挥自如，而且善于制造和扩大敌之弱点，使敌军完全听我调动，就我范围。
例如：攻击锦州的时候，我们估计沈阳的敌人可能出来援助锦州的敌人，而沈阳的敌人果然来援，结果取得了辽西的大胜利。
又如：围歼黄伯韬和黄维兵团的时候，我军坚决阻击邱清泉、李弥、刘汝明、李延年等兵团的增援，敌军果然都不能越“雷池”一步，结果使黄伯韬、黄维兵团全部就歼。
又如：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打算先稳住敌人，而傅作义集团果然未能东逃或西撤，结果全部被我解决。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度。

创造了解决敌军的三种方式

人民解放军对敌军从来就是在主要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又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并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定，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都迅速扩大化，这就为我军争取和瓦解敌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争取了曾泽生部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
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争取了何基澧、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并在围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候，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然杜聿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争取了敌军一万四千余人来降。

平津战役中，在我大军包围下的北平、天津守敌，完全陷于绝境，我军“秣马厉兵”，只待攻城。
但是，为了保护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我军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方法，劝告平、津守敌接受和平解决，给敌军指出了两条道路，或战或降，任其择一。
天津守敌陈长捷等拒绝投降，我军即以战斗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了该敌。
在天津解放之后，迫使北平守敌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并且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这就使北平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获得解放。
用北平方式解决敌军，“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
（20）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我军为了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对于绥远国民党反动军队董其武部，有意让其暂时存在，在保留一个时期之后，待条件成熟时，再接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其和平改编。
用绥远方式解决敌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
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
（21）因此，这并不是说，他们举行了起义或接受了和平改编，就已经革命化了，没有反动性了，相反地，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造，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

在三大战役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敌军的问题，他着重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⒁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22）同时指出：“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
（23）战争发展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些意见的正确。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同志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迅速地消灭了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并用和平方法解放了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
用三种方法解决敌军，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要互相结合的思想，在敌军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为了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党在军队中继续进行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激发了广大官兵最大限度的革命热忱和革命主动精神，使他们能够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和灵活的战术，去完成一切作战任务。
与此同时，党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战争。
在辽沈战役中，动员了十八个独立师直接投入战斗，又以八十个二线兵团约三十余万人，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兵源。
在淮海战役中，动员了四十余万人的地方武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
在平津战役中，也动员了华北几个省的地方武装，参加对敌斗争。
在各战场上，还动员了广大的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使我军得以专心作战。
这样，就将人民的力量全部动员了起来，与前线的军事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敌人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而无法逃脱其灭顶之灾。
由于各解放区相继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动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不断地得到提高；
同时，在已解放的城市中，立即恢复了各种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生产，从而使我军的供应得到了根本的保证。
为了满足前线我军对粮食、被服的急需，又组织了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筹集粮食，赶制被服。
在三大战役中，各地组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随军执行战勤任务。
辽沈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九万六千余民工，随军行动。
淮海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二百余万民工，支援前线，使我军与民工的比例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
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热情鼓舞下，人民解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
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24）又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25）革命战争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尽管革命的武装力量开始的时候比较弱小，但是，最后终究要取得胜利。
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支援战争的宏伟场面，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再一次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

（1）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39页。

（2） “论持久战”。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452——453页。

（3）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215页。

（4）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38页。

（5）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39页。

（6）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40页。

（7）（8）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55页。

（9）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69页。

（10）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70页。

（11）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69页。

（12）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173——174页。

（13）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222页。

（14） “论持久战”。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452页。

（15）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7页。

（16）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8页。

（17）“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7页。

（18）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171页。

（19）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215页。

（20）（21）“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26——1427页。

（22）（23）“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25页。

（24）“论持久战”。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432页。

（25）“论持久战”。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474页。

（原载“红旗”杂志1961年第二期）74页。\\

（原载“红旗”杂志1961年第二期）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各地以积肥为中心的备耕活动已经全面展开。
从潮汕平原到珠江三角洲，从粤北山区到海南岛，都在进行繁忙的备耕活动。
全省已犁耙过早造稻田近两千万亩。

广东各地在备耕中，都把准备早造肥料当作首要任务，采取集体与个人、常年与突击相结合的办法，迅速地掀起了群众性的积肥造肥运动。
五岭山下的韶关专区，根据山坑冷水田多、土温低、适宜施用石灰的特点，开展了从烧制石灰为中心的积肥运动。
水稻高产县——潮安县，最近每天出动八万人积肥，大量采摘绿肥，挖河泥和烧草木灰。
各地注意近山靠山，傍海靠海，广辟肥源，珠江三角洲的新会县，出动了五千三百多只船艇，下海涝取海肥，各地还边积肥边运送，把肥料迅速送到田里。

在备耕中，许多地区抓紧改造落后田。
龙川、河源等县结合犁田改造山坑低产田。

各地在进行的又一项重要备耕工作，是修建今年能够受益的小型农田水利和渠道的配套工程，并且对原有的水利工程加以维修。
乐东县志仲人民公社已经完成的渠道工程，可以解决今年准备扩种的二千二百亩早造的用水问题。

各地的工商部门也提早动手修造农具，和准备其他农业生产资料。
对早造扩种所需要的良种，各地也积极设法组织供应。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5日电 内蒙古各地人民公社积极准备春耕。
全区的积肥造肥运动，由于各地实行集体积肥与社员个人积肥同时进行，并且对社员参加集体积肥活动，实行评分记工，超额奖励；
对社员家庭积肥实行以质论价，给予报酬，对积肥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各地在大积大造肥料的同时，还组织一部分劳动力、畜力送肥。
昭乌达盟许多公社采取歇人歇马不歇车的办法，每天出动八千多辆车送粪，已把春播作物需要的底肥送到田里。

为了预防春旱，各地安排一部分劳动力，在进行水利配套和维修工作的同时，普遍进行拦冰蓄水和耙地保墒等防旱工作。
兴和县各公社，今年特别加强了镇压保墒工作，全县已经有三万三千多亩农田经过镇压。

许多旗县都对春耕用的农具、籽种和牲畜草料等物资准备作了检查，不足的地方正在设法增添。
有些旗县采取具体措施，帮助公社、生产队的农具修配厂（站）改进工作，尽力作到农具修补不出队、不出社。
据最近巴彦淖尔、伊克昭、包头等七盟二市的不完全统计，已整修、增添各种农具十二万多件。
有些旗县采取查数量、查品种、查质量和算播种面积、算密植幅度等办法，作好种籽准备工作。

为了使今年春耕兵强马壮，各地在备耕中，特别注意了社员的生活安排及耕畜的饲养管理，实行劳逸结合，养精蓄锐，迎接春耕。

新华社昆明15日电 云南各地认真发动群众深翻冬休田。
进度较快的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昭通专区已深翻85％以上。

春耕前犁好冬休田地，晒透土垡，增加地温，这是云南许多地区保证大春粮食作物增产的重要措施之一。
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有这样的农谚：“10月犁田一碗油，冬月犁田一碗肉，腊月犁田光骨头。”
说明按时犁田能增收粮食。
全州各个人民公社发动群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抓紧时机，组织劳力，翻犁冬休田地，到目前为止已经翻犁了一百六十三万多亩，进度比去年同期快40％。
以出产洋芋、荞子、玉米著名的昭通专区，针对今年立春早，各种杂粮作物种植早的特点，也普遍抓紧了冬休田地的深翻工作。
丽江专区宁蒗彝族自治县红桥公社经过群众讨论，按照耕牛的强弱和犁地的难易、远近，分别制定劳动定额，发挥了社员的积极性。
全社两万四千多亩冬休田地已基本翻犁完毕。

在冬耕工作中，各地注意做好犁、耙等大小农具的修补和供应工作，不少地区组织木工、铁工，挑起炉子，到田间巡回检修农具。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县勐旺区，冬耕中修补和新添了七寸步犁一千二百多张。
由于农具充足好用，这个区的冬耕日进度比原来加快将近一倍。

据新华社成都15日电 四川各地抓紧当前冬闲季节，在大积各种自然肥的同时，就地取材大抓各种土化肥的生产。
各地县属、区属、以及社办土化肥厂最近都进行了恢复、整顿，并以田对口，合理布局，更有效的为大办农业服务。
各生产队，也在保证当初小春生产的前提下，本着农忙小搞、农闲大搞的精神，因陋就简，迅速新建了大批土化肥厂。
崇庆县已有一百三十多个县社土化肥厂投入了生产，各公社的生产队也成立了五百几十个化肥生产组。
在两个月中，仅县、社两级土化肥厂，就生产了八百多吨矽酸钾、过磷酸钙和炭化肥等二十种肥料。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1月10日到达缅甸滨海市镇仙道卫，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稿）

1月13日，缅甸掸邦首府东枝军方为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大将访问东枝后回国举行送行宴会。
这是在宴会上。
左起：罗瑞卿大将、陈毅副总理、奈温将军、缅甸联邦外交部长、掸邦邦长藻昆卓。
（新华社稿）

1月12日，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大将及他们的随行人员到缅甸美丽的茵莱湖参观时，当地居民用传统的欢迎总理、罗瑞卿大将在奈温将军陪同下观看船赛的情形。
（新华社稿）

民主生活好

福建省福安县溪柄公社扆山大队第一生产小队，自1958年办公社时，就建立了社员民主生活会制度，每隔十天左右开会一次，开会时间不长，不拘形式，以解决问题为原则。
会议内容一般是：集思广益，吸收全队社员参加管理生产；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干部改进作风，同时结合公布工分，表扬好人好事。

这个生产小队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的结果，首先是吸引全体社员积极参加了生产管理，使队里能够更好地安排生产。
在冬种中，有一块土地，队里本来安排种小麦。
社员叶顺茂知道后，觉得不太适宜，便在生活会上提出意见。
经过队委会研究，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就把原来计划种小麦的地换种油菜，把种油菜的地改种小麦，使小麦、油菜都长得好。
农具保管员对农具保管不够严格，箩筐等工具有丢失现象。
社员阮吓富等立即在生活会上提出批评。
农具保管员成益虚心接受了大家的意见，随即和大家商量，建立了一套农具保管制度，作到领用农具有手续、添置农具有登记，从此再也没有发现农具丢失的现象。
通过民主生活会，也进一步提高了社员的觉悟，更加积极生产、更加关心集体。
现在全队二十八个社员中有六个社员成为优秀社员，十六个社员成为积极分子；
个别对集体生产不够关心的社员，经过大家在生活会上及时帮助后也都加强了集体观念。

以集体利益为重

广西平南县安怀人民公社社员、共产党员潘富在搞好集体生产的前提下，搞好家庭副业生产。
去年他全家按每个劳力平均所作的劳动日，在全小队是最多的一户，同时家庭养猪、养鸭等副业主产的产品也都卖给了国家。

潘富注意教育全家认识只有集体生产发展了，社员个人生活才能逐步提高。
并在保证完成集体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安排了开展家庭副业生产的计划。
他母亲由于年老体弱，就参加一些轻的劳动，其他人员在完成生产队每天规定的劳动定额后，才参加家庭副业生产。
去年夏收夏种大忙时，他爱人想请假回娘家。
潘富教育他爱人应以集体利益为重，使她打消了请假的念头。

潘富经常教育全家人不要忘记国家和集体对个人的关怀，他把家庭副业生产的产品，除自己食用部分外，都售给国家，并关心集体生产。
例如，当潘富听说大队缺少公鹅配种，就主动把家里的三只公鹅卖给大队。
他搞家庭副业生产的收入，除了用于提高生活和其他各项支出外，都存到信用部去。

“生活顾问小组”
去年春天，四川广元县白家人民公社侯家管理区建立了“生活顾问小组”。
全管理区的六个食堂中，都有一位成分好、思想好、能联系群众，而且有养猪种菜经验、会过日子的老社员参加。
这个“生活顾问小组”由管理区党支部领导。
小组成员也是管理区生活福利委员会的委员，平时分散在各队食堂，又是各食堂生活福利小组的顾问。
他们经常帮助生产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安排社员生活，办好食堂，还定期参加管理区的生活会议，共同商议群众生活问题，各队社员对生活方面的意见和要求通过他们得到了及时反映。

党支部经常组织他们学习有关办好食堂的政策和指示。
这些生活顾问成分好、立场坚定，加上对旧社会的苦日子体会较深，因此都积极拥护党的有关办好食堂的政策和指示。
去年党支部动员各队食堂大种蔬菜，他们便利用吃饭和田间休息时间，讲解种蔬菜的好处，鼓舞社员的积极性，各食堂仅十天时间就增种了蔬菜一百七十多亩。
现在，全管区六个食堂不仅顿顿有鲜菜，还储存干菜、酸菜等九万多斤，以备淡季和农忙时食用。

由于生活安排得好，社员干劲更足。
全管理区90％以上的社员经常全勤满工，大多数社员月月超过劳动定额。

新华社福州15日电 福建仙游县度尾人民公社五一大队红专生产小队劳逸结合得好，生产效率高。
1960年全小队在甘蔗种植面积扩大23％的情况下，粮食仍比1959年增产11.5％，副业收入也比1959年增加32.6％。
这个小队已经成为全公社的先进生产小队之一。

红专生产小队在劳逸结合方面很好地总结和发扬了当地农民的固有经验，并且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加以改进，因而积累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

首先是巧排农活，巧用劳力，由强劳力干重活，弱劳力干轻活。
在安排强劳力干重活时，也采取隔日或上下午调换不同工种的办法，调剂劳逸。
如夏收夏种中，根据打谷用臂力、犁田用全身力、运谷和运肥用肩力、插秧靠腰力的情况，排工时就适当调换，以保持社员的体力。
在一个半天内，也尽量做到“先重后轻”。
如冬种中，在不违反耕作工序的提前下，先干运肥、犁畦、整畦等重活，后干施肥、放麦种、盖土等轻活。
天气冷热的变化，也是安排不同农活的一种根据。
如天气炎热的6月间，就在早晨和近黄昏时做重活，中午在荫凉或较近处干轻活。
在目前冬季生产中，早晨很冷，便先安排追肥、锄草和其他冬种作物田间管理等干的活，近午暖和些，再安排翻犁水田和疏通水沟等湿的活。

小队还十分重视改革工具，改善生产过程，减轻劳动强度。
队里运土肥、运公粮、运柴火等一般都使用车子。
食堂有土抽水机抽水。
田头普遍搭粪棚，以节省运肥劳力。

从各方面来保证社员既劳动得好，也休息得好。
小队实行了在田头评记当天工分和安排次日农活的作法，不占用社员夜晚的休息时间。
小队的食堂积极改进服务工作，使社员用饭方便，节省时间，能更好地休息。
队委会还以俱乐部为基地，积极组织各种业余文娱活动，消除社员一天的疲劳。
社员的休假日，队里也按照农事和个人需要，组织合理轮休。
每半个月和社员共同商量一次，妥善安排各人休假时间。
这样做，既照顾到社员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也照顾到生产的需要。
小队关心社员的休息，社员也更加关心集体生产。
如去年12月9日，气象预报寒流要来，前一天夜里轮到休假的陈文夏、陈元新等八个社员主动跟着小队长陈金锁一起下田，冒着夜寒，把四亩多番薯叶抢收回来，免受霜害损失。
队里第二天又补了他们一天的假期。

柬埔寨所遵循的政治准则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并且一贯严格遵守为它本身的中立所需要的这个准则。
然而，柬埔寨不能对正在剧烈进行，并且随时有变成国际性冲突危险的老挝内战在我国边界上所造成的局势置若罔闻。

我以一个直接遭受最近老挝事件后果影响的国家的领导人的身分，冒昧地向阁下陈述老挝危机的悲剧性演变给柬埔寨提出的问题，以及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1）老挝内战的最直接和最明显的后果是继几年以来，很多南越人来到柬埔寨避难以后又有大批老挝难民涌向我国而其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然而，柬埔寨是个穷国，它正在为摆脱本国的不发达状态而艰苦地努力。
它没有能力来负担这批人数众多又不从事生产的难民的需要，而不严重影响它本国的五年计划及其前途。

（2）一些友好国家的卓越的领导者们，其中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和西方阵营的领导者，告诉我他们面对老挝严重事态而感到的恐惧。
从那时候起，这些事态已经发展成为党派之间的实力对抗。
此外，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互相指责对方干涉老挝内政，指责私下用武器支援叛乱集团，指责对方实际参与内战。
两个敌对集团之间这种新的对抗性的因素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且使得各国人民所衷心期望的局势和缓成为遥远的事。

（3）最后，柬埔寨认为自己有义务呼吁拯救兄弟的老挝人民，他们的生存遭到严重的威胁。
允许老挝人民不受外来的压力和影响，通过自由选举表示他们的意愿，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符合各国人民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制度和政策的原则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面对着一个在几年以前已经获得独立、并且希望对其决定自己命运的主权予以承认的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受到的痛苦，都不能无动于衷。

人们应该承认今天老挝是处在一个死胡同里，武力是不能解决由于这个不幸的国家被分裂为若干个敌对派系而相当人为地提出的问题的。

外国对目前老挝问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甚至是干涉，使我们认为召开一个由一切对老挝和老挝人民的命运表示关注的国家参加的会议是人们所希望的和迫切需要的。

这一会议的目的——应该完全排除对老挝领土的分裂——是为了确定能够在老挝恢复和平和使老挝人民有可能明确地和自由地表明他们对所希望遵循的政治道路的抉择的方法。

我认为这一会议可有下列国家参加：

——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即法国、英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王国和老挝王国。

——参加上述日内瓦协议的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国家，即印度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加拿大。

显然，目前的老挝局势是由1954年日内瓦协议在印度支那形成的形势所直接造成的。
但是同样显然的是不能认为只有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和这些协议的保证国才是对老挝内战负有责任的。

我认为和老挝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也参加所建议的这一会议是必要的，即：泰国、越南共和国、缅甸联邦。
其次，必须敦请对老挝王国一再表示关切的美利坚合众国全权参加这一会议。

我正是本着这个完全无私的目的向阁下提出这一“圆桌会议”的提案，并请阁下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反对意见、批评或可能的建议以及您对这一提案所认为应该采取的步骤告诉我。

我不想预测这个提案的命运，但是我认为任何拒绝上述会晤的国家将会使它在亚洲和非洲小国家心目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并且大大丧失这些国家对它的信任。

最后，请允许我明确指出这样的会议应该在国际公认的中立国家中召开。
当然瑞士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
但是由于瑞士远离产生问题的中心，选择一个同样中立的亚洲国家是较为适宜的。

阁下，请接受我的最崇高敬意。

新华社15日讯 华盛顿消息：即将下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2日向国会提出1961年的“国情咨文”，竭力掩饰共和党政府执政期间美帝国主义内外形势每况愈下的状况，并且为美国政府和他本人八年来奉行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辩护。

艾森豪威尔在咨文中用了很大篇幅来吹嘘他的“政绩”，但是，他最后不得不承认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任人肯尼迪。
他说，“我并不想暗示一切都是顺利的，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
他提到国外有柏林问题，老挝局势、古巴的革命“所引起的问题”从及“同非洲新国家的发展有关的许多问题”。
他说，“这些方面特别要求细心处理和经常研究”。
在国内方面，他说，“几个突出问题仍然存在”，其中包括失业问题、如何使“经济不断增长”问题、美元问题，对外支付赤字问题、“农产品大大过剩”问题以及“卫生和教育计划中的缺点”问题等等。

艾森豪威尔在咨文中鼓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极其重要的计划必须继续下去。”
他说，“当然，将必须拟订新的策略来适应新的局势，但是，其基本原则应当是不变的。”
他说，美国“决不能放弃这样一个国家政策：为着长期的利益提供非常充分的稳定的努力；
迅速适应新的科学和技术进展；
建立一支遏止大战、有效地应付局部局势和对进攻进行反击并毁灭进攻者的平衡的力量和一个加强的自由世界集体安全体系。”
这就是说，美国要继续坚持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政策，加紧发展核武装，以建立一支既能打大战又能打局部战争的武力和一个由各种侵略同盟组成的军事集团体系。
艾森豪威尔说，美国将“在今后不确定的时期内、大概是好多年内在防御（指军事）方面付出庞大的开支”。

艾森豪威尔在咨文中坚持继续奉行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
他说，“美国继续不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且“坚决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

艾森豪威尔掩饰他执政期间一贯执行“实力政策”“战争边缘”政策的败迹，和美国国际地位江河日下的情况，他并继续打着早已破烂不堪的假和平招牌，甚至吹嘘他受到日本人民闭门羹的访问“如此有成果”。

艾森豪威尔在咨文中谈到焦头烂额的美国经济问题时，他的调子更是低沉。
尽管他力图掩盖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他不得不承认，美国“经济活动时断时续的下降仍然一直是我们（美国）企业制度中的一个问题”，美国政府对此“没有理由感到心安理得”。
他说，近来美国的“失业人数比我们任何人所愿意看到的数目为高，而且有一些存在长期大量失业的地区”。
在农业方面，“产品‘过剩’情况正日益严重”。
咨文对美国严重的国际支付危机，也避而不谈。

作者：宗文

1960年，中国重工业生产继续保持跃进，主要产品如钢、铁、煤、电、石油、机床、拖拉机等，预计都可以完成计划或超额完成计划。
其中钢的产量，预计将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超过1960年国家原订计划的一千八百四十万吨。
1960年钢铁生产比1959年增加五百多万吨，比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1962年达到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超过50％以上，这是一件大喜事。
钢产量从一千三百多万吨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左右，英国用了十七年时间，美国用了四年的时间，战后西德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恢复，也用了三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技术队伍迅速成长

随着生产的飞跃发展，一支强大的钢铁技术队伍正在迅速成长、壮大。
许多在大跃进中才进厂的新工人，已经成长为熟练的炼钢能手；
一些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工人，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工程师、技术员的行列。
1960年10月间，鞍钢又有三百名德才兼备的老工人，晋级为工程师，其中包括著名的劳动模范孟泰、王崇伦、陈效法、徐连甲等人；
同时，公司还提拔三千三百多优秀工人为技术员。
几年来，上海已经为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小型钢铁厂，培训三万五千多名技术工人。
这些工人在各个地区的钢铁生产岗位上，已经发挥重大作用，有许多人已经被提升为炉长、工长、车间主任和技术员。
随着遍地开花的钢铁“小土群”、“小洋群”的发展，钢铁工人队伍的行列，更是迅速地壮大起来。
许多两年前还是一个普通农民，现在已经成为活跃在高炉、平炉边的熟练工人了。

钢铁工业遍地开花

还应该提到的是，随着各地中小型钢铁企业普遍投入生产，一个分布合理的、大中小相结合的钢铁工业网，正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初步形成。
现在全国各省、自治区，80％左右的专区，30％的县和一部分人民公社，都已经有了钢铁企业。

中小型钢铁企业的遍地开花，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布局，在扩大国家基本建设规模，保证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持续跃进，以及支援农业生产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

1959年和1960年，各省、区中小高炉生产的生铁，除了保证供应国家炼钢需要外，应用于当地农业机械制造、水利建设等需要的，都有几百万吨。
福建省1960年上半年调拨给农业用的钢铁达两万多吨，超过以往任何的一年。
这些钢铁，制成了五百多万件插秧机、收割机、打谷机等农业机械和新式改良农具，促进农业技术改造的发展。

小洋群大显身手

中国钢铁工业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首先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辛勤努力。
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光辉照耀下迅速成长起来的钢铁小洋群，在生产高速度的发展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1958年和1959年，中国钢铁工业的“小洋群”运动，对钢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短短两年中，中国就建设起一千三百多个“小洋群”炼钢企业，其中有二百个左右可以发展成为中型或小型联合企业。
1959年生产的二千零五十万吨生铁（不包括土铁），由中小型企业生产的为一千一百零五万吨，占二分之一左右；
生产的一千三百三十五万吨钢（不包括土钢），由中小型转炉生产的为四百七十二万吨，占三分之一以上。
而1960年中小型企业生产的生铁、矿石，预计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焦炭占三分之二左右。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60年，“小洋群”钢铁联合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又有了提高，在炼焦、炼铁、炼钢和轧钢等方面，已经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符合于多快好省原则的生产技术。

来自各方的支援

钢铁工业生产持续大跃进，是和全国人民特别是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援分不开的。
河南省为了使钢铁生产单位有足够的矿石和煤炭，各个矿山职工掀起了凿大眼，放大炮，多采矿，采好矿的生产竞赛高潮。
在保证钢铁生产大丰收的口号下，煤炭、运输、机械制造等各个部门，也都开展了支援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
鞍山钢铁公司的增产，就得到了全国十五个省、市、区的七百多个大小企业的大力支持。
1960年下半年，每天有万余种原料、燃料、耐火材料、化工材料、机械设备等，从全国四面八方运到鞍山。
大连工矿车辆厂，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克服各种困难，保证了支援鞍钢的机械设备提前一个月到三个月完成。
天津市机电工业职工，在生产农业机械支援农业的同时，积极赶制大批钢铁和煤炭生产设备和配件，及时供应包钢、石钢等企业生产继续跃进的需要。

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

中国钢铁持续跃进，也是和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分不开的。
他们深入生产第一线，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在生产中领导生产，在群众中领导群众。
中共太原市委书记等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后，针对太原钢铁厂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继续提高钢铁产量的具体办法，并号召全市各行各业职工发扬协作精神，大力给予支援。
石家庄市为了加强对冶炼企业的领导，除市委第一书记、工业部长等领导干部亲自领导钢铁生产外，各县（区）并抽调了二百多名有经验的干部，充实了高炉的领导力量。
领导干部这种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大大鼓舞了职工们的干劲，生产水平一天一天向上升。
工人们称赞说：“厂长来到第一线，车间添了指挥员，四同作风人人夸，指标猛升似火箭。”
（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