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决定，由编辑部编辑李文达协助溥仪整理书稿，以便落实周总理的指示：
“作为未定稿，用四号字印出来……你再改，改为比较完善的。”

据凌云“《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一文记载，
为了安排这次改稿，
由凌云出面约请溥仪、溥杰兄弟在全聚德吃烤鸭，
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姚艮和李文达都参加了，
席间主要谈的是有关合作写书的事。

1960年04月，溥仪被安排在香山植物园劳动，李文达住在附近的旧香山饭店。
每天下午，溥仪到饭店与李文达商量如何整理书稿。
共用晚餐后，溥仪回植物园，李文达在住处动他的剪刀糨糊，另外，把溥仪口头补充的材料写进被整理的书稿之中。

这样的整理工作进行了一个来月，全书还只整理出一半。
两个月后，24万字的整理稿终于写就。
但，群众出版社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群众出版社为了落实作品的主题思想，在如何解决“灰皮本”的问题上认为，
光靠溥仪个人的口述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大量采访溥仪周围的人物，大量查阅历史档案，甚至还要到各重要现场实地观察。

李文达建议，重新搜集材料，重新构思，在占有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之上，梳爬剔抉，提炼成文。
这在《我的前半生》创作史上，以一个成语概括：“另起炉灶。”

公安部的有关领导同意李文达的建议。

他首先到东北调查，大部分时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此外又到长春、哈尔滨等溥仪住过的地方。
在“另起炉灶”的过程中，他为了掌握溥仪的性格、思想和跨度80年的历史背景，
对溥仪周围的重要人物都作了专题研究，写出了每个人的传略，
对围绕溥仪的重大事件，也进行了研究，撰写出一些文章。

群众出版社的图书档案里面就有李文达“另起炉灶”的手迹稿， 他编制的溥仪的谱牒、年表、大事记，
他写的构思大纲、修改建议和几个比较起来有所变动的创作方案，
亲手记录的书稿研讨会情况或据此整理出来的纪要，
以及一些与出版相关的信函、报告或电话记录，等等。
这些文献，为认识《我的前半生》的创作过程，提供了宝贵的依据或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