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去年底就中印边界问题复照印度政府
阐明边界从未划定中国一贯尊重现状
重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巩固中印友谊
只要双方以两国友好根本利益为重，采取互谅互让态度，边界争执不难解决希望两国总理会晤取得原则协议，双方边境武装部队后撤并首先停止巡逻
新华社0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59年12月26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全文如下：
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致意，并谨就中印边界问题陈述如下，请大使馆转达印度政府：
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09月08日曾经致函尼赫鲁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方针，作了全面的申述。
在此以后，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收到尼赫鲁总理09月26日的来信和印度外交部11月04日的来照。
在来信和来照中，印度政府表示不能同意周恩来总理对边界事实的申述。
中国政府对印度政府和人民始终愿意保持友好，对于边界问题，也始终愿意以心平气和、对人公平、对己公平的态度，同印度政府进行讨论，以求双方观点的接近。
鉴于中印边界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很难依靠信件的交换获得解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两国政府的代表，首先是两国的总理，迅速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以便更有效地交换意见和达成协议。
但是，两国总理的会谈还有待双方协商决定，而印度政府又抱怨中国政府没有对上述来信和来照中有关边界事实的部分作出答复。
因此，中国外交部奉命，参照周恩来总理09月08日和尼赫鲁总理09月26日的来往信件以及印度外交部11月04日来照，就有关边界事实的几个主要问题，作出进一步的申述。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爱好和平的大国，有互相友好的悠久历史，在目前和今后也有许多伟大的共同任务。
中印两国的友好，不但是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是世界和平特别是亚洲和平的利益。
因此，中国政府很不愿意就边界问题同印度政府进行争论。
不幸，中印边界一直没有划定，英国在这方面又留下了一些纠纷的遗产，而印度政府又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令人不能接受的指责，竟使这种争论无法避免。
由于印度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有关边界问题的细节，中国政府在自己的答复中虽然力求简要，但是为了澄清历史真相和彼此的观点，仍然不能不涉及若干细节，这是很抱歉的。
为了方便，在以下的行文中，将把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同拉达克接壤的一段边界简称为西段，把从西段的东南端到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为止的一段边界简称中段，把不丹以东的一段边界简称东段。
整个中印边界都没有划定过，印度政府所依据的几项条约和协定都不能成为合法根据。
中印边界之有待划定是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所长期承认的
第1个问题：
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地划定过
中印边界目前存在着一些争论，原因就是两国从没有正式划定过边界，两国关于边界的看法互有出入。
按照印度地图的画法，西段边界线深入中国领土，把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画入印度境内；
中段边界线，同中国地图的画法比较接近，但是也把若干历来属于中国的地区画入印度境内；
东段边界线全线被向北推移，把原属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画入印度境内。
因此，中国政府认为，需要举行友好的谈判加以合理的解决。
但是印度政府认为，目前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中印边界，大部分是为国际协定肯定了的，没有理由举行全面的边界谈判。
这样就使谈判本身遭到了困难，使边界争端有长期陷于僵局的危险。
中国政府认为，中印边界大部分已由国际协定正式划定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政府谨作以下的说明：
1842年条约并没有划出中印西段的任何边界
（1）关于西段。
印度政府认为自己所主张的边界线，曾经由1842年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之间订立的一个条约划定过。
但是，第1，这个条约仅仅提到拉达克和西藏的疆界将维持原状，各自管理，互不侵犯，根本没有关于边界具体位置的任何规定或暗示。
尼赫鲁总理在今年09月2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件中列举的关于边界的位置早已划定的种种论据，没有一个能证明印度政府目前主张的边界线是有根据的。
第2，1842年条约是在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之间订立的，而目前印度政府提出争论的地区，绝大部分（约占80％）属于并未参加这一条约的中国的新疆。
如果认为，根据这个条约就可以判明，新疆的大片土地已经不属于中国而属于拉达克，那显然是不可理解的。
关于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同新疆的边界，1899年英国政府曾经建议划定，但是并无任何结果。
如果认为，一次片面的建议就可以把别国的领土据为己有，那也是不可理解的。
第3，中印西段边界的没有划定，还有许多不可辩驳的积极的证据。
例如：
甲、从1921年直到1927年间，英属印度政府曾经向中国西藏地方当局进行过多次交涉，要求划定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边界，但是始终没有结果。
这有当时双方交换的许多文件可资证明。
曾任印方代表的英国罗西安爵士，也在今年12月11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的投书中证明了这一点。
乙、根据中国政府现有的材料，印度测量局迟至1943年出版的官方地图，关于中印西段还没有画出任何边界。
在1950年，印度官方地图用特别模糊的方式表示出现在所画的边界，但是仍然用文字标明是未定界。
只是从1954年起，这段未定界才忽然变成了已定界。
丙、尼赫鲁总理今年08月28日在印度人民院谈到这段边界时宣布：
“这是沿克什米尔邦同西藏和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疆界，没有谁划定过这条疆界。”
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是同这段边界早已划定的说法绝对不相容的。
任何人都不能想像，自认为在1842年或1899年就已经明确划定了这段边界的印度政府，还会在1921年到1927年间不断地要求谈判划界，还会在1943年承认没有任何确定的边界，还会在1950年宣布只有未定界，还会在1959年宣布没有谁划定过边界。
1954年的中印协定根本没有接触到两国边界问题
（2）关于中段。
印度政府认为，1954年中印协定第4条列举了这个地区内的六个山口作为双方商人和香客的通道，这就表明了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印度政府关于这一段边界的意见。
中国政府认为，这种说法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1954年的中印协定和关于这一协定的谈判，根本没有接触到两国边界问题。
协定第4条中国方面草案的措词是：
“中国政府同意在中国西藏地方阿里地区开放下列山口，作为双方商人和香客的出入口”。
印度方面不同意中国的草案，他们提出的草案的措词是：
“来自印度和西藏西部的商人和香客得沿着途经下列地点和山口的道路旅行”。
后来双方协议改为：
“双方商人和香客经由下列山口和道路来往”。
中国政府的让步，只是采纳了不涉及这些山口的归属问题的措词。
任何人也无法由此推断说，这就确定了两国在这一段的边界。
相反，在1954年04月23日，中国代表、中国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在同印度代表、印度大使赖嘉文先生谈话中，还明白表示，在这次谈判中，中国方面不希望涉及边界问题。
赖嘉文大使当时表示同意。
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关于这段边界已经划定、不需要进行谈判划定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西姆拉条约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完全非法的
（3）关于东段。
印度政府认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英国、中国和中国西藏地方共同参加的西姆拉会议上产生的，因此是有效的。
中国政府认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完全非法的，印度政府的说法是中国政府所断然不能接受的。
首先，举世周知，西姆拉条约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
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中国代表陈贻范，不但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且根据中国政府的训令在1914年07月03日正式向会议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
中国政府驻英公使刘玉麟，又在同年07月03日和07日两次正式照会英国政府，作了同样的声明。
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坚持这个立场。
中国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曾经签过字的许多肮脏的不平等条约，现在已经宣告失效了，中国政府感到困惑的是，同样从帝国主义压迫下得到独立的印度政府，为什么会硬要自己的友邦中国政府承认一个它连字都没有签过的不平等条约。
其次，印度政府断言，西姆拉会议上讨论了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边界，而中国政府不论在当时或以后都没有反对在会上讨论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边界，因而会议所产生的关于印度和西藏之间的麦克马洪线边界的协定，必须被认为对中国具有拘束力。
但是这种说法从头到尾都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在西姆拉会议上只讨论过中国其他部分和西藏地方以及所谓内外藏的界线，从来没有讨论过中国和印度的边界。
所谓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代表和当时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在1914年03月24日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产生的，根本没有通知过中国，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上过西姆拉会议的日程。
西姆拉条约附图中所标明的红线有一段的画法同所谓麦克马洪线相同，但是这条红线是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提出来的，而从来没有被说明过，红线的某一部分是中国和印度的分界线。
在西姆拉会议和西姆拉条约中既然根本不存在所谓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在自己的备忘录或者对于西姆拉条约的修改意见书中提到这一问题，或者提到所谓麦克马洪线问题。
印度政府说当时中国政府没有对所谓麦克马洪线提出异议，这个事实只是表明了中国政府根本不知道有所谓麦克马洪线问题，而决不能证明这条线是合法的，为中国政府所同意了的。
由此可见，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一个比西姆拉条约更肮脏、更不能见人的东西，说它对于中国政府具有约束力，确实是格外离奇的。
中国政府愿意询问印度政府，它究竟能否从西姆拉会议的全部纪录中指出，在会议的哪一天，或者在条约的哪一条，曾经提出中印边界的问题和特别提出所谓麦克马洪线的问题？
此外，还必须指出，对于英国没有同西藏单独谈判的权利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中国政府固然曾经就这一点作了一再的声明，就是英国政府，根据它自己同旧俄政府在1907年所订的关于西藏的协定，也受有严格的约束，非通过中国政府不得同西藏进行任何谈判。
因此，只是根据英国政府自己所负的这一项条约义务，也足以判断，1914年英国代表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瞒着中国政府的秘密换文，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第3，说中国对于所谓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没有提出异议，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才陆续地和非正式地出现在印度地图上的，而从1943年以后，西藏地方当局又受到英帝国主义的牢牢控制，同中国中央政府关系日见恶劣。
虽然如此，国民党政府在获悉英国对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逐步侵入以后，仍然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1946年07月、09月、11月和1947年01月，四次照会英国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
由于英国把责任推给印度，国民党政府又在1947年02月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
甚至在1949年11月18日，当时还同印度政府保有外交关系的蒋介石集团的驻印大使罗家伦，还照会印度外交部，否认印度政府所认为有效的西姆拉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同印度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也一再声明中印边界未经划定的事实。
在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华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曾经明确地指出中印边界尚待划定。
周总理并且说，中国地图之所以沿用旧地图的画法，是因为中国政府还没有对中国的边界进行勘察，也没有同有关各国商量，不会自行修改疆界的画法。
关于这一点，在1958年11月03日中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备忘录曾经复述过。
此外，就是西藏地方当局，也不认为在阴谋诡计中制造出来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合理的，它一再表示了对这条线的异议，要求归还线南被占的中国领土。
这个事实，就是印度政府也不否认。
第4，所谓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不但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而且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对于它的有效性也是长期怀疑的。
印度测量局1938年出版的“西藏和邻国”的官方地图和英国皇家制图员约翰·巴索罗缪所绘制的1940年牛津高级地图集第6版所载“印度”一图，都根本没有采取所谓麦克马洪线。
1946年出版、1951年三版的尼赫鲁总理本人所著的“印度的发现”（英文本）一书中所附“1945年的印度”一图，也同样没有按照所谓麦克马洪线描绘中印东段边界线。
印度测量局在1950、1951、1952年出版的官方的印度全图，虽然画出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仍然用了未定界的标记。
直到1958年，英国皇家制图员约翰·巴索罗缪所绘制的泰晤士世界地图集中的“中国西部和西藏”一图，仍然把中印传统边界和所谓麦克马洪线都标出来了，并且在两线之间用文字注明
“争议地区”。
所有这一切具有权威的事实，都直接驳倒了印度政府关于这一段边界已经划定的论点。
印度政府争辩说，英国所以迟迟没有公布西姆拉条约，为的是希望就内藏的地位和界线达成协议。
这个说法之不能帮助印度政府脱出困难，已如上述，而且还给印度政府带来新的困难。
既然英国政府也承认没有就西姆拉条约达成协议，那么这个条约还有什么意义呢？
条约本身都没有生效，何况英国方面片面地、偷偷地往这个条约里硬塞的一条从没有向中国政府提出过的所谓中印边界线呢？
事实上，曾经在印度任职的英国负责官员，虽然决不是亲华的，也承认麦克马洪线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在实际上是没有效力的。
例如，曾在1939年担任印度阿萨姆代理省督的亨利·特威南，就在今年09月02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投书作证，这条线“并不存在，而且从来没有存在过”。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确定不移的结论：
整个中印边界，无论西段、中段和东段，都是没有划定过的。
印度政府所依据的1842年条约，并没有划出中印西段的任何边界，而且同这个边界关系最大的中国新疆地方，并不是这个条约的参与者。
印度政府所依据的1954年协定，并没有涉及中印中段边界或者其他部分的边界。
印度政府所依据的1914年的条约，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而且在1914年的会议上也从没有讨论过中印边界。
中印边界之有待划定，是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在长期间所承认的，具有确凿无疑的证据。
为了使中印边界的争端获得双方满意的合理解决，除了进行友好的谈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双方都承认有传统习惯线，这就是根据双方历来管辖所及而形成的界线。
中国政府关于传统习惯线的看法，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
印度的地图把边界画得大大超出原来实际管辖的范围
第2个问题：
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在哪里
中印边界虽然未经正式划定，但是双方都承认有传统习惯线，这就是根据双方历来管辖所及而形成的界线。
现在的问题是，双方对于传统习惯线的位置有很不相同的认识。
印度政府在自己的地图上，把边界（主要是东段和西段）画得大大超出了原来实际管辖的范围，断言这不仅有国际条约为根据，而且也就是传统习惯线。
中国政府认为，印度现行地图关于中印边界与中国地图大不相同的那些画法，不仅如前所述，没有国际条约为根据，而且也没有传统习惯的根据。
印度提出争论的西段广大地区历来属于中国
（1）关于西段。
现在印度提出争论的面积达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历来属于中国，这在中国的官方文书和记载中有确凿的证据。
其中除了一块很小的巴里加斯地区最近几年被印度侵占而外，其余的广大地区始终是在中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
这个地区大部分属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阗县管辖，小部分属中国西藏自治区的日土宗管辖。
这个地区虽然人烟稀少，却历来是新疆西南边境的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居民以及一部分西藏西北边境的藏族居民放牧和采盐的场所。
这里的许多地方都是以维吾尔语命名的。
例如，属于新疆和阗县的阿克赛钦，就是维吾尔语“白石滩”的意思；
而流贯这个地区的喀拉喀什河，就是维吾尔语“墨玉河”的意思。
这个地区是联结新疆和西藏西部的唯一交通命脉，因为在这个地区的东北就是新疆的大戈壁，那里同西藏简直不能有什么直接的交通。
因此，从十八世纪中叶起，中国的清朝政府就设立卡伦（边卡），对这里行使管辖，进行巡逻。
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一直到中国解放为止的几十年中，也经常有部队在这一地区设防。
1949年新疆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接管了这个地区的边防。
1950年下半年，中国政府通过这个地区派出了首批进入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九年来，驻在阿里地区的中国部队一直正常地、频繁地通过这个地区由新疆方面取得不可缺少的补给。
从1956年03月到1957年10月，中国政府沿着习惯通道，修筑了一条从新疆叶城到西藏噶大克的公路，全长达一千二百公里，其中有一百八十公里通过这一地区，参加筑路的民工达三千余人。
这些不可动摇的事实，本来应该足以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而不容置辩。
印度政府说，这个地区“同印度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传统有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
但是，第1，印度政府并没有举出任何具体事实来支持它的论断。
相反，尼赫鲁总理今年09月10日在印度联邦院说，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管辖”。
他在今年11月23日，又在印度联邦院说：
“据我所知，在英国统治时期，这个地区没有一个人居住，也没有任何前哨据点。”
尼赫鲁总理虽然无法正确判断中国方面的情况，但是他的话的确权威地证明了印度从来没有管辖过这个地区。
第2，印度政府说它在这一地区一直定期地派有巡逻队，并且说这就是印度行使管辖的一种方法。
但是根据中国政府所掌握的材料，印度武装人员只在1958年09月、1959年07月和1959年10月三次侵入这一地区进行过侦察，随即被中国边防部队扣押并且递解出境，此外再没有到过这个地区。
正因为这样，印度政府才会对于中国人员在这一地区的长期活动毫无所知，以至宣称中国人员只是从1957年起才进入这个地区。
第3，印度政府举出了若干地图来证实它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
但是，这一方面的情况对于印度的论点也并不有利。
中国在近一、二百年间出版的地图对于西段边界的画法尽管在一些地方有微小的出入，但是基本上始终一致。
印度政府提出，有一种在1893年出版的中国官方地图，对西段边界的画法接近于印度地图。
中国政府不知道这里指的是什么地图，无法加以评论。
至于英国人所办的“字林西报”1917年出版的地图集，那只能代表英国而不能代表中国的观点，在这里没有讨论的必要。
与此相反，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和印度的地图上的画法，前后却有很大的矛盾和混乱。
原因是，英国在侵占克什米尔以后，曾经积极企图以此作为基地向中国的南疆地区和西藏西北部进行侵略，因此不断私自窜改西段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并且为此而派出测量队侵入中国。
尼赫鲁总理说，在1865年经过测量以后，才有可能画出“准确的”也就是同印度现行地图符合的地图。
但是即使如此，一些著名的测量者仍然不愿任意歪曲事实。
例如，1870年海华德的“东土耳其斯坦略图”和1871年肖的“印度北边的国家略图”的画法——这两个测量者都是尼赫鲁总理在09月26日信中提到的——就都接近于中国地图上的传统习惯线。
海华德在他发表在1870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第40卷的论文中，明确地说明边界是沿着喀喇昆仑山的主脉到羌臣摩各山口的，这也就是说，关于这段边界的画法，正确的是中国地图而不是印度的现行地图。
特别有意义的是，印度测量局所绘制的官方地图，迟至1943年的版本中，对于这一段边境不但没有画出任何“准确的”边界线，而且根本没有画出任何边界线。
它的1950年的版本，虽然把印度提出争论地区涂上了同克什米尔一样的颜色，仍然没有标出任何边界线，而且还注明“边界未经规定”。
这个事实，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了。
第4，印度政府说，它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还具有明显的地理特点，即依据分水岭。
但是，首先，分水岭的原则在国际上并不是划界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则，尤其不允许借口分水岭到别国境内去寻找边界线。
其次，印度政府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不但没有划分印度河水系和和阗河水系，而恰恰是切断了和阗河的水系。
相反，中国地图所画的传统习惯线才真正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地理特点。
那就是，这个地区南北坡度不大，容易通行，因此自然形成连接新疆和西藏西部的唯一通道。
但是往西行，它同拉达克之间却矗立着高入云霄的喀喇昆仑山脉，极难通行。
印度政府也承认，从拉达克进入这个地区是极其困难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从历来实际行政管辖情况来看，或是从印度提出的地图和地理特点来看，印度所主张的西段边界的传统习惯线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中国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才是真正有根据的。
中段的各块争议地区都是中国的传统领土
（2）关于中段。
由于双方对传统习惯线认识不一而牵涉到的各块争议地区，即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桑、葱莎、波林三多、乌热、香扎、拉不底，都是中国的传统领土。
它们除桑、葱莎较早地为英国侵占外，都只是在1954年中印协定以后才被印度侵占或侵入的。
西藏地方当局迄今为止还保存着数世纪以来的有关这些地方的封地文书或土地契约。
例如，十八世纪以七世达赖喇嘛名义颁发的一项诏书，就明文载明乌热是在西藏达巴宗的地界之内。
此外，西藏地方当局历来在这些地方征收各种赋税，有些地方的户口清册和税收簿册，还一直妥善地保存到现在。
长期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居民几乎全部是中国藏族。
尽管他们居住的地方已经被人侵占，他们还是不愿意脱离自己的祖国。
例如，在桑、葱莎被英国侵占后，当地居民仍然认为他们是中国的百姓，并且曾经一再向西藏地方当局声明，保证忠于中国西藏地方政府。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地点中的波林三多，是1954年中印协定第2条第2款所规定的由中国政府同意在西藏阿里地区开放的十个贸易市场之一。
它和其他九个市场，都是应印度政府代表、印度大使赖嘉文先生在谈判的第1次会议上就提出的要求而开放的。
但是，波林三多却在1954年协定签订后不久被印度所侵占。
印度政府说，它对上述地点一直进行着管辖。
但是，从尼赫鲁总理今年09月26日信后所附的注释中，除了对于桑、葱莎两地提出了一些十分勉强的论据外，对于其他七个地方都没有任何关于历来行使管辖的具体事实。
印度政府提出的分水岭原则，由于不符合双方实际管辖情况，在这里也是不能适用的。
双方地图的情况，也说明遵守传统习惯线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度。
中国过去出版的地图对这段边界的画法，尽管把个别很小块的中国领土画在中国边界线以外，但是基本上反映了正确的传统习惯线。
而印度的官方地图，迟至1950年也没有画出这一段的边界线，只是注明“边界未经规定”。
东段中国地图标明的边界线以北的地区直到不久以前还由中国行使管辖
（3）关于东段。
从所谓麦克马洪线到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国地图所标明的边界线之间的地区，历来属于中国，并且直到不久以前还由中国行使管辖。
这可以从大量的事实中得到证明。
中国的西藏地方政府，早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就对由门隅、洛渝、下察隅三部分组成的这个地区，开始行使管辖权。
以门隅地区为例，十七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统一西藏以后，就派他的弟子梅惹喇嘛和错那土酋定本朗喀主扎，共同到门隅地区建立统治。
到十八世纪初，西藏地方政府就统一了整个门隅，并且将全区陆续划分为三十二个“错”（个别称“定”）。
在门隅的首府达旺，建立了叫做“达旺细哲”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和叫做“达旺住哲”的高一级的非常设行政会议，领导全区事务。
西藏地方政府一向对门隅的各级行政机构委派官吏，向全区各地征收赋税（主要是粮食税，一年两次），并行使司法权力。
西藏历次清查户口也把门隅计算在内，而不例外。
当地的民族，门巴族，在宗教、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也受藏族很深的影响。
他们信奉喇嘛教，通用藏文和藏币。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错就出生于门隅地区，他的家属历代受有历届西藏地方政权所颁封的诏书。
还须指出，甚至在所谓麦克马洪线划出和发表以后，西藏地方政府也仍在这个地区内广泛地和长时期地继续行使管辖权。
例如，直到1951年，西藏在门隅的行政设施还相当完整地保存着。
在洛渝和下察隅，直到1946年以前，还相当广泛地保存着“错”和“定”的行政机构，并且继续向拉萨当局缴纳赋税，供应差役。
因此，印度政府说，“西藏当局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在这个地区行使管辖权”，当地“部落丝毫没有受到西藏文化、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影响”，等等，这些说法是不能置信的。
印度政府说它历来在这个地区行使管辖。
但是按照尼赫鲁总理自己的说法，印度的行政管理是“逐渐移入”的，直到1914年左右还“一般是或多或少地让这些部落自己照顾自己”，只是“英国政治官员们来过这个地区”。
而来过这个地区的英国官员们又怎样说呢？
尼赫鲁总理今年09月26日信中提到的那位贝利上尉——他是英属印度政府为拟定所谓麦克马洪线而专门在1913年派往西藏东南部地区进行非法勘测的——在他1957年出版的“没有护照的西藏之行”一书中，就曾经叙述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对于门隅地区的管辖情况；
在今年09月07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的他的一封信中，他又说：
“我们到达达旺（按即门隅首府）的时候，发现那里纯粹是西藏人掌握着管辖权。”
甚至在所谓麦克马洪线划出以后三十年，即1944年，印度阿萨姆当局派往这个地区进行考察的富勒—海门多夫——他当时任印度外交部驻苏班西里的特派员——在他1955年出版的“喜马拉雅的夷区”一书中，也证实这个地带的边界未经确定，也未经勘察，印度当局也没有对这个地带进行管理。
由此可见，说这个地区几十年来、几百年来就属于印度，说现有的边界一直是历史上的边界，等等，是何等地不能立足。
印度政府说，英国人在1844至1888年之间曾同当地几个部落签订过一些协定，而这些协定就是印度行使管辖的证据。
但是，尼赫鲁总理所援引的1853年同门巴族人的协定，一开头就是门巴人的声明：
“我们……受第巴王的委托向东北边境总督代理人致以友谊之函，愿恢复印度政府和我们拉萨政府之间原有的友好关系……”这段文字恰好不可动摇地证明了他们是属于西藏而不是属于印度，而且印度政府正是在承认他们属于西藏的前提下同他们订立协定的。
这里所提到的第巴王就是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王。
至于被援引的同阿波尔人和同阿卡人的协定，从条文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部落的地区不在英国的领土之列——有一部分协定还明确地说明英国的领土“延伸到山脚（指喜马拉雅山南麓）为止”——。
而这些民族也不是英国的臣民。
从以上中印双方提供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这个地区历来属于中国，而不属于英国或印度。
这一判断还可以从两国出版的有权威性的地图中得到进一步的有力的证明。
中国出版的地图通常都把这个地区划在中国领土之内，即按照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真正传统边界标明边界线。
根据中国政府现有的材料，印度测量局出版的官方地图直到1938年的版本也还采取同样的标法。
在1938年以后，直至1952年，印度测量局改变画法，变成按所谓麦克马洪线标明边界，但是还用未定界符号。
然后，从1954年起，又变成把未定界改标为已定界了。
这样地变来变去，就把自己的态度从原来承认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变成说这个地区从来就是印度的合法领土了。
但是印度现行地图的画法在国际上仍然没有得到接受。
在前面已经提到，1958年出版的英国皇家制图员约翰·巴索罗缪绘制的地图集，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地区，而尼赫鲁总理本人所著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所附的“1945年的印度”的插图，也仍然同中国地图的画法一致。
在这些权威性的事实面前，印度政府所援引的英国教会组织、中国内地会1906年在伦敦出版的大清帝国舆图，显然是微不足道了。
基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关于传统习惯线的看法，无论在西段、中段或东段，都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并且为大量事实资料所证明了的。
而印度地图所标出的边界线，除了中段大部分符合实际以外，其他根本不代表传统习惯线。
东西两段的边界线，特别可以不容置疑地看出，是英国近代史上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
关于英国在近代史上的侵略扩张政策，本来是不需要讨论的，因为无论印度本身的历史，或者曾经沦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或属国的印度邻国的历史，或者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与印度相接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历史，都可以作为证明。
英国在实行武力侵略西藏和阴谋使西藏脱离中国的同时，又对西藏边界进行地图上的和实际上的蚕食，其结果就是造成了这条以后为印度所继承下来并且标明在印度目前地图上的边界线。
当然，伟大的爱好和平的印度人民，对于英国以印度为基地所进行的一切侵略活动，是不负任何责任的。
但是，印度政府硬把英国侵略西藏所非法制造出来的、甚至把英国的权力还没有及到的地区都包括进去的界线，说成是边界的传统习惯线，而把中国政府实事求是地指出边界的真正传统习惯线，倒说成是对印度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这是令人惊异的。
如果印度政府处在中国政府的地位，对此将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坚持这样的说法，将必然引伸出这样的结论，即英国殖民主义者是最为公正的，被压迫的中国是野心毕露的；
强大的英帝国主义百余年来，一直在捍卫传统的中印边界，孱弱的中国却不断在侵犯英国的领土！
中国政府认为，这种结论是不会被任何人接受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
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在此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
对于一部分争执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
第3个问题：
什么是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正确途径
从以上所述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未经正式划定、双方对边界的认识存在着分歧的事实出发，中国政府一贯主张：
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
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
印度政府不同意中国政府关于边界未定和需要经过谈判全面解决的说法，只承认可以作一些次要的局部调整。
但是，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避免使用武力和通过协商解决争执。
这样，双方虽有分歧，边境的安宁和两国的友谊本来是可以保证的。
使中国政府感觉意外的是，印度政府一再宣称中国政府早先是同意边界已定和接受了印度政府对边界的主张的，只是到了最近才改变了立场。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还对于边界的现状作出了不正确的解释，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一再破坏了现状，甚至使用了武力，从而造成了边境的紧张局势。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反而指责中国政府应对这一切负责，说中国有“侵略”和“扩张”的野心。
印度政府的以上态度，就使得边界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起来。
为此，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中国政府认为边界未定、有待两国谈判解决的态度是一贯的。
印度政府指责中国政府改变立场是不符合事实的
（1）中国政府是否曾经同意边界已定和接受印度政府对边界的主张，而后来改变了立场。
印度政府提到1954年的中印协定，认为这个协定已经处理了印度同西藏地方之间的全部未决问题，因此边界问题应被认为已经解决。
事实是，1954年的中印协定是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根本没有涉及边界问题，在条文中找不出任何有关边界
的规定。
可以忆及，当时两国所最关切和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
在谈判中，任何一方都没有要求讨论边界问题，这是为了避免影响对当时最迫切问题的解决。
对于这一点，双方都是清楚的。
在谈判一开始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向印度政府代表团说明，这次谈判的任务是“解决两国间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以后，双方又在1954年01月08日的第4次会议上共同确定，这次谈判的任务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解决两国间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同年04月23日，中国代表又指出，这次谈判将不涉及边界问题。
对于中国方面的这个意见，印度代表表示了赞同。
因此，没有任何事实说明中国政府同意了印度政府对边界的看法，或者中国政府不准备在以后提出边界问题来讨论。
印度政府还提到两国总理1954年10月在北京的会谈，认为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国地图的谈话，意味着中国政府将按印度地图修改自己的地图，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接受了印度政府对边界的主张。
事实是，当时尼赫鲁总理对中国地图关于中印边界画法有异议。
因此，周恩来总理说明，中国地图对边界的画法是沿用了老的地图的，中国政府在没有进行勘察、也没有同有关各国商量以前，不好自行修改边界的画法。
当时周恩来总理还特别说明了中国同印度以及其他几个西南邻国都有未定的边界。
但是，尼赫鲁总理说，他认为中印之间并不存在边界问题。
从这段谈话可以看出，双方对边界的看法有明显的分歧，周恩来总理也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对地图作单方面的修改。
印度政府还提到两国总理1956年底在印度的会谈，认为当时周恩来总理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的谈话，意味着中国政府承认这条线。
事实是，周恩来总理在提到所谓麦克马洪线的时候说，这条界线是非法的，是从来没有为中国政府所承认的。
他同时说明，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和照顾到两国的友好，中国军政人员将严格不越过此线，并且表示希望以后能找出解决东段边界的适当办法。
周恩来总理的这段申述，无论如何不能被解释为中国政府对于这条线的承认。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认为边界未定、有待两国谈判解决的态度是一贯的。
印度政府暗示中国政府改变了原有的立场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政府一贯尊重边界的现状。
印度武装人员一再扩大自己的占领范围
（2）中国政府是否认真尊重边界的现状。
在中印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以前，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这是双方一致同意的原则。
中国政府信守这个原则。
解放十年来，中国的军政人员一律奉令不超越中国历来行使管辖的范围，在东段甚至不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
印度政府对边界现状的解释，却不是以双方实际管辖范围为准，而是以印度地图上所画的、把印度管辖从未及到的大片土地都划进去了的片面边界线为准。
这样，印度武装人员就一再破坏边界的现状，陆续扩大自己的占领范围，侵占了巴里加斯、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等地，并且侵入阿克赛钦、班公湖、空喀山口和乌热。
但是，印度政府把这些行动都算是维持现状。
在东段，在今年03月西藏发生叛乱以后，印度武装人员甚至超越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一度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塔马顿，现在仍然侵占着兼则马尼。
尽管印度方面侵占了1954年协定规定的中国市场波林三多，并且一度侵占了印度自己也承认是中国领土的塔马顿，印度政府却始终不认为自己破坏了边界现状，反而根据自己地图所画的边界线，指责中国破坏了边界现状。
这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同意的。
中国政府一贯拒绝使用武力。
应该对两次武装冲突事件负责的并不是中国
（3）中国政府是否认真避免使用武力。
最近，在马及墩地区和空喀山口地区两次发生了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武装冲突事件，这是极为不幸的。
但是，应该对此负责的并不是中国。
08月25日在马及墩地区的事件，是由于侵占朗久的印度武装人员继续向前推进到马及墩的南侧，袭击中国的巡逻人员而引起的。
中国的武装人员从未袭击印度在朗久非法设立的哨所，倒是朗久哨所的印度武装人员次日发出了更大规模的射击，而驻防马及墩的中国军队一直没有置理。
所谓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把印度武装人员逐出朗久哨所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中国的武装人员只是在印度武装人员08月27日撤离了朗久的第6天，即09月01日，才进入了这个地方。
10月21日空喀山口事件的情况更为明显。
在三名印度武装人员侵入中国领土被扣的次日，印度武装人员六十余人，携带轻重机枪等武器继续入侵，向为数只有十四人和只配带轻武器的中国巡逻队发动武装进攻。
中国的巡逻人员在印方开火前和开火后一再发出不要射击的警告。
中国的副班长吴庆国向印度人员挥手并且呼喊，要他们不要射击，但是正是这位可敬的同志首先中弹牺牲了。
在这以后，中国巡逻人员才被迫还击。
中国一贯拒绝使用武力，还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证明：
甲、当1955年在中国的领土乌热第1次出现双方武装对峙的局面以后，中国政府就主动提出双方都不在乌热驻军、以待谈判解决的建议。
乙、对于被印方侵占的中国领土，巴里加斯、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桑、葱莎、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兼则马尼等地，中国政府从没有试图以武力逼迫印度武装人员退出。
甚至对于连印度政府自己也承认是中国领土的地方，像塔马顿，中国政府也是耐心等待印军自行撤出，而没有诉诸武力。
丙、对于侵入中国边防哨所防区以内的印度武装人员，中国边防部队总是先劝告他们离境，只是在他们拒绝听从劝告的情况下，才解除他们的武装，然后连同他们的武器一并递解出境。
丁、中国的一切边防人员受有严格的命令，除非已经遭到武装攻击，绝对不得动用武力。
戊、中国政府在空喀山口的不幸事件发生以后，立即下令防守中印边界的部队在全线停止巡逻。
己、为了彻底、有效地防止任何边境冲突事件，中国政府最近一再提出了在边境上双方武装人员各自后撤二十公里或者其他适当距离的建议。
以上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曾经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持边境的安谧，防止使用武力和发生武装冲突。
印度政府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也发出指示要边防人员停止巡逻，并且向中国政府表示，双方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该诉诸武力，除非是万不得已为了自卫。
这无疑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在两次冲突事件发生以前，印度政府在今年08月11日曾经照会中国政府，印度边防人员已经奉到命令：
“将抵抗侵越者，并可为此目的使用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武力，如果他们发出的警告不受理睬的话”。
印度政府的照会还说，“如果任何中国军队现在还留在印度境内，他们应该立即撤出，否则将可能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冲突”。
甚至在第1次冲突事件发生以后，根据印度政府今年08月27日给中国的照会，印度边防人员仍然奉有指令，“在必要时对侵越者使用武力”。
必须指出，既然两国对边界的认识以及两国的地图都不一致，而印度政府把大片历来由中国管辖的中国领土都视为印度领土，那么，驻守在本国领土上的中国军政人员就势必会被印度方面说成是“侵越者”。
这样，印度的下级执行者就可以多少自由地根据自己的理解动用武力。
显然，两次边境不幸事件的发生，不能说同这样的命令没有关系。
社会主义中国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也不应该有威胁别人的意图，不仅不可能、不应该和不需要侵略邻近国家，而且十分希望它们繁荣富强
（4）中国是否要“侵略”和“扩张”。
最近，围绕中印边界问题，在印度出现了大量的反华言论，它们使用冷战的语言，谩骂中国是“帝国主义”，“向印度扩张”和“从事侵略”。
这种对中国的不顾事实的恶意攻击，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深切的遗憾。
中国政府注意到，在印度目前有这样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那就是，中国现在强大起来了，它要像历史上的某些中国统治者或者现代帝国主义者那样地向外扩张。
传播这种说法的，除了显然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以外，可能有一大部分人是由于对新中国缺乏真切的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认为，向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再次说明一下中国的立场，是有益的。
尽管中国人民开始取得一些成就，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仍然十分落后，中国人民还需要作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艰苦努力，才能克服这种落后现象。
但是中国在今后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变成自己邻国的威胁，正如中国不相信印度在像中国所热望的那样强大起来以后，会变成中国的威胁一样。
认为中国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增长将对邻国形成威胁的说法，对于中国人民是绝对不可理解的。
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由劳动人民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和政府，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也不应该有威胁别人的意图。
而且，还必须注意到下列的事实：
第1，解放以来，中国的人口虽然有了较快的增长，但是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也只有2％，而粮食产量的平均增长率却达到9．8％，最高年份曾达到35％。
在今后，中国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以及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将大大地提高。
何况中国土地辽阔，还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人口稀少，有待大力开发。
因此，中国人民绝对不需要侵夺别国的土地来养活自己。
第2，中国的工业虽然有了一些增长，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
中国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大，它的工业既不需要从国外攫取原料，也不需要向国外倾销成品。
第3，由于工农业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
因此，中国没有过剩的人口需要向国外输出。
中国人民为了实现和平建设的伟大目标，迫切地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
因此，在对外关系中，中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政策，对于一切国家，不论大小，都愿意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友好相处。
对于同别国之间所存在的各项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和平方法谋求公平合理的解决，而不诉诸武力。
中国不仅不可能、不应该和不需要侵略邻近的国家，而且十分希望它们都很快地繁荣富强起来。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这些国家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
才能更好地互通有无，互相支援彼此的建设事业。
就边界问题来说，中国绝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
中国同许多邻国之间都还有一些未定的边界，但是中国从没有、也永不会利用这种情况，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去对边境实际存在的状况作任何改变。
无论在边界划定或者没有划定的情况下，中国都准备同自己的邻国，同心协力，创立最和平、最安全和最友好的边境地带，使彼此不为边境问题发生疑惧或冲突。
对于不丹和锡金，也可以附带说明一下。
中国除去希望同它们友好相处、互不侵犯而外，再没有其他的想法。
中不边界按照双方地图的画法，只在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一段有一些出入，但是双方的边境一直是安静的。
中锡边界早经正式划定，在地图画法上既没有分歧，在实际中也没有纠纷。
一切所谓中国要“侵占”不丹和锡金的说法，正如同说中国要侵犯印度和其他的西南邻国一样，都是荒谬无稽之谈。
中国政府对待邻国的这种基本立场，早已再三申述过，本来不需要多说。
不幸印度方面在最近时期，特别是在中国西藏地方反动农奴主的叛乱被平定以后，对于中国的态度作了种种歪曲和攻击。
中国政府为了两国的友谊，不愿意用攻击答复攻击，而宁愿假定，印度政府对于中国的意图的确有某种误解。
也许由于某种原因，对中国的攻击运动还会继续下去。
即使情况不幸是这样，中国政府也决不认为，那些并无恶意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误解，也会同样长久地继续下去。
因为，中国如果真是在侵略和威胁印度或其他国家，否认一万次也不能改变事实；
如果事实不是这样，那么，即使有一万个宣传机器在全世界宣传中国的“侵略”和“威胁”，也只能使那些宣传家自己丧失信用。
“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中国对于印度的和平友好态度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中国政府相信，事实的真相可以在短时期受到掩盖，在长时期掩盖它是不可能的。
只要双方都以两国友好根本利益为重，采取互谅互让态度，边界争执不难解决。
中国政府希望两国总理的会谈能首先就边界问题取得一些原则性的协议，在边界划定以前双方边境武装部队各自后撤，并且作为先行步骤在全部边境停止巡逻
（5）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中印两国政府对于边界问题的立场有重要的分歧，两国在边境上也还存在着紧张的局势。
但是中国政府从来不怀疑，紧张的局势终将过去，边境问题也会通过友好的协商求得合理解决。
中国政府的信念是由于：
两国有千百年友好的历史，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双方都迫切地需要专心致志于国内的长期的和平建设，而且都愿意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老是这样地争论不休是没有理由的，也是难于想像的。
在边界问题上，双方都曾经表示愿意维持边界的现状，愿意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边界争端。
这就说明，中印两国友好相处是有基础的，边界问题是可以合理地加以解决的。
而且从反面来看，除此以外也不存在其他的选择。
双方既不可能改变彼此为邻的地理现实，也不可能在漫长的边界线上断绝交往，更不可能荒谬地设想，我们两个共有十亿多人口的伟大的友好邻邦，会为这种暂时的、局部的争端而发动战争。
因此，以和平的方法、友好地解决边界争端，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
什么是当前急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呢？
中国政府谨向印度政府提出以下的意见：
甲、中国政府认为，不论双方对边界的某种具体的事实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是，对于一个最基本的、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应该不再有任何分歧，这就是两国之间的整个边界确实从来没有划定过，因此，它还有待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
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不应该为双方产生任何困难，因为它既不损害任何一方的现实利益，也丝毫不约束双方在边界谈判中提出自己的主张。
一旦就这一点取得一致意见，可以说，解决边界问题的门径就已经打开。
对于边界各段的具体争执，虽然至今双方各执一词，但是只要双方都以两国友好的根本利益为重，采取不带偏见和互谅互让的态度，这些争执是不难解决的。
如果印度的意见证明更有理由，更有利于两国的友好，中国就应该接受；
如果中国的意见证明更有理由，更有利于两国的友好，印度就应该接受。
中国政府希望，两国总理不久以后的会晤能首先就边界问题取得一些原则性的协议，为双方今后的讨论和拟制解决方案提供指导和基础。
乙、在边界正式划定以前，必须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和确保边境的安谧。
为了这个目的，中国政府建议：
在边境上的双方武装部队各自后撤二十公里或者其他双方认为适当的距离；
并且作为这一根本措施的先行步骤，双方武装人员在全部边境停止巡逻。
中国政府相信，如果能就以上两点达成协议，中印边境的局势就将立刻改观，笼罩着两国关系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
中国政府殷切地期望，它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申述的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观点，能够得到印度政府的最善意的了解，从而有助于这一问题的双方满意的解决和两国关系的好转。
尽管为了答复不公正的指责，不得不进行若干争论，但是中国政府的意愿和目的不是争论，而是争论的结束。
中印两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都有伟大的过去和将来。
几年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伟大理想，两国曾经为维护世界和平亲密地携手合作。
今天，历史又向两国人民发出了召唤，要求他们在完成国内的巨大变革的同时，在国际上为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落在中印两国这一代肩上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中国政府在此谨重申自己的热烈愿望：
两国将停止争吵，迅速地使边界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伟大友谊。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59年12月26日于北京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辑所加的）

印度总理尼赫鲁1959年12月21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表示准备讨论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分歧，但12月26日不可能会晤周总理，要等待周总理对他09月26日的信和印方11月04日照会的答复，然后再讨论下一步骤；
并表示同意两国主要应关心长期的和平建设计划，不应当参与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或者世界的紧张局势
新华社02日讯
印度总理尼赫鲁1959年12月21日写信给周恩来总理，答复周恩来总理12月17日给他的信。
尼赫鲁总理的信全文如下：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亲爱的总理先生：
谢谢你12月17日的来信，我国驻北京大使已经用电报给我们转来了这封信的全文。
我深感遗憾，你没有接受我11月16日信中所包含的各项很合理的建议。
这些建议旨在通过消除边境冲突的任何危险来求得立刻和缓中印边境上的紧张局势，并且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创造必要的气氛。
你的这一封来信再一次重申对一些广大地区的要求，而根据历史、习惯或者协定，这些地区长久以来就是印度的组成部分。
特别感到惋惜的是，我发现你把最近中国人员对部分印度领土的入侵作为提出要求的根据。
正是这些入侵引起了目前的局势，并造成了疑惧。
你还没有答复我09月26日给你的信和我们11月04日的照会，其中已提到有关这种局势的几个突出的事实。
我只想说，我不能够接受你的这种说法，即所谓印度军队占领了任何中国领土，或者侵略了空喀山口或朗久，在那里，我们所建立的检查站遭到了中国部队的攻击。
你的来信也谈到在羌臣摩河谷被俘的印度人员所受到的“友好”的待遇。
你们送回给我们的卡拉姆·辛格先生已经就他和他的同伴在被中国边防部队看管期间作为被俘人员所得到的待遇发表了声明。
这个声明可以向你表明中国部队给予印度被俘人员的悲惨的待遇。
阁下建议你我在12月26日会晤，以便达成原则协议，这些原则想来将指导双方官员进行细节的讨论。
正像我在11月16日和更早的信中告诉过你的，我始终准备同阁下会晤讨论我们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分歧并且探讨解决的途径。
总理先生，在对事实存在着这样完全的分歧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达成原则协议呢？
因此我宁可等待你已经答应的、对我09月26日的信和我们11月04日照会的答复，然后我们再讨论下一步骤应该是怎样的。
我还想说，在今后几天内我完全不可能到仰光或其他任何地方去。
我不愿结束这封给你的信，而不提到你在来信最后一段中所表示的感情。
我完全同意你所提到的意见，即我们两国主要应该关心“长期的和平建设计划，以便摆脱目前的落后状态”。
我同样同意你的意见，即我们不应当参与加剧我们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或者世界的紧张局势。
印度对世界紧张局势有了某种和缓和“世界形势正在向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的事实是欢迎的。
正是由于最后的这个理由，即使撇开改善我们两国间的关系的迫切需要不谈，尽管发生了最近的所有这些事件，我还是不断地强调需要和平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致亲切的问候。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1959年12月21日新德里中印边界示意图

内蒙古兴建第1座拖拉机修配厂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讯
内蒙古第1座拖拉机修配厂最近在呼和浩特市郊区动工兴建。
这座拖拉机修配厂建成后，每年能修配拖拉机四百台，生产拖拉机各种配件五百吨；
修配所用的大小零件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

南北煤矿开门大喜
淮南、萍乡、淄博、鹤壁超额完成日计划
阜新和开滦两矿都打响了班产量第1炮
据新华社合肥02日电
淮南煤矿超额完成1960年第1天的产煤计划，原煤产量比1959年第4季度平均日产量提高3．3％。
全矿九个矿场全部超额完成了日计划。
01日，淮南煤矿职工个个精神饱满，干劲冲天。
各个班组和工人之间热烈地展开了“打响60年第1炮”的对手赛。
煤矿的各级领导干部也纷纷深入矿井参加生产，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改进生产管理工作。
据新华社南昌02日电
江西萍乡矿务局所属各矿职工01日共产煤一万八千八百多吨，超额25．5％完成了日计划。
每个矿、每一班都超额完成了计划；
煤的质量和安全情况也很好。
萍乡矿务局党委在31日召开了全矿务局职工广播大会，提出了巧战01月份，实现开门红的号召。
元旦一上班，从局到矿，从矿到区，领导干部纷纷走上生产第1线，一面跟班劳动，一面指挥生产。
两万多名工人更是干劲十足，展开了比武竞赛。
据新华社淄博01日电
山东淄博矿务局职工元旦首战告捷，为日日红创造了条件。
今天，他们生产出的原煤超过日计划四百多吨，比去年第4季度的平均日产量增长了3．58％；
主巷掘进也完成了日计划。
广大职工为夺取新的胜利，除夕这天纷纷举行了誓师大会。
洪山煤矿三立井红旗三队的工人在第1班的生产中遇到了三道断层，眼看要影响计划的完成；
但是他们苦干、巧干，采取两班“打嵌”、一班采煤等办法，集中力量战胜了困难，超额完成任务。
据新华社郑州02日电
河南省鹤壁煤矿职工，元旦日把原煤产量推向了新的高峰。
这天，全矿务局共产原煤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七吨，超过当日作业计划70％，日产量和全员工效，都比去年12月份平均提高一倍。
元旦这天，各矿职工的出勤率都是100％，99％的生产人员参加了对手赛。
矿工们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积极革新技术，解决生产关键问题，因此大大提高了原煤产量。
据新华社沈阳01日电
阜新煤矿传出新年胜利捷报：
采煤掘进双双实现了开门红。
从零点开始到下午四点钟，全矿两个班都超额完成了班计划。
分别比1959年12月份的平均班产量提高28．8％和18．2％。
今天，阜新市委书记、矿务局长和厂矿各级领导干部都深入生产现场，同职工们一起在生产中欢度新年。
全矿新的生产纪录不断出现。
出席全国群英会的先进集体——新丘煤矿，全矿的矿井和产煤段，都实现了坑坑红、段段红。
头一个班产量，比去年12月份平均班产量提高61％。
据新华社天津01日电
开滦煤矿五万多职工实现了新年生产开门红。
元旦这一天，全矿第1班的原煤产量，比1959年12月份全月第1班的平均班产量提高了4．3％，比除夕的头一班班产量提高了3．8％。
为了保证今年开门红、月月红，开滦煤矿职工开展了骑星跨月大面积高产竞赛。
唐家庄矿二十七个采煤区、队、班的职工，开展了比掘进、比产量、比质量的对手赛，全矿提前完成了元旦第1班原煤生产计划。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轴承厂
新年技术革新旗开得胜
洛阳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元旦全面红
据新华社哈尔滨02日电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职工01日超额145％完成了产值计划，产量比12月份最高日产量超过117％，产品质量全部合格，并且作到了安全生产。
这一天，从早晨上班后直到晚间，量具刃具厂各个车间的广播喇叭不断地播送着各工段小组和工人的生产喜讯。
到下午四时，全厂已经有一千二百二十六人完成了两天的工作量，有八个人完成了十天的工作量。
各车间的快报黑板报上也不断刊登出改进操作方法、革新工具卡、提高生产效率的捷报。
据统计全厂职工这一天共实现技术革新建议四十三项。
据新华社哈尔滨02日电
提前一个月全面超额完成1959年国家计划的哈尔滨轴承厂职工，今年又夺得了开门满堂红。
1、2两日全厂平均日产量超过预定计划49％，比1959年12月份的平均日产量增长一倍，产品合格率由去年12月份的97％提高到99％。
为了保证实现1960年的生产开门红，这个工厂在年前就发动职工讨论了今年第1季度计划，制订了完成任务的措施。
元旦这天，厂党委书记、厂长和各车间党政工团领导干部都亲自深入第1线，边劳动边帮助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大大增强了职工斗志，全厂迅速出现了人人闹革新、个个搞创造的热潮，1、02日两天中全厂就实现了技术改革八十九项，使生产效率分别提高20％到六十五倍。
据新华社洛阳01日电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在今天上午七时到十二时，共装配“东方红”拖拉机三十台，创造了每十分钟装配一台拖拉机的新纪录。
充分作好生产准备工作，是这个厂取得开门红的主要原因。
全厂职工到元旦前夕已经准备好近千台拖拉机再制品储备量，另外还改制了六百吨管材和棒材。
此外自己炼了二百多吨合金钢。
这个厂的职工今天深入地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突破了生产中的许多薄弱环节。
据新华社郑州02日电
洛阳矿山机器厂在01月01日实现了生产开门红。
全厂十一个车间都超额完成了日计划。
总产值超额68．2％，比上月平均日产值增加156．1％。
这个厂的职工，干劲很足，这一天，全厂职工都提前上了班。
炼钢车间电炉工段在早晨五点多钟就炼出了第1炉钢水，浇铸了1960年生产的第1个大型零件。
这一天，全厂职工共提出合理化建议五百多条，实现了二百多条。

大力推广先进经验　开展共产主义协作
钢铁战线一片新的跃进美景
鞍钢新年第1天钢、铁、钢材等全面超过日计划
重庆武汉太原天津大连大冶等钢铁厂同时报喜
据新华社鞍山02日电
鞍钢十几万钢铁战士夺取1960年生产开门红旗开得胜。
01月01日，全公司的钢、铁、钢材、精矿和焦炭等主要品种，都全面超额完成了当天计划。
其中，钢比国家计划超产四千二百六十吨，铁比计划超产四百六十二吨，钢材比计划超产七百六十七吨。
01日零时，当新年的钟声刚一敲响，提前上班的鞍钢四十多个厂矿的职工，就立即投入了1960年第1周的联合技术表演竞赛。
这一天，各厂矿就创造了一千四百多次新纪录和实现了五百多项技术革新。
各厂矿职工在夺取开门红的战斗中，高度发扬了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相互主动配合和互创有利条件。
在各炼钢厂，一个炉子要补炉了，附近平炉的工人就都奔跑过去帮助补炉。
原料、运转、铸锭等工种的工人主动为平炉工人实现快速炼钢创造条件；
矿山、烧结、运输等厂矿工人也都主动配合炼钢炼铁和轧钢等厂提高生产。
中共鞍山市委和鞍钢的许多领导干部，元旦这天都在生产现场同工人一起度过。
他们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大大鼓舞了工人们的干劲。
据新华社重庆01日电
重庆钢铁公司职工实现了年初生产“开门红”。
在元旦的头两个班中，全公司的钢、铁、钢材都全面超额完成了计划，钢的班产量超额13％，生铁超额9％，钢材完成班计划。
今天的前两班的平均班产量同12月份的平均班产量比较，钢提高了64％，钢材提高了46．8％。
产品质量也有显著提高，其中平炉钢的合格率达到100％。
在元旦的头两班的十六个小时中，全公司还创造了七百多项生产新纪录。
在重钢，每个人都希望为新年献一份厚礼。
昨天晚上，迎接新年的第1班职工，纷纷提前上班，在炼钢炉、轧钢机、炼铁炉旁边，举行了誓师击擂比武大会。
在1960年来临前的一小时，他们就整装投入战斗。
据新华社武汉02日电
1960年的第1天，武钢职工赢得了钢铁和焦炭生产的丰收。
这一天，钢产量超过12月下旬平均日产量一倍以上，创造了生产以来的最高纪录。
武钢为实现开门红作了充分准备。
炼铁厂增加了烧结矿的储存量。
二号高炉提前进行了全面检查，生产迅速进入正常。
炼钢厂的一座混铁炉提前在12月30日投入生产，保证了三座平炉铁水供应，为炼钢优质高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据新华社太原01日电
太原钢铁公司第1炼钢厂职工，以新的冲天干劲赢得了1960年的“开门红”。
在鞭炮声中开始炼1960年第1炉钢的头班工人，从零点到八点共炼出了三炉钢，与去年12月比较，多炼出了半炉钢，完成了日计划的38．8％。
钢的质量达到100％。
头班工人一上班，就展开了快速炼钢的对手表演赛。
他们在表演赛中，共推广了五项在全国有名的先进经验，取得很好的效果。
今天，厂党委书记王林山、厂长沈国蔚、工会主席韩俊，都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表演，迎接元旦“开门红”。
据新华社天津01日电
天津第1钢厂职工以优异的成绩打响新年第1炮：
钢产量比计划超额7．2％，质量全部是一级品，钢坯产量超额10．1％，钢材超额6．17％。
这个厂炼钢部的炼钢工人在炼完了1959年最后的一炉钢以后，一鼓作气地乘胜前进，开始了1960年第1个高产周的竞赛活动。
工厂党委书记、厂长等领导干部，都深入第1线参加生产，更加鼓舞了职工们的劳动热情。
二号炉接班的工人们提前两个多小时来到工厂，举行了班前会，研究了缩短熔炼时间和出好钢的措施，做到了开门红和步步高升。
各轧钢车间也接连不断传出了开门红的捷报。
一分厂第2小型轧钢工段乙班的工人，从接班起就开展了技术表演赛，创造了机时钢材产量达到十四吨以上的新纪录，比去年12月份最高机时产量提高三吨多。
据新华社旅大02日电
大连钢厂今年开门见喜，元旦这一天钢产量超过日计划7．1％，比去年第4季度平均日产量提高10．9％。
今年第1班工人一接班，生产新纪录就不断涌现。
第1炼钢车间工人个个干劲十足，严格控制化学成分和提高钢液温度，加快钢渣变化，使每炉炼钢时间比计划缩短了很多，不仅连炼三炉钢，而且为下一班创造了条件。
第2炼钢车间转炉炼钢新纪录也大批涌现。
据新华社武汉01日电
大冶钢厂年初生产首战告捷，元旦这一天全厂班班都完成了计划。
全厂第1班的钢、钢材和生铁等都超额全面完成了计划，取得了全面红。
今天，第1炼钢部围绕炼优质钢的主要关键，在第1班就采用了平炉钢水和电炉渣混合炼钢的技术措施，作到优质高产。
第2炼钢部转炉车间职工打破新炉前三炉不能炼沸腾钢的惯例，炉炉都炼成了沸腾钢，取得了高产优质多品种的全面胜利。

我国第一艘浮沉船坞年前在重庆建成
据新华社重庆讯
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一艘浮沉船坞，在重庆建成。
去年12月27日举行了沉浮典礼，正式投入生产。
这艘船坞的建成，对长江上游大型船舶的修理有着重大的意义。
现在，这艘船坞建成了，它就可以担负长江上游行驶的各种大型船舶的修理任务。

土洋双剑腰斩黄河上游
我国自己设计的巨型水利枢纽建成
刘家峡工程元旦截流
新华社兰州02日电
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第1期规划中的巨大工程之一——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战胜黄河天险，在今年元旦九时五十分胜利截流。
至此，这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就进入主体工程——大坝的基坑开挖和浇筑的新阶段。
从01日凌晨二时五十分开始，建设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一万多名职工，在截流总指挥部的号令下，土洋并举，左右开弓，以每小时五十车次的速度，把大批石料倾泻入黄河，筑起戗堤，高速进占，英勇地同惊涛骇浪和锋利如刀的冰凌搏斗，先后在黄河身上抛投了几千立方米石料，把六十米宽的河道逐步逼窄，最后使戗堤合龙。
在七小时之内，迫使汹涌的黄河水全部进入导流隧洞下泄。
刘家峡水利枢纽的截流工程，根据黄河河床狭窄，基坑工作面小等自然条件，采用了开挖隧洞导流的方法，在枯水期一次把黄河拦腰截断，使全部流量由导流隧洞宣泄。
导流隧洞在河的左岸，洞高宽各十四米，长六百八十三米，足以宣泄这一段黄河枯水期最大流量的河水。
从1958年09月底刘家峡水利枢纽动工兴建以来，工人们就集中力量开挖这个巨大的隧洞。
在现代化施工机械设备较少的情况下，他们发挥了集体智慧和冲天的干劲，土洋并举，克服困难，高速前进，终于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包括衬砌灌浆工程）凿好这个隧洞，为胜利截流开辟了道路。
1959年黄河是个枯水年，为截流提供了客观的有利条件；
而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则是这次截流工程进行得异常顺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在截流工程中，职工们坚决执行了多快好省的方针，他们在施工中采用了许多土办法，代替现代化机械设备，为国家节约了八十五万元的投资，并且赢得了时间与速度。
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兰州上游一百公里处，是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一座巨型的水利枢纽工程。
（附图片）
刘家峡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工地上的轻便铁道指向黄河。
职工们将用石料、草土腰斩黄河水流。
新华社记者　黎枫摄

竞赛开始　方成

不平常的一年
中共湖南常德金刚公社临沅大队总支书记　罗世秋
大跃进的1959年已经过去了，这一年过得真不平常。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带给了我们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
就以我们常德金刚公社临沅大队来说吧，坚决贯彻总路线以后，群众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生产上更是满堂红。
去年，我们大队在一百二十五天旱灾的威胁下，经过艰苦奋斗，禾苗全部抢救出来，每亩田全年平均粮食产量达到了九百四十五斤，比前年增产90％以上。
这是社员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最近，中共常德地委生产检查团到我们队上检查生产，帮助我们总结了一年来的生产成绩，与我们一道欢庆农业大丰收。
社员们都是喜气洋洋，到处张灯结采。
六十七岁的贫农社员陈光尧，现在的劲头不知有多大，他每天坚持收野粪二百多斤，落雨天气也很少休息。
最近，公社为了帮助他解决过冬的一些困难，给这位老年人发了棉被、棉衣，并告诉他队上正在搞年终结算，他还能得到几十元的工资。
党和公社对他的这些关怀，他非常感动，他经常笑嘻嘻地告诉别人：
“我是快七十多的人了，没看到遇上这么大的旱灾，还能收到这么多谷子，只有人民公社才能做到这一步呀。
我身体还很硬实，还要为公社尽一把力哩！”
像这样生产积极的人，我们大队还多得很。
去年是胜利了，但是这胜利并不是容易得来的。
总路线精神战胜了许多右倾保守的思想情绪。
这包括我自己在内。
去年02月初，公社党委召开了一次大队总支书记会议，决定以大队为单位，开展对手生产竞赛。
我们临沅大队的对手是邻近的万沅大队。
开头，我却有许多畏难情绪。
我们大队是一片丘陵地带，土质算是公社里最差的，并且水源不好，劳力负担又重。
万沅大队却不是这样，他们是平原地带、土质好，地是油砂地，田是猪肝泥田。
他们的劳力负担也轻，平均每人负担的田地也比较少。
我认为我们的条件太差，赶不上万沅大队，无法与他们竞赛，我曾找公社党委说明困难。
党委及时对我进行了帮助，说我不放下思想包袱，就没有办法力争上游，完成党的任务；
并要我考虑：
条件能不能创造？
凭什么创造条件？
特别是对照总路线精神想一想。
回家后，我认真思考了党委的话，认真想想党的总路线精神，头脑就亮堂多啦！
我慢慢地想通了，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大胆向万沅大队提出生产竞赛。
在一次一千七百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我坦率地向群众谈到了自己上边谈的那些不对头的思想和克服这种思想的过程，说明了只要认真去按总路线精神考虑问题，干劲就来了。
群众认为那次会开得对劲，和我有同样顾虑的人，也都放下了思想包袱，决心与万沅大队比个高低。
这样，我们的干劲鼓起以后，便立即行动起来了。
首先，我们紧紧抓住了生产的季节性，每项农事活动都尽量的提前季节。
老农经常说：
“锹把抓得稳，季节是根本”。
在那次群众大会以后，我们队上的积肥翻耕运动，就敲响了锣鼓。
没有几天，每亩积肥就达到九百多担。
03月15日，我们的谷芽子就下泥了，比公社党委规定的日期提前五天；
插秧又比万沅大队提前十天。
接着，我们大力开展了土壤改良工作。
04月初，县委第1书记李新革同志到我们队上检查生产。
他一见面就向我说：
“老罗，我到你们这里来，要先看看你们的龚家坪有没有变化。”
党委的眼睛多明亮啊！
龚家坪是我们大队土质最差的地方。
以前，不管年成好不好，那里总是收不到几粒谷子的。
我们把龚家坪作为改良土壤的重点。
由于大力作了土壤改良工作，禾苗与往年全不同了，长得一溜青。
龚家坪就不是往年的龚家坪了。
我们的秧插得早，早稻收割比万沅大队早八、九天，晚稻提前插下去了。
这时旱象开始了，我们就全力投入了抗旱。
我们的口号是从大河里要粮，从沟港里取丰收。
两天两晚，我们架起了一千六百多米长的枧槽，挖了一条长二千六百米的水渠。
干旱一百二十多天，我们就战斗了一百二十多天，最后我们胜利了。
最近，我们大队制订了1960年的生产规划。
全队的四千多亩水田全部插双季稻，粮食总产量将比1959年大大增加。
从现在起，大队预备建立一个千头养猪场，年产生猪五千头。
今年还要开辟蔬菜基地四百亩，每亩争取收入二千五百元。
这些规划通过群众讨论后，一致表示赞成，都决心以实际行动实现规划。
目前，水利方面已完成八万九千多土方，基本上实现了灌溉自流化。
积肥声势更大，春节以前，要求每亩积肥一千五百担，做到丘丘有氹，氹氹有肥，现在全队平均每亩已积肥四百五十多担，决心争取肥多谷多。

体委和团中央等单位
举行新年晚会招待优秀运动员
新华社02日讯
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北京市体委、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今晚在北京饭店举行新年联欢晚会，招待优秀运动员。
周恩来总理、贺龙、陈毅、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国家体委、团中央等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联欢晚会。
出席晚会的共有二千人。

北京归侨和华侨学生新年联欢福建各地归侨和侨眷欢度元旦
新华社02日讯
北京市四千五百名归侨和归国华侨学生，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新年联欢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在联欢会上讲话，向归侨和华侨学生祝贺新年快乐。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庄希泉在联欢会开始时讲话，他代表主办这个联欢会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北京市民政局、教育局和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华侨服务部祝贺大家新年快乐，并在新的一年中，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杨秀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克实，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方方、尤扬祖、庄明理、黄长水、王源兴、蚁美厚和其他有关单位负责人，都出席了今天的联欢会。
在今天的联欢会上，中国杂技团表演了精彩的杂技节目，并举行了舞会和各种游戏。
据新华社福州02日电
福建省各地归国华侨和华侨眷属欢乐地度过了元旦。
元旦一清早，居住在福州市华侨新村的归侨、侨眷，忙着接待福州市侨务处副处长傅一行、福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林珠光等人来新村拜年。
新村主人、印度尼西亚归侨林克铁，陪来宾参观了新村的建设。
新村在西湖公园附近，环境恬静，风景宜人，已有十八座楼房落成，有二十户一百二十多名归侨、侨眷迁入新居。
还有五座楼房即将完工。
今年新村还计划进一步扩大，以满足归侨、侨眷乔迁新居的需要。
元旦晚上，福州市归国华侨和侨眷还举行了新年联欢晚会。
福清县渔溪公社的归侨、侨眷在元旦这天兴致勃勃地举行了歌咏比赛，“社会主义好”、“人民公社好”的歌声响遍街头巷尾。
永春县北硿华侨农场二百多个归国华侨场员和三百多个来农场支援建设的公社社员，在元旦晚上举行联欢，庆祝建场以来取得的成绩。
几年来这个农场已开垦了二千六百多亩荒地，种植了油料作物六百多亩和各种果树四万多株，并饲养了大批家禽家畜。
收益一年胜过一年，1959年生产总产值就比1958年增加两倍多。
各地归侨学生也愉快地度过了元旦。
龙岩华侨中学四十多个归侨学生，在31日晚上举行了聚餐和文娱晚会，会上表演了各种精采节目。

改造低产田　全面大丰收
广西劳动模范、马路公社副社长　莫寿全
我们岑溪县马路公社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总路线和人民公社的光辉照耀下，去年粮食生产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获得了特大丰收。
全社粮食总产量达一千多万斤，平均每亩产量在千斤以上，比1958年增产42％。
在粮食获得大丰收的同时，其他各项生产也有很大发展。
过去，我们社的工业是一张白纸，但在公社化后的短时期里，就建成土化肥、砖瓦、农副产品加工、农具、农药、硫磺矿等大小厂矿三十九个。
林、牧、副、渔也有了显著的增长，到处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马路公社原来是个穷社，全社低产田达五千多亩，占耕地面积50％。
这些田地一年两造只能产粮三、四百斤。
在1957年前，我们每年需要国家统销粮食六、七十万斤。
1958年大跃进以后，全社粮食总产量达到八百万斤，平均每亩八百斤，比1957年增加32．4％。
1959年粮食生产比1958年更好，全社除完成八十万斤公粮缴纳任务外，还有七十万斤余粮卖给国家。
去年我们公社粮食获得大丰收，主要是坚持政治挂帅，不断反右倾、鼓干劲，大力改造低产田的结果。
从公社党委书记到大队党支部书记，都亲自挂帅，分片包干，负责消灭低产田。
全社一百五十个田垌，垌垌都配有垌长、副垌长和技术员，建立责任制和指挥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超包产竞赛运动。
这样，全社八十五个低产垌都翻了身，亩产量上升到八百斤以上，其中有一半超过一千斤。
为了把低产田变成高产田，1958年冬和去年春天，社员们认真地进行了深耕改土，大队与大队、小队与小队之间，相互支援，相互协作，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到插秧前，所有的低产田全部深耕八寸左右。
在施肥工作上，去年采取了一项革命性措施，这就是普遍建立了田头肥料站（坑）。
全社共建了四百二十八个田头粪房和粪坑，增加了远田的施肥量，平均每亩多施肥一百担以上。
实现了这项公社化前办不到的事情，不但大大增加了施肥量，而且全社一年内还能节约三万个劳动力，加强别的生产。
在低产田里大搞群众性的试验田，这是我们公社去年消灭低产田的又一项重要措施。
在各级党委书记的积极带动下，除一般社员种植试验田外，青年、妇女、老年、少年、教师、学生、干部也都开辟了试验田，全社共有三千八百多亩。
这些试验田每亩产量都超过了一千斤，比一般田增产50％左右。

用先进规划促进农业生产新高潮
城关公社总产值将比去年超过一倍　石河公社提出先进措施
本报太原02日电
山西沁源县城关人民公社最近制订出1960年的生产跃进计划，并且已经在全社范围内展开轰轰烈烈的生产准备活动。
城关公社在1959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仍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获得了继续跃进的成就；
全社工、农、林、牧、副总产值达到二百三十六万多元，比1958年增长了60％；
公共积累增长了38％；
社员分配提高10．4％。
在这个基础上，公社党委领导全社干部、社员制订了1960年的生产计划：
粮食要求亩产四百五十斤，提高73％，总产为二千一百三十四万多斤，提高69．4％；
油料亩产一百七十五斤，提高150％；
植树二千三百三十万株，实现百条核桃沟和万架葡萄园；
大牲畜要发展到三千九百三十头，增长182％；
猪三万只，增长80％，每户平均六点二只；
羊只发展二万三千二百八十四只，增长53％；
各种家禽都要分别增长20％—200％，并基本实现优种化；
副业收入五十五万元；
在现有基础上，再搞社办工厂二十五个，全面为农业生产服务，加速改善农村经济面貌。
实现这个宏伟计划后，全社总产值可达四百八十万元，比1959年增加103．3％；
总收入三百五十二万元，增加144．3％。
除一切扣除外，积累可达一百三十万元，社员平均每人收入六十元，提高42％。
为了确保计划实现，公社将采取如下措施：
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采取宣传、说服、教育、鼓动等办法，不断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
二、大闹六个“万”字。
即：
万亩大面积丰产方、万亩荒地、万亩林园、万头猪场、万只鸡场、万只羊场。
坚持“少种、高产、多收”和“广种多产、多收”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建立万亩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以种植玉米、水稻、红薯三种作物为主，实现园田化；
要以大地园林化为方向，大建万亩速成林园，并且要做到人人植树，户户育苗；
要以养猪积肥为纲，社办万头猪场；
建立万只羊场、万只鸡场，区区建立综合牧场。
认真贯彻水、增、料、繁、改、防、工、管发展畜牧的“八字皇历”，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三、狠抓农业“八字宪法”。
在基本完成一千零三十项水利工程，灌溉面积达三万七千亩的基础上，坚决苦战、巧战一冬一春，完成十渠一库和全部田面工程，利用洪水浇地达到四万亩，占总面积80％以上，每人平均二点二亩。
抓住几个主要季节开展千车万担的积肥战役，同时贯彻常年积肥，每亩保证施高质肥三百五十担，社、区、队都建土化肥厂。
全部土地做到三耕、四耙、四耢、精耕细作，两万亩土地要求实现园田化。
样样作物合理密植，优种，扩大高产作物，建立土药厂一座，采取机械防治等多种办法防治病虫害，同时建立作物档案。
四、公社决定开展以技术改革为中心的红勤巧运动，达到高勤、高效、高质、高产、高收，采用集体对口赛、联名赛、个人对手赛、超定额赛等多种形式，在全社范围内掀起红勤巧运动。
以耕、种、收、打、运、灌溉等六种工具为主进行革新。
成立拖拉机耕作小组，使50％平地利用机耕，所有耕地实现半机械化。
做到食堂灶具机械化，玉米脱粒、水稻脱粒机械化。
开展万辆车运动。
办十处小型电站，加工碾面电力化，养猪饲料加工动力化，采取创造精肥和利用粗肥，精粗相结合的办法，增加肥量、提高肥效，节省积肥、运肥用工。
为实现1960年继续跃进，这个公社正在掀起一个群众性的生产高潮。
本报合肥02日电
安徽省桐城县石河人民公社在发动群众总结1959年大跃进的成绩与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有利条件，制定了1960年各项生产继续大跃进的指标和措施。
现在，一个热火朝天的冬季大生产高潮正在全社展开。
石河公社去年遭受了比前年更严重的百日大旱，但由于发挥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去年的粮食亩产量平均达到了一千二百三十六斤，比大丰收的1958年还增产了19．17％。
工业和多种经济总产值达到了一百五十万元，为前年的一点八倍。
为了更好地订出1960年的跃进规划，公社党委在秋收后就连续召开了三次干部会议和群众大会，认真总结了经验，分析了有利条件，制定了各项生产大跃进规划。
这个规划是：
1960年粮食亩产保证一千六百斤，争取二千斤；
油料作物面积扩大70％；
棉花等经济作物总产值比去年再提高67％。
社办工业方面，除巩固现有的十一个厂外，还将新建土化肥等工厂二十八个，水力发电站一个。
生猪饲养量为四万头，比去年增加三倍，平均每人二点九头。
造林面积将比现有面积扩大两倍。
养鱼量将为去年的二点五倍。
实现这些规划后，1960年全社总收入将比去年增加一点五倍多。
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制定这个先进可靠的规划以后，满怀信心地认为：
只要鼓足干劲，实现上述指标是完全可能的。
他们分析了1960年大跃进有很多有利条件：
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总路线的继续贯彻，是实现1960年大跃进的根本保证；
②由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干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进一步的受到了批判，广大群众干劲冲天，形势无限好；
③1958年大跃进以来，涌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为1960年继续大跃进增添了一批骨干力量；
④经过两年大跃进，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明年大跃进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⑤冬季完成汪洋水库等水利工程后，今年全社将实现灌溉自流化，百日无雨也能确保丰收；
⑥目前以养为主开展养、种、积、制四路攻肥的积肥运动，今年肥料的条件将比去年更好；
⑦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
⑧全社领导力量与劳力已作了全面的合理的安排，从组织上保证全面大跃进；
⑨去年播种的越冬作物面积大、耕作质量好，目前生长良好，再继续加强田间管理，就为今年丰收打响第1炮。
为完满地实现明年规划，公社党委已采取了一系列的先进措施。
这些措施是：
第1，大兴水利。
原计划两年完成的汪洋水库决定在冬季全部修好。
并新建发电站一所。
第2，抓薄弱环节。
主要抓二条，一是多积肥料、改良土壤，将把一千五百亩低产田变为高产田；
二是大力发展养猪生产，当前主要抓建厂，抓种源，抓饲料的种植和采集，保证明年养猪四万头。
第3，大搞工具改革，进一步改进劳动组合提高劳动效率。
通过分战线、分专业等办法，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保证各个战线全面跃进。
第4，在保证水利按时按质完成的前提下，安排一定数量的劳力成立专业队，狠抓越冬作物的田间管理。
石河公社广大干部和群众在订出先进规划和保证实现这个规划的措施以后，目标明确，干劲陡增。
入冬以来，全社发动了一万四千多名劳力，组成了治水、田间管理、副业生产三套班子，大闹冬季生产，已取得很大成绩。
汪洋水库在去年11月下旬破土动工以来，日进度已由原来五百五十方提高到目前的八千五百方，每人日工效也提高十倍。
在田间管理方面，也比1958年做得早做得精细。
全社一万四千亩越冬作物目前已全部锄草、施肥一次，其中有五千八百亩丰产田，锄草、施肥二次。
冬季工业、副业收入已达四十八万多元，比1958年同期增加一倍左右。
此外，全社还抽出六百多人，专搞猪圈、猪场的建设。
目前已建圈四百多间，开荒种植猪饲料四百五十亩，并采集猪饲料一百五十万斤。
全社广大干部和群众斗志昂扬，干劲冲天，他们决心以更大的成绩为完成1960年的跃进规划做好准备。
（附图片）
去年夏天，战胜十二级强台风袭击、获得晚稻大丰收的福建龙溪县榜山公社，正抓紧冬耕，为今年丰收打好基础。
　新华社记者　边震遐摄

穷队变富队　公社万家春
上海甘肃广东一批原来比较贫困的生产队经济水平显著提高
据新华社上海01日电
在公社化后的短短一年内，上海市郊农村原来比较贫困的生产队中，已有70％的队赶上了富队或一般队的经济水平。
解放后，上海市郊经过互助合作运动，生产逐年发展，农村面貌已经改变。
人民公社成立时，二千六百八十六个生产队中有四百四十二个穷队。
公社化一年后，四百多个穷队中，已经有三百多个赶上了富队，或一般队的经济水平。
剩下的少数穷队，收入也在大幅度地增长。
市郊各公社一成立，公社党委对穷队贫困的原因作了全面研究，制订改变穷队面貌的规划，并派出有经验的干部或工作组加强这些队的领导，对家底薄、土地贫瘠的队，公社贷给资金，增调商品肥料，或在这些队里建立大型畜牧场就近供应厩肥。
公社在统一规划作物种植计划时，分配穷队多种蔬菜瓜果等收益较大的任务。
公社的苗圃、鱼种场、孵房、种畜场也不断供给穷队果树苗、苗禽苗畜和鱼种。
在公社支援和穷队自己克勤克俭的努力下，上海市郊的穷队1959年的收入成倍增加。
嘉定县城西公社金圈生产队，是全公社最穷的一个队，1959年水稻亩产量比1958年增长50％，养猪量翻了一番多。
有一部分劳动力不足的穷队，公社购买了大型农业机械，为他们翻地，为他们装置抽水机。
公社兴办的农具厂也尽先供应穷队各种农具，加上穷队社员增加出勤，早出晚归，有更多的劳力从事精耕细作、发展多种经营，使生产水平显著提高。
在大兴小型水利中，各公社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劳动帮助穷队开河挖渠，提高了这些队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
据新华社兰州01日电
1959年一年中，甘肃省人民公社二千一百四十五个穷队跃入了富队行列。
这些穷队占甘肃省各人民公社穷队总数的71％，它们大多处于山区，水土流失相当严重，过去农作物产量很低。
公社化以后，这些穷队在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和帮助下，立下雄心大志，大搞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保证了1959年农作物获得丰收。
武都县干旱山区的二百一十八个穷队，依靠人民公社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开展劳力大协作，大搞水利建设、水土保持和农田园田化，已经基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获得粮食大丰收，1959年的收入普遍比1958年增加七成到一倍。
各地人民公社还帮助穷队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扩大生产，增加收入。
庆阳县西岛公社庙头呀生产队，过去人力物力单薄，无力搞多种经营。
1959年由于公社多方面的支援和帮助，大搞多种经营，获得了工、农、牧等各项生产的全面大跃进。
在改变穷队面貌中，各地党委抽派了大批干部，帮助穷队加强领导。
许多县委和公社党委，还定期讨论，经常检查，并举行穷队赶富队的现场会，鼓舞穷队力争迅速改变面貌的干劲。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各地人民公社在改变农村面貌、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显示了巨大无比的优越性。
在短短一年间，全省七千多个“穷队”中，已经有30％左右赶上或者超过了当地的富队；
暂时没有赶上富队的穷队，生产面貌和社员收入的情况，也起了巨大变化，和富队的差别越来越小了。
各地人民公社成立后，发挥一大二公的优越性，组织大协作，帮助“穷队”作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穷队”生产长期落后的情况。
为了帮助穷队摆脱穷困，各地人民公社还千方百计地帮助这些“穷队”广辟生产门路，使农、林、牧、副、渔和工业全面发展，增加收入。
各地人民公社还从公共积累中抽出部分资金，大力帮助“穷队”。
钦县大寺僮族公社天安大队在公社的支援下，兴建了那琅大水库，根本解除了旱患，同时开辟了二十多项多种经营门路，收入大大增加，一举摘掉了“穷队”的帽子。
各地人民公社为了迅速改变“穷队”面貌，不但在经济上支援，还帮助穷队加强政治领导。
据统计，仅花县、惠阳以及顺德地区的二十七个公社，就派出了公社党委书记四人，党委委员四十四人，公社干部七十七人，到一百四十六个“穷队”当总支书记、大队长，或者长期驻在那里帮助工作。
（附图片）
为了迅速把穷队变成富队，四川江油石岭公社第七管理区的社员们，人人干劲冲天。
这是他们在开渠道，决心把旱地变为水田。
新华社记者　陈捷摄

街头巷尾锣鼓喧天　罗布林卡万人游园
拉萨人民欢庆新年
新华社拉萨02日电
拉萨市人民欢乐地度过了1960年元旦。
元旦这天，拉萨市区被市民们装饰得五彩缤纷，万面五星红旗和彩旗在各个建筑物上飘扬，家家户户贴上了庆祝新年的对联，大街小巷都张贴了感谢共产党带来新生活的标语。
街道上，整天锣鼓喧天，人群熙熙攘攘。
拉萨各个寺庙的喇嘛们也愉快地度过了新年第1天。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和自治区筹委会所属各部门负责人，01日下午三时半向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和中共西藏工委的其他领导人拜年，张经武等同他们互献了哈达，并交谈了西藏地区1960年的任务。
由拉萨各区居民、各大寺庙喇嘛和各机关、学校、厂矿等组织的几十支拜年队和报喜队，也抬着毛主席像，持着鲜花，载歌载舞地纷纷前往中共西藏工委、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西藏军区和中共拉萨市委等领导机关祝贺新年。
各机关、厂矿的报喜队，向党报告了他们胜利提前超额完成1959年生产建设任务的喜讯，并表示决心在1960年继续鼓足干劲，开展技术革新，在机关工作和生产战线上做出更大的成绩。
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和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郭锡兰，接见了这些报喜队和拜年队，祝贺他们新年好，并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中，更加团结进步，共同建设新西藏。
世世代代踡缩在拉萨街头的流浪人和乞丐，昨天第1次欢乐地在自己的新居度过元旦。
曾经在破帐篷里度过了五十多年的乞丐扎西，他的女儿和女婿在军管会的帮助下找到了职业，一家人再也不愁吃穿。
昨天一早，老扎西就把家人召集在牛粪火炉旁边，共喝青稞酒，祝毛主席新年吉祥如意。
据新华社拉萨02日电
拉萨市人民一万多人今天在罗布林卡举行新年游园会。
在罗布林卡的白杨林间，草地上，小湖旁，人们敲着皮鼓，拉着铁琴，唱着新编的歌曲，跳着传统的圆圈舞。
各族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亲密地相聚在一起，互祝在新的一年中“扎喜德勒”（吉祥如意）。
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和西藏党、政、军负责人，参加了今天的游园会，他们向游园的群众祝贺新年。
在松柏围绕的石坛四周，游园的藏族群众兴致勃勃地观看西藏著名的觉木隆藏戏团表演。
这个曾经是西藏大农奴主和大官员看戏作乐的地方，今天坐满了新安家的过去的乞丐、“朗生”（家奴）和许多过去的“贱民”。
一阵急促的鼓乐声从几棵大树底下传来，这是拉萨西城区农民正在跳他们自编的“翻身舞”。
今天天一亮，他们就抬着彩牌，敲锣打鼓地来参加游园会。
他们把今年农业生产上的“跃进计划”编成了歌曲，表示一定要搞好生产，使今年的粮食继续增产。
一支由拉萨市藏、回族青年男女组成的歌舞队，受到人们的赞赏。
一对对盛装的青年男女，为参加游园会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表演“幸福踢踏舞”，感谢解放军平息了叛乱，为西藏青年一代带来了光明的生活。

乌干达英殖民当局
无理逮捕布瓦加萨纳
据新华社12月31日电
坎帕拉消息：
非洲中部卢安达—乌隆迪的卢安达民族联盟总书记布瓦加萨纳最近在乌干达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并被判处一百先令罚款。
殖民当局指控他带入乌干达国民大会外事秘书约翰·凯耳所编写的一种小册子，这些小册子被殖民当局荒谬地称为“共产主义宣传品”。

伊拉克“自由人之声报”指责美国千方百计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新华社巴格达01日电
“自由人之声报”今天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有“恢复核试验的自由”一事发表评论说，美国还在千方百计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加剧冷战，在东西方谅解的道路上制造各种障碍。
正当关于召开最高级会议问题的谈判在进行之中、正当全世界迎接新年而寄以最大的希望的时候，美国总统竟借口原定一年的期限已经届满而宣布美国有“恢复核试验的自由”。
报纸指出，这种借口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日内瓦的美国代表团应对未能就不继续核试验取得解决负责。

伊朗继续在伊拉克边境集结军队
伊拉克外长强调和平解决争端
新华社巴格达12月30日电
据这里的报纸今天报道，伊拉克外交部长贾瓦德对伊拉克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说：
“伊朗继续在（伊拉克）边境集结军队，明显地意味着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存在、并且使问题复杂化。
这是损害国家的、地区的和国际的利益的。”
贾瓦德强调说，伊拉克正在努力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和平途径来解决争端，遵守和尊重条约、协定和公约，并且力求在历史联系和互利的基础上促进睦邻关系。
但是，伊拉克将“通过一切合法途径坚决维护自己的权利，使之免受任何侵犯。”

前沙捞越亲王离京
新华社02日讯
前沙捞越亲王安东尼·布鲁克今天坐飞机离开北京，去其他国家访问。

华盛顿发表的最不愉快的新年祝词
“纽约邮报”认为美国这一决定令人遗憾
新华社02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01日讯：
“纽约邮报”的一篇评论认为美国政府所宣布的它有自由随时恢复试验核武器的决定是“华盛顿向全世界发表的最不愉快的新年祝词”。
“纽约邮报”强调指出，“这个决定带有过去杜勒斯的令人沮丧的保持在战争边缘上的精神”。
这家报纸认为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正当人类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外交谈判的时候，它却“为恢复核军备竞赛提出借端”。
报纸把美国政府的这种行动称为“最不恰当和不符合时代潮流的。”
这家报纸担心美国的所谓“健全的核政策”方面的活动也“未必使人有理由以信任的态度对待华盛顿这种恢复保持战争边缘老政策的做法”。

卡塞姆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
宣布允许政党团体进行活动的法律
新华社巴格达02日电
伊拉克总理卡塞姆在昨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关于允许政党和团体进行活动的法律。
这项法律将在01月06日卡塞姆总理宣布的“过渡时期”终止时开始生效。
届时将发给各政党以许可证。
这项法律规定，政党和政治团体的活动“不得违反国家独立、民族团结、共和制度以及民主制度的要素”。
法律规定，政党和团体必须“努力通过和平民主的手段，根据有效的法律和宪法的规定来达到它的目的”。
法律并且规定，内政部长有权解散团体（包括政党），如果它违反上述规定。
法律还规定，武装部队人员、法官、外事人员、中小学生以及行政单位的负责人不得参加政党。

古巴再次粉碎反革命阴谋
多尔蒂科斯总统重申保卫主权的决心
新华社哈瓦那12月29日电
在古巴革命一周年的前夕，古巴政府和武装部队再一次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反革命阴谋。
据今天的“革命报”报道，古巴革命武装部调查局逮捕了二十五个乘小艇到古巴附近的萨耳特岛的阴谋者。
这些阴谋分子的头目是封建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忠实喉舌、“海洋日报”的前社长、大庄园主索萨·查耳包德和前独裁政权的上尉阿耳武尔克·塔马约。
他们准备乘飞机到迈阿密去领取进行叛乱活动的武器。
这些阴谋活动与垄断集团在加勒比某些国家准备的入侵活动相呼应。
革命武装部调查局还逮捕了到迈阿密去领取炸药的另一个反革命集团的九个成员。
革命武装部调查局缴获的文件证明，多米尼加独裁者参加了入侵古巴的计划。
同时，政府当局还缴获了两艘载运反革命逃犯和运输武器的快艇。
这些阴谋破坏古巴革命的消息使古巴人民提高了警惕，并正在动员起来保卫革命。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组织民兵和开展军事训练。
全国四百二十六个合作社都成立了民兵组织。
几乎所有蔗糖厂的工人都建立了警卫队，以防止对生产的破坏。
新华社哈瓦那12月28日电
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今天在电视演说中谈到古巴和美国的关系时说，古巴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保卫自己的主权。
他说，古巴和美国的关系的前景取决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
古巴没有侵略任何人，而是遭到侵略的国家。
多尔蒂科斯重申美国市场上食糖定额不应再像过去那样由美国片面决定，而应通过双边条约来确定。
他强调指出，古巴政府认为，继续保持这种状况不是友好的行为。
多尔蒂科斯还谴责美国阻挠英国和其他国家卖给古巴国防必要的飞机。
在谈到美国垄断组织策动的从加勒比海一些国家进行反古巴的反革命叛乱时，多尔蒂科斯说，美洲国家组织没有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而是为“那些与人民对立的势力效劳。”
多尔蒂科斯最后谈到土地改革和革命政府一年来的其他成就。
他说，他确信，人民和起义军一起，一定能粉碎对古巴进行的任何侵略。

古巴土地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革命胜利一年国民收入增加17％
新华社哈瓦那电
古巴著名经济学家哈辛托·托拉斯12月30日在“今日报”上发表文章，评述古巴革命胜利一年来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就。
文章说，一年来古巴政府勇敢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并且采取其他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各个方面都欣欣向荣。
1959年的国民收入估计达二十五亿比索，比1958年增加17％。
尽管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美国公司和大庄园主的经济破坏，古巴1959年蔗糖榨季还是生产了五百八十万吨糖。
文章指出，古巴实行土地改革以来，美帝国主义者和古巴大庄园主发动了疯狂的宣传运动来攻击土地改革。
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了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措施，他们以降低美国进口食糖的份额对古巴进行威胁。
谈到古巴实行土地改革以来在生产方面的成就时，文章说，土地改革增加了生产，促进了多种作物的发展。
稻米比1958年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公担，棉花增加了十倍，玉米达到了一百万公担，土豆增加了三十万公担，烟草也急剧增加，花生、大豆和蔬菜的播种面积也增加了。
文章强调指出，在最近八个月中，古巴从美国的进口比1958年同期下降了22％。
现在美国垄断组织对他们从前在古巴的殖民地传统市场的丧失感到担心。

国际简讯
西哈努克回到金边
金边讯
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在访问了阿联、南斯拉夫和印度以后，于1959年12月31日中午乘飞机回到金边。
伊首相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
卡拉奇讯
伊朗首相迈努舍尔·埃格巴尔已于1959年12月30日晚上结束了对巴基斯坦为时七天的访问，离开了拉瓦尔品第，取道卡拉奇回国。
据报道，埃格巴尔在拉瓦尔品第停留期间，曾经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外交部长卡迪尔讨论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有关中央条约组织的问题。
埃塞俄比亚皇帝到苏丹访问
开罗讯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于1959年12月31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喀土穆，对苏丹进行一个星期的国事访问。

新的一年形势将更好
在克里姆林宫新年宴会上
赫鲁晓夫发表讲话
新华社莫斯科02日电
据塔斯社01日报道：
苏共中央第1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01日晚上在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传统新年宴会上讲话时建议为正在过去的一年干杯。
他说，这一年显然表现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和平的可能性。
苏联政府首脑表示深信，1960年将更好。
赫鲁晓夫建议外国使节们为世界持久和平、为各国人民友谊干一杯。
他希望各国大使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世界和平。
赫鲁晓夫提到苏联在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计划时说：
如果我们的建议被采纳，我们准备随时解散我们的军队，而且我国所有的军人都将欢迎这个决定。
但是如果“冷战”拥护者要把我们拖进无穷无尽的争论迷宫中去，我们是不是要走上他们想把我们推上去的道路呢？
赫鲁晓夫指出，我们自己是否不妨考虑单方面地裁减我们的武装部队，而用火箭来保卫我们的边界。
外交使节的首席代表、瑞典大使索尔曼代表各国外交使节在宴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
加？
夫发表新年文告
新华社索非亚01日电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加？
夫代表党和政府发表新年文告说，1959年，是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充满英雄事迹、国家的力量日益增强、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年。
他指出，过去一年在经济方面取得的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增长是史无前例的。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结果。
他说，保加利亚政府将不遗余力争取同巴尔干各国人民建立信任、睦邻关系与和平，争取通过谈判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求达到相互之间的谅解。
桑布发表新年演说
新华社乌兰巴托01日电
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在新年前夕发表的迎接新年的演说中说，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三中全会的决议的鼓舞下，正在沿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道路上前进。
农牧业合作化的实现，对加速蒙古的建设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桑布在回顾1959年蒙古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时指出，1959年蒙古劳动人民掀起了完成生产计划的爱国主义竞赛。
人民的社会主义劳动觉悟正在进一步提高。
国民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牢固基础。
桑布说，1960年是蒙古三年计划的最后一年。
随着新的一年的建设计划的实现，蒙古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将得到巩固和扩大。
他号召蒙古人民为争取超额完成1960年的计划而发挥全部精力和智慧。
毛雷尔发表新年祝词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1日电
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毛雷尔，昨天晚上向罗马尼亚人民发表了新年祝词。
毛雷尔在祝词中说，在过去的一年中，罗马尼亚人民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获得了光辉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这是全国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忘我劳动的结果，是执行罗马尼亚工人党的政策的结果。
在新的一年中，我国人民将满怀信心地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争取新的成就。
毛雷尔指出，在新的一年里，罗马尼亚人民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将继续为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而斗争。

在漂亮的招牌背后　陈企衡

我图片展览会在苏丹首都闭幕
据新华社01日讯
喀土穆消息：
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图片展览会在12月31日晚结束。
在为时十二天的展出期间，共有一万四千人参观了展览会，其中两天专门供苏丹妇女参观。
许多参观者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他们的观感。
他们都认为，这次展览会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的新生活，并一致赞扬中国人民在过去十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有许多人还表示希望举行更多这样的展览会，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
喀土穆的所有重要报纸都就这次展览会发表评论。
“舆论报”称赞说，展览会成功地使苏丹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

格列索斯向全世界和平友人贺新年
新华社12月31日讯
塔斯社柏林30日讯：
希腊民族英雄格列索斯通过德意志通讯社从狱中发出给全世界民主和爱好和平的人士的新年贺词。
格列索斯向德国和全世界的所有和平友人、过去和现在都为争取在希腊恢复民主和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捍卫民主权利的一切人士表示衷心的祝贺。

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总书记穆罕默德到京
新华社01日讯
应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总书记阿卜杜勒·拉赫曼·穆罕默德偕夫人，于今日乘飞机抵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代秘书长王明远、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廖梦醒、全国青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钱大卫等人。

美国加剧远东紧张局势
东南亚侵略集团将举行两栖演习
据新华社卡拉奇01日电
此间官方今夜宣布，美国和泰国发起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两栖侦察演习将从01月28日到02月07日在暹罗湾的罗勇区域举行。
参加这个侵略性军事集团的这次目的在于加剧东南亚地区紧张局势的演习的，将有美国、英国、法国、泰国和澳大利亚的“蛙人”水底破坏队、侦察队、水雷处理队以及一艘潜水艇和其他海军舰只。
这个军事集团的所有成员国将派观察员参观这次演习。

美国导弹运入挪威
据新华社01日讯
奥斯陆消息：
一批美国的“诚实的约翰”式导弹昨天运到挪威北部的萨兰斯维尔克特导弹基地。
导弹运入挪威后，北大西洋集团司令部下一步就打算把原子弹头运入挪威。

苏丹庆祝独立纪念日
新华社开罗01日电
据喀土穆消息，苏丹今天庆祝共和国独立四周年。
武装部队、警察部队和童子军在挂满旗帜的苏丹首都举行了军事检阅。
苏丹总理阿布德将军和在12月31日到达那里进行一星期国事访问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检阅了队伍。
阿布德在为这个节日发表的声明中，对于国际气氛的改善和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表示满意。
他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并且希望在新的一年中苏丹经济将得到发展。
阿布德和塞拉西在01日晚上离开喀土穆前往苏丹东部的阿布哈希姆，去检阅那里的部族举行的游行。
然后他们将前往塞那尔水坝，在那里，阿布德将主持一个发电站的落成典礼。

苏联出席日内瓦不继续核试验会议代表
驳斥西方歪曲苏联立场
美国没有理由修改专家会议决议
新华社02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2月31日讯：
鉴于最近西方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消息，说什么在日内瓦的不继续核武器试验会议上，苏联专家拒绝认真研究美国关于发现地下核爆炸的地震方法资料，苏联技术专家小组组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叶夫根尼·费奥多罗夫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说：
大家都知道，1958年八国技术专家会议就发现任何核爆炸的完全可能性和为此必需的工具问题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专家的报告和建议得到苏联、美国和英国政府的赞同。
费奥多罗夫接着说，但是，在日内瓦不继续核武器试验会议的谈判过程中，西方国家屡次要求重新审查已经解决了的技术问题。
这些要求的根据是：
由于1958年底美国所进行的地下核爆炸以及最近几次进行的模仿核爆炸的地下化学爆炸，已经获得了有关发现地下核爆炸的地震方法的新的重要的资料。
在今年11、12月间，在日内瓦专家特别会议上，苏联专家详细地研究了美国的这些资料。
费奥多罗夫指出，苏联专家认为，在地下爆炸时进行地震观测，对监督系统的活动无疑是有价值的。
就是现在也有可能提出一系列改进发现核爆炸的方法和仪器的建议。
美国和苏联方面提出的这样一些建议，得到会议全体参加者的一致同意。
同时，苏联专家仔细地分析了全部提交讨论的材料，断然否认美国专家在1959年01月05日的文件中以及在最近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对原来资料的解释。
苏联专家在美国的声明和文件中发现各种错误，有时还发现故意搞错的原则；
苏联专家根据那些实际材料，在许多情况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费奥多罗夫指出，例如，苏联专家并不认为有理由否认区别爆炸和地震的实际可能性，而美国专家实际上却这样认为。
也没有重大理由来修改1958年专家会议的决议。
费奥多罗夫认为，只有实际实行监督制度才能最好地估价它的效果并使它得到完善。
显然，最迫切的任务不应当是对监督制度可能产生的缺点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而是尽快地达成关于停止试验的协议、批准监督制度和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改进这种制度。

苏联祝贺喀麦隆独立
伏罗希洛夫表示愿同喀麦隆建交
新华社02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01日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于1959年12月31日写信给喀麦隆政府首脑阿希乔，祝贺喀麦隆宣布独立。
贺信中说，一贯同情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苏联，理解在非洲成立新的独立国家的整个历史重要性，庄严地声明，它承认喀麦隆是独立主权国家，并表示愿意同喀麦隆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外交使节。
贺信中表示希望，苏联和喀麦隆之间将顺利地发展友好关系以利于两国人民和发展国际合作。

英国和平战士戈耳德曼说
美国的新决定意味着“冷战”开始加剧
新华社02日讯
塔斯社伦敦01日讯：
英国“争取裁减核军备运动”参加者发起的横穿英国的长途和平游行今天进入了第7天。
据报纸报道，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在1959年12月31日以后将有自由恢复核武器试验之后，这些参加和平示威的人反对核战争的意志更加坚定了。
英国“争取裁减核军备运动”全国青年组织主席戈耳德曼说，“美国新近作出的决定可能意味着，‘冷战’已经以更大的紧张程度在开始。
我们不应当让德国（西德）拥有核武器。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应当力争在1960年停止‘冷战’。”

谴责美国拒绝延长停止核试验
苏“真理报”指出美国的作法很难说成是爱好和平的
据新华社12月3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真理报”30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争取裁军的斗争是崇高的事业”的文章。
文章指出，世界各地的人们热烈拥护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1959年09月18日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呼吁。
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人士也谈起仔细地、认真地研究苏联建议的必要性来了。
但是，文章强调指出，轻视在许多西方国家里担任高级政治领导人的、影响颇大的和平敌人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眼光短浅的行为。
文章说，苏联最高苏维埃向世界各国议会发出停止军备竞赛并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呼吁已经两个多月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机关都赞成苏联议员的建议。
但是，西方国家的议会仍然对这个迫切的问题保持沉默。
文章作者问道，像以核武器武装复仇主义的西德联邦国防军这样的行为，又怎样同西方某些国家领导人的漂亮词句联系在一起呢？
而不久前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侵略集团的会议正是把不少精力花费在这件事情上的。
美国政府拒绝延长暂停核试验的期限这件事也很难说成是爱好和平的表示。
文章最后指出，世界各个地区的人都期望立即解决裁军这一迫切的问题，他们不惜一切努力为和平和全面彻底裁军而斗争。
苏联站在为人类光明未来而奋斗的战士的最前列。

赫脱用扩军滥调迎接新年
新华社01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赫脱在昨天发表的一篇新年祝词中一面谈论和平，一面鼓吹扩军。
他说，“1960年（是美国）在对外事务方面事情很多的一年。”
艾森豪威尔“正在考虑更多地访问其他国家”，并且“大概是在06月”进行对苏联的回访。
赫脱说，东西方最高级会议已预定在05月间举行。
赫脱列举了美国在今后一年中“面临的重大任务”。
据他说，这些任务是美国和它的盟国“将同苏联一道探索取得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所谓美国“将加倍努力争取在武器控制方面取得进展”，以及“保持援助新兴国家在自由中取得进展的计划”。
然而，赫脱强调说，尽管出现了“有希望的新气象”，美国“决不可放松警惕”，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保持我们（美国）的防务”。
他说，“必须了解”，“很可能需要若干年代的时间才能实现”世界问题的解决。
他还污蔑说，共产党“在和平的言词发表以后并没有见到行动”。

赫鲁晓夫对日本人士谈国际形势
联合各国努力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和消除战争威胁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苏联将尽力使最高级会议获得圆满结果任何可能妨碍会谈和阻碍各国建立相互谅解的行为都应当受到谴责日本某些势力阻挠远东局势正常化和主张军国主义化的路线对日本民族利益包藏危险后果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1959年12月31日电：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给日本公众代表、通讯社和报界人士的复信：
日本的某些社会团体、通讯社、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编辑局和以及某些个人写了一些信给我。
这些信表达了对苏联人民的友好和亲善感情，同时也希望得到对国际局势和苏日关系中的某些问题的答复。
收到的信件中包括下述一些人写的信：
日本煤矿工会委员长原茂先生、共同通讯社编辑局长久我先生、“中部日本新闻”编辑局长铃木、日本电视广播公司总经理足立先生、“读卖新闻”编辑局长小岛和“朝日新闻周刊”编辑局长和田先生等人。
我还收到了八郎潟城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以及鹿儿岛和大口市电报局的一批工人的热情信件。
非常遗憾，因为没有可能给所有寄信来的团体和个人写回信，我想首先感谢他们的盛意，并且代表苏联人和我个人向全体日本人民致以衷心的问候和最美好的新年祝愿。
在新的1960年的前夕，可以满意地指出，即将消逝去的一年标志着国际气候的显著转暖。
有愈来愈广泛的居民以及社会活动家、议会和国家的活动家已经意识到“冷战”、军备竞赛、积存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手段是不智和危险的。
“实力地位”政策从来没有给任何人以吉兆。
如果有谁不顾常识企图继续这种政策，那么它只会导致采用破坏性最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的爆发，使物质和精神财富遭到巨大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令人可慰的是：
现在甚至在那些不久以前还把用原子弹进行威胁和在战争边缘上踩钢丝看作时髦的国家里，有利于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情绪也在逐渐加强。
1959年苏联的国家领导人同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见和会谈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现在已对1960年春天进行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会晤一事达成协议。
苏联期望能在这次会上采取共同步骤来寻找就裁军和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达成协议的途径。
苏联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使会议获得圆满结果。
这样看来，对目前局势比较清醒的估计已在开始占上风，和平共处的原则在国际生活中日益确立。
“冷战”的冰层开冻了，这使各国人民产生很大的希望，当然，对已取得的成就不应估计过高。
这只是开端，不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可能而且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利于和平。
苏联在坚定不移地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保证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和实行互利的合作，1959年09月苏联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第14届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崇高的目标。
如果解散所有的武装部队、完全禁止核武器和销毁它的储备，取消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解散总参谋部和军事部，如果所有的士兵都回家去，那末就没有一个国家会有进行战争的手段了。
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再把庞大的物力人力白白地消耗在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目的上了。
那时，持久可靠的和平就会成为现实。
在这种和平条件下，就可以把全部科学、技术、工业手段——全部生产力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消除经济和文化落后状态，用来造福人们而不是危害人们。
苏联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已受到联合国赞同并在世界各国得到良好反应。
日本煤矿工会委员长原茂先生在信中说，成千上万的日本矿工，同所有和平拥护者一样，都对苏联政府不倦地致力于保卫和平、对它提出的裁军建议表示感激。
“朝日新闻周刊”的编辑局长和田先生说，苏联政府在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苏联政府的努力受到了日本各界的拥护和支持。
苏联人过去和现在一直站在争取巩固和持久和平的战士的前列。
希望日本能同其他国家一道也对发展国际合作的崇高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因为这一事业的成功归根结蒂取决于各国人民和一切国家的诚意和努力。
但是，决不能闭眼不看：
在达到持久和平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
事实说明，国际局势的转暖显然并不合某些“实力地位”政策狂热鼓动者的心意。
他们千方百计地不让国际局势改善。
正因为如此，目前没有一个任务比联合各国的努力来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和消除战争威胁更为重要的了。
非常遗憾，在日本，主张保持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人看来还没有绝迹。
他们企图阻挠远东局势的正常化，鼓吹日本应加入军事集团，主张国家军国主义化和在本国领土上保持外国军事基地。
十分明显，他们的路线是违背时代精神的，这种路线对日本的民族利益、对日本人民都包藏着危险的后果。
在目前国际紧张局势出现缓和的形势下，在临近就已经成熟了的一些国际问题进行重要会谈的阶段，任何可能妨碍会谈和可能在建立各国之间的相互谅解方面制造额外障碍的行为都令人感到特别遗憾，并应当受到普遍的谴责。
从日本各界人士的信中可以看出，一些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人的阴谋引起了日本人民的不安。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日本人民亲身经受过战争和世界上第1颗原子弹爆炸的一切灾难。
他们不希望原子悲剧重演，何况是更加惨重得无可比拟的悲剧呢。
他们的利益同那些企图把日本推向复仇主义和军备竞赛的危险道路上去的人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广泛展开的、为防止战争、为各国人民友谊、为日本执行中立和不参加军事集团政策采取联合行动的运动，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从信中可以看出，苏日关系状况问题也使日本公众感到不安。
无疑，如果不单单苏联方面表示改善这种关系的诚意，这种关系是可以得到更好发展的。
如果采取坦率的态度，那就应该直言不讳地说，日本有某些集团企图散播对苏联的不友好和不信任，使人对苏联的诚意表示怀疑。
我们坚信，苏联和平政策的真相一定能够找到通向日本人民的道路的。
每个没有成见的人都很清楚，苏联对近邻日本，除了希望同它和平友好相处，同它在平等、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实行合作以外，没有别的意图。
我们主张建立真正的睦邻关系，主张扩大互利的贸易、文化和其他联系，以促进日本和苏联为了日本和苏联两国人民的利益而接近。
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的胜利执行在为扩大我们两国的贸易开辟巨大的前景。
我谨希望，在新的1960年里将为达到我们两国的信任和互相谅解、为苏日关系的根本改善敷设新的道路，这不仅有利于两国，而且有利于保障整个远东的持久和平。
希望新的一年是各国友谊进一步加强和普遍和平得到巩固的一年。
在新年前夕，我衷心祝贺日本人民和平、幸福和繁荣昌盛。
尼·赫鲁晓夫
1959年12月30日于莫斯科

阿联副总统胡拉尼等四人辞职
纳赛尔任命萨拉杰等兼任新职
新华社开罗12月30日电
1959年12月30日晚在开罗发表的一项共和国法令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已经接受了副总统兼（中央）司法部长胡拉尼、（中央）文化和国家指导部长比塔尔、叙利亚地区土地改革部长哈姆杜恩、叙利亚地区社会事务和劳工部长坎努特的辞呈。
他们都是前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
新华社大马士革12月31日电据大马士革电台广播，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今天发布命令，任命叙利亚地区内政部长萨拉杰兼任这个地区的社会事务和劳工部长，任命叙利亚地区城乡事务部长阿瓦达拉兼任这个地区的土地改革部长。

关于边界争端的注释
（一）阿克赛钦
如信中所指出，阿克赛钦是拉达克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承认在1956年从西藏到新疆修建了一条公路，这条公路约有一百英里经过这块土地。
这条公路在1957年09月宣告建成。
第2年，执行例行巡逻任务的印度人员在阿克赛钦东北部的哈吉拦干附近被捕，被带到苏吉卡罗尔，扣留了五个星期。
印度巡逻队的领队被单独禁闭起来，所有的文件都被夺走了。
印度政府对筑路所意味的严重而持续的侵占我国领土的事提出了抗议，并且询问中国当局是否知道有关印度巡逻队的任何消息。
中国当局承认它扣留了印度人员。
后来这些人员在喀喇昆仑山口被释放了。
（二）班公地区
在这个地区，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习惯边界是从拉那克山口（北纬三十四度二十四分，东经七十九度三十四分）起，沿着羌臣摩河东面和南面的分水岭和丘谋桑河南面的分水岭，然后沿着丘谋桑河的南岸和昌格隆格河的东岸。
边界绕过了班公湖东半部的西端，然后沿着安格河的分水岭，并穿过斯潘古尔湖，再沿着印度河东北面和北面的分水岭而行。
近几年，中国的武装人员曾经在几处地方越过这段边界，展开来并且非法地占领了印度的领土。
1958年07月，印度政府曾抗议中国人占领在印度边境内约一英里半地方的库尔那克堡。
这个堡自古以来就在拉达克境内，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争执。
即使在1924年由西藏代表、克什米尔代表和一个英国专员所参加的有关这一地区的某些牧场问题的会议上，也没有对印度对这个堡的管辖提出争议。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印度政府的照会作出答复。
1959年07月，据悉一支中国武装部队在班公湖以南的斯潘古尔地区进入印度领土并且在斯潘古尔扎营。
当一队前往库尔那克的印度警察人员走近他们时，就被优势兵力所压倒。
印度政府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政府在答复中说那是中国的领土。
这种说法即使同中国地图上所标明的这一段边界线也是矛盾的。
例如在1948年出版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中，边界穿过了斯潘古尔湖的东端。
斯潘古尔在湖的西岸。
虽然印度政府完全有理由赶走这个中国营房，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希望中国人会自己撤退。
（三）碟穆绰克
碟穆绰克，又称巴里加斯，是所谓印度“侵占”的另一地区。
这是拉达克东南部的汉里地区的一部分。
十七世纪的拉达克编年史和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旅行家的著述都说碟穆绰克是拉达克的一部分。
作为印度河东面的分水岭的开拉斯山位于碟穆绰克以东。
1847年曾经到过这个地区的斯特拉彻证实了这个情况，瓦克以斯特拉彻的说法为依据，指出这个地区的边界在碟穆绰克村以东。
在碟穆绰克和开拉斯山脉间的牧场过去长期为印度村民所使用。
本世纪的一切税务记录都证明，在这个地区的赋税是由查谟和克什米尔政府征收的；
一个检查站已经在这个地区设立了好几十年了。
（四）司丕提地区
周恩来总理的来信说印度“侵犯”了巨哇和曲惹，即旁遮普省的司丕提地区。
但是司丕提谷是传统的印度领土。
这个地区的边界是在
巴雅河和司丕提水系之间的主要分水岭。
远在1879年，印度三角测量局所发表的“洪达斯即阿里噶尔松和蒙育尔图”就是沿着这个分水岭来标明边界的。
1956年，一支中国测量队到达这个地区，并且企图把界石放在印度领土上。
1957年在那里发现了一支中国巡逻队。
印度政府曾提请中国政府注意这些侵犯印度领土的行为。
中国当局既没有否认这种指责，也没有宣布这片土地是西藏的一部分。
看来他们甚至对这块地方缺乏确切的了解，因为他们向印度要关于这块地方的详细的经纬度。
1953年11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挂图（亚光出版社）标明这块地方是在印度境内。
因此，说印度在这个地区进行了侵略，最起码也是令人吃惊的。
（五）什布奇山口
什布奇山口是1954年协定所提到的六个边界山口中的第1个。
它一向是印度领土的界限。
所有的老地图都表明这是边界山口。
印度政府修筑了一条一直通到这一地点的公路，并且好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这条路。
1954年，在山口左边的一块石头上刻上了“印度斯坦——西藏”的字样。
1956年夏天，在山口的印度一边深入印度领土的地方，发现了一支中国巡逻队。
在要求他们撤退时，中国人员就扔石块，并且威胁要使用手榴弹。
中国巡逻队的指挥员辩解说，他得到指示巡逻这个地区，一直到活不桑河为止，如果印度方面越过活不桑河，他“要用武力来反对”。
活不桑河在离什布奇山口四英里的印度的一边。
印度对中国政府这种侵犯的抗议仍然没有得到答复。
（六）尼兰—贾德汗地区
周恩来总理说，在拉达克到尼泊尔的那段边界上，很多地方有历史纠纷，并且举出了西藏扎布兰宗西南的桑和葱莎作为一个例子。
事实上，这是中国当局提出过争议的唯一地区。
桑即贾德汗村，葱莎即尼兰村，扎布兰宗是西藏这一部分的区中心。
中国总理指控印度侵占了波林三多，也就是尼兰—贾德汗地区的一个村，名叫波兰松达。
说这个地区一直属于中国，英国只是在三、四十年前才占领这个地方，这是不确实的。
在十七世纪中叶，尼兰构成了布夏尔邦的一部分（现在属于印度的喜马偕尔邦）。
有一块1667年的铜碑记录了布夏尔和真日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将尼兰割让给真日。
所以很清楚，那时候尼兰就在印度境内。
十八世纪的一些文件表明真日当时管理着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的居民是属于加瓦尔血统，而不是西藏血统。
据说在1804年尼泊尔军队曾破坏尼兰村，但1850年真日王公又重建了尼兰村和更北的贾德汗小村。
1914年西藏人想在尼兰南面的贡贡那拉地方树立一根界桩。
四年后真日王公也在桑觉边界山口树立了三根界桩。
1926年一个由西藏、真日和英国代表组成的边界委员会在尼兰开会。
真日政府提出了许多对它自己有利的证据，包括土地所有权、筑路和造房以及几百年间征收土地税的证据。
西藏人能提出的唯一证据是他们的代理人曾偶而对同西藏进行的贸易征收过税款。
这块领土继续在真日王公管辖之下，在1948年真日土邦并入印度北方省之后，则在北方省政府的管辖之下。
从1951年以来，这些村民根本没有向西藏人交过税，因为他们停止了到西藏去做生意的做法。
尼兰—贾德汗地区位于这个地区的主要分水岭的南边，1954年中印协定所提到的六个边界山口就是位在这条分水岭上的。
1956年04月我们发现一些中国武装人员没得到印度当局的许可侵入了这个地区。
1956年05月02日印度政府提出了抗议，但是直到现在，中国政府对这个抗议还没有答复。
（七）巴拉霍蒂
中国人称之为乌热并且指责印度政府侵占了的巴拉霍蒂，是印度北方省的一个小地方（面积约一个半平方英哩）。
这个地区位于作为这一地段的边界的象泉河和阿拉克南达河之间的主要分水岭和更南的喜马拉雅最高山脉之间。
十九世纪的税务纪录和其他官方文件都确定这条分水岭是印度和西藏在这个地区的传统边界。
从1850年根据测量首次画出这一地区的地图以来，在印度的地图上就一直是这样画的。
就是直到1958年以前出版的中国地图也把这条分水岭标为边界。
因此，在分水岭以南的巴拉霍蒂必须看作是在印度境内。
到1954年为止，西藏人或中国人都没有严重反对这种情况，但是从那时起，中国人员就不断到这个地区来。
1958年4、05月间，在德里召开了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印度代表建议，在解决争端前，不应派武装人员到这个地区去。
中国政府同意了这点，但是拒绝了双方都不应派民政人员到这个地区去的进一步建议。
因此，印度政府就继续派民政人员到这一地区去执行他们在此地区久已建立的行政管辖。
几世纪以来，巴拉霍蒂就归一位土地登记官管理，加瓦尔区的官员也经常巡游此地。
因而，把这种管理的继续说成是“侵略”，就是对事实的歪曲。
这种指责对中国政府说来更为合适，中国政府不但派民政人员，而且违反了德里会议的决议，在1958年派了一支武装队伍到这个地区。
印度政府谨慎地遵守不派武装人员的临时协议，而且甚至不让税务官为了自卫携带武器。
此外，1958年中国人员在巴拉霍蒂还渡过了一部分冬天，这也是违反正常做法的。
在那次会议上印度提出即使是民政人员也不应派入该地区的建议，说明印度为了和平解决问题愿意作何种程度的努力。
中国方面提出的唯一的主要论据是：
一些叫做莎吉的西藏人员偶而进入这个地区收税。
但是，这些人不是中国政府的正规官员，而仅仅是促进贸易的人，他们来这里宣布开放印藏贸易，并检查出入西藏的牲畜是否有病。
他们只是向那些来这里进行贸易的西藏人收税，而不向本地的村民收税。
即使对西藏莎吉的这种进入，印度政府也一直不断地提出过抗议。
在1958年德里会议上，实际上还表明中国人甚至不知道他们所称的乌热是指哪个地区。
所以他们坚持要求到当地去进行调查，以使他们能知道自己要求据有的是哪个地区。
在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被说成是为印度所“侵占”的另外两个在巴拉霍蒂东南的地方是香扎即香扎马拉和拉不底。
它们位于北方省的阿尔摩拉区，在巴尔查·杜拉山口的印度一边。
这个山口位于构成印度与西藏在这一地区的传统边界的分水岭上。
爱德温·阿特金逊在他的“印度西北省份的喜马拉雅地区”（1886）一书中证实了这一点。
香扎马拉在边界以南两英里，拉不底在边界以南六英里。
中国地图从未把这些地方画在西藏境内，不论是西藏或者中国也从未提出过对它们的所有权。
只是在1958年10月，当印度的检查站像往常一样因冬季即将开始而撤回时，中国人员才进入印度领土并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了哨所。
印度政府在1958年12月10日提出的抗议还没有得到答复。
（八）雅斜儿、兼则马尼和沙则
周恩来总理说印度军队侵入雅斜儿并仍然侵占着沙则和兼则马尼。
印度政府不知道雅斜儿这个地方或地区。
根据最近在中国报纸上公布的小比例地图所标的位置来看，雅斜儿大概是在西姆拉条约地图上所标的15721高地东北方的一个小地区。
在这一带边界线伸向正北方，而标为雅斜儿的这个地方是在印度境内。
这个地区的印度人员曾接到不得越过边界线的严格的命令，他们认真地遵守了这些命令。
如果雅斜儿指的是陇村，那末可以断然地说：
印度军队从来没有占领过它。
兼则马尼是在形成这个地区的国际边界的塘格拉山脉以南。
事实上，是中国军队侵入了兼则马尼并且试图吓倒那里的印度人员，兼则马尼和在它附近的位在印度东北边境特区内的德罗克萨草地，多年来都是属于印度的伦坡村。
西藏境内的勒村和提穆德村在向印度伦坡村付款取得牧放权的条件下得到许可使用这些草地。
从来没有过西藏当局曾在塘格拉山脉以南地区行使过管辖权的记载。
至于沙则，它位于兼则马尼之南，深处在印度境内。
（九）朗久和马及墩
周恩来总理说，印度军队不仅越过了英国与西藏换文附图上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还越过了目前印度地图所画的边界线，而这些地图据说在许多地方比麦克马洪线更加深入中国领土。
据说印度军队“侵占”了朗久，并向驻在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武装进攻，而使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为了自卫而还击。
在这封信里已经说明，印度地图上的麦克马洪线的画法是严格符合西姆拉条约附图上所画的线的。
印度军队没有超越过目前印度地图上所画的边界线。
西姆拉会议所划的印藏边界在苏班西里地区离开了分水岭，为了把左喀尔坡和杂里·萨尔巴两个圣湖，作为每十二年一次朝圣的起点而为西藏人所重视的马及墩村，从马及墩通向圣湖的道路以及另一条较短的叫做察里明巴的朝圣道路留在西藏境内。
目前印度地图对边界的画法很小心地把这些地区留在西藏。
在这一带的国际边界在紧挨马及墩村南面的地方通过。
完全区别于马及墩的朗久，位于边界线以南一英里半处。
它不可能是马及墩的一部分，马及墩在1913年是一个有十二所小屋的衰落的村庄，以后更加衰败，到1935年仅有六所小屋和一家僧侣客店。
属于马及墩村的土地是很少的，而且只延伸到村外很近的地方。
直到最近中国军队侵入朗久以前，西藏当局从未对这个村庄行使过行政控制。
印度武装警察分队奉命只是抵抗入侵者，并且只是为了自卫才能使用武力。
是中国人首先向印度前哨纠察队开火，后来又用武力压倒了在朗久的印度哨所。
这种以数量上的优势蓄意袭击一个印度哨所的行动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但是，虽然朗久无疑地是印度的领土，印度政府还是准备就麦克马洪线在朗久地区的确切划法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
印度政府还提出，只要中国政府也愿撤回其军队，印度政府将不派人员回到朗久去。
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回答这个建议。
1959年09月26日　新德里

印度总理尼赫鲁1959年09月26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新华社02日讯
印度总理尼赫鲁1959年09月26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
亲爱的总理先生：
我已经收到你1959年09月08日的来信。
必须说，我读这封信感到非常惊异和伤心。
你我曾于1954年在北京，1956年和1957年之交在印度讨论过印中边界、特别是东段的问题。
正如你所知道，东段边界泛称为麦克马洪线。
我不喜欢这种叫法，但为方便起见，我建议就这样叫它吧！
当我同你谈这个问题时，我以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就边界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确切位于何处达成协议。
甚至在我收到你1959年01月23日的来信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竟会对在我们看来几十年来无可争辩地属于印度、而某些部分一百多年来就属于印度的约四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提出要求。
你在最近的来信中，企图对大片的印度领土提出要求，而且甚至暗示说独立的印度政府正在谋求坐收英国侵略中国之利。
我国议会和人民对这种说法深为愤慨。
印度人民反对国内外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都知道和公认的，我们曾以为中国也了解和承认我们的斗争。
的确，英国人曾违反印度人民的意愿占领和统治印度次大陆。
然而，印度的边界是几世纪以来由历史、地理、习惯和传统解决了的。
的确，印度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厌恶再没有比在它对西藏的态度中表现得更清楚了。
印度政府自愿地放弃了英国在1947年以前在西藏所享有的一切治外法权，并且通过条约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
在你上次访问印度时我们所进行的长谈中，你对我说，西藏一直是并且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是一个自治区。
二、你在信中说，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了种种压力，包括使用武力，来使中国政府接受印度的要求。
这是同印度政府所做的相反的。
我们并没有公布我们所掌握的关于1954年以来中国人员多次越界侵入我国领土、在拉达克通过印度领土修筑公路和1958年在阿克赛钦地区逮捕和拘留我方人员等问题的情况。
我们没有公布这些，是为了希望我们两国能够通过协议和平解决这些争端而不引起双方公众的激动情绪。
事实上，我们没有这样做现在已经引起我国议会和报界对政府的尖锐的但是正当的批评。
我们不但没有使用武力，而且曾谋求和平解决争端。
你一定知道1958年印中代表关于巴拉霍蒂的长期谈判，以及两国政府关于其他争执的来往照会。
我用不着告诉你，对于你们的军队用优势压服我们设在麦克马洪线我方一侧的朗久的哨所的行动，印度国内产生了巨大的愤怒；
虽然你们至今还没有撤退你们的军队，我们并没有试图重新占领这个哨所。
三、你提到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现状。
这是印度政府一向赞成的。
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一再破坏了这一点。
譬如，我可以举出下列的例子：
通过阿克赛钦地区的印度的传统领土修筑了一条一百英里长的公路；
1957年中国测量队进入洛希特边区；
1959年在斯潘古尔建立营地；
1958年派遣武装人员到巴拉霍蒂并且违反习惯做法冬季在那里驻扎；
最后但不是最不关紧要的，在朗久使用了武力。
四、诚然，中印边界并没有全线正式划定。
事实上中印边境许多地方的地形使得这样在地面上用实物标界成为不可能。
但是全部边界都是经条约确定，或者由习惯确认，或者两者兼备，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对印度政府行使管辖权直到习惯边界一点提出过抗议。
你自己也承认直到今年年初为止，我们的边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
历届中国政府都尊重印度的边界。
关于这一点的解答并不在于以前的各届中国政府力量弱。
甚至连一次也没有按照这方面确立的国家惯例提出过抗议，像在1906年到1937年之间在缅甸问题上曾经做过的那样。
五、关于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说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没有派任何人参加缔结西藏和克什米尔之间的1842年条约是不正确的。
达赖喇嘛和中国皇帝的代表都在条约上签了字。
签字人之一的索康喀伦虽然出自藏族，但有着中国的官阶。
连条约的藏文本也清楚地表明中国是参加的一方。
这样，它说道：
“今后将无论如何永不丝毫背离或破坏世界之王赫沙吉大人和巴哈杜尔大君同中国大皇帝和拉萨的古鲁喇嘛之间的同盟、友好和团结。”
六、1842年条约确实只提到“老的确立的边界”。
这是由于这些边界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任何正式的划定。
甚至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1684年条约也说，“当初斯吉德·伊达·聂玛·贡分封他的三个儿子为王时所确定的边界仍应予以维持。”
十七世纪的拉达克编年史中的有关材料表明，边界是完全确定了的。
阁下曾赞许地提到过的克宁汉在1846年访问过这个地区。
他在1854年说，拉达克的东部边界“是由一堆堆的石块清楚标明的，这些石块是在1687年当拉达克人取得克什米尔大量援助把索克坡或蒙古部队最后驱逐出去以后树立起来的。”
（“拉达克”，1854年出版，第261页）。
因此很清楚，将近两世纪来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边界是众所周知的并且为双方所承认。
在这两个世纪中，根据这些条约的规定，拉达克和西藏之间有着不断的贸易来往，从来没有发生边境冲突。
七、你的信里说中国从来没有批准1842年条约。
中国承认了这个条约可以从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就是中国官员在1847年通知英国政府说：
“关于边界，请允许我说，这些领土的边界是充分地、清楚地确定下来的，因此，最好遵守这个古老的安排，而且不采取额外的措施来划界将被证明是方便得多的。”
没有任何提示说中国政府认为这个条约是无效的。
从上面所引的话还可以看出，这一边界不仅是为人所知的，而且也是清楚地和充分地确定了的，并且不存在关于边界在何处的意见分歧。
八、下列事实进一步证明中国接受了1842年条约，那就是条约中有关交换货物和礼物的其他条款直到1946年还一直在执行，并没有遭到中国政府的任何阻挠。
九、所谓直到1899年英国政府还曾经建议正式划定这段边界，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同意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在1847年到1899年间，并没有提出过进行这种正式划界的建议。
英国政府在1899年提出的建议不是指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东部边界，而是指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同新疆的北部边界。
在这方面提到，北部边界沿着昆仑山脉直到东经八十度以东的一个点，然后与拉达克东部边界相接。
这无可置疑地表明，阿克赛钦全部地区是处在印度境内的。
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这个建议。
十、因此，拉达克、西藏和中国都已承认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边界就是习惯边界，你说中国地图上标明的边界线大致符合于1854年出版的克宁汉的书中所附为瓦克所画的“旁遮普、喜马拉雅山西部以及同西藏接壤部分”图上所标的线。
瓦克的图在编辑索引中说明，这一段所用的参考文件是“斯特拉彻上尉的拉达克和阿里噶尔松图”。
但是，斯特拉彻在1847到48年只在拉达克的一部分地区旅行过。
他从来没有去过阿克赛钦地区，所以对那个地区所知很少或者什么也不知道，他在他认为是主要分水岭的地方，即这个地区的天然和老的确定的边界所在的地方画下了界线以后，印度政府派遣了若干勘察和测量队到这个地区去。
这些队以自然特点和能够获得的当地的证据为基础，查明了习惯边界线。
1865年约翰逊访问过这个地区；
1869年克什米尔土王聘为拉达克总督的英国人弗烈德立克·德鲁也访问过这个地区。
十九世纪去过的其他测量队有：
1868年海华德、萧和凯利，1885到87年卡里，1891年哈密尔顿·鲍威尔；
1895年利特尔戴尔；
1896年威尔贝和麦尔柯姆；
1896年迪西和派克；
1900年奥里尔·斯坦因。
因此，只有从1865年，经过上述这些测量查明了分水岭的确切位置以后，才有可能画出整个拉达克地区的准确的地图；
而有意义的是：
从那时以后出版的大多数地图所标的习惯线都是同我们地图上标明的界线而不是同中国所主张的界线相符的。
后来在1867到68年出版的瓦克自己画的土耳其斯坦图、附在德鲁著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领土”（1875年）书中的地图、约翰斯顿的地图集（1882年）以及从1890年起出版的克什米尔地志的附图所表明的边界线都同我们现在的界线大致相似。
即使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官方地图上所画的边界线也接近于我们的线。
只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官方地图上，中国政府才把我们的大块领土划了进去。
另一方面，1917年以后的某个时候在上海由“字林西报”根据权威的测量而出版的“中国新地图和商业地志”，它所标示的西北边界同我们画的线相似，而东北边界则接近于以后被人们称为麦克马洪线的线。
我可以补充一句，在瓦克1854年的地图并不支持中国方面的论点的地方，中国地图甚至没有按照瓦克的地图画。
这样，瓦克把碟穆绰克以北和班公以北的地区画在印度境内，但是中国最近的地图对这些地区却没有按照瓦克的地图画。
十一、你曾提到西藏的所谓阿里地区和印度之间的那段边界。
据说阿里（这是阿里噶尔松的缩写形式）是西藏的西南部。
这是印度的旁遮普、喜马偕尔省和北方省同西藏地方之间的一段边界。
你说这段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
事实上，对这段边界是不应该有什么怀疑的。
1954年中印协定第4条列举了在这个地区内的六个山口。
在协定签订之前，中国和印度代表曾讨论了这些山口。
你方原来的草案中包括下列条文：
“中国政府同意开放下列山口”。
当时考尔先生代表印度说，这些是印度的山口。
经过若干讨论，双方同意下列条文：
“双方商人和香客经由下列山口来往”。
贵国外交部副部长曾对此说明，“这是我方第5次的让步”。
这就是承认这些山口为边界山口。
事实上，印度政府一直控制着这些山口的印度一端。
十二、你说，“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这使我感到特别惊讶。
你还说，关于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边界的协定是在英国代表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之间签订的，它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
由此你得出结论说，这个协定是不合法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西姆拉会议的安排是在中国政府充分知悉和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
中国外交部长在1913年08月07日写信给英国代表说，中国的全权代表将前往印度同西藏和英国的全权代表“共开谈判以订立一个条约”。
从会议的文件记录可以清楚看出，不仅中国代表充分参加了这一会议，而且西藏代表也是以同中国代表和当时的英属印度代表平等的地位参加了讨论。
会上不仅讨论了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边界，也讨论了内藏和中国之间、内藏和外藏之间的边界。
不论在当时或以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在任何时候反对在会上讨论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边界。
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所产生的关于印度和西藏之间的麦克马洪线边界的协定，按照公认的国际惯例，必须被认为对中国和西藏都具有拘束力。
事实上，这并不是西藏头一次同别的国家缔结协定。
1856年西藏曾经自行同尼泊尔订立了一个协定。
英国和西藏在1904年签订的条约，是在中国驻藏大臣的协助下，由英国和西藏的代表商定的。
十三、你说，在英国和西藏进行了所谓秘密换文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英国不敢公布有关文件。
你还说，麦克马洪线是“后来标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之上的”。
我怕我不能同意你所举的事实，也不能同意你的结论。
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中国代表对印藏之间的麦克马洪线边界是完全知道的。
这条具体的线是在西藏代表和英属印度代表之间讨论的，但当会议所产生的条约草案在1914年04月22日提交英属印度、西藏和中国代表签字的时候，曾附有一张标有麦克马洪线边界以及内藏和中国之间和内外藏之间的界线的地图。
中国外交部后来在1914年04月25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列述了很多反对内外藏之间和内藏和中国之间的界线的理由。
对于西姆拉三边条约附图上所标的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界线，备忘录中没有提出任何反对。
此后，在04月27日中国代表没有任何反对地草签了条约和地图。
以后中国人在1914年06月13日的备忘录中又提出了关于内外藏之间的界线的新的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备忘录中根本没有提到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界。
差不多五年以后，在1919年05月30日，中国政府为了获得最后的解决，对西姆拉条约又提出了若干修改。
这些修改仅仅涉及内藏和中国之间和内外藏之间的界线。
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根本没有提及。
我们查阅旧档，发现英国政府好几年没有公布西姆拉条约，为的是希望就内藏的地位和界线达成协议，西姆拉条约是在1929年版的艾奇逊条约集上发表的，麦克马洪线是从1937年起在官方的地图上出现的。
这些地图是广泛发行的，可是那时或以后中国当局都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
十四、我完全不同意你从拉萨西藏外交局和印度新政府在1947年的两次交换信件中所得出的推论。
事实是这样的：
我们驻拉萨的代表团曾转给我们一份西藏外交局1947年10月16日的电报。
这封电报要求我们归还印藏边界上的被指称为西藏的领土，“诸如察隅、瓦弄和白马冈方向的地区、洛那、洛巴、门、不丹、锡金、大吉岭和在恒河这一岸的其他各地以及洛窝、拉达克等地直到牙金边界为止”。
可以看出，西藏所要求的地区并没有明确范围。
如果按字面来了解这些地区，西藏边界就会一直伸到恒河一线。
印度政府是不可能设想这样一个荒诞的要求的。
如果印度政府曾有丝毫考虑认为这份电报会成为日后要求取得印度的大块领土的根据的话，当然会立刻毫不含糊地拒绝这一要求。
由于没有这样一种印象，因而印度政府答复如下：
“印度政府乐于得到保证，西藏政府愿在就任何一方可能提出的事项达成新的协议以前继续维持现有基础上的关系。
这是印度继承英王陛下政府与之有条约关系的所有其他国家所采取的程序”。
如果从这个答复中得出结论，认为印度准备就边界问题同西藏谈判新的协议的话，这是不公平的。
当1947年08月15日英国放弃权力和印度获得自由以后，新的印度政府继承了印度未分裂前的条约义务。
印度政府愿意向与未分裂前的印度的英国政府有条约和协定关系的一切国家保证，新的印度政府将恪守这些条约和协定所产生的义务。
印度政府在阁下来信中所提到的电报中所想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向西藏当局提出这样的保证。
就印度而言，不存在重新同西藏谈判老的条约，以便考虑（即使为了讨论的目的）对印度大块领土的要求的问题。
十五、如果说中国地图所标明的不丹以东的界线就是传统的边界，那是错误的。
正相反，麦克马洪线才正确地代表着这个地区的习惯线。
由喜马拉雅山顶形成的分水岭是自然的界线，几世纪来它已为双方人民接受为边界。
居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部落——门巴、阿卡、达夫拉、米里、阿波尔和米希米——是和阿萨姆山区各部落属于同样的种源的，而和西藏人没有亲属关系。
西藏人自己是轻视这些部落的，把他们合称为“洛巴”。
的确，两个邻国的界线不是由居住在这两国国家里的人的种族关系所决定的。
居住在边界双方的人民间有某种文化来往，这也不是稀有的事。
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那些部落丝毫没有受到西藏文化、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影响，而这只能是由于西藏当局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在这个地区行使管辖权。
另一方面，印度的行政管理逐渐移入这些地区。
在1844年和1888年同阿卡人，在1862年—63年和1866年同阿波尔人，在1844年和1853年同门巴人，都签订了协定，把印度政府的权力扩及到他们身上。
英国政府的政策一般是或多或少地让这些部落自己照顾自己。
而不是试图对这些地区建立像在英属印度的其他部分所见到的那种周详的管理。
尽管如此，英国政治官员们来过这个地区，为了解决纠纷或者其他类似目的。
最后，在西姆拉会议前，在1912年形成了面积约一万平方英里的萨地亚边区，在1913年形成了面积也约一万平方英里的巴利帕拉边区。
1906年中国内地会在伦敦出版的大清帝国舆图在这个地区标明的边界，同1914年在西姆拉确定的划法几乎一致。
这个地区在1911—1913年曾经广泛的测量过。
洛希特地区在1911—12年由米希米调查团进行了测量，迪邦河谷在1912—13年和阿波尔地区在1913年也进行了测量。
1913—14年贝利上尉在这整个地区对西藏管辖所及的极南部分进行了广泛的测量，就是在这些详细的材料的基础上，才在1914年确定了印藏边界。
因此很清楚，麦克马洪线并不是印度政府任意强加在弱小的西藏头上的东西。
它是这个地区的自然的、传统的、种族的和行政的界线的正式体现。
十六、阁下提到1917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一幅地图和1929年大英百科全书的一幅附图，印度测量局的地图标明了中国所主张的线，但是在同一张图纸上的索引图上，也标明了麦克马洪线。
其原因是英属印度政府不愿发布只标明麦克马洪线的新的印度地图，而希望中国会接受整个西姆拉条约。
至于1929年大英百科全书的附图，确实在东段粗略地标明了中国现在所主张的线。
但是，同一张地图把整个阿克赛钦地区划作拉达克的一部分。
因此，在一段边界上引用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来支持中国的主张，而在另一段边界上则又排斥它的权威，这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如果要引用其他国家私人出版的地图作为证据的话，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种地图来支持我们。
例如，1876年巴黎昂德里伏·古戎出版的“南亚图”和1881年同一家公司出版的“东亚图”都把这整个部落地区划在西藏之外。
1906年中国内地会出版的大清帝国舆图所标的边界和麦克马洪线很接近。
1907年10月英国陆军部出版的大清帝国图几乎把整个部落地区划在印度。
1910年在伦敦出版的弗兰西斯·荣赫鹏爵士所著“印度和西藏”一书的附图把这个部落地区划在印度；
查尔斯·贝尔爵士的“西藏的过去和现在”一书（牛津，1924年）的附图也是这样标明的。
十七、你说锡金和不丹的边界不属于目前讨论的范围，我们不清楚，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地图把相当大块的不丹地区划作西藏的一部分。
根据同不丹的条约关系，只有印度政府有权可以就有关不丹对外关系的事项向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交涉。
事实上，我们已经代表不丹政府就若干问题向贵国政府进行过交涉，因此，修改中国地图上有关不丹和西藏边界的错误一事必须同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在同一地段的边界一起加以讨论。
至于锡金，中国政府早在1890年就承认印度政府“对该国的内部管理和对外关系有着直接的和排他的控制权”。
1890年的这个条约也确定了锡金和西藏之间的边界；
这条线后来在1895年加以标定。
因此，关于锡金同西藏地方的边界，不存在任何纠纷。
十八、你说中印边界全长约二千公里，全部没有划定，并说不是中国地图，而是英国和印度的地图片面地改变了中印边界。
事实上，中印边界（锡金和不丹与西藏的边界除外）有三千五百二十多公里长。
说这么长的边界全部没有划定是不对的。
不丹以东的边界在1914年条约附图中已明确划出。
1954年协定中提到六个山口一事意味着澄清了喜马偕尔省和北方省的边界。
至于所谓英、印地图片面地改变了边界的指责，事实是，早期的英国地图是把边界大体标在当时英国人认为分水岭所在的地方。
后来，由于对分水岭获得了更多的地形的和当地的材料，边界就在后来的地图上更加精确地标了出来。
早期和后期地图之间有出入，其部分的原因还在于英国制图家往往不管边界的实际形状而在地图上标出行政的界线。
因此，随着行政管理在边境地区逐渐伸展出去，后来的地图就对边界作了相应的修改。
如1895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印度地图（1英寸＝128英里）把迄至后来所称的麦克马洪线的缅甸北部和印度东北部无人管理地区，涂上了浅桔色，以别于印度领土其他部分所用的较深的颜色。
印度政府1909年发表的关于印度土邦的备忘录第2卷中有一幅地图，标明这整个部落地区是印度的一部分。
事实上，印度的现有边界一直是历史上的边界，不过在英国人时期，行政管理只是逐渐地扩及到这些边界线去的。
印度在1947年获得独立后不久，印度政府决定，作为一项政策，把这些边境地区放在更直接的行政管辖之下，以使它们能够分享到一个福利国家的利益，并使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型式得到保护。
如果说只是在最近发生西藏危机和大批藏人进入印度以后，印度军队才开始在东北边境特区节节进逼，那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行政人员、文职人员和警察在最近西藏爆发骚乱之前，几年来就一直在直到麦克马洪线为止的这些地区中行使职责。
然而，在边界地区任何地方，我们并没有任何军事力量。
只有一支武装警察支持文职人员，甚至边境哨所也是由这些警察守卫的。
只是在占优势的中国军事力量压倒了我们在朗久的哨所和我们在边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员受到中国军队的恫吓的时候，我们才决定把保护边界的责任交给我们的陆军。
十九、从上面各段的叙述中，应该可以看清，多少年来，是中国的地图改变了边界的画法，把大片印度领土划入了中国境内。
还应该说明，甚至在1949年以后出版的中国地图也没有遵照任何确定的边界。
不同的地图对同一段边界有不同的画法。
二十、我不得不抱歉地说，是中国政府一直在企图片面改变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没有别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人员出现在巴拉霍蒂，中国军队出现在阿克赛钦地区、库尔那克堡、曼达尔、斯潘古尔、兼则马尼和朗久以及中国人侵入司丕提地区、什布奇山口、尼兰—贾德汗地区、香扎、拉不底和狄丘山谷。
如果说中国军队从未越过麦克马洪线，那也是不正确的。
兼则马尼和朗久都在这条线以南。
二十一、印度政府要着重批驳所谓它近来“侵占了”中段边界的一些地方的说法。
事实是中国军队近来不断力图进入和占据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
中国军队侵入和企图侵入的详情列举在附件中。
在斯潘古尔地区，这种侵入特别显著，在那里，中国军队最近一两年来不顾传统的边界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向前推进。
中国人最近还在斯潘古尔湖的西端附近的一个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营地，而那个地方，即使根据某些官方的中国地图，也是在印度境内的。
我们不打算评论中国军队在西藏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调动的报道。
我们希望这些调动并不意味着要采取一种在中印边界全线向印度领土积极窥伺的新政策。
二十二、我们接到报告说，在西藏的某些中国官员屡次宣称中国当局不久将进占锡金、不丹、拉达克和我国的东北边境特区。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权力来说这种话，但是我愿提请阁下注意这种说法，因为它们已自然地增加了边境的紧张局势。
二十三、阁下曾谈到印度人员侵越中国领土。
我们的人员没有在任何地方侵越过中国领土。
即使他们在某些偏远边区荒无人烟的某个地点，由于判断错误而侵越了中国的领土，我们原以为一个友好的政府会迅速提醒我们注意，以便进行纠正。
事实不然，当去年一批印度人员在拉达克的哈吉拦干附近进行例行的行政巡逻时，你们的军队把他们逮捕起来，直到差不多五个星期以后我们向你们查询时，才通知我们。
在此期间，我们的人员曾遭到威胁、粗暴的待遇和严厉的讯问，这当然不是一个友好政府的人员所应受到的待遇。
二十四、对于印度在东北边境地区包庇西藏武装叛乱分子的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坚决拒绝这种指控。
相反地，当西藏叛乱分子越界进入印度领土时，我方人员立即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且坚持要他们远离边境地区。
对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我们便告诉他们不能在印度得到庇护，最后让他们离开了我国。
二十五、关于印度飞机一再侵犯这个地区的中国领空的说法并非事实。
我们向我国所有的飞机发出了明确的指示，不得越入中国的领空。
我们确信他们谨慎地遵守了这个指示。
然而，你可以理解，向边界哨所空投供应物资的飞机可能偶然飞过国际边界，或者看起来似乎是这样而实际上并没有飞过去。
我们尊重中国领空的迫切心情可以从这样一件事实清楚地看出来：
今年07月我们在朗久哨所的一个负责官员得了重病，我们曾通知贵国政府我们将在那里空投一位医生。
我们通知贵国政府的目的是，如果我国飞机在飞往边界哨所时由于判断错误而越入中国领土，你们不至于误会。
为了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曾事先通知你们，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02月这几个月内将在边界的我方领空进行航测。
附带可以指出，我们给你们的关于朗久的通知，也可以驳倒任何认为我们在中国领土上偷设哨所的说法。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作了，我们就不会把它的位置告诉贵国政府了。
二十六、我调查了所谓在印度地图上画的边界在很多地方甚至划入了比麦克马洪线还要多的领土的指责，但是我没有能够发现这种说法有任何根据。
如果你所指的是印度地图上在马及墩地区所标的中印边界同条约附图稍有不同，这种情况是容易解释的。
根据西姆拉会议时英国和中国代表作出的决定，边界应遵循自然的特点，但是作了一项保留，即马及墩（和其他少数几处地方）将划在西藏境内。
这是为了要把杂里·萨尔巴和左喀尔坡两个圣湖留在西藏，因为这两个地方是西藏人朝圣的地方，马及墩村也留在西藏，因为这是朝圣的启程点。
在西姆拉会议期间，人们还不知道这个地区的确切地形。
后来，在确切查明这个地区的地形以后，实际分界线是按照地理形势画的，只有一处由于要把马及墩留在西藏境内而出现例外的情况。
因此，印度地图上画的实际界线只不过是根据确实的地形来体现这个地区的条约附图。
这是符合于既定的国际惯例的。
二十七、我完全不能同意你的看法，即认为边境上发生的紧张局势是由于印度人越境和挑衅而引起的。
事实上，如附件所示，是中国人近年来在一些地方越过传统边界侵入了印度的领土。
你提到我们在印度发动了第2次的所谓反华运动。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是同实际情况相反的。
尽管在我们两国的边界上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事件，我们在印度一直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温和的态度，你们的军队在若干地方采取了威胁的态度，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实际上进入了我国的领土。
这些行动涉及印度领土的完整，因此是非常严重的，但是由于我们亟愿避免造成对贵国政府的愤慨情绪，我们故意没有公布这些事件。
然而，议会中提出的问题必须给予答复。
事实不能扣住不发表。
当事实这样为大家所了解以后，议会和公众的反应是惊异和亟大的愤怒，议会和报纸都批评我国政府没有更早地把这些情况公布出来。
按照印度宪法，议会是至高无上的。
印度的报纸也是自由的，政府不能限制公众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说印度政府以任何方式制造对中国的压力，那是对实际情况的完全错误的解释。
这也是基于对印度政府、议会和报纸所据以行事的宪法程序的完全错误的了解。
不用说，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二十八、我过去已经说过。
现在愿再次声明，印度政府十分重视同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印度政府一直力图本着潘查希拉的精神来指导它同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的确是印度一贯的政策，即使在宣布五项原则以前也是这样。
因此，中国现在居然对居住着成千成万的印度国民，而且多年来一直受印度政府的行政管辖的大块印度领土提出要求，这是特别使我们感到遗憾和惊奇的。
没有一个政府可能就这些构成它们领土组成部分的这样大块的地区的前途进行讨论。
然而我们承认长达三千五百多公里的印中边界线并没有在地面上标定，并承认在传统边界上的某些地方可能发生究竟是处在这条传统边界线的印度方面还是西藏方面的争执。
因此我们同意已经发生的边界纠纷应该友好地、和平地加以解决。
我们也同意，在达成解决以前，现状应予维持。
同时双方都应该尊重传统边界，任何一方都不得试图以任何方式改变现状。
此外，如果任何一方越过传统边界侵入另一方的领土时，应当立刻退回到边界的自己一侧。
就印度政府而言，目前在传统边界的西藏这边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印度的任何文职或军警人员。
只有一个哨所，就是几个月以前在塔马顿建立的哨所，这个地方经过后来调查证明是处在麦克马洪线稍北一点。
遵照我们早先的诺言，我们已经将该哨所撤到该线以南的一个地方。
因此不存在从其他任何地方撤退任何印度人员的问题。
我们现在请求贵国政府根据同样的精神从你们最近几个月在斯潘古尔、曼达尔和在拉达克东部的一两个地方开设的若干哨所撤回你们的人员。
同样地，你们的军队也应该撤出他们在08月26日用武力占领了的并且现在还继续占领着的朗久。
除非中国军队先从他们目前在传统边界的印度这边据有的哨所撤出，并且立刻停止进一步的威胁和恐吓，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
二十九、总理先生，我很抱歉，不能不写得这样长、这样详细，然而我必须坦率地说，你09月08日的信使我们十分震惊。
印度是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十年来我们一贯努力维护和加强同贵国的友谊。
当我们两国签订关于西藏地方的1954年协定时，我曾希望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印中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已经和平地和最终地获得了解决。
五年之后，你现在却坚持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它使近年来我们讨论过而我以为已经解决了的一切问题显得微不足道。
我重视你提出的关于中国把它的西南边界看作是和平和友好的边界的声明。
这个希望和保证，只有在中国不把对一直是印度领土组成部分的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的要求扯到本质上属于边境纠纷的范围内来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实现。
致亲切的问候。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签字）
1959年09月26日　新德里

印度外交部在1959年11月04日就中印边界问题
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照会
新华社02日讯
印度外交部在1959年11月04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一件照会。
照会全文如下：
新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印度政府外交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致意，并谨请参照10月25日中国副部长交给印度驻北京大使的来照。
印度政府也看到了中国外交部10月26日在北京发表的声明。
印度政府不得不遗憾地说，中国政府给印度大使的照会对事件的叙述和中国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所更详细地重复了的叙述，是完全和事实不符的，是对真理的歪曲。
印度政府对此事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并且已收到印度警官对10月20日、21日事件的详细报告，当印度警察队受到中国军队攻击时，这个警官是印度警察队的第2司令官，他后来回到了最近的印度哨所。
该警官的报告附在本照会之后。
指挥该警察队的英勇的司令官，已在冲突中牺牲。
二、印度政府不仅拒绝中国政府对这个事件的事实的叙述，并且还驳斥其中的某些假设。
所谓只配备步枪而且处于不利地位的印度警察队竟会攻击配备重武器的、居高临下地固守在一座小山顶上并且携有迫击炮和手榴弹的中国军队的说法，是任何有理智的人所不能接受的。
所有与此事件有关的情况和我们所掌握的详细情报，都与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说法相矛盾。
三、后附关于羌臣摩谷悲剧性事件的材料——它是一位负责官员的第一手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印度人员并没有在10月20日或21日的任何时候采取过侵略性的态度。
他们在进行巡逻时突然遭受到中国军队用步枪、迫击炮和手榴弹的残酷的攻击。
进攻军队的一支部队显然据守在一座小山顶上，而另一支部队则在右边羌臣摩河的对岸。
虽然印度警察队为自卫而开枪，但是他们无法对抗借助于战略地位和优势武器的中国军队的优势力量。
中国政府没有说明进攻的中国军队遭受伤亡的确切数目，但是表明他们所受的伤亡比印度警察队少得多。
印度政府完全不同意中国政府从印度人员遭受重大伤亡一事中所得出的所谓印度警察队采取了攻势的异乎寻常的结论。
明显的结论应该是与此相反，应该表明中国军队是进攻的一方，因为他们是据守在一座小山顶上并且使用了迫击炮和手榴弹。
四、还必须联系以前的其他事件和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来看这一次事件。
众所周知，印度边界的全线都是传统的边界，并且精确地标明在印度测量局出版的官方地图上。
对于这条边界不曾有过怀疑。
过去几年中，印度总理屡次坚定地和清楚地宣布过这条边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几年来对这条边界没有啃声。
当印度政府注意到出现在杂志中的一些含糊的中国地图不精确地将大片地区画为中国的一部分，印度政府对此提出了反对。
得到的回答是，这些地图是中国旧政权出版的老地图，中国的现政府忙于其他活动，还不能考虑修改这些地图的问题。
这个回答本身表明，除了或许有一些小的争论以外，中国政府对印度地图的正确性没有严重的怀疑。
正如过去提请中国政府注意的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亲自对印度总理说过，中国政府准备接受被称为麦克马洪线的印度东北边界。
从印度的地图、从代表印度所发表的声明和从实际的情况当中，中国政府虽然一定很清楚西藏地方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但所有这些年来从未对这段边界提出过问题。
1954年中印协定意在处理英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全部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是，无论在协定签订前长而详细的讨论当中或者在协定本身里，中国政府都未曾提到过它对印度领土这样大片地区的要求。
只是在1959年09月08日周恩来总理给印度总理的信中，中国政府才第1次对含糊地包括在它的地图之中的领土提出了要求。
这种说法是同以前关于中国地图问题的说法不符的。
值得注意的是，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从未作出过任何确切的声明，说明按照它自己的意见，它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
甚至它自己的地图上也划过完全不同的、变动的边界。
五、就印度政府来说，它的立场从一开始，而且事实上多年来都是清楚明确的，对此从来没有过怀疑。
印度总理09月2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的第5、六、七、八、九和十段详细地说明了这个立场。
印度总理在那封信中提供了传统的中印边界的历史背景以及印度官方地图对它的各段的画法的根据。
事实上，任何不仅对最近的情况，而且对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也有些知识的人，都知道印度这条传统的和历史的边界是同印度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传统有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
六、因此，印度政府拒绝并且驳斥中国政府来照中关于这条长的边界所作的各种假设。
印度政府重申，发生冲突的地区不仅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而且是深处在印度境内。
印度政府不能接受中国政府的说法，即所谓整个地区，包括空喀山口以东、以南和以北的地方，“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分属新疆地方和西藏地方管辖”。
这个说法是同历史和事实相违背的。
印度测量局从1867—68年以来所出版的地图，一直把拉达克同新疆和西藏地方之间的边界画得和印度测量局目前所出版的官方地图一样。
这条边界从喀喇昆仑山口走向东北，穿过喀拉塔格山口，然后沿着昆仑山脉从哈吉拦干以北十五英里处直到位在东经八十度以东的21250山峰（印度测量局地图）。
这条线构成印度的印度河水系和中国的和阗河水系之间的分水岭。
边界从21250点折向南，沿着流往中国境内湖中的河流的西边的分水岭直到拉那克山口。
更南从拉那克山口到羌山口的边界，已在印度驻北京大使馆1959年08月13日给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加以说明。
正如该照会所说，国际边界沿着羌臣摩河的东面和南面的分水岭和丘谋桑河南面的分水岭，然后沿着丘谋桑河的南岸和昌格隆格河的东岸。
边界线绕过了班公湖（在中国地图上称做伊尔湖）东半部的西端，然后沿着安格河的分水岭，并穿过斯潘古尔湖，再沿着印度河东北面和北面的分水岭而行。
七、由此可以看出，将近一百年来，印度官方地图一直把国际边界标明得和今天的一样。
事实上，从1867—68年以来曾对这个地区进行详细的测量，我国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不仅符合传统和习惯，而且是根据这些测量的结果的。
这条边界的印度一侧的地区曾由海华德、萧和凯利在1868年，鲍威尔在1891年和奥里尔·斯坦因在1900年测量过。
在克什米尔土王统治下任拉达克总督的德鲁在1871年正式视察了这个地区直至北方边界，而附在他所著的“1875年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一书后的地图，以及从1890年起出版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志和1908年帝国印度地志的附图，都把边界画得差不多类似今天印度官方地图所标明的边界。
正是中国关于这个地区的地图，在不同的时候曾标明了不同的线。
1893年的一张中国官方地图把阿克赛钦地区划入印度。
1935年申报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把羌臣摩地区的一大部分划入印度。
事实上，根据这张地图，发生最近的冲突的地点是在印度境内。
这张地图和以后直到1951年的中国地图都把国际边界画在萨约克河以东三十到六十英里处，并与之平行。
只是在1951年，少数中国地图才把边界移至萨约克河以东十到三十英里以内，并与之平行。
中国大多数的地图直到1954年，有一张迟至1956年，还把班公湖地区的边界画为穿过班公湖（在中国地图上称做伊尔湖）东半部的西端。
上述1951年的少数中国地图把线画作穿过班公湖西半部的湖床，因而把斯潘古尔地区和一部分班公地区划入了西藏。
八、印度政府的确并没有在传统边界跟前设立边界哨所。
这是因为这个地区人烟稀少，几近于无，而且印度政府没有理由预料中国政府方面会有任何侵略意图。
因此，印度政府在前几年认为在这些地区定期派出警察巡逻队就够了。
印度政府不能接受中国政府10月26日在报上所发表的声明中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边防部队一直在这整个地区驻守和巡逻”的说法。
在1954年和1956年从列城前往拉那克山口的印度测量队和侦察队并未发现任何中国占领的形迹。
1957年在兴龙和更北的一些地方第1次发现了外人侵入的迹象。
显然，对这些地方的入侵一定是1957年第1次发生的。
旁的印度侦察队，一直走到喀喇昆仑山口都没有碰到任何中国人员。
没有派遣过印度侦察队到中国当局修筑新公路的阿克赛钦地区去。
然而，仅仅从中国修筑了这条公路的事实中，不能得出任何不利的结论。
筑路是在印度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早在1899年，当时的印度政府就告诉过北京当局这个地区国际边界的位置，当时的边界位置和今天差不多，有如上述；
将近一世纪来，印度官方地图都标明阿克赛钦地区是印度的一部分。
从有人居住的拉达克西部和南部进入这个地区是极其困难的，而且印度政府没有理由怀疑和它保有友好关系的中国政府会侵越到这个地区来修筑一条公路。
九、对于印度总理1959年09月2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长而详细的信，印度政府还没有得到答复。
不顾这封信里所述的事实，中国政府的军队不仅再次进行侵略，而且攻击了一支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印度警察队。
这是对印度人员的第2次武装攻击，上一次发生在朗久，在那里中国军队强行越过了印度的边界。
这些事实，同边界各地连续采取的侵略性的态度和目前代表中国政府所作的这种宣传一并看来，令人回想起印中两国过去进行斗争所反对的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活动。
曾经如此经常地谴责帝国主义的中国政府，竟会采取与它自己的言论这样相反的行为，是一件令人深为遗憾的事。
更其令人遗憾的是，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宣言竟这样被中国政府所嘲弄。
十、中国政府的来照对就这个事件发表了一项印度官方公报一点提出了指责，印度政府对此感到惊奇。
印度政府没有理由使印度人民对这样严重的事件无所知晓。
中国政府一定知道，在印度不仅对印度边界问题而且特别是对这次事件，存在着强烈的情绪。
事实上，只是在发现中国政府10月25日交给印度大使的照会中所叙述的完全与事实不符之后，印度政府才发表了公报。
十一、印度政府不准备详细讨论中国外交部10月26日声明所提到的其他事项。
印度政府着重地驳斥这种说法，即所谓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上的若干地方破坏了现状，或者印度军队占领了中国境内的任何地方。
有关边界的事实已经详细地写在印度总理09月26日的信中。
那封信的第12到16段谈到有时被称为麦克马洪线的东北方的传统边界。
从这几段可以看出，中国在这条线以南要求任何领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中国人员对这一地区的任何越入就等于蓄意侵犯印度的领土。
十二、印度政府一直愿意尊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传统边界，并且事实上这样做了。
但是，印度政府不能承认在拉达克地区或者其他地方要把传统边界的印度一边的地区划入中国的任何界线。
长期以来，这条边界是和平的。
因为中国军队在许多地方一直推进到边界上，并且在一些地方越过边界进行侵略，在那里最近才发生了事故和冲突。
十三、中国政府正确地强调了维持现状的重要性。
维持现状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双方都不应该不顾传统的边界，寻求扩大占领范围，来维护一项假设的权利，而且无论如何不应该诉诸武力，除非作为自卫的最后手段。
如果中国军队尊重这一基本事实的话，这次给印度人员造成这样巨大伤亡的可惋惜的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十四、印度主张和平并且完全反对使用战争方法解决国际争端，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
印度人民即便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也坚持采用和平的方法。
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印度的态度一直是友好的。
这不仅与众所周知的印度的政策相协调，也是由于印度人民和政府认为，为了印度和中国的利益，为了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这两个亚洲大国必须保有友好的关系，虽然他们国内的政治结构可能不同。
这些年来，印度政府曾一直为此目的而努力。
因此，印度政府感到极为伤心的是，它的希望落了空，而且造成了一种危害存在于这两大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局面，这种和平友好关系是它本来希望将继续存在下去的。
十五、印度政府感到特别遗憾的是，正当世界看来最后走向和平解决过去十二年中折磨着它的那些严重问题的时候，正当苏美两大国正在尽它们最大的努力来结束冷战的时候，印度的边境上竟再次发生暴力和侵略。
亚洲各国热诚地主张和平，并且在谋求和平的工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世界历史的这个紧要关头，亚洲各国不仅应该主张和平，而且要用它们自己的态度和活动来促进和平。
十六、依照它的坚定的政策，印度将继续努力用和平方法解决所有的争端，但是那里发生了侵略，印度人民将不可避免地不得不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进行抵抗。
印度人民曾为印度的独立和完整进行了长期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他们不能容许对其有任何的伤害或侵犯。
因此，印度政府相信中国政府将从印度领土撤出它的军队，并寻求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细小的边界争端。
十七、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附件
印度警察巡逻队第2司令官的报告
我队在10月19日抵达温泉并在那里建立了临时的营帐。
在继续北进以前，司令官卡拉姆·辛格在第2天（20日）早晨派出两名警察和一名挑夫向东进行侦察。
警察和挑夫到规定的时间都没有回营。
因此到晚上又派出一个巡逻小队去寻找失踪的人，但是他们到夜里十一点钟归队，没有能找到任何一个失踪的人员。
21日晨，司令官决定亲自出去寻找失踪的人，因为他们可能是在这些无路的丛山里迷了路。
司令官在第2司令官迪亚吉、若干参谋人员和若干警察的随同下，共约二十人，在上午十时左右乘小马离营，他留下指示，要我队的其他人员徒步随行。
在温泉以东六英里处，卡拉姆·辛格注意到在左侧有座小山的地方有些马蹄印。
所以他就停止前进，等待大队到来。
大队到达后，他和迪亚吉决定由迪亚吉率领大部分人员留在当地，而卡拉姆·辛格则率领一小队人员继续循足迹前进，看看附近是否有入侵的人。
卡拉姆·辛格绕过左面这座山，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平常的东西，并且走到大队所看不到的地方去了。
过一会儿，迪亚吉走上前去看看卡拉姆·辛格的一队人走得多远了，但是看不到他们，显然这是因为卡拉姆·辛格的一队人那时已经走下河床去了。
在这时候，突然间据守在山头的一支中国军队向迪亚吉的这队人开了火。
卡拉姆·辛格的一队人也遭到据守在河对岸的另一队中国人和在山顶的中国人的同时攻击。
攻击者使用了迫击炮和自动武器。
在这一攻击下，卡拉姆·辛格和迪亚吉所率领的两队人都想取得掩护和进行回击，但是他们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没有适当的掩护物，因此他们的射击无效。
山头上的中国人有效地阻止了迪亚吉的一队人前往援救受两面夹击的卡拉姆·辛格的小队。
过了一会，在羌臣摩河对岸的显然人数较多并且一部分人是骑着马的中国人向前进逼，并用自动武器和迫击炮压倒了卡拉姆·辛格的小队。
中国人继续前进来攻击迪亚吉的一队人，这时这队人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撤退。
因此，卡拉姆·辛格小队的人员大部被歼，或被打死或被俘虏，只有少数人幸免，乘黑夜沿着河床和越过高山逃出。
入夜，迪亚吉的一队人试探前往找回伤亡人员，但是中国人仍据守着山头，而且甚至在22日仍然据守着阵地。
于是迪亚吉就把他的全部人员撤到错格斯察鲁。
冲突以后，包括卡拉姆·辛格在内共失踪十七人。
其中包括司令官和小队长在内的五人，据逃出的人看到，已被中国人击毙。

今年戴花人最多
下士文书　周元鼎文书笑对连长说，今年戴花人最多；
去年红花满筐箩，今岁花多更赛过。
连长一听乐呵呵，你这句话真不错！
赶快拿起你的笔，写下一支跃进歌。

十年赛过五千年
冰心
前些日子，在邯郸市参观工农业展览馆的时候，看见了一幅极其生动的标语，是：
“八年渐变，两年突变，十年赛过五千年”。
可不是么？
是什么力量把一穷二白缺粮无铁的邯郸，变成粮食丰足、铁水奔流的城市？
在邯郸，我们看到了钢、煤、粮、棉四位元帅在吹打声中，一齐升帐。
帐外是一片歌声，万面红旗，全面跃进的千军万马，都已披挂整齐，戈剑铿锵，铁蹄得得，他们将在金铁声中，以浩大庄严的队伍，奋迅地跨入最有意义的1960年。
去参观邯郸的朋友们，在一块谈起，都认为邯郸是大跃进中祖国的缩影。
可不是么？
岂止邯郸，祖国的那一个角落，不在起着翻天复地的变化？
三天不见，面目全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土到洋……像乘着东风的大鹏，扶摇直上，飞向无上无边的幸福的天空！
作为一个生在1900忧患之年的人，今天能在凯歌声中，迎面的红光照射之下，和六亿人民一同迈进到廿世纪的六十年代，我的感想是说不完的！
以前的事，想不说它，又不能不说它。
冯小青有句话：
“未知生乐，焉知死悲？”
反过来说也就是：
“未有死悲，焉知生乐？”
从九死中被解放出来的人民，抬头看见了明朗的天，伸手摸到了自己的土地，睁眼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他怎能不从心底涌起枯木逢春、冰河解冻的感觉？
他怎能不精神抖擞地跟着他们的救星——中国共产党，且战且前地奔向自己光明幸福的前程？
中国人民的斗争是艰苦的，他们对三大敌人，对穷山恶水，对文化，科技许多坚固的堡垒，作顽强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进攻。
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全世界的人，包括我们的敌人在内，都不能不惊奇地赞叹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精神，短短的十年，把一个百孔千疮的国家，建设到今天这个辉煌灿烂的样子。
他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一个首要的因素，我们也承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从前的地大物博，只引起帝国主义的觊觎争夺；
人口众多，只造成几千年的统治者所不能解决的吃饭问题。
我们说：
最重要的是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尊重人，爱护人，培养人，改造人，他们把人当作最宝贵的财产，他们正确地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知道在正确英明的领导启发之下，六亿人民所激发的力量与智慧是无穷无尽的。
十年赛过五千年的成绩，就是从这里得来的，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十年以前，除夜的感怀，年年都有，而且是年纪愈大，感触愈深，十年以来，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感怀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由衷的感激与欢喜。
最近两年的“突变”之中，大跃进的千军万马，从我眼前风驰电掣地闪过，1959年之末各个战线上的英雄，都以洪亮的呼声，来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所提出的、提前三年实现第2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号召。
在除夕之夜，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磨拳擦掌，一俟六十年代第1天的朝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他们就推开大门，放起冲天的爆竹，敲起震地的锣鼓，让普天下人等都来看看他们辉煌灿烂的开门红！
今年的除夜，我更有着不平常的欢喜与激动，我们从前常说“四海皆秋气，一室春难暖”。
现在在社会民主阵营日益强大的形势下，这个阵营中的蓬蓬的春气，被卷地的东风吹送到五洲四海，压在严冬积雪下的和平民主的新苗，已经遍地萌茁了。
一齐着力的东风之中，有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份，六十年代有了跃进的中国人民，将是个最不平常的年代，在无限兴奋之中我们感谢领导启发我们的党，让我们能从明天起，在这不平常的年代里，更加团结、更加跃进地来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1959年除夕

四季长青
那启明

宝宝长高了
苗地画　陈涛诗钢煤和粮棉，四个小宝宝，并排站一起，张着嘴儿笑。
叫声好阿姨，你来瞧一瞧：
长得高不高？
长得好不好？
阿姨鼓掌笑，宝宝长高了！
个个肥又胖，人人都叫好！
六亿保育员，照看真周到，宝宝长得快，他们有功劳！
（附图片）

“红旗谱”
千里堤上，大树下，肃穆地立着古钟，它是劳动的、美的结晶，是四十八村人民利益的见证。
一个阴谋在进行，地主冯兰池要砸钟灭口，吞并公产。
阴霾的空中，冯兰池的黑色油锤举起了，堤下人群抑制着一片怒火，古钟在千钧一发之际。
一声雷鸣般的“住手”！
声中，朱老巩敞怀赤臂手提雪亮的大铡刀，一个虎步跳上钟台，在众乡亲的支持下撕毁了地主企图偷天换日伪造的假契。
狂怒的地主命令道：
“天塌了，我托着！
给我砸钟！”
朱老巩向横行一世的地主阶级举起锋利的大铡刀，怒吼道：
“谁敢砸钟，就朝我这口铡刀说话！”
油锤落下了，地主像秋日迟雕的树叶颤抖着。
这个代表着农民反抗意志的英雄朱老巩在斗争中牺牲了。
狂风咆哮席卷大地，滹沱河巨浪怒击堤岸，朱老巩的精神将掀起革命的风暴。
梁斌原著、凌子风导演、崔嵬主演的影片“红旗谱”，正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紧张的摄制中。
上面是影片镜头的点滴。
〔编者附记：
“第1个镜头”是一个新栏目。
在这一栏里，读者将会知道我们的电影厂里开始或正在拍摄什么新影片。
我们希望它能成为电影厂和观众之间桥梁之一。〕

红灯
（外一章）张锡宸
新年来了，我们把一盏红灯高高地挂在门顶上。
红灯发出微红的光，宁静而又和平。
这是一年的欢乐和幸福的象征……
总路线颁布了，党把一盏红灯，高高地挂在人们心中。
它发出强烈的红光，把我们的心都照亮。
这是我们祖国永远前进的保障……
红灯，照亮了我们的房间，也照亮了我们的人生！
在这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刻，我们将更高更高地举起这盏不灭的红灯……
爆竹
爆竹响起了，它宣告了新年的来临。
这是一种吉祥的预兆，喜事的信号。
爆竹响起了，连同开山炮的回音，连同人们的欢呼和掌声……
我仿佛听见，祖国到处，一片响声。
也分不清哪是爆竹，哪是开山炮，哪是掌声……
但我却知道，这都是在表明喜事的来临。
它们都是在向人们宣告新的欢乐，宣告新的成功，宣告新的跃进……

荣誉和友谊
中国川剧团团长　明朗
中国川剧团集中了川剧最优秀的演员，带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和十多个精采剧目，从07月底离开祖国，访问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四个兄弟国家，历时一百四十二天，胜利地完成了祖国交付的任务。
现在，又带着兄弟国家人民的深情厚意回来。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访问了四个国家的首都和其他共三十六个城市，演出了六十九场，除电影、电视、广播数字更大得多的观众、听众外，直接和七万七千多观众见了面。
向兄弟国家人民介绍了川剧艺术，进行了文化交流。
通过参观、访问、座谈等方式，也向兄弟国家的劳动人民和艺术家们学习了不少东西。
在出国之前，和许多关心川剧的朋友们一样，我们也耽心着作为地方剧种的川剧，是否能为兄弟国家观众所接受。
这种耽心在准备工作和日常工作中起了一定的鞭策作用，但现在的事实证明，它是可以被接受的。
不但为兄弟国家人民所接受，而且博得了他们的赞扬和喜爱。
波兰华沙生活报说川剧使他们“城市的居民看了入迷”。
捷新自由报说：
“中国歌剧轰动了我们的城市”。
在保加利亚的普列文、加赞勒克等城市演出时，不仅座无虚席，而且卖了站票，剧场里挤得水泄不通。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恰逢他们建国十周年，我们参加了为庆祝这一伟大节日而举办的“柏林节”的演出。
德文化部副部长皮什纳博士在一次宴会上说：
“川剧的演出，是我们柏林节中的一颗珍珠。”
不论在哪个国家，在我们演出的时候，观众经常为戏中的喜剧情节发出哄堂的笑声，有时也为剧中人物的悲惨遭遇洒下同情的眼泪。
当演出结束时，观众总是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有时还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剧终谢幕通常在十次以上，最多的达二十二次。
有些地方在谢幕完毕以后，观众还恋恋不肯离开剧场。
这次，川剧的出国演出，在许多报刊首先被公认的是川剧的人民性。
他们称赞“川剧与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与民主性”。
有些报刊把“高度的人民性”当作川剧的特点加以评论。
这次川剧出国所带的戏，几乎都是以歌颂中国妇女的善良、聪明、机智、勇敢为主题的剧目，几乎都是鞭挞旧社会的邪恶，特别是鞭挞封建社会压迫、作践和歧视妇女的剧目。
这些剧目既具有旧中国时代的烙印，也具有新中国时代的光辉。
正如有些评论所说：
“给观众带来欢乐与同情的眼泪”。
“川剧团的演出表现了中国人民世世代代争取幸福生活的愿望。
表达了人们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
川剧的人民性在兄弟国家得到普遍赞扬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解放以来地方戏曲正确贯彻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在整理传统剧目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其次要算川剧“高超的表演艺术”了。
人们似乎想用尽一切美好的词句，来赞扬川剧的表演“诗情画意”，“幽默风趣”，“迷人的抒情”，“淋漓的细节”。
朋友们认为“川剧的表演很富于生活味，通俗易懂”，认为“不用布景，不用翻译，只凭演员的表演和简单的道具，能使观众理解剧情并且受到感动是艺术表演的最大成功”。
有些人甚至把“表演好”作为川剧的特点之一。
第3是这次出国带了三个大戏和两个中型戏、七个小戏。
小戏的优点是短小精干，各具风格，一次演出能使主要演员大部和观众见面。
大戏却能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的展开剧情，介绍川剧艺术，表现演员的才华，更加耐人寻味。
这次在国外，根据观众对象，剧场条件，演出场次，我们适当安排了大戏，中型戏和小戏的上演，反应良好。
从音乐方面来说，也由于大中小戏的不同，昆，高，胡，弹各尽配合之妙，特别是川剧特点之一的帮腔，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我们的兄弟国家的党政领导人都观看了我们的演出，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这些国家文化部门的同志和艺术界的同行们，满腔热忱地给予我们以帮助和支持。
观众们对我们表示的友情，实在令人感动。
人们把我们称做新中国的文化使者，称做毛主席的文艺队伍，随便走到那里，热情和友谊就包围到那里。
我们在兄弟国家生活了四个多月，简直像是生活在热情友谊的海洋里一样。
只举出这么几个例子就够了：
当我们要离开波兰的时候，走到波捷交界处的一个城市——切辛，桥这边的群众手执鲜花，奏着鼓乐，排成欢送的行列，一个一个的和我们握手、拥抱、甚至洒泪告别。
而那边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和群众又在摇着鲜花，欢呼着等我们过去。
这时我们心里，真是说不出到底是欢欣还是酸辛。
在捷克斯洛伐克协助我们报幕的哈娜，和我们一个名叫余果冰的演员成了要好的朋友。
她们两个一点也不依靠翻译的帮助，就互相了解了对方的一切。
在德国我们住过休养胜地——威林，易北河的淙淙流水，巴士泰山的嶙峋怪石，固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那里人民的友情，更使人难以忘怀。
市长司徒恩亲自陪我们参观游览，还为我们演奏他拿手的钢琴。
老船夫格劳斯和在“秋江”里演艄翁的李笑非成了同行好友，旅馆的服务员和曾教她们做中国连锅汤的戴雪如成了异姓姐妹。
剧团其他的人也都可以在威林找到自己的弟兄、姐妹或朋友。
我们还和德累斯顿的巴鲁卡舞蹈学校联欢过，五十七岁的老舞蹈家巴鲁卡女士和她的学生为我们表演精采的芭蕾舞，还在一起拍了电影。
在我们坐上国际列车离德赴保路经德累斯顿时，舞蹈学校的师友们在半夜里还赶来送别。
12月03日，我们到离索非亚三十公里的艾林·匹林村“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走“亲戚”。
这个合作社和我们北京市的中保友谊人民公社很早就已建立了“亲戚”关系，所以他们见到中国同志就喊“亲戚”。
这一天，社员听说亲戚们要来联欢和演出，住得远的一大早就跑来了。
我们表演了几个节目以后，他们把亲手缝制的民族服装送我们。
用自己喂的鸡、自己种的菜招待我们。
我们也被那里鸡鸭成群、牛羊结队、门前堆草垛、窗口挂辣椒的农村风光和主人们的盛情所吸引，流连忘返。
我们参观了兄弟国家的工厂和农村，看到处处都在迈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步伐前进着。
他们的高度的劳动热情鼓舞我们，使我们更坚信社会主义阵营欣欣向荣，一片兴旺景象。
他们的艺术家们的精湛的表演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无论是柏林、布拉格的歌剧，索非亚、布拉底斯拉伐的民间歌舞，或是波兹南的轻歌剧，都对我们的工作起了启发、推动的作用，给了我们以丰富的营养。
川剧团这次在东欧兄弟国家的访问演出能够得到这样的成功和荣誉，不仅是因为川剧艺术本身有优厚的传统，又得到首长关怀和专家的帮助，加以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历次出国在兄弟国家观众中留下了良好印象；
更重要的是和这些兄弟国家的人民对我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情分不开的。

观无线电操纵模型飞机表演
黄炎培元旦的京郊，浅蓝一色的晴空。
广场围着一群活泼的儿童。
动！
动！
地上的飞机两只翅膀在动。
忽然升向空中，一度盘旋向西，一度盘旋向东，又一度盘旋直上高空。
一支支火箭爆发了。
轰！
轰！
是谁操纵？
当今科学掌握在青少年手中。
靠什么操纵？
是有线电么？
不。
化无为有，化无形为有用。
大群鼓掌声中，是1960年的新事物么？
不。
1959年早经试演成功。

连年红旗到咱连
解放军某部　陈运邦五七、五八、五九年，连年红旗到咱连。
平凡的连队英雄的汉，红旗鼓舞咱向前！
国防施工五七年，安好快省第一环，全年任务提前完，无事故红旗到咱连！
五八年，五九年，中央宣布总路线，干战齐心争五好，五好红旗到咱连。
想争上游必鼓劲，不吃苦来哪有甜？
荣誉上面加荣誉，决心要在六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