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呵成争取全胜
这些天的棉花收购情况好得很。
全国棉花收购进度从每天几十万担飞速上升到近百万担。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收到了邯郸专区提前完成收购计划的捷报。
河北省是全国一个主要产棉省，邯郸专区又是河北省一个主要产棉区。
邯郸专区的捷报，反映了棉花收购战线日进千里的形势。
邯郸专区收购棉花的胜利，又一次说明了收购工作中政治挂帅和大搞群众运动的必要性。
邯郸专区贯彻了党的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大搞群众运动，把商业工作人员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密切地结合起来，收购工作才得到这样迅速的进展。
邯郸专区的情况证明：
广大农民群众对于向国家交售农产品，是满怀热情、欢欣鼓舞的。
只要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只要各个业务部门加强工作，在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农产品的收购运动，就一定可以迅速地更加广泛地向前发展。
今年棉花的产量比去年多，收购的进度比去年快，收购的数量比去年多。
看来，今年收购的总数将会大大超过去年。
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进度和成绩。
邯郸专区虽然已经完成了今年棉花的收购计划，但是邯郸地委鉴于棉花还在继续开花吐絮，产量还在继续增加，号召棉农继续踊跃交售棉花，争取进一步超额完成国家收购计划，这样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
全国一切产棉区，都应当学习邯郸专区的榜样，乘胜前进，一气呵成，争取今年棉花收购工作的全胜。

不断跃进，力争提前十天到十五天超额完成今年计划！
煤产量九个半月超过去年全年
到10月15日止，全国产煤二亿七千四百五十万吨
新华社17日讯
全国煤矿职工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到10月15日为止，全国煤炭累计产量已完成二亿七千四百五十万吨，超过了大跃进的1958年的实际产量二亿七千万吨的1.7％。
全国煤矿职工今年以来不断鼓干劲，从年初就开展规模壮阔的大面积高产红旗竞赛运动。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公布后，更进一步鼓舞了职工的干劲，使增产节约运动和大面积高产竞赛开展得更为广泛深入。
经过大战8、9月，许多矿局打破了“月初松，月底紧”的局面，出现了煤炭工业生产水平高速持续发展的全面跃进局面。
这是当前煤炭工业生产运动的新的重要特点之一。
现在，全国煤矿在各地党委领导下，正进一步大闹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新，大力组织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
各矿务局还普遍地加强了领导干部跟班制，深入生产第1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生产不断跃进。
全国煤矿职工斗志昂扬，决心作到日日红、月月红、红到底，为提前十天到十五天超额完成今年三亿三千五百万吨煤的国家计划而奋勇前进。

为工业增原料为商业增货源为生产增资金为农民增收入
千军万马大闹“小秋收”
吉林山东山西四川采集野生植物突击运动声势浩大
本报长春16日电
盛产野生植物的吉林省，今秋以来在采集和收购方面打了一个大胜仗。
截至10月10日止，全省已采集各种野生植物二百多万吨，其中野生油、酒料和羊草、芦苇等主要野生植物的收购量，比去年增加九倍多，及时的供应了工农业生产的需要。
今年，吉林省东部山区和西部草原上的野生植物普遍丰收。
各地人民公社在“农业要搞好，副业也不丢，保证农副双丰收”的口号下，千方百计的组织群众大力采集，商业部门积极增设网点，组织大批人员就地收购。
09月份，全省出现了空前的采购高潮，投入副业生产人数高达一百一十八万人，仅上山进草原的人数就有七十五万多，比去年增加一倍。
各地在组织采集工作中，普遍做到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书记出马，委员包干，充分运用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妥善地安排了劳力；
并采取抓时机、争分秒，农忙小搞、农闲大搞，见空狠搞的工作方法，大搞群众运动。
因此，社员干劲十足，副业生产空前活跃，收购进度很快。
如通化专区发动群众，一昼夜农副土特产品收购总值达三百零四万元，相当于前半月收购量的总和，同时还把各种物资运到交通沿线达一万余吨。
各地在组织群众进行采集的同时，还抽调大批干部组织了一万六千多人的收购大军，增设了五千多个收购点，采取定期收购与流动收购相结合，经常收购与突击收购相结合，专业收购与群众收购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现场进行收购；
同时，并与交通部门协作，采取短途运输与长途运输相结合，经常运输与突击运输相结合，干线运输与支线运输相结合的方法，积极调运，及时的供应了工农业生产的需要。
据新华社济南17日电
野生植物资源丰富的山东省，从山区到丘陵，从大平原到海滨草原荒洼地区，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采集野生植物突击运动。
位于海滨地区的淄博专区和临沂专区的沂水、郯城、日照、沂源等四个县，投入采集野生植物的劳动力达二十三万多人，已经采集野生植物油料、淀粉、栲胶、纤维、药材等原料一千九百七十多万斤。
据勘查有海滩荒洼地五百万亩，荒山一千多平方公里，发现能作油、栲胶、纤维、淀粉等原料的野生植物三百三十多种，年产量可达二十亿斤左右。
目前各地组织的远征队正在络绎不绝地到这里安营寨采集。
昌潍专区的工商部门已经组织了五百多人到这里采集。
青岛造纸厂也组织一百七十多名工人在这里建立纸浆厂。
在野生植物分散的产地，在大搞三秋工作的同时，也发动群众开展“上山下坡不空手，回家不空篓”的活动，同时组织老人、儿童、学生等辅助劳力进行采集。
海阳县仅七天时间就收购了群众采集的野生植物原料八十多万斤。
为了发动群众采集和便于识别品种，各地结合当前增产节约运动的宣传，利用实物展览和印发宣传品等，向群众广泛宣传各种野生植物收购价格、品种、规格质量。
各地商业部门还结合当前农副产品的收购高潮，采取出门一齐抓，回来再分家的收购方法。
据临沂、菏泽、济宁等五个地区最近的统计，已收购起野生植物油、淀粉、纤维、栲胶等四种原料六百万斤。
新华社太原17日电
山西省目前有二百万人的专业队和突击队正战斗在深山密林中，采集各种野生植物。
晋北地区五台县到10月上旬止，已经采集了木材、小山货、药材、蘑菇、无根菜、野生油料、野生纤维原料、野生酿酒原料等四百九十多种，共一千四百零三万斤。
素有宝山之称的太行山区，有三十八万四千多人正在攀山越岭，斩荆披棘，入山取宝，到10月上旬，已采集各种野生植物原料四百二十六万斤。
黎城县根据当地野生植物资源集中和分散的情况，订出了长期采集和短期突击的办法，到9月中旬已采集到药材、油料三十一万斤。
武乡县把全县划分为四个战区，采集人数达三万人，到9月下旬已采集野生油料、纤维、药材等六十六万斤。
山西省各级党委加强了对今年野生植物收购工作的领导。
09月份以来，中共山西省委连续召开三次电话会议，督促和检查全省农产品和野生植物的收购工作。
各地委、县委领导干部亲自领导这一工作，充分发动群众。
因此，很快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采集野生植物的突击运动。
在采集和收购中，太原和晋南专区的临汾等地提出了为工业找原料，为市场找货源，为农民找收入，为生产找资金的口号，很快在全省范围内得到响应。
五台县委在这个口号下，紧密结合秋收工作，组织了五万名专业采集队伍，70％以上的商业人员都深入各公社边组织群众采集边收购，调度了70％的运输力，做到了及时的运出加工。
山西省70％的面积是山区和丘陵地，全省野生植物分布广、产量大、品种多。
公社化以后，随着生产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大，给大力培植和采集野生植物创造了有利条件。
今年许多公社对野生资源进行了勘查，并抽出劳力突击采集。
预计全省今年油料、淀粉、纤维、栲胶等四项野生植物原料的收购量将比去年增长三倍到六倍，收购价值将达五百万元以上。
本报成都17日电
四川省的商业部门和人民公社，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下，组织千百万人上山，保证做到不错过一刻时机，不漏掉一个品种，采集大批野生植物原料支援城市和工厂。
今年，四川省各地党委和商业部门，根据野生植物的生产季节不同，本着常年采集、收购和短期突击相结合的精神，1到9月份，已提前完成了全年采购计划，其中，仅野生栲胶原料，就收购了三十二万担，比去年全年收购量增加了一点二倍。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商业职工和人民公社社员鼓起更大干劲，利用农闲，又掀起了一个采集和收购高潮。
现在，全省已经做到每一个县都有探宝队，社社有探宝员和采购员，既抓大宗产品，又抓小宗产品，力争按品种提前超额完成全年收购计划。
为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加快野生植物原料的收购进度，做到采得多，收得快，质量好，各地收购部门都订出收购指标和进度，然后把计划落实到公社和生产队。
全省重点县之一的忠县，采取这种办法，全县今年前三个季度为国家收购的野生纤维、化工原料、油料、淀粉、药材等已超过去年全年一倍多，公社也增加了收入一百九十六万元。
商业部门采取边收购、边加工、边调运的方法，目前已将新上市的大批野生植物原料源源运往全省各地和浙江、江西、山东、辽宁各省。
这些野生植物原料，都是依靠当地加工厂加工成半成品，然后外运。
在运输上，除利用公社专业运输队以外，许多地区采取分站接力运输的办法，利用公社社员工余时间和赶场时捎带运输。
梁平县的商业部门，就是依靠群众做到了农副产品和野生植物采购、加工、调运满堂红。

1082个赶上一般队收入增六成
人民公社无比优越性的又一铁证
安徽半数“穷队”迅速改变贫困面貌
554个赶上富队，收入增一倍；
1082个赶上一般队，收入增六成
新华社合肥17日电
人民公社在改变农村面貌上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
在短短的一年中，安徽省已有一半以上比较贫困的生产队赶上了比较富裕的生产队或一般生产队。
这些原来的“穷队”，今年依靠人民公社的帮助和支持，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社员收入显著增加。
一年前，当安徽省一千零四十八个人民公社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共有“穷队”三千一百五十个，占全省所有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25.11％。
今天，这些“穷队”中已有五百五十四个赶上了富队，“占穷队”总数17.6％，他们的平均收入要比去年增加一倍还多；
还有一千零八十二个赶上了一般队，占“穷队”总数三分之一，收入比去年增加六成以上。
这个极其巨大的变化，是在人民公社刚刚成立一年又遇到严重干旱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种情况表明，人民公社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对于改变农村穷困面貌，速度比过去的农业社要快得多。
安徽省在多年来的互助合作运动中，有无数的穷村穷乡改变了贫困面貌，广大农村日益欣欣向荣。
到建立人民公社时尚存的一些“穷队”，比起过去，生产上已有很大发展；
农民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但是，这些生产队由于客观困难较多较大，农业社又范围较小，力量较弱，所以在公社化前难以一下子改变面貌。
水利问题没有解决，是这些“穷队”长期没有改变生产较落后状况的基本原因。
人民公社在等价交换互助互利的原则下，组织劳力大协作，大搞河网化、水利化，“穷队”多年办不成的水利工程办起来了。
这样，他们就有能力抗御水旱灾害，保证农作物的丰收。
以蚌埠专区这个横跨淮河两岸的易涝易旱地区为例，由于公社化后兴办了河网、沟渠和塘坝等水利工程，困难队的水利条件大为改善。
宿县草寺公社的苗庵大队，过去就想兴修一项名为“小黄河”的水利工程，但是在高级社时组织规模小，全部劳动力不干别的活，专门开挖河道，也要挖两年才能挖好；
公社成立以后，全社调集了八千二百个劳动力，经过七天突击，就挖成了这条“小黄河”，加上其他水利建设，使这个队大大加强了抗灾能力，战胜了过去无法摆脱的大旱灾，取得了农作物的普遍丰收。
灵璧县韦集公社永久大队，过去的情况是：
高地受到雨水冲刷，土层浅；
洼地又容易受涝，种庄稼都不保收；
成立公社后，在全社支援下大兴水利，一个冬春就初步实现了河网化，有三十三条大小沟渠纵横于田间，沟沟相通、沟河相通，大雨可排，小雨可蓄，旱时可灌。
今年他们在洼地改种水稻、大豆，在高地种植甘薯，都显著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改变了生产落后面貌。
各地人民公社为了帮助“穷队”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在全社统一规划下，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还适当地分配“穷队”多种些收益大、需水少的经济作物，改变过去农业社时若多种经济作物就要影响粮食生产的情况。
宿县姚集公社灯塔大队今年仅经济作物的收入就可达四万三千多元，平均每人合十九元多。
加上兴修水利，基本上免除了旱灾，今年秋季一季收的粮食，按人口平均每人合一千九百多斤，这个队就由“穷队”一跃而成了富队。
各地人民公社社有的经济力量，给“穷队”以很大支持，是“穷队”迅速改变面貌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安县施官公社用国家的两万多元贷款和公社的一部分积累，购买耕牛、农具和肥料来支持“穷队”。
毛冲生产队土地瘠薄，群众称为“兔子不拉屎的田”，公社就拨给他们一万五千斤化肥，又帮助他们自制了六万多斤土化肥，街上的粪也包给他们，结果庄稼长得好，比往年增产了两倍。
人民公社还采取先进带落后的办法，从物质上、技术上帮助“穷队”发展多种经济，扩大收入。
这比过去农业社之间的相互支援更为全面，更为细致。
涡阳县纪伦寨公社基础最好的纪伦寨大队，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一年来以八十八万株树苗、三千多头小猪、六万一千多只小鸡、二百零六张蚕种、二千八百四十万尾鱼苗支援“穷队”，并帮助他们掌握技术，现在这个公社的六个“穷队”都已改变贫困面貌，林、牧、副、渔等业一般都增产了一倍左右。
为了改变“穷队”的面貌，各地人民公社党委都加强了对“穷队”的领导，派遣得力干部去“穷队”工作。
这样也鼓舞了“穷队”社员的干劲和改变面貌的信心，因而在一年中，就获得了惊人的成就。
现在全省剩下的“穷队”，只占全部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12.06％。
这些队虽然没有能赶上富队或一般队，但是今年一般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产，只不过增产的幅度略小而已。
现在，各地正根据一年来的经验，着重帮助“穷队”大修水利，并从肥料、牲畜、工具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他们发展多种经济，力争尽快地改变面貌。

全国棉花收购形势很好
收购量比去年同期增长58％，进度不断飞升，质量普遍提高
邯郸专区农商大协作棉花收购任务提前完成
据新华社17日讯
来势猛、规模大、进度快、质量好，这是今年新棉收购运动的最大特点。
目前，一个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新棉收购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高潮。
截至10月14日，全国棉花收购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8％，河北、山东、湖南、山西、新疆等省、区，都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以上。
各地自9月初开始收购新棉以来，收购量逐旬上升。
09月上旬全国每天平均收购新棉十三万担，9月中旬就上升到二十五万担，9月下旬又上升到四十五万担，国庆节后从10月06日到10日，每天平均收购量进一步上升到五十五万担，10月10日一天就收购了九十八万担，创造了历史上每日收购量的最高纪录。
不仅收购入库的速度快，数量多，而且新棉质量普遍提高。
据各地反映，今年收购的棉花普遍比去年提高了一级，质量良好的三、四级棉大量出现，六级以下的棉花很少（棉花质量共分十二个等级）。
河北省南宫县章台公社质量上等的二、三级棉占入库总数的98.8％。
今年棉花收购工作所以取得这样显著的成绩，主要是各级党委加强了对收购工作的领导，坚决贯彻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反右倾、鼓干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同时又进行了细致踏实的组织工作，因此运动的发展极为健康。
各地在采摘新棉时，普遍发动群众做好“四分”（即分摘、分晒、分存、分售）工作，推行了“三兜摘棉”或“双兜摘棉”等先进方法，有效地提高了棉花的质量。
为了做到边采摘、边收购、边加工、边调运，各地党委在短途运输和加工力量方面都作了细致的安排，做到环环扣紧一气呵成。
新华社邯郸17日电
著名的棉产区——河北省邯郸专区，在棉花收购工作中由于开展了以摘棉售棉为中心的农商大协作群众运动，摘棉售棉的速度、质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
到15日止，全专区已经提前完成了今年全年的棉花收购任务。
这个专区的五百多万亩棉花，进入10月正是吐絮盛期，整个棉区一片银海。
从10月08日以来，全专区投入摘棉、售棉运动的男女社员已达二百多万人，平均每天收购籽棉五千多万斤。
到15日止，全专区已收购和加工的籽棉，都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六倍多。
全专区比去年提前六个月完成了今年全年的棉花收购任务。
中共邯郸地委号召全专区社员在完成今年棉花收购任务的基础上继续跃进，进一步超额完成全年的收购任务。
邯郸专区在棉花收购中开展的农商大协作，是以组织公社生产队快摘细摘、快运送为中心，通过采摘和收购、机器加工和民间人力轧花加工、摘售棉花和三秋生产、短途运输和专途运输的密切配合互相支援，把生产、收购、运输、加工像一条锁链一样的连结在一起，使各项任务环环相扣。
这样，就解决了摘棉售棉和收购、加工和外调以及三秋生产和收购之间的矛盾，大大加快了棉花收购工作的进度，又保证了三秋生产。
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坚持政治挂帅，是邯郸专区在棉花收购中组织群众性的农商大协作的基本保证。
各县县委早在8月底，就结合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方法，对形形色色的本位主义思想和畏难情绪进行了批判，树立了一盘棋思想。
各公社生产队普遍召开了摘棉能手、摘棉专业队和老农参加的座谈会，用具体算账方法说明早摘快摘和推行四分（分摘、分晒、分存、分运）提高棉花等级的好处。
由于棉花等级提高，使社员增加收入六千多万元。
在发动社员快摘的同时，全专区三百六十一个收棉站也开展了以简化手续、提高收购效率为内容的五比竞赛，做到了随送随收一包不留。
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全面合理地安排劳动力，是邯郸专区迅速完成收购任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专区从专区、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建立了棉花收购联合指挥部，由党委书记挂帅，统一指挥调配人、畜力量。
各生产队根据棉花产量和三秋生产的任务大小、分别组织了摘棉、秋耕种麦专业队，使收棉三秋两不误。
各县收购部门还抽出几千名干部派往棉区各生产队作联络员，帮助生产队解决收购当中的问题。
各县还认真地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实行了计工报酬加工奖励的分配办法，同时普遍注意了安排群众的生活。

周恩来总理会见范文同总理
新华社17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上午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交通和邮电部部长阮文珍，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谢光宝。
会见时在座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罗瑞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光伟，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
会见的时候，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也在座。
会见以后，周恩来总理设便宴招待越南贵宾。
（附图片）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陈毅副总理在缅甸文化友好代表团告别宴会上说：
我国需要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
要让亚非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团结获得新的胜利，让帝国主义者的奸计再一次遭到失败
吴漆东团长热情祝贺中缅友谊如海潮般地高涨起来
新华社17日讯
缅甸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吴漆东和全体团员今晚在北京举行告别宴会。
代表团将在18日离开北京回国。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出席了宴会并且在宴会上讲话。
他说，缅甸政府派政府代表和文化友好代表团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典礼，这是友谊的表现。
他代表中国政府向缅甸政府表示感谢。
陈毅副总理说，吴漆东团长和文化友好代表团的贵宾们在中国逗留期间，参观了我国的各项建设，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人民的劳动热情，以及中国人民在建设中表现出来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代表了缅甸广大人民的心情。
他说，中国的成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的，今后我们还会克服新的困难，继续前进，获得更大的成就。
他对缅甸朋友给予的赞誉再一次表示感谢。
陈毅副总理说，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完全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需要一个继续和缓的国际局势，来安心地进行国内建设。
因此，我们需要同所有邻邦和平共处，需要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在有共同边界的东南亚国家更需要和平共处。
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完全可以寻求和平的方法进行解决，也一定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
陈毅副总理强调指出，这些争端是历史的遗留，都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遗留下来的，如果不用和平方法来解决，就正好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奸计。
我们要让帝国主义者的奸计再一次遭到失败，让亚非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团结获得新的胜利。
陈毅副总理说，缅甸是我们最近的邻邦，是亲戚国家，在历史上我们之间没有发生重大的争执，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万隆会议的原则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
继续发展和保持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可以产生很好的影响，推动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
他说，缅甸文化友好代表团这次访问中国，对两国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陈毅副总理最后举杯，祝两国友谊的巩固和发展，祝缅甸人民幸福和缅甸国运隆昌。
缅甸政府代表、缅甸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吴漆东在宴会开始的时候讲话。
他说，我们衷心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给予我们的无微不至的招待和照顾。
同时，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还借着在北京的机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座谈了中缅两国的文化艺术情况等问题。
我们除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十周年大典外，还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亲密的交谈和接触。
我们认为，这将使我们两国的友谊获得更大的发展和巩固。
缅甸全国人民非常需要中缅两国的友谊，他们经常在祝贺两国的友谊如海潮般地高涨起来。
当我们回到缅甸以后，一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对缅甸人民的亲切和善的强烈愿望转达给缅甸人民。
吴漆东团长说，当我们在访问北京和西安期间，我们参观了许多展览馆、大学，以及反映中国文化的名胜古迹，因而使我们增加了许多见识。
通过这些参观和访问，使我们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到1959年期间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辉煌的进步。
对此，我们感到莫大的兴奋和鼓舞。
我相信，中国人民在如我们所看到的勤俭节约、严守纪律、鼓足干劲地继续努力下去，将使1959年到1969年所取得的成就比1949年到1959年取得的成就增加数倍。
而且，缅甸人民也经常在祝贺你们取得这些成就。
吴漆东团长说，在我们访问北京和西安的时候，我们能有机会参观了许多有关部门并和这些部门的领导人进行了座谈，从而使我们发现到我们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学到许多东西、许多方法，因而使我们感到有说不尽的愉快。
我们认为缅甸通过这些方法的应用，也会促使它在各个方面获得迅速的发展。
吴漆东团长说，明天早晨，我们将怀着难过的心情和北京告别。
我们认为这样的告别，犹如是来到久别多年的亲戚家作客并和主人愉快共居后而重返自己缅甸祖国的告别一般。
吴漆东团长最后热情祝贺中缅友谊如海潮般的增长和巩固。
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副主任丁西林、屈武，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夏衍，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和中国文化界人士等近百人。
缅甸驻中国大使叫温和大使馆官员也出席了宴会。
宴会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两个小时。
（附图片）
宴会前，陈毅副总理和吴漆东团长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张赫嵩摄

一鼓作气夺取工业大丰收
湖南省委号召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广东省委要求八项主要产品出色地完成年计划
本报讯
力争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生产计划，并为明年一季度的生产做好准备工作。
这是中共湖南省委在10月05日到10日召开的地市委工业书记会议向全省广大职工发出的战斗号召。
湖南省自8月上旬贯彻执行中央反右倾、鼓干劲，厉行增产节约的指示以来，工业、交通战线出现了一个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迅速扭转了6、7月间由于右倾思想的影响所出现的生产一度下降的局面，人人干劲冲天，处处超额完成生产计划。
全省工业总产值8月比7月增长18％，9月又比8月增长了20.4％。
这种大好形势，对全面提前和超额完成今年生产计划以及明年的大跃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会议经过分析当前形势和检查三个季度计划的执行情况，一致认为，在工业总产值方面，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以及一般生产单位方面，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生产计划是完全可能的。
会议提出，当前工业、交通战线总的任务是：
继续深入贯彻反右倾的斗争，决战四季度，保证全面提前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计划，并为明年更大跃进创造条件。
会议号召全省广大干部和职工，继续跃进，坚决完成上述任务。
会议对明年的主要生产指标作了初步安排。
为了提前超额完成今年的任务，会议要求各地紧紧抓住当前的生产，克服前松后紧的现象，在9月的全胜基础上打个更大更漂亮的大胜仗。
具体作法是：
（一）深入反右倾、鼓干劲，掀起增产节约新高潮。
反右倾斗争一定要深入贯彻到底，以生产为中心，紧密结合生产，边反右倾，边鼓干劲，边搞生产，使二者互相促进，互相推动。
在目前，特别要注意克服某些干部中存在的盲目乐观和自满松劲情绪，彻底清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毒素，继续大搞战役，大搞竞赛，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把生产不断推向高潮；
对原料、材料的增产、供应、调剂和储备，电力的增产和节约，长短途运输的群众运动等都要有专人负责，限期搞好。
要求继续改进管理，注意劳逸结合；
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参加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
（二）把支援农业生产提到首要地位。
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工具，要比往年提早一个季度安排生产，保证及时供应。
明年春耕生产需要的农具、农械和化肥、农药等，在今年第4季度内就要安排好并进行生产。
当前要配合秋收，做好农副产品加工；
为今冬修水利和铁路的基建安排好钢钎、锄头、炸药、水泥，以及经过鉴定可以推广的挖、运、夯土等铁木混合机械工具，以提高工效，减轻劳动强度。
为了满足生产农具的需要，还需要适当增加一些土铁土钢的生产。
（三）为了做好明年生产准备工作，保证明年一季度的生产水平不低于今年第4季度，除作好明年（特别是第1季度）的生产基建规划外，要大抓矿山建设。
明年需要投入生产的煤、铁基地，要求今年年底以前，查清资源，搞好设计，作好施工准备。
要利用农闲空隙大抓交通建设，重点厂矿的交通建设任务，在明年02月以前要基本完成。
为明年要进行技术改造的厂矿提供设备和技术准备。
明年一季度和上半年有生产任务的基建项目，力争提前投入生产。
（四）会议要求各地市委和工业较多的县的县委第1书记，当前要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增产节约运动大检查，做到领导深入基层，抓典型，召开现场会，总结交流经验，发现问题，帮助解决，掀起一个提前01月超额完成今年生产计划的生产新高潮，以更大的成就迎接1960年。
本报讯
中共广东省委10月08日、9日相继召开了全省工业交通会议，地、县委书记电话会议，对全省今年列入国家生产计划的八项主要产品：
木材、糖、盐、钢、铁、煤、松香、有色金属进行了逐项研究。
会议分析了这八项产品今年年底前生产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后，决心继续鼓足干劲，利用有利条件，正视困难，采取切实措施，决心要全面提前完成全年生产计划。
其中，木材力争提前一个月，钢、铁、煤提前十天完成全年计划，糖、盐、有色金属保证年底前完成全年计划。
在我国占一定位置的广东省木材，今年计划生产（指运到交通线的）二百二十万立方米。
到9月底已完成一百七十万零四千立方米。
考虑到10月底开始收割晚稻，调来砍伐、运输木材的公社社员可能调回去一些，10月运输木材的主要交通线——内河航运开始进入枯水期，但大多数河道仍然可以航行。
只要保证11月份不要低于9月份的生产水平，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二百二十万立方米木材的生产计划是有把握的。
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的广东省制糖工业，今年生产任务是五十万吨。
09月以前已完成三十五万四千吨。
现在迎接下一个榨季的机器维修工作已经基本结束，11月上旬即可开榨。
由于近几年特别是在公社化后，全省兴建了许多中小糖厂，按榨糖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说，广东今年完成制糖任务是不成问题的。
在全国占一定位置的广东省制盐工业，今年计划生产一百零二万吨。
由于夏季以来，雨量特多，制盐工业受到很大影响，但经过人民日夜奋战，到9月底也完成了四十九万吨。
省委认为制盐任务虽大，但10月份起，除海南岛外，各地秋高气爽，近来气候干燥，便于盐田蒸发，正是产盐最好季节。
如果再发展一批小盐田，年底完成产盐计划是可能的。
钢、铁、煤三项，广东省今年的生产计划分别为四万吨、十五万吨、五百五十万吨。
01月到9月底止，钢已完成一万七千二百吨、铁完成十三万一千吨、煤已完成三百三十四万五千吨。
省委认为生产能力大，提前十天完成全年生铁任务是有条件的。
煤要大搞群众运动，已有煤矿还能够多搞一点，再办一批小煤窑，也能完成今年生产计划。
钢的燃料虽较困难，省委认为采取别的具体措施，力争提前十天完成年产四万吨钢的计划也是完全可能的。
有色金属到9月底已完成年度计划的将近一半。
省委认为只要有劳力，有色金属开采不成问题，省委有信心完成今年生产计划，为此已采取措施。
困难最大的是松香。
广东省今年计划生产松香三万五千五百吨，约为全国生产计划数的六成。
今年上半年，由于各地重视不够，劳动力组织上有缺点，每月平均生产量仅仅三百吨，9月份猛升到四千二百一十吨，11、12两月是割松香的淡季。
但是，中共广东省委考虑到松香支援全国的重要，决定采取一切办法，力争完成全年生产计划。
（附图片）
广东拖拉机厂的青年锻工第5小组，已在做1960年10月份的活。
这是工人们在上班前提前烧炉。
　新华社记者　张家昌摄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李井泉
标志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人民公社，诞生已经一年了。
人民公社是适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产物，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
经过整顿，它迅速地走上了巩固而又健康的发展道路，为发展农业、为支援工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正当举国人民为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欢欣鼓舞的时候，国内外敌人却对它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我们队伍中也出现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国内外敌人的叫嚣遥相呼应，肆意非难人民公社，说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说什么人民公社“是少数人主观臆造出来的，不是广大农民的要求”，还说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应该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搞坏了”，“公共食堂是强迫命令搞起来的”，等等。
他们否认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必然产物，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否认人民公社所采取的若干新制度，是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状态的反映；
否认人民公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已经起的和将要起的伟大作用。
国内外敌人之所以诬蔑和攻击人民公社，不是因为别的，而正是因为人民公社好。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了国内外敌人对人民公社恶毒攻击的应声虫，百般地非难人民公社，那种非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坚决反对的；
就是那些对个别问题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是不赞同的。
一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
有矛盾就需要解决。
一个矛盾解决了，又会有新的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解决了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
在这个矛盾基本解决以后，又出现了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比较小、经营范围比较狭不能适应生产力大发展要求的矛盾。
人民公社的产生就是为着解决这个矛盾。
由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由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表明我们的革命的发展是有阶段的，同时又是不停顿的。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和不断革命论的原理。
我们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思想的指导下，使革命由一个胜利转变到另一个胜利。
人民公社化是我们一个突出的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同时又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思想是百战百胜的。
我们回顾一下解放以来我国农村一系列变化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
解放初期，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土地改革的胜利，彻底摧毁了严重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
这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道路的第1步。
接着，在党的领导下，又在农村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原来处于极端贫困的、具有强烈革命要求的中国农民抛弃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最初是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建立了集体劳动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织；
然后又使互助组发展到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后来又再进一步地实现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建立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一系列的生产关系的变化，都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而生产关系的每一次变革，都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已为农业生产不断增产的事实所证实。
从四川省历年粮食总产量的增长情况来看：
1954年农村互助组织大量发展以后，比1953年增长了6.6％；
1955年冬实现了初级合作化后，1956年比互助组时的1954年增长了14％；
1956年冬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后，1957年由于反“冒进”的影响，增产的幅度不大，但是，1958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生产有特大跃进，粮食产量比1956年增长了46％。
农业合作化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途径的第2步。
农业合作化实现以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随着这个运动而来的，是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热情的普遍高涨，他们迫切要求高速度地发展生产，要求迅速地摆脱我国农村贫穷和落后的状况。
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鼓舞下，1957年冬至1958年春在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改良土壤和植树造林运动。
在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后，农村的生产建设高潮以更广大的规模向前发展。
1958年夏季开展了以改革农具和制造土化肥为中心的大办地方工业的运动；
在全面总结我国农业生产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促进了农业的技术革新。
生产的大发展在人们面前预示着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耕作园田化的农村美好前景，许多地方拟定了实现这种美好前景的雄伟规划。
所有这些，都证明在1958年农业生产空前大跃进的新形势下，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迫切的要求。
原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开展生产运动和实现各种生产建设规划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
首先是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更合理地安排和使用劳动力。
据当时的典型调查，单是水利建设、深耕土地和采取合理密植等先进农业技术，就需要增加一倍左右的劳动力；
为了不误种植季节，为了战胜灾害，进行增种补种，为了发展林业、畜牧业和副业等多种经营，以及为了举办必需的地方工业等，所需要的劳动力则更多。
其次，是生产的发展需要更合理地调剂和使用生产资料。
比如，大搞水利建设需要进一步地调剂水源；
为了按照地形、气候条件、土质情况进行划片种植与专业经营，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因地制宜地调剂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第3，为了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实现“八字宪法”，需要扩大经营范围，举办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举办足以培养农村建设人材的学校等。
第4，为了便于集体耕作和减轻劳动强度，还必须逐步改善极其分散的居住条件，修建便于运输的交通道路，以及举办必要的社会福利事业等。
显然，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当时只有几十户或者一百多户的、单纯经营农业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能解决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政权对生产的领导需要进一步加强。
而当时的基层政权是以乡为单位，它虽然也领导了工农商学兵几方面的工作，但是如果没有政社合一的统一领导，要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上述各项巨大的任务，也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也反映了当时基层的生产单位和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这是广大干部和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回答的。
因此，在人民公社还没有出现以前，各地群众就已经仿照过去创办几百户、千多户的大社的经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和制度作过多方面的变更。
当时四川就有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成为大社，有的已合并为一乡一社的大社，并且扩大了经营范围，开始发展自己的为农业服务的小规模工业；
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改进了劳动组织，加强了社内外的劳动协作和生产联合，这种协作和联合有时不仅超过了乡界，而且超出了县界。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组织。
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开始将猪折价入社，发展集体养猪事业，大部分自留地也归社统一经营。
广大群众坚信只有更大的集体才能更有力地战胜贫困，因此，合并小社，创办大社，已是势在必行。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根据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根据当时群众的要求，及时地领导了这个运动。
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总结和提高了群众的创造，发展了“具有很大灵活性”的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
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重要变革，这就是：
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提高了，并且带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
使原有单一的农业生产组织，变成了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社会基层组织；
使原来的农村基层政权机构和基层生产单位统一起来了。
这种变革又立即反过来推动着生产力更大的跃进。
这一点，同样为人民公社建立一年来在发展生产方面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所证明。
四川省人民公社建立以来，不仅在农业生产和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使全省的农业生产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
而且，去冬还抽调了几百万劳动力大办钢铁，有力地促进了钢铁工业的大跃进。
很显然，右倾机会主义者所谓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的胡说，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也是完全违背客观事实的。
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所说的相反，人民公社化是在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二
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随着生产的大发展，广大农民要求适当改进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配制度。
因此，在人民公社内部，工资制与
供给制（主要是粮食供给）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就随着出现了。
为什么我国今天的人民公社必须采取这样一种制度呢？
这是因为：
第1，我国是一个有五亿多农民的大国，不很好地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吃饭问题，一切工作都无法更顺利地前进。
所以我们自建国以来，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并且逐步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例如：
在土地改革后，有步骤地而又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在国家与农民的利益的关系上，采取了兼顾的政策和等价交换的政策等。
这些政策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是，由于我国过去是一个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的国家，虽然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吃饭问题仍然是个大问题，广大农民每年要以纯收入的60％到70％来解决吃饭问题。
人民公社化以前，农村中每年大体还有30％左右的人口多、劳力少的不能抗拒自然灾害的“超支户”，这些户不能不依靠国家贷粮贷款、减免农业税、实行社会救济，依靠合作社实行社会保险、公益金照顾、定量分粮、允许超支等一系列措施，以及依靠群众的互助互济等，来解决吃饭问题。
人民公社化后实行的粮食供给制度，正是国家和农业合作社一直采取的社会保险和集体互助办法的继续和发展，并且从制度上把它固定起来。
毫无疑问，这个制度保证了农民有饭吃，解除了广大农民首先是贫苦农民“终年愁吃”的沉重负担，因而也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参加农业劳动。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2，人民公社实行这个制度是不是办得到呢？
我们回答是办得到的。
如前所述，由于人民公社集体力量比高级社大，生产力有了更大的发展，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不断地增加，这就有条件在人民公社内部采取粮食供给制。
即使遇到严重灾荒，人民公社也有能力把农民的力量充分动员起来，战胜灾荒。
四川省今年遇到较大的灾荒，正是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实行增种补种，并且节约地安排过日子，才胜利地渡过了灾荒，保证了全体农民的吃饭问题。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看不到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在我国现时情况下的重大意义，对于广大农民首先是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漠不关心，他们攻击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是“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绝对平均主义”，叫喊“应当取消”。
我们回答是决不应当取消。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制度，既肯定了现时的人民公社基本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同时也肯定了带有按需分配的萌芽性质的供给制度。
这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是大有前途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按照四川省目前的一般情况，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在部分供给中占有按劳动量应当取得的一部分报酬在内，把这一部分报酬和工资加起来，差不多就达到社员总收入的70％左右。
纯粹由公社供给的，只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儿童。
这个供给部分占社员的总收入的比重不过30％左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险和集体互助，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推卸的职责，也是适合于广大农民群众当前的实际生活需要的。
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至于工资制部分，我们也同样按照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的原则，规定不同的劳动保持适当的工资差额。
四川省内江县顺江人民公社1959年按照这个原则预算分配的结果，社员从集体中分到的收入，劳力强的户1959年比1958年增加65％，而一般户增加26％，劳力强的户高于劳力弱的户一倍还多；
而就全社来说，94.6％的社员都比去年增加了收入。
这个公社在1959年的预算分配，用工资形式分配的部分和用供给形式分配的部分的比例，将是七与三之比。
以上事实都可以说明，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并没有违背按劳分配的原则，因而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
不可否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是它并不排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带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
这种因素的出现是必然的，并且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地扩大发展。
还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物质鼓励和政治挂帅是不可分割的。
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应该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并不排斥不计报酬、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精神，相反，我们应当鼓励这种精神。
社会主义建设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
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强烈愿望。
通过党的政治宣传和号召，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然不可遏止地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过去在革命根据地，我们的部队、机关、学校都实行了供给制，广大干部和群众并没有斤斤计较物质报酬，总是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牺牲奋斗。
大跃进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干劲冲天，自觉地忘我地劳动，创造了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局面。
所有这些，证明了党的政治挂帅对于我们事业的极大重要性和决定性。
因此，必须把物质报酬和政治挂帅结合起来，否定物质报酬原则是不对的，忽视政治思想工作也是错误的。
随着农村生产大发展，带来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挖掘劳动潜力，特别是解放妇女的劳动力，以适应大跃进的需要。
这样，在大跃进中出现大批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等集体福利事业组织，也是很自然的。
公共食堂的出现，保证了社员的劳动时间，增加了社员的劳动出勤率，提高了劳动效率。
这就大大地减轻大跃进以来因为农业劳动量激增所引起的劳动力紧张的困难。
公共食堂又是集体生活的组织形式。
在目前情况下，广大农民把公共食堂和人民公社实行的粮食供给制联系起来看待，坚信公共食堂能保障自己的生活，从而更加增强了他们依靠集体来战胜贫困和战胜灾荒的信心。
因此，公共食堂很自然地成为发展农村生产、生活和宣传教育活动的中心场所。
无怪四川农民说：
“我们的食堂，是推不垮，解不散，撵不走的。”
公共食堂是不是可以办好呢？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确信人民公社能够领导农业增产，保证农民必要的口粮，并且有条件保证种好所需要的蔬菜和喂养猪只。
有此三者，加上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为什么农民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呢？
还有，公共食堂是不是一定会浪费呢？
回答是：
只要实行粮食“依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的政策，并且提倡节约过日子，是完全可以避免浪费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公共食堂说得一无是处，并且下令解散。
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解散公共食堂，其目的在于搞垮人民公社。
很显然，解散公共食堂，是违背广大农民的意愿，是不符合大跃进的要求的，是十分错误的。
三
一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
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是加速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强有力的武器，而且也是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至将来在农村中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包含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
尽管这种成分在目前所占的比重还很小，但是，它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发展的主要方向，对农村经济将愈来愈会起积极的主导作用。
随着生产的发展，群众觉悟的提高，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将会逐步增长起来。
这是必须看到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还必须承认，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
而且，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共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
这就是说，我们要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历史任务，就要积极地有步骤地解决为实现这种过渡所需要的各种条件，而关键在于人民公社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
首先，必须加强对较穷的生产队的领导，在组织生产、安排生活和提留公共积累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再加上国家的援助，使较穷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比较迅速地赶上较富的生产队的水平。
根据四川省的若干典型调查，在目前一万人左右的人民公社中，较穷的队与较富的队的收入水平，一般是相差20％到30％；
一万户左右的人民公社中，较穷的队与较富的队的收入水平，一般是相差50％到60％。
而农业的增长速度，在若干年内平均每年保持增加10％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因此，只要公社加强对较穷的生产队的领导和帮助，在二、三年或者四、五年内使较穷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提高到或者超过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也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使人民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增加人民公社的公共积累，人民公社必须在保证国家和农民两方面粮食需要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实行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
还必须在不妨碍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和国家允许的条件下，创办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所需要的工业和企业，一个公社不能举办的，可以在地委、县委的领导下由几个公社联合举办或在县联社的范围内举办。
这样，人民公社的经济力量就会迅速地增长起来，公社的全民所有制成分也将逐步地增加起来。
重庆市郊区红旗人民公社是一个“万人社”，由于生产的巨大跃进，今年提留公共积累比1958年增长了一倍半。
公共积累的增长，使公社经济壮大起来，今年这个公社直接经营的工业和其他多种经营的产值可达五十八万元，占全社工农业总产值的25％。
预计到1961年，公社直接经营的工业和其他多种经营的产值，可以达到占全社工农业总产值的65％。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坚决要求保持公社的基本所有制，实行部分的生产队所有制。
目前类似这种情况的人民公社，虽然只是少数，但从这些公社生产的迅速发展中，明显地看出了公社经济发展壮大的必然趋势。
要使人民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除了实现上述的几项重要措施外，还必须加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为了逐步减轻劳动强度，大大提高生产力，不仅地广人稀的地区需要加速实现机械化，就是人口稠密地区也不例外。
问题是在于人民公社有没有充分的资金积累，尤其是取决于国家工业化的速度。
在资金方面，我们认为，主要的应当通过人民公社逐年提留公共积累，通过逐年扩大再生产，再加上必要的国家援助，来加以解决。
有的公社已经是这样做的（例如郫县红光人民公社）。
既然这些人民公社现在就能办到，那么，一些条件较差的人民公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以后，为什么不可以同样办到呢？
至于我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能否与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相适应，我们认为是可能的。
我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是包括了农业机械化在内的。
我们已经在大跃进中给工业布局打下了基础，因此，今后可以逐步增加农业机械的生产，支援农业。
同时，我们采取半机械化作为向全机械化的过渡，这就为农业机械化准备了技术条件，因而，也可能缩短农业机械化的时间，使农村一切可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地方，有步骤地但又比较迅速地实现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
只要我们通过人民公社，在一定的时间内使较穷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
只要人民公社实行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并举的方针，并且发展必要的为国家所许可的社办工业，又能够使人民公社具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从而也增加了公共积累；
只要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积极地发展农业机械的生产，就能够促使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提早实现。
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又将相应地要求人民公社改进自己的组织规模和各种制度与之相适应。
那么，根据中央北戴河会议决议的精神，我们完全有根据地设想，在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大部分地区的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可能办到的。
在这个任务实现以后，人民公社将进一步担当起由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
？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页。
（原载“红旗”1959年第20期）

内蒙古贵州沈阳职工欢欣鼓舞迎接“群英会”
推代表满载胜利进北京下决心再创奇迹献厚礼
新华社呼和浩特17日电
为时六天的内蒙古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昨天闭幕。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自治区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和财贸等方面的蒙古、汉、回、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代表共九百多名。
代表们在会上以昂扬的斗志，一致响应内蒙古党委的号召，保证深入反右倾、鼓干劲，大干八十天，大大提前和超额完成今年各项生产和建设任务，为明年的大跃进创造有利条件。
大会向自治区全体职工提出：
要求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工业产值计划，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钢、钢材、生铁、原煤、木材等的生产任务；
提前一个半月，完成全年基本建设施工任务；
提前二十天到四十天，完成铁路、公路、内河航运的全年运输计划；
农牧业生产、财贸和其他方面的任务，也都要求提前和超额完成。
并且强调指出，这是摆在全自治区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面前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实现了这些任务，自治区就可以把原订的第2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大提高，使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保持高速度的发展。
为此，大会号召全区先进生产者和全体职工继续把右倾思想反透，把干劲鼓足，把总路线的红旗高高举起，乘胜前进。
要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更多更好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把增产节约运动高潮更加深入地、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
全体先进生产者要带头学习和宣传总路线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进一步发挥“骨干、带头、桥梁”作用，在全体职工中掀起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高潮。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1书记、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向大会致祝词，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致开幕词，自治区副主席王逸伦向大会作了关于“反右倾、鼓干劲，大干第4季度，为实现1959年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
各族先进生产者代表还听了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副主席蒋毅的报告，交流和总结了各项生产建设战线上的经验，并且选出了一百三十九名出席全国“群英大会”的代表。
会议期间，大会还收到了全区各民族职工的大批函电，纷纷表示响应大会号召，为提前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各项生产建设任务而奋斗。
据新华社贵阳17日电
出席全国“群英大会”的贵州省代表已在最近评选完毕，共计选出正式代表一百一十九人，特邀代表十六人。
他们都是贵州省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财贸系统和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生产者。
其中有黔西北高寒山区水城、赫章的英雄，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黎平的好汉；
有历年保持先进生产者光荣称号的老模范，也有参加建设事业不久的新能手。
代表中特别受到人们敬仰的是机械、建筑、交通、邮电、轻工业等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标兵。
贵州汽车配件厂木工、共产党员张俊，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十年如01日地搞创造、闹革新，先后创制出十七部机器，在今年03月终于使他所在的木工车间全部实现了机械化的生产。
从1954年起，他逐年都被评选为省、市先进生产者，省工业劳动模范，全国公路运输二等模范，成为贵州著名的技术革命标兵。
为了能更好地为祖国建设服务，今年09月，张俊又开始学习车工技术，向多面手发展。
在短短的十八天里，他就实现了六项革新，并且主动帮助红旗八班车冲模具，使手工操作机械化，提高工效三百一十倍。
贵州省建筑四公司的木工队长、共产党员刘银宗，从1953年到1959年的六年中，季季有革新、年年有创造。
仅去年到今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创制了工具一百零五件，提出建议三百六十三项，实现一百七十七项，解决了生产中很多关键问题，一年能节省二万五千多个劳动日。
贵州运输公司汽车二场第3队是将出席全国“群英大会”的先进集体，是贵州交通系统标兵之一，全队有职工一百二十四人，七十辆车。
1954年车队成立的时候，除了十四个老驾驶员以外，其余都是刚从驾驶训练班毕业的新手。
由于他们群策群力，互助互勉，几年来不仅年年超额完成运输任务，并且在贵州高原崎岖的公路上创造了平均三十四万公里无大修的奇迹，好几次荣获省的安全奖章、奖状等。
贵阳市轻工业系统的标兵、贵阳染织厂印花车间青年女工、共产党员管万珍，是吴良湖式的英雄，八年来始终站在生产和各项中心运动的最前列，创造性地月月出色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
特别是她在劳动中，曾先后帮助所在车间八个工段和四十七人达到了先进水平，其中有十六人已成为先进生产者。
代表中还有贵阳市邮电局话务员、共青团员王淑琴，安全行车四十一万公里，提前四个半月完成今年计划的贵州省安全驾驶标兵史建元，和被人称为“土产、药材活字典”的模范采购员李本富。
在贵州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等各个战线上涌现出来的这些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的代表，即将带着贵州千万职工的心意和保证提前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的决心到首都去，参加10月25日全国群英盛会，向党和毛主席汇报自己的工作和贵州人民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
新华社沈阳17日电
沈阳市在16日下午举行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一千七百多名代表在会上通过了一项倡议书，向全市职工倡议创造新的成绩，向全国群英大会献礼，保证提前二十天完成全年国家计划，同时为明年第1季度继续大跃进作好准备。
倡议书提出要在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增产节约竞赛的同时，热烈响应中共辽宁省委和沈阳市委的号召，学习鞍钢技术表演赛的经验，立即在全市所有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等企业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技术表演赛高潮，达到厂厂表演、处处表演、班班表演、人人表演、事事表演、全面迅速提高技术水平和突破生产定额，使生产一天比一天高，01月比01月高。
倡议书还提出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大搞先进经验“配套”。
每个职工都按照自己的工作要求，把过去运用过的经验搭配成套，全面地推广各种先进经验。
同时要深入广泛地掀起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的热潮，要在全市各单位广泛推广“先进生产者服务队”的经验，把先进生产者组织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广先进经验和带动暂时落后的人赶上先进。
这次会议选出了一百三十三名出席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
他们都是在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旗帜和尖兵。
其中有沈阳变压器厂工人出身的工程师王龙恩，他在大跃进中研究成功十八项重大技术革新，并且帮助周围同志实现了七十件革新项目。
有著名劳动模范胡加柱，他在去年大跃进中一年就为国家创造十五万元财富。
有青年磨工孔庆堂，他今年上半年一个人完成的生产任务，相当于十个人的工作量。

大搞群众运动认真贯彻统购统销政策
河北秋粮入库又快又好
山西左云县八天完成秋粮征购任务
据新华社天津16日电
河北省在秋季粮食作物丰收的基础上正在掀起了群众性的售粮运动。
全省秋粮入库数量与日俱增，9月下旬平均日入库量七千万斤左右，10月10日的日入库量上升到一亿九千多万斤。
全省已有磁县、南宫、永年、玉田、新乐、石市、正定、邢台等八个县、市，先后完成了售粮任务；
邯郸专区已比去年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全年粮食征购任务。
全省今年入库数量比去年同期提高四倍多，入库时间比去年提前一个半月。
河北省今年秋征工作进度快、时间早、质量好的原因是：
坚持政治挂帅；
大搞群众运动。
全省农民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鼓舞下，生产情绪高涨，干劲冲天，在售粮中出现很多动人事迹。
磁县霍王庄生产队组织了四百八十六名劳动力、四百五十个磙子，突击一夜打完场上三十五万斤粮食，第2天队员们喜气盈盈地唱着山歌，把十八万六千斤粮食送到粮站，卖给国家，一举超额完成了交售任务。
大名县城关公社社员干劲冲天，只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就完成了交售任务。
在售粮运动中，插红旗、树标兵，召开现场会，组织参观评比，大大加快了交售速度。
认真贯彻了统购统销政策，一面积极组织入库，一方面妥善安排社员生活，实行随收、随打、随晒、随入库、随分配的办法，正确地处理了国家、公社、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大大鼓舞了农民的售粮热情。
本报太原17日电
山西省左云县1959年度秋粮征购二千八百万斤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这个县的秋粮交售工作，从10月08日开始，至15日完成，只用了八天时间，比1958年提前了一百二十天左右。
现在正乘胜猛进，争取在今后几天，再完成增产增购部分一千四百万斤，支援城市和灾区。
左云县是山西省有名的低产贫困县。
过去平均亩产只有五、六十斤。
1952年和1955年两年，这个县不仅没有征购任务，还吃了国家救济粮四千多万斤。
1953年、1954年、1957年三年，每年交售五百万斤；
大丰收的1956年也只交售了一千一百万斤；
大跃进的1958年才达到了二千五百万斤，而今年则达到二千八百万斤，加上一千四百万斤的增产增购部分，比1953、1954、1956、1957四年征购的总和多60％。
比大跃进的1958年要多68％，按全县一十三万农业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售粮三百斤，这在山西省是少有的。
就是这样，除去完成征购任务和扣除籽种、饲料以外，每人还可平均有留粮五百七十七斤。
（赵正晶、姚文锦）

英雄们，首都在等待着你们！
大会筹备人员周密准备　人民大会堂加紧布置
宣传部门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开始写、画、摄影、准备节目
新华社17日讯
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的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召开这次大会的通知发出后，这个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已经先后召开两次会议，讨论了这次大会的方针、任务，以及大会的开法、会议日程、代表招待、奖励等重要问题。
各产业系统也都已经成立了筹备小组，正在积极准备大会开幕后的先进经验交流工作。
来自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科学技术协会、中央及北京市各机关的六百多名大会筹备工作人员，在国庆节后就已集中办公。
大会的会场将设在人民大会堂内，几十名工人和工作人员正在场内进行布置。
准备接待各地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的西颐、西苑、西郊、前门等八个大旅馆都成立了接待办公室，旅馆人员正在进行全面大扫除。
新建的北京火车站也已经成立了接待站，开始热情地迎接已经陆续来到北京的各地代表。
北京市的各商业部门，还正在积极为大会做好副食品供应等准备工作。
新华社17日讯
中央和北京市的宣传、文化、艺术各部门纷纷组织力量，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的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工作。
作家赵树理、楼适夷、艾芜，剧作家老舍、李伯钊、欧阳予倩都将在大会期间向先进生产者进行采访，音乐家马可、李焕之、时乐蒙等人将为大会编剧作曲。
美术家协会的许多艺术家，正在为大会赶制宣传画和招贴画。
电影界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召开大会的通知发出后，就开始拍摄各地职工向大会献礼的影片。
现在“夺红旗，上北京”一片已经完成，另两部反映我国广大职工以忘我劳动迎接群英会的影片正在摄制中。
此外他们还准备拍一部记录大会活动的影片。
著名演员梅兰芳、杜近芳、李少春，以及中央实验歌剧院、青年艺术剧院、中国杂技团等，都将为大会演出精彩节目。
辽宁、湖北、山东、陕西、黑龙江、旅大、吉林等十几个省市的地方报纸也派出记者前来首都采访报道这次群英会。

伊共代表伊斯、希共代表团和伊朗人民党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17日讯
伊拉克共产党代表团代表穆罕默德·侯赛因·阿布·伊斯同志，以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波斯托洛斯·格罗佐斯同志为首的希腊共产党代表团，以伊朗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塔巴里同志为首的伊朗人民党代表团，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典礼和在我国各地参观访问之后，于今天同乘一架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中央委员刘宁一。
伊朗人民党代表团团员阿札尔·欧捷鲁将在我国继续参观访问以后回国。

匈德保罗劳动人民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17日讯
匈牙利劳动人民代表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代表团、保加利亚劳动人民代表团、罗马尼亚劳动人民代表团，结束了在中国的参观访问后，今天早晨同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各邀请团体的负责人：
刘瑞龙、屈武、竺可桢、丁西林、顾大椿、王伟、郭明秋、胡启立、朱明、胡仲持、蔡若虹等人。
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潘切夫斯基、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查哈勒斯库、匈牙利驻华大使馆参赞白诺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参赞温宁等也到机场送行。

印度尼西亚艺术团从越南到南宁
新华社南宁17日电
印度尼西亚艺术团结束了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今天上午从越南乘专车回到南宁，继续在我国访问演出。
到车站欢迎的有广西僮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铭、中国音乐家协会广西分会主席满谦子等。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南宁代领事阮梅也到车站欢迎。

周总理接见日本各界代表团团长副团长
新华社17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日本各界庆祝中国建国十周年代表团团长片山哲，副团长小畑忠良、白石凡、本多正登。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各界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时的情形。
左起：
周恩来、片山哲、小畑忠良、白石凡、本多正登。
新华社记者塔吉古勒摄

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17日讯
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团一行八人，在上海、南京、郑州、武汉等地参观访问后，今天下午乘火车回到北京。
今天回到北京的代表团团员有：
国际学联副主席马马杜·巴里，国际学联书记阿耳瓦雷斯，伊拉克共和国学生总联合会主席麦赫迪·阿卜杜勒·卡里姆，巴西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康拉多，苏丹喀土穆大学学生会前主席艾哈迈迪，西非学生总联合会代表第亚尼，摩洛哥全国学生联合会书记曼苏里·穆罕默德，全印度学生联合会总书记希伦·达斯·古普塔。
代表团团长、国际学联主席尤里·贝利康和团员、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克利斯尼柯夫，已经在13日回国。

彭真会见并设宴欢迎陈维兴和阮明勤
新华社17日讯
中共北京市委第1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今晚会见并设宴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陈维兴和越南劳动党河内市委员会常务委员、“首都河内报”主任阮明勤。
陈维兴主席代表河内市人民向彭真市长赠送了礼品。
在座的，有中共北京市委第2书记刘仁，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冯基平、程宏毅、乐松生等。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陈子平也在座。
（附图片）
中共北京市委第1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陈维兴等。
图为彭真和陈维兴（左）在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我内蒙古歌舞团回国
新华社乌兰巴托17日电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结束了在蒙古的访问演出后，今天上午从这里乘火车回国。
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拉姆苏伦昨天晚上曾举行招待会，欢送代表团。

捷劳动人民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17日讯
由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贝德里赫·科泽尔卡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代表团一行十五人，在郑州、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参观访问后，今天晚上乘火车回到北京。
代表团在郑州参观访问了“二七”纪念堂、郑州国棉四厂和郊区古荥人民公社。
在武汉，客人们参观访问了武钢、武汉重型机床厂、长江大桥、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华中工学院，游览了东湖风景区，并在硚口工人文化宫同武汉工人举行了联欢晚会。
客人们在从武汉乘船前往上海途中路过南京，瞻仰了中山陵，游览了玄武湖和南京市区。
到上海后，参观访问了上海工业展览会、上海电机厂、马桥人民公社、沪东工人文化宫、少年宫和工人住宅区，并分别和上海市总工会、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妇联的负责人举行了座谈会。

武钢十万职工提出新的奋战目标
争取提前半月完成全年生产建设计划
新华社武汉17日电
武钢十万职工最近订出了新的奋斗目标：
提前十天到十五天完成今年的钢铁、焦炭生产计划，提前十五天到二十天完成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并为明年的更大跃进作好准备。
为了胜利实现上述目标，武汉钢铁公司党委在14日召开干部大会，对各项工作作了具体的安排。
第3季度，武钢生产、基本建设全面跃进，进入10月以后，更是连战连捷。
新投入生产的一号大型平炉，到14日止就超额三百多吨完成了10月上半月的国家计划，每炉钢的冶炼时间先后七次突破设计指标；
一、二号大型高炉10月上半月比9月份，每天要多出二百三十多吨铁。
各项重点工程在飞速前进着。
09月21日开工建设的二号平炉，10月15日已经完成了本体的金属结构件安装，开始砌筑熔炼室，建设者们正在力争在11月把这座平炉建成出钢。
第4季度是武钢完成今年国家计划的决战性季度。
在生产上，还有占年产量五分之四的钢产任务，占年产量43％的生铁任务，要在这三个月内完成；
在建设上，二号平炉，三号、四号烧结机，三列浮选机，四号焦炉和耐火材料厂等五大工程，都要先后建成投入生产；
初轧厂也要在年内完成全部土木建筑工程，并开始部分金属构件的安装。
这些工程不仅关系到武钢今年生产计划的提前完成，而且对明年的继续跃进具有重要意义。
在14日举行的干部大会上，武钢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分析了当前极为有利的形势，号召全体干部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再鼓一把劲，坚决提前完成全年计划。
在基本建设方面，他提出今年必须为明年建设作好准备，要及早交出明年一季度开工项目的设计，及早进行新开工项目的平土、施工设施和材料准备等；
必须在今年内完成二号平炉、三号四号烧结机、三列浮选机、四号焦炉、耐火材料厂等五大项工程，确保这些工程按期竣工；
必须在今年内完成几百项收尾工程，要在各个战场上发起全面彻底的扫荡战，把可以结尾的工程全部完成。
因此，要坚决反对分兵把守、分散力量的做法，集中力量，分批突击，分批完成；
要坚决防止顾头不顾尾，前紧后松，做到有始有终，一竿子插到底。
在生产方面，李一清要求全体职工立大志气，赶先进，钢、铁的日产量指标要按原计划逐月提前完成，10月完成11月的指标，11月完成12月的指标。
在干部大会上，党委会号召全体职工要彻底批判部分干部中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右倾保守思想，进一步开展以高产、优质、低成本为中心的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为提前、全面、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而斗争。

越南三省区代表团离昆明回国
新华社昆明17日电应中共云南省委和云南省人民委员会邀请到昆明参加我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泰族—苗族自治区、河江省、老街省党政人民代表团，在团长黄春泰率领下，今天离开昆明回国。
行前，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孙雨亭、副省长刘披云曾设宴欢送。
代表团在昆明期间，除参加了庆祝活动外，并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民族学院、综合展览馆和博物馆，游览了昆明近郊风景区。
代表团在回国途中，还将顺路访问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重钢生产登上新高峰
上半月钢产量比9月同期提高31％，钢材增长25％
据新华社重庆17日电
重庆钢铁公司钢和钢材的产量，10月份以来又达到新高峰。
10月上半月，全公司钢产量比9月同期提高31.37％，钢的平均日产水平比9月提高21.61％，钢材产量比9月同期增长25.53％。
10月份以来，这个公司从党委书记和经理到各级领导干部，都分别深入生产第1线，大抓进度，大抓薄弱环节，做到班班抓紧、环环抓紧，促进了生产的更大提高。
各厂的三个生产班中，过去夜班的产量往往低于其他两个班，这是生产上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
10月份以来，许多单位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加强夜班，使很多夜班的生产超过了早班和中班。
中山堂转炉厂分出一班领导干部专门在夜班跟班劳动，并协助值班主任指挥生产，配备较强的设备维修、材料供应等职能干部，公司的运输部、供应处等后勤单位也加强了对夜班的工作，保证要什么有什么。
经过这些努力，10月01日到14日，这个厂的夜班的钢产量比中班还高12.05％，比早班高7.51％；
15日的夜班还吹炼了二十一炉钢，创造了10月份以来的最新纪录。
由于夜班的产量显著提高，其他两个班也继续跃进，这个厂10月份上半月的钢产量比9月同期猛增59.89％。
公司的各级领导10月份以来还大抓关键性的技术措施，组织专门力量推广中性化铁炉、大风量、大渣量的技术操作经验，进一步降低生铁含硫量，为平炉、转炉缩短冶炼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各炼钢车间职工开展对手表演赛，针对生产关键大力推广先进经验，对提高钢产量也起到很大作用。

阿根廷妇女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17日讯
由罗莎·因加利内利亚率领的阿根廷妇女代表团一行五人，结束了在我国的参观访问后，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团委员沈兹九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丽莲等。

陈毅副总理接见布鲁姆
新华社17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雷纳·布鲁姆和他的夫人。
接见时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在座。

鞍钢日产量飞跃上升
中旬前五天同上旬比较，平均每天多
产钢1470吨、铁1764吨、钢材124吨
新华社鞍山17日电
鞍钢在10月上旬实现了生产开门红以后，从11日到15日，钢、生铁、钢材的产量又有了猛烈上升。
这五天，钢平均每天比上旬增长一千四百七十吨，生铁增长一千七百六十四吨，钢材增长一百二十四吨。
为了完成今年为国家增产二十五万吨钢和四十万吨钢材的新的奋斗指标，鞍钢各路钢铁大军进一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技术表演赛的热潮。
鞍钢党委决定从10月15日到21日，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一个联合技术大表演竞赛周。
在大表演竞赛周开始的第1天——15日，职工们干劲冲天，生产全线告捷，钢超过日产计划一千五百七十二吨，生铁超过二百九十七吨，钢材超过一千四百二十七吨。
炼铁厂炉前技师詹建功来到九号高炉上，和工人一道进行快速出铁技术表演，过去出一炉铁需要一小时，这次表演只用三十七分钟就出完了。
这一天，九号高炉生产生铁二千四百二十一吨，高炉利用系数达到二点五六五。
第1薄板厂甲、乙、丙班选出五十七名优秀轧钢能手，在第2号轧钢机上展开了技术表演大竞赛，效果十分显著。
丙班超产36％，甲班超产28％，乙班一跃超产97％。
第2炼钢厂党委书记、厂长都深入现场实地参加表演和指挥表演。
厂长何进在十六号平炉上和工人一道表演，学习第1炼钢厂兑铁水的先进经验，使这个炉装入量由三百四十吨扩大到三百八十吨。
在表演竞赛周开始以前，鞍钢各厂矿党委都分别召开了各种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基础上作了充分准备。
各单位和各系统都结合本部门的关键订出具体措施。

保水为主小型为主民办为主
越南开展大兴水利群众运动
据新华社河内16日电
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水利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大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抓紧时机，发动群众，促进水利工作更快的发展。
在10月10日发出的这项指示指出，自从去冬今春以来，按照新的方针路线进行的水利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建设各个水利工程和修筑堤坝的总工程量达到五千六百万土方。
因此，受旱和受涝的面积已大大缩小，许多单季稻田已改变为双季稻田，人民因而更加满怀信心地发奋搞生产。
指示要求各地发动大搞水利的群众运动，以便在今冬明春以后，改变北方大部分田地的面貌，保证胜利实现今冬明春的生产计划和1960年农业增产计划，为在未来的五年计划中更迅速地发展农业生产打下基础。
据此间报纸报道，自9月间在北宁省召开的全北方水利工作会议闭幕以后，各地根据“保水为主、小型为主、民办为主”的方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水利工作竞赛运动的高潮。
到目前为止，全北方已有三千九百五十个乡制订了水利规划。

古巴决不后退！
美国提出照会胁迫古巴停止土改
卡斯特罗表示决不放弃争取经济解放的斗争
新华社哈瓦那16日电
古巴总理卡斯特罗昨晚在电视里回答美国就土地改革问题威胁古巴的照会时说，“我们任何时候都决不放弃争取古巴经济解放的斗争。”
美国的威胁是：
如果古巴不停止进行土地改革或者不向美国糖业主预先按土地法所规定的最高价格以现金偿付被征用的土地的话，美国就要降低古巴糖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定额。
卡斯特罗表示：
“如果（美国）竟然采取措施来反对我们，我们就将采取形势所要求的反措施。
我们正在保卫我国人民，我们决不后退。”
新华社哈瓦那16日电
据各报今天以显著地位登载的消息说，美国政府交给了古巴政府一份照会，照会威胁说，假如古巴不停止土地改革，就减少古巴蔗糖向美国市场的出口份额。
“今日报”在评论美国的照会时说，美国的照会抗议古巴政府“根据土地改革法的规定征收属于美国的甘蔗种植园”，这是企图使古巴政府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价值对被没收的美国产业给予赔偿，并且要先期付款。
“今日报”揭露说，美国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施展了“狡猾的”阴谋手段：
它嗾使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其他蔗糖输出国在美国市场上争得比古巴大的份额，美国通讯社还宣传说，古巴的份额“太大”，而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份额“非常小”。
“今日报”经济编辑哈辛托·托拉斯指出，事先付给美国企业现款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古巴需要把这些钱用在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需要上。
他指出，当屈从于外国资本的暴政统治着古巴时，美国认为它是古巴的“朋友”，而当古巴全国人民提出自己的正当愿望，要求古巴成为自由主权的国家时，美国就执行“侵略政策”。

国际简讯
马歇尔病死
华盛顿讯
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16日晚上病死在华盛顿的华尔特·里德陆军医院。
马歇尔曾经是美国政府外交和军事政策的重要决策人之一。
1945年到1947年他曾作为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到中国，假借“调处”名义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反人民的内战。
美空军失事情况严重
纽约讯
美国空军安全处副处长卡尔达拉少将发表的材料表明，自从1950年以来，美国空军由于失事而死亡或失踪的飞行员共三千四百七十一名，损失的飞机共七千零六十二架。

我国红十字会发表声明
谴责日本阻挠旅日朝侨回国
新华社17日讯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言人今天下午向中外记者发表声明，严正谴责日本红十字会阻挠旅日朝鲜侨民归国的行为。
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朝日两国红十字会于8月13日签订关于旅日朝侨回国的协议后，中国红十字会和一切主张人道和正义的各国红十字会都期待日本红十字会能够根据这项协议早日遣送旅日朝侨回国。
然而，协议墨迹未干，日本红十字会便屈从于反动的政治目的，节外生枝，公然开始破坏协议。
它在9月03日发表的‘回国指南’中规定一系列违反协议的条款，如‘确认’申请回国的朝侨的‘自由意志’，禁止朝侨在回国途中同外界进行一切联系；
在登船的地方新澙港设立‘秘密室’，
‘确认’他们的‘意愿’；
禁止他们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等。
日本红十字会还为朝侨规定极不合理的申请回国期限。
日本当局甚至还指使警察制造借口在新澙非法逮捕希望回国的朝侨，企图在朝侨中间造成一种恐怖心理。
日本红十字会和日本当局的这种阻挠朝侨回国的违反人道行为已经引起朝鲜人民和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民的极大愤怒。”
发言人说：
“各国红十字会在协助侨民归国时都必须尊重侨民的人格和他们的自由意志，日本红十字会竟然规定种种条款，企图强迫朝侨改变他们的归国意志，并且把他们视如囚犯，侮辱他们的人格，蹂躏他们的基本人权，这是完全违反红十字的人道原则的，也是红十字人道原则的一个极大的耻辱”。
发言人指出：
“事情十分明显，日本红十字会这种破坏协议的背信弃义行为是日本当局屈从于美国占领者的‘冷战’政策的反映；
朝侨遣返问题正被岸信介政府利用来作为同李承晚集团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资本。
我们必须严正指出，日本红十字会把协助侨民归国的这一人道工作屈从于反动的政治目的，而违反朝、日两国红十字会所签订的协议和红十字的基本原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发言人说：
“目前，由于日本当局和日本红十字会的非法阻挠，广大旅日朝侨，在已经变卖了家产和日常生活用具，整装待发的情况下，由于无法实现他们早日回国的愿望，已陷于没有住处、生活无着的悲惨境地。
中国红十字会对他们表示深切关怀，并决定捐款人民币十万元予以救济。”
发言人最后强调说：
“中国红十字会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要求日本红十字会立即停止一切阻挠旅日朝侨回国的行为，迅速实行协议，早日协助他们回国。”

捷共中央和政府发表关于第3个五年计划指示
捷国民经济建设规模将更加宏伟
同1960年相比，1965年工业总产值将增加50％；
农业产量增加21％；
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40％和50％；
国民收入增长42％以上。
新华社布拉格17日电
“红色权利报”今天发表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关于制订第3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的指示。
指示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第3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
到1965年至少把工业产值比1960年提高50％，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将增加约60％，消费资料将约增加30％。
机器制造工业仍将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五年间这一部门的产量将要增加72％。
在五年计划期间，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将得到迅速的发展，将通过大大增加化学工业的产量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广泛化学化。
指示规定，同1960年——第2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比较，到1965年，捷克斯洛伐克无烟煤的产量将达到三千五百五十万吨，即增长20％；
褐煤增加到七千三百二十万吨，即增长32％；
电力——三百七十七亿度，即增长56％；
生铁——七百六十万吨，即增长61％；
钢——一千零五十万吨，即增长54％；
化学工业的装备将增长214％，建筑材料工业生产将增长204％，农业机器的产量将增长80％，塑料的产量将增长226％，人造纤维产量将增长66％，化学肥料的产量将增长大约100％。
在农业方面，指示指出，为了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必须大大增加农业的产量和在畜牧业方面采用先进的生产方法。
五年间，农业产量至少将增加21％。
为了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必须改良土壤、有效地使用肥料和改进农业技术。
指示规定，在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国民经济的投资将比第2个五年计划增加54％，或者约相当于1951年到1960年这十年期间的投资的总和。
五年间，用于工业的投资将比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约增加80％，其中大部分将用来发展冶金和化学工业，并且扩大燃料和电力基地。
指示指出，提高国民经济效能的斗争必须成为完成第3个五年计划任务的主要手段。
为此，必须全面发展科学和技术。
指示指出，生产的增长必须主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技术和改善劳动组织来实现。
指示规定，在1965年，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将比1960年至少提高40％，农业劳动生产率将提高50％。
指示规定在新五年计划期间逐步缩短工作周。
工作时间的缩短必须通过积极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来保证。
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指示规定，同1960年比较，1965年国民收入将增长42％以上，个人消费将增长30％。
到现在为止，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成就，已使它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的行列中。
同战前相比，1960年（即第2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发电量将几乎增加到六倍，煤产量二倍半，钢产量三倍，机械制造几乎五倍。
在过去十年中，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1.7％，而美国是2.5％，英国是3.4％，法国是6.6％。
在1958年，捷克斯洛伐克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煤产量是四千四百四十九公斤，而美国是二千一百四十二公斤，英国是四千二百四十三公斤。

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合理要求编辑同志：
看了9月27日“人民日报”上登载的西班牙共产党等进步力量发动争取大赦政治犯和流亡者的消息以后。
我们西班牙文组全体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支持西班牙人民这一合理要求，抗议西班牙当局采取的惨无人道的迫害行动。
我们呼吁，要求佛朗哥当局立即大赦被监禁和流亡在外的所有政治犯。
自1939年佛朗哥夺取政权以后，便在国内实行了暗无天日的法西斯统治，对民主自由肆意摧残，对进步人士血腥迫害，使西班牙人民受尽了折磨和苦难。
西班牙内战结束至今已二十年了。
二十年来佛朗哥政府囚禁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并迫使数以千计的爱国志士长年流亡国外，使他们不能回到自己心爱的祖国。
这怎能令人容忍呢？
尤其使人愤慨的是：
这些政治犯之所以横遭残害，之所以被投进监狱，仅仅是因为他们为祖国的独立，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今日世界已非二十年前的世界。
现在和平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波澜正日益壮阔。
要求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呼声响彻了全世界。
然而西班牙当局竟悍然不顾国内外人民的要求，采取了更加残酷的镇压手段。
07月28日竟又迫使议会通过了更加恐怖的“社会秩序法”，并且企图谋害西班牙人民忠实的儿子西蒙·桑切斯·蒙特罗。
但警棍是扑不灭愤怒的火山的。
愈来愈多的西班牙人民投入了反恐怖活动的斗争。
争民主争自由运动的声势更逐日壮大了。
我们西班牙文组全体同志，在此表示坚决支持西班牙人民这一正义斗争。
愤怒抗议佛朗哥当局的血腥镇压，坚决要求大赦所有被囚禁和流亡在外的政治犯。
外文出版社西班牙文组全体工作人员
1959年10月

法西斯统治下的西班牙
编者按：
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04日刊载了法国女记者达尼埃勒·乌内贝勒写的一篇通讯，描述了佛朗哥法西斯统治下西班牙的一片糜烂景象和西班牙各阶层人民遭受的苦难。
这篇通讯摘要如下：
二十年的血腥统治，西班牙已成为一切都颠倒了的非人世界。
在这个国家里，农民一字不识。
工厂中的机器有70％已有七十年高龄。
数以百万计的钱用来建筑陵墓，但是活人只吃得起豆子。
现在西班牙报纸的数量只有1936年的一半。
有许多居民现在还不知道首都的名字。
在这里，一切关于人生的解释还是圣·汤姆斯·阿奎纳斯（十三世纪意大利神学家——编者注）时代的解释。
武装警察——“西方和天主教文明的保卫者”——下午给煤气公司当收账员，晚上当看门人。
从巴塞罗那到马德里的快车要比1935年慢三小时。
在这里，足球运动员是欧洲收入最多的运动员。
在这里，人们只要有一点钱可花，就买一点点糖或者咖啡。
在这里，哀悼教皇庇护十二世逝世的时间比意大利长两倍，但是，教皇发表的演说只要是谈到了自由，就要遭到删改。
在这里，一个商业部长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能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一对未婚夫妻要结婚得等上十年。
体育报纸比国内最大的报纸销数还大。
兵士在戏院中担任服务员。
在这个国家，据官方说法，缺少二万六千所小学。
这里只有一个妇女——一个修女——有大学教授的头衔。
西班牙的教育水平是欧洲最低的。
在这里，将军同时又是董事会的董事。
在这里，女仆的数目为汽车的五倍，一磅肉的价格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天半的工资。
在这里，社会名媛在结婚的时候，要夸耀价值成千上万美元的嫁奩——绣花被单、台布、衬衣和首饰。
而穷人家的主妇星期一把她们丈夫星期日穿的裤子拿去当掉，星期六又赎出来。
在这里，地主的庄园连绵数千公顷，三百个人统治着各大公司的董事会，五家银行统治着商业和工业。
在这个国家里，生产着世界上最贵的汽车和世界上最坏的钢。
在这里，每人平均收入是欧洲最低的。
从理论上说，在西班牙受教育是免费的和强迫的。
而实际上，文盲数目很大（在安达鲁西亚高达70％）。
在每一座城市里，有成千上万的儿童终日在街头游荡，因为学校没有位置。
教师的薪金非常低微，以至去年10月有六千名教员要求离职。
在乡村，当地教师通常同牧师或最大的店主做出某种安排，然后到最近的城市去教私学。
甚至在马德里，人们都普遍认为，儿童应该付给教师一些钱，帮助他们勉强糊口，在这个“经济天堂”里，每一个人都仰仗别人的施舍生活：
店员靠小费，工厂工人靠老板的慷慨，学校教员靠学生父母的自愿帮助。
中等学校的状况更为严重。
在塞维拉有五十万居民，但是只有两所公立中学，两个学校的校舍陈旧不堪，急需修缮。
所有其他学校（85％的教育掌握在教会手里）的学费十分高昂。
质量如何呢？
在西班牙，许多教师不是在内战中牺牲，就是流亡在外。
新教师还要一两代才能培养出来。
督学每年都到各校巡视一番，仔细丈量一下教室的面积和视察厕所的通风状况，但是在过去二十年，从来没有人了解一下教师的情况。
至于教学方法，他们完全凭记忆，他们是推广鹦鹉学舌的方法，而不是启发学生的智慧。
每一件事情都归纳成为一些有限的固定的问答。
不许思考，禁止推理，而批评就是犯亵渎罪。
学生在学哲学的两年期间，连一篇文章都没有写过。
在最低班的问答教学中，你可以看到有一张避免使用的十四个名词的表：
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实证主义等等。
宗教和政治训练的课程和考试都是强迫的，甚至在大学整个四年期间都是如此。
你决不能说，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工人是得宠的，虽然他们可以领取各种额外补贴，他们享受免费医疗待遇，而且当他们有了孩子的时候，工资总是加倍。
举佩德罗为例，他有五个孩子。
他在加泰罗尼亚一家软木塞工厂做工。
他每周赚三百二十五比塞塔（西币），外加一百五十比塞塔的加班费和老板给的每月一千一百七十比塞塔的家庭津贴。
一家七口，每月共三千零七十比塞塔，而在这个城市，面包是每磅三点三比塞塔，牛肉每磅四十五比塞塔。
佩德罗的工资全都买了吃的。
当我问佩德罗有什么奢望时，他回答说，“我希望中彩票！”
我忘记提到，一个西班牙工人工资单上最令人注目的就是这个项目：
“雇主自愿捐助”。
这是当地的惯例。
因为最低的法定工资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生计，于是老板便实行施舍。
我认识巴塞罗那一个工厂厂主，每月掏自己的腰包加倍发给五十名工人的工资。
他对我说：
“否则，他们便要到别处找工作。”
甚至在大学也是这样，在那里每一个讲师每月赚一千五百比塞塔，教授每月另有三百比塞塔做研究工作。
显然，还必须想出另外的办法来维持他们的生活。
因此在西班牙每个人有两个工作，每天工作十五小时。
说得明白些，在西班牙，工作分成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尽量少做工作以便休息的八小时工作；
另一方面是私下工作，人们为了取得一笔像样的工资而像疯子一样地工作着。
一个工厂工人做担架员，咖啡馆的侍者，舞厅的喇叭手和电气安装工、士兵做书店的售书员，测绘员为市政大厦设计并在当地中学教绘画；
工厂经理管理另一家工厂的账目，也管理足球队；
哲学教授替出版商工作；
法律教授开业当律师；
大学里的文学教授在中学兼课并做翻译工作。
这一切使得生产率低得不堪设想，神经衰弱非常普遍，人们疲劳不堪。
生活费用和工资可能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西班牙工人，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必赊购鞋子”或“买一辆自行车好骑着去工作”。
富豪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
即使现在，仍然可以找到雇有十五个到二十个仆人的家庭：
三个汽车司机、两名管家、一个厨师、两名使女、两个门房、两个听差、一个洗衣妇、一个烫衣姑娘、一个裁缝、一个保姆、一位照顾大孩子的保姆，如果在乡下，还有管事和他的助手。
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人被剥夺了新闻自由（甚至连广告都要受检查）。
他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听别人的意见。
没有任何正确的统计。
没有到工作地点去的交通设备。
即使有了职业，也不能过一个像样的生活。
但是，富人、首脑们和负责当局又怎么样呢？
佛朗哥不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作为一个匪首把赃物分给内战的胜利者的：
军队专管维持秩序，牧师专管教育，地主垄断土地，商业和工业由银行家掌管。
在过去二十年中在这个经济上闭关自守的国家他们获得的利润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商业部是这种贪污腐化的堡垒。
贪污腐化从最上面的头脑起——他们把输入小麦、蔬菜、石油和机械的权利拿来做黑市生意从而大发其财——一直到在秤上玩花样的零售商为止。
但是情况还不止这一些。
有每月只拿一千五百比塞塔的税务稽查，生活得像国王一样；
有的进口公司实际上是为部长们分设的办事处，它们的主要业务是出售执照；
有的化学肥料分配官员把肥料供给国内条件最好的地区，以便他们以后能够把肥料以三倍的高价卖给条件最差地区的当局。
军队中的官兵可以用十个比塞塔买进美元，然后以六十二个或者六十三个比塞塔卖出；
海关工作人员非贿赂不行；
执照可以买得到；
输入汽车有黑市（花十万比塞塔能弄到一张进口五十辆汽车的执照）；
财政舞弊——最近的一次是与瑞士银行联合会的交易，这次舞弊案牵涉到一千三百人，他们把数以百万计的比塞塔偷运出国，其中有将军、高级官员、宗教界领袖、著名医生、律师等。
不过反对的力量是存在的。
所有报纸都在谈这个问题。
西班牙人民是反佛朗哥的，如果举行自由选举的话，只会有30％的人支持他。
佛朗哥认识到，在不得不对世界舆论感到不安的时候，强迫的办法是不划算的，他现在希望有一个反对派。
这个反对派差不多完全是由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组成的。
比塞塔一文不值。
吃香的货币缺乏的程度已使这个国家处在混乱的边缘。
很明显，目前这种喜剧和悲剧只隔着一层纸的局面是不能持久的。
　（新华社）（附图片）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街头上经常军警林立，如临大敌。

美国在土耳其建成火箭基地
新华社17日讯
塔斯社安卡拉16日讯：
土耳其“新闻报”报道，美国在土耳其建筑中程火箭基地的工程已经完工。
土耳其报纸的消息表明，土耳其政府指望允许在本国境内建筑火箭基地来获得巨额的美元赏金。

“苏联海军报”揭露
西方国家加紧备战活动
一个月内举行了近十次海军演习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5日讯：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从大西洋西部到地中海东部的广阔海面上，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就进行了将近十次大规模的海军演习。
“苏联海军报”评论员针对这些事件发表评论说，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司令部中的“冷战”卫护者在世界许多地区加紧了备战活动。
评论指出，在这些演习中，五角大楼的人士照例宣布：
地中海东部的演习由海军中将安德逊指挥，在大西洋北部的演习由海军中将库柏指挥。
这两位将军确定了参加演习的成员，向他们提出了任务并监督其执行情况。
评论接着说，不能不指出，北大西洋集团的领导人特别积极地在土耳其和希腊的领水内训练海军，也就是说，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直接毗邻的地区训练海军。
最近两周来，在那里已经进行了两次海军演习。
评论说，军国主义的叫嚣、频繁的备战活动、显示“军事实力”——这一切都证明，西方的某些集团由于害怕“冷战”的冰块解冻而惊惶失措，因而正在千方百计地重新毒化国际气氛。

苏联“真理报”谴责联大讨论“西藏问题”
美国力图保持紧张局势
印度尼西亚第1部长指出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
据新华社莫斯科17日电
苏联“真理报”今天在一篇评论中谴责帝国主义者硬要联合国大会讨论所谓“西藏问题”。
评论说，在联合国提出所谓“西藏问题”是对中国内政粗暴无礼的干涉，并且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公众都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评论说，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为了铲除西藏的奴隶和农奴制度的残余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任何一部分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任何一国的人民都不需要帝国主义的“保护”。
评论在指出亚非大部分国家都拒绝赞同把“西藏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以及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揭露了帝国主义者提出所谓“西藏问题”的阴谋后说，在美国国务院内泡制出来的声名狼籍的“西藏问题”按照原作者的意图是要破坏关于苏联的全面和彻底裁军提案的讨论，毒化国际气氛，妨碍国际关系的缓和。
围绕着“西藏问题”的可耻的叫嚷是想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的人整个罪恶阴谋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据新华社雅加达17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印度尼西亚第1部长兼代理外交部长朱安达16日在国会答复问题时说，印度尼西亚政府认为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朱安达指出，印度尼西亚反对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同政府的这种态度是一致的。
朱安达是在答复马斯友美党议员阿克巴尔对政府的攻击时这样说的。

苏联自动行星际站
继续发回科学资料
据新华社莫斯科讯
苏联自动行星际站在莫斯科时间16日二十时，距离地球二十六万七千公里。
这时候，它的速度每秒钟将近一点二公里。
自动行星际站在10月15日、16日发回的科学资料，说明行星际站上的仪器正在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工作。

英国军队侵入也门领土
也门向安理会提出控告
新华社16日讯
纽约消息：
也门15日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控告英国对也门领土进行侵略。
也门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卡迈勒·阿卜杜勒·拉希姆在一封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指责英国说，英国军队在10月05日进攻了也门的贝达城。
在四小时的进攻中几个居民被打死，财产遭到了破坏。
英国飞机在10月04日侵犯也门领空，在贝达上空进行挑衅飞行。
在上月和10月早些时候在首都塔兹、贝达和卡塔巴也发生了类似的侵犯。
信中说，英国的侵略行动完全是无端的，它威胁这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越南农村展开“两条道路”大辩论
广大农民更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新华社河内16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越南北方平原地区和部分山区广大农村的近一千万农民掀起了一个“两条道路”的辩论热潮。
截至10月上旬为止，宁平、兴安、太平、建安、富寿等省已经先后结束辩论。
这场辩论是在越南劳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展开的。
经过辩论的地方，农民们进一步划清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线，认清了走合作化道路才是农民唯一幸福的道路，因而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原有的合作社更加巩固了。
变工组和单干的农民纷纷要求参加合作社。
兴安省的安美、美豪、金洞、文江等县经过辩论，发展了一百二十三个农业社，金洞县参加合作社的人数已经占总农户的43％，许多乡已经全乡实现了合作化。
经过辩论，还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目前，在越南北方农村，争取晚稻丰收、加强田间管理的工作和今冬明春农业生产的准备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去冬以来，越南北方的合作化运动已经形成了群众性运动。
根据今年08月份的统计，越南北方已经建立了一万六千一百五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1.5％；
此外，还建立了二十五万个变工组，加入变工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69.1％。
农业合作社日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从而为变工组和单干农民树立了榜样，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但是，也还有些农民对加入合作社仍然存在着顾虑，资本主义思想在农村还有相当的影响。
为了巩固和发展合作社，各地劳动党组织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后，积极领导了“两条道路”的辩论。
辩论不仅有变工组和单干农民参加，而且也在合作社社员中间展开。
辩论采取了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
广大农民热情地参加这个有关他们的前途的辩论。
根据统计，各地参加辩论的人数，一般占农村人口的65％到70％以上，许多地方除了小孩、病人和高龄老人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辩论。
农民们上市场、在田间也把“两条道路”问题作为话题。
在辩论中，合作社社员们以亲身的经历和生活的对比，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明只有听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话，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摆脱穷困获得幸福的生活。
干部们对于合作社存在的问题和群众提出的疑问，也进行了诚恳的检查和耐心的解释。
在合作社发展较慢的乡、村还组织变工组和单干农民参观了合作社。

十年艺苑花齐放　万紫千红尽是春
本报记者　朱继功　智洁纹
“十年艺苑花齐放，万紫千红尽是春”，人们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文艺界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演出。
自从献演节目公布以后，首都各个剧院以及王府井、西单等主要街道上的售票站前，常常出现一条条“长龙”。
人们抱着先睹为快的心理，争先恐后地排队买戏票。
许多节目演出结束时，台下的中、外观众和台上的演员感情上交织成一片。
许多观众离开了剧场，还沉浸在艺术的陶冶中。
观众们不但欣赏京剧、越剧、粤剧、昆曲等传统剧目，他们更为一些富有时代气息的戏剧、舞蹈、音乐所激奋。
北京化工厂的职工渴望着能看到反映山区人民大跃进的话剧“降龙伏虎”，可是没买到团体票。
当他们从电视里看到了这个话剧中“揭红榜”一场后，受到深刻的感动。
最近在全体职工讨论国庆节后开门红的大会上，职工们也学着舞台上“揭红榜”那样，群情激昂地敲锣打鼓，摆起擂台，贴起红榜。
哪个车间产值大、效率高，就是擂台主。
这个轰轰烈烈的场面大大地鼓舞了职工们的干劲。
人们认为这出戏有很深的感染力。
许多艺术团体不断接到热情洋溢的来信，这是观众们对文艺工作者最大的鼓舞。
北京起重机器厂一位职工给中央实验歌剧院的信中说，“宝莲灯”是一朵花，希望剧院多多排演具有这样独特民族风格的舞剧。
一位解放军战士看了秦腔“游西湖”以后在给陕西省戏曲演出团的信中说：
“秦腔曲调丰富，能够表现各种人物性格，我已经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来自海外的华侨和久居北京的外省观众十分关心本地的节目能够参加这次献礼演出。
有些华侨看了“关汉卿”以后，为这颗“南国红豆”能和其他兄弟剧种一起在祖国艺坛上争妍，感到莫大的兴奋。
一位长时间住在北京的湖北人看了汉剧“二度梅”以后，连连称赞在党的领导下，汉剧变得如此优美、丰富。
散戏后，他把演员们一一送出剧场才满意地回去。
少数民族参观团对民族歌舞特别感到兴趣，许多团员每次看完歌舞回来一路上边唱、边鼓掌，直到深夜还在谈论不休。
一些少数民族的观礼代表在政协礼堂看完演出后，见到领导同志上台同演员握手、合影，大家感动极了，僮族、侗族的代表们说：
怪不得演得这么好，演出水平提高这样快，这与党对艺人的尊重和真切的关怀，有很大关系。
藏族参观团的许多代表们认为评剧“金沙江畔”、歌剧“春雷”给他们的教育很深。
藏族青年顿珠、巴桑等看这两个剧时，对比今天的幸福生活和过去他们家里祖祖辈辈受贵族剥削、迫害的悲惨情景，竟激动地痛哭起来。
很多外宾看了献礼剧目以后，都赞不绝口。
著名的古巴诗人尼古拉·纪廉用“非常美妙”这几个字来形容越剧“红楼梦”。
他说，这出戏证明东方古典艺术是十分优美的。
饰演林黛玉的王文娟演得那么逼真动人，不由人想起“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
她们都是为追求幸福的爱情，用自己的生命和青春来抗议旧社会的罪恶制度的典型女性。
纪廉还赞扬我国“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
他认为，不断地使传统剧目去芜存精，这种作法是很“智慧”的。
丹麦剧作家索雅说：
我看了京剧、川剧、越剧，虽然我不懂中国话，又是第1次接触到这样丰富多采的剧种，但是我感到它是容易了解的，好像年轻人了解爱情那样自然。
演出的话剧、舞剧和歌唱艺术也引起了外宾们很大的兴趣。
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来宾，对我国音乐家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给予很高评价。
他们也很欣赏富于民族特点的舞剧“宝莲灯”。
有的外国剧作家在看话剧“日出”时对翻译人员说，从演员细致动人的面部表情中，我可以了解剧情的进展。
让每一朵鲜花尽情地开放吧！
哥伦比亚一位贵宾在听描写黄继光英勇牺牲的大合唱“不朽的战士”时，热泪盈眶地对在场的中国朋友说：
这个节目不仅具有艺术性，更重要的是歌颂了劳动，歌颂了英雄，它是为人民事业服务的。
好多外宾听了将军合唱团演出的“大合唱”以后十分激动，掌声经久不息。
他们兴奋地说：
“这真是令人难忘的艺术！”

文化部盛会上文化艺术工作者济济一堂
同声歌颂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
新华社讯
文化部最近举行招待会，慰劳在首都参加庆祝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的各地各族著名演员和北京的文化艺术界人士。
三百多位文化艺术工作者济济一堂，同声欢呼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热情歌颂党的英明领导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胜利。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有各剧种和电影方面的著名演员、导演，有音乐、舞蹈、美术界的知名艺术家，还有文物、出版界的专家们。
他们来自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的专业和业余艺术单位，包括十多个民族。
在聚餐以前，举行了座谈，文化部长沈雁冰代表文化部对参加国庆献礼演出的全体演员、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和优异成就表示感谢，并鼓励大家继续发挥干劲，为祖国作出更多的贡献。
接着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讲话指出，这次献礼演出和国庆期间电影、文物、美术等方面的展览，实际上是我国十年来文艺成就的检阅，是文艺事业大跃进的集中表现。
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劳动模范、少数民族代表、华侨代表以及各国外宾对这次献礼演出和各种展览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盛赞这些演出和展览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文艺园地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兴旺图景。
钱俊瑞说，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文艺领域中的胜利，是毛主席文艺思想的胜利。
老舍、梅兰芳、崔蒐、马师曾、时乐蒙、蒋兆和、常香玉、郭宝钧、方晓天、俞振飞等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们一致为祖国的灿烂成就和伟大前途感到无限的激动和兴奋。
并且用他们切身的经验和感受，说明了只有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文化艺术事业才能得到这样蓬勃的发展。
老舍说：
祖国的发展01日千里，看到许多新的成就，只能用“吓一跳”这句话来表现自己激动的心情。
他说：
人民的大跃进鼓舞着艺术家们的前进。
作家艺术家只有同人民在一起，才能写出内容丰富、风格高尚的作品来。
梅兰芳指出：
十年来千百个失传的剧目重放光芒，各派名家的艺术得以继承和发扬，新生力量大批涌现出来，这种情况充分证明了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豫剧名演员常香玉说：
豫剧在解放前是被人看不起的“粗梆子”，那时的女演员戏越唱的好，受污辱受摧残的可能性就越大。
解放后，有了党的领导和关怀，我们才挺起了胸膛，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演员。
她感谢党给她到抗美援朝前线、边疆、工厂、农村演出的机会，使她在革命斗争和艺术实践中明确了艺术的目的，走上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道路，并且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昆曲名演员俞振飞说：
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鼓励下，不但使解放前几乎断了种的昆曲得以复苏，而且获得了新的生命，如这一次献礼演出的“墙头马上”是湮没三四百年的优秀传统剧目，就是在一位党的负责同志的建议和启发下，才整理出来的。
粤剧名演员红线女在会后作了一首诗，热情地歌颂祖国的大花园中阳光照遍，春色满园，万紫千红的盛况。
她感谢园丁的殷勤培育，感谢党对于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讲了话。
周扬说，从这次国庆献礼演出和出版、展览中，可以看出文化艺术界大跃进的成就，可以看出一股蓬蓬勃勃的革命干劲。
这种干劲来自共产主义的觉悟，表现出共产主义的风格。
这种干劲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伟大目标下，夜以继日地工作，不计报酬，团结协作。
资产阶级的艺术家不论他有多么优越的物质条件和技术，但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理解我们的这种精神。
周扬接着着重阐述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党的文艺路线。
他说，党的路线照耀着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前进方向。
当前全国人民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工业水平和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周扬说，我们要使全国人民都有文化，还要使我们的科学文化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产生许许多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出色的作家和艺术家。
这个任务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光荣和艰巨，全体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这种民族的信心和阶级的信心，发奋图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劳动生活中，同工农兵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艺术的新时代。
在聚餐过程中，许多演员和歌唱家即兴演唱，会场上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出席这次招待会的还有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胡愈之、林默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姜思毅，中国文联和各协会负责人阳翰笙、田汉、吕骥、蔡若虹等。

新苗争长盛吐艳蕾　老树回春竞放奇花
各地艺术表演团体在首都的国庆献礼演出基本结束
新华社讯
本社记者综述：
各地艺术表演团体在首都参加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艺献礼演出，目前已经基本上结束。
这次演出是一次集中的艺术展览会，它生动地体现出十年来我国文艺事业的飞跃发展和艺术水平的显著提高。
这次献礼演出规模盛大、内容丰富多采，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
从9月下旬开始，除北京和来自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工会系统的专业、业余艺术单位在首都举行献礼演出外，全国各大城市也分别举行了国庆献礼演出，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文艺演出高潮。
在首都，参加演出的有十多个民族的三千多名艺术人员。
10月03日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二千五百多人参加的京剧音乐舞蹈晚会是这次演出的一次集中表现。
从9月21日到10月10日的二十天里，在北京的近八十个艺术单位共演出了四百一十多场，观众达四十五万多人次。
大部分剧目的上座率，一直是百分之百。
这次演出充分表现出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正确和胜利。
在北京参加献礼演出的有戏曲、话剧、新歌剧、舞剧、音乐、民间舞蹈、曲艺、杂技、木偶剧等各个艺术品种，集中了各种题材、不同形式和风格的剧目以及我国各派最著名的演员，真是一次百花争妍的群英会。
人们从这次演出中，既可以看到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也可以看到解放后才成长起来的新的艺术花朵——如新歌剧、舞剧等等。
参加这次演出的戏曲，有北京和来自河北、上海、广东、陕西、四川、湖南、湖北、福建、河南、云南等省市的十多个剧种。
来自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民族歌舞团演出的各民族歌舞，反映了各族人民的欢乐生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显示出我国各族艺术的蓬勃发展。
这次献礼演出显示了我国戏曲改革工作的巨大成就，以及话剧、音乐、舞蹈工作者等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表明我国的艺术已经跃进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
戏曲节目如京剧的“将相和”、“贵妃醉酒”，豫剧的“红娘”，汉剧的“二度梅”，湘剧的“生死牌”，秦腔的“游西湖”，川剧的“拉郎配”等，都是经过老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几年来千锤百炼的整理加工，使它们思想性更提高，艺术上更加完整。
演出中受到中外观众欢迎的京剧“除三害”，就是根据过去只在开场跳加官以后唱一唱的“帽儿戏”整理提高而成的。
献礼剧目中，还有不少是从故纸堆中抢救出来的、失传多年的珍品。
绝响三四百年、元代大剧作家白朴的名作“墙头马上”，这次经过整理、改编，又以它反封建的主题和健康、明快、抒情的喜剧格调，重新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
根据同名豫剧改编、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主演的“穆桂英挂帅”，虽然描写的是历史人物的故事，但是，观众可以从中年挂帅的女英雄穆桂英和这位老艺术家的精湛表演中领会到一种“老树树不老、红花花更红”的跃进精神。
从这次演出，可以看到戏曲、话剧和音乐舞蹈等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和工农兵当前的生活和斗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京剧“白毛女”、评剧“金沙江畔”在运用戏曲艺术表现现实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话剧舞台上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除去表现过去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优秀剧目“蔡文姬”、“雷雨”、“日出”、“骆驼祥子”等以外，这次还演出了反映1958年大跃进的“降龙伏虎”、“烈火红心”，描写解放十年来农村巨变的“槐树庄”以及老舍新作“全家福”等。
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林树安等创作的“人民公社大合唱”洋溢着万马奔腾的跃进气势。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不仅思想性强，而且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工农兵艺术形象，这是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以后取得的思想艺术双丰收。
话剧“降龙伏虎”所以被誉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颂歌、描绘劳动人民刚毅淳朴性格的牧歌”，主要是由于这个剧的作者曾经以一年多的时间，和山区的英雄人民同劳动、同生活、共呼吸。
“人民公社大合唱”的作者在去年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同公社人民生活在一起。
这个大合唱的许多诗词和乐句就是作者在农民大跃进的脚步声中，在他们和农民共同劳动的玉米田里写下来的。
这次演出的许多节目在创作、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的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今昔对比，有些剧种和剧目的面貌已经变得使人不敢认了。
熟悉粤剧的老观众，当欣赏了散发着南国香气的“关汉卿”，听过那令人难忘的“蝶双飞”以后，再回味一下解放以前粤剧舞台上的庸俗风气，怎能不感激党使这颗“南国红豆”重放光彩！
观众认为，这次演出的京剧“赵氏孤儿”、“白蛇传”、福建蒲仙戏“父子恨”、越剧“红楼梦”等许多剧目，在剧本结构、文学性和表演、导演等方面都大大超越了过去的水平。
青年作曲家罗忠熔运用交响乐形式，表现了巨大的政治、历史主题。
这部交响乐的气魄雄伟，具有民族特色，是中外观众公认的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品。
中央乐团等单位联合演出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以及这次演出的许多具有世界水平的外国话剧、音乐作品，都显示出新中国的艺术工作者在学习世界优秀艺术方面表现的毅力和才能。
正如剧作家田汉在他新作的“浣溪沙”中所描绘的，这次演出确是“老少男坤饶俊才”。
这次参加演出的演员从十二岁到六十多岁，可以够得上“五世同堂”。
不仅前辈艺人们老当益壮，更可喜的是，观众们从许许多多青年演员的优异表演中，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艺术的灿烂前景。
这次演出所以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
文艺工作者经过反右派和整风运动的考验、锻炼，坚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毛主席曾经指出过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在文艺队伍中出现了。
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照耀下，这次献礼演出的整个过程，充满着大跃进、大团结的气氛。
艺术工作者们在紧张的工作中表现了高度的纪律性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同时在繁忙的演出中还抓紧时间进行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
经过互相观摩，大家都感到别人进步很快，必须急起直追，学习别人的优点。
协作互助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
艺术工作者们以无限兴奋的心情欢呼祖国的伟大成就，感谢党的英明领导和人民的亲切关怀，他们立志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更好地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发奋图强，向新的高峰挺进，把更多更好的作品献给党和人民！”
这就是参加献礼演出的许多艺术家在几天前举行的座谈会上表示的决心和愿望。
（附图片）
各地名演员在一起交流经验。
从左至右：
话剧演员舒绣文、汉剧演员陈伯华、越剧演员徐玉兰、河北梆子演员李桂云和越剧演员王文娟。
本报记者　傅军

欢乐的节日巨大的收获
周巍峙
在全国人民欢庆我国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的时候，许多地区、民族和部队系统、工会系统的文艺工作者们带着十年来的成绩汇集首都，举行了国庆献礼演出。
这次献礼演出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是从前所没有过的。
大跃进以来，我国文艺上的花朵是越开越茂盛，越开越鲜艳了。
看一看今年的献礼演出，想一想十年来文艺上的成就，谁能不感到兴奋，感到自豪！
我很难在这篇短文中详细说明我的深切感受，我想用“大”、“多”、“好”、“新”四个字来形容这次的演出。
“大”，不仅表现在参加这次献礼演出的规模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艺术工作者政治上的大变化，思想上的大跃进。
经过整风、反右以后，广大的艺术工作者们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文艺方针，贯彻执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表现了冲天的干劲。
许多有成就的名演员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这次参加献礼演出的梅兰芳、俞振飞、常香玉、李少春、谭富英、陈伯华、徐玉兰、王文娟、张美娟等都已经成了共产党员。
参加这次演出的六千二百人当中，就有共产党员近一千四百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近一千九百人，还有许多少先队员。
这件事最显明地表现了我国艺术工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和巨大进步。
“多”，不仅是指参加演出的人数多、节目多，更重要的是这次献礼演出的艺术样式繁多，节目内容题材广泛，丰富多彩。
这是真正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结果。
在我们的国家里，只要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艺术，就都可以得到顺利发展的条件。
我们的政治目的是一致的，但艺术的品种则越多越好，艺术创作的路子也越宽越好。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广大人民各方面的要求，同时又给予了各种艺术家以发挥他们的艺术创造才能的无限广阔的天地。
“好”是指这次演出的许多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说的。
这次演出的节目，的确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比较完美的结合。
许多观众对这次献礼演出有一个意见，他们说：
“样样都好，就是票子买不到。”
这也表现了观众对于这次演出节目的评价。
不仅专业的演出质量好，业余艺术单位的表演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特别是二百三十位将军的大合唱，更是激动人心，许多外宾都被感动得流下眼泪。
什么是“新”呢？
这次演出的戏剧、音乐、舞蹈中，现代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占了很大的比重。
新的题材、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英雄人物、新的民族风格，就是这次演出的许多节目的特点。
传统的民族艺术，如戏曲等，也在党的“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加工、整理和革新，显示出了新的光辉。
许多传统剧目就是这样地重新获得了生命，并且深深地打动了当代观众的心。
最使人兴奋的是新的一代的成长。
许多剧种的青年演员已经崭露头角，显示出他们优秀的艺术才能。
他们是在党的培育和老一辈艺术家们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
老艺术家们的创造，也表现了新的光辉。
只有新的思想、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制度，才能使这些老艺术家们长久保持他们的艺术的青春。
艺术事业和艺术工作者的大跃进，是受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推动的结果。
是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
不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不坚持党的领导，不坚持政治挂帅，没有1958年艺术工作上的大跃进，没有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要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决不应该满足于已有的成绩。
从整个国家的建设速度来看，从人民对文化艺术的日益增长的要求来看，从我们所要达到的共产主义文化发展的高峰来看，我们今天的成就还只是走了万里长征的第1步。
在创造、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艺术的道路上还会遇到不少困难。
我们必须戒骄戒躁，刻苦努力，好好听党的话，坚持政治挂帅，贯彻群众路线，坚决执行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才能继续跃进，取得更大的成绩，对祖国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
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总路线的旗帜下阔步前进吧！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左一、京剧“穆桂英挂帅”中穆桂英（左，梅兰芳饰）挂帅出征
左二、粤剧“关汉卿”中朱廉秀（红线女饰）与关汉卿（马师曾饰）
昆曲“墙头马上”中裴少俊（左，俞振飞饰）和李倩君（右，言慧珠饰）
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进府”。
宝玉（左三，徐玉兰饰）黛玉（左四，王文娟饰）
川剧“白蛇传”中白娘子（左，舒元蕙饰）许仙（右，兰光临饰）小青（中，燕凤英饰）
话剧“降龙伏虎”中工地主任李玉桃（右二，于黛琴饰）和工程师（左二，于村饰）
秦腔古典剧“游西湖”中的裴生（左，李继祖饰）李蕙娘（右，马兰鱼饰）
汉剧“二度梅”中陈杏元（左，陈伯华饰）和梅良玉（右，王晓楼饰）
傅军、纳一、蒋齐生、唐理奎摄影

舞台后的辛勤劳动
在献礼演出中，后台工作者，用他们的干劲和智慧创造了很多功绩。
不平凡的舞台工作
10月03日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二千五百多人文艺大演出，是我国艺术界少见的盛举。
二千五百多名演员和后台工作者在三个小时内出入同一个舞台。
曾经到过普通剧院后台的观众，一定会担心这次大演出的后台会忙乱不堪。
事实恰恰相反，这次大演出的幕后却秩序井然。
严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就是保证后台秩序井然的“神奇力量”。
在排练中，晚会的组织者根据演出顺序，科学地给参加演出的艺术单位安排了进出后台的时间和专门的出入口。
这就需要每一个演员和后台工作者准时、敏捷地行动。
如果一个人不服从总指挥，动作稍为缓慢，就影响全局。
演出中大家表现了很好的组织性。
最令人感动的是参加将军大合唱的将军们，像服从军事纪律一样，服从了舞台的指挥，来去准时，上下迅速，深受文艺工作者们的钦佩。
尽管如此，仍然难免出现“紧张局势”。
一次，忽然发现挂帷幕用的钢丝绳需要调整，而节目又在进行中。
于是十几个舞台工人从幕后爬上高架去，紧张地在十三分钟内把钢绳调整好，当这个占时十七分钟的节目演完时，大帷幕准时完好地合拢起来。
一枝红杏出墙来
好多人都说昆曲“墙头马上”的布景富于诗情画意，“妙不可言”。
总共七堂篇幅有限的“衬景”，却给演员以广阔的表演空间，给观众以无限的想像。
李倩君出台时，一幅艳红富丽的牡丹衬景写照出这个美丽、大胆、热情的少女。
寓意很深的是李倩君和裴少俊在墙头马上吟诗的一场：
开幕时“衬景”上是一株斜欹的红杏，配上台侧临时搭成的一堵短墙，巧妙地向观众示意：
“一枝红杏出墙来”，增加了剧情的气氛。
后来当李倩君严斥裴行俭的势利眼时，观众可以从她背后一幅“青莲”图上，深深感受到倩君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
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闪烁着集体智慧的光芒。
俞振飞说，当他们排练这出戏时就想到：
既是旧剧新编，布景上也要有新创造。
第1次试演时，采用了立体布景，看来富丽堂皇，却约束了表演。
昆曲中许多象征性动作，同写实的布景发生了矛盾。
经过几次研究，导演杨村彬同上海戏剧学院教师孙浩然等重新设计，由毕业生朱章绘画。
许多师生帮助苦战了三天三夜，才赶出了这套布景。
化装师的神通
话剧“带枪的人”，使观众看到中国演员塑造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形象，话剧“伊索”里，又出现了形态逼真的巴西男女，在“娜拉”的舞台上，人们又看到许多金发、褐眼、高鼻、长睫毛的北欧人，这要归功于化装师的神通。
让我们参观一次“娜拉”的化装室：
化装师正忙得不可开交，只要演员说声：
发夹、梳子、香水……化装师马上把所需要的东西送到演员手里。
在另一个化装台上，化装师常大年正在替吴雪化装，他左手抓住了五六支油彩笔，手掌上涂满了各色油彩，右手拿着彩笔迅速地勾画着，吴雪的脸上出现了挪威人的轮廓。
再套上一个卷发和头套，转瞬间“娜拉”里的海尔茂就出现了。
这些头套是化装师心血的结晶。
那些金黄色的头发都是一根根的用针勾进纱孔里去的。
制一个头套要三、五天的时间。
有一个女勘探队员不幸在工作中把发辫全部拉掉了，她看着光秃秃的脑袋悲伤万分，后来这个剧院为她作了一个合适的烫发头套，装上以后，看来比真发还美。
姑娘喜不自胜，特地照了像送给头套的制作工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庞大的京戏乐队
三百多人的“大闹龙宫”开演了。
正当群猴凌空翻腾的时候，忽听得波涛汹涌声，势如翻江倒海，这是由七十三人的乐队演奏的。
这个空前庞大的京剧乐队是由中国京剧院一、二、四团，北京京剧团和中国戏曲学校的文武场面人员一起组成的，著名琴师李慕良也参加了演奏。
这个乐队中有六十多岁的乐师李善卿和崇恩山，也有青年二胡能手陆松林。
在排练中乐师们百弹不厌，表现出“不练好不罢手”的精神。
合奏的那天，七十多名乐师云集一堂，一片和谐的乐曲声给人以百家和鸣的感觉。
“大闹龙宫”的音乐是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编成的。
这些在幕后“兴风作浪”的乐师按照剧情的需要调配了乐器。
如给第2场龙女出场和舞蹈配乐时，增加了云锣和乳锣，衬托出龙宫仙地的气氛，增强了水战时大海怒吼的音响，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

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邓子恢
一、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般发展过程
建国十年来，拥有五亿多农民的我国广大农村，和其他各个战线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农业合作化，随着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农村面貌发生了极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
在全国解放后，我党立即着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从1950年到1953年，经过了三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生产力，推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也给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前提条件。
1953年党中央适时的发布了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像灯塔一样地照亮了农村的各个角落，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的基础上，“趁热打铁”，全面地有步骤地开始了。
到了1952年冬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各地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已达全国总农户40％，初级合作社也建立了三千多个，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组织也普遍建立起来，1953年国家开始对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到1954年全国初级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十一万四千多个，1955年发展到六十三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14.2％。
广大农民这种日益增长的、积极的参加到农业社中来的情况，表明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到来了。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观察到这种必然到来的客观形势，及时地纠正了党内抑制农民合作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错误，号召全党，积极地满怀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
于是，出现了1955年下半年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1956年下半年又进一步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就挖掉了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生长的基础，开辟了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源泉。
接着，1957年，在农村中普遍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这就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出现了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局面。
1958年下半年展开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产生的。
它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产物，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
它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反映，而不是偶然出现的。
所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广大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由原来七十多万个农业社合并成为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大型的，综合性的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政社合一为特点的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我国划时代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我国农业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人民公社的出现，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它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作准备提供了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广大群众把人民公社看做是建设社会主义，并由此走向共产主义的“幸福桥”，广大农民正沿着这条宽阔的康庄大道，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社会主义飞跃前进。
二、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其特点
我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是我党在取得全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最复杂的任务之一。
我们所以需要在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迅速地不间断地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着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首先，是为了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是“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个体经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把这种“复杂的经济结构，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
而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在土地改革之后，“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又占极大的比重，所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极艰巨而又极重要的历史任务。
当时在广大农民群众中也存在着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
一方面，是广大贫农下中农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有了极大的发扬，他们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一方面少数富裕中农要求“单干发家，剥削致富”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在抬头；
这种状况，如让其自流发展下去，必然会出现“一家富裕，百家贫穷”的新的阶级分化，让资本主义在农村中泛滥起来，使广大农民重新遭受少数富农的盘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
事实教育了广大干部和广大农民；
只有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是摆脱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幸福的道路，也只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广大的小农经济过渡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才能走上社会主义。
其次，是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
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没有社会主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和人民的福利，也不可能把落后的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
但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有充分发展的农业的基础之上，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大的农业国，农业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农业的情况如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充分发达的农业，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工业。
但是，小农经济不进行改造，我国农业就不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满足工业化的需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能把一只脚踩在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而把另一只脚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因此，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争取五亿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为我国完成工业化的决定性条件。
再次，是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
按照我国的情况，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有两个方面的任务：
即一方面，要从经济制度上，彻底地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分散的个体农业，改造成为集体农业；
另一方面，要实行农业的技术改造，在一切能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但是，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不可能一下子用很多的机械、化肥等等去装备农业，那么出路何在呢？
是等待工业发展了，有了农业机械再来实行农业合作化呢？
还是先实行农业合作化，然后再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呢？
如果选择第1条道路，在土地改革以后，不紧跟着采取农业合作化的步骤，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在农村中自由泛滥起来，这是绝大多数农民所不能忍受的，这是机会主义的道路。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
在一时还不能有大量机械来装备农业的条件下，首先实行农业合作化，进而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
事实证明：
只要小农经济联合成为集体经济，由于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的大大发挥，尽管还是使用原有的人力、畜力和农具，也可以使农业生产获得较大的发展。
几年来我国农业合作社的不断增产，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也正为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准备了初步条件。
在没有农业机械的条件下，先实现农业合作化，再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这就是我国完成农业现代化的最适宜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从上述三点，可以看出我们党在土地改革后紧跟着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对实现我们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多么伟大的意义。
但是在我国农业经济占主体、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这样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要完成这样一个伟大任务是不容易的，而我们前后不到五年时间，竟能够比较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这个极端复杂的历史任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
第1，中国农民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层层剥削压迫之下，雇农、贫农占农村人口60％到70％，他们没有土地
或很少土地，是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有着迅速摆脱贫穷的强烈愿望。
同时，我们党长期以来，把农民问题作为我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深入农村，领导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斗争，达二十二年之久。
党采取了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的方针（党的这个方针一直继续贯彻执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中），而不是采取与此相反的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资产阶级的方针，就使党在农村中建立了强大的可靠的革命堡垒，建立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把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纪律性逐步提高到接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水平”。
第2，我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最彻底的，是放手发动群众，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典范。
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真正的站起来了，巩固地确立了雇农、贫农、下中农在农村中的领导优势，进而掌握了政权和武装。
土地改革不仅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经济，而且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这就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前提条件，土地改革越彻底，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越有利。
第3，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土地改革之后不久就紧接着进行的。
全国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是在1952年冬，而在1953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及时地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先后作出“发展互助合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随后，在1955年冬和1956年春间，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初级化，1956年冬又迅速转到了高级化，这样在土地改革之后，就“趁热打铁”地在农村中从民主革命迅速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就使我国农村资本主义来不及大发展，就减少了革命的阻力，从而保证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前进。
第4，我国的互助合作运动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中，我党已经引导农民组织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例如土地革命时期，江西的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抗日战争时期陕北的变工队、扎工队，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的互助组等。
全国解放之后，这种互助组织就更广泛地发展起来，并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些互助合作组织就为1953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准备了经验和组织基础。
正由于有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高度阶级觉悟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有了土地改革彻底胜利的基础，我们又是趁热打铁地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就紧接着进行农业合作化，而合作化又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和组织准备，所以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就能够比较顺利而迅速地实现，而且在改造过程中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始终很高涨，并没有因为这样一个翻天复地的改革而引起生产上的破坏，相反地农业生产还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而逐步地高涨起来。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
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和政策
党认为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对小农经济必须采取积极改造的方针，放任自流是错误的，同时，也必须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
还必须采取易为广大农民所接受的种种过渡步骤和过渡形式，使农民有准备地自然而然地进入完全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过渡步骤和过渡形式：
第1步，是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并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
互助组组员的生产资料仍旧是私有的，土地经营并不统一，但是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集体劳动，这一点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因素，常年互助组则比临时互助组有着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
第2步，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进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种初级合作社是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收益按土地和劳力比例分配。
土地报酬部分，按社员入股土地多少进行分配，劳动报酬部分，按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
牲畜、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入社，则取得合理的代价。
初级社比互助组又有了较多的公共积累，因而，它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是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很好的过渡形式。
第3步，是基本生产资料完全归集体所有，完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
这种高级社在土地改革之后，即在个别地区出现，1954年全国已发展到五百多个，到1956年冬，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
实践证明：
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逐步联合、逐步过渡、逐步改造、循序渐进，而又互相衔接的步骤是完全正确的。
它的好处，正如中央所指出的：
“使广大农民在他们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的，因而避免了由于突然变化所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
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又坚定地贯彻了“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的联合上中农”的阶级政策。
毛泽东同志指出：
“贫农、新中农中的下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60％至70％），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比较贫苦，或者还不富余，他们有组织合作社的需要和积极性，在办社初期，应该首先按照他们的觉悟程度，分期分批的吸收到合作社中来，使他们形成为农业社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
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在农村中占很少数，但是，他们对于广大贫农、下中农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一般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有些还是在土改中翻身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比较富余，对走合作化道路就有不可避免的动摇性。
因此，一般的不去过早吸收他们入社，要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进行较长期的教育，等他们看到农业社的单位面积产量和社员的收入水平赶上和超过了他们的时候，继续单干下去，对他们不利，参加合作社反而有利的时候，再来吸收他们入社。”
同时我们采取了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公平合理地作价入社的政策，又使中农入社的时候不感觉吃亏。
从1953年开始的国家对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及农村供销、信贷合作社的普遍发展，对于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给了有力的限制，使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老路已经走不通。
农业合作社不断增产的事实，使比较富裕的中农也体验到“单干不如合作社优越”。
于是他们才最终地停止了动摇，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纷纷地成批地参加到农业合作社中来。
正因为党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团结了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因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破坏了中贫农的团结；
相反地，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了，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过程中，农业生产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并没有由于这种变革而引起减产的损失。
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但是，仅仅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还是不巩固的，还必须进行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兴无灭资”，使无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不能不继续遇到敌对阶级和敌对思想的反攻和抵抗。
这一场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在1957年下半年，与城市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同时，在农村中也普遍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社会主义的民主方式，放手发动群众，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让广大群众畅所欲言，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算账，以大量的无可争辩的事实，驳倒了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无耻谰言。
从此资本主义思想搞臭了，社会主义思想光芒四射，使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前途，明确了方向”，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大大提高，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了。
农业社的优越性从此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并从而展开了我国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四、高级农业社的优越性所在及其巩固和发展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解放了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工业和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逐年高涨，也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日趋繁荣和发展，充分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1956年，是高级合作化后的第1年，虽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作物都获得了大增产，粮食总产量达到了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丰收的1955年还增加一百五十四亿斤，比1949年增加一千四百八十多亿斤，比1952年增加了五百六十多亿斤，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也增加了八百七十多亿斤，提前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粮食生产指标。
农业总产值达到了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多元，比1949年增加了78.8％。
七十多万个农业社，除了少数受灾严重，或者经营管理不善，增产不够显著或者略有减产之外，80％的社和80％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
1957年农业生产又获得了继续发展。
这一年全国有六十五个县、市粮食亩产量分别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标。
棉花亩产量有六十四个县、市（占棉田总面积的七分之一）分别达到了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的指标。
这就是说，在这些地方提前八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要求。
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提高和发展，农民的收入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据若干不完全的统计，1957年全国农村人口平均的消费水平，比1949年增加了80％以上，比1952年增加了30％，比1955年也有显著的增加。
农村购买力比1952年增加了50％，比1955年增加10％以上。
农民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农占农村户口的大多数，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赶上和超过合作化以前富裕中农的农业社，大约占当时农业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以上。
农业社的公共积累，除了各项农业基本建设之外，积累的现金、粮食及添置各种大型农具，平均每个农业社约合六万六千多元，平均每户二百九十多元，这就为农业的继续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
为什么在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我国的农业合作社能够如此增产呢？
基本关键在于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解放了生产力，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扩大了劳动范围和生产规模，并使劳动效率不断提高。
劳动者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最活动最积极的因素。
旧中国的广大农村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生产者与生产资料脱离”，广大农民没有土地或很少土地，劳动者“英雄无用武之地”，许多劳动力闲置或半闲置，农村失业群众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丰富的物质资源无法利用，生产力得不到发展。
土地改革之后，农民普遍分得了土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了，生产情况就有了很大改变。
但是，由于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无法采用先进技术，不可能实行劳动上的细致分工，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劳动力使用仍然受到极大限制，从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互助组比个体经济前进了一步，但是，互助组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它只能按照各户的生产要求，从事共同劳动，没有打破私有制的限制，因而，还不可能扩大劳动范围，合理的使用劳动力。
初级社，进一步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土地、劳力及其他生产资料可以统一使用，生产力得到了发展。
但是由于初级社还保留了社员土地私有权，合作社全年收入中有不少一部分要按照入社土地进行分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同时，初级合作社也不可能在土地上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不可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来扩大经营范围，改变生产条件，这样就限制了劳动力的使用范围，束缚了生产力的充分发展。
在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以后，情况进一步改善了。
由于高级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都属于集体所有，打破了私有制的束缚，劳动的性质因而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的成果完全按照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分配，这就进一步发挥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高级社的规模也比较大，主要生产资料又属于集体所有，这就可以有计划的统一经营土地，因地种植，可以合理地组织劳力，因才使用，并实行分工分业，多种经营。
生产的规模扩大了，经营的部门加多了，向自然进军的深度和广度扩展了，这就大大地扩大了劳动范围，充分的发掘了劳动潜力，提高了劳动的利用率，不仅全劳力半劳力的出勤率增加了，而且辅助劳力也使用上了，过去不劳动的也参加劳动了。
据若干典型调查，高级化以后，劳动出勤率比高级化以前，男劳力一般增加20％到30％，女劳力增加了35％至一倍，多的达五倍以上，大批妇女参加了生产劳动，参加劳动的总人数一般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
“劳动创造价值”，多劳动就多生产，这是马列主义的主要真理，也是合作化优越性的根源所在。
但是仅仅依靠劳动利用率的增加，依靠社员的劳动热情，还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还必须把社员的劳动热情加以科学的组织，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效率，才可能使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
集体劳动不同于个体劳动，农业生产又不同于工业生产，它具有分散性的特点，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又是野外操作、手工操作，地区性、季节性很强，受到天时、自然条件的限制很大，如果没有适合于这些特点的一套生产管理制度，分工不明确，生产责任制未很好建立，那么社员的劳动出勤率虽然增加，但劳动效率不能提高，这样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也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各地合作社在初办时，生产力发展不很大，就是这个原因。
合作化之后在1956年、1957年各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致的整顿巩固合作社的工作，不仅贯彻了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而且摸出了一套适合于农业生产特点的管理制度和生产责任制，上下分工更明确，劳动组织得更严密，使用得更合理，从而使劳动效率提得更高，高级社的优越性就进一步发挥，生产力也就更大的发展起来了。
那么，当时的整社工作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呢？
第1，是贯彻执行了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
党的原则是保持积累与消费之间的适当比例，保证合作社有一定比例的积累，争取合作社能够逐年扩大再生产。
同时又要保证一定的分配比例，使大多数社员增加收入，以保持他们持久的生产积极性。
但当合作社生产得到比较发展的时候，特别是1956年，不少合作社的干部存在着一种“多扣少分”的想法，想一下子扩大公共积累，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多扣必然少分，其结果就要影响到社员的收入和劳动积极性，影响到社的发展和巩固。
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党中央及时提出“少扣多分”的方针，并规定要把合作社总收入的60％至70％分配给社员，保证90％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
到了1957年合作社生产进一步发展了，许多社干部又有另外一种想法，更多地注意增加社员的消费部分，而对增加公共积累则注意较少，党中央又及时克服了这种偏向，规定高级社的公积金可以由5％扩大到10％，并号召社员多出工，来举办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兴建积肥造肥设备等基本建设，力争扩大再生产。
关于社员的分配标准，党一贯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但由于社员的家庭情况各有不同：
在贫农下中农中有一些困难户，他们人口多、劳力少，或者遇到疾病丧葬等意外事故，依靠劳动分红仍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
此外尚有少数鳏寡孤独残废等社员，他们丧失劳动力，难以为生，合作社对这些人的困苦不能坐视不救，因而采取“互助互济、分别照顾”的原则，对困难户的丧葬疾病由公益金项下给以适当补助；
对家庭有辅助劳力的，则帮助他们多经营些家庭副业；
对有特殊技艺的则允许他们从事原来技艺，如赶大车、补锅、理发、缝衣、编织、养果树等；
对鳏寡孤独残废等社员，则实行五保（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由公益金全部包下来。
这种互助互济的措施，实际上带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性质。
第2，是确定了“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制度。
各地合作社初建时，一般都是权力过分集中，事无大小都得请示社长，生产队无权处理，这就使社的管理机构庞大，而又陷于事务主义。
另一方面生产队无权因地因时制宜，也使农业生产措施往往贻误时机，并增加了社队干部之间不必要的纠纷。
各地整社时就根据“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原则，采取了“社队分权”的办法，把社队双方应负的职责与权限划分清楚，确定合作社管理委员会是统一筹划、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统一领导的机构，而生产队则是在社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社办副业则另成副业组，负责管理。
这种管理体制，大大有利于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促进合作社生产的大发展。
第3，是建立和健全了“分层包干的生产责任制”。
生产队向社承领了一定的土地、耕畜、农具负责耕种，究竟该算多少工分，收获时应交多少产量？
所下肥料和农具修配等又要多少钱？
在办社初期有些社曾经一度采取“按实计算”办法，即做多少工，算多少工，产多少粮，交多少粮，用多少钱，报多少钱，结果不仅社与队之间争多较少，纠缠不休，而且队与队之间也因为土地有好坏，耕畜有强弱，水源有厚薄，报工报产有虚有实，而互相隐瞒争吵，影响团结。
这些内部矛盾如何解决呢？
各地在整社中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三包（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赔奖制”（即超产提成奖励，减产者赔）。
这种制度实行之后，不仅社与队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生产责任明确了；
即队与队之间也因为包产定下来以后，超产可以提奖，而不是不管生产好坏、收入高低一律拉平分配，从而使生产好收入高的富队感到满意，那些生产条件差收入低的穷队则在合作社与国家支援下努力改善生产条件，争取赶上富队，而更加积极起来。
所以这种制度是适合于目前农业生产特点的生产责任制，是鼓舞社员积极劳动、改进技术、提高劳动效率的良好制度。
公社化之后，仍然保存这种制度，并把超产提奖部分作为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的基础，就更加巩固了这种制度。
作为“三包”单位的生产队之下还分成若干临时性的作业组，这些作业组对生产队的关系，一般是实行“包工制”：
即作业组按不同季节、不同作业，分片或者分地段向生产队包工。
这种工分包定之后，如果因为该作业组技术高、动作快、实际出工少于包工数，队里不扣工，出工多了也不增补；
这样不仅减少队组之间争多较少的麻烦，而且可以促进作业组钻研技术，提高劳动效率。
第4，是贯彻执行了“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
党中央指示：
“勤俭办社”是社会主义农业经营的根本方针。
勤，就是要充分地发动社员勤劳生产，扩大经营范围，发展多种经济，进行精耕细作。
俭，就是要厉行节约，降低成本，反对铺张浪费。
在整社中，农业社普遍贯彻了这个方针：
在注意发展农业的同时，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增加了生产门路；
在保证搞好当年生产的时候，还有计划地进行了基本建设；
对于文化教育、交通运输、体育卫生等事业，则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兴办。
这样，就克服了一些农业社初办时期曾经出现的铺张浪费现象，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农业社还普遍地推行了一套群众路线的民主管理的方法，这就是依靠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把老农的生产经验和青年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充分地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做什么，鸣放什么，辩论什么，广泛地吸收群众的意见，及时地改进领导、改进工作。
实行了财政公开，经常取得群众的监督，以及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干部、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种试验田制度，……等等，这就使得广大社员真正参加了农业社的管理工作，大大提高了社员主人翁的思想，鼓舞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第5，是进行了全面规划，加强对社员的前途教育。
由于各地在整社中进行了上述一系列工作，不仅大大扩大了劳动范围和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使高级社的优越性获得了充分发挥，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但社员劳动力如果用得不合理，安排不适当，那生产力也不可能更大的发展。
因此，党又普遍地领导各地各社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地进行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全面规划，把当年生产与基本建设、农业生产与林牧业、渔业、副业生产，生产建设与交通运输和文教卫生建设等都全面作了规划，各方面用工保持一定的比例，使劳动力安排得更适当、使用得更合理。
当时党特别强调要把劳动力多用到农业基本建设方面，只有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才能扩大再生产，才能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大跃进。
与此同时，党又在农村中广泛地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途教育。
特别是当时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适时地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展开全民讨论，给广大农民以深刻的前途教育，描绘出一幅光明灿烂的前景，这实际上是一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民大动员，明确了方向，鼓舞了干劲，批判和克服了形形色色的右倾保守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劳动热情，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以及农村各项事业不断的发展。
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首先就带来了农业基本建设的高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的号召，又给了农民以极大的鼓舞。
因此以兴修水利，积肥造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运动，便从1957年冬季展开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序幕。
从1957年冬季开始至1958年秋季这一个农业年度中，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就扩大了四亿八千万亩，植树造林二亿六千万亩，由于绿化造林所控制的水土流失面积达三十一万平方公里，改造低洼易涝面积二亿零六百多万亩，作为肥料主要来源的毛猪已发展到一亿六千万头，成绩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带来改革工具的积极性，双轮双铧犁等新式农具的推广工作在1956年就形成了高潮；
1958年，群众在改良农具方面更有许多新创造，新农具的制造和使用达二亿一千多万件。
事实很明显，群众的生产运动就引起了技术革新运动。
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引起了耕作技术的改进，精耕细作、合理施肥、改良种子、合理密植等等，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各项增产技术措施，在1956年以来都有了更大范围的推广，到1958年大跃进中，又系统地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
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带来了农业多种经济的发展，1957年秋后，一般高级社已从单一的农业企业，发展到兼营牧业、渔业、林业、农产加工业和其他副业生产；
1958年夏，中央提倡社办工业，以及三社合一之后，许多高级社又兼营了工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信贷事业；
民兵本来就是社员中的积极分子所组成；
所以这个时候，许多高级社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单纯经营农业的范围，而带着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的人民公社的性质。
于是1958年秋间，便出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举——比高级社规模更大的、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综合性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这就充分说明了在1958年大跃进基础上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我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反映。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硬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把亿万群众的革命创举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不仅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而主要是他们敌视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立场的具体表现。
五、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继续奋勇前进
人民公社这个初升的太阳，在短短的一年中，已显示出比原来的高级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和无限的生命力，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但它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
它已经改变了原来高级社单一的经济组织的性质，而成为包括工、农、商、学、兵的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
人民公社的规模也比原来的高级社大得多，一个公社平均等于近三十个高级社。
因之，人民公社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规模上更加科学地组织人力、更加合理地利用土地、物力和财力，使农、林、牧、副、渔一齐发展，工、农、商、学、兵共同跃进；
可以大办农村工业，使工、农业同时并举，加速农村工业化；
可以促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改革，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更便利地组织人力、物力、技术等等方面的分工和协作，加强对自然灾害斗争的威力；
可以更快地扩大公共积累，保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
便于实行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
可以较快地发展农村文化福利事业，并且在各种集体的活动中，培养社员多方面的知识，使劳动和教育相结合；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因此，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形式。
我们已经依靠人民公社取得了去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今年的夏季丰收，在今年秋季对空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也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今后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右倾，鼓足干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也将愈益显著地发挥出来，继续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和提前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是完全可能的。
目前，我们的农业技术装备还是落后的，根本上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还必须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造，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在一切可以使用机器的部门和地方，都使用机器操作，那时，农业的生产力又将是一个新的跃进。
我们要充分依靠人民公社这个社会组织形式，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为根本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加速农业的现代化继续前进。
我们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正确的总路线，有广大人民的强烈的革命意志，有经过整顿日趋巩固、优越性不断发挥的人民公社这样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
总之，有着比过去好得多的一切条件，我们完全有可能从今冬起掀起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并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的伟大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我们的前途无限光明。
让我们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坚定地沿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右倾，鼓干劲，争上游，厉行增产节约，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而奋勇前进。

论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
陈正人
人民公社的性质
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在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这种成分将会逐步地增长。
人民公社目前还实行着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而供给制则带有按需分配的原则的萌芽。
人民公社将成为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将成为我国社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
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开始，在1958年08月29日，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就明确指出：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
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
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决议的这一段话，对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和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已经说得明明白白。
其后，在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又引证了这一段话，并且做了系统的详尽的阐述。
农村人民公社目前实行的分配制度，就是根据对于现阶段人民公社性质的这种客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制定的。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初几个月，由于缺乏经验，也由于少数一部分干部，没有弄清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因而在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和分配问题上，曾经出现过某些过分集中的倾向和某些平均主义的倾向。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批判了这些倾向，并且帮助各地在半年多以来的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中，从思想上到实际工作上积极地系统地加以克服。
人民公社的所有制
要分析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就要先从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谈起。
因为，分配制度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
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产品就归谁支配：
封建主义的土地占有制，农产品就归地主支配；
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产品就归资本家支配；
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产品就归劳动者个人支配；
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产品就归这个集体的成员根据国家计划共同支配；
全民所有制，产品就归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支配。
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农具和副业工具等等，目前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更不是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人民公社目前实行生产资料的“三级所有制”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公社一级的所有权是部分的，而生产小队也应该有小部分的所有权”。
这就是人民公社目前所实行的所有制。
为什么人民公社目前要实行三级所有制？
又为什么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现时的经济条件不尽相同，生产发展的水平和收入水平有高有低，而公社一级直接经营的为全社公有的经济也还不够发展；
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实行所有权基本在公社一级，全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就将不利于公社内部的团结和生产的发展。
所以规定为三级所有制、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
土地、耕畜、农具、副业工具等生产资料基本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全体成员集体劳动的产品，除了缴纳国家税收和提出一小部分作为公社的积累基金外，在全生产队的范围内统一分配。
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基本属于生产队，也就是基本上属于大体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这个小集体，产品基本归这个集体统一分配。
有人说“人民公社同原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没有什么区别”，“人民公社名存实亡，实际上退回到原来的高级社”。
这种说法完全违反事实。
因为，公社一级还拥有部分的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所有权。
除了公社办的公共经济以外，公社还可以逐年从各生产队提取适当的公共积累。
这正是公社的伟大未来的一个重要基础。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公社一级的部分所有权，也就包含着全民所有制的成分。
国家从1959年起，计划每年投资十亿元来帮助公社，特别是帮助那一部分经济条件比较差、生产收入比较低的生产队。
这一笔国家投资的用途，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这是带有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它还将逐年增大。
由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这样一些特点，人民公社具有比高级社更大的优越性：
“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可以统一筹划全社的生产和分配，可以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有效地充分动员和合理安排农村的劳动力，可以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所难以兴办的建设，便于加快农林牧副渔和工农商学兵的综合发展，便于实现农业机械化，便于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加快农村整个生活的进步，便于发展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事业，在分配中可以有一定的供给制成分，等等”（见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所以，人民公社肯定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进一步的提高和重大发展。
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为了明确生产小队的责任和提高它的积极性，也允许它有小部分的所有权。
生产小队向生产队包产、包工、包成本，包产部分全部上缴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部分上缴一定的比例给生产队，其余的归本小队所有，节约下来的生产费用全部归本小队支配。
在保证完成生产队布置的农业和副业的生产任务、服从国家市场管理的条件下，生产小队可以经营不便于生产队经营的小型副业生产；
在不影响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小队还应当尽量利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零星土地，这些经营的收入，都归生产小队支配。
这一切就是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权的具体表现。
此外，在人民公社内部，在巩固公社各级的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还保留社员的个体所有制的残余。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
人民公社“应当向群众宣布：
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
“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
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党中央还指示：
“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
并且“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的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的土地充分利用起来。
这些土地上长的庄稼，……完全由社员个人自由支配”。
这就是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小自由”。
在人民公社还不能充分照顾和满足社员生活各方面的不同需要的时候，在不影响集体劳动、有利于公共经济的发展的条件下，允许一定范围的“小私有”和“小自由”，这是集体经济的补充，这也有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
但是，它毕竟是一种过渡步骤，它的作用只是对集体经济的补充，夸大了它的作用，热衷于“小私有”和“小自由”，而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的倾向，则必须防止。
这就是目前我国人民公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具体情况。
总之一句话，人民公社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反映出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公社一级的部分所有权，则包含着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代表着人民公社的伟大的未来。
人民公社的分级核算和分配
正因为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的，并且，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所以，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各生产队集体劳动的产品，基本归各该生产队的成员公共所有，共同分配。
分配的具体办法是：
生产队所管辖的各个综合性的和专业性的生产小队集体劳动的产品，按照包产任务所规定的数量上缴给生产队（有的单位超产了，生产队可以从超产部分提成，有的单位因为天灾等原因减产了，生产队也要承担一部分损失），生产队从这些收入中，按照同生产小队共同商定的包成本的数量扣除生产费用（这里所说的“生产费用”，仅指生产资料的消耗。
下同），按照国家的法令交纳公粮和其他税款，按照公社的规定扣除公积金和公益金，其余的部分采取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形式做为社员的劳动报酬。
工资部分按共同商定的包工的劳动日数分配给生产小队，再由生产小队按各个社员实际做的劳动日的多少分配给社员，供给部分按全生产队的人口分配。
前面已经讲过，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还有属于它自己的而不属于生产队的一小部分生产收入。
生产小队的这一部分收入，可以由本小队全体社员公议，抽出一小部分作为本小队的公共积累和补助本小队的公共食堂及其他公益事业，其余的大部分和从生产队领来的工资加在一起，按照本小队各个社员所做的劳动日的多少进行分配。
公社一级，除了它自己直接经营的公共经济单独核算，单独分配以外，还可以从各生产队的公共积累中提成，来扩大为全公社服务的公共经济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基本建设。
公社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按照各生产队不同的条件，规定各生产队按照不同的比例扣除公共积累，并且可以按照不同的比例从各生产队的公共积累中提成，以便在一定的范围内，适当调剂队和队之间的社员收入，调剂队和队的公共积累。
这一切都是公社一级对于生产资料的部分所有权在分配问题上的具体反映。
把人民公社各级分级核算和分配的结果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公社总收入的分配是：
扣除生产费用，缴纳公粮和其他税款，扣留公积金、公益金，以上各项扣留一般约占公社总收入的40％左右，其余的60％左右，分给社员个人消费。
生产费用，用以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这是完全必需的，否则，人民公社就不能维持再生产。
公粮和税款交给国家，国家用来投资于工农业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和国防建设等等，是为着全体人民的利益，也是为着人民公社每一个社员的利益。
公积金用来扩大人民公社的生产，增加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例如购买农业机器、耕畜和其他工具等等；
用来增加人民公社的生产流动资金和其他的生产后备力量，例如后备种子等等，这都是不断提高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不断改善公社社员生活所必需的，对于每一个社员都是有利的。
公积金的一部分也投资于公社举办的集体福利事业的基本建设，例如，某些人民公社已为社员新建了学校、医院、住宅等等，这些福利事业是归社员共同享受的。
公益金用来做为公社举办的学校、医院、托儿所、敬老院和其他各项集体福利事业的经常开支，这是公社社员的集体消费。
由此可见，人民公社的总收入，公社社员集体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产品，除了补充生产资料的消耗以外，一部分（在目前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下，还是比较大的一部分）直接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其余的部分用以缴纳公粮税收、留做公积金、公益金等，归根结底又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直接地和间接地用之于社员本身。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分配根本不同的地方。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下（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劳动者的全部产品都是按照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分配的。
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完全符合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阐明的社会主义社会分配的基本经济原理。
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
人民公社所实行的“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受到了全国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这种分配制度，说它违反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
他们以此为借口，来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反对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事实究竟怎样呢？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引证的，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第1个决议（1958年08月29日的决议），就已经指出，现阶段我国人民公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它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同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又指出：
“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是我国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是目前广大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
如前面所说，这种分配制度，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但是它的基本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对于1959年的夏季分配，中央又指出：
“适当限制供给部分，逐渐增加工资部分。
在目前的生产水平上，供给部分一般应当限制在只占分配部分的30％左右，最多不超过40％。
即工资部分应当占70％左右，最少不少于60％。”
工资部分是按照每一个社员在集体劳动中所做劳动日的多少进行分配的。
供给部分是按照社员及其家属人口的多少进行分配的。
由于各个地方各个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高低不同，总收入和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总额多少不同，供给部分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大体差不多，但是，对数则有高有低。
因此，各个人民公社供给部分所采取的形式也就不一样，按照供给部分绝对数额的多少，能够实行伙食供给制的，就实行伙食供给制（包括口粮和油盐柴菜）；
不能实行伙食供给制的，就实行口粮供给制；
如果粮食供给制也不能实行的，就实行半口粮供给制，口粮不足的部分，由其所得的工资部分中补足。
还有少数人民公社，由于生产水平过低，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实行供给制，仍然采取过去高级农业社的办法，只对鳏寡孤独和老弱残废的社员实行“五保”，并且对其他生活确实困难的社员酌情给以补助。
一切有劳动力的公社社员，都必须各尽所能地参加劳动。
“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还必须是公社社员共同遵守的原则。
所以，人民公社在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时候，同时，对于每一个有劳动力的社员，根据各人不同的劳动条件，规定各人在一年一季01月内应该做到多少劳动日，做不够规定的劳动日数，就不能享受供给制的待遇。
但是，由于疾病等原因做不满劳动日的人，公社则给以生活上的必要补助。
由于实行这种部分供给制的分配制度，首先解决了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长期没有解决的所谓“超支户”和“分空户”的矛盾问题。
在农村中，有一部分人口多而劳力少、劳力弱，或者主要劳动力生病几个月不能参加劳动的农户，他们并不完全是“五保户”，高级社的“五保”办法并不能适应于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们过去在农业合作社中，常常是超支的，就是所谓“超支户”。
既然有这一部分人超支，因而就有另一部分农户应该分得的东西也不能全部分到手，有拖欠，就是所谓的“分空户”。
这个矛盾在合作社时期，长期不得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外，再不采取恰当的辅助的分配办法，就的确难以解决这个矛盾。
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个问题就可以基本解决了。
所以说，这种分配制度实际是一种最可靠的社会保险，是广大劳动者所共同需要的。
很显然，农村中的居民，从对于实行部分供给制的影响来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
第1种是劳动力少而赡养人口多的农户，包括五保户在内，大约占农村户口的20％左右；
第2种是劳动力和赡养人口的比例，同全社全队的平均比例不相上下的农户，大约占农村户口的60％到70％；
第3种是劳动力多而赡养人口少的农户，大约占农村户口的百分之十几到二十。
实行部分供给制，究竟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有多大呢？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譬如有一个生产队总收入一万元，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占60％，即六千元；
在这六千元中供给部分占30％，即一千八百元，全队人口一百人，供给部分所得每人合十八元；
劳力少而赡养人口多的农户（包括五保户在内）按20％的人口，以二十个人计算，他们享受的供给部分合三百六十元；
然而，由于粮食供给是实行按人分等定量的，具有一般劳动力的人们定量标准高于平均数，老弱小孩低于平均数，劳动力少而赡养人口多的农户就是老弱小孩占的比例大，因此，他们实际享受的供给部分并不到三百六十元，打个折扣，大约三百元左右，在总收入一万元中不过占3％左右。
其中的“五保户”在高级社时期已经实行了五保，去掉这一部分以后，由于公社实行部分供给制所增加的部分，不过占总收入的2％左右。
就是这2％，也不是完全无偿给予劳动力少而赡养人口多的农户，因为他们还有一部分劳动力或者辅助劳动力，这2％中间还有一部分是他们应得的劳动报酬。
因此，可以肯定的说，这种分配制度没有改变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
五保户和劳动力少而赡养人口多的农户完全拥护这种分配制度。
劳动力和赡养人口的比例同全社全队的平均比例不相上下的农户，无论是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或者完全按劳动日分配，他们的实际收入并不起什么变化，他们从长远看，一般也赞成实行这样的社会保险。
劳动力多而赡养人口少的农户，他们想到他们自己也会生儿育女，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到自己家庭内的疾病死亡事故的发生，或者看到了敬老院而想到自己年老后的依靠，特别是看到了由于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后，在广大农民中所激发起来的劳动热情，对于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和收入增加所起的作用，他们中间的多数也能够接受这种分配制度，他们觉得这也是他们自己将来的一种依靠。
所以党的六中全会的决议说，这种部分的供给制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是“广大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
同时，由于人民公社的生产比原来的高级社有了更大发展，收入有了更大增加，实行这种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也完全可以做到党的六中全会所要求的“不使劳力强而人口少的户减少收入”，并且可以做到使他们的大多数仍然增加收入。
1958年年终分配和1959年夏季预分的实际结果，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1958年全国农民的收入，按全部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合八十五元左右，比1957年增加10％。
又如河南省1959年夏季预分中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八亿五千万元，占夏季收入的59％，比1958年同期增长10.3％，比1957年同期增长25.3％。
又如广东省海口市郊区附城公社，1959年夏季预分中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一百零七万元，占夏季收入一百九十六万元的54.6％，分配的结果，同1958年同期比较，增加收入的农户占96％，不增不减的农户占1.4％，减少收入的农户占2.6％。
这也可以看出，由于人民公社总收入的增加，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部分的增多，做到了9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就是劳力多而人口少的农户大多数也增加了收入。
极少数农户的收入所以减少，主要地并不是由于分配方法中有了一定程度的供给制部分，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人民公社化前就有的，也是长期存在的，不同的只是今年这几户减少收入，明年又是另外几户减少收入。
此外，由于人民公社集体福利和集体消费部分的增长，很少数的减少收入的社员从集体福利和集体消费方面又得了一部分好处。
这就是劳力多而人口少的社员中的大多数同样接受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物质基础。
应该肯定的说，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合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合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规律。
而且应该看到，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辅之以一定分量的供给制的分配办法，是合乎大多数劳动者的共同要求，这也就具有走向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萌芽因素，因而也就具有它的不可忽视的生命力。
人民公社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公社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第1，人民公社的公共积累由于它的生产增长快，因而比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增加很多。
以山西为例，全省人民公社1958年的公积金为一亿六千二百七十九万元（其中包含一部分公益金没有分开），占全省人民公社全年总收入的11.25％，如果以扣除生产费用以后的收入做为一百，则占15.67％。
比1957年高级合作社时期，百分比增加一倍以上（1957年占总收入的5.41％），绝对数增加更多。
山西的这个例子，可以代表全国的一般情况。
人民公社的公积金实际还包含有一部分生产资料的折旧，不完全是积累。
然而，人民公社的积累并不是只表现在公积金这一个方面。
它还表现在上缴给国家的公粮税收，这也可以说是公社提供的社会积累（虽然国家财政支出并不完全属于积累性质）。
全国总平均，公粮税收大约占公社总收入的7％左右，如果以扣除生产费用以后的收入做为一百，则占10％左右（山西1958年的统计是11.22％）。
公社的积累还表现在社员对于公社举办的水利等等农田基本建设所贡献的一部分义务劳动方面。
这样几种形式的积累加在一起，人民公社的积累在公社扣除生产费用以后的实际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约是30％左右。
人民公社所以能够这样高速度的积累，是由于公社的组织规模大，经营范围广，农林牧副渔和社办工业全面发展，公社的收入大大地迅速地增加；
同时，人民公社内根本不存在资本剥削和地租剥削，所以，公共积累就有可能在广大社员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更快地增加起来。
这只是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以后第1年的情况，今后随着公社生产的发展，经营管理的改善，勤俭办社原则的进一步贯彻执行，公社的积累一定还会进一步扩大。
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和高速度积累的规律。
第2，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中，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是公社社员的目前利益、个人利益与长远利益、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两者根本是一致的。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积累采取资本积累、剩余价值资本化的形式，资本积累的扩大就意味着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加剧和加深，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便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正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一种本质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的积累采取扩大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和增加生产流动资金的形式，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利用一部分纯收入的不断积累，来不断扩大再生产，增加社会的（也是人民公社的）物质财富，不断提高人民的（也是公社社员的）福利。
所以，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中，消费部分的增加是社员的利益，积累部分的增加也是社员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来，两者之间是一致的，不存在什么对抗性的矛盾。
第3，但是，人民公社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时，也必须注意到：
两者之间实际存在着一定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这就是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全民利益）的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形式。
必须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国家税收、公社的公积金不应该过少，过少了，对于生产的发展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但是，也不能过多，特别是在人民公社目前的生产水平的条件下，在人民公社的办社初期，积累过多了，对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公社的发展和巩固，也同样是不利的。
党中央指示：
“人民公社分给社员消费的部分，一般要占公社总收入的60％左右”。
根据目前一般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这样的规定是符合实际的（除了少数生产收入高得多的公社以外）。
处理人民公社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时，我们遵循的原则是：
既保证不断增加积累，不断扩大公社的社会主义再生产，又保证公社社员消费部分的不断增长，不断改善公社社员的物质文化生活。
这是社会主义积累的原则和规律。
人民公社的发展前途
我国的人民公社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社会主义整风运动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产生的。
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急于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迫切要求，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农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锻炼，而大大提高了的思想觉悟水平。
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所实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因此，人民公社正如旭日之东升，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人民公社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将在农业生产的继续大跃进中发挥巨大的优越性。
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整个人民公社的生产收入水平将不断提高，队与队之间的经济条件和生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将逐步改变，国家每年对人民公社的十亿元投资，将更加促进这种不平衡状况的改变；
在整个公社生产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公共积累不断增多的基础上，公社一级的公共积累也必将不断增加，为全公社所公有的公共经济必将不断扩大，国家对公社的投资也逐年加多；
同时，农业现代技术装备必将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而不断加多，这些装备将主要是由公社一级掌握的；
这一切就为由小集体所有（即目前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逐步转变到大集体所有（即将来公社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准备了条件，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准备了条件。
我们深信：
人民公社经过若干年的时间，将逐步地由小集体所有制转变到大集体所有制，进而逐步地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并且为将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完成以后，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好良好的基础。
（注：
文内小题是编者加的）

论动摇
姚文元
从1957年到现在，短短两年多的历史，丰富极了。
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两次阶级斗争的高潮，经历了两次考验。
阶级斗争的大风暴真好像一座社会主义的大学校，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几万万劳动人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高一阵低一阵的情况，还将在今后一个长时间内存在，还会继续在不同的问题上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斗争的经验教训，值得每一个革命者深思。
其中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在歪风逆流中不要动摇，首先在大问题上不要动摇。
不管天上吹起什么风，不管海里扬起什么浪，工作和生活的船只都要毫不动摇地朝着总路线这个罗盘针所指示的方向前进。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的这条航线，是最快、最正确、最顺利的航线，是真理的航线，如果动摇而离开了这个方向，船就要出毛病。
小离开出小毛病，大离开出大毛病，九十度大转弯的就会触礁、搁浅以至沉没。
怎样才能坚定地、毫不动摇地沿着总路线的方向前进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
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来说，我觉得以下一些都是很重要的：
一曰稳。
稳，就是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不管有什么风吹雨打，这个基本的阶级立场决不动摇。
我们的理想是共产主义，我们当前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照耀我们前进的灯塔是总路线。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些都是决不会变动的。
不管我们在某一件具体工作上有什么局部的缺点要改正，这个基本的路线是决不会变动的。
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任何时候都要维护党，维护我们崇高的理想，维护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我们的总路线。
凡是想寻找借口来否定党的根本路线的人，他越是说得花巧，我们就越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是为那一个阶级说话。
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念，就不会在某个问题上一阵风起，脚跟就摇动了。
二曰辨。
辨，就是辨风向，特别要注意在转折点上出现的思想动态，要辨别真是为了克服缺点而热心地提出的意见和那些夸大缺点别有用心的谬论。
谬论会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而且同一种谬论还会重复地多次出现。
这时刻，头脑要特别清醒。
有些言论刚露头的时候，只觉得它有些异样，还摸不清楚它的本质，就要忍耐一下，仔细观察它的动态，注视它的发展，从发展中去辨别它。
看到有一些人在拍手叫好，你也不嗅一嗅就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明明是反无产阶级的思想，你也糊糊涂涂地去凑一脚，这样就一定会动摇，甚而至于已经严重地动摇了自己还不知觉。
谬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很清楚地暴露出自己的真相，资产阶级思潮的尾巴决计藏不住的，只要清醒地去辨别它，一定可以发觉。
三曰顶。
如果反动的思潮已经来到你的身旁，那就要有为保卫党的方针路线而斗争的勇气，要有坚持真理的决心，不回避，不让路，硬硬头皮，针锋相对地将逆流顶回去。
或者是你把逆流顶回去，或者你就被逆流冲倒或冲得摇摇摆摆。
在这种考验的时候，腰杆子千万不能软，决不对敌对思想投降、让步。
同逆流的斗争中，才能磨炼出无产阶级的硬骨头。
四曰斗。
当形势已经分明，全面反击的时机已到，就要坚决地投入同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
要这样做，就得不断地改造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
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思潮是会“里应外合”的，如果我们世界观不对头，还用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的现实，那歪风一吹，自然就容易昏头昏脑，辨、顶、斗都谈不到了。
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它决不会在某一阶段上停顿起来。
凡是没有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当他发现现实生活的发展已经超过他头脑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的范围，他所熟悉、留恋或追求的旧事物、旧习惯即将从历史上永远消失的时候，就会对革命产生动摇、怀疑、悲观。
如果因此而想走回头路，想回转身挡一挡洪水般汹涌而来的革命的巨流，就会转化成为革命的对立面。
这种现象看似突然其实是必然的。
浩浩荡荡前进的队伍中，不断有很少数人掉队，有人撒手不干了，有人变成绊脚石而被摔到一旁去，有人跌倒了又被同志拉起来，正证明了这是一支前进的队伍，并且是一支坚决、迅速前进的队伍。
然而千千万万行进中的战士，是应当从动摇分子中吸取教训，使自己的步子更沉着地朝着既定的方向的。
伟大的十年已经成为不朽的历史了。
还有更伟大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前面等着我们。
斗争是没有休止，并且越来越深刻的，自我改造也是没有止境的。
怎样在今后破旧立新的斗争中做一个彻底的不动摇的共产主义者？
值得我们深思。
（原载10月10日“解放日报”）

众口齐夸五老村（车灯调）
曾田家
南京市，五老村，
这条街道很有名，
卫生工作成绩大，
甲等模范远近闻。
宽宽马路随游逛，
路面整洁无灰尘。
工厂马达轰轰响，
学校朗朗读书声，
幸福院里老人把棋下，
幼儿园孩子咦呀学语好天真。
男女个个心舒畅！
身强力壮有精神！
五老村是幸福村，
男女老少笑盈盈，
低头回想当年事，
不觉两眼泪淋淋。
一首民谣曾描述，
一字一句活生生：
当年五老村，
是个苦恼村，
蛆成堆，蝇成群，
屎球随水滚，
疫病不离身，
蚊子碰破脸，
垃圾污水熏死人！
霹雳一声春雷响，
穷苦百姓大翻身！
家家搞清洁，
户户讲卫生。
填平臭水塘，
翻改土毛坑，
搬走垃圾堆，
道路都修平。
除四害人人都展劲，
彻彻底底无蚊蝇！
面目一新好光景，
众口齐夸五老村！

北京有条福绥境
白原诗苗地画
在北京的西城边，
有条古老的街道叫福绥境，
街道上留存着古老的寺庙，
幽暗的经堂伴着死去的神明。
去年新种的街树已经成荫，
街路上再也看不见旧日的风尘，
笑语呢喃在家家屋檐下，
欢腾的生活辉映着光洁的门庭。
街道上人来人往，
十年岁月换了人间，
妇女们成立街道小工厂，
漆门里鲜花开满幼儿园。
福绥境里一片福绥景，
美好的生活多么使人留恋，
北京的街道一条连着一条，
说不尽多少欢乐在人间。

在重庆大阳沟菜市场里
李素
到过重庆的人，都知道大阳沟菜市场。
这是重庆最大最老的菜市场之一。
这里货色齐全，蔬菜、干菜、水果、鲜花等应有尽有，还有许多便利顾客的经济小吃店。
但是在我这重庆人的印象里，过去却是个不愉快的地方：
烂鱼陈菜的气味弥漫着，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下雨天，地下的烂稀泥有半脚深；
菜场里到处是争吵、叫嚷的声音……。
今天，在我离开重庆好几年后回来再看到大阳沟菜市场时，它的面貌却完全变了——前后门扎起了美丽壮观的牌坊，街顶上搭起了篾棚，地下铺起了石板，路边上陈列着新闻图片，纸牌上张贴着激动人心的标语……特别使人振奋的是几百家小商贩组织起来以后，营业员的服务态度和市场内的卫生环境同往年比起来，更是大不相同了！
我去的时候，正是热闹的早市。
菜市场内挤满了人。
拄着拐杖的老头子，老太婆，携儿带女的家庭主妇，系红领巾的少先队员，都挎着篮子，到这里来买菜。
一个带着孩子的年青妇女正在买鲜菜，她一面把中意的拣到秤盘里去，一面又把差一些的从秤盘里挑出来。
这样挑挑选选，要在过去，营业员早就会扳着脸说：
“你要不买就算了！”
但是今天，那个营业员却反而帮助她挑。
临去时，他们互相微笑点头道别，孩子也摇着小手说：
“叔叔，再见！”
许多人走来走去走累了，便到群众服务台去休息。
群众服务台是大跃进以来，菜市场的工作人员开动脑筋为顾客着想的创举。
五个群众服务台分布在市场内的空隙处。
顾客们送给它一个美号，“雅座”。
“雅座”的陈设很简单，只有几张长木椅供顾客憩坐；
但是那带着红臂章的服务员对人却是殷勤而又亲切的。
老年人或者孕妇来休息，他便问他们要不要他帮忙买菜。
菜买好了以后，他又问他们要不要他帮忙送回家去。
我去的时候，正看见一个顾客抱着一个老南瓜请服务员刨皮，原来这里还可以代买主加工，如像切菜、掐菜、刨瓜等等。
菜市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市场还经常派人们去访问病人、产妇、残废人等，了解他们的需要，把东西给他们送上门去。
菜市场内收拾得干干净净。
玻璃擦得亮堂堂的，木板洗得白生生的，苍蝇也几乎绝迹了。
这是市场内卫生管理委员会的功绩。
有专人做清扫工作，营业员们也不断收拾着自己的小摊子。
卖水产的营业员正细心地在清理那制成一格一格的石盆，把脏水舀出去，把清水灌进来。
那里面缩着头的小乌龟和蜷成一团的螺蛳怡然自得地蠕动，显然它们也很满意这干净爽利的处境。
十点钟，菜市场的顾客逐渐稀少了。
营业员们便卷起袖子，拿起扫帚，开始了定期的冲洗和清扫。
明丽的阳光从篾棚上透射进来，照得四处闪闪发亮，显得菜市场的面貌更加光彩，更加有生气了。

赶集　黄永玉

金坛路上
周珂
上海市旧城的东南角上，有一条短短的街道，叫金坛路。
我到这条路去过两次。
第1次去是在宣传婚姻法那年。
傍晚，金坛路上，东一堆西一群聚集着的男女居民，都在纷纷议论，好像发生过什么重大事情。
孩子们却在十四弄弄口拍着手唱：
“吵架精，打破面皮难为情！”
我找了一位居民委员会的调解委员，问她怎么回事。
她苦笑着告诉我说，这里刚才打过一场架。
一个名叫葛阿菊的妇女和邻居，从里弄里一直打到金坛路上。
后来居民们又告诉我，这金坛路上从来就是“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
十五号门口是出名的“吵架总会”，十四弄叫做“相骂里弄”。
“相骂里弄”住着三十来户人家，整年到头吵闹不休的“冤家”就有十多对。
祖国全面大跃进热潮中，传来了金坛路大变样的消息，使我不由产生了再去看看的愿望。
今年盛夏的一天午后，我第2次来到金坛路。
街上静静的，只有托儿所里不时传出孩子们的欢笑声和歌声。
接待我的一位居民委员会委员说：
“现在里弄里组织了生产加工和集体文化福利事业，大家忙着工作、学习，没有时间吵嘴啦。”
没有时间吵，这是一个理由。
可是这不能是全部理由。
我想再到金坛路妇女最多的刺绣组去看看。
刺绣组原来是个先进组。
组长丁根弟是个童养媳出身的里弄积极分子，前几年做过金坛路的调解委员，为人热情、公正，很受居民敬爱。
自从去年当上刺绣组长后，生产、学习搞得好，在生活上也很关心大家。
有一个组员的孩子手臂跌坏了，吓得只会哭，不知如何是好。
丁根弟立刻丢下自己的活计，帮她把孩子送到医院，代为挂号、取药，还不断安慰母子俩。
这事使妇女们很感动。
过不多久，住在金坛路十七号的一个组员要和里弄食堂交换房屋，而她的丈夫不在家，其他妇女知道后，下了班就一起去帮她搬家……
“邻居们在一起工作，难保不发生矛盾吧？
怎么解决呢？”
我向组长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丁根弟点点头，给我讲了一段开民主团结会的故事。
有一次，周承弟在绒线衫上刺绣时，向张荷玲开玩笑说：
“看我把这个孩子绣成驼背了，像你的儿子哩！”
张荷玲的脸扳起来了。
其他妇女看到这情形心想糟啦。
金坛路上谁不知道张荷玲和她的邻居不和，正是为了邻居说了一声张荷玲的儿子是“驼背长不胖”呢。
丁根弟知道这事后，先找周承弟聊天，和她说：
“人家的儿子残废了，是很不幸的，你这样开玩笑不大好！”
又找张荷玲谈心：
“别人都说我们组里妇女团结得像亲姊妹一般，即使那个无心讲错了一句话，最好不要老记在心里！”
后来，在民主团结会上，周承弟诚恳地检查了自己说话不知轻重，玩笑开得过分。
张荷玲一听什么气都没有了。
民主团结会是这个居民委员会规定的一种例会。
各个组一个月举行一次，在会上互相展开批评自我批评。
这种活跃的批评自我批评风气不但促使居民不断提高思想觉悟，而且代替了金坛路上长时期来以吵架解决矛盾的老方法。
“可是，也有妇女一时扭不过头来，那就全靠个别做工作。
比如葛阿菊……”“葛阿菊，就是那年在金坛路上大打架的‘吵架精’吗？”
我性急地打断了丁根弟的话。
丁根弟笑起来说：
“她的这个绰号早摘掉了，人家现在每天要做四十根线，快要赶上快手了呢？”
她引我走到一个小个子的中年妇女后面，叫了一声：
“葛阿菊。”
把我介绍给她。
我这才弄清，葛阿菊本来是个农村姑娘，到上海结婚后丈夫经常在外地工作，一年回家一次，感情也还不错。
可是婆婆却厌恶她，骂她乡下人，生得笨，经常作难她，还向儿子说她坏话。
当了三年新媳妇，吃了三年泪泡饭。
有一次，葛阿菊横了心，泼开胆子和婆婆大吵了一顿，把婆婆气得发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葛阿菊觉得这办法好，认为人善受人欺，若要不吃亏，必须比人凶三分。
从这次起，她就不把婆婆放在眼里，动不动破口大骂。
邻居看她闹得太不像样了，劝劝她，她也不管好歹，一律恶言相向。
她丈夫回家来知道这些情形，对她有意见，她索性和丈夫也吵翻了。
以后丈夫整年不给她写信，连每月的家用也不直接寄给她。
这样，葛阿菊更加痛苦，更是有事没事和别人吵了。
解放以后，居委会委员好几次和她讲道理，批评她的行为不对，但往往白天调解会上她承认了错误，晚上却又去骂人了。
直到去年大跃进时，居委会和妇代会发动妇女，决心突破“冷角”，决定首先不要歧视她，而要从关心她的痛苦出发，还要和她讲家庭、邻里不团结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理，帮她分清是非，挖出错误思想根子。
大家分头和她谈心，启发她的觉悟。
正好这时她丈夫的工作单位也注意到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做了工作。
两方面一配合，葛阿菊终于痛哭流涕地检查了自己长期来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表示要做个好的职工家属。
她参加刺绣组后大家也常和她谈心，关心她。
就这样，葛阿菊果然不再和人家寻事吵闹了。
这天晚上黄昏时分，我还到十四弄去了。
弯进丁字形的十四弄，就听到一阵争执的声音。
怎么回事呢？
又吵架了？
走近一听，有的说里弄里比不上人家清洁，要定期打扫；
有的说要分工包干。
原来是居民们正在商量明天除七害大扫除的事情。
一个尖嗓子的妇女说：
“我负责扫街。”
另一位妇女插进来打趣说：
“你又要吵架？”
（上海话扫街和吵架音相似）里弄里引起一阵愉快的笑声。
（附图片）
（乐小英插画：
居民们在里弄休息）

铁货街上人
俞璀
俺们这铁货街，在徐州市也称得上人人知道。
原先知道它是有名的脏街臭街，现在知道它美得像小花园。
同志，这变得不易啊！
可是，要说起俺们铁货街上那些人，那些事，那就叫您又要掉眼泪，又要笑呵呵。
我就带您去拜访一些老街坊吧。
您瞧，从那边走过来的，不是王大娘吗？
她一身穿得好干净俐落：
雪白的竹布褂，青洋布裤，一双雪青袜套和青直贡呢鞋，这会儿她正上木器厂去上班哩！
按时到工厂里去上班和劳动，在你们也许算不了什么，可是在王大娘看来，可比梦里的任何美境都要美哩。
她那解放以前的四十多年光阴，真是像一场恶梦。
四十多年前，她爹在河南开封给地主种地，一家七、八口人挨饥受冻，她娘饿死了，她领着弟弟妹妹到处去乞讨，弟弟妹妹也饿死了。
十九岁上她嫁了人，她还是去讨饭，活生生的又饿死了一个孩子。
不久，丈夫也连病带饿死去。
她随人逃荒来到了徐州，嫁给她现在的丈夫——王大伯。
可是苦日子还是没有完，她再也不忍看着自己的丈夫饿死。
拉扯着两个孩子到外地去讨饭，好让丈夫一个人能混上口饭吃。
直到徐州解放，她们一家四口才重新团圆。
1956年，铁货街的救济户们响应政府的生产自救的号召，在居民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生产了。
王大娘早就盼望能够自食其力，不要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她积极地参加了拣纸组，后来又被调到木器组。
现在她就在这个由咱们街道上的居民们白手兴办起来的木器厂里作些杂活儿，每月有十几元的工资。
再加上她丈夫的收入，每月共有三、四十元。
别看三、四十元的数目不多，王大娘可会精打细算哩，去年，他们家里就买了三十五元的公债。
今年国家不发行公债了，他们又响应政府的节约储蓄的号召，每月到银行去存上几元。
从叫化乞讨的生活，居然变成有吃有穿，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月月还能有储蓄，今昔对比，这不是天上地下么？
她就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袁后发。
后发啊，后发，在前半辈子的颠沛流离生活中尝尽了人间的苦辣，这后半辈子却托了共产党的福发祥起来啦！
往这边走，这儿就是俺街道上的修缮队。
这儿有个韩广厚老大爷，也是咱们这里的一位老居民。
这位“老”居民，在解放前从来没有住上过一间称得上“屋子”的房。
只是用茅草搭个窝棚避避风雨。
他找到过的最好的职业就是拉洋车，不然就是和孩子老婆一起讨饭。
他有一条穿了多年的单裤，补钉罗补钉，最后重量竟达到了五斤半。
但现在，他的儿子已经当了干部，儿媳妇在街道上的碾子组，老大爷自己参加了街上的房屋修缮组，老伴韩大娘也在俺木器厂锯末组作杂活儿。
一家大小，不但早已穿上了新衣，盖上了新被，就是家里的屋子也收拾得窗明几净。
待会儿有空，咱们上她家串门子去。
俺们铁货街上人，哪一个不是像袁后发、韩广厚那样，在旧社会里忍饿受冻，受尽了人间的折磨？
这铁货街原来是太平洼里的一个贫民区。
太平洼是黄河故道给徐州留下的一片大洼地。
几十年前，这洼地里是个荒无人烟的乱葬岗，后来，从河南、安徽等地逃荒来的人，租不起房子，就在这里的坟头中间搭个小窝棚跟孤魂野鬼做邻居。
逃荒来的人越来越多，坟头就慢慢平掉了，好歹算条街道了。
哪里是什么街，简直就是臭水塘！
夏天一下大雨，四面八方的污水就往这块洼地里灌。
死猫死狗也漂来了，蛆虫到处爬。
臭水漫到屋子里，人们就用砖头把床垫高，把锅盆炉灶都搬到床上去做饭。
传染病一来，瘟神疫鬼就老缠住咱们这儿的人。
病死饿死的，不知有多少！
人们都说：
“太平洼，不太平，一半鬼，一半人！”
那年月啊，有什么过头？
不是许多人就绝望地去寻短了么？
生活的乐趣呵！
咱们还是从解放以后才尝到的。
打一解放，咱们街道上的住户陆续地就业了，一时没能就业的，家里有了困难就由政府救济。
1952年这里修了下水道以后，挨水淹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咱们是不甘愿老靠政府的救济来过活的。
人人都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出力，咱们却替国家增加负担，能过意得去吗？
1956年，政府号召生产自救，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
只是咱们没有本钱，搞生产只能拣些出劳力不出资金的活儿干。
多亏咱们居民委员会的主任褚庆兰和街道上的干部们，成天东奔西跑，到处去找门路，才找到了许多活：
纳鞋底，用旧棉花纺线绳，代百货公司清理废纸卖给造纸厂……别看这是小本经营，参加生产的救济户01月也能分到好几块钱哩！
凑少成多，咱们也慢慢地有了公积金，添制了板车、缝纫机……，生产的门路也越来越多了。
现在咱这街道上已经有了木器、耐火器材、织布，被服缝纫等工厂和生产组，咱们街道上的居民，但凡能工作的，不是参加了国家的工厂和机关工作，就是参加了街道上的生产组织。
完全丧失了劳动力的老弱残废者，就从咱们的公积金中拨款来救济，不再伸手向国家要救济款啦！
生活使我们变年轻了，我们也用自己的双手和劳动来使生活更富于青春般的美丽！
你瞧！
这过去人人捏着鼻子走过的臭洼地，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市内花园。
座落着四百多户人家的两条垂直交叉的街道，紧紧地依傍在绿树满山的云龙山下。
街东头，北边是一个大荷塘，南边是一片蔬菜地。
那头，正在修猪圈、羊圈，蔬菜地还要扩大。
将来，还要盖新屋，盖澡堂……您瞧那荷花池边的红亭子里，那群孩子玩得多有劲，他们那里知道十年前太平洼的光景呢？
说着说着，到中午了，前面就是食堂，进去吃顿饭吧，尝尝咱们的新鲜蔬菜和荷花塘里的鲜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