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

晨，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谈话，陈伯达、胡绳等参加。毛泽东对任继愈说：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北大除你研究佛教外，还有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任继愈说：除我以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泽东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圣经》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泽东说：那可不好。五百多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梁启超(257)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也不能有迷信。(258)

同日

阅薄一波十月九日报送的中共石油工业部党组九月二十九日关于石油工业当前生产情况和今后措施的报告，批示：“送陈伯达同志：此件值得一看。文中大部分，略加改造，似可在《红旗》上公开发表。(259)但余秋里同志已写长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我未看，不知其内容是否就是这个报告里所说的这些，如果是，则不宜再在《红旗》上发表。请找该文看一下，并与余秋里谈一下。”报告说：石油工业经过反右倾、鼓干劲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原油生产节节上升，今年原计划生产三百五十万吨，现预计可以达到三百六十五万吨。今年石油工业又是一个大跃进。经过今年的生产和群众运动的一起一落，对我们来说，教育最大、体会最深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要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二是群众运动和集中领导相结合，就能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潜力。报告说，明年决心至少生产五百万吨原油，并力争再多一些，提前两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原油生产指标。

同日

阅李富春十月十二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和任务问题的来信。信中说：我的想法是，在今后若干年内，整个国民经济以农业为纲，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安排。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提法，是否妥当，或者提以农业为基础，或者在党内提，党外不提，或者索性都不提，请你考虑见示。我觉得以农业为基础是无问题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及附件(260)，请陈伯达同志看一下，提出意见为盼！”十五日，陈伯达致信毛泽东说：富春同志给您的信说到对农业的提法问题，这是一个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是可以公开的，似乎不宜在党内和党外采取不同的提法。我想，可以继续保持您原来的“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提法。这个提法具有科学的严格性，而且已深入人心。计委报告中的“按照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似可改为：“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261)毛泽东为陈伯达的信加了一个标题《关于经济口号的提法》，并批示：“此信及附件(262)即送李富春、彭真、刘、周、朱、林、王稼祥、胡乔木同志阅，阅后退毛。在十月十六、十七两天看完，以十七或十八日在我处会谈一次。”

(257)梁启超，中国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

(258)任继愈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忆毛主席的教导》一文中说，他对毛泽东这句话的理解是：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有宗教迷信的人，成为宗教的俘虏，不能客观地分析宗教、解剖宗教。“外行”是指没有宗教迷信的人，而不是对宗教一无所知的人。

(259)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后来将这篇报告略加改写，以《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积极因素——从一个环节看党的总路线在工业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21期。

(260)附件指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拟订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的报告。

(261)1959年12月30日，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将这句话改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地确定以农业为基础，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薄弱部门，创造以后年份更好的全面跃进的条件。”

(262)附件指陈伯达随信送上的3个材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摘编的《列宁论发展农业》和《斯大林一九二六年论工业农业的关系》，《世界经济资料》第51期刊载的《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