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

晚上，听取李先念汇报粮食情况。

同日

批示林克阅读当天《光明日报》登载的《试论中国农民起义的“目的”问题》(234)一文。

(234)这篇署名流泉的文章说，郭沫若在《蔡文姬》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他对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看法。按照郭沫若的意见，中国农民起义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从陈涉吴广至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都不曾提出土地问题，简要地说他们都是“取而代之”主义者，只是要求有一个好皇帝、新的真命天子出现。到了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自北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从李顺、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至太平天国，就提出了“均财富”、“均田”、“均产”等号召，而且有的还一时见诸实施。这篇文章对郭沫若的上述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郭沫若说封建前期农民起义，不曾提出过土地问题，这是对的；但不能说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只要求有一个好皇帝，有一个“新的真命天子”出现。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章认为，封建制度上行阶段的农民起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取生存和人身权利。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都是为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共同的。但在封建社会的前、后期，农民起义也有它的不同特点：在前期因为农民对封建主的依附关系很重，因此争取人身权利的要求特别迫切；到后期则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相对减弱，而主要凭借土地租佃关系来剥削农民，因此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就显得突出了。这种不同亦只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如后期农民起义提出的“等贵贱”，也是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要求人身的平等地位，而前期农民起义所向往的“太平”世界，也有“均贫富”的意味。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他们的目的和愿望，就是要求平均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