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严正谴责印度掀起的反华运动
周恩来总理阐明了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
委员们一致指出政府的立场表达了全国人民保卫祖国神圣疆土的坚强意志和维护中印友谊的真诚愿望
新华社11日讯
第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扩大的第6次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会议由朱德委员长主持。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除了谈到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外，着重阐明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周总理说，最近中印边界问题之所以紧张，完全是由于印度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故意制造的，他们利用边境的一些纠纷，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华运动，对中国进行恶毒的攻击，污蔑中国“侵略”印度。
令人遗憾的是印度政府也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在军事、外交和舆论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把印度关于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
几个月来，中国方面为了中印友谊，一直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忍耐，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印度官方人士应有的反应。
因此，我们不能不把中印边界问题提到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印度方面不友好的攻击作出公开的回答。
周总理在报告中重申了9月08日给尼赫鲁的信中关于中国政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方针。
他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
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
周总理说，我相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定会支持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这种立场和方针。
周恩来总理详细地谈到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
他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两国间大约两千公里的边界线从来没有正式划定，也没有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而进行过谈判和勘察，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国政府接受印度政府关于中印边界的片面主张。
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那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产物，从来没有被中国的任何中央政府承认过，因此肯定是非法的。
周总理接着指出，即使中印边界全部没有划定，但是，只要双方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现状，中印两国还是可以很好地和平共处。
过去十年来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期间，在中印边界的西段，的确发生过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侵入或者侵占中国领土的事件。
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始终采取友好态度加以处理，这些事件并没有引起中印两国关系的紧张。
而最近，在中印边界的东段，虽然完全是由于印度军队越境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并且是越过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而引起了边境事件，但是，印度方面却大肆喧嚷，造成中印关系的紧张。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显然，印度国内有一部分人故意要在西藏叛乱事件之后再一次在中印两国之间制造紧张局势，破坏中印友谊，而印度政府也企图借此机会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在两国边界问题上的片面主张，并且按照印度的意志修改地图。
周总理着重指出，这种强加于人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中国政府从不强加于人，而且为了维护中印友谊和五项原则，坚决反对这样做。
周总理最后说，中国和印度是总共有着十亿以上人口的两个亚洲大国，我们在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亚洲和平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责任。
我们两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的友好关系，而且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两国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分歧，即使是一部分争执，都应该通过友好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而不应该采取可能导致冲突的办法。
周恩来总理报告以后，会议进行了讨论。
新华社11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扩大会议在周恩来总理报告中印边界问题后，开始进行讨论。
委员们在发言中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完全拥护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和边境局势所持的严正立场和一贯采取的方针。
他们指出：
这个立场和方针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保卫祖国神圣疆土的坚强意志和维护中印友谊的真诚愿望。
委员们在发言中对印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掀起的反华运动和印度政府官员对中国的无理指责，一致表示愤慨。
李济深：
我们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完全是印度一手造成的。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在发言时，表示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和边境局势所采取的正确立场。
李济深说：
“我们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
他指出：
“边境的紧张局势完全是印度一手造成的。”
李济深说，尼赫鲁总理先生作的有些过分了。
印度政府一口咬定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我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
这条界线，当时曾经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也从未被中国任何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
现在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进行侵略所造成的局面，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李济深说，自从中国西藏地方发生叛乱以来，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印度一手造成的。
他对印度总理尼赫鲁最近对于中国的指责感到遗憾。
他说，尼赫鲁的这些言论和作法只能使关心中印友好关系的朋友们感到痛心，使挑拨中印友谊、制造紧张局势的反动派拍手称快。
李济深说，我国政府向来以中印友谊为重，以和平事业为重，对中印边境问题，一直采取异常克制的态度。
他劝告印度政府应立即悬崖勒马。
他说，我国政府从来不侵犯别人，也从来不会容忍别人的侵犯。
他希望印度政府不要上了帝国主义者的当，要采取明智的态度，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印边界纠纷。
这符合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希望。
沈钧儒：
警告印度政府当局：
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如果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印度的代理人的阴谋得逞，首先就对印度不利。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严正地警告印度政府当局：
中印两国边境的紧张局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如果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印度的代理人的阴谋得逞，首先就对印度不利。
沈钧儒说，中印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友好相处，但近来印度官方人士、议员、右翼政党和他们所掌握的报刊竟在西藏叛乱事件后又就中印边界问题大肆叫嚣，对中国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他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始人之一的尼赫鲁先生，对于印军侵入我国边境，不反躬自省，反而诬蔑我国进行“侵略”，这不是颠倒是非吗？
沈钧儒指出，印度有一批人始终在制造分裂阴谋，破坏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想把印度拉进军事集团的泥坑里去。
他们的目的就是在亚洲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使印度变成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
沈钧儒问道：
“倡导不结盟政策的尼赫鲁先生难道可以毫无警惕，容许这种阴谋活动继续进行吗？”
沈钧儒说，新中国建国十年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和平政策。
但是假如有人把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认为是软弱可欺，那就大错特错了。
黄炎培：
把我国的领土说成是印度的领土，把印度军队越境挑衅说成是我国对印度的“侵略”，这种颠倒黑白，不是违反五项原则吗？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说，他对印度总理尼赫鲁最近在印度议会中肯定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两国的边界线一点感到非常惊讶。
他说，把我国的领土说成是印度的领土，把印度军队越境挑衅说成是我国对印度的“侵略”，这种颠倒黑白，不是违反五项原则吗？
黄炎培说，在1913年到1914年时，正是我国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当时我正参加政治活动，我就知道，那时的中国政府就根本没有承认过什么“麦克马洪线”，不仅我国从没有承认，就连二十年前做过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长官的英国人亨利·特怀南也说：
“所谓中印边境的麦克马洪线从来就没有得到承认。”
而印度政府竟要中国接受这条非法界线，这完全是继承英国历来对中国西藏地方进行侵略的政策，决不是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国家所应该有的作法。
黄炎培接着斥责印度反动派恶毒攻击我国侵犯别国领土的谰言。
他指出，尼泊尔、不丹、锡金政府负责人辟谣的谈话彻底戳破了这些谎言。
他说，这些造谣污蔑的行为是可鄙的。
黄炎培说，我国尊重友好国家的领土主权，但是也要求对方同样尊重我国的领土主权。
因此，我们坚决要求印度政府立即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来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不要上帝国主义挑拨中印关系的当。
郭沫若：
尼赫鲁总理竟替英帝国主义辩护，诬蔑我们是“中国帝国主义”，这是非常出人意外的。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发言中指出，周恩来总理在9月08日写给印度政府尼赫鲁总理的信和今天的报告，理直气壮、光明磊落。
可是尼赫鲁总理却给予了完全相反的答复，他竟替英帝国主义辩护，诬蔑我们是“中国帝国主义”，这是非常出人意外的。
郭沫若说，英帝国主义乃至其它帝国主义近百年来侵略中国的史实，是我们这一辈人从小孩子的时候就深刻体验到的。
他质问道，尼赫鲁先生究竟为什么替英帝国主义辩护呢？
郭沫若说，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是真正友好的，他们衷心在高呼“印度中国是兄弟”，并不如一般反华分子所叫嚣的“印度中国再见”。
他强调说，印度方面少数猖狂反华的先生们应该清醒一下了，迷途未远，回头是岸。
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是永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我们衷心希望印度人民坚决地反对挑拨中印关系的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阴谋，督促印度政府为维护中印友谊与和平事业而共同努力。
刘宁一：
严正警告印度的扩张主义者，强大的中国人民坚决不侵犯别人，也决不允许别人对我国的侵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表示坚决支持我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持的严正立场，并对印度侵犯中国领土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
刘宁一说，印度的一些人最近制造中印边境事件，掀起新的反华浪潮，尤其多次在中国驻印度的大使馆和领事馆门前示威，对我们的国家和我国领导人横加诬蔑，对于如此狂妄的寻衅，我国广大职工不能不表示严正的抗议！
刘宁一说，当我们中国过去被人欺凌的时代，都不曾承认过所谓“麦克马洪线”，难道在今天当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时候，我国政府就会承认这个非法界线吗？
显然，这种可耻的企图，永远是徒劳的。
刘宁一严正警告印度扩张主义者说，中国人民受欺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站立起来的强大的中国人民，坚决不侵犯别人，但也决不允许别人对我国侵犯。
我们希望印度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回到五项原则立场上来，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使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任何根据片面主张、强加于人的做法，不但不能实现，而且只能损伤两国的友谊，使仇快亲离，遭到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反对，也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
陈叔通：
我国政府以保持中印友好为重，但要保持中印的传统友谊，决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情。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说：
这次中印边境事件，是印度方面对我国的一种挑衅行为，我们全国人民一致感到非常愤慨。
他说，印度在没有独立以前，也是受到英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现在偏偏把当时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说成是一个既成事实，这种态度难道同尼赫鲁总理所一向倡导的五项原则相符吗？
尼赫鲁总理是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竟对最近一个月来印度某些人士破坏中印友谊的行动采取纵容的态度，这是令人遗憾的。
尼赫鲁总理应该认识到印度右翼政党反华活动的严重后果，警惕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阴谋。
陈叔通强调说，我国政府以保持中印友好为重，始终主张用谈判的方式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
但是，要保持中印的传统友谊，决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情，而是要中印两国共同努力。
胡耀邦：
我们要大喝一声，朋友，你们完全错了，这样走下去对你们肯定是有损无益的。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胡耀邦说，我国人民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
他指出，尼赫鲁总理现在亲自出马，向全世界宣布，硬要我国接受那条界线，这怎么能谈得上尊重别国的主权呢？
胡耀邦说，尼赫鲁总理和印度当权派在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对我国的极不友好的行为，已经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兴趣。
他说，我们的共同敌人那么高兴，那就说明尼赫鲁总理和印度当权派作了多么大的蠢事。
他说：
“我们要大喝一声，朋友，你们完全错了，这样走下去对你们肯定是有损无益的。”
胡耀邦说，一切决心做蠢事的人，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不管有甚么障碍，中印两国人民终究会有力量冲破这一切，使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伟大友谊，继续向前发展。
陈其尤：
尼赫鲁总理对中国的诬蔑，完全不是从中印友好出发，这样做，只有利于帝国主义。
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说，他拥护政府所采取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
他要求印度政府立即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境久已存在的状况。
陈其尤说，最近印度一批暴徒向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和领事馆示威，辱骂我们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万分愤慨。
他说，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在9月08日给尼赫鲁总理的信中，说得十分详细，是非曲直，已经非常清楚。
问题在于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对于处理这件事的态度。
陈其尤说，最近，印度政府在中印边境的一系列的挑衅和尼赫鲁总理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的诬蔑，完全不是从中印友好出发，而是以对待敌对国家的做法来对待友好的邻邦。
这样做，只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中印两国人民是有损无益的。
达浦生：
印度想用施加压力的办法，强迫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接受非法的片面的东西，是枉费心机的。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在书面发言中说：
中印两国都是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对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所遗留下的中印边界问题，理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以合理解决，绝对不应施加压力，把印度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
对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要想用施加压力的办法，强迫接受非法的片面的东西，都是枉费心机的。
达浦生愤慨地说，我们对于印度官方人士、右翼政党、扩张主义分子所掀起的反华浪潮和侮辱我国政府领导人的行为，表示坚决的抗议。
我们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制止这种无理挑衅的行为，并立即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中印边境的宁静局势，并且通过友好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中印边境问题。
国务院的副总理及其他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列席了今天的会议。
会议决定明天继续举行。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在第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扩大的第6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
新华社记者
　刘长忠摄

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
我国周恩来总理在9月08日写给印度尼赫鲁总理的信发表以后，人们已经可以完全了解中印边界问题和边境紧张局势的真相了。
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印边境上，的确发生了一些十年来所没有发生过的令人遗憾的事件，那就是印度军队曾经在几个地方一再侵入或侵占了中国领土，其中有几个地区直到现在还被印度军队占领着。
特别严重的是，在8月25日一支印度武装部队侵入属于我国领土的马及墩地区的朗久地区，向我边防军进行挑衅并且开火。
我边防部队为了自卫，不得不予以还击。
这是一次武装冲突事件。
印度一再侵犯和侵占我国领土的事件，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
为了维护我国的领土主权，为了维护中印两国的友谊，我国政府曾经一再通过外交途径向印度方面提出抗议，要求印度方面立即制止这种侵犯的行动，并退出一切非法侵占的我国领土。
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得到印度方面的令人满意的回答。
尽管这样，中国还是以友谊为重，不曾就这些事件大肆宣传，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等待印度方面改变它的不友好的态度。
但是，正当我国采取克制态度和保持“沉默”的时候，在印度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迫不及待地利用中印边境事件，大吵大闹起来。
那些曾经在今年春天利用中国西藏叛乱事件掀起反华浪潮的许多印度报纸和一部分政界人物，又一次登场了。
仅仅8月29日到31日三天，德里的报纸就发表了近三十篇攻击中国的评论。
在我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以及在加尔各答、孟买的领事馆门前，发生了嚣张的反华“示威”。
有人造谣说，中国“侵犯”了印度，“吞并了印度领土”；
有人诽谤中国是“汉族帝国主义”，“比西方帝国主义更糟”；
有人更加耸人听闻，说什么这是一场“从天而降的国际战争”，甚至建议派飞机去轰炸中国领土……。
总之，这一群别有用心的人们存心要在中印两国之间制造紧张局势，存心要破坏中印两国的友谊。
我们曾经期待印度政府能够出来澄清这种混乱的局势，制止这种不利于中印友好和两国共同利益的活动。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这种期待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
08月以来，尼赫鲁总理曾经就有关中印关系的问题讲过十几次话。
他认为大家不该大惊小怪，这是正确的。
但是当我们读到他的某些言论时，却不能不感到十分惊异。
尼赫鲁总理一再声称，中国军队“越过”了中印边境，“侵犯”了印度领土。
08月31日他在联邦院的讲话中还武断地说中国“侵入”了印度的东北边境特区，并且说“这是一个明白的侵略事件”。
他甚至还说，中国也“威胁”了不丹，“有些不丹人听到了这种威胁”。
（9月01日，不丹首相多尔吉已经声明，不丹并没有受到中国的侵入。）
如果说，尼赫鲁总理在谈到不丹的时候，也许是由于不了解情况而讲了不适当的话，那么对于中印边境问题，就不能用这种理由来解释了。
尼赫鲁总理不可能不了解中印边境的实际情况，但是他的某些言论却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尊敬尼赫鲁先生，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尼赫鲁先生的这些言论，我们不能不认为是无助于混乱局势的澄清。
实际上，这些言论除了助长那些想要在中印边境制造紧张局势进而破坏中印友谊的活动，使中印两国边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以外，对于缓和中印边境的形势和维护中印友谊，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中印两国有约二千公里长的边界线，但是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
这是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而遗留下来的一个复杂的问题。
中国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在周恩来总理9月08日给尼赫鲁总理的复信中已经作了明确的申述。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政府不能像印度政府所要求的那样，承认过去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实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
印度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中国政府更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遗憾。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
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境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
简而言之，中国政府的态度是：
（1）愿意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2）在全面解决之前，双方维持边界的久已存在的状况；
（3）对于已发生的局部争执，可以商谈临时性的解决办法。
这是合情合理的态度。
我们看不出，印度方面有什么理由反对这种符合于中印两国共同利益的态度。
但是，令人特别惋惜的是，在周恩来总理在9月08日给尼赫鲁总理的信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的立场之后，尼赫鲁总理在9月10日的印度联邦院中，仍然对中国政府进行只能使中印友谊之敌称快而使一切关心中印友谊的人感到痛心的指责。
从已有的情况看来，印度方面对于中印边界问题抱有不同的立场。
这特别表现在对于所谓麦克马洪线的问题上。
尼赫鲁总理认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不丹以东的中印边界，“根据条约规定是确定不移的，根据惯例和权利也是确定不移的，而从地理上来说，也是确定不移的”。
他又说，根据麦克马洪所划的边界，具有“充分权威性”。
然而，全世界都知道，印度政府是没有否认过，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
事实上，所谓麦克马洪线是英帝国主义过去对中国西藏地方实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是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之外，由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因此是非法的。
而且，即便是在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所签订的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中，这条线也只是表明中国内地和西藏之间的界线，根本没有说明过作为中国同印度的边界。
西姆拉会议上没有讨论过中印边界问题。
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并没有在地图上签字。
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也没有签订和批准西姆拉条约。
以后的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承认西姆拉条约。
至于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双方关于麦克马洪线的秘密换文，更是从来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
就是西藏地方当局，后来也对麦克马洪线表示不满。
在印度独立以后，西藏地方政府曾经要求印度归还这条非法界线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领土，而印度政府也在答复中表示希望达成“双方均愿接受的新协定”。
可见，这条所谓麦克马洪线，完全是英国过去片面决定，企图强加于中国的。
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权利”和“权威”，这难道不是再明显也不过的么？
其次，如果谈到惯例，那么，根据麦克马洪线而划入印度版图的那一大片地区，长期以来就是属于我国的领土，而不是印度的领土。
中国方面从来就坚决不承认这种非法的占领的。
再次，所谓根据地理特征来确定什么地方应该属于哪个国家，这尤其是非常奇怪的原则。
尼赫鲁总理说，麦克马洪线“适巧有一个优点”，因为它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
不错，那儿有一道分水岭，然而它是在中国领土上的分水岭，而不在印度，也不是中印共有的。
只是因为那儿有一道分水岭，就可以侵占中国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把那个分水岭说成是中印国界，世界上难道有比这更站不住脚的论据吗？
实际上，所谓麦克马洪线的权威、惯例、权利、地理优点等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但这里却发生了所谓“地图问题”。
在印度的报纸上和议会里，有人硬说中国的地图是“错误”的。
但是，究竟是谁的地图把别人的领土划进自己的版图呢？
不是中国；
中国的地图一直是按照传统的中印边界画的。
因为中印边界既然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既然一直又没有经过谈判取得合理的解决，更没有经过勘察确定，那么又怎能在地图上随便加以修改？
如果要修改的话，那又根据什么来修改呢？
正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没有修改解放前就已流行的地图，也没有要求印度方面修改他们出版的地图。
印度方面又有什么权利要求中国按照印度出版的地图修改现行的地图呢？
应该提醒那些对地图问题特别有兴趣的人们，在1930年以前，甚至英国大百科全书的地图，也是按照传统的中印边界画的，而没有标出麦克马洪线。
英帝国主义签订关于麦克马洪线的秘密换文十多年之后，都还不敢公然把这条线画在地图上。
此外，印度军队也只是在1951年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后，才大规模地向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推进。
这一切说明，所谓麦克马洪线“具有充分权威性”的说法，也是不符合于事实的。
我们概括地、而不是详尽地列举这些事实，目的无非是要说明中印边界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它的解决有待于双方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采取合理的、和解的、友好的态度进行协商。
尼赫鲁先生在9月10日的讲话中似乎反对谈历史，可是，这并不是什么远古的历史，而是近几十年的事，而是现代侵略者造成的、迫切要求中印两国加以合法解决的现实的悬案。
我们是愿意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悬案的，但是否认悬案的存在却无异于否认协商的必要。
正是由于过去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正是由于中印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正是由于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正是由于印度独立了，中国和印度成了和平共处的友好邻邦，中国十分尊重印度的友谊，必须而且确实以对待伟大的友好邻邦而不是以对待英国侵略者的态度对待印度，正是由于这一切的因素，中印边界才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是既考虑历史的背景，又采取现实的态度，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呢？
而且，尽管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我们却从来没有采取任何片面行动去改变中印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是主张在中印正式边界线没有划定以前，双方暂时保持这种状况。
这个原则本来也是印度政府所同意了的。
可惜的是印度方面并没有认真地、客观地、公平地对待中国的立场，并没有遵守这个原则。
我国在西藏的边防部队始终严格遵守政府的指示，不但从来没有进入过印度领土，而且也从来没有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一步。
但是印度方面却一再侵入我国境内，甚至侵入他们所认为“确定不移”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甚至侵入印度目前出版的地图上的比麦克马洪线在许多地方更深入我国领土的边界线以北（例如我国马及墩地区的朗久）。
中国人民从来不侵犯别人，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任何人侵犯我们；
中国人民从来不侵占任何人的一寸土地，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任何人侵占我国的领土。
印度方面这种想用武力以及舆论和外交的压力来改变中印边界久已存在的现状的做法，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印度是否想把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及其他不合理边界强加于中国。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是完全想错了！
试问，怎么可以设想，新中国的人民政府能够被强迫接受这个非法的、片面决定的边界线呢？
这种想法和作法，对于中印两国的友好，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之一的印度政府的信誉，难道是有利的吗？
我们认为，不管中印双方对边界问题的看法有多大距离，无论如何也不该发生目前这样的印度军队侵入和侵占中国领土的事件。
为什么十年来一直维持和平状态的边界，现在却忽然发生一系列的事件呢？
这难道不值得全印度的爱国人士深长思之么？
尼赫鲁总理说，中印边境事件是“小事”。
的确，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一直不希望把事态扩大，而希望通过双方的协商，使“小事”化为无事。
可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印度有一些人正在兴风作浪，执意要把事态扩大，他们不但想破坏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而且还有更阴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印度的主张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结盟而反对国内外民主进步势力的右翼政客们，目前正在竭力破坏当局的和平中立政策，并且阴谋排挤坚持这个符合于印度民族利益的外交政策的人，以便把印度引到参加军事集团的道路上去。
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同时，西方帝国主义也正在乘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
他们毫不隐讳他们对于印度一些人所煽起的反华运动的欣赏。
他们认为印度有些人目前的这种作法是他们无法代庖而又是许久以来求之不得的。
他们别有用心地断言“尼赫鲁终于遭到了中立主义态度的报应”。
美国的“世界电讯与太阳报”说得很直率：
“如果使得印度认识现代政治生活中的这个事实（放弃它的中立），那对整个自由世界可能是有好处的。”
印度的有识之士都明白，印度当局现行的和平中立政策，是符合印度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
直到最近，尼赫鲁总理也宣布五项原则仍然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准则。
但是，目前中印之间的不愉快事件已经给帝国主义及其在印度的代理人造成可乘之机，这就不能不引起印度政府和人民的极大警惕。
05月28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印中友好日”群众大会的决议曾经指出：
“任何制造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的努力，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
这个真理再没有比现在更明显的了。
中印两国过去都受过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和统治，现在都已取得独立，并且共同倡议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中国一向对印度实行友好政策，并一向希望中印两国的边界永远安宁无事，使它成为一个真正和平友好的边界。
我们愿意再一次告诉一切印度朋友们，中印两国不但不是敌人，也不会是敌人。
中国从来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威胁印度、侵犯印度、干涉印度，威胁印度、侵犯印度、干涉印度的人正是那些力图在中印边境事件中混水摸鱼、力图改变印度外交政策和破坏亚洲和平的人，正是中印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十分明显，中国是不愿意让这些人达到目的的。
现在在中印边境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责任决不在中国。
对于这些事件，如果印度方面不是有些人别有用心，那么根本就不会闹到现在这种地步。
当然，现在来解决这些问题，也还不算晚。
尼赫鲁总理曾经表示，中印边境事件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方式来解决，“用胁迫和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他并且说：
“从长远看来，这两个大国成为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不论它们内部的结构和政策如何。”
他重申，印度要“为同中国友好而努力”。
尼赫鲁总理的这些话，无疑地反映了广大印度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人民所重视和欢迎的。
对于目前由印度方面所造成的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以及经过友好协商来解决中印两国边境问题，周恩来总理9月08日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已经提出了合理的解决途径。
我们相信，有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加上互相友好的愿望，那么中印之间的任何争端一定都可以求得合理解决。
归根结底，那些别有用心的乘机掀起新的反华运动的人们肯定是要失败的。
我们深切地希望，中印友谊的大船将再一次经过惊涛骇浪的考验，沿着坚定不移的航线，在和平的海洋上继续前进。

借印度政府“白皮书”大肆攻击我国
印度一些报纸反华鼓噪不休
恶毒诬蔑我国对印度抱有“侵略野心”
新华社新德里10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9月07日向议会公布了中印两国政府1954—1959年期间互换的各项文件的“白皮书”以后，印度一些报纸紧接着在这个“白皮书”上大做反华文章，掀起一阵鼓噪。
它们极力鼓吹“麦克马洪线”是中印边界线，并且以这个从来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边界线为“依据”，攻击中国对印度抱有“侵略野心”。
“领袖报”10日在一篇题为“新帝国主义”的社论中用最恶毒的字眼咒骂中国，用战争威胁中国。
它说，“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已经放弃了万隆原则，它是否在走向帝国主义。
不要万隆原则就是要战争……如果中国继续侵犯印度边境，它将为世界大战铺平道路。
不管谁可能在这场战争中打胜或打败，中国将被毁灭。”
它威胁说，“我们决不会为了姑息中国而放弃一寸印度领土。
如果周恩来相信和平，如果他希望亚洲的团结——这对它的安全来说是重要的——应当得到维护，他就应当撕毁他们政府发行的、以帝国主义为基础的新的中国地图，折回他的脚步，和平地解决同印度的边境纠纷。”
“文汇报”在10日的评论中诬蔑中国拒绝麦克马洪线是“认真地决定要对印度抱有侵略野心”，是“投向印度的一枚炸弹。”
它对印度使用武力改变现存中印边境现状的作法避而不谈，却反咬一口说，中国的“高压手段是史无前例的。”
报纸硬说，“中国忘掉了潘查希拉”，并且主张：
“在我们被指责为煽动叛乱和麦克马洪线被否认以后，争论任何问题都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现在不得不考虑是否要恢复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问题。
但是假如没有这种可能性，中国坚持它顽固的立场，那么我们就应该决定印度的国家政治和防御责任。”
“甘露市场报”也持同样的论调，说白皮书表明“在最近五年内中国的有计划的侵略背后是有一套办法的。”
它不顾印度侵入中国领土的事实，而把印度描绘成一只可怜的羔羊。
它说，“当中国吞并西藏的时候，人们受到了第1次震动；
虽然印度政府和属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国大党谨慎小心地避免采取积极的态度，以免触怒北京，中国官方照会中所使用的语言还是越来越傲慢，越来越不客气。”
那些用尽恶毒字眼辱骂中国的印度报刊，居然大叫中国政府给印度政府的信件中“语言粗暴、不礼貌”。
“论坛报”颠倒黑白并且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不能想像“印度或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在这个问题方面会放弃不可争辩地是它们的领土，以便来姑息一个以掠夺为目的的邻邦，不管它多么强大。”
它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诬蔑为“既荒谬又是极端胡闹的”，并且恶意地说，“印度决策人最好记住这样一句格言：
跟坏人交往要当心。”
“印度时报”9日在题为“黑纪录”的社论中支持尼赫鲁提出的以“麦克马洪线”为基础来谈判“调整”两国边界的论点。
它主张“对印度北部边境问题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
这家报纸硬说中国政府不承认麦克马洪线是“违反国际惯例”，它说，“地理、惯例、和协定所确定的边界在通常情况下是不能仅仅因为有关国家之一摆脱殖民地地位取得独立而加改变的。”
但是，大家知道，印度在麦克马洪线方面所承袭的是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产物，它从来没有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承认。
在这一阵鼓噪中，一些报纸大肆叫嚷中国“背信弃义”。
“荣耀报”10日诬蔑中国“把协定仅仅看成几张纸……一当情况变得不利的时候，它们就被当作废纸丢掉了。”
“光荣报”竟从美国的艾森豪威尔那里找到了攻击中国的辞汇，它说，“印度人民过去常常反对艾森豪威尔的这个说法：
在遵守条约方面是不能信任共产党人的。
但是今天，我们国家面临了相似的局势。
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保证今天已经不见了。”
“政治家报”和“印度斯坦时报”8日把周恩来总理1956年对尼赫鲁总理发表的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谈话，曲解为承认麦克马洪线为中印两国边界，并且硬说“他后来又背信食言了。”
“政治家报”从而还得出结论说，中印友谊、潘查希拉听起来令人怀疑，而像是假的了。
“印度斯坦日报”反诬说，“中国肯定将会用制造同它邻国的边境纠纷及争吵的办法，……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印度民族日报”趁机挑拨亚洲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大肆渲染说，“印度今天的舆论对中国批评得非常厉害。
亚洲的中立国家在对北京失去信任。
万隆气氛在受到破坏。
西藏悲剧可能是亚洲国家新的觉悟的开端。”
显然，这些报纸是在用这些诬蔑来掩盖它们自己想破坏中印友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制造紧张局势的企图。

在挑拨中印关系的同时
“纽约时报”鼓吹印巴联防
新华社11日讯
纽约消息：
经常反映美国国务院意见的“纽约时报”在中印边境事件发生后，连续发表社论，鼓吹印度应该“尽快地”同巴基斯坦结成军事联盟。
09月03日这家报纸的社论宣传“印度和巴基斯坦新出现的亲睦关系”，并说什么巴基斯坦“要求能同印度达成一种联防安排”。
这篇社论是发表在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刚刚于9月01日在新德里同尼赫鲁会谈之后。
在宣布要举行这次会谈的当天，这家报纸在8月24日便发表社论，对这个会谈安排表示“令人振奋”。
社论里诬蔑中国“威胁”了这两个国家的安全，它并且造谣说连同印度接壤的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等国也或者是“处于严重的危险中”，或者是遭到了“渗入”。
它竭力煽动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种“威胁”的面前，“应该尽可能地、尽快地和解”。
到阿尤布同尼赫鲁会谈的前夕，“纽约时报”在8月31日又发表社论，进一步明确提出印度应该同巴基斯坦签订“防御协定”。
这家报纸宣称这种“防御协定”能够帮助印度“调整”它的武装力量，并且能够使印度在中国边境进行的活动中“得到许多好处”，“有百利而无一弊”。
在这以前，“纽约时报”8月17日的一篇社论还透露，美国策划的印巴“共同防御”正是美国在整个亚洲的“防御安排”阴谋中的一个环节。
这篇社论制造所谓“中国共产党巨龙的威胁”，来吓唬亚洲国家必须“开始注意它们的防御”。
社论说，“对共同的危险的认识还没有成熟到建立一个共同防御阵线的程度。
可是日本首相岸信介表明了这一风向。
他在研究了欧洲集体防御安排后，竭力要求日本同美国建立巩固的军事联盟，在这个联盟中，日本将增加防御职责。
而且显然在举行谈判，以便建立一个把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和台湾连结起来的新联盟。”
“纽约时报”要亚洲国家同岸信介“抱有一致的看法”。

朝鲜“劳动新闻”发表评论
中印边境事件应由印度负完全责任
波兰和伊拉克报纸谴责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华叫嚣
据新华社平壤11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民主朝鲜报”和“平壤新闻”今天都摘要刊载了中国周恩来总理在9月08日写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件。
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发表了题为“中印边界问题必须而且能够和平解决”的社论。
社论摘要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在9月08日就中印边界问题，写回信答复印度总理尼赫鲁在3月间的来信。
周恩来总理的信又一次如实地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的第1天起，就为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一贯遵循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真挚性。
朝鲜人民完全支持充满和平愿望的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建议是解决中印间边界争端问题的最正当合理的办法，并且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以及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中印间长达二千多公里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
但是，中国政府把中印边界视为友谊的边界，严格地遵守了现有状况；
在印度军队屡次侵犯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也以友好的做法处理了它，为了两国的友谊继续做了有诚意的努力。
中印国境的局势是从西藏叛乱分子逃到印度后，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界的东段，并且开始逐步侵入中国领土时才紧张起来的，因此，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
印度军队片面地改变了早已存在的中印边界状况，甚至越过了他们主张作为印度国境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侵入中国领土。
如所周知，就连这条麦克马洪线也是英帝国主义统治印度时作为侵略中国西藏地区的政策的一部分而任意规定的，它是并没有得到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承认过的非法界线。
印度军队不仅越过了这条麦克马洪线，对中国边防部队进行了武装射击，还在他们强占的中国领土的几个地区内保护了武装的西藏叛乱分子。
这不能不被认为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印度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侵犯，也不能不被认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事实上，这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难以容忍的事件。
虽然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再次以协商的心地，为了不损害同印度的传统的友好关系，为了不损害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提出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政府的这种立场将受到亚洲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赞扬。
中国政府在它的回信中希望印度政府撤回侵犯中国边界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立即采取措施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我们认为，印度政府也应该同中国政府一样，以友好的正当的态度立即回答中国政府的建议。
我们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关切地注意到：
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执行中树立了榜样的中印两国之间发生边界问题的争端的时候，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抓住这个机会，为了利用这个机会达到它的阴险的侵略目的，展开了骚扰活动。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侵略集团，想借此机会在亚洲的两个最大的、友好的、爱好和平的国家间制造不和，而从中获得渔翁之利。
中印间的边界争端问题应该早日获得圆满解决，以此来消除亚洲人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借以危害和平和亚洲人民利益的间隙。
在中国政府已经以最大的诚意向印度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建议的现在，该是印度政府以诚意采取友好的措施的时候了。
看来，印度政府为了使尚未正式划定的中印边界片面地对它有利，正在通过军事、外交和社会舆论对中国施加着压力。
但是，很明显，对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施加的任何压力和方法都决不能成功，反而会使局势复杂化，同时损害两国人民的利益。
印度，由于没有参加侵略性的军事集团，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一切争端，支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才受到世界人民的信任。
我们认为，印度将不会忘掉这个事实，并没有任何理由退出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正当的立场。
中印边界问题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双方的和平和友好的会谈来加以解决。
这是亚洲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致的愿望。
新华社华沙11日电
波兰“青年旗帜报”今天就中印边界事件发表评论说，中印边界问题在西方报纸和印度右翼的报纸上引起了很大的叫嚣。
评论指出，印度的右派在报纸上和议会就边界问题进行煽动。
他们在报纸上污蔑中国进行“侵略”并想吞并不丹和锡金等国家。
印度右派煽起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中印两国间的友好善邻关系，反对印度政府所奉行的中立政策。
他们的目的还在于反对印度共产党，以作为喀拉拉邦事件的继续。
评论说，西方报纸，特别是美国报纸则企图利用这一事件，使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会见前的国际气氛恶化。
评论指出，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一带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
过去殖民主义者曾把中印边界划到中国领土以内，当时的中国政府就没有接受这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后的中国政府也没有承认过这件事。
评论最后表示希望，中印两国政府将通过友好谈判的方式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人民论坛报”、“华沙生活报”、“劳动之声报”、“青年旗帜报”等波兰中央报纸10日都刊登了周恩来总理8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复信的摘要。
新华社巴格达11日电
伊拉克“自由人之声报”就中印边界问题发表一篇题为“中印友谊的敌人”的文章，谴责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华叫嚣。
文章说，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对人民中国发出的所谓“侵略成性”和“殖民主义”的胡说是太多了。
他们一直在谈论捏造的中国军队“集结”的事情。
更甚的是，印度的反动派组织了反对人民中国的示威，要求西藏“独立”，虽然尼赫鲁先生不止一次说过，西藏是中国的领土。
文章说，“中印边界问题过去是引起冲突的根源，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印）共同边境上笼罩着平静的气氛。
尼赫鲁不止一次说过，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边境问题第1次得到缓和。”
文章说，“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件使人们注意到主张在这两个友好国家间散布不和底种子的人所进行的活动是多么危险。”
文章还引用尼赫鲁的话说，中印之间爆发分歧对亚洲和非洲将意味着一个悲剧。
文章指出，逃往印度、定居于边境并且开始对人民中国挑衅的西藏叛乱分子，得到印度人民社会党和其他反动势力的帮助。
文章强调说，“边境问题需要解决。
中印边界延绵两千公里，但是没有定界。”

英国“每日电讯报”继续摇唇鼓舌
恶毒诽谤我国　挑拨中印关系
新华社11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保守党机关报“每日电讯报”10日就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发表社论，一面承认这封信很有说服力，一面又继续对中国进行恶毒的诬蔑，企图否定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可能性，以竭力挑拨印度同中国的关系。
周恩来总理的信里指出，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不能不首先考虑到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时候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背景。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在9日抵赖这个历史事实，他说他“否认在印度受英国统治期间英国曾侵略过中国”。
但是，10日的“每日电讯报”承认，“读了中国主张调整它同印度之间的边界的那长篇大论细致详尽的论证以后，很难不感受到它那种总括的说服力。”
“论证中说，印度的边界是英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本身尚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牺牲者的日子里凭武力划定的”。
“每日电讯报”承认，这种“政治划分形式”是“西方国家所强加的”。
但是，这篇社论同时却又荒唐地诬蔑信中“提出的那些具体要求是侵略性的，不可容忍的”，说什么“共产主义往往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社论把英帝国主义过去片面强行划出的非法界线说成是“和平仲裁的唯一的法律基础”，它还写道，“由于谴责了西方帝国主义，就是隐含地拒绝了和平仲裁的唯一的法律基础”。
“很难设想这种（中印边界）争端如何能和平解决”。
同一天“每日电讯报”还刊载了一篇报道，继续恶意散布早已揭穿了的谣言，说什么中国军队在锡金和不丹边境集结，“形成侵入的威胁”。
“苏格兰人报”在评论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时指出，信中提出对印度军队侵略的指责以后，“建议就边界的位置问题举行谈判”。
信里还谈到中国愿意同锡金和不丹友好相处的问题，这是“十分受欢迎的方式”。
这家报纸写道，尼赫鲁得到的回答是：
“和平的新机会以及有一个说明中国同印度一样愿意共处的有力的迹象”。
“爱尔兰时报”10日的社论一面说周恩来总理的信里有些“不是和解的”方面，一面也承认：
“周恩来先生给尼赫鲁先生的信件至少表示有暂时解决印度东北边境上的战斗的可能性。
共产党中国总理建议用谈判来解决争端，在这以前，要维持现状和放弃使用武力。”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接见三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来宾
新华社11日讯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今天下午一起接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三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来宾。
这些来宾中有五位委内瑞拉人士：
委内瑞拉“共和民主联盟”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国会议员法夫里西奥·奥赫达和他的夫人，委内瑞拉交响乐队功勋指挥、作曲家安东尼奥·何塞·埃斯特维斯，卡拉博博州民主行动党书记圣地亚哥·贝坦科尔特·因方特教授，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委内瑞拉共青团主席、国会议员埃克托·罗德里格斯·包萨。
有以巴尔多麦罗·阿·里欧斯为首的古巴青年代表团，以及阿根廷学生代表费尔明·路易士·梅连德斯。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胡愈之、外交部美澳司司长申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张超等。
（附图片）
图为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接见三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宾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吕厚民摄

妄想用谎言抹煞中国人民的丰功伟绩
西方宣传机器继续诬蔑我国大跃进
据新华社11日讯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家们，继续运用他们稀奇古怪的想像力，就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得意忘形地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全民炼钢运动，发出形形色色的造谣污蔑。
企图用他们笔下的谎言来抹杀中国人民在大跃进中用自己的双手立下的丰功伟迹。
但是，他们的这种努力就像蜉蝣撼大树一样，不但无损中国人民的巨大成就的分毫，相反，却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用更大的成就来回答帝国主义的造谣污蔑。
美国政府的宣传机器——美国新闻处7日自香港发出的一条消息中再一次大弹中国核实过的去年的生产数字仍然“不可靠”的滥调。
它硬说，“没有理由认为，今后（中国）的统计数字和各种说法会比‘大跃进’中所宣布的数字和说法更可信”，并且造谣说，中国195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和说法“看上去仍然是极为夸大的。”
这个美国政府的喉舌还胡说什么中共“中央委员会公报承认错误的做法是对党不会犯错误这种观念的一种严重诘难”，并诬蔑说，“设法把责任归到‘敌对分子’和‘右倾分子’头上一贯是共产党的典型做法。”
“纽约时报”驻香港记者窦丁最近连续发表文章，捏造说中国“难民源源到达香港”并说这证明“中国的缺粮现象是严重的”，“连降低后的1958年农业数字有许多大概仍然高于实际产量”。
这个美国垄断资本的奴仆宣传我国今年上半年的农业情况“并不那么令人满意”。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7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忍痛估计情况”的文章，诬蔑我八中全会的公报说，“根据这一惊人的文件可以假定，不是中国人民很健忘，就是没有人能够说出跃进和蹦跳有什么区别”。
这家杂志竟煞有介事地胡说中国共产党领袖们两个月以来一直在不安地应付“他们自己造成的”“人类愚蠢行为的后果”。
中共“中央委员会现在对公社已经提出了许多隐约的批评……也不再期望公社会对中国工业产量作出什么显著贡献了”。
巴黎的“法兰西观察家”周刊在9月03日的一篇文章中也对中国核实去年工农业产量发出各种呓语，它说什么这是“中国决策人骤然稳健起来”。
它诬蔑中国各项工作中的政治挂帅是“不顾自然条件和经济落后状态”，“意味着经济因素被放到次要地位”。
帝国主义宣传机器妄想以造谣诽谤的手段，抹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成就，削弱我国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巨大的影响。
美国新闻处叫嚷“北平的威信由于经济计划的失败而在亚洲受到了损失”。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得意洋洋地写道，“中央委员会的承认失败无论措词怎样被冲淡，可是这一行动对那些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经验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榜样的亚洲人来说，却不能不是一个震动。”

尼赫鲁9月04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
新华社11日讯
据印度新闻处报道：
印度总理尼赫鲁9月04日在人民院答复议员提出的要求印度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的非正式提案时，发表了讲话，全文如下：
副议长，先生，议员先生提出的提案看来相当简单，是一项措词简单的提案。
但是，正如这场辩论的过程已经表明的，在那个提案背后包含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具有重大后果的重大问题。
我想，本院的每一个人对西藏人民的苦难都怀有最深切的同情的感情。
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人人都知道，我们不但给予达赖喇嘛避难权，而且对其他将近一万三千人都给予了避难权。
事实上，我们对所有来到的人都给予了避难权。
我记不得在这次有关西藏的事情中有过我们拒绝给那一个人避难权的事。
这本身就证明了我们在这件事上的感情。
但是，撇开感情不谈，撇开我们对西藏人的同情不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
即使是——让我们说——为了表达这种同情的感情，我们到底应该作些什么呢？
有些议员先生对其它国家所作的坏事发表了相当勇敢的言论。
谈论这些事情是十分容易的，要在各国的行为中找出许多错处是十分容易的。
但是如果像印度这样的一个国家要发挥作用的话，我们必须以成熟的方式，以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式，以至少可以有希望获得某种结果的方式来发挥作用。
由我们来作出勇敢的姿态是绝对——我应该有礼貌地说——没有意义的；
如果这些勇敢的姿态对我们发生反作用和反效果，并且因此伤害到我们，或者伤害到我们想要促进的事业，那就比没有意义还要坏。
就这个西藏问题而论，我们可以从许多观点——同印度和中国等等的历史、文化以及其它内容——来考察它。
这是悠久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我们不需要详细研究它。
在一个国家有悠久和错综复杂的历史的情况下，它就会有充分的材料，它就会提供充分的材料，供任何一方用来支持任何要求。
中国人说，西藏过去处在他们的主权或者宗主权之下。
我不知道几百年来他们用的是什么字眼。
西藏人说，他们在许多时期内是独立的，除了他们被迫处于某种屈从状态的时期以外。
真的，这对历史学者来说也许是有趣的，但是对我们却并无帮助。
当然，事实上在四十年左右的一段时期以后，实际上，从满洲王朝灭亡的时候起，或者是在那时以后不久，西藏实际上是独立的。
即使这样，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
即使这样，中国也从来没有放弃其主权要求。
但是实际上它是独立的。
正像我所说的，它对我们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如果这个问题在海牙国际法庭出现——当然那是不会的；
这种问题不会在那里出现，因为民族国家并不把这种问题提到那里去，而中国无论如何是同海牙国际法庭毫无关系的——他们是可能考虑这一切问题的。
有两三个主要的考虑是：
从国际上考虑，西藏没有被认为是独立国。
它一直被认为是自治国，但是处在中国的宗主权或主权之下。
在印度独立前，联合王国、俄国——不只是苏联，而且也是在它之前的沙皇俄国——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些是主要的有关国家。
世界上其它国家，除了说西藏是某种神秘之邦而外，对它是毫不注意的。
当印度独立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或多或少继承了在英国统治时代的情况，它的好的和不好的东西都继承下来了，我们暂时继续下去。
我们并不喜欢那里的许多事情——我指的是我们在那里所享有的治外法权的特权，它们肯定是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残余。
这不是我们特别高兴的，但是在头一两年，我们太忙，而不能对任何事情进行干预。
其后发生了这次中国入侵或侵犯西藏的事。
我们从来都没有否认中国对西藏的统治地位，不管你们高兴叫它什么都可以。
情况一直是这样，即使在最近几年来，我们也没有否认过它。
即使在独立后，即使在中国人民政府到达那里之前，我们也没有否认过它。
事实上，我们多少是以仿佛我们承认它的方式采取行动的。
现在，当这件事发生时，我们不得不在法律上面临困难的形势，而且从法律上说，由于我们所接受的和世界接受的情况，我们不能说什么话。
但是我们对于事情发生的那种方式，军队进军以及看来是武力征服和占领西藏的情况，感到相当痛苦和不安。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发出了照会，发出了一两个措辞谦逊的照会，表示希望这个问题会得到和平解决。
我仿佛记得我们当时从中国政府得到的答复的措词不是同样谦逊的。
我是就我所记忆的来讲的……
议员：
这是事实。
尼赫鲁：
这是事实。
我是在谈事情发生的前后次序；
我是凭记忆谈的。
后来联合国会员国萨尔瓦多在联合国就西藏问题提出某种动议。
这个动议主张把这个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同时还提出决议草案，谴责据他们说是对西藏的无端的侵略，并且建议任命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所要采取的适当的措施。
关于这个把一项问题列入议程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
印度代表——我相信这次代表是纳瓦纳加的詹萨赫布——辩论说，这个问题可以和平解决，最好还是不要以这种方式讨论这个问题。
他又说，我相信，我们曾经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一些保证：
他们想用谈判的方法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暂时不要把这一项列入议程。
联合王国、美国、澳大利亚、苏联甚至在福摩萨的那个所谓国民党中国——毫无疑问是由于它自己的某种理由——支持这个建议。
这一项就延期讨论。
延期讨论是得到同意的。
詹萨赫布说，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了保证，他是根据什么而这样说的呢？
我很抱歉，我没有带来确切的文件，可是根据我的记忆，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接到了函件，这个函件是答复我们的意见和我们的要求的。
函件中说他们要用谈判以及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相信，他们的军队已经在接近西藏东部边界的某个地方停止前进。
当时，达赖喇嘛派遣的西藏政府的一些代表也即将到北京去讨论这个问题。
在那时，一直到最近，人们从拉萨到北京去的最方便和最简单的路线是通过印度。
取道戈壁沙漠之类的地方要困难得多。
事实上，甚至在中国人民政府执政以后，有好几次，有许多中国人取道印度前往西藏。
这条路线比较简单：
从加尔各答一直往北到锡金的甘托克通过纳都拉山口继续前进。
西藏代表在前往北京途中来到了德里。
这是比较自然的。
我也认为，他们要和我们商谈。
这是发生在十年以前的事情。
我记不太清楚事情发生的前后次序。
我知道，他们在德里呆了相当长的时间。
到底什么原因，我不清楚。
总之，他们这样做了。
正是事情的这个前后经过使我们在联合国提出这个建议，因而那个问题没有讨论。
后来，事实上没有同西藏派出的代表团进行适当的谈判。
在他们到达北京以前很久，在西藏出现了其它事态发展。
我想，中国军队再度开始进军，接着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同他们达成了协议。
当然，这个协议可能是为形势所迫而在压力下签订的，但是这是代表达赖喇嘛等签订的协议。
在这方面，我可以这样说吗？
巴志帕伊议员先生说，达赖喇嘛之所以同中国达成了十七条协议，是由于我向他提出了某些保证。
他又说，这是中国总理访问了印度以后的事。
他把这种事情弄混了。
根本不存在我向他提出任何保证的问题，中国总理没有到印度来，我也没有到中国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达赖喇嘛政府缔结这个所谓十七条协议之类的东西的时候，我没有同中国总理见面。
因此根本不存在我们提出任何保证的问题。
我们接受的只是——根据从中国政府那里接到的信件——詹萨赫布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说的话，这就是中国人说他们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根据这种情况，这一点就没有讨论。
在这以后，就签订了这个十七条协议，这个协议中对西藏自治给予某种强调。
如果说协议中之所以强调自治是出于我们的压力和我们的愿望这也是错误的。
的确，这无疑是我们的愿望，但是当协议签订时，我们并没有在那里；
也没有要求我们表示意见。
这是中国政府和西藏人之间的事情。
因此关于他们曾经向我们提出保证，后来又破坏了这种保证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实际情况是，几年以后，当周恩来总理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曾经同他谈到西藏问题，当时达赖喇嘛也在这里。
我相信这种会谈的确是周恩来总理倡议的，他希望向我解释——他的确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对西藏采取这样的态度不是由于他要回答我提出的一些指责，也不是因为他认为他有责任这样作，而是因为他认为——我想是这样——我们有着友好的关系，他必须设法使我相信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态度。
他一开始就对我说，西藏一向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向”的意思就是千百年。
有时当中国软弱的时候，这种主权就没有正式地行使，但是他说，西藏一向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的论点就是这样。
他又说，但是西藏不是中国本部，而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里居住的不是汉人。
中国人是汉人，但是还有蒙古人、满洲人和西藏人等等。
他说，西藏并不是中国的省份，而是中国的自治区，我们愿意尊重这种自治。
这就是他对我说的话。
他继续说，事实上某些人认为我们想强迫西藏接受共产主义，那是荒谬的，因为西藏人，具体说，非常落后，以致共产主义同西藏目前的情况相距甚远。
但是他说，西藏肯定是非常落后的国家，我们希望使他们在社会、经济等等方面取得进展。
甚至在那时——就是三年前，在西藏内部，或者不如说在西藏东部边境上，特别是在那并不属于西藏本部而实际上居民是西藏人的地区里，即在西藏东部边境上、但居民是西藏人的康地区里，发生了某种纠葛。
这个地区不久前已并入中国；
我记不得什么时候，但是反正不是现在，而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
住在那里的西藏人即康巴人，并不乐意接受中国的某些措施，因为中国政府虽然从没有进行任何所谓土地改革或者其他任何改革的意义上说，是让西藏本部多少保持着原状的，在政治上却牢牢地控制着西藏。
但是他们没有进行干涉——周恩来总理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们不想进行干涉；
让他们自己逐步发展。”
但是，在这个被认为是中国一部分的东部地区——他们是把这个地区当作中国的一部分看待的——这一点最终导致了那里的康巴人的叛乱——这是游击式的叛乱，这种叛乱在周恩来总理三年前来到这里时已经持续了相当时候——一年或一年以上了。
我们当时没有谈这个问题。
但是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不想干涉西藏的内部结构、内部自治、社会习俗、宗教等等事情；
但是我们当然不会容忍叛乱和外国干涉。
当然罗，我不知道他在说外国干涉或者帝国主义干涉的时候指的或者想的是什么，但是我发现他们的头脑中有着某种奇特的观念，我认为他们想的倒不怎么是印度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而是一些外国，联合王国或美国，不知怎的侵入了西藏，因为他们的头脑里牢牢记着这些国家。
他们没有十分了解到，联合王国自从离开印度以来对西藏压根儿不感兴趣。
他们根本不能达到西藏。
他们在那里没有机构，没有代表；
他们在那里甚至没有谁可向他们提供任何消息。
据我所知，事实上，美国在那里也没有机构或代表。
在其它任何国家中，唯有印度有代表驻在西藏，那就是印度的总领事。
可能还有苏联的；
也可能有蒙古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里没有欧洲人，也没有美国人。
无论如何他对我是这样说的：
——叛乱在继续。
这就是我们那次会谈的情形，你喜欢怎么叫它就怎么叫它。
但是在我看来这倒是一种解释。
这并不是我向周恩来总理索取得来的某种保证。
我之所以这样说明，是因为可能有人会说：
你这样做是否因为你得到了那种保证。
从那个意义上讲，这并不是什么保证。
这种关于西藏自治等等的谈话，在我听到的时候，确实使我感到高兴。
但是我没有权利把他叫来责备一番，对他说：
你作了保证，但是你没有履行；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我必须说，当自治结构由于其他事态发展而完全垮台的时候，我感到痛苦。
西藏的这一内部反叛月复01月、年复一年地渐渐蔓延开来。
它慢慢地从东向西蔓延。
我个人毫不怀疑，大多数西藏人虽然在这段时期内没有参加叛乱，但是却是同情叛乱的；
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
这是由于一些并不怎么高深的明显的原因，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
西藏人像其他人一样，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当他们认为外来的人进来打乱了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一切结构的时候，他们对这些事情就感到愤懑。
因此这就蔓延了开来，接着又发生了其他事情。
我们不必研究详细的历史，但是拉萨本身的纠纷，我想一部分当然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各种活动引起的。
当统治者、外来的人、外来的统治者不得不同不友好的居民打交道的时候，嗯，关系是很容易想像的。
那不会是健康的关系。
统治者和人民彼此惧怕对方。
当恐惧支配了双方的关系的时候，那很可能会引起不良的结果。
事实上在一个国家成为受支配的国家的一切地方，都会有不健康的关系。
这样就引起了西藏的这次动乱和达赖喇嘛从拉萨逃走前来印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在那以后，我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那里发生的情况的确切消息。
我想，我们可以一般地说，西藏的几个部分受到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在那里的军事政府的统治下，西藏人远没有享受到自治。
可能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西藏境内的情况的消息是言过其实的，因为大多数消息必然是从难民那里来的，而难民不管怎么好，由于自己吃过苦头，就容易提供经过渲染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是他们所看到的或者他们所听到的。
就这样越传越甚。
因此这些消息可能是言过其实的。
作为一个负责的人，在我得到某种证明以前，我不能重述这些消息。
但是，不论这些消息是不是言过其实，有一点是没有甚么可怀疑的，那就是：
在西藏发生了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情，西藏的人民吃了许多苦，而且，肯定不能说，那是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幸福家庭。
以前当这个问题在本院提出的时候，我说过，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是受两、三个因素支配的。
我提到了其中的两个——我们对西藏人民的同情和我们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
现在看来这或许有些矛盾，在目前情况下，这两个因素的确有点矛盾。
这是局势的困难之处。
可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受这两个因素支配的我们的基本态度。
第3个因素当然是而且将始终是印度的完整和印度的自由。
保护这种东西是我们的首要责任。
我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
因为，我要再说一遍：
我们现在可能采取的任何步骤是不能在怒气冲冲——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情况下采取的，不能由于我们感到愤怒，于是就作出某种事情，而不顾这一步骤的后果如何。
我们做事不仅是为目前，而且是为将来——为遥远的将来。
我一向认为，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国家应当保持友好的和尽可能合作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缺的——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
在印中两国的两千年的关系中，它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事实——我相信你们在任何时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同样的情况。
这是文化关系。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贸易关系。
这是宗教的联系。
在这些很长的时期内，它们不是消极的国家。
它们是活跃的、积极的国家。
在这些日子里，不像在印度以后的日子那样——那时我们的确是受种姓制度束缚的、消极的、没有生气的国家，不渡海，不同这个人接触，不同那个人会见——，他们希望有我们发展起来的这种国家——我国人民从事冒险的事业。
他们到东南海各地去。
他们建立了殖民地。
他们建立的不是帝国主义殖民地，而是独立的殖民地。
事实上，印度在整个东南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
你们今天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中国在那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因此，这两个巨大的、强大的国家经常相遇，可是它们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事实。
无疑，你们在欧洲以及在亚洲都找不到这种事例。
现在，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形成了某种长期的敌对状态，那末在将来，这不仅对印度、可能对中国来说会是一个悲剧，而且对亚洲和全世界来说也会是一个悲剧。
如果你是软弱的，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就不会有自然的友谊。
在弱者和强者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在企图欺负别人的国家和甘愿受欺负的国家之间也不可能存在友谊。
不论个人或集体或国家，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只有在人们多少是平等的，人们互相尊敬的时候，他们才是朋友。
国家也是一样。
可是在符合这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我们的确曾经为印中友谊而努力。
我要说，尽管有着已经发生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仍旧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将继续为此努力。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在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任何事情上屈服，或者我们应该让出一部分印度领土给中国来讨好它。
这并不是同任何人交朋友或者保持我们的尊严或自尊的方法。
可是从长远看来，这两个大国成为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不论它们内部的结构和政策如何。
我知道，有的时候，当人们听到恼人的事情、使人生气的事情，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甚至没有得到有礼貌的对待，当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接到一些连普通的礼貌都奇特地缺乏的信件时候，要有友好的感觉是困难的。
这一切都是恼人的。
但是人们生气和感到恼火是非常容易的。
无疑，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有必要不使自己恼火，以保持国家的威严以及我们政策的连续性。
有许多人指责我们说，你们有名的潘查希拉怎么样了；
五项原则那里去了；
死亡了、消失了、埋葬了还是火葬了？
好吧，你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这表明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
潘查希拉是什么呢？
潘查希拉或者说五项原则——它们并不是因为体现在印中两国的条约之中而才成为原则的——它们本身就是国际真正关系的原则，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这些原则是正确的，即使全世界都否定这些原则，我们还坚持这些原则。
当然，很显然，如果对方不同意这些原则，那么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
可是原则仍然是正确的。
当人们变得足够明智的时候，他们会重新接受这些原则。
因此，并不存在潘查希拉有缺点的问题。
如果你愿意说的话，这可以说是印度有缺点或者中国有缺点的问题。
但是原则仍然存在。
看法就是这样。
如果你们允许我稍稍离开这项提案的范围，那么我要说，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边境上和其他地方的某些困难情况：
关于中国当局对我们在西藏的人的待遇。
我可以告诉人民院，我每天早晨所做的第1件事情，就是打开一束电报，相当大的一束。
我估计每一束电报中至少有五六封是从北京、拉萨、江孜或亚东来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这些电报都是陈述最新的事情，最新的发展情况的。
当然，我们从江孜、亚东和拉萨收到的电报无法告诉我们西藏发生的情况，因为他们同西藏其他部分没有联系。
他们只能够多多少少看到领事馆和商务处周围的一些情况，然后告诉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怎样的。
发生了一些小问题。
几乎每天上午，通常至少在我开始一天的工作的时候，这些电报使我的情绪并不是太愉快的。
我努力设法克服这种情绪。
现在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慢慢习惯于这样做了。
我们必须处理这些困难的问题，这些边境事件。
要是有人问我——人们有时要问我——这些边境事件说明什么，老实说，我不知道对方心中是怎么想的，到底这仅仅是局部的侵略性行为呢，或者只是要让我们规规矩矩——如果我可以用这个俗语的话——，不要自以为了不起，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我不知道。
我可以告诉人民院，就在昨天晚上，我们收到了中国政府一份相当长的复照。
这是答复我在几天以前就东北边境发生的这些事件提出的抗议的。
这是一份相当长的复照。
自然需要非常仔细地加以考虑。
但是概括地说，这份复照否认我们提出的关于他们侵犯我们的领土并且向我们在那里的巡逻队开枪的指责，而且指责我们侵犯他们的领土并且向他们开枪。
这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是违反这方面的事实的。
议员：
违反麦克马洪线。
尼赫鲁：
当然我们将仔细研究这个复照，因为它是一份长的、或多或少提出了论据的照会，里面谈到许多地方和其他事情。
我们很快就要，也就是说，在两三天之内就要送给他们一份复照。
请让我再重复一遍我在这里说过的话，在本届人民院会议休会以前，我希望向人民院提出包括自从印度和中国签订关于西藏的条约签订以来——也就是说在过去五年当中——中国政府和我国政府所交换的信件的白皮书，好让人民院了解一直在发生的事情的背景。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一方面自然要保护我们的边境。
当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希望克制自己，并且约束一下我的强烈的反应，不要在——让我们说——军事措施之类的东西方面走得太远；
因为当国家变得激动起来，并且事情牵涉到他们的全部威信的时候，那么他们常常会被逐渐推向错误的方向。
因此我们设法无论如何保持平衡，这就是说，在我们认为我们是正确的场合采取坚定的政策，但是始终为和解敞开大门，为解决问题敞开大门，只要这是可能的。
概括地说，关于这个边境——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边境事件，他们说我们进行了侵略。
这个村庄或者那个村庄或者这一小片领土究竟是在他们一边呢，还是在我们一边呢，这是一个事实问题。
一般说来，只要这些纠纷是比较小的纠纷，我的确认为，如果两个大国或者两个小国立即冲上去掐住对方的脖子来决定这块两英里的领土究竟是在这边还是在那边，特别是如果这块领土是高山上的无人居住的两英里的领土，那是相当荒唐可笑的。
但是当事情牵涉到国家的威信和尊严的时候，那就不是两英里的领土了。
这里牵涉到的是国家的尊严和自尊心。
因此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但是，我不希望——只要我能做到——把这个问题弄到任何一国都别无他法——因为这里牵涉到他们的民族尊严——而只有诉诸武力的地步。
这不是我所希望的。……
拉姆·苏巴格·辛格博士：
根据最近的报告，边界是在哪里呢？
根据我们从他们那里收到的最近的复照，他们所说的边界是在哪里呢？
尼赫鲁：
没有大地图和关于村庄等等的各种小地图，我怎能说呢？
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争端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究竟它可能是在这边，还是在那边两英里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那里和其他地方的地图如何。
就我而论，我常常说，我们从缅甸境边一直到不丹边境的边界是麦克马洪线，我们坚持这条线。
一位议员：
他们是不是……
尼赫鲁：
请让我继续说下去，请不要过分重视报纸上刊登的消息。
我就这个问题说的话的权威性要多一些。
这是麦克马洪线，我们坚持这条线。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继续出版一种地图，把东北边境特区的一半、阿萨姆的三分之一和不丹的三分之一画得好像是属于中国的地方，这是非常不相宜的、非常不适当的。
这的确是一种冒犯。
在一段时间里发生某些事情和某些错误，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年又一年，一共十年，继续对我们说：
“好吧，在我们有空的时候将研究这个问题”，这并不是很好的答复。
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在大体上接受麦克马洪线之后，我准备讨论对麦克马洪线的任何解释；
在这里或那里的次要部分的解释——这是不同的问题——不是这些大块领土，而是次要部分的解释，究竟这个小山是在这里，这块小地方是在那边或这边，都根据事实，根据地图和现有的证据来确定。
这是我准备同中国政府讨论的。
我准备接受任何和解的、调解的办法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准备在他们或者我们——不管是那一方——提出异议的时候，由双方所同意的权力机构就这些次要的修正进行仲裁。
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我这样说是由于我并不采取那种狭隘的态度，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别人说的都是错的。
但是必须接受总的麦克马洪线，就我们而论，它是存在的，我们接受它。
关于拉达克的情况是有些不同的。
麦克马洪线并没有伸延到那里。
它是受当时的克什米尔统治者古拉布·辛格大君（他是当时旁遮普西赫统治者的封臣）签订的，有一百多年的古老条约所制约的。
这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事。
一方面是1842年的条约，另一方面是拉萨的统治者和中国皇帝的代表，结果是拉达克被承认是克什米尔邦的一部分。
没有人曾对这一点提出异议，现在也没有人对它提出异议，但是拉达克同西藏的边界不是很仔细地划定的。
在某种程度上，它为前往那里的英国军官所划定，但是我颇为怀疑他们是否仔细进行过勘察，他们把线划出来了。
这条线一直标在我们地图上。
他们这样做了。
由于那里并没有人居住，因此总的说来，这没有多大关系。
它在过去也没有多大关系。
当时没有人注意它。
现在问题产生了。
我们准备坐下来讨论这些次要问题。
但是根据什么条件来讨论呢？
首先是条约、现有的地图等等。
其次是惯例，这些年来一直是惯例的那些东西。
第3是地理。
我所说的地理是指分水线和山脉之类的自然形势而言，而不是指一小块被分割的平原。
这些都是定为国际疆界的方便地势。
在谈到这个涉及比较简单的问题的提案的时候，我特地提到这种种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这个提案，且不谈提案人以及某些其他议员对西藏人怀抱的同情，如果我们采取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根据在法律上和宪法上都应当是有根据的，我们应当希望它会产生一些结果，产生一些有助于我们实现所谋求的目标的结果。
从是否有根据的观点来看，联合国可能由于两个理由而参预进来。
一个理由是侵犯人权，另一个理由是侵略。
可是侵犯人权只适用于那些已经接受联合国宪章的人，换句话说，只适用于那些已经接受宪章的联合国会员国。
严格地说，你不能把宪章应用于那些没有接受宪章、没有被允许参加联合国的人。
事情就是这样。
其次，要是你谈到侵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侵略另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问题；
正如我对你们所说过的，就世界事务而论，相当长时间以来，西藏一直没有被承认为独立国家，甚至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很久就是如此——更不谈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了。
因此要解释为侵略是困难的。
你们可能会说，这些论点是一些颇带法律性质的论点。
但是我只不过是指出所牵涉到的任何困难和程序的宪法方面的问题。
接着，我要谈一下某个实际的方面。
那就是，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呢？
假定说我们克服了法律上的模棱两可的地方和法律方面的困难。
结果可能会在联合国大会或者安全理事会——不管在什么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辩论，一场激烈的辩论，一场怒气冲冲的辩论，一场按着冷战的方式进行的辩论。
在这场辩论进行过以后，这场辩论的发起人和这个动议的发起人将做些什么呢？
再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了。
他们将回家去。
在把事情搞到更高的温度，搞到高热的程度之后，他们就将回家去。
他们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别的什么办法也没有。
显然，谁也不会派军队到西藏或中国去，因为在匈牙利事件中并没有那样做；
匈牙利是欧洲的一部分，同欧洲各国联系较多。
如果认为他们会在西藏那样做，那是荒诞的。
显然不会那样。
因此，将会发生的只是其他某些国家发表一些激烈的意见，加以否认，然后这个问题就发展到冷战的程度——被拉进冷战的领域——并且大概会在中国政府身上引起反作用，而这些反作用对西藏和西藏人民甚至比现在更不利。
因此最终的结果对西藏人民并不是什么使人感到宽慰的事情，而是与此相反。
这个问题无论是从宪法的观点还是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都是不明确的。
事实上，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认为，很难把它提到那里。
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那么，除了可能是要满足某种表示同情或者表示我们感到愤慨的内心要求以外，把这个问题提出讨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肯定是能够理解这种内心要求的。
但是，我们决不能被这种要求所支配，让它把我们带到无人知道的境地、危险的境地。
因此，我不能同意这个提案，并且我要建议人民院也不要同意它。

应邀参观我国第1届运动会
越保等国体育界代表到京
新华社11日讯
应邀来我国参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运动会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已于10日下午抵达北京。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体育代表团于11日下午抵达北京。
越南体育代表团一行三人，由越南体育体操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志贤率领。
罗马尼亚体育代表团一行三人由罗马尼亚体育总会主席马诺利·波德纳拉希率领。
匈牙利体育代表团一行四人由匈牙利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纠拉·赫基率领。
捷克斯洛伐克体育代表团一行二人，由捷克斯洛伐克体育联合会主席弗朗齐歇·富德斯伦率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体育代表团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体育总会和运动协会主席鲁迪·赖歇耳特率领。
保加利亚体育代表团团长、保加利亚体育联合会主席热·科列夫稍缓抵京。
新华社11日讯
应邀来我国参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运动会的伊拉克共和国体育界代表、伊拉克教育部体育司学生文娱活动处处长阿卜杜勒·拉扎克·阿札米和巴格达工程学院体育教员、伊拉克篮球协会主席优素福·巴齐、法国劳动体育联合会代表团，法国劳工体育运动联合会秘书长雷内·拿破伦尼、法国劳工体育运动联合会育体办公室委员、国立体育学院副教务长莫里斯·巴克和法国劳工体育运动联合会蓝色海岸委员会主席阿托斯·班比等三人及苏丹体育界代表、苏丹足球协会名誉秘书、苏丹奥委会名誉会计阿卜杜勒·拉希姆·沙达德，于10日和11日抵京。

扎夏迪科在我驻苏使馆招待会上说
中国人民实现了大跃进
习仲勋副总理率政府代表团部分团员回到北京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日电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张伟烈今晚为前来这里参观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的、由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宴会。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出席了宴会，并且讲了话。
他说，几天之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
近一年来中国人民实现了大跃进，现在中国已从过去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按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质量来说，中国已走入最发达国家的行列。
苏中两国的友谊和相互关系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
扎夏迪科指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合作和苏中友谊是巩固世界和平的基础。
两国人士间的互相访问参观，交流建设经验将进一步促进友谊的发展。
习仲勋副总理讲话说，我们在这里愉快地度过了有意义的、令人难忘的十几天。
参观和访问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看到和学到的东西很多。
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是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下四十多年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总结。
苏联的科学技术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进经验，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
学习苏联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我们尤其珍视的是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同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苏联人民对我国兄弟般的援助分不开的。
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苏联老大哥的援助。
习仲勋副总理说，不久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了八中全会的号召，正在开展着规模巨大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保证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在1959年内提前三年超额完成、完成和接近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
习仲勋副总理接着说，1958年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和1959年继续跃进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正确。
证明了建立和发展人民公社的必要和正确。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对我国工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任何污蔑，在我国人民继续跃进的面前，一定会遭到有力的回击，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张伟烈代办也在宴会上讲了话。
出席宴会的还有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总务委员会主席马克萨烈夫，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斯特罗金，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席金兹布尔格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普希金等。
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团员也出席了宴会。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日电
参观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和代表团部分团员，今晚乘“图—一○四”飞机离开莫斯科返国。
代表团其他团员将在苏联继续参观访问。
今天下午扎夏迪科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中国政府代表团。
接见时，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据新华社11日讯
由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率领的前往苏联参观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的政府代表团，和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参加布尔诺国际博览会开幕典礼的政府代表团部分团员，在结束两地的参观后，今天下午乘“图—一○四”客机，由莫斯科回到北京。

美国从日本和太平洋基地
赶运军火供应老挝政府
新华社11日讯
火奴鲁鲁消息：
美国官方发言人10日宣布，美国正用飞机从它在日本以及太平洋司令部所属其他地区的基地向老挝萨纳尼空政府供应军事物资。
美国太平洋司令费耳特的一个发言人说，有些供应正从日本运去，而从其他太平洋基地送出的一些供应是完全绕过日本直接用飞机运到老挝去的。
（附图片）
美援　方成

越南祖国战线和保卫和平委员会
呼吁制止美国在老挝的侵略政策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再次驳斥老挝当局对越南的诬蔑
据新华社河内11日电
据这里报纸报道：
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孙德胜10日晚上宣布，越南人民坚决反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成立“调查”老挝局势的小组委员会的非法决议。
孙德胜是在越南祖国战线成立四周年庆祝会上讲这一番话的。
参加庆祝会的，有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中央委员阮春水，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委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等。
孙德胜强调说，我们激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在老挝的侵略政策，它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关于老挝的日内瓦协议，妄图把老挝变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孙德胜说，如果不及时制止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的战争挑衅行动，老挝的内战将会扩大和延长，将会严重威胁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同一天，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也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定成立小组委员会“调查”老挝局势这件事发表声明，要求老挝国际委员会立即恢复活动，以维护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
据新华社河内11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对记者发表谈话，严厉驳斥了老挝当局最近继续对越南进行的诬蔑。
外交部发言人说，英国广播公司在9月10日报道，老挝当局最近发表公报说：
“一些共产党分子越过了边界四十公里，向芒科据点进攻”。
发言人说，同一天西贡电台报道，泰国政府总理乃沙立说，“老挝国防大臣确认了越共给叛乱分子以重要的援助。
如果老挝向东南亚条约组织提出要求的话，泰国随时都准备向老挝派遣军队”。
发言人指出，老挝当局上述公报中的消息完全是捏造的。
发言人说，令人遗憾的是，像泰国政府总理乃沙立这样的官方人士，却根据老挝王国政府捏造的消息来发表声明。
不过，泰国总理发表这种声明也不足为奇，因为他是为附和老挝政府的诬蔑论调而发表的。
他的目的在于实现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即加紧唆使东南亚侵略集团早日直接干涉老挝。

阿德两国报纸评中共八中全会
中国的成就使朋友高兴敌人发疯
新华社地拉那10日电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9日以“中国人民的成就使朋友高兴，使敌人发疯”为题发表文章，评论中共八中全会。
评论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
中国人民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所取得的真正辉煌的胜利，使全世界感到惊讶。
评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设起新的、强大而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已经成为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和平的重要因素。
阿尔巴尼亚人民把兄弟般的中国人民的胜利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
评论说，人民中国向英国宣布的和平竞赛和它所取得的极其重要的成就，不仅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还证明了中国人民对领导他们的共产党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评论指出，中共八中全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评论说，中共八中全会根据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所取得的成就，向全世界宣布了在今年内提前完成原来规定的1962年工农业的主要生产指标，这是完全可能的。
八中全会的工作证明，总路线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正确的，根据这一路线的正确性而对今年计划作了必要的调整。
事实是，虽然对数字作了调整，但1962年的原定的主要指标将在今年年底实现。
评论指出，社会主义的敌人却违反理智和事实，他们不愿意看到巨人的步伐。
疯狂的帝国主义集团恶毒攻击人民中国，对中国人民的英勇的努力和杰出的成就进行无休止的污蔑，但是，这些企图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评论说，很早以来，贝尔格莱德的修正主义者就毫无保留地，声嘶力竭地和那些咒骂人民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叫嚣相呼应，对中国人民的英雄干劲和巨大的成就捏造出了成千上万次的污蔑。
很早以来，西方的报纸和通讯社就层出不穷地污蔑中国的五年计划，把中国赶英国的意志当做笑柄，把人民公社运动说成是狂热。
在这些可耻的脚印后面，贝尔格莱德修正主义者也跟着跑，他们常常同自己的主子——帝国主义者互相竞赛。
评论在驳斥南斯拉夫，“战斗报”和南斯拉夫通讯社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污蔑之后说，人民公社的真实情况并不像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想像的那样。
正如八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人民公社发展和巩固了，它在提高生产和社员生活水平方面正在取得光辉的成果。
评论说，中国共产党完全正确地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相信党所领导的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力量和伟大的创造力。
南斯拉夫通讯社对中国把“右倾危险”当作是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危险这一点感到遗憾。
南斯拉夫通讯社的这种态度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评论指出，对社会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阵营取得的成就的仇恨使得贝尔格莱德的修正主义者在政治上完全愚昧和无知。
因为即使是瞎子现在也会看到人民中国今天拥有多么巨大的力量，这个国家虽然在不到十年以前还是世界上最痛苦、贫穷和落后的国家之一，但是它今天却生气勃勃地向前迈进。
中国人民的朋友对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人民中国的成就的确是非常巨大的，这种成就使全世界感到震惊。
评论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进行的枉费心机的反对人民中国的运动，只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反对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活动的一部分。
但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嚎叫掩盖不了中国人民的巨大胜利。
据新华社柏林9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报”8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六亿五千万人的大跃进”的文章说，对人民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进一步发展说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文章说，从东京到巴黎，从华盛顿到波恩，资产阶级报纸当然竭力想使它们的读者相信，庐山会议以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工农业政策遭到一场“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有些人是戴上灰色眼镜看事实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中国劳动人民来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一切进步的人士来说，中共八中全会的决议正是使我们高兴并加强我们对胜利的信心的理由。
文章指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最重要的决定是，把到今年年底完成中国第2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宣布为中心战斗任务。
这就意味着比原定计划提前三年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最重要的任务。
文章写道，在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国家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做为自己的任务。
中国的对手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最老的、发达的工业国——英国。
去年，中国提出的口号是“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上赶上英国水平”。
现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指出，如果像到目前为止一样地继续跃进，这个伟大的目标在十年内就能实现。
这一任务是现实的，而且是有一切可能实现的。
文章最后说，中国经济力量的急剧加强，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而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在我们进行的反对原子战争、争取和约和消除第2次世界大战残迹的斗争中，这也直接地帮助了我们。
人民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坚强的支柱之一。
社会主义和进步的力量越强大，赶走一切侵略者和原子好战分子的保证就越大。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非法的所谓麦克马洪线的背景情况，现在发表以下两份地图：
上图——是1914年03月24日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西藏地方当局瞒着中国中央政府在印度德里秘密换文的附图的原件照片。
附图原件有左右两张，每张上都有麦克马洪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伦兴夏托拉的签字。
图上所示藏、印分界线（即所谓麦克马洪线）把线南向来属于中国，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
这个换文和附图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
右图——是1914年07月03日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签订的西姆拉条约附图原件的照片。
图上灰线（原图上为蓝线）表示所谓内、外藏的界线，黑线（原图上为红线）表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
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这张地图上是以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一部分，即黑线（原图上红线）的一部分出现的，完全没有被标明是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疆界线。
而且西姆拉会议上也并没有讨论过藏、印边界问题，条约的条文中也没有关于藏、印边界的规定。
西姆拉条约及其附图只有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的签字，并未经中国中央政府签订和批准，我国向来拒绝承认。
（新华社稿）

井井超产　面面丰收
辽宁四大煤矿超额完成09月上旬生产计划
河南09月上旬煤炭日产量比08月增长19％
新华社沈阳11日电
辽宁省四大国营煤矿职工提前一天、超额九万吨完成了9月上旬的煤炭生产计划。
他们又提出保证：
提前五天完成第3季度计划，再增产七十万吨煤，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
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辽宁省抚顺、阜新、本溪、北票四大煤矿的职工，纷纷召开誓师比武大会，提出新的增产计划和竞赛条件，鼓起大干09月关键月的战鼓。
09月头一天，四大煤矿都开门红。
抚顺煤矿完成日产计划130％，到8日便提前两天完成上旬计划。
阜新煤矿职工重点推广“放炮装煤”、“水力运输”两项先进经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提前一天完成了上旬计划，煤炭产量比抚顺煤矿还多四万八千多吨。
从9月01日开始，这四个矿天天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扭转了长期以来月初松、月末紧的局面。
新华社郑州11日电
河南省煤矿职工超额完成9月上旬产煤计划，全省煤炭平均日产量达到七万五千多吨，比8月份平均日产量增加19％。
其中焦作、平顶山、鹤壁、宜洛、观音堂、义马、新密七个省营重点煤矿，平均日产量接近五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1.8％。
专区和县营的小煤矿，在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中，原煤产量也步步上升。
09月份以来，河南省各煤矿的职工积极响应党的战斗号召，反右倾，鼓干劲，深入地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
许多煤矿都举行誓师大会和比武大会，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焦作煤矿职工贴出了两万五千多张大字报，批判了少数人认为煤矿老工人少、机器设备少、老矿井运输巷道长，因此不能高产的右倾思想，很快出现了井井超产，（工作面）面面丰收的局面。
鹤壁陈家庄矿的党委书记、矿长和工程师深入井下指挥生产，抓薄弱环节，解决了煤车掉道等生产中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新密煤矿也针对工作面溜子事故多的情况，专门召开了生产组长、机电组长和溜子工的会议，加强了采煤和机电工的互助协作，提高了溜子的安装质量，9月上旬没有发生一次溜子事故。
另外，各矿都大大加强了技术革新的领导工作。

四川省委和省人委发出关于贯彻八中全会决议的指示
掀起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
本报成都11日电
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最近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的指示，号召全省各级党政组织和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迅速地在全省范围内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峰，为实现全省在今年内提前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去年四川省工农业生产获得空前大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37.6％，其中钢增长75.4％（不包括土钢）；
粮食增长39.7％；
棉花增长28.6％。
今年七个多月以来，四川省的工农业生产在去年空前大跃进的基础上，又取得了新的伟大胜利。
今年1至7月份与去年同期比较：
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了78.2％，钢增长73.9％，生铁增长三点九倍，原煤增长二点四倍，硫酸增长49％，棉纱增长26.6％，其他各种工业产品，也都有很大的增产。
各种工业产品不仅数量上有很大的增长，而且质量也在不断地改进和提高。
基本建设工作量增长了88.3％。
各种运输工具货运量增长90％。
去年的大跃进和今年七个多月来工农业生产建设的新成就，使全省经济战线的若干方面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如：
过去全省重点钢厂炼钢所用的生铁绝大部分由外省供应，现在90％以上都由本省供应；
许多过去不能自制的设备也能自造了；
供应市场的轻工业产品中，本省产品的比重有了很大的增加。
在农业方面，由于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59年的小春生产已经获得空前大丰收，粮食总产量增加30％，比特大丰收的1958年增产幅度还要大。
大春生产虽然遭受了数十年来未有的严重旱灾，在一部分地区旱灾以后又遭到了严重的洪、涝、风、虫等灾害，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抗旱、抗灾斗争，及时进行了增种、补种、改种，大大地减轻了旱灾造成的损失，并且能够保证继续获得增产。
在商业方面，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今年1至7月份购进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了38％。
绝大多数主要商品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都有很大的增长。
指示说明，根据国家统一计划，和统计部门对全省粮棉产量统计的核实数字，并考虑到今年七个月来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农业生产上遇到的严重旱灾，有必要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必要的调整：
钢的产量定为一百万吨（不包括土钢），比去年增长61％；
原煤产量定为三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增长62.7％；
粮食比最后核实的去年产量六百五十亿斤增长10％左右；
棉花的产量比最后核实的去年产量一百八十万担增长20％左右。
显然，调整后的钢、煤、粮、棉的指标，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指标，也是更能够鼓舞和提高广大群众积极性的指标。
为了保证全面地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示要求工业、农业、运输业都应普遍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努力增产。
农业生产当前首要任务是必须把抗旱、抗灾斗争进行到底，继续完成增种任务，并加强大春和增种作物的管理工作，保证多种、多收。
秋收是夺取农业增产的最后战役，必须集中力量，做到收好、打好、交售好、分配好、保管好。
作到重灾区要保产，轻灾区要增产，基本无灾区要大大增产。
要充分作好小春生产的各项准备工作，适时完成播种任务；
认真执行多种多收和少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积极扩大小春种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大力发展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大量增加商品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增加公社收入。
一切工业生产必须坚持贯彻高产、高质、高工效、低成本和安全生产的总要求。
首先要尽最大的努力增加钢、铁、煤焦的生产。
交通运输必须坚决贯彻以运保工、保农、保商的方针，力争提前和超额完成今年运输计划。
商业工作必须配合工农业增产，狠狠地抓紧完成购销计划，不容许有任何忽视。
指示指出，增产必须同时节约。
要在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中，大张旗鼓地、深入地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使勤俭建国、勤俭办人民公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深入人心。
农村人民公社必须注意大力节约粮食，安排好社员生活。
各工业交通部门、各厂矿企业都应按平均先进定额订出节约计划，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大力节约各种原料、材料、动力、运力和劳动力。
所有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坚决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
指示强调指出：
必须在一切公社、一切厂矿、企业、事业等部门中，继续坚持政治挂帅，严肃批判和彻底克服右倾思想，进一步坚定革命意志，保证党的坚强领导。
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增产节约运动迅速推向新的高峰。
指示最后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拿出去年大办钢铁和突击“四秋”的劲头来，密切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拿出分秒必争的战斗作风，运用行之有效的经验，以先进带动中间、提高落后的工作方法，及时、果断、准确地处理生产中的各项问题。
特别是在工农业生产的紧要关头，领导干部更加要亲自上阵，深入生产第1线，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同群众一起战胜困难，更出色地完成任务。

天津胜利完成上旬工业生产计划
第1钢厂多产了一百八十吨钢
本报讯
到10日止，天津市已胜利完成上旬工业生产计划，总产值比8月上旬增加78％。
天津市各工厂职工为党中央号召所鼓舞，纷纷总结8月生产大捷的经验，大闹技术革新。
农业机械厂领导方面提出五十多个课题，发动群众围攻关键。
木工车间高秀文等十几个工人根据课题，研究成功四项重大革新，其中以平面刨代替手工操作，效率提高四十倍，拼缝机提高效率十二倍。
全厂提前一天完成了9月上旬产值计划，比8月下旬的产值增长了30.2％。
新河船舶修造厂的工人们，在8天内实现了四十三项比较重要的技术革新措施，生产效率成倍提高，提前两天完成了上旬计划。
铆工车间董正才小组做矿车主轴，原来四个人一天只能做两个，经过小组研究，制成了一个胎具，三个人一天就可以做一百个。
惠符制药厂职工在几天内就提出一千五百多件革新建议，其中已实现一百五十一件。
？
胺车间过去经常跑盐酸气，影响操作，现在安装一台抽气泵，解决了这个问题，日产量立即由一百二十公斤提高到一百八十公斤。
各厂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竞赛的浪潮越来越高，生产新纪录不断出现。
天津电梯厂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开展了“千分钟竞赛”，9月上旬，全厂有60％的工人达到或超过了“千分钟”定额，全厂提前三天完成了9月上旬的生产计划。
据新华社天津11日电
天津第1钢厂职工在10日全面超额完成了上旬生产计划。
钢比国家计划多产了一百八十吨，合格率由8月份的98.38％提高到99％；
钢材比国家计划多产了一千五百吨，平均日产水平比8月份增长44.31％。
“缩短时间就是重大的胜利。”
这是这个厂炼钢工人大战9月份的行动口号。
他们提出了提前十五天完成全年钢产计划和提前十七天完成全年钢材生产计划的保证，向鞍钢应战。
全厂职工立即掀起了“对口赛”“对手赛”“跃进赛”的热潮，互相学习，你追我赶，使班产量、日产量纪录不断刷新，到9日全厂共出现了二十四项新纪录。
炼钢部一号平炉的齐子升小组，3日创造五点四十五分钟炼一炉钢的纪录；
接班的于俊有小组就开炉前会，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结果只用五点十九分炼出一炉钢；
第2天接班的王起发小组，又吸取上两班的经验，以五点十二分炼一炉钢创造了更新的纪录。
这个平炉9月上旬平均每炉熔炼时间，已由8月份的七小时零八分钟缩短为六小时三十九分钟。
全厂科室人员也投入了夺钢大战。
09月04日，七分厂压钢车间乙班工人发现压钢机的牙轮坏了，必需拆换。
工人们马上进行检修，科室干部、医务人员等闻讯，也立即组织一支临时队伍投入战斗，结果为国家夺回三十九吨多钢材。

有旱抗旱　有虫治虫　突击积肥　朵朵还家
七里营公社决心增产棉花二百八十万斤
据新华社郑州9日电
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社员认真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大鼓干劲，大增措施，决心在原订产棉计划的基础上，今年再增收棉花二百八十万斤。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全公社已有四万二千多社员订立了个人的跃进计划，两万多人向公社党委递交了决心书。
公社干部和群众充分分析了当前的生产形势，认为今年棉花由于管理措施得当，抓住了各个管理期间的增产关键，因而果枝多，棉桃多，幼桃和花蕾多，生长期间还长，只要加强后期管理，大抓秋桃晚桃，增产潜力仍然很大。
各队进一步树立了完成超产任务的信心，普遍修订了自己的计划。
全社共种棉花九万三千五百亩，经过修订以后，亩产计划由原来的一百三十斤提高为一百六十斤。
他们的具体措施是：
有旱抗到底，无雨保丰收，所有棉田普遍再浇一次水；
彻底战胜后期虫害，做到有虫就治，坚决不使棉花因虫害而落蕾减产；
突击施肥，要求每亩棉田再施化肥十斤；
根根棉花在盛开季节突击采摘，作到棵不留朵，路不丢花，朵朵还家，确保丰产丰收。
目前，全社六十三个生产大队，三百五十九个生产小队，普遍掀起了队与队，组与组，人与人之间的棉花超产竞赛新高潮，出现了劳动出勤率高，生产效率高，农活质量高的“三高”局面。
全社参加生产的劳力由两万多人增加到近三万人，光夜晚参加积肥的就有一万一千多人。
各队都把所有棉田分类排队，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具体措施。

河北女篮胜解放军之战
作骥　莎荫
全国运动会篮球决赛开始以来四战四捷的解放军女子篮球队，昨天以六十三比六十六败给河北女队。
昨天这场球赛从头到尾打得精彩、紧张。
河北女篮的区域联防、双中锋打得异常出色，速度快，动作灵巧。
解放军女队尽管使尽了各种战术，忽而联防，忽而盯人，忽而又全场紧逼，仍然不能挫折对方咄咄逼人的攻势，终于败北。
开赛后，河北队先声夺人，全线进攻，雍容、李士华连中两球。
陈秀珊又罚进一分，成五比零。
解放军队见势不妙，集中优势兵力，密集篮下，意图控制对方的双中锋。
河北队的两个中锋傅彬和雍容也随机应变，活跃于篮下两侧，拉大对方的防区，五号李士华乘机长驱直入，带球上篮，连得四分。
雍容和陈秀珊也连连切入对方篮下，频频得分，一口气打成二十比十二，领先八分。
解放军队见联防不成，改打盯人，并积极组织进攻，可是投篮不准，连最好的投手陈常凤也屡投不中。
上半场结果，三十比二十一，河北队领先九分。
下半场解放军队又改打联防，还是压不住河北队的攻势。
约六分钟时，场上比数四十一比二十五，河北队取得了领先十六分的优势。
这时，河北队主力中锋雍容五次犯规，被罚下场。
解放军队见河北队进攻力量减弱，马上改用全场紧逼，发动快攻。
陈常凤、刘灿云、许敏、葛莉中距离投球和切入投球双管齐下，一直追到四十二平。
全场雷动的掌声还没有停下，河北队突然反击奏效，中锋傅彬切入对方篮下，投进一球，接着陈秀珊和傅彬连投带罚，夺得五分。
河北队又领先七分，夺回了优势。
解放军队再一次加强进攻，追得河北队难于喘息，连续出现五十六比五十四、五十八比五十六、六十比五十八、六十二比六十、六十四比六十二只差一球的形势。
到最后三十秒，河北队得球，解放军队眼看败局将定，拼命紧逼，钱幽屏犯规，河北队路维华罚球不中，李秀云跃起托入，场上比数六十六比六十二。
还有十九秒，解放军队钱幽屏得球，飞步切入对方篮下，正想投篮，河北队傅彬第5次犯规，钱幽屏先罚中一球，成六十六比六十三。
这时解放军队换上两个大个子队员，意图造成河北队再次犯规，钱幽屏第2次罚球有意不中，在争夺篮板球时，河北队邢容妍果然犯规。
但是解放军队刘灿云罚球不中，正想再次进攻，无奈终场锣响，解放军女队终以三分之差败于河北女队。

百分之八十职工卷入对手竞赛
哈尔滨轴承厂十天任务七天完成
据新华社哈尔滨11日电
哈尔滨轴承厂职工，经过革新技术，推广先进经验，提前三天超额5％完成了9月上旬的新的生产任务。
全厂职工已提出：
在9月份增加五十三万套轴承，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09月上旬，这个厂掀起了大比大赛的新高潮，80％以上的职工卷入对手竞赛。
工厂党委把职工的干劲引向技术革新和推广先进经验方面。
厂里科室人员和车间干部也深入重点跟班劳动，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和计划调度、统计分析等工作。
在9月头七天，全厂就实现了一百二十多项技术革新，推广了六十八项先进经验，使生产效率提高10％到十一倍半。

秋粮超夏粮　实产超包产　后进赶先进
“两超一赶”高潮席卷江西农村
新华社南昌11日电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把江西农村秋粮超夏粮、实产超包产和后进赶先进的“两超一赶”竞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峰。
现在，全省八十多个县的人民公社和大批生产队全部投入了竞赛运动。
各地人民公社社员一面大干特干，一面学习和讨论八中全会的决议，分析有利形势，修订超产指标，决心用更大的超产成就，响应党的号召。
江西省的超产竞赛运动，在晚稻插完以后就陆续展开了。
宜春专区的宜春县一马当先，以“天旱保增产，无雨保丰收，消灭病虫害，攻破抽穗关，全县禾苗一类化”为条件，向全区各县挑战，战表一出，这个专区的万载县就以今年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的粮食、棉花和油料生产指标为条件，起而应战，接着萍乡、丰城、高安等十余县纷纷提出了应战、挑战。
各县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之间也展开了超产竞赛。
党的八中全会决议公布后，广大干部、社员干劲更加高涨，现在全专区已经出现了十万干部上阵、百万社员奋战的超产竞赛新高潮。
九江专区九江市港口公社向全市郊区八个兄弟公社倡议竞赛之后，各公社立刻送回了应战表：
斗倒龙王爷，消灭病虫害，定要晚稻超早稻！”
赣南行政区、上饶专区二十多个县和三百多个人民公社之间都互相下了挑战书，递了应战表，超产竞赛热火朝天。
去年获得全省粮食丰产第1名的抚州专区，在展开县、社、队间竞赛的同时，四千多名农业积极分子向全区农民倡议，鼓足干劲，再夺全省粮食丰产冠军。
倡议书发出后他们与全区百万社员同谋共断，战胜困难，带领群众大闹竞赛争超产。
为了保证完成县、社、队间的超产竞赛指标，全省人民公社社员提出了“夺红旗、当标兵，人人争上游、个个赶先进”的战斗口号。
在本单位内社员与社员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红旗竞赛。
赣南行政区七十万名社员相互开展了对手赛，在田间扎营摆阵，紧张奋战，全区田间管理进度比前期加快了一倍。
抚州专区资溪县各公社四万多名社员全部投入了“百面红旗、三千名标兵、千名巧姐妹”的竞赛运动。
社员们为了争红旗、当标兵，人人斗志昂扬，个个苦干巧干，劳动出勤率和工效迅速提高。
宜春专区各人民公社社员对手赛更是风起云涌，许多父子、夫妻、兄弟、姑嫂、婆媳之间也展开了竞赛。
南昌县联圩公社社员熊学富与熊学礼两兄弟签订了比出勤、比工效的竞赛合同，展开了争超劳动定额的竞赛。
社员吴成西与爱人陈菊仔开展竞赛后，在田间管理上，你追我赶，互不相让，都决心对本队超产作出贡献。
在最近公社举行的一次评比会上，他们被评为夫妻生产标兵，成为竞赛佳话。
在超产竞赛运动中，江西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田间，参加劳动，领导运动，大大鼓舞了社员的干劲。
上饶专区东乡县小璜公社党委八个书记分成五个战斗小组，分别带领三百二十名社、队干部，在低产田旁架起二十八个茅棚，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道加工补肥，经过十天奋战，改造了一千多亩低产田。
抚州专区乐安县从县委书记到生产小组组长五级干部共四千人，实行田间大会师，深入阵地带领社员一同苦干巧干，加强晚稻田间管理。
供坊公社长罗大队有九百多亩三类禾，大队党支部书记聂国迁亲自带领八十多个社员上山烧火土灰，下水挑塘泥，突击积肥追肥。
经过九天战斗，使九百亩三类禾全部升了级。
“两超一赶”竞赛运动的开展，促使江西秋田管理工作突飞猛进。
至今，全省已积肥四亿七千多万担，平均每亩晚稻田可有追肥四十担；
二百九十万亩受旱农作物已全部得到了水利灌溉，摆脱了干旱；
一百七十八万亩遭受虫害的农作物，亩亩进行了防治；
全部晚稻都已经过了二耘二追肥，其中半数田已进行了三耘三追肥。
由于精工培育管理，全省晚稻三类禾面积已由前期占总面积25％下降到15％，禾苗普遍生长健壮。
此外，棉花和大豆、甘薯、晚芝麻等杂粮作物也生长良好。

篮球决赛形势起了新的变化
河北男女队双胜解放军队
据新华社11日讯
今天解放军男、女子篮球队双双败给河北男、女子篮球队，使全运会篮球决赛的形势起了新的变化。
现在，保持不败的只有北京男、女队和四川男队。
河北男队对解放军男队打出了出人意料的结果。
拥有七名运动健将的解放军队开始攻势很猛，但河北队并不示弱，紧紧跟上，比分打成十五比十，十六比十四，解放军队领先。
这时，解放军队前锋在篮下极为活跃，不久便打成二十一比十五，领先六分。
河北队利用暂停时间，商量对策，采用高个中锋在篮下偷袭，屡屡得分。
到十三分钟时，追成二十四比二十二。
解放军队见情况不妙，又连续发动反攻，打成三十四比二十七。
河北队虽然居于劣势，仍不气馁。
而解放军队却传球经常失误，于是，河北队抓紧机会，趁势反攻。
到距上半时结束还剩半分钟时，双方打成三十八平。
河北队的奋战精神引起的全场掌声，刚刚经过十几秒，河北队再接再厉，又中一球。
终于在上半场结束时，以四十比三十八反胜解放军队两分。
下半场，河北队打得更为勇猛顽强，得分扶摇直上，最后，终以八十七比七十的优势获胜。
河北女子队双中锋打得十分出色，以六十六比六十三胜解放军队。
其他各场结果，男子队是：
北京队胜广东队（七十四比六十），辽宁队胜上海队（八十九比六十二），吉林队胜陕西队（七十六比七十一），四川队胜黑龙江队（七十五比七十三），江苏队胜湖北队（九十二比七十三）。
女子队是：
上海队胜云南队（六十比四十六），吉林队胜贵州队（五十四比四十九），四川队胜山西队（五十七比四十四），湖北队胜江苏队（五十比四十一），北京队胜广东队（六十三比五十七）。

鞍钢五座大型固定式平炉本月上旬又打漂亮仗
超产优质钢一千九百多吨
新华社鞍山11日电
鞍钢五座大型固定式平炉的职工，在超额一万一千三百多吨优质钢完成8月份国家计划之后，又提前十一小时完成了9月上旬的钢产量计划，品种计划也完成得很好。
五座大型固定式平炉的职工，根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本月初全面地总结了8月份生产经验，讨论和制订了9月份增产指标和具体措施，并且深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技术表演赛和各工种之间的一条龙协作赛，推广了炉体维护、设备检修和冶炼操作等方面一系列的先进经验。
因此，进一步提高了平炉作业率，缩短了熔炼时间。
原来生产较差的二十一号平炉职工，在同二十号和二十二号平炉职工开展竞赛中，由于加强四班之间的团结协作，学习先进炉的经验，1日到9日炼一炉钢的时间平均比计划缩短二十二分钟，天天超额完成国家产钢计划，一举跨进了先进平炉的行列。
“平炉王”二十四号平炉的职工，在同二十三号平炉职工开展竞赛中，加强炉体维护，实行班班吹炉顶和班班处理水套的办法，组织快速炼钢表演，9月以来每炉钢的熔炼时间平均比国家计划缩短一小时五十分钟，提前四十一个小时完成了上旬的产钢计划。
由于广大职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五座大型固定式平炉1日到9日共比计划多产优质钢一千九百九十多吨，日产水平比8月份同期提高19.6％。
目前，这五座大型平炉的职工正围绕着生产关键，继续开展技术表演赛，决心创造出更大的生产成就。
上旬计划完成得最好的二十四号平炉职工，10日在四班联席会上一致作出决定：
09月份要增产四百多吨优质钢，作为国庆节的献礼。

飞机跳伞
站在高速前进的飞机的舱门口，面对着脚下闪闪滑动的山岭、河流、房屋、田野……，纵身往下一跳，撑着美丽的降落伞冉冉下降，这就是国防体育运动中一个引人入胜的项目——飞机跳伞。
跳伞运动按技术熟练的程度分为初、中、高三级。
初级和中级跳伞，是分别从跳伞塔和氢气球上向下跳的，这两种跳伞离地面不太高。
通常所说的跳伞运动，是指从飞机上往下跳的飞机跳伞。
飞机跳伞的项目很多，有不同高度的单人定点、集体定点、单人综合、集体综合、高空跳伞、特技跳伞等。
有男子的，有女子的；
有在日间举行的，也有在夜间举行的。
定点跳伞，是比赛运动员从一定高度的飞机上跳出后，向地面上指定的圆圈着陆（圆圈直径为高度的十分之一），着陆点距圆心越近，成绩越好。
单人定点跳伞每人跳两次，以两次距圆心的平均距离计算成绩。
集体定点跳伞，是三人以上（通常是三人或五人）编组进行的，几个人在空中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相互联系，以几个人距圆心的平均距离计算成绩（只跳一次）。
综合跳伞，是跳伞员跳出飞机后，迅速伸开手脚，脸朝下，身体保持水平位置（最大差角不得超过四十五度）稳定下降二十秒钟，才打开降落伞，向定点着陆。
综合跳伞的成绩也是计算运动员距圆心的平均距离。
但在空中延迟开伞的时间和坠落姿势是否准确，对成绩也有影响。
高空跳伞大多在一万米左右的高空进行。
跳伞员在高空、特别是夜间高空跳伞，不仅要适应高空无供氧设备和地心引力以每小时一百八十公里往下坠的特殊环境，而且要善于在风力等气象变化无常的情况下掌握住身体。
高空跳伞是根据跳伞员离开飞机时的高度和不张开伞自由坠落的距离长短等计算成绩的。
目前最高度已经超过一万五千米，是苏联跳伞员尼基丁创造的。
特技跳伞是跳伞中最复杂的一项。
一般只作表演，有单人的，也有集体的。
这种跳伞大多在两千米的高空中进行。
延迟开伞的时间为三十秒或者更长。
熟练的跳伞员在这段时间内，可以作出各种旋转、换伞等高级动作，十分惊险。
跳伞运动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体育运动。
它不仅可以培养运动员具有勇敢、坚强、沉着、机敏等优良品质，还可以为国家培养大批空运救灾、护林防火等专门技术人才，并为空军培养后备力量。
（新华社）（附图片）
右图：
女子日间六百米个人定点跳伞第1名至第8名（由左至右）的获得者。
孙占武摄（新华社稿）

飞机跳伞竞赛第1天
二十一员女将破全国纪录
新华社11日讯
从北京良乡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传出了捷报：
第1届全国运动会飞机跳伞竞赛今天在举行第1天的比赛时，就有二十一名女运动员打破了1958年女子日间六百米单人定点跳伞十三点○二米的全国纪录，其中成绩最好的是黑龙江队十九岁的牟广琴，成绩是二点七九五米（两次试跳距地面圆心的平均距离）。
参加今天这项比赛的共有十六个代表队的六十八名女运动员。
在二十一名打破崔秀英保持的全国纪录的运动员中，有十七人是不久前才开始参加飞机跳伞运动的新手。
获得冠军的牟广琴是哈尔滨汽轮机制造学校的学生，她今年01月19日才开始第1次尝试飞机跳伞的滋味。
但今天就战胜了赫建华、耿桂芳等所有的老手。
她今天第1次试跳距圆心的距离是五点二六米，第2次的更近，是零点三三米。
在今天的比赛中获得优胜名次的其他七名选手是：
李淑花（解放军）、李桂珍（解放军）、卜桂兰（山西）、张敏兰（辽宁）、李翠云（黑龙江）、阎宝珍（河南）、耿桂芳（解放军）。
今天打破1958年全国纪录的另外十三名选手是：
王素珍（四川），魏秀玲（北京）、赵成英（四川）、梁漪（江苏）、杨莲珍（山西）、李惠平（河北）、赫建华（解放军）、王乃亭（北京）、侯仪德（江西）、顾良珍（黑龙江）、郭新娥（陕西）、赵慧华（黑龙江）、华绍林（北京）。
飞机跳伞竞赛12日将举行的项目是男子六百米单人定点跳伞。

“三槽出钢”益趋完善
太钢二厂日产水平比单槽出钢时提高40％多
本报太原11日电
去年首创三槽出钢法的太原钢铁公司第2炼钢厂职工，今年继续大搞技术革新运动，解决了全面推广这项新技术以后的新问题，使钢产量节节上升，全厂生产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槽出钢，是太原钢铁公司去年大跃进中的一项重大技术革新。
这一革命性的创举，使每炉钢的产量比双槽出钢和单槽出钢都大大提高。
这个厂在去年第4季度全面采用这一新技术，每炉钢的平均产量比去年1至8月份猛增了88.1％。
今年1至8月，厂党委又发动工人开展技术革新运动，不断解决了三槽出钢以后带来的新问题，在没有增加设备的条件下，每炉钢的平均产量又比去年第4季度提高了2.7％。
这样，就使全厂钢的日产水平比单槽出钢时提高了40％以上。
今年，这个厂优质钢的产量也较去年单槽出钢时提高了18％以上。
今年以来，工人们提出的革新建议不下百余条，已用于生产中的重大革新有四十三项，不断地解决了推行三槽出钢以后给生产带来的新问题。
全面采用三槽出钢法以后，装炉量增加，渣子也多了，需要尽快清渣，才能减少煤气消耗，进一步缩短冶炼时间；
钢出多了，需要准确地控制钢水流量，及时浇铸。
但是，人工扒渣和人工控制分钢舵，不能适应三槽出钢的要求。
丙班李乃正电工小组工人就大胆创造了电动扒渣机和分钢舵，节省了人力，准确地控制了钢水。
接着，乙班贾银贵电工小组又试验成功天车快速变速机，提高了吊罐的速度，缩短了钢水的浇铸时间。
跑钢漏钢，曾是推行三槽出钢后影响较大的关键问题。
老工人焦庆虎创造的活动铸钢支架，改变了原来因铸钢架不能调整而发生跑钢的现象。
这样，就使三槽出钢法又进一步趋于完善，对提高产量、质量和减轻工人劳动强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新技术的威力。
最近，这个厂的工人热烈讨论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决定修改生产计划，力争9月份的钢产量比8月份提高20％，超额二千吨完成第3季度钢产计划。
（郭洁）

为“三秋”大战准备好锋利的武器
本报评论员
人民公社化以后的第1个秋收季节已经到来，秋收、秋耕、秋种大忙的局面即将陆续在全国各地出现。
广大农民一致怀着又激动又喜悦的心情，积极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为完成今年的粮棉生产计划展开决战，并为明年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开辟道路。
大搞群众性的工具改革运动，准备好足够的收割、脱粒、深耕、播种、运输等工具，是胜利完成“三秋”（秋收、秋耕、秋种）任务的一项重要保证。
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地区抓得早、抓得紧，已取得初步成绩。
像湖南浏阳县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生产出水稻割禾器六千四百多部，改装打稻机四千四百多部，训练了操作手六千四百多人。
江苏如东县四十多个农具厂早在完成夏收夏种工具生产修配任务以后，就及时转入秋收秋种工具的准备工作，到8月初即修好各种深耕犁一万零五百多部，添置和修好铁镢、钉耙等十六万多件，镰刀二万多张；
对原有的三百多部打稻机进行了检查，其中二百多部已经改制。
此外，河南、安徽、山东、湖北等正在集中力量抗旱的地区，掀起了以大修、大制、大改提水工具为中心的工具改革运动高潮。
但是，在“三秋”工具的准备工作上，并不是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即使是抓得早抓得紧的地区，也不是百事大吉。
到现在还没有着手部署这个工作，或者虽然作了一般部署，但有些工作还没有落实的地区，需要加强的工作就更多了。
今年“三秋”季节劳动力仍然是相当紧张的。
根据典型调查：
河北省唐县“三秋”季节共需八百多万个人工，实际只能出工六百万个，缺30％左右。
这个县的望都公社辛街生产队缺人工34％，缺畜力72％。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公社缺人工18％，缺畜力21％，邢各庄管理区第1生产队缺人工22％，缺畜力42％。
要克服“三秋”季节劳、畜力不足的困难，保证胜利地完成“三秋”工作，除了很好地安排和组织之外，根本出路是大搞群众性的工具改革。
当前全国的工具改革运动，从总的方面来讲，是在去年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工作更踏实、更深入了。
但是，也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
有些地区的同志滋长了右倾保守情绪，工作上冷冷清清，缺乏起色。
右倾保守情绪在工具改革运动中的具体反映，主要表现在：
对1958年工具改革的伟大成绩缺乏正确的认识，过低地估计它在农业生产大跃进方面所起的作用；
有的甚至夸大在运动发展中出现过的某些缺点和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看不到大跃进以来给工具改革方面造成的许多有利条件（如试验研究技术队伍的壮大，制造修配工业有了初步基础，干部和群众积累了一些经验等等），看不到当前客观形势（劳力不足，工具缺乏）对工具改革的迫切要求。
而是在所谓“慎重”、“踏实”的借口掩盖之下，对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和工作方法，也不认真总结和推行。
这些错误的想法和作法，严重地阻碍了当地工具改革运动大踏步地前进。
克服右倾保守情绪，认真总结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工具改革的经验教训，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搞好今年“三秋”工具改革的首要关键。
工具改革的成绩必须肯定，行之有效的经验必须发扬；
在运动的发展中曾经出现过的某些缺点，必须具体分析、认真改正，但是，一点也不应该泄气。
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右倾保守情绪，都必须坚决克服。
工具改革是创造新事物，对新事物没有满腔热情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秋”工具准备工作的重点，首先是收割和脱粒工具，其次是深耕、播种工具。
“三秋”期间运输工作的用工量是最多的，因此对运输工具的准备也不可忽视。
总的要求是：
从当地生产实际需要出发，整修、增补、改旧、创新并举，推广、使用、维修、管理并重，大、中、小型和铁、木、竹制工具全面安排。
首先是整修好原有工具，不足的时候再及时增产新的工具。
已定型的新工具要积极推广，未定型的工具要认真评选或继续研究、创造；
过去已推广而未使用起来的，要分析原因，改进提高，传授使用技术，尽量使用起来。
小农具的品种多、数量大、使用范围广，在我国当前农业生产中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前解决小农具和改良农具的修理和制造问题的关键，在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协调产、供、销的关系。
县、社农具厂必须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实行产品出厂负责制。
今年上半年有些地区采取的小农具由群众自备、自修、自用、自管的办法，应该继续贯彻执行。
个别社员自备小农具有困难的，社、队应该给以帮助。
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小集体与大集体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要坚持互助互利的原则。
为了畅通货源和解决材料与技术工人不足的问题，江苏常熟县举行了物资交流会，贵州金沙县采取了“两包”（干部包地区，包组织原料材料的供应）和“三调剂”（调剂生产队之间的工具的余缺，调剂生产单位的原料材料和技术工人的余缺）的办法。
这些办法其它地方都可以仿行。
任何一种新的工具，都要经过反复试验，不断改进提高，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
不试验就大量制造推广，固然是不对的；
但是，借口“稳妥”、“慎重”，而畏缩不前，更是对工作不利的。
全国目前已经有拖拉机五万多标准台（以十五马力一台计算），机引农具十万多件，还有双轮双铧和双轮单铧犁二百三十多万部，畜力播种机十二万多件。
这些农具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各地应该立即组织修理力量，包括全国各大、中城市农具制造工厂的技术人员、工人在内，深入农村，协助人民公社把农具检修好，并帮助他们训练好足够的操作手，使之全部投入秋收、秋耕、秋种，发挥它们应有的威力。
打好人民公社化后第1个秋季丰收仗，并为明年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打下基础，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农村工作干部的紧迫而光荣的任务。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必须鼓足干劲，大干、特干，赶快把“三秋”工具准备好。
一时一刻也不可迟延了！

台风警报
新华社讯
中央气象局气象研究所11日下午7时，发布台风警报：
今天早晨在广东东部登陆的台风，下午五时中心已向东北方向移动，进入了福建南部境内，就是北纬二十五度东经一百一十七度附近。
中心附近风力已减弱到六级左右。
在台风外围的福建南部沿海，风力仍有七至九级；
福建中部沿海风力有六至八级。
台风将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三十六小时内将从浙江入海。
福建中部、北部沿海和浙江沿海的风力将加大到六至九级。
福建东部、浙江东部将有暴雨。

名词解释
吸色率：
一定数量的染料溶化在水里，把染物放进去，加入食盐，使染料进入纤维，和纤维起化合作用，这就是染色。
染色过程中，染上织物的染料越多，吸色率就越高，染料就节省得越多，印染厂的生产成本也就越低。
固色率：
染料吸到纤维上以后，部分染料浮在织物表面，称为浮色，在水洗、皂煮时会被洗掉。
最后留在织物上的染料，数量多少和原来染色时用的染料数量之比，就是固色率。
如果吸色率高，固色率也高，染料的利用率才能真正提高。
溶解度：
指在一定数量的水中可以溶化多少染料。
如果溶解度高，用同样多的染料、颜色可以染得很深；
相反，如果染料在水里化不开，发生沉淀，既会浪费染料，又会沾在布上，产生点点花斑。

大部受旱地区旱象解除
获雨地区力争丰收　干旱地区坚持抗旱
新华社11日讯
08月下旬以来，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各省都已先后获雨。
这些省区大部地区持续约两月之久的严重干旱已告解除；
小部分地区雨量不足仍感干旱，但也有所缓和。
据农业部截至8日的统计：
全国受旱农田已减至九千万亩左右。
河南、湖北仍各有二千万亩农田须继续抗旱，安徽、四川仍各有一千多万亩农田受旱，陕西仍有九百万亩左右的农田受旱，贵州仍有五百多万亩农田受旱。
其他湖南、江西也有部分地区仍感雨量不足。
目前旱情严重的地区计有：
河南的信阳地区和南阳地区，湖北的黄冈和襄阳等地区，四川东南部和南部，陕西关中地区和渭北高原等。
这些地区或者一直未下雨，或者雨后旱情又有新的发展。
现在，这些地区的人民公社，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引水灌田，继续抢救田禾。
据各省不完全统计，各地受旱农田已获灌溉的达二亿二千万亩左右。
河南省原受旱的八千万亩农田都获得了灌溉，其中不少灌过两三遍到三四遍。
广大地区久旱获雨，大大鼓舞了公社社员夺取秋季大丰收的干劲。
现在这些地区正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运动，加强了对棉花、晚稻和晚秋作物的田间管理，争取受旱农田不但不减产还要增产。
有些地区已开始掀起兴修农田水利的群众运动。
现在仍在抗旱的地区，正展开与旱灾夺粮的大战。
据农业部抗旱办公室负责人说：
广大地区抗旱斗争的胜利，对农业丰收起了巨大的作用。
这个胜利就是当前受旱地区分别争取少减产，不减产和超产的基础。
但是，目前部分地区旱象仍很严重，还须再接再厉，彻底战胜干旱。
已经解除旱象的地区也不能麻痹，还要防止可能发生的秋旱，保证小麦适时播种。

实地观摩现身说法鼓舞干劲提高技术
鞍钢表演竞赛果实累累
据新华社鞍山11日电
鞍钢五座大型固定式平炉通过声势浩大的表演竞赛，大搞群众运动，使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钢产量7月份比6月份提高9.79％，8月份又比7月份提高4.9％。
08月份与4月份相比，钢的平均日产量提高50％，利用系数提高三点零五，作业率提高20.92％。
鞍钢五座大型固定式平炉的群众性的表演竞赛，是从今年05月份开始的。
这种表演竞赛主要是通过工人自己的生产操作实践来提高技术水平。
但是在竞赛广泛展开以后，不仅工人的技术水平提高了，而且促进了工人相互比干劲，比智慧，比协作，形成全面提高思想，提高技术，提高生产的群众运动。
它与当前盛行的对手赛和协作赛是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和互相丰富的。
表演竞赛的形式有个人表演竞赛、交叉表演竞赛和集体表演竞赛等几种。
表演的时候，新工人表演，老工人在旁边教；
老工人表演，新工人在旁边学。
表演以后，组织评比和鉴定，谁有优点，归纳提高以后在全厂推广，谁有缺点，帮助改进。
这种表演竞赛，由于适合广大群众提高技术、提高生产的迫切要求，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实地观摩现身说法的形式，所以参加表演竞赛的人不仅有先进生产者，有老工人，也有新工人和操作技术较差的工人。
这种表演竞赛从平炉工段开始，后来其他工段也都纷纷参加表演。
到目前为止，全体职工参加表演竞赛已达四万九千多人次，平均每个人参加表演将近二十次。
这种表演竞赛，促使先进的更先进，落后的发奋图强赶上先进。
二十一号平炉丁班炉长杨德荣，原来工作常落在别人后面，通过表演竞赛，他虚心向先进学习，工作积极主动，最近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在表演竞赛中，工人们通过自己的操作实践，迅速提高了技术水平。
据平炉、铸锭、修炉三个工段的统计，技术水平提高一级和接近提高一级的有二百九十七人，有四十八人已正式提拔为工长、炉长、一助手和二助手。
冯志泰等平炉工人在表演中运用和充实了苏联专家用钎子代替氧气打出钢口的操作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十倍多，解决了生产上的关键问题。
04月份因出钢口打不开耽误生产时间达七十一小时，7月份这种现象就大大减少了。
表演竞赛也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改进了班与班、工段与工段之间的相互关系。
厂长、工长、炉长和工人对表演竞赛都感到很满意。
厂长满意连续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工长满意各工段各平炉协作好；
炉长满意全炉工人干劲足；
工人满意自己的技术水平提高快。
据新华社鞍山11日电
鞍钢五座固定式平炉表演竞赛的经验，正在鞍钢各厂矿迅速推广和发展。
目前，全鞍钢已有四十个生产厂矿推广了这项经验。
许多厂矿通过表演竞赛，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获得了思想、生产、技术全面丰收。
第2炼钢厂十号平炉炉长栾德贵原来认为装入量增加到三百三十吨，用九小时出钢的表演，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是表演结果，仅用八点三十分钟就炼出来了。
这一事实打破了他的保守思想，第2天他亲自要求表演，创造了用七点三十分钟炼一炉钢的新纪录。
焊管制品厂造管工段，在表演中总结和推广了工人创造的“三快一勤密装操作法”以及“三快一稳一准操作法”，使全工段操作水平普遍提高。
这个工段在7月初欠产一百六十吨，到7月底不仅补上亏欠，而且还提前四小时完成了计划。
这种表演竞赛，实际上是在现代化大企业内贯彻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经验的一个新发展，它可以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到增产节约运动中来。
中共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十分重视这项经验，曾号召各厂矿大力推广它，并且要求很好总结和提高它，使它更加完善。

柴达木盆地传来丰收喜报
一千五百亩春小麦亩产过千斤
新华社西宁11日电
柴达木盆地东部德令哈农场传出了春小麦大面积丰收捷报。
这个农场今年共种春小麦一万三千亩，大部分已收割，其中已脱粒的一千五百七十八亩四分春小麦，平均亩产一千零五十七斤。
今年，德令哈农场的春小麦从种到收，都因地制宜地贯彻了农业“八字宪法”。
在下种前，一般土地都深翻一尺左右，亩施肥料两万多斤，并且实行了密植。
根据地处高寒的特点，为了提高肥效，肥料都经过加工腐熟。
在肥料施用上注意做到氮、磷、钾的配合使用，并采取不断追肥的办法，做到随积攒、随腐熟、随追肥，从拔节到成熟追肥一直未停。
在播种时间上，摸索到提前播种可以增长小穗小花的分化时期，因而积极创造早播条件，今年早播了九天到十天。

活性染料生产有新发展
上海头08月比去年增产四倍质量提高
新华社上海10日电
上海去年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的活性染料，今年又有了新的发展。
今年的头八个月，上海生产的活性染料比去年全年增长将近四倍；
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在可同国外相比的十三种染料中，有六个品种已经全面赶上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
产品成本也普遍下降，有些比去年降低一半左右。
今年第2季度，上海染料工业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针对活性染料产品质量和品种配套这两个关键，掀起了一个群众运动。
例如活性染料主要品种之一的活性艳红，在日晒、皂洗、汗渍等方面的牢度，去年就赶上了英国的“普施安”艳红；
而英国染料的固色率达到46％（即一百公斤染料可以有四十六公斤染上织物），上海活性染料只有25％，染料用得多，而且染不深。
在溶解度方面，英国染料可以在一百公斤水中溶化两公斤，上海只能溶化半公斤。
染料溶不多，会影响印染工厂的产品质量。
润华染料厂和上海染料厂在密切合作下，工人们猛攻这个关键。
他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用不同的方法作了一百多次试验，最后找到了一条新的工艺路线。
结果，固色率达到了59.7％，溶解度提高到8％（即八公斤）。
采用新的工艺路线生产之后，产量还提高了一倍左右。
润华厂去年一直没有完全试制成功的活性艳橙（HG），最近也已经赶上瑞士“汽巴克隆”艳橙（G）。
这种染料在8月份已经开始成批生产了。
其他如活性黄（RN）、活性黄（HR）、活性艳蓝（AR）等，也都全面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
目前，上海生产活性染料的工厂已从去年润华染料厂一个增加到四个，生产能力大大提高。
今年上半年为了生产更多更便宜的活性染料，各厂千方百计挖掘设备潜力，并且自己着手制造了中间体原料。
中国染料二厂今年开始大量生产活性染料，设备感到不足。
工人们提出了“向老设备要新产品”的口号，在原有设备上大动脑筋。
第1车间红浆工场的工人们经过反复试验，把直接红浆染料的生产周期从两天缩短到一天，把原有的五只反应锅腾出了三只，用来生产活性染料。
第2车间生产活性红棕，原来也要十二道工序和七十二小时，技术人员和工人苦战了三昼夜，把十二道工序改为五道，生产周期压缩到十六小时，生产效率提高了两倍。
这个厂今年上半年就采取这些办法比原计划多生产了将近一倍的活性染料。
去年迁址扩建的润华染料厂，最近一面安装新设备一面利用原有设备，在8、9两个月中已经制成和正在试制四种新的活性染料和三种活性染料的中间体。
自己制造中间体和不断扩大产量，使这个厂的生产成本普遍降低，其中活性桃红和活性妃红，都比去年降低40％到50％。
上海市有机化学工业公司为了协助使用单位掌握这种高级染料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今年以来同许多印染厂、试验机构加强了协作，不断扩大了活性染料的使用范围。
目前，除了棉布、丝绸、人造棉、柞蚕丝等都已开始使用之外，连中国的特产——丝绒也在采用活性染料了。
上海丝绒厂在开始用活性染料的时候，质量不稳定，有机化学工业公司派技术人员下厂同他们一道改进配方，染出来的丝绒的色泽比用直接染料时更加鲜艳悦目，牢度从过去的四级提高到六级。
活性染料是在去年03月份上海润华染料厂最早试制成功的。
接着，上海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工厂、高等学校、科学试验机构，都纷纷进行研究试制，在半年多的时间，品种扩大到好几十种。
为了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化学工业部今年04月份曾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活性染料鉴定会议。
会议根据一年来的发展情况，确定从提高产品质量和配齐染料色谱两方面，来进一步发展活性染料，这次会议以后，全国各地有关活性染料的试验、生产、使用部门，也都进一步加强协作，经常交换技术资料，互相派人共同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活性染料的发展。
（附图片）
上海润华染料厂最近制成了用途很广的活性蓝。
这是这个厂的技术人员在检查染料的质量。
　新华社记者　周永康摄

辽宁抢修农具迎秋收
本报沈阳11日电
辽宁省广大农村已把迎接和组织秋收的工作列为当前最突出的中心任务。
目前，各地正在修造大车和赶制各种小型农具。
铁岭县已经掀起了人人动手、户户准备秋收工具的新高潮。
全县已修好一万一千多台大车，还有四百台正在制造中。
镰刀、笤帚、大车绳套等农具和秋收用品，已基本备足。
秋收季节较早的新金县，在修理农具的工作中，各城镇的铁木匠都已下乡，分片包修包造。
营口县虎庄人民公社的修配厂，近日来正在炉不停火、锤不住声地赶制镰刀、大车铁瓦等工具。
义县义州镇人民公社综合工厂，最近已试制成功了“快速收割器”和“旧犁四刀收割器”，正在全县大力推广。
最近，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农村工作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在秋收战役前夕做好充分准备，克服“丰收必有一丢”的右倾松劲情绪，保证颗粒归仓。
省委对今年秋收工作的具体要求是：
一早（动手早，提倡适时早割）、二好（收好以粮食、棉花、油料为主的大秋作物，同时也收好山货、野果、林、牧、水产品）、三快（快收、快打、快拉，提倡就地建场院，随收随拉，随拉随打，随打随入仓）、四净（地净、场院净、道路净、秸棵打净）、五结合（在搞好秋收工作的同时，结合做好秋收分配、秋耕秋种、秋菜管理、秋季选种、秋季征购），力争做到农业和多种经营双丰收。

鉴定前后
本报记者　周永康
今年03月间，化学工业部要到上海开会，对全国的活性染料做全面技术鉴定的消息一传到上海，几家活性染料厂的职工又一次地忙碌起来。
自从去年春天上海试制出第1批国产活性染料，到今年春天，时间恰好一年。
经过这一年来的不断改进，这种追赶英国的高级染料，究竟在哪些方面已经达到英国货的水平，哪些方面还不够好？
这次就要看真本领了。
上海市有机化学工业公司决定在会议召开以前，先把上海生产的活性染料作一次全面的分析试验，好在全国鉴定会议上提供具体的资料。
一个活性染料试验小组组织起来了。
小组一共有二十个人，其中有化学工业公司和所属六个染料厂的工程师、技术人员，上海市化工原料采购供应站、上海市印染工业公司等单位的代表。
他们把上海各厂送来的一批批活性染料，按不同的品种分类，然后再从进口的外国活性染料中找到许多可同国产染料相比的同类产品，其中有活性黄、活性艳红、活性橙等多种。
一种颜色对一种颜色，一种牌号对一种牌号，就这样开始了这次非常复杂细致又非常有趣的对比试验。
试验室四周摆着各种不同的试验仪器，每一种仪器可以测出染料的一种性能。
最有趣的也是人们最关心的，要算染料掉不掉色的试验了。
屋角里有一台高大的暴晒机，它是一种用人造光代替太阳光来测定染料日晒牢度的仪器。
测定开始了。
技术人员们用几种国产活性染料和英国活性染料分别染成不同颜色的色布，再把色布裁成布条，挂在暴晒机里的架子上。
关上罩，一开电门，透过红色蓝色的滤色玻璃，只见机器当中的炭精棒发出强烈耀眼的亮光。
挂着布条的架子像走马灯似地围着炭精棒转，让四周布条受光均匀。
经过八十小时的人工暴晒，拿出来一看，中国染料和英国染料染的布条，被“晒”到的地方都只退掉一点点颜色。
测定的结果，英国活性黄（RS）的日晒牢度达到六级，国产的活性黄（RN）也达到六级；
其他几种活性染料的日晒牢度，也都一样在四级到五级之间。
染料牢度好不好，还要看耐皂洗、耐摩擦的情况。
在暴晒机旁边就是一台用不锈钢做的皂洗机。
测定以前，他们把国产染料和英国染料染的布块，分别放在比半磅牛奶瓶大一些的玻璃瓶里，每个瓶都加进零点五公分的肥皂和零点一公分的纯碱。
皂碱放好，瓶口密闭，瓶子夹在皂洗机的钢架上，机器一开动，这些瓶子就在摄氏九十五度的高温里翻腾着，过了半个钟头，色布被皂碱洗掉的颜色，国产的和英国的染料也完全一样，皂洗牢度都保持在四级和五级之间。
测定摩擦牢度的仪器看上去非常简单，测定的方法却很有趣。
试验人员把染着活性染料的布，平整地放在一块绒毡上，上面一个圆形的磨头用雪白的布包起来，加上一公斤的重量，压在色布上来回摩擦十次。
结果，英国活性黄（RS），经这一磨，白布上沾了不少颜色，摩擦牢度只有三级；
国产活性黄（RN），沾到白布上的较少，牢度达到三至四级。
测定全部结束，时间花了一个多月。
测定结果，五个印染厂用得最多的活性染料，在日晒、皂洗、汗渍、摩擦、酸碱处理等方面的牢度，都和国外产品一样，有的比他们的还高。
04月中旬，化学工业部的全国活性染料技术鉴定会议在上海召开了。
开会以前，上海有的染料厂的干部认为，上海的活性染料在一年之内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不错了。
这个会议却不以此为满足，在肯定一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后，又提出了两个更高的要求：
一个是要求各地生产的活性染料，不但在穿着牢度质量方面赶上英国货的水平，还要在吸色率、固色率、溶解度这些方面赶上国外的先进水平；
另一个要求是积极扩大活性染料的新品种，凡是印染厂常用的几种基本颜色，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配齐成套。
会议一结束，上海几家生产活性染料的工厂纷纷召开大会，下决心继续跃进。
去年第1个制成活性染料的润华染料厂，当领导方面把会议要求告诉工人以后，有的人感到把握不大，但是绝大多数职工认为：
“去年打破迷信，克服困难，从无到有地制成了活性染料；
今年有了去年这个基础，加上工厂新扩建了，各方面的协作比过去加强了，还怕今年不能在质量方面再来个大跃进！”
他们把几种主要品种排了排队，发现在吸色率、固色率、溶解度等方面同英国货差得最远的是活性艳红（3B）。
在上次测定时，英国活性艳红（5BS）染料，化在水里，棉纱放进去，有46％的染料会钻到棉纱内部同纤维结合起来，而这个厂生产的活性艳红，在同样温度下，只染上去25％，固色率相差将近一半。
这就是说，如果用这个厂的染料染布，即使染上去以后牢度很高，但在染的时候，用的染料要比英国货多一倍，这会影响印染厂的生产成本。
在溶解度方面，英国产的染料也比国产染料高。
根据这一情况，职工们决定先拿这个品种“开刀”，来找病根，摸经验。
技术人员们分成日夜三班，把温度、浓度、配比等条件分成三十多个专题作了一百多次不同的试验，然后把这些试验的结果综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最后找到了一种和过去不同的工艺路线。
用这条新工艺路线制造的活性艳红（3B），质量怎么样呢？
他们给上海有机化学公司试验室送去了一批新染料。
试验室技术人员仍旧用上次同样的方法做试验，染料性能之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他们用零点三公分的染料化在水里，把十公分的棉纱放进去，经过加碱处理，把棉纱拿走，留在脚水里的染料余液放在光电比色计上一算，只有零点一二公分，约60％的染料都染到棉纱上去了，固色率比英国货还高出约14％。
溶解度，从零点五公分开始，一公分一公分地增加，一直加到八公分，溶液里一点沉淀也没有，染料全部溶化。
过去英国货的溶解度比我们的高出四倍，现在国产染料反比他们高出了三倍。
活性艳红这个缺口打开以后，活性嫩黄（H5G）、活性艳蓝（AR）也都纷纷赶上来，质量全面赶上了英国货的水平。
活性艳蓝这个品种，去年上海有四个工厂试制过，可是没有完全成功；
有的研究成功了，生产数量很少。
主要原因是制造这种染料的中间体，在技术上、设备上有许多困难。
但是，没有活性艳蓝这个基本品种，国产活性染料就配不成套，别的染料质量再高，也只能印些单色布，不能印套色花布。
这次全国鉴定会议上也特别提到要扩大这个品种。
会后，润华染料厂决定自制这种活性艳蓝的中间体。
可是要做中间体，要有许多效率很高的真空泵、搅拌机，厂里都没有，一时也购置不到。
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坐等设备，哪一天齐了哪一天动手；
一条是在原有设备上打主意。
润华厂走的是后一条路。
厂里有一套暂时不用的盐基玫瑰精染料的回收设备，被工人和技术人员们看中了。
这套设备很完整，但是要用来制造活性艳蓝的中间体，有许多地方还达不到要求。
例如，在制造中间体过程中，要把一种溶剂抽出来，就要用高度真空泵，而厂里只有一台普通真空泵；
如果用通水蒸汽的办法把溶剂蒸出来，全厂的蒸汽光给这个工段还不够。
工程师谈满生、技术员奚翔云、戴安康和工人们一起动脑筋，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他们一面改用了一种容易蒸馏的溶剂，一面用普通真空泵先把溶液里70％的溶剂抽出来，然后再通蒸汽蒸馏，蒸汽用量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二。
在职工们的努力下，活性艳蓝——这个被认为最难消灭的“空白点”，终于被消灭了。
这几天，他们正在作成批正式生产的准备工作，国庆以前，活性艳蓝就可以供应印染厂的需要了。
从开会到现在，时间还不到半年，而上海活性染料的制造技术，又在新的起点上前进了一大步。

我们在坚定地前进
魏巍
八中全会的文件公布以后，引起了帝国主义分子得意忘形的嘲骂。
在我看，其嘴脸、口吻，极似一群破落户无赖，对一个家业兴旺人家的诅咒。
一个说：
“哼，这一家人！
原先说要添四匹马的，现在怎样？
也不过只添了两匹！”
“两匹什么马呀，你瞧有多少杂毛！”
另一个说。
“就那也是刮牙齿凑的！”
第3个说。
“你瞧那日子紧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他们还说要买一匹哩！
哈哈，你瞧着吧！……”第4个说，“我保证他办不到！”
于是，他们皆大欢喜地咧着嘴笑了起来。
仿佛忽然之间，他们灰溜溜的日子好过了些，仿佛他们惶乱空虚的心头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这就是他们的肖像。
可是，我们倒愿在他们得意之余动问一下。
是的，我们只添了两匹马。
尽管是良马也罢，劣马也罢，老马也罢，马驹也罢，带疤、带杂毛的马也罢，但毕竟是添了两匹。
请问阁下，你家里添了几匹？
哦，没有！
一匹也没有！
反倒减少了！
这是怎末回事？
为什么不讲讲这些呢？
难道这里面隐藏着什么不太美妙的东西，讲出来让你们丢脸吗？
这真是大煞风景的问题！
老爷们！
随你们毁谤、中伤就是。
如果你们只有靠诅咒别人才能减轻自己的不安，才能弥补心头的空虚，那就说明你们的日子已经没有意思到什么程度！
对中国人来说，你们的话，你们的诽谤，不仅无损，而且常常是大有好处。
因为中国人早就有这样一条经验：
凡帝国主义痛恨的所谓坏事，那必定就是好事；
凡他们喜欢的好事，那一定就是坏事。
瞧他们对总路线，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攻得多凶呀，眼都红了，这正好促使我们的人惊觉和沉思，进一步认识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对于我们是多末重要，多末珍贵！
总路线决不是一项简单的事物。
一个党，如果不能深刻体察与充分反映中国人民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渴望，他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路线。
一个党，如果不具有足够的朝气和英雄气概，他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路线。
同时，这条路线的产生，也不像招手而至那般轻易；
它是经过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参照其它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经过多方探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结。
一个国家的人民要革命，要解放，就必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最正确的道路。
社会主义建设也是这样。
没有正确的道路，就好比洪涛冲撞激荡在山谷间，却不能浩浩荡荡奔泻而下。
回想，中国革命的三十年代，黑夜茫茫，路原来是没有的。
难道不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天才，他那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三者结合的伟大战略思想，才使中国革命找到了道路，站定了脚根，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中国人民伟大的胜利吗？
今天，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一穷二白”的漫漫莽野中，我们又是多末需要有一条路，一条最近、最直、最好的路，能够最快地摆脱贫穷落后境况的路。
又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在并不很长的时间内，以他明亮的目光，发现了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大进军的捷径。
这就是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正是这条路线，才能揭开蕴藏在中国人民中的极其深厚伟大的创造力，才能充分发挥我们先进制度的优越性，我国人口、地理条件的优越性，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我们的祖国变得强大繁荣起来。
也正是这条路线，才能更快地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尽可能抑制新战争的爆发。
这是对我国人民命运以及世界人民命运具有巨大影响的路线。
这是伟大的革命气概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完整的路线。
我们有了这样一条路线，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深深感到庆幸的！
大跃进，是总路线的光辉实践。
是总路线被千百万革命群众掌握了的结果。
更确切地说，1958年和今年上半年的大跃进，只不过是总路线的霜锋初试。
一切朋友都会看到，五年计划，两年就可完成，这是多末大的胜仗，多末光辉灿烂的成就！
而且，我们不只在经济上有如响箭一般的上升，震动了世界；
同时也锻炼了人民，锻炼了干部，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这是今后一连串跃进，一连串胜利的保证。
有人竟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运动”，我们不禁想问，五年计划，两年完成，叫做“小资产阶级的狂热”，难道五年半、六年完成才是无产阶级式的冷静吗？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当然不好，但是不要忘记，无产阶级却永远是一个干劲冲天的进攻的阶级。
只有自己跌在右倾的泥坑里，才会看花了眼，才会讲出这样十分错误的话。
抱着这种右倾观点，当然他们就只会看到缺点，对伟大的成绩视而不见。
我们应该向他们大喊一声：
你们要否定成绩吗？
那就首先请你们把大跃进以来从群众汗水中涌现的一切大小工厂、大小水库、大小医院、大小学校以及万千的新生事物从中国这块大地上抹掉。
否则，就请你们低头认输。
至于伴随着伟大成绩所出现的缺点，自然应当严肃正视，坚决纠正。
事实上已经纠正了，或继续纠正着。
但是，如果有谁认为，群众运动中不应当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那不过是坐在房子里的书生的幻想，或站在群众之上的老爷。
事物总是在迂回曲折地前进，如同象牙雕刻那样巧小玲珑的革命，在这个星球上是不存在的。
假若千百万群众参加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竟然没有一点缺点，那才是真正的怪事。
缺点，不仅今年有，明年还会有。
会年年有，季季有，时时有。
今年的缺点被克服了，化作了我们事业的有利因素，但是明年又有新的情况，新情况又会产生新的缺点。
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如同过去打仗一样，每次战斗下来，都要开检讨会，每次检讨会都会检查出缺点来，而克服了这些缺点，就又使我们获得了新的战斗的胜利。
我们就是这样毫不埋怨地坚定地行进！
人民公社，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伟大创造。
有一首词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回头，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是的，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欢欣，看到我们的党在1958年的革命高潮中发现并肯定了这一崭新的生活形式，加速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并且是在我国条件下将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生活的一项重大贡献。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把她看做是初升的太阳，而敌人却把她看做是特别不能容忍的怪物。
敌人特别讨厌她，痛恨她，我们就要加倍爱她，保护她，用满腔热情来扶助她，全心全意地来巩固她和发展她，使她走向日益完美的境地，在亚洲东方发出最明亮最美丽的光彩！
读过了党的八中全会的决议，越发感到心底明亮，信心百倍。
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红旗坚定地前进。
我们要用新的生产高潮，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并用来回答敌人无耻的诅咒。
我们警告一切帝国主义分子：
你们利用我们调整生产指标、核实产量的机会来沮丧中国人民斗志的企图，只是徒费心机。
我们调整生产指标，正如同过去在朝鲜战场上歼灭你们的侵略军队时所作的调整战斗部署一样的平常。
我们核实产量，却正好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和光明磊落的胸怀。
这样的胸怀，这样的风度，是你们发散着没落臭味的什么什么党派，永远也做不到的。
英帝国主义——这个老破落户——的一家报纸，兴高采烈地咒骂了一通之后，自我安慰地说：
“我们可以喘一喘气，暂时可以不必担心那条巨龙的威胁了。”
我们说，担心不担心，这是你自己的事。
过去，“巨龙”并没有要你担心，是你自己怕得要命。
现在你要喘气，那也由你，咱们就走着瞧吧！
但是，务必事先奉告：
当你有一天忽然发现又不敢喘气的时候，你不要埋怨那条奔腾不息的“东方巨龙”！
　1959年09月09日

报刊文摘
革命干劲是主导的一面
做任何工作，都需要把革命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这是无可置疑的道理。
但是必须看到：
在这个结合中，革命干劲是主导的一面，没有革命的干劲，就不会有科学的分析。
人的脑子就是用来做分析的器官，我们做事情当然要分析。
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为什么要去分析。
从人类认识史来看，人类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需要积极地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因此人们才去研究周围的世界，希望找出改造世界的途径和方法。
所以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没有改造世界的要求，就不会去认识世界。
自然，我们对某件事虽有干的要求，不一定就可能办到。
比如想上天，这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仅是有趣的幻想，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做到。
但这只能说明，有了干的要求之后，还必须对客观情况进行分析，看看能不能办。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要是没有干的劲头，他根本就不会去分析，那怎么知道这件事能干不能干呢？
没有干劲，即使分析了，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没有干劲的人，自己对实践的意义不认识，看问题就会单纯从客观方面去理解，看不见人的能动方面。
这种把客观与主观相分裂，正是机械唯物论的特点。
在社会生活中，某件事情的可能性虽然已蕴藏在既成的条件中，但要把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我们发挥干劲，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创造必要的条件，排除不利的条件。
比如，有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就有有计划按比例生产的可能，但是，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要靠我们加强集中的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对全国人力、财力、物力作通盘的筹划，作出反映这个要求的计划等等，没有这些条件，可能性就不能成为现实。
特别需要指出：
事物及其各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有时候有的条件的取得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碰到了困难。
周瑜想纵火烧曹操，什么事情都安排妥当，但有一天出寨视察，忽见西北风起，风头不顺，急得倒在地上，口吐鲜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就是困难。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既不能像周瑜那样心慌意乱，更不能打锣收兵，罢手不干，我们应该鼓足干劲研究解决困难的办法。
打个比方说，庄稼要长得好，就要有合理的新陈代谢的过程，因而我们就要创造条件，给它以充足的水分、养分、阳光、温度、空气等等。
如遇到天不下雨，缺少水分，那么我们就要积极抗旱，寻找水源，绝不能靠天吃饭。
没有干劲的人，正由于观察问题的时候，没有把人的能动性估计在内，就是能办的事情，他也认为不能办。
“挟泰山以超北海”，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为长者折枝”，怎么样呢？
他也认为做不到。
因为他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树枝高了，人可以把手伸长，再高一点，还可以跳起来。
本来通过人的活动是可以创造条件、克服困难的，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考虑到这一点，怎能做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再说，人的认识只能是在干的过程逐步深刻的，而没有干劲的人，更没有再实践、再认识的精神，也就根本谈不到对事情有深刻的认识了。
没有干劲的人本来就不想干，在被迫干的过程中看见了某些问题，他就更不想干。
正因为如此，他就不去再认识、再分析，研究工作成绩获得的原因，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进一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
试问，这样的人又怎样能谈得到科学的分析呢？
不错，革命干劲与科学分析应该结合起来，但是同样一句话，各人所站地位不同，看法就会不一样。
这好像黑格尔所说的，老头、小孩同样讲宗教教义，就各有各的看法。
目前一些具有右倾思想的人，由于没有革命干劲，虽然他们咀上也谈革命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实际上他们是抛弃了革命干劲去谈科学分析，结果也就谈不上什么科学分析了。
让我们再重复一句吧：
在革命干劲与科学分析这个结合中，革命干劲是主导的一面！
（摘自安徽“虚与实”第9期郑英年文）
革命干劲万岁
干劲是人们从事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的高度积极性，也可以说是主观能动性。
无论做那一种工作，办那一桩事情，没有一股干劲是不行的。
在1958年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提出了一句极为响亮的口号：
“要有冲天的革命干劲”。
这个口号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的英雄本色。
人们可以回忆一下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形势：
到处都是生气勃勃的景象，到处都是欢乐紧张的劳动，生活在沸腾着。
工业、农业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成倍地几十倍地增长。
生产定额一个个被突破，生产纪录天天在刷新。
许多认为难以克服的困难被克服了，许多认为办不到的事情办到了，许多奇迹创造出来了，人民公社化实现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高涨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不可能的，要实现社会主义大跃进是不可能的，要做好任何一项革命工作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革命干劲问题决不是什么小问题，而是保卫和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
有无饱满的革命干劲，是检验一个革命者革命立场是否坚定，革命信心是否充足，革命热情是否高涨的试金石。
有的人误解或歪曲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指示，误解或歪曲了尊重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原则，认为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就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大跃进。
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什么是实事求是呢？
什么是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呢？
实事求是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去认识事物，去努力做好一切可以做好的工作。
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就是在客观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去计划应办的事情，努力去完成可以完成的一切任务。
这里，一点也没有可以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借口的理由。
超越客观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去勉强做那些现在还做不到或者实在做不到的事情，固然是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
在客观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对于那些经过主观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也不去做到，难道不是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吗？
主观武断，有事不和群众商量，不尊重群众合理意见的命令主义，固然应该反对；
放松领导，对群众的意见不加分析，任其自流的尾巴主义不是同样应该反对吗？
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决不能理解为在客观事物面前无能为力，做客观规律的奴隶。
人的干劲，人的主观能动性，归根结底，始终是我们做好一切革命工作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俗话说得好：
“路在人走，事在人为”。
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去做的，没有人做是不会成功的。
如果因为反对浮夸而把革命干劲也反掉了，那不但是错误，简直是罪过了。
“有困难呀！”
是的，在我们生产建设和各项工作中，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的。
但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困难呢？
是被某些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呢？
还是鼓足干劲，千方百计，征服困难，胜利前进呢？
我们坚决反对前一种态度，赞成后一种态度。
毛主席告诉我们：
“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老是只记着“有困难”，而忘记了“有办法，有希望”呢？
困难就是矛盾，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前进的。
解决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困难问题，也就是解决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问题。
世界上没有那一种工作没有矛盾，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件工作没有困难。
革命就是要和困难作斗争，要不断地克服困难嘛。
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艰巨极其伟大的革命事业，那能不碰到一些困难呢？
在实际工作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我们有着千千万万善于克服困难，出色地完成任务的英雄模范。
他们能够做到的，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人做到呢？
（摘自江西“跃进”1959年第12期）

革命的干劲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
徐非光
对于同样一件事，站在不同的立场，采取不同的态度，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对于1958年以来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在伟大的群众运动中所表现出的革命干劲，不同的人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广大的劳动人民对这种干劲，是采取肯定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就曾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满腔热情地赞扬了群众的这种革命干劲。
他说：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从这种看法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要爱护群众的革命干劲，继续发扬群众的革命干劲。
有些原来看不起劳动人民和群众运动的人，经过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也不能不审查自己的旧观点，重新估量劳动人民。
他们正在史无前例的奇迹面前改换脑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但是，有一些被群众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吓昏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继续顽固地抱住那一套资产阶级观点不放，竟说我们的群众运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运动”。
从这里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我国亿万人民的革命干劲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表现。
既然如此，那就应当向这股干劲大泼冷水了。
把亿万人表现出来的巨大革命干劲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相提并论，这是对六亿中国人民的一种颠倒黑白的污蔑，也是对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污蔑。
因为从这个观点中，我们只能得出，总路线是“错误”的，劳动人民的干劲是“盲目”的。
实际上，我国劳动人民的革命干劲，绝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
我们所说的劳动人民的革命干劲，首先就是指的亿万劳动人民在大跃进中表现出的那种无比高涨的政治热情，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魄力和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
这种干劲，正是亿万劳动人民冲击事物和建设新社会的重要动力。
去年一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的增长，就超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五年增长的总和；
洋钢的产量的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钢产量每年递增31.7％的速度。
难道能够设想，没有革命的干劲而能完成这样巨大的，哪怕是比这小得多的任务吗？
显然，那是绝不可能的。
我们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斗争中，曾经依靠了这种干劲才取得了胜利；
同样的，在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更需要这种革命的干劲。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曾经对革命干劲作过很好的说明。
他说：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老旧传统的盲从态度的药剂。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唤起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
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在这里斯大林所说的“革命的胆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革命干劲。
显然，没有革命的干劲，就不会有任何革命运动，不会有任何大胆的创造，更不会出现任何的跃进。
这对我们来说，应当是一种常识。
因此，调动亿万人民的革命积极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取消了鼓足干劲和力争上游，那就等于阉割了总路线的实质，也就等于取消了总路线。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与我们的革命干劲完全是两回事。
如果说革命的干劲是一种青春的活力，是一种革命力量的源泉的话，那末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则是一种病态的热，这种热不仅不会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反而会损害社会主义建设。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曾经作过极其深刻的分析。
他说：
“小有产者，即小业主……，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陡然下降，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激发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而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
他又说：
“这种革命狂热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有一种很快就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的特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在这里列宁把小资产阶级狂热病产生的根源、主要的表现和最后的归宿，都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只要把列宁对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分析与现实中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干劲对照一下，我们就看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产生，是由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的。
“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
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
“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
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中共第6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7次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群众的革命干劲则是在党的指导下，在总路线的鼓舞下，为了摆脱我国一穷二白的状况、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产生出来的力量。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在通常的情况下，都只是一小群脱离群众的人的行动。
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凭一时的革命热情，依靠少数几个人去从事暗杀、恐怖和孤注一掷的活动。
不要说动员几亿人，就是动员几十万或几万人，他们也是作不到的。
但是，我们的群众运动却是一个包括六亿人口的伟大运动。
这样规模宏大的革命运动和劳动人民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革命干劲，绝不是某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所能鼓舞起来的。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往往只是一时狂热。
它不仅“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会“很快就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
他们有时“左”得很，可是他们常常转而堕落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因此，这种狂热顶多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但是，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干劲，却是一种方兴未艾、持久不衰的力量。
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一往直前，在任何困难和险阻面前都百折不挠，表现出极大的革命坚忍性。
它永远与右倾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毫不调和，并且与它作坚决的斗争。
同时，越是把机会主义克服得彻底，革命的干劲就会鼓得越足。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能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1959年的继续跃进。
总之，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正如列宁在同上书中所说的，“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
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却与此相反，它并不是盲目地蛮干，而是在科学分析和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充分考虑到“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斗争的条件和要求”。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永远是无根之木，只开花不结果，并且总是以失败或投降作为归宿；
而我们群众的革命干劲仅在一年中，结出了史无前例的丰硕果实。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党从来都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而坚决保护群众的革命干劲；
对群众在革命运动中发生的某些缺点采取耐心帮助的办法，而绝不向他们泼冷水。
右倾机会主义者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的幌子，来反对群众运动，向着群众的革命干劲泼冷水，恰恰证明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群众运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从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事实证明，亿万人民的革命干劲绝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狂热”。
右倾机会主义者给扣上一个“小资产阶级狂热”的帽子，并不是他们真正对克服“小资产阶级狂热”感到兴趣。
“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取消党的总路线，取消革命的群众运动。
因此，我们必须认清他们的真实目的，毫不动摇地贯彻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此回答国内外反动派和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

上下、进退、明暗之类
董逢亚
不知是不是由于“来自共产党中国的两个最惊人的文件”的震动力量太大了，因而把一些西方老爷们的头脑震得发起昏来。
你听，他们正在颠三倒四的混喊，什么上或下呀，进或退呀，光明或暗淡呀，全被他们弄得颠倒了。
好像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决议和公报，只是由于我们核实了生产数字和调整了生产指标，所以忽然间，中国人便“脸朝下倒了下去”，大跃进便成了“大跃退”；
于是我们也便处在“最暗淡的年份”里了。
那末，那些西方老爷的处境又怎样呢？
自然应该是脸朝上升上去（此所谓“仰面朝天”也）、在飞速前进，处在最光明的年份里了。
怪不得他们那样飘飘然。
本来，对于这些胡言乱语，也可以不理的。
他们愿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反正总有一天历史会来结账的。
说我们是向“下”，就算是向下吧；
但我们却是钢多了，煤多了，粮多了，棉多了，其他如电力、机械等等一切东西都多了，吃、穿、用得都多了，这样的“脸朝下倒下去”又有什么不好呢？
说我们是“跃退”吗？
就算是跃退吧；
可是今年一退，就退到了1962年，十五年赶英国的事退的只剩了十年；
十二年农业纲要，也要退回好多年来了。
这样的退大概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吧。
说我们“暗淡”吗？
可是，在这暗淡的境界里，有的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有的是波浪滔天万马奔腾的局面，有的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人民，有的是四海欢腾洋溢城野的歌声。
“暗淡”的光华，竟刺得一些牛鬼蛇神睁不开眼！
急得他们闭着眼睛大喊：
暗淡呀暗淡。
总之，同这些仿佛异常聪敏的人无需分辩，他们说什么就算什么好了。
反正，他们的话永远也不能改变我们的现实，而我们的现实也暂时无法使他们改嘴。
他们要这样说，别人能有什么办法呢？
然而，正好像俗话说的“冤家路儿窄”。
随手翻些材料，偏偏就翻到了西方老爷们的一些“向上”“前进”的数字，那的确是极“光明”的。
如果用我们“向下”的“跃退”的“暗淡”数字一对比，那“光明”便愈发显眼。
这是很有助于我们弄清上下进退明暗这些玩艺的。
所以不妨作个简单的对比：
1958年工业总产值，同1957年相比，我们增长了66％；
美国下降6.3％；
英国下降0.9％。
其中，钢，中国增长了49.5％（只算洋钢）；
美国下降24.5％；
英国下降9.8％。
煤：
中国增长108％；
美国下降17.6％；
英国下降3.5％。
粮棉可以拿1958年同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我们增长了一点三一倍，棉花总产量增长三点七倍；
美国的棉花下降了28.1％；
英国的粮食下降12.7％。
这样一比，便不禁编出几句歌来：
上不上，钢煤粮棉往下降，
进不进，十年倒退一二成，
明不明，两眼发黑心发疼。
下不下，钢上千吨粮加半，
退不退，五九进到六十二，
暗不暗，日月光华还嫌淡。

大跃进行列中的铁姑娘
——影片“江山多娇”观后
夏川
看完艺术片“江山多娇”，心情相当激动。
就好像在战斗间隙、休整之后，忽然又传来了撩人心弦的冲锋号声，又看到了激励人们奋勇向前的胜利旗帜。
在影片中，由田华同志扮演的这位十八岁的治山姑娘、女共青团员岳仙，她是一个普通的姑娘，也是一个普通的共青团员，但是她也是当前大跃进时代中，全国各地无数具有崇高品德和共产主义风格的男女青年英雄的象征。
影片作者在创造岳仙这一艺术形象的时候，突破了一般化的处理，对她进行了多方面的描写和刻划，她的热情、纯真、敢说、敢干，公正的性格，给人留下了非常鲜明的印象。
影片一开始，便为我们展示出几个性格全然不同的人物。
——岳仙的父亲，根本不相信治山会成功，用旧眼光看新事物的岳老信；
脱离群众，夸大困难，处处给群众泼冷水、泄气的方社长；
还有岳仙的爱人，认为“治山就是不简单”，畏难、苟安的高国林。
岳仙就是在这样一个障碍重重的环境中进行斗争的。
首先是岳老信不同意女儿参加基建队治山。
上了山，在十冬腊月的荒山上搬石头，修鱼鳞坑、水平沟，对普通青年人来说，也是一个困难。
“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和半大小子住在一块”又在群众中引起种种流言蜚语。
但这一切，岳仙却比较顺利地解决了。
比较大的难关，是上山安家。
这使父女之间展开了一场无法调和的冲突；
不屈服的岳仙被迫离开了家。
经过无数挫折后，终于毅然决然地独自奔上了荒山，志气昂扬地迎接了最严重的考验。
显然，一个仅只十八岁的姑娘，决不是生就的砸不扁，打不烂的钢铁一样的英雄。
她所以能够顽强地坚持下去，不仅由于对党指出的奋斗目标，充满无限信心和决心，还由于刘胡兰这样不朽的英雄，经常伴随着她，并不断坚定着她的斗争意志，使她有“胡兰为党献生命，我为治山献青春”的伟大抱负。
县委文书记所体现的党的关怀、教育，更是岳仙遇难不退，临危不惧的力量的重要源泉。
这些在影片中是处理得比较真实自然的。
虽然岳仙的性格是这样可爱，但是影片并没有把她塑造成理想化了的人物，而是恰如其分地描写了岳仙身上存在的、一般缺少锻炼的青年人不可避免的缺点：
“爱生气，一看到谁思想落后，就想揍他几下子。”
但她一旦受到党的教育，懂得了不能团结群众的危害之后，她更愿意依照党的教导，成为在修堰打坝中“最粘的粘土”，而能迅速改正自己的缺点。
雨过之后，曾在光绪三年，民国五年因为下大雨，山洪暴发，上山逃过难的老人，给经受了考验的治山工程作出了结论！
给岳仙这一代青年人的英雄业绩作出了结论！
实质上也正是给大跃进本身作出了结论！
在穷山恶水被征服的事实面前，岳老信和方社长再也不能不开嘴了，而老洪头却用更为嘹亮的“童子音”唱起了“东风吹散千重雾，江山多娇万年春。”
不足的是，从许支书摔伤之后，影片中有助于人物性格丰富发展的戏剧冲突就少了，也不再看见岳仙那种火热、泼辣的性格和感人的形象。
虽然，扮演岳老信的刘磊，扮演老奶奶的凌文，和扮演凤儿的陶玉铃等同志在表演上继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无法使这一重大缺点得到有效的改善。
（附图片）
〔“江山多娇”中的一个镜头〕

生活的花朵最馨香
——海军美展版画作品观后记
李桦
海军美展中有许多好作品，但版画部分的作品有更可贵的成就。
它们给我最大的感染是由于有无限浓厚的生活气息。
每幅作品都反映了某一生活的情节，那些情节既包括了海军生活各方面的丰富内容，又都经过作者细致的选择，是那么富有积极意义，那么充满感情，因而都能打动观众的心。
海军的版画都不是专业作者作的，但是他们的作品这样动人，原因何在？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
由于他们所描绘的是自己的生活。
作者所选择的创作题材是他所最熟悉的，便易于在生活的广度中发现最值得表现的每个情节，也易于在生活的深度中挖掘最富有活力的思想感情，同时也易于透过生活的真实来进行合情合理的形象刻划。
这里又一次证明了：
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源泉，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投身到生活的斗争中去接受深刻的锻炼，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有些专家们的专业知识不论怎样高明，他们的作品比起群众的来，往往显得逊色的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
展出的版画作品，在专业技巧和艺术修养方面，尽管还存在着弱点，但是在它们中间普遍地流露着一种健康的、质朴的感情，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也许由于他们还少懂得些当前流行于美术创作中的清规戒律，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似乎更感自由，纯真，胆大而活泼。
如果把这一现象理解为作者们尚缺乏技巧，我是不能完全同意的。
把艺术的技巧简单地看作技术，又把技术简单地认作是精工的雕琢，那就会把艺术的生命窒息了。
艺术固然需要相应的技术来表达，但是借作者的思想感情来表达的部分就更为重要，看过海军版画后，使我再一次认识这个真理。
海军版画尽管在技术上还不够成熟，却有许多作品是充沛着艺术生命力而且激动人心的。
羊争的“小憩”是描写解放军和西藏人民亲如家人，在休息时舞蹈取乐的生动的写照。
这样题材的作品我们看过不少了，难得像这幅黑白木刻把主题毫不借助于复杂的情节，而表现得那么真切而又丰富，朴素而又活泼的。
陈松春、西玲合作的“支援运粮”在表现上是相当豪迈的作品。
靠在岸边的船身几乎占着整个画面，运粮的人影成行地掩映在衬着亮色的晚霞的天空中，显得非常突出。
这种鲜明对比的处理手法，显然是来自现实生活的感受。
以捕鱼为题材的二幅木刻，各有优点；
牛茗桂的“起网”把捕满鲜鱼的网，放在前景最显目的位置，然后利用鱼网所造成的倾斜对角线，把观众的眼睛很自然地引到在船舷协力拉网的几个渔民。
构图巧妙，主题突出，刀法单纯，色彩和谐，技巧已达到了熟练之境了。
第2幅是张征众的“撒网”，表现撒下了网的几艘渔船，拖着浮在海面的鱼网，正扬帆顺风前进。
海水刻划得非常生动，而在近处的海面加上在鱼网上几只徘徊低飞的水鸟，由此不仅加强了海景的情调，更有意思的是，通过这些水鸟，刻划出虽然还看不见，而实在已经存在的鱼群，同时也就巧妙地表现了主题。
黄飞迅的“放映队来了”是一幅非常富于生活情调的作品。
月在当空，银幕已经高高地张开在涯岸上了，水兵们坐着小艇将放映的道具沿小坡路送上涯岸，全画用极其单纯的表现手法，将浓厚的生活情调充分地表现出来，是幅优秀的作品。
周行的“潜艇浮起”，廖罗平的“我们的潜艇胜蛟龙”和陈辛一的“怒海轻骑”，把两种迅速变化的对象——潜艇和激动的波涛表现得那么好，不是有了实际的生活经验和观察，单凭画技是无能为力的。
周行的几幅小黑白木刻如“跳伞”与“机械员”，不仅刻划出了人物鲜明的动作，而且刻划出人物的精神面貌，都是可爱的作品。
我除了由于看到这些海军官兵们的作品而兴奋外，受到更大感动的是：
我们的人民部队是由全国最优秀的儿女们组成的。
当战争时，他们站在我们的最前线，为捍卫祖国而奋不顾身。
当和平时，他们向各条战线上进军。
在生产战线和运输战线上，他们已经建立殊勋了，现在，在文化艺术战线上，他们又大显身手，真可以说是文武全才。
海军版画未来的更大的成就是可以预期的。
（附图片）
海军美术展览会
作品：
上图：
“饭前”　魏瑞珍
左图：
“小憩”　羊争

窗外
周立波
春天里的一个大清早，我搭长途车，从长沙动身，到家乡去。
天气还略带寒意，空气却格外新鲜。
乘客按号入座后，车子准时开动了。
在铺着沙石的红土公路上，跑得飞快，两边的玻璃车窗震得呵罗呵罗响。
我坐在窗前，了望窗外，只见一山一山火红的映山花，一丘一丘金黄的油菜花，还有杂色斑烂的草子花和新绿的柳树，都迎面而来，往车后奔逝。
犁好了的水田布满了粪氹。
氹子的形式是各色各样的：
长方，圆眼，星式，还有一些俨像渠道，田有好长，氹子有好长。
有几丘田，干脆不作氹，黑浸浸的肥料堆子密得像鼓钉子一样。
“庄稼一朵花，全靠肥当家。”
这条用石灰水写在刨光了的老墈上的标语，一闪过去了，随着映入眼里的是用涂白了的瓦片镶在一家屋上的五个大字：
“人民公社好！”
太阳出来了。
灿烂的阳光照映着山尖、原野和人们。
一大群男子赶着黄牛和水牛，正在耖田。
有一张犁才走过，后面紧接着又来了一张。
“怎么两张犁耕一条犁沟？”
车里有位旅客问。
他也正瞧着窗外。
“这叫做套犁。
用套犁，田翻得深些。”
一位戴制帽的旅客这样地解释。
一队队妇女，有的在刨田塍，有的在挑草皮。
她们都脱了棉袄，五颜六色的花衣，在阳光里，衬着蓝的天，绿的草，显得格外地俏丽。
公路近边，一个茅屋拆毁了，光剩一个被烟熏黑的木架子。
有几个人正在把沤黑了的屋草和旧的泥砖挑到附近氹子里。
不远的地方，也挨近公路，一座红砖灰瓦的新屋出现了。
新屋前头，刚插的柳枝发叶了。
屋端墙上塑了一颗大红星。
一条宽敞的新的公路和旧公路交叉、往深乡伸去。
还没铺沙石，黄泥路面早有许多胶皮轮盘的杂乱的痕迹。
五个月以前，这里只有一条茅封草长，弯弯曲曲的羊肠路。
汽车列车接连不断地来往，装的是焦炭、原煤、石灰和砖瓦，也有生猪。
车辆拥挤，公路显得太窄了。
错车时节，司机不停地拧着喇叭。
尽管车子这样多而忙，但每到一站，路边到处堆起煤炭竹木？
箕以及农业、冶金和建筑用的各种待运的物资。
车越跑越快，前面有辆拖着两个斗子的卡车看看被我们赶上。
司机一次又一次地拧喇叭，意思是说，我们车快些，请你让让路。
前面的车子还是摇摇摆摆，不停不息往前跑，不肯躲开。
司机连续不断地拧喇叭，可以听出是发脾气了。
又走了一段，到了个宽阔的地方，前车才歪到一边，我们的车子错过去，和它品排时，忽然煞住车，司机把头伸到驾驶室的右边的窗外，人都以为定要吵架了，不料他说出来的是下边的话：
“喂老兄！
后边掉了东西了。
你应该把反照镜支起，看看后边。”
忠告带点教训的口气，但又满含热烈的关怀。
那辆车也同时煞住，从驾驶室的左边的窗口，伸出一个头发略现蓬松的姑娘的脑壳，朝我们车上看了一眼，随即把头缩进去，车门开了，她跳下来。
这是一位年轻壮实，肤色微黑的姑娘，头发剪短了，一身蓝布工作服沾满了乌黑的油泥。
“是你吗，小王？”
我们车上的戴制帽的旅客一眼看见女司机，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把头伸出窗子外，快活地问。
“是你吗，贺同志？”
女司机赶上几步，打算讲话。
我们车子的马达已经响动了。
“你这个小家伙，当了司机了，两条大辫子到哪里去了？”
这位贺同志含笑的问话还没有得到回答，公路车跑开好远了。
他复归原位，跟邻座谈起，这姑娘是他们乡的。
前年没考起中学，到乡政府哭了一场，去年她入了民办中学，快活极了。
不久，乡里保送她上了汽车司机训练班。
临了他笑着推测：
“辫子不见了，一定是嫌它碍事，把它剪了。”
在沿山起伏的红土铺沙的路上，车子用更大的速度继续地往前面飞奔。
过了沩水桥，到达宁乡站，看见站里站外，排满了汽车，我们的车子只略停一停，就又开动了。
车到目的地，还只有九点十分，从前要挨到十一点多钟。
“今天的车跑得真快。”
贺同志说。
离别只有五个来月的这片襟山带水的新兴工业区又变样子了。
远远的地方，衬着青的山，新添了几个烟囱，几幢新楼。
挨近医院的一座大土山已经无影无踪了。
安化茶厂的一排排红顶粉壁的厂房霸占了山的原址。
从医院门口，往左首拐弯，在新修的一条马路的南边，也出现十来幢新屋，这群建筑物的中间一幢的屋瓦上，有条横书的白色的标语：
“用冲天的干劲建设湖南第一纸板厂。”
五个月以前，我碰到过这家新厂年轻的厂长。
那时候，这个工厂，连厂址在内，还在他的口袋里，那就是说，还只是在他口袋里的计划书上面。
现在，时间没有过半年，他们工厂的第1批房屋已经出现在公路旁边，车窗前面了。
用冲天的干劲，继续跃进吧，包括剪了辫子和没剪辫子的姑娘们在内的一切新的勇士们！
只要是年年月月保持这一种高速度，我们一定能够大大地缩短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行程。
用冲天的干劲，移山的精神作为我们伟大的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吧，只有这样的干劲和精神才是极其隆重，最为珍贵的礼品。
1959年

规划
郑伯权煤油灯在把黑夜燃烧，社长的思想火焰燃得更高，群英会上的豪言壮语，在心头涌着像滚滚波涛。
握着笔杆的手，使出了全身力量，他要在这一方白纸上面，写下全公社人民的理想。
一颗非凡的匠心，凝合了一万三千人的愿望，那怕是轻轻的一笔，也是智慧闪射的光芒。
唯恐辜负了众人的嘱托，社长再三把规划端详；
可是他终于笑了，因为他看到了生活张开的翅膀高楼、电站、运河、烟囱……一颗光辉灿烂的金阳，带着全公社人民的热情，向着美好的生活飞翔。
窗外飘来一阵阵鸡声，社长的豪兴未尽，他悄步来到小丘上，迎着夜风打开了记忆的窗帘。
就在这小丘下面，记载着火与血的三十年；
人们用泪水送红军北上，用仇恨对待反动派的暴行。
人过三刀草过火，革命的故乡在火海里烧。
白狗子得意夸下海口：
“红军到过的地方草不留根”。
火烧过的野草更青，熬过冬的松树更苍劲，被迫害的人们扛着红旗回来了见过火的钢又硬了三分。
凭着保留在心里的记忆，重建自己的家园，社长那拿过红缨枪的手，又加上了一层老茧。
记下这革命斗争的历史，岂不是英雄时代的光辉诗篇？
在小丘上立一块碑石，岂不是一面红旗插在人们心间？
红霞笑着爬上了天边，社长把规划展开在面前，他仿佛在庄严宣告：
一个新的巨变就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