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05月29日
召集外交部条约司和国际关系学院有关同志开会，继续谈国际法问题。
发言指出：
过去苏联国际法的缺点是阶级性、政治性不大明确，同时过分强调法律形式，结果有很多议论是在为资产阶级说话。
例如，他们找和平和非战的法律根据时，一找就找到1928年的“非战公约”那里去了。
他们把它说成是维护和平的好东西，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在实践中违反它。
然而实际上“非战公约”是帝国主义用来掩盖他们自己侵略的假面具，本质就是不好的。
我们的国际法是代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因此要理直气壮地讲，越讲得彻底，接受我们的人就越多，怕讲，或者讲得模糊，人家不了解，人们就会接受资产阶级的国际法。
如西藏问题上我们揭穿了尼赫鲁的国际法，受他的影响的人就少了，不去揭穿它实际就是帮助了尼赫鲁。
当然对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找共同点，和他搞统一战线，不仅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即使英国在无原子武器区这一点上，我们也争取和它搞统一战线，但立场、界线必须划清。
我们的东西今天承认它的人是多是少无关重要，关键在于它本身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