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首次会议
决定批准中越文化合作协定和中朝文化合作协定
新华社3日讯
第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第1次会议。
朱德委员长主持这次会议。
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至此，中国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有了文化合作协定。
会议任命张苏、余心清、孙起孟、连贯、胡愈之、陈此生为常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人民解放军协助山南藏胞及时抢耕抢种
山南军管会宣布谁种谁收
耕种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反动上层分子土地的农民得到极大鼓舞
新华社拉萨电
在山南泽当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和山南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遭受叛匪残害的广大藏胞进行了救济，并帮助他们及时抢耕抢种。
在扫荡盘据山南地区叛匪的大军过境之后，山南军管会便派出了十几个工作组和解放军一起，深入各地向群众进行宣传，采用以工代赈办法帮助失业的人就业，对贫苦群众和病、伤人员作了救济和治疗。
仅乃东宗和泽当市区得到就业和救济的就有五百多人，被叛匪打伤或因叛匪盘据无法受到治疗的五百多个伤、病人得到了治疗。
泽当卫生院最近又调出一批医务人员分赴琼结、贡噶、杰得秀等地为群众治病。
在这同时，解放军和军管会还分别召集了群众会议，组织群众春耕生产，许多宗、溪还相继成立了平叛生产委员会。
在盘据乃东宗的叛匪被消灭的第2天，军管会就组织群众和机关、部队的干部三百多人，修复了被叛匪破坏的一座拦水坝。
对许多被叛匪抢去耕牛的农户，工作组领导群众采用互助办法，帮助解决耕牛不足的困难。
驻在乃东、昌珠等地的解放军，除帮助藏族农民修水渠、送粪外，还把军马抽给农民春耕，并教给农民使用马匹犁地和操作新式步犁。
军管会发放的无息农贷，比去年面广了，数量也大为增多，帮助贫困的农民及时解决了种子。
随着反动的西藏地方政府的被解散，压在藏族人民头上的繁重的差役、乌拉没有了，监督他们劳动的鞭子没有了，军管会还根据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宣布凡是耕种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反动上层分子的土地，今年谁种谁收，这些变化和措施，给山南地区的藏族农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开苏溪卡的三十六户农民原是反动头子索康的农奴，他们耕种的八百克种子地，每年要以五百克种子地的收入交给农奴主。
现在他们自动把所有劳动力组织起来分成四个小组，共同耕种所有的土地。
琼结宗生产委员会提出，在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平叛的同时，全宗保证不荒芜一寸土地，争取获得大丰收。
由于农民情绪的高涨，山南地区的春耕虽因叛匪据扰比往年推迟了半个月左右，但是整个播种期并没有延长。
目前雅鲁藏布江南面的各个河谷平原，所有的渠道都在整修，成群的人在地里送粪、播种，豌豆、小麦、油菜等早播作物，有的已长出嫩绿幼苗。

发扬光荣传统建设伟大祖国
——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今天是“五四”运动的四十周年。
在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青年的光辉节日，我们谨向全国各个岗位上的青年致以热烈的祝贺。
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统治的重重压迫剥削之下，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侵略，反对压迫，爆发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新的历史一页。
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完成了伟大的人民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
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任人欺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五四”时代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变成了展示在我们面前的辉煌灿烂的现实。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
今天，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正在借口所谓的西藏问题，疯狂地干涉我国内政，阴谋分裂我们伟大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平定西藏叛乱是中国的内政，绝对不容许任何外国人的干涉。
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全国青年应当继承和发扬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彻底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粉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干涉我国内政、支持叛乱分子、破坏我国统一的阴谋。
今年，也是伟大的第2个五年计划的第2年，是“苦战三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十周年，全国人民正在总路线的万丈光芒照耀下，以雄健的步伐，冲天的干劲，加速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
最近，第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号召全国人民掀起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继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努力实现新的大跃进。
全国青年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汹涌澎湃的爱国主义热情，结合轰轰烈烈的生产干劲，奋勇地投入到这个运动中去，不断革新，努力学习，争取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击手”。
四十年来的经验证明，无论是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无论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青年，必须紧密地同工人农民相结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的思想，才能进行坚强的斗争，取得伟大的胜利。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说过的：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解放以来，知识分子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努力进行思想改造，已经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绩。
在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又普遍地参加了生产实践，参加了体力劳动，使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结合大大地向前进了一步。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文教战线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
这支队伍要依靠培养新知识分子和改造旧知识分子而产生。”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来，这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正在逐渐形成，新知识分子在逐渐成长起来，旧知识分子也在逐渐自我改造之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进步。
但是，贯彻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相当长期而艰巨的。
要建立一支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更须要继续努力，彻底同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观点决裂，真正用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武装新的知识分子和改造旧的知识分子。
要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四十年前，当中国人民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人民革命斗争曾经走过不少弯路。
10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产生了五四运动和五四以来的一系列伟大的历史变革。
四十年的历史证明，只要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就有了办法，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有了钥匙。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0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过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我们取得了人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
我们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著作。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认识，做好工作。
纪念伟大的五四革命运动四十周年，我们一定要高举五四运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发扬五四运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传统，粉碎侵略，反击干涉。
纪念伟大的五四革命运动四十周年，我们一定要高举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的旗帜，坚定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我们的思想，进一步开展轰轰烈烈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更加美丽幸福。

山南藏胞大力支援平叛大军
纷纷控诉叛匪罪行，要求彻底肃清灭绝人性的豺狼
新华社拉萨2日电
本社随军记者报道：
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平叛部队向山南地区扫荡叛匪时，受到沿途藏胞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援。
当地藏胞纷纷向平叛大军哭诉叛匪的滔天罪行，要求大军早日彻底肃清残匪。
在平叛部队进军的路上，经常看到各个村庄的藏胞聚集在公路旁、村头上或屋顶上，喜笑颜开地迎送平叛大军。
有些老人虔诚地合掌诵经祝人民解放军“一路平安”、
“早日消灭叛匪”。
则拉宗尼洋河畔的一个村庄的藏胞听说平叛大军要经过那里时，孩子们一清早就折下鲜红的桃花，夹上嫩绿的柳枝，等解放军到时，就把一束束的花朵送到战士们手里，把一条条的哈达挂在战士们的身上。
另一支平叛大军进抵林芝时，成百上千的藏胞向平叛大军献花、问好，并高呼口号预祝大军早得胜，给他们彻底剿灭叛匪。
平叛大军每到一地，广大藏胞立即向解放军报告匪情，报告叛匪匿藏的枪弹、物资，帮助解放军修桥补路，筹备骡马粮草等，全力支援平叛大军作战。
人民解放军在追剿贡嘎宗的叛匪时，叛匪曾在公路上挖了四条横沟，妄图阻挡我军的前进。
叛匪刚一逃窜，当地藏胞立即把公路上的壕沟填平，使平叛大军顺利前进。
进剿林芝一带叛匪的人民解放军刚一到达，当地藏胞连夜组成一支骡马运输队，驮着弹药、粮草，随着解放军追剿残匪。
藏族妇女塔华卓玛在过一条险桥时，由于山高路陡，马被摔死在崖下，她就主动下崖背起四十多斤的两箱炮弹，连续赶了四十多华里，终于追上了部队。
她说：
“为了打叛匪，这些东西是丢不得的。”
许多藏胞奔走于数十里外为我军筹备粮草。
博姆的玛阿妈说：
“解放军消灭了叛匪，我们心里很高兴。
帮助解放军，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欢庆新生的山南地区藏胞见到平叛大军时，纷纷控诉叛匪的滔天罪行。
叛匪在泽当强奸尼姑、幼女和老太婆，有些被蹂躏的妇女以致神经失常。
在八嘎雪卡地方，村里妇女大都遭到奸辱和蹂躏，其中有名叫安姆、慈什卓玛、郎嘎卓玛、白姆、阿纽等妇女，均遭到叛匪的轮奸。
藏胞们指控叛匪抢掠他们的牛、羊、马匹、粮食和衣物等等。
在美林雪卡的两个小村庄里，仅有的十八户人家都被叛匪洗劫一空。
叛匪不准人们张挂各族人民的领袖毛主席的画像，不准人们看汉人的画报，如稍有不从，便要遭受皮鞭的毒打或用刀砍死。
在群马溜有位名叫燕琼的藏胞，因为拒绝给叛匪派马，而被叛匪活活打死。
当人们向解放军控诉这些悲惨事情的时候，无不痛哭流涕。
他们一致要求解放军彻底肃清这些灭绝人性的豺狼。

班禅访问国防部和总参谋部
听取关于迅速平定西藏叛乱的战斗情况介绍
新华社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陪同下，今天下午应邀访问了国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听取了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关于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的积极支援和密切配合下，迅速平定西藏叛乱战斗情况的介绍。
罗荣桓元帅、聂荣臻元帅和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陈赓大将、李聚奎上将等在作战部亲切地接待了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和他一起前来访问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错，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中将，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詹东·计晋美和四川、甘肃藏族著名人士阿旺嘉错、黄正清等。
晚间，班禅额尔德尼等出席了国防部的欢迎宴会。

四十年前，我们的国家处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山河破碎的黑暗时期
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像初升的太阳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首都盛大集会纪念“五四”四十周年
郭沫若、康生、胡耀邦等讲话号召发扬革命传统，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三万多人振臂高呼：
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新华社3日讯
首都各界人民和青年今天下午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盛大的集会，隆重纪念“五四”四十周年。
三万多人在大会上发出豪言壮语：
发扬“五四”的光荣革命传统，永远沿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康庄大道，迈着英雄豪迈的步伐，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今天的大会也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干涉我国内政的示威大会。
人们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动西藏叛乱、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表示无比愤慨，三万多人振臂高呼：
“反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策动的西藏叛乱，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粉碎外国干涉者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
“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今天下午天气晴朗。
四十年前，我们的国家是处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山河破碎，一片黑暗的时期。
当时，我国的革命青年，一马当先，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四十年漫长、艰苦、曲折的革命道路，我们终于摆脱了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命运，建立了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以01日千里之势，飞跃向前。
今天，当年燃起“五四”革命烈火的老战士同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各族各界青年一起，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先农坛体育场。
他们挥舞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唱着“社会主义好”的歌曲，热烈欢呼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欢呼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彭真，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中央委员吴玉章、蔡畅、林枫、杨秀峰、张际春，候补中央委员周扬、赵毅敏参加了大会，当他们走上主席台时，人们挥舞花束，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感谢党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程潜、许德珩，北京市党政负责人刘仁、邓拓、吴晗，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以及在北京的著名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
正在我国访问的匈牙利共青团中央第1书记科莫钦·佐尔坦和由他率领的匈牙利共青团代表团，非洲学生代表团，日本青年妇女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大会。
下午一时三十分，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
乐队高奏国歌。
纪念“五四”四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主任郭沫若致开幕词（全文见第3版）。
他说，“五四”以来的历史，就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坚决同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历史。
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及时地把革命继续推进到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上来。
他接着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出现了文化建设的高潮。
这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文化革命。
他热烈地希望全国知识分子，都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加强思想改造，和广大工农打成一片，把自己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郭沫若说，我国青年始终是我国社会中的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
在当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起了带头作用。
他热情地希望生长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中，要最大限度地发出青春的光和热。
郭沫若的讲话受到全场热烈的欢迎。
在全场热烈的欢呼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同志讲话
（全文见第3版）。
他说：
在这四十年里，我们祖国经历了一个天翻地复的大变化。
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当时，中国人民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下。
这个黑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现在不仅已经彻底地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像初升的太阳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康生同志指出，纪念五四运动，必须展开一个广泛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运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工农群众知识化的方针；
必须发扬“五四”运动彻底革命的精神。
康生同志说：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为着争取更美好的明天，作着艰巨的努力。
我们要鼓足干劲，依靠群众，克服各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
康生同志最后说：
“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奋勇前进！”
在康生同志讲话的过程中，广阔的会场上，彩花挥舞，掌声雷动，响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这个纪念大会是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联合举办的。
在这个大会上讲话的还有，刘宁一、许广平、沈雁冰、李四光和胡耀邦。
他们的讲话都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
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在讲话中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先辈既然能勇敢地担当起救国家、救民族的重任，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国的青年，也必定会更勇敢地担当起建设祖国的伟大任务。
刘宁一说，今年我们要在1958年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
只要我们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革命先辈的不避艰险，不怕困难的顽强斗志，和勇于担负艰难任务的勇气，积极投入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充分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进行苦干、巧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今年的继续大跃进。
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在讲话中说：
“纪念‘五四’这个光辉的节日，一定要发扬‘五四’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她说：
“我国各族青年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过去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已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今后的建设事业中，你们将要负起更伟大更艰巨的责任。
希望你们把‘五四’精神更加发扬光大，用最好的劳动成绩，用思想和学习上的大丰收来回答党和国家对你们的期望，用实际行动来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国民经济的宏伟计划，来迎接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沈雁冰说，在“五四”爱国运动汹涌的浪潮中产生了中国的新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今天的文化革命，其意义更为深刻，其规模更为广大。
在纪念“五四”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瞻望文化革命的远景，回顾过去经历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扬“五四”的光荣传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坚决完成文化革命的伟大任务。
他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伟大课题，我们一定要深入群众，参加体力劳动，努力改造思想，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一定要掌握现代科学成就和优秀文化艺术，继续发明创造，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在会上讲话，他说，四十年前中国许多有才能的爱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许多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
而现在是，祖国的建设向科学技术工作者提出了大量的要求，而我们的力量却远远不能满足祖国所要求于我们的任务。
党和人民要求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国家，这不是少数几个人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要全党全民一齐动手，大搞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培养出一个巨大的科学技术队伍。
我们科学技术工作者不要辜负这个时代，要发扬“五四”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冲天干劲向科学技术进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一历史任务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最后，由共青团中央第1书记胡耀邦讲话（全文见第3版），他号召全国广大青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把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所开辟的伟大事业，推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他说，我们的党希望我国青年拿出最大的革命干劲来，成为实现今年大跃进的一支突击力量。
这就是要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把组织上交给自己的每一项任务，看作是自己的光荣职责，用尽一切办法，按时、按量、按质地去完成它。
这就是要最积极地投入到增产节约运动中去，把多出一分力，多流一滴汗，多省一分材料，多创造一分财富，看作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崇高义务。
这就是要有不怕困难，勇于战胜困难的顽强意志，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冲向那里，那里需要，我们就向那里突击。
这就是要努力掌握技术，努力学习先进经验，在刻苦钻研的基础上，积极参加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多更好。
我国一千多万大中学校的同学，在今年的大跃进中，同样要鼓足干劲，力争读书、劳动、思想三丰收。
要做到这一切，就要求我国青年有更高的思想和更高的品质，这就是人类最高尚的、最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品质。
在这个盛大集会上讲话的同志，一致严正的谴责了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动西藏叛乱，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
康生同志在讲话中庄严地宣告：
我们要彻底消灭西藏亲帝国主义分子的叛乱。
粉碎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干涉我国内政、支持叛乱分子、破坏我国统一的阴谋！
郭沫若说，中国人民坚决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决不容许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进行干涉。
他指出：
“我们希望印度的有影响的政治家们，能够保持理智，清醒地认清世界潮流，认清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支持西藏叛匪给中印关系带来的严重损害，停止对我国的各种不明智不友好的言行。”
其他人在讲话中指出，西藏永远是中国人民的西藏，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
中国人民有力量使我国亲如兄弟的各族人民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侮。
中国人民有力量维护自己伟大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阴谋是永远也不会得逞的。
这些话得到了全场的热烈响应。
三万多只拳头伸过头顶，三万多个喉咙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怒吼。
讲话结束后，三万多人全体起立，长时间地高呼口号，数不清的彩色气球从人们的手中冉冉升上高空。
这时，人们挥动五彩缤纷的花束，齐声高唱“社会主义好”。
接着，首都两千名大学生表演大合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作直升飞机飞行表演，河北与南京部队足球队作表演比赛。
先农坛体育场完全沉浸在青春的欢乐中。
（附图片）
上图：
首都各界纪念“五四”四十周年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　王文西摄

宁夏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团结前进
马腾霭　雷启霖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愿以实际行动坚决贯彻执行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任务。
现在，我们仅就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和建设社会主义情况作如下一些简单发言：
回民群众粉碎了披着伊斯兰教外衣的封建反动头子马震武的阴谋以后，自觉地站了起来，给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新生力量
宁夏回族自治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已经于1958年正式成立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是党和政府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又一次光辉胜利。
她的成立，也大大鼓舞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人民，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亲密团结，从而更促进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
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族人民在更加亲密团结的基础上，经过了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批判了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更显出新的气象。
特别是回民群众都自觉地站起来了，彻底粉碎了披着伊斯兰教外衣的封建反动头子马震武的阴谋，打倒了他的一群狐群狗党，肃清了他的一套剥削和压迫群众的特权，批判了宗教内部的坏人坏事，从封建压迫剥削的束缚下，迈开阔步向着社会主义的大道前进。
尤其是广大回民妇女的摆脱锅台，更壮大了劳动力的队伍，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更添加了巨大的新生力量。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族人民不畏艰难困苦，甚至在冰天雪地的情况下，也精神百倍。
成千成万在山上、在原野上，大炼钢铁，大修水利。
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他们竟炼了钢一万吨，铁三万吨，使向来不生产钢铁的宁夏也能生产钢铁啦；
修建了和修建着十多个水库，每个水库的蓄水量从几百万方、几千万方到一亿多方，这将对改变山区干旱面貌起极大的作用。
这些，在我们宁夏人来说，是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在其他工业和农业战线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族人民也创造出辉煌的成就。
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1958年发电量为一千零六十四万度，比1957年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七，粮食总产量是二十一亿斤，比1957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
职工从1957年的五千多人已增加到四万三千多人，比1957年增加了将近九倍，在人口方面，从一百七十多万增加到二百多万。
在教育方面，我区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57年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九增加到百分之九十点四，中学生由1957年的一万三千多人增加到三万六千多人，比1957年增百分之一百七十多，而农业、医学和师范三所高等学院的创办更为我区教育开了新纪元。
在发展公社的时候，我区各族人民也由于觉悟的提高，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就完全公社化了。
入公社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回族自治区成立以后，各族人民亲密团结，苦干实干，力争上游所表现的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这个新气象更为宁夏各族人民启示了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将更大大鼓舞着我们宁夏人民前进、前进再前进！
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族人民为什么能够这么亲密团结，为什么能够这样鼓足干劲作出了辉煌的成绩呢？
这完全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以及各兄弟省、市、区的大力支援所致的。
没有这些，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我们宁夏各族人民非常感谢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兄弟省、市、区。
并将继续加强亲密团结，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
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任何人也不能使她脱离祖国
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正亲密团结如兄如弟，以万马奔腾之势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的新国家，这是多么使人高兴愉快的事。
不料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一小撮反动集团，不惜危害祖国统一和破坏民族团结，勾结帝国主义于03月10日发动了武装叛乱。
我们认为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这种荒谬举动完全是违犯宪法和背叛祖国的罪行，凡属中国人民，莫不愤慨和严厉声讨！
国务院已经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并责成驻藏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这个叛乱。
我中央人民政府这样的英明措施是非常适时而正确的，我们完全拥护！
现在这个叛乱已基本平息了，但是最近印度的某些政治家又借着西藏叛乱事件兴风作浪，而其外交官员又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这是为什么呢？
要知道，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也不能使她脱离祖国。
平息叛乱也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任何其它国家都没有理由来妄加干涉。
印度某些政治家这样作法是无异干涉我国内政，我们绝对不能容许。
印度和我国都是大国，有着友好关系，我们也应当珍重这些友好关系，但是我们绝不能听任扩张主义分子来干涉我国内政，我们必须维护我国和印度的友谊，一定不让反动的扩张主义分子得逞。
以上发言，如有不妥，请大会指正。

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活动的新阴谋
吴耀宗代表的发言
从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和各位代表的发言里，我们深深感觉到解放十年来，尤其在1958年，我国各方面的成就使人欢欣鼓舞，而我们面前继续跃进的计划更是宏伟瑰丽。
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社会主义阵营蒸蒸日上，帝国主义阵营日薄西山，东风压倒西风，已经成了定局。
这一切不但使我国人民信心百倍地迈步前进，它也使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为我们的成就，感到高兴。
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者面对着他们灭亡的历史命运，却正愈加疯狂、愈加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可以被他们利用的东西来进行垂死的挣扎。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把美帝国主义今天利用基督教来反对新中国，破坏世界和平的一些新阴谋，在这里揭露出来。
在我国解放前一百五十年中，美英等国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都是为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服务的。
杜勒斯在谈到美国对外扩张侵略时，曾经坦率地供认：
“如果我们要用宗教去适当补满我国物质方面的努力的不足，我们就必须认识，在国外活动的传教士们的极大贡献，并去支持他们。”
杜勒斯的所谓“物质方面努力”就是指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美国基督教牧师黎金斯在所著
“对外传教的伟大成就”一书中，更承认：
“传教士时常向他们自己的政府和官员供给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得到的情报。”
在中国，美帝国主义曾经长期利用基督教向我国人民灌输亲美、崇美和奴化反动的思想，这一事实使我国人民中间曾经流传这样一句痛心的话：
“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
解放后，中国基督徒觉醒了，我们坚决割断了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实现了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
我们也揭发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
这就给了帝国主义“传教”事业一个沉重的打击，引起了帝国主义基督教“差会”内部极大的混乱与惊慌。
对我们所揭发的大量事实，帝国主义者既不敢承认，又无法否认。
西方基督教差会只有把这件事看作“悲剧”，看作他们空前的失败。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解放和中国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不甘心的，因此，他们就开动脑筋，再接再厉，利用基督教来进行新的阴谋活动。
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面对着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日益强大的新中国，美国一般人民，包括美国一般基督徒，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杜勒斯和他的战争边缘政策，对美国和全世界，都带来了灾难。
许多美国人民看到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飞跃前进的事实，就要求美国承认中国，断绝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应有的地位。
美帝国主义看到它的对华政策遭到国内外人民的普遍不满，就利用美国教会内一些甘心作帝国主义工具的人，来对新中国进行造谣诬蔑。
最近，美国基督教协进会从台湾搜罗了几个自称为从中国大陆逃跑出来的“牧师”，让他们在美国各地进行宣传，反对承认新中国。
他们又组织了一个所谓“美国信徒反对承认中国委员会”，自称有一百万会员，其实，它不过是美国一些大资本家勾结了一小撮教会上层人物所组成的反动小集团。
由于冷战政策的不得人心，由于美国人民要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日益增长的愿望，死硬派反对承认中国的主张，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于是美帝国主义就又利用美国教会来玩弄另一个手法。
去年11月，美国基督教协进会召开了一个讨论所谓“世界秩序”的克利夫兰会议，这个会议有美国三十几个基督教派的五百多个代表参加。
会议的宣言要求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这个会议的真正企图是什么呢？
只要看这个会议是由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格罗斯担任主席，美国前空军部长芬莱脱在会上演讲，杜勒斯亲临致开幕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政治背景了。
他们所提出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是：
“承认并不意味着赞同”；
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就能更及时地了解中国的情况”；
“可能扩大中国和苏联的分歧，在中苏间引起裂缝”；
“可以使亚洲某些国家消除对美国的怀疑”；
“可以和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建立关系”等等。
这些就是他们所以要承认新中国的理由。
这还能算什么基督徒的集会！
它只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破坏活动的一次策略会议而已。
关于台湾，这个会议主张把它“中立化”，“由联合国托管”。
他们还说“承认北京并不等于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
更有人公开主张“两个中国”同时参加联合国大会，但都不参加安全理事会。
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从这里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脖子已经套上绞索的美帝国主义，还自以为是旋转乾坤的能手，妄想再一次利用基督教来摆布中国人民的命运，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美帝国主义在事实面前闭着眼睛，不承认我国，这对我国并不是一个损失。
我们的国家不但存在着，并且飞跃地发展着；
我们的人民在建设自己的祖国；
我们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作我们的朋友。
这些都用不着靠美国的承认。
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搞阴谋活动的手法虽多，这都瞒不过我们雪亮的眼睛；
倒是美国一些基督教领袖，由此再一次暴露了他们作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真相。
对新中国的造谣诬蔑
穷途末路的美帝国主义又妄图利用基督教来诋毁我国广大农民在党领导下所建立的人民公社。
美帝国主义知道，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和苏联的人造卫星一样，必然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现出社会主义制度无比的优越性，加深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和不满。
因此，它就迫不及待地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来诽谤我国的人民公社运动。
美国一些基督教刊物把我国这一使五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大大地提高一步的伟大运动描绘成一个凄惨无比的害人措施。
他们诬蔑人民公社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劳动”，但是，奴隶制是束缚生产力的；
我们不禁要问：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奴隶的劳动能够带来像我国1958年那样的生产大跃进？
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传教士到西藏进行阴谋活动是由来已久的。
我国解放后，披着传教士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在西藏立不住脚，就大量结集在靠近我国西藏边境的地区。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英等国的间谍跑到靠近我国西藏边境地区，其中有些人是以“神学家”的身份出现的。
这次西藏反动分子发动叛乱，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但美国的基督教世界服务会和英国基督教协进会竟号召信徒“救济”这一批杀人不眨眼的叛乱分子。
平定西藏叛乱完全是我国的内政，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完全符合我国的民族团结政策，也为绝大多数西藏人民所拥护。
新中国一贯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贯尊重西藏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平定西藏叛乱，清除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正是保障了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帝国主义者却把他们所策划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叛乱，说成是为了宗教信仰，这种伪善和恶毒的手法，我们中国基督徒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些帝国主义的阴谋家们决不是他们所自称的宗教“卫道者”；
他们是宗教的真正敌人。
自从中国基督教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以后，帝国主义便制造了大批谣言，说新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说中国信徒受迫害，说共产党要消灭宗教，企图借此诬蔑新中国，继续在中国信徒中灌输反苏反共的思想毒素。
但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都落空了。
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和新中国基督徒拥护共产党领导，与广大人民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的事实，通过到新中国访问的西方人士的报道，堵塞了造谣者的口，驳斥了他们的无耻谰言。
为了彻底改变中国基督教的半殖民地面貌，中国教会在1958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革。
由于大跃进形势的鼓舞，又经过反复的酝酿和讨论，向来分门别户、互相倾轧的各教派的教会，都进行了调整关系、整理组织的工作，克服了历来纷争混乱的现象。
这一改革对教会是一件大好事，也符合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
但美国基督教协进会海外布道部所出版的“中国公报”，却对我们这一改革又进行了卑鄙无耻的谩骂，说这是对中国教会的“沉重打击”。
美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为什么要叫嚣谩骂呢？
原来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为了执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但要分裂中国的人民，也利用形形色色的教派来分裂中国的教会，因为分裂的中国教会更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控制，更容易成为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中国基督徒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就彻底地摧毁了帝国主义还残存在中国教会的基础。
既是这样，他们怎能不叫嚣呢？
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诬蔑谩骂，恰恰证明了我们所作的是正确的。
破坏民族独立运动
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民族主义国家和殖民地进行阴谋活动，也是非常显著的。
在这一件事上，美国大财阀洛克菲勒显得格外活跃。
最近几年，他给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一笔巨款，指定专用来对全世界“社会急剧变革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所谓“社会急剧变革地区”就是指亚非和拉丁美洲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统治奴役，现在已经觉醒起来，进行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国家。
所谓调查研究就是要在这些地区搜集情报资料，为美帝国主义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的阴谋服务。
他们举行了许多会议，大讲什么“今天殖民主义已经不再存在”，“民族主义是亚非各国自身发展的包袱”等。
在这些会议上，还有人厚颜无耻地说：
“帝国主义有其积极的一面”；
“基督教应当教训人把祖国当作外国，把外国当作祖国”。
这些荒谬绝伦、反动透顶的话，清楚地说明了美帝国主义传教士在亚非和拉丁美洲的使命，不是宣扬基督教，而是散布毒素，模糊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反帝意识，消灭他们的爱国觉悟。
为了进行这些阴谋活动，洛克菲勒最近还拿出二百万美元给美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国际宣教协会来“充实”亚非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基督教神学院；
同时要美国各教会的传教机构另外凑集二百万美元，使总数达到四百万美元。
美帝国主义为什么忽然对神学院这样感到兴趣呢？
这就是因为他们吸取了“传教”事业在中国失败的经验。
他们知道，美帝国主义传教士跑到外国去搞阴谋活动，容易被人识破，于是他们便改变策略，企图通过神学院加紧训练一批亚、非、拉丁美洲国家的基督徒来作美帝国主义阴谋活动的工具，借以更牢固地控制这些国家的教会，使之成为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据点。
1956年，我国人民日报曾刊载洛克菲勒致艾森豪威尔的一封密信，其中说，军事联盟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今后美国必须从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来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控制。
这就证明洛克菲勒出钱搞“社会急剧变革地区”的调查研究，“充实亚非和拉丁美洲的基督教神学院”，正是为了实现他的阴谋计划的具体措施，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国际宣教协会”便是执行这个阴谋计划的工具。
叫嚣战争反对和平
今天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着全世界人民，开展了声势日益浩大的和平运动；
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意志和力量，使美帝国主义胆战心惊。
美帝国主义为了准备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正在大大借重西方基督教会一些反动的领导人物，要他们在宗教家、神学家的外衣下，肆无忌惮地美化战争，丑化和平，进行杀气腾腾的战争叫嚣。
美国一个红极一时的“布道家”毕利·格雷汉就是利用布道来进行战争宣传的一个典型例子。
他提出一个“和平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
（1）要求美国有“更大的军事装备”，（2）“要有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间谍网在国内外活动”，（3）要有更强大的经济基础来进行冷战，必要时就进行热战，（4）要爱你的邻舍，（5）要转向上帝，得到救赎。
这位“布道家”的“和平计划”便是扩军、备战、进行间谍活动。
但他竟把这个赤裸裸的侵略计划同“爱邻舍”，“转向上帝”放在一起，这真使人啼笑皆非。
为了使核武器战争合法化，英国圣公会坎特布雷大主教费歇尔竟说：
“据我所知，人类用氢弹把自己全部毁灭，这个前途完全可能是在上帝的旨意和安排之中。”
西德一些所谓“神学家”更说：
“为了保卫某些价值，使用原子弹不一定是不道德的，即使整个世界一同毁灭。”
像这样骇人听闻的战争叫嚣，在今日西方基督教刊物上是屡见不鲜的。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也曾经发表过一些标榜和平的宣言，但我们如果仔细一读，就可以看出，这些“和平宣言”只是为了更巧妙地迷惑群众，掩饰阴谋。
如该会关于核武器试验的声明，不但没有明确地要求禁止试验核武器，反而说核武器试验的危害性“比较小”“无从知道”等等。
这不过是以和平的姿态来为核武器战争开脱罢了。
人们会以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是一个宗教团体，它自己也标榜着“超政治”走“第3条路线”。
实际上，它丝毫也没有超政治，它的政治立场很明确。
该会总干事托夫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帝国主义代理人。
为了美化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和平的侵略政策，他最近还说：
“今天美国在一切方面的活动都是以寻求安全为标志的，要从寻求安全这一愿望来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
至于托夫脱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所暴露的丑恶面貌，我在这里就不提了。
很显然，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是美帝国主义所一手控制利用的机构。
它的经费百分之七十来自美国。
它所附设的教会国际事务委员会更是杜勒斯一手扶植起来的，至今由杜勒斯的亲信美国人诺尔迪所掌握。
因此，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其它方面的一些西方教会领导人热中为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阴谋服务，这是很自然的。
从以上揭发的事实看来，今天美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利用基督教来进行侵略的新阴谋，就非常清楚了。
我们中国基督徒决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来破坏新中国，破坏亚、非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破坏世界和平，玷污基督教教会。
我们一定要和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加强自我改造，继续深入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贡献我们的力量。

消灭“九害”　实现“九无”
罗文才代表谈叙永县广木管理区除害灭病情况
解放前：
蚊蝇虱蚤无其数，臭气熏人实难当，连年疾病成灾难，死人成百真可伤。
现在：
蚊蝇绝了迹，面貌大不同，环境美如画，千家万紫红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报告。
我于今年03月视察了四川省叙永县水尾公社广木管理区（原广木乡），现在我谈一谈广木区除九害讲卫生的情况：
叙永县是一个偏僻的山区，解放前由于反动派的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过着极其贫困悲惨的生活，卫生情况极坏，一年四季疾病不断流行，随时都在死人，1947年回归热流行，仅广木、分水、枧槽等乡全家死光的就有三四十户；
害兽害鸟严重地威胁着山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在1952年消灭了回归热、天花、霍乱等几种传染病，但四害未根除，人们在生产和健康上仍受着严重威胁。
从1957年12月起，随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全国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鼓足干劲，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雷厉风行的群众性的除“九害”讲卫生运动，仅六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鼠、雀、蚊、蝇、虱、蚤、蟑螂、害兽等九害，全县基本实现了“九无”；
在群众中也改变了过去不讲卫生的不良习惯，树立了人人讲卫生、个个爱清洁的新风气。
在这次运动中，广木区获得了全县第1个“九无”地区的光荣称号。
广木区位于叙永县的北面边境，是全县较高较冷的山区，纵横一百余里，拔海二千四百多公尺，山上还有未开发的森林，一年有两月以上积雪。
全乡只有三百四十六户，一千五百人，真可算“地广人稀”。
解放前山区人民受着反动统治的压迫剥削，加上害兽害鸟对生产的危害和疾病的威胁，农民常过着“糠菜半年粮，疾病又饥荒，冬寒无衣被，十病九死亡”的苦日子。
据老农民李再扬说：
“从前这里有个连花塝，二百多石地的包谷全被野猪害鸟踏烂吃光，颗粒无收，六十多石田最多能收二十多石，贫农李焕堂佃种的十八石多田产，因受害兽害鸟的糟踏，没有收成，交不齐地主的租子，地主把他的“稳手”（租金）三石谷子全都扣光，逼得一家流落他乡。
广木这个地方，每年播下去的包谷、洋芋几乎全被害兽害鸟吃光，补种率达百分之八十五左右。
农民既遭害兽害鸟灾困，又受地主剥削，生活十分惨苦。
那时人民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根本谈不上讲卫生。
这里有一个打足沟，过去肮脏龌龊不堪，屋前屋后到处都是垃圾，屎尿遍地，积污盈尺，杂草丛生，人走这里过都要掌着捧捧把露水打一打才能走过，不然露水落在足上就要长“粪泡”（皮疹），蚊蝇成群，走路时蚊子苍蝇在脸上直碰。
这里疾病经常流行，每年要死不少人。
如周万金家二十人，01月就死去十人，陈生扬、黄纸匠、穆少华等几户人全家死光。
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山高气寒广木乡，　荆棘丛林遍山岗。
蚊蝇虱蚤无其数，　臭气熏人实难当。
连年疾病成灾难，　死人成百真可伤。
伪政府那管人民苦，　只知派款和派粮！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根除了土地私有制度，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改变了卫生条件，初步摆脱了疾病的痛苦，但九害没有根除，人们在生产和健康上还受着很大的威胁。
1957年12月全县开展除九害讲卫生的运动，广木乡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快、速、勇、猛的突击围剿办法，迅速掀起了一个除九害讲卫生运动的热潮。
全乡有一千二百多人参加了运动，经过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在去年03月就基本消灭了九害，共计消灭了麻雀二十四万二千多只，老鼠一十二万九千余只，并消灭了大批蚊蝇、蟑螂、虱蚤、臭虫等，作到了家家户户清洁，人人讲卫生。
过去龌龊不堪的打足沟现在完全改变了面貌。
现在是：
“一进打足沟，蚊蝇绝了踪，室内室外洁，面貌大不同，环境美如画，千家万紫红。”
由于除九害讲卫生运动的胜利，疾病的发生和死亡也大大地减少了。
去年和今年没有发生传染病，鸟兽灾害也大大减少了。
特别是去年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后，卫生工作搞得更好，人们的生产劲头更大了。
广木乡去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现在他们唱道：
“病除害消忙生产，跃进花开朵朵香。
人民公社真正好，社员增产喜洋洋。”
广木区卫生工作取得这样大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党加强了领导，党支部认真研究了上级的指示，统一作了部署。
领导亲自上阵，以实际行动带动群众，深入开展除害工作，几个乡干部每次下乡都把除害工具带上，检查生产同时也检查卫生，见到四害就消灭，见到那里脏就打扫，并帮助群众倒尿桶，搬尿筒，教育群众改变了过去床头放尿桶，臭气熏满屋的不良习惯。
在大围剿中党团支部书记亲自背上干粮，带领突击队员到纵横一百多里的深沟高岭去追捕害兽害鸟，大大地鼓舞了群众除害斗志。
其次是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作到不通就辩，不信就看。
山区人民由于过去受压迫，没有文化科学知识，因而有许多人不相信九害能够除尽，有的还认为除九害要伤生害命，等等。
针对这些思想，就算细账，挖苦根，实物展览，进行活人活事的教育，把被老鼠咬坏了的蚊帐、被盖、衣服、家具，从鼠洞里挖出来的粮食，麻雀肚内解剖出来的粮食等收集起来，组织了展览会，找曾经遭受过鼠雀疾病危害最深的人在会上诉苦。
经过事实的教育启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了。
第3，是紧密结合生产，以生产为中心，坚持除九害，社员认真执行了县委提出的“大忙小搞，有空围剿，无空准备，一空就突击”的办法，使运动既有突击，又能经常化。
社员上山生产同时也带上除害工具。
如六十五岁的李再扬在山上搞生产，还带上一支鸟枪，去年一年中他利用生产空歇的时间就灭雀四千多只。
还有两个小能手刘发奎和周厚令放牛时在玉米地安了四百三十多个榨板，去年到现在刘发奎用榨板灭雀五千八百多只，周厚令灭鼠雀七千多只。
第4，他们建立了经常的制度，定期检查评比。
每家每户订立了除九害讲卫生公约，规定了室内室外，天天打扫，环境卫生三天一小扫，七天一大扫，厕所每天一把草（杀蛆的野生植物），便后一把灰（石灰或草木灰），蛆不灭尽不挑粪，社里半月一评比，全乡01月评比一次，干部下乡检查生产同时检查卫生，队社汇报生产，也同时汇报除九害讲卫生。
由于有制度，有评比，有检查，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因而卫生工作坚持不懈，巩固了除九害的成绩。

黑龙江是怎样改变运输紧张状况的
李延禄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和富春、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
黑龙江省是一个以机械、煤炭、木材、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基地，也是个商品粮生产基地，经过1958年大跃进，各种工业产品大量增加了，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大丰收了。
到1958年第4季度无论走到工厂、矿山、林区、农村和田野，到处都可以看见堆满了产品。
但是由于运输力不足，这样多的东西运不出去，就造成“两头着急”的情况，“一头”是在工矿林区，急于把产品快点运走，好腾出场地继续生产；
在农村土豆、蔬菜如不迅速运走就会冻坏；
粮食不及早运走则无处存放，糟踏损失太多；
另“一头”则是需要这些东西的部门，眼看有东西拿不到手，干着急没办法。
于是互相抱怨，彼此不满，派人到处活动，一时情况颇为紧张。
显然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交通运输上，所以中共黑龙江省委决定从去年第4季度开始狠抓交通运输工作，把大量物资运往各省、市，以支援生产建设。
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努力，加上铁道部和中央其他有关部门，对我们的支援，目前已基本上改变了运输紧张的情况。
现在我把黑龙江省组织交通运输工作大跃进的情况，向大会汇报如下：
加强对运输工作的领导，发动群众，挖掘运输潜力
为加强对运输工作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挖掘运输潜力，我们在省、地、市和运输量较大的县与企业部门建立了七十多个交通运输指挥部，并均由党委负责同志亲自挂帅，统一领导。
交通运输指挥部主要工作：
（一）搞好物资排队，月初在运输品种上进行排队，并根据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和国家经委对月度运输安排，明确的规定铁路车来的多时，多运甚么？
车来的少时，保证什么？
同时根据各部门对货源的急需情况，调整旬间运输；
（二）突击薄弱环节，组织全面配合，即在各地党委和指挥部统一组织指挥下，着重抓两个方面的协作配合：
一是物资托运部门与运输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
二是以铁路为主，组织铁路与公路运输部门之间的全面配合；
（三）总结交流提高运输效率的先进经验；
（四）督促检查和帮助有关部门解决有关运输工作中的困难。
我省在加强对运输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方面做得较好的是佳木斯市，其主要作法是：
第1、大抓思想，大抓协作配合。
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解决了运输部门存在的
“独一处”、只顾运输方便、不管生产需要的思想和托运部门只顾供应上的需要，不关心运输困难等各种本位主义思想，树立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在日常工作中运输与托运部门党组织，也随时注意通过讲形势，摆任务，访问等形式，向职工进行思想教育，因而群众干劲十足。
在春节运输最繁重的时候，全市装卸工人出勤率达百分之九十六，车站运转车间出了满勤。
为节约运力、节省运费，铁路主动地在批发站专用线成立了货运分室，接受零担货物发送，节约了大批倒运费和运力。
第2、打开厂界，综合利用专用线。
为解决车站到达货物的堵塞现象，减轻公路运输的负担，将全市企业各自使用的十六条专用线全部打开，划分六个区域，由三十九个企业共同使用。
将原来三十二个企业每日平均到达的近四百多吨货物，直接分散到各该单位附近的专用线上去。
这样不仅运的快，而且每天平均又节省五十至六十台马车和大量的装卸劳动力。
第3、统一使用劳力，统一运用工具。
在市交通运输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以木材加工厂、造纸厂、铁路车站等为中心成立四个运输指挥所，负责调配劳力和组织装卸搬运等具体工作，各托运部门也有专人负责运输工作，实行上下左右对口和统一调配人力、物力。
第4、在为生产服务，节约运力的原则下，运输部门和生产部门建立了互相联系制度。
运输部门通过深入摸点和各企业互相交底等办法，经常掌握企业的生产和需要情况，做到及时配送车，满足托运部门的急需。
为便于公路运输，铁路甩车时，事前通知公路调度。
公路对铁路装卸的物资，也能按运输的需要分先后主次作到及时集散。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第1季度他们完成装车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七点三，车辆停留时间不仅完成了计划，而且逐月缩短，01月份完成十二点五小时，02月份完成八小时，03月份完成六点五小时。
我们正准备把佳木斯的经验在全省推广。
总之，由于各级交通运输指挥部的建立，加强了对交通运输工作的领导，对于充分挖掘运输潜力，保证主要物资的运输，缓和运输紧张起了重要作用。
推广先进经验，大搞装卸技术革新
推广先进经验，大搞装卸技术革命，挖掘运输潜力。
去年四季度以来我省各地区，各单位虽注意了加速车辆周转，进行了许多方面的技术革新，但在装卸工作这一环节上基本上还是靠体力劳动。
这在各方面均大量需要劳力的情况下，很难持久，新取得的效果也很难巩固。
为此，我们在开展技术革新运动中，紧紧地抓住了改革装卸工具和装卸设备这一环节，督促各地认真地推行了先进经验。
如今年02月发现庆安县桃山采石场以土办法，用土台、石头和少量木材修建的滑坡式装车高站台，提高了效率二十多倍的经验后，我们立即召开了装卸工作现场会议，普遍加以推广。
截至03月末，全省已修筑成二百二十二座各种类型的高站台和六十四座低货位。
鹤岗矿务局兴山和大陆矿从高站台投入使用后，仅七天的统计，兴山装车总时间缩短了二点二十分，大陆矿缩短了三点三十分。
四号井过去每天生产二千二百吨煤，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感到很难处理。
现在建起贮煤仓之后，日生产三千吨以上，反而感到没有问题了。
同时还加速了小炭车的周转，原预计要增添二百辆小炭车，现在不仅不增还抽出五十辆。
绥阳林业局八里坪贮木场等地，创造了不用增加任何设备，利用场存木材和贮木场自然坡的条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土办法搭起高站台装车的经验，效果显著：
1、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保证装卸作业安全。
从实行高站台装车以来，根本就消灭了死亡与重伤事故。
2、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过去他们的装卸车工人曾达四百五十余人，但一年仅能承担二十万立米的装卸任务。
去年开始使用高站台装车后，仅用一百五十二名工人就完成了二十六万立米的任务，今年全部使用高站台装车后，任务虽然增加近一倍，不再增加工人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
3、压缩了装车时间，提高了铁路车辆运用率。
现在每装一车原木不仅比过去多装八立米，而且还压缩装车时间二小时。
4、节省了跳板、木马、大绳，各种杠子等材料。
降低了成本费用。
由于用高站台实现了连路装车，节省了归楞工资。
因为这一经验具有效率高，省劳力，就地取材，构造简单，不用多少投资，容易组织修建等特点，受到普遍欢迎。
据各林业部门推行规划统计，04月末全省可建起六百零八个车位的高站台。
这样，再加机械化装车有四百多个车位，省内装运原木就可以基本上消灭“磨骨头”（用体力抬木头）和“哈腰挂”，并大大的提高装车效率。
改进铁路调度指挥工作，切实贯彻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
在铁路车辆不足需要的情况下，改进调度指挥工作，从车辆调配上切实的贯彻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牡丹江铁路局在这方面摸到了一些初步经验：
牡丹江铁路局货运工作中的基本特点：
一是主要物资多，全局总运量中煤占百分之五十五，木材占百分之二十，货源比较集中；
二是到达货物少，出局货物多，而且处于边远省尽端局的位置，每天装车的车辆来源主要是靠邻局排空车供应。
前者有利于组织企业间的大协作，因为主要物资多，各方面都注意帮助，后者则由于自己掌握不了空车来源，而又主要物资多，调整轻重关系上机动性小，给车辆调配上造成了许多困难。
牡铁党组织针对上述情况，从去年四季度以来，认真的加强了对调度指挥人员的政策思想教育，不断的发动群众想办法，逐渐在贯彻保证重点，照顾一般，以煤保钢的运输原则上摸到了一点有效的措施：
（一）坚持每月制订月度综合运输方案的制度，并在制订过程中除吸收有关现场单位参加外，还派人下去组织研究，征求意见。
因而使调度人员和有关现场单位与物资托运部门，月初就对当月运输工作心中有数，作好准备。
（二）建立专人负责和领导、调度、现场三结合的日间计划编制办法，经过车务、货源、机务等科室共同审查定稿后，先下达给各主要现场单位酝酿，然后召开有关各主要现场参加的电话会议，讨论确定次日运输计划，使计划定的较为切合实际，并使有关现场心中有数，有利于进行各项工作的准备。
这种群众路线的日间计划编制方法，对既保证煤炭运输，又不浪费车皮，并尽可能的照顾一般物资的运输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因为以专人负责编制计划的办法代替了过去跟班走的区段调度值班员订计划的办法，有效的克服了班与班之间，区段与区段之间的本位主义。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使鸡西矿务局的煤炭发运情况逐月好转。
01月份每日平均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二点四，02月份每日平均完成计划百分之九十四点一，03月份每日平均完成计划百分之九十九点五，接近完成计划。
虽然我们1958年运输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还要加倍努力，继续鼓足干劲，为争取1959年更大的跃进而奋斗。
最后，对西藏问题再说几句。
西藏的卖国贼在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指使之下，发动了叛乱，出卖民族利益，投靠帝国主义，分裂祖国的统一，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来，成为外国的殖民地。
他们是民族的败类，他们这种分裂与破坏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行为，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
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企图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实现扩张野心的可耻阴谋，永远不能得逞。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平定西藏叛乱是中国内政，不容许外人干涉。
干涉西藏事务就是干涉中国内政。
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阴谋和挑衅行为，都注定是失败的。
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巩固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彻底平息叛乱，肃清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在西藏的一切残余势力，使西藏人民同祖国各族人民一道迅速走上繁荣幸福的道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前进。

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加强改造
陈经畬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大团结、大跃进的大会。
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所作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
“工作报告”，给了我们最大的欢欣鼓舞。
这些报告生动地、具体地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大团结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
我完全拥护这些报告，并且完全相信通过我们这次大会，我国各族人民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进一步的大团结，我国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进一步取得更大的跃进。
我是一个回族的人民，同时又是一个工商业者。
我从这两个方面，谈谈我的感想。
印度干涉者冲昏了头脑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人民，我深切地体会到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活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的无比幸福。
在解放以前，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用尽一切阴谋，进行挑拨离间，使我们不能团结一致，使我们长期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地位。
解放以后，我们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地摆脱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压迫，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很快地走上了兴旺和幸福的道路。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有的民族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而且我们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还充分得到了比较先进的、居于多数地位的汉族的各种帮助。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不仅民族压迫已经从根本上消灭，就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的残余心理，也正在迅速地消灭中。
我们极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完成了民主改革，使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中，跨越了本来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能走完的历史里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使我们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能够团结一致地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而努力，能够享受到越来越美好的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从我们少数民族的切身体会中，我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武装叛乱，表示最大的愤慨；
对于我们政府迅速平息拉萨地区叛乱的英明措施，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
祖国的统一是全国各民族的最高利益。
西藏反革命叛乱的失败，使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进一步加强，使西藏人民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幸福道路。
这是我国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伟大的胜利。
正在我们大会召开的时期，印度外交官员散发了颠倒黑白、捏造事实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这是不可容忍的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同样是对我们少数民族的污辱。
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固然不同于汉族人民，但是长期历史时期使我们团结在统一的大家庭中，我们都是祖国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妄想离间我们，使他们能够“分而治之”，这种日子是永远不会有了。
印度干涉者冲昏了头脑，梦想利用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来进行阴谋活动，以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决不能允许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如果还要蛮干下去，等待他们的必然是和妄想干涉我国的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样，落得个身败名裂，不光彩的下场。
改造和服务是不能分割的、相互促进的统一体
作为一个工商业者，我深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所给予我们的无比幸福。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本来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工商业者在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下，接受了“五反”、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及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等一系列的教育，在不同程度上都提高了思想认识，这就使我们能够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在祖国建设大跃进中发挥我们的应有力量。
这是每一个爱国的工商业者的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光荣。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示我们说：
“对于资本家，国家将按照原定的期限付给定息，并且将积极地帮助他们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这个指示，对于我们今后的自我改造给予了明确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在积极服务中加强改造。
以我们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工商界情况来说，几年来经过党的不断的教育，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极大多数的工商业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进步，在去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不少的人在参加体力劳动、改进生产技术，以及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创造发明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
但是，这并不能说，我们工商界的多数人在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上已经没有两面性，已经解决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去年年底到今年01月间，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党的领导下召开了一次中、执委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工商业者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了我们工商业者还要继续进行根本改造。
会议认为，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根本改造主要的仍然是政治立场的改造，结合政治立场的改造，逐步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改造的方式是贯彻更为和风细雨的精神，把鼓励和批评结合起来，更好地进行细致说理的政治思想教育。
会议强调地指出，我们当前的改造必须以政治思想改造为统帅，以劳动为基础，以企业为基地，把改造和服务结合起来，在积极服务中加强改造。
我们两会的这次中、执委联席会议的精神是贯彻了党对工商业者和平改造的政策，是符合工商业者当前自我改造的实际情况的，在会议闭幕以后，我们湖北省武汉市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对这次联席会议的文件和决议进行了传达，布置了学习和讨论，所有与会的工商业者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启发，极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思想认识，改变了过去厌倦改造的情绪，并且在生产劳动方面进一步有所表现。
现在，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示我们要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使我们对于改造和服务相结合，在积极服务中加强改造的重要性，更为明确起来，这对于推动和帮助我们加强改造、积极服务是一个最大的鼓舞力量。
工商界中曾经有些人对于为什么要把改造和服务结合起来，是认识不足的，有的甚至认为改造和服务是矛盾的两种事。
现在，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改造和服务是不能分割的、相互促进的统一体。
改造与服务的关系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
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回过来又去指导实践。
同样，我们的改造决不能离开服务，只有在服务实践中才能进行改造；
而改造回过来又可以推进服务。
所以，我们工商业者为了把自己由剥削者改变为劳动者，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贡献，就必须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实践中来进行自我改造。
周总理号召我们说：
“我们应当在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从思想上政治上动员每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每一个爱国的公民的积极性，立即开展一个增产节约的全民运动。”
我们工商业者一定要热烈响应周总理的这个号召，从思想上政治上重视这个运动，更密切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加强自我改造，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在祖国的大团结、大跃进中，我们工商业者一定要和全国人民一起迈步前进。

在普及基础上，迅速提高我国的体育运动水平
荣高棠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报告。
现在我仅就体育工作发表一点意见：
几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以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魄，迈过了伟大的里程，在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我国体育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巨大成就。
尤其是去年，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随着工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蓬勃发展，“锻炼身体，建设祖国”已成为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更多的人深切地了解到体育运动的好处，成亿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上千万人通过了劳卫制标准，体育已和学文化、讲卫生一样成为我国人民幸福生活的一部分。
广大运动员解放思想，发挥冲天干劲，创造了八百余次全国纪录和一些世界纪录，又进一步鼓舞了群众锻炼的热情。
体育运动的广泛发展，不仅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增进了我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同时，大大增强了我国人民的体质，对配合生产、工作、学习起着积极作用。
青年学生普遍参加体育锻炼后，疾病减少，学习时精力充沛。
如体育活动开展得较好的吉林敦化县朝鲜中学，不仅在运动竞赛中常常名列前茅，创造过全国最高纪录，而且学生患病率1958年比1957年减少三分之二，学习成绩普遍提高，劳动成果也十分显著，单是他们自种自收的粮食，就够全校师生吃一年。
这对于培养身心健康、能文能武的青年一代大有好处。
职工体育运动，也有蓬勃的发展，涌现了许多生产好，体育也好的先进厂矿。
天津绒毛加工厂，全厂职工一贯坚持参加各项体育活动，体质普遍增强，出勤率从1953年的百分之八十三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七，去年全厂抽出三分之一的人力参加炼钢、炼焦和支援其他兄弟厂，仍然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
广大农民利用生产空隙和稍闲时间进行锻炼，也收到良好效果。
他们用“田增产，人增寿，练好身体争上游”来形容体育运动的作用。
体育运动广泛开展，技术水平飞跃提高，近三年中创造了十七次世界纪录
随着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日益开展，我国运动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不仅大大超过了旧中国的全部最高纪录，1956年06月到现在，还在举重、田径、游泳、跳伞等项目中，创造了十七次世界纪录。
不久前，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我国年仅二十一岁的选手容国团，又在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多名好手中，夺得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为祖国争取了荣誉；
我国男女队在团体赛中双双名列世界第3。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953年我国第1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情况，那时男队被评为一级第10名，女队被评为二级第3名，就可以看到，我们提高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又如举重，我国第1个创造世界纪录的著名选手陈镜开，几年来总成绩从二百四十五公斤提高到三百五十公斤，他一人就在两个级别中六破世界纪录。
目前，在挺举七个级别的世界纪录中，我国保持了四个，其中三个是打破美国的纪录。
从田径运动看也是这样，在国民党统治的1936年到1948年十三年间，田径的最高纪录，只刷新了七次，而1958年一年就打破了田径纪录三百零六次。
而且国民党时期的最高纪录的水平一般都很低，男子除了百公尺外，只有八项相当于现在的一级运动员水平，女子只有四项相当于现在的二级运动员水平。
可是现在，我国男女田径运动健将就有一百七十五人，一级运动员八百多人。
就拿实力很强的美国队来比，美国女子跳高纪录从1932年的一点六五公尺，到1956年的一点七六公尺，二十五年间只提高了十一公分，而我国女子跳高的成绩，在解放后不到十年中却提高了三十七公分，达到一点七七公尺，拿下了美国人手中的世界纪录。
去年07月苏美田径比赛中，美国国家女选手只跳过一点五五公尺，目前我国有八个人能跳过这个高度，她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十九岁。
而我们一些开展不久的新项目，如赛艇也数次压倒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美国队的成绩，马拉松、公路自行车也多次压倒奥运会历届冠军和创造世界优秀成绩。
这些成绩的获得，说明了我国体育运动的水平，更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它激励着千百万运动员更加积极地锻炼，又鼓舞和推动了群众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示的：
“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
我们衷心拥护，并坚决贯彻。
这个指示完全符合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今后工作的需要。
在普及基础上不断提高，在提高指导下进一步普及，二者紧密结合又互相推动，这是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规律。
我国的乒乓球运动之所以能出现世界冠军，正是由于它的雄厚的群众基础。
我国进入这届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前八名的四位优秀选手：
容国团、王传耀、杨瑞华、庄家富，在国内都被后起之秀打败过。
这种滚滚后浪推前浪的群众运动，正是提高我国运动技术的无穷动力。
而容国团的优胜，又鼓舞和推动千百万青年成为乒乓球爱好者。
其他各项运动的发展情况也都生动地说明了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重要性。
几年来，我国体育运动由于党的领导关怀，和人民群众的喜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由于我们对普及和提高这一方针贯彻执行得还不够，再加上旧中国体育基础十分薄弱，虽然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做了一些工作，可是不少运动项目的技术水平还是很低，离世界水平还相距很远。
像游泳，在男女二十多个世界纪录中，属于我们创造的只有一项。
男女田径五十多单项中，我国只出现过一次世界纪录，现在还没有保持下来。
这种状况和我们国家各项事业的飞跃发展是不相称的。
要使我国在主要运动项目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需要我们作更大的努力。
从群众需要、自愿和实际可能出发，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
1959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跃进的一年，体育工作必须进一步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进行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为生产、工作、学习和国防服务，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以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为中心的国民经济计划的胜利实现服务。
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从群众的需要、自愿和实际的可能出发，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开展丰富多彩、为群众所喜爱的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
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特别要重视对他们加强体育教育，组织他们进行锻炼。
这不仅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人民体质的重要措施，也是普及体育运动和提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的可靠保证。
对于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具有运动才能的优秀人物，要加强培养和训练，使政治和技术紧密结合起来。
为什么有些运动员往往临场出现失常现象？
除了技术上的缺点和经验不足外，政治没有挂帅是很重要的原因。
只有使运动员了解到创造优秀成绩、为祖国争取荣誉的重大意义，才能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技术，也才能充分发挥技术。
在技术上必须刻苦钻研，认真锻炼，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总结自己的经验，创造适合我国运动员特长的战术和技术，树立自己的风格。
将在今年09月举行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是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检阅十年来体育运动的成果，进一步推动群众体育运动的开展，在若干运动项目中争取创造优异的成绩，把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提高密切结合起来。
这次综合性的运动会规模是空前的，它将是发扬我国人民力争上游的共产主义风格的一个比武场。
目前它已成为鼓舞全国体育工作者更加努力工作，广大运动员不断创造新纪录的重要力量。
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开好全运会，来迎接国庆十周年。
各位代表，对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支持下，公开发动武装叛乱，破坏祖国统一的罪恶行为，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表示最大的愤怒。
我们坚决拥护政府关于平定西藏叛乱的一切政策和措施，热烈欢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叛匪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西藏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妄想走过去帝国主义走过的绝路，必将自食恶果；
任何干涉我国内政，分裂我国统一的活动必定在六亿中国人民面前遭到彻底的失败。
西藏将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迅速前进，西藏运动员也将更加干劲冲天，容光焕发地出现在今年的全国运动会上，与全国人民共庆伟大祖国光荣统一的十周年。
黑暗、落后的西藏将一去不复返了，让我们欢呼，民主的幸福的新西藏的诞生。

戏剧工作者的“八个字”
欧阳予倩　周信芳袁雪芬　黄佐临代表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这几个报告显示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胜利走向胜利。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短期间内取得了惊人的辉煌成就。
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将在第1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和1958年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有更大的跃进。
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充满着希望和信心，要为完成并超额完成这一宏伟的计划而贡献一切。
周总理的报告具有无限丰富的内容。
现在只就戏剧工作者的角度来谈谈我们的体会。
一年来我们的戏剧工作，正如周总理所说，也“都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
在生产大跃进的影响下，大多数的戏剧作品都反映了现实生活，并且在不同程度上，起了推动生产的作用。
每一个政治运动中，戏剧工作者也都和斗争紧密配合，运用表演艺术，收了宣传鼓动的效果。
各剧种在整理传统剧目方面也有很大的成绩。
工农业余戏剧活动，在这个期间，有了空前的发展。
这一切都证明了“百花齐放”，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是十分正确的。
特别经过整风反右斗争，文艺干部积极参加劳动之后，对党所提出的这个方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和理解。
这可以说是我们一年来最大的收获。
总的说来，我们的戏剧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成绩是肯定的，但是和全国各个战线上的辉煌成就相比是很不够的。
周总理告诉我们要“经过艰苦的努力，用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的作品来教育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要求”；
同时，要“注意培养从劳动人民中涌现出来的文学艺术人才”。
这两个问题——提高质量和培养新生力量——是我们戏剧界最迫切的问题，有待于我们努力解决。
为了解决这问题，我们提出八项措施以供参考。
一、演——演出：
演出是我们戏剧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我们应该通过舞台上的经常实践，不断加工，提高质量，从而逐渐积累优秀作品，建立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百看不厌的保留节目。
为了保证艺术、技术质量的不断提高，我们希望每个大型剧种能有固定的剧场，以便进行实验。
同时，要到厂、矿、农村或部队去作巡回演出，将戏送上门去，使不便到剧场看戏的工农群众也能就近欣赏较好的演出。
每一出戏，在正式演出之前，必须充分做好准备工作，没有成熟，决不和一般观众见面；
切忌编得快，排得快，丢得快，忘得快（简称“四快”）的缺点（当然，在必要时，也要担起宣传鼓动的突击任务）。
二、创——创作：
一个演出的蓝图是剧本，剧作者要努力于思想、生活、技巧三者的结合，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人民，要大力反映中国人民伟大的现实生活，也要正确地表述中国人民悠长的光荣的历史——特别是革命史实。
同时，要继承并发扬中国编剧艺术悠久而优良的传统，整理古典剧目，推陈出新，使古为今用。
此外，对国外的，特别是苏联和兄弟国家的优秀剧目也要适当加以介绍，以资借鉴。
在形式、风格和手法方面要力求多种多样，丰富多采；
要注意艺术的娱乐性，引人入胜，使人易于感受，以加强教育的效果。
还应当指出，戏剧创作不仅限于剧本的写作；
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都是创作活动。
三、学——学习：
戏剧工作者必须具备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必须精读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联系实际问题，加以深刻的研习。
政治是灵魂，政治挂了帅，业务学习就必须紧紧跟上。
技术锻炼非常重要，同时还要广泛阅读文艺作品和历史书籍；
深入钻研戏剧理论。
我们要有计划，有步骤，经常不断地学习，以求做到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在演出方面，要不断总结、交流并积累经验，创造新的传统。
四、练——练功：
基本功夫是每个表演艺术家不可缺少的技术必修课程，我们一定要勤修苦练，演到老，练到老，坚决经常地、永远地保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优良作风。
五、劳——劳动锻炼：
每年划出一定时间，下乡下厂参加劳动，深入生活，吸收养料，改造思想，提高共产主义觉悟。
六、辅——辅导：
负责地、不间断地辅导群众业余戏剧活动，使他们的文娱生活蓬勃发展，活泼有趣；
同时，从中发现戏剧人才，为专业队伍增添新生力量。
七、传——传授：
继承我国戏曲的优良传统，总结老前辈、老艺人的创作经验，发扬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表演方法；
打破成规，破除迷信；
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起一个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八、培——培养新生力量：
与戏剧学校正规化戏剧教育相配合，采取带徒弟的办法，进行负责到底的培养，以解决目前青年艺人供不应求的严重现象；
并从所发掘的戏剧人才中进行有计划的重点培养，使接替人日益增加，以满足文化高潮来临的迫切需要。
以上是我们建议的八项措施，还没有经过戏剧界内部广泛的讨论，现在先在大会上提出，希望能普遍引起注意，得到支持和督促，使得今后从戏剧岗位上也能产生更高的作品，更多的人才，来迎接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建设高潮！
让我们坚决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认真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我们的戏剧开出更鲜艳、更美妙的花朵来吧！
最后，我们想对西藏问题说几句话：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
我们坚决拥护国务院对西藏的一切措施。
我们对帝国主义者和蒋匪帮的阴谋诡计感到痛恨！
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无理干涉表示无比的愤慨！
我们尊重同我们伟大邻邦印度的友谊，但是印度的扩张主义者若不及时收敛，万一使两国的友谊受到损失，他们应对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他们别打错了算盘！
我们坚信，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必能粉碎一切阴谋，把西藏建设成真正的人间乐园。
我们为西藏人民得到新生感到无比的欣慰！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几点体会
柯麟梁伯强　谢志光代表谈中山医学院去年取得的成绩
我们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并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去年是我国大跃进的一年，是各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光辉成就的一年。
在科学文化战线上，医学教育和其他事业一样，在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循着“全国一盘棋”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跃进了一大步，而且正以更矫健的步伐不断地跃进着。
我们可以肯定：
由于国民经济飞跃的发展，人民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要求的不断提高，任何事业都要不断跃进，一年胜过一年，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
我们是从事医学教育工作的，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努力把今年的医学教育工作办得更好，争取更大的跃进，使之符合人民的愿望。
根据我们多年来在工作岗位上的经验，特别是去年教育革命的初步经验，我们有下面几点不成熟的体会：
一、去年全国医学教育事业的跃进和发展：
是在反右、整风取得了伟大胜利、加强了党的领导，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情况下取得的。
医学院校和其他高等学校一样，是知识分子成群的所在，确立和巩固党的领导，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教育的政策，使其为工人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什么时候都是最主要的努力方向。
拿我们中山医学院来讲，经过反右整风、大鸣大放、红专辩论、教学改革等一系列运动之后，搞臭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解决了政治与业务关系的问题，师生员工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深刻的变化和一定程度的进步，其中一部分人改变了阶级立场，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中间状态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向左转化；
现在，在政治上、业务上，师生员工一般都能接受党的领导，积极努力工作，在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医疗工作等方面，都能在党的领导下，依照计划进行。
如在我院附属医院的医疗工作中，当党号召全力抢救炼钢烧伤的工人时，医护人员就喊出“要血有血”“要皮有皮”的感人的口号，个个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全心全意地为伤者治疗；
教授专家也放下架子，为伤病者奉汤送药，待病人如亲人。
为了普及医学教育，大量培养高级卫生人才，支援各专区开办医学院分院，我们学院的教授、讲师、助教、技术员等都无条件接受任务。
中山医学院去年开办了三个分院、三个医专。
去冬又为了配合人民公社的整顿、巩固工作，我院根据省委的指示，曾迅速地派遣了教师、医生、护士、高年级学生共一千二百多人，到江门、湛江专区各县市及水库工地，进行防疫、爱国卫生运动和训练培养基层卫生干部，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上述情况，不但在我院如此，在全国各地医学院校也是如此，这一切证明：
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政治挂帅，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了，教学、医疗、防疫等种种工作就能顺利进行，大大跃进。
因此，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是非常重要的。
当进行这工作时，必须作具体分析，分别对待，做到深入细致。
要推动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就必须先了解他们，理解他们的政治思想情况、业务情况。
区别那些是属于政治问题的范畴，那些是属于思想问题的范畴，那些是属于学术思想的范畴，那些是属于生活作风的范畴，情况弄清楚了，才能有的放矢，才能达到团结、教育、改造的目的。
同时，我们也体会到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与思想作风不应该混淆起来。
就是在批判一个人的立场思想的时候，如果在学术上有成就和有一些贡献的，也应该给予肯定。
照我们的体会，这样才符合党的方针。
由于去年全国各医学院校的党委和领导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的多数，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解决了政治思想与学术业务的问题，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团结，因而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
教学方法，医疗作风，服务精神，群众观点，劳动态度，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些就是我们去年医学教育事业大跃进的动力。
二、去年医学教育事业的大跃进，也是贯彻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结果。
去年全国各医学院校贯彻了党的这个正确方针，执行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全国医学教育有了空前的发展，由原来的三十八所高等医学院校发展到一百多所；
学生的德育，体育和智育都有所增长，教学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教师开始克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和脱离生产的倾向。
这些进步从我们学院去年的情况，也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学院去年积极地开展了勤工俭学的活动，在学院党委领导下，开办了三个结合专业的工厂（教材厂、仪器厂、制药厂）和一个农场；
全院师生员工积极参加了修筑水库，抢种抢收，积肥植树，筑铁路和全民炼钢等劳动。
这都加强了师生员工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
学生们在劳动中表现得干劲大，热情高，不怕艰苦，并且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次工作结束返校时，农民都依依不舍。
许多华侨学生，通过劳动锻炼，政治觉悟、劳动和学习的积极性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服从党的领导，听党的话，已经成为学生政治思想上的主流。
学院全体师生在既要积极劳动，又要尽量不影响教学计划的原则下，适当安排了学习、劳动和休息的比例。
学院去年不但已经将劳动列为正式课程，而且按照教学计划，进行了教学工作，完成了教学计划。
我们从实践中，认为在高等医学院校的休息、劳动、教学的比例以在一、二、九和一、三、八之间较为合适，而且劳动的方式应该既有下乡下厂进行劳动锻炼，培养工农感情的工农业劳动，又要有使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结合专业的劳动，而且应该尽可能的结合专业。
医学教育与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相结合，是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重要措施。
去年全国医药院校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都执行了这一原则，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院去年底遵照广东省委的指示，为了配合人民公社的整顿巩固工作，派遣了教师、医生、学生计一千二百五十六人，组成许多工作队到湛江、江门两个专区和番禺、海丰、海南等地进行防治流行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训练基层卫生工作干部、采风访贤、劳动锻炼、现场教学等工作。
他们经过两个多月的热情劳动，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发动群众，进行卫生宣传，并与地方中西医药卫生人员共同合作下，在训练保健员、保育员和炊事员（共十一万多名），治疗疾病、抢救危急病人、采风访贤以及在积肥、填洼地、修建厕所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少的成绩，并获得了当地党政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在这些工作中，不仅完成了省委所交给的任务，有助于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巩固，而且培养了师生的工农感情和群众观点，他们都了解到广大农村对于医药卫生和医疗力量的迫切需要，他们都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毕业后到农村去工作。
通过这种实践，学生们更牢固地掌握了在学校中学得的书本知识，锻炼了实际工作的能力，初步取得了搞基层群众卫生运动工作的经验。
这些实际工作，又启发了同学们认识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他们懂得理论脱离实际是不对的，但是只强调实际而忽视了理论课程的学习也是不对的，因此，他们回校后更加努力学习。
我们体会医学教育与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相结合，是培养学生又红又专又健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必要措施。
三、医学教育必须与学习祖国医学遗产相结合。
祖国医学积累了我国数千年对疾病斗争的经验，有丰富的科学内容，积极发掘和认真总结中医中药的丰富经验和理论，是充实和提高我国医学科学水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
去年全国各医学院校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都积极贯彻了党的中医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我们学院，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由教授到医护人员，根据自愿与可能的原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中医理论学习，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习针灸运动，成立了各种中医中药研究小组，编写了一百多篇论著；
在两个附属医院中，使用中医中药治疗的已有二百多种病，其中有许多有显著的疗效。
今年年初下乡搞除害灭病运动时，又大力开展了采风访贤运动，共采方八十七万多条。
我们一面遵照卫生部的指示，调派了十七位教师脱产学习中医；
另方面又组织在职教师参加业余中医夜大学学习，并将整理出来的行之有效的中医中药疗法吸收到教材中去。
我们一面强调西医学习中医，将中医课列入教学计划之内，并占一定的比重，但同时又强调要在学好西医的基础上学习中医，学习中医是使学生能够初步掌握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和一般诊疗技术。
医护人员学习中医，要在自愿和可能的原则下，结合专业进行。
一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医学教育与学习祖国医学遗产相结合，也是必要措施之一。
四、搞好师生关系是搞好教学工作的关键。
我们要提倡新的师生关系——“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原则。
去年在教学革命和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师生关系起了深刻的变化。
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旧的教学制度、教学观点、教学方法、教学思想应进行批判，因此学生对老师提意见是必要的，而且效果和成绩也是很大，这一点我们应该肯定。
但是在教育革命运动后，在有些学校中，师生关系有点紧张，个别青年教师和学生有否定一切、骄傲自满的倾向，但这种现象很快就纠正过来了。
目前我们学院的师生关系一般是良好的，老教师能爱护学生，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青年教师和学生，学生也能尊敬老师，同时又能向老师适当地提意见。
我们在教学工作中，要做到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充分发挥老教师在教学上的主导作用，即是老师要教学生、考学生、修改学生的作业、解答学生的疑问等。
学生则要尊敬老师；
青年教师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
同时我们根据教学相长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学生，有领导地向教师提意见；
青年教师和老教师在学术上要开展争鸣。
师生之间，青年教师和老教师之间，要建立民主的平等的关系。
这样就能搞好师生关系，搞好教学工作，就能更全面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五、搞好教学工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最主要的关键，是继续加强和巩固党在学校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思想，就不可能正确地体会党的方针政策；
没有正确的思想，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一年来教育工作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绩，就是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
但是从我们的学校来说，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
今后还要更好、更深入、更细致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计划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使政治教育既结合政治运动，联系实际，用以改造学生的思想，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另方面又增加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时数，使更多和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毛泽东主席的著作，用以提高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
同时还要继续进一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去年参加劳动获得成绩的基础上加强和巩固学生的劳动观点。
在教职员方面今后要按照中央的统一规定，每人每年用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一般的工农业劳动和结合专业的劳动，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这对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搞好教学工作，是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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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想顺便谈一谈这次在广东视察的观感。
我们从03月27日起，在广东东江的惠阳、海丰、汕尾、汕头、潮安等五个地区作了为时九天的视察。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以人民公社的建设和文教卫生作为视察的中心。
我们在视察中深刻地体会到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央政策的正确性。
我们所到各社均已传达了中央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定和指示，因此农民群众都认识了人民公社在现阶段集体所有制的性质，认识了人民公社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级核算等等。
我们在汕尾看到渔民生产积极性大大的提高，因此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03月份捕鱼的数量达二万二千三百多担，为一、二两个月总产量的百分之二百七十。
有的渔民还冒着强风出海，社员钟才善的渔船生产劲头大，节水节食，多留在海上一天，就多打四十多担鱼，返航后当晚又出海，再打了三十多担。
渔民和农民的积极性这样进一步的提高，说明了中央关于公社的整顿和巩固，其方针政策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曾参观许多公社的公共食堂、敬老院、幼儿园和托儿所。
在这些地方遇见的男女老少和在田间劳动的群众，都表现出心情愉快和健康活泼。
这一切说明了农民的生活已经起了根本的改变。
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汕尾的渔民新村，见渔民的儿童长得非常活泼和健康，由渔民妇女组成的业余歌咏队所唱的民歌非常令人感动。
我们又看到渔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办得很好，营养很丰富，每人每天可吃到新鲜鱼肉六至八两。
这一切都显示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但在我们的视察中，也获悉了过去公社曾因包得太多而出现一些问题。
随着公社整顿工作的开展，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总之，我们感到人民公社的建立，是关系到五亿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根本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充分显示它的优越性。
同时更由于中央正确地、及时地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建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公社的优越性就会更加显著，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就会更大、更好和更全面地跃进。

去年跃进，今年跃进，年年跃进！
喻屏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外国反动派的叫嚣，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
首先，我要以不能克制的愤怒心情对西藏问题说几句话。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一小撮反动分子在英帝国主义和同英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继承了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衣钵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策动和嗾使下发动的背叛祖国、分裂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西藏叛乱发生后，英帝国主义和追随它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百般诬蔑我国，干涉我国内政，甚至侮辱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像和国家领导人；
美帝国主义和其他热中于冷战的外国反动派则乘机把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和人民解放军平定叛乱，作为进行冷战的资本。
我们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
谁都知道，西藏在七百多年以前就正式成为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世界人民和世界上一切公正舆论、一切正直的人士都确认这个历史事实。
但是，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为了恢复由于西藏解放而丧失的在西藏的特权，继续蹂躏西藏，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反动派为了借此加剧冷战；
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为了继续维持他们压迫剥削西藏人民的极端黑暗、极端反动的奴隶制度；
他们竟公然不顾历史事实，毫无羞耻地捏造什么“西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独立国”，称西藏是一个“国家”，说西藏叛乱是“起义”、是“民族主义”，把强加于达赖喇嘛的所谓“声明”说成是他的“自由意志”，把纯粹是中国人民内政的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说成是“侵略”、是“扩张主义”、是“毁灭宗教”等等。
显然，这是不值一驳的谰言。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干涉中国内政、任意摆布中国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阴谋是枉费心机的，是注定要彻底失败的。
让他们狂妄叫嚣吧，他们的叫嚣除了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作反面教材提高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认识之外，他们一根汗毛也得不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在西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热烈地支持下已经取得了平定叛乱的决定性的伟大胜利，西藏人民已因此获得新生，走上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对此，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现在仅就工业战线上的大跃进发表几点意见。
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提出的各项指标，是一个在1958年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基础上制定的更大更好更全面的宏伟的跃进计划。
根据我们辽宁省1958年和1959年第1季度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大跃进的事实和经验，我完全确信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只要沿着1958年开辟的道路，坚持政治挂帅，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鼓足干劲、发扬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精神，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挖掘企业的潜在力量，这个宏伟的大跃进计划，就一定能够胜利的完成和超额完成。
1958年辽宁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各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大力支援下，同全国一样，在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方面取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胜利。
但是，对于能够取得这样的大胜利并不是所有的人在开始时都是满怀信心的，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更是信心不足，甚至加以反对。
他们说什么：
“困难太多啦”，“破坏均衡生产啦”，“生产到顶啦”，“潜力挖光啦”，等等。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只见物不见人，只看到不利因素，没有看到有利条件，只看到客观困难，没有看到职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总之，是他们没有看到经过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职工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深入人心所激发起来的职工群众的冲天的革命干劲。
我省工业企业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企业中的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为提高，干部的作风有了很大改进，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扬，普遍地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群众之间更加团结，对束缚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清规戒律进行了改革，群众的心情舒畅，革命干劲冲天。
尤其是经过总路线的宣传和它深入人心，更加鼓舞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人力争上游；
破除了迷信，打掉了自卑心理，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和老大自满情绪，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因而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
再加上“以钢为纲”、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和不断革命的思想为群众所掌握，于是发明创造不断出现，生产高潮一个接着一个。
职工群众在生产中互相比干劲、比指标、比措施、比思想、比协作，学先进、赶先进，大搞红旗竞赛运动，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千方百计地和困难作斗争，大胆地试制新产品，因而企业的面貌大大改观，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技术革新大大提高了设备能力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范围，包括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的各个方面，其中比较大量的突出的是改进设备、改进产品设计、改进工艺和推行以小设备做大活的经验。
这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例如，鞍钢的无缝钢管厂是一个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曾经有人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革新的了，但是群众破除迷信以后，改进了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使1958年的产量比1957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七，等于原设计能力的两倍半；
去年12月份的生产水平，已超过了原设计能力的四倍。
本钢第1炼铁厂两座陈旧的高炉，也曾经有人认为：
“设备太陈旧，没有油水了。”
但是经过群众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改进设备，提高冶炼强度等，结果使1958年的产量比1957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
高炉利用系数，从01月份的一点三一二吨到12月份就提高到二点二六五吨。
大连起重机厂由于改进了七十五吨铸造吊车的设计，在保证产品的原设计能力和质量的条件下，每台吊车的重量由一百五十六吨减为一百零二吨。
群众还创造了“茶壶煮猪头”、“蚂蚁啃骨头”等以小设备干大活的经验。
例如，沈阳矿山机器厂用两吨电炉一次炼出了七吨钢，解决了原来由于电炉小不能铸大件的问题；
不久，抚顺重型机器厂又发展到用三吨电炉，产量最高时一次炼出了二十五吨钢。
工业“抗旱”，解决了原材料等困难
生产的大跃进，冲破了旧的平衡，暴露出一些薄弱环节，最突出的是加工工业能力大，原材料工业、动力工业、燃料工业和交通运输跟不上去，不能满足跃进的需要，因此就产生了原材料、电力、燃料和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的困难。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保证生产不断跃进，在全省工业企业中就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工业“抗旱”运动。
为了解决原材料严重不足的问题，职工群众千方百计地想出了各种办法：
挖掘废钢铁，全省共约挖出六十余万吨；
清查仓库，互通有无，集中使用，保证重点；
改进产品和工艺设计，降低原材料的消耗定额；
综合利用原材料和自己生产一部分辅助材料；
加强对原材料的管理，厉行节约，等等。
通过这一系列的办法，大大缓和了原材料的紧张状况。
为了解决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除了加速电站建设以外，一方面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大力挖掘原有电站设备的潜力，因此，全省电站平均提高设备出力百分之十左右；
利用小时从五千五百一十一小时提高到八千四百四十一小时。
另一方面大搞小土群办电和利用各种动力代电，从去年09月开始到年底止，共发、代电达一亿四千万度。
同时，还开展了节约用电运动，从去年08月到12月共节电三亿多度。
采取的这些办法，在去年的大跃进中起了很大作用。
在交通运输战线上，阜新煤矿为了解决车轮严重不足的困难，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铁路和煤矿的大协作，使车辆停留时间由十四小时降到七点四小时，大大提高了车辆的周转率。
以上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周总理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只要我们有准备，并且努力去克服，那末，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取得胜利”的真理。
为了适应工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职工群众积极钻研技术，苦干加巧干，试制和生产了许多新产品，其中有不少是属于“重、大、精、尖”的。
例如，容积一千五百一十三立公尺、年产生铁一百万吨的巨型高炉，二千五百吨的水压机，精密度极高的○级丝杠车床，程序控制车床，二十二万伏充油超高压电力电缆，合成橡胶，聚乙烯塑料，等等。
新产品的试制成功和投入生产，对于今后工业生产的跃进将起重大作用。
通过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尽管存在着解放以来从没有过的许许多多困难，但仍然使辽宁省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在1958年获得空前的高速度的发展。
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去年一年增长的产值超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总和。
在1958年增长的产值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于原有企业的增产。
由于工人群众干劲冲天，忘我地劳动，1958年的劳动生产率比1957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一；
在去年增长的产值中，有百分之六十是由提高劳动生产率得来的。
各种主要产品的产量，比1957年都有很大的增长：
钢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点九，铁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五点八，煤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五，机床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1958年，尽管建筑安装力量由于大量调出比1957年大大减少和材料、运输力量严重不足，但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却比1957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五。
上述一系列的事实表明：
1958年，辽宁省在工业战线上同全国各地一样，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
为今年继续大跃进奠定坚实基础
1958年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的大跃进，为1959年的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9年辽宁省工业，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总产值按国家计划比1958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左右，几种主要产品都有很大增长：
钢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八，生铁增长百分之四十四点二，钢材增长百分之五十九点三，原煤增长百分之四十六，铅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原油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一，水泥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硫酸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六，纯碱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一，烧碱增长百分之十三点四，棉纱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三，机制纸及纸板增长百分之五十六点三。
这是一个更大更全面的跃进计划。
保守派、观潮派又在说什么：
“1958年把潜力挖光了，1959年再跃不上去了。”
但是，第1季度的事实证明，这是毫无根据的。
领导抓得紧，职工干劲足，第1季度计划超额完成
今年由于中央抓得早、抓得紧，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干劲更加高涨，在职工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进行了必要的生产准备工作之后，在我省工业企业中已掀起了一个新的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并且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今年第1季度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五点五，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八。
特别是煤炭和运输两条战线，成绩最出色。
煤炭战线提出了“夺煤如夺钢，夺煤以保钢”的口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夺煤大战”，并以高产高质为纲，组织全面跃进。
为此抚顺和阜新两市的市委书记都亲自挂帅，深入矿井，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发动群众苦干实干与巧干结合，大闹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如抚顺老虎台矿一区运用了混合工种大协作、四班交叉作业和深打眼多放炮等经验，使各班平均日产量由六百吨提高到一千吨。
阜新平安矿五坑三段创造了“旱采水运”的经验，简化了运输过程，减轻了体力劳动，提高效率两倍左右。
全省原煤日产水平扶摇直上，从一、02月份平均日产十万九千多吨，提高到03月上旬的十四万一千吨，03月中旬的十八万七千吨，03月下旬的二十二万吨，最高日产量曾一度达到三十万吨。
03月份原煤产量在物质技术条件几乎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比去年同期增加一点一九倍，比去年12月份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五，提前完成了一季度计划。
尤其可贵的是各矿区实现了采煤、剥离、掘进和装运的全面大跃进。
在“夺煤大战”中，抚顺矿区的跃进更大，03月份原煤产量等于一、02月份产量的总和，等于去年同期的二点三倍。
在铁路运输战线上，同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气候严寒的季节里，在机车、车辆基本上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群众提出了“大挖运输潜力，向时间要车”的战斗口号，发挥了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实行“路矿一家，统一作战”，装车数逐旬逐月上升，一次作业时间大为缩短。
03月份全省平均每日装七千零五十五车，比去年12月份每日装六千二百二十五车，提高了百分之十三点三，装车最多的03月29日曾达到八千三百二十六车，一季度完成的货物发送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六，并且打破了历年冬季和春节期间作业效率降低装车数减少的常规。
一次作业时间，阜新矿区03月份为五点八小时，在去年12月份由十四小时多降低到七点四小时的基础上又缩短了百分之二十一点六；
本溪03月份为七点六小时，比去年12月份的十一点一小时缩短百分之三十一点五；
旅大03月份为十五点二小时，比去年12月份的二十九点八小时缩短百分之四十八点九；
鞍钢03月份二十二点六小时，比去年12月份的二十七点八小时缩短百分之十八点七。
由于装车数量的增加和车辆停留时间的缩短，使第1季度运输计划提前超额完成。
其它如铜、铝、机车、硫酸、纯碱、烧碱、棉纱、机制纸等，都超额完成了一季度计划。
钢、铁、原油等大部分企业也都超额完成了一季度计划。
03月份的生产水平一般都比去年12月份有所增长，有些有很大增长，例如钢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一，生铁增长百分之二点四，铜增长百分之五十五点七，铝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一，棉纱增长百分之四十三，机制纸增长百分之六十三点二。
今年第1季度，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也有新的进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例如，沈阳水泵厂承担了电站用的七百多台5KC水泵，但生产这种水泵的材料和铸件都不易解决，不能及时满足电站建设的迫切需要；
该厂职工经过艰苦钻研改造了3K6水泵代替5KC水泵，不仅使水泵的体重由六百公斤减少到一百二十公斤，而且水泵的效能还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五。
沈阳矿厂机器厂由于对洗煤机水槽进行了改进和将风缸由立式改为卧式，不但每台洗煤机可以节省三吨材料，而且洗煤机洗煤能力提高了一倍以上。
沈阳变压器厂将一万千伏安的电炉变压器由原来的大、笨、重改进为小、巧、精，体重由四十二吨减到二十三吨。
并可节省百分之五十的变压油。
一季度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运输计划的提前完成，表明今年在工业战线上已经取得了第1个战役的胜利。
根据1958年大跃进的事实和今年第1季度已经出现的更大跃进的事实，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增产的潜力是挖不尽的，因而跃进是无止境的。
只要我们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沿着1958年开辟的道路向前迈进，那末，不但去年跃进，今年跃进，而且今后将年年跃进。
这次大会和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是鼓舞全国人民的革命干劲更加高涨的强大动力，它必将推动全国已经掀起的增产节约运动不断高涨，必将促进1959年宏伟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

在祖国大家庭里才能得到新生
马泳代表谈东乡族自治县的变化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报告。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国家。
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走上共同繁荣的幸福道路，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
我们东乡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深切感到只有在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祖国大家庭里才能得到新生。
但是，正当各民族人民满怀信心，以雄伟的步伐向前迈进的时候，原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竟违背各民族人民首先是西藏人民的意志，勾结帝国主义、蒋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公开进行叛乱，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企图保持他们对西藏的血腥统治，使西藏广大人民永远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
这种罪恶行为，是各民族人民断然不能容忍的。
祖国的统一，是各民族共同的最高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人民的神圣职责。
我们东乡族人民衷心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彻底平息西藏叛乱的方针和措施。
并且同各兄弟民族一起，紧密地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为祖国大家庭美好的未来献出一切力量。
我们各民族人民完全懂得，自己民族的命运是与各兄弟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连的。
离开祖国统一这个共同的最高的利益，就谈不到任何一个民族的利益。
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派统治的岁月里，我国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各少数民族人民，过着贫困痛苦的生活，受尽了折磨。
就以我们东乡族人民来说，聚居在甘肃省的一个贫瘠山区，拔海两千六百多公尺，光山秃岭，沟壑纵横，一年只有三百公厘的降雨量。
解放前，在四十二万多亩耕地中只有六千来亩水地，连年受着干旱的威胁。
“山高沟深和尚头，崖高地陡洪水流，一年盼着一年富，十种九不收”，这就是当时我们东乡地区的写照。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反动统治者给我们东乡人民的是什么呢？
除了苛捐杂税，就是民族压迫和歧视。
解放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各兄弟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帮助下，我们把河水引上了高山，兴修水地十二万多亩，植树造林一百多万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从根本上改变了干旱面貌。
过去，我们终年像牛马一样的劳动，得不到温饱；
现在，我们的粮食不仅够吃够用，而且有了富余。
不仅如此，过去全东乡人民没有几个识字的，现在，我们有了二百多所小学，还有中学和师范，百分之九十六的学龄儿童入了学，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脱了盲。
特别是在过去一片山野的东乡办起了六百多个各种工厂，有了自己的工业和本民族的工人阶级。
过去想也想不到的医院、剧院、公路、汽车、电灯、电话，现在样样俱全了。
我们东乡民族，一向是被统治被压迫的民族，现在，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祖国统一领导之下，我们实行了民族地方自治，建立了东乡族自治县，我们真正当了家、作了主人。
虽然我们东乡族人口很少，但是我们同样受到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尊重和爱戴，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新关系。
从此我们东乡人民摆脱了黑暗和痛苦，找到了光明和幸福。
所有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说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可爱和难能可贵吗？
我们各民族人民从历史事实的教训中，已经清楚地知道，谁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保护者，谁是民族利益的出卖者。
那些伪装“保护民族利益”，叫嚷“西藏独立”的阴谋，已经彻底破产了，真正的民族地方自治倒是很快地要在西藏实现。
这是西藏人民自己选择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任何力量都是挡不住的。
我们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各民族的共同命运更加紧密地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西藏叛乱的迅速平息，就标志着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的伟大胜利。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如果胆敢向我们伸出魔爪，我们一定把它斩断。

河北省的纺织工业空前跃进
刘持钧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现在我仅就河北省纺织工业1958年以来在大跃进中的几点体会谈一下：
技术革新声势浩大纺织工业遍地开花
和全国各项工作一样，和全国各兄弟地区的纺织工业一样，1958年是我们河北省纺织工业大跃进的一年，在全民整风获得全胜的基础上，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在以钢为纲的带动下，我们河北省纺织工业无论在生产、技术、基本建设和各项工作上，都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跃进的局面。
1958年，我省全年棉纱生产计划提前一个半月胜利完成。
在过去，纺织工业有超产的也不过是百分之几，更多的超产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在1958年，我们全年棉纱生产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点三五，比1957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八点五二；
棉布、印染布、和精纺毛织品等，也分别比1957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在产量增长的同时，产品质量和花色品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1958年一年试制成功的新品种有六百多种，新花色有一千八百种。
许多过去没有做过的东西，像静电植绒的花布和针织品，凹凸花布，防缩防绉印花布等也在1958年投入了生产。
在生产技术方面，通过声势浩大的技术革命运动，也出现了一个大跃进。
1958年在我们全省范围内普遍推行了机械运转高速化，其速度水平，尤其是纺机的速度水平，是过去既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
这一措施，在不用投资、不增设备、不添人的情况下，使得单位产量平均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在技术革命运动中，全省二十多万纺织职工提出了各种革新建议三十多万件，其中已实现或实验成功的已有五万多件。
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使我省纺织工业的技术工作大为改观。
它冲破了旧的工艺设计，冲破了旧的工艺程序，冲破了旧的生产定额，使得纺织、印染、针织进一步实现和打开了工艺过程缩短化、连续化、自动化、机械化的途径，并为新厂设计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我省纺织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1958年以来，也充分体现了跃进的劲头。
例如，保定棉纺一厂，采取了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的办法，克服了种种供应上的困难，打破常规，厂房还没有盖起，就在仓库里安装了机器开始生产，这个厂是1958年05月才开始破土兴建的，但到“八一”前夕，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生产出了第一捆棉纱，这种速度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另外，在农村公社化以后，由于贯彻了中央所提出的全民办工业，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我省纺织工业在内地各县人民公社中也有了发展。
目前徐水县人民公社纺织厂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将要开始安装设备；
安国等县也正在积极进行纺织厂的建设工作。
这标志着大跃进以来我省纺织工业已经开始向着遍地开花、星罗棋布的局面前进了。
为什么能大跃进？
为什么在1958年会有这样的跃进呢？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许多深刻体会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
首先，我们深深感觉到的，也就是周总理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党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使我们的工作得以全面大跃进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个总路线，既鼓舞了我们全体职工，赋予了我们无穷的力量，又给我们明确的指出了跃进的方向和方法。
在我省的纺织工业中，过去的几年来，在提高质量和节约原料——也就是好和省的问题上，打的主意多，也有过相当时期的争论，通过几年的实践，也逐步认识到了提高质量与节约原料必须全面贯彻。
然而这只是在好和省的关系上得到了一个初步的统一认识，至于在高速度发展和充分利用现有机器高速运转以大力增产方面——也就是“多”和“快”的方面，则认识不足，甚至想的也很少，即便有点试探性的试验，则遇到问题也就顶回来了，自然这也由于过去原棉供应不足有点影响。
这个问题，通过总路线的学习和贯彻，又由于棉花大跃进的带动，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右倾保守思想和片面观点，因而解决了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的两条建设路线的问题。
这个思想认识上的提高，为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扫清了道路，创造了前提，因此，大家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地全面着眼于多快好省的工作，从而也就导致了生产、技术和基本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全面跃进。
所以我们深深感到，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的成绩之所以能够取得，这首先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总路线为群众掌握了以后所形成的一股无穷力量的结果。
整风运动中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
再就是我们还体会到，党所提出的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所实现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也是促成大跃进，保证大跃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我省纺织工业中的许多事例都充分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去年大跃进中，普遍推行高速化的问题，它的提出和最后得到实现，就是经过打破对古今中外种种迷信的结果，就是思想解放敢想敢干的一个胜利果实。
这一措施初提出时，碰到了各种保守思想的障碍，有的认为这么高的速度，国际上没记载，因而断定不可能；
有的认为干了多少年的纱厂，没有见过这种事，信心不足。
的确，推行的这种高速化是过去所没有过的，实际上也的确是碰到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全体职工不甘为旧的条条所束缚，相信科学，不迷信那些旧说法，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使运转高速化普遍实现而且不断的巩固提高。
由于这一措施的实现，仅按我省去年下半年的统计，就增产了棉纱九万件，棉布八十七万匹，这个成绩如果不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它的实现，又反过来促进了我们纺织工业职工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推动了技术工作的全面提高。
其他如毛纺，印染，针织的事例也还多，这里不多举了。
这说明党中央的这一号召，是从思想上为我们的大跃进准备了条件，是整风成果体现为无比强大的物质力量的一个明证。
以钢为纲成为推动工作的动力
再就是我们也还体会到，去年党提出的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给我们纺织职工在思想上引起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推动工作的动力。
我省全体纺织职工，不仅亲手炼出了铁一万六千三百多吨，炼出了钢四千六百七十多吨，而且认识到了要想高速度发展纺织工业，必须保证元帅升帐的重要意义，在炼钢大战中，经受了一场有益的锻炼，克服困难的斗志大大提高了。
当时在石家庄、邯郸等地，有这样的说法：
“白姑娘变成了黑姑娘”，当时人们都以成为黑姑娘为无尚光荣。
在炼钢结束之后，职工们在生产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常说：
“把炼钢的劲头拿出来”，这句话成了克服困难的巨大力量。
这些都反映了大搞钢铁在纺织职工思想上引起的深刻影响，因此我省纺织工业做得既让路又跃进。
用不断革命论指导工作
再就是我们还体会到，党教导我们一条真理：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同时又是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
用这种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从实践当中也充分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们去年搞高速化，是为了迎接棉花的大丰收，为了全面实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而提出的，但在推动的过程中，则采取了在不同阶段抓住不同的重点，集中力量解决每一阶段中的主要矛盾的办法。
一个阶段的矛盾解决了，上马了，即进入下一阶段，针对所产生的新矛盾，重新布置力量再集中地加以解决，这样既能不断前进，又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总之，1958年的大跃进，是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胜利，是党的“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胜利。
当前我们正在按照中央纺织工业部的指示，以高产高质为中心，为全面贯彻纺织工业的四高四省的方针而奋斗。
1959年新的更大的跃进序幕已经揭开了，今年第1季度我省棉纱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百，比去年大跃进的第4季度增了百分之十二，我们相信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全体职工的努力下，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并继续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继续学习各兄弟地区的先进经验，一定能够在1959年来个更大的跃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钢煤粮棉为中心的宏伟计划而奋斗。
中国人民是不可欺的
最后，我想就西藏叛乱事件发表一点意见。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一小撮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背叛祖国残害西藏人民的武装叛乱，实属罪大恶极，国法不容，我中央人民政府对这些民族败类，迅速的加以平定，以解我西藏人民之苦，这本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而这时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不但与帝国主义分子们一样对我国大肆侮蔑，竟异想天开地利用这些叛徒劫持达赖喇嘛到了印度的机会，捏造了一个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叫嚷什么西藏独立、阴谋分裂中国，想把西藏变为印度的殖民地，“是可忍孰不可忍”。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许任何国家侵略一寸。
现在，我们警告这些印度的政界人士，你们不要有眼不识泰山，你们把那些狂妄的发昏的头脑，用冰冷一冷吧！
摆布中国内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欺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让新的一代更好地成长
王伟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今天，我想就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谈一点意见。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为少年儿童的成长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少年儿童一代受到了党、政府和全体人民极大的爱护和关怀。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教导少年儿童“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我国少年儿童没有辜负党的教导和期望，他们正是天天地进步着。
去年，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大力贯彻，我国教育事业出现了大发展、大革命的形势。
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加强了，少年儿童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使他们受到了更为深刻的教育。
为了牢固地掌握知识，他们在学校里努力学习功课，并联系课堂内容，进行了各种有趣味的科学技术小组的活动。
为了广泛地获得知识，许多地方的少年儿童还开展了阅读课外书籍的活动。
仅上海市就有四十二万人参加了红领巾奖章读书运动，受到了各种奖励的有十五万人。
目前，一个群众性的阅读课外书籍的活动正在全国各地继续展开。
少年儿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参加了社会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
去年，他们热烈地开展了种植、除四害、讲普通话三项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少年儿童到处采种育苗，植树造林，种油料作物。
他们说：
“一颗种子一颗心，建设祖国我有份。”
在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中，少年儿童是最积极、最认真的。
许多城市的少年儿童开展了卫生岗的活动，他们积极宣传，还热心地帮助别人做好清洁卫生工作。
全民炼钢运动中，少年儿童收集废铁、淘铁沙、找耐火材料，贡献了自己一份力量。
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少先队员们为敬老院的老人们打扫卫生、读报，替幼儿园的小弟弟小妹妹做玩具，教他们唱歌、跳舞、做游戏。
在许多学校里他们还办了小工厂、小农场，在课余时间学习生产知识，学习劳动技能。
这些活动的开展，对少年儿童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幼小的心灵在发生着变化，他们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关心祖国的未来，个个表现精神抖擞，人小志气大，开始逐步树立远大的理想。
他们眼界开阔了，知识增长了，逐步养成着劳动习惯。
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的伟大胜利。
现在，正当我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工作有着重大意义。
因为，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不仅要参加建成社会主义的工作，而且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建设任务，也将由他们承担。
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过去的经验，把教育少年儿童一代的工作做得更好。
首先要学好功课
少年儿童时期正是长知识的时期，我们要引导少年儿童认真读书，系统地学习文化科学基础知识，以便为将来掌握最新的技术和现代科学成就打下良好的基础。
新生一代如果不掌握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际知识和本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愿望而已。
少年儿童的学习，首先是学好功课。
教师对少年儿童的学习起着主导作用。
由于去年我国初等教育的巨大发展，教师队伍在迅速扩大，因此迫切需要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以保证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孩子们学习得更好。
同时，要启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使他们了解今天的学习和将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关系，激发求知欲望，培养勤奋好学、不怕困难、刻苦钻研的好风气。
并且组织参观、访问和各种科学小组的活动，帮助少年儿童丰富知识，扩大眼界，学习着把书本知识和实际联系起来。
在课余的时间，还要组织少年儿童阅读课外书籍，帮助他们养成经常阅读书报的习惯。
在这里，我想谈谈关于儿童读物的问题。
几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重视下，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已有很大发展，数量已不算少，但是，在这些读物中，反映革命斗争和关于科学知识方面的书很少，有些读物质量很低。
社会各方面对儿童读物出版的支持也还不够，如中国作家协会收到各地分会报来的创作计划所列的一千零五十五种题材中，儿童文学只占三种。
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最近全国作协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作家、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等各方面同志，拿起笔来，为孩子写作，把宝贵的知识告诉年幼的一代。
“小人书”在儿童中拥有广泛的读者，目前有些“小人书”的内容还有严重缺点，有些作者和画家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编著和绘画，认为“没意思”。
但是，只要我们注意一下孩子，就可以看到，哪一个孩子不喜欢“小人书”？
哪一个“小人书”摊不坐满孩子？
我们应该把有关“小人书”的出版和组织阅读的工作搞好，逐步地满足孩子们在这方面的要求。
逐步养成劳动习惯
少年儿童要好好学习，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养成劳动习惯。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
“九岁以上的儿童可以适当地参加一些劳动，以便自幼养成劳动习惯，促进身心发育；
但是必须充分照顾到儿童的健康，分配以适合儿童体力和兴趣的轻微的、短时间的劳动。”
根据这个决议的精神，我们认为在组织少年儿童参加劳动的时候，应该从教育的要求出发，并达到教育的目的。
无论劳动的内容、强度和时间，都应当照顾少年儿童的特点，对于年龄不同的儿童，应当有不同的要求。
有条件的地方，在校内建立小工厂小农场，作为少年儿童经常参加劳动的基地。
我们建议，要把办小工厂小农场列入教学计划，按照儿童年龄和知识水平的不同，使他们由浅入深、由简而繁地学到一些生产知识和技能，并且要尽可能地把劳动和课堂教学联系起来。
在假期和课余时间，适当地组织少年儿童参加公益劳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使少年儿童从小就学得勤快，习惯于关心公众利益，关心祖国建设事业。
在引导少年儿童认真读书，参加适当的劳动的同时，还要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广泛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培养他们具有健壮的身体和活泼的性格。
使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在开展这些工作中，少先队有很大的作用。
今年10月13日是少先队建队十周年纪念日。
十年来少先队在少年儿童中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它在少年儿童中有了广泛的影响。
目前全国队员已达三千五百万人。
我们要继续在少先队中开展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教育和鼓舞少先队员们更好地学习和生活，使少先队在培养教育新生一代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各位代表，少年一代的成长，需要学校、少先队和家庭的教育，需要全社会来关心。
这是一个全民的任务，让我们共同把这个重大任务担当起来！
最后，我还要谈谈西藏问题。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
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继彻底平息拉萨地区叛乱之后，又一举荡平山南地区叛匪。
我们为这一伟大胜利欢呼！
西藏反动派驱使西藏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青、少年一代的成长受到严重摧残，连少先队员戴红领巾也要受到反动分子毒打。
今天，随着西藏反动派叛乱的失败，西藏人民已经开始摆脱野蛮、落后、残酷的农奴制的压迫，走上繁荣、幸福新生活的大道。
西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中国的西藏，是我们伟大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警告印度干涉我国内政的人：
中国内政决不容许任何人干涉，任何阴谋一定会遭到彻底的失败。

从事实看党的教育方针的胜利
吕季方委员谈合肥工业大学一年来的成绩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维汉副主席的政协第2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并要坚决贯彻执行。
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党派成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贯执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帮助我们进行自我改造；
不断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我们，要我们能够认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并从而掌握它、运用它；
尤其是在去年大跃进的形势下，一再教导我们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因而使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使我们在去年的大跃进当中，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贡献力量。
现在，请允许我以合肥工业大学的事例，来说明个人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一年前，正当春风广被、百花竞芳的时候，我们合肥工业大学的全体师生员工，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向党交心运动，大家决心要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奔向红与专。
交心运动的首要要求，就是要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打一个决定性的胜仗。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以及在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下，使我们知识分子接连地受到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的教育，多数人的思想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鼓起了干劲，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
在短短的半年内，就掀起了三次大跃进的高潮。
首先，认真实行了勤工俭学；
第2，大办工厂，大闹技术革命，大搞创造发明；
第3，大闹教育革命，大搞生产劳动，实行学校办工厂和变矿山现场为课堂。
在大闹技术革命方面，从去年07月到今年元旦共完成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和试制新产品等项目达二千一百零七项之多，其中比较重大的有吹氧炼钢和一千零五十瓩的电动机。
吹氧炼钢是结合当时全国钢铁发展的需要，特别适合中小型炼钢。
这种方法过去在理论上虽然懂得，但如何使理论变成实际，这就有很大的创造性。
当时有位教师经过几次试验都失败了，后来由一位机制系的二年级学生，在党的鼓舞下，大胆地试验成功了。
一千零五十瓩的电动机是在教师的帮助下，由机电系二年级同学们试制成功的。
他们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支持下，苦战十四昼夜，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制成了这样大的发电机。
当时曾经有人反对过，认为这样跃进未免太快了，说什么“一步跃三五步则可以，一步跃三五十步则不可以”，事实证明了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合肥工业大学从去年06月开始，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大闹教育革命，实行了以教学为中心，教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措施，成绩也是极其显著的。
以往学校教育存在“三脱离”现象：
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
目前学校教育面貌已开始有了根本的改变。
同时，从深入贯彻党的教育工作指示以来，学校加强了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的理论教学工作，通过现场教学和结合专业搞生产劳动，专业课的教学工作也大大加强了。
经过全校性多次反复的讨论和总结，普遍反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成绩是巨大的，教学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很多的老教师和同学们都有他们的亲身体会。
这些成绩主要表现在下列七个方面：
第1、对党的教育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半年来，参加生产劳动的仅采矿工程系一个系就有二、三、四年级学生八百余人，教师四十余人分别到淮南、淮北及开滦等煤矿及建井工地进行现场教学和科学研究。
当时也曾有一部分师生对党的教育方针认识不清，曾抱着怀疑态度，甚至有少数人还有抵触情绪。
但是经过半年多的生产劳动之后，他们已开始认识到党的教育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收获是很大的。
如有一位老教师，他开始一直是强调要编写讲义，不愿到现场去，后来在党总支的动员下才去现场。
在通过两个月的现场教学后，看到了参加生产劳动确有很多优点，回校后，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总结性的提出了他参加现场教学后的六点体会（主要是现场教学的成绩和优点），四点个人收获和十二点对今后现场教学的意见。
他说：
“三结合开始时，尚有抵触情绪，但是通过了五十多天的现场教学，通过生产劳动，通过实践，对我们的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转变。
我亲身体会到：
（一）过去向现场学习是为了增加个人知识，这次主要是为教学，因此学习比以前深透，收获更为丰富。
（二）在现场听过工人和技术员的几次报告，参加过技术会议，也和他们多次讨论技术问题，对于现场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得到比较深刻的认识，个人业务上也有所提高。
（三）现场进行教学，同学对教师要求很高，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教学都很不满；
但对实际有用的知识却极愿学习，能够联系讲解的问题，教学很容易而且很快，效果很好。
（四）同学们学习相当深入，问题不论大小都要求彻底明了。
例如有一个同学在最后复习水力采煤时，一个人就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
还有一个同学，在学校学习时，功课多数不及格，从来也不曾向老师提问题，可是在现场教学中，他学习很积极，经常和我们讨论，结果考试成绩很好。
（五）现场教学因有实际东西作基础，而这些东西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同学们分析问题很具体，很深入，辨别是非也很敏锐，教师讲的对不对，好不好，同学们很容易识别。
（六）现场教学的结果，同学们不但学到了许多实际有用的知识，而且理论学习也比在校学习得好，这可以从考试成绩一般都提高而得到证明（例如在淮南煤矿的同学，在考试时对于一个考题——“你认为××矿第1水采区存在那些问题？
如何解决？
——不仅提出了这个水力采煤区存在的九大问题，而且详尽的说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既有实际内容，又有理论分析”）。
因此，肯定地说，教学质量是大大提高了。
第2、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党才能领导教学。
在新的教育方针执行的初期，曾经遭到少数教师和学生的反对，及至在贯彻三结合措施稍遇到一些困难时，那些对党的教育方针认识不清的人就要求打退堂鼓。
事实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坚持下，才能认真地贯彻
下去。
当我们有困难时，党及时帮助我们解决；
当我们有松懈情绪时，党又推动着我们前进；
当我们有骄傲自满情绪时，党及时向我们敲起警钟；
而当我们有点进步的时候，党又给我们以热情的鼓舞。
党不论是在大跃进当中以及在贯彻执行教育方针时都充分运用了群众路线，发挥了群众的力量。
有一个教师说：
“过去我认为搞教学是教师的事，理论知识只能是少数人掌握的；
对于党的群众路线，认为有些工作需要走群众路线，但对教育、科学研究则认为是不能走群众路线的。
通过大跃进，使我认识了群众路线这个真理，它对教学和科学研究也不是例外的。
因此，在自己的思想上有了一个基本的转变。”
第3、广大师生经受了劳动锻炼，初步树立了正确的劳动观点。
教师和同学们初到矿山时，很多人不习惯，不少的人表现怕累、怕苦、怕脏，不愿劳动。
还有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则公开反对劳动。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锻炼之后，轻视劳动锻炼的观念，已开始有所改变了。
有的人还写出赞美劳动的诗歌，如“采煤面上比英雄，干劲个个赛武松，黑金哗哗往下流，人比钢水还要红”。
第4、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与工人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有一次，一个同学在井下工作时，一块石头掉下来了，在老师傅的热情照顾与帮助下，而使这个同学免于危险。
师生们就这样地深深地受到了工人同志们的高度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
工人们的忘我劳动也时刻在教育着教师和同学，在他们当中日益产生着对工人同志们的尊敬和热爱，因而与工人同志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第5、广泛地推动了科学研究工作。
在以往，科学研究工作仅仅是少数教师的事，而同学们能够参加的也仅仅是高年级的极少数的学生。
自实行三结合以后，科学研究不但是在教师中建立起了广大的队伍，而且在同学们当中几乎是从一年级起就有不少人参加。
尤其是同学们在生产劳动中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这就必然要推动科学研究工作。
例如在淮南煤矿的大队和淮北建井大队，在去年“十一”和今年“元旦”，就完成了科学研究及技术革新共五百七十二项。
现在我校科学研究的情况是三多：
即参加的人多；
完成的项目多；
对生产的好处多。
第6、培养了同学们的组织能力和领导生产的技能。
第7、增强了师生的体质。
尤其是患神经衰弱的人大大地减少了。
例如在淮北煤矿参加生产劳动的二百二十四人中，增加体重的就有一百九十八人；
患神经衰弱的初去时有六十二人，后来回校时只有七人了。
总之一句话：
优点是说不尽的。
但是，党的教育方针对于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由于受了旧社会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理论脱离实际，轻视劳动实践，已经深深地烙印于头脑中，它的优点是不容易一下子就体会到的。
现在事实已经说明它的无比优越性，它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的正确道路，我们今后就必须坚决贯彻下去，绝对不应该有丝毫动摇和怀疑的。
党一再教导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而服务。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能够献身于工人阶级教育事业的一支又红又专的庞大的教师队伍。
只有又红又专，才能具有坚定的工人阶级政治方向，全心全意地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忠心耿耿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年多以来，经过大跃进的高潮，经过教育革命的运动，虽然受到了一系列的共产主义教育，使我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教育工作者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需要，为此，就必须继续加强自我改造。
我应当努力争取做到又红又专，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而奋斗到底。

加强工矿企业中的政治工作
陈少敏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同意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李维汉副主席所作的各项报告。
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
工业战线上完成这个计划的最基本保证，是加强领导同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在各个工矿企业中，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运动。
为了深入地、持久地把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动员每一个工人的积极性，加强工矿企业中的政治思想教育。
去年在伟大的整风运动基础上，工矿企业中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大大提高了职工的思想觉悟，共产主义精神高涨。
劳动不计报酬，工作不讲条件，先进的争取更先进，落后的决心要赶上先进的，已经成为职工的主要风气。
这种风气，改变着工矿职工的精神面貌，也改变着工矿的生产面貌。
现在各地都在作传播先进思想、交流先进经验的工作，收到良好的效果。
经验证明：
要促使生产跃进，首先就需要作好职工的思想工作。
没有先进的思想，就不可能有先进的指标和先进的措施。
这就要求要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深入细致的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根据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分析职工的思想状况，提高职工的思想觉悟。
对重大的问题，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揭露生产中和工作中的矛盾，又依靠群众解决这些矛盾。
通过政治教育和群众的自我教育，使职工更加深刻地领会党在这个时候所提出来的任务，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怎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份力量。
这样就可以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作好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在政治思想教育中，把当前形势、任务与工矿、车间生产状况结合进行宣传，会使每个职工充分认识到完成本身生产任务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明确自己的劳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这样就把工人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结合起来，把当前的政治斗争和生产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今年在宣传钢、煤、粮、棉四大跃进指标中，由于各个地方根据工矿中的生产情况，贯彻了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使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中，共产主义协作的风气大为增长。
我们相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更会成为鼓舞职工大跃进的号角，成为继续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推动力量。
加强对新工人的教育工作
当前工矿企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新工人进行教育。
去年增加的新工人很多，这支队伍基本上是好的，成份好，青年多，文化程度比较高。
但是，要使他们在生产上迅速发挥作用，还需要根据他们的思想状况进行细致的政治教育，以便整顿、巩固这支队伍。
还需要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教育；
尽快的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使他们成为生产中的新生力量。
目前许多工矿企业结合增产节约群众运动，开展的五好优秀徒工竞赛（政治思想好、学习好、劳动纪律好、尊敬师傅好、团结互助好），组织老工人对新工人进行的四包（就是包思想工作、包照顾生活、包技术学习、包生产操作），以及各省市共青团、妇联、工会，在党委领导下召开的新工人教育会议，新工人代表会议，都对作好新工人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职工文化教育成绩巨大，推动生产和技术革新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我们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任务。
作为文化教育战线一个组成部分的工矿企业职工教育工作，正如总理报告中所指出的，去年也有很大的进展。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发出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伟大号召以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职工的政治热情和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
根据许多省市的统计，去年在扫除文盲和职工入学率上，都大大超过以往几年的数目。
例如辽宁省的工业、交通运输、邮电、基本建设四个系统去年10月统计，在一百三十五万职工中，文盲已经只有百分之九点八，高小程度的占百分之五十六点四，初中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二，高中占百分之五点八，大专占百分之一点八。
辽宁全省去年扫除文盲的数字，等于过去八年总和的百分之八十。
江西省至去年09月底止，全省职工中共扫除文盲一十三万八千四百四十人，占青壮年文盲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一五，职工中青壮年文盲的比例，已由解放前百分之八十下降到百分之六点九，职工入学人数也大量增加。
现在有不少工矿企业，已经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校的职工教育体系。
在不少工矿企业中，以生产为中心，实行了生产、教育、科学研究相结合，政治教育、技术教育、文化教育相结合。
职工教育的这种进展，对于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很多职工在摘掉文盲帽子的时候，写信、写诗歌、写大字报，表示对党的无限感激。
云南有个工人写道：
“月亮出来月亮清，买块白布绣手巾，上面绣上毛主席，下面绣上文化大进军。”
唐山开滦赵各庄煤矿，过去许多井下工人不会计算煤产量，不会填写报单，在文化课中，学到这种知识，就解决了生产工作中的困难。
许多工矿的事实证明，凡是职工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就开展得快。
职工提高文化、技术水平，在生产上改进和创造的例子就多，如像太原钢铁公司工人阮成谱，原来一字不识，经过文化技术学习，他运用物理学滑轮原理，改装了下车不停套的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全年可以给国家增产钢板四百二十吨。
云南电焊老工人金锡山，摘掉文盲帽子以后，能写简单的规划和总结，进高小学了算术，又克服了下料不会计算的困难，提高了工效数十倍。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是相辅相成的；
都证明了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高潮的到来，在我国已经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高潮。
依靠党的领导，组织各方面协作，普及教育，培养干部
不久以前召开的全国工矿企业职工教育工作会议，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在总结1958年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职工教育工作的任务是：
在职工中普及教育和培养干部。
这是一个伟大的艰巨的历史任务。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根据工矿企业和职工的特点，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
工厂办教育，就必须从生产出发，紧密结合生产、为生产服务，使教育工作起到推动生产、提高生产的作用。
实现这个任务，既要使教育服从生产，根据工矿生产的具体情况，灵活的安排教学时间，又要在服从生产的前提下，依靠群众的积极性，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坚持教学。
历年来的经验和去年职工教育巨大发展的经验都证明：
办好工矿企业职工教育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党的领导。
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对职工教育工作负有重大责任，须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面，按照总理在报告中所指示的，积极进行工作，使职工教育在发展中不断提高。
由于目前职工的文化水平还很低，多数人还是小学程度，要在这样多数目的职工中普及教育，培养大量的建设干部，工会一部分力量，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严重任务的。
工会组织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面，和政府的生产部门、教育部门、共青团、科普、妇联等有关单位，密切协作来办好职工教育。
我们相信，由于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各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经过积极地、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工矿企业广大职工中普及教育，培养干部、实现工人群众知识化的任务，是能够逐步地胜利完成的。
工会组织在工矿企业中进行的政治、文化、技术教育工作，一个总的目的，就是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就是为了贯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培养职工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因此，一切教育工作，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面，贯彻群众路线，认真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为了争取超额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更多更好的成绩迎接国庆十周年，我们将继续鼓足干劲，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在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中，把政治思想教育，做得更踏实、更细致。
办好职工教育，使工矿文化教育事业，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跃进，有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人民被欺负的时代过去了
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从来就是勤劳的，热爱和平的。
他们在自己的辛勤劳动中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可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受到国内右派分子、反动分子的敌视，也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敌视。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是敌视我们国家、敌视西藏人民前进的叛国行为，这个叛乱受到帝国主义者的赞扬，也受到我们的邻国印度的帝国主义追随者扩张主义分子的支持，他们是英帝国主义豢养的，他们要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妄想侵略中国的领土西藏，破坏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破坏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友谊。
要什么西藏“独立”，策动叛乱，支持叛乱分子，干涉中国的内政。
中国现在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被欺负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忠告印度的帝国主义衣钵继承者，请你们放老实一点吧，如果你们企图顽固下去，必然是碰得头破血流的。

思想、知识、生产齐丰收
寸树声委员谈云南大学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情况主席团、各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李维汉副主席的报告。
国务院所发布的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平定西藏叛乱的命令，是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巩固祖国的统一符合于西藏人民利益和符合于全国人民利益的英明措施，我表示坚决拥护。
现在我就云南大学执行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的情况作如下发言。
我国的教育方针是：
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也是在教育事业中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过程。
学校中绝大多数的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般地说，他们缺乏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不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脱离实际、脱离政治、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些思想直接成为在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的障碍。
1957年夏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时，右派甚至公然要求党退出学校，否定无产阶级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的胜利，接着去年一年师生参加劳动和学校办工厂、农场等生产实践，多数教师在政治、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上，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取得不小的成绩。
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加强了，巩固了，正如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我国教育事业的成就不只是表现在数量的发展上。
更重要的是，在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大大加强的条件下，我们按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原则，贯彻执行了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展开了教育事业的巨大的深刻的革命。”
下放锻炼的收获
去年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我们遵照中央关于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指示，曾先后下放教师、职员二百二十六人（占教职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点二），到农村或工厂劳动锻炼（时间由一个月到一年）；
在学生方面：
实行了“一、三、八”的学制，在校内大办工厂结合学习进行劳动，并先后有九百二十一人（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到厂矿、农村参加和支援大战钢、铁、铜和秋收秋种。
通过劳动实践，师生在劳动上和思想作风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思想感情上，开始批判和克服了轻视工农没有文化、认为工农落后、“体力劳动卑贱”等错误思想，从思想上承认劳动人民是历史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放下架子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因而有的教师贴出了“今日甘当小学生，明日甘当孺子牛”的对联。
有的学生说：
“过去我最感兴趣的是一场好电影，一双好皮鞋，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一付好挑子。”
开始改变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情况，初步学会了一些工农业劳动的基本技能和实际知识。
绝大多数教师学生已不厌弃劳动，生活作风上一般都学习到工农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在思想上，他们承认了工农的冲天干劲，认识到大跃进的伟大意义，克服了对大跃进的怀疑，他们说：
“过去看见报纸上登的大跃进消息是半信半疑，现在反觉得报导得不够……”。
在劳动实践中，他们也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劳动去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到“真正脏的不是工农而是我们自己的思想”。
因而不少师生提出“要用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作为一面镜子来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改变了认为劳动锻炼是“整知识分子”的错误看法。
工农劳动群众对他们这种转变，给予了支持和鼓励。
有的农民做了诗歌说：
“春季里，桃花红，云大同志来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保证做到专又红。”
师生通过校内集体劳动，特别是与工农三同后，开始体会了劳动人民的感情和集体力量的伟大。
教师学生在积极参加编写讲义、大搞科学研究中，认识到群众智慧无穷无尽。
这些都有助于加强师生的群众观点及集体观点。
由于师生参加了生产劳动的实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就有了较好的理解。
如在学生中有一千九百五十四人参加组成了一百五十八个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结合实际进行学习，懂得了看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全面；
主观主义减少了，唯物主义增多了；
片面观点减少了，辩证观点增多了。
在理论上和思想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收获。
总起来说，由于在广大师生中树立和加强了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使学校内工人阶级思想有所增强，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
制定入党计划的人达到四百三十八人，占全校人数百分之十六点四。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云南大学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为工人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之中，正向着周总理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在我们的学校里必须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使得学校日益发展成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新型学校”的方向前进。
教学质量的提高
在教学质量的提高方面，贯彻教育方针之后的变化也是很显著的。
由于学生从生产劳动中丰富了实际知识，由“读死书”变成了“读活书”。
理科学生结合专业进行了劳动，不但开始运用已学的知识，而且能够安装机器、仪表，分析各种物质。
文科的学生下厂下乡劳动后，编写了工厂史、公社史。
中文系学生开始懂得了“什么是创作的真正源泉”。
历史系学生开始懂得了什么是历史，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谁是历史的主人，认识到历史科学是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克服了“历史既不能生产粮食，又不能生产钢铁”等片面看法。
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思想后，学生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编写了六十二门课程的六百多万字的讲义。
讲义编的虽然比较粗糙，但方向是对的。
如中文系的文学史，过去忽视劳动人民的文学，学生参加编写以后，则重视了人民文学的地位。
在编写讲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轰轰烈烈的读书运动和写作运动，这样就增长了很多知识，明确了很多论点，再经过听讲，又进行讨论修改讲义，就能够比较牢固的掌握知识。
同时，由于学生政治觉悟的提高，学习目的和学习态度比过去端正了，巩固了专业思想，多数树立了刻苦钻研的精神，增强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本学期考试成绩和1957年相比，本学期“优”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三，“良”占百分之三十四点零五，及格占百分之十五点五七，不及格占百分之三点零九，而1957年“优”只占百分之三十二点六一，“良”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九，及格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四，不及格占百分之八点六。
科学研究的进步
总路线的公布和工农业大跃进的推动，结合着教育方针的学习，使我们明确了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从而使云南大学的科学研究也有了蓬勃的开展。
过去不敢做也不敢想的，现在敢做敢想了。
如理科到目前为止完成了若干稀有原素的提取，完成了小型静电加速器、小型电子感应加速器、小型旋回加速器等试制工作，试制了一台能解四级微分方程的通用模拟式电子计算机，合成了苦香仁酸、紫罗兰铜、黄体铜，提取了丹宁素化学药品等。
历史系师生编写三十多万字的矿厂史，整理出七万字的矿工回忆录，十八万字的资料汇编，二万五千字的红军回忆录。
中文系的师生参加省委领导的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及民族调查队工作，调查编写了民族文学及作品共三十余万件等。
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建立生产基地，云南大学从1958年07月以来，办了许多工厂，最多时曾达七十余个，生产了铁矿石、土铁、耐火砖、细菌肥料、化学药品、无水酒精、乙醚、干涉仪以及其他机酸，总产值达七十万元，纯利润二十八万元。
这些成绩虽然还很小，但符合周总理所说的“必须使我们的儿童和青年有系统地一步步地掌握文化知识和现代科学成就”，要使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通过生产劳动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研究工作”，“在各级全日制的正规学校中，应当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的精神的。
总的说来，云南大学和全国其他大学一样，由于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进行了教育革命，因而在师生的政治思想面貌上，在教学质量上，在科学研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服务上，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意味着我国教育事业中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对资产阶级教育方针进行斗争的胜利，意味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自我改造的光明前途，意味着党在文教事业上的领导的巩固。
虽然我们在执行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中还存在许多缺点和问题，主要是教学与劳动、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时间安排，实用课与基础课、理论课的适当分配等还不尽恰当，对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不够等，但这些都是前进中不可免的缺点。
正如毛主席所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它们不仅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已经和正在逐步得到克服和解决。
我们相信，在总结过去一年经验的基础上，党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必将在更广阔更深远的规模上发挥它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一个更大更高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高潮，将随着祖国经济建设的更大跃进而来到。

科学研究中的群众路线
饶毓泰委员的发言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总结大跃进的史诗，鼓舞再跃进的号角。
我们深信，全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将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依照中央缜密规定的计划，以豪迈的步伐向着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进军，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一九五八大跃进之年，作为科学和教育工作者所特别深深感到激动的是我们党所提出的科学研究采取在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
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梦想不到的。
这是个大胆的创造。
这是在科学研究上第1次把“私人所有制”（如果我们可以用生产资料所有制作比喻的话）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并进而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它的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已经看到。
首先是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
本来真正的科学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的；
它从来就是破除迷信最有力的武器，从来就不相信权威。
然而迷信和崇拜权威的陋习仍然存在。
这是因为，虽然自然现象和实验的事实是客观的存在，可是人们对于事实的了解，对于它们内在的联系，却随着科学的进展而异其深度与广度。
科学理论，来来去去，有时代的局限性，有适用的范围。
认识其局限性，辨别其适用范围，就不致于以偏概全，就不致于固执一先生之说，拒绝接受新鲜事物。
反之就会堕入迷途，或者过分崇拜权威。
另一种迷信则有其阶级根源。
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家，特别是在他们暮年，利用他们在狭隘领域里树立起来的权威，走出书斋或实验室，说出一大堆和他们本行绝不相干的话，见鬼见神。
而普通人民，本来不曾见过鬼，相信“权威”的话，也就说见鬼了。
那些“权威”，不管他们有意或无意，结果都是一样，都是为他们的统治阶级服务的。
其次是我们无数青年戳穿了科学研究的“神秘”。
科学研究和一切劳动一样本是平凡而愉快的；
只是由于我们这些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过来的人受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认为科学研究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没有勇气也不曾想到发动青年，便“神秘”起来了。
这个过错，旧知识分子要老老实实承认。
今天，在党的领导下，不管理论怎样“高深”，技术怎样复杂，让我们大家动手都来碰碰。
一次失败，再做；
再一次失败，又做。
成功固然加强我们的信心，失败也给我们应得的教训。
这就为今后创造性的研究作好精神上的准备。
科学研究采取群众路线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几乎可说是“奇迹”似的。
那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青年人解放思想辛勤工作中、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出现的奇迹。
胜利是肯定的。
胜利了，还得巩固，还得继续发展下去。
科学研究是有继承性的。
“必出于己，不袭前人片言只字”只是文人的过分夸张。
人家费几年功夫才做出的；
我们在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内就完成了。
这一方面显示了我们的干劲，另一方面更证明了前人工作的重要性。
牛顿曾说过，他比别人看得远些，是因为他站在前代巨人的肩上。
我们的青年人有句豪语：
“别人有的，我们要有；
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上一半；
至于做下一半，那就需要更大的努力、进行长时期的继续不断的工作。
说到这里，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所给予的指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也是关键性的。
总理说：
“应当鼓励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有系统的、长时间的努力，充分掌握有关的资料，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
“有系统的、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自然不能徒靠突击来进行。
因此，我对于有些高等学校领导同志把组织一支研究骨干队伍提到日程上来这一具有远见的措施，十分感到兴趣。
集中领导同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是我们一切胜利的根源。
今天高等学校所面临的课题，就科学研究说，是怎样把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好好配合起来，怎样把长远的研究题目和临时性的研究题目既分工又合作地进行起来。
研究骨干队伍和其他工作队伍没有什么特别处，不过在人力的配备上、时间的安排上、物资的支援上要作适当的调整。
我深信，在党领导下的研究骨干队伍决不会回到从前个别作研究时那样冷冷清清的局面。
它将是群众路线的贯彻，为有系统的、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所必需具备的力量。
我们要利用他人劳动的成果，尊重他人劳动的成果，但是不能徒靠他人劳动的成果。
我们要在人类文化总库中贡献出我们劳动的成果，庶不辜负我们所处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伟大的时代。

大地园林化的萌芽
伍培英委员谈四川几个县“少种、高产、多收”的成效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报告、彭真副委员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李维汉副主席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愿意在党领导之下，在改造与服务方面，以实际行动来贯彻报告的精神。
我这次参加四川省住成都的全国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简阳、乐至、安岳各县的视察，使我受了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增加了不少的农业知识，体会了农民的思想感情，推动了我的思想改造。
在这里我把我视察中对于“少种、高产、多收”方针的一点体会，向诸位作个汇报，请批评指正。
自从“少种、高产、多收”方针提出后，有些人对这个方针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例如：
说“少种怎么会多收呢？”
“大面积高产靠不靠得住？”
“大面积高产是用什么方法取得的？”
甚至有的认为：
“少种、高产、多收是得不偿失”。
有些人虽相信“少种、高产、多收”是可能的，却怀疑说：
“高产既可多收，为什么不多种更可以多收呢？”
我在文件学习中对于“少种、高产、多收”方针的认识也是模糊的，通过这次视察，具体的事实摆在面前，对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明确。
大面积高产靠不靠得住？
事实回答是：
靠得住！
大片小麦长得很好，小麦产量将比去年大有增长
“少种怎么会多收？”
这个问题，通过几个地方的观察，事实证明，少种是可以多收的。
也即是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集中使用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加以深耕细作，是可以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也会大大增加的。
安岳县在1958年种小春七十万亩，总产量是八千万斤，其中小麦平均亩产一百五十斤。
今年采取“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粮食耕地面积比去年缩小百分之二十，粮食总产量，争 取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一百一十二。
小麦种了三十万亩，争取亩产小麦一千斤，仅这三十万亩小麦的总产量可达三亿斤，比去年小春总产量八千万斤就增加了二倍多。
乐至县把全县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完全不种庄稼，预计今年粮食总产量将比去年增产二、三倍。
这些事实完全证明了少种是能够多收的。
“大面积高产靠不靠得住？”
关于这个问题，事实的回答是靠得住。
我们亲眼看见简阳解放社种二千九百亩小麦，大田一片，麦子长得茎叶繁茂，秆长穗大，一律整齐，穗子一般有二十仓（台）以上，每亩有六十万穗至八十万穗，少数田还有一百万穗以上的。
安岳县今年种的三十万亩小麦，麦子都长得很好，每亩有四十万至六十万穗，每穗一般有十八至二十仓，也有二十五至二十六仓的。
还有五万亩高产试验田，产量可能更高。
我们亲眼看见这些事实，完全证明了大面积高产是十分靠得住的。
“大面积高产是怎样取得的？”
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安岳县是用什么方法取得大面积高产的光辉成就。
安岳县今年为贯彻“少种、高产、多收”方针，他们是吸取了去年农业大跃进的增产经验，也就是贯彻了：
“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八字宪法”的精神。
县委亲自动手，分工到各区去直接领导。
为要过好思想关，在党领导之下，首先组织群众和干部，办了五期小麦高产训练班，展开了“大面积高产目的是什么？”
“有没有把握？”
等问题的大辩论，批判了“广种薄收”的思想。
大多数农民群众总结了过去精耕细作获得高产的经验，他们表示拥护“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他们说：
“那怕坡上种得多，当不得沟里种个田角角”，“种地不在多，一亩当一坡”，“宽一尺莫如厚一寸，三挑泥巴当一挑粪”。
辩论后就使得这一方针为广大群众和干部所掌握。
他们按着“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来规划生产，缩小小春生产面积为百分之六十，因地制宜地调整了种植面积，采取先搞丰产路，次搞丰产坝、丰产沟的办法，选择了比较好的土地，集中连片的经营。
经验证明，集中连片的经营是很好的办法，这样便于安排劳动，便于研究、管理和总结经验。
为贯彻技术措施和规格，县委书记、干部和群众都拿起鸳兜、锄头在田里进行示范，召开现场会议，开展辩论。
为贯彻“八字宪法”，他们提出“八不种”的要求，如：
深耕不到一尺五不种，肥料不上足不种……。
在深耕和播种时，实行验收和检查、评比的办法，务必要做够规格。
农民群众为要贯彻“八字宪法”，干劲冲天，深耕时，农民自动手持一根“决心尺”，表示非要挖够深度不可。
到播种小春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夺红旗、放卫星的播种高潮。
各级党的负责干部亲自深入田间，与群众一道参加劳动，更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在小春播种后，为贯彻田间管理，成立小麦田间管理指挥部，加强责任制，实行早、午、晚“三到田”，查看苗稼，曾展开过四次突击管理运动，在生产战线上展开了战役和战斗。
第3次突击运动，动员过二十万人的劳动大军，机关干部和学生都参加，把小麦的田间管理做得很好。
最近虽有一次暴风雨，小麦倒伏，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半夜冒雨到田抢救，群众事前积极准备，事后一两天完全把倒伏的麦子扶起，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
现在成千成万亩的大片土地上，麦子长得很好，大多数抽穗扬花，有些油菜长了七、八尺高。
预计小春产量，特别是小麦比去年将大有增长。
农民们看见小春大丰收近在眼前，情绪更高，正以无比的信心为实现今年更大跃进的生产计划，兴奋、愉快地在田里积极地劳动着。
这些具体事实，都说明了只要贯彻“少种、高产、多收”方针和“八字宪法”，大面积高产是十分可靠的，也说明“八字宪法”在“少种、高产、多收”方针贯彻之下更能发挥它的威力。
少种、高产、多收会不会得不偿失？
事实回答是：
不会！
每亩增加了人工和费用，亩产量增加的比例却比人工、费用增加的比例大得多
“少种、高产、多收”是不是会“得不偿失”？
这个问题将如何解答，我们调查了安岳县安农公社和龙台区等地，得到了明确的解答。
就是采取“少种、高产、多收”办法，虽然每亩增加了人工和费用，但是亩产量增加的比例要比人工、费用增加的比例大得多。
再拿一个人工、一元的生产费用生产小麦的数量来比较，采取“浅耕粗作，广种薄收”时，产量就少，而采取“深耕细作、少种多收”则产量就多。
也就是说采取“少种、高产、多收”方针是所得甚多，并无所失。
这样看来，“少种、高产、多收”是需要比较多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从那里来呢？
这个问题，我从视察中看来，还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因为自从人民公社化以后，更便于合理地安排劳动，节约了一些劳动力；
又从家务中解放了妇女的劳动力，从各地看来，一般增加了近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劳动力。
由于技术，工具改革也节约了不少的劳动力，乐至县仅推行“三五”运动一项就提高了工效三、四倍，大大节约了劳动力；
又由于劳动效率的提高，也节约了一些劳动力，如安岳县播种小麦，初步每天六十人播一亩，后来提高到三十人、二十人播一亩。
这也说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生产力在不断地发展，农民的智慧和力量不断地发挥，劳动力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曾经错误地这样设想，既是能够高产、多收，为什么要少种呢？
多种不是更可以多收吗？
现在看来这是错误的，还是一种“广种薄收”的思想。
目前在劳动力紧张之下，要拿很多劳动力去耕种一些比较硗薄的土地，才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
我这次看了这几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地在提高，所有的人民公社正在开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的经营，社办工业大批地发展起来，在在需要劳动力和土地。
国家为要实现工业化也需要逐步地适当地从农村转移一些劳动力来充实工业战线，各县去年全民炼钢铁已由农村调去一些劳动力。
为逐步实现耕地利用的“三三制”的伟大理想，现在各县已开始搞园田化和园林化，已建设一些基本农田，将小块田并成大块田，挖塘蓄水，深翻土地，分层施肥，整细土地，使田平如镜，埂直如线，四面有大车、小车的平整道路，修好沟渠和自流灌溉，这样就可省水、省肥、省人力，更可提高产量，并为逐步实现生产过程机械化奠定初步基础。
乐至县利用山坡开办了三百一十五个林场，我们参观了红旗公社的大石堡中心林场，他们在山上培植些用材林、经济林、绿化林，在分水岭上植了防风林带，沿公路植了护路林带，培养了十二种果园，开了些苗圃、花圃、鱼塘、藕塘，搞牧畜，养家禽，养蜂、养兔。
这是大地园林化的萌芽，现在已可看见梨花十亩、菜花几园、蜂蝶纷飞的优美环境，想再过几年，定是“万紫千红”，
“大兴山水草木之利，大大发展农、林、牧、副、渔的综合经营”了。
前景是很美好的。
这些都需要劳动力和土地，如果不采用“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而仍然搞“广种薄收”，这种美好前景的实现是有阻碍的。
通过这次视察后，我认识了“少种、高产、多收”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在公社化后，提出这一方针是十分及时而必要的。
我看了各县贯彻这一方针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后，想到全国人民在党领导之下，贯彻了这一方针，今年全国农业生产更大跃进一定会胜利的完成，将来耕地利用的“三三制”一定能逐步地顺利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少种、高产、多收”这一方针将为六亿人民带来无限幸福。
因此，我深切体会到党的方针、政策，处处是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是代表六亿人民的利益，所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拥护，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不是偶然的。
我看见各地有很多民歌，都在热烈地歌颂党的领导，其中有一首民歌说：
“爬山豆，叶叶长，共产党就是亲爹娘，毛主席前面把路带，领导我们上天堂。”
我读了这首民歌非常感动，我从民歌中深切体会到农民弟兄的思想感情，体会到农民弟兄为什么那样的相信党的方针、政策，那样的坚决贯彻执行。
反转来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为什么总有些人每次对党的方针、政策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怀疑，不是在字句上推敲，就是在意义上揣测，不是这个政策搞不通，就是那个政策搞不通，或是原则通具体不通，口里服心里不服，看见新生事物，总是有些格格不入，不象农民那样有丰富的感情。
我想这中间不仅是认识问题，确有好些是立场问题，也是服从真理不服从真理的问题，也是拥护不拥护六亿人民利益的问题。
因此我再一度的认识到正确地体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性。
迫切要求加强自我改造，争取立场的根本改变。
敬祝大会胜利，同志们健康。

大跃进使退休老工人变年轻了
李时良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听了这些报告以后真是叫人高兴极啦，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的国家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我们最亲爱的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正在飞跃前进。
我是上海江南造船厂的一个老工人，我在厂里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四年。
因为年纪大了，去年已经退休，享受着劳动保险的待遇，快乐和幸福地过着我这老年生活。
解放以前，江南造船厂是一个破破烂烂的老厂子，并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解放以后，全厂职工在党的领导下，把这样一个不像样的老厂，进行了恢复与改造。
几年来，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新工种不断增加，工厂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去年的生产大跃进中，生产上有了很大的跃进。
通过整风、双反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职工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热情，大大高涨。
在双反运动中，我们厂里的职工同志共贴出了五十多万张大字报，有效地反对保守思想，克服浪费现象。
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厂职工干劲冲天，举一个例，在建造五千吨海轮（和平二十八号）时，原订计划是十八个月完成，经过工人一再讨论，提前并且和当时大连造船厂建造的和平二十五号海轮开展友谊竞赛，最后以五个月零十二天胜利地完成建造和平二十八号五千吨海轮的任务。
这在我国造船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去年第3季度，在为钢而战中，我们全厂职工提出了“一切为了钢，有钢才有船”的战斗口号，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职工群众说得好：
“造船英雄不怕难，任务越重越好办，事在人为有大志，压力下面出好汉。”
我们从心底里唱出了这样一首诗歌：
“干活想着钢，指标往上长，走路想着钢，混身力量强，睡觉想着钢，梦里喜洋洋，吃饭想着钢，饭菜香又香。”
就是这样，我们去年胜利地完成了炼钢设备的任务。
同时完成修造船的计划。
我虽然已经退休了，几十年来，工厂就是我的家，大跃进使我们这些退休的工人变得年轻起来，我和十几位退休的老工人也参加了炼钢工作，有的帮助职工家属搞副业生产，有的培训艺徒，做些轻便的工作，来报答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
今年我厂在生产上比去年又有提高，修造船的周期比去年又有缩短，今年的任务一定可以完成，并且能够超额完成。
今年将在去年的跃进基础上，跃进再跃进。
谈起生活来，我有更深的体会。
在旧社会，我们工人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和压迫，妻儿老小养不活，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解放以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工人当了国家的主人，工作得到充分的保障，生活每年都得到改善和提高。
特别是党和政府对老工人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拿我来说吧，我虽然享受劳保，现在收入仍然不少，两个儿子都是建筑工程技术人员，生活得很好，与旧社会比起来，真是天上地下，有着根本的不同。
现在我们不仅生活上得到大大地改善和提高，而且工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也大大的提高，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解放后，第1次全国政协会议我就参加了，并且一直到现在我仍是政协委员。
党和人民以及工人兄弟给我这样高的荣誉，真使我感激。
同时自己也感到惭愧，我从心眼里热爱党，热爱毛主席。
现在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在外国反动派的阴谋操纵指使之下，想把西藏从我们祖国分裂出去，使我感到无比愤慨。
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永远不许任何外国人干涉。
帝国主义如果妄图欺侮我们，我们工人阶级将高举铁拳，把它打得头破血流。
敬祝大会胜利成功，各位委员身体健康。

技术人员前进的道路
孙鼎委员说：
技术人员只有通过劳技结合，在工人群众中锻炼自己，逐步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和方法，才有可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技术上取得新的成就
我完全拥护这次大会上各位首长的指示和报告，并保证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坚决贯彻各位首长所指示的各项政策和精神。
1958年是我国工农业大跃进的一年，这里我想就1958年大跃进对资产阶级技术人员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来谈谈我个人的体会。
1958年大跃进不仅给我们国家带来无限美好的远景，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起了巨大的深刻影响。
1958年大跃进的重大意义不仅反映在工农业的宏伟成就上，更重要的是党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无比的正确性，通过1958年的辉煌成就，更深刻地印入了全国人民的内心深处，使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满怀信心地沿着党所提出的正确路线大踏步地前进。
因而，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也是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更大的团结的一年。
当我们和广大群众愈接近的时候，我们就愈感觉到处处都充满着信心和决心。
当我们愈接触到基层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愈看到处处都充满着智慧和创造。
总之，在1958年工农业大跃进宏伟的数字的后面，是充满了广大群众无比的智慧和巨大的力量。
这些智慧和力量，对资产阶级技术人员的改造来说，是一座巨大的熔炉；
我们只有坚决地投入到这座巨大的熔炉中来锻炼自己，我们才有可能在大跃进中来加速自我改造，而不为大时代所抛弃。
整风之后，我开始参加劳动。
去年我又参加了上海市委万人检查团，今年我也参加了政协在重工业方面的视察工作。
经过一年多来深入基层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所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技术人员的加强自我改造，首先必须在工作中贯彻劳技结合。
党所提出的劳技结合是给技术人员自我改造指出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通过劳技结合，不仅使技术结合实践，更好地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能投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和工人打成一片，通过实践来逐步地感受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思想和方法，从而来加强改造自己。
可是我过去对党所提出的劳技结合的重大意义是认识不足的。
由于迷信书本，迷信洋人，迷信自己等个人主义思想把自己紧紧地束缚在一个小圈子里，坐井观天，就看不清广大群众的力量对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起的深刻影响和重大意义；
更认识不到把劳技结合和我们的服务密切地结合起来，是我们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关键。
工人阶级敢想敢做的豪迈气概，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正是一个从事科技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工作态度，而这种工作态度恰恰在我们资产阶级科技人员的身上是很难找到的了。
由于两种不同的立场，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态度。
一个是敢想敢做，一个是患得患失；
一个是干劲冲天，一个是时冷时热。
我们资产阶级技术人员抱着这种患得患失和时冷时热的态度，要想在科技事业上有所成就，社会主义建设上有所贡献，那是绝不可能的。
过去我把立场和科技工作分割开，认为两者是无关的。
通过去年大跃进，使我深深地领会到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技术人员只有通过劳技结合，在工人群众中来锻炼自己，来逐步地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和方法，然后我们的技术才有可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在技术上进一步得到提高。
在这次视察中，最使我感动的是上海建设机器厂。
这个厂是厂房破小，机器陈旧，除了老年工人和青工而外并无一个技术人员。
可是他们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为国家在十八天内完成了十吨转炉的机械设备，又将要在四个月内，为国家完成两套六百三十公厘巨大的轧钢机。
由于全体工人的干劲冲天，不仅创造了无数的土设备，而且还使沉睡在泥坑中无人过问的旧机器零件，和八十年超龄的旧车床也振作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
他们豪迈地说：
我们厂虽小，机器虽旧，但是我们可以把“天当厂房”来露天操作；
把“地当车床”来就地加工。
他们的英雄气概和创造精神，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动，同时也给了我巨大的鼓舞。
他们所想的正是我们技术人员所不敢想的，他们所做的，也正是我们技术人员所不敢做的。
这难道还不充分说明，当科学技术脱离了劳动实践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而必然变为死气沉沉。
上海建设机器厂所用的“蚂蚁啃骨头”的土办法，实质上是开辟了一条新的工艺操作道路，是工艺操作的革命，是有远大前途的。
他们的工作精神是贯彻了党所指出的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创造条件，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
通过一年多来的深入基层，参加劳动，和最近的视察工作，不仅在我的思想上进一步地得到提高，而且在技术上也得到很大的启发。
我是搞电机制造工业的，多年来由于地方电机制造业在生产设备上的落后面貌使我感到苦闷。
尤其是今年党又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建设社会主义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这一指示后，我思想上的负担更加沉重了。
没有新的设备来改变落后的生产面貌，如何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呢？
参观了建设机器厂后，使我得到了启发，加强了信心，再通过和工人群众技术人员的共同研究后，我们逐渐地摸索出一条技术革命的道路，一条投资少、收效大、自力更生的道路。
我们把建设厂的工作精神贯彻到我们的生产上去。
我们把工艺化整为零，按工艺的不同要求，来自己设计各种用专用性的土设备来代替复杂的机器；
再把这些专用土设备按我们产品加工的工艺的程序联贯成线来组成一条半自动的流水加工线，为将来逐步转为全自动流水加工线先做好第1步。
通过这样一个办法，我们是有信心响应党的号召自力更生地来改变目前生产上的落后面貌，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虽然我们的工作是艰巨的，但有党的领导和工人的智慧和干劲，我们是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的。
周总理的报告中给我们技术人员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周总理亲切地指示我们要首先站在社会主义这一方面来，同广大人民在一起，然后才有可能运用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发挥我们的专长，而受到人民的欢迎。
我今后一定坚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来加强改造，积极服务。
我们的知识是渺小的，只有把它和工人的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发挥作用，和进一步地提高。
电机制造工业是今年建设任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今后如何改进产品设计来节约原材料，和改进工艺操作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将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只要我们坚决依靠广大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是有信心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来完成党所交给我们这个光荣任务的。
各位委员，当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地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必然不会甘心而阴谋破坏。
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他们的黑暗、残酷的血腥统治是水火不能相容的。
最近西藏上层一小撮叛国分子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印度某些扩张主义分子，为了梦想永久维持他们压榨广大西藏人民的奴役制度，公然武装叛乱，企图破坏祖国领土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他们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正是他们垂死的挣扎，加速了他们自己的毁灭。
我坚决拥护政府平息叛乱的措施和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使西藏迅速实现民族地方自治和逐步进行民主改革这一英明措施。
因为这是符合西藏广大人民也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利益的。
让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密坚地团结起来，为建设更繁荣，更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吧。
祝各位委员身体健康。

祖国的怀抱是如此温暖
熊庆来委员谈由欧洲归国后的感想，并劝留在国外的学术界同人早日回到祖国来主席、诸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各位首长的报告。
由这些报告，我确切地认识了我国几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后的巨大成果，我认识了关于1959年宏伟而踏实的建设计划，我极感兴奋和庆幸。
最近西藏发生反动集团的叛乱，政府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及时削平，这不但是国人包括极大多数的藏人称快。
想来就是幸灾乐祸的帝国主义，及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和不审时、不度德、不量力的反动分子，内心里也不能不惊服。
从此西藏人民将摆脱农奴制度的枷锁，必将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迅速地走向幸福，西藏高原变为乐园的理想必可实现，我也拥护政府的这个明智和神速的措施。
我由欧洲回国，今有年余，国外的情形还能忆及，而对解放后的祖国已有相当深切的认识了。
我不禁要借这个机会把我的感想说几句，并以告留在国外的学术界同人，劝他们早日回到01日千里地趋于强盛的祖国。
我最后这次留在法国、瑞士，是进行一些数学上的研究工作；
一方面因患脑溢血，也同时进行疗治。
在那里，我不断听到祖国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飞跃地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前进，感到国家前途的光明，了解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觉悟到站在人民方面，为人民服务意义的重大，毅然抱病归来。
回国后，目睹祖国的新面貌，更觉兴奋，更体会到欲致国家于强盛，党所开辟出的并且领导着走的这条道路确实是坦途，也是捷径。
党企求建设的新社会确实是使人民可以得到幸福的理想社会。
我入了国门后备受照顾，使我深觉祖国怀抱的温暖，直到现在，我安定地、愉快地工作着。
年余来，我在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岗位上，深切地认识了我国在科学研究方面有若何宏大的组织，若何迅速的进步；
工作干部已有若何壮大的队伍，这些事实是为我在国外时所未想像到的。
通过大跃进，特别地看出全体工作者惊人的努力，尤其看出青年工作者冲天的干劲。
去年10月献礼，科学技术的成果多至三千项，且很多是达到国际水平的，更有一些是有超越表现的。
在尖端的学术部门中，如高频晶体管的制成、稀土元素的分离、水煤气的合成等。
我再就我的本行数学方面特别地说几句。
我们都知道数学是科学中较基本的一门，它的进步是极关重要的。
在十年以前，我国专家甚少，在大学以数学为专业的学生亦是寥寥。
例如我曾在里头服务过多年的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其数学系学生至多不过十数人，现在呢，许多大学的数学系学生都以数百计，而北京大学者闻将达千人。
中国数学会，往昔宣读论文，至多不过二三十篇。
而在1956年举行的数学会，查宣读的论文约有一百五十篇之多。
再就我国的数学的期刊说，有创造性者，往时虽有过数种，但往往不易持久，或难于按期出版，现在这样性质的期刊，综合者（登载数学及其他科学论文）有“科学记录”、“中国科学”等；
专门者有“数学学报”、“数学进展”等，皆有相当内容，按期出版；
又各大学学报载有创作性数学论文者，尚有多种。
这些数字和事实，确切地说明了我国数学教育与研究的蓬勃发展。
就研究结果的质量讲，达到好的国际水平者已不少，而为国际专家所称扬者亦已不乏，特别是在数论，多元复变数、函数论，拓朴学等方面。
总的说，我国的科学，特别是数学，在研究阵线上，先锋所至，已达到相当深远的境域。
不过，以我六亿余人口的大国，还应有更壮大的工作队伍，更全面的发展，更光芒的成就。
我以为积极培养干部，广求罗致专才，特别是领导研究的人，仍是今日急务。
我国现还留国外的专家不少，已享国际声誉者亦有多人，应争取他们回国。
就我所知者说，他们莫不迫望祖国的学术地位跻于先进国家之例，莫不欲以其专长贡献于祖国，而未即归来者，各人自有其不同的问题，而普遍的原因，或者是未估计到这个社会革命的伟大创造力，因此对于一切建设的突飞猛进难于想像，不少人尚虑为国内未具备他们的工作条件；
或者是对这次革命的意义，未深加了解，犹为旧思想所羁绊，不易断然作归国决定。
话说至此，我不禁回忆到我离欧前一段时间的踌躇。
我把它们诚恳地说出来。
我本来是不愿做一个思想落后的人，可是我在旧时代生活过、工作过（教授，大学校长），要走到一个新制度下工作，往时所读旧书给我的一些笼统的道德观念，引起我心境上的不安定，可说是思想上的斗争。
然而经过分析，我便觉悟到真理的所在，我认清祖国今日的这个变动，不是往时的一个朝代的更替，也不仅是一个腐化政权的摧毁，乃是我国空前的一个社会大革命，是一个旋转乾坤，为祖国创造新的前途，为人民创造新的生命与幸福的大变动。
我走向祖国有光明前途的方面，走向广大人民有幸福出路方面，来服务于人民，来尽力于国家的学术事业，这动向无疑是正确的。
于是我毅然作了决定。
经过这一年多的建设和各方面的大跃进，祖国的面貌又与前大有不同了。
我敢于恳切地告留在国外的学术界同人说：
国内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实放出万丈的光辉，广大人民实为这样的建设表现出有加无已的热情，面对这光与热，一切小我的问题都应消失了，又所谓工作条件，可补充，可创造，而不患不具备。
我国理想的远景必然实现，且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快。
我们可以说，国内一部无比光辉的历史在写着，特别的一页灿烂的学术史在写着，学术界同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光荣的接班执笔人，我们欲以所长贡献于祖国，此实千载一时的机会，留在国外的同人们，盍即归来，祖国在伸着双臂等待着你们啊！
最后，我想说：
我个人回国以后，在学问思想方面，发现了一个广阔的新的眼界，我感到我自己确实需要再学习，需要作思想的改造。
这几天的会议尤给我不少启发。
我虽然抱病，我立志努力向红专的目标迈进，希望同志们加以指教。

解放军文艺活动百花齐放万象一新
陈其通委员的发言各位委员：
我衷心地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李维汉副主席的报告。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地总结了全国大陆解放以来各项工作的成就。
这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实践中取得伟大胜利的总结；
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明证；
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的结果。
报告除给了我无限的力量，也引起我很多回亿！
我不打算在这里追溯往事，但有益的回亿，对今天的成就会更觉得可贵，对来日建设祖国的信念更强。
我们的国家，虽然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但在近百年来，遭到帝国主义的迫害，封建军阀的盘剥，真是刮得一穷二白。
当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在用钢铁做门窗的时候，我们在乡镇上还买不到足够需用的铁钉。
然而在全国大陆解放后的九年之内，无论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文学艺术、财政收支那一方面来看，都获得了惊人的成就。
仅以钢产量来说，1958年一年中我们就生产出了一千一百多万吨，而旧中国包括日本侵略时候的东北在内，从1890年到1948年，五十九年合计的钢产量只不过七百六十万吨。
我国粮食历来不够吃是事实，帝国主义曾说“中国人是永远饿肚皮的病夫”，可是我们现在不但没有向什么人伸手要过粮，而且还有余粮，那些曾经说我们吃不饱的人们，今天却怕我们向“他的市场”推销粮食。
关于“病夫”我们虽不敢说不生病，但敢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消灭蚊蝇最勇敢的人，比起那些把苍蝇老鼠养起来搞细菌战的战争贩子来，要强亿万倍。
帝国主义摆布我们的时代永远地过去了，落后、穷困也将要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人民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成立了人民公社，正在以更大的跃进来迎接国庆十周年。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有党领导下的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努力的结果。
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的祖国真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样儿呢！
不堪设想。
我们解放军的指战员，读了周总理的报告之后，个个心胸开朗，意志昂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有百倍的信心。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要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因地制宜，洋土结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以及文艺、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都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发展，是我们中国人民搞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过去的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打败美蒋，解放中国大陆，都是与毛主席正确的思想指导分不开的。
我们因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而感到自豪。
报告中讲到的都是做到了的，对今后提出的任务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
我们军队在战争的时期指战员们常说：
“只要党和毛主席指到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
今天，全国人民会说：
只要党和毛主席说到那里，我们也就一定会做到那里。
现在我要谈一点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
一举三好
十年来祖国在飞跃前进，文学艺术活动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已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
全国如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活动也不例外，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万象一新的了！
特别是整风、反右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了进一步搞好部队文艺工作，去年04月里决定文工团（队）、作家、导演，到连队去当兵锻炼。
这真是一举三好的英明措施，既可使文工团员、部队作家、导演有深入群众的机会，又可以大力帮助开展连队的业余文学艺术活动，同时对文工团员、作家、导演又是一个最好的思想改造机会。
专业的文工团（队）由于政治上挂了帅，思想水准提高了，有了生活，因此写出、演出来的节目，无论是思想内容，或表现技巧都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更可贵的是形式多样，民族风味浓，部队特点多，反映现实快，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明确。
部队的指战员再不说文工团员是“跳跳唱唱，天天一样，架子满大，专在礼堂”了，现在则说是“能文能武，能上能下，节目新鲜，人人夸他”，业余文艺活动可以说是空前的发展了。
去年我下去了几个月，除在连队里看了战士们的创作和演出之外，还看了三个军分区、两个大军区的业余会演，每看一个晚会的节目都使我十分惊叹。
总起来说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优秀的青年业余演员众多，业余的天才作家不少。
试举二例
我们在北京曾津津有味的讨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这是有益的讨论，希望今后能继续；
但怎样行之于舞台，似乎还有缩手缩脚之感。
我在看部队业余演出之时，给我强烈的印象则是想象丰富、表演大胆，乃我所不及。
试举二例：
去年秋末在成都部队看业余演出，有我军某部业余演出队，演出表现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舍身成仁的大合唱。
幕拉开，台上站满了年轻活泼的战士，因他们不常上舞台，刚上台精神不集中，有的脸发红，有的在东张西望无所适从，观众有人耽心他们唱不好；
可是，当那个合唱指挥把手一挥的时候，队形哗地一下变整齐了，年轻的战士挺着胸，瞪着眼，一声喊：
“我们为正义而战！”
随之高歌，不久就把我们引入朝鲜战场的想象。
当我们听到“英雄的阵地上出英雄，不让美帝来逞凶，那怕你炮轰大山倒，英雄的阵地不能丢！”
的时候，在合唱队的头顶上空展开了一面巨大的红旗，一个满脸尘垢、身穿被炮弹炸破了有十余个洞的棉军衣的战士，他左手持枪，右手高举三个手榴弹，瞪着眼睛，站在红旗之下放声独唱一曲之后，合唱队随之合唱，激情充沛，那种气概确有力拔泰山、万马奔腾之势。
全场听众被震动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什么时候开始鼓掌的，在什么时候掉下了几滴眼泪的。
结果是演员谢幕七次，重来二次，观众才安静下来。
又一次是今年01月，我从重庆乘火车返北京，因晕车、伤风而得小恙，只好在西安下车，住西安部队招待所。
时值军区业余会演最后一场，我带病而去，却有一看病轻之感。
在很多好节目之中，有一个节目是民族乐队演出的，名叫“战场乐”，主题是描写我某个部队的一个排在一场残酷的战斗之后，牺牲的同志牺牲了，重伤的同志运走了，战士们修补了打坏的工事，准备再次的歼灭敌人。
一切安排停当之后，大家觉得口渴肚饿，空气有些沉闷，党的小组长说：
“同志们，我们来奏乐吧，让敌人听听，我们还不仅是会打仗呢！”
于是每个战士拿出自制的乐器：
炮弹筒、汽水瓶、罐头盒、洗脸盆等，敲打起来。
开始，觉得乒乒乓乓有些零乱；
久之，则感到有万炮齐发，动人心魄；
特别是那曲战后小憩，频敲汽水瓶之一段小曲，真使人心花怒放。
这个节目也是七次谢幕，两次重演。
以上这两个例子并不足以全部说明部队业余文艺活动的蓬勃景象，却能说明业余文艺团队的演出远非他日能比了！
无论是内容、技巧，都有很大提高。
虚心好学
周总理在报告中说：
“我们应当鼓励专业的文学家、艺术家，经过艰苦的努力，用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的作品来教育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要求。
同时，应当积极地领导群众的文学艺术活动，注意培养从劳动人民中涌现出来的文学艺术人才。”
这是党和政府对我们文学艺术界的伟大号召，我们也有百倍的信心做出成绩来回答党对我们的期望。
当然是要努力的，特别是我，才、学、识三方面都缺乏的人，不努力怎么行呢。
拿我最近写的剧本“劳动人民的战士”来说，主观上想写出能反映现实、为政治服务的较好的作品来，因为政治水准低、技巧修养差、生活缺乏，写时难，写后看来与主观想法大不一致。
可是我还是有信心写，或者导演。
只要力戒骄傲，虚心好学，今年我虽然不一定写得出能够配得上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剧本来，但我决不做懒汉，决不甘居下游，导不出好戏，献不出好作品，我把心献给党。
斥干涉者
我还想说几句关于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动西藏叛乱，干涉我国内政的事。
一提到这个问题，就使人非常愤慨，谁不知道当这个地球上某些大陆地区还没有形成一个国家的时候，西藏就是我们的领土。
今天居然还有人敢说西藏是“独立国”，并唆使西藏的民族败类搞叛乱；
居然敢侮辱我们伟大的领袖，真是怪而又怪啊！
但，可叹的是这些不可容忍的怪事情竟出在我们邻友之邦的印度。
在这里我要警告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们：
西藏永远是中国人民的西藏，中国人民不要任何外国一寸土地，但是也决不让别人抢走一寸土地。
帝国主义摆布我们中国人民内政的时代过去了，久经战斗考验的中国人民有足够的力量保卫祖国的每寸土地，谁想来欺侮我们，那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会有好下场的！
叛乱分子若不及早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就将被彻底、干净的消灭，就像水塘里的水泡一样，吹口气就会无影无踪。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们！
大家来自祖国各地的各个工作岗位，带来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很多学术上有益的见解，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学习机会，我感谢党，感谢大家。
我们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是交流经验的大会，是为迎接伟大的国庆十周年而鼓足干劲的跃进大会。
我敬祝大会成功，祝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人民公社给孩子带来无限的幸福
陆秀、关瑞梧委员的发言各位委员：
我们衷心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彭真、李维汉等首长们的报告。
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空前巨大的胜利，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欢欣鼓舞。
最近我们在祖国的不同地区——四川、江苏两省分别进行了视察，看到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为了生产发展的需要，托儿所、幼儿园的工作得到大大地发展。
现在基本上每个人民公社内每个生产队都有托儿所和幼儿园，妇女劳动力得到很大的解放。
例如江苏省溧阳县别桥乡湖塘社的妇女，过去因孩子牵累，出勤率一般在百分之四十左右，自从大跃进以来，办了托儿所、幼儿园，妇女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
有了托儿所、幼儿园，由于有专人管理，也保证了孩子的安全，消灭了由于没人照顾而造成淹死孩子或其他伤亡事故，大人也就安心生产了。
现将我们在视察中所看到的，有关幼儿园教养工作方面，扼要汇报如下：
一、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我们所看到的幼儿园小朋友，都是活泼愉快，小脸红红胖胖，十分精神。
这是因为他们在幼儿园里比在家里吃得好，生活得好。
当人民公社宰猪的时候，党委和社员们首先想到的是孩子，他们把猪肉、猪油、猪肝先送给幼儿园。
农村里新鲜的蔬菜，尽孩子们吃。
有些幼儿园设有幼儿食堂，还有些幼儿园的孩子是在人民公社的食堂同大人一起吃饭的。
食堂的炊事员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给孩子做些可口的饭食。
孩子们在幼儿园的生活是有规律的。
他们按时进餐，按时游戏上课，按时休息。
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对他们的健康，自然有很大的好处。
还有，人民公社都有医疗保健站，保健站的医生护士经常到幼儿园检查孩子们的健康和进行疾病治疗。
父母们都感激地说：
“过去我们在田里劳动，真是人在田头心在家，孩子在家里，冷一口热一口，饥一顿饿一顿，病了也没处去看。
今天有了幼儿园，我们甚么都放心了，真是毛主席共产党好，人民公社好，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二、注意孩子的教育。
人民公社的党委极关心第2代的教育。
首先，他们对幼儿园师资的挑选是很慎重的。
一般的幼儿园教师，都是经过群众推荐，社支部审查。
挑选的条件是：
政治可靠，热爱孩子，对孩子耐心，有初小或高小的文化程度，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身体健康，性情活泼。
由于这些教师还缺乏幼儿教育的专业知识，党委为她们组织各种训练班，使她们有学习的机会。
她们都积极学习，认真钻研，想办法使孩子的生活丰富，有礼貌、爱劳动、会帮助别人。
其次，公社党委对孩子的教育是极为注意的。
有些公社的幼儿园还特辟菜园，饲养牛、羊、猪、兔、鸡、鸭、鹅等，每天由教师领着孩子拔草喂养这些动物，在园地里除野草。
每天劳动的时间仅限于二十分钟。
这些活动使孩子们感到很大的兴趣，他们不但初步获得有关动植物生长的知识，而且初步养成了劳动的习惯。
有些公社的党委，亲自为孩子们编歌谣。
幼儿园的教师们更用本乡的模范人物的事迹编成故事。
这些故事由于是孩子生活里接触到的，他们也听到家里人谈论过的，就更易于对他们起教育的作用。
为了使孩子们的生活丰富，党委和教师们都积极为孩子们准备玩具教具。
有些党委自己亲手创作玩具。
党委带头发动了群众、小学教师和小学生也为幼儿园的孩子们制造玩具。
有些人民公社的社员大会上，党委发动全体社员，每人为幼儿园做一件玩具。
教师们更想尽办法利用废物和当地生产的一些竹子、丝瓜络、木头、贝壳等等给孩子们做玩具。
群众把家里的火柴盒、线轴、碎皮也积攒起来送给幼儿园做玩具。
孩子们有得可玩，就更喜欢幼儿园，并且用玩具做各种游戏，也得到了教育。
三、发扬了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人人都关心孩子。
人民公社里，在党委的领导下，人人都关心孩子。
在群众的支持下，幼儿园可以花极少的钱就办起来了。
因为可以利用公房或民房，群众帮助修理打扫，幼儿园的用具，可以向群众借，大家都到食堂吃饭了，一些厨房用具和饭桌都可以借给幼儿园。
有些社员甚至把门板都卸下来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做床。
江苏省溧阳县的河口乡，全乡五十二个幼儿园，在建园中用了不到一元钱的就有四十九个，干部群众都积极拥护这种多快好省的办园方法。
在幼儿园建成之后，妇女干部经常关心幼儿园的需要。
小学教师更关心辅导幼儿园教师的业务。
有些地方有公立的幼儿园，这些公立幼儿园的教师的业务水平较高，她们都主动地对人民公社的民办幼儿园，进行具体的帮助。
如四川省安岳县的公立幼儿园与民办幼儿园并班进行教学，带动了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充分发扬了协作的精神。
人民公社给孩子们带来的幸福，是几千年来中国所没有的，也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能有的。
由于有了人民公社，生产力高度地发展起来，才可能大量地发展幼儿园，才可能给孩子那么丰富的营养和保健。
由于人民公社能够统一调配劳动力，这才可能选配许多合格的幼儿教师关心孩子的教育。
人民公社化也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大家发扬了共产主义协作的精神，给幼儿以无限的关怀。
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在不同的地区进行视察，但我们深深体会到我国的幼儿教育事业，在党的关怀下，在社会发展的要求下，已成为人民福利事业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一定还有极多的幼儿教育工作的宝贵经验，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将这些经验收集整理，使幼儿教育工作者互相学习。
我们自己更应当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不断向优秀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学习，改造思想，同全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为办好幼儿教育工作而努力。
现在，我们对西藏叛乱事件发表一点意见。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的背叛祖国的罪行是十分可耻的。
最近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极为谎谬无耻的捏造，是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是我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
西藏是我国的一部分，平息西藏叛乱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意愿。
我们完全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帮助下，经过西藏人民的努力，一定可以把西藏建设成人间乐园。
印度干涉者的阴谋，一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从一个大迷梦里醒过来了
顾颉刚委员谈两年中的思想转变主席、各位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从1957年03月举行了二届第3次全体会议以来，到这回三届第1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虽是一个不太长的时间，但在这两年里，有反右运动的政治斗争和整风运动的思想战斗，有工农群众全面大跃进的生产战斗，有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系列的斗争和运动都是划时代的，战果也是极丰硕的。
我欣幸参加政协和中国民主促进会，亲历了和目睹了这些斗争和运动，从四面八方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使得一向落后的我愿意加强自我根本改造，并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宁静
我生活在旧社会里有五十多年之久，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长期影响下，使我深深陷入到个人主义的泥坑里而不自觉。
我一生以治学为目的，自己规定了计划做去，以为这样也对得起祖国和人民。
可是学术界中，可供研究的资料是无穷无尽的。
我既想继承考据学的传统而又处在动荡的时代里，不能像前代学者按部就班地学习，就觉得自己知识不够，亟须努力追上前人，方可掌握那方面的全部知识，因此穷年累月忙于业务，忘记了业务之外还有指导业务的政治和理论。
不但不注意政治和理论，甚至每天拿到报纸，也只望望大标题，所以对于政治斗争也是模糊的。
解放后，固然感到马克思主义的战无不胜的威力，人民政权和反动政权有本质的不同，可是一经联系到自己，就觉得我是向来不问政治的人，何必和政治发生关系，分去业务的工作时间呢？
加以记忆力很差，读过的新东西很快就忘了，这样，又不免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以为老年人何必向青年人看齐，弄得“画虎不成反类犬”。
又因数十年的书斋生活，养成了安于宁静的心情，所以尽管有人批评我，我竟充耳不闻，依然自得其乐地弄着我的老本行。
苦闷
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叫我担任研究员，我非常高兴，为的从此解决了生活问题，更可以专心研究。
历史科学本是一门最有政治战斗性的科学，但我总觉得研究学问应当分工，担任理论工作的自有其人，我不妨专在整理史料上致力。
哪知一到北京，一个运动紧接着一个运动，得不着充分时间从事研究，而且全国政协又把我列入特邀委员，开会更多，不但自己的计划不得实现，就连科学院分配给我的任务也没法准时交卷，心中非常苦闷。
每当接到一个开会通知的时候，常常懊恼道：
“今天又完了！
我的精神怎么能集中起来用到业务上呢？”
在这样后退不能、前进又无路的不安心情之下，自己觉得身体上所有的机能都呈现了衰退的现象，我真的老了！
1955年，朋友们介绍我加入民进。
我当时想，像我这样专搞学术的人参加到民主党派里能起什么作用呢，不过人家的盛情难却，姑且列入一个名字而已。
哪知隔了一年就被选为中央委员，我也只看成一个荣誉的头衔，并不曾想到我该负些什么责任。
不论白天黑夜，我老是在想：
在我的生命里，我的工作时间最多不过十年了，我怎样才可以在这个环境里抢出一点时间来做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工作，对后辈作些真实的贡献呢？
至于民主党派，对我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身外之物罢了。
惊疑
想不到到了1957年春夏间，右派分子借着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
06月以后，工农群众就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在这段时间里，我正在养病，有了细心读报的工夫。
每天翻开报来，总有一两个右派分子是我的朋友，而且这些朋友，有的有学问，有的有才干，往往是我钦佩的人物。
我始而疑，继而恨，终于结合了自己思想实际，深深反省，才认出自己也有不少的右派思想。
可是在那时的反右言论中，称我辈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示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两个范畴，并作严厉的批评，我看了起了反感，觉得政治思想固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别，至于客观性的科学知识则并不因人的阶级而有不同，何必一起加以否定。
直到后来红与专的问题提了出来，才使我渐渐明白：
一切学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科学研究者应当先红后专；
只有红透专深，才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交心
由于有了这一点初步认识，所以到了1958年，我就心服口服地参加了民进中央的整风运动。
交心条条写得多了，同志们就容易看出我的缺点，从而针对这些缺点给我以帮助。
费了将近一年的工夫，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细细加以分析和批判，才看出我种种错误思想的根源就在于个人主义，不但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地主阶级的。
同时，使我又明白：
像我这样一贯不靠拢党的人，为什么解放后党要屡次争取我，这就是因为要在对旧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之下，使我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伟大的祖国尽一点责任。
党这样地希望我，期待我，但我自己莫明其妙，还要把老一套搬到新社会里来，对于新社会的精神面貌一概不求甚解，以致厌烦学习，躲避开会，触处牴牾，怨天尤人，而党仍然没有抛弃我，还通过了民进的整风来教育我，这实在对我太优厚了，期望我太深切了，我哪能不感激，不愧悔！
谢谢反右运动对我大喝一声，整风运动对我热忱帮助，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把我从一个大迷梦里救出来了！
欢跃
从去年到今年，政协屡次给我们参观和视察的机会，我到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
在工农业大跃进运动中，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给我们看到了那里的城市和乡村的繁荣状况和工农群众的冲天干劲，处处给我以新的生命力，提高了我的思想觉悟，使我发生了要跟上工农一起进步的要求。
我在旧社会里，为了喜欢旅行，到过许多农村和边疆地区，目睹了那时帝国主义分子的蛮横，官僚资产阶级的腐化和残暴，农村的破产，人民的流离失所，这些惨象好像一幅幅的图画，深印在我的脑筋里。
解放后，由于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胜利，我才知道祖国强起来了；
现在到外面一走，看到了大跃进的成就，才又知道祖国富起来了。
处于旧社会的我，为了有一点爱国心，随处感到了绝望的悲哀。
现在党已铺平了一条光明大道，没有一个人的才能和力气用不出来，大自然也处处受到了改造而为人民服务，这和过去一对比之下是怎么使我兴奋和欢跃呀！
我们在郑州东风渠上看到一副对联：
“恨昔日蒋介石扒开花园口，危害千里；
喜今朝共产党建成东风闸，造福万民。”
同是郑州的黄河，而反动政权拿来害人，人民政权拿来利民，这岂不是地狱和天堂的差异？
我们再能不问政治，不接受改造吗？
再能不服从党的领导吗？
还童
李富春副总理在这次报告里说：
“广大的职工群众对于他们使用的设备和工具，是最熟悉的，也是最乐于加以革新的。……我们希望全国所有的工矿企业都能够发展这一方面的经验，……使旧设备‘返老还童’，使新设备‘锦上添花’，积极挖掘现有生产设备的潜力。”
我因此想起，这回出去参观，目睹许多地方工业里用的机器，原来是上海工厂里作为废品处理的，只是经过工人们的创造性的修理之后，就居然像新机器一样投入生产了。
我又在郑州纺织机械厂里看到他们的人民公社所办的小工厂，五金厂的原料是机械厂里的废铁，造纸厂的原料是机械厂里的废纸，酒精厂的原料是机械厂里的淘米水。
不但人无废人，而且物无废物。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地尽其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当时只是一种理想，而到现在则已一一成为事实，这是何等可喜的事情呵！
这些旧机器和废品尚且可以经过了修理和加工而返老还童，为什么我这个人和我的知识不能经过了改造而返老还童呢？
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只要坚决服从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只要加强改造自己，否定我过去的人生观，端正我的治学方法，并争取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提高我的理论水平，通过劳动实践，转变立场，我就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样，我就真的返老还童了。
固然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但是我有决心接受，也有信心实现，我仅在这次大会中面对着诸位同志提出这个保证！

党的领导使我走上了光明大道
古耕虞委员的发言
这一次我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听取了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并在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听取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的报告。
我首先表示对这几个报告完全拥护。
我是一个正在改造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刚刚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结业，在这一年多学习中，使我得到很大收获，今天我想把我学习前后的思想改造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
我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教会学校读书，并直接参加剥削三十余年，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的人。
全国解放的前夕，为了发财致富与党的商业工作同志发生接触，以后并认识 了一些党的领导同志，在这些领导同志的思想影响下，我才靠近了革命阵营。
全国解放后，党委任我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真是以国士待我。
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相当浓厚，对资本主义留恋不舍。
只想到国外去逍遥自在，过资产阶级生活，而不愿在国内任职。
1950年当邓小平副总理要在重庆安排我的工作时，我以中央贸易部姚依林副部长叫我到美国去有任务为辞不愿接受工作。
当姚副部长要委任我在国内工作时，我又以不懂社会主义经营为辞，愿以原来香港公司面貌出现在国外工作。
总之，我舍不得原来三千余元的高薪和花园洋屋，过不惯国内的“清淡”生活。
一切都从个人利益出发，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三心二意的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5年我回北京申请公私合营，当时也抱着两种心肠：
一方面是经过几年来与党的接触，对党的政策有所认识，从自己的前途着想，想积极与党靠拢；
另一方面我在香港经营的企业，正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希望合营后国家能拿出钱来替我还债，挽救我的破产。
我的愿望，在党的帮助下是完全的实现了。
这说明党对于我的照顾真是仁至义尽。
但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浓厚，自高自大，错误地认为自己不需要再脱胎换骨的改造。
自认为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时代只要跟共产党走和共产党合作就行了。
资产阶级分子掌握了现代文化技术，工人阶级也需要，因而就产生了美化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在1954年就同意右派分子章乃器的“红色资产阶级”的提法。
听别人说资产阶级的丑恶面就不舒服，总认为过甚其辞，以致发展到对工人阶级不服气，认为本企业的工人无可学之处。
在第1期社会主义学院招生时，自己就没有报名，不愿参加，思想里认为有党员搞政治，我搞业务就行了，把政治和业务分开看待。
党的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给了我很大教育，在铁的事实面前使我认识了资产
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给我敲起了警钟，这才明白了资产阶级不进行脱胎换
骨的改造，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能为名利服务。
我开始感到我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已经到了不适应我的地位的情况，因而争取参加了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
经过一年的学习，使我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社会主义学院是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熔炉，是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一个极好场所。
设立这样的一个学院，正说明了党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关怀。
我感谢党使我在这个学院里得到了很大收获。
我的收获，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初步克服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摇摆思想。
如上所述，新中国建国十年来，我虽然跟着党走了十年，但是在三心二意摇摆不定中走过来的。
就是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中间也还表现过一些摇摆，如对台湾海峡的局势，就有些担心，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
在参加人民公社的问题上也是因为自己是国家的高级干部不参加不好而报名的，实际上顾虑很多，不愿参加。
这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在经过学习、辩论之后，有了一定的认识。
首先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初步认识，明白了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的道理，认识了共产主义的美满前景。
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学习了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件和听了周总理、陈副总理报告之后，认识了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注定了它们灭亡的前途，这都有助于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二）提高了政治嗅觉，对大是大非初步有所认识。
过去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没有改变，所以对大是大非分辨不清，甚至无能辨别，这是非常危险的。
经过一年的学习，使我的政治嗅觉有了提高，对大是大非有所认识。
在学习小组讨论中听到不正确的发言也能进行批判，大体上能辨别香花毒草，分清是非界限。
（三）初步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未学习之前我对无产阶级的这个武器完全不会使用。
在同志们对我提出批评意见时，虽然表面接受，但心里万分难过。
自我批评时也是不敢暴露自己，不深不透。
批评别人也是不习惯 的。
经过一年的学习锻炼，特别是小组会上的辩论、批评，现在已经能够初步的掌握了这个武器，对自己的一些缺点敢于暴露一些，接受别人的批评时不是过去那样的难过了，也比较虚心一些，对别的同志也敢提一些意见。
虽然距离无产阶级的标准还差的很远，但已经能够初步掌握，对于我的继续改造是很大的有利条件。
（四）初步体验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有了一些劳动观点。
过去我是一个从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的人，对工农群众的劳动根本没有体会，甚至是轻视的。
这次在学习中我们参加了四季青人民公社的生产劳动，从实际体验中我才真正领会到劳动是不容易的，是伟大的、光荣的，不劳而获是可耻的。
同时才真正理解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与一位女社员共同劳动，她的劳动效率竟比我强十倍，使我感到非常惭愧。
经过这一段的劳动，使我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有了不少变化，有助于我继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总之，一年多的学习给我很大的收获，使我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脱胎换骨自我改造的决心。
向党靠拢一大步，认识到一定要听党的话，服从党的领导。
虽然我的收获甚大，但距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仍差得甚远。
但是党已把我引上了一个光明的大道，只要我继续努力不断前进，我相信一定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现在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我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积极学习，继续改造自己。
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经常地来衡量自己，批判自己，特别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践，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改造。
以上是我通过一年来学习的一些体会，希望各位委员指正并祝各位委员健康。

出版工作遍地开花
祝志澄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以及李维汉副主席关于政协第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这些报告总结了我们国家在1958年大跃进中各个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我欢欣鼓舞，我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任务。
总理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全国在校的学生总数，将近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约有一亿人），工人、农民业余的文化、技术学习，已普遍开展，绝大部分文盲已经脱离文盲状态。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学习政治理论和科学技术知识，这就要求出版工作者（包括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各部门）出版更多更好的书籍、画册，进一步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现在我只想讲讲出版工作。
总的说来这项工作像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在全国解放以来，是有很大成绩的，特别是1958年党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出版工作者和其他各部门的职工一样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工作上有了很大的跃进。
毛主席早在1949年就指出：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现在我国已经开始兴起了社会主义的文化高潮，出版工作是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是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服务的。
因此，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党所提出的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工作的总方针，紧密配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多、快、好、省地积极、认真地作好我们的出版工作。
几年来，特别是1958年的出版工作，可以说已经开始在遍地开花，各省、市、自治区多已有了正规的出版社，并且已有相当规模的印刷厂，甚至有的县也有了出版工作。
在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方面，中央建立了民族出版社，民族印刷厂，已能印刷八种少数民族的文字，尚有三种正在建立；
各个少数民族地区都开展了出版印刷工作，尤其是新疆、内蒙古、僮族三个自治区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出版社和印刷厂。
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主席的著作，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反映我国人民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文艺作品，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通俗读物等书籍，中外古籍的整理、翻译工作也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加强。
教科书的供应，各省市、自治区已开始自己编印。
复制了很多美术作品，包括古代与现代的画家名作，有的还正在复制，今后还要继续复制。
各省还普遍出了画报，并且大都在自己印制，这说明出版工作贯彻了为政治、为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从各个方面来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
同时印刷、发行工作也配合着出版任务的要求，在各自岗位上实现了全面的大跃进，加强了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的协作。
这样很好地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出版工作，可以说在解放前是不能想像的。
特别是画报的出版，在过去是很多地区不敢出版和没有条件印刷的，现在连内蒙古和青海都有了。
出书时间大大缩短，很多配合政治任务的宣传书籍在一、二天之内就能出版，一般的书籍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版，并且质量很好，美观，错误很少。
在技术革命的号召下，各地出现了很多技术上的革新，合理化建议，那怕是很小的工厂，都有几十条几百条。
机器设备的改进，工具的改革，各种操作方法的改进，到处都可看到。
无线装订法在各地开始实行，节约了原材料，缩短了出书时间。
因而大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成本。
汉文方块字的排字机械化，是多少年来大家期望的，现在已有了办法，好几个地区的印刷业正在开始制造。
1959年是我国各项工作更全面大跃进的一年，为了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高潮的要求，出版工作的各个环节必须更加紧密配合，在“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之下，一定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更好的来满足社会上的需要。
大力改进各个环节的经营管理，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竞赛，大闹技术革命，更进一步的苦干、实干、巧干，挖掘潜力。
秉着政治挂帅，首先要求编写得好，大力提高书籍内容和文字质量。
并要切实提高印刷纸张的质量，提高各种原材料的质量，提高印制的质量，要印刷得字迹清楚，墨色均匀，色彩鲜明，保证每本书不出错，不缺页，不倒页，装帧美观，坚固。
还要注意降低成本，提高发行的服务质量，很快的把好书送到读者手里。
我国的文化出版事业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更为无产阶级的出版事业开辟了光明广阔、无限美好的前途。
让我们在1958年出版工作大跃进的基础上实现1959年更大的跃进，出版更多的好书，来迎接我们伟大祖国的国庆十周年，迎接社会主义的文化高潮。

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大协作
朱物华委员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经验各位委员：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维汉副主席所作的政协工作报告。
这两个报告非常全面而细致，我们应该长期的进行学习，并贯彻到实践中去。
通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
现在可以肯定：
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的工作都已取得很大的成绩。
在高等学校方面，广大师生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已深入人心，教育质量提高了，科学研究工作展开了，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三结合的基地初步搞起来了。
目前许多高等学校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面跃进重点提高的新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继续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一方面提高教学质量，一方面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
在目前全国大跃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所需的器材设备和加工力量都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经过去年和工厂、企业进行共产主义科学研究工作大协作中有如下几点体会：
（1）在高等学校中，组织各教研室的人员共同协作完成所承担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
在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下，必须分清主次，抓住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项目以及生产中的关键性问题，订好科学研究规划，组织高等学校中许多有关专业的技术力量，发动大家的积极性，共同协作，使规划中的各项工作落实可靠。
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进行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水轮机组的容量论证工作时，由于牵涉业务范围较广，组织了七个系二十几个教研室的四十多名教师分工协作，得到了初步的成果。
（2）进一步加强和工厂密切合作
事实证明，只有通过工厂和学校的协作，才能使科学研究工作更直接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学校的技术力量和设备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并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结合，有利于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在学校同工厂的合作中，应当采取的方式是：
1．合作互助，一起猛攻尖端。
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器专业师生与沈阳变压器厂合作试制新型三十三万伏超高压电流互感器就是很好的例子。
电器专业师生和工厂都准备在“十一”献礼，所以双方互助合作，结果在工厂很快就形成了党委领导下的“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教师、学生”五结合的局面，成立了攻尖队，先后完成了九种产品改型设计，最后制成了互感器。
2．相辅相成，互通有无。
齐齐哈尔第1机床厂原定去年年底制出电子管仿型立式车床，但缺少电力传动方面的技术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师生也要试制这种产品的控制部分。
厂校协作后，三十七名师生深入工厂，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不到三个月就试制成功了。
3．总结工人在技术革命中的先进经验。
哈尔滨机联厂工人在技术革命中创造了“积木式”机床，开辟了机床制造的新方向。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制造工艺专业师生拜工人为师，与工人一起总结了这些经验，充实了课程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完成了一套“积木式”机床的试验设计。
（3）加强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与企业部门的合作
为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地向前发展，还必须把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和企业部门的技术力量和设备联合起来协作，才能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
有一些项目只需集中各有关方面的人力和物力而不需很多的器材和加工力量就可以解决。
这些工作目前尤应立即组织进行。
例如长江三峡电力系统在和我国许多其他电力系统联合运行时，必须实现自动化和远动化。
这就需要在电力系统中设计高频通道。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技术改进局、电管局等企业机构联合起来，利用了各方面现有的仪器设备在现有电力系统中进行了高频参数测试工作，为三峡系统有关设计打下初步基础。
这种工作只要几方面的协作就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成绩。
（4）促进高等学校间科学研究工作的协作
在高等学校方面，尤其是在邻近的高等学校间，有许多可以联合起来共同研究的项目。
在技术力量和设备方面都可以相互补充，互相支援，这样就可以进行单独时不能完成或完成很慢的项目的研究。
这也是多快好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
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提倡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力求实效，不务虚名，争取更大的研究成果。

话剧应进一步创造不同的风格
熊佛西委员的发言主席团、各位委员：
我衷心拥护各位首长的报告。
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反映了我们六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冲天干劲的辉煌成就，是一篇伟大的史诗，是大跃进的总结，也是鼓舞我们争取更大跃进的响亮号角。
周总理在有关我们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任务方面这样恳切地指出：
“我们相信，经过科学上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竞赛，不要很久，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一定能够进入一个昌盛的时代，并且获得伟大的成就。”
这个指示更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最近我们话剧界正在讨论如何进一步提高话剧的质量问题。
我是一个话剧工作者，现在，也就这方面提出些个人的看法，请指正。
话剧是“百花”中的一种，是最能及时反映现实、最富战斗性的艺术，这朵花一直是在党的关怀与扶植下成长起来的，并且逐渐壮大起来了。
特别是近十年来，党和政府对于话剧事业给了极大的发展机会，全国各省市都成立了一个或数个话剧团院，经常公演话剧，并且还创立了两个专门培养话剧人材的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为话剧界培养了很多生力军。
为了改造我们自己，为了配合工农业的大跃进，我们话剧工作者也和其它兄弟剧种的同志们一样，深入到农村、工厂，锻炼、演出，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远远落后于客观的需要。
人民不但需要更多的话剧，而且需要更好的话剧。
所以，如何进一步提高话剧的质量的问题，就迫切地需要解决。
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广，政治挂帅，深入生活，钻研技巧等都应该是我们首要的课题。
政治不挂帅，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不深入生活，我们便内容空虚，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坑；
不掌握熟练的技巧，我们的作品和演出则不能引人入胜，技巧不能孤立地去钻研，必须和思想、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
精炼的技巧乃来自健康的思想、丰富的生活。
此外，我认为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倡不同风格的创造。
剧本应有不同的风格。
演出也要有不同的风格。
有了不同风格的剧本，便能产生不同风格的演出。
即是同一个剧本，假使由两个剧团演出，也应该创造不同的演出风格。
否则，便缺乏创造性。
甚至易于流入抄袭。
牡丹虽是一种花，但是它也有“姚黄”、“魏紫”、
“赵粉”之别，为什么我们话剧不应有更多种多样的风格呢？
为了促进话剧不同风格的创造，我提出如下的建议：
1、每个话剧团院应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当然，这种风格必须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或是符合马列主义美学进一步发展的。
2、每个话剧团院应有自己的剧作家（或特约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自己的保留节目。
3、地域与地域之间、剧团院之间，应大力开展“不同风格的自由竞赛”。
4、对于话剧的艺术人员应保证他们学习政治、钻研业务（勤修苦练）、深入生活的时间。
一方面使他们有集体学习、锻炼的时间，另方面也有独立思考、个人读书的机会。
5、北京或上海应有一个专演外国古典剧的剧院。
6、我们应学会两条腿走路的本事，一方面向我们自己丰富多彩的戏剧艺术学习，向五十年来的话剧传统学习，另方面也要向外国的进步戏剧艺术学习。
首先是向苏联学习。
我深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话剧界的同志们共同努力下，话剧这朵花今后必会开得万紫千红，更加清新灿烂。
最后，和全国人民一样，我向西藏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发动的叛国罪行表示无比的愤怒！
向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给予严正的警告并向平息叛乱的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谢意。

南通市城区居民怎样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陈鹤琴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报告。
最近，我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团到江苏、扬州、淮阴、南通和苏州各专区视察大运河修建水利工程，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发展情况。
去年九、10月间我曾在徐、淮地区参观了刚刚成立的十个人民公社；
后来，我又在南京郊区参观了几个人民公社；
这次，我在南通第1次看到了城区人民公社试点的情况，感到很兴奋。
现在我把南通市城区居民怎样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生产的情况介绍出来，以供大家参考。
建社试点
南通市城区居民建立人民公社试点情况。
南通市是一个中等小型工业城市。
它的面积不过一百一十六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二十七万多点，城区和郊区几乎各半。
1958年随着全国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南通工业生产也飞跃地向前发展，由六十个工厂发展到二百八十八个工厂。
由于工农业大跃进，劳动力就感到异常缺乏。
因此，南通市郊区农民和城区居民就建立了人民公社，大大解放了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生产力。
南通市城区居民究竟怎样参加人民公社试点来解决劳动力问题呢？
通过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全民性整风运动，居民觉悟有了普遍的提高。
在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下，党提出了全民办工业的号召，街道办事处也发动了群众，创办了一些工业。
当时是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
劳动力仍不可能全面调配，生产设备不可能充分利用；
技术力量薄弱分散；
集体福利事业难以开展；
妇女劳动力在繁琐的家务劳动牵累下不能得到解放。
因此，工业不能很好的发展起来。
在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下，广大群众热烈要求建立人民公社，以解决民办工业中存在
的各种矛盾，改变城市面貌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1958年08月下旬，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宣传教育，接着以街道办事处的同志和地区居民代表组成了建立人民公社的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建。
居民们听到这个消息奔走相告，情绪高涨，载歌载舞，纷纷申请入社，如东北马路居民陈莲英说：
“人民公社真正好，人人参加生产，户户没有闲人，妇女的好处更是说不完，有了食堂，托儿所，不带孩子，不烧炉子，不做鞋子、不补袜子，从此妇女跳出家庭小圈子。”
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广大居民的热烈拥护，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第1个人民公社试点在该市建立起来了。
民办工业
人民公社建立后，社会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得到更大的安排和调度。
工业和卫生福利事业进一步得到发展。
比如民办工厂，公社建立后就由九个增加到大小工厂、工场以及加工小组共八十四个，另外还建立了三个副业生产队，一个饲养场；
职工队伍由二百六十人扩展到七千九百五十七人，消灭了失业现象，不少的生产资料由分散到集中，充分发挥了设备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力。
民办工厂究竟怎样办的，怎样发展起来的？
首先，南通市民办工厂在党的领导下，正确贯彻了为大工业服务，为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方针。
从产品上看，有为钢铁、水泥、机械、纺织、制药大工业服务的，如铅丝编织、梭子、玻璃制品、软木制品、砂皮等厂生产的铅丝筛子、布机梭子、玻璃贮器、瓶塞、砂皮等；
有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制造修配的，如我们所视察的五金修配厂生产的土轴承和农业机械的修理等，还有如直流收音机、手套、围巾、布匹、丝棉、石碱、肥皂、玩具等为人民生活需要而生产的产品以及六角铅丝网、瓦轮丁、糯米纸等出口商品。
据了解，在大搞生产、大搞福利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如缺乏资金、设备和技术力量，生产、生活用房不够使用等等。
当时居民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贯彻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土到洋，土中出洋等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针，克服了困难，发展了生产和福利事业，而且有的工厂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
如我们所视察的五金工厂，开始建厂时只有一个借来的钳子，六个人以六十元的资金在九平方公尺的房子里进行生产，到我们视察时，情况完全不同了。
五金工厂职工已有二百八十五人了，厂房虽然还是不大够用，但已有大小十一个车间了，设备上比以前充足得多了：
有车床三台，刨床一台，冲床十五台，锯床一台，马达五只，产品大大扩增，制造了出口商品，产值也正在不断上升，该厂去年第2季度为二万九千多元，今年一季度就为七万二千多元，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
又如棉织厂，开始时，从家庭解放出来的少数妇女参加，她们都是“生手”，不会织布的。
我们视察时，已有一百三十多个熟练工人，建厂是在旧城隍庙里。
创办时，一无所有，工人提出要求，苦战三个月，不要工资，结果一个月以后，就发津贴，现在每月平均工资十八元，产品数量也大大提高，今年03月份就超额完成任务，共织成了一千三百八十四匹布。
南通全体民办工厂建社以后和五金厂、棉织厂一样地成长壮大起来。
全社去年第2季度工业总产值计三万二千一百三十四元，到第4季度，产值即达到五十七万九千六百二十元，为公社化前二季度产值的十八倍。
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今年全社工业职工热烈展开了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人人做先进，个个争先进，大摆“九比”擂台，激发了社员的劳动热情，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劳动效率，一季度工业产值就完成六十四万八千五百六十一元，比去年第4季度增长百分之十，为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作出了更大的努力。
集体福利
集体福利事业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是分不开的。
要解放妇女劳动力，必须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如：
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
城市居民中妇女要占大多数，据不完全的统计，南通市一万二千多个居民中，妇女占百分之七十八点八八。
为了彻底把妇女从繁忙家务和小孩牵累中解放出来，公共食堂的设置，托儿所、幼儿园的创办，就成为必要的条件。
因此，该社就开始进行设置公共食堂，举办托儿所和幼儿园。
据了解，到现在为止，该社共有八十五个公共食堂，就膳人数达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八人（其中约四十四人系非社员）。
托儿所、幼儿园共五十四个，受托儿童为二千零八十三人，其中全托幼儿园三个，受托儿童五百五十人，还在不断增长。
敬老院一所现仍由市人委管理。
我们参观了夺得竞赛红旗的第38所公共食堂，简称“南园食堂”，感到非常满意。
“红旗竞赛”据说是经常定期举行，以交流经验为目的。
“南园食堂”办得比较最完善。
现在把我们所看到的几个优点，介绍出来以供参考：
（一）树立食堂为生产服务的观点。
树立食堂为生产服务的观点，首先，通过人民公社文件的学习和办好食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政治教育，南园工作人员人人政治挂帅，人人不怕困难，苦干、实干、巧干、动脑筋、找窍门，搞好伙食工作，使社员们感到比在自己家里吃得还好。
年已七十五岁的老炊事员姚顺林同志年纪虽大，干劲冲天，在半天内做出八十种菜向党代会献礼。
我们参观时看见当天中午菜单，确是“丰富多采”：
荤菜有十六样，素菜有十三样，价钱也很便宜，最低的只三分钱一样，最高的也不过二角五分钱，这是大受群众欢迎的原因之一。
（二）搞好副业生产是改善伙食的必要途径。
南园食堂全体工作人员大力发展副业生产，以期改善伙食，满足群众的需要，争取早日全部素菜自给，因此发动了全体工作人员多方面收集种子，平填、耕锄园地、空地、路边场边、屋前屋后等处，现已种了约十二亩菜地，我们到处巡视了一下，看见了小白菜、芥菜、萝卜都已长得幼嫩可爱，还有各种瓜类、豆类已下了种子，此外，鱼塘里养着几种鱼类，听说有二万尾之多，猪圈里养猪六头，食堂还准备养小鸡二百只。
这些措施对于伙食的改善是有很大的利益的。
（三）贯彻集体与个人自由结合的原则。
一方面社员用粮票买饭，用钱买菜。
在食堂里吃或者拿回去在自己家吃都听各人的方便，另一方面，病员、残废的、年老的、产妇都得到相当的照顾。
（四）管理工作也能做到既民主又集中：
首先，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大家参加食堂管理，充分发扬民主，达到事事有人负责，人人对事负责，每周召开一次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定期召开民主代表会吸收群众意见，随时总结经验和改进工作。
其次订立食堂四个制度：
（1）粮油管理制度，（2）饭菜票就膳制度，（3）财务公开制度，（4）保卫制度。
由于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建立，做到这几点，从而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对改善伙食及时改进工作起了决定性的积极作用。
再次，注意卫生工作方面：
为了保证社员身体健康，做到室内外清洁，餐具天天在未用前全部进行消毒，达到符合杀菌的要求，桌凳无灰尘，半个月彻底大洗一次，做到室内六面光，室外无垃圾杂草、无污水，饮水做到缸缸消毒，用过滤水，使食堂达到清洁卫生医院化。
以上这些，我在参观了之后，我们认为都是确实做到的。
初见成效
半年来，南通市城区居民人民公社试点是取得一定成绩的。
作为一个试点，它是正在摸索一条城区办人民公社的经验。
由于城市与农村有所不同，城市情况比农村复杂，南通市人民首先在党的领导下把城区居民组织起来，积极地发展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从去年09月间成立以来，南通市城区居民公社试点已显示出公社的巨大的优越性。
（一）解放了居民的特别是妇女劳动力；
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南通全市二十七万多人口中，郊区十四万多人成立了三个红旗人民公社，城区十三万五千多人，除机关、工厂、学校和企业职工以及未成年的和年老的外，有二万六千六百四十七人，其中男一万零二百二十一人，女一万六千四百二十六人，全体劳动力都参加了生产，这对于居民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
有从分散走到集体的，有从无组织的生产方式走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部分原来靠救济生活今天能自食其力了。
生产关系中变革最大的要算一向靠人吃饭、围着炉灶、带着孩子的妇女们，今天与男子在生产战线上并肩作战，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二）为个人增加收入，为国家创造财富。
据了解，在过去六个月中，南通市城区居民人民公社试点所举办的工业总产值为八十四万多元，今年第1季度就为六十四万多元，照目前生产发展情况以及社员劳动热情，冲天干劲情况看来，今年余下的三个季度的工业总产值一定有更大的增长。
以社员个人工资的收入来看：
去年第2季度公社建立以前，全社地区发出的工资是一千七百三十四元，第4季度公社建立以后发出的工资是十一万一千八百二十元，为公社化前发出的工资总数的六十四倍；
今年一季度发放工资达十四万五千五百元，比去年第4季度又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参加劳动生产的每个社员平均工资在十五元左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
由于生产的发展，目前居民当中基本上消灭了救济户。
社员们由于心情舒畅，日子过得一天好一天，干劲都更足了。
如寺街，有个六十二岁的王家妈妈，在食堂做辅助工，第1次得到十块钱工资后，她高兴极了，说：
“我今年六十二岁，没有想到有工作做，还有工资拿，过去一直在家做饭、带孩子，要钱总是向丈夫或女儿、儿子要，自己心里总有点难过，今天拿到工资，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我在社里组织社员下乡拾棉花，支援农业生产，我今天颈上虽然生了一个疖子，拾棉花是轻微劳动，我还是要做的。”
这说明，妇女的生产劳动力的解放，一方面会树立起她们的自尊感，同时会发挥出她们的冲天干劲来建设社会主义。
（三）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精神面貌有了巨大的改变。
人民公社建立后，人们的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对各项运动都能积极参加。
如在去年大搞钢铁时，数以千计的社员都热情地夜以继日战斗在高炉旁边或者轮流参加敲矿石、耐火泥等劳动，大搞机械时，社员们都纷纷肩抬手提的把废铜烂铁出售或献给国家。
随着生产事业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为改善。
旧有的恶习已经绝迹，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如：
南城门地区1957年十一和十二两个月发生民事纠纷三十一件，其中婚姻二件，抚养二件，家务四件，债务六件，房屋十五件。
公社建立后，就没有发生任何纠纷。
多年来没有说话的街坊和好了，经常吵架的家庭和睦了，人民内部团结加强了。
帝国主义者硬说我们破坏了家庭制度，其实，我们建立了民主团结的大家庭。
以上所说，是否确当，尚希指正。

学然后知不足
吴晋航委员谈学习的收获主席、各位委员：
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李维汉部长关于第2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我完全拥护，并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就而欢庆！
两年来学习收获丰富
我过去是一个金融资本家，今年六十六岁。
为了加强自我改造，曾于1956年请求组织上批准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两年多来学习的收获是很丰富的。
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学中采取各项措施，对我们循循善诱。
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中国革命史等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课和受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参加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向党交心并制订自我改造规划，结合参观和参加生产劳动。
在学院领导的教育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有不少收获。
与入学前比较起来，自己的立场是有了转变，思想认识也有所提高。
前人说过：
“学然后知不足”，我正是愈学习愈感到自己空虚，愈感到不学习，不改造，就会落在时代的后面。
我现在谈谈学习中的主要收获：
一、通过参加体力劳动，开始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社会主义学院学员年龄平均约五十五岁，学院为了贯彻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又照顾到同学们的体力，组织我们参加一些轻微的半日的农业劳动。
尽管我们没有做到同农民同食同住，但在劳动时同农民弟兄接触，也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受的封建教育，长期过着资本家生活，根本不事劳动，一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还自以为高人一等。
在劳动实践中，才显出自己的无知无能，技术性的活干不了，重活又吃不消，做农民的一个助手都不合格，真实地体会到一衣一食来之不易。
这才懂得劳动人民为什么憎恨剥削阶级，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可恶，我坚决放弃“定息”，斩去剥削的尾巴，这正是自己对劳动人民补过自赎的所应该做的事。
二、初步建立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
经过学习理论、参加整风和反右斗争，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思想有所转变，认识到社会发展规律，资产阶级必然消灭，也应当消灭。
工人阶级立场思想才是符合真理的，自己应该逐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随时随地用工人阶级的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处理问题。
自己觉得在这方面有了一点进步。
三、开始习惯集体生活，对于人民公社化不怀顾虑。
从去年暑假以后，社会主义学院迁至郊外，我和绝大多数同学都住在学院里。
从早到晚都是集体生活，自己料理扫除、取水等事，这对我们这些一个自由散漫、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人，最初是不习惯的，半年之后，逐步习惯了。
吃食堂自己管理生活，过得也满愉快。
集体生活培养集体主义思想，对于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有很大好处。
还要继续努力改造
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我觉得是很幸运的。
党对我们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进行自我改造，使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感谢党十年对我的培养教育。
但是，由于主观努力不够，直到今天，改造得还是差得很远，两面性依然存在，改造过程中还时有反复。
虽然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初步认识到一些真理，但不等于已经改造好了，决不能产生厌倦改造的心理。
我深深体会到改造思想，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停顿于中游是不可能的，从学习中所获得的一些认识，还迫切地需要在实践中去考验，出了学院就是实践的开始。
我一定遵循年初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中央会议所决定的：
以政治思想改造为统帅，以企业或工作岗位为基地，以劳动和实践为基础的方针，继续不断地进行本质改造。
以六项政治标准为准则，全心全意地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微末的力量。
决不容许干涉我国内政
末了，我对于逃到印度去的一小撮西藏叛国分子，与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进一步勾结，继续劫持达赖喇嘛，一再假借达赖喇嘛名义，发表颠倒是非、污蔑我政府的所谓“达赖喇嘛声明”一事，感到万分愤慨！
这一小撮逃亡印度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甘心投靠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犯下罪大恶极的叛国罪行，他们已遭到藏族同胞及全国人民的唾弃，自取灭亡，令人痛恨！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包括许多政治领导人物在内，利用西藏叛乱，竟公开支持西藏叛国分子，一再发表干涉我们内政，破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论，暴露他们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扩张野心和阴谋。
这是我们站起来了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我在此正告印度干涉者：
我国的内政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人干涉，干涉者的挑衅行为将遭到六亿五千万双铁拳的回击。
奉劝你们还是临崖勒马，不要给帝国主义效劳，那对于一个素称和平中立的国家是不会有好处的。
最后，敬祝各位委员身体健康！

彻底改造，重作新人
章伯钧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维汉副主席的“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一个犯了严重的右派罪行的人，今天我有机会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发言，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又是自惭形秽。
现在请允许我把从犯罪以来，在通过斗争反省和学习的过程，对于自我认识和自我改造的情况向各位先生汇报一下，恳求进一步的帮助。
（一）我感谢党和人民在反右斗争中给我的严肃的批判，和深刻的教育，使我逐步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向人民低头认罪；
同时感谢党和人民给我的宽大处理，使我从罪恶的深渊中获得拯救，得到重新作人的机会。
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党给我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机会，使我的生活有一个新的开端。
我初入学院时，心情异常沉重，怕犯新的错误，怕再遭受批判，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
这正说明我的反动立场没有转变，对接受改造是有抵触的。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领导上多方的启发和同学们的热情帮助，尤其是通过学习党的文件和毛主席的著作，抵触情绪逐步减少，认识到学习和改造是绝对必要的。
但由于我的觉悟不高，主观努力不够，我学习得很不好。
即使是这样，在学习中我还是有不少的收获，对于自己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同时在短期的劳动实践中，也使我打开了眼界，放下了架子，在思想感情上起了一定的变化。
（二）在伟大的反右运动开始时，各方面揭发了我的重大的反动言行，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谴责，所谓旧的名誉、地位和面子都一扫而光。
我当时感觉人生已无意义，前路生机已告终结，曾经有过极端的消极情绪。
后来经过领导上的教育，群众的批判帮助，使我认识到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危害性，是难以饶恕的。
但党、毛主席和人民给予我宽大处理，安排了生活，安排了学习，我深切体会到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英明的、而又严肃的。
因此我的悲观失望情绪开始有了转变。
特别在全国的整风交心运动，工农业生产、文化技术革命的全面大跃进和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我经常将自己的错误言行，同当前光明宏伟的事实互相对照，进行自我反省。
我更加深深地认识到党、毛主席是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光辉灿烂的。
任何右派分子只要能悔悟改过，彻底改造，还是有前途的。
我应当心悦诚服，消除一切消极悲观情绪，积极进行自我改造，转变立场，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三）我认识到自己本是一个十足的老右派。
我的反动思想、反动立场和反党的活动是有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的。
1927年我背叛了中国共产党，堕落成为中间路线分子，专作政治军事投机的活动。
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一直没有予以清除。
1951年07月01日正逢光荣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诞辰之日，我虽然发表了“共产党救了我”的自我批判一文，表示了悔悟之意，但仍然没有掘除反动立场的老根，对旧事物留恋，对新事物只是表面接受，内心则保持距离，表现了两面派作风。
这种潜伏下来的反动思想，掩藏起来的反动立场，到1956年国际的反共反苏逆潮汹涌时，便又重新冒了出来。
趁1957年全党整风的时期，做出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我曾在1956年提出过把政协作为“参议院”，1957年又提出把民主党派作为“政治设计院”的荒谬言论，要把民主党派作为对抗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具，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变为英美资产阶级式的议会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为了满足我的政治欲望，还利用了我在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工作岗位，篡改了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整风前夕，我更利用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向党猖狂进攻，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到重大的危害。
这完全说明了我之成为右派，决不是偶然，而是“势所必至，理所固然”。
（四）当各方面对我进行批判和谴责时，我总想找到一些理由，来减轻自己的罪责。
经过一场内心的苦斗，只是忍下来了。
到了1958年通过学习和深刻的反省，我才逐步认识到：
反右斗争是一场伟大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对右派分子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自我革命。
我的罪恶既然激起了人民的公愤，人民对我加以严正的声讨，是义正辞严的。
大非已定，大是已明，更不应该在群众所揭发的大量事实中作枝节的计较，企图逃避应得之罪。
此外，阻碍我深刻认识自己罪行的，还有个所谓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功”的问题。
这一想法在反右斗争以后，经常在我的思想中出现。
现在我认识到我对人民革命事业不但无功，反而是有罪的。
在大革命时代，由于党的力量和威信，使我取得了政治地位，但是我始终没有忠实地执行党交给我的任务，反而在革命困难的时候，背叛了党，投到中间路线去活动，表面上是反蒋，实质上做了破坏革命的勾当。
到了第3条道路走不通时，我又从新靠拢党，取得党的宽大，使我在政治生活中得到活动的方便。
然而我在遇到政治斗争的重大关头时，往往表现动摇软弱和两面派的作风，同时，思想上又日益右倾。
解放以后，我又利用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许许多多的政治地位。
党待我是仁至义尽，而我还是不改故态，仍旧不忠实于党，没有认真学习改造，不老老实实地接受党的领导，为党和人民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工作。
在三反时，我犯了错误，党和毛主席仍然容忍期待，希望我憣然悔悟，彻底改造，立功赎罪。
然而我在党整风时，反以怨报德，居然大反特反起来，撕破了自己伪善的假面具，露出了反动的真面目，堕落为右派。
总之，我的一切政治活动，根本无寸功之可言；
坚持反动立场的人，必然自食其果。
（五）在1958年冬季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代表们的严正批判和热情的帮助，我更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更清楚地了解到民主党派资产阶级性的本质，认识到民主党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诚心诚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必须在政治生活中贯彻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促进民主党派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员，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
回想在反右以前，我是如何罪恶地把民主党派作为对抗党的工具的活动。
同时，我更认识到一个右派分子更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在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以后，就必须真诚悔悟，痛改前非，主动地争取自我改造。
毛主席所指示的六项标准，正是右派分子改造中唯一衡量自己言行的准绳。
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我悔恨自己的顽劣，在过去十年中没有真正努力改造自己，我今后一定要诚心诚意地服从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大道，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长期地改造思想，从实践中来改正错误，向党向人民赎罪。
（六）由于党和人民给我的宽大，使我今年03月有机会到浙江参观和学习。
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去参加视察工作的，起初极为踌躇，害怕和广大的工农群众见面。
但我又想到，应该不要再顾自己的什么臭面子，而是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因此我还是鼓起勇气去了。
我这次到了杭州，参观了半山机械厂，浙江麻纺厂，都锦生丝织厂，和绍兴钢铁厂，参观了良渚、苋桥、西湖、灵桥四个人民公社，也参观了杭州花牌楼和小营巷的居民委员会的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最后参观了新安江水力发电站工地。
1955年，我曾经去过这些地方；
这次旧地重游，看到了在这短短两年中，各方面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和进步，使我有极深刻的感悟。
1955年我曾去过杭州麻纺厂和都锦生丝织厂，这一次我又去看了这两个厂，他们的生产设备有了极大的增加，杭州麻纺厂增了五倍，都锦生丝织厂增了十倍，总产值的增加更大。
新安江水力发电站原定要在1961年底才能发电，在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精神鼓舞下，有了极大的跃进，今年国庆节即可发电了，整整提前了两年。
我以前看过的几个农业合作社，现在已分别合并成几个人民公社了，不但农业得到了丰收，生产量大大的提高，而且办起了几十个工厂，几百个中小学校，发展了工业，发展了教育。
农民的生活有了普遍的改善，而且由于办了托儿所，敬老院和公共食堂，使幼有所养，老有所归，各人吃饭不要钱，同时成千成万的妇女都从繁忙的家务劳动解放出来了，发挥了史无前例的劳动力量。
面对着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我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毛主席的伟大。
我现在有个不移的信念，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性的条件，劳动人民无穷的创造力量在短短几年中取得了这样辉煌惊人的成就，今后的发展将必定更加迅速，更加宏伟。
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
多少年来，西藏人民在奴役和剥削制度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藏才得到和平解放。
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的建设、发电厂、农场、工厂、医院、学校等等的建设，使西藏人民的生活逐渐改善。
但是西藏的叛乱分子，却不愿西藏人民摆脱农奴生活，他们拒绝民主改革，拒绝实行十七条协议，妄想永远保持剥削人民的特权，以至勾结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蒋介石反动派，实行武装叛乱，破坏祖国的统一和汉藏两大民族的团结。
这一系列的叛变祖国的活动，是每一个爱国人士和西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现在叛乱分子已经受到人民的惩罚，他们的阴谋已经完全破产了。
正如周总理所说的“从此，西藏人民将逐步摆脱贫苦落后的黑暗生活，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一件大喜事。
但是中国人民所喜欢的事情，一定也是帝国主义反动派所不喜欢的。
正如在1957年，帝国主义反动派曾经利用中国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可耻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恶意的宣传，造谣诬蔑。
我想到自己的罪恶活动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所利用，使党和人民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感到十分可耻，而且至今想来还是不寒而栗。
这次西藏反动集团的叛乱，帝国主义反动派又是故技复萌，猖狂发动造谣诬蔑，挑拨叫嚣，如最近印度官员代为散发的谎话连篇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就是最显著的事例。
我深信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造谣专家们的伎俩是徒劳无益的，必以彻底破产而告终结。
最后，我再一次地表明，我的罪行是严重的，直到今天为止我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还是肤浅的，自我改造还是大大地不够。
但是在这两年来的日子里，我牢牢地抱着一个信念：
那就是对党和人民所给予我的援救和宽大以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今后决不辜负。
我必须用实际的行动来报答党和人民。
古人说过，一之为甚，其可再乎。
我已经一而再地犯了重大错误，我只有痛下决心，向党向人民真诚悔悟，进行彻底改造，永远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这是我的唯一出路，也是每一个右派分子的唯一出路。

我们宗教界人士热爱社会主义
阿木提大毛拉委员的发言敬爱的主席、主席团、全体委员和代表同志们：
此次我能够参加第3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并能够列席第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我认为是有生以来最愉快和最光荣的一件大事。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国家决算和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李维汉副主席关于政协第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六亿人民在各个工作岗位上以冲天干劲，大胆创造，敢想敢做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而积极奋斗，尤其是在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后召开的，因此，它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我深信这两个会议对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发展国民经济所提出的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等四大指标将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各个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沿着去年大跃进开辟的广宽大道，将要取得更大的跃进和更大的成就。
我发言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两点：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宗教界人士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以后所起的巨大变化。
（二）我们宗教界人士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后，感到自己前途是光明的。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各界人士去年开展了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为期六个半月的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和伊斯兰教协会会议进行了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以后，在自治区的宗教界人士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宗教界人士首先更加坚定了维护党的领导，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改变了过去认为“劳动不光荣”的寄生思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和工作，改造自己思想，开始逐步的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仅将我们库车县宗教界人士1958年下半年起至现在止结合全面跃进中所表现的一些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本县各界人士，在党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中，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运动继续不断地深入和胜利影响下，掀起了各界人士自我改造的高潮。
我们宗教界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一样也积极开展了自我改造运动。
绝大多数宗教界人士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政治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宗教界人士的政治觉悟普遍地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积极地做着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事情。
在党的领导下和自己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也积极参加了党的各种宣传工作。
1958年的半年中，我们一千一百九十位宗教界人士广泛地宣传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听众达到五十二万八千三百三十三名次。
对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作出了一些小小的贡献。
2、我们宗教界人士也深深的体会到，要很好地改造思想，转变政治立场，除积极进行学习，加强自我改造外，还应该积极参加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体力劳动，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财富。
我县宗教界人士共有一千一百九十七名，其中二百二十九名种了麦子、玉米、棉花等二百一十七点八亩的试验田。
我和其他十五位宗教界人士在沙克沙合作社七亩玉米地上种了试验田，每亩平均获得八百斤的丰产。
在积肥方面，我们全县宗教界人士积牲畜粪七百一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九斤。
积人粪三十九万七千一百三十三斤，积其他肥料一百七十八万八千零二十六斤，1958年下半年共积肥九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一十八斤。
目前我县宗教界人士实际参加劳动者九百
九十九位，得五万八千一百六十个劳动日，获得二十九万七千七百九十八个工分，平均每人参加五十八天半劳动，得二百九十八个工分，最高的得到一千二百二十五个工分，最低得三十个工分。
1958年夏收时期，居住在城市的宗教界人士还有二十七位参加了收割和战胜灾害的工作，帮助合作社三百七十八个工，八十八名青年帮助了防汛水患工作并得了一百一十九个工。
另外，我们宗教界人士还参加炼钢炼铁的工业建设工作。
3、我县宗教界人士普遍地参加了除四害运动和节约运动。
仅两个区的宗教界人士二百三十八人就消灭麻雀一万九千四百八十四只，老鼠五千七百九十五只，苍蝇一百二十公斤，乌鸦九百二十一个，其他害鸟一万二千多个。
我们响应了毛主席勤俭持家厉行节约的号召。
在两个节日时本着节约原则过节，并向广大群众广泛进行宣传，仅城市六十三位宗教界人士共节约一千一百三十四元。
4、我们宗教界人士改变了旧封建的歧视妇女、不尊重妇女人权的落后观点。
过去许多宗教界人士不但不允许自己的女人出外劳动，而且看见劳动的妇女采取歧视甚至打击的态度，妇女与男人同劳动，便说什么“庄稼要受灾了，要闹旱灾了”。
现在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宗教界人士除允许和鼓励自己的女人劳动外，并向广大群众宣传解释，再不歧视妇女，看不起妇女了。
公社化后对解放妇女劳动力起了促进的作用。
现在男女一起劳动，热情愉快，不再受宗教界的束缚了。
现正以干劲冲天的精神在公社领导下劳动着，将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成绩。
5、经过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我们的努力，我们觉悟提高了，基本上能够辨别大是大非划清敌我界限了，我们对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影响生产的一切封建的特权和制度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我们自治区的宗教界人士一致的热烈地反对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行为。
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言行，我们都给予坚决的反对。
我们坚决反对对人民群众进行封建剥削。
我们积极地赞成并积极宣传儿童青年学文化、学科学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材；
坚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不干涉群众婚姻的自由。
正确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强迫任何人信教。
在这方面，目前我们宗教界人士正在做着我们应该做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
（二）我们自治区的宗教界人士中过去在许多问题上认识是模糊的，有些错误也是严重的。
有少数人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着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活动，特别是反对汉族老大哥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帮助。
这些披着宗教外衣、假借宗教活动进行反动勾当的反动分子，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斗争。
自治区政协和伊斯兰教协会为期六个半月将近四百余人参加的整风会议，对我们教育很大。
这次会议上材料充分证明了打着宗教旗帜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长期以来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企图把新疆断送给帝国主义，使人民重陷于穷困苦难的深渊。
这些活的事实，教育了我们，提高了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确，我们要走的道路必须是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宗教界人士认识自己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能生活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全国人民新疆人民都在用冲天干劲创造财富建设祖国，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舞。
全国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将日益幸福起来，我们宗教界人士的前途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光明的幸福的。
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党所提出的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整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是十分正确的。
经过这一整风和斗争，将使我们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全国各地一样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宗教界人士和全国其他各界人士一样，将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和各族各界人民一起共同为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积极奋斗。
最后，我完全同意国务院关于迅速平定西藏叛乱集团的命令，同时还希望西藏僧俗人民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尽一切力量，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使西藏自治区早日成立，使西藏人民迅速摆脱封建奴隶制度，很快地走上社会主义幸福的生活。
我坚决反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我国内政进行干涉的无耻行为，任何人想分割我们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将都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让我最后高呼：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事实并不是尼赫鲁所说的那样
——读者研究尼赫鲁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后的来信
是谁“如此荒诞”
印度总理尼赫鲁4月27日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讲话，充分表明了尼赫鲁对我国西藏叛乱事件的观点和态度。
他在讲话中说我们“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语言”，又说：
“竟然提出这些既不适当又完全没有根据的指责，这是使我们感到深为遗憾和惊讶的事”。
尼赫鲁总理的意思很明显，是说：
我们不该严正指责印度干涉者干涉我国内政，这些言论出自印度总理之口，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
难道尼赫鲁先生当真不了解西藏叛乱的真相吗？
这又怎么解释总理先生一再表明的“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呢？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的叛乱和叛乱的平息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帝国主义者和印度干涉者借西藏事件，发起了对中国的挑衅，我国政府本着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立场，努力克制自己，甚至当印度某些反动分子举行反华示威时，周总理在人代大会的讲话中还希望中印友好关系继续得到发展。
然而，挑衅者并未接受正义的警告，他们鼓吹什么“西藏独立”，并组成所谓“支援西藏委员会”，叫嚣举行中、印、西藏的“圆桌会议”，谩骂我国是“侵略国”，印度的孟买警察当局甚至公然纵容暴徒，侮辱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最近，印度人民同盟总书记乌帕德亚亚还叫嚣派“志愿军”到西藏，这种种事实难道能说明“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吗？
我国人民和世界公正舆论对于粗暴干涉我国内政的言行坚决予以回击，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而按照尼赫鲁先生的意见，我们对于别人的诬蔑和诽谤，只能“充耳不闻”，这才不致损害对印度的“尊重”？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印度某一个邦的内政遭到别国干涉的时候，印度政府能够熟视无睹和闭口不言吗？
这时，如果印度政府给予干涉者以回击，就是“冷战的语言”和“如此荒诞”吗？
这里应当说清楚，我们所谴责和声讨的是恶毒攻击我国的帝国主义者和印度干涉者——这在全世界和印度毕竟是一小部分人，对于印度广大人民和真正维护五项原则的一切人，我们并没有反对或有丝毫不友好的态度。
我们这样做，并不会“危及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恰恰相反，正是为了维护中印友谊和亚洲、世界的和平。
唐山市启新水泥厂　郑荫增
谎言代替了事实
04月27日，尼赫鲁先生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不仅袒护、包庇了疯狂攻击我国的印度干涉者，而且根本抹煞了西藏叛乱的反动性质。
尼赫鲁在讲话中，不顾大量事实，硬把我国平定西藏叛乱说成是“悲剧”；
硬要把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叛乱说成是整个西藏民族的暴动；
硬要把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叛国罪行解释成什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尼赫鲁在歪曲西藏问题的真相时，举不出一件事实，只能把自己的结论建筑在简单武断和想当然的基础上，因此也就经不起一驳。
在这种铁一般的事实面前，颠倒黑白的胡说也只不过是枉费心机罢了！
与百般袒护西藏叛乱分子、歪曲叛乱真相的同时，尼赫鲁还百般抵赖、包庇印度丧心病狂的干涉者。
把侮辱我国领袖，解释成人们的一时激动或偶然的失去节制，说这“实质上也不是政治性的。”
而且说他们也根本“不想干涉西藏”。
这些话能令人信服吗？
很显然，如果印度干涉者没有干涉我国内政的企图，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借西藏叛乱大叫大嚷呢？
他们为什么要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和他们有“母子关系”呢？
他们有什么必要对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那么热心呢？
尼赫鲁口口声声说他们不想干涉我国内政，然而却立即自己打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说：
“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们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证，通过友好合作来争取他们。
首先，我们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终止”。
黑字印在白纸上，这不是对我国内政的公然干涉又是什么呢？！
这不是公然诬蔑我国破坏了中央同西藏的协议又是什么呢？！
这不是暗示我国政府屠戮杀害西藏人民又是什么呢！
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尼赫鲁不仅不承认印度野心家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反而反咬一口，诬蔑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冷战”！
把我们对他们严正的指责说成是“荒诞”，是“不顾事实和礼节”。
印度干涉者完全丧失了理智，不顾我国人民的忠告，变本加厉地对我国进行攻击。
我们为了保卫自己独立不受别国干涉，进行严正的谴责，难道这叫“冷战语言”，而印度干涉者对我国的恶毒攻击反倒是“友好的语言”吗？
请尼赫鲁先生三思。
北大中文系　袁良骏
不准歪曲事实的真相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进行叛乱以来，国外反动派和印度一些政界人物乘机大肆攻击我国，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国人民才对干涉者进行严正的反击。
我们希望尼赫鲁总理对这个问题持明智态度。
但事与愿违。
尼赫鲁先生把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和报刊发表的对我国内政的诽谤性言论和干涉性行为说成是“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
他把我国人民对这些干涉和诽谤进行严正的反击说成是“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并使用了冷战的语言”。
作为一个政治家，尼赫鲁先生是清楚知道什么是“政治性”的，什么是“非政治性的”，什么是“冷战语言”。
试问：
印度某些政界人物和报刊狂妄地否认举世公认的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放肆叫嚣“西藏独立”，把西藏说成是一个“国家”，这一切都不是“政治性”的吗？！
尼赫鲁先生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发表的讲话，所谈的就都是政治性的问题，而且是属于我国内政的问题。
至于谁在使用“冷战语言”，请听：
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先生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在喀拉拉邦谈论：
“中国对印度发动战争”。
印度人民同盟总书记公然叫嚣派“志愿军”到西藏去。
够了，仅从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尼赫鲁先生在事实面前歪曲真理。
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　李文晶
谎言盖不住真理
读了尼赫鲁先生在人民院的讲话，久久不能平静。
尼赫鲁先生在讲话里，一再使用“难过”“遗憾”“同情”这些字眼，似乎用这些字眼，就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就能说明中国不该平息西藏叛乱，就能证明印度野心家没有干涉中国内政。
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谎言终归是谎言。
就像高山挡不住太阳一样，谎言是盖不住真理的。
中国指责印度干涉者，指责噶伦堡是西藏叛匪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基地，并不是没有根据，而是根据确切。
最近从西藏叛匪司令部缴获的密电稿，也再次证实了。
缴获的“三大寺的意见书”“囊玛堪钦堪穷的意见书”证实了达赖喇嘛确确实实是被叛匪劫持到印度的，并非什么“达赖喇嘛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意愿”。
尼赫鲁先生证实了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是真的后，却又没有勇气承认达赖喇嘛被劫持的事实。
这种暖昧的态度，实在令人费解。
解放军战士　印华星
对谁有利？
我看了印度总理尼赫鲁4月27日在人民院的讲话后，感到万分惊诧。
作为“五项原则”创始人之一的尼赫鲁先生，竟然发表了如此不顾事实真相的讲话！
尼赫鲁在讲话中表示“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但是，亲爱的先生，从你的谈话中那能找到保持这种友谊的共同言语呢？
尼赫鲁说，“我们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
但，自从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来，印度五家大报气焰嚣张，使用了各种冷战语言和诽谤的伎俩恶毒攻击我国，这不是干涉西藏又是什么呢？
真理总是真理，事实总是事实，铁证如山的事实，是任何人想用任何卑鄙的、颠倒黑白、强词夺理的手段所掩盖不了的，反而会让全世界人民更进一步看清印度干涉者的嘴脸。
我们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中知道，当你做一件事时，帝国主义在拍手叫好，那你就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这一点尼赫鲁先生当然知道。
显然，这次讲话迎合了帝国主义，因而，英美帝国主义拍手叫好。
亲爱的先生，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自己做了一件怎样的事。
既想珍惜中印友谊，既想不干涉中国内政，就要拿出诚意来，所作的是有助于中印友谊的事，所说的应是有助于中印友谊的话，要让那些煽风点火不遗余力挑拨中印友谊的帝国主义枉费心机。
北京矿业学院　潘松年

“冷战的语言”从何来？
“潘查希拉”在哭泣！
不祥的乌云，笼罩在她的诞生地——喜马拉雅山的上空。
在高山的那边，一个“潘查希拉”发起者之一的国家里，有一些卑鄙的别有用心的人，用了无耻的谩骂和恶毒的谎言连续地集中地攻击一向和平共处的中国。
他们在朋友的大门口张牙舞爪，用咒骂和恫吓代替相互尊重和关怀。
“潘查希拉”深深地被践踏了！
但是，当污蔑谩骂歪曲真理的恶毒言辞如倾盆大雨浇到我们头上来的时候，当“潘查希拉”由于一方的歪曲遭到损害的时候，在印度的人民院里，根据尼赫鲁总理的说法，这只不过是“本能的反应”，“实质上也不是政治性的”，甚至可能是“温和确切的语言”。
而中国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主权，为了维护“潘查希拉”的纯洁而奋起反击干涉者，却被认为是“不顾事实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语言！”
“尤其令人难过”的是：
“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以行为有度和彬彬有礼著称的伟大国家。”
这简直是天大的歪曲。
用尼赫鲁总理自己的话来说：
这才真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指责”。
究竟是谁“不顾事实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语言”呢？
翻翻最近几个月来印度的报纸吧！
早在西藏叛乱爆发之前，2月24日的印度邮报，就像寓言家一样大吵大闹地说什么西藏的“民族主义已起而反叛中国”了，还说什么“印度不得不同一个残酷无情和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打交道”。
叛乱发生前五天，印度政治家报又大呼拉萨要发动“全面革命”，而且详细报道叛军正缜密部署和准备武器。
这一切，难道是“顾事实和礼貌”的吗？
这种过分的“热心”和煽动，难道不正是“冷战”的言语吗？
铁证难辩，你们早就已经开始了“冷战”。
当分裂祖国、背叛民族的西藏叛乱被很快地平服下去了的时候，所有中国的朋友都为中国高兴，为西藏人民高兴。
但是印度的一些人士却焦躁暴跳起来了。
他们开始破口大骂。
印度国大党秘书长克里帕拉尼说：
“国大党将毫不犹豫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在西藏的暴行”。
印度“共同繁荣运动”领袖贾雅·普拉卡希·纳拉扬攻击中国
“侵略”了自己的领土西藏。
印度人民社会党总书记、议员纳·格·戈拉伊先生谩骂中国平定自己地方的叛乱是“一种新的和凶恶的帝国主义”，要印度人“小心提防中国的扩张帝国主义”。……“暴行”、“侵略”、“凶恶的帝国主义”、“扩张帝国主义”，一切凶恶的字眼，像连珠炮一样射了出来。
难道这是对“潘查希拉”的美妙颂歌吗？
究竟是谁在对谁进行“粗暴的指责”和“冷战的语言”呢？
可是尼赫鲁总理不顾一切事实，还说什么“我们幸而一直置身于冷战之外”，只不过是“偶尔也有失去节制的时候”！
报纸上的胡言乱语我们不再去引证它了。
但是，除此之外，还可以举出很多并非“偶尔”的事件。
所谓抗议中国“侵略”西藏的“示威游行”，在印度已经不止一次了，并且一直发展到对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的画像进行粗野的侮辱，这也叫“不是政治性的”“偶尔失去节制”吗？
当时在场的印度警察，不仅不加干涉，还有意推开人群让人去照相，这也是“偶尔失去节制”吗？
他们为什么不“偶尔失去节制”，用警棒打倒几个人呢？
据尼赫鲁总理说，这种不礼貌的暴行只不过是少数不负责任的人干的。
那末，印度的外交部官员总该是“负责任的人”了吧，为什么他们又那么热心于散发诽谤友邦的所谓达赖声明，而不“偶尔失去节制”，散发新华社政治记者的评论呢？
国大党的主席也是“负责任的人”了，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接见西藏叛乱分子的代表，还公然把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西藏叫做“国家”（country），为什么又不“偶尔失去节制”把印度的二十八个邦说成二十八个国家呢？
根据真正的事实和礼貌，我们不能不指出：
正是印度的那些野心家和别有用心的分子向中国使用了大量的“冷战的语言”，“有一种使用放纵的语言和常常提出毫无道理的狂暴的指责的倾向”。
在这中印友好关系受到严重破坏的时候，我们的确要向印度的野心家先生们大叫一声：
快快停止“冷战语言”吧！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相信，只要你们放老实一点，这一片乌云就会自然消失。
“潘查希拉”也会笑逐颜开，依旧翩翩翱翔于伟大的中印两国和平友好的土地上。
荆　风

天山南北燃怒火　东南沿海卷狂涛
全国人民痛斥外国干涉者
表达了六亿人民坚决保卫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共同意志
新华社3日讯
全国各地城乡人民继续愤怒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者。
从大兴安岭到云贵高原，从东南沿海到天山南北，各民族人民连日来纷纷集会、张贴大字报，痛斥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和策动西藏反动集团进行叛乱，表达了六亿五千万人民坚决保卫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共同意志。
在祖国的北方，居住着十二个民族的黑龙江省，各族人民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干涉我国内政。
鹤岗煤矿的职工，小兴安岭林区的林业工人，才由原始的游猎生活向社会主义幸福生活飞跃的鄂伦春族人民和解放前几乎被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的赫哲族人民，都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破坏我国各民族团结的无耻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慨。
辽宁省鞍山、旅大等十个城市和四十二个县的城镇和乡村，以及吉林省各地，各族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无耻阴谋，表示了越来越强烈的愤怒。
鞍山的钢铁工人在紧张的劳动中，写出了很多大字报，他们指出，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讲话中歪曲事实，极力为残害人民、背叛祖国的西藏叛乱分子进行辩护，并且对我国进行攻击，已使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受到了严重威胁。
安东市美术工作者看到印度反动报纸侮辱我国伟大领袖的漫画后，立即集会抗议。
他们说：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诬蔑我们平息叛乱是野蛮人，真是血口喷人，野蛮人正是和他们狼狈为奸的那些无恶不作的叛匪。
内蒙古自治区从呼伦贝尔草原、包头钢铁基地到黄河后套，各民族职工、农民、学生等，连续集会，张贴大字报和标语，严厉谴责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挑衅行为。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北，各族人民严厉警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必须立即停止阴谋活动。
克拉玛依的数万名各族石油工人，连日来谴责印度干涉者，他们指出：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
钻井处维吾尔族钻井工人吐尔逊、尼亚孜说：
我们从亲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各民族必须紧密团结，才能够共同发展，决不容许任何人破坏我们祖国团结和睦的各民族大家庭。
青海、甘肃两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族人民，连日来继续进行集会斥责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无耻行为。
陕西省关中平原、陕南山区和陕北高原上的广大农民群众，愤怒抗议印度反动派的挑衅。
延安的工人、农民听到印度反动分子侮辱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消息时，更是义愤填膺，他们说，印度孟买警察局纵容反动分子侮辱我们的毛主席，这是对咱全国人民的侮辱，叫人忍无可忍。
河北省秦皇岛发电厂的工人们，在举行座谈会后，联名写信给秦皇岛日报说：
“我们警告那些头脑发昏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还是放清醒一点好，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中国，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是好欺侮的！”
河南省各地成千上万次的座谈会和无数的大字报、黑板报，都集中地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印度干涉者的愤怒。
反对印度干涉者干涉我国内政的怒火，燃遍了长江流域。
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人民纷纷举行座谈和集会，一致怒斥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划西藏叛乱、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阴谋活动。
湖北大冶钢厂炼钢工人罗永发说：
“任何外国人对西藏武装叛乱分子的支持，都是对我国内政的干涉，都是对我国主权的侵犯，我们工人阶级决不允许！”
恩施山区咸丰县机械厂复员军人蔡雪兆激昂地说：
我是一个复员军人，曾为和平解放西藏出了一分力量。
现在，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竟策动西藏叛乱，叫嚣什么“西藏独立”，想分裂我国领土，我坚决不答应。
江西省各地人民连日举行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者的集会，仅南昌市就有二十多万职工参加了座谈会。
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城镇和农村，工人农民严厉谴责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挑衅行为。
福建省各人民公社纷纷召开了座谈会或写抗议书谴责印度干涉者。
福安县畬族人民代表和畬族各界人士，也举行了座谈会。
他们用亲身体验来说明：
少数民族只有紧密团结在祖国大家庭，才能获得平等自由和幸福，彻底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贫困状态。
我们坚决反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勾结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企图破坏我们各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统一。
山东全省差不多所有的厂矿和人民公社，都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座谈会或抗议大会。
很多机关、工厂的走廊里以及街头上贴满了怒斥干涉者的大字报。
省和各县市的报纸编辑部每天都收到大批读者愤怒斥责和严正警告干涉者的信件。
浙江、江苏两省中小城镇人民和广大农民，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挑衅，表示要坚决给以回击。
在云贵高原上，也是群情激愤，各族人民怒斥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严重挑衅。
贵州省市机关民族干部举行座谈会，省民委副主任黄焕民（僮族）、杨伯瑶（彝族）都在发言中指出：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支持西藏叛国集团，向我国进行恶毒攻击，妄想破坏我国统一，继续保持过去在西藏的特权，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国南方的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的各族各界人民，也正在继续举行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者的集会。
（附图片）
广州造船厂铆焊车间职工集会，警告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者不准干涉中国内政，不准分裂中国领土。
廖衍强摄（新华社稿）

西藏人民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野心家
西藏是强大祖国的一部分
绝对不准任何外国人干涉
据新华社拉萨电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拉萨市各人民团体以及各个居民委员会，这几天都分别举行集会，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背叛祖国和侮辱我国领导人的猖狂言行。
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上，全体藏族工作人员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粗暴干涉我国内政。
副秘书长拉敏·益喜楚臣说：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用各种借口干涉我国内政，已到了十分狂妄的地步，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问道，“噶伦堡是印度的地方，近几年来，从西藏逃窜到那里的叛国头子鲁康娃、夏格巴等，大肆勾结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分子，猖狂地进行破坏祖国统一、残害西藏人民的叛国活动，而并未受到印度方面的制止，这是怎么回事？”
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桑颇·才旺仁增引用许多历史事实，如册封达赖喇嘛、任命高级官员等来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帝国主义制造西藏独立的目的是企图重新奴役西藏人民。
他指出，1904年英帝国主义侵入拉萨后，西藏被迫给予英国的赔款七十五万英镑，也是当由时的北京中央政府支付的。
他还表示热烈拥护第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并且要认真地贯彻执行。
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和爱国青年联谊会的会员们在座谈会上群情激愤，纷纷谴责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是破坏五项原则和中印友谊的罪恶行为。
爱国妇女联谊会副主任朗顿·泽仁旺姆说：
任何花言巧语和阴谋诡计都是骗不了西藏人民的。
帝国主义过去的确“同情”过西藏人，潜入拉萨的帝国主义特务分子住在上层反动贵族家里，送武器给他们，唯恐他们压迫剥削西藏人民不够凶狠。
拉萨市爱国青年联谊会会员阿旺多吉警告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要清醒一下头脑，否则将自食其恶果。
拉萨市各族各界人民举行了上百次座谈会和居民小组会，他们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表示极大愤怒。
在城南区第5、第6两个居民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座谈会上，木匠翁泽、铁匠卜布侧仁和专门给达赖喇嘛染织衣料的老藏工多吉彭达都争着发言，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干涉中国内政、干涉西藏人民自己家中的事。
新华社拉萨电
西藏各地人民愤怒集会，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支持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干涉我国内政、侮辱我国领袖的猖狂挑衅。
西藏第2大城——日喀则27日举行了千人大会。
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代表德伦·慈仁班觉在会上说：
“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我们伟大祖国和领袖进行公开干涉和污蔑，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
他说：
“我们要警告这些野心家们，任何阴谋诡计都蒙骗不了我们团结一致的各族人民，任何伎俩也动摇不了我们维护祖国统一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西藏东部雅鲁藏布江流域塔工地区，西部高原的阿里，喜马拉雅山北麓的亚东河谷，和藏北三十九族草原上，近几天来，广大上层人士、寺庙堪布（即总管）和喇嘛、农民、牧民、商人、手工业者和藏族干部，都举行了集会。
他们一致警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
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任何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阴谋，都将在强大的六亿人民面前彻底破产！
塔工地区的群众愤怒地斥责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谓西藏叛乱是藏人和汉人之间的问题的胡说，他们说：
“叛乱分子背叛祖国、残害人民的滔天罪行，有目共睹，这是违反全国人民首先是藏族人民的利益，根本不是汉人和藏人之间的什么问题。”
头人强则云登说：
“我们警告外国反动分子：
西藏人民是强大祖国大家庭中的一部分，解放前那种任人宰割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亚东河谷曾经英勇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对印度孟买警察当局纵容流氓侮辱我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耻行径感到无比愤怒。
亚东金热地区的代表钦沙·洛桑卓尤愤怒地说：
金热的广大僧俗人民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这种卑鄙行径万分气愤，我们坚决谴责印度干涉者。
三十九族草原上的索宗、巴庆宗、比如宗、色扎宗的农、牧民们连日举行大会，谴责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这些宗的人们还通过了一项决议，保证要以实际行动，支援人民解放军早日彻底消灭叛匪残余。

中国人民有力量维护祖国的统一
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五四”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青年同志们：
当光荣的“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到来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在祖国大跃进的日子里，为我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并且预祝你们，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同志们都知道，在我们纪念“五四”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第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前几天已经胜利地闭幕了。
这次大会做了什么事情呢？
主要是做了这样三件大事：
第1是根据我们党中央所提出的方案，一致地通过了我国1959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计划；
第2是经过充分的协商，一致地选出了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员；
第3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一致地反击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破坏我国统一、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活动。
这样，同志们就可以看到，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是一次跃进的大会，是一次向新的胜利进军的大会。
从大会关于西藏问题的发言、决议和报纸的消息中，同志们已经了解，帝国主义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不但策划了西藏的叛乱，而且在叛乱失败后，竟明目张胆地发出了支持西藏叛乱的大量叫嚣，这种叫嚣现在还在继续进行。
因此，我国青年必须动员起来，同全国人民一道，为粉碎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的干涉我国内政，支持叛乱分子，破坏我国统一的阴谋，进行坚决的斗争。
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并不代表印度的广大人民。
印度三亿多人民，同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一样，是十分珍贵我们两个伟大邻邦的友谊的。
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只是印度上层的某些人，这些人也同我国西藏地方的上层反动分子一样，是一撮数目小得可怜的人。
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口口声声说他们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所以才决心同情西藏人。
你们看，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竟把自己打扮成大慈大悲普救众生的现世观音。
可是这种手法是一点也不高明的。
因为人们已经问过，而且还要继续问，你们不是曾经同情过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吗？
为什么现在却倒转过来同情那些破坏十七条协议的家伙呢？
为什么你们硬不同情受苦受难了许多世纪的一百一十几万西藏人民，而偏偏要同情那两万多个叛乱分子呢？
为什么你们不同情六万万四千九百九十几万坚决维护自己国家正当权益的中国人，而偏偏要同情一小撮顽固地维持世界上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而不惜背叛自己祖国的卖国贼呢？
一切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从这一系列的发问中明了这些扩张主义分子的真正目的。
他们所说的同情，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其实，他们根本不同情西藏人民，甚至也不真正同情西藏的上层反动分子。
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们是企图用各种谎言蒙蔽世界人民的眼睛。
他们之所以那么热心地收罗西藏的叛乱分子，只不过是企图利用这些人作为他们扩张领土的工具，以便梦想把西藏这块地方从我们的伟大祖国分离出去，恢复他们在西藏的特权，并最后使西藏变成他们的附属国。
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为什么敢于向西藏伸手呢？
大家知道，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是这样一伙人：
他们在凶恶的帝国主义面前，总是心怀畏惧，显出一副奴才像，而对于善良的或者弱小的邻邦，却大摆其老爷架子，一有机会，就想捞一把。
可是，他们这次却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
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西藏一小撮叛乱分子的力量，以为我们无法平定也不敢平定西藏的叛乱。
他们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以为打着保护宗教的虚伪旗帜就可以招摇撞骗，欺骗世界舆论。
这样一来，我们就一定要有所求于他们，他们就可以从中大发横财。
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
西藏叛乱已被迅速平定。
我们向平定叛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向积极协助解放军平定叛乱的西藏僧俗各界人民和各阶层爱国人士表示敬意和慰问。
旧的西藏永远过去了，西藏人民和我国各族人民一样，一定会沿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西藏永远是西藏人民的西藏，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
中国人民有力量使我国亲如兄弟的各族人民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侮。
中国人民有力量维护自己伟大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破坏五项原则、损害中印友谊的这种背信弃义、寡廉鲜耻的勾当，是注定要彻底失败的。
正义完全在我们这边。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中印两个伟大国家的深厚友谊，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一定会继续发展。
从这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报告中，同志们更清楚的知道，我们国内的形势是非常好的。
我们祖国要在去年大跃进已经获得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实行今年的继续大跃进。
我们要使今年工农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40％。
完成这个计划，我国的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就要分别地接近、赶上和超过英国。
完成这个计划，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更强大的物质基础。
完成这个计划，我国人民就在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上，做出了新的贡献。
因此，和全国人民一道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是我国青年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实现这个计划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有去年大跃进所创造的物质技术基础；
我们有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人民公社；
我们有一整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办法；
我们有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支援和帮助。
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当然，要把这个计划变成现实，不是没有困难的，这就需要我国人民继续鼓足革命干劲，进行艰巨的斗争。
我们的党希望我国青年拿出最大的革命干劲来，成为实现今年大跃进的一支突击力量。
什么是我们应该具有的革命干劲呢？
这就是要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把组织上交给自己的每一项任务，看作是自己的光荣职责，用尽一切办法，按时、按量、按质地去完成它。
这就是要最积极地投入到增产节约运动中去，把多出一分力，多流一滴汗，多省一分材料，多创造一分财富，看作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崇高义务。
这就是要有不怕困难，勇于战胜困难的顽强意志，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冲向那里，那里需要，我们就向那里突击。
这就是要努力掌握技术，努力学习先进经验，在刻苦钻研的基础上，积极参加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多更好。
我国一千多万大中学校的同学，在今年的大跃进中，同样要鼓足干劲，力争读书、劳动、思想三丰收。
要做到这一切，就要求我国青年有更高的思想和更高的品质，这就是人类最高尚的、最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品质。
四十年来，我们的民族从灾难深重走向欣欣向荣，正是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品质在我国人民和青年中不断发展不断高涨的结果。
四十年前，我们的国家山河破碎，我国的一批先进分子，怀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寻找革命出路，他们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我们的革命前辈，英勇奋斗，前仆后继，他们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在战场上以一当十，在法庭上坚贞不屈，在刑场上慷慨就义。
他们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迹，又继续前进。
他们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无论是吃树皮草根，无论是过雪山草地，都不以苦为苦，始终对革命充满信心，高撑着革命的红旗，斗争到底。
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
他们勇于忍受和承担一切艰难困苦，通过千锤百炼，把自己锻炼成为忠心耿耿无条件为人民服务的人。
他们和人民同命运共呼吸，成为人民最信赖的人，成为引导我们革命事业胜利前进的先锋战士。
让我们向所有的革命前辈表示极大的敬意。
几年来，我国千千万万的青年，继承了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他们为祖国的富强进行了忘我的劳动，他们是生产上的先进分子，他们用出色的成绩加速了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他们不愧为祖国的好儿女。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一些大家所熟悉的青年烈士，这就是刘胡兰、王孝和、董存瑞、丁佑君、黄继光、罗盛教、丘少云、向秀丽、张玉芬等同志，他们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用最英勇的行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永远忘不了他们。
他们那种伟大无私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大家又知道，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选举了国家机构的领导人员。
在这以前，由于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自己的多次要求，党中央同意他不作这一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积极建议。
所以，这次大会一致选出了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主席为首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
这次选举充分反映了我国政治上的稳定和全国人民的空前团结，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无比高的威信。
全国青年热烈拥护以刘少奇主席为首组成的国家领导机关，决心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为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而坚决奋斗。
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这样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问题，也有可能腾出较多的时间来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
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
毛主席虽然不担任国家的主席，但是，他仍然是我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领袖。
毛主席过去是，今后是，而且永远是中国青年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
我国青年都因为有毛主席这样英明的领导，因为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而感到无限幸福。
我们永远听从毛主席的教导，作毛主席的好学生。
亲爱的同志们，“五四”以来，我国人民一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照耀下，沿着10月革命的道路前进的。
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大的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我们亲爱的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把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所开辟的伟大事业，推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领导我们胜利前进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颁布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
新华社4日讯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关于颁布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的决定：
今天是五四运动的四十周年纪念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决定在这个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的光辉节日颁布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标志。
它象征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亲切教导下，紧密地团结全国青年，高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它象征着中国青年一代继承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朝气蓬勃，努力向上。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号召每一个共青团员，都要爱护自己的团徽，维护团的荣誉，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团结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为表明无愧于共青团员这一光荣称号。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
一、团徽的内容为团旗、齿轮、麦穗、初升的太阳及其光芒，写有“中国共青团”五字的绶带。
二、团徽徽章的直径为两公分。
三、图案各部分的地位、尺寸，按照方格墨线图的比例缩小或放大。
四、团徽涂色为金红二色。
团旗的旗面和绶带为红色，团旗的五角星和环绕它的圆圈、旗边、旗杆、齿轮、麦穗、初升的太阳及其光芒、“中国共青团”五个字都为金色。
红为正红（徽章则用珐琅烧制成靠地红色），金为大赤金。
　新华社稿（附图片）

匈总理明尼赫祝贺周总理
新华社3日讯
正在我国访问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团长、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博士对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表示祝贺。
明尼赫·费伦茨总理对周总理的祝贺是匈牙利党政代表团在一项新闻公报中宣布的。

北京各界青年举行盛大集会
欢迎匈共青团代表团
新华社3日讯
北京市各界青年一千多人2日晚上集会欢迎来中国访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1书记胡耀邦，书记处书记王伟、梁步庭等也出席了欢迎大会。
共青团北京市委第1书记王照华在会上讲了话，他向匈牙利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
“匈牙利共青团在它建立的短短两年中，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坚强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匈牙利共产主义者青年运动的悠久的光荣传统，团结了广大匈牙利青年，对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对匈牙利共青团的成就感到十分高兴，并且表示要利用这次代表团来访的机会学习兄弟的匈牙利共青团工作的经验。
王照华还说：
“在我国人民和青年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侵略的斗争中，匈牙利人民和青年一贯给予我国人民有力的支持和援助。
我们对匈牙利人民和青年这种兄弟支持和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匈牙利共青团中央第1书记科莫钦·佐尔坦在讲话中赞扬了中国人民与青年去年大跃进的成就。
他接着介绍了匈牙利青年的情况，他说：
过去两年来，匈牙利全国情况有很大发展，匈牙利青年也有很大进步，而青年工人的进步最大。
两年前被反革命叛乱所破坏的匈牙利青年劳动竞赛小组恢复了，现在已有10％到15％的青年工人参加了各种竞赛小组。
有10％的青工参加了节约运动。
大学、专科学校学生学习比过去要好。
在农村，有觉悟的青年农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
过去两年来，匈牙利青年人承担了各种社会义务，三百万青年参加了各种公益劳动和义务劳动。
今天，参加公益劳动的青年愈来愈多，青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觉悟也大大提高了。
他充满信心地说：
匈牙利共青团具有一切条件和可能把匈牙利青年团结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周围。
科莫钦最后高呼：
“中匈两国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参加大会的一千多名青年用热烈的掌声对科莫钦的讲话表示热烈欢迎。

发扬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
郭沫若在首都各界纪念“五四”四十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伟大的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到了。
今天，我们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隆重地举行纪念，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五四运动是在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前途，决心走俄国人的道路；
而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人阶级，正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的阶级基础。
因此，五四运动成为了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革命运动，并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它宣告了我国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时期。
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只有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中国才能够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更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及时地把革命继续推进到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上来。
人们一直热烈地纪念着“五四”，还因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文化的革命运动。
中国的封建文化统治了几千年，它是反动阶级麻痹、奴役人民的有力工具。
五四运动的杰出意义，就在于它揭起了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革命旗帜，给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以严重的打击。
“五四”文化革命的新军最初是由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联合组成的。
但是，等到运动一深入，原来运动中的右翼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投靠到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营垒中去了。
坚持革命旗帜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进一步在人民中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尽管五花八门，简单地说来，不外是马克思主义派和反马克思主义派的斗争。
当时，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所豢养的一批知识分子，分别用实用主义、世界主义、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名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但是，马克思主义派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沉着地给了这些反动理论以坚决的回击，一个个地击败了他们。
正是在和各种反动思想的斗争当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更加发展了，它成了广大工农群众争取革命斗争胜利的锐利武器。
概括地说，“五四”以来的历史，就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坚决同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历史。
今天，我们祖国已经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进入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时期。
我们举国一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文化建设的高潮。
这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文化革命。
这个革命要求我们要大力普及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并且不断地进行提高的工作，使我国的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无疑的，我国的知识界应该为完成这个革命而努力奋斗！
我们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老年或者青年，都能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加强思想改造，和广大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把自己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只有有了这样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才能够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事业，我们应该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我们相信，学术上的自由争论，不同学派的对立，一定会大大促进学术本身的发展。
谁都知道，真理是愈辩愈明的。
“五四”时代许多先驱者那种探索真理和坚持真理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同样，文学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竞赛，也一定会有助于取长补短，达到共同的提高！
我们有信心地期待，在党的领导下，全国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群众一道，刻苦学习，深入钻研，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就一定能够把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事业推向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顶峰，为祖国和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在纪念“五四”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美帝国主义仍然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进行种种侵略我国的活动。
这告诉我们：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最近，西藏一小撮叛国分子，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发动了武装叛乱，劫持了达赖喇嘛出奔印度。
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公然干涉我国的内政，企图使“西藏独立”。
我国人民对此已经表示了应有的愤慨。
自十三世纪以来，西藏就正式列入中国版图。
中国人民坚决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决不容任何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进行干涉。
四十年的历史不是已经说明：
当中国人民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已经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六亿人民已经彻底解放、正鼓足空前干劲的今天，难道还能够在什么外来力量的干涉之前低头吗？
我们希望印度的有影响的政治家们，能够保持理智，清醒地认清世界潮流，认清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支持西藏叛匪给中印关系带来的严重损害，停止对我国的各种不明智不友好的言行。
我们希望和印度人民一道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不仅将有利于中印两个伟大邻邦的友好合作，而且将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西藏的现行社会制度是一种极其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在水深火热中的一百一十多万藏族人民早就要求改革。
现在由于叛国分子的出奔，叛乱的迅速平定，已经促进了西藏改革的曙光。
我们认为平定叛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和协助平定叛乱的藏族人民正是发扬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慰问。
最后，我们要向参加今天大会的青年同志和全国青年祝贺。
我国青年始终是我国社会中的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
在当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是起了带头作用的。
因此，我们国家把今天定为中国青年节，这具有深厚的教育意义。
生长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们是幸福的，党和国家为你们开辟了无限美好的前程，祝你们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中，最大限度地发出青春的光和热！
对于当年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光荣战士们，我们更表示热烈的祝贺！
祝贺他们亲自促进了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成长，并且继续参加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斗！
对于参加今天大会的国际友人们，我们表示感谢！
我们愿意通过这些朋友向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
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是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的共同愿望，我们愿意紧密地携起手来，为实现这个愿望、为维护世界和平并促进人类进步而共同努力！

尤金举行电影晚会招待中苏友协代表
吴玉章设宴欢迎苏中友协代表团
新华社3日讯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今晚举行电影招待会，欢迎中苏友好协会第3次全国代表会代表。
应邀出席晚会的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吴玉章、邵力子，副秘书长胡伟德、戈宝权，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曹靖华、廖沫沙，政协副主席包尔汉和出席代表会的各地中苏友好协会的代表。
晚会上放映了苏联最新的“从人造卫星传来的消息”和“山洪暴发”大型纪录电影片。
新华社3日讯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吴玉章，今天中午设宴欢迎以费多罗夫为首的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
席间，宾主频频为中苏两国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中苏友好协会和苏中友好协会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干杯。
苏联驻我国大使馆参赞安东诺夫和苏达利柯夫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作陪的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邵力子，秘书长钱俊瑞；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曹靖华、廖沫沙；
政协副主席包尔汉和内务部部长钱瑛等。

波人民军男女排球队在津比赛获胜
据新华社天津3日电
来我国访问的波兰人民军男、女排球队，今日下午在天津同我国公安体育协会男子排球队和河北省女子排球队进行友谊比赛。
结果，波兰人民军男子队以三比二获胜，波兰人民军女子队以三比零获胜。
波兰人民军男、女排球队预定5月05日和7日还将在北京举行两次四场友谊比赛。

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致电中央
衷心拥护国家新领导人
西藏工委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我们仅以万分欣奋的心情，祝贺国家领导人员的选出。
伟大的各族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以及国家新的领导人员的选定，这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我们西藏人民长久以来所拥护和衷心爱戴的领导。
为此，西藏僧俗人民在遥远的边疆致以热烈的庆贺和衷心的拥护。
班禅堪厅与所属僧俗群众愿以实际行动坚定反帝爱国立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新的国家领导人员的领导下，在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地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彻底地消灭西藏残余叛乱分子，坚决同全体人民一道向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迈进，为把西藏建成真正的人间乐园而作出贡献。
　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暨全体僧俗人民谨上

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到京
我对外文联设宴欢迎贵宾
新华社3日讯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罗马尼亚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副主席奥克塔夫·利韦泽亚努为首的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罗俊，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查哈勒斯库出席了今晚的宴会。
代表团根据中罗文化合作协定1959年执行计划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在4月30日到达北京。

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前进
康生在首都各界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
五四运动发生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
在这四十年里，我们祖国经历了一个天翻地复的大变化。
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当时，中国人民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下。
这个黑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现在不仅已经彻底地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像初升的太阳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五四运动是在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它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正式成立了。
五四运动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毛泽东同志指出，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五四运动开辟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
因此，五四运动，对于我国近四十年来的历史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纪念五四运动，必须展开一个广泛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运动。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我国最杰出的代表。
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不断取得伟大的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各个战线上都已经取得极伟大的胜利，特别是1958年以来，我国工农业生产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巨大的跃进，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取得极伟大的胜利。
我们的事业越是向前发展，也就越是需要对新的事物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指导。
我们要结合实际地、系统地学习理论。
我们要提倡认真地读书。
为了发展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培养理论工作队伍，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有系统的、长时期的努力，充分掌握有关的资料，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并且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必须提倡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形而上学。
任何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都是不对的，任何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也是不对的。
我们必须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继续粉碎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和其它各种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纪念五四运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工农群众知识化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现在，我国旧知识分子中间有不少人不仅真诚地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且开始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斗争，参加生产劳动，把自己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我们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使教育为工人阶级政治服务，使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为了把我国迅速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培养一支广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特别要鼓励广大青年群众加强自我改造，向科学进军，掌握各门科学知识，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
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并且为了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而不懈地努力。
纪念五四运动，必须发扬五四运动彻底革命的精神。
五四运动以来的我国历史证明，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就必须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向革命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切改良妥协的道路都是行不通的。
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又告诉我们，社会是不断前进的，革命也要不断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
在五四运动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因此，必须坚决反对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思想。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因此，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反对个人主义思想，树立集体主义思想。
为了不被历史车轮抛到时代的后面去，人们就必须不断地提高觉悟，改造思想，经常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永远充当一个彻底的革命派。
同志们！
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四十年当中，我国人民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为着争取更美好的明天，作着艰巨的努力。
我们要鼓足干劲，依靠群众，克服各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
我们要彻底消灭西藏亲帝国主义分子的叛乱，粉碎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干涉我国内政、支持叛乱分子、破坏我国统一的阴谋！
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奋勇前进！

不许破坏中印人民的友谊！
金仲华印度的某些政界人物，最近利用我国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事件，大肆叫嚣，干涉我国内政，挑拨中印关系，甚至把西藏称为“国家”，公然暴露了策划“西藏独立”的狂妄野心。
这些人的行径，只有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才会拍手称好。
这不仅和中印两国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与印度广大人民珍视中印友谊的传统精神，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不久以前，我和其他两位同志代表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应邀去印度参加了一次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全印亚非团结会议。
会期从4月02日到5日，正当我国平定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公报发表之后和达赖喇嘛被叛匪劫持到印度的期间。
那时候，我们在会内会外的所见所闻，有两种显然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少数野心分子和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野心家乘机兴风作浪，恣意挑拨，企图破坏中印友谊和亚非团结，转移印度人民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方向；
另一种是广大的印度人民，包括印度各界许多公正、善良的人士在内，重视中印友谊，坚持亚非团结，他们坚决反对那些野心家们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强调中印友谊是亚非团结的重要基石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力量，绝不容许任何人加以破坏。
印度亚非团结委员会是一个很广泛的组织。
这次的全印亚非团结会议，有来自印度全国各地的一千五百名代表参加。
这个会议反映了近年来印度人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对增进中印友好，加强亚非团结，坚持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所作的巨大努力。
特别是在现阶段，亚非广大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面临最后崩溃，它们在疯狂挣扎中竭力想找到一些题目来转移亚非人民的注意，破坏亚非国家的团结，从而削弱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火力。
因此，这个会议的举行是很适时的。
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在这样的时刻看到印度人民的真情实感。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消息公布后，印度一些右派集团和政治野心家们大肆活动。
印度的某些野心分子愈来愈明目张胆，出头露面。
什么人民社会党、人民同盟之类的锣鼓敲得特别响，他们搞所谓“支持西藏日”，组织一些零零落落的“游行示威”，发传单，流假眼泪。
有些英文大报上则充满了挑拨污蔑的言论。
他们竭尽力量造成一种气氛，一种所谓“压力”，似乎西藏的事情已不是中国的内政而忽然变成印度的问题了，似乎那一小撮残害人民、背叛祖国的西藏反动分子竟可以冒充西藏一百二十万人民的代表者了。
逃亡在印度长期进行阴谋活动的叛国头子鲁康娃，带领他的一帮人从噶伦堡坐飞机到新德里，他的照片竟被刊登在报纸一版中央最显著的地位。
一家英文报甚至把蒋匪帮在台北组织三青团游行的照片，也登在同样的地位；
这和印度人民社会党组织游行的新闻联系起来，究竟成了怎样的混合物？
我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了这么大的劲头，他们究竟被什么东西迷了心窍？
这样搞得乌烟瘴气，究竟会给印度人民带来什么影响？
从关心中印友好、亚非团结的愿望出发，老实说，我是为我们友好邻邦印度的朋友们担一把心的。
但是，这些浮在面上的浑浊的东西，却并不能代表印度人民的真实感情。
在全印亚非团结会议期间，当那些政治野心家企图把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带进会场，公开挑拨中印关系，破坏亚非团结的时候，一再遭到了代表们的严厉驳斥。
会议第2天，在政治小组委员会上，人民社会党公然提出了两个污蔑中国和苏联的动议，要求列入大会决议：
一个是污蔑中国对西藏采取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一个是污蔑苏联对中东实行“帝国主义干涉”。
这两个荒谬绝伦的提案，遭到代表们的愤怒指斥，最后投票表决，前者只有七票赞成，后者只有十一票赞成，而其他的六、七百位代表都表示反对，一致加以否决。
在会议最后一天通过决议的时候，据说也发生了大致相似的场面，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这种情况，充分反映了印度广大人民要求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对中苏的友谊，加强亚非国家间的团结，和坚持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强烈愿望。
甚至在人民社会党、人民同盟之类的集团中，也只有一些头子坚持干涉中国内政、挑拨中印关系的反动立场，群众还是不愿意盲从他们的。
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普遍怀抱着非常友好的感情。
在任何场合，这种深厚的感情都会自然地流露出来。
这次全印亚非团结会议期间，从开幕的大会到最后一天在加尔各答草地广场上的群众大会，每次提到中印两国几千年来的悠久友谊，提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的友好关系，以及大家熟悉的“中印两国人民是兄弟”的口号，群众中总是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而某些不怀好意的人物发出任何挑拨中印关系的言论，就立刻招来不满意的反响。
印度的一些政治野心家企图利用我们西藏的叛乱事件，讨些便宜，捞些政治资本，现在证明完全是徒然的。
他们拚命向群众眼里掷沙子，但是印度人民的心里是很清楚的。
我们看到，印度不少公正人士也曾经发出清醒的呼声，表示不应干涉他国内政，不要损害中印友谊，不要破坏亚非团结，因为这样做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而对于印度本身却是很危险的。
现在，达赖喇嘛已经证实他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是他亲笔写的了。
事情的真相已经大白。
西藏的反动叛国分子和印度干涉者所依靠的弥天大谎，已经像雪崩一样坍下来了。
乌云终究是遮不住太阳的。
那些被野心迷了心窍的人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印度野心家在西藏叛乱事件上的冒险，应当引起一切珍惜中印友谊的人的警惕，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的有悠久历史的友好关系，绝对不容许这些干涉主义分子破坏，必须坚决制止他们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

为了挑拨中印关系无耻篡改历史地理
英国宣传机器鼓动尼赫鲁向我国“摊牌”
叫嚷我国“侵略”西藏“威胁”印度安全
新华社2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宣传机器继续采用它们在西藏叛乱发生以后一直采用的手法，离间亚洲国家的关系，竭力唆使印度和其他亚非国家来反共、反中国。
英国新闻处4月30日以“西藏的意义”为题发表的一篇文章，致力于破坏中苏两国由于一贯坚决支持民族独立运动而在民族主义国家人民心目中获得的巨大威望。
文章一开头就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相呼应，引用了印度人民社会党首领纳拉扬对中国的诬蔑。
纳拉扬说：
“在西藏，我们看到了比旧帝国主义远为危险的新帝国主义的种种活动。”
文章接着说：
“这种震动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对于这种情况就是共产党政权对它的武装力量能够达到的小国竟然采取这种做法，本来确实不应该感到意外。”
文章接着竭力攻击中国和苏联对民族主义运动采取所谓“两面”态度，它无耻地玩弄了这样的手法，就是彻头彻尾地歪曲和不顾中苏两国国内少数民族的地位的真实情况，并且力图把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和国际关系混淆起来。
文章说，苏联和中国作出了弱小民族的朋友和赞助者的姿态，“但是，对民族主义的这种支持一直严格地限于共产主义帝国边界以外的民族主义。
在边界以内，一切民族主义运动，一切要求自治和自决的愿望都受到了无情的镇压。”
文章污蔑说，在中国，“在共产主义的
‘旗帜’下，汉族还在压迫他们所继承的帝国的少数民族。”
文章说，“正在西藏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什么孤立的和特殊的事情。
对任何不幸处在这两大共产主义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小国来说，这种事情在过去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
“新闻纪事报”连日来在它的有关西藏的评论和报道中不遗余力地挑拨中印关系。
在4月29日的一篇报道中，它力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平定西藏叛乱构成了所谓对印度安全的“威胁”。
它还故作危言来恫吓各国人民，说什么亚洲“在两个月后将遭到最惨重的灾难”，“共处的整个过程将重新调整”等等。
这家报纸恶毒地挑拨说，尼赫鲁一直“很审慎地渴望使印度远离冷战阴谋”，但是现在印度已经面临着“某种十分冷酷的物质上的威胁”。
据这家报纸说，这一“威胁”就是中、印两国之间“过去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一千八百英里的危险的边界”。
人们不能不注意到：
为了达到挑拨的目的，这家报纸竟然改写历史和地理，一笔抹煞中、印两国长久以来一直是接境的邻国这一事实，瞎说什么“在整个历史上，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从来没有接过壤”，而是夹着西藏这个“巨大的缓冲区”。
显然，它妄图通过这种卑劣手法来达到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目的。
这家报纸4月30日登载的一篇从新德里发回的文章又就尼赫鲁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挑拨中印关系，它说，中印两国之间已不再有一个“相互容忍的无人地带”，“挑战已经提出了”，现在是要“摊牌”了。
这篇文章还为尼赫鲁的讲话捧场，说这个讲话是尼赫鲁所发表的“最卓越的声明之一，它精炼、明确、用词极妙，它所表达的东西恰好介乎愤怒和辩解之间，责备与谅解之间”。
它还说，“人们要过一会工夫最后才意识到这就是挑战，两大亚洲国家（全世界人口最众多的）从此从互相容忍的伞下走开了，不再是手挽着手站在一起了，而是面对着面”。
文章还说，“对尼赫鲁来说，这是无法逃避的懊恼的时刻”。
文章还叫嚣说：
“无论对西藏行动提出怎样的诡辩，在两亿不参加集团的亚洲人看来，这种行动不仅仅是侵略，而且是自从成吉思汗以后第1次规模较大的亚洲的帝国主义的侵略”。
文章最后发出了绝望的哀鸣：
“现在西藏自身是完了。
目前真正要紧的是在它完了的同时使所有的亚洲人看到真相”。

印共书记发表文章评尼赫鲁讲话
外国政府无权对西藏事务指手划脚
“自由报”指出印度当局的行动是干涉我国内政
新华社新德里3日电
最近一期的“新世纪”周报在头版上刊载了印度共产党书记处书记兰那地夫写的一篇题为“必须不让印中友谊受到损害”的文章，文章评论了尼赫鲁总理4月27日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讲话。
兰那地夫写道，尼赫鲁总理的这篇讲话“表明最近几星期来印中关系发生了剧烈的恶化。
这种发展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欢迎，而引起了整个亚洲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严重忧虑。”
兰那地夫写道：
“他（指尼赫鲁）的讲话的整个要旨表明，他认为，要对目前局势负主要责任的是‘对方’。”
兰那地夫在文章中指出，人们“很难同意（尼赫鲁的）这个结论”。
他说，“开头的并不是中国人。
那是在印度议会中一些议员对中国进行了狂暴的攻击，中国被称为试图镇压一个小国的侵略者。”
兰那地夫问道：
“当中国人的政府被人攻击为侵略者，并且被印度总理指责为进行欺骗，难道中国人不应当感到不快吗？”
兰那地夫说，“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表的声明本身在这方面是凶暴的。
由印度政府官员散发这项声明，是极其不恰当的。”
他说，“印度政府认为，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的协议并不是真诚的，而是在刺刀尖下缔结的，这件事我们还要弄清楚。
因为这不是印度的态度，而且印度认为这个协议是有效的，所以由任何官员来散发这项声明是大错特错了。
这项声明实际上是或多或少地在废弃1951年的协议，要求西藏脱离中国而独立。
人们不能允许任何人依靠印度的支持，以自治为口实，把西藏从中国那里抢走。”
他继续说，“如果我们的态度是：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政府不能对要求独立和脱离的主张提供甚至是间接的支持。
印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变戏法，把自治和独立等同起来。
这种态度是对中国内政的无理干涉。”
他说：
“西藏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有自治权，这并不意味着外国政府可以在西藏实行自治的问题上指手划脚。
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应该犯的根本性的错误。”
他指出，甚至印度政府的一些正式声明也“露出了明显的政治偏见，单方面承认叛乱分子的故事，单方面否认中国人所说的一切，包括达赖喇嘛所写的信件的真实性。”
他说：
“那些拿起武器来反对政府的人，那些为了农奴制度和反动派的利益而杀害人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人，被宣布是无罪的，并且被抬高身价，说成是‘领导民族起义’的。
私人组织和个人无疑是可以自由地表示他们对世界大事的看法的。
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把一个友好国家中发生的叛乱当作是民族起义来欢迎，而又能够逃避干涉内政的谴责。”
他最后说：
“西藏肯定将向社会主义前进，印度人不应该为这件事流泪。
绝大多数的我国人民将会欢迎在这块光荣的古老的土地上出现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的曙光，而对那些以佛教为名设法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能感到遗憾。”
新华社新德里3日电
印度“划时代报”在4月30日评论尼赫鲁总理4月27日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讲话时说，“尼赫鲁猛烈地责难中国，但是他有没有考虑到印度将来的政策和国际冷战的方向？
中印关系变得愈来愈复杂，尼赫鲁就会愈来愈多地同这种复杂的局势有牵连。
因此，我们对前途感到不安。”
这家报纸说，没有一个聪明的、有头脑的人对于印中关系恶化会感到高兴的。
它指出，“印度最近的前途将会由于对中国不友好而进一步遭到危险。”
这家报纸希望及早结束这种令人不愉快和不安的局面。
这家报纸还表示欢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决议中的抱有希望的语调，并且希望达赖喇嘛可以回到西藏，但是它对于中国方面又发现了一些关于西藏叛乱的文件的消息表示怀疑。
印度共产党在加尔各答出版的“自由报”4月29日发表社论评论尼赫鲁在人民院的讲话说，“毫无疑问，由于尼赫鲁总理发表了这次讲话，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了。
印度的群众对此将深深感到不安。”
报纸说，“我们知道，伟大的中国忠实于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没有人曾经看到中国政府有过任何言行不一的表现。”
这家报纸指出，但是，“在印度议会中却制造了西藏问题，有人对中国在西藏所采取的政策进行责难，印度正在给予叛国分子以避难权，如果这些行动不是对另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那么还有别的什么行动才算是对另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呢？”
报纸说，“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力量一直在进行使西藏脱离中国的勾当。
他们想在现在使这个阴谋成功，但是他们失败了。
尼赫鲁却对这些叛乱分子和这次叛乱表示了道义上的支持。
印度总理为什么忘记了帝国主义呢？”
这家报纸说，“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的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阴谋都有过惨痛的经验，这就是他们希望保持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原因。
他们决心像保护他们的眼珠那样保护这种友谊。”
报纸问道：
“为什么尼赫鲁妄自尊大地企图对伟大的中国提出关于西藏人的民族权利和自治的意见？
甚至傻瓜也不会说尼赫鲁能够懂得保卫民族权利和自治的意义，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内把为保卫马拉提人、古吉拉特人、孟加拉人的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战士叫做坏人，并且向他们表示愤怒。
尼赫鲁向团结着六亿各族人民并且成功地使各民族飞快发展的中国领导人提出意见，这不是他十分妄自尊大的表现吗？”
这家报纸问道：
“像尼赫鲁这样一位潘查希拉的重要发言人为什么会开始对中国表示愤怒？
他一定知道，在西藏问题的解决上，他将没有机会插一手，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然而，他正在鼓动印度的反动派来实现一个帝国主义的阴谋。
这样做只有一个政治上的原因：
印度人民正在很快地被中国的社会主义进展的榜样所吸引过去。”

把尼赫鲁讲话中的一些论点大肆发挥
印度反动报纸再掀起反华狂潮
破口大骂“北京反动分子”破坏印中友谊
恶毒攻击我国一直用阴险手段扩张势力
新华社新德里3日电
印度几家反动报纸，最近几天发表社论为尼赫鲁总理4月27日在人民院的讲话叫好，并且利用这篇讲话中的一些论点，大肆发挥，又一次掀起反对中国的恶毒宣传的浪潮。
“印度快报”5月01日继续用尼赫鲁的话攻击中国政府“不尊重西藏自治”。
它说什么“如果他们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履行了周恩来对尼赫鲁提出的、后来由尼赫鲁转告达赖喇嘛的（关于尊重西藏自治的）保证，那么，过去几个星期来的不幸的和悲惨的事态发展本来是容易避免的。”
这家报纸还支持尼赫鲁的论点，不接受关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指责。
它说，“有趣的是，北京健忘到这样的程度：
竟然忘记了在中国占领西藏之后，印度立刻自愿地放弃了一些治外法权，例如它通过驻扎军队来保卫通往西藏的商路这种方式所享受的治外法权。”
“因此，中国关于扩张主义的指责表明它完全缺乏关于最近的历史事件的知识，或者，难道因为他们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方法吗？”
这家过去曾经用过各种恶毒的话来咒骂中国的报纸还说，“印度非常希望西藏停火，达赖喇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和解”。
“印度时报”在4月29日极力表示支持尼赫鲁的讲话。
它说，“中国共产党人从他们利用来安慰自己的各色各样不负责任的反对印度的指责中，能够得到什么好处，这还很不清楚。
无论如何，他们已经说过的或者能够说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冲淡（尼赫鲁）总理提请人民院注意的那些基本事实。”
这家报纸又暴露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说的希望实现所谓“西藏自治”也就是把西藏割裂出中国的真正意图。
它说，“在尼赫鲁认为，西藏人和中国人之间在十七条协议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合作，恢复这种局面是可能的。
他的这种看法也许是过分乐观了。
西藏共产主义化的速度将快得使西藏自治和中国宗主权之间很难有任何妥协的可能。
在这个国家避难的数以千计的西藏难民就是一个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西藏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彻底的控制。
当中国的宗主权成为在西藏的一切事务中占支配地位的和决定性的因素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自治都没有希望残存下来。”
“印度斯坦旗报”4月29日发表的社论着重鼓吹尼赫鲁所说的西藏叛乱事件的基础是所谓“民族主义情绪”的说法。
它故意歪曲西藏叛乱是少数罪恶昭彰的上层反动集团分子发动的事实而恶意挑拨说，
“民族性”“使人们对西藏所抱有的同情具有了更为广泛的基础。
因为西藏的困难处境现在不仅会得到邻近国家的佛教徒的特别同情，而且会得到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的同情，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行动一定是采取怀疑和不赞成的态度。”
这家报纸坚持提出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用来遮掩他们干涉中国内政和野心的一些虚伪的说法。
它说：
“既不能断然放弃它对目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西藏人的同情，也不能不再要求中国人改变他们使用武力的政策和恢复西藏的自治”。
曾经辱骂中国为“侵略国”的
“自由新闻”在5月01日恶毒地攻击班禅额尔德尼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它说，“那些想模仿中国政府的逻辑的人可以反驳说，事实上这不是班禅喇嘛的声明，而是想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制造不和的中国反动分子的作品。
但是我们无需过分关心代笔人的艺术。
事实是，班禅认为尼赫鲁总理或印度政府邀请他来印度进行任何种类的会谈以解决西藏问题，他是想错了。
事实上根本没有邀请他。”
这家报纸还咒骂说，
“如果说有任何人损害中印友谊的话，那不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而是北京的反动分子。”
“领袖报”在4月30日颠倒黑白地说，“如果中国和印度能够批评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其他国家就能够批评中国对西藏的政策。
违反潘查希拉的正是中国。”
它把中国平定西藏叛乱胡说成“国际争端”，它说，“潘查希拉强调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当中国使用武力把它的意志强加于西藏的时候，它也违反了潘查希拉。”
“箴言报”在4月30日说，“如果说亚洲有任何扩张主义者的话，那么应该戴上这顶帽子的正是中国，因为在东南亚已经充分地证明，它是怎样在一直试图用阴险的手段来扩张它的势力范围。”
这家报纸说，“（印度）总理对局势的叙述是正确的。
中国的统治对西藏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说他们不想自由，那是不真实的。
大家知道，西方殖民国家也一直辩称，从属国家的人民在殖民统治下是愉快和满足的，所谓解放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其他外国人发起的。”
“印度民族报”也在4月29日把平息西藏叛乱说是中国“使用武力来推行某种思想”，而印度对此提出“抗议”是正当的。
“邮报”在4月29日也把平息西藏叛乱说是
“危及了潘查希拉并且几乎破坏了亚洲的团结”。
“政治家报”则刊载了一些发自甘托克的关于西藏的谣言。
它说什么“中国人”正在企图剥夺寺院的一切权力，“准备没收它们的财产和夺取它们的财宝”。

把日本推入美国原子战略体系
岸政府同美国加紧军事勾结
日美就修改“安全条约”主要问题达成原则协议
新华社3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同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第二昨天举行了关于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第3次谈判。
据透露，双方就条约的每一项条款交换了意见，并且“在原则上就一些主要问题达成了协议”。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广播，双方同意“条约的适用地区为日本的行政管辖权所及的地区，冲绳和小笠原在行政管辖权交还日本以后将自动地纳入条约地区”。
这就是说，岸信介政府不顾日本民族利益和美国互相勾结，一方面保持美国占领这两个岛屿和把这两个岛屿变成美国在太平洋的原子战略基地的现状；
另一方面又为把日本拉入美国策划的东北亚侵略集团埋下了伏笔，因为美国同李承晚、蒋介石集团和菲律宾签订的军事条约都把冲绳和小笠原划入了“共同防御”地区。
美国同意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要把日本拉进“东北亚条约组织”。
岸信介已经表示，日本可能会在冲绳岛同李承晚、蒋介石集团“发生共同作战的情况”。
日本广播协会还说，双方同意
“发生紧急情况时的措施以及美军的部署、装备和美军出动到日本以外的地方等将做为日美两国的双边事项，其中美军出动到外地的问题将用交换公文的形式事先进行协商”。
日本公众早已指出，这是美国在同日本“事先协商”的美名下，为把日本变成核武器基地和核武装日本以及使日本赞助它在亚洲的侵略活动的狡猾手段。
日本首相岸信介在国会里一再声称美军把核武器运进日本“并不违反宪法”，日本军队也可以保有核武器等等，完全证实了美国的上述阴谋。
双方同意把这一严重侵犯日本主权并会把日本拉入美国原子战略体系的新条约的期限“大致定为十年”。
日本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在会谈后向新闻记者发表的谈话表明，岸信介政府正企图在6月02日举行的参议员选举前就修改“安全条约”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
他说，在预定8日举行的下次谈判中，他和麦克阿瑟第二将总结以往谈判的结果和讨论修改日美“行政协定”问题。
他说，日本政府打算在参议员选举前发表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的纲要。

柬“统一报”斥印度干涉者
对尼赫鲁听任反动派损害印中关系感到遗憾
新华社金边2日电
柬埔寨“统一报”昨天发表社论说，虽然西藏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但是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走狗还想继续把它扩大成为国际问题。
这家报纸在提到西方通讯社和印度报纸所发表的大量消息和文章以后指出，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走狗竭尽全力来扩大中国内政问题西藏事件的目的是：
第1，寻找借口来毒化世界气氛；
第2，分裂亚洲国家的团结。
这家报纸还说，帝国主义者把希望寄托于那些企图把西藏置于印度统治之下的印度某些扩张主义分子身上。
这些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是西藏卖国贼的支持者。
他们无理地攻击中国政府，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印友好关系。
这家报纸指出，“我们对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听任（或者伙同）印度的反动分子进行损害印度、中国与和平的活动感到遗憾”。

柯庆施欢宴明尼赫总理
匈牙利党政代表团在上海参观
新华社上海3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1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今晚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以明尼赫总理为首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全体贵宾。
柯庆施市长在宴会的讲话中热烈赞扬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他特别对匈牙利人民给予上海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支持及热情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贵宾们这次到上海访问给上海人民带来深厚的友谊和巨大的鼓舞。
明尼赫总理在讲话中谈到，这次他们到中国各地访问，到处都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飞速发展，许多新的东西正在代替旧的东西。
他说，我们为自己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而高兴，也为中国朋友所取得的胜利而高兴。
明尼赫热情地举杯，建议大家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力量的日益强大而干杯。
陪同贵宾们由北京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等人应邀出席宴会作陪。
出席作陪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市委书记、副市长曹荻秋，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石西民，书记处候补书记、副市长刘述周，上海市副市长赵祖康，上海市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上海的匈牙利专家和各国驻上海领事。
新华社上海3日电
明尼赫·费伦茨总理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全体贵宾，今天上午由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等陪同，参观了上海建设机器厂和国棉二厂。
下午，贵宾们参观了少年宫。
贵宾们对建设机器厂以“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制造大型设备，感到很大的兴趣。

泰国佛教协会诬蔑我国
竟为西藏叛匪祷告
新华社3日讯曼谷消息：
泰国佛教协会在4月28日就西藏叛乱事件发表声明，恶毒诬蔑中国。
这个由皇家赞助的佛教团体在它发表的声明中认为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叛变祖国、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少数叛匪的讨伐是“引起人们深切忧虑的事件并且对所有佛教徒的感情产生严重的影响”。
这个团体为西藏叛乱分子的失败而伤心，因此，在声明中要求所有的佛教徒“对遭受不幸的人表示关心，并且渴望他们能够尽快地摆脱困境”，并且呼吁全世界佛教徒为西藏一小撮叛乱分子祷告：
“愿慈悲之神驱走一切不正当的迫害和使用武力来毁灭人类的作法”。
这个佛教协会会长达尔马萨克迪说，要把这个声明列入订于5月12日到15日举行的全泰国佛教协会大会的议程里，并且要把这个声明的副本送给其他国家的十一个佛教团体。

美国助理国务卿到台湾活动
攻击我国平定西藏叛乱
新华社3日讯
台北消息：
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到台湾进行了三天的侵略活动。
帕森斯在台北同蒋介石连续举行了三次会谈。
有消息说，会谈中讨论了台湾局势、沿海岛屿问题和西藏问题。
帕森斯在台北恶毒地攻击我国平定西藏叛乱为“对西藏的镇压”和“暴行”，并且对我国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十分仇恨。
帕森斯已在2日下午离开台北前往日本。

美国“纽约时报”又出坏主意
煽动印巴两国共同反华
新华社3日讯
纽约消息：
“纽约时报”1日在社论中催促印度赶快同巴基斯坦“靠拢”，采取共同的反共反华立场。
这家报纸用露骨的挑拨性的口吻，要这两个国家从中国政府平定西藏叛乱的事件中“了解”到“来自北边的共同危险”。
它认为，如果这次事件能促使双方“完全了解到”两国在它们的“共同安全和生存方面有着一个伟大的共同事业”，而更加接近于讨论它们之间的分歧那将是这次事件的“最重要的副产品之一”。
在前一天，这家报纸在头版地位和在“西藏问题激起了印巴调和的要求”的双栏标题下刊载了一则来自新德里的消息。
消息中谈到：
“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和新德里的负责人物现在已经在公开谈论过去小心地耳语的东西”。
据这条消息说，这些“负责人物”认为必须抛弃两国之间的“仇恨和猜疑”，以便抵御所谓“外来侵略”。

苏联一位天文学家认为
火星也可能有“人造卫星”
二、三十亿年前火星上大概有过高级生物
新华社3日讯据塔斯社报道：
苏联著名天文学家希克洛夫斯基认为，火星的两个卫星——“火卫一”和“火卫二”都可能是若干年前火星上高级生物所发射的“人造卫星”。
不久前，希克洛夫斯基对“共青团真理报”的记者发表了他关于火星卫星的新结论。
根据多次的观察，希克洛夫斯基得出结论说，无论是火星卫星的起源，或是“火卫一”在运行中的奇异现象，都不能从一般天然卫星的理论中得到解释。
“火卫一”和“火卫二”与太阳系其他行星的卫星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它们的面积特别小，而且距离它的行星也特别近。
关于“火卫一”还有一个惊人的特点，在几十年内，这个卫星在自己的运行轨道上，已经比预计的运行点超前了二点五度，而且运行的速度加快了。
这说明，它比从前更靠近了火星的表面。
而这一现象正与人造地球卫星的特征一样，当人造地球卫星在受到大气阻力的影响时，是会逐渐接近地面而加快运行速度的。
这位天文学家在谈到火星上可能存在生物的问题时说，现在火星大气中几乎是没有氧气了，因此，那里的高级生物已不存在。
但是，在二、三十亿年之前的情况就与此不同，很多天文学家都认为，在那时火星上存在氧气，大概也就在那个时候，火星上出现过有高度文化水平的生物。

阿劳动党代表团到郑州
新华社郑州3日电
前来我国参观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在2日上午由北京乘飞机到达郑州。
代表团在机场上受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史向生、吴皓和中共郑州市委第1书记王黎之等人的热烈欢迎。
当天下午，代表团在杨蔚屏、史向生和王黎之的陪同下，参观了新修的引黄灌溉工程郑州市郊岗李东风区引水闸，并访问了省文化机关和省共青团的负责人，详细询问了有关农村文化活动、业余红专学校、除四害及共青团的领导工作等方面的情况。
晚间，中共河南省委设宴招待贵宾。
代表团今天在史向生的陪同下下乡访问农村。

互相吸取　互相发展　互相尊重
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
张奚若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其他各项报告。
现在我谨就我国对外文化工作的一些情况向大会作一简略汇报。
同我国建立文化联系和友好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遍及全球
将近十年来，我们的对外文化友好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截至目前为止，和我们建立文化联系和友好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一百零四个。
我国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非洲一些国家成立了友好协会：
有三十八个国家成立了四十六个对我国的友好团体，它们的五百多个分会，遍及全球五大洲。
我国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文化合作，在我们整个对外文化工作中开展得最早，发展得最快。
苏联第1个派遣了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团来我国参加开国大典；
以后，我国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文化友好往来也就日趋频繁。
到现在我国已先后与苏联及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
合作的内容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互相访问、交换资料等等以外，最近一个时期正在开展更有计划、更有系统的全面的文化合作。
我们已经同苏联签订了科学合作协定，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双方科学院的合作协议，保健合作协定，广播合作协定，和体育来往活动的协议。
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无论从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上说，或是从方式方法和合作内容的丰富多彩上说，都深深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01日千里的发展，以及彼此间兄弟般互助合作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日益巩固的团结。
特别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跃进中，在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开展中，通过文化合作，也取得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宝贵的知识、经验和专业人材的支援。
我国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也普遍地开展了并正在开展着文化交流、合作和友好往来。
特别是从万隆会议以来到目前，在这几个地区、单就和我国有文化艺术方面人员往来的国家，就已经从十余国增加到四十余国。
仅在过去的一年里，开始同我国有了文化往来的、就又增加了伊拉克、也门、阿曼、摩洛哥、加纳、塞内加尔、尼日利亚、索马里兰、乌干达、安哥拉、委内瑞拉、巴拉圭等许多国家。
去年伊拉克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全国人民热烈庆祝伊拉克人民的伟大胜利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约旦、干涉伊拉克革命的运动，热烈欢迎了初次来访的伊拉克人民友好访华团、文化代表团和社会活动家代表。
他们和我国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彼此交流了各方面的知识。
这些年来，特别是过去一年中，我们派遣到亚、非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文化代表团，可说是络绎不绝。
我国的文、教、科学各界人士抱着尊敬对方的民族传统文化和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并交换知识的心情和意愿，前往这些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或是应邀参加了他们所举行的科学、文化集会。
我国同亚、非、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已经开始交换留学生，开展了交换电影、互办展览等多方面的活动。
在互相翻译出版方面，过去一年内我们翻译出版外国著作五百余种、四百余万册中，有不少是属于亚、非、拉丁美洲国家的。
我国人民十分重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著名人士的著作和言论集。
这些国家的现代和古典文艺创作往往刚一出版就销售一空。
这些国家翻译出版我国著作也在增长，毛主席的著作和文艺学术创作，以及其他方面的著作，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广大人民的喜爱。
我国和亚、非、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同样承受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灾难性的后果。
为了保卫和发展民族文化，为了克服文化落后的状态，我们和这些国家在文化交流中的互相学习和互相帮助应该说是有着十分广阔的园地和远大的前途。
我们和西方一些国家，从北欧、西欧到澳洲，也有过并且还正在有着许多的主要是民间的文化联系和友好往来。
去年加拿大的大学校长和其他方面的朋友也曾访问过中国。
只有和美国，由于我们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且由于美国所采取的与中国为敌的政策所造成的两国关系十分恶劣的情况，我们之间也就没有甚么文化联系。
随便算一笔账，记得是1955年，美国政府曾经阻挠了我国艺术团同美国人人剧团所订交换演出协议的执行，曾经阻止应邀来我国参加纪念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出版一百周年大会的美国文化界著名人士出国；
1956年，我们举行富兰克林纪念会，邀请了十几位美国文化科学界知名人士，也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一个也没有来成；
1957年，美国二十六家报社要求派记者来华访问时，美国政府又采取只许美国记者来华、不许我国记者赴美的无理手段，阻止中美记者的互相访问。
还可以顺便提到一个笑话：
美国人民非常希望得到我国特产的大熊猫，他们的政府却借口不与“红色中国”往来而禁止大熊猫进口。
美国帝国主义者连对我国的大熊猫都如此害怕，这不正是暴露它的惶恐和心虚吗？
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正在中国访问，著名的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和他的夫人也在不久以前才离开中国，他们都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诚欢迎和接待，我们相信他们是会把我们的友情带回给美国人民的。
我们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是执行了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原则；
与此相反的，帝国主义是文化侵略，把所谓“西方文明”强行带入一切被压迫国家
现在我借这个机会谈一点我们在对外文化工作实践中的体会，就是关于我们的对外文化工作必须继续坚持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原则这样一个问题。
毛泽东主席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经谈到中国的文化要同一切别的民族的进步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
这正是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我们和各国人民进行文化联系的一项总的方针和目标，也正是标志了我们人民中国整个对外文化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和外国的文化联系，按文字记载，也总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解放了的中国，将近十年以来所进行的对外文化联系，其精神面貌是与过去大不相同的。
我们主张自由平等的文化联系，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任何一个国家建立文化上的联系和合作。
我们在文化往来中，提倡热诚互助，而反对强加于人。
一方面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曾经指示过的：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另一方面，别人需要向我们了解或取材的，我们也应该尽力之所及热诚地介绍和帮助，但是我们绝不要求人家照搬或实行我们的一套方针和办法。
譬如我们的书刊、电影等，别人欢迎时，我们送去；
别人不欢迎，我们绝不勉强发送。
在人员来往上，也是一个道理；
人家不愿意和我们来往，我们绝不强求。
我们认为，在文化联系中，一定要贯彻互相尊重的精神。
我们自己既要反对妄自菲薄的民族自卑思想，也要反对妄自尊大的大国主义，特别是矜骄浮夸的思想作风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和防止。
因此我们在和外国朋友的联系和接触中，一向坚持既要介绍成就、也不隐讳缺点的方针。
党和毛主席时常教导我们的老老实实的、科学的态度，我们在对外文化工作中一定也要信守不渝。
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是与我们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的文化联系恰恰相反的，当然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中国人民在解放前的一百多年中曾经深受其压迫和毒害，我们这一辈的人对此中梗概应该是深刻了然的。
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统治集团所主张和进行的一套“文化联系”，是根本谈不到甚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
无论它怎样巧于装扮，也终将掩盖不住它的侵略的真面目。
帝国主义者要把他们一套所谓的“西方文明”强行带入一切被压迫的国家，要这些国家的学校使用他们的课本和语言，要这些国家的人民跟他们一起过甚么美国生活方式，要把大量的诲淫诲盗的书刊和电影送到这些国家去泛滥流行等等，一句话，企图使当地的民族文化抬不起头来，枯萎下去，进而趋于消灭，使当地的人民抬不起头来，乃至根本遗忘自己的民族传统，以便于帝国主义者随心所欲地去摆布他们。
帝国主义者所搞的这一套文化侵略活动，正是为他们的侵略霸占行为打掩护，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冷战政策服务的。
他们正在多方面策划玩弄的“两个中国”的阴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正如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我们愿意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和进行合作，但是，凡是有可能出现所谓‘两个中国’局面的国际活动，我们决不参加。”
我们对于国际文化活动的一项基本态度也正是如此，毫不例外。
我们的体育组织去年为了揭露和反击帝国主义分子所布置的“两个中国”的阴谋而坚决退出了一些国际体育组织；
这些分子说甚么他们只谈体育，不谈政治。
这是十分可笑的。
玩弄政治把戏，为帝国主义的阴谋、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妄图分裂中国、继续霸占我国的领土台湾的侵略行为服务的，正是他们。
有些人以为借此可以把中国从一些国际活动的场合中排挤出去而自以为得计，也是十分愚蠢可怜的。
老实说，中国人民早已把问题看得清清楚楚，对于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所搞的一套思想文化侵略的策划和安排，就其全局来说，我们是根本加以蔑视的。
因为中国人民所主张和实行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对外文化友好工作，是符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因而也必然会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相反，随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伴随而来的是毒害和奴役，就必然会受到各地人民愈来愈强烈的厌恶和反抗。
我们所主张的自由平等的文化联系，符合于各国人民和各国公正人士的共同愿望，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一个总的趋向，因此是任何势力所不能抗阻的。
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工作
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正在日趋没落，社会主义的文化正在01日千里地前进；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民族文化在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中也正在欣欣向荣，走向新生。
这是一个对我们十分有利的形势。
各位代表，在行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光荣时刻，四面八方已经传来了各国朋友们热情可感的欢呼和鼓励的声音；
他们向我们提出了加强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美好愿望。
我们完全情愿、也完全有必要按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精神和原则、进一步开展同各个友好国家和各国人民的文化联系和友好往来，因为这将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事业。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是去年根据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定设立的。
一年以来，担负着相当繁重的任务，而我们又缺乏经验，工作中不免有许多缺点。
今后的对外文化工作，还必须在有助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下，遵循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组织国内各方面的人力物力去共同进行。
我们相信，依靠中国共产党和国务院的领导，依靠国内广大人民、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以及各个兄弟部门和团体的共同努力，对外文化联系和友好往来是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开展的。
关于我们的工作和我今天的发言，我诚恳地希望各位代表予以批评和指正。

地质队伍迅速壮大　矿产资源空前丰收
地质部李四光部长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这几个报告，不仅总结了我国在各个战线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提出了1959年的方针和任务，而且完全表达了我国六亿多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意志。
我国各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是任何力量都阻挠不了的，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不顾西藏人民的利益、背叛祖国、破坏统一，肆无忌惮地发动武装叛乱，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这就是一个证明。
现在请允许我就目前地质工作的情况和有关问题作一简要的报告。
1958年我国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一个全民全面的大跃进。
同样，作为工业建设先行步骤的地质工作，也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地质队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矿产资源获得了空前大丰收。
地质工作的大跃进，是在整风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人民共产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实现的。
现在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已建立了地质局，绝大部分专区和县也已设立了地质机构，专业地质队伍有了极大的发展。
同时，筹建了新的地质院校，大量地培养着后备力量。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全民办工业，全民找矿运动中，许多专、县地质队成长起来了，许多人民公社建立了报矿组织，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了大批的找矿报矿的积极分子，成为地质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
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专业地质队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就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广大的地质勘探工作网，有了这样一个广大的地质勘探工作网，就可以保证地质勘探工作高速度发展，迅速满足国家需要。
1958年极大地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1958年地质部门原定的任务是：
为十五年或者更短一点时间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准备好足够的矿产资源。
经过1958年一年的苦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除个别矿种以外，保证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品产量超过英国所需要的矿物资源已经绰绰有余了。
1958年我们极大地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完成的钻探工作量比1957年增长一倍以上，各种主要矿产已经探明的储量比1957年有了很大的增长。
其中探明铁矿储量较1957年增长一倍多，煤矿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其他铬、铜、铝、镍、铅、锌、汞、硼砂、云母、石棉等矿产储量，均比上年增加了一倍到二十几倍。
1958年群众性的找矿探矿运动，还发现了大量的矿点，总数达十六万个之多，约为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发现矿点总和的三倍半。
这许许多多的矿点，已经有一部分经过检查，其中肯定有工业价值的为数并不太少。
石油地质工作有了新的重大的进展。
不仅在四川找到了南充、蓬莱镇、广安等比较大型的构造，证实川中为一大的含油区；
而且在松辽平原发现了多层油沙的存在。
这个发现，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华北平原、苏北平原乃至渤海湾，从石油地质构造的观点来看，都是同一类型的地区，并且在这些地区中已经发现了油气苗的显示和飘流的沥青。
一年以来，在准噶尔盆地和柴达木盆地，开采和勘探石油的成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显示对塔里木盆地广泛进行石油勘探，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还有些有油苗和气苗的地区和若干可能储油的构造，正在进行勘查工作。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完成了大面积的综合水文地质测量，为干旱及半干旱地区开发地下水提供了所需的地质资料；
完成了三门峡、丹江口等六百余处大中小型水库及水电站工程地质勘测工作。
进行着松花江流域规划、松辽运河及世界罕见的长江三峡水电站的坝段比较工程地质勘察等等。
1958年地质工作的大跃进，也极大地推动了地质科学的发展。
我们在新的水平上编制了许多矿产预测图、地质图、构造图和水文地质图，同时还发现了一些新的矿床类型，因此对某些地区的矿产分布，如西南地区的砂岩铜矿、江南地区的煤矿和前震旦纪沉积变质铁矿等，获得了新的认识，从而为我国寻找更多的矿产资源打开了更加宽广的道路。
1958年的成就是极为巨大的，发展的速度是空前的。
但是，为着适应我国今后工业建设高速度发展的需要，我们还须作更大的努力。
1959年要鼓足更大干劲，探明更多的矿产资源
1959年是我国苦战三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
在这一年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将实现一个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
可以肯定，今后我国的工业建设也必将以很高的速度继续跃进。
这就要求地质工作必须迅速赶上来，并且能尽快地跑到工业建设的前边去，提供出数量更多、质量更好和分布更加广泛的各种矿产资源。
现在还有少数工业上必需的矿种尚未探明储量，在已有探明储量的矿种中，有的数量还不足，有的地区分布不均衡，有的缺乏富矿。
因此，我们必须继续鼓足更大的干劲，反对右倾保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力争1959年地质工作有一个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为当前和今后几年工业建设探明更多的矿产资源。
根据中央工业建设方针和工业各部门的需要以及目前地质工作具体情况，1959年地质勘探工作应以勘探铁、煤、铜、铝为重点，同时抓紧尖端工业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和国家急需的其他矿种的普查勘探工作，如石油、云母、压电石英、镍、铬、石棉、硼、金刚石等。
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根据这一安排，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在“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下，调配力量、合理部署。
当前对地质工作的迫切要求，还是必须继续提高速度，提高质量，把速度和质量同时抓起，大力推广在1958年行之有效的快速评价、快速勘探的经验，要以同样的人力物力，取得过去几倍的成果，全面地向多（储量多）、富（品位高）、全（一个工业基地所需的主要矿物原料和辅助原料尽可能全面满足）、广（分布广）的方向发展。
我们不仅要尽量扩大各种矿产的探明储量，而且要保证矿区的勘探程度和工业指标都合乎工业建设的要求。
在选择勘探基地时，要充分地考虑到工业需要的缓急和交通条件的好坏，使探明的矿产储量更便于工业部门的及时利用。
充分运用1958年经验，继续大搞群众运动
为了保证地质工作在1959年有一个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必须充分运用1958年大跃进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
1958年大跃进的事实充分证明：
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是地质工作高速度发展的根本保证。
由于各级党委对地质勘探事业的领导加强和在工业方面“以钢为纲、全面跃进”方针的推动，与大搞专业地质队的群众运动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一个“向地球开战，向深山索宝”的群众性找矿报矿运动。
其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一个县有数万人次上山，一个省有几十万、几百万人次上山，运动的发展是既深又广。
找矿办地质成为一种光荣的任务，“上山不空走，下山不空手”成为大家的一个行动口号。
不论上山生产的群众，不论下乡的干部，也不论人民解放军以及到野外活动的少先队员，都带一块矿石回来。
这样，不仅找到了大量的矿点，而且给群众对地质工作极其普遍和相当深刻的认识，使地质工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为我国地质勘探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1959年必须继续发扬群众的积极性，也必须结合其他方面的劳动生产展开报矿找矿运动。
在专业地质队中开展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广泛地运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慷慨无私传授给我们的新技术，并吸收其他各国行之有效的新技术，总结群众的经验，鼓励我们自己的创造和发现。
1958年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重要的是地质科学研究工作，没有能够很好地跟群众运动结合起来；
有的地方的地质工作不够踏实等等，都是不利于提高工作质量的因素。
今年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缺点。
在我们已经获得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更丰富的经验。
为了贯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让我们的地质工作和其他各有关部门的工作，紧紧地结合起来，跃进再跃进，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截断破坏中印友谊的逆流
丁西林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几位领导同志的报告。
现在我想就目前我国与友邦印度的关系，谈一谈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的重要性。
目前，在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划下，在西藏叛乱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相互呼应下，中印两大邻邦的友好关系遇到了某些困难。
这是关系到我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乃至亚洲各国人民的和平友好生活的大事，不能不引起我们十分关心。
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本来是在数千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中形成的。
我们两国之间从来没有过不愉快的纠纷。
因此这种友谊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充沛的生命力。
近百年内，两国人民更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相互支援，使这种友谊变得更加坚强了。
特别是自从伟大的印度人民获得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两大邻邦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地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向各国提供了处理相互间关系的范例，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在全世界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同时，将近十年以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迅速地发展，友谊的鲜花硕果在人民生活中普遍地开放和成熟。
所有这些，都是中印两国人民引以为骄傲的、同样也是亚洲乃至东方各国人民所极为欣慰的事情。
因为事实说明，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和巩固的中印友好关系，在人民生活中深深地扎根繁荣的伟大友谊，不仅是两国十亿人民的和平幸福的可靠保证之一，而且对于亚洲的和平和集体安全，对于整个东方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因此，全世界人民都欢迎这种友谊的发展，只有帝国主义及其一小撮追随者们才厌恶它，并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它。
帝国主义者对于亚洲人民的友好团结痛心疾首，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数百年来，帝国主义在东方进行殖民奴役的主要法宝之一就是分裂东方各国和各民族的友好团结，自己乘隙而入，坐收渔利。
如今，各国人民重新团结起来了，并且在大部分地区推翻了殖民统治，但是这并没有使帝国主义者心甘罢休，他们仍然在千方百计地挣扎。
例如臭名远扬的东南亚条约和巴格达条约，就是帝国主义今天用以分裂亚洲人民并唆使他们自相残杀的两大阴谋组织。
帝国主义者很清楚，中印两国十亿人民的友好团结是东方世界竖立在它面前的一堵铁墙，如果不首先把它打开，就将使自己碰得头破血流，甚至粉身碎骨。
因此帝国主义就千方百计地中伤挑拨，力图破坏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最近发生的西藏叛乱事件，在帝国主义看来正是大显身手的一个良好机会，因此它便动起手来要挖掘这堵铁墙的墙脚。
我国西藏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是在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长期策划下发生的。
现在叛乱已经迅速平定，这个可耻的阴谋已经落得应有的下场，照理帝国主义者可以去为自己的命运悲泣了。
但是不然，它们还要借此兴风作浪，破坏中印友好关系，企图从中捞回业已蚀掉的老本。
它们以煽风点火和幕后策动等种种卑劣伎俩，指使印度的一小撮干涉我国的人放肆叫嚣，企图在印度乃至整个东南亚掀起一股反对中国的逆流，来搅混亚洲人民的和平生活，达到其梦寐以求的卷土重来的目的。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的这一新的阴谋也只能以悲剧告终，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的大树是不会为任何暂时的邪风恶雨所损害的。
本来，中国人民消灭自己领土上的少数叛乱分子，并从而揭露和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印边界进行阴谋活动的罪恶渊薮，这对于中印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对于印度的安全、繁荣，以及对于印度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都是只有益处而无丝毫损害的。
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正确的认识，印度广大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胜利表示了欢欣庆贺的态度，印度的公正舆论界也纷纷响应，并针对帝国主义和干涉者的阴谋，明白指出中国内政不得干与，“潘查希拉”不容破坏，中印友谊不能损害。
印度印中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并在04月12日为此通过了一项决议。
决议说，“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应当受到各有关方面的尊重”，但“全国委员会还不安地注意到，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个内部纷争欣喜若狂，甚至还提议要给予援助。……这是对潘查希拉所体现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的严重破坏。”
决议接着说：
“外国帝国主义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务的这种干涉，不仅危及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安全，而且危及印度的利益和安全。
因此，全国委员会确信，在这种极其重大的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冒任何危险来容忍这种干涉。”
决议着重指出，“不应当让西藏最近发生的事件影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并呼吁“印度人民，特别是各个政党的工作人员和领袖们继续加倍努力，为发展印中两国的友谊、为争取亚非国家人民的自由和团结，以及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奋斗。”
我们认为上述决议中的这几点基本上说出了印度人民内心的感觉和希望，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但是，也值得指出，在所有这些公正而友好的呼声之外，印度一小撮干涉我国内政的人和某些印度的政治家却发出了荒谬的言论和叫嚣。
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怂恿下，也惟恐天下不乱，不惜用造谣、污蔑和歪曲历史事实等手段来煽惑人心，甚至滥用“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等庄严字眼来为自己肮脏的阴谋服务。
按照他们的说法，好像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应声虫在干涉中国的内政，而是中国在干涉印度的内政似的。
这真是颠倒黑白，无耻已极！
特别是在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散发以后，他们更加头脑发热，甚至有些异想天开了。
他们的声音已经和“美国之音”异曲同工或者毫无二致，他们简直是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这引起了我国人民极大的愤慨。
应该说，这的确是目前威胁到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一股逆流，它正在起破坏作用，因而是值得印度朋友们和印度人民严重警惕的。
作为中印友好协会的一个负责人，在这些日子我特别关心中印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前途。
我知道，这棵根深叶茂的友谊的大树现在遇到了一阵邪风恶雨。
这是一个考验，但是我坚决相信它能胜利地通过。
过去几年中我曾三次访问我们的伟大邻邦，同时在国内接待过数以百计的印度朋友。
在那个古老而美丽的国家里，我到处受到印度人民的热情包围，到处听到“印度中国是兄弟”的歌声，到处感觉到印度是一个具有崇高的自尊感，而又十分尊重别的国家的伟大民族。
今天，这些情景和感觉仍然在我的记忆中活动，这是中印两国人民心中的伟大友情，绝不是一小股污浊的逆流所能冲洗掉的。
我们两国人民正在严重警惕，正在奋起回击帝国主义干涉者及其应声虫的挑衅，为保卫伟大的友谊传统和“潘查希拉”而斗争，为巩固亚洲的和平安全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斗争。
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

连根摧毁帝国主义强盗的罪恶勾当
坚决击破外国干涉者的痴心妄想
唐生智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它各项报告。
原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进行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坚决的平叛措施，为捍卫祖国的神圣统一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为广大西藏人民的彻底解放开辟了光明的坦途。
全国人民，包括广大藏族人民，对此莫不感到欢欣鼓舞。
最近事态的发展证明：
西藏叛乱集团是里通外国、背叛祖国人民、违反佛教宗旨的万恶罪人，他们的幕后牵线者和支持者，是老牌的殖民主义“开拓家”们，和继英国殖民者衣钵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
西藏叛乱集团出于自己的反动的阶级本能，死死抱住喝人血以自肥的农奴制度不放，幻想长期过着骄奢淫邪的生活；
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西藏垂涎三尺，梦想殖民事业保留千秋万世。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之，西藏的反动叛乱集团就和帝国主义分子、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如胶似漆地结合起来了。
对于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我们应该以实际行动十分明确地表示：
广大西藏人民必须摆脱非人的农奴制度的压迫和奴役，西藏反动叛乱集团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帝国主义强盗们在西藏的罪恶勾当及其影响必须彻底揭露和连根摧毁，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痴心妄想必须坚决击破。
对印度某些政界人士不审时度理的人物，我们有必要在此进一忠言：
头脑清醒一点罢！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的任何干预，其结果都只能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丝半点好处不能捞到，到头来只能使自己碰得鼻青脸肿。
1958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伟大的跃进年度。
在这一年中，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建设事业飞跃发展，人民公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并且不断巩固，人民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这一切，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具有十分强大的威力。
继续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将使我们确有把握地实现今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
以四大指标为中心的1959年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宏伟的计划。
实现这个计划，存在着客观的可能性；
但是，也有许多困难和障碍。
要克服困难和排除障碍，需要我们按照总路线的指引，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事不懈的战斗。
1958年大跃进的伟大实践证明：
千条万条，政治挂帅第1条；
千计万计，群众路线第一计。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将人民群众的钢铁般的力量组织起来，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跃进计划。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取得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我们有可能洞察一切工作中可能发生的缺点和错误，并使这些局部的、暂时的、在前进途中不可免的缺点和错误，得以迅速克服和纠正。
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使全体干部深刻了解：
创造历史和推动大跃进的主体是群众，群众路线服务的主体也是群众。
因此，必须继续发扬优良的民主传统，遇事和群众进行推心置腹的商量，耐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
大是大非，小是小非，事无巨细，都应该在群众中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统一群众的思想认识和行动步调。
只有依靠了群众，我们才能无往不胜，无坚不摧，无攻不克。
在沸腾的群众生活里，在跃进的群众队伍中，作为一个细小的螺丝钉和一名忠实的列兵，我们都曾作过力所能及的贡献。
但是，在光彩夺目的群众的创造面前，我们又不能不感到自己投入的智慧和劳动，毕竟是如此微末和渺小。
仍然是一句老话：
形势逼人。
要想赶上大踏步前进着的群众的行列，就必须进一步地进行自我改造。
“君子乾乾，自强不息。”
在1959年大跃进的嘹亮号角声中，我以此语自勉，并以此语赠给朋友们和同志们。

中国人民对印度干涉者的挑衅不能再沉默不理
马寅初　竺可桢　邵力子　贝时璋　许宝驹　顾功叙　赵忠尧刘开渠　董聿茂　潘天寿　陆士嘉　严景耀　唐巽泽　冯宾符俞平伯　叶熙春　俞佐宸　倪斐君　童第周　蔡邦华　徐赤文代表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在这次大会中，我们听到了全国各族人民代表对于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欢呼，也听到了对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干涉中国内政的谴责，这是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发出的正义的声音。
我们，作为科学文化工作者，同在座的代表以及全国人民一样，坚决拥护政府平定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措施，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利用西藏叛乱事件进行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活动，表示无比的愤怒！
西藏从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我国人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平息武装叛乱完全是我国的内政，任何人绝对无权干涉，这是天经地义。
但是，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竟然野心勃发，在西藏问题上大做文章，掀起一个背弃万隆精神、反对中国、破坏中印友好关系的逆流。
他们居然公开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公然对叛乱分子表示什么“完全的同情”，叫嚣什么“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血口喷人地污蔑我国平息西藏叛乱的合法行动是
“危害亚洲的团结”。
他们还纵容叛乱分子在噶伦堡为所欲为。
对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这种恶毒攻击我国的谬论和不友好的行动，中国人民一直以中印友好关系为重，作了很大的克制。
但是，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我国的顾全大局是软弱可欺，竟至愈来愈胆大妄为，明目张胆地篡用被劫持的达赖喇嘛的名义，两次发表自欺欺人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甚至，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还纠集党徒，举行所谓“示威”游行，并且当着警察面前，侮辱我国人民伟大领袖的画像，这简直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
难道我国人民还能默尔而息吗？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种种对我国的恶毒诽谤和阴谋活动，是见不得天日的。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全世界所公认的。
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也曾经在1954年05月15日在印度人民院的演说中，指责过某些企图抹煞中国在西藏主权的言论，他说：
“在已往数百年当中，我就不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外面的国家曾经否认过中国在西藏的主权”。
尼赫鲁先生自己所说的数百年来没有一个国家所能否认的中国在西藏的主权，难道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一阵狂妄叫嚣所能抹煞得了吗？
如果说，因为西藏人不是汉人而应当“独立”，那么，按照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逻辑，印度境内的拉达克地方的居民也是西藏人，是不是拉达克也可以成立独立国家呢？
至于两个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更是谎话连篇，漏洞百出，不但闹出达赖喇嘛授权达赖喇嘛写声明的大笑话，而且话越说越糊涂，事情反而越来越清楚，狐狸尾巴完全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如果说，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曾经遭受过损害，倒也是事实。
但是，这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结果，不但绝不能够成为否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理由，相反地，只有更加激起我国人民的旧仇新恨。
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怀帝国主义，首先是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野蛮卑鄙的长期侵略，从1886年和一九○四年两次发动武装侵略西藏以来，它就一直觊觎这块宝地，他们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收买一小撮甘愿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作为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玩弄近代历史上所谓“西藏独立”的丑把戏，妄图分裂中国。
英帝国主义历来的一个重大阴谋，就是企图利用印度来实现“大英帝国”对我国西藏地方的殖民统治。
但是，历史无情，不但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阴谋在伟大中国人民的巨掌下，彻底破了产，而且英帝国主义还被伟大的印度人民从印度赶了出去。
现在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违反印度广大人民的意志，竟然接受早已送入历史博物馆的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妄图无耻地继承英国在西藏的“垄断权利”，他们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还利用其与英国的传统关系，而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
事实证明：
英帝国主义者的蛇头早已从洞里伸了出来。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20日在讲到所谓达赖喇嘛在印度发表的声明时说：
英国政府“还同印度政府就这个问题保持密切联系”。
伦敦美联社记者指出，英国政府正在同印度政府讨论将来是否承认中国有权管辖西藏。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公然鼓励印度“在中国面前是无须胆怯的。”
英国“每日电讯报”则怂恿尼赫鲁“大胆起来”，这不是英帝国主义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公然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吗？
然而，帝国主义总是帝国主义。
印度干涉者忘记了在英帝国主义奴役时代的祸灾，竟然妄图造成与英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干涉中国内政的局面，这不但是白日痴梦，而且必将把印度拖入陷阱，招致无穷的后患。
这是印度广大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印度“自由报”说得好：
“那些提出‘西藏独立’口号，危害印中关系的人，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他们也是印度最大的敌人”。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已经在亚非人民中越来越深入人心，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谁要迎合帝国主义的意旨，背弃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谁就会遭到亚非人民的唾弃，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
中国人民一贯忠实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始终为捍卫五项原则而不懈奋斗。
我们从来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也决不容许别人干涉我国的内政。
中国人民不要别国一寸土地，但也决不让别人抢走一寸土地。
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可以任意干涉中国内政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已经平息。
西藏地方的局势稳如泰山。
西藏人民从此摆脱了欧洲中世纪式农奴制度的枷锁，正在祖国大家庭中加速建设人间乐园。
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如果还要痴心妄想，那正像中国古话所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现在应该是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清醒头脑的时候了。

当前短途运输的关键问题
交通部王首道部长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报告。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突飞猛进，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党中央和各地党政的正确领导，以及全体职工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全国交通运输事业，也有很大的跃进，保证了以钢铁生产为中心的各项运输任务的完成，全年水路、公路、航空三方面所完成的货物运输量，比1957年增加一倍左右。
今年，以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大跃进计划，为交通运输事业带来了更为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正在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进一步贯彻“依靠地方、依靠群众、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主”的交通建设方针，依靠各级党政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大搞交通建设，综合利用各种运输方式，使长途运输和短途运输相结合，陆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相结合，在保证钢铁、煤炭等重要生产资料和粮食、副食品等重要生活资料及时调运的前提下，力争全面完成运输任务。
并且在执行今年第1季度的运输计划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
以这个季度完成的货运量与去年同期对比，民用航空方面增长百分之一百零六，地方航运和公路方面增长百分之七十，长江和北洋沿海干线运输方面，增长百分之五十三，从而为完成全年的运输计划奠定了基础。
全国交通运输部门在进入第2季度以后，正在展开着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红旗竞赛运动。
这个运动要求在保证安全和提高质量的前提下，多拉多载、快装快卸，加速运输工具周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运输能力，降低运输成本，千方百计地挖掘运输潜力，以适应国民经济大跃进的需要。
当前交通运输最突出的问题是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地区性和为干线集散货物的短途运输最为严重。
目前迫切需要加强从人民公社或生产现场到水陆交通干线这一段的运输组织领导工作
在整个交通战线上，当前突出的问题是交通运输跟不上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短途运输最为严重。
这里所指的短途运输是地区性的运输和为干线集散货物的支线运输。
这种运输既是物资流通过程中初级的运输阶段，而又紧密地同生产过程的运输联系在一起。
从地区范围来看，它包括了专区和县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运输；
从交通线路来看，它包括了县与县之间、社与社之间、水陆交通干线同城镇或生产现场之间的运输。
由于水陆交通干线毕竟只能沟通主要城市和主要工矿区，而不能通到广大腹地的每一个地方，因此不论工业品下乡或农产品外调，都需要经过短途运输集散货物。
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各种农副产品，小型钢铁基地和小型煤窑的生产和供销，以及各种商品的外调与内运，几乎都要通过一段短途运输，才能同铁路、公路、水路干线相沟通。
如果没有这种短途运输把地区性的经济事业同干线运输联结起来，就会严重影响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短途运输赶不上，就会在广大地区造成运输阻塞，影响到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并使铁路、水路、公路等干线车船停驶待货，造成运力浪费。
过去农村生产水平不高，物资调运不多，短途运输问题并不明显；
现在农业生产大为提高，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物资调运数量大为增加，问题就显得突出了。
过去农村劳动力不太紧张，还可以依靠肩挑背负来疏运物资；
现在农村劳动力普遍不足，旧有的运输方式已难以满足经常的大量的运输要求。
加之，短途运输上发生的问题，常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因此，短途运输就成为目前整个运输战线上的薄弱环节。
经验证明；
交通运输业与工农业生产都必须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相适应地发展。
发展工农业生产，必然要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
而且兴办工矿企业和扩大农业生产，首先要为生产资料的供应和产品运销打开通路。
发展干线运输，必然要发展支线运输；
而且干线交通越是迅速发展，就越需要众多的支线运输迅速跟上前去。
干线需要不间断的运输，支线也同样要有不间断的运输。
今年第1季度铁路货运量实绩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四，而主要担负短途运输任务的公路运输则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三。
这说明交通运输业同国民经济各部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环节都必须在全国统一计划的领导下，互相配合，互相衔接。
当前短途运输的主要问题是交通条件不好，运输力量的组织还有待于巩固和加强。
去年，各地在大搞钢铁生产的运动中，虽然修建了许多道路，疏浚了不少航道，也组织起来了不少的运输队伍，发展了一批民间运输工具。
但是，短途运输量大、面广，干线与支线的交叉点又多，道路和航道仍然不够，质量也需要提高。
而且去年一般是着重修建了钢铁生产基地的线路，许多山区工农业生产发展了，还缺乏相应的交通条件，特别是今春以来，由于农村劳动力不足，有些地区从原来已经组织起来的运输队伍中，又抽走了不少的车辆和劳动力，这就更加形成了短途运输通不过的局面。
今后随着地区性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商品性和自给性产品的增加，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全面开展，以及铁路干线的继续伸延，短途运输量将继续大量增加，这就更需要抓紧短途运输的组织领导和交通建设。
而目前迫切需要加强的地方，就是从人民公社或生产现场到水陆交通干线的这一段。
这是运输战线上的第1线。
根据今年全国水路、公路、航空三方面货物运输量估算，短途运输量将占总货物运输量的三分之二，运输任务很大，而运输能力不足。
为此，要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迅速把短途运输抓起来，加强组织领导，改善交通条件，扩大运输力量。
专区和县应全面领导好短途运输，有计划地进行交通建设，组织合理运输，加强对人民公社交通工作的领导
专区和县要全面领导短途运输，加强运输指挥，规划交通建设，并加强计划管理和运价管理。
在运输管理方面，应注意加强运输组织工作，特别是组织合理运输，提高运输工作的计划性，缩短货物装卸时间，加速车船周转，节约油料和配件，举办交通工业，加强运输工具的维修保养，以充分发挥现有运输工具的潜力。
在交通建设方面，应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来进行规划，并根据“农闲多办，农忙少办”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修建道路、疏浚航道，增造车船，建设港口，以改善交通条件，扩大运输能力。
各项建设，都要贯彻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主，逐步提高的方针，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
例如四川省，最近以来，在许多地方实现了“一网四化”，即建设农村公路网和车子化、索道化、轨道化、梭槽化，同时实行了装卸作业的土机械化，大大节约了短途运输上的劳动力，提高了运输效率。
这些经验，值得各地参考推广。
为了保证建设质量，提高劳动效率，节约人力，各专、县还应成立必要的工程建设队伍和道路养护、交通指挥、货物装卸与农业生产四结合的养路队伍。
专区和县在办好直接领导的运输企业、运输装卸合作社和办好专县范围内交通建设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对人民公社交通工作的领导。
这是因为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的交通工作是解决当前短途运输问题的关键。
从运输经营和运输收益分配上鼓励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办运输的积极性；
进行民间运输工具的技术改造，使用推广轻便、经济、易于制造的运输工具
办好农村人民公社的交通工作，首先要贯彻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多劳多得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级核算的原则，从运输经营和运输收益分配上，鼓励公社和生产队办运输的积极性。
由于运输工作比一般农业生产劳动的技术性较强，外出较多，担任运输工作的社员的收入也应略高于一般社员。
根据河北、山东等地的经验，人民公社办运输大体有如下的三种形式：
一种是“社有社营”，就是运输工具归社所有，由社经营；
再一种是“队有队营”，就是运输工具归生产队所有，由生产队经营；
还有一种是“队有社营”，就是运输工具归生产队所有，运输业务由公社统一经营，运输收入除去开支并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和少数管理费用外，盈余按各生产队调出的运输工具和人力，进行合理分配。
一般地说，专业运输应尽量采用“社有社营”或“队有社营”的方式。
因为统一由社经营比分散由生产队经营的效率高、收益多；
既便于组织管理和统一调度，又可以节约管理人员和管理费用，对于完成国家和公社的运输任务都有保证。
但是，副业运输则主要应采取“队有队营”的方式。
根据黑龙江省拜泉县的经验，专业运输队伍应该是“亦运亦农、以运为主”，就是以运输为主，但在运输不忙的情况下，也参加农业生产；
副业运输队伍应该是“亦农亦运、以农为主”，就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在农闲季节或突击任务时，也参加运输。
经验证明，凡是根据公社的具体情况，贯彻了上述精神和采用了上述办法的，广大社员办运输的积极性就很高，运输任务完成的就好；
相反，没有这样办的，就常常发生运力不足，物资积压的现象。
农村人民公社应在统一安排生产的时候，安排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专门从事交通运输工作，以巩固和加强运输组织，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
有些同志迫切期望在短途运输上更多地使用近代运输工具。
这种愿望，无疑是好的，但由于物质技术条件所限，目前还不可能有大量的近代运输工具放到这样广大的地区。
现有的汽车和轮船只能重点使用，放到主要运输线路上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县和人民公社办运输，主要的还是使用民间运输工具。
为了减少交通运输所占劳动力的比重，尽量节省劳动力，提高运输效率，必须大力进行民间运输工具的技术改造。
今年，应逐步地做好民间运输工具的定型工作，总结已有经验，确定经济合理的车型、船型，并逐步加以推广。
此外，专、县和人民公社都应有适当的民间运输工具的建造力量，有计划地进行工具的修理和制造。
当前特别要发挥手推车轻便灵活、制造容易的特点，适当发展一批手推车。
目前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线上，都已经擂响了大跃进的战鼓，到处红旗招展，捷报频传。
交通战线上的全体职工，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要赶上前去，特别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短途运输，力争按时、按量、按质地完成党和国家所交付的运输任务，让增产节约的红旗插遍交通战线的各个角落，以迎接伟大的建国十周年。

教育事业的深刻革命和空前发展
教育部杨秀峰部长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首先让我欢呼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讨平西藏叛匪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随着西藏叛匪的即将全部消灭，西藏人民将经过逐步的民主改革，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走上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这是西藏人民和国内其他各族人民非常高兴的事情。
英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妄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
他们又企图利用他们所制造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来掀起一个污蔑、反对新中国的浪潮，在世界人民面前，歪曲我国政府平定西藏叛乱的真象，这种阴谋也很快破产了。
我国政府十分珍视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但是，这种友好关系现在正受到来自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破坏。
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应该清楚：
站起来的中国六亿人民决不容忍他人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领土的完整。
中国人民将用最大的积极性来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增强国力，巩固国防，来回答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的阴谋和叫嚣！
关于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教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今后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任务，周总理都讲得很清楚了。
我现在只就一年来贯彻执行教育工作方针方面谈一点个人的体会，并着重对1959年教育工作的安排讲一些意见。
请各位代表指正。
1958年我国教育事业有两个突出的进展：
一是实行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展开了教育事业的巨大的深刻的革命；
一是实行了全党全民办学的群众路线，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事业的深刻革命
实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必由之路。
1958年各级学校师生，由勤工俭学到大办工厂农场，下乡下厂，投入全民大炼钢铁和秋收秋耕秋种运动，不仅支援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为国家创造了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使学校师生改造了思想。
他们过去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观点有了很大的改变，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加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提高了。
他们这样总结自己的收获：
“磨破了手掌，改变了立场；
晒黑了脸皮，炼红了思想。”
改变立场，炼红思想，这正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首要要求。
凡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得好的，文化科学知识的教学质量都获得了提高，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也有所增强。
这因为教师学生通过生产劳动的实践，获得感性知识和工农业生产的操作技能，教的人比较容易结合实际，学的人也就比以前容易学得深透而牢固。
由于生产实践的推动，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以及部分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级中学的科学活动，有了空前的开展。
据不完全统计，高等学校去年一年完成的科学研究项目，为1957年完成项目的十倍以上，所取得的成果超过了解放后八年的总和。
在最新科学技术的研究方面，也有了良好的开端。
去年冬季在北京举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上所显示的成就，的确表现出一个万马奔腾的大跃进的局面。
教师和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以后，结合着群众体育运动和卫生运动的开展，体质普遍增强了，患病者大大减少了。
以上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性，说明了全面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必然能够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得到发展，从而全面地提高教育质量。
一年来，贯彻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几条主要经验
一年以来，我们在贯彻执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过程中，得到下面几条主要经验。
第1，教育革命一定要以思想革命为基础。
去年各级学校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了“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教育方针大辩论、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等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
思想革命的深入，为教育革命准备了条件，没有思想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教育革命的胜利。
今后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不断地开展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
第2，贯彻执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必须把生产劳动正式列入教育计划，明确其目的性，并且对教学、生产劳动和学生生活有计划地加以安排，把劳动实践和理论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成为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
这是一个复杂的工作，需要具体细致地加以安排。
去年秋季曾有一些学校，由于缺乏经验，教育计划安排得不够好，上课少了些，教学质量就未能获得应有的提高。
目前已经注意改正。
第3，正确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重要环节。
贯彻执行教育方针以来，有力地扭转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但是不容忽视，轻视劳动、轻视实际的思想在不少师生中仍然存在，不是短期内所能清除的。
同这种思想作斗争，仍然是今后长期内艰巨的任务。
同时，片面地理解理论来自实践，只重视实际知识和直接经验，忽视理论知识和间接经验的思想倾向有了萌芽，也必须注意克服和防止。
只有把生产劳动和教学、理论和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当然，正像总理报告中所说的，“对于教育事业上的这样一个彻底的革命，我们现在还只具有初步的经验，工作中还有缺点，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特别有些具体作法还得进一步摸索研究，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方向正确，经过长期的努力，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新的教育制度必将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
全民办学，使我国教育事业获得空前发展
1958年，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一年内，在六千万人口中进行了扫盲工作，超过了过去八年的扫盲成绩；
工矿企业和人民公社举办了各级各类的业余学校，参加学习的约达三千万人；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
幼儿教育发展很快，入园幼儿达到三千多万，比1957年增加了二十七倍多。
小学生达到八千六百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
中等教育方面：
普通中学学生达到八百五十二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
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达到一百四十七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九；
1958年新创办的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入学人数达到二百余万人；
合计中等学校学生比1957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高等学校学生达到六十六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我国教育事业能够有这样空前的发展，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胜利，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也是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方针的胜利。
1958年教育事业全面大跃进的经验证明：
去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广阔的道路。
只有充分发挥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和广大群众的办学的积极性，在“全国一盘棋”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下，合理地安排全日制、半日制、业余的三类学校，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
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在我们这样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实行全日制、半日制和业余的三类学校并举，不仅可以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而且在当前生产任务繁重和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下，可以分别满足广大青年和成年人提高文化的要求。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和劳动时间的逐步缩短，全日制学校将会逐渐增加起来，成年人的业余学习时间，也将逐步增多。
我们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必须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
忽视普及或忽视提高，都难于迅速改变我国文化落后的面貌，达到科学和文化的高涨。
只有采用大量普及、部分提高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才能适当地解决数量和质量的矛盾。
我们用发展半日制学校、业余学校和厂矿办学等办法，来满足普及的需要；
另一方面，提高各级全日制学校的质量，并且在全日制学校当中，挑出一批学校，作为重点，着重提高质量，使成为教育事业中的骨干。
这样合理使用有限的力量，既照顾普及，又注意提高，既顾到数量，又顾到质量，教育的发展才具有主动性。
今年应该做好的几项工作
根据周总理报告中提出的文教战线上的任务，今年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去年大发展的基础上，着重整顿巩固，适当发展；
进一步全面地贯彻执行教育方针，大力提高教育质量。
为了顺利完成这个任务，我以为应该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继续积极地、热心地开展扫除青壮年文盲的运动。
巩固和发展各种业余学校，组织已经摆脱文盲状态的青壮年继续学习，以巩固和提高扫盲成果。
发展业余教育必须从服务生产出发，并且要照顾到劳动力紧张的情况，结合生产任务和中心工作进行教学，作到生产、学习两不误。
在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的地方，着重做好巩固提高工作；
还没有普及小学教育的地方，要积极进行普及工作。
各种半日制中学，一般应该巩固提高、适当发展。
高中和各级师范学校，以及基础薄弱地区的高等学校，应当有重点地发展。
二，对于1958年新建的学校，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整顿和提高。
为了保证提高各级学校的教学质量，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专署、县，都要在各级全日制正规学校中，分别指定一批基础较好的作为重点学校。
这批学校的规模不宜过大，在质量上应有严格要求，并且应该努力办好，作出成绩，创造经验，带动其他学校。
三、对教学、生产劳动（高等学校还有科学研究）进行全面的、妥善的安排。
目前需要总结一年来贯彻执行教育方针的经验，重新制定各级学校的指导性教学计划或教学计划的基本原则。
高等学校的基础理论课不应削弱。
中、小学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提高基本学科的教学质量，扎扎实实打好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础。
从今年秋季起，中、小学要根据师资条件，分别设置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课程。
设置最高限度课程的中学，凡有条件的，从初中一年级起，都应当设置外国语课，并且保证教好、学好。
生产劳动应该列为正式课程。
不同类型的学校，生产劳动和教学的时间所占比重应有所不同。
全日制学校应以教学为主，结合各级各类学校和专业的具体情况、学生的年龄特点等来适当安排生产劳动的时间。
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一般有三种基本形式：
一是在学校举办的农场和工厂中参加劳动；
二是由学校安排，下乡、下厂参加劳动；
三是参加一定的社会公益劳动。
生产劳动能与教学要求结合进行的，应当尽可能结合；
不能结合或不能直接结合的，也必须按规定时间进行，不应片面强调结合教学而重新发生轻视体力劳动的倾向。
学校现有的生产劳动基地，应当加以整顿，切实办好。
还应该根据可能条件，逐步订出具体的生产劳动计划和大纲，规定出对学生的要求和必要的考核制度。
掌握知识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但是如果学习负担过重，反而会影响学习效果，甚至会影响学生的健康，所以负担过重的现象应该注意防止。
四、继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理论教育。
关于政治理论课，除继续结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学习时事政策，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外，还必须加强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并且把这种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日常政治思想工作结合起来。
五、抓紧修订和编审教材的工作。
根据党的教育方针，修订中、小学基本学科的教学大纲，并编写通用教科书。
组织学校力量审查和编写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从中选择较好的教材推荐出版。
六、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教学为中心，在社会主义方向的指导下，继续发扬去年的跃进精神，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同时，要加强校内校外各方面的协作，以提高效率，减少浪费。
学校应该根据教学任务、专业特点、本身条件和发展方向，并且结合国家生产建设需要和本校的生产劳动，实事求是地制订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
七、补充、培养和提高师资，建立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是发展、巩固和提高教育事业的关键。
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现有教师的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服务。
并且要积极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有计划地组织教师的业余进修，提高现有教师的政治和业务水平。
同时，还必须积极地培养新师资。
采取长期培养和短期训练并举的办法，发展并办好各级各类师范教育，以大力培养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师资。
高等学校师资的培养，也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
除了留一部分毕业生作助教，在工作中培养外，一切有条件的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要担负培养研究生和进修教师的任务。
同时继续选派出国留学的研究生或进修生，以培养有较高科学技术水平的骨干教师。
正确地处理师生关系，对改进教学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在教学工作中，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到教学相长。
这就要求教师认真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爱护学生，对学生有严格要求，同时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改进教学工作。
学生要尊敬教师，虚心学习，同时也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对教师提出批评和建议。
在我们的学校中，这样的师生关系正在成长，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使它进一步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经验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是我们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
1958年我国教育事业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就，决定性的条件是在文教战线上确立和加强了党的领导。
生产跃进带动了文化革命，有明确的方向，走群众路线，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两条腿走路”，因而充分发挥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这就是我们巨大力量的源泉。
1959年的任务，要求我们在工作质量上大大提高一步。
只要坚决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总结经验，改正缺点，提高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任务。

警告外国反动派停止干涉我国内政
雷荣珂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全面地总结了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和第2个五年计划的第1年——1958年的伟大成就，尤其特别指出1958年我国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其中最主要的工农业产品——钢、煤、粮、棉的生产，都比1957年增长一倍以上。
报告更根据这个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规划了1959年经济战线上的任务，提出生产钢一千八百万吨，煤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的四项更大跃进的指标。
我认为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之下，必能鼓舞各族劳动人民加强团结，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实现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以四大指标为中心的继续大跃进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努力奋斗。
周总理的报告曾提到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武装叛乱事件，我完全拥护政府关于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平定西藏叛乱的命令，以及在西藏逐步进行民主改革等等的一切措施。
现在我驻藏人民解放军对原西藏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武装叛乱，已经在西藏僧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基本平息，叛乱分子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叛乱分子所勾结的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反动派的阴谋，也同样遭到完全破产和彻底粉碎。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在西藏内部，无论有任何叛乱以及如何平定叛乱，这是我国的内政。
周总理说：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反动分子的叛乱和这一叛乱的平定，是中国的内政，甚至力图侵略西藏的帝国主义者也无法否认这一点。”
凡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内政，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加以干涉，这是国际关系上的常识，也并非侵略主义者所不知道的。
但素称为我国友好邻邦的印度，在最近的西藏叛乱事件中，竟有不少事实证明她国内的扩张主义分子竟然直接干涉我国内政，支持西藏一小撮的反动分子的活动，而阴谋破坏我国的统一。
这是一个令人无比愤怒的事件！
印度反动派这种不友好的行为，竟是明目张胆的，尤其令人讶异！
04月18日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那篇伪造的，颠倒黑白，诬蔑我国，而且内容极端荒谬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有种种迹象都说明不是达赖本人的声明，而是印度扩张主义者和西藏叛乱分子所伪造，我们只要看平日亲近达赖的阿沛·阿旺晋美代表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就可以知道了。
他的发言中说：
“达赖喇嘛八年来无论公开讲话，或者对我们藏族官员的私下谈话，我们都没有听到过‘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统一的话。”
人民日报记者曾说过，“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侵略西藏的阴谋”。
这倒是一针见血的说明了印度扩张主义者，实际是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
而且在这篇“声明”中，通篇都找不到达赖本人自己讲话的口气，而都是别人在代他讲话的口气，这个事实，在受到舆论的批评之后，印度扩张主义者和叛乱分子，即狼狈地匆忙予以解释和更正。
可是欲盖弥彰的更正结果，乃使这篇“声明”，成为了达赖喇嘛授权达赖喇嘛所发出的。
这种前后的矛盾，使包办代替的狐狸尾巴，更加暴露了出来。
印度尼赫鲁总理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虽然屡曾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继续巩固中印友好关系，但印度干涉者却利用西藏叛乱来进行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活动。
他们除了伪造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之外，更露骨地发出了各种疯狂的叫嚣，胡说什么西藏应该是“独立国家”，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之类。
他们便想借此把西藏变成印度的附属地。
我们要正告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尤其是继承英帝国主义衣钵的印度反动派，不要以为我们因重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关系，而表示极大的忍耐和克制，就认为我们是软弱无能。
我劝你们要清醒些，我们的忍耐和克制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超过了这一限度，使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则破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印友好关系的责任，就要你们完全负起来。
在今日，具有六亿五千万团结一致的人民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她的内政是绝对不容许任何外国加以干涉的。
中国被外人欺侮的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印度干涉者，应该及早悬崖勒马，停止对于西藏的一切阴谋活动，如果仍旧执迷不悟，继续进行罪恶活动，必将自食其恶果。

“五四”文学的发展道路
邵荃麟
为了正确地评价五四时期的革命文学，我想首先要说明一下当时文学运动的一些情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特点，“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作了极其精辟的科学论断，这是在俄国10月革命的影响下和由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运动。
这就决定了新文学运动，只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革命道路，只能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去领导。
五四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还是在最初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政治的中心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
文学的中心任务则是“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
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是通过文学界的统一战线来发挥其领导作用的。
当时统一战线的内部也就有了斗争，即无产阶级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所坚持的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主张的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斗争。
这个斗争准备着后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裂，形成四十年来文学上两条道路的斗争。
革命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逐步走上集体主义的革命道路，而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学家则走向反人民的道路。
革命文学的队伍，正如鲁迅所说“愈到后来，这支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五四”以后文学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而决定它的则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
1921年党成立后，它在文化方面的任务是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为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而斗争。
那时，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已经深入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在文学上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在党刚刚建立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还极少，还很不成熟，不可能一下就形成自己的队伍，还不能立即展开像后来那样规模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
党只有直接和间接地通过革命小资产阶级作家来领导文学。
（在党成立以前，则由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团结和影响这些作家进行文学运动。）
苏联的革命文学理论和作品，当时都还没有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也还说不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
当时主要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要求，体现到文学创作中去。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在孕育和萌芽的初期，虽然这种因素却是引导文学逐步向集体主义思想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五四”初期的革命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大都是在走向集体主义道路的过渡时期中，他们看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看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瓦解和受伤，看到了10月革命的胜利，使他们一方面坚决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否定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他们对革命的理想还是在蒙胧的状态中，不可能一下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新与旧的矛盾。
然而无论如何，新的东西，即唯物主义的成份是在生长发展，并且是占主导地位的。
在政治上他们是肯定党所提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的纲领。
这使他们在思想上具有“五四”前中国知识分子还不曾有过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特色。
正是由于这样，才使他们能够在作品中体现了当时人民大众的革命要求，也即是无产阶级和党的政治斗争要求，才使党能够通过他们来领导当时的文学。
以上所述，是为了说明五四时期无产阶级思想和党对于文学的领导，也说明当时文学运动形势与后来不同的地方。
在评价“五四”文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彻底驳斥掉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修正主义分子的那种把“五四”文学运动看作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动论点（将在
“人民文学”05月号发表的本文前一段中已另有论述），但我们也不能用现在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要求去衡量，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进行评价。
以前有个时候，在有些人中间，似乎存在过这么一种简单看法：
认为五四时期的作品既然极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所以也就把它们看作单纯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忽略了它们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的意义，因而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它的历史价值；
在目前也还有些人对“五四”以来的新诗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
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相反，如果只就当时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或党员所写的作品来说明党对“五四”文学的领导，那也是很不够的。
毫无疑问，像李大钊关于文化和文学的论文，以及瞿秋白的作品和介绍苏联文学的论文等，是有极重要意义的，它们在文学思想上提出了鲜明的革命主张。
但文学主要是靠创作来表现。
一般说，当时无产阶级的成熟的作家极少，所以党还必须通过一些杰出的革命小资产阶级作家来领导文学。
鲁迅成为“五四”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就是如此。
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以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辉煌功绩，无疑地是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事业的功绩。
问题是在于如何具体地说明无产阶级思想对于他们创作活动和世界观的关系；
以及他们的创作活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关系。
以鲁迅来说，他当时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世界观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然而他是“五四”文化革命的主将，尤其是“五四”新文学的奠基者。
这并没有什么矛盾。
“五四”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固然由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部分人所组成，但统一战线内部却只有两条路线的斗争。
小资产阶级不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面，就是站在资产阶级那一面，它不可能有独立的政治路线。
鲁迅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面，坚决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
他不止一次说过，要“遵革命前驱者之命”，“听革命的将令”，愿意诚实地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
这是鲁迅的基本政治态度。
研究一个作家，首先要看他的政治态度，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政治态度是真刀真枪地表现在他的文学实践里。
1926年以前他在北京期间，以锋利无比的杂文为武器，向当时的封建复古派的“甲寅周刊”、“学衡”、欧化绅士陈西滢和“现代评论”派、军阀走狗杨荫榆以及1921年后向封建势力投降的胡适等人，进行了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的战斗。
那真是“凶猛的闯将”。
他那冷光闪闪的匕首所指的方向，不正是那时党所要打击的方向吗？
他那种英勇的斗争，不正是实践了党在那时候的革命任务吗？
而他那种最可宝贵的“硬骨头”的性格，不也正是劳动人民的战斗性格吗？
从表面上看，那时鲁迅仿佛是孤军奋斗，然而实际上他却是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并且由当时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所支持的。
鲁迅的这种“硬骨头”性格是和他那种韧性的战斗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这是鲁迅突出的风格。
他这种性格的形成，是由于他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注一）；
由于他深刻理解中国这个“僵尸的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所给予他的刺激；
而更重要的，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给予了他以鼓舞和希望。
“五四”以前，他还只能是孤独的“沉思”，而在五四时期，他就“呐喊”起来了。
俄国10月革命的胜利，也使他最初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这种硬骨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精神，在他那时所写下来、后来收集在“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的杂文中和他的小说创作中都十分突出。
主要是反映出他对于阶级统治的攻击和对于欧化绅士们的自由主义的鞭挞。
除了给予那些“正人君子”和欧化绅士们的致命的打击以外，像在“春末闲谈”、“灯下漫笔”、“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文章中，对阶级统治作了极锐利的剖解和抨击，要求“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要求“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要求有“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而对于那种“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式的”，或“媚态的猫”和“叭儿狗”式的各色各样高谈改良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的中国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一律予以深恶痛绝的鞭挞。
这种“硬骨头”性格到了“三一八”惨案时，显得尤其突出。
他指出了“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
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这时在鲁迅意识中实际上已经预感一个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将要到来了。
“五四”时期鲁迅写下了近三十篇小说，杰出地创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
在这些小说中，主要是暴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反映了辛亥革命时代的农村现实，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些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的没落，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
鲁迅小说中所反映出的深刻的社会意义，有时甚至是超过了作者自己的意图。
以“狂人日记”来说，正如他自己所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
这篇小说成为“五四”文化革命中反封建主义的最有力的一篇宣言，其特征就在于它的那种彻底的不妥协性，以及对于现实剖解的锐利性。
再就“阿Q正传”来说，论者多半就阿Q主义这个题目来探讨。
鲁迅自己也说过这篇小说的成因，这毫无疑问是重要的。
但我以为“阿Q正传”在客观上所达到的更大意义，倒是在于通过这个形象彻底批判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和提出了农民问题这两点上。
阿Q是在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妥协下牺牲的，即在赵太爷、钱秀才和假洋鬼子的“联合战线”下牺牲的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从辛亥革命中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反而遭受了更多的迫害，反映到政治上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更残暴的军阀统治。
从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中，鲁迅深深感到农民问题的重要。
在这篇和其他几篇小说中，鲁迅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不仅是“哀其不幸”，更主要的是“怒其不争”。
这就是提出了农民要起来斗争的问题。
我们大可不必把阿Q说成是个革命者来表示这篇小说的革命意义，正是因为阿Q还不是革命者，所以鲁迅才“怒其不争”，才提出农民要争的问题。
至于怎么争法，这自然是当时的鲁迅所不可能解决的。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
农民的走向自觉革命，主要不在于解决其意识上的“麻木”“自欺”等落后性，而在于要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和解决土地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到后来由毛泽东同志来正确解决。
而在党初建立时，即在党内，对于工农联盟和土地问题的认识也是不够明确的，那又何况于鲁迅呢？
然而鲁迅却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
这是当时一般革命知识分子所不易达到的。
而且这和托尔斯泰所提出的农民问题意义完全不同。
这里没有一些改良主义的气味，然而有一点倒是相似的，就是列宁说的，托尔斯泰提出的俄国农民问题，只有俄国工人阶级才能解决，那末鲁迅从“阿Q正传”中所提的中国农民问题，也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能解决。
这绝不是胡风之流所说的什么人道主义的问题，而是鲁迅所感到然而还不能明确认识和解决的革命问题。
鲁迅是清醒地实际地注视着社会现实的。
例如对于青年，他一方面是寄以极大的希望，要求他们起来“点火”，但同时对于小资产阶级青年那种追求个人主义的“解放”，他是不赞成的，而且指出其虚幻。
“幸福的家庭”里那个主人公的“理想”就给主妇“拍”的一巴掌打破了。
在“伤逝”里则更深刻地描写了子君的那种争取“个人解放”的幻灭。
子君终于回到老家去，而且死了。
这比当时一些天真地、浮泛地描写青年梦想的作品要深刻和实际得多，然而对青年怎样具体去参加革命，他的认识还没有后来那样明确，只是相信新生力量总是要胜利。
鲁迅之所以看得更为深刻，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辛亥革命后不少曾经幻想过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的没落。
这就是他在“在酒楼上”、“孤独者”中所描写的一些人物。
在上述这些小说里，不但表现了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色，也可以看到他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
鲁迅是通过艺术实践来体现当时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的。
在他那种正确、勇敢、坚决、忠实的战斗中间，有些看法是客观上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
正是在这样意义上，说明了鲁迅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五四”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
当然，我们也不必讳言鲁迅在这个时期世界观上局限的一面。
这在走向集体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知识分子是普遍的特征。
在鲁迅那些杂文和小说里面也还保留有进化论的残余，甚至虚无主义的色彩。
这里只谈一谈鲁迅所说到过的所谓“改造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的问题。
鲁迅在“阿Q正传”和其他小说中剖解了农民精神上的弱点，这是现实的和必要的，但正如前面说过，农民精神上的弱点并不能作为农民不能自觉起来斗争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理由。
农民还有他们坚强和斗争的一面，这一面鲁迅也许看得较少。
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实质应该是提高人民觉悟的问题，或革命的启蒙主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只有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才能逐步解决。
离开群众斗争，单靠文学是不行的。
例如“五四”文化运动就和“五四”爱国运动分不开。
中国的落后，主要由于帝国主义、封建阶级的压迫，而不是“国民劣根性”的问题。
这一点鲁迅是明白的，然而对于怎样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来改变这种情况，鲁迅在认识上却不很明确，进化论的残余思想和蒙胧的社会革命论观点的矛盾，使他常常陷于苦闷之中。
虚无主义情感之来，我以为和这有关。
1924—1926年，写“野草”中的一些散文时，恐怕是他这种矛盾达到最剧烈的时候，经过这一段剧烈的矛盾，在1925—1927年大革命的浪潮中，终于使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鲁迅创造出阿Q这个杰出形象，他的主观上固然有改造国民性的意图，但是客观上所达到的，却是一个农民如何起来斗争的问题。
所以在分析这篇作品时，我以为着重点应在这里，而不要只纠缠在“国民劣根性”的问题上。
当然，像胡风之流利用阿Q来宣传他们那套“精神奴役创伤”的“理论”，而实质上是为了诬蔑人民，那是荒谬绝伦了。
这个时期，鲁迅世界观中的这种局限性，并不足以隐掩他灿烂的光辉。
他在创作上既然和共产主义者取一致步调，他的思想中当然也已经开始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也即是反映在他作品中那种蒙胧的社会革命观点。
朴素的唯物主义才是他当时世界观中主要的东西。
而只有这样才能说明1927年以后他思想上的飞跃。
这样，也就使他的创作方法在“五四”以后开始从批判现实主义突进一步，具有新的特质，即开始有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虽然这种因素还只是萌芽状态的东西。
这倒不必像有些人那样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去找寻这些因素（例如“药”里的花环或乌鸦等等），主要是由于他对现实的认识上，已经开始接受了一些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论的影响，根本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和实际战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使他的创作能够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特别在他的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是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没有的。
然而他在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对于现实的发展，虽然肯定新的力量一定会胜利，但又不甚明了它如何胜利，所以在当时作品中就不能描写出现实的未来趋向，因此只能说是萌芽状态的因素，这种因素在1927年以后，就在他的作品中逐渐明确和发展起来了。
除鲁迅外，“五四”时期另一个代表作家，当然要推郭沫若了。
郭沫若1919年就开始写诗。
他一出现就显示了光辉的天才。
他那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和艺术上的独创性，给“五四”的新诗歌带来了强烈的生命，立刻把“尝试集”一类新诗掩盖了。
而更主要的，是他的诗歌对当时青年起了很大的政治和思想影响。
他最早的诗如“女神”“凤凰涅磐”等，虽然只是表现了彻底毁灭旧的、产生新的那种追求精神，但对于“五四”时期青年中间那种冲决旧的藩篱追求光明的怒潮，也即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却起了巨大的作用。
郭沫若早期的思想是受多方面的影响，比较庞杂的。
他有泛神论的思想（实际上是无神论的思想），有纯艺术的思想，也有初步的社会主义的思想。
他的“三个泛神论者”赞美了庄子、斯宾诺莎和加皮尔，而同时又赞美他们是“靠劳动吃饭的人”。
在诗歌上，他接受惠特曼、歌德、泰戈尔等各种人的影响，他赞颂一切“叛逆者”，而他自己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激情的“叛逆诗人”。
1919年的“匪徒颂”和次年的“巨炮之教训”中，他赞颂历史上一切民主革命者，也赞颂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他赞颂了托尔斯泰，也赞颂了10月革命。
他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1924年，但在1923年所写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论文中，已经指出胡适的文学改良运动，是“Bourgeois（资产阶级）的根性，在那些提倡者与附和者之中是植根太深了”，主张“把恶根性和盘推翻”，提出了要“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这是十分鲜明的革命态度，而在次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不久，就参加了1925—1927年的大革命和“八一”起义，一直坚定不移地为党的事业服务。
这也说明，在“五四”时期作为向集体主义过渡的革命诗人，在他世界观和艺术思想的复杂和矛盾内容中，作为其主导思想的，仍然是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而在创作上则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
尽管在创造社初期有过纯艺术的主张，在某一些诗中也反映了这种倾向（这和他“五四”前在日本时期，没有直接接触国内革命实践是有关系的），但这不是他主要的东西。
而正由于这样，他就很快抛弃了那种纯艺术的倾向，提出了革命文学的主张，而且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了。
在基本政治态度上他和鲁迅是一致的。
所以在评论“五四”时期鲁迅和郭沫若时，只能说他们在创作上流派的不同，而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给“五四”文学增加了强烈的色彩。
这中间有个人主义的东西，但也有集体主义的精神，而后者愈来愈成为主要的内容，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是建立于现实基础之上，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它同样反映了当时现实斗争中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要求。
这和鲁迅的作品中也具有浪漫主义的精神一样。
虽然，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更为突出，而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精神则更为突出，成为当时文学上两大流派。
但即使在艺术上也不应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因为在总的倾向上，都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不断进行自我改造的典范。
鲁迅总是经常在解剖自己，从不掩饰自己，这种自我改造精神使他终于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五四时期另外两位代表作家是瞿秋白和沈雁冰。
瞿秋白很早就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当时党内的杰出作家。
他的“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最早介绍了苏联文学，指出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
他的诗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
后来他又给鲁迅以很大的帮助。
但当时他主要精力是在党的活动方面，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较少。
沈雁冰（茅盾）在“五四”时期还没有从事创作，但是领导了文学研究会，为发展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出很大的贡献。
他要求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反对“闭了眼睛冥想他们梦中的七宝楼台，而忘记了自身实在是住在猪圈里”（注二）。
这是文学上革命功利主义的主张。
他很早就和党接触，“五四”时期他的文学工作是在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但是他自己的创作活动，却是1927年以后开始，所以这里不加以评述了。
当然，“五四”时期还有不少其他革命作家，不能在这里一一评述。
当时凡是爱国主义的作家，可以说都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战线中的成员，都为“五四”运动作出一定贡献。
从上所述，也可以简单地说明“五四”文化革命重要的一翼的新文学运动，是怎样在无产阶级和党领导之下成长、发展起来，正如“新民主主义论”里说，
“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正确地实践了党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任务，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因而在艺术上才能充分发挥现实主义的力量。
四十年来的中国全部革命文艺历史是现实地说明革命政治与革命文艺相互关系的真理。
而现在应该是我们认真地科学地来总结这些经验的时候了。
1959年04月
注：
（一）见瞿秋白文集第3卷“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二）见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
（这篇文章是作者的论文“关于‘五四’文学的历史评价问题”的第2部分。
全文将在05月08日出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
——编者）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群众政治工作的主要问题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基什·卡罗伊
1956年10月反革命暴乱在军事上被击溃以后（对于这一点，匈牙利人民将永远感激英勇的苏联军队和苏联人民自我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由匈牙利共产党人重新组织起来的党，面临着巨大的任务。
恢复和整顿的工作，不仅意味着重建房屋、修整街道、恢复交通，而且还意味着同反革命遗留下来的道义败坏和思想混乱进行斗争，这是一个更加困难、更加复杂的任务。
同时，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反革命“遗留下来”的东西，而且还在于他们在军事失败后的几个月中，继续进行煽动活动，来阻挠国家的巩固工作。
反革命的宣传力图让那些误入歧途的人们继续相信：
“10月事件”不是反革命，而是“人民革命”，是被“外国”军队镇压下去的。
此外，他们还在居民中加深犹豫不定的情绪。
这里只需要提一下，1957年头几个月，在“自由欧洲电台”支持下，围绕着
“木克”这一口号而进行的阴险的、煽惑性的秘密宣传，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木克”是“到3月再搞一次”（指反革命暴乱）这句话的缩写。
在这段时期中，当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群众在思想上还不明确的时候，反革命分子利用造谣惑众的方法，还能够给我们造成很多的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认识到列宁下面一段话的正确性，列宁说：
“知识分子团体在运用危言耸听制造惊惶这一武器时具有多么熟练的技术。
这的确是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
反革命的策划者巧妙地利用了党在过去所犯的错误以及党员和非党人士的失望心情，来离间群众和党的关系。
所谓“工人委员会”在一段时期中，在工人阶级内部还有影响，而“工人委员会”（虽然其中有些正直的、良善的委员）却是反革命的产物，基本上是反革命的工具。
必须进行耐心的工作，在劳动人民面前，揭露这些“工人委员会”的面目，并在后来加以解散。
在粉碎反革命暴乱以后，共产党人必须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以便动员群众支持工农革命政府，恢复和发展经济生活，重建劳动纪律。
当时共产党人相信，虽然存在着困难，但是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他们相信，正如卡达尔同志所说的：
“匈牙利人民不再要资本主义，农民不愿交还土地，工人不愿交还工厂，人民不愿失去经过辛勤劳动和顽强斗争而取得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成果”。
党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是耐心的，坚定不移的。
首先要说服工人阶级，把他们重新引上正确的道路；
然后依靠工人群众，去说服其他劳动阶层，把他们重新引上正确的道路。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匈牙利工人阶级清醒过来了，并且在提高生产上表现出这一点。
走在前列的是煤矿工人，从他们生产的提高上可以看出这一变化。
在反革命暴乱以前，1956年09月日产煤七万七千五百吨，11月降为一万吨，1957年05月日产量已达六万六千吨到六万八千吨。
煤矿工业的迅速恢复，使其他工业部门有可能得到发展，使国民经济有可能在反革命暴乱后半年内就走上正轨。
工农革命政府对待犯罪分子所采取的公平而坚决的方针、正确的经济措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慷慨援助，这些都给群众提供了这样一个历史经验：
即什么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另一方面，什么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实质。
在非常时期中，群众对这些经验是非常敏感的。
我们应在群众中作宣传鼓动工作，评价这些经验，并从其中得出思想上的结论，以鼓舞群众的积极性。
我们应该向他们解释，是什么国内外因素使我们有可能作到这一点。
我们要驳斥一系列关于“纯粹民主”的反革命“思想”和“民族共产主义”的“理论”。
我们要让工人阶级重新认识到它的历史任务，恢复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并且明确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不是知识分子，不是青年，而是工人阶级。
我们的任务是进行群众工作，以便从政治上、思想上也消灭反革命。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新的领导做到了言行一致。
党的领导人过去和现在都在群众中间，诚恳、坦率地同他们讲话，不美化事物，不作出在一定情况下不能够实现的诺言。
大家知道，反革命的煽惑一方面要劳动人民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忘记”告诉他们满足这些要求的条件是什么。
而党却向他们解释，只有在更好的生产成绩的基础上，才能提高生活水平。
我们不能长期依靠朋友的慷慨援助而生活，因为觉悟的工人阶级不能寄生在其他国家人民的血汗上。
匈牙利工人阶级应该从国家主人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应该了解，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更多的社会福利的源泉是更多更好的劳动。
从这一真理出发而进行的生产上的鼓动工作，逐月地改善了劳动纪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生产更加经济了。
我们提出，匈牙利工人在业务上是有技术的，有自尊心的，诚实的。
改进党在青年工人中的工作，加强党对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对于取得这些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青年工人更好地投入了各种政治活动和生产活动；
可以说党在完成其巨大的任务中，已经可以放心地依靠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了。
党经过深入的调查后，在去年09月作出了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决议，在过去半年中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决议在工厂中作群众鼓动工作。
大约有两千个共产党人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查了工人阶级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同四万五千个工人和经济技术人员进行了谈话。
这一调查本身就是党和群众的交谈和商量，很好地促进了相互的了解。
被征询意见的工人看到党这样关心他们，对他们这样相信和尊重，于是就坦率、真诚地提出了他们的问题、看法和愿望。
工人提出了很多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建议，而且其中一部分在调查过程中就已经解决了。
从调查工人阶级状况的共产党员的判断和经验总结中，可以看出反革命事件以后党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在老的有组织的工人中最强。
这些人是党的最坚定的基础，这些人的阶级觉悟最高，纪律性和战斗性最强，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但是，根据调查的结果，也看到在一小部分老的技术工人的思想中，社会民主主义的遗毒和小资产阶级观点还很严重，而我们企业的党组织在对他们进行改造方面作的并不够。
企业工人中最落后的一部分是辅助工人。
这些人流动性最大，纪律最差，党员比例最小。
因此需要对新工人作更多的工作，以便把他们也提高到最好的老工人的水平。
在企业群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有：
消除民族主义残余，克服反对农民反对知识分子的情绪，反对反犹太主义的斗争。
为解决上述任务，我们将准备宣传资料并利用各种报刊。
这方面需要提高党的工作水平。
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人基本上是同意党的政策的，并且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体会到这一政策的好处。
因此，宣传工作的基础是很好的，在这一基础上，运用正确方法坚定不移地进行工作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可以说，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关切地注视着党和政府的工作，看到了成绩，并且批评那些阻碍进展的消极现象。
工人已表明他们是有能力领导的，党经常在鼓励并指出他们的这种才能，以便让他们在处理国家事务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群众工作的另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是农村宣传工作。
反革命暴乱时期，农民很快就看到了所谓“人民革命”是试图让过去的地主们重新骑在他们的脖子上。
因此，为了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农民的子弟也参加了工农革命政府从11月04日开始组织的武装力量的行列。
虽然反革命和修正主义宣传在已经参加合作社的农民中间引起极大的震荡，许多合作社解散了，但是农民基本上是站稳了立场的，合作化这一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经受住了暴风雨的考验。
农民看到工农革命政府也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因而用好的生产和劳动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信任。
储蓄银行的存款额不断增加也应当看作是这种信任和工农联盟加强的标志之一。
当然，这些既不足以使我们弥补反革命在合作化运动上所造成的倒退的损失，更不足以加快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速度。
要克服农民的保守主义，要向农民说明，如果同意工农革命政府的一般政策，那么，农村也要建设社会主义。
还应当教育农村宣传员有耐心，善于和个体农民交谈，并正确地宣传政府的政策，引导农民靠近合作社。
收购制代替征购制，实行合作社农民的优抚金制度，改进农村的文化状况以及其他措施，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我们就根据这些，用卡达尔同志的话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他说：
“社会主义是优越的，而农村中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
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同志有一段时期不敢进行合作化的宣传。
他们害怕农民把宣传也看成是强迫。
而我们党的领导就告诉农村的共产党员们，要他们对农民的政治进步负责，不能袖手等待农民自动报名入社。
在合作化的宣传中指出苏联在农业上划时代的成就，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和中国的跃进是很重要的。
所有这些对今年年初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都起了作用。
根据3月10日的报告，自今年年初以来，已有二十七万六千九百五十二户农民加入了生产合作社，入社土地共有二百零五万六千九百七十八霍尔特（每霍尔特合八点五五市亩）。
这时，社会主义成分已占总面积的60.7％，占耕地面积的47％。
合作乡相继出现，截至3月10日止，已有一千一百三十六个乡合作化了，占总乡数的35％。
我们的宣传员通过这些斗争也有了进步。
在最近两年中，企业和农村的宣传工作都采用了新的形式，这些新形式在去年11月16日大选的准备工作中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在四、五周的大选准备运动中开展了最广泛的群众政治工作。
党的宣传员到企业、城市和农村中去，同每一个劳动者接触和交谈，向他们介绍党的政策、最近两年来的成就和我们的远景。
选举宣传工作的任务是提高党、工农革命政府和地方机关的威信，并加强它们和群众的联系。
我们的目的在于使劳动群众了解党的政策，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的支持者，并在选举中投爱国人民阵线的票。
国际问题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也占重要地位，我们通过这些问题，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执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工农革命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是和平外交政策。
回忆反革命暴乱时期的经验，我们可以向他们说明，虽然反革命分子一再唱“独立”的高调，但是如果帝国主义干涉成功，我国的独立就完了，而苏联的帮助却为我们保证了真正的独立。
我们的宣传员们坚决反对民族主义的一切表现，揭穿“中立主义”的宣扬者的假面具，并且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选举宣传中，我们十分重视介绍我国国民经济三年计划，通过当地具体事例说明三年计划的实现将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在选举运动期间，敌人也重新活跃起来。
“自由欧洲电台”企图诽谤选举，说这不是真正的选举，因为匈牙利没有第2个政党，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而没有反对派，因而也就没有民主。
针对这一点，我们的宣传员就向劳动人民说明解放前的情况，指出当时曾经存在过许多党派，但是没有一个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的；
为劳动人民利益进行斗争的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不能参加选举；
大部分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根本没有选举权。
反革命暴乱时也成立了不少党，但每一个党都只是忙于把土地还给地主、把工厂还给资本家的勾当。
我们的宣传员还谈到西欧的所谓“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的多党制是怎么回事。
这些事例使匈牙利人民清楚地懂得投爱国人民阵线的票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真正的利益。
敌人的宣传已经失去力量，选举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
98.4％的选民投了票，在全部有效票中，投党领导的爱国人民阵线的票的占99.6％。
可以说，通过这次选举，党群关系更加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同意党和政府的政策，并且希望继续执行这一政策路线。
匈牙利劳动人民投票表示拥护同苏联友好，忠实于社会主义阵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谴责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
在大选运动中，我们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都加强了。
在大选宣传中我们避免乱许诺言，并注意耐心、讲道理和以理服人。
我们的宣传员除了谈到国内和国际大事外，也谈论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问题，并且力图对他们的每一个问题给以解答。
当时全国约有五十万宣传员进行宣传工作，其中约有三十万是党员，其他二十万是由群众组织、爱国人民阵线推荐派出的党外积极分子。
我们组织了约十万个候选人提名大会，50％的选民，约三百五十万劳动者参加了这些提名大会。
在这些集会上，约有二十万人发了言，他们都谈了自己对一些政治问题的意见，谈到候选人的功绩、优点或缺点。
在城市、乡村和大工厂中都隆重地召开了选举大会，党的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成员都在这些大会上讲了话。
为各个劳动阶层召开的阶层会议也是成功的。
这些会议的优点是具体地研究了直接与该阶层有关的一些问题。
我们为教师、小手工业者和医生组织了这种阶层会议，也为今年首次参加选举的青年特别举行了会议。
在个人宣传方面，我们抛弃了过去旧的机械的方式，选择了新方法，就是让每一个宣传员都向他们的熟人和同事进行宣传。
在选举宣传中用直观图例宣传也是一种新的做法。
各级党委和群众组织举办了展览会，介绍当地工农业、文化生活和居民生活水平的进展。
选举过后，我们把选举中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方法保持下来并加以发展，以便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去。
我们从党所面临的任务中选择出具有中心意义的现实任务，解决了这一任务，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共产党人应当抓住的“中心环节”，牵动一环就可以带动整体，也就是说，其他一系列任务都可以随之解决了。
目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应当抓的中心环节就是加快速度完成三年计划。
苏联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对匈牙利共产党人、对匈牙利工厂和农业中的一般劳动者都起了鼓舞作用。
在讨论苏共第21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的过程中，我们的党组织提出了许多旨在迅速达到目标的具体建议和计划。
党中央在3月06日作出了决议，向全国人民倡议“1959年内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几个重要方面，如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生产成本、投资、劳动生产率、国民收入等，要达到三年计划中1960年的指标”。
最近两年半来的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觉悟和政治水平提高了，因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和节约生产提供了条件，从而使我们可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向前跨进一大步。
布达佩斯各企业劳动者们为了响应这一决议，在布达佩斯市委的倡议下，为迎接秋季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发起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并且得到了技术知识分子的一致拥护，切佩尔的工人们将计划节约一亿三千万福林（匈币）的指标提高到一亿五千万福林，超额完成中央规定的生产指标6％到8％；
全国最大的机车工厂马瓦格工厂决定超额完成生产计划5％，等等。
地方对中央的决议也进行了很好的传达，因此，不仅各地工人，而且国营农场和农业机器站的工人和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也都纷纷提出献礼。
为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四十周年组织的纪念活动也表明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加强了。
由于这些集会并不是由中央统一组织的，因此全国各地都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甚至最偏僻的农村小学中也举行了纪念会。
教师、共青团和少先队都积极热情地参加了筹备工作。
根据苏联的经验组织了“阅读革命事迹书”运动。
党的老战士和青年彼此接近了，党的伟大的革命传统和建设未来的任务结合在一起了。
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城市和乡村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些集会。
群众愉快地想到他们是匈牙利工人运动最伟大的革命传统的继承人。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以及留在国外的匈牙利革命运动的老战士也参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周年纪念活动。
这些活动加重了这个节日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性质，并且增添了这个节日的气氛。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从中发掘了新的潜力，并勇敢地运用这些力量来解决面临的一切任务。

“不是政治方面的”
舒楠
“印度对西藏的关心是历史方面的、感情方面的和宗教方面的，而基本上不是政治方面的。”
这是印度总理尼赫鲁24日到达穆索里同叛乱分子劫持下的达赖喇嘛会面以前，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次再次讲到的。
04月27日，他在印度人民院又讲到了这些话。
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最近一、两个月来，印度一些政治家通过许多报纸和消息，对我国西藏大做其文章，始而是“同情”、“关心”，继而又是什么“西藏独立”、“印度和西藏是母子关系”，连篇累牍，甚至公然侮辱我国元首，请问，这里面又有多少是“历史”和“宗教”？
这样赤裸裸的叫嚣，不是最反动的政治阴谋是什么？
就从印度报业托辣斯关于尼赫鲁总理和达赖喇嘛会见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也并不是什么“历史方面、感情方面和宗教方面”的关心，这位总理关心的也还是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几封信到底是真还是假，关心的是达赖喇嘛是否希望在西藏实行改革，诸如此类的问题。
请问，难道这也不是政治么？
尼赫鲁先生是一位政治家，他当然懂得政治是什么。
如果说印度这些政治家的这许许多多的反华叫嚣和侵略野心，都“基本上不是政治方面的”，莫非他把中国人民都当成白痴了么？
班禅大师回答的好。
他说：
“最近，印度有一些狂妄的人，利用西藏叛乱和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对我们伟大祖国进行攻击毁谤，破坏五项原则，干涉我国内政，鼓吹所谓‘西藏独立’，煽动反华情绪。
像这些人的这些言行，怎么能说并不属于政治方面呢？”
他又说：
“有一些对自己国家的佛教如此不关心的人，偏偏口口声声关心西藏佛教和西藏文物，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们虔诚地信仰宗教，但是坚决反对任何人借着宗教的幌子进行干涉别国内政的活动。
无论西藏人或者印度人，都应该对于这种人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让我们看看，他们两人的话，究竟是谁的更“公正”一些！

“五四”四十周年有感
萧三四十年前的今天，我来到了天安门前。
那时的天安门呵，
古老、阴森、灰暗，两座大山压住了它的双肩……但是那一天不比平常，人心激动似大海起了波浪。
五千杆小白旗——一片汪洋。
五千人喊口号震天价响：
反对凡尔赛的无耻分赃！
我们要打断二十一条锁链！
整个山东是中国的疆土，决不容许外国人侵占！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又站在天安门前。
今天的天安门呵，
光辉、灿烂、庄严，屹立在保卫和平的最前线。
五十万人大踏步走过，万树红旗抚拭着蓝天。
五十万人高声歌唱：
六亿五千万人民庆大团圆。
欢呼声中发出了怒吼：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来管，决不许外国人干涉我内政！
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这才是真正的“母子关系”。
至于我们和藏族人民历来就是骨肉兄弟。
我们要在世界屋脊上面建设真正的人间乐园。
西藏的两座大山也要搬开，哪怕像搬喜马拉雅那样困难！
一切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者听吧：
反帝反封建我们有传统，有经验。
“你们要向太阳扔掷尘土，只有弄瞎自己的双眼！”
（注）最后一句是印度谚语

伟大的“五四”
高士其“五四”！
伟大的“五四”，你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日子，在全中国人民的心窝里，你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记
忆。
你给祖国带来了新生和无穷的希望。
今天是你四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向你欢呼鼓掌。
四十年前的今天：
北京学生集会在天安门前，浩浩荡荡游行示威，愤怒的火焰烧毁赵家楼。
从这一天起：
在祖国的大地上，到处响起了嘹亮的青年歌声，学生和工人的声势越来越高
涨。
从这一天起：
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乡村到城市，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它领导着我们：
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你渡过了多少艰苦斗争的岁
月，踏着无数先烈的血迹前进，终于搬走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
座大山，六亿人民得到了完全的解放。
万马奔腾01日千里，祖国又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
高潮，大跃进的巨浪一浪高过一浪冲击着文化和技术革命的海
岸。
现在丧心病狂的西藏上层反动
分子，和外国干涉者们，竟敢蔑视中国人民的力量，妄想破坏祖国的统一与和平。
六亿人民的铁拳一定要把一切反动阴谋打得粉
碎。
六亿人民的怒火一定要把一切狂妄企图烧成灰
烬。

招贴画蚁美楷作

片言只语话当年
——关于李大钊同志和瞿秋白同志的故事
曹靖华
永生呵，普罗米修斯！
四十年前，有一个中学同学，他的外号叫“小古董”。
本来他不是“小古董”。
小学时代，他还深深地受了“饮冰室”的影响，像一株刚破土的幼苗，在骄阳下，在风霜中，都显露了新鲜活泼的生命力。
写起“作文”来，也颇含“饮冰室”风味：
“笔锋常带感情”，颇有“魔力”焉。
中学里，他的国文教师是一个老古董。
第1次在讲台上，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老古董就眼睛望着天花板，摇头晃脑，慢吞吞地宣扬道：
书不读秦汉以下，
意常在山水之间。
接着又说：
“意境要超脱，不为尘俗所染。
秦汉以下的书没有可读的”。
这样，“小古董”在他的“熏陶”下，不久就凌空而起，直往秦汉以上的云眼里钻。
写起“作文”来，越艰涩，越古癖，越得到老古董的赞赏。
对人生的看法上，“小古董”也形成了“一小套”“大道理”。
那就是：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好像背书似地，逢人就传布：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修齐治平之本在正心。
心不正，一切全夸，终至天下大乱。”
当时他深感到现实社会是“万恶”的。
所以他一触及现实，就痛心疾首地慨叹说：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他认为当时洋人的横行，军阀的混战，国穷民困，一切一切，都系之于“人心”。
所以他主张“个人革命观”。
就是说，个人修行好了，有了高尚的道德，就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人如此，自然就家齐、国治、天下平。
这样，洋人自然也不会再欺凌我们，军阀再也不会混战了。
“五四”运动爆发了。
“小古董”急转直下地从云眼里落到人间来。
他不但投入到大风暴里，参加了一系列的爱国运动，而且也写起白话文来。
这样，老古董眼里所赏识的“小古董”，却成了可憎的“小叛逆”了。
虽然如此，“小古董”的那“一小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却原封未动。
有一次，他一连读了李大钊同志在“新潮”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这两颗炸弹在他脑子里接连爆炸了。
“小古董”的“一小套”“大道理”化为乌有了。
可是他重生了。
重生之后，他额上滚着黄豆大的汗珠，瞪着眼睛，吃惊地说：
“天呀，我直到现在原是在脚朝天走路呢！”
………………………
马克思曰：
“人的生存决定人的意识”。
现在看来，连小学生都会背，但在当年，确如鲁迅说的在10月革命初年，在俄罗斯文学里发现了“世界上有两种人：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的时候，认为“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现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普罗米修斯从天上把火偷下来，传给人类，因而触怒了天神，牺牲了自己。
可是他取来的火，却驱逐了夜的黑暗，给人类带来了光明。
永生呵，我们的普罗米修斯！
用“粮”勿忘运“粮”人
鲁迅说得好。
他说，过去的统治者，为了推行愚民政策，都把“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堵塞起来”，“用秕谷来养青年”，“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注）。
所以他认为“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是“万不可缓的”了。
（鲁迅十卷集，卷五，页220—221）。
“五四”风暴中，有多少青年，勇敢地冲出樊笼，怀着强烈的求知欲，饥不择食地去觅求精神粮食呢！
鲁迅拿自己的短篇小说，瞿秋白同志拿自己的俄罗斯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供应了他们。
当时秋白同志还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
这以前，中国介绍俄罗斯文学，都是通过别国文字转译，尤其是通过英、日文转译的。
而秋白同志是当年寥若晨星的第1批直接从原文介绍俄罗斯文学的一个，而且是极出色的一个。
从他那细腻委宛、清新独创的表达中，已经露出这苗头了。
透过他的生花之笔，当年的读者像鲁迅所说：
“在蒙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
（全集卷四，页353—354）。
“伟大肥沃的‘黑土’里”生长出来的“粮食”是富于营养的。
秋白同志就是第1批直接的运粮人。
四十年后的今日，抚今思昔，缅怀往事，更是：
用“粮”勿忘运“粮”人。
全集注：
“指一种无希望、无创造、平凡畏缩、浅陋渺小的人”。
关于何凝的故事
秋白同志曾说，我们不骗人，但我们不能不“骗狗”。
谁都晓得，狗的生性凶狠，而嗅觉又格外灵敏。
它也就仗着这而受到主子的器重。
当年“狗”这个字是犯忌的，不能随便提，否则就招祸。
所以鲁迅曾在一封信里不得不提到“狗”的时候，就用英文字母拚了一个俄文字“Sobaka”来代替。
这样，即使会英文的“狗”，尽管它们去查遍什么牛津大字典、韦氏大字典，甚至“大英百科全书”之类的工具书也无用。
这就是当年不得已时要同“狗”兜圈子，使得那些“狗”“踏破铁鞋无觅处”呵！
在那严峻的时代，在文字狱极残酷，书信、文稿检查极严的时代，不得不经常用一些新的暗号来代替正常的用语。
人名固不用提了，就比如“左联”一词也不能用，而用一些政治意味极淡的什么“周莲”、
“莲姊”、“周家”、“莲小姐”等等来代替。
又如“白色恐怖”一词，更不能用，而采取俄文字的类似人名的音译“白雷太佬”来顶替。
鲁迅在短短几年间，用了一百多个笔名写文章。
这也是“狗”逼的结果，绝非作者古怪。
总之，凡此种种，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其目的是为了“骗狗”，为了使革命斗争能够进行。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吧。
三十年代初，左联在党的领导下，在文化和文艺战线上，同敌人进行了猛烈的白刃战。
在高压下，左联出了不少公开、半公开和不公开的刊物。
如“十字街头”、“文学月报”、“文艺新闻”、“文学导报”等等。
当时我在列宁格勒。
鲁迅用尽方法，突破了敌人对苏联的严密封锁，把这些刊物寄给我。
刊物上经常出现一些新的名字，熟识的名字几乎难以遇到。
可是不管名字如何变幻，一看文章，就知道哪些是出自秋白同志之手。
后来却也证明了这些判断之无误。
某年秋，我回国后，化名在一个学院教“中国现代文学”。
多少年来，不论鲁迅编印的刊物也好，画集也好，著作的单本也好，总是一出版都寄给我的。
“鲁迅杂感选集”出版了，照例也给我寄了一册。
可是当时“翻版”，尤其是乱“选”之风甚炽。
这类“一折八扣”的东西，简直泛滥成灾。
因此，对这部“选集”，也就未加注意。
不久，有一个当时参加地下工作的同学问道：
“何凝是谁？”
“不认识，”我答道。
过了些时，她又提起来：
“鲁迅杂感选集序写得真好呀！”
我想她又在提何凝了。
可是文章我还没有顾得看。
又隔了一个时期，我的功课进行到了鲁迅。
要阅读有关文章了。
这时想到“杂感选集序”，想到了何凝。
从书架上把“选集”抽下来，读着。
一开头就给人一种战斗的、明快的、与众不同之感。
大约还不到两页，读到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
呵，那细致而湛深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的分析，坚定、明快的文艺战士的风范，笔锋所向，令敌披靡的冲击……从古罗马神话直到苏联文学，站到理论顶峰的鸟瞰……总之，一切一切，非才华横溢、学贯古今中外、读破马列主义万卷著作者，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何凝，不是别人，而是秋白了。
越往下读，越坚定了这种看法。
待到全文读完之后，对这判断没有丝毫怀疑了。
因为相信这判断，所以给鲁迅写信时，也没有提一句证实一下。
1935年秋白同志牺牲了。
1936年“作家”第1期出版了，鲁迅照例寄了一册。
一翻目录，何凝又出现了。
题目是“关于左拉”。
何凝的名字既没有照惯例用黑框圈起来，也没有注明“遗稿”字样。
细看文章，又是秋白的手笔。
怪哉！
我怀疑起来了。
便中给鲁迅写信时，把自己的判断和疑问，简述了一点。
鲁迅在1936年05月15日的信里说：
“我的选集？
实系出于它？
兄之手，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
‘作家’？
第1期中的一篇？，
原是他的集子？
上卷里的东西，因集未出版，所以先印一下。
这样子，我想，兄的疑团可以冰释了。”
？
即“鲁迅杂感选集”。
？
二当时通信中，称秋白同志的代号。
？
鲁迅主持的文艺月刊。
？
即“关于左拉”。
？
即“海上述林”。

礼节篇
袁水拍
报载，印度国大党总书记出席了“德里西藏事务委员会”的活动。
在孟买，还有个“支援西藏委员会”，叫嚣印度要“承继”英国过去对西藏的“垄断权利”。
“德里西藏事务委员会”，如此称呼忒奇怪，顾名之后难思义，西藏的事务要德里管？
霉雨多，出麻菇，孟买也不让首都，再来个“支援西藏委员会”，扩张野心赤裸裸。
哎哟，国大党总书记阁下，
中国可有“北京比哈尔邦事务委员会”？
或者上海“支援阿萨姆邦委员会”？
是啊，真所谓牛头不对马嘴！
这是什么样的礼节和法律，允许把别国的内政干预？
这究竟是偶尔失去节制，还是尽量放纵某种贪欲？

访第1次党代表大会会址
李霁野
一炮声一响震神州，10月光芒射斗牛。
议事未终风雨急，匆匆又上小鱼舟。
二百年故国多灾险，殉难英雄数万千。
拔除三山终有待，小楼定策想当年。
三神州鼎沸物华新，星火燎原事果真。
壮举长征安大局，工农携手定乾坤。

人民公社的好处说不完
吕鸿宾代表的发言
1958年，跃进年，双喜来到大门前，人民公社建立了，各种卫星飞上天，农业增产两倍多，工业生产翻十番，人人工资领到手，实行了吃饭不要钱，从今走上幸福路，男女老少笑开颜，不骄傲，不自满，快马加鞭再向前，永远跟着共产党，幸福生活万万年。
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
我现在根据俺社的情况，把成立人民公社后的好处向大会说一说。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俺社从麦后就出现了许多矛盾，为了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大家酝酿要办大社，但是究竟怎么办好还不明确。
后来听了毛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全体社员一致拥护，很快就在原来三十个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一万零五百户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一成立，就从各方面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很多过去小社时办不到的事情成立公社后就都办到了。
拿合理利用土地种植作物来说，俺社十万亩土地，有黑土、有二性土，还有一部分山地，过去由于各个小社所占的土质不同，就不能根据社员和国家的需要来种植粮、棉、油料等各种作物。
如原来的爱国社种棉花的地很多，种花生的地就很少，前进、宋家桥两个小社花生地很多，但不能种棉花。
成立人民公社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在社的通盘打算下，既做到了因地制宜，又适当满足了社员对各种作物的需要。
同时，造林问题也跟着解决了。
过去几年来是青山不见林，原因是高级社时各个社都有点山岭，但都不多，加上粮食不富裕，为了多种点粮食，谁也不大关心造林，有的想好好搞一下，力量不够也达不到。
公社化以后，我们把所有宜林地带统一做了规划，设立了苗圃，组织专人负责，现在已有果树二十五万棵，用材林三十多万株。
在畜牧业方面，过去小社时，建个猪场不容易，一是劳力不够，二是饲料不足，更缺少技术、防疫人员，因此猪的发展不快。
公社化以后这些问题解决了，全社已由原有的四千多口猪，发展到一万二千多口，其中有母猪五千多口，不仅数目多了，而且大大增加了繁殖力量。
在兴建农田水利方面，是社员特别高兴的。
原来的三十处高级社，只有爱国、前进、向阳三个社水利上比较好，但经过几年也没有达到水利化，其他社基本没有搞什么水利建设，年年总要多少受些旱涝灾害。
水利未搞好的原因是渠道不能统一规划，劳力不能统一安排，一道渠要经过几个社，不是上游的社不想开，就是下游的社怕淹地，有时想联合搞一下，结果因大家都争水而搞不成。
举个例子来说吧，萝米庄村北紧靠洛河，水向南流，不用很多劳力，就可利用起来浇很多地。
但由于该村向南不远就是另一个乡，办起水利来对本乡好处不大，一直没有把洛河的水利用起来。
公社化后，原来的乡界、社界没有了，我们挖了一条渠道，把洛河的水一直引到城关，三十五里多长，能浇三万多亩地；
同时利用这条渠可建三个小型发电站，现在已经建起了两个，当安好电灯发电的时候，四、五十里以外的老人都叫儿孙用小车推着来看电灯，说：
作梦也没想到山沟里能发电；
利用这条渠我们还建立了十几个水利动力磨，誊出了用于碾米推磨的牲口一千五百头，解决了很多人每天早晨推完磨才能下地的现象。
张家当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妈妈说：
“我推了一辈子磨，这会才真正丢下了磨棍子。”
这种灌溉、发电、推磨三结合的渠道，全社共修了三道，使百分之五十的水浇地达到了自流化，由于公社统一设水阐，计划用水量，水利矛盾也解决了。
群众普遍反映：
“只有听党的话，才能办到这些事”。
由于人民公社以上这些优越性，就更加促进了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
全社粮食总产量达到六千万斤，比1957年增加了两倍以上，亩产由1957年的二百八十斤上升到六百五十八斤，社员收入每人平均八十元，比1957年的五十六元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三。
如果单拿原来的爱国高级社说，亩产则由1957年的三百七十斤，增加到1958年的一千二百斤；
社员纯收入，由每人平均七十元增加到一百三十二元，提高了将近一倍。
在社办工业方面，公社化以前，只爱国社有八、九种手工业，因劳力、技术困难，长期不能扩大。
其他各高级社困难就更多，连个修配组也建立不起来。
公社化后，人力、物力、资金能够集中使用了，很快就发展到炼铁、采煤、机械、水泥等二十种工业，总产值达到二百万元，比1957年增加了十倍。
去年全社共炼铁一百五十吨，炼钢三十五吨，改革了工具一万多种，五千多件。
我们自己已经能够制造五行播种机、风力水车、多管水车、切片机、打稻机、粉碎机、水轮机等。
这样就提高了劳动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为1959年的更大的跃进，打下了良好基础。
公社化以后，社员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更是很多人过去梦想不到的。
我们已经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全社建立了公共食堂一百一十七处，托儿所一百零二个，幼儿园七十八个，妇产院十三处，敬老院八十二个，不仅使四千二百四十个儿童入了托儿所和幼儿园，四百一十一个年老无靠的老人在敬老院里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而且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使五千多个妇女摆脱家务劳动，转入了工农业生产。
另外，我们还建立了不脱产的电影队、广播站、书店、文化馆等。
社员们对自己生活编的快板是：
“1958年，跃进年，双喜来到大门前，人民公社建立了，各种卫星飞上天，农业增产两倍多，工业生产翻十番，人人工资领到手，实行了吃饭不要钱，从今走上幸福路，男女老少笑开颜，不骄傲，不自满，快马加鞭再向前，永远跟着共产党，幸福生活万万年。”
各位代表，1959年是我们要争取比1958年更大跃进的一年，俺社全体社员已经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根据省委提出的计划指标，按照本社情况，制定了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
要求工业比1958年再翻一番，总产值达到四百万元。
农业生产要求保证亩产一千斤，全年总产粮食七千五百万斤；
棉花亩产一百斤，总产量五十万斤；
花生亩产三百斤，总产量二百五十万斤；
并大力开展多种经济，保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以上计划完成后，除交给国家各种税收及公共积累外，社员收入每人平均可达一百二十元，比1958年提高百分之五十。
我完全相信，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全体社员的一致努力下，我们的计划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一定能创造出更大更多更好的成绩，向伟大的国庆十周年献礼。
最后祝各位代表身体健康。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曹荻秋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平定西藏叛乱是我国的内政，决不容许外国干涉
上海一千万人民完全拥护中央政府平定西藏地区叛乱，维护祖国统一的英明措施，一致反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染指我国领土的阴谋。
西藏是我国的领土，我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平定叛乱，行使自己的主权，这是我国的内政，决不容许外国干涉。
帝国主义者借西藏事件大肆叫嚣，兴风作浪，印度扩张主义者也公开支持西藏叛乱，假慈悲地同情西藏人民。
他们真的同情西藏人民吗？
不，这是骗人的。
他们打着“同情”西藏人民的幌子，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但是，狐狸尾巴毕竟是藏不住的。
最近印度社会党领袖纳拉扬亲口和盘托出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野心。
他说：
“根据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旧协定，后者拥有对西藏的宗主权，而前者享有发展那个国家的垄断权利。”
又说什么在西藏“独立”之后，“印度成为这个垄断权利的继承者”。
从这里，我们看到印度扩张主义者嘴里所说的“同情西藏人民”的真实意图，就是继承英国侵略西藏的衣钵，“享有对西藏的垄断权利”。
不难使人联想起一连串事实。
为什么噶伦堡成为叛乱分子在外国的活动基地？
为什么印度官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为什么印度干涉者的言行，和帝国主义者的言行那样惟妙惟肖？
原因很简单，纳拉扬说得最诚实也没有了，因为印度干涉者自命为英帝国主义的继承人，当然他们就用英帝国主义语言来说话了。
说什么“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已经失效的宗主权”，说什么“西藏是独立国家”。
这些论调正如西藏谚语所说：
“羊头安在马身上——颠倒黑白。”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几百年来的历史形成的事实，谁能否定得了呢！
谁能一手遮天呢？
我们要正告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者：
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决不容许任何人染指我国的神圣领土，侵犯我国的主权，谁要敢于染指我国领土，侵犯我国主权，谁就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决不是软弱可欺的。
我们衷心地愿意继续发展和巩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坚持执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但是，我们决不容许别人干涉我国的内政。
上海人民十分关怀西藏人民，我们为落后、黑暗、残酷的旧西藏行将过去而欢呼，我们为西藏踏上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而加倍欢呼！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同意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全面地总结了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和第2个五年计划的第1年——1958年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提出了1959年继续跃进的宏伟规划。
从上海的情况看来，周总理的报告是完全切合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之一，十年来工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这些成就在上海一百多年来工业发展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为社会主义新上海的建设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十年之前，毛主席曾经告诉我们：
“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见。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之一，当十年前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全年的工业总产值不过是三十点九亿元。
经过三年的恢复时期，到1952年，工业总产值增加到五十九点九亿，也就是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三点七，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在这个基础上，经过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在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是一百一十四点三亿元，比1949年增加百分之二百六十八点五，比1952年增加百分之九十点三。
重、轻、纺织工业的比重，也从1949年各占百分之十三点六、百分之二十四、百分之六十二点四，变为百分之三十六点五、百分之二十六点九、百分之三十六点六，使整个上海工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毫无疑问，这些成就在上海一百年来工业发展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它为我们社会主义新上海的建设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初步基础。
但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所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生产力，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才更加充分显示出来。
1958年上海工业总产值一百七十一点三亿元，比上年度增长百分之五十点二，比1952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八十五点八，比1949年增长百分之四百五十三点五。
这一年增加的产值就有五十三亿三千万元，超过了1949年全年的总产值，相当于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产值增加的总和。
许多重要产品的增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
上海的钢产量，1958年是一百二十二万吨，而1949年是五千吨，只抵得上1958年第4季度一天的生产量。
上海金属切削机床的产量1949年是六百九十台，1958年是一万二千七百二十台（不包括简易机床）。
另拿上海解放初期占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的纺织工业来说，1949年产棉纱七十一点二万件，棉布六点四亿公尺，而1958年却是一百九十八点二万件，十四点四亿公尺，都增加一倍以上。
我想，不必再举更多的数字，我们已经可以看出1958年上海的工业战线已经推进了多么远，除了以“大跃进”相称颂之外，还能找得出更恰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吗？
去年的大跃进，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上，而且还表现在人们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上。
上海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忘我劳动的革命热情和坚毅不拔的革命气概是十分感动人的。
上海各阶层人民的进步也是很明显的。
人们在精神面貌方面的这些变化大大促进了我们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去年上海在各个战线的发展速度就全国范围来说还不是最快的。
从历年看来，上海工业生产的绝对数字是逐年上升的，但是，它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则是下降了。
例如，上海工业、手工业的总产值1949年占全国工业、手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八（不算手工业是百分之二十九点九），1952年下降到百分之十九，1957年下降到百分之十六点五，1958年下降到百分之十四点六。
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它是我们国家一年比一年好的雄辩的标志，我们都很高兴看到这种变化。
我们希望并且相信：
今后还会继续产生这种变化，总有一天，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同今天来比虽是增长了许多许多倍，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它不过占百分之点几或者还要少些。
到那时，我们伟大的祖国将不仅最彻底地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而且会出现成百成千的新的现代化的工业基地，真正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在怀仁堂这个庄严的讲台上向我们全国人民发出的战斗号召：
“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1个五年计划和第2个五年计划头一年的成就，它不仅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青春活力，而更重要、更伟大的意义还在于：
我们开始找到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更好的方法，这即是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人民群众的创造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我们的胜利，就是党的总路线的胜利，就是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在总路线的照耀下。
英勇奋斗的胜利，就是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胜利。
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在伟大的中国人民看来，它不过是新的战斗的起点。
以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为中心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就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
1959年上海工业生产任务，相当1952年总产值的四倍多，完成国家计划是上海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上海人民必须尽到的责任，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来完成
根据国家计划赋予上海的各项任务，1959年上海工业总产值预计为二百四十八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相当于1952年工业总产值的四倍多。
也就是说，1959年的上海，要抵得上1952年的四个上海。
完成国家计划是上海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上海人民必须尽到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完成国家计划分配给上海的任务，并且一定要力争超额完成。
用什么方法来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呢？
最主要的是开展一个规模巨大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
要放手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在不增加工人的条件下，使今年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或者更多一些，也就是说，要使今年上海的一个工人相当于去年的一个半工人。
经验证明：
我们在制订计划的时候，既要考虑到有利条件，又要预计到在大跃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目前遇到的就有某些原材料不足、设备能力不足的困难，今后还会有一些今天难以预计的困难。
某些原材料和设备能力不足，这并不是坏事，它正表明了我们在继续大跃进，表明了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新的矛盾。
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无比优越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生产力总是不停顿地向前发展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总是相应地不断上升的，那末，扩大再生产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要扩大再生产，就总会引起同原材料、设备能力以及劳动力的不相适应的矛盾。
我们的生产事业也就将在解决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在大跃进的道路上遇到困难是难免的，没有困难那才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问题在于我们对待困难采取什么态度。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有许多是并不需要作很大的努力就可解决的，有许多是必须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战胜的，一时还没有条件解决的只是极少数。
因此，只要我们不怕困难，并且用积极的态度依靠群众的力量去克服困难，今年的大跃进就一定能够实现。
谁如果在困难面前低头，不依靠群众的力量，低估了主观的能动性，那就会使许多本来经过努力可以克服的困难，也得不到克服。
这势必会妨碍跃进计划的实现。
在上海今年第1季度完成国家计划的过程中，是遇到许多困难的，最严重的是原材料供应不足。
但是，这些困难，在广大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得到基本解决，取得了第1季度的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十点二的胜利。
今年第1季度工业生产战线上的经验，不但同1958年大跃进经验一样，而且更为深刻地证明了放手发动群众的第1步，在于领导上是不是真正做到向群众交底。
工业企业的领导必须用一竿子通到底的方式，将形势、任务、计划、困难，统统向群众交代清楚。
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形式和上上下下一道来算细账的方法，在暴露出各方面的矛盾后，算出生产任务同原材料供应、设备能力以及劳动力之间的差距，以克服主要矛盾为中心，提出各项解决差距和困难的具体措施和具体办法。
各车间、工段、生产小组到个人，也以全厂跃进计划为纲，订出自己的具体保证计划。
凡是这样做的地方，制订的计划既是比较先进的，又是比较落实的。
有的工人说得好：
越算账，情况越清楚，越算账，办法就越多，越算账，干劲也越足。
放手发动群众的中心内容是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这是群众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算出差距、提出措施、订出保证之后，巧干就成为群众迫切的需要了。
今年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声势比去年更大，范围更广泛，内容也更加丰富。
不但许多大厂闹得热热烈烈，小厂也同样闹得热热烈烈；
不但老工人一马当先，青年工人也锐不可当，许多技术人员也热烈地下到车间，同工人商量试验。
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成绩是不小的。
有一些本来感到工时不足、设备不足的地方，也不发愁了。
生产十二马力柴油机和油泵、油尖的诚孚铁工厂，在第1季度中，工人提出了三千一百条建议，比去年全年增加一倍多，已经实现了八百一十条；
生产工人劳动生产率是去年分季平均数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三，个别小组达到一个工人顶去年四个半人的水平。
有一些本来缺乏原材料的地方，也找到节约代用的途径。
由于原材料供应不足，几乎有全部停工危险的生物化学制药厂，经过职工的努力，二百零四项革新项目已经实现九十九项。
他们用发毛、小便、植物蛋白质试制成功的半胱氨酸等十二种产品，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季度计划百分之五十九点七。
真如工人说的：
“天上无废气，地上无废料，地下无废液。”
他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前进。
我们在第1季度取得的成绩和全年任务相比又是很小的。
但是，它深刻地启示我们：
群众的干劲是无穷尽的，智慧是无底的。
只要我们在思想上坚决相信群众，在工作方法上善于放手发动群众，就一定可以战胜困难，实现今年的大跃进。
在工厂企业中，要继续发扬整风精神，坚持领导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是组织生产高潮、实现大跃进的重要关键
根据我们的切身经验，在工厂企业中，充分发动群众的首要环节，是继续发扬整风的精神，继续贯彻政治挂帅，继续坚持领导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断地改进人们在社会主义劳动中以及其他共同活动中的相互关系，永远保持遇事同群众商量的民主作风，永远坚持以说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把心交给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
凡是切实认真做到这些的，就能充分的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无穷无尽的智慧，排除万难，实现跃进指标。
目前具有这样作风的干部正在一批一批地成长起来，这是我们国家繁荣兴旺的保证。
但是，事物是发展的，人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
如果政治不挂帅，原来先进的可能转化为落后。
我们必须时刻把自己严格地放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先进的会更先进，落后的也可能转化为先进。
最近上海国棉六厂的一位工人同志给一位车间主任写了一张大字报，要他记住：
“整风运动结束了，整风的精神永远不能丢掉。”
这句话，语短心长，值得我们深思。
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又必须和集中领导相结合。
党的领导是群众运动的龙头，无论什么时候，群众运动的方向总是由龙头来决定的。
今年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比起去年一定是而且已经是更为广泛、更为深入了，这就更加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党在工业企业中的领导作用，进一步贯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且进一步发挥工会和团的组织作用。
我们必须发扬去年一浪推一浪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在一年之内，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提出适当的口号，一个接一个地有节奏地组织新的生产高潮，造成后浪推前浪、跃进再跃进的形势。
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我们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跃进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这次会议将要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计划、国家决算和预算，这些就为我们画出了一幅宏伟的图景。
只要我们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运用和发扬去年大跃进的成功经验，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我们选出的国家领导人员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跃进、再跃进！

研究农业科学变低产为高产
王保京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拥护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并要在实际行动上坚决贯彻执行。
现在，我把我们峰火人民公社峰火大队开展农业科学试验和科学研究的情况，向大会作个简单的汇报。
深耕细作，培育新品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我们的农业科学试验是从1952年开始的。
那时候，党和政府号召农民改进农业作务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而我们的玉米当时的亩产量只是一百八十斤。
这样低的产量，真使人着急，有好几个晚上我没有睡着觉，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把低产变高产。
白天就和同组的（当时是互助组）青年王正海、老农姚生枝一块研究，找出低产的原因是：
我们的玉米品种不好，耕作的方法粗糙，所以秆子长的不大，结的棒子小，颗粒不饱。
这时，我们就决心从种子和作务上下功夫，在党支部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种了一亩七分玉米高产试验田。
先改换了品种，“泾阳黄”改为“红心马牙”，又进行了去雄杂交授粉。
在耕作方法上，改浅耕为深耕，改大水漫灌为沟灌，还实行了分期施肥和施追肥。
经过三年的试验，搞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玉米种植经验，把玉米的亩产量由原来的一百八十斤，提高到1952年的八百多斤，1953年的一千三百多斤，1954年的一千五百多斤，终于把低产变成了高产。
还培育出“1504”、“1506”号两个玉米新品种，到1955年，“1506”号种子已在大面积田块上推广了，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
玉米高产试验的成功，良种培育，在大面积上推广增产的事实，把村子里的“空气”大大的改变了，很多人都来参加试验和研究。
原来不相信试验，把我叫“王疯子”的王俊英老汉认识也改变了。
在玉米场里过秤的时候，他说：
“把这一伙青年娃真没看出。”
王有福老汉说：
“现在朝代不同了，老眼光看人不行了。”
一些青年人紧接着说：
“对，现在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
有党的领导和支持，又有了几年的经验和周围群众的赞成，我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又开始给小麦和棉花打主意。
1955年，为了解决粮食和棉花在播种面积上的争地问题，我们开始了在同一田块上进行麦棉两熟的试验，并开始对麦子和棉花的品种进行改良试验。
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57年我们的麦棉两熟终于试验成功了。
在二亩二分的试验田里，共收小麦二千零十斤，皮棉二百二十四斤，平均亩产小麦九百五十七斤，皮棉一百零二斤。
到1958年，麦棉两熟就在七十亩的大面积上推广了，并获得了丰收，平均亩产麦子四百五十斤，皮棉九十七斤。
在这三年里，我们还培育出“烽选一号”“烽选三号”两个新棉种。
同时，在耕作试验上，创造出麦棉套种、育苗移栽，大麦收后直播棉子和小麦收后直播棉子的四种麦棉两熟的新方法，充分利用和发挥了土地的潜力。
我们一面进行试验，一有成功，一面就大面积推广。
推广中一发现新的问题，就又进行试验。
经过反复试验和大面积的推广，使我队的玉米、小麦和棉花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仅粮食一项的总产量，就由1952年的二十多万斤，增加到1958年的八十三万多斤。
棉花的每亩平均产量由1952年的四十五斤上升到1958年的一百二十多斤。
这就大大增加了全队的收入和改善提高了社员的生活。
1958年每个人平均收入达到一百四十多元。
由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
当然，我们队里粮食、棉花这样大的增产，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党的领导，是由于我们执行了党的总路线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执行了农业增产的“八字宪法”等。
不过，我这里主要是在说明我们开展农业科学试验对增产所起的作用。
普种试验田，进行科学研究，更好更直接地为生产服务
现在，农业科学试验在我们队里已经成了社员的普遍要求和自觉活动。
全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社员都参加了这样或那样的试验，钻劲很大，创造很多。
有“青年试验田”，有“四女丰产田”，有“老汉老婆试验田”，有“媳妇姑娘试验田”，有“夫妻试验田”，也有“兄妹试验田”，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在全队有进行各种试验的综合试验田（也是科学研究室的示范基地），这里边划了很多块，有原始品种观察田、杂交育种田，种子繁殖田；
有寻找大面积丰产途径的卫星试验田，有进行重复试验，解决争论的示范教育田，也有创造高额丰产纪录的竞赛试验田；
有三三制田园化轻作套种克服十大矛盾的万能田，还有“敢想田”，谁想到新的问题，谁敢大胆创造，就到这块田里去试验。
试验的项目也是五花八门，样样都有，如改良品种、施肥、密植、土壤改良、灌溉、植物保护以及田间设计等共有四十四项。
生产的发展，科学试验的普遍推广，客观的需要和我们自己的愿望，都要求把我们的试验研究提高一步。
到去年春季，我们大队在县委的亲切关怀和乡支部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农业科学研究室，办起了农业大学，开了农业技术的专业课程。
这就更加鼓舞了大家办科学的积极性。
特别是热心的男女青年们，几乎全部都参加了文化和技术学习。
大家都说：
这一下，咱们的科学试验和研究一定会更快的提高和发展。
我们的经验，证明了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试验是完全正确的。
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试验，并没有降低科学的“庄严性”，更不是把科学“庸俗化”了，“简单化”了，恰恰是使科学试验和研究有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够更快的普及，提高和发展，能够更好更直接的为农业生产服务。
这几年来，我们在农业科学试验和研究方面，是有一些创造，取得了一些成绩。
可是我们也深深地感到，要把群众性的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办好，真正起到推动生产的作用，确实不简单。
要做很多工作，要注意很多问题。
我在这里想谈以下几点体会：
一、农业科学试验要密切的结合生产和依靠群众。
开头我们的玉米高产试验成功，很快的就在群众中推广，大家继续搞试验，年年提高技术，年年增产。
棉花的试验也是这样，开头搞的“四女”棉花试验田，务的好，长得高，惹的老汉、老婆、媳妇、姑娘都搞棉花试验，棉花的作务技术很快的普遍提高了。
又如1955年我们的玉米长的特别好，可是中途发生了蛐蛐虫害，凡是被蛐蛐咬了的玉米苗，很快就变色死掉，当时的生产实际给我们提出了防虫保产试验的研究课题，我们起先用666粉试行紧急防治。
可是把药粉撒到地里却不顶事，立即就召集大家开会研究，有人说他把蛐蛐放进药粉袋子，蛐蛐还是不死，证明药力虽大，吃不到蛐蛐肚子，还是顶不了事，经过研究想出了用玉米糁子拌药，“勾引蛐蛐上钩”的办法防治。
结果毒死了大的没有毒死小的，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这时再发动大家讨论，经过反复的试验研究，结果找到了原因是：
药多了有气味虫不吃，药少了毒不死，玉米糁子太大、太硬小蛐蛐吃不进去。
我们对症下药，提出了有效的办法，这就是：
药要有分量，玉米糁子要小，再加上一些麸皮，还要搅拌香油，使蛐蛐觉得有软有硬，大小合适，油香可口，嗅不到药味，特别爱吃，这一次灵得很，撒药后蛐蛐全部死掉，一扫而光。
二、既要依靠群众自己的智慧，也需要专家和科学技术人员的帮助。
同时，室外的试验要和室内的研究结合。
不依靠群众，就没有基础，试验不易成功，更难以普及推广。
没有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帮助，提高会受到限制，有些较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难于很快解决。
事实证明，农民群众的智慧和科学技术人员的知识结合起来，会使群众的农业科学试验，研究收效更大。
譬如，关于防止玉米倒伏的问题，我们开始时研究采取根部培土的办法，没有顶事。
后来又采取搭架的办法，结果架又被风吹倒了。
经过大家研究，又采取开沟播种的办法，可是以后发现玉米发黄，我们以为是缺肥，就给上肥料，但也不解决问题。
于是，我们就同西北农学院的苏教授研究，他叫我们把土壤拿去化验，经过化验，发现是表面肥多，根下肥少，他给我们教办法说要开沟施水肥。
在施了水肥以后，果然玉米长的又绿又壮，一个也没有倒，一下解决了我们几年没有很好彻底解决的问题。
同时，根据我们的经验，还要把田间的试验和室内的化验研究结合起来。
例如：
今年我们队里的小麦，因为肥大、水多、长的特别快，可是早期就发生倒伏现象，我们为了防止麦子倒伏，给麦子施钾肥，撒草木灰等，有些青年人积极的很，给一亩地上一万斤，可是很快就发现上一千斤的，麦子倒伏的少，而上一万斤的，麦子却全部倒了，没有防住。
这时我们就在队里的科学研究室进行化验，发现上一万斤草木灰的，是钾肥太多了，使土壤增加了酸性。
经过继续的化验和在麦田里的实际试验，得出了“三、二、二”比例的科学结论，即肥料成分应含三成氮、二成磷、二成钾。
我们已把按这个比例配成的肥料，给卫星田和大面积丰产田都上了，效果很好，据昨天队里给我来信说，基本上防止了麦子倒伏。
三、要坚决服从和依靠党的领导，实行政治挂帅，不断与落后思想作斗争。
这是一个关系到工作能不能顺利开展，能不能做出显著成绩的关键问题。
在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中，既包括同群众中落后思想的斗争，也包括同自己思想上落后的一面的斗争。
在1952年，我们开始搞玉米高产试验的时候，提出亩产要达到一千二百斤，当时有人认为我们是“胡闹哩”，根本办不到，把我叫“王疯子”，“一千二”，并说：
“你们搞不到一千二，政府要叫你们赔哩”。
在这种情况下，弄得自己思想很不安，于是就向党去请示。
党支书给了我明确的指示，说“这是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一定要坚持到底，做出样子，用事实说服人”。
党的指示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搞了三年，到底在1954年玉米亩产达到了一千五百斤，比原计划的一千二百斤还超过了三百斤。
因为这次试验的成功，我们受到了党政的表扬和群众的称赞。
这时候，我却忽视了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是党的领导和大家的功劳，而却认为自己了不起，满脑子里的首长握手，记者照像，有点骄傲起来。
群众背后议论，当面讽刺，把我叫“省上干部”，说：
“神大了敬不下了”，把自己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了。
怎么办呢？
我又去找支部领导同志，党给了我耐心的帮助和教育，批评了缺点，指出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要我们试验小麦玉米两作复种，麦棉两熟，继续多想增产门路。
我们遵循着党的指示正在进行，刚试验出个名堂，却有些人说：
你们这搞法不是农业社的方向，说得我们正想收拾摊子打退堂鼓的时候，党又给了我们力量，鼓励我们说：
“方向不错，继续大搞”，并调派专门的科学人员具体帮助，结果我们的试验成功了，取得了更大的成绩。
我们坚决拥护政府平定西藏叛乱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我们的成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取得的。
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继续前进。
我们深深的懂得，只有在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工人农民自己才能够去进行科学技术的试验和研究。
并且不断的获得新的成就。
我们劳动人民，我们这一代的青年，衷心的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从心底里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可是帝国主义，却不喜欢我们的胜利，日夜盘算着破坏我们祖国的建设和统一。
最近西藏的叛乱事件，就是在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者的阴谋活动和支持下进行的。
他们勾结和支持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反动集团，企图保存西藏的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农奴制度，破坏我们祖国的民族团结和统一，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口头上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要继续巩固中印友谊，但他们实际上却在干着破坏五项原则和中印友好关系的阴谋活动，对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表示很大的“热心”和“同情”，并且由印度的外交官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想把西藏从我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搞所谓西藏“独立”。
对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者的这些阴谋活动，我们极端愤怒，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反动派干涉我国的内政。
我们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关于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和在平息西藏叛乱中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现在西藏的叛乱已经基本平定，西藏人民正在坚定地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
让外国侵略者和叛乱分子去叫嚣和哭泣吧！
倒霉的是他们自己，胜利是属于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的。
以上发言，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